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反抗暴力 · 七 寬容宣言

尋找真理，說出你所想的真理，這永遠也不可能是犯罪行為。不能強迫任何人接受任何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賽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奧 一切同時代人立即感到塞爾維特被燒死一事是宗教改革運動在道德方面的分水嶺。在那暴力橫行的世紀，其實個把人被處死並不是什麼引人注目的事情。從西班牙海岸一直遠到北海和不列顛各島，當時為了彰顯基督的榮耀，有無數的異教徒被活活燒死。成千上萬手無寸鐵、無法自衛的人被人以各自所謂的「惟一真正」的教會和教派的名義，押往刑場，被燒死、砍頭、悶死或淹死。在卡斯台利奧的《論異端分子》中這樣寫道：「倘若就此毀滅的，——我根本不說那是些馬，而只是些豬，那麼每個君王都會說，蒙受了一次巨大的損失。」可是被除掉的只是些人，因而就根本沒有人想到，去數一數這些犧牲品有多少。深感絕望的卡斯台利奧當然還不能預見到我們這個戰火紛飛的世紀，他喟然長嘆：「我不知道，是否曾經有過哪個年代，像我們這個時代一樣，流灑過這麼多的鮮血。」 但是在以後若干世紀裡，在無數暴行惡事中總有一樁使得似乎沉睡的世界良心突然驚醒。塞爾維特遭受酷刑的火焰照亮了他那時代所有其他的人。二百年後吉本 還承認：「這一次犧牲給他的震撼比宗教法庭的柴堆上發生的第一千次犧牲對他的震撼都更加深刻。」因為塞爾維特的行刑——借用伏爾泰說的話——是在宗教改革期間發生的第一次「宗教的謀殺」，也是第一次相當明顯的否定了他們原來的思想。「異教徒」這個概念本身對於新教的學說而言，便是荒謬絕倫的事情，新教的教理允許每個人都有解釋《聖經》的自由權利。事實上路德、茨文利和麥朗希通從一開始也都對施加於他們運動中的局外人和誇大狂的每種暴力行為明確表示厭惡。路德明確表態：「我不大喜歡死刑判決，甚至對那些罪有應得者判的死刑我也不喜歡。在這件事上使我吃驚的是人們舉出的例子。因此我怎麼也不能同意把假博士們處死。」他以引人注目的簡潔明了的方式寫道：「對異端分子不得以外部的暴力來予以鎮壓或制服，而只能以上帝的聖言來打倒。因為異端是一種精神事件，無法用某種塵世的火焰或者塵世的流水來洗滌乾淨。」茨文利也同樣對市政委員會的每個訴求，對於每次採用暴力行為都明確表示反感。 愛德華·吉本 可是不久，這種新的學說因為在此期間已成為一種「宗教」，不得不認識到——其實舊的教會早已認識到——，長此以往，如不動用武力幫助，無法維護權威的地位。因此為了推遲那不可避免的決定，路德建議，先做一個妥協。他想知道如何區別「異端分子」和「暴亂分子」，如何區別那些「抗議派」和「暴亂派」。前者只是在精神宗教事務上背離了宗教改革過的教會，而後者則是真正的暴亂分子，他們想通過宗教秩序的改變，同時也改變社會秩序。只有在對待後者時——指的是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再洗禮派教徒，——他同意當局有權進行鎮壓。可是對於那決定性的一步，即把持有不同意見者和自由思想者交給劊子手去行刑時，進行過宗教改革的教會領袖們，無一願意對此下定決心。在他們腦子裡，他們自己作為精神上的革命者，認為有責任，奮起反抗教皇和皇帝，捍衛內心的確信，把它視為最神聖的人權。這個時代他們還都記憶猶新。因此引進一種新的，一種耶穌教會的宗教法庭，在他們看來是不可行的。 如今加爾文以焚燒塞爾維特邁出了這世界歷史性的一步。他一下子就把宗教改革爭取到的「基督徒們的自由」權利撕得粉碎，一步就趕上了天主教會。天主教會為了自身的榮譽，在把一個隨心所欲地解釋基督教信仰問題的人活活燒死之前，至少遲疑了一千多年，這是它的光榮。加爾文執政還不到二十年，就以他精神暴政的這一寒磣已極的行為，玷污了宗教改革，在道德風習意義上，他這行動也許比托爾奎馬達 的種種暴行，更加值得鄙視。因為，當天主教會把一個異教徒從他們社會當中驅趕出去，交付給世俗法庭發落時，教會認為，這絕不是為了泄私忿報私仇，而是把永恆的靈魂從它那罪孽深重的塵世肉體裡解救出來，這是一種淨化，一種拯救，使人回到上帝身邊。這種救贖靈魂的思想，在加爾文冷冰冰的司法機關里是完全忽視不顧的。他關心的並不是拯救塞爾維特的靈魂：完完全全是為了鞏固加爾文對上帝闡述的不可侵犯性，才點燃了香佩爾廣場上的柴堆。塞爾維特之所以死得那麼慘烈，並不是因為他是個否定上帝者，他根本就不是這樣一個人，而只是因為他否定了加爾文的某些論點。因此，幾百年後，自由城市日內瓦為自由思想家塞爾維特樹立的紀念碑上刻的銘文，稱塞爾維特為「時代的犧牲品」，想以此來為加爾文洗刷罪名，也是徒勞。因為並不是他那時代的盲目和妄想，把塞爾維特推上了火刑柱——蒙田和卡斯台利奧，也生活在那個時代——完完全全是加爾文個人的獨裁專製造成了這場慘劇。沒有什麼藉口可以為新教的托爾奎馬達洗刷這一行動的罪名。因為可以說，缺乏信仰或迷信盛行都有可能產生於一個時代；但是一件孤立的惡行，永遠只該由幹這件事的人來對此負責。 從一開始，對於塞爾維特的殘暴死刑激起的公憤日益高漲，這一點顯而易見，甚至於德·貝茲，巴結加爾文的走卒和信徒，也不得不這樣報導：「這不幸的人屍灰未寒，人們已經開始激烈地爭論這個問題，究竟異教徒是不是可以懲罰。一些人認為，必須鎮壓他們，但不是採用死刑。另一些人要求，對他們的懲罰應該完全聽憑上帝的判決。」即便是這個對加爾文的一切行動全都無條件加以讚揚的人說話時，也突然很奇怪地採用猶豫不決的口氣。加爾文其他的朋友就更是如此。當然，塞爾維特當年曾對麥朗希通進行過惡毒的人身攻擊，極盡詬罵之能事。雖說麥朗希通給他「親愛的兄弟」加爾文的信里這樣寫道：「教會向你致謝，並且將永遠向你致謝。你的司法人員審理得很公正，把這個褻瀆上帝者判處了死刑。」甚至還有一個過分熱心的語言學家姆斯庫魯斯利用這一契機創作了一首節日歡歌。永恆的「 學者的背叛 」 。但是除此之外聽不見任何真正表示贊同的聲音。蘇黎世、夏夫豪森和其他的教會代表會議絲毫沒有像日內瓦所希望的那樣，對於塞爾維特遭受酷刑而死如此熱情洋溢地發表意見。儘管他們原則上對於這種殺一儆百，嚇唬「宗教狂熱分子」的辦法還是表示歡迎的，可是歷史上耶穌教第一名異教徒遭到火刑不是發生在他們自己城市的牆垣之內，約翰·加爾文將向歷史獨自承擔做出這一可怕決定的罪責，他們無疑還是心裡暗喜的。 與此同時，還聽見完全不同的聲音。當代偉大的法學家彼耶爾·布丹公開做出他的舉足輕重的鑑定：「我的立場是，加爾文無權因為一個宗教上有爭議的問題而使用懲罰性的迫害。」但是並不僅僅是整個歐洲自由精神的人文主義者感到震驚和憤怒，就是在耶穌教神職人員的圈子裡，反對的聲音也日益增多。離開日內瓦的城門只一小時之遙的瓦特蘭的神職人員，僅僅通過伯爾尼當局的統治才免於受到加爾文的警卒的騷擾，他們在講經台上批判加爾文對塞爾維特所犯的過錯，說這是非宗教的，不合法的。甚至在加爾文自己的城裡，他也必須使用警察的暴力才能把批評的聲浪強壓下去。有個婦女公開地說，塞爾維特是耶穌基督的一名殉難者。這個女人被投入獄中。同樣有個印刷工人因為宣稱，市政委員會只是為了取悅個別人而把塞爾維特判處死刑，也被投入監獄。有幾位傑出的外國學者特意離開此城，以此表明，他們覺得，自從思想自由受到這樣的思想獨裁的威脅，他們在這座城裡不再感到安全。不久加爾文也認識到，塞爾維特作為犧牲品而死，比以往任何時候通過他的著作和他的生命對他都更為危險。 加爾文缺乏耐心，焦躁不寧，聽不得任何反對他的意見。在日內瓦，人們膽小怕事，公開發表意見都小心翼翼，但無濟於事。加爾文通過牆壁和窗戶，感覺到人們強壓下去的激動心情。但是事情已經做了，再也無法挽回。既然他無法逃避這件事情，那就別無他法，只好公開面對。加爾文在不知不覺中在這件事情上已被擠到被動防守的位置。這件事情他可是鬥志昂揚地首先發動的。他所有的朋友都眾口一辭地鼓勵他，現在可是緊要關頭，終於要對這引起轟動的焚人事件進行一番辯護。加爾文在處心積慮地親自勒死了塞爾維特之後，決心向全世界「澄清」塞爾維特事件的真相，並且為自己的行為撰寫一篇辯護書，這其實是違背他的初衷的。 但是加爾文在塞爾維特這件事上感到良心不安，良心不安也就寫不出好文章。因此他的辯護書《捍衛真正的信仰和三位一體的學說，反對塞爾維特驚人的謬誤》，這篇文章就像卡斯台利奧說的，「是他雙手還沾滿了塞爾維特的鮮血時撰寫的」，是他寫得最差的作品之一。加爾文自己也承認，這篇辯護詞是他「 匆忙之作 」 ，是在心情煩躁的情況下草草寫成的。他在這篇強加於他的辯護詞里心裡如何感到忐忑不安，由以下事實證明：他讓日內瓦所有的神職人員，對他提出的論點全都簽名，免得他獨自承擔責任。顯然，把他算作謀殺塞爾維特的真正兇手，已經使他坐立不安。所以在這篇文章里有兩個互相對立的傾向相當笨拙地攪在一起。加爾文一方面受到民眾普遍憤慨的警告，想要把責任推給「上級官廳」，另一方面他又必須證明市政委員會把這樣一個「 怪物 」 徹底清除，這一行動是正確的。為了首先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性格特別溫和的人，打心眼裡反對任何暴力，這位訓練有素的辯證法家，把這本書的一大部分篇幅用來抱怨天主教宗教法庭的殘暴兇狠，它在無人辯護的情況下便把信眾判罪，並且用殘暴至極的方法把他們處死。（「而你如何呢？」這個問題卡斯台利奧日後將予以回答。「你指定誰充當塞爾維特的辯護人呢？」）可是接著加爾文用以下通告使愕然的讀者大吃一驚：他曾「暗中不斷設法把塞爾維特引回到更好的思想上去」（ 「我一直不停地盡我所能，為了把他帶回到更加神聖的感情中去」 ）；而其實只是市政委員會一意孤行，不顧加爾文傾向於寬容，爭得了死刑，而且是特別殘忍的那種死刑。但是加爾文為塞爾維特所做的這些所謂的努力，殺人犯為受害者所做的努力，實在過於「秘密」，竟沒有一個人世間的活人會相信這個事後杜撰出來的傳說。卡斯台利奧輕蔑地確認了真實的事實真相。「你最初發出的提醒是辱罵，第二次提醒便是監獄，塞爾維特後來離開監獄，只是被拖到火刑柱上去活活燒死而已。」 加爾文就這樣一隻手把塞爾維特受到酷刑的責任從自己身上推開，另一隻手又為「上級官廳」做出的那次判決百般辯解。在需要為鎮壓行動進行辯解時，加爾文立刻變得口若懸河。他論證道，問題並不在於， 給每個人以想什麼就說什麼的自由 。因為這只會大大取悅於那些享樂主義者、無神論者和侮慢上帝者。只有真正的教義（加爾文的教義）才允許宣揚。因此這樣一種檢查絕不意味著限制自由——那些思想暴君一再重複這些同樣的反邏輯的論據。 這並非對教會進行獨裁專制，而只不過是阻止那些居心叵測的作家公開擴散他們腦子裡想過的東西 。如果他們使那些不同意見的人噤聲不語，那麼根據加爾文和與他相同的人的意見——絕不是對別人施加壓力，只是公正行事，並為一個更高的理念——這一次是「上帝的榮譽」——效勞。 但是加爾文真正需要捍衛的有爭議之處，並不是在道德上對異端分子進行鎮壓，——這點早已作為一個論點為耶穌教所採納。決定性的是這個問題：是否可以殺死有不同思想的人，或者讓人把他處死。既然加爾文在塞爾維特案件上用行動對這個問題事先做出了肯定的回答，那他現在必須事後予以論證。不言而喻，他在《聖經》里找尋掩護，為了闡述，他只是在接受「更高級的委託」，服從一道「上帝的命令」，才把塞爾維特除掉的。他進而遍尋整個摩西學說（因為《福音書》談「愛你們的敵人！」談得太多）尋找處死異教徒的例子。但是真正具有說服力的例子他未能提供，因為《聖經》里還根本沒有異教徒這個概念，只找到「褻瀆上帝者」，否定上帝者的概念。而塞爾維特葬身火海之中，還在高呼基督的聖名，從來就不是一個反基督徒。可是加爾文永遠是在他用起《聖經》來特別得心應手的場合，以《聖經》為根據，不顧一切地宣布，通過上級官廳清除異端分子為「神聖的」職責：「就像一個普通人的房子，因為祭祀邪神受到玷污，他的一個家庭成員起來反對上帝時，他若不舉起寶劍反擊，那他是有罪過的。而這種懦夫行為若發生在一個君王身上，當宗教受到傷害時，他想閉上眼睛，對此視而不見，這種怯懦更不知要卑劣多少倍。「寶劍已經給了他們，他們就該『為了上帝的榮譽』」（加爾文在他號召使用暴力時，總是濫用這個字眼）使用寶劍。凡是用「以虔誠的熱忱」所做的每一件事，早已事先得到辯護。捍衛正統，捍衛真正的信仰，按照加爾文的說法，解脫了一切血親的紐帶，一切人性的誡命；即便是最親的親人，只要撒旦驅使他們去詆毀「真正的」宗教，就必須把他們消滅，——可怕的對上帝的褻瀆：「 你絲毫也不能增添他的榮光，倘若你不能把為他效勞置於一切人性的感情之上，不論是誰，既不在乎親情，也不在乎血緣和生命，只要事關為他的榮耀而戰，將把一切人性統統忘懷。 」 這可怕的一句話，可悲地證明，盲目狂熱可以把一個平素思維清晰的人弄到如此目迷神眩的地步！因為這裡可是令人吃驚地赤裸裸地說出，只有為了「學說」——他的學說——把「 心裡一切人性的感情 」全都扼殺，只有當自己的妻子、朋友、兄弟和族人，在真正信仰的某一點上，或者某一小點上和教會監理會的意見不一致時，就心甘情願地把他們交給宗教法庭處理，這樣的人，按照加爾文的意思，才算是虔誠的信徒。為了不讓大家對這樣一種鮮血淋漓的論點進行攻擊，加爾文便採用了他最後的論據，也是他最愛使用的論據：恐怖。他解釋道，每一個為異端分子進行辯護，為之開脫的人，自己就犯了異端罪，應該予以懲罰。既然加爾文聽不得反對意見，他打算從一開頭就嚇唬每一個敢說反對意見的人，他拿塞爾維特的命運來威脅他們：要麼保持沉默，馴從聽話，要麼自己到火刑柱上去！加爾文想要乾淨利索一舉擺脫並且結束關於謀殺塞爾維特一事令他難堪的討論。 但是被謀害者控訴的聲音無法平息，難以歸於沉寂，儘管加爾文向全世界發出他刺耳的憤怒的吼叫。加爾文的辯護書提出追捕異端分子的要求，造成了最為惡劣的印象。最為真誠誠實的耶穌教徒看到在他們進行了宗教改革的教會裡如今有人從布道台上要求推行宗教法庭，感到深惡痛絕。有幾位宣稱，這樣血淋淋的一個論點若由市政委員會來努力提倡，要比由一個宣揚上帝聖言的布道師，由一個基督的僕人來提倡更為恰當。伯爾尼的城市文書策爾沁特斯，後來也是卡斯台利奧的最忠實的朋友和保護人，以堅定無比的語氣做出回答。他寫信給加爾文：「我公開承認，我也屬於那些要儘可能地限制對信仰運動的敵人判以死刑的人，甚至屬於那些自願居於謬誤之中的人。特別使我變成這樣的因素，不僅是《聖經》里的那些可以引用來反對使用暴力的段落，也因為有這個例子：人們在這座城市裡如何對待再洗禮派教徒。我親眼看見一個八十歲的老婦人被拖到斷頭台上，和她一同帶去行刑的還有她的女兒，一位六個孩子的母親，她並沒有犯任何罪行，只是拒絕給孩子施行洗禮。在這樣一種事例的影響下，我不得不擔心，你自己想把法庭的官廳限制在狹窄的界線之內，可它們不會在這些界線之內停步，它們很可能把小小的錯誤當作重大的罪行來加以懲罰。因此我認為，寧可責備官廳過於寬大，過於照顧犯人，也比責備它們決定使用刀劍施以嚴刑要好……我個人寧可拋灑自己的鮮血，也不願讓一個並不是非死不可的人的鮮血來玷污自己。」 一個微不足道籍籍無名的市政廳的文書在那個狂熱的時代這麼說，許多人也這麼想。但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暗地裡這樣想想他們的意見而已。即便是為人正直的策爾沁特斯，也和他的老師鹿特丹的埃拉斯姆斯一樣，害怕參加當時問題的討論。他老老實實地帶著羞愧的情緒向加爾文承認，他只能把不同意見寫信告訴加爾文，在公開場合他寧可保持沉默。「只要我的良心不逼著我，我不會走到競技場去。只要我的良心允許我不去挑起爭論，傷害任何人，我寧可保持沉默。」人文主義者的天性都是很快就表示放棄，從而使施加暴力者容易大行其道。他們大家的行動都像這位為人方正，但是毫無戰鬥之心的策爾沁特斯一樣：保持沉默。這些人文主義者，這些神職人員，這些學者，一些人是對於大聲爭吵感到厭惡，另一批人是感到害怕，害怕他們如若不偽善地把塞爾維特處死事件當作值得稱讚的事情大肆讚揚，自己會被人懷疑為異端分子。所以表面上，加爾文那極端粗暴的要求，對思想異己分子進行全面的迫害，似乎並未遭到反駁。這時突然有一個聲音響起——加爾文十分熟悉的深惡痛絕的聲音——以受到侮辱的人性的名義，公開控告對米蓋爾·塞爾維特所犯的罪行：這是卡斯台利奧清亮的聲音。日內瓦的施暴者加爾文的威脅從來沒有把他嚇唬住，他堅決鎮定地把他的生命當作賭注投入，為了拯救無數人的生命。 每次精神戰爭，並不是那些輕率地、激情滿懷地發動一場爭鬥的人是最好的戰士，而是那些長期猶豫不決，內心熱愛和平，先要慢慢地下定決心做出決斷的人，才是最好的戰士。只有當他們把一切諒解的可能性都已窮盡，認識到訴諸武力已在所難免的時候，他們才心情沉重，很不愉快地被迫進行自衛。但是恰好是那些最難做出戰鬥決心的人，將永遠是決心最大、最為堅決的戰士。卡斯台利奧便是如此。作為一個真正的人文主義者，他並不是天生的堅信不疑的鬥士。彬彬有禮、樂於和解、真心妥協，其實更加符合他溫和的最深意義上的宗教的天性。就像他精神上的先人埃拉斯姆斯一樣，他知道每一個人世間的真理和每一個上帝的真理都形式多樣，含義也多樣。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書名叫作《論懷疑的崇高藝術》 （拉丁文：De arte dubitandi）這並不偶然。但是這樣不斷地自我懷疑和自我審查，並沒有使卡斯台利奧變成一個冷漠的懷疑論者。他的小心謹慎只是教育他要小心翼翼地對待所有不同意見。他寧可保持沉默，也不要冒冒失失地參加別人的爭論。自從他為了保持內心的自由，自願放棄他的職位和尊榮之後，他已經完全從當代的政治中抽身引退，去從事一項精神上建設性的工作，用他的拉丁、法語譯雙語《聖經》譯文更好地為傳播《福音書》效力。巴塞爾，這個宗教和平的最後一個島嶼，已成為他的寧靜的故鄉。這裡的大學還守護著埃拉斯姆斯的遺產，因此所有那些受到教會獨裁專制迫害的人都逃亡到這裡，當年全歐人文主義的最後一個避難所。卡爾斯塔特 被路德從德國驅逐出來之後，住在這裡。貝爾納特·奧契諾 被羅馬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從義大利趕出來之後，住在這裡。卡斯台利奧被加爾文從日內瓦排擠出來之後，住在這裡，雷利阿·索契諾和庫里阿內 也在這裡，還有在荷蘭獲罪的再洗禮派教徒大衛·德·約里斯 也改名換姓，神秘兮兮地蟄伏在這裡。共同受到的迫害造成共同的命運，把這些流亡者聯合起來，儘管他們並不是在所有的神學問題上都擁有同樣的堅定信念。但是人類的不同天性並不需要把宇宙觀全都系統地弄得整齊劃一，連最後一枚紐扣也完全一致，只有這樣才能在富有人性的氣氛中聯合起來，友好地進行交談。所有這些拒絕在道德的獨裁專制下效勞的人在巴塞爾過著一種悄然無聲，閉門索居的學者生涯。他們並不把一篇篇宣傳文章，一本本小冊子傾灑在世上，也不在講堂上重點強調什麼觀點。他們不拉幫結夥組成門派；僅僅只有對日益嚴重的精神控制和監督所產生的共同悲哀把這些各自孤立的「抗議派學者」（日後人們用這個字眼稱呼這些反對任何教條恐怖的學者）聯繫起來。 對於這些獨立自主的思想家而言，塞爾維特受火刑燒死和加爾文的血淋淋的辯護書，不言而喻是一份宣戰書。這件放肆大膽的挑釁行為激起了他們的痛苦和驚恐。他們大家立刻認識到，決定性的時刻已經來到。倘若這樣一種暴行無人回答，那麼自由精神在歐洲已經退位下台，暴力也就變成了權力。「在黑暗已經一度變成光明之後」，在宗教改革已經把思想自由的要求帶到世上之後，人們難道又要重新回到黑暗中去？難道真像加爾文所要求的，該用絞架和利劍把一切思想不同的基督徒，全都斬盡殺絕？難道現在，在最危險的時刻，趁成千上萬個柴堆還沒在香佩爾廣場上點燃，難道不該昭告天下，不得把那些在精神事務上持不同意見的人像一群惡獸似的四下追趕，像強盜和殺人犯似的殘忍地嚴刑拷打，折磨致死？現在，在最後，真正是最後的時刻必須大聲清晰地向全世界表明，一切不寬容的行為都是非基督徒的行為，如果採用恐怖手段，那就是非人性的行為。他們大家都感受到這點：現在必須大聲清晰地說一句對被迫害者有利的話，一句反對迫害者的話。 大聲、清晰，——但是在那個時刻怎麼還能辦到！有些時候，人類最簡單、最清楚的真理被迫變得模糊不清，進行一番喬裝打扮，才能傳到人們那裡。因為敞開的大門已由當權者的警務官吏和海關官員嚴加把守，最人道、最神聖的思想必須遮上面紗，包上頭巾，像小偷一樣通過後門悄悄偷運進去。當一個民族或者一種信仰獲得攻擊另一個民族或另一種信仰的言論自由之時，一切表示和解的傾向，一切和平主義的妥協讓步的理想全都遭到懷疑和鎮壓，藉口是：這些傾向和理念危害某一個（永遠是另外一個）國家的權威或神的權威，它們通過其傾向人性的意志，以「失敗主義的思想」削弱宗教虔誠的熱忱或愛國主義的熱忱。這種荒謬的事情一再重複。所以在加爾文的恐怖統治下，卡斯台利奧和他的夥伴，絕對不敢清楚地公開闡明他們的觀點。要是像他們計劃的那樣，發表一篇寬容宣言，一份呼籲人道的號召書，它們第一天就會被宗教專制制度沒收。所以暴力只能用計謀來對付。卡斯台利奧採用了一個完全杜撰出來的名字「馬蒂努斯·貝利烏斯」作為主編，在封面上加上一個假冒的印刷地點（用馬格德堡來代替巴塞爾），尤其是在正文中甚至把拯救無辜受迫害者的這一呼籲也偽造成一部學術著作，神學著作。這本書看上去就仿佛是一些學識淵博的教會和其他方面的權威們泰斗們在對以下問題進行純學術性的探討：「De haereticis an sint persequendi et ominino quomodo sit cum eis agendum multorum tum veterum tum recentiorum sententiae」（拉丁文）——翻譯過來就是：「異端分子是否應該迫害，以及該如何處理他們，根據古往今來許多作家書面意見摘引而成」。的確，如果只是草草翻閱一下此書的篇頁，首先就會認為，的確手持了一本虔信的純理論的小冊子，因為書里寫著最著名的教會長老們聖·奧古斯蒂努斯、聖·巴里索斯托姆斯以及希羅尼姆斯 的警句名言，和偉大的耶穌教的權威泰斗們，如路德和賽巴斯蒂安·弗朗克 或者不偏不倚毫無派性的人文主義者埃拉斯姆斯的摘引名句像兄弟般友好地並列在一起。這只是一部繁瑣的學院派的選集而已，一部法學和神學方面的引文選篇，選自不同派別的哲學家，似乎在這裡拼湊在一起，便於讀者看到純個人的不受人影響的對這道難題的判斷。可是仔細一看，就會發現，這裡挑選出來的評審意見都一致認為對異端分子判處死刑是不允許的。這部就其內容而言，極為嚴肅的著作，含有最為聰明的一條妙計，即本書所做的惟一的惡作劇乃是：引用的反對加爾文的演說家當中還有一位，其論點一定會使加爾文特別生氣：此人並非別人，乃是加爾文自己。他自己作的鑑定評語，當然那是他自己還是個受迫害者時作的鑑定，生硬粗暴地反駁了他自己現在狂熱地要求對異端分子採用火與劍的呼聲。塞爾維特的這位鐵石心腸的兇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加爾文只好被稱作非基督徒，因為這裡印在紙上並且用他個人的名字標明的這句話：「用武器來迫害那些被教會驅逐出來的人，並且拒絕賦予他們人性的權利，這種做法是非基督教的。」 卡斯台利奧以筆名馬丁·貝利烏斯出版的著作《論異端分子》 但是決定一本書的價值的是明白說出的話，而不是暗藏在內的隱蔽起來的意見。這明白說出的話是卡斯台利奧在他致符騰堡公爵的獻詞里的那篇提綱挈領的引言。只有他的引言和結束語提高了這本神學選集，使之超越他那時代。因為儘管這引言和結束語不足十二頁，但它們卻是歐洲第一篇明確要求把思想自由當作神聖的居住權的文章。在那個時候，只要寫出有利於異端分子的文章，那就是為日後所有因為政治上或者世界觀上獨立自主的態度而得忍受其他獨裁專制制度迫害的人所發出的和解呼籲。在這裡為日後所有的時代向一切精神公正的死敵進行鬥爭，向思想狹隘的宗教狂熱進行鬥爭，——這種宗教狂熱除了自己那一派的意見之外，要鎮壓任何其他意見——，這場鬥爭以寬容思想來勝利地對抗這種宗教狂熱，只有這種寬容思想能夠戰勝世上一切敵意。 卡斯台利奧以平穩持重、毫不衝動的邏輯，清晰地、不可反駁地展示他的論點。問題是：異端分子是否可以迫害，是否可以僅僅因為他思想上的罪行在生活中對他進行懲罰。卡斯台利奧在提出這個問題之前，先提出一個決定性的問題：究竟什麼算是異端分子？什麼人我們可以不失公允地稱作異端分子？卡斯台利奧以他毫不畏懼的堅定語氣這樣論述，因為「我不相信，所有那些被人們稱作異端分子的人都是異端分子……這個稱號在今天是如此可恥、如此可怕、如此可鄙、如此恐怖，以至於誰若想除掉一個私仇，有個非常方便的方法，那就是懷疑他有信奉異端的嫌疑。因為別人一聽這話，立刻就因異端分子的名字而大吃一驚。他們就捂上耳朵，盲目地、瘋狂地迫害此人。不僅如此，也迫害那些敢於為他說話的人。」 但是卡斯台利奧並不想從這樣一種迫害的歇斯底里出發來進行判斷。他知道每個時代都要找出另外一群可憐蟲，把他們貯積已久的仇恨集體發泄到這批可憐蟲身上。每一次都選出人數較少，力量較弱的一群人，以他們的宗教，他們的膚色，他們的種族，他們的出身，他們的社會理想，他們的世界觀為藉口，讓他們供強勢者宣洩那些潛藏在人性之中的破壞性的能量。口號、契機時時在變，但是誣衊、鄙視、消滅的手段一成不變。一個有頭腦的人永遠也不該被這些輕蔑鄙夷的話語所迷惑，被群眾本能的狂怒所裹挾：每一次他都應該以新的從容和公正的態度來尋找正義。因此卡斯台利奧在完全吃透異端分子這個仇恨的字眼之前，拒絕在這個問題上發表意見。 那麼，異端分子究竟是什麼？卡斯台利奧一而再地向他自己，並且向讀者提出這個問題。既然加爾文和其他宗教法庭的法官們總是把《聖經》當作惟一有效的法律典籍，他也逐頁研究了《聖經》。可是你瞧，他在書里根本就沒有找到這個字，這個概念——首先必須由一種教條，一種正宗教義，一種統一的學說來發明這個概念。因為，要想反對教會，必須先創建一個教會來作為機構。《聖經》雖說談到了詆毀上帝者以及對他們必要的懲罰。但是一個異端分子並不非是詆毀上帝者不可，這一點在塞爾維特案件上已經得到證明；相反，恰好是人們稱作異端分子的人，尤其是那些再洗禮教派的信眾，特別熱情洋溢地聲稱自己是貨真價實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他們把救世主當作崇高無比、至親至愛的榜樣來崇拜。既然土耳其人、猶太人、異教徒，從未被稱作異端分子，那麼異端行為歸根到底只是發生在基督教世界內的一種罪行而已。所以新的表達方式：異端分子雖說是基督徒——並不依附於「真正的」基督教教義，而是剛愎自用，在不同的個別的問題上背離了「正確的」理解。 表面上看，這一來似乎找到了一勞永逸始終有效的定義，但是——災難深重的問題啊！——在基督教教義所有不同的解釋當中，哪一個是「真正的」基督教教義呢？什麼是對上帝的聖言做出的「正確」闡釋呢？是天主教的，路德派的，茨文利派的，再洗禮教派的，胡斯派 的，還是加爾文派的詮釋？在宗教問題上的確有萬無一失的把握嗎？是不是《聖經》里的詞句總是可以解釋的呢？卡斯台利奧和那個強詞奪理的加爾文相反，他有勇氣用一聲謙虛的「不行」來作為回答。他發現《聖經》里，可以理解的和不可理解的東西並存。這位在內心深處堅守宗教精神的學者寫道：「宗教的真理就其本質而言，神秘莫測。一千多年來還始終成為爭論不休的對象。在這場爭論中，只要愛情沒有照亮這些聰慧的人們，沒有把持著最後的話語權，鮮血將流淌個不停。」每一個解釋上帝聖言的人，都有可能失誤，陷入重重謬誤之中，因此相互之間表示寬容應是首要義務。「倘若所有的事情都如此清楚明了，就像上帝只有一個，這樣地清楚，那麼所有的基督徒都能輕易地在所有事情上都意見一致，就像所有的民族都認識一致，世上只有一個上帝。然而因為一切全都黯淡不清，混亂一片，基督徒就不該彼此互相批判，倘若我們比異教徒更有智慧，那麼我們也該比他們更善良更富有同情心。」 於是卡斯台利奧在探討時，又多邁出了一步：「每個人都會被稱作異端分子，雖說他承認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法則，但是並不是按照他國內以權威的方式要求於他的那種形式。所以異端行徑——終於指出了最為重要的區別！——並非絕對的，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一個加爾文教徒不言而喻，對於一個天主教徒來說，是個異端分子。同樣不言而喻的是一個再洗禮教派的基督徒，對於加爾文派信徒而言，也是個異端分子。同一個人，在法國算是個正宗的信徒，可是對日內瓦而言，他可是個異端分子。反過來，也是如此。在一個國家作為罪犯，遭受火刑，被活活燒死的人，對於鄰國而言，是個殉道者——「你在一座城市或一個地區算作正宗教徒，而在另一個城市，將被視為異端分子，所以如果有人在今天想太太平平地過日子，就得擁有許多信念和許多宗教。有多少城市和國家就得有多少信念和宗教。」於是卡斯台利奧就做出了他最後一個、也是最大膽的一個結論：「我現在努力思索，究竟異端分子是誰，我別無所獲，只找到了這樣的看法，那就是我們把所有那些和我們意見不一致的人，統統稱之為異端分子。」 這句話看上去非常簡單，就其不言而喻而言，幾乎可說是句套話。可是要把這句話大大方方地公開說出來，這在當時需要極大的道德勇氣。因為這一來，整個時代，其領袖們，君侯們，神父們和牧師們，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們都被一個無權無勢之人在臉上抽了一鞭，他們對異端分子的殘酷迫害純粹是胡鬧，是嗜血成性的荒謬妄想。對千千萬萬無辜的人進行追捕，把他們絞死、淹死，用火燒死完全是違法行為，因為他們並沒有對上帝和國家犯下任何罪行；他們並沒有在活動的現實空間和其他人隔離開來而只是在思想的看不見的空間和他們隔開而已。誰有權利，審判一個人的思想，把他的內心的私人的信念等同於一個卑下的罪過？國家無權，官府無權。根據《聖經》的聖言，只有愷撒擁有的東西，才屬於愷撒；卡斯台利奧強調引用路德的話：塵世的王國只有權利管理人的肉體；但是人的靈魂，上帝可不願意讓任何塵世的權利來控制它們。國家可以要求每一個臣民維護外在的秩序，政治秩序。不論是哪一個權威，干預人們道德的宗教的——我們要補充的還有藝術的——信念的內在世界，只要它們不是表示對國家本質明顯的憤怒（我們要說，只要不進行政治鼓動），這種干涉便是越權，便是侵犯人家不可侵犯的個人權利。誰也不必為了自己的內心世界向一種國家機關負責，也沒法負責，因為「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得把自己做的事情直接展現在上帝面前。」國家權力不管思想上的問題。要是有人世界觀上有其他的信念，為什麼人們就口泛白沫，令人噁心地大叫大嚷？為什麼一個勁地大叫要調動國家警察？為什麼流露出殺氣騰騰的仇恨？沒有寬容和解之心，不可能產生真正人道的精神，因為「只有當我們內心可以自控，我們才能和平地共同生活在一起。即使我們有時候意見分歧，至少我們可以互相諒解，並且互相承認有愛情與和平的紐帶，直到我們達到信仰上的一致。」 所以說產生這些令人憎惡的可怕殺戮，進行這些有傷人類尊嚴的野蠻迫害，其罪責不在異端分子，他們是無辜的（誰又該對他們的思想和信念負責呢？）。真正負有罪責的，永遠對我們世界的這種嗜血成性的妄想和狂野的迷誤有罪的，對卡斯台利奧而言，是宗教狂熱，是負責意識形態的人的那種絕不寬容的態度，他們眼裡只看到他們的理念，他們的宗教，他們的世界觀。卡斯台利奧無情地鞭笞這種瘋狂的倨傲自大。「人們這樣地確信他們自己的意見，或者更多的是通過他們自己的意見中得出的錯誤的信心進而確信，他們傲慢地鄙視其他人。從這種傲慢產生種種殘忍和迫害，以致誰也不願意容忍另一個人，只要那人和他意見不同，儘管在今天，不同意見之多就和人數之多一樣。然而沒有一個派別不批判其他所有派別，只想獨自統治，獨霸天下。因此所有這些流放、流亡、囚禁、火刑、絞死，所有這些每天都在執行的卑劣的處死和拷打狂潮，僅僅因為有幾個意見遭到大人物的憎惡而發生，往往甚至因為沒有明確的緣故而發生。」只是出於固執己見才會演變出荒謬絕倫，只是由於思想上不能寬容，才會產生「那種狂野的野蠻的欲望，去做殘忍的事情。人們看到今天有些人由於聽到這些撩動情緒的污衊，變得狂躁不寧，倘若他們打算執行死刑的人當中有一個人首先被人用刀殺死，而不是痛苦萬狀地被文火活活燒死，他們便勃然大怒。」 因此對於卡斯台利奧來說，只有一樣東西，可以把人類從這些野蠻行為中拯救出來。那就是寬容。我們的世界有空間容納許多真理，不僅只容納一個真理。只要人們願意，可以彼此為鄰，住在一起。「讓我們彼此互相寬容，不要批判別人的信仰！」那麼，那種粗野的反對異端分子的叫囂就完全多餘，一切因為思想問題進行的迫害就完全沒有必要。加爾文在他的文章里竭力鼓動君王們，使用寶劍去乾淨徹底地消滅異端分子，而卡斯台利奧則請求君王們：「請你們更多地傾向於溫和這一邊，不要聽從那些鼓動你們去殺人的人。因為當你們必須在上帝面前清算你們的賬務之時，他們不可能作為你的幫手站在一邊，助你一臂之力；他們那時要為自己進行辯護，這已經夠他們忙的了。請相信我，倘若基督此時就在這裡，他絕對不會規勸你們去殺死那些承認他的聖名的人，即使他們在某個細節上迷失方向，或者誤入歧途……」 賽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奧不偏不倚、毫不偏袒地對所謂的異端分子有罪還是無辜這個危險的問題進行了探討，就像處理思想問題應該做的那樣。他審查了它，掂量了它。當他現在出於內心最深刻的確信，為這些被追捕被迫害的人要求和平和精神的避難所時，儘管內心確有把握，也幾乎是低聲下氣地把他的這個意見放在別人面前。而那些幫派人士就像市場上的小販似的，高聲尖叫，大肆喧譁，稱讚他們的教條。這些思想狹隘的教條主義者們人人都不斷地從布道台上向下大叫，他，只有他出售純正的學說，真正的學說，只有他的聲音才地地道道地宣揚上帝的意志和聖言，卡斯台利奧則用樸實的語言說：「我不是作為一個上帝派來的先知跟你們說話，而是作為一個來自群眾的人，此人厭惡爭論不休，只希望宗教能夠不通過爭吵而是通過感同身受的愛，不是通過外在的習俗，而是通過內在的心靈效力來得到證明。」教條主義者跟別人說話，就像跟學生和僕從說話一樣。而人文主義者和人談話，就像兄弟和兄弟之間，人和人之間交談。 但是一個真正有人性的人，看到不人道的事情發生，不可能心情不激動。一位誠實作家，當他的靈魂因為當代的荒謬絕倫的事情發生而顫抖時，他的手不可能從容不迫地寫出冷漠的原則性強的詞句；倘若他的神經為義憤而灼熱燃燒時，他的聲音不可能保持平穩適度。所以卡斯台利奧看到了香佩爾廣場上那根行刑柱，一個無辜的人捆在柱上，因為受到酷刑而扭動至死，他也不可能長此以往保持平靜，而只是進行學術性的探討。這是一個活人，遵照一個精神上的兄弟之命，活活地充當了犧牲，一個學者被另一個學者，一個神學家被另一個神學家活活害死，而且是以充滿愛的宗教的名義。心靈深處湧現出那個受到折磨的塞爾維特的圖像，看到對異端分子進行的殘酷的群眾性的迫害，卡斯台利奧從他寫滿字跡的紙頁上抬起目光，尋找這些駭人聽聞的暴行的製造者，他們徒勞無功地想用對上帝虔誠地侍奉來為自己的褊狹，缺乏寬容進行開脫。當卡斯台利奧喊出：「儘管這些事情如此殘忍，倘若這些暴行的製造者試圖用基督的外衣來掩蓋這些暴行，並且聲稱，他們這樣做只是貫徹了基督的意願而已，那麼這些施暴者就犯了一個更加可怕的罪行。」這時，他就一直看到加爾文殘忍的眼睛裡去。他知道，這些施暴者隨時隨地都想用某一個宗教的世界觀上的理想來掩飾他們的暴行。但是鮮血玷污了每一個理想；暴行貶抑了每一個理念。不，米蓋爾·塞爾維特並不是遵照基督的指令被燒死的，而是奉約翰·加爾文的命令死於火刑。因為不然整個基督教世界都會因為這樣一個事件而在世上受到糟蹋。卡斯台利奧叫道：「倘若承認基督的人都會通過火刑和水刑遭到屠殺，受到的虐待甚於殺人犯和強盜所受的待遇，今天誰還願意當基督徒……倘若人們看到，在今天有人在某一個細節上和那些攫取了權力和暴力的人意見相左，就會以基督的名義被活活燒死，儘管他葬身火穴之中，還大聲承認，他是信仰基督的，那麼誰還願意侍奉基督？」 於是這位崇高的人文主義者感到，終於必須制止這種瘋狂的妄想：認為可以折磨人並且殺死人，只因為他們反抗此時此地的暴力擁有者。卡斯台利奧看到，暴力擁有者始終不斷地濫用暴力，在這個世上就他一人，獨自一人，這個渺小的，弱勢的人在關懷這些受迫害、受驅趕的人，他便拚命向著蒼天揚起嗓音，在一曲充滿激情的憐憫賦格曲中他的呼籲這樣終結：「啊，基督，宇宙的創造者和宇宙的君王，你看見這些事情了嗎？你真的和從前判若兩人，變得這樣殘忍，對你自己變得這樣充滿敵意？當你還在人世的時候，沒有比你更溫柔更好心的人，沒有人比你更溫和地容忍人們的嘲弄。你受到百般辱罵，被人吐了唾沫，被人嘲笑，扣上荊冠，在兩個強盜當中釘在十字架上，在蒙受最深沉屈辱之際，你會為那些把污辱和詬罵加諸你的人們祈禱。現在你真的已變成另一個樣子？我祈求你，以你聖父最神聖的聖名祈求你：你的的確確要求，把那些沒有遵守你的指令和誡命的人，像你的布道師們所要求的那樣，統統扔到水裡去淹死，用鐵鉗撕得粉碎，一直撕到五臟六腑，撒上咸鹽，用利劍扎爛，用文火燒烤，用各式各樣的酷刑慢慢地折磨，儘可能緩慢地折磨至死？啊，基督，你真的批准了這些暴行？那些做出這些屠宰行徑，這樣折磨人肢解人的人們，的的確確是你的僕人？當這些殘忍的屠宰行徑進行時，他們呼喚你的聖名作證，你的態度真的，就仿佛你餓得發慌，想吃人肉？倘若你，基督，真的要求人們做這些事情，那麼還有什麼事情留給撒旦去做呢？說你和撒旦幹的事一模一樣，啊，可怕的對上帝的褻瀆啊！啊，人的這些勇氣多麼卑劣啊！把這樣的暴行統統推在基督身上，這樣的暴行只可能是魔鬼的意志和獨創啊！」 倘若賽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奧沒有寫別的，只寫了《論異端分子》一書的這篇前言，而在這篇前言裡只寫了這一頁，他的名字也必將載入人文主義的史冊，永遠不會磨滅。因為在刀劍的鏗鏘聲蓋過人們說話的聲音，戰爭把最後的決定權悉數奪走的世界裡，他這樣的聲音揚起，顯得多麼孤獨，他的令人震撼的申訴，希望被人聽見，又是多麼無望。但是儘管所有的宗教和傳播智慧的教師已無數次宣揚過這些最富人性的要求，但是這些要求還得一再讓健忘的人類記住。謙虛的卡斯台利奧補充道：「毫無疑問，別人沒有說過的話，我不說。但是只要是真實正確的事情，重複多次直到被人承認，這也並不多餘。」因施暴者在每一個時代都會以其他的形式更新，那麼反對他們而進行的鬥爭也必須由知識分子一再更新。他們永遠不得逃避，藉口眼下暴力過於強大，因此用語言來對抗暴力毫無意義。因為必要的事再多說也不嫌多餘，說出真理絕非徒勞。話語雖說沒有取勝，但它證明了真理永恆的現實性。誰在這樣的時刻為真理效力，已經以行動證明，任何恐怖勢力都不能控制自由靈魂，即使在最無人性的世紀，也有容納人性之聲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