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反抗暴力 · 四 卡斯台利奧出場
對一個獨裁者敬而遠之絕不意味著對他無比愛戴，誰若表面上屈服於一種恐怖，並不因而就完全承認它有理由存在。當然：在加爾文重返日內瓦的最初幾個月里，市民和官廳還都一致對他讚賞有加。所有的黨派似乎都傾向於他這一邊。從此只有一黨存在，大多數人起先都熱情洋溢地沾染上一黨統治的熱狂。可是不久，大家開始冷靜下來。因為那些把加爾文請來維持秩序的人，不言而喻，都暗暗希望等到「紀律」一旦穩固，這個陰狠的獨裁者所推行的超乎道德的嚴峻措施也會隨之鬆弛下來。可是情況完全不同。他們發現，勒住人的韁繩，一天比一天繃得更緊。他們喪失了個人的自由和歡樂，做出了重大的犧牲，卻從未聽到過片言隻語的感謝。他們只能憤怒地聽到從布道台上傳來這樣的話語，諸如：絞死七八百年輕的日內瓦人，極有必要豎立絞架，這樣終於可以把真正的德行和風紀引進這座道德淪喪的城市。現在這些人才發現，他們沒有請到治癒心靈病患的醫生，而是把束縛他們自由的監獄看守召進了他們城裡。加爾文採取的日益嚴厲的強制措施，最終使他最忠實的追隨者也無比惱火。
所以僅僅幾個月之久，日內瓦城裡新近對加爾文出現了不滿情緒：他的「紀律」，遠遠看去，作為一種人們心嚮往之的景象，遠比在它霸氣十足的現實里要誘人得多。於是羅曼蒂克的斑斕色彩逐漸脫落，昨天還歡呼雀躍的人，現在開始輕聲呻吟。可是每一次都需要有個十分明顯、人人理解的緣由，來震撼獨裁者頭上的光環。而這個緣由旋即出現。可怕的黑死病在城裡猖獗施虐達三年之久（從1542年到1545年）。在這三年里，日內瓦人從人性的角度看，對於教會監理會永遠正確不會產生謬誤這點，開始表示懷疑。因為布道師們平素要求每個病人必須在三天之內請神職人員來到床前，否則便威脅著要施以最嚴厲的懲罰。可是等到這批布道師中有一個人染病死亡，他們就聽任黑死病醫院裡的病人在得不到宗教安慰的情況下苟延殘喘，逐一死去。市政委員會苦苦哀求，「至少能夠有一位教會監理會的成員願意在精神上鼓勵黑死病院裡可憐的病人，給他們安慰。」可是除了學校的校長卡斯台利奧之外，沒有一個教會監理會的成員應召前來報名。可是這項任務並沒有委託給卡斯台利奧，因為他不是教會監理會的成員。加爾文自己則叫他的同事們宣布他是「不可缺少的人員」，並且自己公開承認，「這事和我無關。不能為了幫助一部分人，而把整個教會置之不顧。」可是其他布道師並沒有這樣舉足輕重的使命要捍衛，也都頑固地躲在後面，遠離危險。市議會向這些膽怯的靈魂的牧人發出的一切請求全都枉然：其中一人甚至不加遮攔，坦率宣布，「他們寧可去絞刑場也不去黑死病醫院。」一五四三年一月五日，日內瓦經歷了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場景。城裡所有宗教改革後的布道師，以加爾文為首，出現在市議會會議，在那裡公開發表一篇令人羞愧的自白。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有勇氣踏進黑死病醫院，儘管他們都知道，無論是在順利的日子裡或是惡劣的日子裡，侍奉上帝和上帝神聖的教會是他們的職責所在。
再也沒有比領袖個人的勇氣對於人民發生的影響更加令人信服的了。在馬賽，在維也納，在其他許多城市幾百年後還在紀念那些英勇的布道師，他們在大鬧瘟疫的時期，給醫院裡的病人送去安慰。人民永遠也不會忘記領袖們的這種英勇事跡，更不會忘記領袖們在關鍵時刻表現出來的怯懦。現在日內瓦人暗含嘲諷，觀察和取笑這些布道師，他們在講經台上慷慨激昂地要求大家做出最大的犧牲，可是自己卻並不準備做出最細小的奉獻。為了分散大眾普遍的憤怒，他們想出了一場很不光彩的戲劇，可是徒勞。那就是，奉市議會的命令，把幾個餓飯的傢伙抓起來，極為殘酷地嚴刑拷打，直到他們承認，他們用魔鬼的屎尿製成油膏，塗抹在各家的門把上，從而把黑死病帶進日內瓦城裡。加爾文作為人文主義者非但沒有挺身而出，十分輕蔑地反駁這種老太婆瞎說的胡言亂語，這位從不理睬往昔的聰明人，居然承認自己對這種中世紀的奇思妄想堅信不疑，竭力捍衛。他公開宣稱，這些 散播黑死病的傢伙 純屬活該，這話很傷他的威信。但是他在講經台上說有人因為不信上帝，在大青白日被魔鬼從床上抓起來，扔進羅納河裡，這話可比那句話對他更為有害。加爾文不得不第一次經歷到，有些聽眾絲毫不加掩飾他們對這種迷信態度露出的嘲笑神情。
總而言之，對領袖無錯誤論 的信念，是每一個獨裁者都不可缺少的權力心理因素，這種信念在這次黑死病施虐的時期破壞了一大部分。人們開始明顯地冷靜下來：反抗出現，範圍越來越廣。對於加爾文而言，這種反抗幸虧僅僅是擴大範圍，並未聚集起來。因為對於任何時期的獨裁專制而言，暫時的優勢在於，它在數量上，雖說早已只占少數，它的軍事化的意志卻表現得堅強一致。而反對它的意志來自四面八方，動機千差萬別，永遠不可能團結起來，或者一直要到以後才能凝結成真正的衝擊力量。許多民眾，哪怕再多的民眾內心反抗獨裁專制，只要他們沒有團結一致，制定一種統一的計劃，擁有一種嚴整緊密的組織結構，他們的反抗就毫無用處。因此一個獨裁者的權威從最初受到震撼到他最後垮台，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有一條漫長而艱難的道路要走。加爾文、他的教會監理會、他的布道師們和他的從境外流亡而來的追隨者們意志堅定，堅若岩石，這股力量團結一致，目標明確。相反，他的反對者們來自各個領域，各個階級，彼此毫無關聯。一方面是從前的天主教徒，他們還秘密地信奉舊日的信仰，除了他們以外，也有嗜飲的酒友，當局關閉了他們通常暢飲的酒店，還有那些不得再濃妝艷抹的婦女們，再就是舊日日內瓦的城市貴族，他們對於這些一無所有的新生窮鬼十分惱火，這些人剛從流亡地回來就得到接納，安插在各個官廳裡面——這股在數量上大占優勢的反對派，一方面包括城裡最高貴的人士，另一方面又包括最寒磣卑下的分子。但是只要這種不滿情緒不和某種思想掛鉤，他們只是荏弱無力的瞎吵瞎鬧之輩，只是一股暗藏的力量，而不是真正的力量。七拼八湊的烏合之眾從來也不可能抗擊一支武裝齊備的軍隊，未經組織的不滿情緒，永遠無法抗拒組織完備的恐怖勢力。因此在開頭幾年，對於加爾文而言，控制這批四分五裂的人群，輕鬆異常。因為這些人永遠也不可能作為一個整體和他對壘。他不時左刺一劍右刺一劍就能把他們統統幹掉。
對於一個懷有某種理念的人，真正危險的永遠只可能是向他提出另外一種思想的人。加爾文以他洞察一切，疑心很重的目光立即看出這點。因為從最初的時刻到最後的時光，他在所有的反對者中，最害怕的就是那惟一的人。此人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和他平起平坐。他以一個有著自由信念者的全部激情，奮起反抗加爾文的精神獨裁專制：此人便是賽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奧。
流傳給我們的卡斯台利奧的肖像僅僅只有一幀，可惜只是一幀平庸的肖像。像上顯示的是一張精神靈動、神情嚴肅的臉，有著一雙坦誠直率，你甚至想說，真實可信的眼睛。額頭高爽開闊：就相貌而論，這張臉並沒有表示更多的內涵。這不是一幅可以讓人直窺性格深處的畫像。但是這個人的最為本質的性格特點，還是表露了出來，不致讓人誤解：那就是他內心的安穩和平衡。若把加爾文和卡斯台利奧這兩個對手的肖像放在一起互相比較，那麼兩人日後在精神方面表現出來的這樣涇渭分明的差別，在感性方面便已看得清清楚楚：加爾文的臉神情緊張，有一股痙攣般病態地匯集起來的幹勁，迫不及待地想要發泄出來，難以遏制。卡斯台利奧的臉溫和柔順，一副從容不迫耐心等待的神氣。一個的眼光火焰熊熊，另一個的目光幽暗平靜。焦躁不耐衝著沉穩忍耐，狂躁的激情衝著沉著的決心，狂熱盲從衝著人文精神。
我們對於卡斯台利奧的外表知之甚少，對於他的青年時代，我們幾乎也同樣了解不多。一五一五年他出生在瑞士、法國和薩伏依之間的邊界地區，比加爾文小六歲。他的家庭自稱夏蒂容（Chatillon）或者夏塔容（Chataillon），也許在薩伏依統治下有時又叫卡斯台利奧納（Castellione）或卡斯蒂利奧納（Castiglione），但是他的母語並非義大利語，而是法語。當然不久之後，他自己真正採用的語言卻是拉丁語，因為在二十歲時，卡斯台利奧在里昂大學當了大學生，除了掌握法語、義大利語之外，還精通拉丁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後來又學習了德語。即使在其他一切學科方面，他的勤奮好學和豐富知識也十分出眾，人文主義者和神學家都異口同聲地稱他為當時最為博學多識之士。起先是音樂藝術吸引了這個青年學生，他極為窮困，卻勇氣百倍地以授課維持生計，從而產生了一批拉丁文的詩文。可是不久，一股更加強烈的激情超過他對業已逝去的往日所懷的激情：他對當代的新問題感到濃烈興趣。古典的人文主義，我們若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它，其實只有很短暫的一段光輝燦爛的時間，就是偉大的覆蓋全世界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之間的短短几十年。只有在這短暫的時間，年輕人希望通過古典作家的復興和系統的教育，來解救世界。可是不久這一代人當中最為激情奔放，最為優秀出色的人才發現，從古老的羊皮紙里把西塞羅和圖基狄德斯 的作品一再進行加工，只是老年人的工作和低下的車夫的工作，與此同時，一場宗教革命，猶如一陣森林大火似的從德國傳來，攫住了千百萬人的靈魂。不久在所有的大學裡討論得更多的是新教和舊教，而不是討論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教授們和大學生們不再研究古老的法學家演說摘錄的匯編，而去研究《聖經》。就像在以後的年代裡，政治、民族或者社會的波浪席捲了歐洲全部年輕人，在十六世紀則是一種不可阻擋的激情驅使他們在當代宗教思想上一同思考，一同討論，互相幫助。卡斯台利奧也為這股激情所攫住，而對他的人道天性的形成起決定作用的，則是一段個人的經歷。他在里昂第一次目睹了焚燒異端分子的場景。一方面是宗教法庭的殘忍，另一方面則是犧牲者視死如歸的英勇氣概，使他心靈深處極受震撼。從這一天起，他下定決心，要為新的學說而生，為這種學說而奮鬥，他在這種學說里看到了自由和解放。
不言而喻，這位二十五歲的年輕學者在內心決定支持宗教改革之時起，他在法國，生命便遭到危險。不論在什麼地方，只要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制度使用暴力來鎮壓信仰自由，對於那些不願屈從、不願讓自己的良心遭到強暴的人，只有三條道路可供選擇：可以公開反對國家恐怖，從而成為烈士；貝爾甘和哀濟埃納·多萊 選擇的便是這條進行公開反抗的勇敢至極的道路。當然他們為自己奮起反抗，付出了焚身柴堆的慘痛代價。或者為了保持內心的自由，同時也保住自己的生命，可以表面上屈從，隱匿自己的意見——這就是埃斯拉姆斯和拉伯雷的技巧。他們表面上和教會與國家保持和平狀態，披著學者的外衣或者戴著小丑的小帽，從背後射出浸了毒汁的劍矢。他們靈巧地避開暴力，以奧德賽 的方式，用計謀矇騙殘暴行徑。第三條出路乃是流亡國外：他們在國內遭到迫害和唾棄，便試圖把內心自由完整無缺地帶到另一個地方，在那裡可以不受干涉自由自在地呼吸。卡斯台利奧生性耿直，但是軟弱，他選擇了加爾文一樣最和平的道路。一五四○年春，他在里昂心情沉痛地看到第一批新教的殉道者被活活燒死以後不久，他就離開祖國，決定從此以後作為新教學說的信使和傳播者。
卡斯台利奧首先前往斯特拉斯堡，為了 接近加爾文 ，是為了加爾文的緣故，就像大多數這類宗教流亡者一樣。因為自從加爾文在他《基本綱要》的前言裡，如此英勇大膽地向弗朗茨一世 要求寬容和信仰自由以來，儘管他年紀還輕，已被全體法國青年公認為新教學說的宣告者和旗手。受到同樣迫害的流亡者都希望向他學習。他善於提出要求，並確定目標。大家希望從他那裡獲得終身為之奮鬥的任務。因為卡斯台利奧天性渴望自由，還認定加爾文就是精神自由的代表，便作為學生，一個熱心的學生，立即前往加爾文的家裡，加爾文太太在斯特拉斯堡為傳播新學說的未來傳教士設立了一個大學生旅舍，卡斯台利奧在那裡住了一個禮拜。可是期望和大師建立進一步的關係，一時還不可能，因為加爾文不久在沃爾姆斯和哈格瑙 的兩次宗教會議上被撤職。第一次建立聯繫的機會錯過了。但是當時才二十四歲的卡斯台利奧已經給加爾文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這點不久就獲得證明。因為加爾文最終被召回日內瓦的事剛一確定，根據法累爾的建議，無疑也得到加爾文的贊同，卡斯台利奧這位年紀輕輕的學者就被任命為日內瓦學校的教師，並且特地給他加上校長的頭銜，有兩位助理教師充當他的助手。此外，還交付給卡斯台利奧他所期望的職責，在日內瓦的一個教區梵德婁弗的教堂里布道。
卡斯台利奧完全不負所望，此外他的教學活動還給他帶來特別的文學上的成功。為了更好地激發學生學習拉丁文的動力，卡斯台利奧把《舊約》和《新約》中最為形象生動的插曲翻譯成拉丁文對話的形式。這本小書，原來只是作為日內瓦的孩子學習拉丁文的輔助教材，不久竟成為舉世聞名的著作，就文學和教育學的效果而言，也許可以和埃拉斯姆斯的《知心的談話》 相提並論。在幾世紀後，這本小書還一再重版，起碼出版了四十七次之多，幾十萬學生用它學會古典拉丁語的基礎知識。儘管就他人文主義的抱負而言，這本拉丁文的初級課本僅僅是部次要作品，偶然之作。但是卡斯台利奧通過這本處女作已登上時代精神的前台。
但是卡斯台利奧的雄心壯志遠遠不止於為學童撰寫一本受人歡迎、十分有用的手冊。他放棄人文主義的研究，並不是為了在許多小事上分散他的力量和學問。這位理想主義的年輕人胸懷崇高的計劃，在某種意義上是要一舉重複和超越埃拉斯姆斯和路德的驚人壯舉：他的計劃乃是把整部《聖經》再次譯成拉丁文和法文。他的民族，法蘭西人民也得擁有全部真理，就像通過埃拉斯姆斯和路德的獨創性意志，使整個人文主義的世界和德語世界獲取全部真理一樣。卡斯台利奧憑著他性格中堅忍不拔、默默無言的信念，開始著手去完成這一規模宏大的任務。這位年輕的學者白天通過薪金菲薄的工作為全家掙得每日寒磣的吃穿用度，夜裡他就一夜一夜地從事這最為神聖的計劃，他將為之奉獻終生。
然而，在卡斯台利奧邁出這第一步時，就碰到了堅決的反對。日內瓦的一位書商表示，準備印刷他的《聖經》拉丁文譯文的第一部分。但是在日內瓦，一切有關精神和宗教的事務，加爾文都是一個權力無限的獨裁者。沒有他首肯許可，在城牆之內，任何書籍都不得付印。書報檢查歷來都是一切獨裁專制自然而然的近親之子。
於是卡斯台利奧便去見加爾文，一位學者去見另一位學者，一位神學家去見另一位神學家。他以親切友好的態度懇請加爾文給他出具出版許可。但是具有威權思想的人，總把獨立思考者看成無法忍受的敵對者。加爾文的第一個反應便是生氣，難以掩飾的惱火。因為他自己給他一個親戚譯的《聖經》法文譯本寫了前言，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部 普遍讚賞的作品 ，新教世界公開承認的譯文。「這個年輕人」怎麼這樣「大膽」，竟然那樣狂妄，毫不謙虛，敢於不承認他親自肯定的，他自己也參加譯述的這個版本是惟一有效、惟一正確的版本，而是標新立異，取而代之，另外再搞一個他自己的新版本！在加爾文給維累 的信里可以清楚地感覺到他對卡斯台利奧的「放肆」火冒三丈。「現在請你聽聽我們賽巴斯蒂安的想像力：讓我們有理由大笑，但是也有理由大怒。三天前他跑來見我，請我給予許可出版他的《新約全書》的譯文。」從這諷刺的口吻就可以想像，他是如何親切地接待他的競爭者的。事實上他十分乾脆地就把卡斯台利奧打發走了。他說，他樂於給卡斯台利奧出具一張出版的許可，但是要有一個條件。他得先讀一下譯文，並把他認為需要修改的地方予以改正。
卡斯台利奧的性格並沒有毫無虛榮的自我欣賞或者自以為是的特點。他從來不像加爾文那樣，認為自己的意見是惟一正確的，自己對任何事情的意見是無懈可擊無可指摘的。他日後為這一譯本所寫的前言，簡直在學術上、人性上都可看作謙虛的典範。他在前言中坦率地寫道，他自己並沒有全部明白《聖經》的所有段落。因而警告讀者，不要毫無顧慮地信任他的譯文。因為《聖經》一書，晦澀難懂，充滿了矛盾。他所提供的只是一種解釋，絕非滿有把握的譯文。
埃拉斯姆斯
可是儘管卡斯台利奧如此謙虛，富有人性地評價自己的譯著，可是對自己作為一個人而言，他卻把個人的獨立性的高貴置於無可估量的崇高地位。他意識到，作為希伯來文和古希臘文學者而言，絕不在加爾文之下。他完全有權認為這種想要居高臨下地進行審查的打算，這種要他「進行改正」的威權要求，是對他的一種貶抑。在一個自由的共和國里，學者和學者之間，神學家和神學家之間，地位相當，一律平等。他不願意把自己和加爾文之間的關係置於師生關係之中，不願讓他的作品任人像學童的作業一樣用紅筆划來划去。為了尋找一條人性的出路，並且向加爾文表示他個人的敬意，他建議，在加爾文認為合適的任何時候，向加爾文朗讀他的手稿，並且事先表示，願意採納加爾文的一切忠告和建議。但是加爾文的原則是反對任何形式的妥協。他不願意只做做顧問，他要的是發號施令。他乾脆利索地斷然拒絕：「我告訴他，即使他答應給我一百枚金幣，我也不準備受到束縛，在某個待定的時間前去會晤，然後說不定花兩個小時討論一個字。接著他就悻悻然地走了。」
兩柄寶劍第一次交鋒。加爾文感到，卡斯台利奧並不打算在宗教和精神事務上乖乖地屈從於他。他終於在眾口一詞的諂媚奉承中認出了那個永恆的敵人，那個特立獨行之人。從此時此刻起，加爾文便下定決心，只要一有機會，就要把這個不為他效勞而要為自己的良心效力的傢伙從他的職位上趕走，如果可能，把他趕出日內瓦。
要找藉口，隨時都會找到。加爾文不用等很長時間，因為卡斯台利奧單靠他那極其菲薄的學校教師的工資，無法養活他那子女眾多的家庭，他力爭獲得一個「上帝聖言宣講師」的職位。他自己覺得，這個職位更加符合他的性格，而且待遇也更好。從他離開里昂之時起，他人生的目標便是去做新教學說的僕人和宣揚者。幾個月以來，這位出類拔萃的神學家已經在梵德婁弗教堂布道，在這個風紀嚴謹的城市裡並未引起絲毫非議。在日內瓦沒人能夠提出同樣要求，盼望接納到布道師的行列中去。事實上卡斯台利奧謀求這一職位的申請，獲得了市政委員會的一致贊同，委員會在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做出決定：「有鑒於賽巴斯蒂安是位博學之士，極為適合為教會效力，茲決定，任命他在教會事務上供職。」
但是市政委員會沒有把加爾文考慮進去。怎麼回事？市政委員會竟然事先沒有十分恭順地徵求加爾文的意見，就貿然下達命令，把卡斯台利奧任命為布道師，從而成為他的教會監理會的成員之一？而此人剛愎成性，特立獨行，會給他造成麻煩！加爾文立即對卡斯台利奧的任命表示抗議。在他給法累爾的信里為他的這種很不仗義的處理方法做出論證，措辭極為晦澀曖昧：「有些重要的原因阻礙了他的任命……當然我在市政委員會裡只是暗示了一下這些原因，並沒有明說，但是與此同時我也批駁了一切錯誤的懷疑。為了使他的名聲不致受到攻擊。我的目的旨在保護他。」
讀到這些參不透的神秘兮兮地繞來繞去的詞句，不由得讓人首先產生一種很不舒服的懷疑：這話聽上去不是就像卡斯台利奧的確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使他不配擁有布道師榮譽的資格嗎？一定有什麼污點，為了「保護」他，加爾文極為仁慈地用基督教的寬容精神把他的污點掩蓋起來。大家暗自問道，這位備受尊敬的學者究竟犯了什麼罪過，讓加爾文這樣寬大為懷地對此秘而不宣？他是侵吞了別人的財產，還是和什么女人有染？他的品德無可指摘，這點全城聞名。莫非盛名之下還隱藏著什麼秘密的不軌行為？但是加爾文故意說得不清不楚，聽任卡斯台利奧頭上籠罩著這種把握不定的懷疑。而對於一個人的名譽和威望最為致命的乃是一種「庇護性的」模稜兩可。
可是賽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奧不願受到「庇護」。他襟懷坦蕩，問心無愧。剛剛聽說是加爾文在背後施出陰謀詭計，想要破壞他的任命，他便站了出來，要加爾文在市政委員會公開解釋，什麼原因拒絕給他布道師的職位。這一來加爾文不得不表態，明確揭示卡斯台利奧的秘密罪愆。人們終於獲悉，加爾文如此寬厚地秘而不宣的卡斯台利奧的罪行：卡斯台利奧在兩個無關緊要之處對《聖經》的神學闡述和加爾文的意見不盡相同，真是滔天大罪啊！第一處是，卡斯台利奧發表了這樣的意見——所羅門的《雅歌》並非宗教詩歌，而是世俗詩歌——在這一點上所有的神學家都表示贊同，有的大聲，有的小聲。所羅門的《雅歌》是對蘇拉米特 的頌歌，讚美她的乳房像兩隻小鹿，在草地上歡蹦亂跳。這首頌歌表達的是一首完全世俗的情詩，絕對不是讚美教會的詩篇。第二個偏離之處也無足輕重：卡斯台利奧對基督的地獄之行賦予的意義與加爾文不同。
加爾文「寬厚地秘而不宣」的卡斯台利奧的罪行原來就是如此微不足道，如此無足輕重！為此之故居然拒絕給卡斯台利奧以布道師的職位。但是對於加爾文這樣的人而言，在學說問題上沒有小事，也沒有小氣。這點可是關鍵。他那井井有條的精神，追求的是新的教會的最高一致和權威，任何最細小的偏離行為都和最大的偏離一樣的危險。加爾文要在他設計得宏偉之極的邏輯大廈上的每塊石頭，每個石子，都各居其位，不得挪動，無論在政治生活中還是在風俗和權利上，他認為也像在宗教意義上一樣，任何形式的自由，原則上是無法忍受。新教教會若想長存，必須從地基一直到最後一個最細小的裝飾全都顯出霸氣和權威。誰若不承認他加爾文這領袖的原則，誰若試圖在自由的意義上獨立思考，這個國家就沒有他容身之地。
因此市政委員會要求卡斯台利奧和加爾文互相公開闡明各自的觀點，以便極為妥善地消弭他們之間意見的分歧。這一努力從一開始就是白費力氣，徒然浪費時間。因為大家必須一而再地重複這一點——加爾文歸根到底只願意教育別人，從不願意聽人教訓或者被人說服；他從不和任何人討論，只是下達命令。剛說第一句話，他就要求卡斯台利奧「皈依我們的意見」，警告卡斯台利奧，不要「相信自己的判斷」。他這樣做是完全本著他的世界觀，在新教教會裡必須意見統一，必須樹立權威。但是卡斯台利奧也忠於自己的信念。因為信仰自由對於卡斯台利奧而言，是最高的心靈財富，為了信仰自由，他不惜付出任何塵世的代價。他清楚地知道，他只需要在這兩樁微不足道的枝節上屈從加爾文，立刻就能滿有把握地獲得在教會監理會中的收入甚豐的職位。但是卡斯台利奧性格獨立，剛正不阿，他回答道，他不能遵守的事情，沒法允諾。他不能違背他的信念，採取任何行動。於是這次兩人的交談，無果而終。這一時刻，兩種宗教改革在這兩人之間交鋒。自由的宗教改革，要求每一個人在宗教事務上都有自己的自由，再就是正統的宗教改革。加爾文在和卡斯台利奧經過這次毫無結果的論爭之後，滿有理由地在信中這樣評論卡斯台利奧：「經過我們的談話，我可以這樣說，他這人對我有這樣一些看法，很難假設，我們之間有朝一日會意見一致。」
那麼，卡斯台利奧對加爾文有哪些「看法」呢？加爾文自己並沒有說明那些「看法」是什麼，他寫道：「賽巴斯蒂安腦子裡產生這樣的想法，認為我渴望主宰一切。」實際情況也的確不可能表達得更加正確。卡斯台利奧不久就認識到，其他人日後將要認識的事情：加爾文依照他專橫的天性決心在日內瓦只容忍一種意見，那就是他的意見。大家只有像德·貝茲 和他其他跟屁蟲一樣，奴性十足地屈從於他的教條的每字每句，才有可能生存於他的精神領域。可是卡斯台利奧卻不願呼吸這種精神強制統治下的牢獄空氣。他之所以離開法國，逃離天主教的宗教法庭，並不是為了來屈從於新教的新的信仰監督，他之所以拋棄舊教條，不是為了充當新教條的奴僕。對他而言，基督並不是像加爾文所看見的那樣：一個頑固無情、拘泥形式的法學家，他的《福音書》是部僵死的，一成不變的法典。而卡斯台利奧則只把基督看成最富人性的人，一個倫理上的楷模，每個人在自己心裡都以自己的方式謙卑地按照他的榜樣生活，並不因此就狂妄地聲稱，他，只有他一個人，才知道真理。卡斯台利奧看到日內瓦的那些新任命的布道師如何誇誇其談、自以為是地解釋上帝的聖言，就仿佛這些聖言只有他們才能明白，這位心靈自由的人就不由得怒火中燒，憤慨不已：他的怒氣衝著這些狂妄傲慢的傢伙，他們不停地自詡自己神聖的使命，而談到其他所有的人，卻像談及令人厭惡的罪人和毫無尊嚴之輩。在一次公眾大會上他們對使徒的聖言做出這樣的評述：「我們必須在一切事情上通過巨大的耐心，證明我們是上帝的使者。」這時，卡斯台利奧突然起立，要求這些「上帝的使者」審查一下自我，不要老是審查別人，懲罰別人，裁決別人。看來卡斯台利奧也許知道許多事情（這些事後來在市政委員會的記錄里也透露出來），證明日內瓦布道師的私生活，並非毫無錯誤可言，過的生活也不大像清教徒那樣，因此他覺得有必要在大庭廣眾之下教訓一下這些狂妄傲慢的偽君子們。卡斯台利奧發出攻擊的原文，可惜我們只在加爾文告訴我們的那個版本里找到（加爾文拿到敵人的文章，一向擅自改動，從來沒有特別的顧忌）。但是即使從他片面的闡述也可以看出，卡斯台利奧在承認大家都有謬誤時，也把自己包括在內，因為他說道：「聖保羅 為上帝效勞，而我們只為我們自己效力。他很有耐心，我們則非常缺乏耐心。他曾經遭受過別人的不公正待遇，而我們卻迫害無辜的人。」
加爾文也出席了那次會議，似乎對卡斯台利奧的攻擊毫無思想準備，深感意外。若是一個激情如熾、脾氣暴躁的參加討論者，若是路德，定會霍然跳將起來，發表一通火爆的演講作為回答。若是埃拉斯姆斯，若是一個人文主義者也許就會溫文爾雅、從容不迫地參加討論。然而加爾文首先是個現實主義者，精通戰略通曉實戰，善於控制自己的感情。他感覺到，卡斯台利奧的話對在場的人產生何等強烈的影響。現在和他正面衝突並不可取。於是他一言不發，把他薄薄的嘴唇抿得更緊，事後為他這種特殊的收斂態度做出解釋：「我在這一時刻保持沉默，但只是為了不要在眾多的陌生人面前激起一場激烈的討論。」
以後他會在熟人的圈子裡進行激烈討論嗎？他會單挑獨斗，和卡斯台利奧針鋒相對地爭論一番嗎？他會把卡斯台利奧召到教會監理會，要求他列舉姓名和事實來為他所做的普遍性的指控提供論據嗎？滿不是這麼回事。加爾文在政治上從來不講信義。對他來說，任何批評的企圖，不僅是理論上的意見背離，也立刻就犯了國法，就是罪行。而罪行則歸世俗官廳處理。他不是把卡斯台利奧拽進教會監理會，而是拽到世俗官廳去，把一場關於道德的討論轉變成一個違反國法的案件。他向日內瓦市的市政廳提出的控告是：「卡斯台利奧貶低了神職人員的威信。」
市政委員會於是召開會議，但心裡並不十分自在。它並不喜歡布道師之間的這種爭吵，甚至給人這樣的印象，現在終於有人敢於出來對教會監理會的狂妄自大公開發表激烈的言辭，對此，世俗官廳似乎並不認為這有違他們的心意。首先，市政委員會的官員們延宕許久不做決定，他們最終做出的判決竟是驚人的模稜兩可。卡斯台利奧受到口頭責備，但並未受到懲罰，或免除職務；只不過他在梵德婁弗教堂的布道師工作就此停止。
對於這樣一個不溫不火的懲戒，卡斯台利奧照理應該感到滿意才對。但是他內心已經做出決定。他新近發現，在日內瓦有加爾文這樣一個如此專橫跋扈的人物，思想自由的人是沒有棲身之地的，這點已經得到證實。於是他就要求市政委員免去他的職務。但是從這第一次力量的較量，他已對他對手的戰略有了足夠的認識。這下他就知道，這種黨派觀念十足的人總是自作主張，隨意擺弄真理，要真理為他們的政治服務；他預見到，他自願地放棄職位和榮譽，表現得富有男兒氣概，可他們事後會把此事歪曲成，他是由於某些不大體面的原因丟掉了他的職位，他這樣估計有充分的理由。因此卡斯台利奧要求在他離開日內瓦之前要為這個事件給他一份書面的證明。這一來加爾文便被迫親自簽署證明（今天還可以在巴塞爾的圖書館裡看到這份文件）。卡斯台利奧之所以未被任命為布道師，只是因為在兩個個別的神學問題上有所背離。在文件中還有以下字句：「為了不至於有人把卡斯台利奧的離城而去歸咎於其他原因，謹在此全面證明，他是 自願地 辭去教師的職位。他先前擔任教師職務殊為稱職，使我們認為他完全有資格屬於布道師之列。但他儘管如此未能當上布道師，並不是由於他的舉止有任何瑕疵，而僅僅是由於上述原因。」
把惟一的和他旗鼓相當的學者從日內瓦排擠出去，對於加爾文的獨裁專制而言，意味著一大勝利，但是實際上這是個皮盧斯 的勝利。因為在極大的範圍內，人們都把這位享有崇高威望的學者卡斯台利奧就此離去視為嚴重的損失，對此深表遺憾。有人公開宣稱，「卡斯台利奧大師是通過加爾文遭受這一不公正的待遇的。」通過這一事件，在整個世界主義人文主義的圈子裡，加爾文在日內瓦只還容得下對他頂禮膜拜之徒和一味追隨之輩，這點已得到證實。在兩個世紀之後，伏爾泰還把卡斯台利奧受到壓迫一事，當作決定性的案例來加以引用，以證明加爾文專制的精神態度。「從他 讓卡斯台利奧蒙受的迫害可以衡量他專制暴戾的精神態度。卡斯台利奧是一位比他自己更為偉大的學者，被他出於嫉妒從日內瓦趕走。」
加爾文從此聽到非難和指責，就變得敏感，過分敏感。他立刻感覺到，排除卡斯台利奧激起了人們普遍的反感。他剛達到目的，把這惟一有地位有身份，特立獨行的人從日內瓦驅逐出去，立刻就擔心起來，輿論也許會怪罪於他，讓卡斯台利奧從此完全身無分文地在世上躑躅。事實上，卡斯台利奧做出這一決定完全是出於絕望，不顧後果。因為他公然宣布自己是政治上最為強大的新教領袖的對立面，他在整個瑞士境內的任何地方就都不可能指望會在宗教改革的教會裡馬上找到職位，他一時衝動做出的決定使他陷入極為困難的境地。日內瓦宗教改革學校的前任校長淪為乞丐，餓飯的乞丐，挨家挨戶地乞討。加爾文有足夠的遠見，能夠認識到，他的一個遭到排擠的競爭對手，公開處於困境，必然會給他帶來極為嚴重的損害。既然卡斯台利奧現在不再待在身邊打擾他，他便設法給卡斯台利奧搭起金色的橋樑，幫他尋找出路。為了給自己開脫罪責，他便一封接一封地向他的朋友們寫信，其熱心令人驚訝。他告訴他們，他如何使勁給這個窮困潦倒的卡斯台利奧謀求一個合適的職位（此人之所以淪落到落魄窮困的地步完全是咎由自取）。「我希望，他能在什麼地方順順噹噹地安頓下來，而不引起激憤。我在這方面將伸出援手。」但是卡斯台利奧並沒有像加爾文所希望的那樣，閉上他的嘴巴。他到處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地公開講述，他如何由於加爾文權欲薰心，不得不離開日內瓦。這正好打中加爾文最為敏感的部位，因為加爾文從來沒有公開承認他擁有獨裁專制的權力，始終只想作為一個極為謙虛最為謙卑的僕人在執行他沉重的職務，讓大家讚賞。於是信件里的口氣頓時改變；對卡斯台利奧的同情便一下孑然無存。他向朋友抱怨，「你真該知道，這條狗——我指的是賽巴斯蒂安——如何向我狺狺狂吠。他說，他只是由於我的專制獨裁才丟掉他的職位，以便我能獨自掌權。」幾個月以前，加爾文曾經親自簽署文件，證明卡斯台利奧完全有資格擔任上帝的僕人這一神聖的職位。這同一個人，在同一個加爾文眼裡，在短短几個禮拜之後竟變成了 野獸 ，變成了 狗 ，僅僅因為卡斯台利奧寧可承受最為嚴酷的窮苦潦倒的困境，也不願為了謀求肥缺而出賣自己，接受招安。
卡斯台利奧自願選擇貧窮，富有英雄氣概，已經在同時代人當中激起讚佩。蒙田強調說，一個像卡斯台利奧這樣功績卓著的人，竟然不得不承受這樣的苦難，實在可悲，他接著補充一句，倘若有許多人及時獲悉此事，肯定會給以幫助。但實際上人們並不願意出手相助，哪怕讓卡斯台利奧免除最露骨的窮苦，他們也不願意。不知還要持續多少年，這位逐客才找到一個和他的淵博學識和超群品德勉強相稱的職位。起先沒有一所大學聘用他，他也得不到布道師的職位。因為瑞士各城在政治上依賴加爾文已經過於嚴重，沒有人敢公開任用這位日內瓦獨裁者的反對派。這位逐客最後好不容易在巴塞爾的奧坡林印刷廠找到一個校對員這樣低下的職位，得到一些生計。但是這不規則的工作不足以使他養活妻兒。卡斯台利奧不得不另外擔任家庭教師，掙得必要的銅板來餵飽桌旁嗷嗷待哺的六張或者八張嘴巴。難以名狀的卑微可憐的窮困苦難，每天敲擊著他的心靈，麻痹他的力氣，就這樣他不得不苦撐苦熬許多陰暗的年頭，最後大學終於把這位受過通才教育的學者任命為希臘文教師！但是就是這個職位也是榮譽多於收益，很長時間未能使卡斯台利奧免於從事那永恆的徭役。他這一生將繼續充當偉大的學者，有些人甚至稱他為他當時學識最為淵博的學者，但卻不得不從事低下的輔助工作。在巴塞爾市郊他自己的小屋子裡，他親手鏟土。既然白天的工作不足以使他養家餬口，他便整夜整夜地苦幹，校閱印刷樣稿，改正外文著作，從事各種語言的翻譯。為了謀生，他為巴塞爾的出版商們從希臘文、拉丁文、義大利文、德文翻譯的作品達到數萬頁之多。
但是這種成年累月的貧窮匱乏只能摧垮他的軀體，他那虛弱敏感的身體，永遠也不可能徹底摧毀他高傲的靈魂所保有的特立獨行和堅定不移。因為儘管從事這種遙遙無期的徭役，卡斯台利奧並沒有絲毫忘記他真正的任務。他不可動搖地繼續從事他的畢生事業，把《聖經》譯成拉丁文和法文，與此同時還撰寫一些時評文章、論戰文章、評論和對話。沒有一天，沒有一夜，卡斯台利奧不在工作。這位永恆的苦役工人從未體驗過旅行的樂趣和放鬆的恩典，從來也不曾享受過榮譽和財富給人的感性的酬報。這個自由的精神寧可永遠充當貧窮潦倒的奴隸，放棄夜裡的睡眠，也不放棄他獨立自主的良心——那些秘密的精神英雄給他樹立了無與倫比的榜樣，他們不為世人所知，在遺忘的黑暗之中為他們最神聖的事業進行鬥爭：為了言論的不可侵犯的權利，為了維護自己思想的不可動搖的權利而進行鬥爭。
卡斯台利奧和加爾文之間真正的決鬥還沒有開始。但是這兩個人，兩種思想已經互相直視對方的眼睛，認識到對方是不可調和的對手。這兩個人哪怕就一個小時，也不可能住在同一座城市裡，同一個精神的空間中。儘管兩人已經徹底分開。一個住在巴塞爾，另一個住在日內瓦，他們都彼此十分警覺地觀察著對方。卡斯台利奧沒有忘記加爾文，加爾文也沒有忘記卡斯台利奧，他們的沉默只是在等待著那決定生死的一句話。因為那種最為內在的矛盾，已經不再是不同意見而已，而是世界觀和世界觀之間的根本對立，相互之間不可能保持和平。精神自由永遠不可能在獨裁專政的陰影之中感到自己已經實現；只要有那惟一的獨立自主的人昂然屹立在國境之內，獨裁專制制度也不可能無憂無慮地生存下去。總是需要有一個原因，把潛在的緊張關係引向爆發。只有當加爾文點燃了焚燒塞爾維特的柴火堆，掛在卡斯台利奧唇邊的話語才會燃放，發出控告。只有當加爾文向每一個自由的良心宣戰，卡斯台利奧才會以良心的名義向他發起殊死的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