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反抗暴力 · 八 良心奮起反抗暴力

永遠是那些最為肆無忌憚地試圖強姦別人意見的人，自己對別人的反駁意見最為敏感。所以看到外部社會竟然允許人家把塞爾維特遭受死刑一事拿來討論，而不是熱情洋溢地百般歌頌這是件虔誠的、取悅上帝的好事，加爾文把這看成天大的不公平。此人剛才還僅僅因為一個原則上的意見分歧把另一個人弄到文火上去慢慢烤死，對於受難者毫無同情之心，而現在這同一個人卻要求別人對他表示同情。他寫信給一個朋友：「你但凡知道我現在遭受到的污衊和攻擊的十分之一，你都會同情我的悲慘的處境。群犬從各個方面向我狂吠，所有想像得出的污衊都堆在我的身上。比教皇陣營里那些公開的敵人更加陰險的是，現在我自己陣營里那些妒忌我仇恨我的人對我的攻擊。」加爾文不得不十分氣惱地確認，儘管他多方引用《聖經》里的段落和論據，人們還是不準備默默地承認他對塞爾維特的謀殺。他已聽說，卡斯台利奧和他的朋友在巴塞爾正準備著一份攻擊他的文書，良心不安使他焦慮煩躁，最後竟變成驚恐萬狀。 一個具有暴君性格的人，他對付反對意見的第一個念頭總是：進行鎮壓、書報檢查和種種限制。剛得到第一個消息，加爾文就撲向書桌，根本看都沒有看見《論異端分子》一書，就心急火燎地快速預告瑞士的各個新教教派，務必千方百計阻止此書的發行。現在千萬不要再進行討論。 日內瓦已經發過言了 ；其他人現在就塞爾維特案件說的話，全是謬誤、胡言亂語、一派謊言、異端言論、詆毀上帝，因為這些話反對加爾文。羽毛筆飛速舞動：一五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加爾文已經寫信告訴布林格 ，有人正好在巴塞爾用假名印製了一本書，卡斯台利奧和庫里阿納 想在書里證明，不該用暴力消滅異端分子。這樣一種邪說不得擴散，因為這是「毒素，叫人寬容，從而否認，異端邪說和褻瀆上帝必須受到懲罰。」所以趕快來阻止這寬容信息的擴散！「這個教堂的牧師們，雖說遲了一步，仍然應該關注這個災難不致再進一步擴大。」但是單單這樣呼籲還遠遠不夠，第二天加爾文的應聲蟲台奧多爾·德·貝茲的警告更加急切：「他們在封面上印上馬格德堡的名字，但是這座馬格德堡，我想是在萊茵河畔：我早就知道他們是在那裡挖空心思製造這些可恥的東西。倘若我們容忍這個可恥之徒在他的前言裡噴吐污泥濁水，那麼請問，這個叫基督教的宗教，還有什麼東西能夠屹立不動？」 但是為時過晚，在這期間這本小冊子已經趕到告密者的前面。當第一本小冊子運到日內瓦時，的確燃起了一陣驚恐的火焰。怎麼回事？把人道置於權威之上的人找到了？有不同思想的人不該拖到柴火堆上去活活燒死，應該照顧他們，像兄弟一樣地對待他們？每個基督徒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解釋《聖經》，而不是只有加爾文一人才敢於這麼做？這樣一來，教會，——加爾文不言而喻自然指的是：他的教會，就要受到危害。一個信號發出，日內瓦就發出了迫害異端分子的呼聲。他們向四面八方大喊大叫，一股新的異端邪說已經發明出來，一種特別危險的異端邪說，叫「貝利安主義」，——他們根據這一派的使徒馬丁·貝利烏斯（即卡斯台利奧） 的名字，把這種在信仰事務上主張寬容的學說稱之為「貝利安主義」，所以趕快趁這種地獄的邪火還沒在人世間廣泛傳播之際，就把它踩滅。德·貝茲對書中第一次提出的應該寬容的要求大發雷霆，大聲叫道：「創建基督教以來，這樣的詆毀還從來沒有聽見過。」 立即在日內瓦召開軍事會議：該回答呢還是不回答？日內瓦人如此急切地請求茨文利的繼任布林格，及時鎮壓這本書，他卻從蘇黎世聰明地回絕：這本書會自行被人遺忘，因而最好不要去理睬它。可是法累爾和加爾文焦躁不耐、心急火燎地堅持要公開作答。既然加爾文在做出初步辯護時，經歷了慘痛的經驗教訓，寧可躲在後台，自己並不出頭，可他委託他的一個年輕的崇拜者，台奧多爾·德·貝茲對這種宣揚寬容的「撒旦」學說發起一次凌厲的進攻，從而在神學方面初露鋒芒，並獲得他這位獨裁者的謝意。 台奧多爾·德·貝茲是個虔誠的人，規規矩矩，由於他多年來忠心耿耿地為加爾文效勞，日後作為酬謝成為加爾文的繼任，他對每一口思想自由的氣息都充滿瘋狂仇恨，比加爾文更變本加厲，一切依賴性人物和獨創性人物之間，永遠都是如此。那句可怕的話，就出自德·貝茲之口，這句話使他永遠承載著以破壞行動求得揚名的榮譽，而在精神史上得到千古罵名： 良心的自由乃是魔鬼的學說 ，絕對不要自由！寧可用火與劍把這些人斬草除根，也不能容忍強調獨立思考。德·貝茲大聲嚷嚷，唾沫星子四濺，「寧可有一名暴君統治，哪怕他殘忍至極」，也不要允許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行動……，聲言不得懲罰異端分子，就仿佛聲稱不得殺死弒父弒母的兇手，其實異端分子遠比這些弒殺父母的兇手更加罪孽深重。」根據這個樣品，就可以設想，這份反對貝利安主義的狂熱發燒的論戰小冊子體現的正統教義的褊狹已經達到了多麼瘋狂的程度。什麼？這些「 偽裝成人的妖魔鬼怪 」說到頭還得用人道精神來對待？不行——先得維持紀律，然後才談人道。倘若事關「教義」，一個領袖絕對不能，無論如何不能屈從於一時的人道念頭，因為 這樣一種博愛精神不是基督教的，而是魔鬼的 。但是這是第一次，並不是最後一次在這裡碰到這種好戰的理論，就像德·貝茲所寫的，人性，可怕的人性，乃是反人類的一種罪行，只有通過鋼鐵般的紀律和毫不留情的嚴厲態度才能把人類引導到某一種意識形態的目標上去。不能「姑息幾隻咬齧人的豺狼，如果不想把基督的整群篤信的羊群交給這些豺狼的話……這些所謂的溫和真該唾棄，它實際上是極端的殘忍。」德·貝茲懷著宗教狂熱衝著貝利安主義者吼道，並且要求官廳，應該「德行滿懷地手握寶劍劈將過去」。卡斯台利奧自己滿腔同情，呼籲上帝也發出同情，以便使這殘暴已極的屠戮終於得到制止，而日內瓦的牧師德·貝茲則以同樣的熱忱，但卻是滿腔仇恨的熱忱，祈求同一個上帝，但願這大屠殺不要就此終結，「能給予基督教的君王們以心靈的偉大和堅定，把這些行惡者徹底消滅。」但是即使這樣把具有不同思想者消滅乾淨對於德·貝茲的復仇欲而言也還不夠殘忍。異端分子不僅得全部殺死，而且他們的死刑還得儘可能地加上想像得到的痛苦酷刑，德·貝茲從一開頭就用虔誠的暗示為一切想像得出的酷刑進行了開脫：「倘若按照他們罪行的程度來懲罰他們，我想，我們想像不出一種酷刑能符合他們罪大惡極的罪行的程度。」 這種對恐怖的頌歌，這種反對人性的、陰森可怕的論述，即使只是重複一遍，已經令人十分厭惡！但是有必要確認它們，並把它們逐字逐句地記載下來，為了理解，倘若耶穌教世界的確為日內瓦的這些狂熱分子所迫，創立一種新的宗教法庭，這新教世界會遭到什麼樣的危險，也可以懷著敬意理解，那些勇敢分子和深思熟慮者，在迎擊這些中了迫害異端分子狂熱之邪的瘋子時，冒著什麼樣的危險——當然是冒著拋棄生命做出犧牲的危險。因為為了及時「排除」寬容的思想，德·貝茲在他的論戰文章里專橫地提出要求，每一個寬容之友，每一個「貝利安主義」的辯護律師，從現在起，都該當作「基督教之敵」，當作異端分子來對待。這就是說，都該處以火刑。「得在他們身上，使用我在此代表的論述中的那一點，即詆毀上帝者和異端分子應該得到官廳的嚴懲。」為了讓卡斯台利奧和他的朋友們明白，倘若他們繼續為那些由於思想的緣故，而被驅趕的人進行辯護，等待他們的將是什麼。德·貝茲握緊拳頭威脅道：即使偽造印刷地點，並且報以假名，也無法使他們「免遭迫害，因為盡人皆知，你們是誰，你們想幹什麼……我及時地警告你們，貝利烏斯和蒙福爾 ，還有你們整個小集團。」 請看：德·貝茲的這篇文章只是表面看來是一篇學術論爭的文章，它真正的意義卻在這一威脅之中。得讓這些令人憎惡的思想自由的捍衛者們知道，他們提出的每一項維護人性的進一步要求都是在拿生命冒險，德·貝茲急於要讓他們的首領賽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奧不再謹慎行事，便挑釁似的指責這批最為勇敢的人是懦夫，謹小慎微。他嘲笑道：「他（指卡斯台利奧）這個平素如此大膽無畏、如此肆無忌憚的人，在這本只談同情和寬容的書里，卻顯得如此怯懦，膽小怕事，以致他只好喬裝打扮，易容變臉，才敢伸出他的腦袋。」也許他希望卡斯台利奧會看到危險，嚇得不敢公開報出姓名，承認自己是作者，於是小心翼翼地縮了回去；但是卡斯台利奧接受了挑戰。正因為日內瓦的正統教派現在想把他們所做的該遭譴責的行為提升為一種教條，一種實踐，這就強迫這位熱烈擁護和平的朋友公開和他們作戰。卡斯台利奧認識到，採取行動的決定性時刻已經來到。如若不把謀害塞爾維特的罪行拿到全人類的法庭上去做最後裁決，那麼便會有千百件火刑在這次的火刑堆上點燃，到目前為止僅僅是個別的謀殺罪行，將會固定為一種謀殺的原則。卡斯台利奧毅然決然地把他自己的藝術工作和學術研究拋到一邊，為了寫出他那世紀的「 我控訴 」，為了一場宗教謀殺案指控約翰·加爾文，在香佩爾廣場謀殺了米蓋爾·塞爾維特。這份公開指控約翰·加爾文的控訴書《批加爾文書》，雖說只是針對個別人，由於它的道德力量，變成最了不起的戰鬥檄文之一，反對任何卑劣的企圖：通過法律來強姦話語，通過教條來強姦思想，通過那永遠可鄙的暴力來強姦那永遠生而自由的良心。 卡斯台利奧認識他的敵人已經多年，因而也了解他敵人的手段。他知道，加爾文把每一個對他個人的攻擊都解釋成，對「學說」，對宗教，甚至是對上帝的攻擊。因此卡斯台利奧從一開始便明確限定，他在他的文章《批加爾文書》里，既不代表塞爾維特的論點也不加以批判，絲毫不想介入宗教的問題或詮釋性的問題，而只是控告約翰·加爾文這個人，此人殺死了另一個人米蓋爾·塞爾維特。卡斯台利奧下定決心，從一開始就不容忍別人進行狡辯式的曲解。他像一個法學家似的，一開頭就用幾句話說明他想進行的這一案件。他的控告書這樣開始：「約翰·加爾文今天享有極大的威望，如果我看到他浸透了溫和的思想，我希望他的威望變得更大。但是他最近的行動是一場血淋淋的死刑並且對許多虔誠的人們進行威脅。因此我這個對流血事情深惡痛絕的人（難道全世界不該都來做這樣的事？）便藉助上帝的力量，在全世界面前揭露他的企圖，至少把幾個被他誤導的人，從他的錯誤中再引導回來。 「去年，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人們為了宗教信仰之故，在日內瓦，受那裡教堂的牧師加爾文鼓動，把西班牙人米蓋爾·塞爾維特活活燒死。這次火刑激起了許多人的抗議，尤其在義大利和法國。加爾文為了回答這些非難，剛剛出版了一本書。外表來看，此書染上了十分巧妙的色彩，目的是進行自我辯護，打倒塞爾維特並進而證明，塞爾維特判處死刑，實在是咎由自取。我想對這本書進行一次批評性的審閱。根據加爾文的習慣，他甚至會把我稱作塞爾維特的學生，從而不致有人受到誤導。我並不為塞爾維特的論點進行辯護，而只是攻擊加爾文的錯誤論點。我把一切有關洗禮、三位一體和每一個這類問題的討論往往擱置一邊，我也並不擁有塞爾維特的著作，因為加爾文已把它們全都付之一炬。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塞爾維特代表的是什麼思想。但是在有些根本不涉及這些原則性意見分歧的其他各點上我將闡述加爾文的謬誤。每個人都會看見，被鮮血弄得糊裡糊塗的那個人究竟是誰。我不會像他對待塞爾維特那樣地對待他。他先把塞爾維特和他的書放在一起活活燒死，等他死了以後，再對他口誅筆伐。如果塞爾維特的敵人，把書籍連同作者一同焚燒，如今還大膽地向我們指出這些著作，引用其中的一些篇章，那麼這種做法就仿佛是一個縱火犯把一幢房子燒成灰燼之後，就要求我們審視一下幾間房間裡的設備。至於我們呢，我們永遠不會把一位作者活活燒死，永遠不會把一本著作燒成飛灰。我們嚴厲批判的這本書，人人都可以閱讀。這本書已有兩個版本，一本是拉丁文版，一本是法文版。為了不讓人有可能提出指責，我將一直歷數我將引用的每個章節，而把我的回答置於引用的章節之下，標上同樣的相應的數字。」 不可能比這次討論進行得更加公正。加爾文在他業已印製的書籍里，已經清楚明白地確定了他的立場。卡斯台利奧利用這份人人皆可取得的文件，就像一名預審法官使用一名被告的業已記錄在案的口供。他把加爾文的全書再抄寫一遍，為了不至於有人會說，他不知怎地，歪曲或者纂改了他對手的意見。為了從一開始就能去除這樣的懷疑，說他故意刪節加爾文的書，從而歪曲加爾文的原文，他就把加爾文書中的每個句子都進行了編號。所以在塞爾維特案件上進行的第二次思想訴訟，要比在日內瓦進行的那第一次訴訟公正得多。在第一次訴訟時，被告人被關在一間小小的囚室里挨凍受冷，與世隔絕，任何證人和辯護人都不予提供。而這一次，塞爾維特案件得以自由無羈地在整個人文主義世界的關注下，作為一樁道德決斷審理清楚。 事實情況清清楚楚，不容爭論。人們在加爾文的催逼下，奉日內瓦市政委員會之命，以極端殘忍的方式把一個人判刑處死，而這個人當火焰在他周圍熊熊燃燒的時候，還能用響亮的嗓音宣稱他是無辜的。於是卡斯台利奧提出了一系列決定性的問題：米蓋爾·塞爾維特到底犯了什麼過錯？約翰·加爾文並不擔任國家公職，而只是擔負一個神職職位，他怎麼可以把這個純粹神學的事件，轉交給市政委員會？難道日內瓦的市政委員會有權，單憑這個所謂的過錯就把塞爾維特判刑？最後——根據哪個權威，依照哪條法律，竟把這個外國神學家判處死刑？ 關於第一個問題，卡斯台利奧審閱了法庭記錄，加爾文自己的證詞，為了首先確認，加爾文控告米蓋爾·塞爾維特的罪過究竟是什麼。他沒有發現其他指責，只發現塞爾維特根據加爾文的意見「以大膽的方式歪曲了《福音書》，並且為一種難以解釋的欲望所驅使，妄想擅自修正《聖經》。」所以加爾文指控塞爾維特並無其他罪行，只是獨立無羈一意孤行地對《聖經》進行了闡釋。於是卡斯台利奧立即進行反擊。在宗教改革這一範圍內，對《福音書》進行這種一意孤行的闡述的人，塞爾維特難道是惟一的？誰敢聲稱，他這樣做是違反了新的學說的真諦了呢？這種個人的闡述，不是甚至可說，正好是宗教改革的基本要求嗎？耶穌教的領袖們，除了對聖言和《聖經》進行了這種全新的闡釋之外，還做了什麼別的事呢？加爾文，恰好就是加爾文和他的朋友法累爾，難道他們兩位不是教會的這種改造和新建的過程中最大膽最堅定的人嗎？「不僅是他自己投入到一種真正革新改造的縱情恣肆之中，他甚至還把這種縱情恣肆強加到別人身上，以致違拗他的意志，便成了非常危險的事。他事實上在十年之中進行的革新多於天主教會在六百年內所進行的革新。要說誰有權把耶穌教會中進行的新的闡釋說成是罪過，並進行判罪，那麼加爾文作為最大膽的宗教改革家就最沒有權利說三道四。」 加爾文認為他是不會有舛錯的，這已不言而喻。因而他認為他的意見是正確的，別人的任何意見都是錯誤的。在這裡卡斯台利奧立即提出第二個問題：誰讓加爾文當上法官，判斷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加爾文當然認為所有這些作家都有錯誤思想，他們不願成為對他的教條照本宣科的人。因此他要求，不僅要阻止這些人寫作，也要阻止他們說話，這樣只有他一個人有權把他認為正確的東西說出口來。」可是恰好是這一點，卡斯台利奧要一勞永逸地否定掉，某人或某個黨，可以提出要求，說只有我們才知道真理，其他任何意見都是謬誤。所有的真理，特別是宗教的真理，可以爭論，含義很多，「所以用這樣一種剛愎自用的態度，對於只屬於上帝的秘密進行爭論是狂妄自大的，就仿佛我們介入了上帝最隱蔽的秘密。對於一些歸根到底我們毫不了解的事情假裝確有把握的樣子，藉以欺騙別人，這是一種傲慢的態度。」從創世之初起，一切災難均來自教條主義者，他們焦躁不耐地宣稱，他們的意見和世界觀是惟一的，只有這些狂熱地宣揚思想統一，行動統一的狂熱分子才以他們自以為是的好鬥精神擾亂了世上的和平，把自然的思想並存變成思想對立和你死我活的相互敵對。卡斯台利奧控告加爾文就是這樣一個鼓動思想上絕不寬容的教唆者：「所有的宗派都在上帝聖言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宗教，都認為他們自己的宗教是正確的。根據加爾文的觀點，必須一種宗教迫害另外一種宗教。不言而喻，加爾文宣稱，他的學說是正確的。但是別人也同樣宣稱自己的學說正確。他便說，別人錯了。別人也同樣說他錯了。加爾文要當法官，別人也要當。那麼怎麼才能做出決斷？可是誰又任命加爾文擔任最高裁判長裁判所有其他人並擁有最終判處死刑的權力？他用什麼充當證物，支持他的法官壟斷權？支持他擁有上帝的聖言。可是其他人也聲稱自己擁有上帝聖言，或者說，他的學說無可爭論。可是在誰眼裡不可爭論？在他自己眼裡，在加爾文的眼裡。倘若他宣布的真理，真是真理，真是那樣顯而易見，那他何必寫這麼多的書？為什麼為了證明譬如謀殺或者通姦是個罪行，他一本書也沒有寫過？因為這些事情每個人都很清楚。倘若加爾文的確滲透了並且揭露了一切思想上的真理，為什麼他不給別人留點時間，讓他們同樣理解這些真理？為什麼他從一開始就把他們打倒，從而剝奪了他們承認這真理的可能性？ 這樣一來，第一步和決定性的一步可以確定下來：加爾文在精神和宗教問題上狂妄地要求得到法官的職位，而他絲毫也沒有這種權利。其實有項任務會落到他身上。倘若他認為塞爾維特的意見不正確，他完全有責任向塞爾維特解釋他的錯誤，並讓他皈依正確教義。可是他並沒有好言好語地進行解釋，而是立即採用暴力。「你的第一個行動乃是逮捕，你把塞爾維特關進監獄，你不僅把塞爾維特的每一個朋友都排除在這場官司之外，只要不是塞爾維特的敵人，全都排除出去。」他只採用了古老的，沿用至今的討論方法，當教條主義者們感到討論棘手之時，總是採用這種方法：他們自己把耳朵堵上，把別人的嘴巴封住。但是躲在書報檢查後面，總是最明確地暴露了這一個人或這一種學說心靈上的毫無把握。卡斯台利奧仿佛預感到他自己的命運，他叫加爾文承擔道德上的責任：「我請問你，加爾文先生，倘若你和某人就遺產問題打一場官司。你的敵人爭取到法官只讓他一個人講話，同時禁止你發言，你難道不會奮起反抗這樣不公平的待遇？為什麼你要把己所不欲的事情強加於人？我們是在這裡討論信仰問題，為什麼你要封住我們的嘴巴？你對你的事業的寒磣如此確信無疑，你如此害怕被人打敗，害怕失去你作為獨裁者的權力？」 這一來對加爾文的原則性的控告已經措辭完畢。加爾文依靠他的國家權力，放肆地要求在神性的、道德的和塵世的問題上獨自決定一切。這樣他就犯了嚴重侵犯神性的權利的罪過。上帝賦予每個人的腦子進行獨立思考，讓人的嘴巴講話，讓人的良心成為最後的內心的道德機關的權利。加爾文犯了侵犯每一個人間權利的罪過，因為只要一個人有一點背離正規的意見，他就對此人像對待卑下的罪犯一樣進行迫害。 這時卡斯台利奧稍稍中斷一下他的官司，為了召來一名證人。叫一位盡人皆知的神學家來反對布道師約翰·加爾文。根據神的法律，單憑思想上的罪過，就進行官方的迫害，是不允許的。令人難堪的是，卡斯台利奧給予發言權的那位偉大的學者，不是別人，正好是加爾文自己。這位證人，非常勉強地給請來參加這次辯論。「加爾文確認，大家全都暈頭轉向，他便急急忙忙地控訴別人，以便人家不至於對他產生懷疑。但是非常清楚，激起這場混亂的，只有一點，那就是他作為迫害者的態度。他讓塞爾維特遭到判刑這惟一的事實，不僅在日內瓦，而是在整個歐洲都激起了惱怒，把所有的國家都弄得動盪不安。現在他試圖把他自己犯下的罪過推到別人身上。可是當年，當他自己還屬於那些遭受迫害者之列時，他使用的可是另一種語言。當時他還洋洋灑灑地寫了好幾頁，來反對這種迫害。為了不致有人對此表示懷疑，我在這裡抄下他的《基本綱要》一書中的一頁。」 於是卡斯台利奧就引論《基本綱要》中的字句，當年的加爾文所寫的字句。就憑這些字句，今天的加爾文可能就會把作者處以火刑活活燒死。因為當年的這位加爾文一個字母一個音節也不偏離的論點恰好就是卡斯台利奧現在代表的反對他的論點。在《基本綱要》的第一版里，一字不落地寫道：「殺死異端分子，純屬犯罪行為。通過鐵與火讓他們毀滅，就是否定任何人道的原則。」當然，一旦掌權，加爾文就急急忙忙地把承認人道從他作品中划去。在《基本綱要》的第二版，全書的面貌已經改變，原有的明確的決定性的態度已經蕩然無存。就像拿破崙當了執政和皇帝就極端仔細地把他青年時代寫的那份雅各賓黨人的宣傳品統統銷毀，這位教會首腦加爾文剛從一個受迫害者變成迫害者，就想讓他承認寬容的觀點永遠消失。但是卡斯台利奧不讓加爾文從他手裡滑走。他逐字逐句地重複《基本綱要》中的字句，並且用手指直指加爾文：「現在請大家把加爾文的第一份宣言和他今天的文章、行為進行比較，大家可以看見，他的現在和他的過去如此迥乎不同，就像光明之於黑暗。因為他把塞爾維特處死，他也就希望，那些和他意見不同的人全都這樣毀滅。他違背了他自己制定的法律，要求處死……因為加爾文害怕其他人會過於公開地暴露他的朝令夕改，他的變化多端，會把這一切都公之於眾，便想把這些人統統處死，現在大家還對此表示驚訝嗎？因為他幹了壞事，所以他害怕暴露真相。」 可是卡斯台利奧偏偏要弄清真相。加爾文終於得向全世界闡明，直截了當不要任何模稜兩可。他，這位當年主張言論自由的辯護士，出於什麼原因，讓米蓋爾·塞爾維特受盡殘暴的酷刑，在香佩爾廣場上當眾活活燒死：於是鐵面無私的審訊重新開始。 兩個問題已經解決。首先事實已經調查清楚，米蓋爾·塞爾維特無非只犯了一個思想罪，其次是偏離了現在通行的解釋，這永遠也不該算是一個卑劣的罪行。卡斯台利奧質問，加爾文作為一個教會的布道師，在一個純理論的抽象問題上，為什麼要調動世俗的官廳來鎮壓不同意見？在有頭腦的人們當中，思想問題，只能以思想方法來解決。「倘若塞爾維特手執武器來反對你，那你有權向市政委員會乞求援助。既然他只用羽毛筆和你作戰，你為什麼用火與劍來對付他的文章？你倒是說啊，你為什麼躲在市政委員會的背後？」有關人們內心的良心問題，國家毫無權威可言，「捍衛神學學說，這不是市政委員會該管的問題。寶劍和學說毫無關係，學說純粹是學者的事。市政委員會對於學者的保護也和保護工匠、工人、醫生或者市民一樣，倘若他的肉體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話。只有當塞爾維特想要殺死加爾文時，市政委員會才有權採取行動，保衛加爾文。可是塞爾維特只用文章和理性的理由在進行戰鬥，那麼人們也只能通過理性的理由和文章來叫他負責，而不能用別的方法。」 加爾文企圖通過更高的神的誡命來為他的行動進行辯護，卡斯台利奧卻不可反駁地把加爾文的企圖都一一駁回：對於卡斯台利奧而言，沒有什麼神的誡命，也沒有什麼基督教的誡命，規定可以謀殺別人。加爾文在他的文章里試圖依照摩西的法律，要求用火與劍把偽信徒徹底消滅，卡斯台利奧便嚴厲而尖銳地回答道：「加爾文想怎樣用上帝的聖名執行他在這兒祈求的法律呢？那他不是就得在所有的城市裡破壞掉住宅、房屋、牲畜和家具。倘若有朝一日他擁有足夠的軍事力量，那天不是就得去襲擊法蘭西和其他所有被他看作是異教徒的民族，把城市夷為平地，把人們消滅乾淨，把孩子們和婦女們，甚至還在娘胎里的孩子也都殺死？」當加爾文為自己辯護時，提出如果沒有勇氣把一個腐爛的肢體從基督學說的軀體上切割掉，就會危害它。卡斯台利奧便這樣回答：「把不信神的人從教會裡割除，這是牧師的事情，這隻意味著把異端分子逐出教會，趕出社會，但並不意味著要取他的性命。」在《福音書》和世上宣講道德風習的書里，沒有任何地方要求這樣不講寬容。「你最後是不是想說，是基督叫你把人活活燒死的？」他把這句話劈頭蓋腦地扔向加爾文，此人雙手沾滿塞爾維特的鮮血，寫下了他這一篇絕望的辯護書。既然加爾文一而再再而三地堅持，他是為了捍衛學說，為了保護上帝的聖言，被迫把塞爾維特活活燒死的，既然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像所有的施暴者那樣，試圖用另外一種高高在上的超個人的興趣來為自己的暴行辯護，這時——就像一個黑暗世紀裡的一道霹靂，划過天際，照亮夜空，——卡斯台利奧的永不消逝的話語向他迎了上去：「殺死一個人絕不是捍衛一種學說，而只是：殺了一個人。當日內瓦人處死塞爾維特時，他們並沒有捍衛任何學說，而只是犧牲了一個人。但是並不是活活燒死另外一個人就表示信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只是為了這種信仰給自己燒死了一個人。」 「殺死一個人絕不是捍衛一種學說，而只是：殺了一個人。」——這句話說得真了不起，真實、清晰、永不消逝、最富人道的一句話。用這句像用堅硬的鐵石鑄成的句子，賽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奧為古往今來所有時代進行的世界觀上的迫害做出了裁決。不論用什麼邏輯的、倫理學的、民族的或者宗教的藉口矇騙或者搪塞，來為除掉一個人進行辯護，這些理由無一可以為那個犯了這個罪行或者下令進行這一罪行的人減輕其個人的罪責。永遠總有一個人對這血腥的罪過負有罪責，永遠也不可能把一次謀殺事件通過一種世界觀來進行辯護。真理可以傳播，但不能強加於人。沒有一個學說因為大吼大叫而變得更加正確，沒有一種真理因為大吼大叫而變得更加真實，沒有一種真理可以通過暴力宣傳能突破它本質自己的空間，人為地拔高，但是如果一種學說，一種真理去迫害那些從內心深處反對它的人們，就更不真實，更失人心：堅定信念是個人的經歷和事件，不隸屬於任何人，只屬於它們所從屬的人本身；個人的堅定信念不能限制和訓練，哪怕有個真理千百次地以上帝為依據，並且自稱為一種神聖的真理，它永遠也不能認為自己有權把上帝創造的一個人的生命這樣的聖物破壞淨盡。生命有限的人為了加爾文認為生命無限的思想而毀滅，這對於加爾文這個教條主義者，這個派性嚴重的人來說，純屬次要問題，可是對於卡斯台利奧而言，每一個為自己的信念受苦受難以致死亡的人，都是無辜遭到屠戮的犧牲品。但是在思想問題上進行強制，對他來說不僅是反對精神的罪行，也是白費力氣一場。「不要強制任何人！因為強制從來也沒有能使一個人改過遷善。有些人想強迫人們皈依某種信仰，這些人的行動荒謬絕倫，就像有人想用一根大棒，採用暴力把食品塞進病人嘴裡一樣的荒唐。」因此應該一勞永逸地結束對持不同思想者的鎮壓！「請你剝奪你的官廳人員採用暴力和進行迫害的權力！就像聖保羅所要求的，給每一個人以言論和寫作的權利，不久你就會認識到，自由一旦從強制中解脫出來，會在人間世上做出多少豐功偉績！」 所有的事實都審查完畢，所有的問題都得到回答。現在賽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奧以受到侮辱的人性的名義做出判決——歷史對此簽名。一個名叫米蓋爾·塞爾維特的人，一個尋找上帝的人，一個 聖經大學的學生 遭到殺害——加爾文是作為這次謀殺案件的精神發起者受到控告。日內瓦的市政委員會是作為此案的執行機構受到控告。道德複審將此案進行了審查，斷定：兩個機構，精神機構和塵世機構在此案中都越過了自己的權限。市政委員會犯的是越權罪，「因為它並無權利對一個思想錯進行審理。而罪行更嚴重的是加爾文，他把這個責任強加在市政委員會身上。「根據你提供的證據，以及你的同黨提供的證據，市政委員會殺死了一個人。市政委員會同樣並不擁有這種能力，在這件事上做出決定或做出區分，就像一個盲人無法區分色彩一樣。」加爾文犯有雙重罪過：他對這一令人髮指的罪行做出的安排和執行全都負有罪責。不論加爾文出於什麼動機把這個不幸的人推到火焰中去燒死，他的行動都是一種惡行。「你下令把塞爾維特殺死，要不是因為他所想的正是他所說的，就是因為他出於內心的堅信說出了他所想的。倘若你是因為他表示了他內心的信念而殺死他，那你是因為他說了真話而殺他，因為真理在於，即使身在謬誤之中，也說出真實的想法。倘若你僅僅因為他有一個錯誤觀點便下令殺他，那麼你其實事先就有責任設法爭取他來接受正確的觀點，不然就手裡拿著文章，向他證明，一切出於誠信而身陷謬誤的人都必須統統殺死。」可是加爾文殺了人，毫無道理地除掉了反對派；因此他犯有罪行、犯有罪行、犯有蓄意謀殺的罪行…… 有罪、有罪、有罪；三次用喇叭發出的冷酷的鋼鐵般的聲音以雷鳴般的聲響向他那時代宣布了判決；最後的最高的道德法庭，人性，做出了決定。但是拯救了一個死人的名譽又有什麼用處，沒有任何人的贖罪能幫他重新回到光明：現在需要的是保護活著的人，譴責一樁反人性的活動，從而阻止無數次其他反人性的罪行。不僅僅是約翰·加爾文這個人理應受到批判，還有他那本宣揚可怕的恐怖教義和進行鎮壓的書也要得到批判。卡斯台利奧訓斥那個有罪之人加爾文，「你難道沒有看見你的書和你的行動將把人們引向何方？有許多人聲稱，要捍衛上帝的榮譽，但是現在他們如果要殺人可以以你的證明為依據，走上你那災難深重的道路，他們將和你一樣，全身沾滿血污。他們將和你一樣，把那些和他們意見相左的人統統殺死。」個別的狂熱分子並不危險，危險的是狂熱主義的災難性的精神。所以有頭腦的人需要反對的不是那些態度生硬、強詞奪理、嗜血成性的人，而是要反對每一種擺出恐怖主義姿態的思想，因為——一個人在開啟一場百年宗教戰爭時發出的先知般的預言——「即便是最為殘忍的暴君，用他們的大炮也不可能使那麼多鮮血流淌，比不上你們通過你們血淋淋的符咒流灑的鮮血，和不久還將流灑的鮮血，除非上帝憐憫世間的人類，讓君王、官廳都睜開眼睛，讓他們最終拒絕他們那些血腥的差使。」就像賽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奧在他溫和的寬容宣言中所聲稱的，面對那些被驅趕、被驅逐的人所受的苦難，最後他實在不能再保持從容不迫的態度，就像他在那文告中揚聲衝著上帝祈禱，絕望地祈求上帝，賜給人間更多的人性，在這本戰鬥小書中，他的話語聲調高揚，變成了一聲令人震撼的詛咒，詛咒一切以他們剛愎自用的仇恨來破壞世界和平的人們。他的這本著作把最高貴的義憤化為電閃雷鳴，擊向一切狂熱激情，以如下宏大的大型終曲結束：「早在達尼哀爾 時期，這種宗教迫害的無恥行徑已大行其道，要是在他的生活行止方面找不到可以攻擊之處，他的敵人就說：我們必須在他的信仰上攻擊他。今天人們正好就是這樣乾的。倘若在一個敵人的道德態度方面抓不住他，就依靠『學說』，這種做法非常巧妙，因為官廳在這種情況下沒有自己的判斷，更容易被人說服。用這種方法人們鎮壓那些更加弱勢的人，同時讓『神聖的學說』中的口號大聲響起。啊，他們的『神聖的學說』——基督在末日審判之日將會多麼憎惡它啊！基督將會要求清算他們的品行舉止，而不是清算學說，倘若他們對基督說：『主啊！我們曾經與你同在，我們曾經按照你的意旨教導人們』，那他會回答他們：『滾開，你們這些罪人！』 「啊，你們這些盲人，啊，你們這些深受蒙蔽的人，你們這些嗜血如命、無可救藥的偽君子！你們什麼時候才能最終認識真理，你們這些塵世的法官什麼時候才會停止隨心所欲地盲目地讓人們的鮮血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