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反抗暴力 · 五 塞爾維特案件

有時候，歷史在千百萬人當中選拔出個別的人，為了在此人身上形象地表現出一種世界觀上的論爭。這樣一個人並不總得是頂級的天才不可。命運往往滿足於在芸芸眾生中找出一個偶然發現的姓名，為了把它寫進後世的記憶中永不磨滅。所以米蓋爾·塞爾維特並非由於天才出眾，而僅僅是由於他遭到可怕的下場，才變成一個值得紀念的人物。這位奇人天資聰慧，多才多藝，可惜雜亂無章，他是個堅強、聰明、好奇、偏執的文人，但是蜻蜓點水似的從一個問題轉向另一個問題，有著純粹的追求真理的意志，但是並無能力達到具有獨創性的清晰明白的程度。這位浮士德式的學者，沒有對任何一門學問進行過深入研究，儘管對每門學科他都欣然一試，像游擊隊似的東打一槍，西打一槍，既涉足哲學，同時也涉及醫學、神學，有時候是大膽的觀察者，令人刮目相看，可有時又輕率地採用江湖騙術令人生氣。當然有一次在他做出預見性宣告的書中，明確閃現開拓性的觀察，在醫學方面發現了所謂的血液小循環。但是塞爾維特並不想把他發現的寶藏進行系統化的充分利用，在學術上予以深入研究。這道天才的閃光映現在他那世紀陰暗的牆壁上，就像一道過早發光的閃電轉瞬即逝。在這位獨來獨往者的身上蘊藏著許多精神的力量，然而只有內心對明確目標的執著追求才能把一個堅強的學者造就成一個具有獨創性的人物。 據說每一個西班牙人身上都含有一定分量的唐·吉訶德特點。這話已經重複多次，多到過分的程度；但是在米蓋爾·塞爾維特身上，這種觀察還真是妙不可言，簡直可說逼真已極。不僅從表象上看這位身材瘦弱，臉色蒼白，蓄著山羊鬍子的阿拉哥尼亞人酷似那位瘦骨嶙峋，身材細長的德·拉·曼恰的英雄 ；便是在他心裡也燃燒著同樣了不起的稀奇古怪的激情，要為荒誕不經的事情而奮鬥，懷著盲目熾烈的理想主義要向現實中的一切阻力發起衝鋒。這位四下漫遊的神學騎士，毫無自我批評精神，總在發現什麼，或者主張什麼，他策騎沖向時代的一切圍牆和風車。只有冒險才能激起他的興趣，只有對荒誕不經、離經叛道、危機四伏的事情，他才覺得趣味盎然。懷著活躍的好鬥精神，他和身邊其他一切剛愎自用之徒混戰一場，既不和任何派別有瓜葛，也不屬於任何團體，總是孤軍奮戰，既充滿幻想，也奇幻耀眼，因而是一個古往今來絕無僅有的稀奇古怪的人物。 誰若這樣突出地高估自己，經常感到自己鶴立雞群，勢所必然會跟所有的人搞壞關係。塞爾維特大概和加爾文同年，還是個半大不小的孩子，他已經和世界發生了第一次衝突。十五歲那年，他就為了躲避宗教法庭被迫從故鄉阿拉哥尼亞逃到吐魯斯，在那裡繼續上大學。卡爾五世 的懺悔師後來直接把他從大學裡抽調出來，充當秘書，帶到義大利，後來又帶到奧格斯堡會議上。這位年青的人文主義者在會上和他所有的同時代人一樣，沉溺於當時的政治熱情，關注偉大的宗教爭論。親眼見到這一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新舊兩派宗教學說之間的論戰，他那騷動不寧的精神立即沸騰起來。哪裡有爭論，他就要到哪裡去參加論戰。大家試圖對教會進行改革，他也要一同改革。懷著年輕人的激進情緒，這個熱血沸騰的學者認為迄今為止一切脫離舊教教會的方法，全都過於遲疑不決，過於不溫不火，過於缺乏決斷。甚至於路德、茨文利和加爾文這些大膽的革新者在他看來，在淨化《福音書》方面都還遠遠不夠革命，他們不是還把三位一體 的教條吸收到他們新的學說中去了嗎？而塞爾維特以一個二十歲年輕人所有的不依不饒的勁頭乾脆宣布尼西亞宗教會議 無效，認為上帝永遠是三位一體的教條完全和上帝本質的統一性不相協調。 這樣一種激進的觀點在一個宗教問題上反應如此激烈的時代也並不顯得怪異。每當一切價值和法律開始動搖的時候，每個人都為自己獨立思考，背離傳統尋找理由。但是糟糕的是塞爾維特從所有那些爭論不休的神學家那裡不僅吸取了討論之樂，也吸取了他們最不可取的性格，狂熱的自以為是。因為這位二十歲的小伙子立即要向宗教改革的領袖們證明，他們對教會進行的改革很不徹底，只有他，米蓋爾·塞爾維特才知道真理是什麼。他急不可耐地拜訪當時偉大的學者們，在斯特拉斯堡訪問馬丁·布賽爾和卡彼托，在巴塞爾訪問歐柯拉姆帕迪烏斯 ，要求他們儘快把耶穌教 里關於三位一體的教條徹底去除。這些德高望重、功成名就的布道師和教授們突然看到一個沒長鬍子的西班牙大學生貿然闖進屋來，脾氣火暴，歇斯底里，野性十足地要求他們立即推翻他們所有的觀點，馴從地接受他的激進論點，他們的驚訝不難想像。就仿佛魔鬼親自把他們地獄裡的一個兄弟送進這些人的書齋，他們看見了這個野性勃發的異端分子，連連劃著十字。歐柯拉姆帕迪烏斯把他像條野狗似的趕出家門，罵他是「猶太人，土耳其人，褻瀆上帝者，妖魔附體者」。布賽爾在講經台上痛斥他是一個魔鬼的奴才，茨文利公開警告大家，「防範這個作惡多端的西班牙人，他的錯誤的邪惡的學說想否定我們整個基督教。」 德·拉·曼恰的愁容騎士在他的迷途之中，不為羞辱和毆打所嚇退，他的神學界的老鄉 在鬥爭中也不為別人的論據或者駁斥所動搖。既然領袖們不明白他的意思，既然智者和聰明人不願在書齋中聽他訴說，那就必須讓這場鬥爭公開進行，讓整個基督教世界都閱讀他寫在書里的論證吧！二十二歲，塞爾維特把他最後一點錢都掏了出來，在哈格瑙把他的全部論點付印。這下子可激起了強烈的狂風暴雨公開向他擊來。布呂賽在講經台上宣布這個褻瀆上帝的罪人該受的懲罰不多不少，就該把「他的五臟六腑都活活地從他腔子裡剜出來」。從此刻開始，在整個耶穌教的圈子裡，塞爾維特被當作活生生的撒旦派來的特命使者。 以這樣挑釁的姿態反對整個世界，既把天主教會，也把耶穌教會的學說全都宣布為荒謬之說，這樣一個人，在整個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世界，不可能再找到一個平靜的所在，既找不到安身的房子，也找不到遮風的屋頂。自從米蓋爾·塞爾維特出版了他的書籍，就被認為犯了「阿里安教派 的異端邪說」，此人受到的驅趕和迫害甚於一頭野獸。惟一可以拯救他的小路，想來想去只有一條：完全消失，無影無蹤，別讓人看見，別讓人發現，把他的姓名像件著火的衣裳從身上剝去。這位被人追殺的傢伙，化名為米歇爾·德·維勒內夫返回法國，頂著這個假名在里昂的一家印刷廠里充當校對員。他這個外行，有強烈的適應能力，在這個領域不久也找到了新的刺激和進行論爭的可能性。在校閱托勒密 的地理書時，塞爾維特一夜之間發展成地理學家，給這部作品加上了一篇詳盡的前言。在修訂醫學書籍時，這個思想活躍的人，又把自己培養成醫學家。不久之後他已認真學習醫學，他前往巴黎，想要繼續深造，他和維薩利烏斯 一起為講授解剖學預做準備。但是就像先前在神學上一樣，這個焦躁不耐的傢伙在醫學上也沒有真正學到家，大概也沒有取得博士稱號。就在這個新的學科里，他立即開始想要教訓和超越其他所有的人。他在巴黎的醫學院大膽地預告，要開設一門跨數學、天文學、星占學的課程，但是星相學和醫學這樣攪在一起的雜拌和他有些騙人的把戲惹惱了醫生們。塞爾維特-維勒內夫和權威人士發生衝突，最後在議會公開受到控告，控告他用星占學這樣一種受到教會法律和市民法律都嚴厲批判的學科，盡幹些荒誕不經的胡作非為。塞爾維特再次迅速消失，潛伏下來，以便官方調查時不致查明他和那個被官方拚命追捕的大異教徒是同一人。一夜之間，維勒內夫講師在巴黎消失，就像當年神學家塞爾維特逃離德國一樣。好久沒有再聽到他的消息，等他新近浮出水面，他又戴上了另一張面具：誰能估計到，維埃納的大主教保羅米爾，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每個禮拜天都去望彌撒，而他新任的御用醫生，竟然是一個受到追殺的極端異教徒，被議會判罪的江湖郎中？當然，米歇爾·德·維勒內夫在維埃納十分明智地不去傳播他的異端邪說的論點。他安安靜靜地待在那裡，絕不引人注意。他探望病人，治癒許多病患，掙了大量的錢財。老實巴交的維埃納的市民看到大主教大人閣下的御用醫生米歇爾·德·維勒內夫大夫先生神氣十足帶著西班牙貴族的氣派從他們身邊走過，總要畢恭畢敬、渾然不覺地脫帽致敬。一個多麼高貴，多麼虔誠，學識多麼淵博，又是何等謙和的人啊！ 但是事實上，在這個激情如熾、野心勃勃的人身上的那個極端異教徒絲毫沒有死滅。在米蓋爾·塞爾維特的心靈深處，那箇舊日拚命探索極不安分的精靈依然不屈不撓地存活著。倘若一個人迷上了某種思想，這種思想就控制著他直到他思想和感覺的最後一根纖維之中，從而不可阻止地就會產生一種內心的熱狂。一個生氣勃勃的思想永遠也不甘心在惟一的世俗的人身上存活和消逝，它要擴大空間，征服世界，爭取自由。因而每一個思想家身上都會有這樣一個時刻來臨。他畢生的思想從內心向外部迸涌而出，猶如扎進肉里的一根木刺從一根化膿的手指拱了出來，一個孩子從娘胎里生了出來，一枚果子從果殼裡脫了出來。像塞爾維特這樣富有激情和自信的人長此以往無法忍受，他畢生的思想就他一人獨自享有。他不可阻擋地渴望，最後全世界都會和他一樣思考。眼睜睜地看著那些耶穌教的領袖們把他認為是錯誤的嬰兒洗禮 和三位一體的教條大肆宣告，基督教的信仰如何一直為這些「反基督的」謬誤所玷污，這一如既往，一直是他每天都在遭受的痛苦。終於挺身而出，給全世界帶來真正信仰的訊息，這難道不是他的責任所在？這些年他被迫保持沉默，想必實在是可怕的重負壓在他身上。一方面是有話說不出口，心裡憋得難受，另一方面，他作為一個被追殺的隱姓埋名之人，又不得不抿緊嘴唇。最後就是身處這種痛苦的境地之中，塞爾維特終於試圖至少在遠方找到一個和他思想相同的兄弟，可以和他進行精神上的對話，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渴求。既然在家鄉，他不敢和任何人在精神上互相交流，他就以書信的方式說出他神學方面的信念。 塞爾維特 糟糕的是，這個有眼無珠的傢伙把他的全部信任，恰好都交給了加爾文。塞爾維特想從這位福音學說的最激進最大膽的改革者那裡得到對《聖經》的一種更嚴格更大膽的解釋：也許這一來他可以把從前只是口頭表述的意見加以革新。因為早在大學階段這兩個同年的朋友曾在巴黎邂逅過一次；但是一直要到多年後，加爾文已經變成了日內瓦的主人，米歇爾·德·維勒內夫成了維埃納大主教的御用醫生，他們倆才通過里昂的一位書店老闆建立起通信聯繫。由塞爾維特率先開始。他以一種叫人難以拒絕的急迫態度，甚至可說是以逼人之勢，致函加爾文，想爭取宗教改革的這位最堅強的神學家支持他進行反對三位一體教條的鬥爭。他的信一封接一封。起先加爾文回信時，只是以恪守教條的口氣警告他。他有責任教育迷失者，使之迷途知返。作為教會的領袖，他有責任把離群遊蕩的羔羊引入修築完善的羊欄之中，便試圖向塞爾維特指出他的謬誤。可是最後無論是塞爾維特的離經叛道的論點，還是他表達這些論點時的狂妄放肆，驕橫自負的口氣都使加爾文極為惱火。像加爾文這樣霸道的性格，哪怕有人在瑣細之極的小事上提出些許異議，都會激起他的怒火，可是塞爾維特竟然寫信給他說：「我經常提醒你，竟然同意在上帝本性的三大組成部分上具有極為嚴重的差異，你可真是走上了歧途。」光是這句話就意味著塞爾維特以最為危險的方式激怒了一個如此危險的敵人。但是當塞爾維特最後把加爾文撰寫的那本《基督教教理基本綱要》一書寄到此書的那位舉世聞名的原作者加爾文家裡，並且像小學教師教導學生似的在該書的書頁邊上做出標記，指出他認為是錯誤的地方，那麼日內瓦的主人加爾文碰到一個業餘神學家的這种放肆行為時，心情如何，不難描述。加爾文以鄙夷不屑的口氣寫信告訴他的朋友法累爾：「塞爾維特撲到我的書上，用侮辱人的評語，在書上亂塗一氣，就像一條狗咬住一塊石頭啃個不停。」何必浪費時間去和這樣一個不可救藥的糊塗腦瓜進行討論？他一腳就踢開了塞爾維特的論點。「我不再注意此人的話語，充其量只把它當作 一頭驢的號叫 。」 但是這個不幸的唐·吉訶德，非但沒有及時感到他手舉細細的長矛直衝過去，遇到的是一副什麼樣的自以為是的鋼鐵鎧甲，反而咬住不放。恰好是這一位，這惟一的不想理睬他的人，塞爾維特卻偏偏要不惜任何代價來贏得此人支持他的思想，他死不放手。就像加爾文寫的，塞爾維特的確像是「撒旦」附體。他非但沒把加爾文當作可想而知最為危險的敵人，避之唯恐不及，反而把他正在準備的神學著作中還未付印的章節充當閱讀材料寄給加爾文。別說內容必然會激起加爾文的怒火，便是題目也使他勃然大怒！因為塞爾維特稱他這本表白性的著作為 《基督教教理修正》 只是為了在全世界面前更加引人注目地強調，加爾文的《基督教教理基本綱要》需要進行一次「修正」。這一來對於加爾文而言，這位反對者病態的勸人皈依的癮頭和他小丑似的逼人太甚的態度實在過於囂張。他清楚明了地告訴那位之前介紹他們兩人通信的書商弗萊龍，他的確有更加緊迫的事情要做，不願和這樣一個自吹自擂的傻瓜浪費時間。與此同時，他寫信給他的朋友法累爾：「塞爾維特不久前寫信給我，隨信附上厚厚的一本他的胡思亂想，並且以難以想像的狂妄口氣宣稱，我會從其中讀到不少令人驚訝的東西。他表示準備到這裡來，只要我願意……但是我不願為此說話；因為他若前來，只要我在這座城市裡還有一些影響力，我就絕對無法忍受他活著離開此城。」這些話在日後將會具有可怕的分量。 不知道塞爾維特是否知道這一威脅，或者（在一封丟失的信件里）加爾文曾經親自警告過他，——反正塞爾維特終於產生一種預感，他已落到一個把他恨之入骨的人手裡。他第一次感到有些不自在。他以密封郵件給加爾文寄出的那份危險的手稿，還依然落在此人手裡，而此人曾公開表示對他敵意森然。突然驚醒的塞爾維特寫信給加爾文：「既然你認為，我對你而言是個撒旦，那我就此罷手。請把我的手稿寄還給我，你就好自為之吧。倘若你當真認為，教皇是個反基督徒，你也必然會確信，三位一體和嬰兒洗禮作為教皇學說 的一部分，也是妖魔的教條。」 然而加爾文避不回信，更不想把那份作為罪證的手稿寄回給塞爾維特。加爾文仔細地把這份異教徒的文稿珍藏在一隻抽屜里，就像一把危險的武器，打算在必要時再取出來。因為經過這最後一次交換意見兩個人都知道，必然會有一場惡戰。懷著陰沉的預感，塞爾維特在這些日子裡寫信給一位神學家：「我現在完全明白，我將為了這個事業而送命，但是這個念頭不能使我喪失勇氣。作為基督的學生，我正步我老師的後塵。」 卡斯台利奧和塞爾維特以及其他上百個人，每人都已知道對於加爾文這樣一個剛愎自用的狂熱分子，哪怕只是在他學說的無足輕重之處，反對過他一次，這也是非常放肆大膽，性命攸關的事情。因為加爾文的仇恨就和他性格中的其他特性一樣，都是僵硬不變，徹頭徹尾的，並非突然迸發出來又自然平息下去的怒火，就像路德那樣暴跳如雷，大發脾氣，和法累爾那樣態度粗暴、破口大罵。加爾文的仇恨是懷恨在心，堅硬、尖銳、犀利，猶如礦石，不像路德的那種仇恨來自血液，由於脾氣，由於火氣太大或者肝火太旺。加爾文的韌性、冰冷的仇恨來自腦子，他的仇恨具有極好的記性。加爾文從不遺忘，從不忘記任何人。德·拉·馬累牧師這樣說加爾文： 「他要是生誰的氣，就永遠不會忘記」 。他要是用這支石筆在他內心深處刻上一個名字，就永遠也磨不掉，除非此人自行從人生的大書中消失。所以這些年，加爾文沒有再聽到塞爾維特什麼事情，也就相安無事：但這並不是說加爾文已把他忘懷。他不聲不響地在抽屜里保存著那些有損名譽的書信，在他的箭囊里存放著箭矢，在他頑固堅硬冷酷無情的靈魂深處，埋藏著舊日不可更改的仇恨。 事實上在這漫長的時間裡塞爾維特表面上態度非常沉寂。他已放棄說服這個不可教誨的人；他的全部激情現在都傾注在他的著作上。這位大主教的御用醫生以寂靜無聲，確實令人震撼的獻身精神悄悄地繼續寫作他的《基本綱要修正》。他希望這本書在真實可信性上遠遠超過加爾文、路德和茨文利的宗教改革，最終解救全世界，使之皈依真正的基督教。因為塞爾維特根本不是那個「極端蔑視《福音書》的人」，後來加爾文試圖把他當作這樣一個人來加以批判，同樣，塞爾維特也不是大膽的自由思想家和無神論者，人們今天有時把他這樣進行讚美。塞爾維特始終停留在虔信宗教者的範圍之內。他在自己這本著作的前言裡發出以下的號召，證明他是如何感到自己是個虔誠的基督徒，願意為信仰神性而奉獻生命：「啊，耶穌基督啊，上帝之子，你是上天賜給我們的，請你把你自己顯現給你的僕人，以便用真實的方式使我們明白這樣重大的一次啟示。我遵循內心神性的衝動，設法予以捍衛的，正是你的事業。早在從前我就做出過第一次嘗試，而現在，既然時間當真已經來臨，我又被迫重新再做嘗試。你教育我們不要藏匿我們的光芒。因此，我若不去宣揚真理，那就讓我活該倒霉！」 塞爾維特在付印他的著作時採取特別謹慎的措施，這證明他充分意識到發表此書將會引起的危險。因為大主教的御用醫生竟然把一本長達七百頁的離經叛道的作品拿去付印，這在一個喜歡蜚短流長的小城市裡可是一件駭人聽聞的大事！不僅作者，便連製作者及其助手，參與這一風險驚人的事件，可都是賭上了性命。但是塞爾維特願意把他多年來行醫治病辛辛苦苦地掙得的一筆財產作為犧牲，來賄賂那些猶豫不決的工人，讓他們不顧宗教法庭，悄悄地印製他的作品。為了謹慎起見，他們把印刷機從原來的印刷廠搬進一幢廢置的房子裡，塞爾維特本來就是為了印書才租下了這幢房子。一批可靠的工人就在房子裡工作，他們全都賭咒發誓，保守這一秘密，以絕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印製這本異端邪說的著作。不言而喻，在這本大功告成的著作里，任何表示印刷地點和出版地點的印記全都隱而不顯。就是在最末一頁塞爾維特讓人在該印出版年份的地方，印上了暴露實情的作者姓名的縮寫第一字母M.S.V.（米蓋爾·塞爾維特·維拉諾烏斯），給宗教法庭的獵犬提供了一個無法反駁的證據，證明塞爾維特是作者，從而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但是塞爾維特根本用不著自我暴露，他那冷酷無情的敵人所懷的仇恨，似乎在沉睡之中，而實際上正目光如炬地在一旁窺伺，自會查個一清二楚。加爾文在日內瓦建立的極為精彩的密探和偵察的組織越來越井井有條，越來越細緻周密，已經遠遠超出本城的範圍，延伸到鄰邦各地，它在法國的組織甚至比教皇的宗教法庭工作得更加細緻精確。塞爾維特的作品還根本沒有真正出版，一千冊書，捆成一包一包，存放在里昂或者沒有打包，就裝進運書車，源源不斷地送到法蘭克福的書展上去。塞爾維特自己也沒有親手寄出過幾冊，以致今天總共只有三冊書保留下來，而加爾文當時已經弄到一冊。他立即動手一舉消滅二者：這個異教徒和他的作品。 加爾文對塞爾維特所進行的這第一次（比較鮮為人知的）謀害企圖，就其陰險卑劣而言，其實遠比日後在香佩爾集市廣場上所進行的公開的謀殺要令人反感得多。因為如果加爾文在收到這本被他視為極端離經叛道的書籍之後，就把他的敵人送到宗教官廳里去，那他走的是一條公開的誠實的途徑。他只消在布道台上號召基督教世界警惕這本書，那麼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就會在短時間內親自在大主教宮殿的陰影之中發現此書的作者。但是這位宗教改革的領袖省掉了教皇的官廳為此進行調查研究的辛苦，而且是以最為奸刁的方法幫了他們的大忙。為加爾文大唱讚歌的人試圖在最陰暗的這一點上也對加爾文進行辯護，那是徒勞。因為他們沒有認清他性格的最深層，卻在試圖洗刷他的性格：加爾文就他個人而言，無疑極為真誠熱忱，具有最為純淨的宗教意志，但是問題如果涉及他的教條，關係到「事業」，這時他就立刻變得無所顧忌。為了他的學說，他的黨派，他就立刻願意（在這點上，他和羅耀拉 之間的天壤之別竟變成了完全一致）贊同任何手段，只要行之有效。塞爾維特的著作一到加爾文的手裡，他的最親近的朋友之一，一位名叫紀堯姆·德·特呂的信奉新教的流亡者，就在一五五三年二月十六日從日內瓦寫了一封信到法國給他的表兄安多阿納·阿爾耐，此人是個狂熱的天主教徒，正如德·特呂變成一個狂熱的耶穌教徒一樣。在這封信里，德·特呂首先泛泛地讚美了一下信奉新教的日內瓦如何精準地鎮壓了一切異教徒的為非作歹，而在信奉天主教的法國卻讓這類雜草遍地叢生。可是突然之間，這親切友好的閒聊變得嚴肅起來，暗藏殺機：德·特呂寫道，譬如說現在還有個異教徒在法國那兒正逍遙法外，此人不論在哪裡，只要被人找到， 就理應活活燒死 。 人們不由自主地警覺起來。因為這句話和加爾文當年所做的宣告簡直如出一轍，暗露殺機：塞爾維特若走進日內瓦，他就要設法使得此人不再活著離去。但是加爾文的幫凶德·特呂，現在說得更加露骨。他現在公然明確地告密：「我說的是一個阿拉哥尼亞地區的西班牙人，名叫米蓋爾·塞爾維特，可是自稱米歇爾·德·維勒內夫，操的是醫生的職業，」並把塞爾維特那本書印好的書名內容提要和前面四頁一併附上。然後他對這世上的罪惡，發出一聲充滿同情的喟嘆，寄去他這封兇殘致命的信件。 日內瓦的這枚地雷埋得過於巧妙，不可能不立即在所期望的地方爆炸，一切都完全按照這封陰毒的告密信所期望的那樣發生。那位虔誠的信奉天主教的表兄阿爾耐心慌意亂，一籌莫展地拿著這封告密信到里昂的教會官廳去，紅衣主教立即十萬火急地召見教皇的宗教法庭法官彼耶爾·奧里。由加爾文轉動起來的輪子以令人驚訝的速度向前滾動。二月二十七日來自日內瓦的告密信抵達，三月十六日米歇爾·德·維勒內夫已經在維埃納押上法庭。 但是，使那些日內瓦虔誠熱心的告密者無比惱火的是：那個安置得殊為巧妙的地雷並未爆炸。想必有什麼人出手相助，硬是把引線中途切斷。很可能是維埃納的大主教親自給他的御醫一個珍貴的信號叫他及時隱蔽。因為當宗教法庭的法官在維埃納出現時，印刷機已經奇蹟般從印刷地點消失，工人們紛紛表白並且發誓賭咒，從來沒有印過這樣一本書。那位備受尊重的維拉諾烏斯 十分氣憤地否認他和那個米蓋爾·塞爾維特有任何相同之處。奇怪的是，宗教法庭對於這種隨口一說的抗議竟然就表示滿意，這種奇怪的寬容態度證實了這樣的估計，一定有哪一位有權有勢的人，在當時出手庇護了塞爾維特。宗教法庭若在平時，早就立刻動用了拇指夾和絞盤這樣的刑具，這次卻當即釋放了維勒內夫，宗教法庭法官則一無所獲地返回里昂，告訴阿爾耐，他提供的情報可惜還不足以構成控告。日內瓦的陰謀，繞著彎通過天主教的宗教法庭，把塞爾維特就此幹掉，看來遭到可恥的失敗。倘若阿爾耐沒有第二次致函日內瓦，要求他的表弟德·特呂提供新的，這一次必須是站得住腳的證明，這整個見不得人的事件大概就此化為烏有了。 到此刻為止，人們也許還可以以極度寬容，可謂寬容之極的態度假定，德·特呂的確純粹是出於信仰的熱忱向他信奉天主教的表兄談及一位他個人並不認識的作者，無論是他還是加爾文都沒有料到，他們純粹是個人的告密竟然會傳到教皇的官府那裡去。可是現在，既然司法機器業已啟動，日內瓦這幫人想必清楚地知道，阿爾耐可不是出於個人的好奇心，而是受宗教法庭的委託，向他們進一步索取證明，那他們就不能再裝糊塗，仿佛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在取悅於誰。根據一切人世間的預測，一名耶穌教的神職人員現在想必會嚇得退避三舍，因為他們恰好在給那個曾把加爾文的幾個朋友用文火緩緩燒死的官廳充當密探。塞爾維特日後很有理由劈頭蓋腦地向他的殺人兇手加爾文擲過去這樣一個問題，「他是不是不知道，充當官廳的控訴人，受官府之命跟蹤別人，這並不是《福音書》的僕人的本行。」 但是只要事關學說，加爾文就失去了道德的尺度和人道的感情，這話必須一再重複用在他的身上。塞爾維特必須幹掉，至於用什麼武器，什麼方式把他幹掉，此刻對於加爾文已經完全無所謂，他對此人實在恨之入骨。事實上這事也進行得極為陰險，無比可恥。因為德·特呂給他表兄新寫的這封信無疑是加爾文口授的，可以說是偽善的極品。德·特呂起先故作驚訝，他表兄竟然把他的書信轉送到了宗教法庭。他其實純粹是「 私人性質地 」向他表兄一個人報導這一消息。「我的目的只是讓你看看，那些自稱為教會柱石的人，他們美麗的信仰熱忱究竟是什麼樣子。」可是現在他分明已經知道，火刑的柴火堆已經準備妥當，他非但沒有拒絕給天主教的宗教法庭進一步提供任何材料，這位卑劣的告密者反而抬眼仰望上天，擺出一副虔誠的模樣宣布，既然錯誤已經發生，那麼「上帝一定是為了最好的結果，才希望它這樣發生的，以便基督教世界能夠滌淨這種污穢的齷齪，這種致命的瘟疫。」於是發生了難以置信的事情：在這樣惡劣地試圖把上帝扯進這件人性的或者毋寧說非人性的惡毒事件之後，這位篤信無疑、誠實不欺的耶穌教徒便向天主教的宗教法庭提供了能夠想像得到的致人死命的證明材料，那就是塞爾維特親筆寫的書信和他作品的部分手稿。現在宗教法庭審判異教徒的法官可以迅速而便捷地開始工作了。 塞爾維特親筆寫的書信？德·特呂怎麼弄到這些信，從哪兒弄來這些親筆信？塞爾維特可從來也沒有給他寫過信呢。現在已經不用再捉迷藏：加爾文在這件陰暗的事件中，一直想十分謹慎地躲在後台，現在必須從後台走向前台了。因為不言而喻，這些親筆信就是塞爾維特寫給加爾文的信件和寄給他的部分手稿，而加爾文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是為誰把這些信件從抽屜里拿出來的——這是決定性的一點。他完全知道，這些信件會轉交給誰：就是交給那些「教皇走卒」，他每天在布道台上把他們斥為撒旦的奴才，他們把他的學生嚴刑拷打，活活燒死。他清楚地知道，宗教法庭的大法官這樣急切需要這些信件，究竟要達到什麼目的：就是為了把塞爾維特送到柴火堆上去活活燒死。 因此，如果加爾文以後試圖抹煞這個明擺著的事實，以狡辯的口吻寫道：「謠傳我設法讓教皇的宗教法庭把塞爾維特抓獲。有幾個人甚至說，我把他交給我們新教信仰的死敵，把他投進狼群的咽喉，我這做法很不正大光明。不過我請問您，我能以什麼方式和教皇的走卒們建立聯繫？說我和他們互相交往，那些像糾纏基督的貝利亞爾 一樣死纏我的傢伙，我會和他們串通一起，策劃陰謀，這可很難令人置信。」可是這個看似符合邏輯的愚蠢遁詞旨在隱瞞真實情況，實在過於拙劣；因為當加爾文囁嚅地說，「他能以什麼方式可以和教皇的走卒們建立聯繫呢？」文件卻給予了一個摧毀性的明確回答：是通過他的朋友德·特呂建立的直接的途徑。話說回來，德·特呂自己也在給阿爾耐的信件中極為天真地承認，加爾文幫了大忙。「我必須承認，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從加爾文先生那裡得到我附上的文件。並不是因為他認為，這樣可恥的、褻瀆上帝的罪行必須得到鎮壓，而是因為他個人認為，他有責任通過教訓來說服異教徒，不是用司法的寶劍來迫害他們。」書寫這封信件的作者實在拙劣，他（顯然是在加爾文的授意下）企圖把一切罪責都從真正有罪的人身上抹去，但是純屬徒勞，他這樣寫道：「可是我一個勁地催逼加爾文先生，並且為了說服他而向他挑明：他若不向我提供幫助，人家就會責備我做事輕率，最後他也只好把現有的材料提供出來。」但是文件記載的事實，在此遠比一切機靈的話語說得更加明確：不論存心也好，半推半就也罷，加爾文為了達到謀殺的目的，畢竟最後還是把塞爾維特寫給他個人的私人信件，提供給了「教皇的走卒們」。只有通過加爾文有意識的出手相助，德·特呂才可能在他致阿爾耐——實際上：是致教皇的宗教法庭的信里——把這批致命的證明材料附上並且在信末寫上這樣一句明確的附言：「我相信，我以有效的材料武裝了你，現在抓獲塞爾維特並將他告上法庭，應該不存在任何困難。」 根據報告，紅衣主教德·圖爾農和大法官奧里接到控告異教徒塞爾維特的最終的證明材料，而這恰好是他們的死敵，極端異教徒加爾文熱心殷勤十分巴結地硬送上門來的，他們起先縱聲大笑，完全可以理解天主教教會的首腦們何以心情這樣舒暢；因為假裝虔誠的修飾手法實在過於笨拙，難以掩飾加爾文名譽上無法抹去的污點：說加爾文出於善意，出於對德·特呂的友誼的忠誠，以極為親切可愛的方式，想要幫助天主教的頭頭們，把一個異教徒活活燒死。可是他畢竟，說到底畢竟是耶穌教的領袖。這兩個教會在地球上所有的國家都是互相以鋼鐵和火焰、絞架和車輪在拚死鬥爭，兩個教會之間平素這樣彬彬有禮，表示好意，實屬罕見。但是這一令人歡愉、讓人放鬆的瞬間過後，宗教法庭的法官們立即著手進行他們無情的工作。塞爾維特被抓獲，投入監獄，緊接著就進行審問。由加爾文附上的信件構成的證據，如此令人瞠目結舌，把人擊成齏粉的證據，被告無法再長久否認，米歇爾·德·維勒內夫和米蓋爾·塞爾維特實為同一個人，也無法再否認，他自己確是那本書的作者。塞爾維特輸掉了這場官司。不久在維埃納火刑柴火堆的烈火就要熊熊燃起。 加爾文極端強烈地希望，藉助他天主教的死敵，把他的另一個死敵幹掉，但是這個希望第二次證明還為時過早。因為，要麼是塞爾維特多年來在這一地區行醫，極端受人愛戴，特別是有貴人相助，要麼就是——這種可能性也許更大——天主教會的頭頭腦腦非常高興地發現，正因為加爾文如此迫切地要把此人弄到行刑柱上去，他們就故意松松垮垮地處理這件事情。他們心想，寧可放過一個無足輕重的小異教徒，也不能讓那個危險千百倍的一切異端邪說的組織者和宣傳者，日內瓦的加爾文大師稱心如意！對塞爾維特的看守松得出奇，平時異教徒都關在狹窄的監牢里，帶上鐵環，釘在牆上，而塞爾維特卻完全異乎尋常地每天都可以到花園裡去散步放風，呼吸新鮮空氣。四月七日這天就是在這樣一次散步之後，塞爾維特突然消失。監獄長只找到他的睡袍和梯子。他就是利用這把梯子越過花園的圍牆。在維埃納的市場廣場上，沒有焚燒他的真人，只好把他的畫像和五捆他的作品《基本綱要修正》放在柴火堆上燒掉。日內瓦思考得極為巧妙極為周全的計劃未能成功，加爾文本打算利用別人的宗教狂熱，陰險奸詐地把自己精神上的敵人徹底幹掉，而自己的雙手則保持乾乾淨淨，不染血污。日後加爾文繼續對塞爾維特施虐，僅僅因為此人堅持自己的信念而把他活活弄死，這一暴行加爾文不得不在自己雙手沾滿鮮血，受到一切有人性的人憎恨的情況下，自己負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