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杜甫 · 李白在長流夜郎前後

郭沫若 《李白與杜甫》
永王敗走,李白也只好蒼黃南奔。他奔到彭澤自首,於是便以附逆之罪被投入獄中。這在他真是沒有夢想到的天外飛來的橫禍。他的從永王「東巡」,本來是出於一片報國憂民的誠意,誰想到竟落得成為一個叛逆的大罪人?他是異常悲憤而傷痛的。他在獄中做了《百憂章》《萬憤詞》等詩,說他「舉酒太息,泣血盈杯」(《百憂章》),又說「淚血地而成泥,獄戶春而不草」(《萬憤詞》)。他在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打擊。 意外的是,他這時和十年前的詩友高適卻成為了對立面。高適是反對房琯「制置」建議的人。《唐書·高適傳》:「永王璘起兵於江東,欲據揚州。初,上皇以諸王分鎮,適切諫不可。及是,永王叛。肅宗聞其論諫有素,召而謀之。適因陳江東利害,永王必敗。上奇其對,以適兼御史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節度使來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亂,會於安州。師將渡而永王敗,乃招季廣琛於歷陽。兵罷。」高適,與李白、杜甫相反,成為肅宗集團的人,因而飛黃騰達起來了。高適既是討伐永王的統帥,李白自然也就是他所討伐的對象。李白的下獄是否出於高的指令不得而知,他至少是採取著作壁上觀的態度。這在受者直等於幸災樂禍。因此,李白對於高適的感情也就可想而知了。李白有《送張秀才謁高中丞》一詩,實際上是對於高適的一篇《廣絕交書》。詩有序: 余時系尋陽獄中,正讀《留侯(張良)傳》。秀才張孟熊,蘊滅胡之策,將之廣陵(揚州),謁高中丞(適)。余喜子房之風,感激於斯人。因作是詩以送之。 「中丞」為御史大夫的副職,史稱高適兼御史大夫,蓋尊稱之。張孟熊「蘊滅胡之策」,是說他有恢復東西二京,消滅安慶緒、史思明的計劃。當年正月安慶緒已經殺了他的父親安祿山,仍然盤據在洛陽。張孟熊是想去見高適,勸他進兵洛陽。所以使得李白「感激」——深深地有所同感,而認為張孟熊有其遠祖張子房(良)之風。因為這樣,所以作詩送他。無疑也是有意通過他把詩給高適看,以表達自己的心境。詩的前半段稱頌張良「智勇冠終古」,初則為韓報仇而反秦,繼復佐漢解紛而滅楚。張孟熊既有平定安史之亂的計劃,因而說他發揚了先人的「清芬」。接下去便轉入了當時的現實。 胡月入紫微,三光亂天文。高公鎮淮海,談笑卻妖氛。 采爾幕中畫,戡難光殊勛。我無燕霜感,玉石俱燒焚。 但灑一行淚,臨歧竟何雲? 在胡塵漲天的時候,東西兩京淪陷,玄肅二帝蒙塵,日月五星的運行都混亂了。在這時出鎮淮海的「高公」,在「談笑」之間掃卻了「妖氛」。但這所謂「妖氛」並不是主要的敵人安慶緒、史思明,而是準備去進攻安史的皇帝的兄弟永王;把永王打敗了的也並不是出鎮淮海的「高公」,而是地方勢力。事實的經過賦予詩以譏諷。張孟熊懷有「滅胡之策」,假使「高公」能夠採取這個計劃,把內戰的矛頭轉向外戰,轉向真正的主要敵人,那就會認真建立「殊勛」了。這些詩句,對於「高公」,應該是很犀利的刺。 由於內戰,使得「玉石俱焚」,李白本人正被囚在獄中等待處分。說「我無燕霜感」,其實正是我有彌天的燕霜之感。這詩可以和《古風》第三十七首對照著讀。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 精誠有所感,造化為悲傷。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旁。 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群沙穢明珠,眾草凌孤芳。 古來共嘆息,流淚空沾裳。 「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嘆,天為隕霜。」(《論衡·感虛篇》引古說)「庶女叫天,雷電下擊,(齊)景公台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見《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云:「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益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為作雷電,下擊景公之台。隕,壞也;毀景公之支體,海水為之大溢出也。」) 李白在這首《古風》中自比為鄒衍與齊女,受了冤屈,大有燕霜齊電之感。這首《古風》,注家多以為作於被讒逐的天寶初年,如果當年便有燕霜齊電之感,那麼在永王事件後被系獄於尋陽,更不能說沒有燕霜齊電之感了。「但灑一行淚,臨歧竟何雲?」無話可說,也正可以解釋為無言的抗議。 送張孟熊的詩,無疑是被高適看過的,但他來了個不予理會。從此,李白和高適之間便再也看不出有何關係了。高適鎮廣陵不到一年,在至德二年(757)的冬天改授太子少詹事,移駐洛陽。又不一年半光景,乾元二年(759)三月,九節度使師大潰於相州(今河南安陽),高適由洛陽南奔,繞道襄陽、鄧州而至長安。五月出任彭州刺史,在任一年多,於上元元年(760)又改任蜀州刺史。當他在西蜀的任內,照杜甫的詩看來,西蜀的上層輿論認為李白是該殺的(《不見》:「世人皆欲殺」)。刺史是左右輿論的人,可以想見高適對於李白一直處在敵對的地位。李白以乾元二年春在長流夜郎的途中——巫峽,遇赦,東下江陵,在江夏、瀟湘等地還流連了一年多,但他沒有回到西蜀而放浪於長江下游,看來不是沒有原故的。儘管杜甫在《不見》一詩中希望他回鄉:「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然而他一直到死,終竟沒有回到他少年時的讀書處——綿州的大匡山。 李白和高適這兩位詩人在梁宋之游所結下的友誼,成為了玄宗與肅宗父子之間、李亨與李璘兄弟之間權力爭奪的犧牲。從這個角度來看,《古風》第五十九首的含義,才可以得到切實的理解。 惻惻泣路歧,哀哀悲素絲。路歧有南北,素絲易變移。萬事固如此,人生無定期。田(蚡)竇(嬰)相傾奪,賓客互盈虧。世途多翻覆,交道方嶮巇。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張(耳)陳(餘)竟火滅,蕭(育)朱(博)亦星離。眾鳥集榮柯,窮魚守枯池。嗟嗟失歡客,勤問何所規? 「路歧有南北」,不就是賀蘭進明所指的玄宗集團的「南朝」和與之對立的肅宗集團的北朝嗎?純白的絲,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看你是靠近哪一邊。漢景帝時的竇嬰與田蚡都以外戚相繼得勢,賓客即互為盈虧,趨炎赴勢者流只朝有權勢者的一邊跑。交道是所謂「翻手作雲覆手雨」的。飲酒高歌、慷慨激昂時所發出的盟誓,畢竟不過是一時的心血來潮。張耳與陳餘那樣共同起義過的朋友,後來不是火併了嗎?——張耳為漢將,把陳餘殺掉了。蕭育與朱博那樣的刎頸交,後來不是也勢不兩立嗎?這些話裡面,不能說沒有含蓄著李白與高適的分道揚鑣。「磋磋失歡客」另有所指,我以為指的是杜甫,留待下文適當的地方再加以說明。 李白對於交道的反覆儘管這樣悲嘆,但他依然是得到了朋友的幫助。首先他的被捕下獄,又繼之以長流夜郎而未遭到殺戮,有材料說明他是得到郭子儀的緩頰。不然,他是很難免於死的。 確實給予了幫助的還有宰相張鎬、江南宣慰使崔渙和御史中丞宋若思。這些人,李白都有詩呈贈。特別是宋若思,在直接管理他的案件,曾經審訊過他,為他昭雪。他釋放了李白讓他參加了自己的幕府,還極力向肅宗朝廷推薦。李白有詩贈宋,題為《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余之囚,參謀幕府,因詩贈之》。詩中有句云:「組練明秋浦,樓船入郢都;風高初選將,月滿欲平胡。」所敘是秋天的氣象,無疑是八、九月間的事。可知李白在獄中,可能呆了半年光景。 李白對於宋若思是很感激的。他從監獄裡被釋放了出來,在宋的幕府里雖然只住了短短的一兩個月,卻以宋的名義留下了一些有力的文章,足證李白又有了一個精神亢揚的期間。 《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把當時的局勢敘述得比較醒豁。 今,自河以北,為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壘。大盜蠶食,割為鴻溝;宇宙屼,昭然可睹。 這是說黃河流域要光復舊業,很難辦到。於是用對比的手法,接著寫出金陵的形勝,表明最上的辦法只好南遷。 臣伏見金陵舊都,地稱天險;龍盤虎踞,開扃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雄圖霸跡,隱軫猶存;咽喉控帶,縈錯如繡。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 請注意,當時黃河流域的地主階級南奔吳越,不僅有似永嘉南渡,而且可能超過了永嘉南渡。這是很好的史料。從這裡可以看出:遷都金陵建立「東唐」或「南唐」,是當時的一種輿論。李白雖然在替宋若思立言,其實表達了一般地主階級的意見,也表達了自己的意見。李白之所以肯從永王「東巡」,其目的至少一半即在實現這種希望。李璘失敗了,希望未能實現,現在他又通過宋若思去懇求李亨來實現了。然而唐代的統治者畢竟是幸運。由於敵人的內訌,也由於得到回紇的協助——是付了高度代價的協助,就在至德二年的九月和十月,也就是在宋若思上表的期間,東西二京都相繼收復了,南遷或東渡的必要也就自然消除了。儘管洛陽的收復以後還有些波折,但恢復中原已成定局,中國不至於再分裂為南北朝了。 另一篇文章是《為宋中丞祭九江文》,文章雖短,卻同樣有力。這等於是一篇誓師文,值得重視。「祭九江」其實就是祭長江。文中稱長江為「長源公」。王琦注引《唐書·玄宗紀下》「(天寶六載)封河瀆為靈源公,濟瀆為清源公,江瀆為廣源公,淮瀆為長源公」。王謂「今祭江神而曰『長源公』,蓋字之誤也」。字誤是沒有問題的,但不是李白文的字誤,而是《唐書》的字誤。長江,源遠流長,應是長源公;淮水,源多流廣,應是廣源公。李白文倒可以糾正《唐書》之誤。 長江,何以又稱為「九江」?舊時有種種說法,大抵都在兩湖和江西境內尋出九條支流以充數,以說明所謂「江流九派」。但從《禹貢》的「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看來,在「九江」的總目下涉及了在四川境內的支流和湖北境內的雲夢,可見古時所謂「九江」必然有不同的含義。我揣想,應該是指長江上游的九條大支流,即岷江(古以為長江之源)、大渡河、金沙江、沱江、嘉陵江、黔江、湘江、漢水、贛江。是這樣的九條大水綜合成為長江,故長江又稱為「九江」。這樣,《禹貢》的敘述也才可以得到妥帖的說明。 古以五嶽四瀆為神。四瀆,《唐書》以江、淮、河、濟當之,但亦有江、淮、河、漢之說。宋若思要誓師北伐,故李白為之作文以祭長江。雖然視長江為神而加以禋祀,沿襲了古來的迷信,但這是時代的限制。從文章的角度來說,《祭九江文》倒是值得欣賞的一篇古文。文章並不長,不妨把全文引在下邊。 謹以三牲之奠,敬祭於長源公之靈。 惟神(指長江)包括乾坤,平準天地,劃三峽以中斷,疏九道以爭奔。綱紀南維,朝宗東海。牲玉有禮,祀典無虧。 今萬乘蒙塵,五陵慘黷。蒼生悉為白骨,赤血流於紫宮。宇宙倒懸,槍未滅。含識結憤,思剪元兇。 若思忝列雄藩,恪當重寄。遵奉王命,大舉天兵。照海色於旌旗,肅軍威於原野;而洪濤渤潏,狂飈振驚。 惟神使陽侯卷波,羲和奉命。樓船先濟,士馬無虞。掃妖孽於幽燕,斬鯨鯢於河洛。 惟神佑我,降休於民。敬陳精誠,庶垂歆饗。 僅僅一百七十五個字,把長江的氣魄、時局的艱危、戰士的振奮,表現得頗有力量。這和《春夜宴桃花園序》對照看,是別具風格的文字,一邊是輕鬆,一邊是凝重,但無疑都是經過充分捶鍊的作品。 另有一篇文章《為宋中丞自薦表》,前人似乎不曾懷疑過,但卻是大有可疑。「自薦」本來不是什麼稀罕的事,但代人立言自薦卻是十分奇特的。代人自薦,很難立言。被代者何苦對所薦者一定要出這樣的難題?這是逼著人自己稱讚自己。宋若思既是御史,自能執筆。即使要找人代筆,他的幕府中也絕對不會只有李白一個人。 表文中所敘述,有的地方和事實不符。例如,「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奔走,卻至彭澤。」李白從永王「東巡」,是受了三次聘請,最後由韋子春請下廬山的。下廬山時興致勃勃,在永王水軍中的初期也興高采烈,並不是「脅行」。《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韋良宰》詩中有云:「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這個「迫脅」猶言「迫遽」、「迫促」,是說自己匆匆忙忙地上了樓船。這和《與賈少公書》中所說「嚴期迫切,難以固辭,扶力一行,前觀進退」,是一致的。但改說為「脅行」則是完全被動了。這在宋若思,是有意為李白開脫;但如出於李白的筆下,那就太不光明磊落了。 「中道奔走」也不符事實。李白有《南奔書懷》詩,一題作《自丹陽南奔道中作》,丹陽是永王與地方勢力作戰的最前線,可見李白是到了最前線。詩中所寫,如「舟中指可掬,城上骸爭爨」,也完全是前線作戰的情形。這就證明:李白並不是「中道奔走」。寫為「中道奔走」,在宋若思是有意為李白開脫;但如出於李白的筆下,那也太不光明磊落了。 表文中稱讚李白的地方,有些措辭過分誇大。例如說,李白「文可以變風俗,學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稱屈」,這由宋若思或別的代筆人寫出,可以表示對於李白的衷心的欽佩和同情;但如果出自李白的筆下,那就有點過於狂妄自大了。又例如說:「昔四皓遭高皇而不起,翼惠帝而方來,君臣離合,亦各有數。豈使此人(指李白)名揚宇宙,而枯槁當年?」把李白比為商山四皓,把唐肅宗卻比為懦弱無能的漢惠帝,這個典故,用得很欠斟酌。而且說李白「名揚宇宙」,也未免太誇誇其談了。執筆者既責備了唐玄宗無知人之明,又對於唐肅宗施加以非用賢不可的壓力;文章實在大有毛病。這如果真是出於李白的手筆,李白不簡直是個狂人嗎? 因此,我的看法是:這篇《薦表》決不是李白的代筆,甚至是否經過李白看過,都值得懷疑。但為什麼又成為了李白的代筆呢?我看,這是當時肅宗朝廷裡面認為李白該殺的一批人的任意栽誣。李白既在宋若思幕中,宋若思所上的表文,自然可以認為出自李白的手筆了。這樣便增加了李白的狂妄之罪,率性嚴加究辦,長流夜郎!這在李白真是活天冤枉。後人不察,把這篇文章收入李白的詩文集中,這樣的冤罪還蒙受了一千多年,更是李白所意料不及的。 長流夜郎!——李白又意外地遭受到大禍,於是剛得到解脫的心境又由亢揚的高峰陡降入苦痛的深谷。李白因而生了病,不能不離開設在武昌的宋若思幕府,暫時到宿松去避難養病。李白有《贈張相鎬》詩二首,題下自注云:「時逃難,病在宿松山作。」詩的第一首中有云:「擁旄秉金鉞,伐鼓乘朱輪;虎將如雷霆,總戎向東巡。」這和至德二年十一月張鎬東征的史實相符。《新唐書·肅宗紀》:至德二年「十一月丙午(初二日,刻本誤作「丙子」),張鎬率四鎮伊西北庭行營兵馬使李嗣業、陝西節度使來瑱、河南都知兵馬使嗣吳王(李)祇,克河南郡縣。」故知《贈張相鎬》詩必作於至德二年十一月。 又同書《肅宗紀》至德二年十二月初二,因玄宗由成都回到長安,為了表示慶賀,賜「民酺五日」(叫老百姓飲酒作樂五天)。李白有詩《流夜郎聞酺不預》,因為是充軍的罪犯沒有資格參加慶典,可見長流夜郎的定罪至遲當在當年的十一月底。 李白首途赴夜郎(在今貴州遵義附近)即以當年十二月初旬或中旬由宿松出發,溯江西上。在起程的一段路上,有他的妻室宗氏和妻弟宗璟陪同,送到尋陽江才分別了。沿途有些逗留,同地方官吏或過境官吏時有應酬,還能遊山玩水,飲酒賦詩。但李白的心境是近乎絕望的。他沒有在尋陽獄中時的「百憂」和「萬憤」了。他似乎感覺到「憂」既無益,「憤」也多餘,而是有點「聽天由命」了。「天命有所懸,安得苦愁思?」(《流夜郎,永華寺寄尋陽群官》)「我去黃牛峽,遙愁白帝猿;贈君卷施草,心斷竟何言?」(《留別龔處士》)不過,他也還沒有完全絕望,那就是希望有萬一的機會遇赦,「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還?」(《流夜郎贈辛判官》) 這個等於無望的希望,卻很快地便被他望到了。乾元二年(759)三月,因關內大早,曾經有過一次赦令:「天下現禁囚徒,死罪從流,流罪已下一切放免。」(見《唐大詔令集》卷八十四《以春令減降囚徒敕》)李白這名受到「流罪」處分的「現禁囚徒」便得到「放免」。當接到赦令時,他剛剛到了巫峽,在舟行生活中整整過了十五個月。《自巴東舟行,經瞿唐峽(古西陵峽),登巫山最高峰,晚還題壁》詩云:「江行幾千里,海月十五圓」,便是這時節的作品。 在近於絕望的心境中,忽然在半途遇到大赦,李白的高興是可以想見的。在他的詩歌創作中,這時又來了一個高潮。有名的七絕《早發白帝城》(一作《白帝下江陵》或《下江陵》),唐人絕句的傑作之一,便是他興致飛颺的絕好的表現。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這首詩,有人說是開元十三年(725),李白初出夔門時所作,也有人說是乾元二年遇赦離白帝城東下時所作,都沒有說準確。他們都忽略了第二句的一個「還」字和第四句的「已過」兩個字。那明明是遇赦東下,過了三峽,回到了荊州時做的。 通過江水的湍急浩蕩,充分表現了心境的歡快激昂。這和遇赦前不久的《上三峽》,形成了南北兩極。 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 詩是從古歌謠的「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脫胎而來。但古歌謠只言舟行的遲緩,李白詩則增加了流竄的愁苦。水行的快加上心境的快活,水行的慢加上心境的消沉,都是同性質的東西相加,各自起了成倍的合力作用。這種心境的激變,李白自己也是意識到的。他在詩裡面有明確的紀錄,請看他的《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那首詩吧: 去歲左遷夜郎道,琉璃硯水長枯槁。 今年敕放巫山陽,蛟龍筆翰生輝光。 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卻欲論文章。 願掃鸚鵡洲,與君醉百場。 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淥水動三湘。 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春芳! 李白的遇赦並不是特赦,然而也使他生出了一種幻想,以為朝廷看中了他的文章,就像漢武帝讀到《子虛賦》,把司馬相如召進京去的一樣,他也會有這樣的機會了。所以他非常高興,願意把鸚鵡洲打掃乾淨,和王漢陽醉它個一百回。他要放聲高叫,使楚地的七澤騰起雲霧;他要縱情歌唱,使湖南的綠水翻湧波瀾。正是春日的芳華暢茂的時候,連船載著美酒,就花費多少的金錢也不用吝惜吧!他真是表現出了連天的歡喜。 李白這位詩人,看來是很天真的,他一高興起來便容易在幻想中生活了。他希望朝廷召回,在約略同時做的《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中說得更加明白:「今聖朝已舍季布,當征賈生,開顏洗目,一見白日,冀相視而笑於新松之山耶?」這幻想是多麼地蔥蘢!為了抱有這個幻想,他在江漢一帶逗留了多時,接著又南遊洞庭、瀟湘,在今湖南、湖北之間遲回了一年之久。其用意,令人無可懷疑地可以看出,就是在等待朝廷召回的好音了。他為此也請求過別人為他揄揚。詩集中那首最長的詩(長八百三十字)——《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可以作為代表。詩的最末一節有這樣的幾句: 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回。 暖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君登鳳池去,勿棄賈生才。 他自比為賈誼,希望能被召回。這種希望,在詩文里表達過不止一次。當時的中原局勢是怎樣呢?正當李白由巫峽回到江漢一帶的三月,郭子儀等九節度使的大兵,因大旱饑饉,潰於相州。九月史思明又攻陷了洛陽。所以詩的下文談到了時局: 桀犬尚吠堯,匈奴笑千秋(田千秋,漢昭帝時的宰相)田千秋在漢武帝、昭帝時均為宰相。「匈奴笑千秋」,事在武帝時。——編者注。 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旌旆夾兩山,黃河當中流。 連雞不得進,飲馬空夷猶。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 看來做詩的當時,九節度使師潰於相州的消息似乎早已傳到了江夏,情況是不能令人樂觀的。李白表示了他的殷憂,也表示了他的大志。掃蕩胡塵,射落胡星,是他一向的志願。這時仍然是雄心勃勃的。 但幻想畢竟只好幻滅。當時的肅宗朝廷,比之天寶年間,是每況愈下了。代替了李林甫和楊國忠的是李輔國(原是管養馬的宦官),代替了楊貴妃的是張良娣。再加上玄肅父子之間的矛盾始終存在著,凡屬接近玄宗的人都先後遭到貶斥,如同情李白的張鎬、崔渙、宋若思等人都是屬於這一類。連僅僅官任左拾遺的杜甫,只因疏救房琯,已於乾元元年(758)六月謫貶為華州司功;第二年七月又因關中饑饉,不能不棄官流浪。正當李白流連江漢時,杜甫已經流落到成都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李白怎能有希望被朝廷召回呢? 因此,在上元元年(760)的春天,他結束了洞庭和瀟湘的漫遊,又折回到江夏;不久便東下尋陽而暫時寓居於豫章。 上元二年(761)他又離開了豫章,往來於宣城與歷陽二郡之間。在這一年,他一生中最後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動,便是在八月間去參加李光弼的東征,但半途在金陵生病而中止了。他有詩紀其事:《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十九韻》。「李太尉」即李光弼。《通鑑》:上元二年五月「復以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荊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出鎮臨淮(今安徽泗縣一帶)。」出鎮的主要用意是在防禦安史的殘餘勢力史朝義。詩共二十韻,題只言「十九韻」,因第一句入韻,未算入。其前幾韻云: 秦出天下兵,蹴踏燕趙傾。黃河飲馬竭,赤羽連天明。 太尉仗旄鉞,雲旗繞彭城。三軍受號令,千里肅雷霆。 函谷絕飛鳥,武關擁連營。意在斬巨鰲,何論鯢與鯨! 極力寫出軍容之盛。「蹴踏燕趙傾」就是要摧毀安史的地盤。「巨鰲」是指史朝義。當年三月史朝義已殺其父史思明,繼承「大燕」的帝位,建元「顯聖」。他還有不小的勢力,東北可以退回幽燕,東南可以竄犯吳越。李光弼的出兵是有防止史朝義流竄的用意的。 李光弼以當年八月十七日赴河南行營。李白的參軍詩中有「舊國見秋月」句,時令相合。這時,李白已經六十一歲了,他說他「願雪會稽恥,將期報恩榮」。所謂「會稽恥」是指自己因從永王「東巡」而被長流夜郎的那一番失敗。他到了那樣的年齡還決心去從軍,可以算得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操詩句)了。看來他和李光弼之間必然有一定的關係,如果不是得到李光弼本人的同意,便是在他的幕府中有李白的熟人。不然,李白不會貿然從事。因病半途而廢,他感受到十分的遺憾。 其實因病而廢,卻成了李白意外的幸事。李光弼的出兵還有第二個用意,是要鎮壓東南的人民。第二年的寶應元年(762),也就是李白去世的一年,八月,台州(今浙江臨海縣)袁晁起義,聚眾二十萬,接連占領了上饒、永嘉、寧波等地,聲勢浩大。史書上說「民疲於賦斂者多歸之」(《通鑑》寶應元年),毫無疑問,二十萬人中絕大多數是農民。這一農民起義,支持了九個月,但終為李光弼的部下所「討平」了。李光弼這位契丹族的「中興名將」,同時也是屠殺起義農民的劊子手。李白去從軍,幸而生了病,不然豈不在他的一生中會真正留下了一個不能磨滅的大「恥」嗎? 李白當時得的是什麼病,沒有明確紀載。病必不輕,是可以斷言的。估計,會是第二年十一月奪去了他的生命的所謂「腐脅疾」的初期。唐人皮日休《七愛詩》之一《七愛詩》所愛七人為房玄齡、杜如晦、李晟、盧鴻、元德秀、李白、白居易。對李白推崇備至,謂千萬年不能得此俊才。——「惜哉千萬年,此俊不可得!」——作者注,說到李白「竟遭腐脅疾,醉魄歸八極」。「腐脅疾」,顧名思義,當是慢性膿胸穿孔。膿胸症的病源有種種,酒精中毒也是其中之一。李白在上元二年的發病,估計是急性膿胸症。病了,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便成為慢性。於是,肺部與胸壁之間的蓄膿,向體外腐蝕穿孔。這可能就是所謂「腐脅疾」了。 這種慢性症很難有痊癒的希望。李白的嗜酒,又至死不休,更使這樣的疾病沒有治癒的可能。李白真可以說是生於酒而死於酒。他到暮年,逐漸把學仙煉丹的迷信拋棄了,把功名富貴的野心也拋棄了,除詩歌之外,唯一的嗜好就是酒。 而我謝明主,銜哀流夜郎。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 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 這是上元二年在宣州南陵縣銅官《贈劉都使》詩中的幾句。此外還有「所求竟無緒」句,很明顯是他八月從軍因病中途折回後的事。可見他不僅一個人獨飲,而是有不少的酒客和他一同豪飲。有時他到田家去做客,同主人對飲至天黑。「田家有美酒,落日與之傾。」(《游謝氏山亭》)有時他餞別朋友,還要飲一個通宵。「今宵貰酒與君傾,……酣歌一夜送泉(淵)明。」(《送韓侍御之廣德》)像這樣不斷的豪飲,他的可能因酒而得的病,如何能好? 李白是以寶應元年(即上元三年)十一月死於當塗的。他到當塗去依靠「從叔」縣令李陽冰,前人以為就在寶應元年中。但就他的《獻從叔當塗宰陽冰》一詩看來,應該是在上元二年的冬天。這時在九江營商的「兄」可能已經離開了,或者兄弟之間生了隔閡,故只好去依靠「從叔」。詩是五言二十八韻,最後七韻是這樣: 小子別金陵,來時白下亭。群鳳憐客鳥,差池相哀鳴。 各拔五色毛,意重太山輕。贈微所費廣,斗水澆長鯨。 彈劍歌苦寒,嚴風起前楹。月銜天門曉,霜落牛渚清。 長嘆即歸路,臨川空屏營。 照這詩看來,分明是在冬天由金陵去當塗訪問陽冰。因為在金陵靠著朋友們的周濟不能維持生活,所以來到當塗求靠。但他開始沒有說出來意;已經告別了,在船上寫出這詩來奉獻,才迫不得已說出了自己的窘迫。李陽冰看了詩,又才把他挽留了下來。這就表明:詩必作於上元二年的冬季。因此,他才有可能在當塗過第二年的重九。他有《九日龍山飲》一詩可以為證: 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臣。醉看風落帽,舞愛月留人。 「龍山」在當塗縣南十里,如果他是寶應元年的冬天才到當塗,他就不可能以「逐臣」身分在龍山登高,度過重九。他還有一首《九月十日即事》,應該是第二天做的。 昨日登高罷,今朝又舉觴。菊花何太苦?遭此兩重陽! 詩的格調情趣完全相同,把李白豪邁之氣差不多洗脫乾淨了。簡單二十個字,不僅僅在惜花,而且在借花自惜。他的一生也是遭了兩次大蹭蹬的——賜金還山與長流夜郎。花遭兩次重陽,人遭兩次重傷。語甚平淡,而意卻深遠,好像在對自己唱安眠歌了。 李陽冰的《草堂集序》作於寶應元年十一月初旬,時李白病已垂危,在枕上授稿,請求作序。由這篇序文看來,李白寓居當塗也必然在一年前上元二年的歲暮。 陽冰,試弦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遐不棄我,扁舟而相歡。臨當掛冠,公又疾亟。草文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余為序。……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時寶應元年十一月乙酉序。 「乙酉」是十一月初十,李白在當時或許尚在病中,但離去世也不會太遠了。李白赴當塗如果是在李陽冰「臨當掛冠」(就要離任)的時候,李陽冰不會挽留他,他也不便停留下來。故李白最後寓居當塗必然有一年光景,終於以「腐脅疾」病死在當塗。李華《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謂「年六十有二,不偶,賦《臨終歌》而卒。」《臨終歌》今存集中,刊本誤作《臨路歌》,簡短四十二字: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 餘風激兮萬世,游扶桑兮掛左袂。 後人得之(兮)傳此,仲尼亡兮誰為出涕? 照樣自比為大鵬,自負之心至死不變。然而自嘆「力不濟」,這和《古風五十九首》的第一首「吾衰竟誰陳?」是有一脈相通的。在那首《古風》裡面,他想到了孔仲尼泣麟:「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在這首《臨終歌》裡面,他又想到了孔仲尼泣麟。他一方面在自比仲尼,一方面又在嘆息時無仲尼,而卻寄希望於「後人」。實際上如果仲尼還在,未必肯為他「出涕」;而「後人」是沒有辜負他的。他的詩歌被保留了一千多首,被傳誦了一千多年,「後人」是沒有辜負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