李白與杜甫 · 杜甫嗜酒終身

詩人和酒，往往要發生密切的聯繫。李白嗜酒，自稱「酒中仙」，是有名的；但杜甫的嗜酒實不亞於李白。我曾經就杜甫現存的詩和文一千四百多首中作了一個初步的統計，凡說到飲酒上來的共有三百首，為百分之二十一強。作為一個對照，我也把李白現存的詩和文一千五十首作了一個初步的統計，說到飲酒上來的有一百七十首，為百分之十六強。當然，不能僅僅根據這樣的統計而得出結論，說杜甫的嗜酒還甚於李白。李白的詩文，遺失的比杜甫更多：李陽冰《草堂集序》謂李白在安史之難以來的八年間「著述十喪其九」，其後雖然屢經補輯，但散佚依然是不會少的。 因此，要肯定杜甫嗜酒不亞於李白，還應該從杜甫詩中去找進一步的證據。 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 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 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 ——《壯遊》 請看，這是杜甫的自白。十四五歲時他已經是位酒豪了！因此，到了壯年時期，他和李白與高適相遇，同游梁宋齊魯，一同飲酒賦詩、打獵訪古，氣味十分相投。高李死後，杜甫有《昔游》《遣懷》二詩反覆追懷，其情甚哀，愈令人想見當年浪遊的豪邁。 李白和杜甫，他們兩人那時候是特別情投意合的。他們有酒同醉，有被同共，有手同攜，有景同登臨，似乎比起一般的兄弟來還要親熱。 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 這是杜甫《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詩中的幾句，正是他們在山東一帶漫遊的時候，他們是多麼親熱呵！ 杜甫有《贈李白》七絕一首，大約是和《同尋范隱居》一首同時做的。但這首詩一向被人們誤解得很厲害。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一般的研究家們都認為杜甫在規戒李白。大家都知道李白好仙，故「丹砂葛洪」句是指李白;李白好酒，故「痛飲狂歌」句是指李白；李白好任俠，故「飛揚跋扈」句也是指李白。因此，不久前還有人在說，這詩是「李白一生小像」。這才真是片面的見解。人們不僅看漏了第一句中的「相」字，而且對於杜甫的真相根本沒有明確的了解。實際上杜甫是同樣好仙，同樣好酒，同樣「痛飲狂歌」，同樣「飛揚跋扈」的。 要說杜甫也「飛揚跋扈」，或許有人要特別反對。但請實事求是地來看看問題吧。杜甫自稱「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請問，這是不是「飛揚跋扈」？杜甫有一首詩叫《今夕行》，敘述他在咸陽客舍無事可做，敞開衣服和旅客們一道賭博，「憑陵大叫呼五白」，自稱為「英雄」，要像南朝劉毅那樣「家無儋石輸百萬」；請問，這是不是「飛揚跋扈」？杜甫自己是承認的，他自稱為「狂夫」，而且到了老來他還在說：「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可見杜甫並不自以為是文質彬彬的聖人君子。因此，《贈李白》那首七絕，決不是「李白一生小像」，而是李白與杜甫的雙人合像。 其次，廣文館博士鄭虔，是杜甫的另一位酒友——不，不是友，而是「師」。請讀那首慷慨激昂的《醉時歌》吧，詩題下原注「贈廣文館博士鄭虔」。 諸公袞袞登台省，廣文先生官獨冷。 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 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 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用！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 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 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 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 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檐花落。 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 相如逸才親滌器，子云識字終投閣。 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 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 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 這是天寶十二年（753）潦倒在長安時做的，時年四十二歲。痛快淋漓，仿佛在讀李白的作品。請看他對於鄭虔是如何敬佩，對於「痛飲」是如何傾倒！ 這位鄭虔，倒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老「博士」。他能詩，能畫，會寫字，會彈琴，而又是星曆家、醫藥學家、兵法家。他最有趣的是飯吃不飽偏好喝酒，沒有錢便向朋友討錢去喝。好朋友蘇源明便是他討錢的對象，「賴有蘇司業，時時乞（給）酒錢。」（《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酒後愛向天彈琴（「嗜酒益疏放，彈琴視天壤」，見《八哀詩》之七），又常常自稱為「老畫師」（「酒後常稱老畫師」，見《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缺為面別，情見於詩》）。 這位先生在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叛變時，陷沒在洛陽。後來逃回了長安，但仍然被謫貶為台州司戶參軍，以廣德二年（764）卒於台州（浙江臨海縣）。杜甫既尊敬他，也同情他。死後有詩哀悼，認為從此天下沒有文章了。（「文章掃地無」，見《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蘇少監即蘇源明，與鄭虔同年去世。）杜甫還在長詩《八哀詩》中加以哀悼，鄭與蘇是和李光弼、張九齡等人被同等看待的。 其後肅宗乾元元年（758），在長安任左抬遺，杜甫也並沒有因官居諫職而停止好酒。《曲江二首》之二是最真實的紀錄。詩是七律，只切取其前四句如下：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 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這和李白的「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襄陽歌》），有什麼不同呢？不同之處，僅僅是浪漫與寫實有所偏重而已。每天都要質當衣服來喝酒，而且要喝到「盡醉」。沒有衣服進當時，便賒債，而且處處都有「酒債」。酒太喝多了，不傷身體嗎？顧不了那麼多，反正人活到七十歲是很少有的。杜老實在是拚命在喝酒——說他「拚命」，一點也不誇大，這是他自己的說法。另有《曲江對酒》一首是同時之作，中有這樣的兩句： 縱飲久拼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 為了要「縱飲」，便不惜拋開職務——「懶朝」。虛應故事，上朝應卯，有什麼用？別人看不起，只有那麼回事。和世道合不來，倒是千真萬確的。 在長安任左拾遺時分的詩，不妨再引兩例吧。 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 徑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偪側行，贈畢曜》 這就是《醉時歌》裡面的「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的漫衍了。 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 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樂遊園歌》 就有幾根白頭髮，哪裡就能把酒拋掉？就用大海杯罰我一百杯，我也不推辭！別人不理我，我只朗誦我自己的詩。沒有穿戴上朝衣朝冠的杜甫，和「斗酒詩百篇」的李白，為了縱飲不惜傾家破產的李白，似乎沒有兩樣。 杜甫這樣拚命嗜酒的態度，從少年到老，一直到他臨終，都沒有改變。 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 ——《水檻遣興二首》之二 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絕句漫興九首》之四 以上是在成都時的詩。 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 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 ——《陪章留後侍御（彝）宴南樓》 以上是在梓州時的詩。 早歲與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酒不失真。 ——《寄薛三郎中據》 以上是在夔州時的詩。蘇即蘇源明，鄭即鄭虔，杜甫說他們去世之後，自己依然在認真好酒。 特別是在夔州，有一首詩活畫出了杜甫好酒的情況，也活畫出了一個真正的杜甫。詩的題名是《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七言，凡十四韻。那時杜甫已經五十六歲了。這位老詩人本來是一位騎馬的能手。他也喜歡馬，詩集中歌頌駿馬或哀憐老馬的詩屢見。有一天，夔州刺史柏茂琳招宴，他騎馬醉歸。從白帝城跑下瞿唐，「低身直下八千尺」，使路旁的白堊粉牆像電閃一樣急轉。他因為有本領，滿不在乎，把馬鞭垂在手上，不提韁繩，放馬飛跑。馬跑得來渾身是汗，雄猛難當。詩人自己很得意：「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我這個白髮老人一向是使萬人駭目的，我自己有本領，年輕時就能騎馬射箭了。」——這倒不是虛誇，他曾同李白、高適一道騎馬打獵，有詩紀其事。）但哪料得馬失前蹄，一下把他摔下鞍來，跌傷了，在寓里睡在床上養傷。就在這時候，朋友們來慰問他。詩人拄著拐杖，還由童僕攙扶著起來應酬。慰問者是攜帶著酒肉來的，於是賓主都開口大笑，相互提攜，在一道流瀉著清泉的溪邊，席地而坐，開懷痛飲。 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 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杯中淥。 好不痛快！又有酒，又有肉，酒罈酒罐，肉盤肉串，堆積得如山如巒。還有琵琶和羌笛的合奏，大叫大喊，乾杯乾杯！太陽西斜了，哪用管它！詩人完全忘記了自己受了傷，而且對於別人的關心還認為是多事呢。 何必走馬來為問！ 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 這是詩的最後兩句，是詩人在「喧呼」中的「喧呼」。——「不要管我！落馬受傷有什麼要緊呢？不用談它！嵇康做過一篇《養生論》，會講究衛生的吧，然而殺了頭！你難道不知道？」這真可以說是要酒不要命了。（「走馬」二字當是指自己「醉為馬墜」那件事，不是怪客人騎馬而來。） 大曆三年春，由白帝城放船出峽以後，沿途都在喝酒。特別在江陵，遇見了尚書李之芳、秘書監鄭審，他們一同會集，《宴胡侍御書堂》，飲酒賦詩。杜甫所作的五律一首，有「吾儕醉不歸」之句。但在席散後，接著他又同李之芳兩人月下對酌賦詩，詩題為《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題上雖然沒有說到飲酒，但詩裡面是敘述得很明白的，竟然喝了一個通夜。 湖月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 久拼野鶴如霜鬢，遮莫鄰雞下五更。 這時杜老五十七歲，身體已經很衰弱，然而酒興卻是一點也不衰。「久拼野鶴如霜鬢」，就是說我總要拼掉這條老命。「遮莫」是儘管，儘管鄰家的雄雞叫破五更天，使得東方發白。實在是豪情不減當年。（「下五更」的「下」字，我解之為破，攻破城池曰「下」。） 飢藉家家米，愁征處處杯。 這是《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中的一韻，就和離不開吃飯一樣，也離不開喝酒，而且都要靠朋友周濟。 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 這是《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中的一韻，具體地提出了一個靠朋友慷慨的例證。 人人傷白首，處處接金杯。 這是進入湖南境內的詩，題為《發白馬潭》，白馬潭在岳州巴陵縣。杜甫進入湖南以後，他一直住居在船上。但他的船是被酒罈酒罐擠滿了的。《回棹》一詩中有這樣的兩句： 巾拂那關眼？瓶罍易滿船！ 不想再徵引了。總之，杜甫的嗜酒並不亞於李白，有他的大量詩篇可以證明。新舊研究家們的眼睛裡面有了白內障——「詩聖」或「人民詩人」，因而視若無睹，一千多年來都使杜甫呈現出一個道貌岸然的樣子，是值得驚異的。 最後不能不接觸到杜甫死於牛肉白酒的那一場公案了。杜甫以大曆五年（770）夏四月到了耒陽，不久便突然死去了。唐人鄭處誨的《明皇雜錄》載其事：「杜甫客耒陽，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令嘗饋牛炙白酒，……甫飲過多，一夕而卒。」處誨，鄭餘慶之孫、鄭澣之子，《新唐書》作「處晦」。案兄弟四人名《唐書·鄭餘慶傳》作允謨、茂諶、處誨、從讜，均從「言」旁，當以作「誨」為是。太和中（827—835）進士，上距杜甫之死僅六十年左右。史稱其人「方雅好古」，所述杜甫死因不會是無稽之談，故新舊《唐書·杜甫傳》均從其說。 關於在耒陽阻水、縣令饋送酒肉事，杜甫有詩紀之。題為《聶耒陽以仆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於方田》。詩系五言，凡十三韻，敘述到聶縣令由耒陽送信去，在渺茫的大水中找到了他。他稱聶令是聶政和聶嫈姊弟的後人，義士和烈女的流風餘韻由縣令承繼下來了。說到不久前由詩人的朋友狄博濟——狄仁傑的曾孫，曾經稱讚過聶令是一位人材，是前朝翰林的後人，做一個小小的縣令是委屈，是大才小用。這樣看來，這個聶令顯然不是什麼壞人。 聶縣令知道詩人為洪水所阻，經歷了「半旬」，他便送了酒肉去慰勞。杜甫認為禮遇甚厚，可以解憂。「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醥」。字面上說的不是「牛肉」而是「肥羊」。但肥羊在這裡是修辭，出處是《詩·小雅·伐木》：「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既言「禮過宰肥羊」，可見是牛而不是羊了。 詩中還夾敘了長沙臧玠之亂，詩人是因為避難而至耒陽的。這一方面表明了詩人關心國家大事，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詩作於大曆五年夏季。臧玠之亂在四月庚子（初八日），杜甫為避難而至耒陽，時令毫無齟齬。 但在這裡卻產生了問題。人們以為牛肉白酒無致死之理，說杜甫死於牛酒是誣枉杜甫，醜化杜甫，是有意的捏造。 首先是有人假借韓愈的名義，做了一首《題杜子美墳》，提出了這個問題： 當時處處多白酒，牛肉如令家家有。 飲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無飽死？ 作偽者加以揣測，以為杜甫是在水中淹死的，他和屈原、李白一樣，「三賢所歸同一水」。杜甫死後，「朝廷」追問，聶令便偽造了一座假墳，並詭稱杜甫死於牛酒，以蒙蔽上方。這樣便使杜甫受了誣枉：「墳空飫死已傳聞，千古醜聲竟誰洗？」 詩為韓愈集中所不載，風格不類。李白死於腐脅疾，不死於水，韓愈也不會不知道。故該詩斷然不是韓愈做的，估計是五代或北宋的人所假託。 又有李觀的《杜拾遺補傳》，和這首詩的說法大抵相同，但卻在一處大鬧笑話。《補傳》里說：「江水暴漲，（子美）為驚湍漂沒，其屍不知落於何處。洎玄宗還南內，思子美，詔天下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為牛肉白酒脹飫而死，葬於此矣。以此事聞」云云。文章非常可笑。唐玄宗死於寶應元年（762），杜甫死於大曆五年（770），玄宗之死，早於杜甫有八年之久！ 李觀如果是唐人，唐人有兩李觀。一與杜甫同時，官終於檢校工部尚書。一與韓愈同時，乃李華之從子，貞元進士，年二十九卒，為文不襲前人，與韓愈不相上下。無論是前一李觀，或後一李觀，都不至於這樣胡塗，連唐玄宗死在杜甫之前都貿貿然無所知。《補傳》也是假託是毫無疑問的。 儘管韓愈的詩、李觀的《補傳》都是假託，但新舊研究家們卻一致傾向於否認鄭處誨和新舊《唐書》的紀載，力辨杜甫不死於牛酒。在這裡對於懷疑派有一個仿佛可靠的根據，便是元稹的《杜君（甫）墓系銘》。《墓系銘》中說「扁舟下荊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有九。……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沒，命其子嗣業。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沒，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文中沒有提到死於牛酒，可見真是出於虛構了。 然而元稹的《墓系銘》非常簡略，它沒有說到杜甫的死因。所謂「扁舟下荊楚間」是說他由夔門東下；如果不是東下，則應該說作「北上」，然而不是這樣。所謂「旅殯岳陽」，安知不是宗武由耒陽啟發其父的屍骨，僅運至於岳陽而自己病沒，因而暫殯。而且「旅殯岳陽」的應該還有楊氏夫人的屍骨以及宗武的屍骨，這些在《墓系銘》中都被省略了。杜甫的長子宗文也沒有下落。（可能在杜甫出峽時，留在了四川，不則也當死於湖南境內。）因此，元稹的文章並不能作為堅強的反證。 其實死於牛酒，並不是不可能。不過不是「飫死」，或「飽飫而死」，而是由於中毒。聶令所送的牛肉一定相當多，杜甫一次沒有吃完。時在暑天，冷藏得不好，容易腐化。腐肉是有毒的，以腐化後二十四小時至二十八小時初生之毒最為劇烈，使人神經麻痹、心臟惡化而致死。加以又有白酒促進毒素在血液中的循環，而杜甫的身體本來是在半身不遂的狀況中，他還有糖尿病和肺病，腐肉中毒致死不是不可能，而是完全有可能的。 腐肉中毒而死，是杜甫的不幸，但並不是什麼侮辱，也不是什麼醜化。為了美化杜甫之死，而把那位「義士烈女」的後人武斷地判定為壞人，倒是有點不公平的。 為了美化杜甫之死，人們還煞費苦心地從杜甫詩作中造內證。一般編年體的《杜甫詩集》，大率在耒陽一詩之後還有所收輯，多至五、六首，表明杜甫不是死於耒陽，亦即不是死於牛酒。為了把事實弄清楚，有必要加以檢討。今舉仇兆鰲《杜少陵集詳註》以為例。 仇氏集本在耒陽詩之後還收有六首詩：（一）《回棹》，（二）《過洞庭湖》，（三）《登舟將適漢陽》，（四）《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慕府親友》，（五）《長沙送李十一銜》，（六）《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據這六首詩看來，編者的意向是很明了的，即杜甫最後決心北歸，離開耒陽而下洞庭，結果在未到岳陽之前死於途中。以「三十六韻」的長詩殿尾，意在證明詩人的超凡入聖，在臨死之前都還能做出那樣的長詩。但仔細研究起來，都成問題。 （一）《回棹》：這一首的編次早有爭論。黃鶴以為「舊編大曆五年作，然詩中不言臧玠之亂（案在大曆五年四月湖南兵馬使臧玠殺了觀察使崔瓘），當是四年至衡州，畏熱，將回棹，欲歸襄陽，不果，而竟留於潭（長沙）也」。這說法是對的。詩中明言「火雲滋垢膩」，又回憶襄陽峴山的涼爽，顯然是在盛夏或早秋時所作。如果作於大曆五年，何以像臧玠之變的那樣大事，詩中毫不涉及？但仇兆鰲反對黃鶴的說法，依舊編於大曆五年。仇云：「杜詩凡紀行之作，其次第皆歷然分明，不當以欲行未果之事載之詩集。」其實杜甫詩集中正有「欲行未果之事」的編載。例如在四川梓州作的《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那時連餞行酒都吃了，因嚴武第三次入蜀，再任東西川節度使，杜甫沒有走成，率性又回到成都。仇兆鰲是研注杜甫的專家，這首詩被編入他的《詳註》第十二卷，請問：何以又「以欲行未果之事載之詩集」？ （二）《過洞庭湖》：這首詩最成問題，根本不是杜甫的詩。潘子真《詩話》：「元豐中有人得此詩，刻於洞庭湖中，不載名氏。以示（黃）山谷，山谷曰：此子美作也，今蜀本收入。」蜀本究何所依據，是大成問題的。原詩是五律，不長，不妨把它抄在下邊： 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砂。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 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由「破浪南風正」而言，的確是在向北走。時令是在夏天，故下句又言「畏日」，即夏日可畏。如果真是杜甫的詩，則應該是北上過洞庭湖之作，故可編於大曆五年。但詩所表現的是壯年得意者的情趣，特別是末聯：「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或作「雲山千萬疊，低處上星槎」，兩種句子都表示出作者的心情舒暢，前程萬里，得意十分，和貧病交迫的杜甫晚年情趣大有天淵的距離。然而仇兆鰲認為「此詩之精練，非公斷不能作」。徹底武斷，毫無道理。而且與下列數詩的時令互相牴觸，在編列次第上不知道他如何能心安理得？ （三）《登舟將適漢陽》：此詩，黃鶴也認為「作於大曆四年之秋，欲登舟而不果行」。仇兆鰲斥為「無據」，而他所據的卻只是「王彥輔、鄭昂、魯皆謂作於大曆五年之秋」。這樣採取多數決是可笑的。據我看來，黃鶴的說法倒不是「無據」，而是有據。詩中同樣不言臧玠之亂，而卻言「中原戎馬盛」，是指回紇、吐蕃之擾攘。又有句雲「秋帆催客歸」，與《回棹》當是同時之作，略有先後而已。 （四）《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這首詩，黃鶴的見解卻和王彥輔相同，以為作於大曆五年秋。詩意的衰颯確是老杜所作，與無名氏的《過洞庭湖》恰成對比。這倒可藉以證明《過洞庭湖》決不是杜甫之作，既經在夏天過了洞庭湖而北上了，何以在「暮秋」還在長沙告別幕府親友？這不是有點滑稽嗎？但這詩作於大曆五年秋之說卻是毫無根據。詩當作於臧玠之亂發生以前，故能從容向幕府親友告別，結果仍是「欲行而未果」。杜甫入湖南後，一直是以船為家，他要南走北走盡可以隨心所欲。故本詩也同樣作於大曆四年的暮秋。 （五）《長沙送李十一銜》：這首詩的問題稍微複雜。詩裡面有紀年的數字：「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他和李銜在西康州避地之後，又在洞庭附近相逢已經「十二秋」了。西康州就是同谷縣，杜甫以乾元二年（759）冬寓同谷，歷「十二秋」則為大曆五年（770）。在仇兆鰲看來，這就成了「五年秋自衡歸潭之一證」。如果杜甫在大曆五年「秋」都還在長沙，他自然不能在夏季死於耒陽，但何以在夏季又已經過了洞庭呢？今案：問題是在這個「秋」字。「秋」字在這兒並不是春夏秋冬之秋，而是等於一個年頭。以杜甫在同谷的時期來說，他以乾元二年冬初寓同谷，以季冬去成都，在同谷還未住滿一個冬季，然而卻稱之為一「秋」了。准此，可知大曆五年的一「秋」同樣也可以解為一個年頭。「秋」字在詩里是韻腳，為了押韻，故採用了「秋」字。這不能作為大曆五年的秋天杜甫還在長沙的證明。如果杜甫在當年春初與李銜相別於長沙，也盡可以算作「十二秋」了。詩中有「朔雲寒菊倍離憂」句，長沙地暖故在春初猶有「寒菊」，不能以為秋季的證明。 （六）《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這詩同《長沙送李十一銜》一樣，也有紀載年歲的數字。「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杜甫以乾元二年入蜀，大曆三年出蜀，前後有十個年頭，故言「十暑」。以大曆三年入楚至大曆五年，則為「三霜」。但這兒的「暑」和「霜」，也同前詩「秋」字一樣，只代表一個年頭。杜甫到同谷是冬季，根本沒有經歷過在岷山附近的乾元二年的暑天；以大曆三年春季出峽，也根本沒有經歷過在夔州境內的大曆三年的暑天；然而他卻稱為「十暑」。「三霜」也值得推敲。「霜」是代表秋天的，杜甫以大曆三年的冬天由公安赴岳州，他雖然沒有在湖南經歷那年的秋天，湖北也是「楚」，自然可算作一「霜」。但假如他以大曆五年的春天打算北上，准冬季或春季可以算作一「暑」之例，則春季也盡可以算作一「霜」了。詩人為了修辭，往往使用些不準確的字眼，解詩的人是不好看得那麼死板的。 但注家也注意到詩中有「群雲慘歲陰」和「鬱郁冬炎瘴」等句，認為杜甫是以大曆五年的冬天才離開長沙。其實這些句子是大曆三年冬初來長沙時的回憶，詩中另有「春草封歸恨，源花費獨尋」，要這才說的是當前的實景。 因此，這首《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同前面五首中的四首（《過洞庭湖》一首非杜甫作品，故除外）一樣，是作於耒陽詩之前。這些都不能作為杜甫非死於耒陽或非死於牛酒的證據。死於牛酒，並不是什麼醜事，也不能算作誣衊，沒有必要一定要在這些地方替杜甫斤斤計較。 不久幾年前的研究家們也很不喜歡杜甫死於牛酒的這個故事。有人說：「這傳說從唐中葉以後便傳布得很廣，它和李白醉後水中探月而死的故事是同樣地荒誕無稽。」（馮至《杜甫傳》181頁）李白死於「腐脅疾」（見皮日休《七愛詩》之一，是由於酒精中毒而誘致的膿胸穿孔症），水中捉月的故事誠然是「荒誕無稽」；但杜甫死於牛酒，既見諸史籍，又可以用腐肉中毒被酒所促進而加以科學的說明，怎麼能夠同樣斥為「荒誕無稽」呢？ 要之，杜甫死於牛酒是毫無可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