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反抗暴力 · 九 暴力壓倒了良心
很少有比卡斯台利奧的《批加爾文書》更加堅毅果決的反抗一個思想暴君的戰鬥檄文，或許也從來沒有一篇檄文具有相似的激情光采。這篇檄文以自身感情的真實和論據的清晰，也教訓了那個漠不關心的時代。倘若他們不及時的抵抗日內瓦的思想宗教法庭，新教的思想自由以及歐洲精神的思想自由都將蕩然無存。因此根據人世間一切或然性來看，可以期待，根據卡斯台利奧的絲絲入扣的證明，在塞爾維特案件上，整個道德世界都會一致同意譴責性的判決，並且簽字表示贊同。誰要是在這場鬥爭中，被這樣一隻手抓住撂倒，這人似乎就永遠給解決掉了，因而卡斯台利奧的宣言對加爾文的絕不讓步的正教主義是沉重的一擊。
但實際上——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卡斯台利奧的振聾發聵的戰鬥檄文和他妙不可言的呼籲寬容的號召對於現實世界沒有一絲一毫的影響，原因非常簡單也非常殘酷：因為卡斯台利奧的《批加爾文書》根本就沒有付梓。奉加爾文之命，此書從一開始就被書報檢查所扼殺。它還來不及震醒歐洲的良心。
在最後一刻，——抄寫本已在巴塞爾最知己的朋友圈子裡流傳，此書付梓已做好準備——日內瓦的掌權者們，早有信使送來消息——聽到風聲，卡斯台利奧正在向他們的權威準備一次性命攸關的危險進攻。他們立即進行反擊，在這種時候，一個國家組織所擁有的權力優勢高於個人的實力，馬上可怕地顯現出來。加爾文幹了絕滅人性的罪行，使一個思想不同的人備受酷刑，將他活活燒死，由於書報檢查的片面性，允許加爾文不受干擾地對他的罪行進行辯護。而卡斯台利奧想以人性的名義提出抗議，卻被褫奪了發言權。儘管巴塞爾城本身並無理由，禁止一位自由的市民，該城大學的一位教師進行文學論戰，但是加爾文一向精於戰略和實戰，十分巧妙地在政治上下手。一場外交事件製造出來。不是加爾文作為普通私人個人提出抗議而是日內瓦城由於有人對「學說」進行攻擊，公開提出責難。巴塞爾城的市政當局和巴塞爾大學便面臨一個棘手的選擇，不是扼殺一位自由作家的權利，便是和一個強大的聯邦城市陷入一場外交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永遠是權力政治的因素戰勝道德。市政官員們寧可犧牲個別人而發出禁令，禁止某些不嚴格遵守正統的文章發表。於是卡斯台利奧的《批加爾文書》就被阻止，不得付梓，加爾文可以發出歡呼：「 所幸那些跟在我們身後狂吠的群狗不能再咬我們了。 」
柴堆上的火焰使得塞爾維特的聲音被吞沒，書報檢查也使卡斯台利奧發不出聲。世上的「權威」又一次通過恐怖獲救。卡斯台利奧的驍勇善戰的手被剁了下來，這位作家不許再進行寫作，更加不公、更加殘忍的是，當洋洋得意的敵人現在以加倍的邪火向他進攻時，他都無法反抗。差不多要過一個世紀，《批加爾文書》才得以付印。卡斯台利奧在他的戰鬥檄文中預示出來的話，竟變成了可怕的真理：「你為什麼將己所不欲之事，硬要強加於人？我們在這裡進行一場關於宗教問題的訴訟，你為什麼要封住我們的嘴巴？」
然而反抗恐怖，既無權利亦無法官。暴力掌權之處，被戰勝者無從發出呼籲。在那裡恐怖永遠是第一法庭，同時也是終審法庭。被迫採取悲劇的放棄的態度，卡斯台利奧只好勉強接受，承擔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對所有那些暴力高踞於精神之上的時代而言，令人欣慰的是，那些被暴力擊敗的失敗者可以保持昂然自得的輕蔑：「你們說的話和你們的武器，只不過是那專制暴政所特有的。你們夢想得到這種專制暴政，這種更多是時間性的統治，而不是精神上的統治。它不是建立在上帝之愛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暴力強制的基礎之上。我並不羨慕你們的權力和武器，我有別的，我有真理，有純淨的情感和上帝。他幫助人們並給予恩典。即使真理在某一個時間，被世界，這盲目的法官，所壓制，也沒有人能對真理施暴。讓我們把一個殺死了基督教的世界的判決擱在一邊，別去管這個世界的法庭，在這個法庭面前總是暴力的事業獲勝。上帝的真正的王國不在這個世上。」
恐怖又一次有理，更富悲劇色彩的是：加爾文的外在權力並沒有因為他幹了最惡劣的行為而受到撼動，而是以令人驚訝的方式更加加強。因為在歷史的空間尋找虔誠的道德和教科書上感人的公正，純屬徒勞！只好適應：歷史，這世界精神的塵世影子，既不道德，亦非不道德，它既不懲罰惡行，亦不酬報善行。既然它在最終的意義上是立足於暴力而不是立足於權利，它往往把外在的好處大多推向權力人士，毫無顧忌的放肆行為、兇殘暴戾的專斷決定在時間性的鬥爭中往往把好處而不是壞處給予作案人或作惡者。
加爾文由於他的強硬遭到攻擊，也認識到只有一件事可以拯救他：那就是更加強硬、更加肆無忌憚地使用暴力。同樣的規律屢試不爽。誰若使用過一次暴力，必須繼續使用。誰若開始使用恐怖，別無其他方法（別無他法），只有讓恐怖升級。加爾文在塞爾維特案件執行之中，和執行之後所遭到的反抗，只是更加加強了他的認識：對於一個威權統治而言，合法的鎮壓反對派和僅僅嚇唬反對派是個很有缺陷的方法。只有惟一一種方法可以穩固極權（者）的權力：那就是徹底消滅任何反對派。起先加爾文也滿足於在合法的道路上使得日內瓦市政委員會裡的共和黨少數派癱瘓，他暗中活動，使選舉制度有利於他。在每一個鄉區的議會裡從法國逃亡來的新的流亡分子都變成了日內瓦公民，也被寫進選舉名單中去，他們在物質上和道德上還都依賴於他：用這種方法，議會裡的情緒和意見漸漸地會染上對他有利的色彩。所有的機關都推到那些盲目聽話的人那裡去，古老的共和主義的城市貴族的影響就會完全遭到排擠。但是這種有系統的逐漸陌生化的傾向對於愛國的日內瓦人來說不久變得過於透明、過於露骨。這些為日內瓦的自由拋灑過鮮血的民主主義者很晚、很晚開始不安起來。他們召開秘密集會，他們商量怎麼才能抵抗這些清教徒的統治欲，捍衛他們舊日獨立自主的最後殘餘。情緒激動起來，越來越激動。在大街上發生紮根當地的居民和流浪而來的居民之間的激烈爭論，最後甚至發展到揮拳相向。當然只是一種相當無害的鬥毆，一共只有兩個人被石頭砸傷。
但是加爾文就在等候這樣一種藉口。現在他終於可以把他蓄謀已久的政變付諸實現，鞏固他的極權。小小的一場街上鬥毆立刻被炒作成一場「可怕的叛亂」，只有通過「上帝的恩典」才遭到失敗。（在這種實踐中，令人反感的永遠是虛假的道德和故作虔誠的仰望上天的姿態）。一下子，和這次郊區鬥毆事件毫無瓜葛的共和黨全部領袖統統被捕，並且加以殘酷的拷打，直到他們把獨裁者為了達到自己目的所需要的一切全都招出來為止：計劃進行一次聖巴托羅繆之夜 ，加爾文和他的家人將被殺害，外國軍隊將被引進城來。根據這些僅僅依靠兇狠至極的酷刑逼供才逼出來的「坦白交代」，涉及計劃中的「叛亂」和巧妙設計的「叛國行徑」，最後劊子手就可以開始工作。一切哪怕只對加爾文進行過極小反抗的人，只要沒有及時逃出日內瓦，統統都被處死。僅僅一夜之間，日內瓦除了加爾文派之外再也沒有其他政黨。
加爾文在取得了這樣徹底的勝利，這樣乾淨地清除了他在日內瓦的最後一批反對派之後，其實滿可以無憂無慮地生活，從而變得寬大為懷。但是我們從修昔底德、色諾芬和普魯塔克那裡知道，那些寡頭政治家在任何時代任何時候打了勝仗之後，總是只會變得更加缺乏耐心。一切專制暴君的悲劇在於，他們把性格獨立的人在政治上弄得無權、無聲之後，反而害怕此人。此人一聲不吭，不得不保持沉默之後，他們並不滿足。單憑此人不是諾諾連聲，不再侍奉左右，不再彎腰屈膝，不是急於參加到阿諛奉承之輩和僕從的行列中來，表示他還存在，而他還存在，卻使暴君們極為惱火。正因為加爾文在那次兇殘的政變之後擺脫了所有的政敵，只有這一位，這位道德上的敵人依然殘留下來，他便以萬分急切的心情，把他全部的戰鬥激情全都傾注到這個敵人身上，賽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奧。
這次進攻惟一的困難在於，如何把這位生性平和的學者從他那穩妥的沉默狀況中勾引出來。因為卡斯台利奧自己已經對於公開爭吵十分厭倦。人文主義者或埃拉斯姆斯主義者天生的都不是持久作戰的戰士。熱衷黨派紛爭的人那種堅忍不拔的勁頭和他們堅持不懈地勸誘他人改宗自己教會的毅力在人文主義者看來，是有失一個腦力工作者的身份的。他們宣布了一次他們的真理，但是等他們宣布了自己的觀點之後，他們就認為一而再、再而三地想用宣傳的方式讓世界信服，他們的真理是惟一正確、惟一有效的真理，他們就認為，這實在是多此一舉。卡斯台利奧在塞爾維特事件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冒著一切危險，為受迫害者進行了辯護，對那些向良心施暴的恐怖行徑迎頭痛擊，態度比他那時代任何一個人都更加堅定不移。但是世界的時勢還對他的自由言論不利，他看到，暴力會勝利一段時間。所以他決定，靜等機會到來。那時，寬容和不寬容之間的決戰又會爆發。他大失所望，但依然堅信，絕不屈服，他回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大學終於聘請他為教師。他的偉大的畢生事業，他的兩種語言的《聖經》翻譯即將完成。一五五五年和一五五六年，語言的武器被人從他手裡打掉之後，作為論戰專家，卡斯台利奧已完全沉默無聲。
但是加爾文和日內瓦人通過探子獲悉，卡斯台利奧在他大學狹小的圈子裡依然繼續保持他的人道的觀點。人家把他寫字的手捆了起來，他可不讓人家把他的嘴完全封住。那些主張不容忍的十字軍戰士發現，他提出的那個可憎的主張寬容的要求，和他反對宿命論的無法反駁的論據，在大學生當中越來越受到歡迎。一個崇尚道德的人單單通過他的存在就起作用，因為他的本質在他周圍創造了一種有說服力的氛圍，雖然看上去只對一個狹窄的小圈子起作用，這種內在的影響卻像波浪的漣漪一樣，不知不覺地、絕不停頓地向遠方流去。既然卡斯台利奧很危險地存在著，不肯低頭屈服，就必須及時打破他的影響。加爾文想盡計謀，給他設了一個陷阱，重新把他引誘到為異端分子進行的鬥爭中去。他在大學裡的一個同事心甘情願地為這項差使效勞，充當奉命挑釁者。他寫了一封非常客氣的信給卡斯台利奧，請求卡斯台利奧和他討論關於宿命論的觀點，仿佛事情只是關係到理論問題而已。卡斯台利奧表示準備參加一次公開的討論，可是他才開口說了幾句，聽眾當中突然有人冷不丁地站起身來，指責他推行異端行為。卡斯台利奧立刻就覺察到他們的目的。他沒有跳進陷阱，為自己的觀點辯護（以便他們找到足夠的材料來對他進行控訴），他打斷了這次討論，他大學裡的同事們阻止任何人對他進一步騷擾。但是日內瓦卻不能這麼輕易地善罷甘休。這次陰險的奸計失敗之後，他們立刻改變方法。既然卡斯台利奧不理會他們的挑釁，不參加討論，他們便想法用各種謠言和論戰小冊子來激怒他。他們嘲笑他的《聖經》翻譯，讓他對不具名的污衊文章和傳單負責。他們向四面八方潑灑出敵意森然的污衊：仿佛聽到一聲號令，突然之間從四面八方掀起反對他的疾風暴雨。
但是正因為他們過份起勁，在這期間一切不帶派性的人都清清楚楚地發現，他們在剝奪了這位偉大的真正虔誠的學者自由發表言論的可能性後，現在要直接加害他的人身。恰好是這次迫害的陰險奸詐，給這位受迫害者從各方面都招來了朋友。出人意表的是，德國宗教改革的鼻祖麥朗希通，突然走到卡斯台利奧的身邊，故意展示他的支持。麥朗希通也和從前的埃拉斯姆斯一樣，對於那些認為人生的意義不在和解，而在爭吵之上的人所做的荒謬行為，感到深惡痛絕。他本能地寫了一封信給卡斯台利奧，他在信中寫道：「迄今為止，我不曾給你寫過信。因為我事務繁忙，這些俗務數量巨大，令人反感，把我徹底壓垮，沒有多少時間進行這類通信。其實我很喜歡和人通信。其他阻止我寫信的原因是，我看到那些自命為智慧和美德之友的人們中間橫亘著可怕的誤會，我也就為一陣巨大的悲哀所襲，不能自已。而我對你總很欣賞，欣賞你寫作的方式……我希望這封信能向你證明我對你的贊同，證明我對你抱著真誠的好感。但願永恆的友誼能把我們聯合起來。
「你不僅抱怨意見分歧，也抱怨真理之友懷著仇恨對有些人的迫害。你只是增加了我自己經常感到的一種痛苦。寓言說，從泰坦巨人的血液里產生出巨人。那麼從僧侶的種子裡產生出新的詭辯家。他們試圖在宮廷，在家庭，在人民當中進行統治。他們認為，學者們攔住了他們前進的道路。不過上帝將會保護他剩餘的羊群。
「所以我們得懷著智慧忍受我們無法改變的事物。對我來說，年齡漸長，緩解了我的痛苦。我希望，不久能進入天國的教會，遠離憤怒的風暴，這些風暴如此恐怖地震撼了這裡人世間的教會。倘若我還活著，我將和你一起談論許多事情。祝好！」
這封信表達了麥朗希通試圖保護卡斯台利奧的願望，它立即廣為傳抄發到大家手裡。同時也是警告加爾文，不要再對這位偉大的學者進行毫無意義的迫害。果然，麥朗希通肯定卡斯台利奧的言辭在整個人文主義世界發生強大影響，甚至加爾文最親近的朋友們也敦促加爾文講和。偉大的學者波杜安寫信到日內瓦：「現在你可以看到，你憤怒地迫害此人，麥朗希通對此狠狠地加以批判，同時你也可以看到，他對你的前後矛盾的論點很不以為然。繼續把卡斯台利奧當作第二個撒旦來對待，同時又把麥朗希通尊為天使，究竟有什麼意思？」
但是如果認為可以教育一個狂熱分子或者平息他的怒氣，這種想法實在是天大的錯誤！矛盾的是，或者合乎邏輯的是，麥朗希通的這封旨在起保護作用的書信恰好對加爾文起到了相反作用。因為人家對他的敵人甚至還表示讚賞，這個事實只是增加了他的仇恨。加爾文知道得非常清楚，這種思想上的和平主義者對他那充滿戰鬥性的獨裁而言，是比羅馬教會、羅耀拉和他的耶穌會修士更為危險的敵人。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只是教條對教條，詞句對詞句，學說對學說，而在這裡，面對卡斯台利奧的自由要求，他感到他願望和行動的最初原則，建立統一權威的思想，正統教義的意義，全都成了問題。在每場戰爭中總是自己行列里的和平主義者比好鬥嗜戰的敵人更為危險。正因為麥朗希通的保護信在全世界面前提高了卡斯台利奧的威信，加爾文現在再沒有別的目的，只想徹底破壞卡斯台利奧的名聲，從此刻開始，真正的戰鬥打響了，拔刀相向的戰鬥。
現在是進行一場毀滅性戰鬥，由加爾文親自登場這一事實所證明。就像在塞爾維特一案中，到致以最後的決定性的一擊時，他把他的稻草人尼可拉斯·德·拉·芳泰納推到一邊，親自來手執鋒刃，那麼現在他也不再使用他的小幫手德·貝茲。現在對他來說不再關乎公平與不公平，不再關乎《聖經》中的聖言及其解釋，不再關乎真實與不真實，而只關乎一點：即迅速徹底地、一勞永逸地把卡斯台利奧幹掉。進攻他的正確的理由，眼下還不具備，因為卡斯台利奧已經退縮到他的工作中去了。既然找不到理由，那就人為地創造一個，隨手抓起一根棒子，向著這個深惡痛絕的傢伙拚命打去。加爾文把他的密探在一個遊方的商人那裡找到的一篇匿名的諷刺文章作為藉口，儘管連一點論據的蛛絲馬跡都沒有，無法證明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卡斯台利奧。事實上卡斯台利奧也根本不是此文的作者。但是 迦太基必須消滅 ，卡斯台利奧必須消滅。於是加爾文就利用這本根本不是卡斯台利奧撰寫的書作為把柄，把他當作此書的作者，用卑鄙至極、怒火衝天的辱罵加以大肆咒罵。加爾文的戰鬥文章不再是一位神學家攻擊另一位神學家的文字論戰，而是肆無忌憚地瘋狂泄憤：卡斯台利奧在當中被加上小偷、流氓、詛咒上帝者的罵名，比一個車夫罵另一個車夫來得更粗魯。甚至指責這位巴塞爾大學教授的竟然在大青白日偷了別人家裡的劈柴。這帶有醺然醉意的仇恨逐頁增高，最後這本怒氣衝天的論戰文章用這樣一句唾沫星子四濺的憤怒叫囂結束：「願上帝把你消滅掉，撒旦！」
加爾文的這篇污衊文章，可以當作值得紀念的一個範例，證明黨派的憤怒可以把一個思想水平很高的人，降低到多麼低下的程度。但是此文也是一個警告，警告一個政治家要是無法控制他的激情，行動起來會多麼不合政治的要求。因為一個名譽甚好的正派人受到攻擊，便是一件可怕的不公正的事情正在發生，巴塞爾大學校董會在這一事件的影響下，撤銷了卡斯台利奧作品出版的禁令。一所歐洲級別的大學，讓它聘請的教授在整個人文主義的世界面前被人指責為一個卑下的偷柴火的小賊、流氓、無賴、流浪漢，這是和大學的尊嚴不相協調的。既然這裡顯然已經不再是討論關於「學說」，而是關係到私人的嫌疑和卑下的貶抑別人名譽的行動，校務委員會就特別明確地批准卡斯台利奧可以公開發表一篇回應的文章。
卡斯台利奧的這篇回敬的文章在人道的、人文主義的論戰文章中堪稱範文，真的使人激情升華。最最極端的仇恨敵意也不能使這個內心寬容的人為仇恨所毒化，沒有什麼卑劣行徑可以使他自己變得卑劣。文章一開始那節奏便顯得那麼安詳、那麼高雅。「我這次踏上這條通向公開討論的道路並無昂揚的熱情。我多麼希望和你以兄弟般的情意，本著基督的精神好好討論，而不是以村夫農家的粗鄙方式互相詬罵，這只會有損於教會的威信。但是既然通過你和你的朋友，我那和平交往的夢想不可能得到實現，我想，以溫和來回答你激情滿懷的攻擊，這對於我所要盡的基督徒的義務而言不是不可協調的。」首先卡斯台利奧揭露加爾文的不誠實的行動方式，加爾文在他那篇關於《「無賴」》的文章的第一稿里公然把他說成是那篇諷刺文章的作者，而在第二稿里——顯然已經有人告訴他犯的謬誤——沒有再說一句話來攻擊卡斯台利奧是作者，但是也沒有表現出忠誠，老實承認他冤枉了卡斯台利奧。卡斯台利奧以無情的一擊把加爾文逼到牆邊：「你知道還是不知道，你把那篇文章說成是我寫的，是冤枉了我？我自己對這事的原委很難確定。你提出這種控告時，你自己已經知道，這控告並不真實。這是一種欺騙行為。如果你那時還心中無數，那麼這一控告至少是相當草率的。無論是前一種情況還是後一種情況，你的態度都不夠漂亮，因為你提出來的一切，都不真實。我不是那本小冊子的作者，從來沒有把它寄到巴黎去付印。倘若它的傳播是個罪行，那麼為了這個罪行應該受到控告的是你，因為你是第一個對它進行公開宣傳的人。」
等他揭露出來加爾文是用哪些站不住腳的藉口，向他發起攻擊的，卡斯台利奧才涉及攻擊的粗魯方式，「在辱罵方面，你方法很多，你說出了你滿溢的心聲。在你的拉丁文的小書中你先後稱我為污衊上帝者、誹謗者、作惡多端者、狂吠的狗、滿腔無知野蠻成性的放肆之徒、毫不虔誠、糟蹋《聖經》的傢伙、一個嘲笑上帝的丑角、一個嘲笑信仰的人、一個厚顏無恥的傢伙、還罵我是一條骯髒的狗、一個缺乏敬畏、令人憎惡之徒、一個扭曲變態之人、一個流浪漢、一個壞東西。你先後八次稱我為無賴（我把nebulo一字這樣翻譯），你把這些惡毒的字眼心情歡暢地寫滿了兩大張紙，並且給你的書冠以《一個無賴的污衊》。書中最後一句話是：『願上帝消滅掉你，撒旦！』與此同時，一切都屬於這種風格；這應該是一位擁有使徒般嚴肅、基督徒般溫和者的風格？你領導的那些人民，如果受到這樣的思想影響，倘若你的人民得到證實，你的學生和他們的老師相似，你的人民可就慘了。但是你的所有的這些辱罵絲毫也傷不到我……那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終將復活，而你，約翰·加爾文將向上帝匯報，你把辱罵加在那個人身上。基督同樣為他而死。你難道真的沒有感到羞恥，你心靈深處真的沒有感到上帝的聖言：『誰若無緣無故地對自己兄弟大發脾氣，應該受到法庭審判！」「誰若稱自己的兄弟是個壞人，將被拋進黑暗中去。』」然後卡斯台利奧——簡直可說欣欣然以自信自己不可侵犯的感情，回應了加爾文對他的主要指控，說他在巴塞爾偷了柴火。他嘲笑道：「這事實上，的確是件非常嚴重的罪行。前提是：我若的確犯了這個罪行的話。但是一個同樣重大的罪行是污衊。我們不妨假設事實真是如此，我的確偷了柴火，因為——（這是極為出色的一下旁敲側擊，暗指加爾文的宿命論學說）——事先被確定下來，偷柴的是我，像你所教的，為什麼你要辱罵我呢？是上帝確定我承受這個命運，讓我不可能不偷竊，你難道不應該先對我表示同情嗎？為什麼你滿世界的大叫大嚷，說我偷竊？是為了將來阻止我去偷？但是倘若我被迫地、由於上帝預先決定好了去偷竊，那你應該在你的文章里為我開脫，由於我是被強迫去偷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同樣不可能不偷，就像讓我的身高再增加兩三厘米同樣不可能。」
等到卡斯台利奧把這無聊的污衊闡述清楚之後，他才描述這件事情真正的來龍去脈。在一次萊茵河發大水時，他和其他百十來個人一樣，用一把大魚叉從河水中撈取柴火，不言而喻，這不僅是一件法律上允許的行動，因為眾所周知，劈柴到處都是自由的財產，甚至還是市政當局特別希望大家撈到的東西，因為這些柴堆在河水泛濫的時候會危及橋樑。卡斯台利奧甚至可以證明，他和其他那些「小偷」一樣，因為這次「偷竊行為」，從巴塞爾城的市政府那裡，得到四分之一個金幣作為酬勞。而這一「偷竊」實際上是個有生命危險的輔助性的工作。根據這條記錄，即便是日內瓦的小集團從此也不敢再重複那個愚蠢的誣衊，它不會傷害卡斯台利奧的名譽，只會使加爾文丟臉。
任何否認、任何美化都無濟於事：加爾文在狂怒之下千方百計地要把一個政治上、一個世界觀上的敵人清除乾淨，他也同樣像在塞爾維特一案中一樣，試圖放肆地施暴於真理。可是怎麼也沒法，在卡斯台利奧的人性舉止態度上找到最微小的瑕疵。卡斯台利奧可以從容不迫地回答加爾文：「大家可以判斷我寫的東西，我一點也不害怕別人的意見，只要他不是懷著仇恨評判我。每一個從我孩提時代起就認識我的人，可以證實我個人生活的貧窮。如果必要，我可以請來無數的證人。可是這真的必要嗎？你自己製作的偽證和你手下人製作的偽證還不夠嗎？……甚至你自己的學生也不止一次地不得不承認，對於我嚴肅的生活態度，不存在最微小的懷疑。既然我的學說和你的相異，他們不得不局限於宣稱，我搞錯了。你怎麼膽敢去散布這種有關我的事情，同時呼喚上帝的聖名？你難道看不出來，加爾文，你呼喚上帝出來作證，對於那些僅僅由仇恨和憤怒引發的指控是多麼可怕？
「但是我也同樣可以呼喚上帝，你呼喚上帝是為了在眾人面前以絕頂狂野的方式控訴我，我呼喚上帝是因為你對我的控告不符事實。倘若我說謊，你說實話，那我請求上帝，按照我罪行的程度懲罰我。我請求眾人結果我的生命，毀掉我的名譽。但倘若我說了真實情況而你是個說假話的控告者，那我請求上帝保佑，別讓我跌進我的敵人設下的圈套，讓你死前還有機會，為你的態度感到悔恨，以便將來你的罪過不至於影響你的靈魂獲救。」
這個心靈自由、大大方方的人，面對那位感到自己滿有把握、思想僵化的人有著什麼樣的差別，什麼樣的優越感！在人性的性格和教條的性格，在從容不迫的人和剛愎自用的人之間存在著永恆的差異。前者只想維護他自己的意見，而後者則不能容忍，並非整個世界都降低身份，對他鸚鵡學舌或者向他頂禮膜拜。在那邊純淨清澈的良心以溫和合適的方式和人交談，在這邊神經質的統治欲高聲大喊，又是威脅又是祈求。但是真正的清澈，不會讓仇恨來擾亂自己。精神上最為純潔的行動不是用狂野主義勉強求得，而是平靜地通過自我控制和溫和態度而求得。
黨派中人則相反，從來不是為了爭取公正，而只是爭取勝利。他們不願說別人有理，只是認為自己有理。卡斯台利奧的文章剛發表，他們就立刻發動新的攻勢。雖然像「狗」「野獸」這樣對卡斯台利奧的個人攻擊，捏造出來的他偷劈柴這樣幼稚的童話已很可恥地自我消散，連加爾文自己也不敢再一次打進這個缺口，所以這次的攻擊極為迅速地移到另一方面，移到理論方面。日內瓦的印刷機又一次開動起來，雖說才剛印過上次的誣衊，油墨未乾。台奧多爾·德·貝茲又一次被推到前線。此人忠於他的大師勝過忠於真理，他在官方的日內瓦版《聖經》（1558）的前言中用這樣公開譴責的陰毒卑劣的方式把對卡斯台利奧的攻擊放在《聖經》的前面，致使他的攻擊在這些地方恰好變成了對上帝的褻瀆。德·貝茲叫道：「撒旦，我們的老對手認識到，他不可能像從前那樣阻止聖言流傳的進程，現在以更加危險的方式參與進來。很長時間沒有《聖經》的法文譯本，至少沒有一部稱得上這個名字的《聖經》譯本。現在撒旦找到了許多譯者，數量之多猶如輕浮放肆之徒的人數一樣。倘若上帝不是及時制止，說不定他還會找到更多譯者。倘若有人問我可有例子，我就指賽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奧做的《聖經》的拉丁文譯本和法文本。卡斯台利奧此人在我們教會裡，既因為他不知感恩，放肆大膽而著稱，也因為大家想把他拉上正道、不懈努力而聞名。因此我們認為對他的姓名不再諱莫如深（就像我們迄今為止所做的那樣）乃是一種良心的義務，而且警告一切基督徒，今後對於這樣一種撒旦遴選出來的人，必須防而又防。」
向懲治異端分子的法庭對一個學者告密，沒有比這更露骨、目的更明顯的了。但是這位「由撒旦遴選出來的」卡斯台利奧現在用不著再保持沉默。大學校務委員會對那些攻擊卡斯台利奧的手段如此卑劣下流感到反感，又受到麥朗希通那封保護信所鼓舞，再次給予受迫害者以發表言論的自由。
卡斯台利奧致德·貝茲的回答含有一種深切的悲哀。我們簡直要說有一種神秘的悲哀。像德·貝茲這樣思想方式的人竟然能這樣暴烈地產生仇恨，這在純粹的人文主義者心裡只能引起同情。儘管他清楚知道，這些加爾文主義者從不在乎真理如何，而只在乎壟斷他們的真理。他們如果不把他像迄今為止一切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敵人一樣從前進道路上清除出去，絕不善罷甘休。但是他那高貴的情感拒絕陷進這種低下的仇恨狀態中去。他以先知的預感寫道：「你們唆使並且鼓動市政當局置我於死地。倘若這事不是通過你們的書籍公開得到證明，我永遠也不敢把這樣一種說法寫出來，儘管我對此確信不疑。我還活著，對於你們來說，這是場真正的噩夢。既然你們看到，市政當局並沒有屈服於你們的壓力或者至少還沒有屈從——這種情況很快就會發生變化——，你們就設法讓大家都憎惡我並唾棄我。」卡斯台利奧非常清楚，他的敵人要公開取他的性命，而他的回敬只是針對他們的良心。他對這些侍奉基督聖言的僕役們說：「請你們告訴我，在哪個方面，你們對我的態度可以參照基督？甚至在叛徒把他交給差役時，他也是充滿善意地去和那叛徒說話，並且釘在十字架上他還為他的劊子手求情。而你們呢？因為我在個別的學說和意見上背離了你們，你們就懷著敵意，越過世界上許多國家追捕我並且唆使別人也同樣懷著敵意來反對我……當你們的舉止從上帝那裡只得到下面這樣一個徹底的批判時，你們想必悄悄地感到極大的痛苦：『誰若仇恨他的兄弟，就是個殺人犯……』這可是清清楚楚的真理的規則，只要把它們從一切神學的掩飾下解脫出來，人人都能接觸，你們不是自己也用自己的話，也在你們的書籍里教授這些規則。為什麼你們不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身體力行？」
但是，卡斯台利奧知道，德·貝茲只是一個支到前面去的走卒而已，這種殺氣騰騰的仇恨不是從他那裡發出，而是發自加爾文，這位思想的獨裁暴君，除了他自己的解釋企圖之外，任何人試圖解釋，他都要禁止。因此卡斯台利奧越過德·貝茲，直接向加爾文喊話。毫不激動，目光交接，他們兩人面面相對。「你承認自己採用了一個基督徒的題目，你承認《福音書》，你引證上帝，並且自詡洞悉他的目的，你聲稱，知道《福音書》的真理。那麼為什麼，當你在教訓別人時，為什麼你不教訓教訓你自己？為什麼當你在講經台上向下布道時說，不可污衊，而你自己的書里卻充滿了污衊？為什麼你們批判我，據說是為了徹底打碎我的驕傲，而你們自己卻懷著那麼多倨傲，那麼多傲慢和那麼多自我意識，就仿佛你們就坐在上帝的群神會上，上帝向你們揭示了他內心的秘密……你們真到了反躬自問的時候，力爭使這事不致太晚。你們不妨試試，如果可能，對你們自己有一瞬間的懷疑，你們將會看見，其他許多人已經看見的東西。請放下你們這種對自己的愛，它耗盡了你們的精力，放下對別人的恨，尤其是對我個人的那種恨。讓我們在寬容方面互相展開競爭，你們將會發現，說我不虔誠，並不真實，就像你們想加諸我的恥辱同樣的不真實。請容忍我在幾點上背離了你們的學說。難道在虔誠的人之間意見有所不同，但是彼此的心是相通的，這點真的無法達到嗎？」
一個人道的、願意和解的人對激進分子和教條主義者的回答可從來沒有比這更溫和的了。如果說先前卡斯台利奧只是在語言上，那麼現在卻是以他人性的行動在這強加於他的鬥爭中實現了寬容的思想，也許更加可作典範。不是以嘲諷回答嘲諷，以仇恨回答仇恨，——「倘若我用你們對付我的同樣的東西來對付你們，我就不知道還有哪個地球、哪個國家讓我能逃到那裡去。」——他寧可再試一次用人性的爭辯來結束這次爭吵，根據他的思想，這種爭辯，在有頭腦的人中間永遠是可能發生的。他再一次向他的敵人伸出和解之手，儘管這些敵人正高舉謀殺人的利斧，瞄準著他。「所以我請求你們，看在基督之愛的份上，尊重我的自由，不要把虛假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請讓我在不受強制的情況下承認我的信仰，就像人家允許你們承認你們的信仰，我也樂於承認你們的信仰一樣。請別老認為那些學說和你們相左的人全都錯了，千萬別馬上就控告他們是異端分子……我和其他那麼多虔誠的信徒對《聖經》的闡釋和你們不同，但我用我全部力量公開承認信奉基督教的信仰。我們兩個當中總有一個肯定是錯誤的，但是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彼此相愛！大師將來總會向錯誤的那一個闡明真理。惟一的一點，我們肯定都知道，你們和我，或者至少我們應該知道的，那便是對基督的愛所抱的責任，讓我們實施這一職責，在我們實施的過程中，讓我們就這樣封住我們所有敵人的嘴。你們不是認為你們的意見是正確的嗎？別人也對自己的意見有同樣的想法：但願更有智慧的人立即表現為最有兄弟之情的人，別憑自己的智慧盛氣凌人。因為上帝無所不知，他讓驕傲的人低下頭去，而讓謙卑的人抬起頭來。
「我向你們說這番話，是出於強大的愛的需求。我把愛和基督的和平獻給你們。我呼籲你們一同愛，我是全心全意地這樣做，我可以在上帝和活生生的精神面前發誓。
「倘若你們儘管如此還要繼續懷著滿腔仇恨來打倒我，倘若你們不允許我敦促你們回到基督的愛上來，那我只好繼續保持沉默。但願上帝充當我們的法官，根據我們對他忠誠的程度，在我們兩人之間做出決斷。」
這樣動人、這樣充滿深刻人性、促使和解的號召，居然不能打動一個有頭腦的敵人，這種感情難以理解。但是恰好是搞意識形態的人，總是只信奉一個思想，而對於其他和他們的見解不同的思想，哪怕是最富人性的思想，他們也完全充耳不聞，這屬於人世的荒誕不經。思想上的片面性不可避免地會促使人們行動時有失公正，不論哪個人或哪個民族充滿了某一種世界觀的狂熱情緒，那就沒有諒解和寬容的餘地。這位只是渴求和平的人發出的這份令人震驚的警告，對於加爾文，沒有造成一丁點兒的影響。此人既不公開布道又不宣傳，也不爭吵，沒有絲毫野心，也不打算用暴力去把他的思想強加在世上另一個人身上；虔誠的日內瓦把他那份要求基督式的和平信函當作「聞所未聞的怪事」退了回去。同時立刻發出一陣新的密集炮火，射出各式各樣的嘲諷和教唆的毒氣。一段新的謊言又搬上舞台，為了讓眾人懷疑卡斯台利奧或者至少讓他變得可笑，這也許是一切卑劣行為中的極致。在日內瓦，一切逗樂的戲劇一向被視為罪行，嚴禁老百姓參與。可是在日內瓦神學院裡，加爾文的學生們卻排練了一出「虔誠的」學校喜劇，給卡斯台利奧取了一個再透明不過的名字「狗卡斯台利奧」作為撒旦的第一僕人在劇中上場，讓他嘴裡說出這樣的詩句：
至於我呢，付錢給我，我就為
任何人服務，不論寫詩或寫散文。
此外，我就看不到別的事情。
最後他們污衊，說這位過著使徒一樣清貧生活的人，竟然把自己手中的筆出賣給他人，只是作為某個教皇派的人僱傭的宣傳鼓動員，為純淨的寬容學說而戰。毫無疑問這最後的污衊也是在得到加爾文的批准，也是在這位基督教世界的領袖，這位宣講上帝聖言的布道師的鼓勵的情況下，無恥地大膽進行的。至於這是真實情況還是純屬污衊，對於滿腔黨派仇恨的加爾文主義者而言，早就變得無所謂了。他們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把卡斯台利奧從巴塞爾大學的講台上拽下來，把他的作品付之一炬，如果可能把他本人也一同燒死。
因此對於這些仇恨滿腔的陰險小人而言，一項求之不得的稀罕寶貝乃是在日內瓦習以為常的一次抄家活動中，兩個市民被人撞見，正在閱讀一本沒有莊嚴的加爾文批准付印的文章——這本身就是一項罪行。這本名叫 《給陰鬱的法蘭西的忠告》 的小冊子既沒有作者的名字也沒有付印的地點，因而更像一本具有異端氣味的作品。這兩個市民立刻就被帶到教會監理會去，由於害怕遭受夾大拇指和上刑凳這樣的酷刑，他們承認，是卡斯台利奧的侄兒把這本小冊子借給他們看的。於是這批獵人便以狂熱的激情，追蹤這新發現的蹤跡，為了最終把這追捕中的野獸捕獲。
「這本充滿了謬誤的壞書」，的確是卡斯台利奧的一本新作。他又一次犯了他舊日無可救藥的「錯誤」，以埃拉斯姆斯式的努力，提醒大家和平解決教會的爭端。他不願不聲不響冷眼旁觀，宗教迫害在他親愛的法蘭西如何最終結出鮮血淋漓的果實，如何在日內瓦秘密的鼓動下，新教徒在那裡拿起武器襲擊天主教徒。就仿佛他已經預先看到巴托羅繆之夜和迫害胡格諾教徒之戰的令人驚怵的恐懼，他感到自己有責任再一次，在最後關頭闡釋一下這樣流血著實無謂。他寫道，不是這一學說，也不是另一學說本身是錯誤的，——錯誤和犯罪的行徑永遠只是試圖用暴力強迫一個人信奉一種他並不相信的宗教。世上一切災難都出自這種 強迫意識 ，出自頭腦褊狹的狂熱主義一再翻新，一再重複使用的血淋淋的強制良心的嘗試。卡斯台利奧指出，無論強迫誰承認一種他內心並不承認的信念，這不僅是不道德的違反法律的，也是無謂的、荒謬的。因為每種讓人們信仰某種世界觀的強制，只會製造假信徒，每種強迫宣傳的施加暴力的方法（如擰緊大拇指的方法只是對外在數字上增加了一個黨派的擁護者的數量）。但是實際上，每一種以這種暴力方式爭取改變信仰者的世界觀以他們虛假的數字計算欺騙不了世界，尤其欺騙不了自己。因為卡斯台利奧的這句話對於各個時代全都有效——「那些只想擁有儘可能龐大的擁護者數量，因而急需許多人的那些人，就像一個傻瓜，他有一隻大杯子，盛著很少的酒，於是大量攙水，想增加酒量：但是這一來他並沒有增加酒量，而只會把杯里的好酒也弄壞了。你們永遠也無法聲稱，你們強迫他們來承認你們信念的人，的確也打心眼裡承認你們的信念。倘若給予他們自由，他們會說：我打心眼裡相信你們是不講公平的暴君，你們逼我說出來的話，毫無價值。蹩腳的酒即使逼著大家喝它，也不會變得更好。」
因此卡斯台利奧總是一而再地以新的激情重複他的信條：不寬容必然會導向戰爭，只有寬容能導向和平。不是用拇指夾子、戰斧和大炮可以把一種世界觀貫徹下去，而是只有個人的發自內心深處的確信，才能貫徹。只有通過彼此諒解才能避免戰爭，各種看法才能互相溝通。所以讓那些想當新教徒的人，當新教徒吧。讓那些真正皈依天主教的人，繼續當天主教徒吧。不要強迫這些人，也不要強迫那些人。整整過去了一代人的時間，三十年，兩種信念才在南特，越過幾萬，幾十萬無謂犧牲者的墳墓，聯合起來，達到和平。而在這裡，一個孤獨的、具有悲劇色彩的人文主義者已經在為法蘭西起草一份寬容敕文。「法蘭西，我給你的忠告是停止強迫良心，停止迫害，停止殺人，取而代之的是，你應該允許在你的國土裡每個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見而不是按照別人的意見來侍奉上帝。」
這樣一條讓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法蘭西彼此諒解的忠告，不言而喻在日內瓦自然就變成了一切罪行之最。因為加爾文的秘密外交人員正在這時忙於以暴力在法國煽動一場胡格諾派的戰爭。因此再也沒有比這講究人道的和平主義對他那侵略性的教會政策更討厭的了。所以一切力量全都調動起來鎮壓卡斯台利奧的和平敕文，向四面八方派出信使，向所有的新教權威人士發出請求信件。果然加爾文以他組織完善的宣傳鼓動達到了目的。在一五六三年八月的宗教改革教派的教會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教會注意到了《給陰鬱的法蘭西的忠告》一書的出版，作者是卡斯台利奧。這是一本極端危險的書，大家必須注意防範。」
又一次成功地把卡斯台利奧的一本——對於狂熱主義來說！——「危險的書」在傳播之前就予以封殺。現在就來對付人，對付這個堅不動搖、不屈不撓的反教條主義者，和反本本主義者！終於要和他做個了斷，終於不僅要堵上他的嘴，也要永遠把他的脊梁骨打斷！再一次把台奧多爾·德·貝茲弄來，讓他擰斷卡斯台利奧的脖子。他的《答塞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奧的辯護和責難》 獻給巴塞爾城的牧師們，單從此書的獻詞，就向教會的官廳表示，該在哪裡著手，來反對卡斯台利奧。德·貝茲暗示，現在是時候了，是緊要關頭了，教會的司法機關應該來對付這個危險的異端分子和異端分子之友。所以這位虔誠的神學家在一片烏七八糟亂成一團的胡話之中把卡斯台利奧當作說謊者、污衊上帝者、最惡劣的再洗禮派教徒、神聖學說的褻瀆者、渾身發臭的告密者，不僅是一切異端分子、也是一切通姦者和罪犯的庇護人來大加撻伐。最後他又被極端客氣地稱作殺人犯，其辯護書是在撒旦的工場裡製造出來的。儘管因為憤怒著急，所有這些詬罵污辱亂七八糟地摞在一起，結果互相矛盾、互相抵消。但是在這辱罵攻擊匯成一片的喧鬧聲中有一點是清楚明顯的：那就是殺氣騰騰的願望，終於，終於，終於可以把卡斯台利奧變成一個啞巴，最後變成一具死屍。
德·貝茲的文章意味著早已向審判異端分子法庭提出的控告；現在告密者的企圖赤裸裸地表現出來，連遮羞布也不用，一副窮凶極惡的挑釁神氣。因為他們不容誤解地向巴塞爾的教會代表會議提出要求，立即讓世俗官廳，把卡斯台利奧像一個下賤的作惡者那樣逮捕歸案。德·貝茲親自到巴塞爾去待了幾天，為了推動那裡的司法程序。可惜他雖然性急，卻碰到一個外部手續和他作梗：根據巴塞爾的法律，必須先要有一份書面的具有實名的狀子，向官廳告發，案子才能運作。一本印刷的小書永遠當不了狀子。在這種情況下，倘若加爾文和德·貝茲當真想要控告卡斯台利奧的話，最自然、最不言而喻的辦法乃是，他們親自具上自己的名字，把這樣一份控告書遞交給巴塞爾的官廳。但是加爾文還是依照他舊日的辦法——在塞爾維特一案中運用得很是成功——寧可讓隨便哪一個第三者去提出控告，也不願自己承擔責任，親自出馬，向一個官廳提出控告，同樣偽善的訴訟進程就像在維埃納，在日內瓦那樣地重演了一遍：一五六三年十一月，在德·貝茲的書出版後，一個完全不相干的人，名叫亞當·封·波登斯泰因，向巴塞爾的市政委員會遞交了一份書面的狀子，控告卡斯台利奧犯有異端行徑，而這個亞當·封·波登斯泰因自己恰好是最不合適為新教教義進行辯護的辯護師，因為他父親不是別人，正是那個臭名昭著的卡爾施塔特，路德曾把他當作危險的宗教狂從威丁堡大學趕了出來，同樣，波登斯泰因又是極不虔誠的帕拉契爾蘇斯的學生，根本無法算是新教教會的頂天立地的棟樑。然而德·貝茲訪問巴塞爾似乎以某種方式成功地使這個波登斯泰因去幹這件寒磣的工作。因為此人在他的致市政委員會的信里一字不落地重複了那本書里的一切雜亂不堪的論據，一方面把卡斯台利奧說成是個教皇主義者，另一方面又把他說成是再洗禮派，接著又把他說成自由思想家，然後作為上帝的污衊者，除此以外還把卡斯台利奧罵成一切通姦者和一切罪犯的庇護人。可是不論是真是假：反正根據他（正式給市政委員會寫的至今還保存著）的那封控告信，算是走上了公開的法律程序的道路。既然有一份記錄下來的文件在這裡，巴塞爾的法院別無他法，只好開始著手進行調查。加爾文和他的一伙人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卡斯台利奧終於作為異端分子坐在了被告席上。
照理對於卡斯台利奧而言，反駁這一大堆愚蠢的攻擊，進行自我辯護並不困難。因為波登斯泰因以盲目的過度熱情，同時攻擊卡斯台利奧這麼多自相矛盾的事情，也公開暴露出這些事情並不可信。另外大家也清楚知道卡斯台利奧在巴塞爾生活檢點，無懈可擊，不像在塞爾維特案中那樣輕易地就可以把卡斯台利奧立即逮捕，加上鐐銬，百般盤問，大肆折磨。作為大學教授，首先要請他在校務委員會對人家提出的指責進行自我辯護。卡斯台利奧根據實際情況把他的控訴人波登斯泰因說成是一個推到前排來的稻草人，並且要求波登斯泰因真正的幕後推手加爾文和德·貝茲親自現身，如果他們真想控告他的話。他的這番話足以使他大學的同事們滿意。「既然有人如此激情滿懷地懷疑我，我就真心實意地請求你們允許我進行自我辯護。倘若加爾文和德·貝茲信心十足，就請他們親自出場在你們面前證明他們控告我的罪行。他們要是意識到，他們所做的事情是對的，他們就不會有任何顧慮，在全世界面前控告我。他們也不必害怕巴塞爾的法庭……我知道，我的控告者強大有力，但是上帝也強大有力，上帝審判起來，對任何人一視同仁。我知道，我只是一個不名一文、籍籍無名之人，非常卑微、沒有聲譽，但是上帝恰好眼睛看著卑下的人，倘若冤枉地流淌了他們的鮮血，上帝不會讓這些鮮血無人贖罪白白流淌。」因而他自己，卡斯台利奧樂於承認這個法庭。倘若在敵人控告的罪行中哪怕有一件得到證明，他都願意獻上他的腦袋作為應得的贖罪。
不言而喻，加爾文和德·貝茲當然不敢接受這樣公正誠懇的建議。無論是加爾文還是德·貝茲，都沒有現身巴塞爾的刑事裁判所。給人的印象似乎是這些陰險的告密已經煙消雲散。這時，一樁偶然事件出乎意料地給卡斯台利奧的敵人幫了大忙。因為恰好這時一件鮮為人知的事件突然曝光，可能產生嚴重後果。此事大大加強了對卡斯台利奧的異端行徑和對異端分子友好的嫌疑。在巴塞爾曾經發生過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在那裡有一個富有的外國貴族以讓·德·布呂熱之名在比寧根的府邸里住了十二年之久，多虧他樂善好施，在所有的市民圈子裡都受到極度的尊敬和熱愛。當這位高貴的外國人在一五五六年過世時，全城都莊嚴肅穆地參加他顯赫的葬禮。他的棺木安葬在聖·萊翁哈特教堂最為體面的位置上。又過了若干年，有一天突然傳出起先令人難以置信的謠傳。這位高貴的外國人並非外國貴族，而是那個臭名昭著深受譴責的極端異端分子大衛·德·約里斯，《奇異書籍》一書的作者。在再洗禮教派當中進行殘酷的大屠殺時，他神秘地逃出弗蘭德爾，消失得無影無蹤。在巴塞爾，人們無論在他生前還是死後都公開地把最高的榮譽給予了這個糟糕透頂的教會敵人，這事現在對於巴塞爾全城是件多麼令人煩惱的事！為了對於這樣欺騙性地濫用好客精神進行明顯的補贖，事後由官廳對這位早已過世的人提出起訴，舉行了一場令人毛骨悚然的儀式。把這個異端分子業已腐爛了一半的屍體從他的榮譽墓穴中取出，吊在絞架上，然後連同一大堆摞起來的異端邪說的書籍，在巴塞爾寬闊的市場廣場上當著成千上萬個圍觀者的面予以焚毀。卡斯台利奧也不得不和大學的其他教授一起觀看了這場令人噁心的戲劇，——可以想像，懷著什麼樣壓抑和反感的心情！因為他和這個大衛·德·約里斯這麼多年來一直有著良好的友誼關係。他倆當年曾一同設法拯救塞爾維特，大衛·德·約里斯，這個極端異端分子甚至很有可能也是馬丁·貝利烏斯的著作《論異端分子》的匿名合作者。反正有一點不用質疑，卡斯台利奧從來也沒有把比寧根府邸的主人當作一個像他自己說的，單純的普通商人，而是從一開始就知道他那所謂的讓·德·布呂熱的真實名字。但是他在生活中和在作品中一樣寬容，他沒有想到要去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僅僅因為一個人為一切教會和世俗的各個官廳所摒棄，就放棄此人的友誼。
突然發現了卡斯台利奧和這個再洗禮教派中最為臭名昭著的教徒之間的關係，證實了加爾文教派對卡斯台利奧的控告，說卡斯台利奧是一切異端分子和犯罪分子的庇護人和同謀犯，對卡斯台利奧幾乎造成生命危險。禍不單行，偶然總是以雙重鉗子夾人。在同一時間，卡斯台利奧和另外一個有著嚴重罪行的異端分子貝爾納多·奧基諾的緊密關係也暴露出來。奧基諾原本是一個著名的本篤會修士。他的布道無可比擬，聞名整個義大利。突然為了逃避宗教法庭，他逃離故鄉。但是在瑞士，他不久也因為他的論點獨具一格而使宗教改革派的牧師們大吃一驚。尤其是他的最後一本著作《三十篇對話》，對聖經的詮釋，在整個新教世界都被視為難以想像的褻瀆：原來貝爾納多·奧基諾在書中根據摩西的法律宣布一夫多妻制，究其原則而言，這在《聖經》里是允許的，因而也是可行的，雖然並沒有把它推薦給大家。
這本書以其駭人聽聞的觀點以及許多其他為正統教義所不能容忍的觀點著稱——貝爾納多·奧基諾立刻被立案審查——不是別人，正是卡斯台利奧把它從義大利文譯成拉丁文。這本異端著作就以它的譯文付梓，這樣卡斯台利奧就以行動對這種罪惡觀點的傳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不言而喻，卡斯台利奧現在作為知情人受到教會法庭的威脅不亞於作者。一夜之間，加爾文和德·貝茲對卡斯台利奧的不甚確定的指控，說卡斯台利奧是最為瘋狂的異端行徑的庇護人和首腦——通過他和大衛·德·約里斯和貝爾納多·奧基諾的親密友誼變得煞有介事，令人不安。這樣一個人，巴塞爾大學不能也不願繼續庇護。在真正對卡斯台利奧提起訴訟之前，他已經輸了這場官司。
加爾文為卡斯台利奧所寫證詞的第一頁和最後一頁
這位寬容的辯護師即將遭遇的同時代人對他的不寬容究竟是什麼，他只消從教會機構對他的同伴貝爾納多·奧基諾所採用的殘忍態度加以衡量，即可知端倪。遭到唾棄的奧基諾在洛迦諾義大利流亡者聚居處當牧師，一夜之間，他就被逐出洛迦諾，儘管百般哀求，也得不到延遲幾天的恩賜。奧基諾當時已是七十高齡，身無長物，這也博不得絲毫同情。他的妻子在幾天前辭世，也不給他逗留的時間。他不得不帶著幾個未成年的孩子出外漂泊，也未能消除那些虔誠的神學家的憤怒。時值冬季，山間小道積雪沒過腳踝，無路可通。儘管如此，那些狂信宗教的迫害者也不管不顧：就讓他在路邊倒斃，這個教唆者，這個異端分子！就在隆冬十二月中，人們把他趕出門去。這個疾病纏身、鬚髮皆白的老人爬過積雪凍冰的山巒和峰岩，拖兒帶女，想在世上什麼地方尋找一個新的避難之地。但即便是這些令人心悸的慘狀，對於這些信奉仇恨的神學家、宣揚上帝聖言的虔誠布道者而言，也還不夠殘忍，因為到末了，慈悲為懷的好心人的憐憫，還會在中途給這個徒步跋涉的老人和他的孩子們一間暖和的房間過夜或者一束穀草禦寒。所以他們搶在這個遭到譴責的人前頭，以他們令人反感的虔誠熱心，發出一封封信件，寄到沿途各地，叮囑善良的基督徒不得容忍這樣一個怪物在自己的屋檐底下憩息。於是所有的城市鄉村家家戶戶都像遇到麻風病人一樣，緊閉大小門戶。這位年邁的學者找不到一處休憩之地，只好沿途行乞，掙扎著走過整個瑞士，在穀倉里過夜，凍得心力交瘁，腳步踉蹌、搖搖晃晃地走到邊境，然後再走過幅員遼闊的德意志，在那裡，所有鄉鎮也都事先得到關於此人的警告；他只希望最終能在波蘭，在更有人性的人們那裡為自己和孩子們找到歇腳的地方。但是對於這個已經崩潰的男子，這一路掙扎過於費勁。貝爾納多·奧基諾終於沒有走到目的地，沒有看到和平。這個完全脫力的老人，成了絕不寬容的一個犧牲品。他在摩拉維亞的某條鄉間大道上倒地身亡。在那裡人們把他當作流浪漢埋葬在早已被人遺忘的野墳里。
在這面令人怵目心驚的哈哈鏡里，卡斯台利奧清楚地預見到他自己的命運。起訴他的這場官司已在準備。他惟一的過失乃是感覺到太多的人性，對太多的被迫害者表示了同情。在這樣沒有人性的時代他不可能指望會得到同情，得到人性。早在充當塞爾維特的辯護人時，塞爾維特的命運已展現在他眼前。當代的不寬容早已把手放在他們最危險的敵人，寬容的辯護師的脖子上。
但是命運的機緣湊巧使得他的迫害者不可能得到明顯的勝利，把賽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奧，一切思想專制暴政的死敵，投進監獄、流放國外或者捆在柴堆上。賽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奧的猝死，使他在最後關頭獲救，不必去接受訴訟，不必遭到他的敵人殺氣騰騰的攻擊。他的身體由於積勞成疾，早已極端虛弱，虧損異常，如今憂慮和激動使他心神交瘁，他那早已掏空的身體再也堅持不住。直到最後時刻，卡斯台利奧雖然還硬撐著，拖著腳步到大學去，到書桌前，然而這已是徒然的抵抗！死亡已經戰勝了他生的意志，從事精神活動的意志。大家把這個因為寒熱而渾身發抖的人抬上床，劇烈的胃痙攣使他除了牛奶，無法進食，內臟的功能越來越衰竭，最後那受到震撼的心臟，終於不能再繼續跳動。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賽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奧逝世，終年四十八歲。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朋友在他去世時這樣說道：「他通過上帝的幫助逃脫了他敵人的魔爪。」
他這一死，對他的污衊也就不攻自破。他同城的市民發現，他們對他們這位最優秀的學者捍衛得多麼不夠，多麼有氣無力。他的遺物不可爭辯地證明，這位純潔的偉大的學者過著多麼像聖徒一樣清貧的生活。屋裡找不到一件銀制的器皿，朋友們只好湊錢為他購買棺木，償還小筆債務，支付殯葬費用，收養他的那些未成年的孩子們。似乎為了補償對他的控告造成的恥辱，賽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奧的葬禮變成了一次道德的凱旋。一切在卡斯台利奧蒙受異端分子嫌疑時都膽戰心驚、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的人，現在都擠上前來，以此表明自己是如何深愛他尊敬他，因為歷來都是捍衛一個死者比捍衛一個活人，一個不討人喜歡的人要方便得多。整個大學都莊嚴肅穆地緊隨著送葬行列，大學生們肩扛靈柩，把它移到大教堂里安葬在修道院的散步道旁。他的三個學生自己掏錢，在墓碑上鐫刻了獻詞：「獻給遐邇聞名的老師，感懷他偉大的學術成就和他清白的一生。」
正當巴塞爾為這位品行純潔、學識淵博的學者舉哀之際，日內瓦可是歡聲震天。只是他們聽到那備受歡迎的消息時，沒有讓全城教堂鐘聲齊鳴。消息傳來，思想自由最大膽的戰士已經幸運地被消滅掉，這張最為能說會道的嘴巴曾攻擊他們強暴良心，如今終於沉默不語！所有這些信奉《聖經》，虔誠的「為上帝聖言效力的僕人」，帶著不合時宜的快樂，互相祝賀。就仿佛「你們要愛你們的敵人」這句聖言從來沒有寫進他們的《福音書》似的。蘇黎世的牧師先生布林格寫道：「卡斯台利奧死了？這樣更好！」另一位嘲笑道：「為了免得在巴塞爾的法庭上為他的事業進行辯護，卡斯台利奧逃到地獄去了。」以他告密的箭矢把卡斯台利奧撂倒在地的德·貝茲，讚美上帝把世界從這個異端分子手裡解救出來，並且自詡是上帝啟示的宣告者：「我是個出色的預言家，我當時對卡斯台利奧說，主將因為你的污衊而懲罰你。」這位孤軍奮戰的戰士也是雙倍光榮的戰敗者。即使他一命歸天也未能削弱這些人的憤怒，仇恨依然一如既往。即便如此，永遠是徒勞無功：任何仇恨和嘲弄也不再能使死者受到傷害。卡斯台利奧為之生為之死的思想，也和其他真正人道的思想一樣，凌駕於一切塵世間的和階段性的暴力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