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杜甫 · 杜甫的門閥觀念
中國封建時代的地主階級，一般都以氏族傳統的「高貴」而自豪。緊緊站在地主階級立場的杜甫，較之李白具有更加固執的門閥觀念。這在他的詩文中表現得十分露骨。
首先他矜誇杜姓是陶唐氏堯皇帝的後人。開元二十九年（741）作的《祭遠祖當陽君（杜預）文》裡面說：「初，陶唐氏出自伊祁，聖人之後，世食舊德。」天寶元年（742）為他姑母所作的《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裡面也說：「其先系統於伊祁，分姓於唐、杜。吾祖也，吾知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這種追溯遠祖的說法當然也有它的根據。《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這就是杜姓出於陶唐氏的根據。
這個古代傳說上的氏族淵源，在他的詩裡面也每每提到。《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重送劉十弟判官》：「分源豕韋派（豕韋氏之後，有劉累），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分明一位姓唐，一位姓劉，而自己是姓杜，但根據傳說，便坦然認為同族，認為兄弟了。
唐十八，不知其名。杜集中關於這個人還有另外一首五律，題為《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攜酒樂相送，率題小詩，留於屋壁》。這是大曆二年（767）春杜甫泛舟出峽，路過巫山縣時所作。注家以為「唐十八為汾州（山西汾陽）刺史，時貶施州（湖北恩施）」。詩中稱唐為「故人」（「故人猶遠謫」），可能他們是在長安見過的。在《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中他更盛稱這位故人：「介立實吾弟，濟時肯殺身。……得罪永泰末，放之五溪濱。鸞鳳有鎩翮，先儒曾抱麟。」譽之為翎毛被剪掉的鳳凰，比之以作為普通的獸類而被獵獲的麒麟。看來總得是一位相當的人物吧。但關於初次見面的劉十，他也在加以稱頌，那就很難理解了。
送劉十的詩，集中也有兩首，除上舉一首外，還有《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兩首都作於大曆四年（769），杜甫去世的前一年，時在長沙。劉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當時山南東道節度使梁祟義的判官，詩中稱梁為「僕射」，可能是他的兼職。劉十奉了梁祟義之命，由襄陽到湘潭一帶「括馬」（大量收羅馬匹）。杜甫和他素不相識，在長沙才第一次見面，而卻把他恭維得了不得。「劉侯奉使光推擇，滔滔才略滄溟窄。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光推擇」是不負使命的意思，為推薦和選擇者增光。這是普通的恭維，但下一句便恭維得沒有邊際了。對於初次見面的一位地方軍閥的判官，杜陵老翁竟稱許他的才略比滄海還要寬！詩中對於梁崇義也推祟備至，說他浮雲富貴，號令明晰，待士慷慨，自奉儉約，報主有一片丹心，卻敵懷滿腔浩氣；收馬不惜金帛，意在掃蕩敵寇。其實這人和後來的藩鎮差不離，是蓄有異志的。派人到長沙括馬，實際是在擴充自己的兵力。其後在德宗建中二年（781），因拒奉朝命，為李希烈所殺。杜甫的稱譽看來和事實不相符合。再請看《重送》一詩中還有這樣的話：「本支凌歲晚，高義豁窮愁。」杜甫既認劉十為同宗，故自稱「本支」。正當他困在長沙，自己深感到日暮途窮的時候，得到了劉十的「高義」，使他的「窮愁」忽然消掉了。這所謂「高義」，不是表明劉十對於杜甫曾有隆重的饋遺嗎？這就無怪乎杜甫要在文字上盡力報酬這一「高義」了。
別有《寄劉峽州伯華使君》一詩，同是贈給一位姓劉的人。詩裡面認親族的關係雖然不那麼顯著，但也在稱兄道弟。「昔歲文為理，群公價盡增。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稱。太后當朝肅，多才接跡升。」注家認為劉伯華當是劉允濟的後人，更可能是允濟的孫子。劉允濟在垂拱四年（688）明堂初成時，奏獻過《明堂賦》，得到武則天的嘉獎，拜為著作郎。（見《唐書·劉允濟傳》）杜甫的祖父杜審言也是以詩見重於武后，授以著作佐郎的。有過這樣的關係，所以說「家聲同令聞」。這所表示的不僅是「令聞」相同，而且劉與杜還同是一「家」。故詩的下文又說「老兄真不墜，小子獨無承」。「老兄」不是泛泛的稱謂，是從同一遠古族系算來的兄弟行。
以上是杜甫自認為陶唐氏之後而自豪。這是從遼遠的傳說時代說起的，但從近一點來說，杜甫卻把晉人杜預這位有名的歷史人物認為他的「遠祖」。上面已經徵引過的《祭遠祖當陽君文》，有必要再來補敘一下。
開元二十九年（741）杜甫家住偃師，在縣西北二十五里的首陽山下築了一個陸渾山莊。大概附有窯洞以備居息，故又稱為「土室」。在這一年的寒食，土室築成，他就做了那篇《祭當陽君文》，以表示自己「不敢忘本，不敢違仁」。
當陽君就是杜預（222—285），他是晉室的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封為當陽縣侯，死後諡為「成」。這位「身不跨馬，射不穿札」的將軍，在軍事上卻是足智多謀，又是出色的政治家、曆法家、機器發明家、水利工程家，時人因而稱之為「武庫」，表明他的胸中，刀槍劍戟，應有盡有。但他還是一位歷史學者，著有《春秋左氏傳集解》，至今還流傳於世。他自己稱為有「左氏癖」。
這樣一位歷史人物，在杜甫自然樂於認之為「遠祖」，而自稱為「十三葉孫」了。這和系出陶唐氏的渺茫傳說不同，而在大體上是有歷史根據的。元稹的《杜君（甫）墓系銘》中也說：「晉當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閒，閒生甫。閒為奉天令。」算來自杜預至杜甫，也恰為十三世。元稹所敘世系必然得之於請他做《墓系銘》的杜甫之孫杜嗣業，故能相合無間。經過近人的努力，根據《元和姓纂》的紀載，杜氏十三世的名位大抵上被清理出來了。但在這裡依然小有問題，即是有人認為只有十二代，有人卻認為有十四代。由杜預之死（285）至開元二十九年（741）凡四百五十七年，無論是十二葉、十三葉或十四葉，每代的年數綿亘到三十年以上，看來多少還是有些問題。但這樣的問題，用不著去作深入的糾纏，杜甫自己的說法恐怕是較有根據的。杜甫有時也提到杜預之父杜恕，在《進〈雕賦〉表》中言「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杜甫詩文中提到杜恕的就只有這一處。
關於杜預的事跡，杜甫在詩中還屢屢提到。大曆三年（768）在他暫寓江陵的時候有首《惜別行》，中有句雲「尚書勳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吾祖」。「尚書」指當時的荊州刺史衛伯玉，「吾祖」也就是以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的杜預了。大曆四年（769）在長沙做的《回棹》一詩中也有「涼憶峴山顛，……吾家碑不昧」，這說的是杜預在峴山刻的碑。碑凡二，一立於峴山之顛，一沉於峴山下的萬山潭底，紀載自己的勳績，以期永不磨滅。在山上的即使風化了，在水中的將來還可以出土。但和杜預的祈願相反，峴山上的碑自然毀滅了，而水底的卻至今尚未出現。
杜甫所愛誇耀的還有一位嚴格意義的祖父，杜審言。這是武則天所賞識的詩人，與陳子昂齊名，在唐代詩歌史上是有建樹的一位高傲的人物。《新唐書》本傳中說他曾經對人自誇：他自己的文章要使屈原、宋玉做聽差，他的書法要使王羲之向他北面稱臣。杜甫也很以有這樣的一位祖父為光榮，他說「天下之人謂之才子」（見杜甫《萬年縣君墓誌》）。在詩裡面也常常稱道，「吾祖詩冠古」（《贈蜀僧閭丘師兄》），「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把杜審言的詩看為前無古人，把詩歌看為杜家的專業，杜甫的高傲性格看來也不亞於他的祖父了。
杜審言曾經因事牽連，由洛陽縣丞貶為吉州（今江西吉安）司戶參軍。在吉州受到同僚的陷害，被下獄，仇家更想處以死刑。他的次子杜並，年十六歲，手刃仇家於宴會席上致死。杜並自己也當場被人殺害。唐代人是重視子報父仇的，杜並的「孝烈」便受到了當代的同情（蘇頲為作墓誌、劉允濟為作祭文），杜審言因之得以免罪，回到洛陽。武則天召見，要起用他，問他高興嗎？杜審言手舞足蹈稱謝。武則天便叫他做一首《歡喜詩》，詩成，受到欣賞，授著作佐郎。
惟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藹雲屯。
……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
——《贈蜀僧閭丘師兄》
杜甫在這裡所歌詠的，便是審言受武后賞識的那一節。「閭丘師兄」，據杜甫自注，是閭丘均之孫。閭丘均是成都人，「以文章著稱，景龍中起家為太常博士」（附見《唐書·陳子昂傳》）。景龍是中宗復位後的年號，凡三年（707—709），但據杜甫的詩看來，在武后時代閭丘均已經早被重視了。
上面徵引過的《寄劉峽州伯華使君》詩中敘述到劉允濟與杜審言同被見重於武后，謂「時論以儒稱」，這也就是「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的傳統。因此，作為著作佐郎的詩人杜審言也應該算為「儒」了。杜甫在大曆初在夔府所作的《偶題》中敘述到他自己作詩文的經歷，有「法自儒家有」的詩句。「法自儒家有」等於說「詩是吾家事」。故如嚴格地說來，所謂「儒家」也不過是「書香之家」或者「讀書人家」而已。《八哀詩》中《哀李邕》一首裡面曾更具體地說到杜審言的詩。
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
鐘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遞。
李邕（即李北海）是器重杜甫的人，杜甫也推祟李邕。山東濟南歷下亭的壁上有李邕與杜甫的刻象。李邕是當時有名的文章家和書法家，他極力稱讚杜審言的詩，故使得杜甫深受感激。
「吾家詩」指杜審言的詩。「嗣真作」指杜審言的一首長詩《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東》，詩是五言排律，四十韻，共四百字。排律做到四十韻這樣長，是杜審言開始的，故杜甫稱為「冠古」。李邕極賞為「玉山桂」，意思就是天下第一。《晉書·郤詵傳》，郤詵對答晉武帝問，自稱「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這就是所謂「玉山桂」的出處，用得有點彆扭。詩是排律，對仗謹嚴，故稱為「鐘律儼高懸」（像高懸著的編鐘十二律嚴格地排比著）。長達四十韻、四百字，故稱其「鯤鯨噴迢遞」（有如長鯨大鯤，噴出的水氣長遠）。這是唐人應試詩的新形式，後人稱為「試帖詩」。杜甫遵守著這個傳統並把它擴大了。他有五言排律《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長達一千字，是杜甫詩集中最長的一首。元稹曾極力推重他，說「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編者注，所說的就是這種排律詩了。他認為杜甫遠遠超過了李白。李白還沒有走近杜甫的圍牆，更說不上升堂入室了。封建時代的士大夫們大抵以為定論，這是由於封建時代以詩文取士，詩重排律的原故。但這種東西，在今天看來，和南北朝時代的四六駢文，明清時代的八股文，其實是難兄難弟。劉彥和《文心雕龍·明詩篇》里有兩句話批評南朝劉宋詩文的風格：「儷采百字之偶，價爭一句之奇」，很可以利用來批評唐宋以來的排律詩，並還須改動兩個字，便是「儷采百句之偶，價爭一字之奇」。這樣苦心地勉強做出來的詩，認真說不過是文章遊戲而已。
杜甫做詩十分講究規律，所謂「律中鬼神驚」（《贈鄭諫議》），所謂「遣詞必中律」（《橋陵詩》），所謂「晚節漸於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律」或「詩律」，便是字的平仄、句的對仗。需做到「屬對律切」，清規戒律很多，講究起來沒有止境。杜甫以盡力合乎規律為得意，李白則滿不在乎，有時更有意在打破規律。兩人的風格的確有些不同，在封建時代抑李揚杜的人卻說杜甫是創新派、革命派，李白是復古派、保守派。這顛倒了的評價，不應該再顛倒過來嗎？
杜甫的門閥觀念甚至發展到和唐代帝室攀親戚，講世誼的地步。他有《別李義》一詩，敘述了杜家和李姓王朝的親戚關係。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洎舒國，實惟親弟昆。
中外貴賤殊，余亦忝諸孫。
「神堯」指唐高祖李淵，因李淵禪位給他的兒子李世民，故以唐堯比之。李淵有二十二個兒子。衛王李元霸、楚王李智雲先卒。玄武門之難，太子李建成和巢王李元吉為秦王李世民所殺。李世民做了皇帝，剩下十七個兒子都封了王。
道國王李元慶是第十六個兒子，舒國王李元名是第十八個，故說道國與舒國，實在是親兄弟。李義是李元慶的玄孫。杜甫的母親姓崔，崔氏的母親是李元名的外孫女，故杜甫是舒王的外孫女的外孫。杜甫在《祭外祖祖母文》中提到了這層關係。「紀國（紀王李慎，唐太宗李世民的兒子）則夫人之門，舒國則府君之外父。」「外父」是外祖之誤，故杜甫自敘於王室的「諸孫」之列，雖然有內外親疏之分，在母系的血統上來說，杜甫也要算是「王孫」了。杜甫和李義的世系，不妨列表如下：
李淵→道王元慶→詢→微→煉→李義舒王元名→女→崔→女→杜甫
杜甫還有一首詩《送重表侄王評事使南海》，則是在和李姓王朝講世交。
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
…………
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
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後。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
王的高祖父是禮部尚書王珪，杜甫的曾祖姑是王珪的夫人。詩中敘述了一段在杜甫認為是很重要的故事。據說在隋朝大業末年，王珪很窮，和房玄齡、杜如晦是親密的朋友。有一次房、杜兩人同李世民一道來訪問王珪。李世民當時只有十八歲。王珪的夫人隔著窗戶看到了李世民，認為是非凡的人，她私下把頭髮剪下來賣成錢，治酒款待了這幾位客人。後來李世民做了皇帝，王珪也位至尚書。李世民和王夫人以「嫂叔」相稱，夫人的德性化及於宮閫。這樣一位夫人是杜甫的「曾老姑」，不用說杜甫是引以為榮的。
關於剪髮治酒的故事可以令人聯想到晉人陶侃的母親。《晉書·陶侃傳》：「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後來侃因范的推薦，逐漸顯達。杜甫的曾老姑顯然仿效了陶母。但是，關於這個故事卻有不同的說法。《新唐書·王珪傳》載王珪母李氏囑王珪引房玄齡、杜如晦來其家，窺見之，以為二人乃公輔才，敕備酒食款待。沒有說到李世民，也沒有說到杜氏夫人剪髮。因此，有人對杜甫的詩懷疑。但事關杜王兩家，如果杜甫捏造，王怎能坦然相信呢？《新唐書》的撰述者是宋人，應該是傳聞失實，或有所省略而已。
根據上述，可見杜甫重視門閥的觀念非常深固。他不僅重視自己的門閥，而且還重視別人的門閥。
《贈韋七贊善》詩中有云：「鄉裡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在「尺五天」下杜甫自注云：「俚諺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這不僅誇示了杜家世系的高貴，同時也誇示了韋家世系的高貴。注家引唐代宰相世系表以為證：「杜氏曾任宰相者十一人，韋氏十四人。」韋杜二家，與王室的距離，真是只有一尺五遠了。
名家莫出杜陵人，……拖玉腰金報主身。
這是《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一詩中的兩句。「黃門從叔」指杜鴻漸。杜鴻漸是請唐肅宗李亨背著他的父親唐玄宗即皇帝位於靈武的勸進者之一人，曾為河西節度使，後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鎮蜀。大曆二年還京「朝謁」，杜甫的詩便是當年季夏做的。照「名家莫出杜陵人」看來，杜家的有名顯然還在韋家之上了。有名的家族莫有一家還能夠超出杜陵杜家之上的，不少人「拖玉腰金」，——襟垂碧玉佩，腰懸黃金印，杜甫真可謂自豪了。然而遺憾，這正表現了他的濃厚的封建意識。
杜甫既重視門閥，故對於有門閥地位的人，往往不擇對象，甚至使用曲筆加以頌揚。最使人驚愕的有《滕王亭子二首》，代宗廣德元年（763）杜甫游閬州（今四川閬中縣）時所作。滕王是李淵第二十二個兒子李元嬰，調露中（679）曾任閬州刺史。這個人是一個出奇的壞蛋。新舊《唐書》本傳都說他驕橫無度，狎昵廝養，酷好狩獵，騷擾百姓，借狗求罝，彈人取樂。高宗李治都屢次告戒他，但不改故態，臣下進諫更要遭受到打罵。對於他的胡作非為的事例，《新唐書》還有所紀載，實在是不堪入目。
這樣一個狗彘不如的王爺，杜甫卻偏偏對他懷念不已，並假借人民之口而加以歌頌。請直接讀他的原詩吧。
（一）君王台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
春日鶯啼修竹里，仙家犬吠白雲間。
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斑。
民到於今歌出牧，來游此地不知還。
（二）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
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
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
尚思歌吹入，千騎擁霓旌。
台榭是勞動人民的業績，江山是祖國的自然，詩人要對台榭歌頌，要對江山讚美，本無可厚非。但一首「君王」，兩首「君王」，悼嘆不置。前稱「出牧」，後頌「霓旌」，尊崇無際。連明代的楊慎（升庵）都表示不滿：「其惡如此，而詩稱『民到於今歌出牧』，未足為詩史。」見《升庵全集》卷五八《民歌出牧》條，文作「其惡如此，而少陵老子乃稱之，所謂詩史者，蓋亦不足信乎？」作者據仇兆鰲《杜少陵集詳註》第一〇八九頁摘引。——編者注這批評是很中肯的，然而注家仇兆鰲卻不同意，他說第一首「末二句一氣讀下，正刺其荒游，非頌其遺澤也。」我也照他的說法「一氣讀下」了，我就感覺不到有什麼「刺」。亭園寫得那麼美，做「王爺」的偶爾出遊，要流連一下，何所見其「荒游」？何況用了「歌出牧」字樣，怎麼也表達不出惡意。其實「來游」的主詞分明是「民」，與「歌」字是同位動詞，因上句既言「出牧」，下句又言「來游」，如果同屬於王，句法上犯復。王的「來游」，照第二首的「千騎擁霓旌」看來，也不能寫得那麼隨便。
然而，意外的是解放以來的研究專家們卻還有人在說：「這類詩就是在用曲筆，『傷心麗』三字正泄露著此中消息，『麗』而至於『傷心』，『歌』就應該是『刺』而不是『頌』。」（傅庾生《杜甫詩論》148頁）這真是驚人的「曲筆」！「傷心麗」譯成現代話就是「好看得要命」，相傳為李白所作的《菩薩蠻》上半段也有「寒山一帶傷心碧」句，「傷心碧」也就是「綠得要命」。斷斷乎不能說有了「傷心麗」字樣，「歌」就變成「刺」了。
最後還有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對於陶淵明卻有微辭。雖然他也肯定陶的詩，把陶和謝靈運並舉，「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但他在《遣興五首》之三中對於陶是有所批評的。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
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
儘管杜甫對自己的二子宗文、宗武，比起陶淵明對其五子還要更加關懷，但他卻坦然對於陶淵明加以譏刺。黃山谷認為是「寄之淵明以解嘲」，這種說法也未免太紆曲了。
更有進者，陶淵明自認為是陶唐氏的後人，他的《命子》詩（給他的大兒子命名為「儼」，取字「求思」的詩），一開首就說：「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為虞賓，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照這敘述看來，陶氏與杜氏應該說是同祖。陶淵明更應該說是杜甫的遠祖了。但杜甫在詩文中卻沒有承認過這層關係。雖然杜甫的「曾老姑」——王珪的夫人，分明效法了陶侃的母親剪售頭髮以酬賓客，而杜甫在詩文中也沒有提到過這位在晉代赫赫有名的陶侃。陶淵明是把陶侃認為曾祖的，可能不是嫡親，在《命子》詩中對於這位曾祖推崇備至。陶侃是東晉的功臣，在軍四十一年，位至八州都督，封長沙郡公，故詩中言「桓桓長沙，伊勛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為陶淵明所這樣推祟的人卻被杜甫抹殺了，陶杜同祖的關係也被抹殺了。杜甫是十分尊重族系傳統的人，這卻怎樣來解釋呢？
看來杜甫不承認陶侃的一族真正是陶唐氏的後人。陶侃本是東晉當時的少數民族溪族。晉成帝咸和三年（328）他已七十歲左右，位至征西大將軍，並討平了蘇峻之難，建立了大功；然而同時的溫嶠卻在背後稱之為「溪狗」（見《世說新語·容止篇》）。據此，可見陶淵明自稱為堯皇帝的後人是出於假冒，這也暴露了陶淵明的庸俗的一面。如果從這一個角度來說陶淵明「未必能達道」，倒是千真萬確。
其實遠古的神話傳說是荒渺無憑的。陶唐氏的存在究竟是否歷史事實，其本身就是問題。因而杜氏之不必為陶唐氏的後人，也和陶氏之不必為陶唐氏的後人一樣。杜甫雖然沒有明說陶淵明假冒，而在實際上沒有承認他們是同族。這可從反面來證明杜甫的門閥觀念是怎樣頑強，並也同樣證明杜甫的庸俗更遠遠在陶淵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