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反抗暴力 · 二 加爾文攫取政權

一五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天，日內瓦的市民為陣陣號角聲催動，在公開的廣場上莊嚴集合，萬眾一心舉手宣示，他們從此只願 依照《福音書》和上帝的聖言而生活 。通過全民公決——這古老的民主設施，今天在瑞士依然通行——，在從前的主教領地首府，宗教改革後的宗教便成為城市的宗教和國家的宗教，作為惟一有效的，得到允許的教義，引入該城。僅僅幾年之久，在這座羅納河畔的城裡，古老的天主教不僅被擠退，也被擊垮，連根拔掉。受到暴民的威脅，最後幾位神父，本堂神父、修士和修女，全都逃出修道院。所有教堂里的聖像，和其他「迷信」的標記，全被掃蕩一空，毫無例外。這個莊嚴的五月天從此標誌著新教的徹底勝利：從此以後，新教在日內瓦不僅在法律上占了上風，變成壓倒一切的勢力，也成了獨一無二的權力。 宗教改革後的新教得以在日內瓦這樣極端的、徹底的得到貫徹，基本上是一個極端的恐怖主義者，宣道者法累爾 的功勞。此人是個狂熱分子，思想狹隘但是意志如鋼，脾氣暴躁，同時不顧一切——性情溫和的埃拉斯姆斯這樣談論法累爾：「我生平從未見到過這樣狂妄自大、厚顏無恥之徒。」——這位「羅曼國家的路德」，對市民大眾行使權力，既強迫，又威逼。法累爾身材矮小，相貌醜陋，鬍子發紅，頭髮直豎，他在宣講台上以雷鳴般的嗓音，憑著強暴天性所賦予的極度憤怒，使得台下民眾的感情陷入發高燒般的激盪之中。就像作為政治家的丹東 ，這位宗教的革命家也善於調動並煽動起街上四下分散的、深藏不露的各種本能去進行決定性的衝擊和進攻。在勝利之前，法累爾曾上百次以生命為賭注，在曠野里受到投擲石塊襲擊的威脅，為各個官廳所逮捕和追捕。但是他只受惟一的思想所控制，僅僅憑著這樣一個人所擁有的原始衝擊力和絕不妥協的勁頭，粗暴地摧毀了每一種阻力。他野蠻地率領他的突擊隊闖進天主教堂，神父當時正在祭壇上做彌撒，表演耶穌受難。法累爾擅自登上講經台，在他的擁護者的鼓譟聲中布道，反對反基督徒的暴行。他把街上的浪蕩少年組成一個少年隊，僱傭了一大幫孩子，讓他們在舉行彌撒時衝進教堂，大叫大嚷，尖聲怪叫，不斷鬨笑，來擾亂聖禮。最後，由於追隨者日益增多，變得放肆大膽，他就動員他的突擊隊作最後一次衝擊，讓他們行施暴力，衝進各個修道院，從牆上扯下聖像，予以焚毀。這種赤裸裸的施暴方法，取得了成功：一小股積極活動的少數人，只要表現出勇氣，不惜施行恐怖手段，會使一大群懶散的多數人嚇得手足無措，歷來都是如此。天主教徒雖然抱怨他們的權利遭到破壞，一齊向市政委員會呼籲，可是同時他們卻無可奈何地待在自己家裡。最後主教不加抵抗急忙逃走，把他教區的首府拱手讓給獲得勝利的宗教改革派。 可是一旦奏凱，法累爾讓人看到，他只是一個毫無創意的革命者的典型，雖說能通過熱忱和狂熱推翻一個舊秩序，卻沒有能力建造一個新秩序。法累爾是個辱罵者，並非塑造者，是個造反者，並非建造者。他可以憤怒地喚起反對羅馬天主教會的強勁風暴，能夠激起愚鈍的民眾去憎恨修士和修女，他能夠以他叛逆者的鐵拳把鐫刻舊日法律的石板擊成齏粉。但是站在這片碎石面前他一籌莫展，漫無目標。現在要取代被驅逐的天主教，得有一個新的法令生效，這時法累爾就完全不知所措了。作為一個專務破壞的精靈，他只會給新鮮事物創造一個空曠的空間，一個在街頭鬧革命的人物永遠也不會在精神上進行創造性的塑造工作。摧毀舊事物之後，他的事業也就到頭了，進行建設必須另找別人。 在贏得了一次過於迅速的勝利之後，當時不僅法累爾一人經歷了這一搖擺不定的嚴重關頭，在德國和瑞士的其餘地方，宗教改革的領袖們也意見分歧，對於落在他們身上的歷史任務並不清楚，因而猶豫不決。路德和茨文利 原來想要貫徹的，只不過是清理和滌淨現有的教會，使信仰掙脫教皇和最高宗教會議 的權威，引回到業已被人忘懷的《福音書》的學說。宗教改革，對於他們來說，顧名思義，起初還真只是改革而已，也就是改善、淨化、回歸。可是既然天主教會頑固地堅持自己的立場，絲毫也不準備妥協，有個任務便出乎意料地落在他們身上，不是在天主教會內部而是在天主教會之外，實現他們所要求的宗教。一旦從破壞轉為建設，這些領導者立即分道揚鑣。不言而喻，宗教界的革命家，路德、茨文利，和其他的宗教改革的神學家們情同兄弟，應該會一致同意建立新教教會統一的信仰形式和實踐。再也沒有比這更合乎邏輯的了。但是在歷史上，什麼時候，邏輯的和自然的事情曾得到貫徹？沒有建立起一個新教的世界教會，而是到處都建立起各自的教會 。威丁堡不願接受蘇黎世的宗教教義，日內瓦又不願接受伯爾尼的宗教習俗。每個城市，都要自己的宗教改革，蘇黎世式的，伯爾尼式的和日內瓦式的宗教改革。早在那個危機當中，在鄉里精神的縮小鏡里事先反映出歐洲各國民族主義的自我倨傲。路德、茨文利、麥朗希通、布塞爾、卡爾施塔特 ，他們大家曾一起共同摧毀了 普天之下的教會 的宏偉大廈，如今彼此爭吵不休，在神學上咬文嚼字，散發論戰小冊子，消耗掉他們最旺盛的精力。如今法累爾站在日內瓦站在舊秩序的廢墟面前，完全無能為力。他完成了命運賦予他的歷史性壯舉，卻感到承擔這一壯舉的後果，滿足這一壯舉提出的要求，實在力不從心——這是他這樣的人永恆的悲劇。 紀堯姆·法累爾 因此，當法累爾偶爾聽說，加爾文，大名鼎鼎的加爾文，從薩伏耶前來，路過日內瓦，將在此逗留一天，這一消息對於這位悲劇式的凱旋將軍不啻幸運女神降臨。法累爾立刻前往加爾文下榻的旅店去拜訪他，想從加爾文處獲得忠告並為建造他的事業求得幫助。因為加爾文雖然比法累爾幾乎年輕二十歲，這位二十六歲的加爾文已被公認為無可爭議的權威。約翰·加爾文［Jehan Calvin（或Chauvin）］出生在法國的諾亞容（Noyon），是位主教采邑的稅務官和公證人之子，在嚴格訓練的蒙太古學院 （和埃拉斯姆斯和羅耀拉 一樣）受到培養，起先決定當神父，後來改為做法學家。他二十四歲時，由於贊同路德的學說，不得不離開法國，逃往巴塞爾。但是他和大多數流亡者不同，這些流亡者一離開祖國，便失去了內在的力量，而流亡對他卻成了一大收穫。就是在巴塞爾，這個歐洲道路的交匯處，新教的不同派別在這裡相匯，互為寇讎，加爾文以他深謀遠慮的邏輯家天才的目光理解到這一時刻的必然性。越來越激進的論點已經從新教學說的核心剝落。泛神論者和無神論者，狂熱分子和宗教狂，開始使新教反基督教化和超越基督教化。再洗禮教派 令人恐怖的悲喜劇已經用鮮血和驚恐在明斯特演出。宗教改革已經有分化為若干個別派別，變成民族產物之勢，不像它的對立面，羅馬天主教會那樣，變成一種包羅萬象的龐大勢力昂然挺立。這位二十四歲的宗教改革家，以先知先覺的預見性，滿有把握地看到這一形勢，認為必須及時把力量集合起來，對付這種自我崩潰、自我瓦解的狀況，必須把新學說的精神提煉出來，凝結在一本書里，一個框架里，一個綱領中，終於必須草擬一份新教教條的具有創意的概要。於是這位籍籍無名的年輕法學家和神學家以年輕人特有的、妙不可言的大膽放肆，在宗教改革真正的領袖們還在為細枝末節爭論不休時，從最初時刻開始，便堅定不移地將目標指向全局。在一年之內以他的論著 《基督教教理基本綱要》 （1535年）奠定了新教教義的第一個綱領，新教的教材和指導，新教的經典著作。 世界上有十本或者二十本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決定了歷史發展的進程，改變了歐洲的面貌。加爾文的這本《基本綱要》便是其中之一，它是路德翻譯《聖經》以來，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一部指導行動的著作。它從一開始就以其邏輯性的鐵面無私，獨創性的堅定不移，在同時代人當中，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一個精神運動總需要一個富有天才的人來開始它，也總需要一個才氣橫溢的人來結束它。路德作為發起者，推動了宗教改革運動，加爾文作為組織者，在這種運動四分五裂成為上千個宗派之前，阻止了它的發展。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基本綱要》結束了這場宗教革命，猶如《拿破崙法典》阻止了法國大革命：二者為革命畫了句號，也就總結了這兩次革命，兩者都把一個奔流不絕、洶湧澎湃的運動開始時期的烈焰奔騰的部分去掉，為了給運動加上法律和穩定的形式。從隨心所欲變成教條，從自由變成獨裁，從心靈的激動奔放變成生硬的精神規範。當然，就像每個革命停頓下來，總會喪失一些初期時原來的動力，這場宗教革命到了最後階段，也會失去它原有的衝勁；但是現在有一個新教教會作為精神上統一的世界大國，從此和天主教會分庭抗禮。 加爾文的力量在於，他絲毫沒有緩解或者改變最初撰寫此文時表述的僵硬態度。他的這部作品以後發表的各個版本只是擴大，而不是修正他最初的決定性的認識。在二十六歲時他就像馬克思或者叔本華那樣，在經歷一切之前，就已從邏輯上思考過了他的世界觀，並且想得十分徹底。此後所有的歲月只是用來把他組織方面的思想在現實的空間予以貫徹執行而已。他再也沒有改變過任何實質性的詞句，尤其沒有改變自己。他不會後退一步，也不向任何人邁進一步。這樣一個人你只能把他砸碎，或者被他砸爛。所有居於中間的感覺，無論是擁護或者反對他，全都枉然。只有一種選擇：否定他或者完全屈服於他。 這一點，法累爾在和加爾文初次相遇的交談中就立刻感覺到了，這裡可以看出他人性的偉大。儘管他年長加爾文二十歲，從此時此刻起，卻完全屈從於加爾文。他承認加爾文是領袖和大師，他從此刻起，使自己成為加爾文精神上的僕人，他的下屬，他的奴僕。在今後三十年里，法累爾永遠也不敢說一句話來反對這位比他年輕的人。在每場鬥爭中，在每件事情上，他都站在加爾文一邊，聽從加爾文的每一聲召喚，從任何地方趕到加爾文的麾下作戰。法累爾首先作了那種徹底服從的榜樣：不提疑問，不加批評，完全自我獻身。加爾文這個狂熱分子要求別人絕對服從，在他的學說中正是要求每一個人把這種服從視為最高職責。而法累爾相反，一生只向加爾文提出僅有的一個要求，便是他此時此刻提出的這個要求：希望加爾文作為惟一配有這種身份的人，承擔起日內瓦的精神領導工作，以他優勢的力量建設宗教改革事業，而法累爾自己過於軟弱，無法完成這一任務。 加爾文後來報導，他如何長時間地激烈反對，拒絕聽從這一出人意表的召喚。對於才智之士來說，要下定這一決心，離開思想純淨的天地，進入現實政治污濁的氛圍，永遠是責任重大之舉。加爾文此時也體驗到這樣一種暗自心悸的感覺。他舉棋不定，指出自己年紀太輕，經驗不足；他請求法累爾，最好還是讓他與書籍為伍，思考各種問題，進行創造性勞動。加爾文頑固倔強，一個勁地想要掙脫任命，最後激怒了法累爾，使他失去耐心，以《聖經》中先知的力量大聲斥責那猶豫不決的加爾文：「你用研究工作作擋箭牌；但是我以全能之主的名義向你宣告：你若拒絕出手相助上帝的事業，聽從自己的願望甚於聽從基督，上帝的詛咒將落到你的頭上。」 這番號召才打動了加爾文，決定了他的一生。他表示準備在日內瓦建立新的秩序：他迄今為止用語言和思想宣示的一切，從此得以化為行動和事業。他從此將試圖不把他個人意志的印記賦予一本書，而是把它強加在一座城市和一個國家之上。 每個時代的人總是對自己的時代知道得最少。最為重要的瞬間，總是悄然飛逝，不被他們注意。真正決定性的時刻幾乎從來沒有在他們的編年史里得到相應的重視。所以日內瓦市政廳的記錄在一五三六年九月五日也就這樣記載了法累爾的申請：持續聘用加爾文為 《聖經》的宣講者 。但認為沒有必要寫上此人完整的姓名。而這個人將在全世界面前給日內瓦帶來無上的榮耀。市政廳的書記官只是乾巴巴地記上了這一事實：法累爾建議，「讓『 那個高盧人 』繼續他的布道活動。僅此而已。又何必費勁去拼寫此人的姓名，並把它登記到檔案中去？似乎這只是一個並無約束力的決定，批准給這個衣食無著的外國布道師一份小額的薪金。因為日內瓦市政委員會還是認為，只不過任用了一名下級官員，別無其他。這位下級官員今後將和任何一位新任用的學校教師、財會人員或者劊子手一樣地謙虛謹慎，服從聽命。 當然，這些忠厚老實的市政官員並非學者，他們閒暇的時候並不閱讀神學著作。他們當中肯定沒人事先，哪怕只是翻閱一下加爾文的《基督教教理基本綱要》一書，否則他們一定會大吃一驚。因為書中，用明白無誤的語言，十分霸道地規定，「那個高盧人」要求賦予布道者在教區里多麼巨大的權力：「這裡要明確描述一下布道者在教堂里應該擁有的權力。他們既然被任命為上帝聖言的保衛者和宣示者，他們得冒險去干一切，去迫使這個世界上一切大人物和有勢力的人物，在上帝的無上尊嚴面前低頭臣服，為之效力。他們有權向所有人，從最顯赫者到最卑下者，發號施令。他們必須樹立起上帝的章程，破壞撒旦的王國，愛護羔羊，消滅豺狼。他們必須提醒並教導服從聽命之人，控告和消滅那些倔強反抗之人。他們可以聯繫一切也可以解除一切，能用閃電霹靂手段，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是依照上帝的聖言行事！」 加爾文的這句話：「布道者有權向所有的人，從最顯赫者到最卑下者發號施令」，顯然為日內瓦市政當局的官員們所忽視。否則他們絕對不會冒冒失失地把自己交到這個要求如此之高的人手裡。他們渾然不覺地徑自委任他以職務和榮譽，不知道他們派到他們教堂去工作的這個法國流亡者從一開始就下定決心要成為這座城市和這個國家的主人。但是從這天開始，市政當局自己的權力就此結束，因為，憑著他毫不妥協的幹勁，加爾文將把一切攥到自己手裡，毫無顧忌地把他的極權主義的要求化為事實，從而使一個民主的共和國變成一個神權政治的獨裁專制國家。 加爾文採取的最初幾個措施，就證明此人的思維邏輯清晰、高瞻遠矚、目標明確、意志堅定。他後來這樣寫道他的這段日內瓦時期：「我首先走進這座教堂時，教堂里幾乎一無所有。有人布道，僅此而已。大家把聖像收集起來，加以焚毀。但是這還不算宗教改革，一切都亂七八糟。」加爾文是個天生的組織天才：一切不規則的、不系統的東西，都和他那像數學一樣精確的天性格格不入。要想對人進行教育，使他們信奉一種新的宗教，首先就必須要使他們知道，他們信仰什麼，承認什麼。他們必須能夠清清楚楚地區別，什麼是允許的，什麼是禁止的。每一個精神王國都和塵世王國一樣，要有清晰可見的界限和法律。因而加爾文上任才三個月，便向市議會提出一份教理問答 。共二十一條，以淺顯易懂、簡明扼要的文字，表達了新教的基本原理。這份教理問答——在某種意義上是新教教會的十誡 ——得到市議會原則上的贊同，獲得通過。 但是加爾文並不滿足於市議會僅僅表示贊同，他要求市議會徹頭徹尾、毫無保留地表示服從。他絕不滿足於這個學說得到表述，因為這樣一來，個別人依然還保有一些自由，看是否服從這個學說，在什麼程度上服從這一學說。可是加爾文在學說和生活各項事情上，絕對容不得半點自由。他根本不打算在宗教和精神事件上給個人的內心確信留下些許迴旋的餘地。根據他的看法，教會不僅有權，而且有責任把無條件尊重權威的服從用暴力強加在所有的人身上，甚至無情地嚴懲不溫不熱的保留態度。「不論別人想法如何不同，我不認為，我們的職務會受到這樣嚴重的限制，以至我們在布道之後，就像已經盡了我們的職責，萬事大吉，可以無所事事。」他的教理問答不僅應該表現出虔誠的準則，而且應該成為國家的法律。因此他還要求市議會，從官方出發，迫使日內瓦城所有市民依次逐一公開宣布承認並且宣誓信奉這份教理問答。市民們得每十個人一組，像小學生似的由「長官」帶領，走進大教堂。在那裡舉起右手，重複市政秘書宣讀的誓詞，進行宣誓。誰若拒絕宣誓，就被迫立即離開這所城市。這就清清楚楚、一勞永逸地表示：從此以後沒有一個市民，若想生活在日內瓦的城牆之內，可以在宗教事務上，哪怕有一絲一毫背離約翰·加爾文的要求和觀點。在日內瓦，路德所要求的「基督徒的自由」就此告終，宗教觀作為一種個人良心的事情就此告終。理性戰勝了倫理，宗教改革的詞句戰勝了宗教改革的意義。自從加爾文踏進日內瓦，任何自由在這座城市裡全告終結。一個人的意志現在開始統治一切。 任何獨裁專制，若無暴力，都難以想像，難以為繼。誰若想保持權力，手裡需要有權力的手段：誰若想發號施令，必須有違令則罰的權力。根據任命加爾文的法令，他並沒有絲毫權力向犯了教會罪孽的人發布驅逐出境的命令。市政委員會只不過任命了一位「聖言的宣講者」，以便他向信眾闡釋《聖經》，任用了一位布道者，以便他公開布道，提醒社區民眾信奉正確的上帝的信仰。但是對於市民法律上、道德上的舉止進行懲罰的權力，他們不言而喻認為應該保留在他們自己的司法權限之內。無論是路德，還是茨文利或者宗教改革的任何一位其他領袖，迄今為止都從未試圖否認市民行政當局的這一權利和權力。可是加爾文則不然。他天性專橫跋扈，立即憑藉他個人強大無比的意志，把市政委員會強壓下去，使之僅僅變成他個人命令和法規的執行機構。可是既然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加爾文並無任何依據可以這樣行事，那他就利用他自己手裡的權利通過行施逐出教門律來給自己創造這一依據：他用天才的手法，把宗教里關於聖體的神話 轉化為個人的權力手段和壓制手段。因為加爾文教的布道師只允許他個人認為品行端正，毫無問題的人才能領聖體，參加「主的聖餐」 。布道師若拒絕誰領聖餐 ，——這裡顯示出這一武器的全部強大威力——，這個人作為市民也就徹底毀了。從此誰也不許和此人說話，誰也不許和此人進行買賣。這樣一來，這個由教會施行的，看上去似乎只是教會採取的措施，立刻變成社會對他的封鎖，商業上的封鎖。倘若這個遭到開除的人還一直不肯繳械投降，而是拒絕進行布道師規定的公開懺悔，加爾文便下令把他放逐。這樣一來，加爾文的敵人，哪怕平素是最受尊敬的市民，也無法在日內瓦再繼續生活下去。從此以後，每一個遭到神職人員憎惡的人，作為市民的生活也受到威脅。 加爾文手握這道霹靂，可以把每一個反抗他的人擊成齏粉。他採取了這一大膽的舉動，把火焰閃電和轟雷巨石放在自己手掌之中，這是在他之前城裡的主教也未能做到的事情。因為在天主教教會裡，教會在決心把一名教徒公開驅逐出教之前，需要經過一段漫長無邊的審理過程，要經過高級機關直到最高機關的逐一批准。逐出教會是個超乎個人的行動，完全不由個人恣意妄為。而加爾文目的性更強，意志更加堅定不移，定要攫取權力，他就每天都把革出教門的權力隨意地放在布道師和教會監理會手裡。他把這可怕的威脅幾乎變成常規的懲罰。作為心理學家，他對恐怖的效果計算得頗為精準，就利用人家害怕這種懲罰的心理，把他這種個人的暴力無限提高。加爾文要求把分送聖體的儀式規定為每月一次，市政委員會克服重重困難，結果總算成功地把這項規定改為每三個月分送聖體一次。但是加爾文再也不讓人家把他最強有力的武器從手裡奪走，因為只有憑著這件武器，他才能展開他自己的鬥爭：為全面奪取權力而進行的鬥爭。 一個民族大多數情況下往往要過一段時間才能認識到，一個獨裁專制暫時的好處，它的更加整肅的風紀，它的強化的集體戰鬥力，是要以喪失個人的自我權利為代價的，而每一項新法律的代價必然是失去一項舊的自由。在日內瓦這種認識也是漸漸覺醒的。市民們真心誠意的贊同宗教改革，他們自覺自愿地聚集在露天廣場上，作為獨立自主的男子，舉手表示皈依新的宗教。但是相反，叫他們在一名警察的監視下，每十個人一組像苦役船上的犯人似的依次被驅趕著走過全城，然後在教堂里對加爾文先生的每一條條文莊嚴宣誓，這可大大挫傷了他們共和主義者的自尊心。他們之所以贊成一種更為嚴格的風習改革，並不是為了現在每天都受這個新來的布道師輕率地用逐出教門相威脅，僅僅因為他們有一次喝了杯葡萄酒，喝得歡快一些，或者穿的一些衣服，被加爾文先生，或者法累爾先生覺得過於花哨或者過於華麗。老百姓開始反躬自問，這樣神氣活現、指手畫腳的一些人到底是誰。他們是日內瓦的市民嗎？他們世世代代都是本地人？為本城的壯大和富裕也都做過貢獻？還是些久經考驗的愛國主義者，若干世紀以來，都和名門貴族關係密切，沾親帶故？不，他們都是新近才來的外來戶，是從別的國家，從法國過來的逃亡者。大家殷勤好客地接納了他們，給他們吃住，給他們收入可觀的職位。現在這個來自鄰國的稅務官的兒子，馬上就把他的弟弟和妹夫一起接到這個溫暖的窩裡來，來辱罵和訓斥他們這些土生土長的市民！他，這個逃亡者，這個由他們僱傭的人膽大妄為，擅自決定誰該留在日內瓦，誰不該留！ 每次在一個獨裁專制開始的時候，只要自由的靈魂還沒有被蹂躪，獨立自主的靈魂還沒有被驅逐出境，反抗還有一定的分量：在日內瓦具有共和思想的人們，誰也不想讓自己被人恣意呵責，「就仿佛他們是剪徑蟊賊似的」。整條整條大街尤其是 德國人大街 拒絕按照要求去進行宣誓，他們大聲抗議，態度叛逆。他們既不會宣誓，更不會按照這些跑來要飯的法國餓殍之命離開他們的故鄉之城。加爾文雖然成功地強迫那個臣服於他的「小小的議會」，的的確確向那些拒絕宣誓者發出驅逐出境令，但是他們不敢把這個不得人心的措施實際予以貫徹執行，新一屆市民選舉的結果清清楚楚地表明，全城大多數人已經開始反抗加爾文隨心所欲的恣意妄為。他的鐵桿追隨者在一五三八年二月選出的市議會裡不占上風。民主在日內瓦又一次得以貫徹自己的意志，反抗加爾文的威權要求。 加爾文往前走得過於迅猛。搞政治的意識形態專家們總是過於低估根植於人性中惰性的抵抗。他們總說，決定性的革新在現實的空間就和在他們的精神結構中一樣可以迅速實現。現在睿智想必命令加爾文，在他沒有贏得世俗的官廳之前，必須更加柔和地行事，因為現在他的事業還依然處於有利的形勢，新當選的市議會也只是向他表現出謹慎的態度，並未露出敵意。即便是他最頑強的敵人在這樣短暫的時間裡，也不得不承認，一種堅定不移的整肅風化的意志是基於加爾文的狂熱信仰。這個不顧一切的人並非為了狹隘的個人野心，而是為了一個偉大的理想而採取這種行動。他的戰友法累爾依然是年輕人和街上少年的偶像。倘若加爾文稍稍施展一點外交的機敏，使他的侮辱人的激進要求適應市民階級更為悠閒從容的觀點，完全可以輕易地緩解一下二者之間的緊張關係。 可是在這點上，恰好碰到加爾文堅如花崗岩的堅守原則的性格，碰到他鋼鐵般不可動搖的倔勁。這個狂熱分子，終其一生最最看不得的莫過於妥協。對加爾文而言，沒有中間道路，只有一條路，他自己的路。要麼達到全部目的，要麼什麼也達不到，不是獲得全部權威，便是放棄一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他永遠也不會遷就妥協。因為對他而言，真理在手，有理有據。這是始終有效的特點，他根本就無法理解，也不會想到，竟然另外有人認為自己同樣有理。對於加爾文而言，公理便是只有他可以教育別人，別人得向他學習。他就是這樣滿懷真誠的信念直言不諱，他說：「我的教導取自上帝，這堅定了我的信念！」他以一種令人驚愕並不寒而慄的自信心把他所說的話語等同於絕對真理——「上帝給我恩典，讓我宣稱，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倘若另外有人膽敢發表反對他的意見，這位自我著迷的狂人又會勃然大怒，深受震撼。反駁本身在加爾文身上便引發一種神經病發作，精神上的敏感促使身體也有反應。他的胃發生痙攣，使他口吐膽汁。儘管反對者實事求是、溫文儒雅地提出反駁意見，但是他膽敢懷有不同的想法，這一事實就使他轉變成加爾文的死敵，從而也成為一個世界公敵，上帝的敵人。這位在私人生活中極有分寸，舉措得體到過火程度的人，竟把同時代最初的一批人文主義者和神學家斥為向他嘶嘶亂叫的毒蛇、狺狺狂吠的惡狗，斥為野獸、無賴、撒旦的奴才。只要有人哪怕只是在學術上稍微反駁一下加爾文，這位上帝的「僕人」立刻感到「上帝的榮譽」受到侮辱，只要有人敢於說聖·彼耶爾教堂的布道者個人有統治欲，加爾文立刻認為「基督的教會」受到威脅。和別人交談，對於加爾文而言只是別人得皈依他的意見，贊同他的意見：這位平素目光清晰的人一輩子沒有一時一刻懷疑過，就他一人才有權闡釋上帝的聖言，就他一人才知道真理何在。但是，正好多虧他的這種冥頑不化的自我信任，多虧這種先知般的自我癲狂，這種超群出眾的自我偏執狂，加爾文在現實的空間裡總保持有理；單憑他的這種堅若磐石的不可動搖的態度，這種冷若寒冰、不近人情的僵硬態度，他在政治上的勝利才能得到解釋。因為只有這樣一種自我癲狂，這樣一種了不起的褊狹的自信才使此人在世界歷史上成為領袖。永遠屈從於誘騙者的人類從來也不會屈從於有耐心的人和公正無私的人，而總是只屈從於偉大的自我癲狂者們。這些人有勇氣把他們的真理當作惟一可能的真理，把他們的意志當作世界法律的基本公式來加以宣揚。 所以新的市議會的大多數都反對加爾文，他們很客氣地囑咐他，為了和平起見，希望他不要採用狂野的威脅口吻，動輒把人開除教籍，希望他接受伯爾尼教會會議的較為溫和的觀點。這些都絲毫也影響不了他。像加爾文這樣倔犟的人，哪怕只是要他在細枝末節上讓一小步，他也不會接受任何廉價的和平。他天性飛揚跋扈，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妥協。在市政委員會反駁他的那一瞬間，這個自己曾經要求其他所有的人必須無條件地屈服於任何上級的人，幾乎不假思索地變成了反抗他上級機關的革命者。他在布經台上公開辱罵「那小小的議會」，並且宣布，「他寧可自己死去，也不願把吾主的神聖的肉體扔到這些狗仔面前。」另一位布道師在教堂里把市議會說成是「一群醉鬼的會議」。加爾文的追隨者們像一塊山岩，冥頑不化，難以移動，竭力和官廳對抗。 這些布道師向市政委員會的權威這樣挑釁，這樣叛逆，市政委員會無法容忍。它首先毫不含糊地發出指示：布經台不得繼續為政治目的加以濫用，在那裡只能對上帝的聖言進行解釋。可是既然加爾文和他的部下滿不在乎地完全忽視這道官方的命令，那就除了禁止布道師登上宣講台外，別無良策。這些布道師中最善挑釁的一位古爾托爾，由於公開激起叛亂而遭到逮捕。這一來，教會權力和國家權力之間便公開宣戰。但是加爾文堅定不移地接受這次戰爭。他在追隨者們的簇擁下，衝進聖·彼耶爾大教堂，倔犟蠻悍地登上禁止他上去的布道台，雙方的擁護者和反對者全都戴著佩劍擠進教堂，一部分是要強制奪取被禁止的布道權利，另一部分則是想用武力阻止對方得逞，於是亂成一團，幾乎要釀成流血的復活節。此刻市政委員會的耐心已到盡頭，它召開二百人大會，這是最高權力機關。會上提出問題，加爾文及其他被僱傭的布道師態度倔強，公然蔑視市政委員會的命令，是不是應該讓他們滾蛋。壓倒的多數人投票表示贊同。這些叛逆的神職人員被免除職務，得到嚴厲的指示，在三天之內離開日內瓦城。加爾文在最近一年半內以流亡的刑罰威脅該城這麼多市民，現在這一刑罰落到他自己頭上。 加爾文向日內瓦發起的第一次衝擊遭到失敗。但是這樣一種挫折在一個獨裁者的一生中並不意味著什麼危險的事情。相反，一個權力不受限制的當權者在最終登上權力巔峰之前，起先總要遭受這樣一種戲劇性的失敗。流亡、監禁、流放，對於這些偉大的世界革命者而言，從來就不是阻礙，永遠只是有助於促進他們的人氣，更加受人愛戴。為了讓群眾對他們頂禮膜拜，他們首先得成為殉道者；只有受到遭人憎惡的制度的迫害，這才能為一位人民領袖日後在群眾當中決定性的成功，先創造心理上的先決條件，因為只有通過顯而易見的考驗，未來領袖頭上的光環才能在人民面前提高到神秘莫測的高度。對於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而言，沒有什麼比暫時退到後台去更為必要的了，因為大家一時看不見他，他就變成了傳奇；聲譽猶如一片雲霞，圍繞著他的名字，給他無上榮光，等他再次返回，面對著的是提高了一百倍的期待。這種期待自然而然地不消他自己費勁，就仿佛自成氣候。歷史上幾乎所有的英雄，都是通過流亡，對他們的民族擁有最為強大的感情的威力。譬如愷撒在高盧，拿破崙在埃及，加里波的 在南美洲，列寧在烏拉爾，都是因為他們不在場而變得更加強大，比他們親自在場要強大得多。加爾文也是如此。 當然，在那遭到放逐的時刻，加爾文根據人們的預見，已經徹底落魄。他的組織都被擊潰，他的事業完全失敗，他的成績只剩下狂熱的要求秩序的意志和幾十個可靠的朋友，此外別無所有。他和一切政治性人物一樣，在危險關頭，不是與人達成協議，而是堅決撤退。這時跑來幫忙的是他的繼任和對手所犯的錯誤。市政委員會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幾個馴從聽話的布道師，來取代加爾文和法累爾這樣宏大偉岸的人物。這些馴從的布道士害怕採用嚴酷的措施會受到民眾的厭惡，寧可把韁繩放鬆，讓它松松垮垮地拖在地上也不要把它拉得太緊。在他們的作用下，加爾文在日內瓦如此起勁，甚至過分起勁地開始建造的宗教改革的大廈，不久就陷於停頓。市民在信仰問題上如此猶豫不決、把握不定，以至被排擠的天主教會又漸漸重新鼓起勇氣，試圖通過聰明的中間人捲土重來，又重新爭取日內瓦回到羅馬天主教會的懷抱中去。情況緊急，越來越急。這些宗教改革派人士原來覺得加爾文過於粗暴過於嚴厲，同樣的這些人，現在漸漸開始不安起來。他們反躬自問，這樣一種鋼鐵般的紀律說到頭來，是不是比具有逼人之勢的混亂狀況，更符合他們的願望。越來越多的市民，甚至於有些舊日的反對派催著逼著官方，把那些流放的布道師都找回來。最後市政委員會眼看別無出路，只好聽從一般民眾的願望。最初寫給加爾文的那些消息和文件，還只是輕聲細語，小心謹慎的詢問，漸漸地就變得更為坦率，更為迫切。邀請已經不容置疑地變成請求：市議會不久不再寫信給加爾文「先生」（Monsieur），請他回來，幫助城市，而是寫信給加爾文「大師」（Matre）。最後，一籌莫展的市議會的先生們簡直跪地請求「這位好兄弟和惟一的朋友」，重新接受布道師的職位。信上已經附了這樣的允諾：他們「要這樣對待他，使他有理由感到滿意」。 倘若加爾文只是一個格局很小的人物，這樣廉價的勝利已經可以使他滿意，兩年前人們把他這樣鄙夷不屑地趕出日內瓦城，而現在大家這樣苦苦哀求，要他回到這座城去，那麼他完全可以心情舒暢，心滿意足。可是渴望贏得全局的人，從來不會滿足於半吊子的結果的。對於加爾文來說，他這件最神聖的事業並不關乎個人的虛榮心是否得到滿足，而是關乎權威是否獲得勝利。在他的事業中，他不願有任何官廳再一次來妨礙他的工作。他若回到日內瓦去，在那裡就只能有一個意志有效，那就是他的意志。只要日內瓦城不是自縛雙手完完全全地降服於他，奴顏婢膝地宣布徹底服從他的意志，加爾文拒絕表示任何贊同。他老謀深算，以誇張的厭惡姿態，長時間地拒不理會日內瓦城提出的迫切建議。他寫信給法累爾：「我寧可千百次地去死，也不願再一次展開這從前的痛苦萬分的鬥爭。」他一步也不向他舊日的對手走近。等到最後市政委員會終於跪地請求加爾文回到城裡，甚至連他最親密的朋友法累爾也忍耐不住，寫信給他：「莫非你還在等待，連石頭也召喚你？」加爾文紋絲不動，堅定異常，直到日內瓦徹底投降，是生是死全憑他來擺布。一直等到他們發誓，根據他的意志恪守教理問答和「紀律」，市政官員們向斯特拉斯堡城寫出措辭謙卑的信函，向那裡的市民像兄弟般地提出請求，把這位不可或缺的人恩賜給他們，一直等到這樣日內瓦不僅在他個人面前，而且在全世界面前降低身份，這時加爾文才做了讓步，終於宣布以嶄新的充分的權力，同意接受他舊日的職位。 就像一座被擊敗的城市在準備迎接它的征服者，日內瓦也在準備加爾文的入城式。一切想像得到的事情全都做了，為了平息他的憤懣。舊日嚴峻的敕令又急急忙忙地生效，只是為了讓加爾文一開頭就發現他的宗教的命令已經貫徹執行。小市議會親自負責在花園旁邊為這位久盼的人選擇一幢合適的住宅，並且準備好必要的設備。聖·彼耶爾大教堂古老的講經台特地翻修一遍，以便加爾文能更加舒適地演講，而加爾文的身影隨時隨地都能被在場所有的人看見。一個榮譽接著一個榮譽：加爾文還沒有從斯特拉斯堡動身，一位傳令官已經派來迎接，以便中途就能以日內瓦城的名義向他表示歡迎。市民出資，十分莊嚴隆重地迎接他的全家。最後在九月十三日，旅行馬車漸漸馳近科爾納文城門，大量的人群立即聚集起來，在歡呼聲中把這位重新返回的客人接進城去。於是這座城市在加爾文手裡就像一塊爛泥一樣柔軟馴從。若不把這座城市造就成一件符合他思想的藝術品，他絕不罷休。從此時此刻起，加爾文和日內瓦，精神和形式，創造者及其造物，這二者就再也不可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