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反抗暴力 · 十 兩級相碰

時光陰暗，時光倏爾晴明 冷雨過後，晴空萬里無雲 歧見紛紜，爭吵喧鬧不停 不幸將止，和平即將來臨， 兩者之間，苦難無窮無盡！ ——《奧地利的瑪格麗特之歌》 鬥爭似乎已經結束。隨著卡斯台利奧去世，加爾文消滅掉了惟一和他旗鼓相當的思想上的敵人。既然他同時在日內瓦把政治上的反對派也弄到噤聲無語的地步，現在他可以毫無阻攔地把他的事業搞得規模越來越大。獨裁者在克服了他們發軔之初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的危機之後，一般說來，有一段時間可以算是地位得到了鞏固；就像人的機體開頭有些不適，漸漸適應氣候的轉變和環境的變動，各國人民不久就令人驚訝地習慣於新的統治形式。老一輩的人咬牙切齒地把這使用暴力的現代和他們更加喜歡的過去兩相比較，隔了一段時間之後，這些人漸漸死絕，他們身後一批年輕人已經依照新的傳統成長起來，以渾然不覺、自然而然的態度把這些新的理念當作惟一可能的理念接受過來。一個民族總是在一代人期間受到一種思想決定性的影響，發生著變化，所以加爾文的上帝的誡命，也是在經過二十年後才從神學的思想材料濃縮成一種感官看得見的存在方式。必須公正地評論這位天才的組織者，他在獲勝之後，按照極為出色的計劃把他的體系從狹窄的空間導向廣闊的天地，漸漸地擴展成面向世界。鋼鐵般嚴謹的紀律，使得日內瓦按照外在維護生存的方式變成一所模範城市；從世界各地都有宗教改革者來到這「新教的羅馬」，欣賞一下新教的神權政治的政權，如何在此地能夠模範地得到貫徹執行。嚴酷的教育，斯巴達式的嚴格訓練所能達到的目的，一無保留地全部達到。儘管獨創性的多姿多彩由於冷靜刻板、單調乏味而做出犧牲，而歡樂情緒則犧牲於像數學一樣冷漠的規範精準，但是這一來，教育自身則提升到一種藝術的高度。所有的學校，所有的慈善機構全都管理得井井有條，無懈可擊，給予科學最為遼闊的發展空間。隨著「學院」的創建，加爾文不僅創辦了新教第一個思想中心，同時也建立了一個相應的機構，來反對他舊日的同伴羅耀拉創辦的耶穌會 ：邏輯性的紀律反抗紀律，久煉成鋼的意志反抗意志。傳播加爾文主義學說的傳教士和鼓動者將在這裡用出類拔萃的神學武器武裝起來，根據仔細擬定的作戰計劃，分別派往世界各地。因為加爾文早已不再想把他的權力和理念僅局限於這個小小的瑞士小城。他那無法馴服的統治欲，早已越過千山萬水漸漸把整個歐洲、整個世界納入他的極權主義的統治之下。蘇格蘭已經通過他的使節約翰·諾克斯 臣屬於他，荷蘭和北方各國的一部分，早已為新教的精神所滲透，法國的胡格諾教徒早已武裝起來準備決戰；只要再成功地跨出一步，《基本綱要》將成為全世界的基本綱要，而加爾文主義將成為西方世界統一的思想和生活模式。 加爾文主義在極其短暫的時間裡，把特殊結構強加到那些臣服於它的國家裡，由此可見，加爾文主義的學說這樣勝利地得到貫徹，使歐洲的藝術形式發生了決定性的改變。凡是日內瓦的教會能夠實現其道德、宗教的苛刻條件的地方——哪怕只是短短的一段時間——，在一般性民族色彩之內，還有一種特別的典型產生：那就是生活作風毫不張揚地、「毫無瑕疵」「道德純潔」地完成其道德和宗教義務的市民典型，自由奔放的感官到處明顯地受到壓抑，進入講究方法嚴加控制的狀況，生活淡化成比較冷漠的態度。光從大街上看——一個人強烈的個性竟可以如此強烈地影響實際生活，從而流傳至今——今天還可以在每個國家一眼就看出這是現在或是往日的現在，從舉止的某種穩重和矜持，服裝和態度的收斂，甚至從石砌房屋不講究富麗堂皇，沒有莊嚴鋪張的勁頭，都可以看出加爾文主義的管教所造成的往日的現在。在每個方面，都打破個人主義和個人強烈的生活要求，到處都加強官廳的權威，加爾文主義在由它統治的各民族創造出認真服務、謙虛堅毅地融入整體的人們，也就是製造出出色的官員和理想的中產階級。馬克斯·韋伯 有理由在他著名的研究資本主義的著作里指出，沒有什麼因素像主張絕對服從的加爾文主義那樣有助於準備資本主義，因為在學校里就以宗教的方式教育群眾平等相處，一絲不苟。國家永遠是通過把它臣僕們堅決徹底地組織起來，才能提高自己的軍事突擊力。起先使荷蘭後來使英國占領和移民新大陸的那批了不起的、頑強、堅韌、吃苦耐勞的航海家和殖民者，主要都是清教徒出身。這種精神上的根源又創造性地決定了美國人的性格。所有這些民族取得的多得不勝枚舉的世界政治上的成功，都歸功於聖彼耶爾教堂的那位來自法蘭西北部的布道師的嚴格管教的影響。 可是，並不盡然，加爾文、德·貝茲和約翰·諾克斯這些「殺死歡樂」者，若以他們最初要求的那種粗野的方式占領了全世界，這將是個多麼令人驚恐萬狀的噩夢啊！什麼樣的冷漠，什麼樣的單調，什麼樣的灰暗色調將籠罩整個歐洲啊！這些反對藝術、仇視歡樂、憎惡人生的狂熱分子將會怎樣施虐，反對美妙絕倫的花團錦簇，和所有那些人生的溫柔高雅的多此一舉的妙事啊。恰好在這些多餘的妙事裡，畫家的遊戲衝動在天神般的千姿百態之中充分表現出來！狂熱分子將會如何把一切社會的、民族的對照差異全部剷除，以便有利於一個乾巴巴的單調世界的產生，而這些強烈的對照正因為花樣繁多、感覺鮮明，使得西方世界產生文化史上的帝國，這些狂熱分子會用他們可怕的準確劃一的秩序阻止處於創造過程之中的偉大心靈產生的熏然陶醉！幾個世紀以來，他們在日內瓦閹割藝術創作的欲望，他們在踏上英國統治寶座時邁出的第一步就是把世界精神產生的優美無比的花朵之一，莎士比亞的戲劇，毫無同情之心地用腳後跟徹底踩爛，他們在教堂里把古代大師們鐫刻的石碑砸得粉碎，用對上帝的敬畏來取代人性的歡樂，那麼在整個歐洲每一次狂熱的努力，——不同於僅僅用一種神聖化的虔誠來接近上帝，——都會落到一個根據《摩西聖經》的律令，逐出教門的命運。我們內心好好設想一下，歐洲的十七至十九世紀如果沒有音樂、沒有畫家、沒有劇院、沒有舞蹈，沒有它那豐富多彩的建築藝術，沒有它的節日慶典，它的精緻絕倫的情慾性愛，它的社交活動的精美技巧，簡直就難以想像，只會讓人感到憋屈得透不過氣來！只有光禿禿的教堂和嚴峻的布道來怡養心神——只有管教、謙卑和對上帝的敬畏！這些傳教士可能會把藝術，我們沉悶陰暗的工作日得到的上帝之光，看成沉湎「犯罪」，縱情聲色，當作「不正經的玩意兒」，禁止我們接觸。這樣倫勃朗將始終是個磨坊長工，莫里哀將始終是個裱糊匠，或者僕役。這批狂熱分子會驚恐萬狀地把魯本斯創作的那樣肉感豐腴的畫像全都焚毀，也許把畫家本人也一同燒死。他們會阻止一個莫扎特保持他神聖的開朗歡快的情緒，會貶抑一個貝多芬，讓他去為《聖經》中的詩篇譜曲！雪萊、歌德和濟慈——你們能夠設想在虔誠的教會監理會的「訴訟記錄」和「印刷准許書」盛行的時候會有這些詩人嗎？在《紀律》一書的陰影里康德和尼采能夠建造他們思想的世界嗎？繪畫精神的充溢和奔放從來也沒有像在凡爾賽宮和羅馬的巴洛克風格的作品中，凝練美化到這樣令人難忘的輝煌的程度。洛可可風格柔和的色彩調和也從來沒有在時尚和舞蹈上達到這樣長足發展的可能。歐洲精神不能在創造性的變幻中發展，將在神學的強詞奪理中委頓凋零。因為世界若不能得到自由和歡樂的浸潤和滋養，將不能繁衍生長，將永遠缺乏獨創精神，生命在每一種僵死的制度里都將凍得奄奄一息。 幸好歐洲沒有被紀律所約束，沒有被清教徒化、沒有被日內瓦化：生命的意志永遠渴望革新，歷來反對把世界拘囚在惟一的一個制度里的一切企圖，這一次也把它那不可抗拒的反抗力量動用起來。加爾文的進攻只勝利挺進到歐洲的一小部分，即便是在加爾文主義達到統治地位的地方，不久也自願放棄了它那一成不變，依照《聖經》提出的嚴格要求。加爾文的神權統治未能長此以往把它的全權強加在任何國家之上。在他死後不久，面對現實的反抗，當年不可調和的「紀律」對人生、對藝術的敵意漸漸緩和，向人文主義轉化。因為長此以往，感性的生活總比任何抽象的學說更加強勁有力。生活以它溫暖的汁液，流貫任何僵硬，鬆動一切嚴峻，緩解一切冥頑不化。就像人的肌肉，不可能持續痙攣，處於極端緊繃的狀態，一種激情也不可能一直處於白熱化的狀態之中，同樣，精神的獨裁統治也不可能永遠持續保持其肆無忌憚的激進主義：大多數情況下也只有一代人得痛苦地承受它的高壓。 加爾文的學說也很快失去了它那高到極致的絕不寬容的態度，快得超過人們的預期。幾乎從來就沒有一種學說在度過了一百年之後還和它往日締造者的模樣相似。把加爾文自己要求的東西和加爾文主義在它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所形成的東西混為一談，實在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雖說在讓-雅克·盧梭的時代，日內瓦城裡還在爭論不休，是否允許劇院成立還是應該把它禁止，並且嚴肅地討論這個奇怪的問題，「美麗的藝術」究竟意味著人類的一個進步，還是一場災難，但是《紀律》的最危險的過度緊張已經打破，對《聖經》的僵死的信仰已經有機地適應了人性。因為生動活潑地發展著的精神，總是知道，首先把粗野退步、使我們吃驚的東西，用來達到它神秘的目的：永恆的進步從每一種制度里只採用有促進作用的東西，而把起阻礙作用的東西拋在身後，就像扔掉一隻榨乾了汁液的果子。獨裁統治在人類宏偉的計劃當中只是短時間的糾正而已。什麼東西逆潮流而動，想要阻止生活的節奏，事實上在使得生活的節奏短暫倒退之後，只能更加迅猛地推它向前：比勒阿姆 永恆的象徵是，他原想詛咒，卻一反他的意志給予了祝福。於是就從加爾文主義的制度，發生了最為奇怪的轉變。這個制度特別陰狠地想要限制個人的自由，結果卻從中產生出政治自由的思想；荷蘭、克倫威爾 的英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加爾文主義最早的影響地域，竟最為心甘情願地給予自由、民主的國家理念以實現的空間。從清教徒的精神漸漸形成了新時代最重要的文件之一，美利堅合眾國的獨立宣言。而這個獨立宣言又給予法國的人權宣言以決定性的影響。一切變動中最為奇怪的轉變乃是，相反的兩級正好相碰——恰好是那些最為不寬容的精神強烈滲透的國家，令人意外地成為歐洲實現寬容的最初的收容所。恰巧在加爾文的宗教成為法律的地方，卡斯台利奧的思想也在那裡成為現實。從前加爾文還為了神學方面的一點意見分歧，把塞爾維特活活燒死在日內瓦，後來，「上帝的敵人」，他那時代活生生的反基督徒伏爾泰，竟把這同一個日內瓦看成他逃亡的目的地。但是，請瞧：在任上的加爾文的繼任，也就是他當年那些教堂的布道師，都前去拜訪伏爾泰，以便和這個藐視上帝者富有人性地共同討論哲學問題。而那些在人世間走投無路的人，笛卡爾和斯賓諾莎，又都在荷蘭撰寫他們那些把人類的思想從教會的和傳統的各種羈絆中解放出來的著作。恰好在最為嚴酷的上帝學說的陰影中，完成了從嚴厲的新教教會轉化為啟蒙運動的這一轉變，平素很少信仰奇蹟的勒南 把這稱作一個奇蹟。許多因為自己的信仰和觀點受到威脅的人，從各個國家逃到這裡。最為徹底的矛盾，到頭來總是最早互相接觸；所以這些矛盾在荷蘭、英國和美國，寬容和宗教，卡斯台利奧的要求和加爾文的要求幾乎像兄弟一樣地互相滲透。 因為卡斯台利奧的思想也經受了時間的考驗。只有一剎那間，此人杳無音訊，有關他的消息也隨之無聲無息。又過了幾十年之久，沉默圍繞著他的名字，遮得密不透風一片黑暗，猶如大地掩蓋著他的棺木。誰也不再問起卡斯台利奧，他的朋友紛紛死去，或四下星散，少數幾本出版過的書籍也漸漸難以得到，而尚未出版的作品又無人敢於付梓。他的戰鬥似乎是白打了一仗，他這一生似乎是白過了一生。但歷史所走的道路神秘莫測：恰好是他敵人的勝利幫助卡斯台利奧復活。加爾文主義侵入荷蘭，聲勢迅猛，也許過於迅猛。牧師們經過狂熱的科學院的鍛煉，認為在新近皈依新教的國度里，必須比加爾文的嚴酷更變本加厲。可是這個民族剛剛抵禦了君臨兩個世界的皇帝 ，不願用新近奪得的政治自由為代價，換取一個教條主義的思想禁錮，他們又奮起反抗。在神職人員的圈子裡有幾位牧師提出異議，以後被稱之為抗議派宗教成員。他們反對加爾文主義極權的要求，當他們在這場反對這個頑冥不化的正宗教義的鬥爭中尋找思想武器的時候，突然想到了那位業已銷聲匿跡、幾乎已成傳奇的先驅戰士卡斯台利奧。柯恩赫特 和其他自由派的新教徒，提到卡斯台利奧的作品。從1603年起，卡斯台利奧的著作新版和荷蘭文譯本一版接一版地問世，到處都引起轟動，一直博得日益高漲的讚賞。事實一下子就得到證實，卡斯台利奧的思想絲毫沒有埋在地下，似乎只是經過冬眠，熬過了最艱難的時間。現在它真正發揮作用的時刻終於臨近。不久他業已發表的著作已經不夠滿足需要，於是使者被派往巴塞爾尋訪卡斯台利奧的遺著。這些遺著運往荷蘭，在那裡原文與譯文又一次次地付印。這位業已消失的學者死後半個世紀，甚至刊印了一套他作品和文章的全集獻給他（古達版，1612），這是他永遠也不敢期盼的事。這一來，卡斯台利奧第一次由他忠心耿耿的追隨者們簇擁著，又參加到論戰的中心去，勝利地復活了。他的影響難以估量，儘管這幾乎只是一種非個人的影響，無名的影響。卡斯台利奧的思想在外國人的作品裡，在外國人的鬥爭中繼續長存。在阿米尼亞納派 為在新教中爭取自由改革而進行的著名的討論中，大多數論據都取自卡斯台利奧的著作。格勞賓登的傳教士岡特納 ，——長得儀表堂堂，值得一個瑞士詩人為他塑造形象——在庫爾的教會法庭上為一個再洗禮教派的成員辯護，發表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辯護詞時，手裡就拿著《馬丁·貝利烏斯》 一書。在荷蘭，卡斯台利奧的作品極為廣泛地流傳，無論是笛卡爾還是斯賓諾莎已經接觸到卡斯台利奧的思想，這種估計在這裡幾乎具有事實的力量，儘管在文件上還幾乎沒有證明這點。但是在荷蘭不僅僅是知識分子和人文主義者被寬容的思想所征服，這種思想漸漸地滲入到整個民族，這個民族已經對神學家的絮聒不休的爭吵和教會之間殺氣騰騰的征戰極為厭煩。在《烏特累西特和約》 中，寬容的思想已變成國家政治現象，從而走出了抽象的範疇，扎紮實實地進入現實的空間：一個政治上自由的人民聽從了卡斯台利奧當年向各國君王發出的感人呼籲，要求互相尊重意見，把它提升為法律。尊重任何信仰和任何思想的想法，已從它未來世界統治的這第一個省份勝利地繼續滲透到整個時代之中，一個國家接一個國家本著卡斯台利奧的精神，譴責了每一種宗教的和世界觀的迫害。在法國大革命中，終於賦予了個人以權利，自由而平等地承認其信仰和意見，在下一個世紀，也就是十九世紀，自由的思想，——各國人民的自由、人的自由與思想的自由，——作為不可替代的生活準則統治著整個文明世界。 一直緊挨到我們這個時代，整整一個世紀這種自由的思想統治著歐洲，顯得理所當然，不容置疑。人權變成不容侵犯、不可更改的基本柱石，堅實地砌進每部憲法之中，成為支撐每個國家的基本柱石之一，我們都已認為，具有思想專制，強加於人的世界觀、思想的嚴酷要求、對意見進行審查的時代已經永遠沉沒，每一個人對精神獨立的要求，就和對他自己塵世的肉體所抱的要求一樣牢固穩定。可是歷史有潮漲潮落，永遠是忽高忽低；從來不是一個權利一旦奪得，便世世代代奪得，沒有一種自由如此牢固，不會遭遇形式總在變化的暴力。每一個為人類而贏得的進步總一再遭到懷疑，即便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也會重新遭到質疑。恰好當我們覺得自由已是習慣，而不再覺得是最神聖的財產之時，從欲望世界的陰暗之處產生出一種神秘的想要強姦它的意圖：每當人類過於長久過於無憂無慮地樂享和平之時，渴求力量陶醉的危險的好奇心和發動戰爭的犯罪的慾念便向它襲來。因為要繼續向前挺進，達到它難以測定的目的，歷史總不時給自己創造一些我們不可理解的挫折。就像在洪水泛濫時最堅固的堤壩會紛紛坍塌，世代相襲的權利的牆垣也會倒塌。在這種人人心驚膽戰的時候，人類似乎倒退到初民群居時部落間的嗜血廝殺和人群猶如羊群只會奴性十足地俯首聽命的狀態。但是就像每次漲潮之後，洪水必然會回落；所有的專制暴政都會在最短時間內老朽或者冷卻，所有的意識形態和它們暫時的勝利都會隨著它們時代的終結而終結；只有思想自由的思想，一切思想中的思想，因而不會屈服於任何思想，將會永遠重複出現，因為它如精神亘古長存。如若外表上它暫時被剝奪了話語的權力，那它又會逃回到良心的最內在的深處，任何迫害都無法企及。倘若當權者認為，他們已經戰勝了自由精神，因為他們已經把它的嘴唇封死，這純粹是徒勞。因為每一個新人出生，也會有新的良心誕生，它總會思忖他思想上的職責，要掀起舊日的鬥爭，為了奪回人類及人性的不可轉讓的權利，總會一再地有一個卡斯台利奧復活，來反抗每一個加爾文，來捍衛思想的堂堂正正、不言而喻的權利，反抗一切暴力之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