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杜甫 · 附 錄：《李白與杜甫》是一本怎樣的書

（一）作者自述 唐詩中我喜歡王維、孟浩然，喜歡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歡杜甫，更有點痛恨韓退之。 ——郭沫若《我的幼年》，上海光華書局1929年版 當然，杜甫是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人，他不能不受到歷史的局限。例如他的忠君思想，他的「每飯不忘君」，便是無可掩飾的時代殘疾。他經常把救國救民的大業，寄托在人君身上，而結果是完全落空。封建時代的文人，大抵是這樣，不限於杜甫。這種時代殘疾，我們不必深責，也不必為他隱諱，更不必為他藻飾。例如有人說杜甫所忠的君是代表國家，那是有意為杜甫搽粉，但可惜是違背歷史真實的。 ——郭沫若《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 《光明日報》1962年6月9日 其實，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個人，九年前我替成都工部草堂寫的一副對聯可以為證：「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我也同樣在稱杜甫為「詩聖」。不過這種因襲的稱謂是有些近於誇大的。實事求是地評價杜甫，我們倒不如更確切地說：杜甫是封建時代的一位傑出詩人。…… 這樣評價杜甫，並不是貶低了杜甫。指責了杜甫的錯誤，也並不是抹殺了杜甫的一切。人誰無錯誤呢？何況「聖人過多，賢人過少，要愚人才無過」。把杜甫看成人，覺得更親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聖」，那倒是把杜甫疏遠了。 ——郭沫若《讀〈隨園詩話〉札記》後記，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杜甫應該肯定，我不反對，我所反對的是把杜甫當為「聖人」，當為「它布」（圖騰），神聖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 ——郭沫若1977年1月28日復胡曾偉信， 《東嶽論叢》1981年第6期 （二）學者印象 郭老《李白與杜甫》自必勝於《柳文指要》，對青年有用，論杜稍苛，對李有偏愛之處。論李杜思想甚多創見。 ——茅盾致周振甫信（1972年）， 《塵封的記憶：茅盾友朋手札》，文匯出版社2004年版 《李白與杜甫》一掃從來因襲皮相之論。 ——惲逸群《關於〈李白與杜甫〉致郭沫若書》（1972年）， 《社會科學》1981年第2期由於《李白與杜甫》是針對現實中「全面頌揚」杜甫的傾向而寫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帶有鮮明而又強烈的傾向性。……郭沫若所反對的李杜研究中的錯誤傾向，既有歷史根據，又有現實的目標。一句話，有強烈的針對性，是在做「翻案文章」。李白，郭沫若「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仔細研究全書後是可以同意的。如果與「五四」以來新文學工作者對李杜的比較研究看，我們不能不承認，無論是觀點，還是方法，郭沫若的論著都要高一籌。 也許有人會問，依你的看法，《李白與杜甫》就沒有問題了嗎？不！《李白與杜甫》的確也存在著一些問題。……然而，儘管如此，《李白與杜甫》還是不失為一部有學術價值的書。價值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其敢於打破因襲的見解，提出自己的獨到看法，解決了或接近解決了一些前人或同時代人沒有解決或解決得不能令人滿意的難題，提出了一大堆供人們思考，也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聞一多先生說得好： 有些拘謹的學者，很不以郭先生的見解為然，而且說他大膽與輕率。好！這些學者先生們一次都沒有錯，因為一句離開前人見解的話也不曾說過，這種過分的「謹慎」，如果是怕說錯了影響自己已成的學者之名，那卻未免私心太重，這樣謹慎了一輩子，對於古代文化的整理上最後還是沒有添加什麼，而郭沫若，如果他說了十句，只有三句說對了，那七句錯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辯證，那說對了的三句，就為同時代和以後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 ——王錦厚《〈李白與杜甫〉的得失》， 《郭沫若學術論辯》，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 蕭（滌非）先生儘管對《李白與杜甫》一書不滿，但也吸收了該書中許多正確的意見，沒有重複那個年代流行的「好便一切皆好，壞便一切皆壞」的簡單思維邏輯。勿庸諱言，郭老《李白與杜甫》一書問世以前，我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對杜甫的研究，相當普遍地存在著另一種傾向，這就是對杜甫及其作品的全盤肯定和過高頌揚。坦率地說，這種傾向在蕭先生的《杜甫研究》舊版中是表現得相當明顯的，這同樣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郭老《李白與杜甫》的出版，對這種傾向，顯然是一種衝擊，至少或是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問題，或是在思想方法論方面提供了反面教訓。 ——楊廷治《〈李白與杜甫〉的出版和〈杜甫研究〉的修訂》，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5期 從「國學」研究的視角來審查《李白與杜甫》一書，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是超越前人的，或者說是顯示其大師手筆的。 其一，發揮著他獨具的文史「兩棲」的特長，透過李白與杜甫，尤其是李白的經歷和遭遇，生動地展現了唐代社會自開元至天寶年間是如何由盛轉衰的歷史畫卷。…… 其二，以詩證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項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層次。 顯然，他只是想翻「抑李而揚杜」的舊案，恢復「李杜並稱」的平衡局面。但當展開具體考察之際，一進入詩的意境，詩人郭沫若漸漸淹沒著學者郭沫若，浪漫情趣使之傾向於李白，感情的「好惡」時不時地戰勝著學者的理智，書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揚李抑杜」的明顯傾向。完全可以說，《李白與杜甫》一書是學者郭沫若與詩人郭沫若「相混合」的產物。 ——謝保成《品味唐詩，評李說杜》， 《郭沫若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11月版如果不算若干短小的詩詞，《李白與杜甫》的確是郭老的封筆之作。不管人們對這部書的揚李抑杜立場有何不同意見，重讀這部書，我仍由衷地欽佩郭老以八十之高齡，在連遭喪子慘禍之後，還能夠把一部歷史著作寫得這樣文情並茂，充滿活力。近些年來，對於郭沫若其人其學的非議時有耳聞，我不否認作為一個真實的人，他必有其弱點和失誤，但我同時相信，凡是把郭沫若僅僅當作一個政治性人物加以評判的論者，自己便是站到了一種狹隘的政治性立場上，他們手中的那把小尺子是完全無法衡量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這位廣有建樹的偉人的。 ——周國平《〈李白與杜甫〉內外》（1997年5月）， 《周國平自選集》，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 郭沫若一生熱心於政治生活，晚年又有高層政治生活的體驗，這對於他的學術活動，尤其是後期，影響巨大。《李白與杜甫》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內涵，原因主要在此。因為他有高層政治體驗，對政治又具有相當的洞察力，他就善於抓住歷史上有關人物與當時政治相關的課題進行研究，在當時來看，這是頗有生命力的。 ——胡可先《論〈李白與杜甫〉的歷史與政治內涵》， 《杜甫研究學刊》1998第4期郭著無論是在哪一個部分，雖然都有所偏激乃至較大之失誤，但事實證明，其創穫既多，卓見亦眾，故其仍不失為一部頗具學術價值的著作。 ——王輝斌《學術中的誤區與誤區中的學術： 重評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 《文學遺產》1999年第3期若問：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意欲何為？ 答曰：意不在對李杜優劣的評判，也不在去翻無關緊要的歷史陳案，也不在表示鳳凰更生，更不是投人所好（相反卻有不少微詞）。而藉助於李白與杜甫的人生旅程、人格缺陷和仕途坎坷，向人們提出一個嚴峻的問題：作為一代詩雄，在盛唐時代，為什麼會出現如此不幸的結局？——李白窮愁而死，杜甫抑鬱以終。郭沫若以其聰明睿智和心靈感悟，對歷史世界和現實世界做了雙重的解析，從而給李杜，也同時給自己，做出了人生評估，或稱之為終級關懷。 ——劉茂林《如今瞭然識所在：再論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 《郭沫若學刊》2001年第2期（總第56期） 《李白與杜甫》，對於郭沫若來說，可算是學術絕筆。在那樣一個學術荒涼、思想獲罪的時代，在宣布自己的全部著作都應燒掉之後，已經年趨八旬的郭沫若仍然不憚煩勞寫下這部書，並在行將年屆八十之年將其出版，其用意一定是很深沉的。現在重讀這本書的原版本，深感這決不是不甘寂寞，更不是有的人所譏的溜須拍馬，而是借對李白和杜甫的政治性評論對自己進行的一次靈魂解剖，是生命暮年的一次沉重的精神涅槃。 ……（他）引用了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批評到歌德和黑格爾時說的一句話——「歌德和黑格爾在自己的領域中都是奧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兩人都沒有完全脫去德國的庸人氣味。」接下去，郭沫若寫道：「這句話同樣可以移來批評李白與杜甫。生在封建制度的鼎盛時代，他們兩人也都未能完全擺脫中國的庸人氣味。」 這就是郭沫若對李白與杜甫的總的看法，也揭櫫了寫作這本書的主要用意，那就是分析和批評這兩位分別被「仙」化和「聖」化了的詩人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形成的「中國的庸人氣味」，這是他主動燃起的一把涅槃之火，藉以照亮並燒掉包括自己在內的中國人身上的這些庸人氣味。 ——曾永成《〈李白與杜甫〉：沉重的精神涅槃》， 《郭沫若學刊》2002年第2期（總第60期）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重點不在於評述李杜的詩歌藝術，而是力圖透過他們失敗的仕途生涯，揭示階級社會中士人格與仕途圓融之兩難。為此，作者不僅從個性及政治思想層面，同時還從宗教意識層面深刻地全方位地揭示了李杜的士人格與仕途的矛盾。郭沫若之所以著力揭示這一矛盾，既飽含著對自我一生的反思與總結，也是對知識分子命運的關注及對「文革」肆意殘害知識分子罪行的隱晦曲折的批判與思考。 ——張順發《士人格與仕途圓融之兩難——〈李白與杜甫〉管窺》， 《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03年第2期 （三）其他研究文獻 王錦厚《郭沫若學術論辯》，成都出版社1990年6月版。 童超《歷史人物論》，選自劉茂林、葉桂生等《郭沫若新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6月版。 蕭遠強《歷史人物研究》，選自林甘泉、黃烈主編《郭沫若與中國史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謝保成《郭沫若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 劉納《重讀〈李白與杜甫〉》，《郭沫若學刊》1997年第1期。 張請《對郭沫若「揚李抑杜」的一點考察》，香港《鏡報》1997年3月號。 謝保成《郭沫若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7月版。 謝保成《從社會歷史的發展演變審視「李杜並稱」與「揚李抑杜」兩種文化思潮——兼論郭沫若的李杜研究》，選自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編《郭沫若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劉茂林《向暮春風楊柳絲——再論郭沫若〈李白與杜甫〉》，選自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編《郭沫若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章玉鈞、譚繼和《論郭沫若後三十年的學術爭鳴》，選自《郭沫若與百年中國學術文化回望》，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 楊勝寬《〈李白與杜甫〉研究綜述》，《郭沫若學刊》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