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年譜長編 · 第十冊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壬戌）——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甲子）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壬戌） 五十歲
一月，《中國歷史研究法》出版。二月，楊維新輯《梁任公先生最近講演集》出版，同月四日中、日魯案交涉解決，並在華盛頓簽字。三月，梁夫人赴菲律賓探望梁令嫻。四月起，先生應各學校與團體之請為學術講演多次。是年春，先生在清華學校講學。五月，奉、直戰終，先生與熊秉三等十餘人應曹、吳徵詢，致電提出解決時局意見。六月一日，民六舊國會在天津開會（十二日移北京，八月一日在京正式開會）。二日徐世昌下野。十一日黎元洪宣布就大總統職。報載先生參加名流會議，實際先生雖曾有所主張，但並未與聞其事。七月初，先生游濟南，講演於中華教育改進社。八月初旬，赴南京，中旬至上海，末旬至南通講演於中國科學社年會。三十一日赴武昌，並講演於長沙，講演畢，經河南返天津。十月，先生著《大乘起信論考證》一書成。同月先生赴南京東南大學講學。是月《梁任公近著第一輯》編定成書。十一月，先生因講學過勞，在南京患心臟病，但講演迄未全停，至明年一月寒假課畢始返津。是月《梁任公學術講演集》第一輯出版。
一月，《中國歷史研究法》由商務印書館承印，初版出書。此書出版後，頗風行一時，其給與學術界尤其是史學界的影響非常之大。不過當時在國內為有系統之批評者尚不多見，其在國外則有次年日本史學家文學博士桑原騭藏《讀梁啓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一篇（原文見《支那學》第二卷第十二號《天行》譯文，見民國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庸報》），該文對先生此書雖也有幾處糾正的地方，但是對於全書大體則頗加推重，由此可見其書的價值了。
二月三日，先生有致高夢旦鳳謙、陳叔通一書，論譯《世界史綱》事，茲錄如下，借見先生和丁在君潤色校閱該書譯稿的情形：
「前所譚《世界史綱》譯事，已商諸清華學生。頃得小兒復稟（今以附塵），知全書不日可成。蓋弟所已見者只小兒及徐宗涑所譯，故謹知其過半，實則全書脫稿期已在即。依公半年完成之計畫，似此尚比館中分譯為速也。其所言第二理由確宜注意。此三學生英文程度皆頗良，譯成後復經丁在君校閱一過，而弟為之潤文，自當較尋常譯本為完善。望公撤銷分譯之議，聽此間一手辦理，以免參差，幸甚。現上卷（全書三分之一）弟所改定者已十分之七，只須彼輩清謄一次即可付印。擬本月底交卷，其中下兩卷陸續付印。最遲來年正月當可全部殺青也。至酬報法，因彼乃三人合譯，版租難算，最好仍是賣稿，擬請求給彼輩譯費千字四元，弟之潤文則每千一元，共每千字五元，何如？此視尋常稿費或不免稍昂。然此書實頗經數人之十分用心，可稱善本也。又此書雖擬賣稿，仍欲題共學社史學叢書字樣。好在發行者總為本公司，共學社不過屍其名耳。以上諸項，如何之處，希迅示復。」（民國十一年二月三日《與夢旦叔通兄書》）
二月四日，中、日魯案交涉在華盛頓解決簽字後，政府便籌備進行接收事宜，二月二十七日，先生曾致籍亮儕一書論接收膠州辦法。
「接收膠州事體重大，約不得人，懼詒笑柄，其人須熟於日本交涉情形，而確非親日派，須老成而銳於進取，須與政府向來融洽，而社會輿論亦有信仰。鄙見斯事大約總須用委員制，惟其委員長（或督辦）似以汪伯老為最宜，弟本欲謁元首密陳（已告宗孟屬代達），迫於校課，頃已出城，望公專晤世湘，轉達鄙意。造膝代陳，以資採擇，幸甚。」（民國十一年《致亮才吾兄書》）
二月，《梁任公先生最近講演集》出版。是書系楊維新輯上年十月至十二月兩月中先生在各處講演七篇而成，書首有楊君序文一篇，敘述輯印該書的緣起和經過。
二月二十二日（舊曆正月二十六日），先生五十壽日，熊秉三以《湖南時務學堂遺編》一書為先生壽，先生並因熊氏之請，為序文一篇。文中追述時務學堂時代之事跡甚詳。因有原文可以參考，這裡不再贅錄。（原文見《湖南時務學堂遺編》）
三月六日，梁夫人至菲律賓，探望令嫻女士。是時周希哲任瑪尼拉總領事。梁令嫻在十八日給先生的信里報告梁夫人到菲後的情形說：
「前上一稟計已達。母親自初六日到此，不覺已及半月，極贊此間氣候，以為較北方舒適，且面色體氣均較在國內時康健，蓋海風實於人有益也。」（民國十一年三月十八日梁思順《與父親大人書》）
是月，《孟祿講演集》出版，先生為草序文一篇。序中自謂此次聞孟祿博士所討論之教育問題，為去年所受刺激中最劇要者之一。
從四月一日起，先生曾應各學校和團體之請為學術講演二十餘次。四月一日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講演，題目是《我對於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別注意的幾種學科》。十日為直隸教育聯合研究會講演，題目是《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十五日為北京美術學校講演，題目是《美術與科學》。十六日為哲學社作公開講演，題目是《評非宗教同盟》。二十一日為詩學研究會講演，題目是《情聖杜甫》。五月間為北京法政專門學校作五四講演，四次，題目是《先秦政治思想》（原文初載《改造》雜誌第四卷第八號）。六月三日為心理學會講演，題目是《佛教心理學淺測》，一名《從學理上解釋「五蘊皆空」義》。七月三日為濟南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講演，題目是《教育與政治》。八月五日、六日為東南大學暑期學校學員講演，題目是《教育家的自家田地》和《學問之趣味》。八月十三日為上海美術專門學校講演，題目是《美術與生活》。八月十四日為上海中華職業學校講演，題目是《敬業與樂業》。十八日為南京科學社生物研究所開幕講演，題目是《生物學在學術界之位置》。二十日在南通為科學社年會講演，題目是《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十月十日為天津青年會講演，題目是《市民的群眾運動之意義及價值》，一名《對於雙十節北京國民裁兵運動大會所感》。十一月三日為東南大學文哲學會講演，題目是《屈原研究》。六日為南京女子師範學校講演，題目是《人權與女權》。十日為東南大學史地學會講演，題目是《歷史統計學》。十二月二十五日為南京學界全體公開講演，題目是《護國之役回顧談》。二十七日為蘇州學生聯合會公開講演，題目是《為學與做人》。此外尚有在北京大學為哲學社所講《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一篇，為南京金陵大學第一中學所講《什麼是文化》一篇，《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對於舊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修補及修正）一篇，至於《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教育應用的道德公准》三篇，便是明年一月間在南京所講的了。以上各篇講演，都收錄在《梁任公學術講演集》第一、二、三輯裡面，現在摘錄《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和《學問之趣味》兩篇講演里的幾段話在下面，借見先生的人生觀。他在頭一篇講演里，有這樣一段話說：
「假如有人問我，你信仰的甚麼主義？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義。有人問我，你的人生觀拿甚麼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對於自己所做的事，總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興會淋漓，什麼悲觀咧，厭世咧，這種字面，我所用的字典裡頭可以說完全沒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敗——嚴格的可以說沒有一件不失敗——然而我總是一面失敗一面做，因為我不但在成功裡頭感覺趣味，就在失敗裡頭也感覺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覺外，沒有一分鐘一秒鐘不是積極的活動，然而我絕不覺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為我每天的活動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樂，補得過物質上消耗而有餘。」（《台集·文集》之三十八第十二頁）
他在《學問之趣味》一篇講演里說：
「我是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倘若用化學化分『梁啓超』這件東西，把裡頭所含一種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來，只怕所剩下僅有個零了。我以為：凡人必常常生活於趣味之中，生活才有價值。若哭喪著臉捱過幾十年，那麼生命便成沙漠，要來何用？中國人見面最喜歡用的一句話：『近來作何消遣？』這句話我聽著便討厭。話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煩了，幾十年日子沒有法子過，勉強找些事情來消他遣他。一個人若生活於這種狀態之下，我勸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覺得天下萬事萬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點鐘不能擴充到四十八點，不彀我享用。我一年到頭不肯歇息。問我忙甚麼？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為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運動別人也學我這樣生活。」（《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十五頁）
同文又說：
「凡屬趣味，我一概都承認他是好的。但怎麼樣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個註腳。我說：『凡一件事做下去不會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結果的，這件事便可以為趣味的主體。』賭錢趣味嗎，輸了怎麼樣？吃酒趣味嗎，病了怎麼樣？做官趣味嗎，沒有官做的時候怎麼樣？……諸如此類，雖然在短時間內象有趣味，結果會鬧到俗語說的『沒趣一齊來』。所以我們不能承認他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質，總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終。所以能為趣味之主體者，莫如下列的幾項：一勞作；二遊戲；三藝術；四學問。諸君聽我這段話，切勿誤會，以為：我用道德觀念來選擇趣味。我不問德不德，只問趣不趣。我並不是因為賭錢不道德，才排斥賭錢，因為賭錢的本質會鬧到沒趣，鬧到沒趣，便破壞了我的趣味主義。所以排斥賭錢。我並不是因為學問是道德，才提倡學問，因為學問的本質能夠以趣味始，以趣味終，最合於我的趣味主義條件，所以提倡學問。」（同上）
四月五日，張君勱致先生一書，言個人生計情形和接辦中國公學各事：
「任公先生：返國後私人生計，全恃借債度日。每月借錢殊屬苦事，而屈計為公學所費時間確亦不少，為勞力而得酬報，亦理之當然。應請商搏沙假我半年之薪，每月以百元計，自正月起算。此層本不願提，惟以森之窮，勢不能默。果如搏沙誠無法想，惟有自謀其他噉飯之地，以所得為籌辦公學之費。至於接手公學一層，在京時冒昧答允，現已規畫其大概，覺二百萬公債基金為至少之數，如不得二百萬，森決不接手。以東南大學常年費四、五十萬，同濟約二十萬，若中國公學並十六萬而無之，則大學雖開，決不能辦得有聲色。森計已定，請告搏沙。要之，此半年內森盡力於籌備；然籌備與接手系兩事，在森決不以不預備接手而懈其籌備之心，此可以告慰先生者也。」（民國十一年四月五日張嘉森《致任公先生書》）
同月二十二日，先生致張菊生一書，商請為中國公學購房墊款事。可見先生是時為謀中國公學發展事，仍在不遺餘力：
「頃中國公學購地建校舍，尚缺數千元。弟寄售之《中國歷史研究法》計尚有千餘元，應得之款，原定五月八月兩節清算，意欲請公設法特別通融，先墊千金，即交君勱兄收，如承賜諾，公私交感。」（民國十一年四月二十二《致菊生同年兄書》）
五月二十一日，蔣百里致先生一書，商共學社、《改造雜誌》和中國公學各事，並及當時政治問題：
「年來所謂文化運動一事，目下亟宜從新一為部署，其要點：（一）共學社仍舊進行維持，約諸人外，將墊款取消，一律以版稅算。（墊款一事，無論商館如何，在社中自身亦有取消之必要。因一有墊款，各社員皆成連帶關係，將來賬目算不清楚，而且變成濫賬者必積久而愈多也。）大約下周到滬即可定局。（二）《改造雜誌》姑以本年即第五卷十二號出完後再定辦法。蓋現在作文諸人生活不定，再積壓下去，將愈出愈遲，於銷路名聲，均不大好，不如暫以本卷為止，俟此半年內各方面之部署既定，再商進行。（三）中國公學一事，現在已處於進退兩難之地，急宜設法一定部署。蓋前在天津所商公學辦法，純粹為一種章程學制問題，而物質上之準備，原來並未將現狀十分考察，而君勱來滬後，所全力經營者，全在物質條件。渠當時所屢次寄先生之信，關於公學事，震未之見，故仍以從前天津商量時之意見測之。及到此，乃知此事之進行方向與當時有大不同者在也。據君勱言要點有三：（一）地已買就；（二）有法可借六萬金（為造屋之用），惟須福中公司做擔保人；（三）造房子契約一定，渠即進行公債事，現在約計有三十萬，進行後可得百萬。蓋吾輩當初欲以學問為基礎（此原是冒險事業），而藉以收集物質資材者，今則一變而為先以物質為基礎而收羅學者矣。此種冒險，據君勱之唯心論言之，以為確有把握，然吾輩不能以為沒有把握而放任之。
現在辦法亦有三要點：（一）希望福中能擔保此借款，（擔保須帶責任，故此事搏沙個人能否辦到，尚是疑問。）如福中不能擔保，能否由先生約集搏沙諸人，另集合想法謀此事之成。不過震意，就先生一方面言，無論此事之成否，成不用說，即不成，則對於君勱必定要有一種辦法指示之，且須同時使其諒解，此為最切要之件。（二）公債一事，此時急宜進行，否則半年一年以後，將同此六萬元一樣沒有把握，則開辦不知何年何日矣。震意最好責任以分擔為妙，六萬元一事由搏沙及先生擔任想法，而君勱則即時抽身進行募集公債一事，第一要緊即在將已擔定之三十萬先行貯入銀行。震意苟得五十萬者，則勉強開門決無不可，至少基礎可立也。原來由二萬元開辦費而變成二百萬公債已覺過大，若此時公債一事再以造屋籌款之故，而再停頓，則勢瓦解矣。（三）公學如果進行，教育長或所謂科長一席非東蓀不可。此事俟見面時再細說。因震看出將來開辦後必定有某種現狀發現也。
二，政治方面現在諸人俱極冷靜，但將來可決其必熱鬧，輾轉結果恐仍是當年老戲法也。東蓀力聳湯斐予倡聯邦論。此事似如將來政治活動旗幟上甚有價值，祈先生注意之。季常此行，或能於此間人稍改空氣。在車上見孫傳芳一電，不知此電在北京發生反響否？奉軍不戰而退，想必有特別原因。天如到京否？怪客事告知程度，似須斟酌妥善。蓋此事對吳方面有絕對守秘密之必要也。」（民國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蔣方震《致任公先生書》）
五六月間，奉、直戰終，先生雖未參加實際的活動，但也頗有所主張，現在摘錄幾篇材料於下，借見當日各事的大概情形。
五月二十七日《申報》載先生與熊秉三等十餘人二十二日致曹、吳論解決時局意見電：
「（銜略）效電敬悉。諸公於軍事倥傯之際，尊重民意，謀鞏國本，啟超等曷勝欽佩。承詢各節，經約在京同人討論，僉以解決糾紛當先謀統一；謀統一當以恢復民國六年國會，完成憲法為最敏速最便利之方法。但憲法未成以前，所有統一善後各問題，應由南北各省選派代表於適中之地組織會議，協謀解決。諸公偉略碩望，舉國所仰，倘荷合力促成，民國前途實利賴之。管見當否，仍候裁奪。梁啓超、熊希齡、汪大燮、孫寶琦、王芝祥、錢能訓、蔡元培、王寵惠、谷鍾秀、林長民、梁善濟、張耀曾等同叩。」〔梁啓超等致電曹、吳（二十二日在石駙馬大街熊宅會議後發）民國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申報》〕
六月一日，張東蓀致先生書，除論時局情形與同人應持態度外，並及中國公學事：
「公政治興會如何？蓀鼓動公政治興會誠該打，近得消息知前途黑暗不下於曩日，吾輩速掩旗息鼓為要。黃陂復位必見事實，其來路不正固不待言，而暗中黎派已預存鉗制直系之心，將來必重演黎、段之故事。此間舊國會議員早已置制憲於腦後，而專心於閣員之分配。五六年之舊戲，行將重演，吾輩宜避而遠之。惟兩報生命發生問題，公須約同人切實一商。中國公學董事會宜速開，君勱之校長須於六月十五日以前通過，不然來不及發教員之聘書也。」（民國十一年六月一日張東蓀《致任公先生書》）
六月四日，陳叔通致籍亮儕書，論先生對時局應持態度事：
「亮才老兄閣下：久未通訊。此次政局之變動，弟絕對不信可以解決一切。報載任公加入所謂名流會議，深不謂然，仍以講學為是，勿又以一時衝動，大談政治，（兄與印昆等加入舊國會未嘗不可，但切勿太熱心。）公能轉達否？弟於私誼不能嘿嘿。任公肯自認在政治上為已失敗之人，刻自懺悔，他日當有見諒於天下人之一日，否則不知所云，竊為任公不取也。伯唐長者，能一併勸阻否？吳佩孚根本謬誤，即在北洋正統四字，而曹氏又為其不能背畔之人。試問去徐擁黎，不與南方共同行動，南方如何下得去，是仍欲以命令的統一南方耳。為黎計，非得南方同意不復職，再次或南方重開對等會議，尊意以為何如？國會則趙孟所能貴，亦趙孟所能賤，本已為天下所輕視，若再趨承武人，舉某某為總統，某某為副，不久仍自顛覆而已。」（民國十一年六月四日陳叔通《致亮才老兄書》）
六月七日，先生致蹇季常書，論對時局發電事：
「昨夕電話悉。吾忽有此舉，實因吳氏勢孤（數日前在津所聞抵制吳說之謀極多），欲多方面為之聲援，該電即就此立論。電系秉三處密碼，彼方亦未必宣布也。熱心太過，甘受同人責備，然事已過去，只得聽之，且亦無大妨礙也。吾所主張自信為最良法，雖未必能行，要當存此一說耳。唐家喜事盼季常必來觀察，何時攜新丁來謁祖耶？」（《致季常書》）
六月十日，先生致黃溯初、張東蓀、張君勱書，商時局問題並及《晨報》、公學各事：
「時局如奕〔弈〕棋，吾儕旁觀者惟有嘆息。東蓀來書前熱後冷，此間人正復爾爾。但使國憲能成，新選舉能現，吾儕正非無活動餘地，但恐今尚非時耳。前星期清華課畢，一昨返津寓。初不願見熟人，因幼山督責，亦曾一面黃陂，向彼有所忠告（但不關吾黨事），彼固似能領受，然將來實行如何，不敢言也。余最著急者為報館生命。昨晤壬三述南京往返函意，想尊處已往接洽耶？此著甚要，且事機易逸，望速進行。在都時亦曾以此事商公權，似不易辦到。銀行自身凡百收縮，固是一因，然《晨報》之不留餘地，亦是一因。平心論之，既發生關係，不惟不辯護而反擠之，亦足使彼方當事者為難也。此路非絕望，但須稍俟耳。（大約滬京兩處當分別設法，京較難也。）校建築事，搏沙已托人向福公司總理商擔保。兩種辦法不審已徑函尊處否？」（民國十一年《與溯初、東蓀、君勱三兄書》）
又先生致張東蓀書，論對時局態度：
「唱高調事，與亮才商，似覺不必，事實上既不因此而發生效力，而目前先自取狼狽，非計也，望暫緩之。兩三月後時局或有意外之大變化，迥非一般人擬議所及者，今暫取沈靜態度可耳。」（民國十一年《致東蓀足下書》）
六月二十七日，籍亮儕致先生書，邀入京談報事及時局問題：
「近日誌先與崧生、伯英等有另組政團之議，舊同人之分裂勢所難免，報館生活亦須各自為謀，現趁君勱在京，極盼先生到京一談，第一在解決報館問題，請酌示，叔通來函附覽。」（民國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籍忠寅《致任公先生書》）
六月二十八日，蔣百里致先生論時事書：
「任師座下：記事文說以大要，茲寄奉。連日未能靜心作文，故拉雜未能成整段。濟南本欲從行，惟日內有許多文債，一時未能定，苟能奮發，則當與文伯等同行赴津也。此間紛擾形勢，大有似民元冬季。蓋此時正當固結內部之時，而內部偏要搗亂（以無外部壓迫故），亦形勢為之也。適之等以茶話名義，第一次由王、顧、蔡、羅各請，第二次以君勱、適之、高魯等名義請，其人皆歐、美同學會中人。到者頗認真，震二次往，默聽其主張，大致皆是走第三條路也。」（民國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蔣方震《致任師書》）
同日梁思成稟報先生到菲律賓後情形書：
「海行三日，兒乃至瑪尼拉。昨晨到時，姊姊、三哥至舟中接兒。自母親以下長幼皆吉，堪告慰慈懷也。母親已完全復元，毫無病後狀態，較在家時胖且過之，每日午後必外出乘汽車吸新鮮空氣一次，且散步海岸，故日益壯健。」（民國十一年六月廿八日梁思成《稟父親大人書》）
六月三十日，張東蓀致先生書，報告《時事新報》經濟狀況：
「前得手教久未復者，以無事可告耳。報館經費已得亮儕報告，僅有三月之糧，唯此時即閉門亦萬無此辦法。日前與溯初、雲雷、放園會商，先行節流，已大裁員，即蓀亦捐所入之一部分，於是每月共省去五百元光景，尚不足兩千，或可支持至年底亦未可知。《晨報》近狀如何，近來忽大攻擊中行，未識是何作用。聞伯英、志先有另謀組織之說，想其進行未必順利也。」（民國十一年六月三十日張東蓀《致任公先生書》）
先生以七月初旬游濟南，並講演於中華教育改進社，未幾復返天津，抵津後於二十四日曾致徐佛蘇一書，討論幣制問題。是時徐任幣制局總裁，頗擬有所建樹，因特請益於先生，其書說：
「示悉。茲事季常前已言及，仲榮來書復陳尊恉。十餘年來夙志，何幸吾兄力貫澈之，若能有成，不惟民生利賴，亦一雪我輩書生空譚之恥也。惟開會期間適與弟私人行蹤衝突，良呼負負。蓋弟在此暑期中之日程，數月前早已安排。本月二十九在南開講畢，八月二日即赴南京，在彼兩星期，十五、六、七三日在上海美術學校講，十九至二十三在南通赴科學社年會，二十五至九月初十赴武昌講。凡此皆與群眾約束，萬難更期，至速九月中旬始能返津一休息。休息兩旬，仍須南下。司馬子長以留滯周南不與登封為憾，弟於此會類之矣。屬擬方案大綱，本更不容辭，奈此巨製非精心結撰不可，而弟現時預備講義夜以繼日，（每日兩時以上之講義窮一日之力編之僅敷用，尚領別備南中所講。）猶苦不給，無論如何不能得此從容抽思之餘晷。且於茲事久未措意，條理荒忘，實況又多隔閡，自審若草草塞責，非惟有負雅意，且亦自負夙志。竊見唐瀏陽之公子有壬治斯學頗有心得，最好公以大意授彼，令制案綱，或更邀馬寅初一訂，必有可觀。以弟所見，單位重量等等問題皆成過去，金本位問題尚在將來。今所當注意者，硬幣方面惟在二年國幣條例之如何實行，機括則在使造幣廠脫離軍閥之手，名實皆歸幣局支配，兌換券方面則如何能使發行權統一，如何能使準備金集中，而不至盜用，最為實際痛切之問題。大約形式上發券權統一於中銀，事實上則各省官號及各商銀聯合準備，定出若干之準備金，置諸租界安全之地，而庫存日日公開，萬目睽睽共監督之，如是庶幾有濟。
公於茲舉頗抱樂觀，當局負責任之態度良可欽佩。弟意則吾輩盡其在我而已，殊不敢望其必有效。因處處關係實際政治問題，在此俶擾之時，政策之實現，恐屬早計，能以茲會喚起輿論，使成為全國民共渴望之政策，則所得已多矣。公謂何如？公若有他事來津則別論，若專為茲事見訪，則不必，因公固甚忙，我亦卒卒無隙暇也。」（民國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與佛蘇吾兄書》）
先生以八月二日赴南京，中旬至上海，末旬至南通，各處均有講演。八月杪赴武昌及長沙，先生居長沙兩日，武漢數日，始經河南返津。九月七日《申報》記先生蒞湘講演各事說：
「任公於八月三十一日乘專車到省，趙（恆惕）省長以次及教育界各人士均到車站歡迎，入城後在天樂居行館稍憩，即邀交涉員仇鰲、財政廳長唐讞訪時務學堂故址。因二十五年前梁氏曾在該堂講學也。既至，尋得及舊居之室，拍一小影，遂至暑期學校，書『時務學堂故址』數字，請仇、唐刊在該處以為紀念。午後四時在一中演講，於此次蒞湘甚多感慨之語，大演題為《什麼是新文化》，聽者極眾。七時赴趙省長宴，梁、黃均有演講。次日上午五時往游麓山，展拜黃、蔡墳台，九時返城，至省議會觀第二次常會開會禮，並講演《湖南省憲之實施》。十二時後赴大麓學校，時務、求實、高等三校校友會歡迎會，書『自強不息』四字為該校校額。二時許赴商會各公團公宴，三時半赴遵道會公開講演，題為《奮鬥之湖南人》，聽者多至數千人。五時許復至一中，與教育界人士共攝一影，又在該校演講，題為《湖南教育界之回顧與前瞻》。因時間迫促，僅講完前段。六時許赴教育會公宴。宴畢即與黃任之、沈肅文諸氏赴小吳門外車站，趙省長以次以及教育界人士均至車站送行。」（《梁任公蒞湘講演記》，民國十一年九月七日《申報》）
又十日該報載先生在武漢報界歡迎會上發表之演說詞說：
「今日中國言論界應注意之事甚多，如政治應如何監督，社會應如何指導，教育實業應如何振興，皆宜切實注意。今日因時間無多，殊不能盡述，惟有一個問題，須與諸君研究，即對於無業游民，應下一總攻擊令是也。吾國社會所以如此墮落，各種事業所以如此敗壞，概是一班無業游民有以致之。然則吾儕言論界，應有共同攻擊之必要。惟有炮壘甚堅，故亦不易。吾儕於此當有一種有力的預備。無業種類約分為四：一乞丐、二強盜、三流氓、四廢物。日在高級機關之人，誰不在搖尾乞憐之下，於是受高級流氓之栽培，遂變為高等乞丐，換言之，即在大乞丐之下作小乞丐而已。智識階級尚且如此，寧不可懼。至於高等強盜，即各省督軍、巡閱使是也，亦有曾作督軍、巡閱使而後實行為強盜者，亦有非真為強盜，而其行動有似強盜者。凡此種強盜，彼於國民之前亦不自諱，於是全國人民都在許多強盜支配之下。而此種強盜飯量甚大，常人只兩碗三碗已足，彼非千碗萬碗不可，於是彼一人已食千人萬人之食矣。第三種為高等流氓。流氓與乞丐、強盜略有不同，質言之居於乞丐、強盜之中間，即一般政客是也。此種高等流氓本領甚大，隨地可以鑽入。吾人平日所見各種農、工、商會，在理當為農、工、商人所組織，其實不然，各團體內皆屬高等流氓而已。第四為高等廢物，此種人或曾經做過高等乞丐、強盜、流氓之後，而以高明自鳴者，或做詩學佛，或以賭酒為生涯，見人則說幾句悲觀話。此種人頗能得社會之重視，然其飯量亦不甚小，可以食兼人之食。故吾人以為社會大弊害，不在政府，不在政治，而在此種無業階級，若長此任其猖獗，吾儕國民非破產不可。」〔《武漢報界歡迎梁黃記》（任公演說）民國十一年九月十日《申報》〕
先生以九月中旬返抵天津，十月一日致張東蓀一書，言著述情形及雜誌報紙文章各事說：
「歸後尚未一通訊（亦未得公書也），因方埋頭於一、二種著述，百事俱廢，公當恕我。百里索《改造》稿，無以應，無已只有取三年前講稿未印者《孔子學案》聊以塞責。謹別包郵上。雙十節報中文恐來不及，公能饒吾耶？前所交之《講演集》已付印否？公曾作序否？」（民國十一年十月一日《致東蓀足下書》）
十月七日，先生著《大乘起信論考證》一書成，其自序中述著該書的緣起和經過說：
「吾草創本文，其初不過欲輯譯日本學者所說，介紹於我學界而已。既而參考各書，亦往往別有所發明，且日人著作其簡繁詳略之處，多不適於吾國人之檢閱，乃全部重行組織之，雖名迻譯，實不異新構矣。為行文便利起見，故篇中所述孰為望月說，孰為其他兩家說，孰為我所新附，不復一一標舉。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作始，十月七日成，此十二日中盡廢百事矣。」（民國十一年十月《大乘起信論考證序》，見原書）
十月八日，先生致張菊生、高夢旦一書，商印《大乘起信論考證》各事，錄之如下：
「示敬悉，條復及別陳如下：
一、寄上《大乘起信論考證》稿本一冊，請分兩期登《東方雜誌》。此文頗極得意，初時本擬作數千言，卒乃成此巨帙，甚可笑也。
一、此文登雜誌後，最好另印單行本，因愛讀佛典之人，不必皆閱《東方雜誌》也。此文雖屬一專門問題之著作，然頗有興趣。兩公皆非佞佛之人，試一讀之，若兩公感覺有興趣，社會當亦歡迎，數千部之銷數似不難（定價四、五角），請酌之。
一、如決印單行本，則可將《起信》原文附印，其附印之法，（一）梁譯、唐譯兩本對照，（二）分章節，（三）加新式圈點符號。若有意如此辦理，弟當一手包辦，但要求公司送我一百冊作此部分之酬勞。
一、尚擬作《楞嚴經考證》一篇（至多不過四、五千字），若印單行本時，即可附入（若有意如此辦，弟即趕作）。
一、常識叢書之《釋迦》一部，准陽曆十一月三十以前交卷。
一、《歷史研究法》請即照夢兄來書，再版印三千部，（此書此間尚存千數百冊，擬日內移交津館代銷何如？）其辦法仍照從前『自印包售』、『六折算帳』，印費請先墊付，在售價內扣除，書價三節結算。
一、《歷史研究法》第三期書價（第一次之六千冊），原訂本年秋節交清，前此除一次由津館交來若干，二次由菊兄代付君勱千元，餘數若干，希飭算撥付。
一、史綱事下次再說。
一、弟於陽曆本月二十前到南京，復書請寄東南大學。」（民國十一年十月八日《與菊生夢旦兩兄書》）
同月十二日，張菊生即復先生一書，讀此書可見先生是時已與商務印書館訂有撰文之約：
「手教謹誦悉。《大乘起信論考證》稿本一冊，亦已收到，費三小時之力展讀一過。弟素不信佛，而亦能終卷，是必為有興趣之文字。西人著述有所謂讀書之鑰者，此書殆可為習是學者之鑰矣。先登雜誌，既印單行，已示夢旦，一切當遵辦。前訂撰文之約，即自本月為始。弟等之意，仍以按月致送為宜，文興濃時，可以多做，反是則減少，（千字二十元乞勿為人道及，播揚於外，人人援例要求甚難應付。）偶有出入，無所不可，斷不必按月計算也。該款是否送津門尊寓，抑由南京分館徑呈，並乞核示。《西史大綱》甚盼早日脫稿，謹俟後命。餘事由夢旦另復，不贅述。此信仍寄天津，想尚未啟行也。」（民國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張元濟《致任公吾兄同學書》）
十月十日，《梁任公近著第一輯》編定成書。該書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本年十二月出版，中、下兩卷次年六月出版。茲錄其自序於下，以見先生兩年來的著述情形和該書的大概內容：
「民國九年春，歸自歐洲，重理舊業，除在清華、南開諸校擔任功課，及在各地巡迴講演外，以全力從事著述。已仰布者有《清代學術概論》約五萬言，《墨子學案》約六萬言，《墨經校釋》約四萬言，《中國歷史研究法》約十萬言，《大乘起信論考證》約三萬言。又三次所輯講演集約共十餘萬言。其餘未成或待改之稿有《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示的情感》約五萬言，《國文教學法》約三萬言，《孔子學案》約四萬言，又《國學小史稿》及《中國佛學史稿》全部棄卻者各約四萬言，其餘曾經登載各日報及雜誌之文，約三十餘萬言，輒輯為此編，都合不滿百萬言，兩年有半之精力，盡在是矣。本編殊蕪雜，不足齒錄，過而存之，借覘異時學力之進退云爾。上卷即《歐遊心影錄》之一部分，彼書既中輟，錄其可存者，分別標題凡八篇。中卷專為研究佛典之著作，內中有《中國佛教史》之一部分，都凡十二篇。下卷研究國史及其他國學之著作，及政治問題諸論文，與夫無可歸類者，凡二十七篇，與三次所編講演集無一從同焉。十一年雙十節編定。」（《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四十八頁）
是月梁仲策有南返營葬之議。他在十月十一日致先生的書里論其事說：
「營葬事，一月前嘗有書寄棠邨，囑切實調查草墳石塚須費若干，石墳石塚須費若干。聞舊墳地所余之石足用而有餘，所需者惟工與灰料而已。由港運省之費用，亦托其調查。久未作答，想在調查中也。因自解俊北來，言守墳人有被盜事，聯想該山莊即在海濱，且有碼頭以便轉運，頗為寒心。南歸之志已決，唯俟棠邨之覆信而已。」（民國十一年十月十一日梁啟勛《致伯兄書》）
又十月二十日，先生致徐佛蘇一書說：
「佛蘇吾兄，前面談舍弟歸粵營葬事，頃擬日內首途。望派一調查名義，稍給旅費，不勝私感。手此即請大安不盡。」（民國十一年十月二十日《與佛蘇吾兄書》）
十月末旬，先生赴南京東南大學講學。十一月八日和十七日他曾兩次致書蹇季常，言抵南京後生活忙迫情形。其第一書說：
「示悉。松館事，已別函復，想達。頃有書致傅雪忱，其復書謹呈。士行事恐難為力，此間似擁擠不堪也。吾來此後，其忙殆過於暑期時，每來復有十六時之講課，（正課僅六時，余皆各校及各種研究會所要求。）又六時自往聽講（歐陽竟無處），餘力盡以編講義，且溫習佛學功課（可謂拚命）。軍民長官皆未往拜，一切宴會嚴格謝絕，蓋不如此，不得了也。敬復。」（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八日《復季常書》）
其第二書說：
「示悉。松館兩文請宰平為我代筆。此間之忙劇，實出情理外，（但恨不能請上帝將每日擴充到四十八點耳，在此日聽歐陽竟無講唯識，方知有真佛學，宰平不與甚可惜也。）必無暇作。君勱亦甚忙，屬彼作，彼必仍以諉我，仍是耽閣耳。陳競存書擬不作，待文友來再設法辭之。滬函即寫，敬復季常。」（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復季常書》）
十一月二十一日，先生因酒醉後傷風得病。據醫生言，心臟稍有異狀，張君勱謂為腦充血，因迫先生停止課外講演一星期。先生在二十三日給梁思成等的信里，自述得病的經過說：
「前得汝來稟，意思甚好，我因為太忙，始終未有諭與汝等。前晚陳老伯請吃飯，開五十年陳酒相與痛飲，我大醉而歸。（到南京後惟此一次耳，常日一滴未入口。）翌晨六點半，坐洋車往聽歐陽先生講佛學（吾日日往聽），稍感風寒，歸而昏睡。張君勱硬說我有病（說非酒病），今日徑約第一醫院院長來為我檢查身體。據言心臟稍有異狀，（我不覺什麼，惟此兩日內腦筋似微脹耳。）君勱萬分關切。吾今夕本在法政專門有兩點鐘之講演，君勱適自醫生處歸，聞我已往，（彼已屢次反對我太不惜精力，彼言如此必鬧到腦充血云云。）倉皇跑到該校，硬將我從講壇上拉下，痛哭流涕，要我停止講演一星期，彼並立刻分函各校，將我本星期內（已應許之）講演，一概停止。且聲明非得醫生許可後，不准我再講。我感其誠意，已允除本校常課（每日一點鐘）外，暫不多講矣。彼又干涉我聽佛經（本來我聽此門功課用腦甚勞），我極捨不得，現姑允彼明晨暫停（但尚未決）一次。其實我並沒有什麼，不過稍休息亦好耳。因今晚既停講無事，故寫此信與汝等，汝等不必著急，吾自知保養也。父諭成、永、忠。」（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與思成永忠書》）
又二十九日給梁令嫻一書說：
「我的寶貝思順：我接到你這封信，異常高興，因為我也許久不看見你的信了，我不是不想你，卻是沒有工夫想。四、五日前吃醉酒（你勿驚，我到南京後已經沒有吃酒了，這次因陳伯嚴老伯請吃飯，拿出五十年陳酒來吃，我們又是二十五年不見的老朋友，所以高興大吃。）忽然想起來了，據廷燦說，我那晚拿一張紙寫滿了『我想我的思順』、『思順回來看我』等話，不知道他曾否寄給汝看。你猜我一個月以來做的甚麼事，我且把我的功課表寫給汝看。
每日下午二時至三時在東南大學講《中國政治思想史》，除來復日停課外，日日如是。
每來復五晚為校中各種學術團體講演，每次二小時以上。
每來復四晚在法政專門講演，每次二小時。
每來復二上午為第一中學講演，每次二小時。
每來復六上午為女子師範講演，每次二小時。
每來復一、三、五從早上七點半起至九點半，（最苦是這一件，因為六點鐘就要起來。）我自己到支那內學院上課，聽歐陽竟無先生講佛學。
此外各學校或團體之歡迎會等，每來復總有一次以上。
講演之多既如此，而且講義都是臨時自編，自到南京以來（一個月）所撰約十萬字。
張君勱跟著我在此，日日和我鬧說『鐵石人也不能如此做』，總想干涉我，但我沒有一件能丟得下。前幾天因吃醉酒（那天是來復二晚），明晨坐東洋車往聽佛學，更感些風寒，歸來大吐，睡了半日。君勱便說我有病，到來復四日我在講堂下來，君勱請一位外國醫生等著診驗我的身體。奇怪，他說我有心臟病，要我把講演著述一概停止。（說我心臟右邊大了，又說常人的脈只有什麼七十三至，我的脈到了九十至。）我想我身子甚好，一些不覺得甚麼，我疑心總是君勱造謠言。那天晚上是法政學校講期，我又去了，君勱在外面吃飯回來，聽見大驚，一直跑到該校，從講堂上硬把我拉下來，自己和學生講演，說是為國家干涉我。再明日星期五，我照例上東南大學的講堂，到講堂門口時，已見有大張通告，說梁先生有病放假，學生都散了，原來又是君勱搗的鬼。他已經立刻寫信各校，將我所有講演都停一星期再說（以上二十八日寫），醫生說不準我讀書著書構思講演，不准我吃酒（可以）吃茶吃煙。我的寶貝，你想這種生活我如何能過得（二十八晚寫），神經過敏的張君勱，聽了醫生的話，天天和我吵鬧，說我的生命是四萬萬人的，不能由我一個人作主，他既已跟著我，他便有代表四萬萬人監督我的權利和義務。我們現在磋商的條件：
1．除了本校正功課每日一點鐘外，其餘講演一切停止。
2．除了編《中國政治思想史》講義，其餘文章一切不做。
3．陽曆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截止功課，回家休息。
4．每星期一、三、五之佛學聽講照常上課。（此條爭論甚烈，君勱現已許我。）
5．十日後醫生診視說病無加增則照此實行，否則再議。
我想我好好的一個人，吃醉了一頓酒，被這君勱捉著錯處（呆頭呆腦，書呆子又蠻不講理），如此其欺負我，你說可氣不可氣。君勱聲勢洶洶，他說我不聽他的話，他有本事立刻將我驅逐出南京，問他怎麼辦法？他說他要開一個梁先生保命會，在各校都演說一次，不怕學生不全體簽名送我出境，你說可笑不可笑。我從今日起已履行君勱所定契約了，也好，稍為清閒些。
懶得寫了，下回再說（以上二十九日寫）。」（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與思順書》）
是月《梁任公學術講演集》出版，蓋輯先生一年來在各地所作學術講演而成者。書分一、二、三輯。第一、二輯本月出版，第三輯次年九月始出版。三書共有講演二十六篇，此外尚有未經收錄及整理者甚多。其第三輯自序里已經提到。在他十月間為匯印是書致張東蓀的書里，也曾道及。
「本年來講演稿十三篇，擬匯印為《學術講演集》，並要求公作一篇序，寫公對於我這個人及對於我這半年來所勞作的實感，非要公恭維，或者活人格的感化說出來，於青年有益也。內中五篇（另包）未登本報者請登後乃交去。又《教育與政治》一篇亦未登；若公欲登，亦請抽出，登後乃寄。敬上東蓀。（實不過此半年內所講之小半數耳，尚有清華、高師及南開暑期所講四個題目，經數月或數旬才完者，稿尚倍此。）」（民國十一年《致東蓀書》）
十二月二日，先生致蹇季常一書，報告病狀，兼及前財政總長羅文幹案，和汪伯棠出任國務總理事：
「書敬悉。吾實無大病，君勱太相愛，故情急耳，望勿以為念。羅案文電感情所激，吾生平常如是，事過境遷，更無再著筆之事矣。此次伯唐出山，聞之大詫，究竟其中有何情節（想為青島耶），已有函勸其勇退。他且不論，彼以老病之軀，實不堪此也。講學社第三年經費，不審能在伯唐任內支撥否。此事吾書未提及，請公與宗孟等一商進行。」（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二日《與季常書》）
同日與梁令嫻一書，告以病狀和明年休養計劃說：
「我的寶貝思順：前書想收。我很後悔，不該和你說那一大套話，只怕把我的小寶貝急壞了，不知哭了幾場。我委實一點病也沒有，若有，我不能不知道，但君勱相愛太過，我也只好容納他的好意。現在已減少許多功課，決意陽曆年內講完，新年往上海頑幾天。汝母生日以前，必回家休息，汝千萬不許擔憂著急。我明年上半年決意停講，在家中安住數月後，陰曆三、四月間，擬往廬山，即在彼過夏，汝暫勿回來亦好。我雖想念汝，但汝來往一次亦大不易，不必汲汲也。汝能繼續求學甚好。汝學本未成，汝為我愛兒，學問僅如此，未為盡責也。」（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二日《與思順書》）
又八日與梁令嫻一書說：
「寶貝思順：怎麼樣啦！嚇著沒有？我近日精神益煥發，因為功課減少之故。我早上聽佛學的功課到底被君勱破壞了，因此益清閒，每日專心致志著一部書，講一門功課，從容極了，醫生再來檢查也沒有什麼話說了。君勱說若能常常如此，他又不願意我速歸了。因為他是江蘇人，恨不得我在江蘇多一天，江蘇多得些好處。我說：『那麼我還是陰曆年底才走。』他說：『很好。』我說：『你走了（他陽曆年底必要走），我便拚命連日連夜的講。』他又慌了。你說這位書呆子好笑不好笑？我陽曆過年時，到上海頑十天、八天，田頭或者還在南京三、兩天才回家，到家時大約亦在陰曆臘月半了。我寫了這封信以後，打算回家後再寫信給你了，你千萬別要因為接不著信又疑心我病。你的三個小寶貝好麼？你看《晨報》和《時事新報》沒有？若看，應該看見我許多文章。」（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八日《與思順書》）
又十八日一書說：
「寶貝思順：我又想起你來了，說不寫信又寫了。我告訴你一件事，令你歡喜。前幾日唐天如先生來，細細診察我身體一番，說的確沒有病，我現在很放心了，欠著許多講演債，打算這兩個禮拜內陸續還清他。我最遲亦回家去過汝母生日。江翊雲月內來菲，赴萬國律師公會。他路過南京時或者會著我，你可以問我的近狀。」（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與思順書》）
二十五日，先生為護國軍起義紀念講演畢，與梁令嫻一書述說當日講演情形，並言不願赴菲：
「寶貝思順：十二月十二日的信收到了，歡喜得很。我現在還在南京呢。今日是護國軍起義紀念日，我為學界全體講演了一場，講了兩點多鐘。我一面講，一面忍不住滴淚。今把演稿十來張寄給你。我後日又要到蘇州講演，因為那裡學生盼望太久了，不能不去安慰他們一番，但這一天恐怕要很勞苦了。我雖然想我的寶貝，但馬尼拉我還是不願意去，因為我不同你媽媽，到那裡總有些無謂的應酬，無謂的是非，何苦呢？我於你媽媽生日以前，一定回到家，便著實休息半年了。」（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與思順書》）
先生是冬在東南大學所講原題為《中國政治思想史》，後來因病，所以於漢以後部分尚付闕如。此項講義經先生整理後，成《先秦政治思想史》一書。其自序中述著該書之緣起及經過甚詳，茲錄於下：
「啟超治中國政治思想，蓋在二十年前，於所為《新民叢報》、《國風報》等，常作斷片的發表，雖大致無以甚異於今日之所懷，然粗疏偏宕，恆所弗免。今春承北京法政專門學校之招，講先秦政治思想，四次而畢，略賡前緒而已。秋冬間，講席移秣陵，為東南大學及法政專門講此本講義，且講且編，起十月二十三日，訖十二月二十日，凡兩閱月成。初題為《中國政治思想史》，分序論、前論、本論、後論之四部，其後論則自漢迄今也。中途嬰小極，醫者謂心臟病初起，既有徵矣，宜輟講且省思慮，不則將增劇而難治。自念斯講既已始業，終不能戛然遽止，使學子觖望，卒黽勉成之。幸病尚不增，能將本論之部編講完竣，其後論只得俟諸異日矣。因所講仍至先秦而止，故改題今名。啟超講述斯稿之兩月間，以餘力從歐陽竟無先生學大乘法相宗之教理。又值德人杜里舒博士同在金陵講學，而張君勱董其譯事，因與君勱同居，日夕上下其議論。茲二事者，皆足以牖吾之靈，而堅其所以自信，還治所業，乃益感嘆吾先哲之教之所以極高明而道中庸者，其氣象為不可及也。書成後，徐志摩擬譯為英文，劉文島及其夫人廖世劭女士擬譯為法文。倘足以藥現代時敝於萬一，斯則啟超所以報先哲之恩我也已。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梁啓超自序於南京成賢學舍。」（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先秦政治思想史》自序，見《合集·專集》之五十第一頁）
先生在是書中闡發先秦政治哲學之餘，深贊中國古代哲學之精深博大，並殷殷然以如何發揮而光大之之業期待於將來。其結論一章專討論此點，及與西洋現代政治思想之比較問題。現在抄錄如下，以見先生是時政治思想見解之一般：
「讀以上諸章可知先秦諸哲之學術，其精深博大為何如？夫此所語者，政治思想之一部分耳，他多未及，而其足以牖發吾儕者已如此。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摭拾歐、美學說之一鱗一爪，以為抨擊之資，動則誣其祖，曰昔之人無聞知。嘻！何其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姑舍是，吾儕今日所當有事者，在如何而能應用吾先哲最優美之人生觀，使實現於今日。此其事非可以空言也，必須求其條理以見諸行事，非可恃先哲之代吾儕解決也，必須當時此地之人類善自為謀。今當提出兩問題以與普天下人士共討論焉：
其一，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之調和問題。吾儕確信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其有精神生活，但吾儕又確信人類精神生活，不能離卻物質生活而獨自存在。吾儕又確信人類之物質生活應以不妨害精神生活之發展為限度，太豐妨焉，太觳亦妨焉，應使人人皆為不豐不觳的平均享用，以助成精神生活之自由而向上。吾儕認儒家解答本問題正以此為根本精神，於人生最為合理。道家之主張無欲，墨家之主張自苦，吾儕固認為不可行，但如道家中楊、朱一派，及法家中之大多數所主張，一若人生除物質問題外無餘事，則吾儕決不能贊同。吾儕認物質生活不過為維持精神生活之一種手段，決不能以之占人生問題之主位。是故近代歐美最流行之功利主義，唯物史觀……等等學說，吾儕認為根柢極淺薄，決不足以應今後時代之新要求。雖然吾儕須知現代人類受物質上之壓迫，其勢力之暴，迥非前代比，科學之發明進步，為吾儕所不能拒，且不應拒，而科學勃興之結果，能使物質益為畸形的發展，而其權威亦益猖獗。吾儕若置現代物質情狀於不顧，而高談古代之精神，則所謂精神者，終久必被物質壓迫，全喪失其效力，否亦流為形式以獎虛偽已耳。然則宗唯物派之說，遂足以解決物質問題乎？吾儕又斷言其不可能。
現代物質生活之發展於畸形，其原因發於物界者固半，發於心界者亦半。近代歐美學說，無論資本主義者流，社會主義者流，皆獎勵人心以專從物質界討生活，所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名之曰益多，是故雖百變其途，而世之不寧且滋甚也。吾儕今所欲討論者，在現代科學昌明的物質狀態之下，如何而能應用儒家之均安主義（用《論語》文意），使人人能在當時此地之環境中，得不豐不觳的物質生活，實現而普及。換言之，則如何而能使吾中國人免蹈近百餘年來歐美生計組織之覆轍，不至以物質生活問題之糾紛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儕對於本國乃至對於全人類之一大責任也。
其二，個性與社會性之調和問題。宇宙間曾無不受社會性之影響束縛，而能超然存在的個人，亦曾無不借個性之繅演推盪而能瑰然具存的社會。而兩者之間，互相矛盾，互相妨礙之現象，亦所恆有。於是對此問題態度，當然有兩派起焉。個人力大耶？社會力大耶？必先改造個人方能改造社會耶？必先改造社會方能改造個人耶？認社會為個人而存在耶？認個人為社會而存在耶？據吾儕所信，宇宙進化之軌則，全由各個人常出其活的心力，改造其所欲至之環境，然後生活於自己所造的環境之下。儒家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全屬此旨。此為合理的生活，毫無所疑。墨、法兩家之主張，以機械的整齊個人，使同冶一爐，同鑄一型，結果至個性盡被社會性吞滅，此吾儕所斷不能贊同者也。
雖然，吾儕當知古代社會簡而小，今世社會復而龐。復而龐之社會，其威力之足以壓迫個性者至偉大，在惡社會之下，則良的個性殆不能以自存。議會也，學校也，工廠也，凡此之類皆大規模的社會組織，以個人納其間，眇若太倉之一粟。吾儕既不能絕對的主張性善說，當然不能認個人集合體之群眾可以無所待而止於至善。然則以客觀的物准整齊而畫一之，安得不謂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彼含有機械性的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所以大流行於現代，固其所也。吾儕斷不肯承認機械的社會組織為善美，然今後社會日趨擴大，日趨複雜，又為不可逃避之事實。如何而能使此日擴日復之社會，不變為機械的，使個性中心之仁的社會，能與時勢駢進而時時實現？此又吾儕對於本國乃至全人類之一大責任也。
吾確信此兩問題者，非得合理的調和，未由拔現代人生之黑暗痛苦以致諸高明。吾又確信此合理之調和必有塗徑可尋，而我國先聖實早予吾儕以暗示。但吾於其調和之程度及方法，日來往於胸中者十餘年矣，始終蓋若或見之，若未見之。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孟子曰：『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嗚呼！如吾之無似，其能借吾先聖哲之微言以有所靖獻於斯世耶？吾終身之憂何時已耶？吾先聖哲偉大之心力，其或終有以啟吾憤而發吾悱也？」（《古集·專集》之五十第一八二——一八四頁）
先生是年著述中，幾乎全是講演的文章，除以上所引各篇外，尚有以下數篇。
《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一文，系先生在清華學校講國史時為該校文學社諸生所為文學講演，原文見《改造》雜誌第四卷第六第八兩期。
《地理及年代》一文系先生春、夏間在北京清華、高師兩校所講，《五千年史勢鳥瞰》中第一章原文分二節載《改造》雜誌第四卷第七期，蓋系未完之稿。
《作文教學法》一文原名《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是文專為中學以上文科教師講授，及學生自習之用，主旨在研究文章構造之原則，令學者對於作文技術得有規矩準繩，以為上達之基礎，原文載《改造》雜誌第四卷第九期。
此外尚有下列各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五千年史勢鳥瞰》之一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為《申報》五十周年紀念作）、《中學國史教本改造案並目錄》、《哀求議員》。
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癸亥） 五十一歲
一月十五日，先生由南京北返，抵津後即登養病謝客啟事一則於北京《晨報》。是月先生髮起創辦文化學院於天津。二月，朱兆莘推薦先生為萬國著作家俱樂部名譽會員。三月，先生著《陶淵明》一書成，內計《論陶》一篇，《陶年譜》一篇，《陶集考證》一篇。是春先生有東遊之議，但未果行。四月，養病於北京西郊之翠微山，其時為《清華周刊》撰《國學入門書目》一篇，擬輯《清儒學案》一書未果。五月七日，梁思成、梁思永為汽車軋傷。是月末旬，先生迎晤南海於天津。六月，自翠微山返津，其時曹錕謀總統事甚急，先生曾為長書勸告之。是月二十日，松坡圖書館擇定館址於北海快雪堂，先生為《館記》一篇。七月，主講南開大學暑期學校。八月，赴北戴河避暑。九月起在清華學校講學。十月，與同志發起戴東原二百年生日紀念會，先生撰緣起文一篇。十一月四日，松坡圖書館正式成立。是年著有《朱舜水年譜》一書。
一月七日，先生與梁令嫻一書，言在上海診驗身體結果確有心臟病，因此決定將早日返津：
「寶貝思順：我三十一夜裡去上海，前晚夜裡回來，在上海請醫生（法國）診驗身體，說的確有心臟病，但初起甚微，只須靜養幾個月便好，我這時真有點害怕了。本來這一個星期內，打算拚命把欠下的演說債都還清，現在不敢放恣了，只有五次講義演完就走（每次一點鐘），酒是要絕對的戒絕了，煙卻不能。醫生不許我多說話，不許連續講演到一點鐘以外，不許多跑路（這一著正中下懷），最要緊是多睡覺（也願意），說這一著比吃什麼藥都好。我回家後，當然一次講演都沒有，我便連日連夜睡他十來點鐘，當然就會好了。你卻不許掛心，掛心我就什麼都不告訴你了。我本來想到日本頑頑，可巧接著日本留學生會館來書要我去講演，而且聽說日本有幾個大學也打算聯合來請，嚇得我不敢去了。（若沒有病，我真高興去。）今年上半年北京高師要請我，要和別的學校競爭，出到千元一月之報酬。（可笑，我即往，亦不能受此重酬。）東南大學學生又聯合全體向我請願，我只得一概謝絕了。回津後只好杜門不出，因為這幾年演講成了例，無論到什麼地方也免不掉，只得迴避了。我准十五日回家，到家當在汝母生日前兩日哩。思成和徽音已有成言，（我告思成和徽音須彼此學成後乃定婚約，婚約定後不久便結婚。）林家欲即行定婚，朋友中也多說該如此，你的意見怎樣呢？」（民國十二年一月七日《與寶貝思順書》）
十三日，先生結束在東南大學講學事，對該校學生髮表課畢告別演說一篇，現在摘錄一節於下，可見先生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我自己的人生觀，可以說是從佛經及儒書中領略得來。我確信儒家佛家有兩大相同點：（一）宇宙是不圓滿的，正在創造之中，待人類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動不息，常為缺陷，常為未濟。若是先已造成——既濟的，那就死了，固定了。正因其在創造中，乃如兒童時代生理上時時變化，這種變化即人類之努力，除人類活動以外，無所謂宇宙。現在的宇宙，離光明處還遠，不過走一步比前好一步，想立刻圓滿不會有的。最好的境域——天堂大同極樂世界——不知在幾千萬年之後，決非我們幾十年生命所能做到的。能了解此理，則作事自覺快慰。以前為個人為社會做事不成功，或做壞了，常感煩悶，明乎此，知做事不成功，是不足憂的。世界離光明尚遠，在人類努力中或偶有退步，不過是一現象。譬如登山，雖有時下，但以全部看，仍是向上走。青年人煩悶多，因希望太過，知政治之不良，以為經一次改革即行完滿，及屢試而仍有缺陷，於是不免失望。不知宇宙的缺陷正多，豈是一步可升天的。失望之因即根據於奢望過甚。《易經》說：『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此言甚精采。人要能如此看，方知人生不能不活動，而有活動，卻不必往結果處想。最要不可有奢望，我相信孔子即是此人生觀，所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他又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天天快活，無一點煩悶氣象，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二）人不能單獨存在。說世界上那一部分是我，很不對的。所以孔子『毋我』，佛家亦主張『無我』。所謂無我，並不是將固有的我壓下或拋棄，乃根本就找不出我來。如說幾十斤肉體是我，那麼科學發明，證明我身體上的原質也在諸君身上，也在樹身上。如說精神的某部分是我，我敢說今天我講演，我已跑入諸君精神里去了。常住學校中，許多精神變為我的一部分；讀孔子的書及佛經，孔、佛的精神又有許多變為我的一部分。再就社會方面說，我與我的父母妻子，究竟有若干區別？許多人——不必儘是純孝——看父母比自己還重要，此即我父母將我身之我壓小。又如夫婦之愛，有妻視其夫或夫視其妻比己身更重的。然而何為我呢？男子為我，抑女子為我，實不易分。故徹底認清我之界限，是不可能的事。（此理佛家講得最精，惜不能多說。）世界上本無我之存在，能體會此意，則自己作事，成敗得失，根本沒有。佛說：『有一眾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至理明言，洞若觀火。孔子也說：『誠者非但誠己而已也。……』將來我的私心掃除，即將許多無謂的計較掃除，如此可以做到『仁者不憂』的境域。有憂時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為人類——如父母、妻子、朋友、國家、世界——而痛苦。免除私憂，即所以免煩惱。我認東方宇宙未濟，人類無我之說，並非論理學的認識，實在如此。我用功雖少，但時時能看清此點，此即我的信仰。我常覺快樂、悲愁不足擾我，即此信仰之光明所照。我現已年老，而趣味淋漓，精神不衰，亦靠此人生觀。至於我的人生觀對不對，好不好，或與諸君的病合不合，都是另外一問題。我在此講學，並非對於諸君有知識上的貢獻，有呢，就在這一點，好不好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諸君要知道自己的精神饑荒，要找方法醫治，我吃此藥覺得有效。因此貢獻諸君採擇。世界的將來，要靠諸君努力。」（《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學術講演集》，《合集·文集》之四十第十三——十五頁）
是日先生在歸事匆忙中，尚為王仲武所著《統計學之原理與應用》一書撰序文一篇。茲錄如下，以見先生重視該學情形之一斑：
「統計之學，在我國發源周譜，旁行斜上，史遷效焉，後此表牒，皆襲其軌。其在泰西，雖作始較晚，近今則蔚為大國，理法日邃密，而應用範圍更普及於社會現象之全部。凡欲治一顓門之學，觀其大較，而得其共相，舍此末由也。今國中百學日新，而以此名其家者不一二覯。王子仲武創造二篇，一詮原理，一斠應用，斯真能鑿蠶叢啟康莊者，其功豈特在斯學，抑亦百學之鑰也已。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三日時講學秣陵課畢北歸倚裝記。」（《統計學之原理與應用序》，見原書）
又王仲武在民國十八年致梁思成書里，追述先生當日為撰序文的情形說：
「當令先君任東大講演歷史的統計一科時，囑武隨從幫助甚多，同時又在蘇省一中擔任東方文化史，與武誼屬同舟，時相往還。因得見武所編輯《統計學原理及應用》一書，慨然於十一年冬患咯血症甚劇之時，力疾為武撰敘其端，闡發統計之史乘，詳明是學之不可不興，並親筆書成。為言雖不過多，閱者早佩其精練，允稱希世之珍，自應采入集中，別為敘類，傳示後人。茲特寄上書序一張，即希鑑察是禱。」（民國十八年王仲武《致思成先生書》）
一月十五日，先生由南京起程北返，是日有給梁令嫻一書，錄之如下：
「寶貝思順：我現在就上車回家了，明天晚上就和你媽媽弟弟妹妹們在一塊了，現在很想起你。這幾天並未有依醫生的話行事，大講而特講，前天講了五點鐘，昨天又講四點鐘，但精神卻甚好。幾個月沒有飲酒了，回家兩天就是你媽媽生日，我想破戒飲一回，你答應不答應？回家後打算幾個月戒講演了，〔但北京高等師範學生正在和我打麻煩，因為我早答應過今年（陽曆）上半在那裡講。〕打算專門寫字和打牌，你聽見想一定歡喜。」（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五日《與寶貝思順書》）
先生抵津後，立即登稱病謝客啟事一則於北京《晨報》：
「鄙人年來雖委身教育，但惟願就自己所好之學科為短期之巡迴講演，或自約同志作私人講學，至於國立諸校之任何職員，斷斷不能承乏，敬吉學界諸君，幸無以此相嬲。鄙人頃患心臟病，南京講課勉強終了，後即遵醫命，閉門養疴，三個月內不能見客，無論何界人士枉顧者，恕不面會。謹啟。」（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日北京《晨報》《梁啓超啟事》）
一月二十九日，先生與梁令嫻一書，告以讀書情形和游日意思：
「寶貝思順：十六日書收到，你連打十幾個噴嚏的時候，果然不錯，那時正是我從南京回來，正下車在你母親房內看你的信哩。我現在託病杜門謝客，號稱靜養，卻是靜而不養。每日讀極深奧的《成唯識論》，用盡心思，一日讀三四葉，還是勉強懂得一點罷了。我很想去日本頑頑，（日本人把我近年的著作翻譯出好幾部，我們賣六角錢，他們賣二元五十錢，可驚。）但非有三四千金不敷用，怕未必能去。我新造這些信箋信封，你說好不好！本來不打算寫信，就是專為試新，才寫這兩張。」（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與寶貝思順書》）
是月先生髮起創辦文化學院事，他在一月三十日致休宰平書里論其事說：
「宰平吾兄：歸來半月矣，所擬辦之文化學院，計早有所聞，茲事若成，深盼與吾兄共之。其辦法亦願兄先為籌度，一時擬不入京。夏曆新歲能偕君勱一來最善。漱冥尚在京否？（若在京，希將其新遷住址見示。）曾見彼致竟無先生書，言將適粵也。弟頃讀《唯識》，日籀正文兩三葉，冀以半年內卒業，兄何以教之。」（民國十二年一月三十日《與宰平吾兄書》）
關於先生髮起創辦文化學院的緣起宗旨和詳細計劃，有他的《為創辦文化學院事求助於國中同志》可以參考。
「為創設文化學院事求助於國中同志：啟超確信我國儒家之人生哲學，為陶養人格至善之鵠，全世界無論何國、無論何派之學說，未見其比，在今日有發揮光大之必要。啟超確信先秦諸子及宋、明理學，皆能在世界學術上占重要位置，亟宜爬羅其宗別，磨洗其面目。啟超確信佛教為最崇貴最圓滿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為人類最高文化之產物，而現代闡明傳播之責任，全在我中國人。啟超確信我國文學美術在人類文化中有絕大價值，與泰西作品接觸後當發生異彩，今日則蛻變猛進之機運漸將成熟。啟超確信中國歷史在人類文化中有絕大意義，其資料之豐，世界罕匹，實亘古未辟之無盡寶藏，今日已到不容扃之時代，而開採之須用極大勞費。啟超確信欲創造新中國，非賦予國民以新元氣不可，而新元氣決非枝枝節節吸受外國物質文明所能養成，必須有內發的心力以為之主。以上五事實為其萌芽種。啟超確信當現在全世界懷疑沉悶時代，我國人對於人類宜有精神的貢獻，即智識方面亦宜有所持以與人交換。以上五事之發明整理，實吾儕對世界應負之義務。啟超確信欲從事於發明整理，必須在舊學上積有豐富精勤的修養，而於外來文化亦有相當的了解，乃能勝任。今日正在人才絕續之交，過此以往，益難為力。啟超雖不敢自命為勝任，然確信我在今日最少應為積極負責之一人；我若怠棄，無以謝天下。啟超確信茲事決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為力，故亟宜有一機關以鳩集現在已有相當學力之同志，培養將來熱心茲業之青年。啟超確信現行學校制度有種種缺點，欲培養多數青年共成茲業，其講習指導之方法，及機關之組織，皆當特別。以上說理由竟，當陳述現擬之計畫。
一、設一講學機關，名曰文化學院，採用半學校半書院的組織，精神方面力求人格的互發，智識方面專重方法之指導，其規程當續布。
一、啟超自任院長，現已約定同志六、七人任分科教導員，仍當隨時物色邀約。
一、所擬收容學員種類如下：
（一）本班收容中學畢業學生。
（二）研究班收容大學及高等專門畢業學生，或經特別測驗後由院中許可者。
（三）補習班收容高師學生，專教導以國史、國文之教授法。
（四）函授班收容國內有志斯學而不能來院者。
一、院舍在天津南開大學新校址中，一切學課與南開保相當之聯絡關係。
一、教導以外擬辦諸事：
（一）整理重要古籍校勘訓釋編訂，令盡人能讀且樂讀。
（二）將舊籍或新著翻譯歐文。
（三）編定學校用之國史、國文及人生哲學教本。
（四）以定期出版物公布同人研究所得。
（五）巡迴講演。
一、現時所需最低限度之經費：
（一）建築院舍費四萬元。
（二）購置圖書費二萬元。
（三）頭兩年經費共四萬元。
啟超今以極誠懇的意思，及積極負責任的精神，敬求海內同志予以樂贊，俾得於十二年秋季始業，不勝大願，梁啓超百拜。」（民國十二年一月）
二月二日，先生致張東蓀一書，論對時局態度與文化學院事：
「致君勱書悉。吾輩本已立戰線上，初不因人，都中斗者似無力，或當俟再受絕對的摧殘後，方有辦法耳。今日之事，須練有勁旅乃能作戰。吾輩須以奮鬥中堅隊自任，但此為數年後事也，公謂何如？文化學院簡單之建築終不可少，即此亦非三、四萬不可，故小啟內之數目實不能減，現所得者尚不及十之二也。此間有人建議，約二十人，每人認募五千，已函揆初、孝忻[1]屬各認一分，望就近約同振飛[2]一鼓厲之。」（民國十三年《與東蓀足下書》）
先生創辦文化學院的計劃和徵求贊助的啟事，遍達各處後，名流中復書慨願捐助者頗不乏人，學生中因仰望而致書願來受教者也大有人在。至此項計劃未能實現的主要原因，大概仍是經費的困難，現在摘錄兩篇材料於下作為參考。
二月六日，張正祿致先生書，可見其傾慕先生之殷和仰望此項計劃之切：
「任公先生鈞鑒：生不才，竊慕先生之為人久矣。自束髮受書，讀先生之文章，輒怦然心動，思一瞻丰采為幸。未幾在天津、長沙兩處，竟得於萬聲歡呼中親聆偉論，如慰饑渴，徒以境殊勢異，無緣受業，一聞大道，至深悵惘。生不才，竊思民國肇造，大亂頻仍，固為改革中必經之階級，要以無強有力之學說為之主，致人心惶惑無所依歸，只騖功利，不尚名節，實亂因之最大者也。憂時之士，鑒於泰西文明，盛倡物質救國之論似矣；然不先正人心，圖精神之改進，何異與虎添翼，其亂彌滋。譬之本不固而求葉之茂，源不深而望流之長，無有是處。我國列聖相傳之心法，闡明性理之學，至精至微，無遠弗屆，無物不賅，大莫能載，小莫能破，得之則蔬食飲水無以改其樂，顛沛造次無以易其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久可大，能用能藏，誠世界之明星，人類之救主，不僅為國粹已也。生今之世，欲救今之俗，舍就固有之國學而發輝光大之，其道莫由。生之懷此想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頃閱報載先生欲鳩集同志，創設文化學院，以整理國故，培植青年，溝通東西之文明，慰解人類之沉悶，開物成務，繼往興來。讀竟不覺如火如沸之熱潮，突涌而起，遂忘其疏愚，謹縷陳所懷於次，伏乞垂察，而曲成之，實深感禱。
（1）覺人生在世，當確有樹立，以造福社會，不然碌碌與草木同腐，又何貴有此生哉。
（2）覺人生最榮耀之冠冕，莫如具優美之學識，高尚之情操，可傳於天下，可法於後世。而世俗之高官厚祿，無殊朝露，實卑卑不足道。
（3）覺人生最愉快之事，莫如與當代賢豪朝夕相從，積深研幾，以擴心胸，而廣聞見，雖南面王樂無以易此。
（4）覺人皆可以為堯舜一語，為不我欺，只要有良師益友，提撕警覺，又何業不可成，何功不可就哉。
（5）西哲有言，人能每日一時專究一種科學，不十年即為博士。中庸亦曰：人一已百，人十已千，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故人之能否造就，當以有無決心毅力為斷，不關秉性之智拙也。
（6）現時之學校制度，徒為貴族及資產階級之子弟而設，以致有志上達者，苦於無力，而有力者，又不肯苦讀。此人才之所以日乏，而國事之所以益不堪問也。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自古賢豪出自窮巷桑戶者為多，蓋其操心危，慮患深，故所成就者亦大。確信先生創設文化學院，必能調劑斯弊，對於堅志向學苦於無力之青年，當有以處之也。生不才，自幼頗知振奮，嗣以經濟關係遂改習軍醫專門於天津，畢業以還，不數年得遍歷秦、隴、燕、趙、齊、魯，東北至滿、蒙，憑弔遺蹟，益增神往。徒以人事日紛，遂致大好韶光，半多虛度，良用慨然。亦嘗與環境奮鬥，力自振拔，奈盲人瞎馬，卒鮮有成。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生將永墜千仞之淵，無復揚眉吐氣得聞大道之一日矣。每於中宵起舞，望月興悲，而孰知幼時所渴慕夢想之任公先生創立學院之聲達於耳鼓，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今而後始，獲受業之機會，或者能遂平昔之壯志，不虛生於人世乎。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荑稗。』又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夫子設科雖有函授一門，然以學無底蘊，事多亂意，不用猛火煮，斷然有成，故決計捨去一切職務，專心肆志受業於先生之門，以終生從事。第不知入院手續如何？院中規程如何？伏乞即日擇要賜示，以便早作準備。不勝拜禱企盼之至。」（民國十二年二月六日張正祿《致任公先生書》）
三月二十六日，張季直致先生書，除言捐助千金外，並論提倡教育方法與先生不同：
「奉書敬悉。講學之益，稍具知識者能言之，惟謀費於今之政府，則知公必有今日耳。公之謀教育無所謂根據地，故業廣而博；走以村落為本，故力專而狹，亦惟有所根據，乃有不能濟人人之病。南通地方教育慈善公益事業，常費歲有所增，頃為明年自治報告會籌備計，亦已負債二十萬矣。知其不可而強為之，志蓋與我公同也。茲與叔兄謹合助千圓，固知戔戔之數，誠無所補，但亦寸縷粒粟之願耳。」（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張謇《致任公先生書》）
二月十日，先生著《陶淵明年譜》成，其自序中述著該書之經過甚詳，茲錄如下：
「秋冬間講學白下，積劬嬰疾，醫者力戒靜攝，寧家後便屏百慮，讀陶集自娛。偶鉤稽其作品年月，而前人所說，皆不能愜吾意。蓋以吾所推定，陶公卒年僅五十六，而舊史舊譜皆雲六十三，緣此一誤，他皆誤矣。遂發憤自撰此譜，三日而成。成後檢篋中故書，得舊譜數種，復以兩日校改之為斯本，號稱養病，亦頗以鎪刻愁肝腎矣。
吾初造此譜時，僅因讀李箋有所感觸，並未見諸譜，且不知有其書。屬稿中侄兒廷燦次第檢出諸本資參考，得益蓋不少，然於所不謂然者，終不敢苟同也。壬戌臘不盡五日，即民國十二年二月十日啟超自記於天津之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九十六第二十一——二十二頁）
二月二十四日，先生有給梁令嫻述舊曆正月二日為電車撞傷經過的一封信。
「寶貝思順：我告訴你一件事，令你嚇殺。舊曆初二日講學社所聘杜里舒博士來津講演，我往車站歡迎他，借李賓四馬車坐去。才出到大馬路交叉處，被街上電車橫撞過來，車撞壞了，人馬俱倒在地上。但我僅僅擦破頭皮少許，（事後回想真危險，真是間不容髮，好在車已經過去大半，僅撞後輪，故不至傷。）腿上微微酸痛而已。那日我仍在南開講演，晚上又與張君勱、林宰平、丁在君等談個通宵。初五日你姑丈偕曼宣、孝高來，一連打了三日三夜的牌，他們今晨回京去，我足足睡了一天。過年以來，一件正經事未做，就只談天頑耍。你母親把大大小小的孩子（從七叔起到達達）都帶到北京去了，家中只有司馬懿和六六，我從今日起又做我的正經功課了。你們攢下那幾個錢，最好是買七年長期公債，此項公債現時價格不過三折余，計可得一分八厘以上之利息，其還本付息由總務司安格聯經理極穩實。汝等若欲辦此，我可托徐振飛一手替你們經營（將息作本再添買），我現在也托他，你們可以當附屬品也。」（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與寶貝思順書》）
同日□侃致先生一書，讀後可見留日學生和日人期望先生東遊之殷：
「昨學友羅君文軾自京返東，借悉道躬違和，近日何似，極以為念。並聞我師擬於春假時期東來講演，此間同學聞知極為歡躍。留學生總會及學術研究會業已一致通過，正式謹函歡迎。廖鳳舒星使亦時常詢侃以師行期，預備招待一切。日人方面亦同此希望也。我師為我國知識界先覺，素為中外人士所瞻仰，果能葉人云霓之望，惠然東渡，其影響國際，嘉惠後學，必為留東學界開一新面目，亦盛事也。何日起程，伏乞先期示知，以便就途迎接，並預備一切。」（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侃與任公夫子書》）
三月十五日，駐英國代辦公使朱兆莘致先生一書，言薦先生為萬國著作家俱樂部名譽會員事：
「近聞有創設文化學院之舉，西報讚美有加，名山大業，代有傳人，遙拜下風，穆然神往。倫敦萬國著作家俱樂部，徵求亞洲名譽會員二人，除日本應占一席外，由莘推舉一人。該會懸格極高，入會者皆當世知名之士。環顧國中，著作等身，足膺斯選者，舍公誰屬？故擅舉大名，代表吾國。除由該會徑通訊外，謹將會章函件附呈備覽，乞賜復示，即頌著安。」（民國十二年三月十五日朱兆莘《致任世伯大人書》）
三月十八日，先生致陳叔通、黃溯初、張東蓀、張君勱等一書，商出售並改組《時事新報》各事。
「叔通、溯初、東蓀、君勱諸公：放園南歸，對於《時事新報》問題，此間之意見及進行方法，想已詳達。現在情形除此亦別無辦法，想諸公皆所贊同也。受主正著手交涉，有無效果殊不敢知。惟不管能售與否，周刊之改組此時便當預備。鄙意須由東蓀負全部編輯之責，（放園主張用我名義，亦無不可，但事實上須東蓀總攬耳。）每周出三張，第一張政談及中外政治之紀載（經濟狀況及其他雜件），由東蓀、君勱主任。第二張即學燈變相（學行及教育事項），由我主任。第三張文藝，請志摩主任。若能鼓起興致辦去，必有異彩。現在請東蓀即行計畫，先編一預算，每張每月（每月四張）共須若干字，稿費幾何，其餘印刷紙張發行費等，皆大略估計，定一標準，務趕至十三年一月出第一號，（能提早更佳，早一月則報館基金多留得一月也。）至此間所進行，能成固佳，不成亦聽之，有萬餘金之基金辦一周刊，想必能支也。內中惟政談一門方針頗須商酌，（鄙見主張承認憲法，廓清選舉。）求共同一致，若決定辦後，當更熟商也，如何之處，幸示及。」（民國十二年三月十八日《與叔通、溯初、東蓀、君勱諸公書》）
同月二十日，先生致高夢旦一書，報告翻譯《世界史綱》情形及著《陶淵明》、《釋伽》各事。
「小兒等所譯《史綱》原稿五冊，又序例一冊寄上，此不過全書三分之一，其餘於一月內續寄，蓋彼輩於統一譯名尚須檢改也。弟當別作序一篇，亦一月內寄上。譯筆自不能滿意，但彼輩尚謹慎，或無甚錯處耳。前年曾代彼輩請求每千字酬六元，乃是預定弟潤文後之酬金，弟既未全踐責，即亦不敢作此請，擬乞酬以每千字四元何如。弟因遵醫戒養病，暫屏絕費心血之著作，讀陶詩以自遣。此兩旬間成一書，擬提曰《陶淵明》。內分三部分：（一）陶淵明之品格及其文藝價值，（二）陶淵明年譜，（胡適之來此數日極激賞此作。）（三）陶詩解題及新箋（此部分尚有少許未成）。刻已付鈔，日內寄上，即以版權全歸公司，作為此兩、三月受祿之代價也。《釋迦》一篇在組織中。《陶淵明》完功後，當全力著手。知念，並聞。」（民國十二年《與夢旦兄書》）
先生著成《陶淵明》一書後，於四月一日為短序一篇述其經過說：
「客冬養疴家居，誦陶集自娛，輒成論陶一篇，陶年譜一篇，陶集考證一篇。更有陶集私定本，以吾所推證者重次其年月，其詩之有史跡可稽者為之解題。但未敢自信，僅將彼三篇布之云爾。」（《合集·專集》之九十六第一頁）
四月三日，先生致張菊生一書，請代抄《汾州府志》序文等。是時已有擬輯《清儒學案》計劃：
「示悉。《汾州府志》不必借讀，但欲公飭人將原序抄寄耳。頃欲輯《清儒學案》，先成數家以問世。其第一家即戴東原，現將脫稿，故欲知此書來歷也。高郵王氏父子文集，聞有刻本，尊處有之否？又李先生因篤愛《祺堂集》、潘稼堂耒《遂初堂集》、王山史宏撰《山志》、傅青主《霜紅龕集》皆有否（以上四書能代覓購尤感）？最好飭將涵芬樓所藏清人文集及筆記抄一目錄見示，其有難得之本尚擬托僱人抄寫也。」（民國十二年四月三日《致菊公書》）
又二十八日一書，言寄《東方雜誌》文章及著述情形。是時已在翠微山養病了。
「拙稿多首，雖其細已甚，或可備《東方雜誌》用數紙，謹寄呈，收到並乞示復一語。頃養疴山中，雖不廢著述，第所事者皆長編性質耳（復示及鈔汾志序敬收），《遂初堂集》頃已得之，亦可以傲公矣。」（民國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致菊公書》）
四五月間，先生在居翠微山期中，曾應《清華周刊》記者之請，為該刊撰《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一文。（其時胡適之氏亦為該刊撰《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一篇。）該文初載《清華周刊》，以後刊印單行本，末附附錄三篇，一、《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二、《治國學雜話》，三、《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五月八日，先生有與梁令嫻一書，告訴梁思成等五月七日遇險的詳細經過。茲錄如下：
「寶貝思順：你看見今日《晨報》，定要嚇壞了。我現在極高興的告訴你，我們借祖功宗德庇蔭，你所最愛的兩位弟弟，昨日從閻王手裡把性命爭回。我在西山住了差不多一個月，你是知道的，昨日是你二叔生日，又是五七國恥紀念，學生示威遊行，那三個淘氣精都跟著我進城來了。約摸十一點（午前）時候，思成、思永同坐菲律賓帶來的小汽車出門，正出南長街口被一大汽車橫撞過來，兩個都碰倒在地。思永滿面流血，飛跑回家，大家正在驚慌失色，他說快去救二哥罷，二哥碰壞了。等到曹五將思成背到家來，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兩個孩子真勇敢得可愛，思成受如此重傷，忍耐得住，還安慰我們，思永傷亦不輕，還拚命看護他的哥哥。）眼睛也幾乎定了。思忠看見兩個哥哥如此，呱的一聲哭起來，幾乎暈死。我們那時候不知傷在何處，眼看著更無指望，勉強把心鎮定了，趕緊請醫生。你三姑丈和七叔乘汽車去（幸我有借來的汽車在門），差不多一點鐘才把醫生捉來。出事後約摸二十多分鐘，思成漸漸迴轉過來了，血色也有了，我去拉他的手，他使勁握著我不放，抱著親我的臉，說道：爹爹啊，你的不孝順兒子，爹爹媽媽還沒有完全把這身體交給我，我便把他毀壞了，你別要想我罷。又說千萬不可告訴媽媽。又說姐姐在那裡，我怎樣能見他？我那時候心真碎了，只得勉強說，不要緊，不許著急。但我看見他臉上迴轉過來，實在亦已經放心許多。我心裡想，只要拾回性命，便殘廢也甘心。後來醫生到了，全身檢視一番，腹部以上絲毫無傷，只是左腿斷了，隨即將裝載病人的汽車裝來，送往醫院。初時大家忙著招呼思成，不甚留心思永何如。思永自己說沒有傷，跟著看護他哥哥。後來思永也睡倒了，我們又擔心他不知傷著那裡，把他一齊送到醫院檢查。啊啊！真謝天謝地，也是腹部以上一點傷沒有，不過把嘴唇碰裂了一塊（腿上亦微傷），不能吃東西。現在兩兄弟都在協和醫院同居一房，思永一個禮拜可以出院，思成約要八個禮拜。但思成也不須用手術（不須割），因為骨並未碎，只要紮緊，自會復原。今朝我同你二叔、三姑、七叔去看他們，他們哥兒倆已經說說笑笑，又淘氣到了不得了。昨天中飯是你姑丈和三姑合請你二叔壽酒，晚上是我請，中飯合家都沒有吃，晚飯我們卻放心暢飲壓驚了。我怕你媽媽著急發病，昨日一日瞞著沒有報告，今朝我從醫院出來，寫了一封快信，又叫那兩個淘氣精各寫一封去，大約你媽媽明天早車也要來看他們了。內中還把一個徽音也急死了，也餓著守了大半天（林家全家也跟著我們餓），如今大家都歡喜了。你二叔說，若使上帝告訴我們，說你的孩子總要受傷，傷什麼地方聽你自擇，我們只有說是請傷這裡，因為除此以外，無論傷那裡，都是不了。我們今天去踏查他們遇險的地方，只離一寸多，便是幾塊大石頭，若碰著頭部真是萬無生理。我們今天在六部口經過，見一個死屍橫陳，就是昨天下午汽車碰壞的人，至今還沒殯殮，想起來真驚心動魄。今年正月初二，我一出門遇著那麼一個大險，這回更險萬倍，到底皆逢凶化吉，履險如夷，真是徼天之幸。我本來不打算告訴你，因為《晨報》將情形登出，怕你一見嚇倒，所以詳細寫這封信。我今日已經打了二十多圈牌了，我兩三日後仍回西山，我在那裡住的舒服極了（每日早起又不飲酒）。」〔民國十二年五月八日（舊三月二十三日）《與寶貝思順書》〕
又十一日有一書，告訴梁思成等受傷狀況和解決該案的經過說：
「寶貝思順：你看第一封信，嚇成怎麼樣？我叫思成親自寫幾個字安慰你，你接到沒有？思永現已出院了，思成大概還要住院兩月。汝母前日入京撫視他們，好在他們都已復原，所以汝母並未著急。汝母恨極金永炎，親自入總統府見黃陂請責之。其後金某來院慰問，適值汝母在，大大教訓他一場。金某實在可惡，將兩個孩子碰倒在地，連車也不下，竟自揚長而去，一直過了兩日，連名片也沒有一張來問候。初時我們因救命要緊，沒有閒工夫和他理論，到那天晚上，驚魂已定，你二叔方大發雷霆，叫警察拘傳司機人，並扣留其汽車。隨後像有許多人面責金某，渠始來道歉。初次派人差片來院問候，被我教斥一番，第三日始親來。汝二叔必欲訴諸法庭，汝母亦然；但此事責任仍在司機人，坐車人不過有道德責任而已。我見人已平安，已經心滿意足，不欲再與鬧。惟汝母必欲見黎元洪，我亦不阻止，見後黎極力替賠一番不是，汝母氣亦平了，不致生病，亦大好事也。思成今年能否出洋，尚是一問題，因不能趕大考也（現商通融辦法），但遲一年亦無甚要緊耳。我現課彼在院中讀《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利用這時候多讀點中國書也很好。前兩天我去看他們，思永嘴不能吃東西，思成便大嚼大啖去氣他。思成腿不能動，思永便大跳大舞去氣他。真頑皮得豈有此理。這回小小飛災，很看出他們弟兄兩個勇敢和肫摯的性質，我很喜歡。我已返（昨日）西山著我的書了。今晨天才亮便已起，現在是早上九點鐘，我已成了二千多字，等一會蹇七叔們就要來（今日禮拜六）和我打牌了。」（民國十二年五月十一日由翠微山秘魔岩《與寶貝思順書》）
是時先生有與梁思成一書，告在醫院乘機讀國學書事：
「父示思成：吾欲汝以在院兩月中取《論語》、《孟子》，溫習誦，務能略舉其辭，尤於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細加玩味。次則將《左傳》、《戰國策》全部瀏覽一遍，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更有餘日讀《荀子》則益善。各書可向二叔處求取。《荀子》頗有訓詁難通者，宜讀王先謙《荀子集解》。可令張明去藻玉堂老王處取一部來。」（民國十二年五月《與思成書》）
五月中旬，南海先生漫遊至津。二十日，先生曾致一書，懇邀至翠微山小住：
「夫子大人函丈：聞杖履抵津，歡喜踴躍。啟超一月前入京在秘魔岩獨居讀書，聞訊即擬赴津敬謁。因小兒被車軋傷，現入醫院，頃正割駁，須稍照料撫視，不審吾師擬入京否？翠微山色正佳，能來小住，亦一適也。若厭京塵不欲蒞止，不識在津亦擬一盤桓否？希飭一示，當即造也。」（民國十二年五月二十日《致夫子大人書》）
又二十一日一書說：
「晨間上書計達，秘魔岩為吾師舊遊地（弟子一人獨居此間），三十年前題壁猶存，此時景物正佳，能一來盤桓，至足樂也。若不願入京，在豐臺轉車至黃村驛（京西之黃村），則去此數里耳。何日能來，希飭先一日見示（或以電話告北京南長街舍弟處），當敬迓。」（民國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致夫子大人書》）
二十六日，先生再致南海一書，是時已經兩度會晤了：
「兩次捧杖履，終恨卒卒未療積想也。呈上紙三張，一款志摩者，即昨日造謁之少年，其人為弟子之弟子，極聰異，能詩及駢體文，英文學尤長，以英語作詩為彼都人士所激賞。頃方將弟子之《先秦政治思想史》譯為英文也。一款宰平者，其名為林志鈞，深於佛學，前袁世凱稱帝時，最先棄官者也，素敬先生，故為代求。一款藻孫者，其人為弟子之內侄，欲得數字以志景仰，希推愛隨意為一揮，至幸。京塵惡濁，吾師不往亦佳，既爾則秘魔之游似亦可不必矣。弟子今日早車入京，若師行甚促，恐不復走送，主臣主臣。（閣帖賜跋成，或交去手帶回亦可，丁在君乞賜紀念語，若書就亦請擲弟子處）。」（民國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致夫子大人書》）
春夏間，張君勱、丁在君因為人生觀的爭論，發起很劇烈的玄學與科學的論戰。其時先生正在養病翠微山中，因為怕他們過用意氣反傷和氣的原故，所以當時曾撰《關於玄學科學論戰之戰時國際公法》和《人生觀與科學》兩篇文章，藉以導入為真理而論戰的途徑。他在第二篇文章裡邊有下面一段話，可見他對於玄學和科學的態度：
「人類生活，固然離不了理智，但不能說理智包括盡人類生活的全內容，此外還有一極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說是生活的原動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來的方向很多，內中最少有兩件的的確確帶有神秘性的，就是『愛』和『美』。科學帝國的版圖和威權無論擴大到什麼程度，這位『愛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遠保持他們那種『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諸侯』的身份。請你科學家把『美』來分析研究罷，什麼線，什麼光，什麼韻，什麼調，……任憑你說得如何文理密察，可有一點兒搔著癢處嗎？至於『愛』，那更玄之又玄了。假令有兩位青年男女相約為『科學的戀愛』，豈不令人噴飯？又何止兩性之愛呢，父子朋友……間至性，其中不可思議者何限。孝子割股療親，稍有常識的也該知道是無益，但他情急起來，完全計較不到這些。程嬰、杵臼代人撫孤，撫成了還要死。田橫島上，五百人死得半個也不剩。這等舉動，若用理智解剖起來，都是很不合理的，卻不能不說是極優美的人生觀之一種。推而上之，孔席不暖，墨突不黔，釋迦割臂飼鷹，基督釘十字架，替人贖罪，他們對於一切眾生之愛，正與戀人之對於所歡同一性質，我們想用什麼經驗什麼軌範去測算他的所以然之故，真是痴人說夢。又如隨便一個人對於所信仰的宗教，對於所崇拜的人或主義，那種狂熱情緒，旁觀人看來多半是不可解，而且不可以理喻的，然而一部人類活歷史，卻十有九從這種神秘中創造出來，從這方面說，卻用得著君勱所謂主觀，所謂直覺，所謂綜合而不可分析……等等話頭。想用科學方法去支配他，無論不可能，即能，也把人生弄成死的沒有價值了。」（《人生觀與科學》《合集·文集》之四十第二十六頁）
又同文的結論說：
「我把我極粗淺極凡庸的意見總括起來，是『人生關涉理智方面的事項，絕對要用科學方法來解決；關涉情感方面的事項，絕對的超科學。』」（同上）
六月一日，先生與梁令嫻一書，告山居生活及其他各事：
「諸書計達。汝母遇外祖母之喪，尚能勉抑哀思，不致生病，稍可慰。思成之傷用手術三次（打藥針八次），現已完全接好，可以如常人一樣，四星期後便可出院，今年出洋亦不至耽閣，總算萬幸，汝母擬日內返津一休息也。吾仍居西山，但日來頻頻入城，以雲養靜，則殊不靜也，但讀書著述仍不廢耳。吾挽汝外祖母聯云：『壽躋期頤，撫有內外胤孫百人強，母宜笑瞑。生未一拜，沒僅芻醴奠臨萬里外，我用慚傷。』久未得汝書，甚念，輒寫寄此兩紙。」（民國十二年六月一日《與思順書》）
又十三日一書，告梁思成病狀各事，是時先生已作返津之計了：
「寶貝思順：連接汝多書，讀之不厭，吾書乃皆徽音代筆書，晚到數日，累汝虛驚不少。吾思成再閱半月便可出院，聞彼已有詳函告汝，今不復一一。今年汝可暫勿歸寧，不獨行路難足畏，稍省盤費亦得也。吾心境極佳（身體亦益健），讀書至樂，漸暑蚊虻多，西山將不可居，日內返津矣。」（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與寶貝思順書》）
先生在居翠微山期中，曾撰《稷山論書序》一篇，文中除道及山居生活情形外，頗多討論書法的話。
「癸亥長夏，獨居翠微山之秘魔岩，每晨盡開軒窗納山氣，在時鳥繁聲中作書課一小時許以為常。一日蔣百里挾一寫本小冊至，且曰『三十年夙負，合坐索矣』，視之，則會稽陶心雲先生論書絕句百首，原稿有俞曲園、譚復堂、李蓴客、袁爽秋、沈乙庵諸序跋，皆手寫也，而不佞一短札亦儽然■其間，文筆書勢皆稚弱如乳臭兒，視之羞欲死，蓋十七、八歲時初游京師作也。札中答心老諉作序云：『三月內必有以報命』，迄今為三月者，殆百有五十，而心老墓木久拱矣。計十二、三歲時，在粵秀山三君祠見心老書一楹帖，目敚魂搖不能去，學書之興自此。京師識心老蓋在夏穗卿座中，心老即席見贈一帖文曰：『學問文章過吾黨，東南淮海惟揚州。』且曰粵地在《禹貢》固揚分也，其書龍跳虎臥，意態橫絕。亡命後帖久燼，然神理深鏤吾心目，今猶可仿佛也。心老論書尊碑絀帖，此固道咸以來定讞。雖然簡札之與碑版，其用終殊，孫虔禮所謂『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者』，其妙諦又非貞石刻文所能盡也，明矣。■近流沙墜簡出世，中典午殘縑數片，與匯帖所摹錘王書乃絕相類。其書蓋出諸北地不知名之人之手，非江左流風所扇，故知翰素既行，風格斯嬗，未可遂目以偽體祧之也。余於書不能有所就，且平昔誦習皆在北刻，心老之論，復何間然。顧孟子惡執一賊道，然則北刻外無楷法之論，終未敢苟同，恨不得起心老於地下，更一揚榷之。或問曰：論書之作，在今日毋亦可以已耶？應之曰：不然。吾聞之百里，今西方審美家言，最尊線美。吾國楷法，線美之極軌也。又曰字為心畫。美術之表見作者性格，絕無假借者，惟書為最，然則書道之不能磨滅於天地間，又豈俟論哉。」（《合集·文集》之四十第十九——二十頁）
先生返天津後，正值曹錕不顧一切的積極進行謀作總統的時候，乃於七月四日致曹一書，很爽直慨切的勸他打銷其意，該書最後有下面一段話說：
「夫大覺悟與大懺悔，非大英雄不能也。勒馬懸崖，放刀成佛，抑何容易，吾誠不敢望公之能用吾言，徒以哀憐眾生故，終不能已於言耳。
講課煎迫，著述百忙，有鯁在喉，非吐不快，輒輟他業，陳此讜言。倘承垂采，何幸如之；目以謗書，無所逃罪。溽暑鬱陶，伏惟自愛不宣。」（民國十二年七月四日《與曹仲珊書》《合集·文集》之四十第三十七——三十八頁）
先生這種不滿於曹氏的態度，以後頗激起曹的忌恨，九月十八日，先生致蹇季常一書里論及其事說：
「二十一日弟擬不來。某人於我輩忌恨無所不至，數日來所聞誣構之辭更種種出人意表（且有見諸事實極可笑者）。今距決死逐鹿之時不過旬日，以吾行動供彼資料，太不值得，只在家遙致心敬而已，公謂何如？祭文百里擬一篇，尚沉痛可用，想已見耶？弟感暑發寒熱三日，今已愈，但尚疲憊耳，知念並聞。」（民國十二年《致季常書》）
七月十三日，先生有致蹇季常論時事一書，是時已在南開大學暑期學校講學：
「書悉。松館記日內當即寫，此間並無沸騰之事，日日編南開暑校講義也（正甚得意）。張殿璽非搶飯碗不休，想已知之。叔魯接任此事，作何安頓，深盼切實斡旋。亂命無效之說，不便施諸叔魯，總其善為轉圜而已。」（民國十二年七月十三日《致季常書》）
二十六日，先生與梁思成一書，告已決定令彼緩一年出洋：
「汝母歸後說情形，吾意以遲一年出洋為要，志摩亦如此說，昨得君勱書，亦力以為言。蓋身體未完全復元，旋行恐出毛病，為一時欲速之念所中，而貽終身之戚，甚不可也。人生之旅歷途甚長，所爭決不在一年半月，萬不可因此著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葨。汝生平處境太順，小挫折正磨練德性之好機會，況在國內多預備一年，即以學業論，亦本未嘗有損失耶。吾星期日或當入京一行，屆時來視汝。」（民國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與思成書》）
三十一日，先生致張菊生、高夢旦一書，言為該館擬刊之國學講義撰讀書法各事：
「夢兄前惠書，因彼時方從西山返天津，放在行篋中，遂忘作答，荒唐極了。續接菊兄書，猥以小兒來滬時為之授餐、適館，感何可言。小兒昨方出院，據醫言尚未能遠行，頃已決定延期一年，盛情只好待來年方領，謹先致謝。夢兄委撰讀書法極願從事，惟因一月來在南開演講，帶編講義，日不暇給，故未著手。頃南開講義將完，而教育改進社又將開會，須入京旬日，大約八月杪九月初始能屬稿，不審太遲否（又尚有一題系何題請並示）。若尚可趕及，當暫閣置一切即成之。」（民國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致菊夢兩公書》）
八月一日，先生致蹇季常一書，讀了可見其是時讀書著述之忙：
「示悉。書樣寄上，有書復雲搏請告以我滿腦里都是顧亭林、戴東原，更無餘裕管閒事也。」（民國十二年八月一日《致季常書》）
十一日，復張菊生、高夢旦一書，言撰讀書法及赴北戴河避暑事：
「書悉。國學講義中《讀書法》一種，頃已撰成一半，因恐全講義出版期迫，謹先奇上。今夕到北戴河小憩，約五、六日便歸，余半當在彼成之。拙著似尚有未印出者（《先秦政治思想史》《任公近著》中下卷），請一催何如。」（民國十二年八月十一日《與菊生、夢旦兩兄書》）
同日致蹇季常一書，商辦印刷局各事：
「兩書敬悉。印局似此情形自以在京為宜。合資辦法極好，弟處可籌三、四千元，意欲向湯家款湊若干，余則同人共湊。書籍以外之印刷品，以公及霖生策之，頗有把握否？書籍部分則弟任之。惟此部分最麻煩之事業在發行，必須下一番苦功始能打開局面，未知霖生一人精力能兼顧否？一切當俟面時詳究。北戴之行十日當返，惟教育改進社以本月二十至二十六辦年會，廿二日計當在京。詠白家喜事恐不能到，歉甚歉甚，請代致意。北戴現僅借得屋三間，惟到彼後當另有法想，意欲再借一所後，邀公及文伯來一同游，庶可消遣，屆時當以電報相邀，務約文伯或更一人同來。」（民國十二年八月十一日《致季常足下書》）
二十二日，先生與梁令嫻一書，告在北戴河遊玩情形：
「寶貝思順：今日從北戴河歸，明日便入京，歸時連得汝三信，欣慰之至。當發電之前數日，我天天記掛你，總疑心是有病，不意果病了。現在斐兒何如？希哲無傳染耶？甚念。此一二月間，游極樂。弟弟妹妹們寄你的明信片不少，我沒有都看見，不知說些什麼有趣話，只可惜思成向隅了。我們一個個都曬黑了，莊莊尤其厲害，象比忠忠還黑，但他的鳧水成績很好，思永已許他小學畢業了。我也天天入海，卻只學得個三十歲的孔夫子，可笑之至。一群孩子都要求明年再游，他們私自商量，說若是爹媽打不起興致，把姐姐請來，領頭運動一定成功。只怕不日就要聯銜向你清願了。我明晨六點鐘車入京（近來總是搭這趟最早的車）。現在要睡覺了。」（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與寶貝思順書》）
九月六日，先生與梁令嫻一書，言辦日本地震救濟會和將往清華講學事：
「得書知斐兒經此險病，幸虧到底平安，只是因為你的孩子，苦了我的孩子了。你現在好嗎？沒有熬出病來嗎？日本這回火災，真是驚心動魄，熟人被難的還不多，最可惜長壽卿葬送了。我這幾天為救濟會事頗耽擱些正經功課，一星期後就要到清華講學去了。」（民國十二年九月六日《與寶貝思順書》）
十五日，先生致張菊生一書，言所撰讀書法及赴清華講學事：
「一月前寄上讀書法前半篇，未得復書，不知有無失落，祈一見示。後半篇近數日始續成，因鈔胥乏人，明日入京當先鈔上。下半年在清華講學，通信請寄彼處。」（民國十二年九月十五日《致菊公書》）
十月六日，先生與梁令嫻一書，告日本賑災匯款等事：
「寶貝思順：前幾天看見你寄你媽媽的信。斐兒好頑極了，我許久沒有得著和小孩子頑，明年他回來好極了。日本華僑賑款，請匯神阪華僑救災團收（現在賑僑民自然以神戶為中心），因該團辦得極出力而極窮，我正發電國內各處，告訴他們匯錢去。長壽卿之夫人免於難。數日前曾見你媽媽，連你媽媽講起來還聲淚俱下呢。我又要帶你小弟弟、小妹妹們去頑了，明晨就出發，現在思成、徽音、莊莊都在清華，看著我寫這封信呢。（這裡預祝國慶，我剛才大喊大叫的演說了一場。）」（民國十二年十月六日《與寶貝思順書》）
十日，先生與同志發起戴東原生日二百年紀念會，當時曾撰《戴東原生日二百年紀念會緣起》一文，藉以廣徵學者之同情，兼作紀念會之準備。
是月，先生為師大校長問題奔走維持甚力。姜松年在民國十八年五月一日致梁思成的信里記述其事說：
「在北京國立八校為經費問題奔走呼號的時期，任公先生出了很多力去維持師大，中國教育賴以維持。就看師大學生一致歡迎范靜生先生長校，而范先生又因經費問題不敢就職留於天津時，任公先生廢了多少力量及時間，才促成范先生的就職。現在想起來，人事已非，難過極了。我現在手裡邊存有任公先生寄師大學生會的一封信，或能表見任公先生對於中國教育注意的一部分了。原文如下：師大同學會諸君惠鑒：頃得范校長復書，因經費問題難決不敢輕於就職。閱之頗與諸君同一焦灼也。日內當赴津一晤，凡綿力所能逮者，皆當勉盡，能否補救，不敢必耳。」（民國十八年五月一日姜松年《致梁思成先生書》）
十一月四日，松坡圖書館正式成立。五日先生與梁思順一書，言該館成立情形兼論家庭各事：
「昨日松坡圖書館成立，（館在北海快雪堂地方好極了，你還不知道呢，我每來復四日住清華三日住城裡，入城即住館中。）熱鬧了一天。今天我一個人獨住在館裡，天陰雨，我讀了一天的書，晚間獨酌醉了，（好孩子別要著急，我並不怎麼醉，酒亦不是常常多吃的。）書也不讀了。和我最愛的孩子談談罷，談什麼，想不起來了。你報告希哲在那邊商民愛戴的情形，令我喜歡得了不得。我常想，一個人要用其所長（人才經濟主義）。希哲若在國內混沌社會裡頭混，便一點看不出本領，當領事真是模範領事了。我常說天下事業無所謂大小，（士大夫救濟天下和農夫善治其十畝之田所成就一樣。）只要在自己責任內，儘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希哲這樣勤勤懇懇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間堂堂地一個人，我實在喜歡他。好孩子，你氣不分弟弟妹妹們，希哲又氣不分你，有趣得很，（你請你媽媽和我打弟弟們替你出氣，你媽媽給思成們的信幫他們，他們都拍手歡呼勝利，我說我幫我的思順，他們淘氣實在該打。）平心而論，愛女兒那裡會不愛女婿呢，但總是間接的愛，是不能為諱的。徽音我也很愛她，我常和你媽媽說，又得一個可愛的女兒。但要我愛她和愛你一樣，終究是不可能的。我對於你們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覺得我的方法好極了，由我留心觀察看定一個人，給你們介紹，最後的決定在你們自己，我想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錯罷。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我希望往後你弟弟妹妹們個個都如此。（這是父母對於兒女最後的責任）我希望普天下的婚姻都象我們家孩子一樣，唉！但也太費心力了。像你這樣有這麼多弟弟妹妹，老年心血都會被你們絞盡了，你們兩個大的我所盡力總算成功，但也是各人緣法僥倖碰著，如何能確有把握呢？好孩子，你說我往後還是少管你們閒事好呀，還是多操心呢？你媽媽在家寂寞得很，常和我說放暑假時候很高興，孩子們都上學便悶得慌，這也是沒有法的事。像我這樣一個人，獨處一年我也不悶，因為我做我的學問便已忙不過來；但天下人能有幾個像我這種脾氣呢？王姑娘近來體氣大壞（因為你那兩個殤弟產後缺保養），我很擔心，他也是我們家庭極重要的人物。他很能伺候我，分你們許多責任，你不妨常常寫些信給他，令他歡喜。我本來答應過莊莊，明年暑假絕對不講演，帶著你們頑一個夏天。但前幾天我已經答應中國公學暑期學校講一月了。（他們苦苦要我，我耳朵軟答應了。）我明春要到陝西講演一個月，你回來的時候還不知我在家不呢，酒醒了不談了。」（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五日《與寶貝思順書》）
六月二十日松坡圖書館擇定館址於北海快雪堂的時候，先生曾為《館記》一篇。茲錄如下，借見先生與同志創辦該館的經過情形：
「民國五年十一月七日蔡公薨，國人謀所以永其念者，則有松坡圖書館之議。顧以時事多故，集資不易，久而未成，僅在上海置松社，以時搜購圖籍作先備。十二年春，所儲中外書既逾十萬卷，大總統黃陂黎公命撥北海快雪堂為館址。於是以後廡奉祀蔡公及護國之役死事諸君子，擴前楹藏書，且供閱覽。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入斯室者百世之後猶當想見蔡公為人也。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梁啓超記。」（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松坡圖書館記》，《合集·文集》之四十第二十九頁）
又，先生與梁令嫻一書，言周希哲調任以及他患痔經過及講演忙碌情形：
「今日有人說希哲已調新加坡了，我尚未見政府公報，但恐是真的，這個調動斐僑不用說是大不願意了。在希哲方面正如古人所謂還住本州（衣錦還鄉），似亦未嘗不好。但我的孩子怕受不了那種炎熱，我有點不願意，（斐事亦不好辦，革命風潮日劇，簿記案問題難解決，或調去亦未始不好。）打算一兩日內找顧少川[3]一談，看他能收回成命否？你們意思怎麼樣呢？我不管如何，姑且和他一說，若不能挽回，則亦聽他，你說好嗎？我半個月前痔瘡復發，初時不以為意，耽閣了好幾日，後來漸覺得有點痛楚，才叫王姑娘入京服侍，又被你弟弟們逼著我去湯山住了幾天，現在差不多好清楚了。但日來京中各學校知道我在京，紛紛請講演，又鬧得像去年在南京一樣的忙了，怎麼好。」（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與思順書》）
十一月十日，先生應北京中國大學之請，講演中國人格教育之兩大出發點——性善論性惡論一題，講演時有該校學生童過西筆記，惟此次講演稿以後未見發表。
十三日，胡適之致先生一書，言願參加戴東原生日紀念會事：
「手書敬悉，戴東原生日紀念，我很想參加，日內即動身離上海，在南京尚有小勾留，約廿日可抵北京了。東原遺像外間不多見，已托人向其族中求之，如得畫容固最妙（徽州人稱祖先遺像為容），否則向其族譜中描取道象來，但不知結果如何，先此奉聞，余俟面罄。」（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胡適《致任公先生書》）
二十二日，先生致高夢旦一書，言為《東方雜誌》紀念號撰文事，此文後來題作《顏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是時正當美國杜威博士到中國講演實驗主義以後，所以一時國內提倡顏李學的人很多。其書說：
「前復一書，言《東方雜誌》紀念號所擬題為《顏李學說與現代教育》，不審已收否（因未得復書）。該文現已成過半，准十二月十五前必寄到。全篇約二萬言以上。謹先聞。」（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與夢旦兄書》）
十二月十七日，張菊生復先生一書，言收到《顏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一文各事：
「一昨奉到大著《顏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展誦一過，深足藥吾中國能坐言不能起行之病，尤足救近人所倡行之匪艱知之維艱之說之偏，至為欽佩。今日又得十二日快函，所插英文一語遵即照改。此外間有一二訛字，亦已代為改正，可請勿念。每月應呈三百元，仍屬天津分館按月送至尊府，想蒙察入。」（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張元濟致任公吾兄書》）
十八日，先生與梁令嫻一書，言將於明年二月去陝和是時忙於講演的情形各事：
「寶貝思順：像二十多天沒有給你信了，你的信也像半個月沒有來了。你夫婦和孩子們都好嗎？部里留任的電報想早到了，你們什麼時候回來呢？我陰曆二月半非去陝西不可，最少要在那邊一個月，萬一你回來時我又不在家，可急殺我了。思成這個淘氣精，已經天天滑冰，今日正在北海滑了半天，我初時禁止他，現已許他了。把這話告訴你，令你知道他的腿怎樣，好以放心了。我被各學校學生包圍，幾乎日日免不了講演，怎麼好呢？偷空寫這兩張紙給我的寶貝。」（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與思順書》）
先生是年著述中除以上所提各種外，還有《朱舜水年譜》一書和以下幾篇文章：《黃梨洲朱舜水乞師日本辯》、《陽明先生傳及陽明先生弟子錄序》、《為江蘇省議員摧殘教育事告江蘇人民》、《救災同志會公啟》、《巴黎和會預備提案序》、《蔣母楊太夫人墓志銘》、《清代通史序》、《晨報增刊經濟界序》。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甲子） 五十二歲
一月，南海先生醞釀二次復辟未成。四月，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華，梁令嫻歸寧，同月夏穗卿曾佑卒，先生撰有《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是春，先生講學南開，著有《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文，其時張東蓀、陳築山等數促先生積極發展中國公學事。六月，梁思成赴美留學。九月十三日（舊曆八月十五日），梁夫人以乳疾逝世，先生哀痛萬分，撰有《悼啟》一文，述夫人生平事跡甚詳。十一月二十四日，段祺瑞就臨時執政職於北京。
一月二十九日即舊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京戴東原生日二百年紀念會開會，先生原擬為此紀念會作論文五篇，一、《東原先生傳》，二、《東原著述考》，三、《東原哲學》，四、《東原治學方法》，五、《顏習齋與戴東原》。後來因為時間短促，校課忙迫，未能實現預定計畫，僅成《戴東原先生傳》一篇，據其一月十五日自記說，是用一晝夜作成的；《戴東原哲學》一篇，據其十九日自記說，是接連三十四點鐘不睡覺趕成的。此外尚有《戴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一文，但其成文時期當在開紀念會以後了。是時戴東原原籍有發起建築戴東原圖書館之舉，先生有《戴東原圖書館緣起》一文。
二月二日，先生與梁令嫻一書，道過舊曆年情形及其他各事：
「二十、廿二兩信都收到了。這幾天大家都回來過年，家裡熱鬧到了不得，細婆病也好了，格外高興。我的陝西怕上半年去不成，因為印度大文學家太戈爾四月間來，不能不等他。你最好是四月初一前趕到家（趕回來過你的生日），因為你弟弟們放春假只有一禮拜，他們正在商量許多新花樣歡迎你哩。我給的壓歲錢，也有你一份，但是已經交給你弟弟妹妹們。他們說組織一個會，共同替你保管，不知他們怎樣替你保管法，你回來再和他們算帳罷。另外有一種壓歲錢，個個想要，但只有一份，誰也不給，只好留給最小的孫子。我已替他保管著，千妥萬當的，告訴他回來再拿罷。我過了年還要入京講學去。爹爹除夕前兩日。」（民國十三年《與順兒書》）
二月十一日，先生致張菊生一書，言寄文登《東方雜誌》事：
「有在北京萬國史學會（歐美人所設）演講一篇，系譯成英文登外報者，本國報紙未登出，今寄上，充《東方雜誌》之用，乞察入。」（民國十三年二月十一日《致菊公書》）
十二日，張君勱致先生一書，約為《申報》撰文，並論時事：
「前寄上一函，系任之轉述《申報》作文條件，諒達尊覽。昨又晤任之，謂先生文字，《申報》極為歡迎，惟有兩條件：第一，不用向來名號，如飲冰室或其他先生所曾已署之名。所以為此者，免人以著色眼鏡相視。習而久之，知其為先生作，則亦無礙矣。第二，社論中向用文言，如登星期增刊，或『人生與教育』則白話文亦無不可。任之並雲望先生即日開始寄稿。俞頌華歸來，述海外學生大有動意，不以吾輩居城堡中講學為然。人心如此，吾輩殊少適應此種環境之興會，奈何。」（民國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張嘉森《致任公先生書》）
三月七日，先生致蹇季常一書，商為泰戈爾籌備住所事：
「示悉，叔魯房子事，我自己問題很小，因為內人病勢日日見輕，或者竟可在天津住了，獨太戈爾房須別覓，真是一問題，渠不過一個月後便來，非趕緊設法不可。我想城裡找適當的很難，最好是海淀，其次則香山，你說怎麼樣？海淀孫慕韓的不知能借否（或其他前清闊人別莊亦請打聽），請你托幼山或仲恕一問何如？香山除雙清別墅外，哪裡最好？請你也想一想。志摩既未來，我想此事（預備招待事）要陳博生負點責任，我已有信給他，請你也和他接頭。」（民國十三年三月七日《與季常書》）
十四日，先生與梁仲策一書，言周希哲調任，看墳地及學書各事：
「屬曹武帶上百元，為隨時代支之用。希哲調加拿大想已知。思順來電云：月杪歸省，非久當至也。昨周養庵來言，在臥佛寺附近看得墳地五處，請弟與彼約一時日先去一看，認為可用者，或逕下些定錢，將來我一自看乃購可耳。近來拚命寫隸書，成績盈簏，弟若不要，被人劫盡矣。」（民國十三年《與仲弟書》）
二十七日，張東蓀致先生一書，請積極進行中國公學基金事：
「任公先生：築山因公學分淞、滬兩校，精力不及兼顧，屢與蓀商，欲蓀任滬校，即專辦商科是也。築山為此提議，已多至四次，皆為蓀所拒，惟近來蓀意亦頗動，蓋公學生命即在六萬一事。此事若成，不但可辦，且可辦得格外出色，彼時吾輩在南方，左有自治學院，右有中公大學部，自可與北大、東南鼎足而立。否則若六萬無著，則並現有之局面亦不能維持。故此事前提即全在六萬一事。尚望先生以全力進行，非僅公學生死關係，實吾輩事業生死關係也。如何之處，尚祈賜復。」（民國十三年三月廿七日張東蓀《致任公先生書》）
二十八日，陳築山致先生一書，請速謀中國公學基金——公債保息事：
「公學債務，轉瞬到期，下年計劃又將開始，公債保息一節，與公學生命極有攸關，尚望先生格外鼎力早期成就。如能成功，暑假後擬與東蓀合力各任一部，前途發展實大有望，祈與搏兄力圖之。暑期講演前承許諾，望早賜講題，以便匯印。講時至長只煩先生一周，諒能撥冗。今年準備印刷廿周年紀念冊，亦望錫以鴻文。」（民國十三年三月廿八日陳築山《致任公先生書》）
四月二日，先生與梁令嫻一書，言梁夫人和自己病狀，及買九六公債事：
「順兒：兩信皆收。你媽媽日見起色，我們可以大放心了，約四十日後可以回家來一塊住，更快樂了。禮拜六我不能來，一則因為我正在趕功課，離不開我的書房和廷燦；二則因為我的手膀子這兩日用按摩（日本）漸見功效，非連用十日不可。從前我不以為意，近來總覺得不對，湯山洗澡後，發現多點毛病，又多好一點，按摩又發現多點毛病又好一點，所以不可間斷，索性繼續治好他。買九六公債事，當照辦，這種公債看定是好的，兩年後定漲到五折以上。只是此兩年間絕無利息收入，我久已想買，只可惜沒有閒錢，忘卻思莊折上有存款了。我也曾想借錢買他，朋友們又說不上算，你有餘力，我也替你買便是。」（民國十三年四月二日《與順兒書》）
三日，張東蓀致先生一書，言海外人士對本黨感情狀況，並請努力中國公學基金事：
「前上一函，諒已達覽，頃又與頌華（新自德歸）、井羊（井羊系虞裳之妹婿，其人研究經濟極深，對我輩尤有密切之感情）譚，知海外飽學之士，與吾輩表同情者甚多，（且南陔、虞裳不久即歸，非有事業則必皆去而之他。）吾輩苟有事業，便可團結不散。且以後救國之道，不在空言，必須於社會上占有不搖的勢力，故此後吾輩生死存亡關鍵，即在能否充分吸收新人物與開發事業。蓀意，上海方面有自治學院、中國公學與《時事新報》，三者皆能充分發展，則吾輩在南中社會上之根基已不為小。故蓀對於中國公學年息六萬一事，認為十二分重要。蓋此事若成，有許多人物可羅致也。前函所言即為此事。尚望先生函約搏沙（如能親向叔魯一催，豈不更妙），以全力為之，苟有眉目，蓀即擬來京一行，面陳一切計畫。如何之處，盼即立復，至禱至禱。」（民國十三年四月三日張東蓀《致任公先生書》）
四日，陳築山致先生一書，論本黨對國事方針與中國公學基金問題：
「日來與東蓀聚談校事，同時並及吾輩對於國家之將來。覺今日有一至大之方針為吾輩不可輕易看過者，即將來的社會中心勢力，非托與學者與商人之團結不可，外此運用勞工，鼓動農民，都不過是時髦書生的見解，非徒無益，而且有害。所謂學者與商人的團結，只重在中心勢力之造成，所執的何種主義另是一問題。吾輩今日之責任當以經濟的智識指導經濟界的人們。果有正確的知識，熱誠的指導，安能與崇拜列寧偶像的團體相對立。而吾人今日欲扎硬寨以備將來打死仗，非將公學基礎建築堅固，徐圖擴張，網羅經濟的人才不可。現在留歐學生專就經濟學養極豐歸來者，已不乏人，多不滿於某黨的主義，而有厚望於吾輩者。築與東蓀深譚數次，覺著公債保息事，不但為公學生死之關頭，而亦我輩對於國家前途所懷抱之成敗。如茲事固成，下年商科範圍擬擴為經濟科，不識先生以為然否？保息事，極望先生出死力與商叔魯，否則終成泡影，下學年公學便不知如何維持。東蓀擬不久來京，就商此事。搏沙返京否？極念。」（民國十三年四月四日陳築山《致任公先生書》）
同日，先生與梁令嫻一書，言梁夫人病狀及其歸寧事：
「汝母服中藥日起有功，旬日前舉家愁慘，今則熙熙如春釀矣。吾亦返津靜養，以待汝歸，汝母亦將來津迎汝矣。諸弟慮汝焦灼太甚，思永自告奮勇，赴滬遠迎，吾與汝母皆許之，汝面詢一切，當大慰，（汝若在船勞頓，則在滬休息一兩日乃來亦可。）吾於初九日倚閭望汝矣。」（民國十三年四月四日《與順兒書》）
十一日，陶知行致先生一書，問為全國教育展覽會書院教育組籌備情形：
「任公先生大鑒：前由敝處函請先生擔任全國教育展覽會書院教育組籌備委員，當蒙察及。我國書院教育狀況，先生知之最詳，而書院教育之制度及其精神，在今日尤為辦教育者所應知。先生素以發揚國粹為志，此次展覽定有以慰海內教育界之望。現為期已迫，尊處籌備經過及現狀何似，統祈示知。」（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全國教育展覽會籌備委員會正主幹徐則陵副主幹陶知行《致任公先生書》）
十六日，先生與梁令嫻一書，問梁夫人病狀並告著述情形：
「數日不得消息，不知你媽媽的病近日變化何如？腰背還痛否，眠食怎樣？可來一簡單報告。我每日埋頭埋腦著書，（差不多夜夜都做到天亮，但昨夜從三點鐘睡起足足睡到今午兩點鐘，一個禮拜的透支都補足了。）平均每日五六千字，甚得意，手膀子大概再一禮拜可全愈。顧少川處前日已有書往問，待得復當寄汝。二十二日我早車來，在二叔家吃中面，晚上請二叔到太平湖，二十三日打算還回津趕功課。」（民國十三年四月十六日《與順兒書》）
十八日，夏穗卿曾佑卒，十九日，夏浮筠元瑮給先生一封信，報告他父親逝世經過說：
「家嚴已於昨日下午八時長逝，先兩日已失去知覺，狀如昏睡，昨日下午六時呼吸忽急，似甚艱苦，至八時兩腿忽然伸直，喉中咯然一聲，呼吸停止，溫度亦漸降。以前數日，尚以平生所學，未能有著作留傳後世為憾，不但侄等慘痛，老伯聞之，恐亦悲感也。」（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夏元瑮《致任公老伯大人書》）
是時，先生正在埋頭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裡邊《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章，接到這種消息後，非常悲哀，不久就撰了一篇《亡友夏穗卿先生》，以寫他三十年前對於夏穗卿的印象。現在把先生在光緒二十三年給他的兩封信抄錄下來，借見他們的友誼。其第一書說：
「得書甚喜，超在此方憂公之不豫，公又憂我之不豫，兩心默照，殆如寶二爺與林姑娘，你怕我錯怪，我怕你錯怪，實則彼此始終未嘗錯怪，此中電氣相觸，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經此益信，吾兩人之腦電，有結不可解者，此後更不必以言語形跡之間起一毫掛礙矣，想公樂聞之。十八、十九兩書已達否？《湘報》之信，菊生謂不宜登報，請公酌之。《時務報》論阻撓新法之害；可謂淋漓痛盡，聞出公手，信否？鄙意謂非公不能為此也。」（光緒廿三年《致碎佛尊者書》）
其第二書說：
「數日不得書念無已，（信寫就，猛憶昨得公書，何得言無，然實因其書字數太少，不能饜腦筋，故忽忽忘之也，公能寫一感動腦筋之長信來否？）此人小傳尚未寫出，寫出當寄呈耳。十八、十九、二十二疊上三書，已達否？所詢《時務報》撰述之事如何，能俯就否，乞示。」（光緒廿三年《致碎佛書》）
是時，先生曾致張菊生一書，言登《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事：
「穗卿死了，我做得一篇文曰《亡友夏穗卿先生》，因他和《東方雜誌》關係極深，要寄來登入，但《晨報》副刊搶著要先登，以表哀悼。我想《晨報》只銷在北京一隅，《東方》銷得廣，諸君若不嫌重複，我很盼望仍然登出，一以表《東方》的紀念，一以見我們從前的精神，於青年也有益，請你斟酌罷。」（民國十三年三〔四〕月二十三日《致菊公書》）
二十三日，先生致張菊生一書，商登《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於《東方雜誌》事：
「頃著有《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篇，本清華講義中一部分，現在欲在《東方雜誌》先行登出（因全書總須一年後方能出版）。但原文太長，大約全篇在十萬字以外，不審與東方編輯體例相符否？此文所分門類（一、經學，二、小學及音韻學，三、校注古字，四、辨偽書，五、輯佚書，六、史學，七、方誌，八、譜牒，九、目錄學，十、地理，十一、天算，十二、音樂，十三、金石，十四、佛學，十五、編類書，十六、刻叢書，十七、筆記，十八、文集，十九、官書，二十、譯書。）每類首述清以前狀況，中間舉其成績，末自述此後加工整理意見。搜集資料所費工夫真不少。我個人對於各門學術的意見，大概都發表在裡頭，或可以引起青年治學興味，頗思在雜誌上先發表，徵求海內識者之批駁及補正，再泐為成書。若雜誌可登，欲要求每期登二萬言以上，不審我兄及東方編輯諸君意見如何？今先寄上經學、小學、音韻學之一部分，若謂可登，請即復書，當別為小序一篇，冠於首也。」（民國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致菊公書》）
同日，先生復張東蓀、陳築山一書，言中國公學基金事：
「日來因趕編講義，每日埋頭腦於其間，百事俱廢，得來書，日日欲復，日日閣置，明日須入京（因太戈爾來），姑先草草複數語。公學保息，依現在情形，恐難辦到（往後希望亦甚少），吾為此事及報館事與叔魯曾三度言之，（公學暑校事，現時亦難回答，因內人之病，西醫早宣告不治，現亦無甚起色，恐夏間決不能離家南下。）毫無著實結果，搏沙為公學事幾與彼揮拳矣。仰面求人，總不足恃，徒慪氣奈何。報事除卻向商界設法外，恐亦無辦法，（能得商務按月給廣告費若干，其餘各銀行公司一百幾十湊湊，不知有辦法否？請與溯初切實一商。）前面與放園言，想及商務館，恐亦是一相情願耳。此信雖復，等於不復，奈何。」（民國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致東蓀築山兩兄書》）
四月十二日，印度詩人泰戈爾到上海，末旬至北京，二十六日《申報》記先生與蔣百里、熊秉三等在北海靜心齋歡迎他的情形說：
「梁啓超、蔣百里、熊希齡、汪大燮、蔣夢麟、范源濂等在北海靜心齋歡迎泰戈爾，胡適、陳普賢、秦墨哂等四十餘人陪。梁致詞：『中、印為文化上親屬，闊別千餘年，今重聚，喜可知。今先代表少數人致歡迎意，明後日為多數青年介紹中、印學識云云。』」（民國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申報》北京電）
六月七日，先生致蹇季常一書，言松坡圖書館各事：
「正欲函詢開館情形，得書歡喜無量，相助之人一時固不易得，（同人中即使有熱心者，其不通歐文亦與吾兩人同。）但規模既定之後，只須監督著執筆人不亂不懈，便可日起有功，將來事業發展，再物色人才，此亦無辦法之辦法，公謂何如？旬日後當入京耳。照公所說一試，（坐在閱覽室一點鐘，不許吃煙，卻是酷刑。）將來看準了那幾位固定的閱覽人，或尚可組織一真的讀書俱樂部，乃至出一種印刷物（讀書雜誌的周刊單張），俟一兩個月後看情形進行，我想把各雜誌分類編起目錄來（用杜威分類寫片），試與蔣、耿兩君商，不難辦否？從初時辦起，以後每月有新寄到者，即便續編，也不費力了。」（民國十三年六月七日《與季常書》）
又十一日一書說：
「書悉，閱覽成績如此佳良，（每周成績表，可登《晨報》。）可喜之至，把我的興致鼓動起來了。為籌款計，擬辦一事，另紙呈酌（酌定後登報），尚欲要求范父、植之、敷廠等賣畫相助也。周刊非辦不可，頗思其條理，容晤再罄，禮拜五、六當入京一行。」（民國十三年六月十一日《與季常書》）
又二十四日一書，言梁伯強逝世各事，是時先生正居湯山：
「四郎何如，聞血筦破，信否？盍請克利一診耶。伯強忽逝，可痛。不意東蓀坐中，乃最後一面，人生真如夢也。入浴甚佳，書件已得百副，每日早起攝養殊適，（小女昨日來，頗不寂寞。）明日或後日當歸矣。此間水不適研墨，所書件有怪色。季常足下，啟超湯山廿四敬上。」（民國十三年六月廿四日由湯山《與季常足下書》）
七月二日，蹇季常致先生一書，言松坡圖書館各事，是時先生有為該館籌款鬻字之舉：
「前日總結本館上半年各項經費，計用（經常臨時）費二千三百餘元，購書費三百五十餘元，存三千三百餘元，約計下半年費用，（如印刷、報告、修繕、購置冬季煤炭、祭祀等費。）月非五百元外不可，稍不撙節，或竟不敷，公鬻字所得，似應重在添基金購圖書兩事，館中雜費，不宜再事增加也。」（民國十三年七月二日蹇念益《致任公先生書》）
同書又言曹錕巡幸北海事，可見曹不滿先生情形之一斑：
「前月二十七日（公行之後二小時）曹忽巡幸北海，步行至松館前（館役親見），令衛兵將松館界木樁全行拔去，不知何意。三十日幹事會僉謂置之不理。近日並無下文。此事瑣瑣不足告，惟未嘗於館無關，故以奉達，似可不議也。」（民國十三年七月二日蹇念益《致任公先生書》）
七月七日，梁思成有稟先生一書，報告抵美及入學情形：
「兒昨晚八時，到了綺色佳，有同學三人來接，康奈耳大學就在這裡。今天一天整整的都用在選擇功課、報名、交費等等。暑校已於今日開始，我們遲了一天，明天清早上課。兒選的課是水彩靜物畫和戶外寫生和三角（徽習戶外寫生和高等代數），有這幾樣，暑假後（暑假後我到非勒得非絲，離此一日程，徽留在康校）可以插建築二年，或者還可高也不定。綺城居民一萬，康校學生占去六千，山明水秀，地方極美。」（民國十三年七月七日梁思成《與爹爹媽媽書》）
八月十二日，先生致蹇季常一書，言梁夫人病狀及電梁思成回國事：
「三示敬悉，第三書言思成事，深感摯愛，令思成回國，實兩月來熟思屢商乃行。令彼補過，固屬一義（實不過第二義），實亦因此病太酷，左右不能離人，思順攜幼三人（諸孫因換水土，常生病），兩地牽縈，所處非人所能堪（現已有病），竊計此後須十日或半月一換班方可（退班時要出天津），思永既行，小妾又臨月，現在已狼狽萬分，望思成歸如望歲，且其母亦已知之，日盼歸期，今又中變，事實上頗難辦到。彼歸來後或以義務上之苦痛，易得精神上之安慰，得失亦可相償，歸時更思所以慰之耳，公謂何如？文伯病有起色否？甚念，相見希先為我道候。星期六（或更早）必歸京，各件入京再寫，當日可交卷也。贈公聯又另集極得意（已寫就），歸時面呈。此復季子。」（民國十三年八月十二日《與季子書》）
七、八月間，先生曾致師範大學史地學會一書，商國史教本問題：
「史地學會同學諸君：奉到紀念撮影，甚感。頃擬有國史教本，預備在改進社年會提出。惟鄙人於中學教授一無經驗，本案不過臆述梗概，深盼本會同人一為研究，再提對案，共同討論。其他如鐘點之多少，年級之分配，鄙人尤不敢妄置一詞，並盼討論後列入對案中，果能得一完備可行之案，則於將來之史學運動，當有補也。手此，敬請學安，不盡。
再者講演筆記已讀，甚感。現在因預備別項講義，甚忙，未能詳校。清華曾有印本，雖不備，亦可少供參考。今寄上一份，請斟酌校定便得。民族特刊號何時發行？仆擬作《民族醇化與文學》一篇應命，並聞。」（民國十三年《致史地學會同學書》）
九月五日，先生致張菊生、高夢旦一書，可見先生是時著述甚少：
「舍親李良慶新譯《父母時代與兒童教養》一書，原著及譯筆似皆不惡，謹介紹於館中，若承採收印行，俾譯者得以勞力自給，不勝願望。內子病瀕危，心緒不寧，不能執筆為館效力，至歉至歉，並希鑒原。」（民國十三年九月五日《致菊夢兩公書》）
九月十三日（舊曆八月十五日），梁夫人卒，先生悲痛萬分，當即撰《悼啟》一文如下：
「悼啟者：先室李夫人，實貴築京兆公諱朝儀之季女，累代清門，家學劭茂。夫人以同治己巳生於永定河署，幼而隨任京畿山左。京兆公薨於位，乃全眷返家園。光緒己丑，尚書苾園先生諱端棻，主廣東鄉試，夫人從兄也。啟超以是年領舉注弟子籍，先生相攸結婚媾焉。於是夫人以二十三歲歸於我。啟超故貧，瀕海鄉居，世代耕且讀，數畝薄田，舉家躬耘獲以為恆。夫人以宦族生長北地，嬪炎鄉一農家子，日親井臼操作，未嘗有戚容。夫人之來歸也，先母見背既六年，先繼母長於夫人二歲耳。夫人愉愉色養，大得母歡，篤愛之過所生。戊戌之難，啟超亡命海外，夫人奉翁姑攜弱女避難澳門，既而隨先君省我於日本，因留寓焉。啟超素不解治家人生產作業，又奔走轉徙，不恆厥居，惟以著述所入給朝夕，夫人含辛茹苦，操家政，使仰事俯畜無饑寒。自奉極刻苦而常撙節所余，以待賓客及資助學子之睏乏者，十餘年間，心力蓋瘁焉。夫人厚於同情心，而意志堅強，富於常識，而遇事果斷，訓兒女以義方，不為姑息。兒曹七、八人，幼而躬自受讀，稍長選擇學校，稽督課業，皆夫人任之，啟超未嘗過問也。幼弟妹三人，各以十齡內外依夫人就學，夫人所以調護教督之者無不至。……至其平日操持內政，條理整肅，使啟超不以家事攖心，得專其力於所當務，又不俟言也。嗚呼！天祐不終，奪我良伴，何其速耶，何其酷耶！夫人體氣至強，一生無病，民國四年冬忽患乳癌。乳癌，諸病中最酷毒者，全世界醫家迄今未得其病因及救治法，惟恃割治，割必復發，發至不能割，則束手焉。夫人自得病以來，割既兩度，今春再發，蔓及項脅之際，與血管相接，割無所施，沈綿半年，卒以不起。然夫人性最能忍，雖痛苦至劇，猶勉自持。兒子思成、思永卒業清華學校，屬當適美留學，戀戀不欲行，夫人慮其失學，揮之使去，曰：『吾病無害，能待汝曹歸也』嗚呼！孰謂竟與其愛子長別耶！夫人夙倔強，不信奉任何宗教，病中忽皈依佛法，沒前九日，命兒輩為誦《法華》，最後半月病入腦，殆失痛覺，以極痛楚之病，而沒時安隱，顏貌若常，豈亦有夙根耶！哀悼之餘，聊用慰藉而已。略陳行誼，不敢溢美，海內君子，寵以哀誄，俾塞兒曹哀思，不勝大願。」（《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二十四——二十五頁）
此外關於梁夫人的生平美德和先生痛傷的情形，有他次年所撰《祭梁夫人文》，可以參考，現在抄錄於下以見一斑：
「惟民國十有四年，歲在乙丑，夏曆八月既望，鰥夫啟超率哀子思順、思成、思永、思忠、思莊、思達、思懿、思寧、思禮，奉先室李夫人靈柩永安於京西香山臥佛寺之東原，實夫人周忌之後一日也。既克葬，乃以特牲清酒庶羞果蓏享於墓門而告之曰：嗚呼！君真舍我而長逝耶？任兒女崩摧號戀而一瞑不視耶？其將從君之母，挈君之殤子，日逍遙於彼界耶？其將安隱住涅槃，視我輩若塵芥耶？嗚呼哀哉！自君嬪我，三十三年。仰事父母，俯育兒女，我實荒厥職，而君獨任其仔肩。一家之計，上整立規範，下迄瑣屑米鹽，我都弗恤；君理董之，肅然秩然。君舍我去，我何賴焉？我德有闕，君實匡之；我生多難，君扶將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賞心，君寫君藏；我有幽憂，君噢使康；我勞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揚。今我失君，隻影徬徨！嗚呼哀哉！君我相敬愛，自結髮來，未始有忤；七年以前，不知何神魅所弄，而勃豀一度。君之彌留，引疚自懺，如泣如訴。我實不德，我實無禮，致君痼疾，豈不由我之故？天地有窮，此恨不可極，每一沉思，捶胸淚下如雨。嗚呼哀哉！君之疾舉世醫者知其不瘳，胡乃深自諱匿而驅愛子遠遊？吾悔不強拂君意使之少留，致彼終天泣血欲贖而末由。去年正月，去年五月，去年七月乃至八月，剎那剎那，千痛萬慘，永印我心頭。嗚呼！我知君之諸子實君第二生命。我今語君以彼輩，君其聰聽：順自侍君疾以迄執君喪，幾勞毀以滅性；君與我固常憂其病，今幸無恙，隨婿挈孫，徜徉大陸，起居殊勝。阿莊君所最繫戀；今從厥姊，學而能競。成、永長矣，率君之教，無失其恆性。一月以前，同氣四人，天涯合併，相持一慟，相看一笑，不知有多少悲愉交進！君倘曾一臨存，當那邊夜深人靜？忠、達、懿、寧，正匍伏墓前展敬；君試一煦摩省視，看曾否比去年淑令！小子禮在懷，君恨不一見而瞑；今已牙牙學喚母，牙牙學喚母，君胡弗應？嗚呼哀哉！君之去我，彈指經年。無情涼月，十三回圓。月兮，月兮，為誰圓？中秋之月兮，照人棄捐！嗚呼！中秋月兮，今生今世與汝長棄捐，年年此夜，碧海青天。嗚呼哀哉！有懷不極，急景相催。寒柯辭葉，斜徑封苔；龍蛇素旐，胡蝶紙灰；殘陽欲沒，靈風動哀；百年此別，送君夜台。塵與影兮不可見，羌蜷局兮余馬懷——五里一反顧，十里一徘徊。嗚呼！人生兮若交蘆，因緣散兮何有？情之核兮不滅，與天地兮長久。碧雲兮自飛，玉泉兮常溜。臥佛兮一臥千年，夢裡欠伸兮微笑。鬱郁兮佳城，融融兮隧道，我虛兮其左，君宅兮其右。海枯兮石爛，天荒兮地老，君須我兮山之阿！行將與君兮於此長相守。嗚呼哀哉！尚饗！」（民國十四年九月三十日撰書）
先生今年的精神生活真是痛苦到萬分，他平生最講樂觀，最講趣味，今年卻不能自勝了。由此可見他這年所受的痛苦，確是極深。他在十二月三日為北京《晨報》紀念增刊所寫《苦痛中的小玩意兒》一文里，自述這年的苦痛情形說：
「《晨報》每年紀念增刊，我照例有篇文字，今年真要交白卷了。因為我今年受環境的酷待，情緒十分無俚，我的夫人從燈節起臥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他的病極人間未有之痛苦，自初發時醫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來，耳所觸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兒女的涕淚。喪事初了，愛子遠行，中間還夾著群盜相噬，變亂如麻，風雪蔽天，生人道盡，塊然獨坐，幾不知人間何世。哎，哀樂之感，凡在有情，其誰能免？平日意態活潑興會淋漓的我，這回也嗒然氣盡了。提筆屬文，非等幾個月後心上的創痕平復，不敢作此想。《晨報》記者索我的文，比催租還兇狠，我沒有法兒對付，只好撤個爛污，寫這篇沒有價值的東西給他。」〔《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一一三頁〕
先生又在同文里自述以讀詞消遣的情形說：
「我在病榻旁邊，這幾個月拿什麼事消遣呢？我桌上或枕邊擺著一部汲古閣的宋《六十家詞》，一部王幼霞刻的《四印齋詞》，一部朱古微刻的《彊村叢書》，除卻我的愛女之外，這些『詞人』便是我唯一的伴侶。我在無聊的時候，把他們的好句子集句做對聯鬧著玩，久而久之，竟集成二、三百副之多，其中像很有些好的，待我寫出來。」（同上書頁）
先生是年著述中除以上所提各文外，尚有下列諸篇：《非「唯」》、《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後——關於玄獎年譜之研究》、《大寶積經迦葉品梵藏漢文六種合刻序》（三月九日）、《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的關係》（為歡迎泰各爾在師範大學講演）、《泰各爾的中國名——竺震旦》、《說方誌》、《陳伯謙誄詞》、《師範大學第一次畢業同學錄序》（五月十四日）、《明清之交中國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釋「四詩」名義》。
是年八月二十四日八子思禮生。
注釋：
[1]孝懷，周善培字。
[2]振飛，徐新六字。
[3]顧少川，顧維鈞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