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杜甫 · 李白與杜甫在詩歌上的交往
李白和杜甫，在天寶三年（744）的春夏之交，相遇於洛陽。李白是遭遇讒毀，由長安被賜金放回，時年四十四歲。杜甫是「忤下考功第」後的第十年，時年三十三歲。他們都在壯年，而且是懷才不遇，目空一切的。
當年的秋季，李杜相約漫遊梁（開封）宋（商丘），高適也參加了他們的行列。杜甫晚年在《遣懷》和《昔游》兩詩中，對於當時情況有所回憶。李杜二人其後又同游齊魯（高適有時也參加），這時是他們的友誼的高潮期。杜甫在《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詩中有云：「憐君（指李白）如弟兄」；又云：「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看來他們好像比兄弟還要親熱。他們在一道的時候分不開手，不在一道的時候便終日懷念。「寂寞空齋里，終朝獨爾思」，這是杜甫《冬日有懷李白》的開頭兩句。他們不僅趣味相投，而且信仰接近。在一同飲酒賦詩，六博畋獵；也在一同求仙訪道，並準備採藥還丹。杜甫第一首《贈李白》的七絕，便是當時李杜二人的合影。
秋來相顧尚飄篷，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前人以為這首詩是杜甫對於李白有所規勸，那是錯誤的看法。人們不僅忽略了第一句中的「相顧」兩個字，更完全忽略了杜甫也迷信神仙丹藥，而且終生嗜酒，嗜酒的程度絕不亞於李白。「空度日」、「為誰雄？」都是憤世嫉俗之詞，在慨嘆英雄無用武之地。這所指的不僅是李白一個人，也包含了杜甫自己。杜甫在《壯遊》詩里，說他自己年少時「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這態度難道還不夠「飛揚跋扈」嗎？不要忘記，《今夕行》中，杜甫在咸陽客舍「憑陵大叫呼五白」時，還自稱為「英雄」呢！
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無問題。在現存一千四百四十餘首詩中，和李白有關的將近二十首。其中專門寄贈或懷念李白的有十首——《贈李白》前後兩首，《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一首，《冬日有懷李白》一首，《春日憶李白》一首，《夢李白》二首，《天末懷李白》一首，《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一首，《不見》一首。詩中提到李白的五首——《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一首，《飲中八仙歌》一首，《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一首，《昔游》一首，《遣懷》一首。沒有提名，但其中一定包含有李白的，無法統計。例如《哭鄭司戶（虔）、蘇少監（源明）》詩中有句云：「豪傑何人在？文章掃地無！」這裡面一定包含有李白。王維卒於上元二年（761），李白卒於寶應元年（762），鄭與蘇同卒於廣德二年（764）。他們四位都是杜甫所親近的有名的文藝家，相隔三、四年都先後去世了，故杜甫發出了那樣的慨嘆。又如《贈高式顏》詩中有句云：「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這裡面也一定包含有李白。高式顏是高適的侄子，高適卒於永泰元年（765），「論文友」自然是指高適。但如果我們聯想到《春日憶李白》的「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更聯想到《遣懷》詩中的這幾句：「憶與高（適）李（白）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能夠說《贈高式顏》詩中的話沒有包含著李白嗎？又再如杜甫署明作於「大曆五年（770）正月二十一日」的《追酬故高蜀州（適）人日見寄》詩，序中有云：「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李）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這時岑參也死了，死於大曆四年十二月下旬。在這「忘形故人」裡面也應該包含有李白。
李白雖然年長十一歲，他對於杜甫也有同樣深厚的感情。但他有關杜甫的詩不多，只剩下四首，都是在漫遊齊魯時代的詩。其前其後應該還有作品，可惜散佚了。前人愛以現存詩歌的數量來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說杜厚於李，而李薄於杜。那真是皮相的見解。
現將李白有關杜甫的四首詩敘列在下邊。
《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台。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
開頭一句是說沒有幾天便要分手了。捨不得分手，因而有酒同醉飲，有景同登臨。這不就是「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實際嗎？「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不也就是「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的希望嗎？雖然沒有表達出「弟兄」的字面，但兩人當時的情誼，比起一般的「弟兄」來似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
我覺秋興逸，誰雲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
魯酒白玉壺，送行駐金羈。歇鞍憩古木，解帶掛橫枝。
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飈吹。雲歸碧海夕，雁沒青天時。
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這首詩在題目上有問題。李杜游齊魯時，杜甫並無官職。後來有了官職，做過左拾遺，也並不是「補闕」。因此，前人有的懷疑「杜補闕」不會是杜甫。考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已徵引此詩：「眾言李白惟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錄其首尾（案即上引詩首四句與尾四句）。」《酉陽雜俎》卷十二。——編者注這雖然誤把「考功」弄成了杜甫的功名，「杜考功」即杜甫是無疑問的。「飯顆山頭」之句是李白贈杜甫的詩句，《堯祠亭上宴別》也必然是贈杜甫的詩。因此，李白集中的詩題應該是《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甫兼示範侍御》。「兼示」二字，抄本或刊本適缺，後人注以「闕」字。其後竄入正文，妄作聰明者乃益「甫」為「補」而成「補闕」。《酉陽雜俎》既只言「宴別杜考功」，則原詩應該只是「宴別杜甫」，范侍御不是「宴別」的對象。這位范侍御很顯然就是杜甫《與李白同尋范十隱居》的那位「范十」了。
詩與前詩當是同時所作，時令相同，地點亦相近。同時的贈別詩留下了兩首，正足以證明：李杜在「幾日」的惜別中，的確是「登臨遍池台」的。這首詩的末句「茫然空爾思」，不也就同於杜甫的「終朝獨爾思」嗎？
《沙丘城下寄杜甫》：
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
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沙丘城」不是鉅鹿的沙丘台或沙丘宮。李白《送蕭三十一之魯中兼問稚子伯禽》詩云：「我家寄在沙丘旁」，可知此沙丘為李白在魯中寄居處。此時與杜甫不在一處，懷念杜甫的情緒竟如汶水一樣長流不斷，有魯酒也不能忘情，有齊歌也不足取樂。這情誼還不算真摯嗎？
但有一首詩卻被人誤解得很厲害，那就是第四首的所謂《戲贈杜甫》了。「戲」字無疑是後人誤加的。
《戲贈杜甫》：
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
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李白集中未收此詩，前人或疑偽作。詩見唐人孟棨《本事詩》，孟棨以為李白譏刺杜甫「拘束」。同是唐人的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也以為李白「戲」杜甫。可見作為譏刺或戲作，是唐人相當廣泛的見解。自從有了這種見解，後人便視為定論，如《唐書·文苑傳》竟說：「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
這真是活天冤枉。詩的後二句的一問一答，不是李白的獨白，而是李杜兩人的對話。再說詳細一點，「別來太瘦生」是李白髮問，「總為從前作詩苦」是杜甫的回答。這樣很親切的詩，卻完全被專家們講反了。
杜甫作詩向來是苦費心思的。他在《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中說：「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為了能做出好的詩句連命都可以不要，這還不苦嗎？又在《解悶十二首》之七中說：「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為了能做出好詩，要把謝靈運和謝朓的詩讀得爛熟，還要學陰鏗與何遜的刻苦用心，在這兒已明白說出了一個「苦」字。他不僅能體會前人的「苦」，也能體會今人的「苦」。「清詩近道要，識子用心苦」（《貽阮隱居》），這就是所謂能識此中甘苦了。「苦用心」的結果自然會「瘦」，所以他在《暮登四安寺鐘樓（原在今四川新津）寄裴十迪》中有這樣的一句：「知君苦思緣詩瘦」。這就是「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的極周到的註腳。不僅「苦」字有了著落，連「瘦」字也有了來歷。這樣親切而認真的詩，被解為「嘲誚」，解為「戲贈」，解為譏杜甫「拘束」或甚至「齷齪」，未免冤枉了李白，也唐突了杜甫！
唐代以詩歌取士，做詩的人們因用心做詩而致身體瘦削，並不是什麼醜事。請讀韓愈為他的詩友孟郊所作的《貞曜先生墓志銘》吧。他形容孟郊的苦吟竟至使用上「劌目心」，「搯擢胃腎」的辭句。這也就是後人所說的「嘔心滴血」了。
就是李白本人，儘管「放達」，做詩又何嘗掉以輕心？他的《古風五十九首》的第一首開頭兩句是「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最後的四句是「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請看，他是在怎樣的作鼓振金！
要之，「飯顆山頭逢杜甫」一詩，既非「嘲誚」「戲贈」，也不是後人偽作。那詩親切動人，正表明著李白對於杜甫的深厚的關心。這和杜甫《贈李白》「秋來相顧尚飄蓬」一絕，直可以說是一唱一和。
李杜在齊魯的同游為期並不長。天寶四年秋季，李白南下，杜甫西上，成為了杜甫在《春日憶李白》中所說的「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杜甫定居在西北如古樹，李白漫遊在東南如浮雲。）從此兩人便沒有再見面的機會。
一別十三、四年，經過了天翻地覆的安史之亂，特別是在李白長流夜郎時及其後，杜甫對於李白的感情是有明顯的轉變的，那便是由懷念仰慕轉變為哀憐惋惜。乾元二年（759）的秋天，在秦州做的《夢李白二首》之二的結尾四句是：「孰雲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他耽心李白的冤罪，千載難雪，會「名堙沒而不彰」。
這時杜甫遠在秦州，因地方偏僻，消息隔絕，不知道李白的真情實況。其實在杜甫作詩的當時，李白已遇赦放回，在南遊洞庭了。同時所作的《天末懷李白》，也是非常隔膜，但也非常哀惋。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他揣想李白流竄夜郎（在今遵義附近）所走的路徑可能是經過湖南北部再往西走，故有「投詩贈汨羅」與「冤魂」屈原「共語」的揣測。這雖然揣測錯了，但在杜甫做詩當時李白確實在岳陽一帶，舟游洞庭，而有「剗卻君山好」那樣豪放的詩句。李白詩《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後三首》之三。
但到後來得到李白的消息，情況便不同了。《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共二百字，可以說是杜甫的李白詩傳，對於李白的現狀，不僅他的生活，更兼及他的心事，都好像了如指掌了。這首詩對於了解李白和李杜二人的關係上，是一項重要的資料，我想把全詩分段地詮解在下邊。
第一段：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伸。
「昔年」，我認為是開元十八年。李白時年三十歲，第一次出遊長安。李白《與韓荊州書》中所謂「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即在此年。「狂客」指賀知章，賀曾自稱為「四明狂客」。賀知章是「酒中八仙之游」的第一人。「八仙」中有死於開元二十二年的蘇晉，足證「酒中八仙之游」為時必在開元二十二年以前。
唐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為文。白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嘆者數四，號為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此說與杜甫詩相為表里，最為可信。又范傳正《新墓碑》云：「賀知章……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泣鬼神矣。」《烏棲曲》，有人說是傳聞異辭；實際上是賀知章同時見到《蜀道難》與《烏棲曲》。這由杜甫的詩可以證明。「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上句切《蜀道難》，下句切《烏棲曲》，可見孟、范二說正相為補充。
《蜀道難》之作有種種說法，有的說是刺嚴武，有的說是刺章仇兼瓊，有的說是諷唐玄宗奔蜀，都是些武斷的臆測。胡震亨在《李詩通》里說：「《蜀道難》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陳間擬者不乏，詎必盡有為而作！」又說：「李白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即事成篇，別無寓意。」大抵上是正確的，但說為作於開元、天寶間，也只是揣測之辭。應該是李白的少作，作於開元十八年以前，此正足以表示李白的「天才英麗」（蘇頲在李白二十歲時的評語）。詩中極言蜀道東北部的艱險，而未涉及東南部的壯麗，也足證明李白作詩當時對蜀道的認識還有局限。
第二段：
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
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
這是說到李白在天寶元年（742）第二次入京，受到唐玄宗的重視，做到翰林待詔，在那時做了一些歌頌宮廷生活的詩章。時或白日應詔，到深殿里草擬文誥；時或月夜泛舟侍游，賦詩了無敵手。奪錦袍的故事見《唐書·宋之問傳》：「（武）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愈高，奪虬錦袍以賞之。」李白既受到重視，如身在天上，即成為所謂「青雲之士」，一時趨炎附勢的人都來甘拜後塵了。這正是李白在自己的詩里所說的「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歡」（《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當時」是指開元十八年。
第三段：
乞歸優詔許，遇我夙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
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
李白在天寶三年受讒逐，被賜金放還，杜甫把它說得很輕鬆。說李白沒有辜負自己浮雲富貴的志趣，能夠寵辱不驚，全身而退。說他們在洛陽相遇，得以親近，滿足了向來的期望。說自己的高談闊論，蒙李白愛其粗野。說兩人都喜歡喝酒，各顯出一片天真。在梁園的夜月下酒醉而起舞，這說的是同游梁宋時的情形。在泗水的春風中沿路走，沿路唱歌，這說的是同游齊魯時的情形。
第四段：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
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
說李白才氣很高，壯志無法舒展。說人生的行路屈折，善人得不到援助。說李白雖俊如禰衡而無一官半職，貧如原憲只是一位書生；因此才下山求出路，想辦法餬口。然而物質食糧還未得到滿足，而貪污的誹謗喧騰眾口。馬援從南方運回的薏仁米被人說成為珍珠。估計當時的士大夫們必有人誣枉李白受了永王的重賂，故杜甫引用了馬援的典故。李白詩中也有相應的自解：「徒賜五百金，棄之如雲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贈韋良宰》），說到賜金的數目，並說到辭賞不受，無疑是為了避謗。但李白的下山被杜甫說成為解決吃飯的問題，杜甫雖然有意開脫，在倔強自負的李白看來恐怕是不會滿意的。
第五段：
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鳥，獨泣向麒麟。
這一段是指長流夜郎。「五嶺」指嶺南地帶，在唐是流放區域。「三危」在敦煌東南二十里。《尚書·舜典》：「流共工於幽州，放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三危和五嶺都是暗喻夜郎。「三危」句可能會使李白深受刺激，因為這樣用典，是把李白比成「四凶」之一的「三苗」了。杜甫是在苦心鍊句，以「三」對「五」，但詩是「寄」給李白看的，看到這裡，儘管李白如何「放達」，恐怕也不能無動於衷吧。
「鳥」是用賈誼的故事。賈誼被貶謫為長沙王的太傅，作《鳥賦》以自慰。鳥據說是不祥之鳥，賦中向此鳥扣問以吉凶及其禍福到來的遲速。鳥回答以一片達觀的形上學的見解，主要是道家思想。這裡是以賈誼來比李白。
「麒麟」用的是孔丘作《春秋》絕筆於「獲麟」的故事。《春秋公羊傳》魯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孔丘聞之，為之流淚。據說麟是「仁獸」，要天下太平、聖人當道，然後才出現。麟之出非其時，故遇害。因此孔丘為之感傷，就把《春秋》的寫作終止下來了。《穀梁傳》也是這樣說。《左傳》不同，直到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才結束了。為什麼把這個典故用到這兒？在方便上留待下面說明。
第六段：
蘇武元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
已用當時法，誰將此議陳？
前四句都在用典，但用得都很勉強。「蘇武元還漢」，是說李白像蘇武歸漢一樣本有脫離永王的存心。「黃公豈事秦？」是說商山四皓之一的夏黃公不肯為秦始皇所用，借喻李白入永王幕府是不願意的。把永王李璘比成匈奴，比成秦始皇，比得都有點不倫不類。「楚筵辭醴」也是一樣。西漢時楚王劉戊的祖父楚元王劉交對於經學家的穆生很尊敬，穆生不喝酒，但每有宴集都要為他備甜酒（「設醴」）。劉戊即位之後，也照常備甜酒。有一次偶然忘記了，於是穆生就說：這是看不起我，可以走了。他就稱病辭退。這個典故也是用來表示李白早有脫離永王的用意。「梁獄上書」用的是西漢鄒陽的故事。梁孝王下鄒陽於獄，鄒陽從獄中上書自陳，文辭典贍，是現存古文中一篇有名的作品。梁孝王得書後，把鄒陽釋放了。這明顯地是用以暗喻李白在尋陽獄中有《上崔相渙》《萬憤詞》《百憂章》等詩。李白也是被御史中丞宋若思釋放了的。「已用當時法」，是說已因罪下獄，受了處分，為崔渙、宋若思所洗刷。但又被長流夜郎，這又出於誰的倡議呢？「誰將此議陳？」的「議」或作「義」，是沒有讀懂原詩，被後人所竄改的。
第七、最後一段：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上兩句說李白已經老了，有時在秋月下閒吟；生了病，病有起色，有時在黃昏中的江邊上散步。最後兩句是勸李白不要埋怨朝廷，讓我到天上去問個出路——或者讓我們同到天上去問個出路。說得有點不著邊際，好像是說要向朝廷請示，又好像是說聽天由命。
杜甫的這首詩，一向的注家認為是乾元二年（759）秋在秦州所作，但從詩中所敘述的李白情況看來，這樣的說法是大有問題的。杜甫在秦州所做的有關李白的詩，如《夢李白》與《天末懷李白》等，對於李白的情形都很隔膜，但這一首卻不同了。關於李白的生活近況和心理動態，都好像了如指掌。特別是「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兩句，很明顯地表明是李白在寶應元年（762），即行將去世的一年，在當塗養病的情形。這詩毫無疑問是這一年的秋天做的。當時杜甫在梓州，但他的兄弟杜占在留守成都草堂，經常在成都與梓州之間往還，因此杜甫對於外界的消息是比較靈通的。
詩既是「寄」給李白的，足證他們之間已經有詩札來往。這從李白來說，也要有了定居之後才能有此方便。估計李白在上元二年（761）定居當塗後，便立即有消息寄給杜甫，故杜甫也才能知道他的生活近況和早有脫離永王的心事。不然是無法說通的。
准此，第五段的「獨泣向麒麟」也才可以得到確切的解釋。那無疑是李白把自己的近作《古風》第一首抄寄了給杜甫——所抄寄的當然不止限於這一首，也不止限於詩。《古風》第一首的最末四句上面已經徵引過，不妨再引一遍吧：
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這兒的「絕筆於獲麟」和杜甫的「獨泣向麒麟」有如桴鼓之相應，能夠說是偶然合拍的嗎？
詩是「寄」給李白的，李白在去世之前還有相當的時間，不至於看不到它。看到之後，李白會作何感想？我認為有好些辭句很難使李白滿意。關於「三危放逐臣」句，上面已經說了，那還只是出於考慮欠周到的語病。還有更重要的關節處，一定會使李白失望。天寶初年李白被讒逐，這在李白是非常遺憾的事，而在杜甫詩中卻以「乞歸優詔許」一句不著痕跡地帶過。不好誹謗朝廷，在杜甫說來自然是「忠」；但對於讒毀者的「賤臣」「佞臣」——高力士、張垍之流，卻未免過於「恕」了。李白下廬山從永王東巡並不算犯罪而是冤枉（皮日休在《七愛詩》中便未涉及此事），他一方面是體貼著唐玄宗的意旨在辦事，另一方面也想借永王之力掃蕩胡塵，拯救天下蒼生；然而杜甫卻把它說成為找飯吃而受到處分。這在李白恐怕是更感到意外的。
敘述到這裡，對於李白《古風》第五十九首——也是最後一首的最後四句，算找到了它的寄意所在。
眾鳥集榮柯，窮魚守枯池。嗟嗟失歡客，勤問何所規？
前兩句容易理解。大抵的人（「眾鳥」）都在趨炎赴勢（「集榮柯」），少數窮途末路的人（「窮魚」）窮得沒有出路（「守枯池」）。這「眾鳥」與「窮魚」自然是方以類聚，各走各的路；在這裡也在暗喻著交道的翻覆——這是詩的重點。後兩句譯成現代語，便是：
呵呵，你同樣是窮途末路的流浪者呵，
你勤勤問候我，到底要規戒我些甚麼？
這裡所說的「失歡客」，不就是在暗指杜甫嗎？這首《古風》看來很明顯地是李白在接到杜甫寄詩之後做的，也很明顯地表明了李白的失望。他所期待著的知己，雖然同處在困境，但並不如十幾年前那樣的真正的知己了。
杜甫最後一首關於李白的詩是《不見》，題下原注云「近無李白消息」，可能是李白死後的第二年——廣德元年（763）在梓州做的。估計是李白接到杜甫寄贈的二十韻長詩之後，由於失望便沒有再和杜甫通消息；或許也是病到垂危，再沒有可能通消息了。但這首《不見》，把杜甫對於李白的哀憐，表現得更無掩飾。
不見李生久，佯狂殊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最出人意外的是「佯狂」（裝瘋）兩個字。估計當時是有人造李白的謠言，說李白髮了瘋；杜甫為他辯解，說為「佯狂」。但從李白的詩文和行動看來，並看不出李白本人有過什麼「佯狂」的痕跡。說他「佯狂」，李白曾在詩里斥為世人的誤會。《笑歌行》的末尾有這樣幾句：
笑矣乎，笑矣乎！寧武子，朱買臣，叩角行歌背負薪。今日逢君君不識，豈得不如佯狂人？
這正從正面來回答了造謠者和附和者，並不是「狂」，而是被「不識」的人誤認為「狂」，因此就仿佛「如佯狂」。《笑歌行》和《悲歌行》兩詩，自宋代蘇東坡以來，專家們都認為「斷非太白作」蘇軾定兩詩為偽作，見津逮秘書本《東坡題跋》卷二。。其實這個斷案，下得真是武斷。這兩首詩，還有其他的詩如《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之類，徹底打破了「溫柔敦厚」的老教條，正突出了李白的積極性的一面，斷為偽作是老教條的幽靈在作怪。
《不見》一詩中「世人皆欲殺」句是可貴的資料。這透露出了當時的統治者和西蜀的士大夫階層對於李白的一般的態度。杜甫處在這種氛圍中能夠哀憐李白，自然表示了他的友情。但他只憐李白的才，而不能辨李白的冤；在他看來，李白仍然犯了大罪，非真狂而是「佯狂」，應該殺而可以不殺，如此而已。這樣的同情是大有限度的，故「詩」只言其「敏捷」，「酒」卻著其「飄零」——孤苦伶仃，無人過問，只求解救於酒。因此，他要李白回到故鄉彰明縣的大匡山去讀書，使晚年有所寄託。
看來杜甫對於李白的期待或評價，並不如李白自己所自負的那麼高。拿對詩歌的評價來說，李白是有點輕視六朝文體的，他說過「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古風》第一首），雖然他也尊重陶淵明、謝靈運和謝朓。但杜甫對於六朝詩文卻予以相當高度的評價。杜甫既肯定陰鏗、何遜、鮑照和庾信的業績，而說李白的詩句之佳者「往往似陰鏗」（《與李白同尋范十隱居》），又比之以庾信和鮑照——《春日憶李白》：「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特別在《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一詩中，把李白和薛華並舉，同時舉出了六朝文人何遜、劉孝綽、沈約、謝朓和鮑照。這位和李白抗衡的薛華，而且超過了何、劉、沈、謝、鮑的人，卻沒有一首詩流傳下來，可能是杜甫喝醉了酒，過分抬高了薛華，但他對李白的評價是保留著一向的水平的，便是和六朝的文人們可相頡頏。
值得提出的是杜甫有《戲為六絕句》——專門論詩的六首七絕。這些詩的寫作，在我看來，和李白顯然是有關聯的。詩的第一首高度肯定了庾信，第二首和第三首同樣肯定了唐初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這些前人，在李白現存的詩歌中都沒有被提到過。第四首是對當代詩人的評價：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隋人虞茂《四時白歌·江都夏》中有句云：「蘭苕翡翠恆相逐」（見郭茂倩《樂府詩集》第五十六卷）。——作者注
「數公」是指庾信和王、楊、盧、駱。說庾信和四傑以後還沒有人能超過庾信和四傑。當今的文人中誰是出類拔萃的英雄呢？就是說誰也不是！《戲為六絕句》，一般的研究家認為是寶應元年在成都所作。李白死於這一年的十一月，杜甫作詩時李白還未死，在杜甫看來，李白自然不能算是「出群雄」了。同時代的詩人們，才力都敵不過庾信和王、楊、盧、駱；頂多只能寫點像翠鳥站在蘭苕上的小玩藝，至於在大海里劍劈鯨魚的大作卻誰也沒有。因此，絕句的第五首說到自己要努力，要做到與屈原、宋玉並駕齊驅，不要反而落在梁陳文人們的後面去了。第六首則更勸大家努力，不要藐視前人，最好多多學習。
在這六首絕句中雖然沒有點李白的名，我看是和李白有關聯的，甚至可能是以李白為主要對象，以李白在《古風》第一首中輕視六朝詩文的見解為主要對象。杜甫為了減輕刺激，在題目上標出了一個「戲」字，其實他是很認真的。杜甫這些詩，包含著對於自己的高標準的要求；但李白對於自己的要求標準也有同樣的高度，他在《臨江王節士歌》裡面曾經發問：「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這就是他自己也承認「未掣鯨魚碧海中」了。
杜甫說他自己要努力：「竊攀屈宋宜方駕」。杜甫很看中宋玉，願以宋玉為師，愛把屈原與宋玉並舉來提高宋玉。其實宋玉是值不得學的，他的文學的成就已被李白遠遠超過了。李白並不那麼佩服宋玉，他的《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甫》開頭兩句就是反宋玉的。「我覺秋興逸，誰雲秋興悲？」說秋興悲的就是宋玉。杜甫在《詠懷古蹟》里卻特別欣賞他，所謂「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在這裡也可以看出李杜二人的不同處。至於屈原的成就水平，不僅李白沒有達到，杜甫也沒有達到。杜甫愛做排律詩，元稹在《杜君（甫）墓系銘》中極力加以稱頌；說他「上薄風雅，下該沈（佺期）宋（之問），言奪蘇（武）李（陵），氣吞曹（植）劉（楨），掩顏（延年）謝（靈運）之孤高，雜徐（陵）庾（信）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文人之獨專矣」；「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這真是絕頂的頌揚。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人」中他沒有提到屈原，而在「今人」中他卻緊緊抓著了李白。
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這樣抑李而揚杜，差不多成為封建時代士大夫階層的定論。其實元稹所極力讚揚的排律，和六朝人的駢體文、後代的八股文，是一脈相承的東西。封建時代科考取士時長期採用過，是讀書人的宦海梯航。那種完全脫離群眾（正如元稹所說的「脫棄凡近」）、掉書袋、講堆砌的文藝玩藝兒，正是李白之所不屑為，而有意打破它的。杜甫晚年來特別嗜好，藉以消磨歲月，賣弄學識。元稹可以說是嗜痂成癖了。然而同是唐人，也還是有人能夠說幾句公道話的。韓愈有《調張籍》一詩，開頭六句是：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這只是以李杜並稱，但由抑李揚杜的人看來，可能已經是抑杜揚李了。其實無論李也好，杜也好，他們的「光焰」在今天都不那麼燦爛了。用公平的眼光來看，李的「擺去拘束」的樂府歌詩，比起杜的「屬對律切」的長篇排律來，要更有詩味，更接近於群眾，更有生命一些。就是杜甫的好詩，也不屬於他苦心慘澹地搞出來的排律。然而出乎意外的是解放以來的某些研究者卻依然為元稹的見解所束縛，抑李而揚杜，作出不公平的判斷。
在這裡我想介紹一下前些年辰出現的一種新型的李杜優劣論，更想順便加以批評。
劍閣的險峻，利於軍閥割據，給人民帶來災難，他（杜甫）便大罵上帝，要把它剗平：「吾將罪真宰，意欲剗疊嶂！」（《劍門》）假如我們拿李白「剗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的詩句和杜甫的詩相比較，我們就不難看出他們二人之間的差異。他們的想法，可以說是一樣的，都充滿著一種浪漫主義精神，然而動機目的卻不相同。
——蕭滌非《杜甫研究》，59頁，1959年
動機和目的怎樣不同，沒有明說，但意思是很明白的。杜甫要「剗疊嶂」是為人民除災難（其實更多地在為朝廷著想），李白要「剗卻君山」卻不是這樣。因此，杜甫是人民的詩人，李白則不是。但李白為什麼要「剗卻君山」？他的動機和目的究竟是什麼？倒值得拿來研究研究的。
李白那四句詩是《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後三首》的第三首。這詩是乾元二年（759）長流夜郎，中途遇赦放回，南遊瀟湘時作的。時令是在秋季。不妨再把全詩抄在下邊，以醒眉目：
剗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
這好像是為了能多喝些酒而要「剗卻君山」，也就是李白三幾個人要把洞庭湖的水當成酒來喝，喝不夠還要把君山剗掉以增加分量。如果真是這樣，那真可以說是酒後狂言了。喜歡喝酒的人同時也喜歡流連風景。君山在洞庭湖中是風光明媚的地方。李白約略同時做的七絕《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游洞庭五首》的第五首，便在歌頌君山的美麗。
帝子瀟湘去不還，空餘秋草洞庭間。
淡掃明湖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
這樣美麗如畫的君山而要「剗卻」它，豈不是大殺風景嗎？但這還是皮相的說法，我們倒要再進一步問問：酒到底是從哪裡來的？洞庭湖裡面的水，湘江裡面的水，不能直接變為酒。這樣窮根究底地問一下，似乎對於李白的真意能夠有所接近了。
洞庭湖，對長江來說，是一個天然的泄洪池。大水期間，長江水位高漲，倒灌入湖。入秋，水位降低，洞庭湖周圍或附近的土地又從水裡解放了出來。因此在唐時就有人圍湖作圩以事屯墾。杜甫有《宿青草湖》一詩可以為證：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宿槳依農事，郵竿報水程。
青草湖在君山之南，實際上是洞庭湖的繼續。「宿槳依農事」，便是說水退了，人們把船槳放在一邊，又拿起鋤頭來開墾。注家有人認為「湖中多種田」（楊倫《杜詩鏡銓》），這是正確的。這樣的情形，一定在唐代以前就有，但要感謝杜甫為我們留下了唐代的實據。根據這個實據以揣想李白的「動機目的」，他要「剗卻君山」以鋪平湘水，不是他看到農民在湖邊屯墾，便想到要更加擴大耕地面積嗎？這樣的揣想，和詩中的「酒」和「秋」是不是有聯繫？有！而且聯繫得很緊湊！
秋是收成的季節。豐年，古人便叫著「有秋」。酒在古代是專用稻粱釀成的；要有稻粱的大豐收，然後才能有巴陵的無限酒。在這裡還可以令人聯想到周代的農事詩《豳風·七月》。那詩的最後一章便歌詠到秋收時的歡樂。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這歌頌秋收的快樂多麼開心？李白曾經說過「我覺秋興逸，誰雲秋興悲？」（見上舉《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甫》），就是從這裡脫胎出來的。「剗卻君山好」的念頭，難道不也是從這裡脫胎出來的嗎？李白有《田園言懷》一詩，足以證明他確實重視農事。
賈誼三年謫，班超萬里侯。何如牽白犢，飲水對清流？
因此，我樂於肯定：李白要「剗卻君山」是從農事上著想，要擴大耕地面積。「巴陵無限酒」不是讓李白三兩人來醉，而是讓所有的巴陵人來醉。這樣才能把那樣廣闊的洞庭湖的秋色「醉殺」（醉到盡頭，醉得沒有剩餘）。因此，李白「剗卻君山」的動機和目的，應該說才是真正為了人民。
或許有人會問：李白在《江夏贈韋南陵冰》一詩中要「槌碎黃鶴樓」、「倒卻鸚鵡洲」，和這「剗卻君山」，不同樣是醉時的豪語嗎？何必一定要追求「動機目的」？我的回答是：李白要「槌碎黃鶴樓」、「倒卻鸚鵡洲」，在那首詩里也是說明了他的「動機目的」的，那就是「頭陀雲月多僧氣，山水何曾稱人意！」他是不滿意於中國的風景區多被僧寺道院俗化了，所以他要「槌碎」「倒卻」；他是想破立一番。動機和目的，同這「剗卻君山」一詩雖然有所不同，但說到破和立的關係上來，倒是一致的。
或許又有人會說：「你是偏愛李白，在挖空心思揚李抑杜。」那麼我可以另外舉出一對十分相似的例證來評比李杜二人，而那對例證對於杜甫卻是十分不利的。
欲折月中桂，持為寒者薪。
——李白《贈崔司戶文昆季》
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杜甫《一百五日夜對月》
兩人的奇拔著想完全相同，但動機和目的便大不相同。李白是要為「寒者」（請注意，不是「寒士」）添柴燒，想上天去扳折月中桂；杜甫是在思家流淚，眼淚有如月光的「金波」，想「斫卻月中桂」，讓眼淚流得更痛快一點。「一百五日」舊曆合當清明前二日，古時是「寒食節」。杜甫做詩的當時淪陷在長安。他在對月思家，所以詩的開頭兩句是「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接下去便是這「斫卻月中桂」的兩句。前人注為把月桂斫掉，可以望到家裡人。其實即使斫掉，也是望不到的。既言「有淚如金波」，那麼金波更多些，不也就是眼淚更多些嗎？杜甫在這首詩裡面，完全沉沒在個人的感情里，和李白的「動機目的」顯然形成了為己與為人的對立。當然，我們也不能就此而抑杜揚李；但也不想贊同信手舉一兩句詩來便輕易地抑李揚杜。
一般地說來，李白的性格和詩歌是比較更富於平民性的。杜甫在《飲中八仙歌》中刻畫李白的四句，倒是傳神之筆。
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一方面同市井平民親近，另一方面能藐視帝王的尊嚴，這正是李白的好的一面。這時沒有夾雜著求仙還丹的迷信，功名富貴的野心，人們是比較喜歡這樣的李白的。在中國古代詩人中，博得人們廣泛愛好的，恐怕要以李白為第一人吧？
請讀他的《宿五松山下荀媼家》那首詩吧。
我宿五松下，寂寥無所歡。田家秋作苦，鄰女夜舂寒。
跪進雕胡飯，月光明素盤。令人慚漂母，三謝不能餐。
古人席地而坐，坐取跪的形式。打盤腳坐叫「胡坐」，是外來的坐法。客人既跪坐，故進飯的女主人也採取「跪進」的形式。今天的日本人，主要還保存著這種習慣，是隋唐時代從中國學過去的。李白以「漂母」比荀媼，可見他是以韓信自比。這詩可能是他比較年青時做的。「田家秋作苦，鄰女夜舂寒」，淡淡寫來卻表示李白是深知稼穡之艱難的人。因此，他在農家受到款待，他感謝得非常虔誠，謝了三次，不能動箸。
再請讀他的《秋浦歌十七首》之十四吧。在這首歌里，他在歌頌冶礦工人。歌頌冶礦工人的詩不僅在李白詩歌中是唯一的一首，在中國古代詩歌中恐怕也是唯一的一首吧？
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
雖僅寥寥二十個字，卻把冶礦工人歌頌得很有氣魄。「秋浦，有銀有銅」，見《新唐書·地理志》。「郎明月夜」與「歌曲動寒川」為對句。「郎」，舊時注家不得其解，其實就是銀礦或銅礦的冶煉工人。在爐火中臉被紅了，故稱之為「郎」，這是李白獨創的辭彙。「明月夜」的「明」字當作動詞解，是說紅色工人的臉面使「月夜」增加了光輝。工人們一面冶煉，一面唱歌，歌聲使附近的貴池水捲起了波瀾。這好像是近代的一幅油畫，而且是以工人為題材。
這些歌頌工農生活的詩，雖然不是「掣鯨碧海中」，但也不是「翡翠蘭苕上」，而是一片真情流露的平民性的結晶。
李白好酒，酒店老闆可以和他成為莫逆之交。他有《哭宣城善釀紀叟》一詩是頗有感情的。
紀叟黃泉下，還應釀老春。夜台無李白，沽酒與誰人？
「善釀」表明是小工商業，一面自己釀酒，一面出售。這詩也表現了李白不拿身分，能以平等的態度待人。人們自然也就喜歡他。舊時的鄉村酒店，愛在燈籠或酒帘上寫出「太白世家」或「太白遺風」等字樣，這是對於李白的自發性的紀念。杜甫也同樣好酒，但沒有看見過，也沒有聽說過，任何地方的酒店打出過「少陵世家」或「少陵遺風」的招牌。
人民的喜愛畢竟和士大夫階層或者知識分子不同，人民是有人民自己的選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