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反抗暴力 · 三 《紀律》

自從這個身材瘦削、神情嚴峻、身穿黑色拖地牧師長袍的男子走進科爾納文城門之時起，古往今來最值得紀念的試驗之一就此開始：一座有著無數生命細胞、呼吸暢快的國家一下子變成一部僵硬的機械，一個擁有各種感覺、各種思想的民族變成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制度。這是在歐洲範圍內進行的最初嘗試，以一種理念的名義把整個民族完全變成平等劃一的人群。加爾文懷著一種妖魔般的嚴肅態度，經過深思熟慮，想得精緻周密，條理分明，著手進行他的大膽計劃，把日內瓦變成世上第一個上帝之國：一個沒有人世間卑劣行徑，沒有腐敗、紊亂、惡行和罪孽的集體，真正的、新穎的耶路撒冷，全世界的幸運福祉都該從這裡發出——這個理念，也是惟一的理念從此成為他的人生，而他的一生又反過來只為這惟一的理念效勞。對於這位擁有崇高烏托邦思想，像鋼鐵一樣堅忍不拔的思想家而言，這可是嚴肅到可怕程度的事情，神聖而又真誠。在加爾文推行精神獨裁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裡，他從未懷疑過，只要毫無顧忌地奪走人們的每一個個人自由，只會對人產生促進作用。因為這個虔誠的專制暴君認為，他提出的所有要求和一切無法忍受的過分要求，其實無非是要求人們應該正確地生活，也就是依照上帝的意志和規定正確生活，別無其他。 事實上這話聽上去的確非常簡單、清晰、無可爭辯。但是怎麼才能認清上帝的意志呢？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上帝的指示？加爾文答道：在《福音書》 里。上帝的意志和聖言，以永遠生動活潑的文字生意盎然地存在於《福音書》里。這些神聖的書籍保存在我們手裡，並非偶然，上帝十分明確地把自古以來的流傳寫成文字，以便他的誡命能清清楚楚地被人認識並牢記在心。《福音書》的產生先於教會，地位也高於教會。除了《福音書》，背離了《福音書》， 再無其他真理 。因此在一個真正信奉基督教的國家裡，《聖經》的語言，「上帝的聖言」是道德、思想、信仰、權利和生活的惟一準則，因為這是一本匯集一切智慧、一切公正、一切真理的書。對於加爾文而言，《聖經》是世上萬物的始與終，所有事情做出的一切決定都建立在《聖經》里的聖言之上。 用《聖經》里的文字裁定世上一切行動在加爾文看來，其實只是重複宗教改革耳熟能詳的最初要求而已。而事實上他大大地超越了宗教改革，甚至完全遠離了宗教改革原來的思想範疇。因為宗教改革開始時是一種心靈的、宗教的自由活動。它想把《福音書》自由自在地放在每個人的手裡；不是羅馬的教皇和宗教會議，而是每個人憑著自己個人的信念來組成其基督教。這種由路德倡導的「基督徒的自由」卻被加爾文毫無顧忌地連同精神自由的任何其他形式又從人們手裡奪走；對他個人而言，上帝的聖言是十分清晰的，因此他專橫地要求，不得再對上帝的學說進行一切其他方式的解釋和闡述。《聖經》里的話，必須像大教堂里的石柱一樣「巍然屹立」，不得撼動，這才不致使教會發生動搖，《聖經》里的聖言，從此不得成為 理性胚胎 ，不得成為永遠不斷日益更新，日益改造的真理髮生作用，而永遠只能在加爾文所確定的解釋之中發揮作用。 加爾文提出這個要求實際上就是用一種新的新教的正統教義來取代教皇的正統教義，人們完全有權利把這種教條主義的獨裁專制的新形式稱之為《聖經》專制主義。因為現在惟一的一本書在日內瓦成了主人和法官，成了立法者的上帝，而它的布道者便是這種法律惟一有資格的解釋者。加爾文成了《摩西聖經》 意義上的「法官」，他的權力不可爭辯地置於各國國王及民眾之上。現在只有教會監理會對《聖經》的解釋，決定什麼是允許的，什麼是禁止的，而不是市政委員會和市民權利。誰要是膽敢在某個細節上反對這種強制，那他就慘了！因為誰若反抗布道者們的獨裁就將作為反對上帝的叛亂者判處死刑，不久將以他的鮮血來書寫對《聖經》的評論。從自由運動中脫穎而出的教條主義的暴力統治，對待自由思想，總比任何世襲的權力更為嚴酷，更為兇狠。那些多虧革命自己才獲得統治權的人，日後在鎮壓每種革新運動時，永遠是最為無情、最不寬容的人。 所有的獨裁專制總是始於某一理念，但是任何理念一定要在實現它的人身上，才能獲得自己的形狀和色彩。加爾文的學說作為精神的產物，必然要和它的創造者在外貌上相似。只消看一看他的臉，就能預見到，這種學說比以往任何一種基督教教義的詮釋都更為嚴酷，更令人厭煩，更使人不快。加爾文的臉就像一片喀斯特地形，一塊岩漿熔成的石頭，那種孤獨偏僻的山岩風景，沉默不語，心扉緊閉，只令人想起上帝，任何具有人性之物，他一概想不起來。使生活變得滋潤、豐富、歡快、欣欣向榮、溫暖而肉感的一切，在這張缺乏善意，毫無慰藉，難辨年齡的禁慾者的臉上絲毫看不出來。這張陰沉狹長的橢圓形的臉，輪廓生硬、醜陋瘦削，毫不協調：額頭狹窄、冷峻，下面是兩隻眼窩深陷、經常熬夜的眼睛，就像燃燒的煤球發出灼熱的光芒，尖削的鷹爪鼻，面頰深陷，突出一張慣於發號施令的嘴巴，薄得像用小刀切開似的，難得看見這張嘴邊漾著笑意。他那乾癟皺巴、泛灰發乾的皮膚，很少發出溫暖的肉色，就仿佛內心的寒熱像吸血鬼似的從他面頰上吸走了鮮血，於是兩頰皺了起來，呈土灰色，一副病容，憔悴不堪，除了他發火的短暫時間，憤怒使他面頰升起一陣肺癆病患者的紅暈。那副像《聖經》里的先知一樣飄落胸前的長髯（他所有的學生和門徒都馴從地模仿著蓄起這樣的鬍鬚）試圖賦予這張肝火極旺，顏色蠟黃的面孔一種男性力量的模樣，可是徒勞。即便是這副長髯也不見得滋潤豐腴，它不是像聖父上帝那樣氣勢強大地垂落，而是形成薄薄的、一綹一綹的鬍子掉了下來，就像從山岩間掙扎出來的小小的灌木叢。 所以加爾文在畫幅上看上去就像一個熱切的狂熱信徒，被他自己的精神燃燒過後消耗殆盡。人家恨不得要對這個過度疲勞，過分勞累，被自己的熱誠耗得油干燈盡的人表示同情；可是，低頭一看，瞥見他的雙手，不覺大吃一驚。這雙手就像一個貪得無厭者的手，冷冰冰的，瘦骨嶙峋，就像兩隻爪子，凡是能用強韌吝嗇的關節抓到的一切，都會拚命抓住，死也不放。難以想像，這些皮包骨頭的手指，會溫柔地擺弄一朵鮮花，愛撫一個女人溫潤的肉體，會親切地歡快地向一個朋友直伸過去。這是一個心如鐵石者的雙手，單憑這雙手，就可以預感到加爾文一生散發出來的那股強大的、殘酷的統治一切、把握一切的力量。 加爾文的這張臉，多麼暗淡無光，毫無歡樂，多麼孤獨，拒人於千里之外！有人居然願意把這個冷酷無情地向人提出要求提出警告的人的肖像掛在自己房間的牆上，簡直無法理解：倘若有人時時刻刻感到這個眾人中最為令人不快者的警惕窺視的目光在關注他每天的一舉一動，他嘴裡噴出的呼吸都會更加冷凝。只能設想，楚爾巴朗 最適合繪製加爾文的肖像，用那種西班牙式的狂熱筆觸，像繪製禁欲主義者和隱士似的，黑暗的背景，黑黝黝的人影，與世隔絕，棲息在山洞之中，面前放著一本書，總是一本書，必要時再放上一個骷髏或者一個十字架作為精神生活與宗教生活的惟一象徵；身邊別無其他，只有一片陰冷漆黑，難以接近的幽寂。因為這種空間一輩子冰凍在加爾文的四周，人們無法接近，只能敬而遠之。早在青年時代，他就從頭到腳穿了一身同樣的無情的黑色衣衫，短短的額頭上面戴的教士的四角帽是黑色的，半似僧人的斗篷，半似士兵的頭盔，寬大的一直拖到鞋子的長袍是黑色的，是不斷懲罰人的法官的服裝，是永遠在治癒人們的罪孽和潰瘍的大夫穿的衣服，黑色，總是黑色，總是選用嚴肅，死亡和冷酷無情的顏色。加爾文幾乎從來沒有露出過別的樣子，總是身著他職務的象徵，因為他只願意讓別人看到他是上帝的僕人，只是身穿他執行職務時的服裝，從而讓人對他心生畏懼，不願別人像對待普通人，對待自己的兄弟一樣來愛他。不過他對這個世界嚴苛，對自己也同樣嚴苛。他一輩子約束他自己的身體。為了精神生活，他只讓自己的肉體得到最少量的食物和休息，夜裡最多只睡三四個小時，白天只吃一頓簡單的飯菜，迅速吃飯的時候，旁邊還放著一本打開的書本。從不散步，從不遊戲，從來沒有快樂，從不放鬆一下，尤其是從來沒有一次真正的歡樂：歸根到底，加爾文在他狂熱獻身於精神事業時，總是在發揮作用，在思考、寫作、工作、戰鬥，從來也沒有一個鐘頭他是在為自己而活。 這樣絕對的杜絕情慾和永無青春是體現加爾文性格的最本質的特點。因此對他的學說而言，他也就變成最危險的人，這毫不足奇。因為當其他的宗教改革家們認為，最忠實地為上帝服務的辦法，便是滿懷感激之忱，把人生的一切饋贈全都從上帝手裡接收過來，作為身體健壯的正常人，享受健康，樂享人生。茨文利在第一次擔任牧師時馬上就留下一個私生子，路德有一次哈哈大笑地說出這句話來：「要是老婆不干，就讓使女幹嘛。」他們大吃大喝，縱聲大笑，而在加爾文身上，一切肉慾的衝動全都壓抑下去，或者只留下影子似的一層痕跡。作為一個狂熱的知識分子，他完完全全只生活在文字和精神之中，只有邏輯清晰明確之物對他來說是真實的，只有規規矩矩的東西他才理解，並且容忍；不規矩的東西，永遠遭他排斥。一切使人陶醉，使人心醉神迷的東西，不論是美酒、女人、藝術或者上帝在人間的任何賜予，這位狂熱的保持冷靜的人，從不要求從中得到歡樂，或得到過歡樂。只有絕無僅有的一次，為了滿足《聖經》的要求，他前去求婚。而這次求婚進行得像演戲一樣，乾巴巴就事論事，冷漠異常，就仿佛他去訂購書本或者購買一頂新的四角帽。加爾文不是自己去尋找新娘，而是委託他的朋友們，給他選擇一位合適的太太。這個對肉慾深惡痛絕的男子，差一點碰上一個淫蕩的女孩。加爾文大失所望，最後娶了一個經他說服、皈依新教者的遺孀為妻。但是命運決定他無緣得到幸福或者使人幸福，他的妻子為他生下的惟一的孩子，難以存活。人們幾乎要說，他身上的血這樣蒼白，他的感官這樣冷淡，生下這樣的孩子純屬不言而喻的事情。沒有幾天孩子就夭折了，不久他的妻子也隨之死去，留下他一個人成為鰥夫。於是對於三十六歲的鰥夫而言，不僅男女婚事就此告終，就是對於女性他也不再感興趣。直到他死為止，那就是說，還有二十年男子最佳的年華，這位自覺自愿的苦行僧，再也沒有接觸過另外一個女人，只是獻身於精神生活，獻身於宗教事業，只是獻身於「學說」。 沉思中的聖弗朗西斯 但是一個人的肉體也和精神一樣要求發展。誰若強使肉體壓抑，必然受到懲罰。在人的塵世間的肉體內，每個器官出於本能都渴望著充分享受。它本性所希望的慾念、鮮血希望有時能奔流得更加狂野，心臟希望跳動得更加熱烈，肺臟希望歡呼，肌肉希望活動，精液希望浪費。誰若只顧智力，經常阻礙這些生機勃勃的意願，儘量予以抵制，這些器官最後必然奮起反抗。加爾文的肉體對付拘囚它的獄卒所進行的復仇殊為可怕：這個禁慾者這樣對待神經，就仿佛神經根本就不存在；這些神經就不斷地發明各種痛苦來對付它們的暴君，來向這個禁慾者證明它們的存在。也許只有少數腦力工作者曾經像加爾文那樣一輩子由於身體不好，疾病纏身而大受其苦。一個毛病接著另一個毛病，毫不間斷。加爾文的每封信幾乎都要報告他又受到新的疾病的陰險惡毒的襲擊。一會兒是偏頭疼把他一連幾天撂倒在床上，一會兒又是胃疼、頭疼、痔瘡、腸絞痛、感冒、神經痙攣、口吐鮮血、膽囊結石和長了癰疽；一會兒發高燒，接著又發冷，關節炎和膀胱疼。醫生得時時刻刻地守護著他。因為在這個嬌氣脆弱的身體裡沒有一種器官不向他造反，不惡毒地讓他痛苦。加爾文有一次呻吟著寫道：「我的健康真糟，使我生不如死。」 但是這個男子把這句話選作他的座右銘：「積聚力量從絕望的深淵裡破土而出」 ；這個人的妖魔一樣的精神力量絕不讓人奪走哪怕只是一個小時的工作時間。加爾文經常受他身體的阻礙，他便總是重新向他的身體證明，他具有精神的超強意志。倘若他在發燒，無法爬上布道台，他就叫人用一乘轎子把他抬進教堂，在那裡布道。倘若他不得不缺席市政委員會的會議，市政委員會的人員就到他家裡來聽取他的忠告。他若發著寒熱躺在床上，在他冷得發僵、冷得顫抖的身上蓋上四五條焐熱了的被子，那麼在他床旁就坐著兩三名實習助手，他輪番向他們口授。他若有一天到附近一家莊園去看望朋友，為了吸取更加自由的空氣，秘書們就乘車陪同前往。剛到莊園，信使就趕回城裡。他又執筆開始工作。無法想像，加爾文會閒著什麼事也不做。這是一個勤奮的妖魔，一輩子一刻不停地在工作。家家戶戶還在酣睡，天未破曉，在夏努阿納大街他的辦公桌上檯燈已經亮起；而到午夜之後，大家早就全都上床安寢，在他的窗前還一直亮著這盞仿佛永不熄滅的油燈。他工作的成績難以想像，人們都以為他是用四五個腦子在同時工作。因為事實上的確如此。這位總是疾病纏身的病人，在做著四五種職業的工作。他那歇斯底里的權力欲漸漸把許多職務抓在手裡，他的本職工作，擔任聖·彼耶爾大教堂的布道師，只是眾多職務中的一種而已。單單他在這座教堂里宣講的布道詞就印製成冊，裝滿一個壁櫃，足夠一個抄寫員抄寫一輩子，儘管如此，這僅僅只是他全集中的一小部分。他是教會監理會的主席，沒有他就無法做出任何決議。作為不計其數的神學書籍和論戰著作的作者，作為《聖經》的譯者，作為大學的締造者和神學院的發起人，作為市議會的常任顧問，作為宗教戰爭中的總參謀部的政治官員，作為新教的首席外交官和主要組織者，這位「聖言部的部長」引導和領導他那神權政治國家的其他各部於一身。他監視來自法國、蘇格蘭、英吉利和荷蘭的布道者們寫的報告，建立一種面向外國的宣傳，通過書籍印刷工人和書籍兜售商製造一個特務機構，延伸到全球各地。他和其他新教的領袖進行討論，和各國君王和外交官進行談判。每天，幾乎每小時都有客人來自外國。沒有一個大學生，沒有一個年輕的神學家途經日內瓦不去向加爾文請教，或者向他表示敬意。他住的房子就像一個郵局，或者對於各種國家事務或個人私事常設的問訊處。他有一次嘆息著寫道，他想不起來，在他辦公時間會有兩個小時不受人騷擾。他的親信每天會從最遠的國度，從匈牙利和波蘭寄信給他。與此同時，不可勝數的人都來找他，求得他的幫助，為了得到靈魂上的幫助，要求和他個別談話。不久有一個流亡者想在這裡住下，並把他的家眷帶來：加爾文為他募集金錢，幫他尋找住房，安排他的生計。這裡有人想結婚，那裡又有人想離婚，兩者的道路都通向加爾文。因為在日內瓦沒有一件宗教事務，可以在沒有得到他的首肯，他的忠告的情況下進行。但是這種獨斷專行的樂趣，只限於它自己的王國，只限於宗教事務！然而對於加爾文而言，他的權力是無限的。因為作為神權政治家他認為，世上一切事務都隸屬於神性事物和精神事物。他霸氣十足地把全城所有事情都置於他堅強無情的手掌之下：幾乎沒有一天，在市議會的記錄里沒有這樣一條附註：此事須請問加爾文大師。沒有一件事情，能被這雙一刻不停地在警覺審視的眼睛所疏忽，所忽視。人們不得不把這個不停活動的大腦贊為奇蹟，這樣一種精神上的禁欲主義不是同時也意味著一種巨大的危險嗎！因為誰若這樣完完全全地放棄個人生活的享受，也會把這種——在他身上可是自願的——放棄，變成其他所有人的法律和標準，對他而言是自然不過的事情，卻變成有違自然的事情強加在別人身上。禁欲主義者歷來是最為危險的專制暴君的典型，羅伯斯庇爾 便是一例。誰若自己不充分歡快地享受人性的歡樂，便永遠會毫無人性地對待別人。 但是嚴加管束和冷酷無情乃是加爾文學說大廈的基礎。根據加爾文的理解，人根本沒有權利昂首挺胸、直視前方、良心坦蕩、心情歡快地走過我們的世界。人應該不斷處於「害怕上帝」的狀況下，彎腰低頭，謙卑愧悔，感到自己缺點累累，無可救藥。從一開始，加爾文的清教徒的道德就把心情歡快、大大方方地享受這一概念和「罪惡」的概念等同起來。一切使我們塵世間的生活得到修飾，顯得生機盎然的東西，一切想使靈魂幸福地得到放鬆，得到高揚、解脫和鬆快的東西——也就是說首先是藝術——加爾文的清教徒的道德都鄙夷不屑地斥為虛榮，令人厭惡，完全多餘。加爾文甚至毫無例外地把他自己意識形態上的就事論事的勁頭，都帶到宗教的王國中去，而自古以來宗教的王國就一直和神秘、迷信的東西，密切相聯。凡是使感官活躍起來，使感情柔軟模糊地得到慰藉的東西，都得毫無例外地從教堂和禮拜中驅逐出去，徹底消滅。因為真正的信徒並不是懷著一顆得到藝術感染的靈魂接近神性。真正的信徒並不是為甜絲絲的乳香的煙霧弄得迷迷糊糊，被音樂弄得魂不守舍，被那些所謂的虔誠的（實際上是罪惡的）畫像和雕塑的美所引誘的情況下接近神性。真理只存在於清晰明快之中，確切的含義只存在於上帝明確的聖言之中。因此，必須排除一切「偶像崇拜」，把一切畫像和雕塑從所有的教堂里全部清除，把所有的法衣、祈禱書和神龕都從上帝的神壇上弄走，——上帝無需任何華麗修飾。把一切麻醉靈魂，使之暈眩的東西統統揚棄，在向上帝進行禮拜儀式時不要音樂，不要管風琴演奏！甚至日內瓦教堂里所有的鐘，從此也噤聲沉寂，不得敲響：真正的信徒不該由鐵制的死物來提醒他們的職責，虔誠永遠不是通過外在的事物，永遠不是通過祭獻和捐贈來得到證實，而只是通過內心的馴從。因此他把大型彌撒和各種典禮，把一切象徵物品和各色小型儀式都逐出教堂，停止舉行一切慶典和節日！加爾文大筆一揮，把日曆上所有的節日全都廢除。早在基督教早期、在羅馬的地下墓穴中就已慶祝過的復活節和聖誕節也就此廢止，所有聖人的紀念日也被廢止，久已深入人心的風俗習慣全遭廢止；加爾文的上帝不要大家崇敬，甚至也不要大家熱愛，永遠只要大家畏懼。倘若世人試圖懷著狂熱的心醉神迷的激情，奔放狂喜的情緒接近上帝，而不是永遠懷著敬畏之情，遠遠地侍奉上帝，那純屬狂妄自大。因為這就是加爾文重新估價的最深層的意義所在：為了儘可能地提高神性，使之凌駕於人世之上，加爾文便把世俗性儘可能地壓到難以估量的深層地下；為了賦予上帝的理念以最為完美無缺的尊嚴，他就剝奪了人的思想的權利，把它百般貶抑。這位憎惡人類的宗教改革家從來就認為人類只不過是一群卑劣不堪、放蕩不羈的罪人。加爾文一生就無比厭惡我們世界氣勢浩蕩，不可阻擋地從千百個源泉迸湧出來的歡娛之情，對它懷有一種僧侶般的畏懼和驚恐。加爾文一再喟然嘆息，上帝憑著什麼樣難以理解的意旨，把他的造物——人——創造得這樣殘缺不全，這樣違背道德，總是傾向於犯罪，沒能認出神性何在，急不可耐地要沉湎於犯罪之中！每次看到他的弟兄們，他總產生一身寒噤，也許從來沒有一個偉大的宗教締造者把人的尊嚴貶抑到這樣低下的程度；人只是一隻「 難以馴化的狂野的野獸 」，更為惡毒的是，他把人稱作「 一堆垃圾 」。他在《基督教教理基本綱要》中這樣坦率直白地寫道：「只要看一看人的自然的稟賦，你就在他身上從頭頂到腳底都找不到絲毫善的亮點。在他身上還值得稱道的東西，全都來自上帝的恩典……我們所有的公正，都是不公正，我們的功勞乃是污穢，我們的榮譽乃是恥辱。我們身上產生出來的最好的東西，還始終通過肉體的不潔遭到污染，變得墮落下賤。」 誰若在哲學意義上把人看成是上帝的如此失敗、如此變態的拙劣產品，那麼，不言而喻，作為神學家和政治家的他，永遠也不會承認，上帝會允許這樣一個怪物哪怕得到最少量的自由或者獨立自主。因此必須毫不仁慈地把這樣一個毀得不成樣子，為他的生活的貪慾所毀的東西予以監護，不得自由行動。因為「如果任由人自己為所欲為，他的靈魂只會從事邪惡之事」。必須徹底打斷亞當之子的脊樑，不得狂妄自大地認為，憑著他個人的身份，自己就有什麼權利，可以形成他和上帝的關係以及他和塵世的關係。這種頑固意志摧毀得越狠，使人越處於從屬地位，對人約束得越嚴，對他越有好處。就是不能給他自由，因為給他自由，他就濫用！只有用暴力使他屈服於上帝的偉大！只有讓他冷靜下來不復狂妄自大，使他膽小怕事，直到他不發怨言不做反抗乖乖地進入那虔誠的馴從的一群羊羔之中，直到一切與眾不同之處全都消融在普遍的秩序里，個人融化於群眾之中！ 為了這樣無情地剝奪個人的人權，為了這樣野獸似的掠奪個人，使集體獲益，加爾文使用了一種特別的方法，這就是那著名的「紀律」，「教會管教」。直到我們今天，還從來沒有一個更嚴酷的進行管教的空間強加在人類身上。從最初的時刻開始，這位天才的組織者就把他的「羊群」，他的「集體」圈在一個由條文和禁令組成的鐵絲網的後面——那所謂的「各種訓令」，與此同時特地建立了一個獨立的機構，來監督他的道德暴政的施行，這就是「教會監理會」。其任務的定義首先就極為模稜兩可：「監督集體，以便上帝得到純粹的尊崇。」但是這個道德監察官廳的勢力範圍只是看上去限於宗教生活。因為在加爾文的極權主義的國家觀中，世俗的東西和世界觀的東西完全緊密相連。因此從此以後即便是最為私人的生活內容也自動地落在官廳的控制之下。教會監理會的差役，那些「長官」奉命「對每個人的生活都要注意」。他們的注意力什麼也不得遺漏，不僅是人們「說的話，便是他們的意見和看法都得受到監督」。 不言而喻，這樣一種包羅萬象的檢查在日內瓦開始執行之日起，那裡也就沒有私人生活了。加爾文一躍就超越了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宗教法庭還得根據控告和告密，派出特務和探子，而在日內瓦根據加爾文的世界觀制定的制度，每個人經常都想作奸犯科。因此每個人從一開始就被看成有犯罪的嫌疑，每個人都必須接受檢查。自從加爾文回來之後，家家戶戶一下子都門窗敞開，四壁突然都由玻璃製成。時時刻刻，不分白天黑夜，都會有人使勁敲門，一位精神警察就會出現，進行「探訪」，市民不得反抗。從豪富到赤貧，從顯貴到卑微者，每月至少有一次得詳細回答這些職業的道德警探的詢問。一連幾個小時——因為在訓令中寫道：「每人得花些時間，以便在閒暇之中進行檢查。」——白髮蒼蒼、備受尊敬、久經考驗的男子，得像學童似的經受考查，看他是否能流暢地背誦禱告詞或者如何回答，他為何——譬如說——沒去聆聽加爾文的一次布道。但是單單回答教理問題，接受道德說教，訪問並未結束。因為這種道德契卡 無縫不入。他們用手指觸摸一下婦女的衣衫，看它是否太長或者太短，是否鑲了多此一舉的花邊，或者領口太低有傷風化。他們打量頭髮，看髮式聳起是否過於花哨，數數手指上戴幾枚戒指，柜子里放幾雙鞋。從盥洗室一直查到廚房的桌子，看是否有一小碗湯或者一小塊肉超過了惟一允許的一道菜的命令，或者還在什麼地方藏匿了一點點心和果醬。虔誠的警察繼續往前檢查全屋。他伸手到書櫃裡，看那裡什麼地方擱著一本未經教會監理會的審查蓋章的書籍，他們翻遍了抽屜匣子，看裡面是不是藏著一幀聖像或者一串念珠 。僕人受到盤問，要他們揭發主人。孩子受到盤問，要他們揭發父母。同時這虔誠的警察又諦聽窗外，看外面是否有人在唱低俗的歌曲，或者奏樂，或者甚至在痛享歡樂這種魔鬼的惡行。因為從現在開始，在日內瓦就對任何形式的娛樂進行毫不間斷的逐獵，逐獵每種「 下流故事 」，市民若在工作之餘想到酒店去喝上一杯，或者甚至於擲下色子玩玩紙牌取點樂子，這小子可就慘了！日復一日逐人不休，即便在禮拜天這些道德密探也絕不休息。大街小巷新近都察看了一遍，挨門挨戶地敲門而入，看是否有哪個懶鬼或者吊兒郎當的傢伙寧可賴在床上，不去認真聆聽加爾文的布道，從中得到精神滋養。在教堂里又另有一些密探在注意，準備揭發每個去教堂時遲到早退的傢伙。這些官方的道德捍衛者無處不在，工作賣力，不知疲倦。晚上他們逐個搜尋羅納河畔黝黑的樹叢，看是否有一對犯罪的男女在悄悄地親熱，忘情陶醉，在旅店裡，他們把陌生人的床鋪和箱子翻個亂七八糟。他們拆開從日內瓦寄出或寄到日內瓦來的每封信件，教會監理會組織嚴密的警覺系統遠遠地一直延伸到城牆之外。在旅行馬車裡、在船上、在小艇里、在外國的市場裡、在鄰城的旅館客棧里，到處都坐著那些花錢僱傭的密探；任何哪一個不滿時局的人在里昂或在巴黎說的每一句話，都會一字不落地向這裡匯報。但是使這些原本已經無法忍受的監督工作，變得雪上加霜的是，這些擔任官方職務，花錢雇來的監視員之外，不久又出現不計其數的、不招自來的監視員。因為只要一個國家用恐怖拴住他的百姓，那裡就必然會有自願告密的令人反感的植物瘋狂滋長。哪裡從原則上允許告密，甚至期待人們告密，那麼平素正直誠實的人出於恐懼，自己也會變成告密者：只不過為了擺脫嫌疑，免得人家說自己「犯了有損上帝榮譽之罪」，每個市民都斜眼偷覷自己身邊的人。恐怖激發的熱忱焦躁不耐地走在一切告密者的前頭。幾年之後，其實教會監理會「完全可以停止布置任何監視」，因為所有的市民已經自覺自愿地變成了監督者。污濁的告密洪流不分日夜，恣意涌流，使得精神上的宗教法庭的磨輪不斷地旋轉。 既然加爾文把一切使生活歡樂，使生活有價值的東西全都予以禁止，在這種不斷施行道德恐怖的情況下，人們動輒都有逾越上帝誡命之罪嫌，又怎麼可能感到安全？劇院、娛樂場所、民間慶典，各種形式的跳舞遊戲全都被禁；甚至像溜冰這樣一種無害的體育也引起了加爾文的肝火，使他惱怒異常。除了最質樸，直如僧侶長袍的服裝之外，其他任何服裝全都被禁。所以如果沒有市政委員會的允許，裁縫不得縫製任何新款式的衣服。女孩子在十五歲之前禁穿綢裙，過了十五歲又禁穿天鵝絨的裙子。凡有金銀刺繡，飾有金絲帶金紐扣的衣裳、金髮夾、金鞋扣統統被禁。同樣嚴禁使用任何黃金和首飾。男子禁留長髮。婦女的髮式不得把頭髮往上梳起，或使頭髮打卷。禁止使用帶花邊的女子頭飾、手套、鑲邊、開口皮鞋。禁止乘坐轎子和 豪華馬車 。禁止舉辦超過二十人的家庭慶典；禁止在洗禮或訂婚禮的宴會上，提供超過一定數量的菜餚甚至加上甜食，諸如加工過的水果。除了本地釀造的紅酒之外，禁止飲用其他酒類。禁止互相敬酒，禁止食用野味、家禽和有餡點心。禁止新婚夫婦在婚禮上，或在婚後六個月互贈禮物。任何婚外性交不言而喻全都禁止，即便是訂了婚的未婚夫婦，也不得寬容。本地人禁止進入旅館，客店老闆也禁止向外地來人提供飲食，除非此人先做祈禱，此外客店老闆奉到嚴格命令，有義務暗中偵察他的客人， 努力地 注意可疑的一言一行。禁止未經許可，付印任何書籍，或向國外寫信。各式各樣的藝術一律禁止。聖像和雕塑被禁，音樂被禁。即使在演唱虔誠的讚美詩時，「訓令」也下令要大家「仔細認真」，注意力不得集中在讚美詩的旋律上，而要注意詞句的精神和意義，因為「上帝只應該在鮮活的詞句中得到讚美。」甚至在洗禮時給孩子取受洗的名字，從前一向是由市民自由選擇，如今也不允許。沿用幾百年大家熟悉的名字克勞德（Claude）或者阿瑪黛（Amadé），現在禁止使用。因為《聖經》里沒有這兩個名字，而把《聖經》里的名字諸如伊薩克（Isaak）和亞當（Adam），強加給市民。禁止用拉丁文念誦「天主經」，禁止慶祝復活節和聖誕節。一切打破灰色冷漠的日常生活的慶祝活動，全都禁止。不言而喻，以印刷的文字或者口頭的語言表示出來的任何一種精神自由的影子或者光芒，都得禁止。而對加爾文的獨裁專制進行的任何批評，則被視為一切罪行中最嚴重的罪行，——自然遭到嚴禁。全城擊鼓發出嚴正警告，「對公共事務發表的意見千萬不要和市議會的意見不同。」 嚴禁、嚴禁、嚴禁：令人毛骨悚然的節奏。人們錯愕地反問自己：有那麼多禁令，究竟還有什麼事情是允許日內瓦的市民做的呢？可做的事不多。允許你活，允許你死，允許你工作，允許你聽話、服從、上教堂去。或者不如說，最後一條不僅允許，還是法律上嚴格命令，非做不可，否則將受到最嚴厲的懲罰。因為市民如若耽誤時間，沒去聽他本教區的布道，那他就慘了。星期天布道兩次，每周布道三次，這是孩子們怡養德行的時光！即使在主日（即禮拜天）強制的枷鎖也不會鬆動，盡忠職責的過程無情地循環往復，盡忠職責、職責、職責。為了賺得每天的麵包頑強效力，接著便為上帝效力，一個星期幹活，星期天便去教堂。只有這樣才能把附在人身上的撒旦殺死，這樣一來，每種自由和生活的樂趣自然也一同消滅。 人們不勝驚訝地反躬自問，一座共和主義的城市，幾十年來生活在赫爾維蒂安 的自由之中，怎麼可能忍受這樣一種薩沃那羅拉式 的獨裁專制，迄今為止，一直是南國歡樂開朗的民族，怎麼能容忍人家這樣扼殺生活樂趣？一個知識分子型的禁欲主義者怎麼可能孤身一人這樣完完全全地強姦成千上萬人生存的樂趣？加爾文的秘密並非嶄新的獨創，只是自古以來一切獨裁專制永恆的秘密：恐怖。請別弄錯。暴力，遇到什麼東西都不會嚇退，把任何人道思想都視為弱點，肆意嘲笑，這種暴力是強大無比的力量。一種經過周密系統思考的國家恐怖，以專制獨裁的方式予以施行，麻痹了個人的意志，使集體社會解體掏空。恐怖就像一種侵蝕性很強的疾病，逐步侵入人的靈魂，不久——這就是它最後的秘密——普遍的怯懦成為它的助手和幫凶。因為人人感到受人懷疑，也就懷疑別人，出於恐懼，那些膽小怕事的人，甚至熱心過頭，跑到專制暴君的命令和禁令之前。一種組織完備的恐怖政權，總能創造奇蹟。倘若關係到他的權威，加爾文從來也不猶豫，總是一再使這奇蹟成為現實。就堅決無情而言，沒有哪一個精神暴君超過他。加爾文的頑強——猶如他的一切性格特點——其實只是他意識形態的產品，但這無法為他開脫。這位純粹精神的人物，這位神經敏銳的人，這位知識分子，肯定極端厭惡鮮血——就像他自己所承認的——他無法忍受殘忍。他也許永遠也無法親自參與一次在日內瓦進行的嚴刑拷打或者施行火刑。可是這全都是這些理論家們最嚴重的罪行，他們自己沒有堅強的神經哪怕就觀看一次執行死刑，或者甚至親自去執行死刑，——再說一遍：羅伯斯庇爾的類型，——但是只要他們覺得，內心得到他們的「理念」，他們的理論，他們的制度的掩護，他們就毫無顧忌地下達幾百道這樣的死刑判決書。態度頑固，對每個「罪人」都毫不憐憫，這被加爾文視為他的制度的最高章程，而不折不扣地執行這一制度，從世界觀而言，又被視為上帝加諸他的一項工作。這樣他就認為，違反他的本性米教育自己變得冷酷無情，再把這種冷酷無情經過培訓，系統地鍛造成殘忍，這只是他的職責所在。他「練習」變得嚴酷無情就像訓練自己掌握一門崇高的藝術：「我訓練自己採取嚴厲態度，來戰勝普遍的惡行。」當然，這位具有鋼鐵意志的人極為成功地掌握了自我約束的能力，學會態度冷酷。他公開承認，他寧可看見一個無辜的人受到懲罰，也不願看見一個罪人逃脫了上帝的審判。有一次，由於劊子手動作笨拙，行刑延長，成了並非故意的折磨。加爾文寫信給法累爾表示歉意。「被判刑的犯人不得不忍受這樣延長的苦刑，肯定沒有上帝的特別意志不致如此。」加爾文於是論證：倘若需要維護「上帝的榮譽」，寧可過嚴，不可過寬。只有不斷懲罰，才能產生一個有道德的人類。 把基督設想成這樣冷酷無情，把上帝設想成要不斷地「維護自己的榮譽」，這樣的論點只能在一個還是中世紀的世界裡化為現實，不難想像，這會多麼草菅人命。在加爾文統治的最初五年，在這座相對來說比較小型的城市裡，就有十三人處以絞刑，十人斬首，三十五人活活燒死。除此之外，還有七十六人被掃地出門。許多及時逃脫這種恐怖的人還不計算在內。於是在這座「新的耶路撒冷」里，所有的監獄不久就人滿為患。監獄長不得不向市政委員會報告，他已無法再接納其他囚犯。這種令人心驚膽戰的刑罰，不僅用來對待已經判刑的犯人，也用來對付稍有嫌疑的人。受到控告的人寧可自我了斷，也不願被拖進刑訊室去。最後市議會甚至不得不發布命令，囚犯必須白天黑夜都戴上手銬，為了阻止「這種意外事件發生」。但是從來沒有人聽見加爾文說一句話，來停止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相反，根據加爾文的建議，在叫人痛苦的行刑拷問之際，除了擰轉大拇指和牽引肢體繩之外，還加上燒烤雙腳，燒灼腳底。這座城市為了「秩序」和「教化」所付出的代價，實在大得可怕。因為日內瓦在加爾文以上帝的名義統治該城之前，還從來沒有做出過這麼多血腥的判決，還從來沒有採用過這麼多刑罰、拷打，還從來沒有那麼多人流亡。所以巴爾扎克完全有理由說加爾文的宗教恐懼，遠比法國大革命時發生的一切血腥暴行更為令人髮指。「加爾文狂暴的宗教褊狹，缺乏寬容，比羅伯斯庇爾的政治上的缺乏寬容從道義上講更加周密，更加無情。倘若他得到一個比日內瓦更加廣闊的施展身手的空間，加爾文一定會比主張政治上一律平等的可怕的使徒 ，濺灑更多的鮮血。」 儘管如此，加爾文用來摧毀日內瓦人熱愛自由的感覺的手段，主要的並不是這些野蠻的血腥判決，而是系統的煩惱和每天對人的恐嚇。乍一看，加爾文在他的《紀律》里摻進去的那些芝麻綠豆般無足輕重的小事，也許顯得可笑。但是請別低估這種方式的精妙絕倫。加爾文故意把他禁令的網編織得細小緊密，結果就完全不可能從中溜走，或置身事外；他故意把禁令設置在瑣碎小事，雞毛蒜皮之上，這樣每個人就不斷地感到自己有罪，於是便出現一種對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權威持續不斷的恐懼狀態之中。因為，在人們每天行走的道路的前後，設置的陷阱越多，此人就越發不容易自由自在、昂首挺胸大步前進。不久，在日內瓦，已不可能感到安全。因為教會監理會其實也把無拘無束地自由呼吸宣布為罪行。只消翻閱一下會議記錄的名單，就可以理解這種嚇唬人的方法實在精妙絕倫。有個市民在一次洗禮上發出微笑：判三天監禁。另一個市民由於夏天炎熱感到疲勞，在布道時睡著了：關進監獄。工人把肉餡餅當作早餐：罰三天只能喝白水吃麵包。兩個市民玩了保齡球：坐牢。另外兩個擲色子，賭注是四分之一升葡萄酒：坐牢。有名男子拒絕在他兒子受洗禮時給予亞伯拉罕這個名字：坐牢。有個瞎眼的小提琴手奏樂讓人跳舞：驅逐出城。另一個人讚美卡斯台利奧的《聖經》譯文：驅逐出城。一個女孩在溜冰時被人撞見，一個女人撲倒在她丈夫的墳上，一個市民在做禮拜時給他身邊的人一撮鼻煙：都被傳到教會監理會去，受到警告、受罰懺悔贖罪，如此等等，如此等等，沒完沒了，沒有止境。快活的人們在三王來朝日把一粒豆子放進蛋糕 ：被罰二十四小時只許喝白水吃麵包。有個市民稱加爾文為 先生 ，而不是叫他 大師 。有幾個農民按照古老的習俗上了教堂之後談論生意：坐牢，坐牢，統統坐牢！有名男子玩了紙牌：被捆在恥辱柱上，把紙牌掛上他的脖子。另一個市民在大街上忘乎所以地唱起歌來：罰他「到外面去唱」，這就是說：放逐到城外。兩個船夫的小夥計鬥毆，並沒有打死任何人：統統處死。三個未成年的男孩相互之間做些下流的事情，先被判處火刑，後來得到赦免，罰他們站在熊熊燃燒的柴堆旁示眾。當然，反對加爾文在治國和宗教方面無錯誤論的任何活動，受到的懲罰最為厲害。有個人公開發表講話，反對加爾文的天命註定論的學說，罰他在全城各個十字路口，受到鞭笞直到鮮血直流，然後遭到流放。有個印書匠醉酒之後，辱罵加爾文，便用灼熱的鐵條刺穿他的舌頭，然後把他趕出城去。雅克·格呂哀 遭到刑訊拷打，然後處死，只因為他稱加爾文為偽君子。每個過失，哪怕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全都認真仔細地載入教會監理會的檔案。這樣，每個市民的私人生活全都一覽無餘。加爾文的道德風紀警察和他本人一樣，既不會遺忘什麼，也不會原諒什麼。 這樣一個警鐘長鳴的恐怖統治，最後不可避免地必然會摧毀個人和群體的尊嚴和力量。倘若在一個國家制度里，每個市民必須時刻準備好被人詢問，受人審查，遭到判刑，倘若他知道，每做一件事，每說一句話，都會有看不見的密探在對他窺視偵察，倘若不分白天黑夜，大門就會出乎意料地突然打開，「搜查」就會破門而入，那麼人們的神經就會漸漸鬆弛，群眾性的恐懼就會產生，即使最突出的勇敢分子受到傳染也會漸漸染上驚恐。抗爭這樣徒勞，最後維護自我的意志必然麻痹。通過加爾文的管教制度，通過這種 紀律 ，日內瓦城不久果然變成了加爾文所希望的那樣：敬畏上帝，膽小怕事，冷靜冷漠，不做反抗，心甘情願地屈服於惟一的意志：加爾文的意志。 加爾文 這種紀律施行幾年之後，日內瓦開始發生變化。就像有一張灰濛濛的紗幕籠罩在這座以往自由自在歡樂欣喜的城市之上，花花綠綠的衣裳就此消失，斑斕絢麗的色彩洗刷盡淨，教堂的鐘樓不再發出鐘響，大街上再也聽不見歡快開朗的歌聲。每幢房子全都變得光禿禿的毫無修飾，就像加爾文教的一座教堂。從此提琴不再奏響邀人翩翩起舞，保齡球不再歡蹦亂跳地滾進球道，骨制的色子不再在桌子上輕輕叮咚亂撞，飯店也就無人光顧。舞池裡空無一人，幽暗的林蔭道，以往一直是鍾情的愛侶出沒的地方，現在闃無人跡。只有教堂里空曠無物的內廳，每逢星期天聚集了神情嚴肅、沉默無語的人群。城市得到了另外一副容貌，嚴峻、鬱悶，加爾文的容貌。城裡其他居民，由於恐懼或者無意中想要適應，漸漸地也全都接受了他那僵硬的態度，他那陰沉的喜怒不形於色的自我封閉的態度。他們走路，再也不是步履輕盈，體態放鬆，他們看人，目光再也不敢顯示溫暖的眼神，唯恐親切被當成好色。他們已不會舉止大大方方，由於害怕這個陰鷙的人，他自己可是從來也不流露歡快的情緒。甚至在至愛親人最狹小的圈子裡，他們也養成悄聲耳語的習慣，不再揚聲說話，因為隔牆有耳，門背後也許會有僕役和使女竊聽。恐懼已成為慢性病，使他們到處都感到有隱身不露的暗鬼和密探，在暗中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儘量別引人注意！千萬不要因為服裝怪異、說話冒失、表情歡快而引人注意！千萬別引人懷疑，只求被人遺忘。日內瓦人恨不得就待在家裡，至少門閂和牆壁在一定程度上還能保護他們免遭窺視和遭人懷疑。但是倘若他們碰巧看見有個教會監理會的人沿著大街走來，馬上就嚇得臉色蒼白，心驚膽戰地從窗口退了回來。有誰知道，鄰居向上面報告了他們什麼事，或者說了他們什麼話？倘若不得不出門上街，他們就低眉斂目、一聲不吭地、穿著黑色的大衣默默地溜著牆根往前走，仿佛是去聽布道，或者去參加葬禮。甚至於孩子，在這種新式的嚴厲的訓導下長大成人，從小在「修身課」上嚇得要命，遊戲時已經不再縱情瘋玩，不再大聲喊叫，他們也都縮著脖子，畏首畏尾，就像害怕會挨到看不見的重重一擊。他們就像那些終年不見陽光，只在寒冷的陰影中成長的花朵一樣，這些孩子也沒有鮮活氣息，一副怯生生的樣子。這個城市的生活節奏，猶如鐘錶，滴答滴答。節奏分明，悲悲慘慘，冷冷清清，從來不被喜慶節日打斷，單調乏味，循規蹈矩，切實可靠。倘若外地人初次走過城裡的街道，定會以為全城都在舉喪。人們的目光是這樣陰沉冷漠，大街小巷是這樣沉寂，毫無歡樂氣氛，絕不興高采烈，而是壓抑沉悶。當然訓導嚴格，紀律嚴明，這都妙不可言。但是加爾文強加給此城的這種嚴格的循規蹈矩，安分守己，代價驚人，這是以不可估量的損失為代價換來的，失掉一切只有在精力充盈、狂放不羈時才能產生的神聖的力量。儘管這座城市能說自己擁有一大批信仰虔誠、敬畏上帝的市民、布道勤奮的神學家和態度嚴謹的學者，可是即使在加爾文身後二百年，日內瓦也未能創造出一名擁有世界聲譽的畫家、音樂家和藝術家。與眾不同的特色，犧牲於四平八穩之中。獨創性的自由精神，為委曲求全的馴從奴性所壓倒。等到又有一位藝術家在這座城市裡誕生，他整個一生都在為捍衛個性不遭強暴而進行反抗。只有等到此城最為獨立無羈的市民，讓·雅克·盧梭 出生，日內瓦才完完全全地從加爾文的精神桎梏下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