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杜甫 · 杜甫的地主生活

杜甫愛訴述自己的貧困，但往往過分誇大，和實際情況核對起來有很大的懸隔。 例如他在乾元二年（759）初冬寓居同谷（今甘肅成縣）時所做的有名的《同谷七歌》中，便有不少極其誇大的成分。第一歌里說：「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這把自己寫得來就像周口店的「北京人」一樣，年年歲歲都跟猴子一道，在山谷里過野人生活。其實乾元二年杜甫只有四十八歲，即使早衰，也還不至於就白髮垂耳吧？那一年的初冬他只在同谷住了個把月光景便出發往成都去了，怎麼好說「歲拾橡栗」呢？就在那一年，他自己在《發同谷縣》一詩中說過：「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一年之中就旅行過四次：春末從洛陽回華州，秋天由華州往秦州，初冬由秦州往同谷，仲冬由同谷往成都，他何嘗是周年四季都在「山谷里」挨飢受凍？把自己的貧困誇大得太不著邊際了！ 第七歌裡面也有這樣的話，「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飢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這說得來好像三年之間他都在逃荒。由乾元二年冬倒數上去的「三年」，是唐肅宗乾元二年、乾元元年、至德二年。至德二年四月，杜甫由賊中逃出，趕赴鳳翔行在，被任命為左拾遺。繼因疏救房琯獲罪，八月遣回鄜州省家。十月肅宗李亨回長安，杜甫扈從。乾元元年六月被謫貶為華州司功。冬末乘間赴洛陽。乾元二年便是上面說過的「一歲四行役」之年，杜甫的名詩《三吏》和《三別》即產生於這一年的春夏之交。行役的情況，深幸杜甫在詩中多所敘述。《潼關吏》：「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可見由洛陽至華州是乘馬。《發秦州》：「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可見由秦州到同谷是有車和馬。《白沙渡》：「我馬向北嘶，……攬轡復三嘆」，可見由同谷到成都也是一樣。只有由華州到秦州的一段不詳，但由華州出發以後是帶著妻子同行的，妻子坐車，杜甫騎馬，可毫無疑問。多謝杜甫這些傑出的紀行詩，證明了他自己並不是窮年累月餓著肚子在荒山深谷里徒步竄走。 乾元二年（759）十二月到了成都之後，靠著朋友的幫助，不久便著手經營浣花溪畔的草堂。起初的面積並不大，只有一畝地光景。他在《寄題江外草堂》一詩中說得明白：「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題下原註：「梓州作，寄成都故居。」杜甫在梓州住了一年半光景，寶應元年（762）的秋天去梓州，廣德二年（764）的春末回成都。去是因送嚴武赴京，回是因嚴武第三次入蜀。在他去梓州時，成都草堂已經經營了三年，規模大有可觀了。看他以下的一些詩作吧：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 河陽縣裡雖無數，濯錦江邊未滿園。 ——《蕭實處覓桃栽》 桃樹發育快，布局寬，一百棵桃樹的栽種，估計要五畝地左右。草堂的園子可就夠大了。當然，除種桃之外還早有其他的花木，因為他說的是園子「未滿」。 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 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 ——《從韋續處覓綿竹》 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 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 ——《憑何邕覓榿木栽》 除桃園之外，又曾布置竹林、榿木林。榿木林是「十畝」。竹林呢？有一百畝還多。《杜鵑》一詩里說過：「我昔游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余，喬木上參天。」這「一頃余」是實數，不是誇大，因為他有一次除竹，一下便斫去了一千根。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 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 ——《營屋》 能夠一次去掉一千根的竹林，要占地一頃多，是一點也不誇大的。正因為有這樣的底子，所以當嚴武第三次入蜀，他《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武）五首》之四裡面有這樣的豪語： 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 草堂里有四棵小松樹，是他所關心的。所謂「新松」就是這四棵小松樹，他在希望它們趕快成長起來。草堂里的竹林占一百畝地以上，自然有一萬竿竹子可供他斫伐。但是，松樹要高到一千尺，是不可能的；竹而賜之以「惡」名也未免有欠公平。杜甫在這兒是有所諷喻，「新松」指有品格的士大夫，「惡竹」指多逾牛毛的外寇或者「盜賊」。 杜甫其實是愛竹林的。就在《寄題江外草堂》詩里已經說得很明白：「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必林泉。」後來在離開夔州，《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一詩里也說過：「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他的成都草堂在經營就緒之後，他也經常讚美他所栽種的竹木。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 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 ——《堂成》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 ——《懷錦水居止二首》之二 把這些詩讀起來，要說杜甫過的不是地主生活，那是很難令人首肯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在梓州時曾經送他的老弟杜占回成都去料理草堂，他有五律一首諄囑他： 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熟知江路近，頻為草堂回。 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後四句，赤裸裸地是一種地主心理。鵝鴨不少，怕被人偷掉，故「宜長數」；柴門閂好，不要亂開，提防強盜進來。請注意那個「頻」字，可見杜占是草堂留守，經常往來於成都與梓州之間。到後來杜甫索性離開了成都，草堂無疑就讓給杜占去了。在杜甫詩中，以後便不再見杜占之名。 但杜甫總是喜歡訴說自己的貧困。說自己吃不飽飯，「百年粗糲腐儒餐」（《賓至》）。說妻子也經常啼飢號寒，「恆飢稚子色淒涼」（《狂夫》），「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睹我顏色同；痴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百憂集行》）這些都是在成都草堂做的詩。這樣誇大地訴苦，和「風含翠篠娟娟淨，雨浥紅蕖冉冉香」（《狂夫》），「櫸柳枝枝弱，批杷樹樹香」（《田舍》），看來是怎麼也不能調和的。 當然，杜甫也常說他在靠朋友幫助，所謂「故人施祿米」（《酬高適》），所謂「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王十五司馬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資》），但這些是初到成都時的事。到後來已經有了那麼大的院落，有林園、萊圃、荷池、藥欄，而杜甫依然愛發牢騷，說到「厚祿故人書斷絕」，他自己「欲填溝壑」（《狂夫》）。可能是規模太大了，需要的經費和人手更多了，因此有時無法周轉。但為什麼要把規模搞得那麼大？那麼大的一座園林是怎樣擴張起來的？他在自笑為「狂」，實際上恐怕是適當的解嘲。 永泰元年（765）四月，嚴武再次任東西川節度使剛滿一年，突然在任上病死了，這對於杜甫是很大的打擊。五月，他就斷然離開了他的成都草堂，買舟南下，經過嘉州（樂山）、戎州（宜賓）、渝州（重慶）、忠州（忠縣），想直下夔門，但因病在雲安呆了幾個月，終於到夔州（奉節）留下來了。他在夔州住了三個年頭，得到夔州都督柏茂琳（琳或作貞）的照顧，生活是穩定的，使他在那裡又做了不少的詩。 他在夔州主管東屯的一百頃公田，這大約是由於柏茂琳的推薦而得到「朝廷」的允許。他有一首五律，題名為《晚》，第五、六兩句云：「朝廷問府主，耕稼學山村。」這可透露了他主管東屯的內部事實。是「朝廷」向夔州都督打聽了杜甫的情況，故柏茂琳讓他主管東屯。但也並不是他親自主管，而是有代理的執行官——「行官張望」，他在詩中稱之為「主守」，其下還有所謂「家臣」，當然是些農奴了。 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案。…… 主守問家臣，分明見溪畔。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尚恐主守疏，用心未甚臧。清朝遣婢僕，寄語逾崇崗。 西成聚必散，不必陵我倉。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 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 此外還有好幾首同性質的詩，表示了杜甫勤於督察，耕稼管理得很認真。他既為東屯主守，一百頃公田的收成雖不必全歸於他，所謂「西成聚必散，不必陵我倉」，即秋天的收成要分獻出去，不是全部使我的倉廩如崗如陵的，但總有相當一部分作為他的俸米歸他所得。因此，他能慷慨地分送一些給他的鄰里。 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斂數，脫粟為爾揮。 ——《甘林》 把糙米分散些給老農，這就是所謂「仁里」（對鄰里講人道主義）。但杜甫為什麼要施行仁義呢？《甘林》的末尾兩句說得很露骨：「勸其死王命，慎勿遠奮飛！」真是好一個稱職的「主管」！這位「主管」之所以能施行仁義，明顯地是靠著有多餘的祿米。也就是這一項收入使他能夠買下瀼西的四十畝果園和古堂。 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為花。 ——《小園》 「小園」是買來的，為了種花，當然也種藥草，還有其他的果木。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 古堂本買藉疏豁，借汝遷居停宴遊。 ——《簡吳郎司法》 「古堂」也是買來的，看樣子相當寬敞，可供遊覽，可備宴客。「吳郎司法」就是後來受到瀼西四十畝果園贈送的「南卿」。他和杜甫有親戚關係，詩中作了交代。瀼西果園很可能就是所謂「小園」了。自謙曰「小」，實際上並不小。 柴門果樹向千株，丹橘黃柑北地無。…… 桃蹊李徑年雖古，梔子紅椒艷復殊。 ——《寒雨朝行視園樹》 園裡有向千株的果樹，無論如何，應該是一位莊園主了。但杜甫並不以此而滿足。 此邦千樹橘，不見比封君。…… 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之二 這詩充分表明了杜甫對於生活要求的過高標準。《史記·貨殖列傳》：「蜀漢、江陵千樹橘，此其人與千戶侯等。」但在杜甫看來，還不足以相等。他在夔州呆了「三年」（僅三個年頭），對於下里巴人所唱的歌曲，實在聽飽了，聽厭了。 一百頃公田的耕作是要費大量的勞動力的，想來不外是租賃給農民而收取賦稅。四十畝果園的經營也不那麼容易。杜甫詩中透露出了好幾個用人的名字，有「隸人」伯夷、辛秀、信行，又有「獠奴」阿段，「女奴」阿稽，果園的管理大約就靠著這些人了。有《課小豎鋤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床三首》詩，在題上透露了這個消息。 杜甫還養了將近一百只可以治風濕病的烏骨雞，見《催宗文樹雞柵》。宗文是杜甫的大兒子，單從詩題看來，好像宗文也是一個勞動力。因此有人說：「杜（甫）為人似有偏愛，故詩中屢稱驥子（次子宗武），……不似宗文（長子，小名熊兒）之遣樹雞柵也。」（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箋》，見《杜甫研究論文集》三輯210頁。）但詩裡面明明有「課奴殺青竹」句，則宗文也不過是監工而已。 要之，杜甫的生活，本質上，是一個地主的生活。他有時也窮，但是屬於例外。他是以門閥的高貴自矜許的人。在年輕時裘馬輕肥，在偃師縣有陸渾山莊，在長安的杜曲有桑麻田（見《曲江三章》第三首），在成都有草堂，在夔州有果園，這些杜甫自己並不想隱諱。他也說過「窮冬客江、劍，隨事有田園」（《建都十二韻》），研究家們卻偏偏要替他隱諱，有意無意地是「詩聖」或「人民詩人」的觀念在作怪。 在這裡倒應該提出一個問題。杜甫在夔州的生活是相當穩定而優裕的，為什麼他一定要離開四川？他在夔州住了三個年頭，終於在大曆三年（768）的正月買舟出峽了。他為什麼一定要離開那比較穩定的生活？對於這個問題，杜甫有兩句詩作了明確的回答：「此身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奉送嚴公（武）入朝十韻》）這簡直等於在發誓了。 杜甫在四川住久了，他有時很討厭四川，無論在成都，在梓州，在夔州，時時在詩中吐露出這種心境。「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荊門。」（《春日梓州登樓二首》之二）「巴蜀倦剽劫，下愚成土風。」（《贈蘇四徯》）「夷音迷咫尺，鬼物傍黃昏。」（《奉漢中王手札》）「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之一）「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捲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悶》）像這樣的詩句，舉不勝舉。他所以「思吳」的「勝事」是些什麼呢，沒有明說。但在老來回憶青壯年游吳越時事的詩——《壯遊》中吐露了一些消息： 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 寫得很渾樸，不像李白的《對酒》《楊叛兒》，韋莊的《菩薩蠻》等寫得那麼顯露。且把韋莊的《菩薩蠻》之一引在下邊，以當註腳吧。 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壚邊人似月，皓腕凝雙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壚邊人似月，皓腕凝雙雪」，不就是「越女天下白」嗎？「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不就是「欲罷不能忘」嗎？杜甫所「思吳」的「勝事」，毫無疑問，就是這些風流逸事。杜甫也並不經常是那麼道貌岸然的。 「烏鬼」有種種解釋；有人解為鸕鶿（四川人呼為「漁老鴉」），我認為比較可靠。《埤雅》引《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鸕鶿為烏鬼，養使捕魚」。沈存中《夢溪筆談》中也有此說。峽中濱江之人在當年專倚捕魚為生，故家家有烏鬼之畜養，頓頓有黃魚可供膳。「黃魚」，杜甫有詩詠之，詩之前四句云：「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爾雅·釋魚》鱣字下注云：「大魚，似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陸機謂「身形似龍，……大者千餘斤」見《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有鱣有鮪》條。——編者注。殆海魚溯江產卵者。但所謂「家家」「頓頓」亦極言其多而已，有錢人家便當除外。家有鸕鶿、頓吃黃魚，在老百姓說來，正是可慶幸的事；而在杜甫則視為「異俗」，嘆為「可怪」，謂為難與共同生活，所謂「鳥獸不可與同群」。杜甫在這時顯然忘記了他在《同谷七歌》之一中所自描繪的「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了。 杜甫討厭四川的情緒有時到了相當驚人的程度，連「青山」「白水」都是看不慣的。當然，這是在「悶」時做的詩，說得倒很直爽。在他不悶的時候，他對於四川的山水也還說了不少的公道話。「遠遊雖寂寞，難見此山川」（《季秋江村》）。「俗薄江山好」（《續得觀（杜甫之弟）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形勝有餘風土惡」（《峽中覽物》）。他是比較喜歡四川的自然，而很不喜歡當時四川的社會。當時的四川，特別在夔州附近，還不十分開化。因此，人被斥為「下愚」，為「鳥獸」；風俗被斥為「薄」，為「怪」，為「惡」。他在四川得過瘧疾，在《哭鄭司戶（虔）、蘇少監（源明）》詩里說：「瘧痢餐巴水，瘡痍老蜀都。」但他在長安也得過瘧疾，《病後，過王倚飲》中說：「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看來四川的風土也不見得特別壞。杜甫的討厭四川，更重要的原因是心理作用，他是以地主貴族的眼光在看當時的四川。他嚮往長江下游的吳越，尤其嚮往三秦。三秦是「朝廷」所在之地，「每飯不忘君」的人要嚮往「朝廷」，是絲毫也不足怪的。吳越，則是地主生活的典範。當然，吳越也有另一面。杜甫所憧憬的是「勝事繁」的吳越，而不是「滂沱洗」的吳越。 在這裡又有第二個問題值得提出來。那就是，杜甫既那麼眷念「朝廷」，在出峽之後為什麼不直上三秦，而卻南下瀟湘？ 對於這個問題，在杜甫的詩中，也有明確的回答。那就是大曆四年（769）在湘潭寫的《酬韋韶州見寄》的開頭兩句：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疏。 是北方的「朝廷」把他忘記了，沒有召他回去或給予出路。根據他到夔州時曾經得到過「朝廷問府主」的經驗，估計他在離開夔州出峽前一定給「朝廷」打過報告（或者是通過柏茂琳轉報），說他準備回京，在江陵等地等候「朝廷」的指令。他出峽後，在江陵、公安、石首等地徘徊了將近一年，看來就是在等待朝命，然而「朝廷」把他忘記了，沒有下文。因此，他才南下「養拙」——是說不會做官，只好休養藏拙。但除「養拙」外，也還有一項更實際的要求，便是養病。他在出峽前後是病得相當厲害了。本來有消渴症（糖尿病），又在「病肺」（不知是喘息症還是肺結核），進而半身不遂，以致「右臂偏枯半耳聾，……悠悠伏枕左書空」（《清明二首》之二）。聾的是左耳，牙齒落掉了一半：「牙齒半落左耳聾」（《復陰》）。視力衰退：「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耳聾》）。腳也不靈了：「臥愁病腳廢」（《客居》）。這些都是他出峽前的情況。《清明二首》作於入湘以後，但在出峽前的《送高司直》詩中已經說：「我病書不成，成字字亦誤」，可見他的「右臂偏枯」不能寫字，發病是在出峽之前。 因為「朝廷」疏遠了他，又因為病，所以他在大曆四年的《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近呈蘇渙侍御》一詩中竟說出這樣等於絕望的話：「此身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他說自己不行了，連走路都要人攙扶了；治國平天下的大事談不上了，請裴虬和蘇渙二位仁兄努力吧！早一點青雲直上，下定決心，為報國而獻身！倔強的杜甫說出了這樣的話，悲涼的心境是可以揣想的。 因為病，但也不願意屈服於病魔，因此也就加強了求仙煉藥的念頭。快出峽前的《憶昔行》落尾兩句是：「更討衡陽董鍊師，南遊早鼓瀟湘柁！」董鍊師是董奉先，他在「天寶中修九華丹法于衡陽，棲朱陵後洞」（見《輿地紀勝》）粵雅堂刻本《輿地紀勝》卷五十五。——編者注。杜甫入湘後到過衡陽，不知道他是否去訪問過董奉先。但即使訪問過也是無濟於事的。煉藥還丹是破費的事，杜甫早就知道：「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贈李白》）。到老來漂泊到三湘時，更沒有這樣的物質條件了。因此他轉換了一個法門，便是由求仙煉藥轉而為參禪向佛。《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中，對於這種心境有明白的表示。 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詮。 杜甫是禪宗的信徒。「落帆」是說人生到了晚景，何遜詩「解纜及朝風，落帆依冥浦」漢魏百三家集本《何水部集》：《宿南洲浦》。——編者注。「追宿昔」是說要找尋本來面目。杜甫打算走向頓門，明心見性，立地成佛，以求得所謂「禪悅」。這不用說完全是主觀主義的形上學的空想。關於宗教信仰問題另作討論，在此不必多說。總之，杜甫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兩方面都遵循著地主生活的方式，是無可諱言的。 在這裡想附帶著敘述一下杜甫對待屈原的態度。 湘水流域，和屈原的生世有密切關聯。屈原是赴湘水支流而溺死的，古人稱之為「湘纍」。因此，入湘的文人往往有詩憑弔。乾元二年（759）秋，杜甫時在秦州。他揣想李白尚在長流夜郎（今遵義附近）途中，可能是取道湖南。他在《天末懷李白》的末尾猜想李白「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但李白當時走的是長江水路，而且已經遇赦，杜甫沒有猜中。杜甫出峽後南下三湘，他自己是不是曾經「投詩贈汨羅」呢？在杜甫入湘後的詩中，就只有一處提到屈原，而是帶有譴責的意思的。《上水遣懷》中有這樣四句： 中間屈賈輩，讒毀竟自取；郁沒二悲魂，蕭條猶在否？ 這冷淡嚴格的態度有點驚人，照他看來，屈原和賈誼的遭到讒毀是活該，是咎由自取。賈誼還比較受優待些，在入湘後的詩中還有四五處提到： 賈生骨已朽，悽惻近長沙。——《入喬口》 長懷賈傅井依然。——《清明二首》之一 賈傅才未有。——《發潭州》 鳥長沙諱。——《哭韋大夫之晉》 載感賈生慟。——《別張十三建封》 屈原呢？在同賈誼一道被譴責過一次之外，便再也沒有提到了。當然這說的是入湘以後的事，在入湘以前是屢次提到的。例如，《最能行》中便說：「若道士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又每每把屈原與宋玉並提，如說「竊攀屈宋宜方駕」（《戲為六絕句》之五），「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秋日荊南述懷》），「羈離交屈宋」（《贈鄭十八賁》），「遲遲戀屈宋，渺渺臥荊衡」（《送覃二判官》）。屈原的才具和文章，杜甫是不能否認的。但比較起來，杜甫對於宋玉是無條件的同情和嚮往，而對於屈原則有所保留。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含有敬意的辭句是以「屈宋」並稱，含有譴責或抗衡之意的辭句則是以「屈賈」並稱。「屈賈」並稱的辭句，在《壯遊》中還有一例——「氣劘屈賈壘」，自己的氣勢能使屈原和賈誼的壁壘披靡。這兒就斷斷不肯說「屈宋壘」了。 杜甫的抑屈揚宋，在《詠懷古蹟五首》中表現得最為突出。這五首七律，第一首是有關庾信的古蹟，第二首是有關宋玉，第三首是王昭君，第四首是劉備，第五首是諸葛亮。五位歷史人物的古蹟，都在由夔州至江陵的一段地帶中，故聯類而及。但在這一段地帶裡面，秭歸有屈原宅，杜甫明明知道，但卻沒有興趣來專門詠吟了。而且詠庾信的一首還是因宋玉而發。江陵有宋玉的故宅，庾信由建康避難至江陵時，在這裡住過。這故宅是杜甫所特別嚮往的。「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入宅三首》之三），「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送李功曹之荊州》），真真是一往情深。最好還是看他在《詠懷古蹟》第二首中，對於宋玉是怎樣傾慕吧。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 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台豈夢思？ 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他視宋玉為「師」。所謂「亦吾師」者，是承第一首來，庾信是師，宋玉也是師。在這裡屈原的位置便沒有了。 為甚麼杜甫要這樣抑屈揚宋？這表示了杜甫封建意識的特別森嚴，他是繼承了班固、顏之推等人的傳統的。班固曾經指責屈原「露才揚己，……強非其人」；顏之推也說他「露才揚己，顯暴君過」，而且還肯定為「輕薄」。（見王逸《楚辭》洪興祖補註）屈原是忠於楚王的，但他的忠君方式不合乎杜甫的標準。杜甫的標準是什麼呢？在宋玉的《九辯》中可以找到。「專思君兮不可化」，「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竊不自聊而願忠」，這些都是「每飯不忘君」的源泉了。這種忠君的方式，為後來的韓愈概括成為兩句話，便是「臣罪當誅，天王聖明」。 總之，屈原是不合格的。極力讚揚屈原的人，如賈誼，如司馬遷，如李白，也都是不合格的。杜甫晚年，和李白顯然有些隔閡（杜甫沒有哀輓李白的詩），從這一個角度上，大可以看出一些微妙的根源。 或許有人會說：杜甫既抑屈揚宋，何以又屢以屈宋並舉？理由很簡單，屈原畢竟高於宋玉，屈宋並舉也就是抑屈揚宋。 但杜甫詩中，有一處被前人解錯了的，有必要在這裡加以糾正。《地隅》中有云：「喪亂秦公子，悲涼楚大夫；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蕪。」「秦公子」，注家以為王粲。謝靈運《擬鄴中詩序》有云：「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又王粲在荊州時曾作《登樓賦》。這解釋是正確的。但說「楚大夫」是三閭大夫屈原或者包含著屈原，那就錯了。其實，這個「楚大夫」是專指宋玉。宋玉在楚由「小臣」而做到「大夫」，故也可以稱為「楚大夫」。《隋書·經籍志》有《楚大夫宋玉集》三卷，正稱宋玉為「楚大夫」。說到「悲涼」（一本作「悲秋」），正合乎宋玉的性格；說到「心折」，也正合乎杜甫對於宋玉的嚮往。宋玉以《九辯》的「悲秋」著名，杜甫屢次說到他的「悲」。除《詠懷古蹟》中的「搖落深知宋玉悲」之外，還有「清秋宋玉悲」（《垂白》），「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雨》），「悲秋宋玉宅」（《奉漢中王手札》）。故「悲涼楚大夫」或「悲秋楚大夫」，斷然為宋玉無疑。 以宋玉為「師」的人對於屈原不大滿意，這正是地主階級在精神生活上的一種合乎邏輯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