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年譜長編 · 第九冊
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戊午）——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辛酉）
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戊午） 四十六歲
自去臘以來，先生治碑刻之學甚勤，故是歲所為金石跋、書跋、書籍跋最多。春夏間先生屏棄百事，專致力於通史之作，數月間成十餘萬言。至八九月間以著述過勤，致患嘔血病甚久，而通史之作也因以擱筆。十月國內和平統一運動起，南北名流有和平促進會之組織。十二月醞釀一年之歐遊計劃成功，二十八日先生偕蔣百里方震、劉子楷崇傑、丁在君文江、張君勱嘉森、徐振飛新六、楊鼎甫維新等由滬乘日本郵船會社之橫濱丸放洋，是為先生此後致力於教育事業的起點。
正月，有發起松社的計劃。是時先生已有出遊之意，一月十二日張君勱致先生一書，論發起松社的目的和功用說：
「別又數日，良念。晨間唐規嚴來談松社發起事，以讀書、養性、敦品、勵行為宗旨。規嚴之意，欲以此社為講學之業，而以羅羅山、曾文正之業責先生也。聞百里前在津曾亦為先生道及此舉，今日提倡風氣舍吾黨外，更有何人？蓋政治固不可為，社會事業亦謂為不可為，可也？苟疑吾自身亦為不可為，則吾身已失其存在，復何他事可言。笛卡兒所謂『我思，故我存』。惟有我思，故有是非。哲學之第一義諦如是，道德之第一義諦亦復如是。規嚴之意既為方今救世良藥，而又為吾黨對於社會對於自身處於無可逃之地位，故力贊其說，而敢以就正於先生也。望有以教之。至此社辦法，一、既為修養團體，無取發表於外。二、人數極少，僅以平日能相信者為限，合軍人政客於一堂。三、一星期請先生來京一二次，就人心風俗處講演一二時。四、標修數事，為身心之修養。五、此外各任就智識科學問研究，如有所得，可與公眾相交換。此皆森感想所及，拉雜書此，其詳尚待商訂也。乞示覆，俾與百里規嚴等商之。」（民國七年一月十二日張嘉森《致任公先生書》）
又張氏一月三十日一書再論發起松社和先生出遊的事說：
「二十七晚赴津時，叔魯有語屬轉告先生，雲先生致叔魯函中有游思勃勃之語，必請先生來京一行，再作出遊之計。所謂出遊者，指歐、美之游耶？赤手空拳，如何行得去。青島屋高麗人願以二萬出售，以十分之三報酬小川，此事交涉已辦至此等地步，所待決者為先生要不要耳。森以有人要買為前提，商之兩方，兩方條件既已商定，先生若再猶豫，惟有早日回絕，如何祈速復為幸。松社事為一種精神結合，非日日以精神相磨礪，萬無益處，房屋乃其小者，根本方針在先生以何種精神提倡此團體，並如何為之不倦而已。當與規嚴、百里商之，再行函告，匆匆以夜深不再縷縷，敬復。」（民國七年一月三十日張嘉森《致任公先生書》）
先生出遊的事，是時已在籌劃中，其二月十九日致蹇季常一書說：
「得電謂將以陰曆二十五歸，日日掃徑以待，大郎來自金陵，亦守候二日，今尚未至，想所報者為陽曆矣。吾能否成行尚未定，因旅費尚無著，果終不得，當亦將赴青島小淹耳。聞所獲已累萬，信否？乞必示一語。昨與客譚及尊夫人病情，客曰商人重利輕別離，為之鬨堂，君聞之亦解顏耶？新啟一瓮，美乃無度，君遲歸者盡矣。」（民國七年二月十九日《與季常七兄書》）
三月，先生已著手通史之作。三月十三日陳叔通致先生一書，論著史作書各事說：
「十日書悉。南海款已交去，菊翁另函達，想荷察入。通史但日以為程，似不可求速，製圖自較作表更艱，敬意宜挽人為助。蚤寢誠難得，循是以往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於學問事業均極有關係。天苟不亡中國，吾輩未必竟一無施展之日。佛蘇亦至，政客紛集於滬，皆以一嘆置之，尚不為擾，公作書能懸臂，必有進，敬尚勸每日宜懸臂作大篆，且暫不為酬應之作，顫久必可定，不足慮也。荷款事如何？贊侯奄化可痛，溯初日內即到滬。」（民國七年三月十三日陳叔通《致任公先生書》）
四月十九日，陳叔通又致先生一書，茲錄如下，可見先生是時著述之勤：
「久未接書，靜生來，詢悉著作太猛，未免稍瘦，甚以為念。前承允假閣帖，迄不得便，頃夏劍丞南還，托其趨赴尊齋。可否交付，以便攜滬照印，仍當珍重代藏也。」（民國七年四月十九日陳叔通《致任公先生書》）
關於春夏間先生的著述和生活情形，有下面幾篇材料可以參考，其五月初致陳叔通一書里述著通史情形並商出版方法說：
「所著已成十二萬言（前稿須復改者頗多），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足之舞蹈也。體例實無餘暇作詳書告公，弟自信前無古人耳。宰平曾以半日讀四萬言之稿兩遍，謂不忍釋，吾計凡讀者或皆如是也。頃頗思『先秦』殺青（約端午前可成），即先付印，（《傳》、《志》別行，此惟有《年表》、《載記》、《志略》三種，『先秦』之部都十一卷，冠以總敘一卷，約二十萬言也。）故願與公一商印事。鄙意極厭洋裝，惟有地圖、有金石拓片，華裝能否善此，若能之，甚望商務為特裝一仿宋鉛字印之。（如西泠社所有但當加精。）為商務計，若欲復古籍，此固不可少也。如何希詳密見復。劍丞南下當帶閣帖，欲作跋久不敢下筆，當續寄耳。季常日內返津，並聞。」（民國七年五月《致陳叔通君書》）
五月五日，先生致籍亮儕書，可見他是時的生活著述情形和對國事的態度：
「公擺脫前職，至可慶，頃何所為？尚能自活否？極相念也。最欲鄭重相告語者，此時宜遵養時晦，勿與聞人家國事，一二年中國非我輩之國，他人之國也。公想深參此中消息矣。吾比來有一事，當令公等大驚。吾每日晨六時前必起，十一時前必睡，似此已多旬矣。吾用決心強制，欲克制三十年來惡習，緣此致病數日。就兩旬來形勢論，似不敗矣。每日著書能成二千言以上，三四月後當有以饜公心目也。有一事托海門，具別紙，望公更為述私情，海門處不得，當更欲托壬三也。前萬金叔魯書，謂已由公權還公處，收到否？敬上亮兄。（吾有一秘訣，即晚飯後不著書，不讀書，治雜事而已。用是能就枕即睡，此書寫後，即就枕矣。）」（民國七年《與亮兄書》）
五月七日，先生復蹇季常書，報告生活和著述情形：
「省書悉。雪舫近狀如何，極相念，此函並相視。自公之行，吾邈然幾與世絕，嚴戒閽者，毋為客通。客臘猶耽湎墨池，獻歲以來，覃思述作，彼玩物之習，亦大減矣。半月前恆徹夜不睡，比出全力矯之，已能十一時就枕，未明而起，午前輒屬稿千餘言，如是者五日矣。若守此不變，造成新習慣，豈非慶事，想公聞此一破顏也。尊處損失頗巨，晤敬民已聞之，比稍蘇否？敬民行期尚濡數日，想別告也。卓倫弟義不容恝，但數月來訖未與合肥一通聞問，殊不欲作無謂之緣，以惹魔障。日來以茲事相干者，不下數十，皆堅謝之，良不肯自亂其例，負負而已。晨得歸化電，贊侯溘亡。想罹疫厄，可痛也。敬復。制啟超。」（民國七年五月七日《與季常七兄書》）
五月十日，先生再致蹇季常述起居和著述情形：
「公病已霍然否？敬民又何如？時時在念，弟憚作書耳。公萬勿以小挫介懷，敬民所得儻來諒無甚苦，弟處更不必論。荷款弟尚能分軍補救也。恨無力助公恢復，但祝勿自苦耳。
弟頃早起已成新習慣，每日起居規則極嚴，惟晚飯之酒，亦隨而成習，頗自知其不可未自克也。所著書日必成二千言以上，比已褎然巨帙，公來時可供數日消遣也。字課則大減矣。微醺作此，敬問季常。禫啟超。十日。」（民國七年五月十日《致季常書》）
七八月間，先生致陳叔通書，商松社開會和擬辦雜誌各事：
「再書具悉。版稅折早收。松社章程前已加入兩名，寄還尊處，公復書亦已至。今所云改削寄下者，何指耶？望將前稿即付印勸捐可耳。松社約可以何時開幕？若在中秋前後，弟或可一至也。『泉托』及『說』敬收（安肯不留）。頃方讀《古泉匯》，適鮑子年藏品，方陳列於造幣廠，因往摩挲，興味大起，購致實品，需力需時，此不敢遽希冀，頗思廣搜拓片，公遇機乞為我致之。
頃復思出雜誌，專言學問，不涉政論，即以通史稿本分期付印，廣求當世評騭（目的在此），其他讀書筆記之類，數月來所積亦不少，而君勱、百里、振飛諸君，亦頗著有成書，計現所有者已足供半年六期之資料而有餘，故欲遽辦之。惟印刷發行問題，頗難解決，蓋《通史》版權必欲自有，故不能與他方面生糾葛，而自行印發，又所不欲，故擬托商務代印發，而定一雙方有利之公平條件，望一一代籌，為草一稍詳之計劃書見復，至盼。」（民國七年《致陳叔通君書》）
夏秋間，先生與弟仲策書，可見其是時著通史的得意和計劃情形：
「今日《春秋載記》已脫稿，都百有四葉，其得意可想，夕當倍飲以自勞，弟亦宜遙浮大白以慶我也。擬於《戰國載記》後，別為《秦以前文物制度志略》一卷，以後則兩漢、三國為一卷，南北朝、唐為一卷，宋、元、明為一卷，清為一卷，皆不以羼於《載記》，弟所編資料可從容也。明日校改前稿一過，即從事《戰國》，知念奉聞。潛夫。」
夏秋間，先生從事著述以外，曾為長女令嫻等講國學源流甚久，在他當日給梁仲策的信里，有三封信提到這件事。其第一信說：
「書悉。黃孝覺凶問，昨晨羅癭公書來已報，世法無常，我佛不我欺也。死者解脫，生者難為懷耳。不審其家景況如何，妻子可免凍餒否，癭當略知耶？可詢之。旅葬若有需，我當任也。為群兒講學術流別，三日後當了，更擬為講《孟子》，（非隨文解釋，講義略同學案也。）彼輩如何能解，不過予以一模糊之印象，數年之後，或緣心理再顯之作用，稍有會耳。吾每日既分一半光陰與彼輩，亦致可惜，弟能來聽極善，但講《孟子》亦總須兩旬乃了，弟安能久住耶？曼宣有書畫等托孝覺帶來，若滬上有人來，能了此亦佳，請告癭。」（《與仲弟書》）
其第二信說：
「棠邨、仲麟書寄上。吾二十一日本擬來，因含沙射影且多，只得在家致心敬而已。一月來為兒曹講『學術流別』，思順所記講義已褎然成巨帙（史稿僅續成八十餘葉耳），惜能領解者少耳。疾已愈，勿念。」（《與仲弟書》）
又第三信說：
「得棠邨書，叔華未歸，由美寄家書請延期，然則無復問題矣。吾為群童講演，已月余，頗有對牛彈琴之感。尚餘一來復，學術源流（吾所講卻與南海有不同）卒業矣。來復二將講『前清一代學術』，弟盍來一聽，當有趣味也。」（《與仲弟書》）
此外尚有致陳叔通一書，除言講學事外並及著通史各事：
「久不通書，近作何狀，弟故爾爾。早起新習已成，迄今不改，此最可告慰者，史稿亦賡續無間，惟每日所成較少，一因炎熱稍疲，一因上半日為兒曹講學，操觚之晷刻益少也。（講題為國學流別，小女錄講義已彪然成巨帙，為新學小生粗知崖略，殆甚有益，惜不堪問事耳。）有一事欲奉詢者，頃讀杭人丁益甫先生謙所著地理書，嘆服至五體投地。最近聞人言此老尚在人間（聞寓杭城），頗欲上書，有所請益，公能訪知其居，且為介紹否？閣帖印成，贈我三十何如，相索而許之者（非有力之人），計已二十矣。又館中版租約每節一結，望托所事代查開一帳見示。公藏泉之富，聞已號海內第一，有何資料足以餉我，公誠宜著一書，不爾不辜負耶？《泉譜》以何人所著為最新最備，極思稗販供史料也。」（民國七年《致陳叔通書》）
八九月間，先生因著述過勤，曾患嘔血病甚久，他在當日致陳叔通、張菊生一書里自述其事說：
「昨得叔兄與仲策書，今得菊兄書，知以賤恙勞焦念極矣。病初起本不輕，西醫言是肋膜炎，且微帶肺炎，蓋蓄病已旬日，而不自知，每日仍為長時間講演，余晷即搦筦著述，頗覺憊而不肯休息，蓋發熱殆經旬矣。後忽喀〔咯〕鮮血約半碗許，始倉皇求醫，服東醫藥旬日，病不增而已，而憔悴日甚。老友唐天如自粵急難來相視，服其藥五日，病已去八九，賤軀素頑健，必可無慮，再數日當全平復矣。病中飲食如恆（胃始終健），讀書亦不少，知念謹聞。海上親舊相愛者請為告語（楊習共之處請為應酬），匆匆復不盡。靈鶼泉拓頗欲得之，非為稽古，亦寶亡友手澤也。」（民國七年《致菊公陳叔通君書》）
其九月八日致蹇季常一書說：
「季常足下：賤恙直至最近數日始服天如藥，見效至速，或竟可全愈也。各情思忠面陳，忠瀕行希錫以深切之教言，手此即請大安，不盡。」（民國七年九月八日《致季常足下書》）
又十二日再致蹇氏一書說：
「服天如藥，日起有功，中秋後當可出遊矣。田村前尚言恐須以藥針吸取肋膜中之水，頃乃大訝，其瘥痊之速，自今以往，不敢菲薄國醫也。知念謹聞。」（民國七年九月十二日《與季常七兄書》）
九月十六日，陳叔通致先生一書，以戒酒少看書兩事相勸，通史之作大概從這時候就擱筆了：
「兩得仲策先生書，稍慰馳念，希陶約同詣津一視，志清頻行亦以為言，卒苦於館務牽率，口腹累人，可恨可恨，今得十一日手簡，尤以為慰。自仲策書至，即已傳示各友好矣。敬求注意者兩事：（一）戒酒，（二）少看書。（《通史》切宜停編半年或一年以後再繼成之。）未知可允否。」（民國七年九月十六日陳叔通《致任公先生書》）
先生這次病癒後，著《通史》工作即暫時停止，乃轉而好讀佛書，其九月二十三日致林宰平一書說：
「昨譚殊未饜，賤子半生惟騖多聞，今茲靈府尚為此結習所據，乃至病中一離書卷，遽如胡孫失樹，自審障深矣，極思顓受持一經論，切實修證。
公試察我根慧，導以法門，明知不宜惉懣文字相以益其病，第不能離文字而有所入，故仍假塗於此，唯有以饒益之，敬上宰平居士。」（民國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致宰平居士書》）
又二十九日復林氏一書說：
「奉教饒益實多，讀經法已受持（頃誦《圓覺》）殊覺有妙緒，惟淨土一宗向非所嗜，念佛功德之信心不起。公能舉此宗入門之書相餉否？相宗書欲便從窺師《識論述記》入手何如，賤軀碻已復元，可以從事矣。」（民國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致宰平居士書》）
又十月四日一書說：
「第二書奉悉，三日前有一友以印光法師文稿相餉，其人為普陀住持，集中專提倡淨宗，其詞警策，讀之前疑已釋八九，儻所謂機緣者耶？至即便信受奉行，更當讀公所示諸書，（此間有《雲棲法匯》，他皆無，間擬先讀此中數種。）俾信不退轉耳。欲從事相宗者，因《圓覺》太高妙，恐不易入，且諸名相之解釋，尚未精了，即義諦無從瑩澈，故擬從繁重處入，既公見規，當稍緩之。《圓》、《楞》兩經疏解，何本最善，讀大疏文句何如。」（民國七年十月四日《致宰平居士書》）
又十月七日一書說：
「數日來讀《竹窗隨筆》、《雲棲遺稿》，生大慚愧，增長信根，極欲更求憨山、蕅益諸集讀之，以助修行，不審金陵皆有刻本否，請將集名開示。（金陵所刻《經目錄》希寄一張。）」（民國七年十月七日《致宰平我兄書》）
十月十日，徐世昌就大總統職於北京，二十三日熊希齡等通電發起和平期成會，二十四日北京政府下令停戰，尊重和平。十一月歐戰告終，十一日協商各國與德國簽訂休戰條約，二十二日廣東軍政府通令休戰。十二月十八日全國和平聯合會在京開會。
和平運動初發起時，報載先生也為中堅領袖之一，實際先生雖極贊成其事，但是並未參與其中。十月二十六日《申報》載他對某報記者發表談話一篇，可見先生是時對和平運動和整個國事的態度和主張：
「日來在野名流，有和平期成會之組織，各報登載謂梁任公為主動之一人，頃有某報記者往訪任公，其問答如下。問：近日平和期成會之組織，先生與聞乎？答：聞之，旬日來各方面皆有人來接洽。問：此會得先生協同主持，當更有力。答：余未加入。問：然則先生不以平和旨宗為然乎，抑有所不慊於此會乎？答：否，平和為今日時勢所必要，且亦鄙人夙所主張，此會發起諸賢，又皆平昔所契敬，主持其事者，實為最親愛之人，吾聞此會成立發展，喜極不寐也。問：然則何為不加入？答：此會屬吾個人之事，不含政治意味，其一因大病新起，元氣未復，醫者即力戒節省思慮，且必須轉地療養。吾平生擔任一事，必思積極負責任，此時籌畫奔走，既非病軀所堪，徒掛空名，則又何必。其二有數種著述，經營多年，迄未成就，皆由於政治所牽擾，致荒本業。一年以來，閉戶自精，略成十餘萬言，但所就僅十分之一二，自審心思才力，不能兩用，涉足政治，勢必荒著述，吾自覺欲效忠於國家社會，毋寧以全力盡瘁於著述，為能盡吾天職，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願略酬，決不更為政治活動，故凡含有政治意味之團體，概不願加入。其三此會成否，及其效果如何，決不以吾一人進退為輕重，故吾可以不加入。問：舊進步黨員與先生關係甚密，先生既如此消極，諸賢得毋亦取同態度乎？答：凡以政治為職志者，則目前第一問題，當先盡力以取得和平，然後政治始可言。我同志諸賢既未脫政治關係，此吾以為亟當與各派協同活動，不容消極。至於鄙人生平，向不取消極主義，今中止政治生涯，將從別方面有所積極耳。謂不作政治活動，即為消極，吾所不承。問：此次和平運動，先生卜其能成否？答：若和平不成，則紛擾何日始了，非至國亡，恐無了日。以全國人心理所趨，及世界大勢所迫，宜若可成。雖然，若非雙方當事者及大多數國民有根本覺悟，則終恐無成，即成亦無補於時局也。問：何謂雙方當事者之根本覺悟？答：應有二種覺悟，其一現在雙方，甲主威信，乙言護法，皆欲自占一好名目，而將戰爭之責任嫁與其敵，實則使兩方主戰。此清夜捫心，自問何嘗有所謂威信，所謂護法，蓋皆有不〈可〉告人之隱，特藉此以自掩護耳。若北方果為威信而戰也，威信能行於南方與否，且勿論，試問中央對於北方諸督威信何在，愈主戰而愈倒持大阿，以授彼在外擁兵之軍閥，以此言威信，失將誰欺？若南方果為護法而戰也，北方能守法與否，且勿論，試問南方舉動有一合法者乎？同一法也，便己則護之，不便則不護，敵違法則護法，我違法則護我，以此言，護法又將誰欺？實則彼雙方者，曷嘗知威信護法作何解釋，其心目中曷嘗有絲毫威信護法之念存，直盜此美名，以天下人為可欺耳。殊不知國人之視公等，已如見其肺肝，此等美名決非不誠無物者所能濫盜，公等若自質言吾為意氣也，吾為權利也，雖復粗獷頑悍，猶不失磊落氣象，若長戴此假面具，不肯自揭，國人終必共起為公等揭之，即國人竟無此能力，國外人且必共起為公等揭之，此其宜有根本覺悟者一也。問：請問其二？答：若雙方者能有一方有大力量，以貫澈大欲望，則藉此假面具為手段，我亦無責質言之，若北方武力果能統一全國者，吾亦禱祝之崇拜之；南方武力果能統一全國者，吾亦禱祝之崇拜之。今交斗逾年，戰績既所共見，雙方醜態猶暴露未盡，所謂指揮湘江犁掃滇、粵者，所謂奮師武漢直搗燕、幽者，豈非各個對床夢囈，此猶不自羞，國人咸為公等羞之，夫雙方當事者，雖極愚頑，至今日豈不自知其大言之決不能踐，既知之矣，而猶於是以苦我父老子弟，則其居心何等，人責可逃，鬼殊難逭，此其宜有根本覺悟者二也。問：何謂國民大多數之根本覺悟？答：須〈知〉軍國主義之為物與中國數千年來建國之根本精神，本不相應，吾國人前此眩於德國、日本之驟強，欲效其顰，致此名義為武力所利用，一切俶擾之根原皆起於此。今歐戰將終，世界思潮劇變，即彼真正有力之軍國主義，亦已於世界所不容，不久將絕其跡，觀美國威總統之宣言，此其見端矣。況我國之為軍國主義，乃由少數蠢如豕貪如羊狠如狼之武人，竊取名號以營其私，若此者無南無北，無新無舊，已一丘之貉也。更質言之，則現在擁兵弄兵之人，實我國民公敵，其運命與國家之運命不能並存，今舉國共痛恨於武人之干政矣。然干涉武人之干政，亦唯武人調和武人者，亦唯武人遞相乘除，安有紀極，夫既已擁兵在手，其力量足以揮斥一切，蹴踏一切，而欲責其安分而勿干政，此固必不可得之數矣。是故吾敢下明決之斷案曰，自今以往，有軍隊則無中國，有中國則無軍隊，軍隊能收束與否，即國家存亡所攸判。然無論如何武人運命終必隨歐戰完結而消滅，但我國人自消滅之耶？抑外人代我消滅之耶？此則在我國民之能徹底覺悟，尤在少數明大體有天良之武人有徹底覺悟耳。問：先生睹現在各方面現有此等覺悟乎？答：似未也。其有覺悟者，無力者也，吾惟冀覺悟之日不遠耳。問：現在歐戰平和之機已大動，我國將來所受影響如何？答：吾不忍言，去年吾儕力排眾議，主張對德宣戰，固逆料歐戰之結果必有今日，以此為增進我國際地位之極好時機，豈料雙方皆利用此為政爭資料，而置國家大計於不顧，因此而倒閣，因此而發生督軍團圍國會，因此而復辟，蹉跎光陰，已歷半載，及段閣再現，吾當時以本已厭離政界之身，而毅然入閣者，徒欲貫徹宣戰之初志，求能出兵歐洲，當時盡一分義務，即將來享一分權利，吾在閣數月中，無日不提此議，謂無論如何必須趕今年春間決戰以前，有數萬人到西戰場，則將來和平會議之發言權，我國必不在人下，吾之入閣幾為此一事而已。而豈料宣戰以來，一年之歲月竟為內訌銷磨以盡，今千載一時之機已逸，更有何說，今但能有和平統一之國家，俾將來國際團體上尚認為一國，斯已過望矣。雖然，恐並此希望而不能達也，哀哉。」
十月三十日，袁思亮曾致先生一書，除論和平運動外，並勸先生乘時聯合同志從事講學事業，其書說：
「日前拜手書，並進使者訊起居近況甚悉。先生數十年來抱如傷之懷，負先覺之責，不惜嘵音瘏口，焦頭爛額，以赴國家之急。天不厭亂，躓蹶相繼，曾不得少行其志，支頤袖手，杜門謝客，發憤著書，至於嘔血，而又掌珠匿彩，增其感傷，先生之所遭，亦可謂極人世之坎坷者矣。……近聞京津之間，有所謂和平期成會者，多吾黨明達之士，其用心良苦，然其效亦大略可睹矣。區區之愚，以為先生宜以此時結合少數同志，授徒講學，屏棄一切機權術數，急切近名之說，一以扶植人類信義為歸，合古今中外道德家言一爐而冶之，庶幾救已死之人心，存未亡之國脈，其功當不在禹下。自非然者欲因人以成事，必至屈己以徇人，若夫遺世淑身，此吾儕小人苟全性命於亂世者之所為，非所仰望於先生者也。違離日久，輒一發其狂瞽之言，惟裁擇焉。」（民國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袁思亮《致任公先生書》）
十一月，歐戰告終，和平會議即將開幕，忽有我國因處置敵僑等事未能盡其責任不能列席的傳說，先生因撰《為請求列席平和會議敬告我友邦》一文，發表於北京《公民報》。（見十二月十七日《申報》）
又十一月二十六日《申報》載先生是時到京對時局發表兩項主張說：
「梁啓超到京宣示兩主張，歐戰議和主促陸使早行，先赴美交換意見，再至歐。內閣問題如不正式組閣，不必提交國會。」
是年十一月，先生始識胡適之。十一月七日，徐振飛有一封介紹胡於先生的信說：
「任公年丈總長：胡適之先生現任北京大學掌教，主撰《新青年》雜誌，其文章學問久為鈞座所知，茲有津門之行，頗擬造譚，敢晉一言，以當紹介。」（民國七年十一月七日徐新六《致任公年丈書》）
又十一月二十日胡適之致先生一書，論墨學並道求見之意說：
「任公先生有道：秋初晤徐振飛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學》頗蒙先生嘉許，徐先生並言先生有墨學材料甚多，願出以見示。適近作《墨辯新詁》，尚未脫稿，極思一見先生所集材料，惟彼時適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書左右，近聞貴恙已愈，又時於《國民公報》中奉讀大著，知先生近來已復理文字舊業，適後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將來天津南開學校演說，擬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機會趨謁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懷，一以便面承先生關於墨學之教誨，倘蒙賜觀所集墨學材料，尤所感謝。適亦知先生近為歐戰和議問題操心，或未必有餘暇接見生客，故乞振飛先生為之紹介，擬於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趨訪先生，作二十分鐘之談話，不知先生能許之否？適到津後，當再以電話達尊宅，取進止。」（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胡適《致任公先生書》）
十二月，先生的歐遊計劃進行成功，是月初旬先生曾到京與大總統徐世昌接洽數次，並與駐京各國公使周旋一切，十二月十日《申報》記其事說：
「梁氏以個人資格前赴歐洲，早經決定，日前來京趨謁東海，接洽數次，並與駐京外交團周旋一切，現事已完竣，業於昨日下午四時四十五分出京回津，料理行裝，各部院人員及其朋舊昨赴東車站送行者甚多，聞之行期，已定於本月二十九日乘日本郵船橫濱丸由滬直航歐洲，大約二十五日將由津赴滬，在起程前尚須來京一次，亦未可知。」（《梁任公將赴歐美遊歷》民國七年十二月十日《申報》）
又是日，先生有與梁令嫻一書，其時有關遊歷各事大體均已確定：
「自香港至吉隆坡前後五稟（仰光電亦收）具悉，初次離家，長途多感，固所宜然。既抵所向地，心當寧靜，但不審能堪彼濕熱否耳。吾度此閒適之歲月，恰僅一年，歐戰既終，逼使我不復能自逸，今當西遊，已決乘橫濱丸於本月二十九日自上海首途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趨法國，同行者張君勱、徐振飛、蔣百里、劉子楷、丁文江，並攜鼎甫作錄事（不帶僕人）兼服役（初擬帶延緯，卒致鼎甫），此行全以私人資格，（經費殊不充，公家所給僅六萬，朋舊饋贐約四萬耳。）不負直接責任，然關係當不小。近數日來陸使在日本鬧笑話，輿論譁然，復有將我資格化私為公之議，然吾殊不欲也。初時擬電汝來檳榔嶼相見，頃見汝書，路費如彼其巨，跋涉千里，乃得一日之盤桓，甚無謂矣。當于歸途迂道仰光攜汝歸耳。此次若非汝已南行，則吾必調希哲隨往，希哲不獲參與此活劇，實為妻孥累也。然萬一到必須化私為公時，仍當借重希哲，屆時則惟設法先送汝歸耳。若必有此事，則此書未到前，電當先到，然什九不至成為事實也。吾入京半月，一昨方歸，檢點行裝，且須趕作多數文字，無寸晷暇，昨夜已通宵不寐，一年來養成之良習慣，忽遂破壞，可嘆也。家中甚安，汝母亦入京旬日，先我歸，吾頻有文登《時事新報》，曾飭寄汝處，已見否，兩孫樂南居耶？希哲想佳。父示思順。十二月十日。成、永、忠成績均甚優。」（民國七年十二月十日《與思順書》）
先生在《歐遊心影錄節錄》中自記此行以前各事說：
「我們是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由北京動身，天津宿一宵，恰好嚴范孫、范靜生從美國回來，二十四早剛到，得一次暢談，最算快事。二十四晚發天津，二十六早到南京，在督署中，飯後即往上海，張季直由南通來會，念七午國際稅法平等會開會相餞，季直主席，我把我對於關稅問題的意見演說一回。是晚我們和張東蓀、黃溯初談了一個通宵，著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後決然捨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這一席話要算我們朋輩中換了一個新生命了。念八晨上船，搭的是日本郵船會社的橫濱丸。」（《歐行途中》，《合集·專集》之二十三第三十九頁）
先生又在同書中自述此游目的和同行諸人出發的情形說：
「我們同行七人，蔣百里（方震）、劉子楷（崇傑）、丁在君（文江）、張君勱（嘉森）、徐振飛（新六）、楊鼎甫（維新），到了歐洲後常在一處的，還有夏浮筠（元瑮）、徐巽言（■），這就是我一年來的游侶。因船位缺乏，分道首途。在君、振飛經太平洋大西洋，我和蔣、劉、張、楊四君就取道印度洋地中海。我們出遊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點學問，而且看看這空前絕後的歷史劇怎樣收場，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為正在做正義人道的外交場，以為這次和會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國際關係根本改造，立個永久和平的基礎，想拿私人資格將我們的冤苦向世界輿論申訴申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責任。如今外交是完全失望了，自己學問匆匆過了整年，沒有長進，說起來好生慚愧。我們動身以前，在東交民巷免不了有些應酬，其時英、美等國外交當局大約和我們同做一樣的夢，著實替我們打算，有幾回肺腑之談，今且未便把他發表。」（《歐行途中》，同上第三十八頁）
先生是年著述中除金石跋、書籍跋、書跋外，並無散文，只歲初曾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未完，《合集》收錄者有八頁三十七條。又夏秋間為《中國通史》，僅成十餘萬言。此外，歐遊途中又綜所見聞為《歐遊心影錄》一書，但此書迄未完成，《合集》所收僅系節錄一部，且此書大部當成在民國八年。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己未） 四十七歲
先生以二月十一日抵倫敦，十八日至巴黎，少留觀察和會情形，並代表中國為輿論之鼓吹。三月七日自巴黎出發考察各處戰地，游畢仍返居法國。六月七日起游英國者一月。七月一日致電汪伯棠、林宗孟兩氏，請轉南北當局，速捐私見，以謀統一。七月末旬游比國。八月初旬游荷蘭，末旬游瑞士。九十月間游義大利，游畢仍返巴黎，居兩月。十二月十日起游德國者一月。次年一月十一日復返巴黎，便做歸國的準備了。
先生自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上海起程後，以本年一月六日抵新加坡，九日抵檳榔嶼，十四日至錫蘭島，二十一日抵紅海，二十八日渡蘇彝士運河，二月一日過昔西里島，十一日抵倫敦。
關於先生在途中的生活和讀書情形，有他一月十三日和二月十一日給梁令嫻的兩封信，可以參考，其一月十三日一書說：
「舟行之樂，為生平所未見，波平如鏡，絕似泛瓜皮於西湖也。君勱最畏海行，一登舟即解衣高臥，置備嘔器於枕畔，數日後乃以大航海家自命矣。
所乘橫濱丸乃丙辰二月吾在上海乘往香港者，汽爐旁之暗室，即吾草檄之地。而同行之人，覺頓、孟曦皆為異物，循欖〔覽〕前塵，感慨系之。舟中執事皆已易人，惟一給役在耳，頗似白頭宮女談天寶也。每日起皆極早，觀日出已二度，初登舟即開始習法文，頃已記誦二百字，循此不倦，歸時或竟能讀法文書矣。每日功課晨起專習法文，約一時許，次即泛覽東籍（約兩三日盡一冊）。午後假寐半時許，即與百里下棋（日兩三局），傍晚為打球戲，晚飯後談文學書，中間仍時時溫誦法文，同舟有暹羅特使，詢暹事頗悉，又有波蘭人。陽曆元旦食堂懸各國旗，波蘭無有，其人乃自製一面。抵星加坡時有領事作嚮導，尚能遍歷諸地，抵濱嶼時無嚮導者（時間亦太短），聽命於車夫，僅在汽車中過數小時耳。初欲往山頂旅館，旋以時間不足而止，極掃興也。明日抵哥侖波，泊舟二日，其地為佛說《楞伽經》處，當恣意攬勝耳。此行若能攜汝同游，豈非至樂。舟掠緬甸緯度而過，回望悵然。」（民國八年一月十三日《與嫻兒書》）
其二月十一日一書說：
「海行恰四十五日，舟今在倫敦港外三十里，頃刻登陸矣。此行在印度洋波平如掌，紅海毫不苦炎，舟中每日黎明即起，以數小時習法文，余日則打球下棋，間亦作詩，為樂無極。惟出直布羅陀海峽後，遇大風三日，同行人多不支者，吾則健飯如常也。萬事一無睹聞，惟日與天光海色相對，覺飄飄有出塵想，登陸後恐無復此樂矣。在歐擬勾留七八月，歸途將取道巴爾幹，入小亞細亞，訪猶太、埃及遺蹟，更在印度略盤桓，便到緬甸，攜汝同歸也。所為詩十數章，寄汝存之。此行橫斷地中海出直布羅陀海峽，沿大西洋岸而行，余舟所罕經也。」〔民國八年二月十一日（舊正月十一日）橫濱丸中《與嫻兒書》〕
此外先生的《歐遊心影錄》內有《歐行途中》一章，裡面記先生在途中的生活感想和讀書作詩的情形頗詳，其中有一段講他讀書為文的話說：
「我們在船上好象學生旅行，通英文的學法文，通法文的學英文，每晨八點鐘，各人抱一本書，在船面高聲朗誦，到十二點止，彼此交換著當教習，別的功課照例是散三趟步，睡一趟午覺，打三兩趟球，我和百里還每日下三盤棋，餘外的日子，都是各人自由行動了。我就趁空做幾篇文章，預備翻譯出來，在巴黎鼓吹輿論，有三兩篇替中國瞎吹，看起來有點肉麻，連稿也沒有存了。內中一篇題目叫做《世界和平與中國》，算是表示我們國民對於平和會議的希望，後來譯印英、法文，散布了好幾千本。」（《合集·專集》之二十三第四十三頁）
先生抵倫敦之日，正是國內國際聯盟同志會成立的那天。該會系當日名流汪伯棠等所發起，以二月十一日開成立大會於北京大學，公推先生為理事長（汪伯棠代理），蔡孑民（元培）、王亮疇（寵惠）、李木齋（盛鐸）、嚴范孫（修）、熊秉三、張季直等為理事。（參考十二日《申報》）
先生抵倫敦後，居留一周，十八日至巴黎，十五日先生曾給梁令嫻一明片，告以抵倫敦後的情形說：
「二月十一日抵倫敦，徐、丁二君相迎於舟中，使館照料甚周到，在此鎮日間黃霧四塞，日色如血，一種陰鬱閉塞之氣，殊覺不適。所居雖一等旅館，每日恆不飽，糖為稀世之珍，吾儕日進苦荈耳，煤極缺，室中苦寒，戰後尚爾，戰時可想，乃知吾儕在東方，蓋日日暴殄天物也。巴黎舍館已定，十七日渡海適彼矣。」（民國八年二月十五日由倫敦《與周夫人片》）
關於先生居留倫敦一周的詳細情形，有《倫敦初旅》那篇文章（《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第四十七頁）可以參考，這裡不多贅錄了。
先生十八日抵巴黎後，居兩旬，始於三月七日出發，游察戰地。當日曾給梁令嫻明片一件，告以抵巴黎後和初游蘭士市情形說：
「抵巴黎後，無一刻安暇，並郵片亦不及寫矣。頃遊覽戰地，以十日為期，法政府派二人隨行，一切旅費皆所供億，情意至殷渥。三月七日晨七時乘汽車發巴黎，十一時至蘭士，蘭市昔為大都市，有十一萬人，今餘數千耳。市中舍宇無一完者，蘭士為法國宗教上第一名城，城建於三世紀，有羅馬帝奧古斯丁之凱旋門，城中教堂最著名，為峨特式建築之最勝者，作始於十二世紀，至十六世紀乃成，四壁所雕石像二千五百餘，皆精絕。一九一四——六——八年德人三次炮擊之，專以教堂為射的，殘破過半矣。」（民國八年三月七日《與思順片》）
先生這次由巴黎出發後歷游南部戰地，於三月中旬曾返巴黎一次，四月再行，續游北部戰地，五月中旬復返巴黎，歸途曾游盧棱故居。關於先生這次游察各處戰地的詳細情形，有《戰地及亞洛二洲紀行》一文（《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第一〇四頁）可以參考，此外先生在途中隨時寄給梁令嫻的明片，也是很好的參考材料，不過因為這些明片所記的情形都很簡略，而且還不十分完全，所以這裡不便一一引錄了。
三月中旬，先生曾由巴黎致電汪伯棠、林宗孟，報告和會上關於青島問題的消息，是月二十四日《申報》載其電文如下：
「交還青島，中日對德同此要求，而孰為主體，實為目下競爭之點，查自日本占據膠濟鐵路，數年以來，中國純取抗議方針，以不承認日本承繼德國權利為限。本去年九月間，德軍垂敗，政府究用何意，乃於此時對日換文訂約以自縛，此種密約，有背威爾遜十四條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實。不然千載一時良會，不啻為一二訂約之人所敗壞，實堪惋惜。超漫遊之身，除襄助鼓吹外，於和會實際進行，未嘗過問，惟既有所聞，不敢不告，以備當軸參考，乞轉呈大總統。」
四月八日，張季直等發起之國民外交協會，致先生一書，請先生為該會代表，主持向巴黎和會請願各事：
「任公先生大鑒：為國宣勤，跋涉萬里，海天相望，引企為勞。此次巴黎和會，為正義人道昌明之會，尤吾國生存發展之機，我公鼓吹輿論，扶助實多，凡我國人，同深傾慕。本會同人本國民自衛之微忱，為外交當軸之後盾，曾擬請願七款，電達各專使及巴黎和會，請先提出，並推我公為本〔會〕代表，諒邀鑒及。現已繕具正式請願文，呈遞本國國會政府巴黎各專使，並分致美、英、法、意各國政府及巴黎和會，盡國民一分之職責，謀國家涓埃之補救。茲特奉上中、英文請願文各一份，務懇鼎力主持，俾達目的，則我四萬萬同胞受賜於先生者，實無涯既矣。臨穎不勝企禱之至，專此敬頌勛綏。」（民國八年國民外交協會張謇、熊希齡、范源濂、林長民、王寵惠、莊蘊寬等《致任公先生書電》）
四月杪，先生曾為青島問題致國民外交協會一電，五月四日《申報》載其電文說：
「汪、林兩總長轉外交協會：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
六月六日，先生首途往倫敦。計先生自二月十八日抵巴黎後，居法國者三月余，六月九日先生曾與梁仲策一長書，報告幾個月來的狀況，書內對於先生在和會上以私人資格鼓吹國事的情形，和三四月間國內謠傳並攻擊先生賣國事件的原因，也都有述及：
「半載無書，知觖望者不獨吾弟也。淹法三月，昨日復來英矣。今日最稱清暇，草草寄此紙，地遠訊疏，殆恆情也。默計一書往復，例須三月，甫執筆而興已減，吾書固稀，弟亦不數，自余親朋幾無一字，以雲觖望，彼此均也。而此間之忙，又為乏書之最大原因，弟宜察之。
今當首述吾四月來之狀況，以慰遠懷，簡單言之，則體氣日加強健，神志日加發皇也。起居雖非嚴格的有節制，然視國內生活較有秩序，運動及呼吸空氣時較多，故體胖而顏澤。最近影相曾次第奉寄，試以較去歲病後所影，殆如兩人矣。至內部心靈界之變化，則殊不能自測其所屆。數月以來，晤種種性質差別之人，聞種種派別錯綜之論，睹種種利害衝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圖畫雕刻，摩以迴腸盪氣之詩歌音樂，環以恢詭蔥鬱之社會狀態，飫以雄偉矯變之天然風景，以吾之天性富於情感，而志不懈於向上，弟試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如者。吾自覺吾之意境，日在醞釀發酵中，吾之靈府必將起一絕大之革命，惟革命產兒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數耳。
數月來主要之功課，可分為四：一曰見人，二曰聽講，三曰遊覽名所，四曰習英文。法國方面之名士，已見者殆十之七八，最多見者則政治家及哲學文學家也。政治家除專制怪傑之克里曼梭外，殆皆已見，（克氏專派一屬員來相接待，惟兩度約見均以忙而訂後期，大約此人須待彼下野後乃見矣。）法之政黨以十數，自極右黨至極左黨，其首領皆已見。覺氣味最好者為社會黨，次則王黨，次則天主教黨，所謂溫和黨急進共和黨者，最占勢力，而最為無聊。中庸君子之性質，萬方同概也。學者社會極為沆瀣，第一流之哲學家三人，皆已見，且成交契。其文學家則第二流者略已見，最著名之兩人，以不在巴黎，未獲見，將來必當見也。巴黎人最富於社交性，每赴茶會一次，可以得友無算，吾於其他茶會多謝絕，惟學者之家有約必到，故所識獨多，若在淹留半年，恐全巴黎之書呆子皆成知己矣。所見人最得意者有二：其一為新派哲學巨子柏格森，其二為三國協商主動人大外交家笛爾加莎，二人皆為十年來夢寐願見之人，一見皆成良友，最足快也。笛氏與克里曼梭兩雄相厄，今方為失敗者，然其人精悍諳練，全法之政界殆罕儔匹，將來必有活動無疑。彼之外交精通歐洲情狀，而對於遠東實多隔膜，他日再見當有以進之。吾輩在歐訪客，其最矜持者，莫過於初訪柏格森矣。吾與百里、振飛三人先一日分途預備談話資料徹夜，其所著書，擷擇要點以備請益。振飛翻譯有天材，無論何時本皆縱橫自在，獨於訪柏氏之前，戰戰慄栗，惟恐不勝，及既見為長時間之間難，乃大得柏氏之褒嘆，謂吾儕研究彼之哲學極深邃雲，可愧也。吾告以吾友張東蓀譯彼之《創化論》已將成，彼大喜過望，索贈印本，且允作序文，乞告東蓀努力成之，毋使我負諾責也。除法人外，則美國人最多見，五全權已見其四（威爾遜、蘭莘、豪斯大佐、槐德），惟英人甚寡緣，其要人皆未得一面也。此外小國名士見者甚多，希臘各當局尤稔熟，因歸途決欲游雅典，特與結歡也。芬蘭、波蘭人極力運動我往游彼國，然交通太不便，未必能成行。遊歷地方頗少，初到時曾以十日之力游戰地及萊茵河左岸聯軍占領地，其後復游北部戰地，及一游克魯蘇大錢〔鐵〕廠，除此三次外，未嘗出巴黎一步，將來法國南部農工業最盛處，非游不可，惟在法遊歷有一難題，因其政府招待太殷勤，每出一次必派數員隨伴，且旅費皆政府供給，吾受之滋愧，因此頗沮遊興也。
住巴黎雖數月，然遊覽名勝頗少，因每日太忙，惟來復稍得休暇，則盡一日之力，以流連風景，故所得殊少，其間有可特別相告者三事：一、游隧道，內陳髑髏七百萬具，皆大革命時發掘，累代古墳羅列此間，當為世界獨一無二之壯觀，入之勝讀佛經七百萬卷也。其二、游盧騷故居，即著《民約論》處，其閽人言亞洲人來游者，以吾輩為嚆矢也。其三、有一七十八歲之老女優，當拿破崙第三時已負盛名者，多年不登場矣，某日為一文豪紀念，特以義務獻技，其日吾本約往參議院傍聽，臨時謝絕，改往聽之，因得一瞻西方譚叫天之顏色，實此行一段奇事也。又曾乘飛機騰空五百基羅米突，曾登最大之天文台，窺月里山河，土星光環，此皆足記者，至於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等，皆匆匆一覽而已。最苦者，每詣一處，其政府皆先知照該館館長職員等，全部作官樣迎送，甚感侷促也。生平不喜觀劇，弟所知也，至此乃不期而心醉，每觀一次，恆竟夕振盪不怡，而嗜之乃益篤，雖然為時日所限，往觀尚不逮十度也。
吾在此發憤當學生，現所受講義：一、戰時各國財政及金融，二、西戰場戰史，三、法國政黨現狀，四、近世文學潮流，即此已費時日不少矣。其講義皆精絕，將來可各成一書也。他日復返法，尚擬請柏格森專為我講授哲學，不審彼有此時日否耳。此行若通歐語，所獲奚啻十倍，前此蹉跎，雖悔何裨，今惟汲汲作補牢計耳。故每日所有空隙，盡舉以習英文，雖甚燥苦，然本師（丁在君）獎其進步甚速，故興益不衰。吾弟讀至此，則吾每日之起居注，可以想像得之矣。質言之，則數月來之光陰，可謂一秒一分未嘗枉費，所最怏怏者，則中國人方面之拜往寒暄，飲食徵逐，奪我寶貴時間不少，此亦無可如何耶。弟察此情形，則我書問稀闊之罪，當司末減也。所最負疚者，此行於外交絲毫無補也。平情論之，失敗之責任，什之七八在政府，而全權殊不足深責，但據吾所見，事前事後，因應失當者亦不少，坐視而不能補救，付諸浩嘆而已。
三四月間謠言之興，懸想吾弟及同人不知若何怫怒。爾來見京滬各報，為我訟直者亦復多，方揣測不得真相，其實此事甚明了，製造謠言只此一處，即巴黎專使團中之一人是也，其人亦非必特有所惡於我，彼當三四月間興高彩烈，以為大功告成在即，欲攘他人之功，又恐功轉為人所攘，故排亭林排象山；排亭林者，妒其辭令優美，驟得令名也；排象山者，因其為領袖，欲取而代之也。又恐象山去而別有人代之也，於是極力謀□[1]其人，一紙電報，滿城風雨，此種行為鬼蜮情狀，從何說起。今事過境遷，在我固更無勞自白，最可惜者，以極寶貴之光陰，日消磨於內訌中，中間險象環生，當局冥然罔覺，而旁觀者又不能進一言，嗚呼中國人此等性質，將何以自立於大地耶？最近尤有極可笑之謠言，謂我已與法人集一大公司辦礦，吾聞之真受寵若驚，然巴黎、倫敦之中國人皆信之，彼輩蓋並法國限制資本出境之禁令，亦不知也。嗚呼無常識至此，真可憐愍。
吾到歐未嘗作一文，實無以對志先、東蓀諸君，惟以忙求諒而已。日記極凌亂，且不過簡單摘要備忘，非俟歸後不能補綴整理也。且當思想變化發酵之際，殊不欲輕於下筆也。旅英約一月，尚思游北歐及東歐，惟交通極不便，恐難成行耳。法國尚擬住兩月，稍為深邃的研究，歸期總在歲杪。頃決定購置圖書若干，歸而藏之北京。供同人流覽之需，已定雜誌若干種，按期寄弟處，請保存之。欲言尚多姑止於此。」（民國八年六月九日《與仲弟書》）
先生六月七日抵倫敦後，於十六日曾給梁令嫻一書，詳告十日來游英情形和以後的遊歷計劃，其書說：
「抵英十日，疊寄郵片，想已達，在英感想比在法時又截然不同，別是一番興味。頃到劍橋大學，夜間稍休暇，故將十日來所歷相告。英政府招待殷勤，不亞於法，亦特派一人專司隨伴，其人名甘頗羅，曾歷任廣州、天津、上海等處總領事，北京使館參贊，極嫻華語。法國派三人，而辦事凌亂，英僅派一人，而條理井然，即此可見兩國人性質之異。吾擬七月半離英，因其時已屆暑假，倫敦闃無人矣。在英約一月，其已定之日程略如下：六月十二晚赴麥加利銀行宴會，即晚往愛丁堡。十三日閱海軍。十四日閱海軍，是晚赴蘇格蘭大理院長宴會。十五日游愛丁堡名勝，夜車返倫敦。十六日游劍橋大學。十七日返倫敦。十八日赴滙豐銀行宴會。十九日赴中英協會歡迎會，有演說，演題為『中國國民特性』。二十日赴倫敦商會歡迎會，有演說，演題為『中國關稅問題』。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未定。二十三日赴英國文學會歡迎會，有演說，演題為『中國之文藝復興』。二十四日游牛津大學。二十五日返倫敦。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未定。二十八日赴外交部公宴。二十九日赴英皇茶會，余日未定，或赴倫敦市長公宴。七月初三日赴自由黨幹部歡迎會，有演說，演題未定。（編者按：演題系『世界大戰與中國』）初四日離倫敦，游門支斯達、波明罕諸市，視察工廠。十三日游愛爾蘭。十六七間離英，或往那威、瑞典，或徑由荷蘭至比利時，現未大定。今將經過有趣之事，拉雜相告。十二日赴麥加利銀行宴，與一座客談及關稅問題，論《馬凱條約》；談次吾問馬凱尚生存否，君能否介紹我一見。其人曰，吾即馬凱也，舉座拊掌大笑，蓋英人得爵位後，輒易其名，此人今稱某男爵，不復以馬凱之名行矣。閱海軍最有趣者，則三千四百噸世界最大之潛水艇也，飛於法而潛於英（在巴黎已乘飛機），此次大戰之利器，總算遍歷矣。十三午宴於英，今皇佐治五世為太子時所管帶之艦，亦一紀念。十四日訪斯密亞丹故居，即著《原富》處，今為馬廄。是晚赴大理院長宴，舉以告座客，乃座客多未嘗一游，吾詰以英人最敬先哲，保存遺蹟，何故獨薄於此碩儒，座客乃慫恿我為之提倡，吾作一書告市長，使修葺之，好管閒事至此，不禁啞然自笑也。十五日驅汽車走四百里，訪大文學家蘇噶特故居及其墓，最可笑者為此腐儒所誤，幾至餓殺，蓋凌晨出遊，至午後四時乃得食也。然是日游甚快。十五晚車返倫敦，十六晨七時到，十時即汽車來劍橋，真可謂席不暇暖。劍橋大學待遇之隆，實出意外，副校長（實即校長也，其校長戴一皇族掛名而已）涉菩黎博士，館余於其家（即校長宅），親自陪觀各校，是晚集各教授宴余於校中公共食堂，即用校中常膳，蓋劍橋、牛津兩校教授例與學生共飯，欲吾觀其儀式也。教習學生共數百人，皆穿校中制服，酷類大叢林中披袈裟打齋，其親愛融泄之狀，令人起敬。吾游劍橋生無限感觸，他日當為文詳紀之。書至此已夜深，明晨尚須早起觀行畢業禮，姑止於此。」（民國八年六月十六日由劍橋大學《與嫻兒書》）
七月一日，先生致汪伯棠、林宗孟一電，請轉告南北當局，速捐私見，以謀統一，茲錄其電文於下：
「汪、林總長請轉南北當局諸公：和約拒署，表示國民義憤，差強人意，然外交方益艱巨，全國一致對外猶懼不濟，若更擾攘分崩，不亡何待。啟超在歐數月，每遇彼都人士以內亂情形相質，則若芒刺在背，不知所對。外交失敗以來，相愛者咸冀我國因此刺激，速弭內訌以圖外競，庶助我者得以張目，今滬議杳無續耗，大局愈趨混沌，循此以往，豈惟今茲所失，規復無期，竊恐有人藉口保安，稱兵相壓，愛我者亦無能為助。中國今日如重洋遇颶，遠援無補，出死入生，純恃自力，若更操戈舟中，只有同歸於盡，當此存亡俄頃，有何嫌怨之不捐，有何權利之復可戀。諸公之明，寧見不及此。伏望本熱誠交讓之精神，快刀斷麻，迅謀統一，合全國智力，謀對外善後，則失馬禍福，蓋未可知。若長此為意氣之爭，結果只同歸於自殺，國家固已矣，諸公亦何樂焉。萬里驚魂，垂涕而道，伏惟矜察，以惠我民。梁啓超七月一日自倫敦。」（民國八年七月一日《致汪林總長電》）
七月六日，先生曾以半日之力游索士比亞故居，十二日遂去倫敦返巴黎，參觀法國國慶和凱旋典禮。當日先生寄給梁令嫻一明片說：
「七月十四日法國之慶，且行凱旋禮，特自英來趁熱鬧，途中擁擠已不可狀，抵此後益感狼狽，今夕巴黎旅館恐千佛郎不得一榻，前離法境時，本在巴黎附近僦一慶園為往來根據地，百里留守焉，畫中則其附近風景也。今日返自英，想因電報滯誤，百里不及相迎，深夜冒雨，以重價命車詣所居，不得其門而入，迴旋良久，得一逆旅，扣扉投宿，亦可紀念之一夕也。」（民國八年七月十二日由巴黎郊外一小逆旅《與周夫人片》）
七月十八日，先生由巴黎出發，游比國，二十六日應比外部宴，並覲見比王，先生在是日給梁令嫻名片裡記其事說：
「昨日在阿士敦遊興方酣，晚七時忽接使館電話，稱翌午一時比外部請宴，十時又接電話，稱翌晨十時三刻比王約覲，乃以今晨載星命車歸伯魯賽（比京）僅乃趕及，而駐使則既急殺矣。比王為大戰中最可敬之人，得覲殊快，自此以後，官式應酬當全了，禮服可以束閣，更一快也。」（民國八年七月二十六日《與周夫人片》）
八月一日，先生游荷蘭至海牙，七日去荷蘭復返巴黎。三日先生在海牙時曾寄梁令嫻明片一件，謂是時讀書已用眼鏡了：
「昨日在海牙附近之羅特德謨，乘遊船頗樂，惜不能上溯來因耳。吾近來讀書已用眼鏡，噫！垂垂老矣。」（民國八年八月四日《與思順片》）
八月二十一日，先生游瑞士，九月四日，登歷機山，五日凌晨在該山絕頂觀日出，先生在當日給梁令嫻的明片裡記其事說：
「九月五日晨五時披衣起觀日出，彩霞層疊，變化無朕，少焉一線金光，生於雲頭，若滾邊然，次則大金輪捧出矣。倒射諸雪峰，雪尖紺紅，其下深碧，白雲滿湖，徐徐而散，壯觀又與海上別也。」（民國八年九月五日《與周夫人片》）
九月九日，先生二次游羅珊，是時始連日得饗故國飲食，當日先生曾給梁令嫻一明片說：
「三日來大饗故國飲食，前日在使館，公使夫人親調羹。昨今兩日在羅珊，學生有眷屬者兩家迭為主人，瑞士之游，可謂曲終奏雅。」（民國八年九月九日《與思順片》）
又同日給梁仲策一明片說：
「八日由熊城再游羅珊，此間有留學生六人，其二人有眷屬，連日以國饌相饗，特正閏七月半，泛舟湖上，涼月娟娟，瑞士之游，至此曲終奏雅矣。」（民國八年九月九日《與仲策片》）
九月十一日，先生由瑞士往義大利，遍游至十月七日始再返巴黎。先生在游意期中，以留羅馬最久，他在九月二十二日給弟仲策的明片裡記游羅馬的情形說：
「客羅馬經旬，日日與古為徒，幾忘卻尚有現代義大利人矣。每日玩奇披僻，晨出暮歸，亦頗極勞瘁，明日往拿波里看火山，在彼約住三日。」（民國八年九月二十二日《與仲策片》）
義大利之游羅馬而外，最值得紀念者首推溫尼士，先生在十月四日給梁令嫻的明片裡記溫尼士之遊說：
「中歐、北歐大文學家咸譽溫尼士為天國，索士比亞劇本寫此地景者四出，擺倫屢游且久居焉，良有以也。十月四日夜吾在汽車中鵠立待旦，僅乃得此快游，代價可謂不薄。」（民國八年十月四日《記游溫尼士》）
又先生在十月六日的明片裡記游其地的經過說：
「溫尼士道頗紆，前次由瑞士到米倫時，本已購車票來游，行李至車站，立待一時許，車中人滿，閉門不納，憤甚，乃直抵羅馬，擬不復游矣。其後徐振飛至，力勸來游，然中途猶曾一變計，擬取道志那亞，經法國南境返巴黎，再四轉計，卒取此棄彼，由今觀之，此行真不負也。」（民國八年十月六日《記游溫尼士》）
九月，新學會主辦的《解放與改造》雜誌出版，新學會系先生與張君勱、蔣百里、張東蓀等所發起，該會的宗旨簡單地說，是想從學術思想上謀根本的改造，以為將來新中國的基礎。關於該會的詳細情形，和《解放與改造》雜誌的性質與內容，可以參考《新學會宣言書》和《解放與改造宣言》兩篇文章。（均見該雜誌第一卷第一號）
先生自十月七日返巴黎後，居留兩月余，至十二月十日始再由巴黎出發游德國。十一月五日和十二月二日，先生曾兩次與令嫻書，告以客中生活狀況和各事情。其十一月五日一書說：
「返巴黎將一月，尚無一字寄汝，想前次船到時，汝不知如何失望。其實吾一年來每定居後，即無暇作書，此後或竟三個月無書亦未可知。要之吾在外甚安，不勞懸念也。（所寄義大利名畫郵片，汝喜歡否？吾尚可再檢寄汝。吾所收郵片至萬，將有可稱萬生齋主人，一笑。）兩旬來陸續接汝七八稟，多有從幾處使館展轉轉來者，今先撮覆數語。
一、林振宗未見，已告英、法兩館招待，但吾得信遲，不知彼已到英館否，法館則確未到也。
一、仰光之游，決意作罷，一因國內朋好皆力沮，二因同行諸君有數人必欲護送我返國，方覺盡責，我到仰光，渠等勢不能陪留，頗覺為難，好在汝於後年春間決意回家，計距我之歸亦不過遲半年耳。
一、買領事館事，可不必提，提必無效。此間各使館皆租借，各館皆以今年或明年便須迫遷，各使館買價皆廉，各使相見皆言不趁銀貴金賤時買下，實為可惜。然各館無一能辦到，最可笑者，義大利使館添置家具五千元，經總長面許，乃辦後部中駁了，要本使自賠，總長亦無如何，情形如此。可告希哲，無須替國家作百年大計了。
一、汝四月間未竟之書，閱後足見孝思誠篤，吾益愛汝，焉有怒理。吾自寄汝母書後，汝母亦未有書來，然吾亦不盼望，因吾固信汝母必已消除芥蒂也。
一、思成輩數月無一書來，殊屬可惡，若無汝信，幾不復知家中消息。汝書言汝四叔事，想像可得，此真無法，只好置之不理。
一、振飛賠償委員事，本無事可辦，不過部既派彼，不能辭謝耳。現仍與我同居，同居者，百里、君勱並彼而三，皆循循執子弟禮甚謹。前鼎甫所任職役，彼三人分任之，毫無不便，且吾生活甚簡單，亦不勞人料理也。可勿遠念。
以上覆汝書竟，吾現仍居巴黎附近之白魯威，擬住到明年二月初乃行，此地本避暑之所，禦寒實不相宜，吾儕貪其僻靜，且價廉，故決意不遷。用兩下女，即兼司庖，每日兩饌，每饌兩簋，雖不能算苦學生生活，亦只好算闊學生生活罷了。在此百無所苦，惟苦缺煤，數人共圍一爐，炙濕薪取暖，現重陽才過，已一寒至此，此一冬不知如何過法。然過此一冬，體必加健矣。（雙十節之次日，吾從義大利返巴黎，新從熱帶入寒帶，在車中已凍了一夜，歸寓無煤無薪，大傷風，半月乃愈。）
吾自十月十一日迄今，未嘗一度上巴黎，且決意三個月不往，將此地作一深山道院，吾現在惟有兩種功課，日間學英文，夜間作遊記，英文已大略能讀書讀報了。吾用功真極刻苦，因此同行諸君益感學問興味。百里、君勱皆學法文，振飛學德文，迭為師弟，極可笑也。最可笑者，吾將來之英文，不能講，不能聽，不能寫，惟能讀耳。向來無此學法，然我用我法，已自成功矣。吾日記材料，由百里、君勱、振飛三人分任搜集，吾乃取裁之，現方著手耳。此亦非同居不可，在此多住數月，亦為此也。丁在君早已先歸，劉子楷日內隨陸子欣歸，鼎甫留英，吾四人明年二月游德、奧、波蘭，四月歸。（此信可抄寄家中，吾本欲別作書，今已倦極了，一閣又不知閣到何時也。）
吾現在又晏睡晏起，二十年惡習全然規復了，百里大不以我過於勤苦為然，常謂令嫻在此，必能干涉我先生，然耶，否耶？」（民國八年十一月五日《與嫻兒書》）
其十二月二日一書說：
「得十月二十一日稟，甚喜，總要在社會上常常盡力，才不愧為我之愛兒。人生在世，常要思報社會之恩，因自己地位做得一分是一分，便人人都有事可做了。吾在此作遊記，已成六七萬言，本擬再住三月，全書可以脫稿，乃振飛接家電，其夫人病重，（本已久病，彼不忍舍我言歸，故延至今。）歸思甚切。此間通法文最得力者，莫如振飛，彼若先行，我輩實大不便，只得一齊提前，現已定陽曆正月二十二日船期，若陰曆正月杪可到家矣。一來復後便往游德國，並及奧、匈、波蘭，准陽曆正月十五前返巴黎，即往馬賽登舟，船在安南停泊，約一兩日，但汝切勿來迎，費數日之程，挈帶小孩，圖十數點鐘歡聚，甚無謂也。但望你一年後必歸耳。」（民國八年十二月二日《與嫻兒書》）
十二月十二日，先生抵柏林，居十餘日，以後所游各地尚甚多，他在十二月十三日給梁令嫻的明片裡記至柏林途中的情形說：
「十二晨六時發哥龍，晚九時抵柏林，此十五小時中僅以餅乾一片充飢，蓋既無飯車，沿途飲食店亦閉歇也。戰敗國況味，略嘗一臠矣。霜雪載途，益增淒黯。」（民國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與周夫人片》）
又十四日一片裡言抵柏林以後的情形說：
「柏林旅館極擁擠，初到之夕草草得一榻，翌日而遷，今所居極安適，日租五十馬克，可稱奇昂，然合中國銀只得一元耳。全歐破產，於茲益信，德政府亦派員招待頗殷勤，在此擬作半月勾留。」（民國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與周夫人片》）
又十九日給弟仲策的明片裡說：
「昨今兩日，柏林全市飯館罷業，旅館亦不設食，吃飯問題鬧得狼狽萬狀，聞鐵路又將罷工，果爾吾儕將困餓此間矣。連日德國各界名士多已晤。」（民國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與仲策片》）
又在二十二日給梁令嫻的明片裡，記德國各界招待的情形說：
「游德已逾旬日，大承各界禮待，情意殷浹，乃過英、法，真異事也。前日外交部公宴，席上晤阿樂爾，彼言歸國時深感希哲援助，誦念汝夫婦不置，寫一片相候，今附寄。」（民國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記游德國》）
是時，先生尚有擬游維也納和波蘭的計劃，後來因為交通不便的原故，結果都作罷論。這時候先生因為憂勞太過，常患失眠，他在二十四日給梁令嫻的明片裡記其事說：
「吾日來常患失眠，每間日輒終夜不能合眼，晨起便須應酬遊覽，覺疲憊極矣。殆因求學太銳，思慮太深所致，欲自節，但苦不能，或登舟後少佳耳。在此照一相，似較上半年憔悴也。」（民國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由柏林《與思順片》）
先生這次與同行諸人的游歐，原在他們將來的整個事業上抱有極大的目的和計劃，這一點從上面所引的材料裡面已經可以見到。現在再把夏秋間張東蓀致張君勱、劉子楷、蔣百里、徐振飛等兩書抄在下面，他們所抱的遠大計劃的情形，更可見一斑了。其第一書說：
「日來不得通信，悶甚。據蓀妄測，此次歐會恐於我一無所得，所希望之種種，恐皆成泡影，設其事已非，似宜另打主意，否則人將以種種無稽之言相加也。最好將此中內幕澈底宣布，免致國內人生疑。至學校計畫，尤望進行。又世界大勢已趨於穩健的社會主義，公等於此種情形請特別調查，並搜集書籍，以便歸國之用，未識以為然否。」（民國八年張東蓀《與君勱、子楷、百里、振飛四兄書》）
其第二書說：
「郵片及通信均收到，比來通訊漸疏者，實由無可告語耳，賣國風潮已熄，大學計畫聞已由北京寄上矣。公等此行不可僅注視於和會，宜廣考察戰後之精神上物質上一切變態，對於目前之國事不可太熱心，對於較遠之計畫不可不熟慮，否則專注目於和會，和會了便無所得，未識以為然否。至於國內和議，大概可了，國會問題不外乎先行制憲，憲成解散南北兩會耳。苟且之謀，無一顧之價值也。」（民國八年張東蓀《與君勱、子楷、百里、振飛諸兄書》）
先生游歐一年中，都以巴黎附近白魯威地方為長川住所，他在《大戰前後之歐洲》一文的楔子裡，記述當日居住其地的情形說：
「民國八年雙十節之次日，我們從義大利經過瑞士，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廬，回想自六月六日離去法國以來，足足四個多月，坐了幾千里的鐵路，遊了二十幾個名城，除倫敦外，卻沒有一處住過一來復以上，真是走馬看花，疲於奔命，如今覺有點動極思靜了。白魯威離巴黎二十分鐘火車，是巴黎人避暑之地。我們的寓廬，小小几間樸素樓房，倒有個很大的院落，雜花豐樹，楚楚可人，當夏令時想是風味絕佳，可惜我都不曾享受。到得我來時，那天地肅殺之氣，已是到處彌滿院子裡，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說早已萎黃凋謝，連那十幾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樹，也不過霜威風力，一片片的枯葉，蟬聯飄墮，層層堆疊，差不多把我們院子變成黃沙荒磧。還有些樹上的葉，雖然還賴在那裡掙他殘命，卻都帶一種沈憂淒斷之色，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訴說他魂驚望絕，到後來索性連枝帶梗滾掉下來，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占的位置，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歐北氣候本來森郁，加以今年早寒，當舊曆重陽前後，已有窮冬閒藏景象，總是陰霾霾的，欲雨不雨，間日還要湧起濛濛黃霧，那太陽有時從層雲疊霧中瑟瑟縮縮閃出些光線來，像要告訴世人說他還在那裡，但我們正想要去親炙他一番，他卻已躲得無蹤無影了。我們住的這避暑別墅，本來就不是預備御冬之用，一切構造都不合現在的時宜，所以住在裡頭的人，對於氣候的激變，感受不便，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歐戰以來，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黃金一樣，便有錢也買不著，我們靠著取暖的兩種寶貝，就是那半干不濕的木柴，和那煤氣廠里蒸取過煤氣的煤渣，那濕柴煨也再煨不燃，吱吱的響，像背里埋怨，說道你要我中用，還該先下一番工夫，這樣生吞活剝起來，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裡無精打彩的干炙，卻一陣一陣的爆出碎屑來，像是惡狠狠地說道：『我的精髓早已榨乾了，你還要相煎太急嗎！』我們想著現在剛是故國秋高氣爽的時候，已經一寒至此，將來還有三四個月的嚴冬，不知如何過活，因此連衣服也不敢多添，好預備他日不時之用，只得靠些室內室外運動，鼓起本身原有的熱力，來抵抗外界的沍寒。我們同住的三五個人，就把白魯威當作一個深山道院，巴黎是絕跡不去的，客人是一個不見的，鎮日坐在一間開方丈把的屋子裡頭，傍著一個不生不滅的火爐，圍著一張亦圓亦方的桌子，各人埋頭埋腦，做各自的功課，這便是我們這一冬的單調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個反比例了。我的功課中有一件便是要做些文章，把這一年中所觀察和所感想寫出來。」（《合集·專集》之二十三第一——二頁）
先生在歐遊期中，其隨時隨地所經歷觀察和感想都有記述，他住在巴黎的時候，曾經整理出一部分來，回國以後就因為百事待理，無暇及此了。所以結果全書迄未完成，行將出版的《飲冰室合集》里有《歐遊心影錄節錄》數篇，便是全書的一部，也就是先生歸國後在《近著第一輯》上卷中所發表的幾篇。茲列其目於下：
《歐遊中之一般觀察及一般感想》上篇《大戰前後之歐洲》、下篇《中國人之自覺》、《歐行途中》、《倫敦初旅》、《巴黎和會鳥瞰》、《西歐戰場形勢及戰局概觀》、《戰地及亞洛二州紀行》、《國際聯盟評論》、《國際勞工規約評論》。
上面這幾篇文章裡面最要緊的是第一文的下篇——《中國人之自覺》，因為讀了這篇文章可見先生思想見解轉變之跡，和對於將來政治社會等問題的主張。該文共分十三節，欲窺全豹，可參考《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第二十——三十八頁。
是年十二月二日七子思廣生。
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庚申） 四十八歲
一月九日，先生由德國返巴黎，十七日由巴黎赴馬賽，二十二日由馬賽乘法國郵船歸國，三月五日抵上海。先生這次歸來後，對於國家問題和個人事業完全改變其舊日的方針和態度，所以此後絕對放棄上層的政治活動，惟用全力從事於培植國民實際基礎的教育事業，計是年所著手的事業有承辦中國公學，組織共學社，發起講學社，整頓《改造雜誌》，發起中比貿易公司，和國民動議制憲運動等數事。是年先生著《墨經校釋》和《清代學術概論》兩書成。
一月三日，先生游馬丁路德避難譯經處，同日游槐馬，五日游希拉爾與葛特故居，七日返柏林，先生在是日給梁令嫻的明片裡記游德國的情形說：
「費十日之力，游德國外省，略睹其概，今日返柏林，三日後將去德國矣。此次游德，費日少而所得多，最滿意。日來早睡早起，神志健旺。」（民國九年一月七日《與思順片》）
一月十二日，張君勱致黃溯初一書，述與先生等在歐洲所商歸國後各事方針甚詳：
「溯初吾兄：任公游一年，行將歸矣。登岸後方針之宣布，前函已詳，茲不贅。惟在歐所商不止一事，敢為公言之，並望將其先後次第，詳加討論焉。一、中比貿易公司。二、中比輪船公司，此二事雖二而實一。三、月報及印刷所。四、大學。五、派留德學生。第一、第二兩事，詳致公權函電中，諒公已知之。第三事，月報月出兩期三期，尚未大定，總之在必辦之列。並擬為文化運動計，創刊小叢書，故非自辦印刷所不可。大旨擬集資五萬，並以商業方法經營之，恐亦不難支持焉。第四事即前馮河間所提，河間去矣，此後辦法非敢懸斷。第五事以此次赴德，覺學費之廉，出人意外，現一元可易五十馬克，每學生得三十元或四十元（即一千五百馬或二千馬）盡可從容度日，如國內大公司如中原公司之類，每年能出資萬元或五千元，可派學生十人或二十人。國內後起不乏才智，李石曾留法勤工儉學會以招至萬人為度，吾儕並此不圖，尚何新人才之可言，此事並非與李競爭，為國家計，應如此也。
以上五事，每事所需人才甚多，故其舉行之先後，人才之分配，不可不斟酌。第一、第二兩事，總須有第一等人才方能與外人共事，以弟所見，由公及舍弟揆初、振飛、仍珠、光甫、季罄等分數人專任之，至應募股本，則範圍自應較廣。第三事除任公擬定編輯人外，其經理印刷所之人，亦不可不注意。總之應作為一種獨立商業，不可與政黨財政混同，方能持久。第四事以弟所見現時無從辦起，以現有人才分配於以上三事，已屬不敷，尚何大學可言。弟意與其自辦大學，不如運動各省籌辦而自居於教授，只求灌輸精神，何必負辦學之責任乎。任公於編纂雜誌之外，在北方學校中居一教習地位，亦計之得者也。第五事如馮河間家能提興學之費五萬元，則每學生期以五年四年，可得畢業生二十人，但德國大學純采自由制，大學功課自己選擇，非招致科學有根底者難收效果，弟意擬分三等，日本或美國大學畢業者為第一等，科學有根底而英、德、法文不深者為第二等，但通德文同濟學堂之類是為第三等。學生招齊後，由森在歐隨時考察，並告以求學之門徑，或者收效不在內地辦學下也。弟意擬在德辦一預備班，除德語外授以應學之根本智識（但大學正式畢業者不在此限）一年後方得自由求學，石君酢六與任公、百里交甚深，與弟亦熟識有年，向為松坡參謀，三次革命後留日攻德語與哲學，此人應為之籌一二千元之費，令其即來德，待彼於德學風熟習後，則留德學生之指導，可由彼任之，不必弟在歐矣。
以上各事，深恐任公歸後手忙腳亂，絕不計其輕重緩急，而又信口糊說，故為公一一詳之，並望與東蓀先生、宗孟、子楷、崧生、為藩詳計之。再宗孟之來，想已定計，以弟觀之，宗孟應作留學之計，不可作遊歷計，此點已為任公言之。以遊歷必受人招待，匆匆觀其大略，決不能窺其深處，且以宗孟之英文本有根底，留英一年，則口耳之學已自由自在，再以一二月為遊歷計，則所得較多矣。此層望為宗孟言之。後起人才，固應設法培養，而如公如宗孟得多來歐，均屬不可緩之舉，以出遊者不徒明了大勢，且能增進勇氣，覺中國事非不可為，故弟望公之來，不亞於宗孟也。弟上半年在法，暑假在德三月，年終取道美國歸國，所念念不忘者，在延攬同志而已。惟內地吾黨旗幟不鮮明，則招致新人才之舉，無由著手，故任公宣布方針，及此後雜誌之論調，總以打破軍閥，改進社會為標目，要之應與世界潮流相應，不可專顧國內環境而已。匆匆不盡欲言。」（民國九年一月十二日張嘉森《與溯初吾兄書》）
先生以一月十七日由巴黎起程歸國，十八日抵馬賽，以待舟期，乃於二十日游馬賽附近之尼士，二十一日游賭國孟的加羅，二十三日始由馬賽首途返國，以三月五日抵上海。
先生抵滬時，曾對某君發表關於山東外交問題的談話一篇，三月七日《申報》記其談話如下：
「梁任公日昨抵滬時，某君在碼頭相迓，匆匆一談，某君先詢對於外交方面之意見，梁曰：『余初履國土，即聞直接交涉之呼聲，不勝駭異。夫既拒簽於前，當然不能直接交涉於後，吾輩在巴黎時對於不簽字一層，亦略盡力，且對於有條件簽字說，亦復反對，乃有不簽字之結果，今果直接交涉，不但前功盡失，並且前後矛盾，自喪信用，國際人格從此一隳千丈，不能再與他國為正義之要求矣。其間最足感人聽聞者，為英、法感情說，以為提出聯盟，必大傷英、法感情，此說實不值一笑。殊不知和會與聯盟會完全不同，和會代表各國，聯盟則為國際之一共同機關，和會猶如省議會聯合會，而聯盟則參議院也，雖同由省議會選出，其性質不同。聯盟既為超然之一機關，當然不能以一二國之感情為本位，且訴諸聯盟與退出和會不同，當然不傷英、法感情，雖訴諸聯盟得勝與否，仍在未可知之數，然吾輩固以此問題引全世界人之注意，將來必有好影響。天下惡事必與秘密相伴，愈公開則正義愈明，一國之政治能公開於全國人，一國之外交能公開於全世界，則流弊自然減少，而至於無也』，云云。
某君又叩以歸後對於社會從何方面盡力，梁曰：『去國一年余，對於國內情形頗不明了，惟對於此種狀態亦不願加以考究決定。對於現實的方面（尤以政治方面為最）皆一概絕緣，而對於各方面的黑暗，則由個人良心為猛烈的攻擊，暫時如此。以後研究有得，再擬定建設方針，供國人之採擇。」（《梁任公抵滬後之談話》民國九年三月七日《申報》）
先生到滬後，曾應吳淞中國公學之邀，往該校演說一次。先生在這篇演說里，對於此游所得和中國政治社會經濟各問題的感想與發見，講得十分詳細：
「此次游歐，為時短而歷地多，故觀察亦不甚透切，所帶來之土產固不甚多，唯有一件可使精神大受影響者，即悲觀之觀念完全掃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換言之即將暮氣一掃而空。此次游歐所得止此。何以能致此，則因觀察歐洲百年來所以進步之故，而中國又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鄙人對於此且有所感想。考歐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會上政治上固有基礎，而自然發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礎與中國不同，故中國不能效法歐洲，在此百年中可謂在一種不自然之狀態中，亦可謂在病的狀態中，中國效法此種病態，故不能成功。
第一以政治論，例如代議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紀唯一之實物，各國皆趨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國獨否，此何故？蓋代議制在歐洲確為一種階級，而在中國則無可能性，蓋必有貴族地主，方能立憲，以政權集中於少數賢人之手，以為交付於群眾之過渡。如英國確有此種少數優秀之人，先由貴族擴至中產階級，再擴至平民，以必有階級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數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階級之少數優秀代表全體人民。至於中國則不然，自秦以來，久無階級，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敗，蓋因社會根底完全不同故也。中國本有民意政治之雛形，全國人久已有輿論民碞之印象，但其表示之方法，甚為渾漠為可憾耳。如御史制度，即其一例。其實自民本主義而言，中國人民向來有不願政府干涉之心，亦殊合民本主義之精神，對於此種特性，不可漠視。往者吾人徒作中央集權之迷夢，而忘卻此種固有特性，須知集權與中國民性最不相容，強行之其結果不生反動，必生變態，此所以吾人雖欲效法歐洲，而不能成功者也。但此種不成功，果為中國之不幸乎？抑幸乎？先以他國為喻，如日、德究竟其效法於英者為成功歟，抑失敗歟？日本則因結果未揭曉，懸而勿論。且言德國，其先本分兩派，一為共和統一派，一為君主統一派，迨俾士麥出，君主統一乃成。假定無俾氏，又假定出於共和統一之途，吾敢斷言亦必成功，特不過稍遲耳。又假定其早已採用民本主義，吾敢決其雖未能發展如現在之速，然必仍發達如故，則可見此五十年乃繞道而走，至今須歸原路，則並非幸也可知矣。總之，德國雖學英而成，然其價值至今日則仍不免於重新估定，如中國雖為學而失敗者，然其失敗未必為不幸，譬如一人上山，一人走平路，山後無路，勢必重下，而不能上山者則有平路可走，可知中國國民此次失敗不過小受波折，固無傷於大體，且將來大有希望也。
第二論社會亦然，中國社會制度頗有互助精神，競爭之說，素為中國人所不解，而互助則西方人不甚了解，中國禮教及祖先崇拜，皆有一部分出於克己精神與犧牲精神者，中國人之特性不能拋棄個人享樂，而歐人則反之。夫以道德上而言，決不能謂個人享樂主義為高，則中國人之所長，正在能維持社會的生存與增長，故中國數千年來經外族之蹂躪，而人數未嘗減少，職此之故。因此吾以為不必學他人之競爭主義，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與擴充之也。
第三論經濟，西方經濟之發展，全由於資本主義，乃係一種不自然之狀態，並非合理之組織，現在雖十分發達，然已將趨末路，且其積重難返，不能挽救，勢必破裂。中國對於資本集中，最不適宜，數十年欲為之效法，而始終失敗，然此失敗未必為不幸，蓋中國因無貴族地主，始終實行小農制度，法國自革命後始得之，俄多數派亦主張此制，而中國則固有之現代經濟，皆以農業經濟為基礎，則中國學資本主義而未成，豈非天幸。將來大可取新近研究所得之制度而採用之，鄙人覺中國之可愛，正在此。
總之吾人當將固有國民性發揮光大之，即以消極變為積極是也。如政治本為民本主義，惜其止在反對方面，不在組織方面，社會制度本為互助主義，亦惜止限於家庭方面，若變為積極，斯佳矣。鄙人自作此游，對於中國甚為樂觀，興會亦濃，且覺由消極變積極之動機，現已發端。諸君當知中國前途絕對無悲觀，中國固有之基礎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高尚其人格，勵進前往可也。以人格論，在現代以列寧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於主義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義能見實行。惟俄國國民極端與中國人之中庸性格不同，吾以為中國人亦非設法調和不可，即于思想當為徹底解放，而行為則當踏實，必自立在穩當之地位。學生諸君當人人有自任心，極力從培植能力方面著想，總須將自己發展到圓滿，方可對於中國不必悲觀，對於自己則設法養成高尚人格，則前途誠未可量也，云云。」（《梁任公在中國公學演說》民國九年三月十五日《申報》）
先生留滬十餘日，以十九日到京，除謁徐大總統報告歐遊經過外，再對友人發表關於山東問題的意見。此外並曾致書徐菊人，請釋放去年因五四運動被捕的學生。（致徐書見三月二十六日《申報》）三月二十三日《申報》載先生對於山東外交問題的談話如下：
「任公到京後，曾告其友某君云：山東問題余初到北京尚未悉當局之真意若何，惟聞日本送來之通牒，至今仍在擱置之中，余亦未悉其內容何似。余意山東問題在和會失敗之原因，固甚複雜，而英、法之敷衍日本，實為其主因之一。然自吾國拒絕簽約後，英、法輿論亦多數對於中國深表同情，不特美上院大倡反對之論已也，是以由公理方面言之，此事日本雖勝利而實失敗，吾國雖失敗而實勝利。蓋人類天性，每對於弱者表同情，強權的外交此後必漸失其效力。今吾國若盡廢拒絕簽約之前功，竟允日本之要求，而有直接交涉之事，而國家人格因此失隳，前此對我表示同情者，必皆失望而去，是日本於勝利之外，更加一層勝利，而吾國之失敗遂終於失敗矣。至於拒絕直接交涉之後，將此事提出於國際聯盟，勝負之數究竟如何，今日無論如何固皆不能斷定，且其手續應行研究之處甚多，亦非短時間所能談及。總之，為國家人格計，余以為今日不可不先有拒絕直接交涉之決心耳。」（梁任公《向友發表魯案意見》民國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申報》）
先生以三月二十四晚由京返津，次日曾與梁令嫻一書，告歸國以來的經過情形說：
「吾以十二日（舊曆正月）抵香港，敬謁祖父殯宮，在港與諸親故盤桓永日，旋即登舟，十五日抵滬，諸友來迎者頗眾，館於張菊生家，叔通、東蓀、溯初屢作深談。旋應張季直之招，往南通淹留三日，復返滬。滬上政客未接一人，最為快事。二十四日發滬，（在南京未下車）二十五日抵家，都中親故來津相迓，旅舍為滿，家中群童迎於新站，汝母迎於老站，是夕諸友在家為我洗塵，翌日為我介壽，將未成之新居權布筵席，主客熙熙，有如春釀。在家小憩後，以二十九日入都，向當道循例一周旋。初三日便返津，除最稔諸友共作飲食宴樂外，一切酬應皆謝絕，東海約宴亦謝之。然旬日以來，亦頗勞頓矣。每晚客散後，與汝母雜談，動至夜分。返津兩日來客稍稀，夕間輒與汝母對酌，微醺甚樂也。（久不御黃酒，歸來開陳釀，至樂，但飲後覺不甚受用，數日後亦擬節之矣。）思成輩皆漸知向學，幼者亦益可愛，家庭中春氣盎然，惟汝不在旁，美猶有憾耳。吾自歐遊後，神氣益發皇，決意在言論界有所積極主張，居北方不甚便，兩月後決南下，在上海附近住，想汝亦必以為然也。汝在仰光病已數次，兩孫亦常不適，當是水土所致。汝曹生長在較北之地，久居炎方，恐非所宜，早日寧家為妙。今年吾與汝母合成百歲，吾生日汝既未歸，深望汝母生日時作一大團聚。汝來稟屢言明春必歸，能早數月更慰老懷也。前書言中比公司事，頃股本咄嗟已滿，不必復求林振宗矣。惟吾欲在上海辦一大學，彼若有志能相助最善，（彼新房落成，禮物日內當即寫送。）吾擬別作一英文書與言，汝謂何如？」〔民國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舊二月六日）《與思順書》〕
先生返國後一年中，除從事著述外，計所著手創辦的事業，有發起中比公司，承辦中國公學，組織共學社，成立講學社，整頓《改造》雜誌（《解放與改造》雜誌自今年第三捲起改今名），發起國民動議制憲運動等數事。現在就有關這幾件事的材料裡面依次擇錄若干篇於後，借見先生與同人發起各該事的經過情形之一斑。
四月十日，張菊生致先生書，請速決定譯輯新書計劃，可見是時已與商務印書館成立合作辦法：
「別來眴將逾月，至為馳念。夢旦南歸，述及起居安吉，興致如恆，聞之欣慰。前尊意擬集同志數人，譯輯新書，鑄造全國青年之思想，此實為今日至要之舉，敝處擬歲撥兩萬元先行試辦，仰蒙採納。夢旦又言在津與公晤談，尊意欲更為久大之計畫，屬加撥兩萬元，為兩年之布置，鄙意當屬可行。此事得公提倡，必有裨益，惟前允將一切計劃開示，尚未奉到，想因有擴充辦法，故一時未能決定，可否即請將兩年之計劃預為籌示，以便與同人商定，至為禱盼。公司股東年會已定於五月八日，彼時台從當可蒞滬，甚盼惠臨見教，萬一文旆不克南來，務祈推派代表。再本屆贏利，現已結算，可比上屆為優，並以奉告。」（民國九年四月十日張元濟《與任公同年兄書》）
四月十七日，蔣百里致先生書，商共學社各事，可見是時共學社已經成立：
「任師座下：前奉二書，想均到。茲有應陳諸事數則：
一、共學社開會情形及議決規約，今已印就，即寄奉一份。吳品今來談領用書記庶務一人，渠推薦同學一人，已囑其日內一來，擬即聘定。（此人雖未譯書，將來亦有□資格，聞英、日文均佳雲。）
一、醉六來書即附呈，擬日內即復書，詳細將原委說明，如先生能作一書，寄震一併寄往，則更佳矣。
一、昨接振飛電，深知菊生於商務印書館總理決意辭退，現在已準備交代雲。菊生果能別樹一幟，豈不大妙。
一、南洋中學送來章程一本，藏書目一冊，另行寄上，此為東南最大私立學校，求先生為一弁言，並求親筆原稿，以便石印。
一、聞黃陂昨日宴客有入中比股意，不知是事實否。
一、震以身體未盡復原，故擬星期一往湯山小住二三日。先生西山之游，能於十日內舉行最妙，以此時共學社及圖書俱樂部等均陸續進行有眉目也。」（民國九年四月十七日蔣方震《致任師書》）
是時先生有與蔣百里一書，商為共學社募集基金各事說：
「學社規約稍有修改，請集董事幹事再開會一次，決定後印數百張，備向各處募集基金，別擬募捐啟一紙，並希提出採用。啟中似以發起七人出名便得，因各董事尚有未得本人承諾者，待得回信方能列名，未免費時也。募捐啟如可用，亦請印一二百張（紙須稍佳），分途往募（印成後請寄數十張來），各人有特別交誼者，除公啟外，媵以私函，當更有力，如商務印書館、南洋菸草、大生紗廠等處，仆當加函。如穆藕初、聶雲台諸處，請蔡先生或夢麟加函。如福公司請搏沙加函。多為其途，當可有獲，希與同人熟商進行。又趙君元任清華交涉如何，亦望蔡先生速為布置，至盼。」（民國九年《與百里書》）
又與張東蓀一書，言共學社章程和編譯書目各事說：
「共學社章寄上（請以一份交菊生）。此間社員已有二十人（原單外加入數人），滬上更得幾人耶？編譯書目已列單，請社員自認，匯齊當奉塵，頃讀公致志先書，何忽悲觀至是，然為道日損之說，卻是切實受用，願共勉之。」（民國九年《與東蓀兄書》）
四月二十日先生與梁令嫻書，可見先生是時的生活狀況：
「吾方與汝母言，以久不得汝書，頗懸懸。汝母謂我歸來僅逾月，汝已有一書，不可謂稀，語未終而汝第二書至，吾喜可知也。吾歸後極安適，惟客不斷，著述又不容緩，頃已全規復兩年前生活，動輒夜分不寢，此亦無可如何也。前吾極欲希哲調歐，惟汝母言決不欲就汝等迎養，吾一時又未必能再遠遊，則亦不欲汝更遠離，我已不復作此運動，聞盎威斯領事已別定人矣。汝研究歐、美婦人問題，欲譯書甚好，可即從事，我當為汝改削出版，頃吾方約一團體，從事斯業也。今年能歸來度歲否，甚望甚望。《歐遊心影錄》汝已見否。」（民國九年四月二十日《與嫻兒書》）
四月二十三日，徐振飛致先生書，報告中比公司招股情形：
「任公年丈賜鑒：傅佩青兄自津歸，藉悉日來興居一斑，西山游期已定，百里擬於旬後南歸，中比事股款已有著落，惟比國回電遲遲未到，殊為著急。黎黃陂、張乾若、陳任先、江競盦、魏組東諸公均有入股之意，大約均系張、魏所招集。許君熊章（新派定之盎瓦斯領事）來詢，六當語以股款已認齊，惟此諸公自所歡迎，容與上海接洽云云，擬與公權妥商後，再復之也。許君稍過赴津，雲擬晉謁鈞座也。仰光林君說明書草就奉上，如能即寄周夫人轉交，得認股款，我輩聲氣較壯。唐天如處六已有函往矣。」（民國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徐新六《致任公年丈書》）
四月二十八日，徐振飛致先生書，言中比公司增股事：
「奉示敬悉，下詢各條另紙具復。讀書俱樂部已推定仲策、在君為幹事，比國復電昨到，船公司資本擬增為一萬萬佛郎，比認五五（我當認四五矣）。船四艘即可用，每艘八千二百噸，價二千二百萬佛郎，即共價八千八百萬佛郎，（船價約合每噸英金四十鎊，與原議同，惟鎊價較之佛郎又高，故得此數。）如是則中國方面應備股款為船四千五百萬佛郎，貿易五百萬佛郎，兩共五千萬佛郎，較之原議應籌之三千萬佛郎，又應增籌二千萬佛郎，現已函告厚生，並與公權妥商辦法。仰光林氏不知能認若干（自以多為妙）否？增股一層，可否由鈞座函知周夫人。溯初日前曾見之，仍咯血。惟較前已輕，醫者勸以靜養少思多默，百里與新六，大約旬後均有滬行，敬敂曼福。」（民國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徐新六《致任公年丈書》）
四月二十九日，張公權（嘉璈）致先生書，言中比公司增股事：
「連奉兩示，適以股東會風潮，延未奉復，至用歉仄。鐸爾孟歸只有數函，並無文章帶來。中比事昨已有電來，須增為一萬萬佛〔法〕郎，每船一艘，須二千二百萬法郎，比公司可占五五成，故以貿易、輪船二公司計之，須五千萬法郎，頃已函厚生商酌。元年債現價二三折，要否盼示遵辦。聞先生擬來京一游，何又中止？如一時不來，擬稍緩來津趨教也。」（民國九年張嘉璈《致任公先生書》）
五月三日，張菊生致先生書，商聘柏格森來華講演與共學社編譯墊款辦法各事：
「四月二十六日肅復一函，並匯去三百元為吳世兄學費基金，想荷察入。延聘柏格森君來華演講，承示函稿極感，當即報告同人，均極贊成。弟前聞公言，所需費用約十餘萬佛郎，照現在市價約合華幣萬數千元云云，弟記憶如是。今尊函僅言旅行旅費演講費均由本館擔任，未有確數，同人以此相詢，弟即據前所聞者作答，但敝處章程，支用如此巨款，不能不報告於董事會，當公在法與商時，必曾探聽明白，務祈開示確數。再柏君如有覆信，如何云云，亦乞示悉，以便預備，不勝禱企之至。再共學社編譯墊款辦法，已由夢公擬具概略寄去，想荷詧及。至發行雜誌代印遊記，亦於同時奉復來審尊意已為何如，乞即賜復為幸。公瀕行時，曾雲三四月間仍當南來，果能成行否？甚企盼也。」（民國九年五月三日張元濟《致任公同年兄書》）
五月五日，吳統續致先生書，報告共學社評議會開會情形：
「適接到四日快函，當即商諸百里先生，已摘要油印，當寄交在外社員，君勱先生處亦當續寄，並征其意見。所編書籍，自宜以淺近簡明為主，其有特別需要之名著，似由評議會決定後，提出交社員譯出為佳。日前開第二次會議，到會者較前次為多，首由百里先生述明評議員推選之緣由，（是日藍志先先生因病腸胃，未能出席。）並推定評議員六人，眾無異議。惟關於審查專門學科問題，有主張設審查會者，有否者，但據共學社規約，審查稿件得由評議會委託專員辦理，故此項問題當時未甚決定，即審查員雖感必要，而審查會是否需要，尚未定也。葉叔衡先生當日亦到會，楊適夷亦來，餘事當寄上紀事錄，故不贅陳。」（民國九年五月五日吳統續《致新會先生書》）
五月十二日，先生致梁伯強（善濟）和籍亮儕等諸先生書，商籌共學社以外事業費事，讀此書可見該社之宗旨和進行情形：
「培養新人才，宣傳新文化，開拓新政治，既為吾輩今後所公共祈向，現在即當實行著手，頃同人所立共學社即為此種事業之基礎。社中主要業務，在編譯各書，已與商務印書館定有契約，經費略敷周轉，惟此外有需特別費者數事：
一、雜誌出版須另籌編輯費；
二、添置書籍費；
三、補助同人留學費；
四、獎勵名著特別懸賞費。
以上四項最少須籌二萬金內外，啟超所著《歐遊心影錄》擬自行出版，將所入撥充此費，或可得數千元，惟不敷仍巨，且非目前即能到手，合擬求同人合襄斯舉，謹略陳本末，乞公商力贊。敬上伯強兄、亮儕兄、溯初兄、搏沙兄（現洋叄千元）、石青兄、壬三兄（貳千乃至叄千元）、海門兄、季常兄、志先兄、搆甫兄（姑任壹千元）、文藪兄（姑任壹千元）、希陶兄、印昆兄、公權兄。」（民國九年五月十二日《致伯強亮儕等諸兄書》）
五月十四日，張公權致先生書，報告中比公司招股情形：
「接奉手示，並由伯強處送來畫卷畫冊各一通，均以收到，已告幼偉兄遵照原價五百元讓購，款稍緩匯奉。子衛先生事，現河南分合之議尚未定奪，將來必妥為設法。頃得厚生電，南通已允擔任百八十萬兩，囑即電北京，尚缺七十萬兩，即由此間湊集。乾若方面據聞擬加入三十萬元，大致此事可望有成，擬請振飛早日赴比訂約，稍緩當來津趨教。」（民國九年五月十四日張嘉璈《致任公先生書》）
五月十四日，王搏沙（敬芳）致先生書，言中國公學事：
「昨由津歸，即馳書滬上，寄來中國公學第一次報告書及十年紀念冊各一本，茲另包奉上，為先生撰募捐文之參考。計公學成立僅十數年耳，當時發起同人姚劍生以蹈江死，張□生以勞瘁歿，黃真存、譚價人前兩年又相繼去世，近接上海書，梁喬山又病故矣。撫今追昔，無限感傷。然中國公學者，諸友人精神之所寄者也，倘公學前途得借先生之力擴而大之，諸友在天之靈，其歡欣感佩可想也。」（民國九年五月十四日王敬芳《致任公先生書》）
五月十五日，張東蓀致先生書，商《解放與改造》雜誌改名與編譯新書各事：
「到後即得君勱書，已並雜誌寄上矣，想可收到。《歐遊心影》已完，如立刻寄下，當不致中間過久也。百里未來，雜誌事總俟百里來後細商再定，蓋改名稱與改體裁，均有問題，非慎重出之不可。編書事宜早登報，中華書局所出之《新文化叢書》，頗有好稿，皆登報招徠之功也。宜譯之書目，明日開上，不妨先囑振飛、志先一開，先生事繁，宜另覓一人專辦關於編書之事務，恐品今能力殊嫌薄弱耳。」（民國九年五月十五日張東蓀《致任公先生書》）
五月二十八日，劉垣致先生書，報告中比公司認股情形：
「中比事南北認股均極足恃，不日將在南通開華股創辦人談話會，振飛已去，公權亦擬與會，公能撥冗一行否？垣擬下星期去津，順道奉謁。」（民國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劉垣《致任公閣下書》）
六月十二日張菊生致先生書，言中比公司與共學社事：
「奉前月二十三日手教，展誦祗悉。百里來，適弟有揚州之行，迄未得晤，振飛則僅匆匆一面，彼此均甚忙故也。中比公司事，吾兄既不列名，且已有人完全擔任，弟與彼輩除季直外，均不相熟，加入云云，應作罷論。振飛北旋，想能代達。共學社契約已定，已撥付五千元，夢旦當有信奉告，甚盼有好書來，一慰世人渴望新知之願。委印《歐遊心影錄》已有估價單寄去，何時脫稿，企念之至。」（民國九年六月十二日張元濟《致任公吾兄書》）
六月二十八日，蔣百里致先生書，商雜誌和派遣留學各事：
「接東蓀來函，寄來雜誌體例一紙（此紙請寄回），附奉。此間擬於七月一號發通知書於社員，限二十日收稿，惟出版以前，似先生另作一緣起文，以為開場鑼鼓。出版期前出書最好，惟第一期趕不及，初一擬改十五，則必能於第一期始實行也。金價日貴，今諸人留學費尚須想法，前晤志先，言簡照南有派人出洋之計畫，今見廣告，始知為菸草公司鼓吹之用，先生與簡氏有舊，似可推薦數人，震意以為即簡氏徑不應酬似亦無妨。震料簡氏如別無黨派私見，（此層徑可說穿，使其自己覺得，如不承允，即明明有黨派私見。）三四人必可酬應，鼎甫、塵蘇二人已在外國，說話尤其容易，如何？請酌。《文藝復興史》已成一半，先生初六七日如往西山，擬亦往住三四日，專為雜誌做文章，蓋不離開，另立別境，思想往往為《文藝復興》所糾纏也。法人潘立凡之茶會甚要，已與振飛接洽矣。政潮雖緩變，而謠言甚多，此間已有多數遷居，人心之徵可見也。」（民國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蔣方震《致任師書》）
七月二日，蔣百里致先生書，商第一期雜誌擬用新文化運動問題：
「手書奉悉。昨已與振飛、叔衡、志先等商，至第一期研究問題，擬仍用文化運動，其原因有三：一、前已提過，恐社員已有準備文字者。二、新文化問題雖空泛，然震以為確有幾種好處，現在批評精神根於自覺，吾輩對於文化運動本身可批評，是一種自覺的反省，正是標明吾輩旗幟，是向深刻一方面走的（文字上用誘導語氣亦不致招人議淪）。三、廢兵運動目下提出，社員中定多空論，擬俟震先將廢兵運動之幾種先決條件發布後，先引起人家注目，然後提出，較為切實。熊君來已見過，江西之行甚好，震自身擬視先生入京後再行決定。《文藝復興》已成一半，搜集材料甚苦，近得德文書數種，大有助，先生處有日文《佛蘭西文學史》（玄黃社發行者已有）懇檢數種寄下。」（民國九年七月二日蔣方震《致任師書》）
七月二十日，先生與梁令嫻書，言國內變亂情形（是時有直皖兩系之戰），為中國公學捐募基金，並擬草憲法意見書各事。讀此書可見先生對中國公學事的熱心：
「不寄書已兩月余，想汝等極觖望矣。吾日常起居，計思成等當詳相告。頃國內私鬥方酣，津尚安堵，惟都中已等圍城，糧食斷絕，兵變屢發，（五日來火車、電報、電話皆不通，無從得都中消息。）汝二叔全眷未移，至可懸念，然不出三日，諸事亦當解決矣。吾一切不問，安心讀書著書，殊暢適。惟日來避難來津者多，人事稍繁雜耳。茲有寄林振宗一信，並中國公學紀念印刷品兩冊，（胡適之即在本公學出身者，同學錄中有名。）可交去並極力鼓其熱心，若彼能捐五十萬，則我向別方面籌捐更易，吾將以此為終身事業，必能大有造於中國。彼若捐巨款，自必請彼加入董事，自無待言，此外當更用種種方法為之表彰名譽，且令將來學生永永念彼也。汝前信言彼欲回國辦礦，若果有此意，吾能與以種種利便。前隨我游歐之丁文江任地質調查所所長多年，中國何處有佳礦，應如何辦法，情形極熟，但吾輩既無資本，只得秘之，以俟將來耳。又有摯友劉厚生，（張季直手下第一健將，曾任農商次長，近三四年與我關係極深，汝或未知其人。）注意礦事十年，規模宏遠，渠辦紡績業獲利數百萬，盡投之以探礦，彼誓以將來之鋼鐵大王自命，所探得鐵礦極多，惜多在安徽境內，倪嗣沖尚在，不敢開辦耳。現正擬籌極大資本辦鐵廠，林君欲獨立辦礦，或與國內有志者合辦，吾皆能為介紹也。可將此意告之，日來直派軍人頻來要約共事，吾已一概謝絕，惟吳佩孚欲吾為草憲法，上意見書，吾為大局計，亦將有所發表耳。本定本月南下，往江西講演，現因道梗，一切中止矣。汝姑丈新得一子，汝已知否。」（民國九年七月二十日《與嫻兒書》）
七月二十四日，先生致梁伯祥、籍亮儕、黃溯初、藍志先諸氏書，言為《時事新報》發電及發起國民制憲同志會事：
「溯兄：示悉。此間托壬三覓人發電，本僅以一月為限，但其人我並未與直接（壬三似亦未直接），頃得十八、十九《時事新報》，似尚未見其電。報中所載津電，率皆弟所自發，幸彥深寄來發電證，弟持此別發，否則此要緊關頭，滬竟無專電矣，現事已了，更無托人之必要矣。振飛在此淹滯數日，今晨返京，弟以為宜乘今時發起一國民制憲同志會，各情由振飛面詳，若諸公謂然，請商進行次第。車通後，祥、亮兩兄能一來商，尤妙。」（民國九年七月二十四日《致伯祥、亮儕、溯初、志先諸兄書》）
七月三十日，先生致梁伯祥、黃溯初書，商聘羅素來華講學事：
「兩月前搏沙偕傅佩青來津，曾議聘英國哲學家羅素來演講，當時即發電往羅氏，復電十月間可到，其費用搏、石兩兄擬擔任大部分，頃函商聘請人用何名義，弟復書謂用中國公學名最好，或加入新學、尚志兩會亦可，此為同人共同提倡之事，經費能稍分擔更好。今將佩青兩書呈鑒，請就近與搏、石兩兄及翊雲、宰平一接洽。」（民國九年七月三十日《致伯祥溯初兩兄書》）
七月三十日，蔣百里致先生書，論《改造》雜誌文章事：
「振飛歸晤，得悉一切。國民制憲的文章，大可發表，（但不可作雜誌稿，一以出版太遲無濟於事，一以第一期雜誌問題品類太多，則閱者腦筋易亂。）事實進行，此間擬有一方法較妥，應向振飛轉陳。雜誌文字，定下月五號（不能再遲）寄出，先生稿，望即日寄下，佳稿頗多，惟編輯頗費經營。言廢兵運動者，因為皖、直之戰方罷，國民對此問題易起興會。現在第一期中擬即登廣告，說第二期研究就是廢兵問題。日來並草二文附呈，其一擬登之第一期主張類文中，不料志先與我有同感，其思潮研究中忽然做一篇廢兵文章，文章做的極好，可是編輯排比，須費心思矣。耿君來津，想已見過，文章如能托耿君帶來更好，東蓀昨有信來催稿也。」（民國九年七月三十日蔣方震《致任師書》）
七月三十一日，黃溯初致先生書，論制憲問題：
「來書敬悉，大作報館已收到付印矣。適之已南下，今日伯強與陶孟和見面，當亦可以知彼等之意也。天熱，車行時又長，伯、亮二位均因此畏行，大約尚待數日，始能成行也。至於制憲問題，群個人意以為此時無從說起，蓋械鬥之局，隱伏未已，且亦不能知其何時能已，目下如望能發生良好而能行之憲法，殆無異望，狗嘴裡出象牙，決無是處。若僅僅作文鼓吹理想的憲法之製成，雖嫌為時尚早，卻亦未始不可。若聯合各方作實際之運動，不但無益，徒滋疑議耳。又國民大會之說，雖亦決不成事實，但可於此時作文鼓吹，而所以鼓吹之故，無非（一）助長各省各團要求開會之興味，（二）獎勵吳某之用意，使其因社會對於此事之熱鬧不致灰心而已。至此事所以決不能成之故，蓋以二德子孫（孟德、翼德）之血管中，決不含有此會原質，除吳某為人尚有待於調查評價之餘地外，其餘諸人大抵亦與二德子孫等類也。群所以贊成此時作文鼓吹此會之故，亦欲藉此以試驗吳某此後之態度，並易得調查評價之機關而已，尊意以為如何？彥深病以入醫院，滬電由幾伊代發，惟恐幾兄消息不靈，津所發生要事，仍請尊處繼續拍發，（最好不另請人，此為窮打算耳。）千萬千萬。」（民國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黃群《致任公先生書》）
國民動議制憲運動，大概後來沒有成為事實，關於這個運動的經過情形，還有兩篇材料可以參考，以下錄先生致梁伯強等十氏書：
「亮兄書悉，某電誠屬孟浪，無怪諸公責備，成事不說，當謹戒其後耳。東蓀來書呈察，蓀公為此說，讀之一鼓舞，蓋弟本主張積極進行也。草案擬即日著手，以天壇案作底子，加入新理想十數點，非難成也。但既成後，當用何法公開之，以求人署名耶？鄙意欲用兩報館名義，作為館中徵求學者意見，制此案凡贊成者，請通信列名，如此妥否？最好如伯強兄前此所言，聯合各團體，此草案即為團體公擬。然恐不易辦到，望公酌之。天壇案請即覓一份見寄，動議理由文，（稿似無甚商榷之必要，請溯兄即付報館早刊為妙。）請公閱後即登報，頃與熊、范兩君議，即用動議公決兩方式，謀制定湖南自治根本法，已為草成大綱三十一條，附以理由。兩君決連袂（請暫秘之）返湘鼓吹，此可喜也。」（民國九年《致伯強、亮儕、季常、溯初、搏沙、伯英、放園、石青、百里、志先諸公書》）
以下張東蓀致先生書：
「得快示謹悉。前函所言本意在言論與運動並行，今得手示，知所見實同，所謂共事即運動是已，不有運動，有何可共，故言論非澈底不足動人，而運動初不必高深，但有實效便足以動人也。國民公決一層，比較難辦，而國民動議則易為之。既各為國民動議，當然不可用報館名義，即由吾輩簽名可也。求人同意，不必名流，但社會上確知有其人者，（使人知非杜撰）皆可加入，一俟簽名者有萬人，則提出求公決，必可驚撼社會也。若萬人不易得，則先登報徵求之，果憲法內容有新精神，吾知來者必多也。秉三何時返湘？最好湘省先開此例，則勢益順矣。蓀病胃，幾不能進食，困頓萬分。」（民國九年張東蓀《致任公先生書》）
《解放與改造》雜誌自本年九月第三卷第一期起改名為《改造》，同時體裁和內容也都有改變。七八月間，先生曾致張東蓀兩書，商用發刊詞和宣言各事，其第一書說：
「雜誌全稿當由百里別寄，發刊詞一篇內舉信條十四，非同人悉心研究不可，已別寄百里，今更鈔一份寄上，請公認為應增刪者，即奮筆增刪之，審定後仍邀同人公同認可（修改），乃可發布。頃代湘人擬湖南憲法大綱，公有何特別意見，請見示。」（民國九年《與東蓀書》）
其第二書說：
「宣言改本極妥善，已即寄百里，屬彼商定後徑寄尊處。都中同人多主不用宣言，其理由：一恐有掛漏（例如家庭問題何以不說），二恐所確信者未必遂確，弟覺得不用亦無不可，但旗幟鮮明之程度，則有間矣。家庭問題之類，不標主張未為不可，因本刊並非舉一切問題悉解決也。所信大體當無甚變遷，即有小變，好在末段已聲明，尚待公開商榷，則盡有迴旋餘地也。故弟意仍欲用之，已函百里再商，若尊處同人謂前舉兩種缺點不必甚顧慮者，則徑用之可耳。餘恐久商趕不及付印，續布。」（民國元年《與東蓀書》）
關於《改造》雜誌整頓後的體裁和內容情形，可以參考《〈改造〉發刊辭》一文（見《改造》第三卷第一號），現在再把當日先生致蔣百里論該雜誌第一期之中堅題目和以後實際結合運動之途徑的一封信抄在下面，借見一斑：
「示悉。緣起當即做，簡函當即發，第一期中堅題原議為『新文化我觀』，細思略嫌空泛，且主張各不同，易招誤會，似宜改擇一近於具體之題，鄙意欲改為『廢兵運動』，何如？此最投合國民心理，且可以有許多切實之談，若吾弟國民軍之主張即可以提出，弟若謂然，請即一面預備一有聲光之文，一面告東蓀，一面告都中同人，共同發抒。再者，兄頃熟思君勱所言，即倡社會黨之計畫固不可行，但吾輩於文字以外，總須目前便有一種事實上之結合運動，此種運動旗幟要簡單，要普遍，似莫於先設一廢兵運動同志會，青年集者必眾，他黨派之人亦或可結合。前東蓀謂第一期破壞事業吾輩須參加，此或是一法，弟謂何如？此書請示振飛諸公一商後，仍寄東蓀。」（民國九年《與百里書》）
八月八日，徐振飛致先生書，商羅素來華講演各事：
「前上一書，度已呈鑒。病暑且困於人事，日來遂未作書，聞羅素氏已約定來華，六意大學一部分人必邀其幫忙，不特在京有益，即羅氏往各省講演時，亦可借得其地教育界人之招呼也。羅氏既來一年，當有一人常川為伴，且□其經理人，此非傅佩青氏不可。六以為鈞座宜作一函，（微聞佩青與適之諸人稍有意見，碻否不得而知，然邀集大學一部人之函，總以鈞座出名為便。）與蔡孑民、胡適之、蔣夢麟、陶孟和、王亮疇、梁伯強、王搏沙、胡石青、傅佩青、葉叔衡、蔣百里及六，函寄伯強先生（此外或尚須增入者請酌），以羅氏應招來華屬為幫忙，伯強先生即可招集各人，共商辦法，並羅氏學說先作一小冊為通俗的介紹，或由共學社出版，或由商務印書館自行出版，好在將來銷行之數必在五千冊以上，商務印書館必樂為之也。此事六已與百里談過，國民制憲大會極應鼓動，孟和謂不論辦得到與否，總應喊一喊，吾人只須鼓吹其事之要，不必細論其手續，此言甚是。六現在暫不赴歐，已電比國，請其派人來華，尚未得復。」（民國九年八月八日徐新六《致任公年丈書》）
八月八日，傅佩青（銅）致先生書，商有關羅素講演各事：
「數示均悉。茲略將鄙見所及拉雜陳之。
一、聘請者之人數或團體數，多多益善，此亦一種國民外交也。學校固可，報館亦可，即工商界之人物與團體如張四先生，如南洋兄弟菸草公司等亦可。昨與教育次長談及，教育部亦可略為擔任，宜急印一公啟，分寄各處，公啟中宜言明所集之款，如不足則由某人或某團體補足之，如有餘則以之聘請他人，如拍爾哥宋，或繼續聘請羅素。後者若為其結果，或可立一名義，如『國外名哲聘請團』，團中之款項如繼續增加，則聘請之名哲即繼續增加。此公啟宜請先生主筆並出名，若欲言及羅素氏之生平及學說，銅可貢獻材料。
二、宜急登報，招譯羅素叢書。
甲、譯時每節須各標一題，使閱者一睹卷首之內容Contencts即可知全書之梗概。
乙、文體不求詞費之白話，不取源晦之文言，一須明，二須簡。
丙、譯體宜取意譯，原書鋪張之處，硝〔瑣〕碎之處，或惟與英文有關之處，少為削略亦可（此指關於社會主義之書言）。
丁、報酬每千字宜不在六元以下，商務印書館亦承每千字四元，羅素氏銷售必廣，或可略使增加，否則其不足之數，由聘請羅素經費中提劃，其為數並不甚多。
戊、敝友王撫五（《科學方法》編著者）已承認翻譯其《哲學中之科學方法》，敝友程鑄新已譯成其《政治理想》，（此書已有人譯，然搏沙謂其不通，非重譯不可。）不日即可改譯他書，張兆芝先生與銅皆可任審查之勞。
己、此叢書可否先生斟酌之。」（民國九年八月八日傅銅《致任公先生書》）
九月五日，先生致張東蓀書，商籌辦講學社各事：
「入京為講演事，忽費半月，現所進行如下：
一、組織一永久團體，名為講學社，定每年聘名哲一人來華講演。
一、講學社董事暫舉定以下諸人，伯唐、孑民、亮儔、秉三、仲仁、任公、靜生、夢麟、搏沙、陳小莊（高師校長）、金仲蕃（清華校長）、張伯苓（南開校長），尚擬邀范孫、季直、菊生，尚未得本人同意，想必樂就也。
一、經費政府每年補助二萬元，以三年為期，此外零碎捐款亦已得萬元有奇。
一、趙君事數日前晤金仲蕃，已由同人公托之，想必允（此數日未晤金君當更促之）。
一、羅素所乘之船，改期十月十二乃到滬。
一、講演或先在南舉行最佳，搏沙日內到滬，面罄一切。
一、中國公學教務長望公決任勿疑，經費頃方有某方面可以進行，容續報。其辦法則公與百里所商講座之說最妙。
一、出版時請寄敝寓三份，別有兩份，一寄仲策（京南長街），一寄小兒梁思成（清華學校）。」（民國五年《致東蓀兄書》）
九月十日，先生致張東蓀書，言講學社與中國公學事：
「講學社規約及董事名單寄上，請登報。第二年所聘之人，已由董事會決議為倭伊鏗矣。郭、黃二君本皆在董事會之列，或前書忘列其名耶？公學款事，確有進行方法，信中未便發表，旬日後如已成就，當更相告，大約年入三四萬之講座費，可望籌得。其圖書館則向別方面籌之，以開辦費五萬，常年經費一萬為標準，亦可望成。似此則規模不已粗具耶。公決任教務長，甚喜，惟同時擺脫報務，卻可不必，掛名主持，大事乃過問，不礙事也。改大學今年已來不及，須俟來年暑假否，抑中途尚有改進之餘地，請示復。」（民國九年《致東蓀兄書》）
十月四日，先生與張東蓀書商迎羅素事，是時羅氏已在來華途中，先生正在著《清代學術概論》一書：
「本擬南下迎羅素，頃方為一文，題為《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為《改造》作，然已褎然成一書矣，約五六萬言。）頗得意，今方得半，（尚有一文債未了，則張三先生壽文也，連作帶寫非三四日之功不可。）一出遊又恐中輟，決作罷矣。其實對羅氏亦不必行親迎禮也。頃促百里代行，惟趙君處最好能由南中要求彼往迎，能由公及黃任之、陳仲甫、沈信卿聯名致一電與趙及金（清華校長）最妙，望速辦。或約人費時日，則用上海學界同人名義發電亦可。」（民國九年《與東蓀書》）
十月十五日，傅治致張東蓀書，論團體事業之前途與辦法，讀此書可見先生與他一班同志是時對於他們整個事業的主張和態度：
「刻君勱先生轉示先生與君勱及任公先生與先生書各一通，甚快。政論發動，任公先生又熱心大發，為之喜懼並集，以創議手段撼動社會，為議論行動之出發點，誠為妙著，幾經政變，無法收場，自應另闢蹊徑，以利解決。惟謂此議前途一帆風順，則雖中智知其無望，以廣土眾民，無戶口統計，無地方自治之國，欲借國民大會收一日之效，解積年之紛，其事之難自可想像。況對此議興高采烈者，盡屬無業游民，其人豈誠有愛於國民大會，特藉此自躋於候補政客之林，以便其偷竊耳。議者有見於是，自以初無奢望，不過藉此種根。此說達矣，然種根之利，究有幾何，所種者皆能破土而出，承露而長耶？政治運動須有基礎，先生所謂非候青年團成立，不向一般國民說話，此即求基礎之義，治始終篤信而主張之。而任公則曰非向國民說話，則此團將不能成立；又曰：欲求真團結，非共事不可，非覓事來共不可。就一方面觀之，其言殊是，以補尊論之未充，顧治欲問任公所謂說話，所為〔謂〕共事，其話與事有何〔所〕擇耶，抑無所擇耶？有計畫耶，抑無計畫耶？澈始貫終耶，抑東起西落耶？任公但云隨時與人協同動作，一若協同動作，團體自成者，不知此可以成一時之群眾，不可以成經久之團體也。治所懷萬端，不能於此短幅中罄道什一，又不欲妄髮膚泛之議論，一言以蔽之，則任公仍在浮處用力，不在實處用力，仍於政治方面有泛運動之興趣，不於社會方面下築基礎之苦工，思前顧後，可為寒心。人生幾何，何堪再誤。先生與任公知深而居近，倘亦能為根本一貫之打算耶？今之所急，一在立事業而圖發展，一在定主義而事宣傳，然後方有真團體之組織，須知組黨雖非其時，而團體則不可不早結，（政黨以爭內閣至少爭議席為事，團體則不必爭內閣爭議席，為政治未入軌道以前泛運動之組織，蓋全以社會事業為基礎之團體也。）又須知團體須有主義之信仰，事業之活動，又須知團體與尋常朋友不同，其結合也以公意，不以私情，又須知團體不可無事業，而事業不必便為團體，若報、若雜誌、若譯書社，同人集於一堂，不必便為一體，謂之報館同人，雜誌之同人，譯書社之同人可，謂即先生所謂我輩之青年團不可。故治欲問先生者，即先生所謂之青年團，將由何道以成立耶？前者所采之聯絡主義，可謂組織青年團之預備，不可謂組織青年團之辦法也。至事業方面，則先生所提學校問題，最為切實，望任公擺脫政治之泛運動，全力從事於此事，設科不必多，惟教授須最高手，藏書樓須極完備，須有一種特別精神，特別色采，此為吾輩文化運動、社會事業、政治運動（間接關係）之重要基本，應早籌備。報館一窘至此，決非辦法，衡以歐西報紙，竟是笑話，須集大款（至少三十萬）求大發展，或改股份公司性質，開放於一部資本家，或借社會後援，公諸一部社會同志，另組董事部，為報館最高管理機關，此事曾與君勱細譚，似以開放於一部資本家較有把握，如張季直等當可求其幫助。改組新局，務為中國惟一大報，此事祈與溯初先生等平情細想，或能設法開一新路，君勱以為如果有意，極易辦到也。」（民國九年十月十五日傅治《致東蓀先生書》）
十月十八日，先生致胡適之書，是時先生所著《清代學術概論》一書已脫稿：
「公前責以宜為今文學運動之記述，歸即囑稿，通論清代學術，正宜〔擬〕鈔一副本，專乞公評騭。得百里書，知公已見矣。關於此問題資料，公所知當比我尤多，見解亦必多獨到處，極欲得公一長函為之批評（亦以此要求百里），既以裨益我，且使讀者增一層興味，若公病體未平復，則不敢請，倘可以從事筆墨，望弗吝教。超對於白話詩問題，稍有意見，頃正作一文，二三日內可成，亦欲與公上下其議論。對於公之《哲學史綱》，欲批評者甚多，稍閒當鼓勇致公一長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筆不能自休耳。」（民國九年十月十八日《與適之老兄書》）
十月二十四日，先生與張東蓀書，報告中國公學各事，並辨絕無政治活動：
「為籌備請羅素事入都，約更有三四日小住，經過情形百里當有報告。趙君事與靜生言當可辦，惟當先問者，是否已得趙君同意，請速示復。搏沙、石青見公願任教務長之函，手舞足蹈，計已有函奉邀。公請〔債〕基金據搏沙雲，並無其事，（系二年國務會議議決而未執之案。）即有之恐靜生力亦不任，頃為各校暑假後開學尚無辦法也。芮恩施已晤，未與賡續舊議之全部，但與言擬在公學辦圖書館，請其相助，彼言將計畫及歷史草一節略，當圖進行，已告搏等擬矣。外報言研究活動，語真可笑，公何至尚生疑，同人雖至愚，亦何至此。偶作兩文，亦非對於現狀見獵小〔心〕喜，實欲藉此刺激，為政治教育一種手段耳。第二篇文已言此，適滬上同人有誤會，請公據實解明，余續布。」（民國九年《與東蓀書》）
關於中國公學的事，還有三篇沒有準確日期的材料可以參考，現在把它們依次抄在下面，以見一斑。
以下蔣百里致先生書：
「震以公學及各事擬五六號行，先生四號來，尚可在京一見也。茲特介紹李君，請賜見為幸。李君並攜有計畫及預算（搏沙前各函似不可宣布），前搏沙來函中所述各點，尚有須解釋者，如改聘教習等事，現在事實上實無問題也。鄙意此事應先待搏沙與幼山接洽後再定，惟震預料事實上進行恐須一極大規模的報告布置，（以范函言）此時恐須范季美來京一行也。」（民國九年蔣方震《與任師座下書》）
以下蔣百里致張東蓀書，論辦中國公學之方針：
「搏沙已歸，晤後見一名單，觀公等在申所計畫，似未脫普通辦大學之科臼，抑或弟之意旨未嘗暢快發表，茲特重為公一言之。弟以為今日第一要事，在促任公於今冬或明春即在中國公學設一中國歷史講座，先在報上登一廣告，將講義時期地點規定，招聽講生，只教〔要〕有一人來聽，就開講，而籌經費，請教習，定名稱等事，再從容一步一步來。此外辦學宗旨與方法，有數點須特別注意：
一、萬不可用『大學』二字，我輩談教育亦須有一種特別精神，就是喚起人的研究心，不是僅僅販賣貨物，授人以學，如其一掛大學招牌，則內容無論如何，精神即為此二字掩住。（幾萬現錢幾門功課，便掛了大學招牌，亦使社會輕視教育一種原因。）
二、辦學對於學生須完全用兩種眼光兩種辦法進行，絕對不能將二種混淆。二種者一即精，一即普。精的方面，即是研究學問方面。吾以為苟辦中國公學十年，而欲造就一個真正學者，目的已經圓滿達到，故對於此方面應當用全力以教[2]得少數人，比如此次以二萬元派十人往歐，就是一種混合辦法，此後辦學，萬不可如此。與其以二萬元成一半的十個人，不如以二萬元養成一個完全的學者，此關於高等教育中之方針。一即普，普的方面，即是對於社會方面但求吾輩對於此種人多生一點關係，吾的話能使他聽見，此外決不要求以何種關係，此卻愈多愈好。惟多乃能對於社會占勢力，惟少乃能對學問占勢力，所以我主張中學部應特別注重外國文學，而高等學院（Academic）方面第一要緊要把任公的活潑地一個人格的研究精神做基本，□□有點生氣。這個基本要是成立，物以類聚，漸漸講座可多，而一個講座有一個特色，即如單中所開的人，大都是好的。但是中間尚有一個大大的缺點，就是這幾個人對於教育突進力的決心，到底怎樣？這一件根本大事，非任公自身出馬，先衝出去不可。開口講學問是一件事，辦教育又是一件事，所以還有一事，任公萬不可當校長，難道當了總長後，別處不加一長字，就算辱沒了他？任公惟做講師，才把他的活潑潑地的人格精神一發痛快表現出來，況我且希望其至少以半年居上海，則尤不可請其當校長，前者之投身教育時，公似視教育界為空隙，弟看這個空隙舊有之污固然不少，新抱野心想鑽進去的更有不少，但我可知道他們不會成功。總之中國公學如其要擴充，早稻田、慶應都不足法，白鹿洞、詁經精舍倒大大的有可取的價值也。公得無笑其頑固乎？此義如果公亦贊成，請即寄此函與任公一閱。」（民國九年蔣方震《與東蓀吾兄書》）
以下張東蓀復蔣百里書：（編者案：原書未寫受書人姓名，讀前書因知系復蔣氏者，又書中小注在原稿中系硃筆夾注，當系受書人批註者。）
「示悉。《進化與人生》之款，明日即去函囑其匯上，來書所言，與蓀意無大出入，而最扼要者，即辦教育之決心，故單上諸人，仍當以有無決心為標準，再淘汰一次。以蓀所知，止舒新城一人確有決心，與吾輩共甘苦也。此外蓀意微有不同，蓀以為近代學術與古代學術不同，放近代教育與古代Academic（講學舍）不能盡同，故前言之講座辦法，實調和近世大學與古代講學舍而具其微，（此說不錯，但對於近世大學但求其質之對可矣，不必用大學之名。）若夫純采講學舍辦法，在今日必不足號召（此則不然，號召別有方法），則學生來者稀矣。況以任公之性質而論，公謂止要有一人聽，即可開講，我恐縱有十餘人聽，（此說不然，東蓀看錯了。）而任公亦必開講二三次即中輟矣。（任公之無常，系原於對於新者興會之佳，非對於舊者之厭倦。）故辦學事，非大家提起興會，以助長任公之興會不可。因此弟不贊成以任公一人之人格為中心，而以為應以『一團人之人格為中心』（此理想也），此團不限於吾輩固有之分子，但求志趣相同者足矣。況辦學之目的有二：一曰對於學生，誠如公言，須精與普並進，而精則如沙裡淘金，不必求多也。二曰對於教員，蓋許多學者非設法養之不可，（希望太大，此種主意不從事前根本覺悟，將來之苦病甚多。）不然其學者之地位失矣，故以教員之方法而養人材，亦為辦學之目的也。凡此皆為空談，第一宜問款事究竟是否有成，第二宜問搏沙是否有決心。二者缺其一則不必再說矣。十一月七日為松坡祭，務乞同任公南下。」（民國九年十月張東蓀《致□□書》）
十二月九日，張菊生致先生書，答覆商務印書館資助講學社聘請西人來華講學辦法各事：
「在都握晤，南下後因事回里，還至滬上，又以蓙冗，有稽書問為歉。前奉書並《清代學術概論》大稿，已由叔通兄先行奉復，稿已付印矣。前面談講學社延聘歐、美名人來華演講，屬由敝館歲助若干，所有演講稿由敝館出版各節，已與同人商定，均遵照尊意辦理。自十年分起，每年歲助講學社五千元，專為聘員來華講演之用，三年為限，以後再另作計議。演講稿既承交敝館出版，仍照給講學社版稅，此次羅素演講稿即照此辦法辦理，另由編譯所直接函商。柏格森如可來華，亦統由講學社聘訂，敝館不另擔承，以歸畫一，合即奉達，敬祈轉致講學社諸同人為荷。」（民國九年十二月九日張元濟《致任公吾兄書》）
是年先生著述中除《清代學術概論》和《墨經校釋》兩書（關於先生著該兩書之緣起與經過讀各該書之序文可知，茲不贅述。）以外，於中國古代哲學方面尚有《老子哲學》、《孔子》和《老孔墨以後學派概觀》三篇文章，此外先生是年因為已有著《中國佛教史》的計劃，所以為這類的文章計有十二篇之多。茲列其目如下：《印度史跡與佛教之關係》、《佛教之初輸入》、《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一名《中國印度之交通》）、《翻譯文學與佛典》、《佛教與西域》、《佛典之翻譯》、《讀異部宗輪論述記》、《說四阿含》、《說「六足」「發智」》、《說大毗婆沙》、《讀修行道地經》、《那先比邱經書》（乙丑本《飲冰室文集》作《那先比邱經書後》）。
此外關於普通文章方面，尚有以下數篇：《國民動議制憲之理由》、《國民自衛之第一義》（一名《國民制憲運動》）、《軍閥私鬥與國民自衛》、《政治運動之意義及價值》、《歷史上中華國民事業之成敗及今後革進之機運》。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辛酉） 四十九歲
一月，先生初致書慰問海外舊日同志。四月，湖南宣布省自治，廣東舊國會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春夏間，張東蓀等接辦中國公學遇阻。八月，湘、鄂戰事起，先生除數次代人捉刀外，並親致吳子玉一書，勸停止戰事，召集國是會議。是年秋，先生應天津南開大學之聘，在該校主講中國文化史。十一月，太平洋會議開會，十一二月間，中國公學二次發生風潮，旋即平息。是年先生著《墨子學案》、《中國歷史研究法》兩書成。一月
十九日，先生有復張東蓀論社會主義運動一書，讀此書可見先生對於當時新興的社會主義思潮之態度和主張，欲知其詳可參考《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下卷原文，茲不贅述。
二十日，先生曾發數函慰問海外舊日憲政會同志，這大概是先生自民國元年歸國以來頭一次與舊日海外同志的聯絡運動。各該埠接到先生的信以後，先後都有復書，現在把澳洲和加拿大兩處的復書抄在下面，借見是時海外華僑同志對於先生的態度和關心國事的情形。
以下四月二十八日（舊曆三月十日）澳洲雪梨埠葉炳南致先生書：
「卓如會長惠鑒：昨接付來憲政黨要，已照拜悉，惜近來熱心同志多已歸國，加以本黨□甚進步，故人心頗不如前，此亦勢所必然矣。我公苦心為國，弟等甚為敬重，弟前數年歸國，在港經與令弟相會，即我公在省遇變事聞到港一二天，當時弟甚欲求教，奈未知所居何處，未能如意矣。弟已回雪梨四年矣，國事如此甚為痛心，然我粵尤不堪言，未知將來如何結局也。至此處另有公函奉復，恕不多贅，特此奉達。」〔民國十年三月十日（舊）葉炳南《致卓如會長書》〕
七月三十日，加拿大憲政黨總支部廖崇照致先生書：
「任公總長先生鑒：敬覆者，一月二十日之大函此間總支部今始得陳君宗璜轉到。竊以闊別日久，頃忽得書，實猶得金玉，無任感激。先生歸國以來經過之行動，所謂所期者固非如願以償，但中國至今尚能存在而未至滅亡者，竊以為借先生之扶植有以致之。故對於國家方面實成功不少，此亦想來史所同認而國民未必敢誣也。第可惜者，今國家僅為軍閥獨有，而粵省全部則又為暴民獨占，斯二者非有所以去之，則災害之禍終無已時，而謂欲達其所期，則亦虛想耳。竊孫文之能亂中國，以其專心從事治標問題，苟有有才者在欲平中國，亦宜從此著想，未審吾國尚有斯人否？今海外同志因見國事如此，固至憂慮，第對於粵局尤為憤激，有若欲與亂黨偕亡之慨。先生素以救國為己任，及今苟能振其洋洋大才，與世之有愛國心者共策一盪而平之以收統一之效，而出民於水火，是為至幸，而海外同志朝夕所期望者也。更有進者，孫文能遺禍中國之甚，強半借其海外黨人為聲援。倘先生能施以委曲求全之策，善用海外同志及各界僑胞，亦假以為救國之聲援，於所欲期者不無少補，故海外僑胞未可厚非也。
先生乃粵人，且具維新首領及先知先覺之資格，嘗為國人所愛重。以地位則可成英雄偉業，以人才更舉國無雙，如舍華盛頓之武功而不圖，乃僅從事於教育則似未當，教育固治國之本，但宜急其所當急，孰急孰緩，就今大勢反常之局觀之，似以劍器為急，而文學之教育乃在其次，譬如火燒，宜先息之以水，而後教人謹慎也。肅此敬達，統希鑑察，祗頌文安。」（民國十年七月三十日憲政黨加拿大總支部廖崇照《致任公總長先生書》）
三月一日，湖南總司令趙恆惕曾以該省憲法問題致書並遣人請教於先生，其時國中聯省自治之說甚盛，湖南因處特殊情形，所以創為此說最早。現在錄趙書於下：
「任公先生執事：久欽譽望，願見末由，瞻企雲天，馳思曷極，邇維道履休隆，著述宏富，開來繼往，傳之無窮，甚盛甚盛。共和十載，政局屢更，南北糾紛，愈演愈劇，長此以往，生民益困，國本益傾，來日大難，念之心悸。湘承兵燹之後，犧牲至巨，創痛至深，恆愚謬掌軍鈴，愧無長策，思惟以武力戡禍亂，不如以民治奠國基，是以屢集全省軍民長官協議，決定以全省自治為全國率先，庶冀於聯省自治得早日實現。數月以來，籌備進行略有端緒，現方延聘省內外邃深法學之士，從事起草，計日觀成，歷經電聞，想邀洞鑒。伏惟我公政學瀾海，國家楨榦，流風所被，中外具瞻，必有擘畫鴻謨，堪資借鏡。又況湘為我公舊遊之地，若譚、唐先烈，皆公至交，湘士承教於公，尤不勝僂指，盱衡所及，必能洞悉湘情，曉暢民俗。以是湘人之仰望於公益非尋常可擬。當此省法甫行著手，欲求斟酌盡善，惟有請益大賢。謹派本部蕭、雷兩顧問，晉謁崇階，敬求指導，庶能推行盡利，妥帖不頗，樹各省之風聲，定百年之大計，惟大君子進而教之。肅此順頌道安，諸維荃照不備。」（民國十年三月一日趙恆惕《致任公先生執事書》）
五月十六日，先生有與梁令嫻一書，可見先生是時忙於著述的情形：
「三次來稟均收，吾自汝行後，未嘗入京，且除就餐外，未嘗離書案一步，偶欲治他事，輒為著書之念所奪，故並汝處亦未通書也。希哲在彼辦事，想極困衡，但吾信希哲必能度諸難關，望鼓勇平心以應之。薛敏老等來已見（彼已往美），吾略為擘畫，彼輩似亦甚滿足，他事如常，無可告，聊書數行，慰汝遠念耳。」（民國十年五月十六日《與嫻兒書》）
七月四日，先生三妹結婚，二十二日他給梁令嫻一信，並論及其他各事說：
「喜事辦完，吾返家已一來復，又從事著述生涯，自覺其樂無量。廷偉已斥令歸鄉，不復以此自惱，汝勿以為憂也。汝三姑姻事，（大約汝三姑丈將在久大任一職，決不令彼作官矣。）吾及汝母皆覺甚滿足，全家人皆然，此為吾自完義務之一快事。使領館經費補發無期，（吾近來始知底細，蓋兩年來外交部恃船鈔三成充此費，今已無著。）日前晤長綬卿，彼言若呈部言家眷在津，則薪水（公費不在此限）可在津領，彼新放橫濱總領事，亦只得託言眷一部分在津云云。可告希哲，即辦一呈，言眷已返津，薪水托廷燦代領，望每月由津撥支云云，當可得也。吾日來極感希哲有辭職之必要，蓋此種雞肋之官，食之無味，且北京政府傾覆在即，雖不辭亦不能久，況無款可領耶？希哲具有實業上之才能，若更做數年官，恐將經商機會耽閣，深為可惜。汝試以此意告希哲，若謂然，不妨步步為收束計（自然非立刻便辭）。汝母頗不以吾說為然，故吾久未語汝，但此亦不過吾一時感想，姑供汝夫婦參考耳。希哲之才，在外交官方面在實業方面皆可自立，但作外交官則常須與政局生連帶關係，苦惱較多也。此所說者，並非目前立刻要實行，但將個中消息一透露，俾汝輩有審擇之餘裕耳。」（民國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與嫻兒書》）
八月湘、鄂戰事起，同人中頗多活動於其間者，先生雖未加入漩渦，但曾參與其事，除數次為捉刀的文章外，並曾親致吳子玉一書，表示對於時局的主張。現在擇錄幾篇有關此役的材料於下，借見先生與其事的經過。
八月十二日，蔣百里致先生書，報告時局狀況，並請先生髮表主張：
「任師座下：到滬後已見時若、立誠、佛蘇、組安諸氏，並得醉六函，知湘軍現咨且於岳北武南之間，處境甚為困難。立誠等極望先生對於大局有所主張，將來即以湘軍代表名義，在滬宣布造成對於中國全局處置之空氣，蓋僅就湘、鄂局部問題，湘軍著著是死著，唯一之活路全在變換大局，而促進奉、直之決裂，實為釜底抽薪之唯一辦法。此事在京、津固不能主張，然暗中須設法竭力促動之。就大局言，網羅之橫決早一日，即獲一日之福（固不獨專為湘計），此著做不到，吾輩將受致命傷。蓋中山之旅行業已整頓完全，桂、川、黔大約已悉偏於孫系，湘軍在南已成孤立，而唯一友人之吳，態度既不明了，又直逼處於利害不相容之地位（專就鄂局言），故今日惟有將範圍擴大，則湘、吳始有一致之餘地。震之浙行，亦專為此，十五號前後將歸申一行，或竟不歸浙入漢，以急湘軍之難，未可知也。上層範圍擴大說，鄙意在京諸人眼光碌碌，未必能注意及此，故先生不宜直接言之，宜間接促動之，最好心知其意而表面上變一種形式以誘導之，乃至交通系之倒閣運動，亦未始不可借之以打破局面。若能使奉系人說以利害，使胡兄出動，則為惠於湘者寧復何可量。欲促胡兄出動方法之最便者，莫如先倒閣，而到處宣布吳、湘之密約，謂彼已結合將北向倒徐，此事露風聲於徐、胡諸黨，彼輩自能活動，豈不甚妙。盧昏懦無能，震惜無引進者，若有將竭力替小徐做走狗，奔走一切矣。事有棋在彼而意在此者，此類是矣。公學事得電並得李電甚慰，致吳書想已發表，此時時局之文似可多做，惟須提空唱高調耳。」（民國十年八月十二日蔣方震《致任師書》）
八月十五日，先生致蹇季常書，言對時局欲有所主張：
「仍欲發表一文，惟當取決於公（撰成待發），能以明晨一來（望必來）耶？百里已赴湘急難去矣，吾儕為公為私，皆有所不容坐視也。數日內曾為人捉刀作數文。」（民國十年八月十五日《與季常書》）
同月十六，先生致籍亮儕、蹇季常兩氏書，商對時局態度及辦法：
「湘軍困在岳北武南不能退不能進，而吳軍備戰態度益急，若湘、吳間不能調協，湘隨陷絕地。百里、立誠、時若疊來書，屬吾發表文章以助空氣。竊意聯省自治等話頭，宜讓彼輩提出，吾輩何必占先，細思仍惟有致吳書一法較妥。今擬一稿請詧閱。時局既如此緊迫，吾個人是否應默默一無表示，（其實亦無妨，蓋看定此次不會有好結果也。）如此類文是否能有益於事，實殊不敢知，若雲造空氣，究有用否？請兩公一鑑定，如謂無所取材，則閣置之可耳。
數日前曾代湘軍作一宣言，頗簡要得體，伯唐、幼山曾見。
又曾代黃陂等聯名作致吳、蕭、趙等書。」（民國十年八月十六日《致亮儕季常兄書》）
以下錄致吳子玉書一節，以見一斑：
「執事不嘗力倡國民大會耶？當時以形格勢禁，未能實行，天下至今痛惜。今時局之發展已進於昔矣，聯省自治輿論望之若饑渴，頗聞湘軍亦以此相號召，與執事所夙倡者，形式雖稍異，然精神則吻合無間也。執事今以節制之師，居形勝之地，一舉足為天下輕重，若與久同袍澤之湘軍，左提右挈，建聯省的國民大會之議，以質諸國中父老昆弟，夫孰不距躍三百以從執事之後者。如是則從根本上底定國體，然後蓄精銳以對外雪恥，斯真乃愛國軍人所當有事，夫孰與快鬩牆之忿，而自陷於荊棘以終也。鄙人自昔本以書痴聞，比來更日夕淫於典籍，於時事無所聞問。凡此所云云，或早已在執事規畫中，且或已在實行中，則吾所言悉為詞費，執事一笑而拉雜摧燒之，固所願也。若於利害得失之審擇，猶有幾微足煩尊慮者，則望稍割片晷，垂意鄙言。嗚呼！吾頻年來向人垂涕泣以進忠告，終不見采，而其人事後乃悔吾言之不用者，蓋數輩矣。吾與執事無交，殊不敢自附於忠告，但為國家計，則日祝執事以無悔而已。臨風懷想，不盡所言，敬頌勛安，伏惟荃察。」（民國十年《致吳子玉書》，《合集·文集》之三十六第七十一頁）
八月間先生致張東蓀書，言與聞時局的情形：
「數日來天津極現活氣，黃陂宅為中心，吾不願直接參預（吾始終未一次列席），但事多與聞，捉刀之文不少。此等事於大局無甚裨益，但亦仍須鼓舞之，使助吶喊耳（討厭問題已發生不少）。今最要者使湘與吳勿決裂，別致立誠、時若一書，請即交去，並望務以此意達湘軍。」（民國十年《與東蓀書》）
八月間，先生致蕭立誠（堃）、雷時若（飆）書，論對湘事策略：
「示悉，前寄代擬湘軍宣言，想已達，連日曾發里密、增密兩電，不審達否？日來與黃陂、鳳凰諸人常集議，故於前敵事略有所聞，且曾捉刀作數文，〔皆代黃陂等（湘鄂團體）分致雙方之函電，內亦有致炎午書更有代他方面擬宣言。〕今未便發表耳。季子態度始終未了，但據可靠消息，謂北京力主戰，而保定暗主和也。今日見蕭復黎、熊電，言『力向和平方針進行，但湘軍前進不休，不知是何用意，諸公有何切實辦法，俾雙方得相見以誠，早休兵一日，即得一日之福』等語。窺其意不似非無意提攜者，惟彼所言湘軍進逼等語，不知是否實情，以鄙見度之，或是斥堠小衝突耳。又徐世章告人，言湘軍提出條件，有承認粵政府，索賠軍費百萬等項，竊擬純屬造謠。鄙意今日湘軍所采態度，最要緊是從大處落脈，務要將題目愈做愈大，切不可愈做愈小。第一是須將湖北省之人的問題（省長問題等最討厭）撇開不可攬在身上，以滋葛藤。第二湘軍此次出動，其物質上之損失及其苦痛固在意中，然當此大局未發展以前，萬不可提出本省或本軍之利益條件，以授人口實，而失天下之望。若犯此兩著，皆所謂將題目愈做愈小也。要之此次出兵之大旗幟，惟在聯省自治（此外概不與聞），此旗幟總希望與季子共擎之，必至萬不得已時，乃獨擎此方針。想前敵諸公早有成竹，惟盼持以堅忍，勿因一時刺激而亂其步伐。此時總須盡其力所能及，引季子為友，不宜驅使敵我，此第一義也。此間同人凡有可以為聲援者，唯力是視，若諸公有所命（仲仁克日赴漢晤季子有所忠告）。苟力所能逮者，必踴躍以赴。百里來書，言將赴前敵，急兄弟之難，吾以為義固宜爾也。阜南師長近有書至，以未審通信所在，故未復，望兄先為致意，日內當更專函達意也。」（民國十年《與立誠時若兩兄書》）
八月間，先生致蹇季常、張仲仁、熊秉三、范靜生等書，商說吳解決湘事辦法：
「數日前有一書寄吳子玉，乃由快郵徑寄者，公到彼亦當見之也。吾書中有苦不能透露之語，公如獲與晤，乞傾筐倒篋破釜沉舟一言之。子玉之意或欲掃蕩湘軍後，以獨立提議解決大局，此項城辛亥時得意之筆也。不知今日情勢與昔異，湘一旦敗歸，則湘局已不在現時當局者之手，全湘必折而入於粵，而贛亦隨之而去，彼時北張南孫皆吳勁敵，吳雖有所建議，必無附和者，欲求如去年國民大會之反響尚不可得，遑論解決大局。若趁今日與湘提攜，則長江指揮若定，南北兩政府雖極不願而不能反對，則大勢瞬息而定矣。吳若必欲迫湘軍出境，是不異自翦其羽翼以資敵。天下事固有一著誤而滿覆者，此類是已。吳若徒為個人虛榮計，無意於天下大計，則復何言，若猶有意者，則此著萬不可錯。簡單言之，則挾湘軍以自重，立刻召集聯省會議以號召天下，此唯一辦法也。公能竭其力以圖彼一寤耶？彼若憂現在鄂人難攙，則亦無妨昌言，現在專務維持武漢秩序，俟聯省問題得有要領，鄂事即隨而解決云云，如此措詞，鄂人亦無以為難也，敬上仲仁先生。
百里、立誠來電呈鑒：吳氏此策固在意中，但有何術使吳有此覺悟耶？函電恐無補，要望仲仁兄速行，破釜沉舟與彼一言耳（別書三紙仲老晤吳時或出示之亦可）。若靜生能同行似更妙，湘人措詞較親切，接頭方面亦多也，敬上季常、仲仁、秉三、靜生諸公。」（民國十年《致季常仲仁秉三靜生諸公書》）
八九月間，先生與蔣百里書，論其參列岳州會議事：
「閱報稱公參列岳州會議，大為詫怪，昨晤受慶乃知全屬子虛，且聞公由長返岳，在岳被搶情形，為之失笑，乃知作史者動言傳事實真相，談何容易哉。以公所以為湘軍計者，如彼其周，萬裡間關急難，而得此結果，固由對手方面舉動出意計外，抑毋亦此方當事者非其才耶？廬山面目，滑稽可笑，通電亦到，此間早已投諸破簏，仲老勤懇可敬，惜誤用其熱誠，已連函勸其自拔矣。何日北旋，佇企佇企。」（民國十年《與百里書》）
八九月間，先生致張仲仁書，論對時局態度：
「仲仁先生：前靜生特示公冬電後，即馳書漢口，願公自拔，次日即見公通電，深為焦灼。頃讀報知公已東下，而前書亦從郵局退還，知未達覽矣。公南行本意，原冀制止此劇戰，以謀時局之發展，岳州之役既現，希望已悉成泡影，更何發展可言。廬山會議太近滑稽，盼公更勿與聞，徒自損令譽。項城、合肥、河間尚爾爾，況下彼數等者耶？吾儕經此最後之試驗，真可以對於彼輩不復一睨矣。公謂何如？」（民國十年《與公府機要局張仲仁先生書》）
九月間，先生致張東蓀、蔣百里書，論對時局態度：
「廬山面目決不宜與聞，以致自污，前書已陳，吾最初即不主張復電，後伯唐言為仲仁計，不能不一敷衍，因擬一稿，交秉三商發，即前函所述是也。頃伯唐亦取消前議，不復發矣。仲仁非勸其自拔不可，一信請設法遞去。近來報中頗有集矢於百里者，雖悠悠之口不必多管，但既非事實，何可聽其謠諑，今別為致百里一書，若認為有登報洗刷之必要，則登之何如？」（民國十年《與東蓀百里書》）
九月十一日，先生曾為魯案致外交總長顏駿人一書，論直接交涉之不利，此外關於山東問題者，先生尚有《對於日本提案第三條之批評》一文可以參考，兩文分別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第七十二頁和十九頁。
十月四日，先生曾為翻譯韋爾思《史綱》事，致陳叔通一書，可見該書之成，先生潤色之功實甚多：
「昨書言韋爾思《史綱》譯事，想已達。韋氏（吾在英時曾晤數次，談甚洽，彼書亦有徵引吾說者。）為當代一著名文學家，其書文極優美，在歐諸友曾勸吾譯之，吾英文既不通，為事甚勞，故未之許也。小兒輩自告奮勇，約同學三人以從事，彼輩於文學絕無素養，其辜負原著自無待言，吾因欲授小兒以國文，故本年暑假三個月中每日分半日為之改潤（現仍每日分兩點鐘為之），故此書雖號稱兒曹所譯，實則無異我自譯，（亦可謂私愛厥子，藉此教授。）因其書為文學的，故吾於行文特加注意，往往竟半日僅改千字耳（吾自著書每日總在四千言內外）。吾改時置譯者於旁（亦自用原書參考），疑輒閱之，自信此改本可謂信達雅兼備矣（此書若譯筆拙劣則精華盡失矣）。現改定者約三分之一而強，待彼輩謄清，即可發印。故望商館仍將此書全委我手（吾尚擬致書韋氏請其更作一序），准明春三月杪全部完成。前函所言希商菊生全部承諾，最所切盼。」（民國十年十月四日《與叔通吾兄書》）
十月十日以後，先生應京、津各學校之邀，曾為公開講演者七次之多，第一次應雙十節天津學界全體慶祝會之請，講題為《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第二次在十一月十二日應北京國立法政專門學校之請，講題為《無槍階級對有槍階級》。第三次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應南開大學之請，講題為《市民與銀行》。第四次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應天津青年會之請，講題為《太平洋會議中兩種外論辟謬》。第五次在十二月十七日應北京朝陽大學經濟研究會之請，講題為《續論市民與銀行》。第六次在十二月二十日應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平民教育社之請，講題為《外交歟內政歟》。第七次在十二月二十一日應北京哲學社之請，講題為《「知不可而為」與「為而不有」主義》。這七篇演說稿，以後於次年匯集印單行本問世，題為《梁任公先生最近講演集》。
春夏間，張東蓀等接辦中國公學事，曾經一度遇阻，但其事不久即告平息。至十一月間該校忽又二度發生風潮，其情形似較第一次嚴重很多，雖然後來也和平解決了，可是他們辦學的方針多少受了些影響。現在摘錄幾篇有關他們整個教育事業的材料於下。
十一月十九日，先生致蔣百里、張東蓀、舒新城書，論中國公學風潮事，主張勉強辦下去，不宜放棄：
「百里由杭兩書並悉，中行事前書已言及，此時擠兌風潮正劇，此事更談不到矣。兩行事交通直是瀉底，恐無法維持，中行尚好，尚恐為交所牽，若此次風潮能平以後，發行權從根本改正，中行內部亦澈底整頓，未始非福耳。公學事現在解決程度未知如何，鄙意謂但使勉強可辦得下去，則此校斷不宜捨棄。搏沙無論如何總屬我輩，有事可以商量，最多再鬧風潮一兩次，愈鬧一次則阻力愈減一分，在吾輩持之以毅而已。新城所約諸賢，無論如何不可散去，因在他處別謀進展，其難亦正相等，天下豈有無風波之地耶？若公學萬不能共事，只有自謀小基礎之一法，然須稍寬假以時日，恐非明年暑假後不能成立也。受慶事進行未有消息，但在君謂恐不堪（稚齒望淺必起風潮雲），百里謂何如？」（民國十年十一月十九日《與百里東蓀新城諸公書》）
十一月二十三日，舒新城致先生書，報告解決中國公學風潮情形，和以後努力教育事業的計劃：
「到館得誦兩書，公學事大體已解決，新聘諸教員除吳有訓即須赴美，朱自清赴杭一師，葉聖陶回蘇未返外，余如劉延陵、常乃德、陳兼善、劉建陽、許敦谷均回校供職。城與東蓀亦定明日同搏沙一同入校，此事能如此解決，極佩搏沙之手腕，嗣後自當努力進行，不再言辭職矣。校潮原因城曾撰一文載《學燈》，想閱及，此文發表後，對外雖可解決幾許誤會，對內又發生若干小問題，現均由搏沙對付解決，可紓遠念。現擬將中學部組織變更，大致仿南開辦法，暫分設教務訓育兩股，每股由專任教員一人負責，如此對學生處理事務之法人多，吳、張、李及梁庶務又去職，嗣後縱有問題，當不至牽涉如此次之大也。新聘教員三人未返，現設法聘得五人，一商務館學生雜誌編輯楊賢江，一商務館編輯前廈門大學教員周予同，二人俱教國文，一長沙一師訓育主任向大光，電聘來公學任中學部訓育主任，一長沙一師數學教員周鑫，一南高畢業陳衡，二人代吳有訓教數學。此五人中楊、向及二周不但在社會上略負時望，且可為吾黨用，弄風潮亦大有好處也。但欲謀學校根本改革，最早須南陔回，商科分離，方有辦法，此時惟敷衍現狀，努力作預備工夫耳。城現時校內負責稍輕，擬於年內竭力將學校一切根本法草好，便明年開學有所遵循。城等在滬頗感人才困難，明年稍暇，決計赴南高、北高、北大作學生數月，或者當較有補益，蓋僅在紙上相見，終止知其一面，無由窺其人格之全豹也，公謂何如？
城對於公學事務，固極力圖進行，對於吾輩所計畫之新學校，亦不肯放鬆一步。據百里言，尚志學會年可得五千元，某（不憶其名）處年又得三千元，有八千元之常年金，又有松社作址（預計公學商科暫不移校），即可著手，根基立定之後，即用松社名義，請公與百里、君勱、宗孟、季美、伯唐、秉三、搏沙等為經濟董事，城與東蓀等為學務董事，向各處籌款當非甚難。倘一二年內籌得數萬元，即在離滬稍遠之地購地若干，再徐籌建築費，俟新校建好，即將松坡之像移立其中，而將松社為學校基金，最少亦可得十萬元，倘三五年後學校有成績，以公等力量在國內外籌十萬或二十萬為基金，亦非事之必不可能者。試思南開初辦時，地址幾何，金錢幾何，人力幾何，十七年不舍，竟創成如此局面，吾輩此時果何事不及當時之南開耶？再觀國內之青年會及教會所辦之學校，十年前又何嘗有吾輩現在之基礎，即城昔曾在福湘女學服務，與美人相處將二年，頗有感於彼等辦事之熱心毅力，倘使新舊俱能進行順利，更可收容多才矣。函詢湖南自修大學，此事全由毛澤東一人主持，毛與獨秀頗相得，且只在第一師範畢業，未必能來，即來亦無何種效用也。南開、清華望公努力進行，至於廈門大學缺教員，此時實無辦法。」（民國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舒新城《致任公先生書》）
十一月二十六日，蔣百里致先生書，論對中國公學辦法和自立中學問題：
「東蓀轉來手示奉悉，前周至滬，與東蓀、放園相談，覺得自立一中學之議，根本上有必要，而此種中學規模開始不必大，須要有蓽路藍縷的精神，則人不盡注意，迨其有注意之價值，而吾輩於此，已根深柢固矣。公學與東蓀兩者都嫌目標太大，此後不能保其無意外，吾輩對此只能取蔡鶴卿之於北京大學態度，而彼等之大本營，則在數年前人不注意之孔德學校也。任此事之人才，舒新城即最好，渠明年欲當學生，此著實為決勝的奇兵，震與東蓀同心贊成。公學此時東蓀只能能安一日進行一日，將來南陔歸來，必請其先擔任商科一部，而後漸移於全部則甚佳矣。自立中學之議，現在□且秘之，待震回津時細談，受慶、清華之事，極望其成，然恐進行時窒礙尚多，不知現在有否眉目？震意此時宜鄭重出之，恐一擊不中，轉於此後進行有窒也。此事若成，實天下一大快事也。頃見梁漱溟《東西文化》一書，此亦邇來震古鑠今之著作，渠結末之告白，大與吾輩自由講座之宗旨相合，先生於最近日內，何妨與南開確定一辦法，將先生之歷史講義亦歸為講座之一，而再約漱溟也擔任一座，震與君勱、東蓀每各擔一座，每座講演之期為四個月，文書口頭研究之期為六個月，因每座專為內部學生不收外人，則由學校酌送束修，大約連買書費在內得萬六千金即足。（若四人則更少矣）若能公開，更添收一部聽講生則其效益宏矣。此事似尚輕而易舉，而為震與君勱當前目[3]下之生活問題，亦可同時解決，豈非一舉數得。震待下月中旬歸津，甚望此時先生先續有眉目，俾歸京時即可決定一切也。」（民國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蔣方震《與任師書》）
十二月十一日，舒新城致先生書，報告解決中國公學風潮情形，及今後發展教育勢力計劃：
「兩函誦悉，昨日同東蓀商議校事，城因鑒於人才之難，當擬兩種辦法：一請公多在各校講演，尤不可不到東南大學（每處只旁聽數星期），二城擬親赴南京高師、東南大學、北京高師、北京大學讀書，專門聯絡人才。以城所知，欲舉大事，只有師生與朋友可靠，然皆須有長久之時日。蓋人為有感情之動物，相處既久，情意浹洽，縱有錯誤，亦可諒解。若驟然相遇，不論思想如何一致，終有客氣，決難共甘苦也。城為此言，一面鑒於此次校潮，一面本諸個人經驗，故嘗與東蓀言，共學社、講學社之辦法，只能增加燈中之油，欲光大固須油多，但欲光能集聚，必不可不恃燈心。吾輩所缺者以燈心為最，而造燈心又以自己作燈心為不二法門。談後即電百里，請其來滬商定，專函達公，得同意即實行。只以百里在杭未來，來即告公。今日公示關於南開事，與城等一項精神完全相合，城與東蓀讀之，不覺跳躍欲狂，公見城等之第二項，當亦蒙讚許也。校事現將逐漸解決，為首學生已由搏沙令其退學，主事之教職員亦決計辭退，已辭職之八教員，現正設法由學生出名挽留，雖不能全留，但亦可留一半以上，至城個人本學期不再入學，職務請新同事代理，預定明年二月十五開學，一月一日放寒假，以修理房屋為名，令學生一律出校。城擬於此事解決後，即在外面考察教育、物色人物，在開學前將一切應辦之事概行辦妥，先期通告學生，告以辦法，使其來校有一定規章可遵，能於此校內無問題也。倘能照此步伐做去，則可以中國公學委城與南陔、東蓀三人辦理，君勱、志摩則分在南開講演，公則往南京講演（最好請百里設法在東南大學設自由講座），如此鼎足而三，舉足可以左右中國文化，五年後吾黨將遍中國，豈再如今日之長此無人也。以城個人觀察，事極可為，亦所當為，公意云何，尚望示及。」（民國十年十二月十一日舒新城《致任公先生書》）
十一二月間，先生致蔣百里、張東蓀、舒新城書，言中國公學事和發展他校情形：
「入京住西郊數日，殊得佳趣，中間一晤新聞大王，談頗洽。昨日返津，連得公及新城各兩書（東蓀書皆不署日子以後勿爾），知公學事可望解決，甚慰。現在進行到何地步，仍請見示，頃復有數事相告或相商者。
一王受慶昨來言，美使館表示欲得彼長清華（金仲蕃當然不能回校），彼詢吾意何如？（彼覺奪仲蕃席為不德，且自覺齒太稚）吾極賞之，且已與伯唐言，請告顏速發表，此著若辦到，則新城所謂三窟外再得一窟，而此窟作用之大乃不可思議也。要之清華、南開兩處必須收作吾輩之關中河內，吾一年來費力於此，似尚不虛，深可喜也。
一林文慶新任廈門大學校長，旬日前有書至，托為物色國文、國史、地理教授三四人，吾已復書，謂若不以通閩語為條件，必能設法應命，但吾心目中現尚無一人，請公等即預備。
一東蓀來南開固極佳，公學既有辦法，自不能拋棄，且報館亦非得替人不可，故此事宜通盤籌畫。報館編輯新聞確無進步，須添聘一人（如幾伊、一湖之類），惟總主筆一席實不易易，君勱既無分身術，則東蓀能脫離與否實一問題也。
一南開之局，非趕緊成就之不可，然吾輩人才如此缺乏，真令人急煞。聞湖南自修大學不易成立，能否將彼中良份子分一二位來此，請百里、新城商之。
一徐志摩大約（公權言）不能速歸，博生、為蕃、品今三人不審有能歸者否？
一宗孟日內當到，伯唐意欲勸其在滬，加入商教聯合會活動，暫不必歸京，聞其弟已南下，迎其女公子先返，此事不審宗孟意云何，在滬有活動餘地否？
一百里似宜作教授生活，清華事若成則往清華，否則南開，百里於意云何？」（民國十年《致百里東蓀新城三公書》）
十一二月間，先生致張東蓀、蔣百里、舒新城書，論中國公學和自立中學問題，並及發展他校的計劃和狀況：
「十日內得三君書共七通，都未作答，（《史微》已收，請先代謝孟敂先生。）實因我太忙了。我日來在南開講義加增鐘點，（從前每星期六點，現增加至八點。）又須整理講義付印，又須替思成改譯稿，此外還常常有『野雞文章』（這是我和鼎甫起的名詞，這些文章當陸續寄上登報）碰著，有人來還須為竹林之遊，真是忙個不了，（近來外國客甚多，亦是致忙之一道。）只好對於各函籠統作答了，搏沙此次辦得如此美滿，真是最高興的事，（已有書往表示感佩）尤其高興者，是我們氣味相投之人到底是不錯，既已如此，我們自然是要盡其力所能及，將此校辦好。新城、南陔（已有書促南陔歸國否）分任兩科，茲局自可大定，我所希望的，是兩君即將此校作為終身事業，諒來此後不致再有何種風潮，即有之但使搏沙地位不動，當易辦理，兩君稍積歲月，自然能使學生發生莫大信仰，以後事自易辦矣。公學形勢既定，則自辦中學之議，應否立時發生，極須研究，經費雖不甚大，以吾輩現時境況（『中學』題目不易），籌措亦非甚易（諸君謂何如），此猶是第二問題。我所最感苦痛，是吾黨人材缺乏，若貪多必至失敗，從前因公學漂搖未定，我亦感此舉之必要，今形勢已變，竊謂當以全力注公學，此舉只認為將來發展之一階段，公等謂何如？新城當學生之議，愈思愈覺其妙，（新城初次來書言此，我竟無感覺，腦筋可謂鈍極了，想當時不知注意集中何事，故未細心看信，此我生平大缺點也。）此事總求能實行乃好。但現在公學情形，新城是否能離開，我不敢說，若一時辦不到，遲數月亦無妨耳。南開事絕無問題，伯苓之著急過於我輩，每見必詢消息，我幾無以應之。昨日講義完了時，彼又來問君勱行止，我告以二十日內必到，彼重託設法，勿俾他處截留，我已允為盡力。此公辦事權限分明（我從數小事看得極清），我已與彼言，若將文科全部交我，我當負責任，彼歡欣鼓舞已極，對於此事當經一次吾黨會議後積極進行。百里所言立辦自由講座之說，我頗懷疑，鄙意先將此文科基礎立定後再圖進取，我與伯苓商，本是明年暑假後計畫。（但我輩若預備齊全，則寒假後進行一部分，亦未始不可。）鄙意君勱當主任，百里、東蓀、宰平各任一門，（宰平未與切商，諒必可來。）能找得梁漱溟最佳，更輔之以我，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以使此科光焰萬丈。我的計畫對於南開文科，原定預算之外，由我設法為之歲募數千，（諒不難辦到）則我輩對於此科之關係愈深，而基礎愈固，（此科當然旁通於理、商兩科，則根底植於全校矣。）此將來之關中河內也。百里、東蓀書皆促我速與伯苓商定，實則此事綱領算已定，無再商之必要，現時所商者，是組織如何，（詳細科目分配等等）及寒假後進行，抑暑假後進行之兩問題。此則非吾輩先商定不可，若欲寒假後進行，則百里、東蓀有速來一商之必要，東蓀書要我於君勱歸時南下，我實不能，因南開講義加工進行，寒假前僅了耳。吾黨會議誠必要，屆時務請連袂一來。東蓀來共此業自是佳事，惟明年暑假前不宜來，第一件《時事新報》非妥當交代後不可離開，第二件不宜當公學風潮甫息後來南開（此意會否），要之當由君勱、百里、宰平及我打一番頭陣，東蓀則第二批加入，諸公謂何如？受慶事百里所慮誠是，在君極力以為不可，我乃以私問思成（戒彼勿告一人），思成回書所論與在君什同八九。此事本屬伯唐言之，其後見伯唐言尚未進行，即已告其暫且停止矣，目標太大之地位，誠不宜猛進也。我因此又起人才缺乏的感慨，假使吾黨有人，則清華中文主任一席當然可以立刻到手，（該校極可笑，至今猶是西文、中文平分天下也。）我輩何必要校長，要此一席足矣，現在無人，只可置為後圖耳（終須到手）。武昌高師史地部、國文部空無一人，彼中學生（以學生全體名義銜校長之命）請求我為之薦人組織，此亦一絕好事業，我輩無人只好空空放過耳。前靜生來譚及此，謂我自己宜擇一大學中專組織一科，養成此部份人才，此說極是。南開文科辦三年後，令全國學校文史兩門教授皆仰本科供給，其所益不已多耶？我輩努力興味正濃也，夜深了，就此作止（我近來睡得頗早），再談罷，此書留眎君勱。」（民國十年《致東蓀百里新城三君書》）
是年春先生著《墨子學案》一書，是書系由先生去冬在清華學校所講國學小史講義之一部刪訂而成者，十一月由商務印書館承印出版。
此外有關墨學的文章，先生尚有《復胡適之論墨經》及《墨子講義摘要》兩篇，前篇《墨經校釋》和《墨子學案》都已錄入，後者則見《改造》雜誌第三卷第十號。
《墨子學案》以外，有《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此書系合集先生在南開大學所講《中國文化史稿》而成者。讀其自序，可見他著為此書及治史的緣起和經過。
此外先生是年所為散文中尚有下列數篇：《自由講座制之教育》、《時事新報五千號紀念辭》、《從發音上研究中國文字之源》、《陰陽五行說之來歷》、《新太平洋發刊辭》、《辨論術之實習與學理序》、《黃太公壽辭》（以下僅見其目）、《代黎元洪等致蕭耀南書》、《代黎元洪等致吳子玉書》、《代黎元洪等致趙炎午書》、《代熊秉三范靜生致趙炎午書》。
注釋：
[1]似應為「求」字。
[2]教字，據台灣省世界書局1972年版《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補。
[3]「目」字據台灣省1972年版《梁任公年譜長編》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