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杜甫 · 李白在政治活動中的第二次大失敗
——安祿山叛變與永王璘東巡
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祿山以肅清君側、誅鋤楊國忠為名，叛變於范陽，出兵西犯，河東諸郡相繼陷沒。十二月攻占東都洛陽。第二年六月攻破潼關，哥舒翰被生擒而降賊。於是，被李白比為漢武帝的唐玄宗李隆基便成了逃亡天子，匆匆忙忙地向四川逃跑。一百四十年的李唐統治，中國封建時代的最高峰，仿佛從天上掉到地下，幾乎一蹶不振。
安祿山是突厥人與波斯人的混血兒，他的成為最大的軍閥以至於叛變，事實上是唐玄宗和李林甫們把他養成的。根據《唐書·安祿山傳》，可以看出自天寶元年至十三年他的官職升進的驚人的迅速。天寶元年任第一任的平盧節度使，兼柳城太守，又兼渤海、黑水等四府經略使。二年，晉驃騎大將軍。三年又兼范陽太守、河北採訪使。六年，晉御史大夫，封為柳城郡公，不久又晉封為東平郡王。九年，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又兼雲中太守、河東節度使。十三年，任尚書左僕射，實封千戶。他真可以說是位極人臣，就只剩下做皇帝了。
他不是僅有虛位，而是大權在握的。今天的河北、內蒙、東北、乃至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一大片土地差不多都是他的勢力範圍，他不斷地在招兵買馬，蓄積勢力。連楊國忠在天寶十二、三年時都感覺到他必然叛變，而唐玄宗卻一味寵信他，甚至於把他收為楊玉環的義子。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使這個混血胡人終至於叛變了。
安祿山叛變當時，所謂「盛唐」是怎樣呢？同一《安祿山傳》中有扼要的敘述，可憐得幾乎令人不能相信。據說當時州縣的鎧甲兵器都銹壞了，不能用。臨時招募的兵士，連弓套都不能解、劍鞘也不能拔。拿起木棒抗敵，當然不能抵抗。於是，地方官吏們便棄城逃跑，或者自殺，或者被俘虜。這樣的情況，每日不斷。這就是所謂「盛唐」的真實面貌。一方面是十幾年的養精蓄銳，另一方面是幾十年的文恬武嬉，兩相接觸，其結果也就一目了然了。自安祿山叛變之日起，僅僅三十三天便攻陷了洛陽，到明年正月安祿山在洛陽稱帝，國號「大燕」，幾乎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一個新的朝代。安祿山在叛變後的第三年，即唐肅宗至德二年（757）正月，被他的兒子安慶緒殺了。安慶緒也不到三年，即在乾元二年（759），又被突厥人的史思明殺了。而史思明也不到三年，即在上元二年（761），又為他的兒子史朝義所殺。史朝義後為回紇兵所敗，在唐代宗廣德元年（763）自縊，為期也不到三年。就這樣，整整八年間的所謂「安史之亂」基本上也就平定了下來，李唐算幸運地沒有失掉它的統治。然而這八年間，黃河流域的居民是遭了大劫的。經過亂離之後，全國人口只有一六九○萬強，比天寶十三年減少了將近十分之七。李白詩所哀痛的「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韋良宰》）看來不是誇大。
在安祿山叛變前三年，即天寶十一年（752）十月和十一月，李白去過幽州——安祿山勢力範圍的中心地帶。他當時也感覺到安祿山的叛變已迫在目前。他在追憶詩《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中有所敘述。
十月到幽州，戈若羅星。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
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心知不得語，卻欲棲蓬瀛。
彎弧懼天狼，挾矢不敢張。攬涕黃金台，呼天哭昭王。
無人貴駿骨，綠耳空騰驤。樂毅倘再生，於今亦奔亡。
這一段敘述得很沉痛，這裡對於玄宗朝廷是有嚴峻的批評的。「掃地借長鯨」的「君王」是誰呢？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可見李白認為：釀成了安史之亂，李隆基要負很大的責任。是唐玄宗把當時天下的將近三分之一和盤送給了安祿山，使得他龐然坐大，一呼一吸可以使百川沸騰，連燕然山都會被吹成飛灰。這還只是天寶十一年十一月左右的事，再隔三年的天寶十四年十一月，終於使「天下橫潰」，實現了李白的預感。李白在游幽州的當時非常傷心，傷心他自己知而不能言、言而無人聽。這樣的話，在他的樂府《遠別離》和《梁甫吟》中還反覆地說過，只是把地上的舞台移到了天上或者把今時的人物換為了古時，在現實的描繪上，加蓋了一層薄薄的紗幕而已。
他曾經在黃金台上「呼天哭昭王」是可以使人理解的。他在那時的確是無從進言，即使有進言之路，唐玄宗也不會信他。連楊國忠、韋見素的話都等於耳邊風，李白以一個被讒逐的文人，所說的話能有多重的分兩？「心知不得語，卻欲棲蓬瀛」，這裡面包含有自我批評。用了一個「卻」字，那就等於說：在國難臨頭的時候公然還想遊仙避世，是不應該的。詩作於乾元二年（759），上距天寶十一年（752）已經八年了。李白是經歷了長流夜郎的刑餘之人，他的思想有了相當大的變遷，故他回憶往事時能夠批評自己。但他的自我批評是不夠深刻的。在國難臨頭的時候，求仙固然不應該，「奔亡」也同樣不應該。這種退攖逃跑的思想到後來一直糾纏著他。安祿山叛變時，他正採取了「奔亡」的道路，應該說是李白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錯誤。但他還在護短，說「樂毅倘再生，於今亦奔亡」，這正表明他的自我批評的極不深刻。
請讀他的《扶風豪士歌》吧。「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這分明是天寶十五年三月安祿山占領著洛陽時的情況。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卻是「我亦東奔向吳國，……來醉扶風豪士家」。「扶風豪士」不知道是甚麼人，看來也不外是一個逃亡分子，並不能算作甚麼「豪」！但李白不僅譽之為「豪士」，而且還跟著一道胡鬧——大開酒宴，吳歌楚舞，脫帽在手，拋向空中，卻自比為張良，實在是太不成話！
再請讀他的《猛虎行》吧。同樣是在天寶十五年的三月，在溧陽酒樓和草書名家張旭相遇，「槌牛撾鼓會眾賓」，同樣在歌舞作樂。儘管「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是國難嚴重的時候，而他和張旭卻是忘乎其性。歌中又把張旭比為張良，而把自己比為韓信。他又在說：「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這時的逃避卻是萬萬不能使人諒解了。他即使不能西向長安，為什麼不留在中原聯結有志之士和人民大眾一道抗敵？而卻「竄身南國」，還要胡亂享樂，自鳴得意！李白在這時實在是胡塗透頂了！
長安以天寶十五年六月下旬為安祿山的部下所占領，但在這之前的六月十二日唐玄宗早已離開了，逃跑得非常匆忙。十四日到了馬嵬坡，侍從部隊兵變，把阿飛宰相楊國忠殺了，玄宗被迫縊殺了楊玉環。十五日應老百姓們的請求，留下了太子李亨以圖恢復北方，逃亡皇帝繼續逃亡。七月二十八日逃到成都，據說「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人數雖不多，對於沿途的騷擾一定是大有可觀的。
在逃亡途中的七月十五日，玄宗聽從了房琯的建議，下出分置的制詔，史書上稱之為「制置」，這在當時是緊急而重要的一項措施。根據《資治通鑑》（肅宗至德元年，即天寶十五年）所述，照錄其內容如下：
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
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為之傅，長沙太守李峴為都副大使；
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為之傅，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為都副大使；
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為之傅，充都副大使。
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
其諸路本節度使虢王巨等，並依前充使。
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並任自簡擇，署訖聞奏。
當時規定，盛王李琦、豐王李珙都不出閣，隨侍在玄宗左右。只有太子李亨和永王李璘分赴任所。這用意非常明白，李亨所負的是恢復黃河流域的使命，李璘所負的是經營長江流域的使命。江南東路、淮南、河南等雖然不歸永王管轄，但盛王既不出閣，為之傅的劉彙是房琯的「私黨」（見下引《唐書·房琯傳》賀蘭進明語），而權位在都副大使李成式之上，可見盛王的領域實際上也屬於永王的勢力範圍了。李璘所負的使命，看來比李亨所負的使命還要重要。黃河流域如能恢復，則天下仍歸於一統，自然是最好的前程。但就當時的情勢看來，北路的恢復事業比較困難，希望頗為渺茫；而南路的經略則大有把握，至少可以維持到南北朝時代的局面。因此，李璘的赴鎮，關係很重大。他所負的使命是在天下不能歸於一統時準備建立「東唐」或「南唐」。在他離開玄宗時，無疑是曾經被面授過機宜的。
但在這「制置」下達之前，太子李亨於七月十二日已即位於靈武，改元「至德」，尊玄宗為「上皇天帝」。直到八月十二日，靈武的通報到達成都，唐玄宗只好聽從太子的擺布。再隔六天，八月十八日，玄宗派遣了韋見素、房琯、崔渙等把傳國玉璽送給李亨，正式禪位，估計要九月中旬才能到達。於是父子之間的矛盾告一段落，兄弟之間的矛盾便突出而且激化了。
李璘是玄宗的第十六個兒子。據說幼時失母，是李亨把他撫養大的。開元十三年（725）三月封為永王，十五年五月遙領荊州大都督，二十年七月加開府儀同三司。「制置」之詔下達後，他離開了玄宗，以天寶十五年七月至襄陽，九月至江夏。到了江夏後，《唐書》本傳說他「召募士將數萬人，恣情補署，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破費巨億」。其實這些都是按照「制置」的規定行事的。《新唐書》本傳又說他「見富且強，遂有窺江左意。以薛鏐、李台卿、韋子春、劉巨鱗、蔡為謀主，……以渾惟明、季廣琛、高仙琦為將」。史官們忽略了「制置」的用意，偏袒李亨朝廷，而以李璘為叛逆。其實真正違背父命的是李亨而不是李璘。李亨既已擅自做了皇帝，天下成為了他的私有物，不願意被別人分割。他是不同意「制置」的用意的。《唐書·房琯傳》中，有北海太守賀蘭進明，在肅宗李亨面前讒毀房琯的一段話，實際上道出了李亨的心事。
琯昨於南朝，為聖皇（指玄宗）制置天下，乃以永王為江南節度，潁王為劍南節度，盛王為淮南節度。制云：命天子（指肅宗）北略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此雖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為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寵。又各樹其私黨劉秩、李揖、劉彙、鄧景山、竇紹之徒，以副戎權。推此而言，琯豈肯盡誠於陛下乎？
賀蘭進明的這番話受到肅宗李亨的賞識，話是說到他的心坎上了。像這樣，把玄宗集團說為「南朝」，則肅宗集團自然是「北朝」。父子之間，儼然敵國；更何況乎兄弟！實際上李亨當時是同兩個方面在爭奪天下，一個方面是同安祿山、史思明爭，另一個方面是同「聖皇」和「聖皇諸子」之間爭。因此，在東西二京都尚未收復的情況下，兄弟之間的內戰便爆發了。
關於永王的東下，李白有《永王東巡歌》紀其事。詩現存十一首（其中第九首前人定為偽作），透露了當時的一些真實情況，很值得研究。因此，我想一首一首地加以解釋。
第一首：
永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遙分龍虎旗。
樓船一舉風波靜，江漢翻為雁鶩池。
這表明永王正式宣告出師的時期是在至德二年正月，就在這一個月內安祿山被他的兒子安慶緒所殺，作詩的日期或者在其前，也可能在其後而消息尚未傳到。「天子」自然是唐肅宗。「遙分龍虎旗」是說授權出兵。由這句詩可以看出，永王軍中還不知道唐肅宗李亨已經在上一年十二月對他們下了討伐令：一方面以高適（他是反對「制置」的人）兼御史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與江東節度使來瑱，率東部兵會師於安州（今湖北安陸），以申討伐；另一方面則派遣宦官啖廷瑤、段喬福去與地方勢力廣陵採訪使李成式等聯繫；事實上永王已經處在了腹背受敵的形勢之下。由於永王軍中還不知道這個形勢，人們是很樂觀的，由李白的詩即可以看出。第一歌的下二句是說：永王一出師，長江流域首先就安定了下來，江漢變成了鵝鴨的池塘。情緒是多麼樂觀！他們要樂觀，當然也有道理。在他們看來，「制置」是玄宗的意旨，論理會為肅宗所同意。永王的出師是奉命行事，還會有什麼阻礙呢？然而，他們是把實際情況估計錯了。玄宗和肅宗父子之間的衝突，這個新因素，他們沒有料到。
第二首：
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
由於安祿山的叛變，黃河中下游的地主階級蒼黃南奔，又出現了晉代永嘉南渡的現象。李白在同年秋季所作《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中也說到「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兩者是互為印證的。李白在自比謝安，以為「談笑」之間便可以掃蕩胡塵。自負得有點驚人，樂觀得也有點驚人。「三川」是秦郡名，漢改為河南郡，在滎陽、洛陽一帶，因有河、洛、伊三水，故名。
第三首：
雷鼓嘈嘈喧武昌，雲旗獵獵過尋陽。
秋毫不犯三吳悅，春日遙看五色光。
永王是由江夏出兵的，這時已經過了尋陽，到了江蘇境內了。這兒在說「秋毫不犯」，讚揚永王水師的紀律好；但在二年後所作的《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韋良宰》詩中卻說：「帝子許專征，秉旄控強楚；節制非桓文，軍帥擁熊虎。」看來後者是老實話，前者是在宣傳。五彩雲籠罩著春日，完全是太平景象。幸好還有一個「遙」字，只是說有很可以樂觀的前景，在李白的心境中可見還是有一定的分寸的。
第四首：
龍盤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
春風試暖昭陽殿，明月還過鳷鵲樓。
這首表明永王已經到過金陵，使「龍盤虎踞」的六代帝都又恢復了生意。春風著手在吹暖著昭陽殿，明月從新又照亮了鵲樓。李白本有遷都金陵的主張，故加意寫出金陵的復活。這裡可以提出一個問題：永王既經到過金陵，為什麼沒有以金陵為根據地而停留下來？下面的歌辭中有回答，便是永王想去「救河南地」（唐代的「河南道」包含著今河南省和山東省的全部，安徽、江蘇等省的一部分，其中包含著東都洛陽），用的是「水師」，所取的路線有兩條，一條是「浮海」，一條是通過運河。但這目的沒有達到，只是在李白的這些詩裡面留下了些痕跡。
第五首：
二帝巡遊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
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
「二帝」自然指玄宗與肅宗，當時東西二京都尚未恢復，玄宗在成都，肅宗在彭原。「五陵」是在長安附近的五座先王的墳墓，即李淵的獻陵，李世民的昭陵，李治的乾陵，李哲的定陵，李旦的橋陵。詩的後二句把永王出師的目的點明了，就是要「救河南地」，企圖去收復洛陽。當時沒有從旱路出兵，而是採取的水路，看來是有直搗幽燕（安祿山的根據地）的想法。
第六首：
丹陽北固是吳關，畫出樓台雲水間。
千岩烽火連滄海，兩岸旌旗繞碧山。
這裡點出了永王水師所在之地，是在鎮江附近。鎮江是南北運河銜接的樞紐。看來當時的用兵計劃，除「浮海」之外，很想利用運河北上，至少可以運輸糧食伕馬。詩人著力在寫當時的印象，兩岸旌旗，連天烽火，浮江海浪，映水樓台，是一幅壯麗的油畫。
第七首：
王出三江按五湖，樓船跨海次揚都。
戰艦森森羅虎士，征帆一一引龍駒。
水師已由長江中游到了下游，目的是準備「跨海」，即主力軍經由海路北上。其中一部分或許是輜重部隊，已經到了揚州了。從這首詩裡面可以看出永王軍事的部署，他確實是想跨海北征的。「三江」之說甚多，在此當是長江、漢江、贛江。
第八首：
長風掛席勢難回，海動山傾古月摧。
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龍驤出峽來？
「古月」切胡字，出師的目的是在摧毀胡人安祿山、史思明的勢力。乘長風破萬里浪，海陸（陸是經由運河）並進，故云「海動山傾」。「帝子」指永王，「龍驤」是西晉龍驤將軍王濬，他以晉武帝咸寧五年（279）十一月率龍船下益州，大舉伐吳。這裡以王濬比永王是合乎分寸的，足證下面的第九首確是偽作。
第九首：
祖龍浮海不成橋，漢武尋陽空射蛟。
我王樓艦輕秦漢，卻似文皇欲渡遼。
「祖龍」是秦始皇，「文皇」是唐太宗，「渡遼」是說唐太宗用兵遼東。這裡把永王比成唐太宗，而且超過了秦皇、漢武，比擬得不倫不類，和其他十首也不協調，前人以為偽作，是毫無疑問的。《東巡歌》應該只有十首，其後不久作的《上皇西巡南京（成都）歌》也只有十首，顯然是仿效大小《雅》以十首為一「什」的辦法。第九首無疑是永王幕府中人所增益，但卻為永王提供了一個罪狀，便是有意爭奪帝位，想做皇帝了。
然而詩儘管不是李白做的，卻有史料價值。詩中說到「浮海」，說到「渡遼」，可證永王幕府中人的確是想由海路北上直搗安史的根據地。這一首，把第七首和第八首的含意更突露出來了。
第十首：
帝寵賢王入楚關，掃清江漢始應還。
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
這首又回顧了一下「制置」的使命，經營長江流域，以金陵為根據地，並出師北伐。值得推敲的是第二句的「還」字。「還」到哪裡？第十一首作了回答：「西入長安到日邊！」這對於肅宗李亨要李璘還蜀，也作了正面的回答。「初從雲夢開朱邸」，是說坐鎮江陵（長江中上游的重鎮）。「更取金陵作小山」，便是要以江寧為根據地。這句詩中的「金陵」是指紫金山。「小山」用的是淮南小山的典故；淮南小山，舊說以為人名，或以為文體名。但李白有《白毫子歌》（「白毫子」是隱士，言其眉有白毫），首二句雲「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里」；又說「小山連綿向江開，碧峰巉岩綠水回」，則「小山」分明是山名。李白當有所本。此處是說要把紫金山作為永王苑裡的「小山」，顯示了永王有以江寧為根據地的用意。
第十一首：
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
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
這首是預想到凱旋的時刻了，在慶功宴上獻俘，李白要加以指揮。但最重要的是「西入長安到日邊」句，不僅要「救河南地」，恢復洛陽，而且還要「西入長安」。這就是「東出師」的最終目的。向「東」是為了「浮海」——走海路進兵，「出師」是為了「一掃胡塵」，消滅安史的勢力，光復東西二京。
但這個行軍計劃沒有可能實現，大約就在李白做出這幾首《東巡歌》之後不久，問題揭曉了。首先是吳郡採訪使李希言，用了對等的照會，寫上了李璘的名字，詰問東下的用意。永王李璘被這事激怒了，復照加以申斥，其文如下：
寡人，上皇天屬，皇帝友於，地尊侯王，禮絕寮品。簡書來往，應有常儀。今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漢儀隳紊，一至於斯！
於是便派渾惟明去攻取李希言，派季廣琛去襲擊廣陵採訪使李成式。內戰的局面便展開了。李希言的「平牒抗威」，很明顯是和李成式一樣，已經和李亨朝廷取得了聯繫，而永王卻還蒙在鼓裡。他的「友於皇帝」早在打他的主意，他卻一點也不知道。轉瞬之間，堡壘又由內部崩潰了。是季廣琛首先發難，永王的軍帥們幾乎全部背叛了。《新唐書·永王傳》裡面有所紀載：
廣琛知事不集，謂諸將曰：「與公等從王，豈欲反耶？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王者。如總江淮銳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叛逆，如後世何？」
眾許諾，遂割臂盟。
於是，惟明奔江寧，馮季康奔白沙，廣琛以兵六千奔廣陵。
武將們真真正正地星離雲散了，沒有脫離的就只有一位高仙琦。永王的軍勢在丹陽附近被地方勢力擊敗，永王僅以五騎由丹陽奔鄱陽，打算南走嶺南。但以當年二月，在大庾嶺為江西採訪使皇甫侁所擒而被殺害，高仙琦不知所終。就這樣，連高適和來瑱的兵都還沒有過江，戰事便很快地結束了。
看來，永王為人是剛愎自用的。他的幕下也未始沒有人才，而是有才而不能用。就如李白，他派了他的「謀主」之一人韋子春到廬山去把他請下山來，三請而後達到目的。李白有《贈韋秘書子春》一詩以紀其事。李白初下山時是至德元年（天寶十五年）十二月下半月，適逢永王的水師也由武昌開到九江。李白當時是興高采烈的。《在水軍宴韋司馬樓船觀伎》中有云：「詩因鼓吹髮，酒為劍歌雄」，得意之態如在目前。韋司馬可能就是韋子春，秘書是舊職，司馬是新官。同時所作的詩還有《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說他自己參加了宴會，「如登黃金台」，以燕昭王比永王，而以樂毅自比。然而不久他就幻滅了。李璘對於他，實際上並不那麼重視。李白《與賈少公書》，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白綿疾疲苶，長期恬退。才微識淺，無足濟時。雖中原橫潰，將何以救之？王命崇重，大總元戎，辟書三至，人輕禮重。嚴期迫切，難以固辭。扶力一行，前觀進退。……徒塵忝幕府，終無能為。唯當報國薦賢，持以自免。斯言若謬，天實殛之。
這很明顯是在永王幕府中寫的信，估計在他寫了《東巡歌》之後不會太久。他自己已經感覺著，在幕府裡面等於灰塵了。李白在幕府中的生活，整個計算起來，只有兩個月光景。心境轉變得很快，環境也轉變得很快。還沒有來及讓他薦賢自代，他只好從前線奔亡了。有《南奔書懷》詩，別題為《自丹陽南奔道中作》，其中有這樣幾句敘述到永王部下的崩潰情形和自己的心境：
天人秉旄鉞，虎竹光藩翰。……不因秋風起，自有思歸嘆。主將動讒疑，王師忽離叛。……賓御如浮雲，從風各消散。
秋風思歸，用的是張翰的故事。張翰在西晉齊王冏的幕下，因秋風起而思食江東蓴羹，因而離開了齊王。不久齊王失敗被殺，張翰得免於難。李白說自己早就有思歸之嘆，並不是待秋風起而思蓴羹，這和《與賈少公書》中所說是一致的。真正的原因是李璘並不重視他。從這一點看來，李璘遠不如他的「友於皇帝」李亨。李亨還知道重用高適以為討伐李璘的統帥，而李璘卻使李白感覺著自己在幕府里只像是灰塵。李白既受到這樣的待遇，其他有才智之士盡可以類推。就如季廣琛所說的「總江淮銳兵，長驅雍洛」也並不是錯誤的見解。可見永王部下的武臣們也並不贊成內戰。如果李璘能夠集思廣益，一方面撫慰人民，真正做到「秋毫不犯三吳悅」，另一方面聯絡地方上的實力派，真正做到「總江淮銳兵，長驅雍洛」，他實在是大有可為的。然而他卻急於首先揭開了內戰的幕，使好端端的一個局面，被他自己的獨斷專行葬送了。李白高度激昂的心境很快地轉而為極端的灰心，不是沒有來由的。
李白是被挾在兩種私心之間遭受到災難，他對於李璘的忘公誼而急私忿固然早就失望，而對於肅宗李亨的先安內而後攘外也是十分痛心。但他不敢明言，卻屢屢借題諷喻。例如《箜篌謠》：「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春；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又如《上留田行》：「參商胡乃尋天兵？……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所謂「漢謠」是諷刺漢文帝劉恆與淮南王劉長之間的衝突。劉長不守法度，被充軍西蜀，不食而死。民間因有《尺布之謠》：「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參商尋天兵」的故事，見《左傳》昭公元年，據說古代高辛氏有兩個兒子不和睦，老是在天上打仗，高辛氏便叫大兒子去主管商星（又名心星或大火）、二兒子去主管參星。這兩個星座是對立著的，在晚上的天空中不能同時出現。兩者既不會見面，當然不會再打仗了。這個神話很古，可能傳自殷代。（卜辭十二辰中有兩個不同結構的「子」字，即第一位的「子」與第六位的「巳」，是對立著的。）李白的詩，毫無疑問，是在利用這些傳說來諷喻時事。
又《南奔書懷》中有句云：「秦趙興天兵，茫茫九州亂」，詩意全同。何以標出「秦趙」？舊時注家未得其解。今案《史記·趙世家》云：「趙之先與秦共祖。」中衍之後飛廉有子二人，其一曰惡來，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故秦與趙乃兄弟之國。「秦趙興天兵」即「參商尋天兵」。「秦」自指肅宗集團，「趙」則喻永王軍勢。李白是反對打內戰的，然而李亨與李璘畢竟把「北寇」丟在一邊以干戈相見，而李璘已一敗塗地。「過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這是《南奔書懷》的最後四句，表明了李白的失望和痛心。真正是「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了！
永王失敗被殺，同時他的幾位「謀主」——薛鏐、李台卿、韋子春、劉巨鱗、蔡，《新唐書·永王傳》以為「皆伏誅」，其實並不盡然。其中李台卿一名便確實沒有被殺，李白在長流夜郎遇赦放回後還有詩送他，即《贈別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詩作於乾元二年（759），是李白游瀟湘時與李台卿相遇。詩中雲「良圖委蔓草，古貌成枯桑；欲道心下事，時人疑夜光」，所說的便是永王東巡事。又雲「吾弟經濟士，謫居我何傷？潛虯隱尺水，著論談興亡」。可見李台卿被謫貶在瀟湘附近。李白稱之為「經濟士」，又稱之為「潛虯」（臥龍），看來他們之間的感情並沒有變。李台卿不是背叛投降是可以肯定的。他之沒有被誅，一定是有有力者保護了他，詳細的情況不明。
李白雖然沒有被列為永王的「謀主」，但他的名氣大，他的出處關係也大。照杜甫的詩看來，他在當時是「世人皆欲殺」（《不見》）的。何以也沒有被殺？在這裡，裴敬在《翰林學士李公墓碑文》中敘述了一段逸事：
（李白）嘗有知鑒，客并州（太原），識郭汾陽於行伍間，為脫免其刑責而獎重之。後汾陽以（已）功成官爵，請贖翰林。上許之，因免誅。其報也。
碑文作於唐武宗會昌三年（843），在李白死後八十一年，郭子儀死後六十二年。《新唐書·李白傳》、樂史《李翰林別集序》都轉載此事。前人大率信而不疑，近人詹鍈根據顏真卿《家廟碑》，得知，郭子儀弱冠應舉，即趨顯達，時當在開元四年左右，李白尚未出夔門。又天寶以前，子儀並未嘗任職并州。故斷言：「太白解救汾陽之說，純屬偽托；至汾陽之以官爵贖翰林，確否雖不可必，然其決非報德。」（《李白詩文系年》17頁）詹氏考證頗詳，「偽托」之說可信。唯沿舊說，謂「汾陽之以官爵贖翰林」，則是把裴敬碑文的「以功成官爵，請贖翰林」誤解了。今案「以」字應該讀為「已」，前人照字面作「用」字解，把事實太誇大了。永王失敗時，郭子儀任左僕射兼天下兵馬副元帥，他為愛才起見，對於李白的處分發表過從寬的意見，應該是合情合理的事。有了郭子儀的緩頰，李白因而得免於誅戮，但傳入民間便傅益成為郭李相救的傳說。這傳說，其後尚有發展，如《警世通言》的《李謫仙醉草嚇蠻書》（後收入《今古奇觀》），竟說李白在長安遊街，看到郭子儀犯法，被綁赴刑場，出面把他搭救了。這應該說是民間的同情心的表現，是李白所賦有的平民性的一面所得到的回報。民間對於所愛好的人，是不願意他被殺乃至死亡的，李白其後病死於當塗也被美化為入水捕月而騎鯨飛升的傳說，是出於同樣的心理。
永王死後，《新唐書》本傳中還有一些尾聲，足以看出封建統治階級在狗咬狗的鬧劇中，所表演出的假仁假義。
璘未敗時，上皇下誥：降為庶人，徙置房陵。及死，（皇甫）侁送妻子至蜀，上皇傷悼久之。
肅宗以少所自鞠（撫養），不宣其罪。謂左右曰：「皇甫侁執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殺之，何耶？」由是不復用。
分明是自己的狡兔三窟之計，南北並進，而卻把李璘作為替罪羊，既廢之而又「悼之」；分明是自己下令討伐，東西夾攻，而卻斥責皇甫侁的「擅殺」，既罪之而又「不宣其罪」；依然在爾虞我詐、我詐爾虞。這就是封建帝王父子兄弟之間的現實關係。皇甫侁自以為體得了意旨而落得「不復用」，只是兔死狗烹之又一例證而已。假如他不「擅殺」，難保不會以同情叛逆的罪名，而受到更嚴烈的處分的。
要之，永王的迅速敗亡，是李白在政治活動中的又一次大失敗，而且失敗得更慘，更加突如其來。他雖然沒有被殺，但尋陽的監獄在等待著他，夜郎的流竄在等待著他，迅速的衰老和難治的疾病在等待著他，李白所表演的悲劇逐步地快要接近尾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