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年譜長編 · 第八冊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丙辰）——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丁巳）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丙辰） 四十四歲
一月二十七日，貴州宣布獨立，是時先生有渡日之議，但未果行。三月四日，先生由滬赴港轉桂，說陸幹卿榮廷舉義，十五日廣西宣布獨立。四月四日，先生抵南寧，六日，廣東宣布獨立，十二日，浙江宣布獨立，同日，廣州有海珠之變，湯覺頓遇禍。五月一日，兩廣都司令部成立，舉岑西林春煊為都司令，先生為都參謀。六日，軍務院成立，舉唐蓂賡繼堯與岑西林為正副撫軍長，先生為政務委員長兼撫軍。十五日，十七省代表開會於南京。十八日，先生出香港，二十日，抵滬，二十二日，四川宣布獨立，二十九日，湖南宣布獨立。是月杪先生始聞其父蓮澗先生逝世消息，得訃後悲痛萬分，立即辭去本兼各職。六月六日，袁世凱羞憤成疾卒，七日，黎黃陂元洪宣布就大總統職，二十九日，政府申令恢復民國元年約法與舊國會。七月十五日，軍務院撤銷，皆先生主張斡旋之力。八月一日，國會開會。十月，先生往香港省親靈殯。十一月八日，蔡松坡病故於日本福岡醫院。十二月先生髮起刨辦松坡圖書館以紀念之。
此次護國之役，先生既為最初發動者，又為各方面之中心，其居滬期間的種種籌劃布置和運動，實為此役成功的最大關鍵。一月十五日唐蓂賡繼堯、任志清可澄曾致先生一書，論時局各事，可見他們期望於先生的情形：
「敬啟者：袁氏叛國，自致敗亡。先生迭進忠言，曾不覺悟，海內豪傑，發憤相聞，松坡、循若到滇具述尊恉云云，彌用堅決，為是計不旋踵以從今役，同人淺薄，未能遠謀，深懼不克負荷，或致蹉跌。前電敬迓行旌，冀為辰視，海山艱阻，未奉還雲，引睇春申，時深懷想。今首事經旬，部署粗定，松坡不日出川，凡諸軍師之謀，與夫地方之事，責在同人，當竭棉薄，惟大計所關，不能不仰望於先生者，厥有數事。一、方今舉動一致，惟有滇、黔，陳氏在川，尚思支柱，龍、陸態度，亦未分明，此於大局猶非重要，但長江下游一有搖動，全局立可解決，而南徐北固，訊復杳然，懼或觀望徘徊，覬延刻漏。致夫己氏得以從容布置，撓我群謀，抑恐亂事遷延，啟人干涉，所關殆非細故。先生一言重於鼎，呂之數子亦早已傾心，乞速定策發謀，相為聲應，翹跂無窮。一、今茲舉事，人心大同，內無可慮，所難者外交耳。滇事起後，德領奉其使署密諭，令以善意對待，故照復滇政府，極表親善，法領亦頗贊成，英領稍持異議，則以某使於袁氏有特種關係之故，亦不足怪。惟此後非有負全國重望且為外人信仰之人，出任國際交涉，不能善事，似宜急求此項人才，分駐港、滬等處，以便接洽，並先赴各國，專事聯絡，使明悉民軍種種內情，可免現在困難，並為將來要求承認地步，似亦非緩圖也。一、滇、黔夙少人才，此時居行兩方已苦竭蹶，將來川事稍定，善後尤難，臨事周章，何能集事。滬上人才麕集，且並在先生藥籠，務乞商約赴滇，襄滋義舉。滇中外交人才，尤為缺乏，聞溫宗堯君現在滬上，可否道達鄙忱，暫來相助。此外有相當人才，亦乞代為速駕也。一、袁氏必敗，已無可疑，同人前此遲回，則舉於破壞後建設之難，深用憂沮，默察現時人心，均有趨重聯邦之勢，恐遂將演成事實，惟如美如德，宜何取法，外如中央地方權限之劃分如何，機關之組織奚若，凡此建國問題，均非先生精思密運，先決大凡，無以衷群言，定民志，亦乞預備提示，俾當事者，並有軌轍可循，不致泛軼。以上數事，計先生籌之已熟，愚慮所及，輒貢一言，凝望前途，交並喜懼，所冀南針時錫，庶克奉以周旋，瞻望斗山，惟為國萬千珍重，不盡縷縷。」（民國五年一月十五日唐繼堯、任可澄《致任公先生書》）
先生居滬期中，除他種籌劃布置和運動外，對於蔡松坡的軍事進行，也指導不遺餘力，總計先生前後致蔡松坡八書，其中惟第五書已經發表，現在把第一、二、三、四書鈔在下面，借見當日各事情形和先生籌劃布置的一斑：
一月八日，致蔡鍔第一書：
「二十四日得兩電後，消息便爾梗斷，聞續有數電至，皆被偽政府押收，頃方以此羅織溯初也。此間亦續有兩電由寧代發，其一極長，為對外通牒之全文，想亦不達矣。旬日來苦求所以與尊處通電之法，智盡能索，卒不可得。且聞各口岸厲行拆信，以至茲書不敢寄，今乃得專人齎此。
吾今所首宜請罪於諸公者，則在前托寧代發之哿電。其時大樹將軍方有參謀總長之命，自危甚至，適吾方至，彼以人來言，盼滇速起，彼當立應。（彼實未知滇內情，因數日前得亮才一電，知有動機，彼方以為弟偕我同在滬也。）吾為東南大局計，故徇其請。電發後，旋派溯初兩次往與接洽，見其衷心，雖甚憤懣，然殊持重。且徐州（徐猾甚可厭）似尚未有所決，以故至今不敢發。此公雖知大義，而極寡斷，吾恐其為曹爽也。以東南大勢論之，大約非俟西南更得數省響應後（都中有變當別論），不能有所動作。固由彼等所處地位較險艱，不足深責，抑其國家觀念亦自有不能盡與吾輩從同之處也。緣此亦可見西南責任之重大，國家存亡，系此一片土而已。二十一日尊電言，二十日內揭曉。其改早之故，想是因吾哿電，不審曾緣改早而生軍事計劃之支障否？（此書方寫成適得日本來書，言滇若緩發一星期，則對日交涉已妥協，然則速發終是幸事也。）果爾，則吾罪真末由自贖。然成事不說，今惟祝進取之勝善而已。
各省詰責滇軍之電文甚多，皆由偽政府擬稿迫令拍發，與前此推戴之電文同一筆法。其實各軍巡中，安有效忠於賊之人？甚表同情於滇者，且十而八九，特響應與否與應之遲速，自是別問題耳。此間除大樹外，其直接間接通聲聞者尚不少，而偽政府則亦無所往而不用其猜忌。一兩月後，滇軍進取稍得勢，諸鎮膽稍壯，而偽政府更從而煎迫之，則同時蹶起意中事也。
逆賊不患不覆亡。然謂覆亡之後，天下事即大定則殊不敢言。莽、卓伏誅，大亂方始，前事屢然，今亦胡幸。毒根既種之極深而滋蔓極廣，芟夷蘊祟，豈旦夕閒事，而況于海疆諸區有人眈眈以視夫其側者耶？吾輩當認定西南一隅為我神明氏胄唯一遺種之地，挾全副精神以經略而奠之，而必毋或視他方之態度以為欣戚。吾軍今所據之地利，既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吾復何餒。所憂者，吾內部之不整而實力不充耳。大樹為溯初言，聞四方之士雲集於碧雞、金馬間者已數百人，能否保不生衝突？言次深致慨念，而偽政府之御用報則日以滇人內訌相謠煽，吾儕固信斷無不祥之事，然真不可不深自警惕，而力防此種惡兆之發生。當思自辛亥以還，苟非吾儕黨派軋轢，意氣相陵，何至兩敗俱傷，使夫己氏匿笑而坐大。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昔所作孽，今宜自贖。海上民黨方努力從事於大合同，其大部分之有力分子，既有耦俱無猜之感，滇中群彥，鱗萃氣象，宜益郁蔥。唯坐談與實踐殊觀，臨事各出所見，豈能遂無同異。然以鄙人生平所信，竊謂凡是若不從一身或一黨派之利害上打算，則天下斷無不可調和之意見。深望共事諸賢念敵氛之猖勍，審負荷之艱巨，求精神上之一致結合，分勞赴功，毋授敵者以絲毫口實，致為中國不適共和論增一證據，而其關鍵則在首義諸賢。現在擔任最重要之職務者，各精白乃心，而勿以一毫將來之權利思想雜於其間，則感化力所被，其或可以一洗前此之詬病，而樹模範於它方。天心悔禍，庶有其期，此雖常談，然深願於首事伊始，與同志共勉者也。
全力規復三川，自是滇軍第一責任。頃所接蜀人所得蜀消息殊多，皆足強人意。此間蜀人及與蜀有關係者，皆極盼吾弟親督師入蜀，所陳理由吾皆極佩。惟萬里窵隔，何能懸斷事勢，孰為居者，孰為行者，想諸賢早已熟權得失而有所決。惟吾所欲進言者，則必以主力注蜀而已。蜀軍及蜀士其踴躍歡迎義師，自無待言，惟蜀中黨派繁多，意見久積，調停固應殊非易易，萬不可輕心以掉，必賴主軍之帥德量機智兼備，乃能收六轡在手，一塵不驚之效。吾對於蜀事，樂觀之中仍不免抱一二分悲觀，蓋以蜀為根本之地，必內部不生絲毫問題，然後能出其力以定中原。然辦到此著，談何容易。頗聞前此蜀軍之散在草澤者，其主人今已在吾軍，計當已與義師作桴鼓應，謂宜令凡有槍枝者，一律歸伍加以節制而率之出境討賊。蓋在境內則易觸舊感而生軋轢，出境外則義不返顧而益驍勇也。自辛亥來，蜀中會黨若日之升，今為當午，而與第五師之散於草澤者，若合若離，其系統頗聞別有所屬，此曹滋蔓已廣，不易淘汰。今日情勢尤不能操之過急，惟欲從事招集必曲與其首領相接，但能助我討賊，自當一視同仁。若猶有懷挾私見，不受節制，則所以鎮輯之者，亦宜惟力是視，不能稍事姑息。蓋必能奠蜀，然後能奠西南；必能奠西南，然後能奠中國。如有害馬，在所必去也。凡此，悉當已在諸賢偉畫之中，聊效一得，以助機斷耳。川軍宜結合，北軍宜誅討，在津已曾商及，聯合之效，比復何如？亟願有聞。北軍若成窮寇之勢，似宜資遣，如往歲川政府解散端方軍隊之法。伍軍為川境北軍中堅，聞目前即單身赴敘（聞近已有觖望於陳氏），不審現在向背如何？此間有人與伍為道義交者，已委曲風以大義，今當更以明白痛快文字督助之。此君為中國不可多得之良將，深望其能自拔於賊中也。
補充兵之訓練編制，計當為滇政府目前第一大業。下走向不知兵，云何敢參末議，惟以鄙見所及，則不能專注重於練，而尤當注重於教；所教者，不能專重於技術而當尤注重於精神。須思我軍方在極孤微之時，而滇黔又為極貧瘠之地，將來經略四方，其所遭值萬種艱厄，決無可避，即餉糈之時時不繼，亦在意中。我有何所恃以與敵決勝？恃軍心之固結而已。固結軍心，以愛國觀念為根本，自無待言，然抽象的愛國觀念，欲兵士體會而刻入，談何容易。真實之固結，要以將校與士卒個人感情之膠漆為最有力。曾、胡、江、羅、二李之治湘軍，其精意與其成規，在今日之中國尚最為適用，未可以新舊之見，而漫爾吐棄也。
吾友某君為余言頗怪。辛亥以還，東西諸鎮所部，號稱十數師，歷時一年余，曷為癸丑之役不旬月間而為猾敵運動淨盡，無一旅可以自堅？推原其故，謂得毋群帥位望已崇，與軍士太隔閡，所得望見顏色者，惟三數師長旅長，師長旅長之於其屬亦有然。帥與將校，將校與士卒，其聯屬之基不植於平日，故一旦有事，而瓦解不可收拾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願諸賢常念諸，抑下走猶欲有言者。吾前所云，莽、卓伏辜，大亂方始，當知此實為今後無可逃避之禍矣。試思彼盜國逆賊，三十年來所播惡種於我軍界者，其深廣之度何若？自今以往，即為我國民茹此惡果之時矣。計非以兵止兵，則天地永無清明之日。以兵止兵者，以水滅火之義，非以火滅火之義也。夫必今之兵有異於昔之兵，然後能有所挾持以息之。嗚呼！此責任實在今之滇軍政府，而練兵處之諸賢實屍之矣。計滇之力，現在能出二師以上，但使將來補充兵中有一二師受完全精神教育者為之後盾，則他日國防之礎且植於是，而於國內之戡亂夫何有，是在諸君子也已矣。
承諸賢三次聯電相召，恨不即飛越關山，就參帷幄，惟熟審現在情形，實不宜遽行離滬。其一，則東南諸鎮，今方蓄力待時，而多與此間密通聲氣，仆若他行，則各方機局鬆弛不少，且各省一致響應實早晚間事耳。其時各種艱窘難決之問題，計不知凡幾。仆在此或能稍效涓埃以裨補一二。其二，則此後外交實為國命所系，仆雖無外交才，然言論舉動尚足為外人所重，必須隨時局之發展，相機表示，以求博世界之同情，若在交通隔絕之區，則此種效力必至減殺。仆竊認此二者為我躬現時最重之任務，未能捨去，若至時局發展稍可抽身，自必執鞭遄征，以從諸君子之後也。
通信大不易，故不憚縷縷，貢其所懷。其瑣節應相商榷者，別具第二書。
蓂耕、志清、循若、幼蘇、亮儕諸公一同道候，李君協和相知相敬既久，恨無緣接顏色，通聞問，希為我極致殷勤。此書能飭抄寄黔、桂兩鎮以代問訊，尤所馳盼。朔飆正厲，為國自愛，不盡萬一。知名一月八日。
齎書者陳君佶人為周孝懷先生高足弟子，四川合江人也。悱摯義俠，且熟蜀中會黨形勢（各派情形皆熟），可留軍中資臂助，若其欲歸蜀運動亦可委去。
陳君同行者有劉君亞修，四川仁壽縣人，熊所至親，人甚公明，不執黨見，並乞善遇之。」（民國五年一月八日《致蔡松坡第一書》[1]原件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以下是致蔡鍔第二書：
「松坡吾弟麾下：時局概勢及鄙懷略具前書。今將應報告應商榷之事，條舉如次。
偽政府對滇之法，威壓與術取兼用。威壓計尊處想已知之，吾敢信其悉屬無效。彼氣已全餒，僅虛張聲勢而已，其實無一兵可派也。術取之法，首在離間。滇人將軍新巡按之命，即其一端，此亦甚拙劣不值一笑。其暗中最著力者，則用在京滇人歸而運動，聞已派數輩，李即其一。然此輩既到滇，恐亦不敢施其伎。此外各軍官學生欲脫逃投效者，所在多有，而偽政府即利用此種心理，派人冒充，攙入以作偵探。此則在諸賢審其人平日性行及臨時察言觀色，期於進不失人，退不失事而已。最當注意者，則敵確已派外國偵探數輩前來。癸丑之役，敗於此輩之手者不少，宜慎之又慎。以吾愚悍所及，則凡可疑者，中國人至少予以拘禁，重則除之，外國人至少予以監視，重則遣之。寧我負人，勿人負我。危急之頃，不能空談仁恕也。
外交之事，因現在僅有雲南一省，未能公然著手，必俟兩廣或四川到手，乃易進行。然唐少川、溫欽甫兩君暗中極出力，王亮儔亦盡力，現在已著著預備。京滬有力之外人已漸認識我軍之價值，（法人殊敬重吾弟，表深厚之同情。）有重慶法總領安君，吾借孝懷先生名刺為介紹於吾弟，相見時希善遇之。吾在此惟曾晤日領一次，余皆未晤。擬致書大隈、松方、犬養；又致書駐京英、法、美、日四使，日內即發。又擬派靜生或覺頓往駐日本，若能抽空則當親往一行，旬日即返。
此間言論極不自由，有力之報皆被賄收，外報亦然（路透電最可厭）。我軍機關惟《時事新報》及《中華新報》兩家，皆受壓迫，未知命運能有幾日。寧滬久不動，此間立足之困難可想。吾每日皆竭全力以作文，然皆未發表，稍待時局發展然後於數日間盡發之。蓋發布後倘效力不能應時立見，吾將不復能居此，而於大局甚有妨，故不得不稍忍待也。
偽政府今方以全力謀我，偵探暗殺密布寓側，屢電嚴責軍使道尹辦理不力，情急可想。吾亦以四印捕自衛，室中不用僕役，惟小妾執炊。吾終日不下樓一步，吾自信危害決不能及我，乞勿以為念。亮才來電言欲北旋，外電且報其已行，確否？竊計亮在滇誠不如在寧之得力，若猶未行，請勿維縶之。亮眷已代移至津，勿念。敬民嫌疑極重，已不能駐京，今在津，日內當與覺頓偕來滬。季常則非至萬不得已時不行，欲借彼稍得北中消息，然現在無信不拆，消息亦殊不易通也。外電稱滇政府提取鹽稅，稽核分所洋員請命中央等語，想是確耗。伍光建（前鹽務署首席秘書，久以洋務能員著稱）嘗為人言：軍政府實可以硬請稽核洋員離境，將鹽稅全部自由處分。蓋稽核分所本為擔保外債權而設，外債本息能否照償，當北京政府未倒前彼當任其責，若至平和克復，新政府完全成立之時，我新政府亦自能任其責，此時我軍占領地實無稽核洋員之必要，不妨以軍政府命令護送出境，將來略地至蜀亦然。一則我軍可以得大宗收入，一則亦使敵之財政亦陷困難（鹽稅餘款無得可提亦略足制彼死命），對外信用亦復墜地，斯亦足以速其自斃。茲事望決行之，雖於條約有小牴牾，要知外人既不能以兵力加我，則其干涉亦何所施。若雲恐失同情耶？則彼洋員並非代表他國政府之人，而實為我之僱傭，其職務實屬我內部行政之一部分。我出於應急手段而暫遣之，不遣，恐或為偽政府偵報我舉動，尤當妨也。可以恐保護難周，暫令避患為辭。因彼為中央任命之官，恐軍民誤會云云。外人安能苛相責備，感情雖傷亦有限。而他方面尚可別圖良感之昂進，可無顧慮也。此實目前財政救急之第一策，望斷行勿疑。但當其沖者須用一稍善於辭令之交涉員耳。京電謂有令滇中國銀行籌備處毀兌換券，不知該券已運到否？尚保存否？黔行之必能保，則可懸斷矣。蜀若得手，亦宜首注意渝行，保得此物為要。軍用票久為蜀黔民所苦，若能勿用則宜勿用。吾今頗思籌得一款，在日本定造鎳幣若干運來，若得實值三十萬之鎳幣，其名值可得三百萬。現在內地所最缺乏者，輔幣也。若得此款，善推行之，實民所樂。因以吸集現銀以充準備，則雖發千萬以上之換券而信用不墜。今正設法籌集此項資金，能否籌得不可知，盡吾兄力而已。此時軍政府若能不別發軍票，即將所到之地所有中國銀行券盡數提取，以漸發行，而別出五角二角一角之三種小票，以為之輔，使與銀行券嚴保十進法。一面多鑄銅元，應此種小票之兌換。亦救急之一法也。
尤有最要之一事，請將自籌安會發生以來北京關於選舉推戴各項事宜唆使之密電，全份錄出，交此間機關報發表，將彼陰謀盡行暴露。蓋非此不能抵參政院反唇相譏之口實，且於外國人之觀聽關係極重。而前有派幼蘇駐港之議，不審幼刻能離滇否？即不爾，亦須別派人來，海防亦宜有人。通信機關見扼，痛苦至不可狀也。」（《近代史資料》一九五七年第四期第六十五頁）
以下是致蔡鍔第三書：
「松弟麾下：行人未發，續有應相告語者，拉雜寫為三書。數日前路透電忽傳有段芝泉脫逃來寧滬之說。路透久被賄收，曷為肯傳此耗，識者方知疑詫。近聞段實被誘逃走，而於中途遇害。此說似確，賊險惡手段，真無所不用其極。
馮華甫可謂豎子不足與謀。最近一兩日間殆已失其自由，其幕下參與大計之諸賢已悉被偽政府驅逐而不能庇。恐此公為段芝泉之續不遠矣。吾屢警告以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彼不能用，是以及此。蓋可信意志不強者不足與共大事。惜乎此公質美未能聞道也。今東南大勢視數月前正劇變，同人應變之方約分三派：急進派主張直從下起，不顧成敗，但求助西面聲勢，使敵狼顧不敢分兵西指；慎重派主張仍醞釀不動，以待此中之變，但使華甫一日不離寧，則終有可以利用之一日；折衷派則擬由彼軍隊擁協使起，若辦不到，則仍勿動。吾頗袒後說，然機局瞬息萬變，亦不能刻舟也。
張勳最猾險可惡。尊處發與南京、徐州、南昌、南寧四鎮之密電，三鎮皆秘守；惟張獨以告密於北京。幸吾未與布心腹，不爾，幾為所賣。
偽政府昌言征滇，只是虛張聲勢。曹錕雖奉命，至今猶逗留岳州，且密電所親，求代關說免此行，其中餒可想。調張敬堯所轄原駐南苑之軍南下，索餉要挾，幾成變。今仍節節逗留觀望，未知何時能達宜昌，即達宜昌，亦豈有救於川耶？此外則彼亦更無可調之兵矣。聞彼此數日內對於用兵威滇一節，亦已斷念；惟力求敷衍離間脅迫他省，使勿響應。其對付東南各鎮則既已精疲力殫，至於黔桂，計決非彼所能動搖。惟滇之起義已及半月，而此兩省態度尚未明了，頗難索解。據此間同人所推測，想是欲弄彼以攫取若干餉項。惟鄙意頗不謂然，與此狡賊鬥智術，豈易操勝算，實恐反授以隙而為彼所乘。吾以此警告華甫，彼不能用，今殆敗矣。黔桂雖形勢稍殊，然終不可不慮。且先聲奪人亦軍事一種大作用，滇起而黔桂久不應，外國且漸致疑於我之實力；而東南諸鎮之觀望者愈多，愈益怯懦，其所關非細也。數日來黔似已動，而桂仍寂寂，此間已有人趕詣南寧陳利害，願尊處更力促之。
日本警告之舉，本為彼政府系之單獨主張（即所謂外務省系），元老及陸軍系乃至在野各黨皆反對之。議會開會即以此為攻掊之第一口實，彼政府亦幾於不能自持，遂將變其主張。吾南下時已聞對日交涉漸次得手，當十二月二十左右，交換條件殆已完全成立。及義師一起，而日本全國態度乃大變，政府系自以觀察不謬大鳴得意，反對派亦盡屏息。今全國表同情於我如潮斯涌，偽政府派周自齊為特使送禮乞憐，而東鄰婉拒屢宕行期，即此一著，老賊之氣已奪矣（按此段原批刪去）。
有自北來者，言老賊確已病重，都中人參盡被搜買，價為之飛漲。元旦入賀者見彼面目黧黑且瘦削至不可辨識雲。津報載有太子監國之議，其原因實由此。以情理度之，此賊安得不氣殺急殺，但若彼得正首邱天道猶為無知耳。
偽政府財力之窘，不難推見，司農本久仰屋，此次國體運動費支出者又不少。前月中旬新借款稍有眉目，今已絕望，並鹽稅餘款亦不能提。義軍既起，各省託詞防務截留京餉，一文不解。湘、粵、桂各省且要求征討費，既不敢給，又不敢不給。其北軍之直接要索者，又無論矣。本日京電稱，中央官俸仿元年例，改為六十元均一。此電《亞細亞報》亦已載，是其財政竭蹶情形既已暴露。今彼窮極無聊，惟恃中、交兩行濫發紙幣。然以吾度之，此兩行不出兩月必且破裂，其時即為北京兵變之時，亦即老賊絕命之時也。
大樹若遂不能保現在之地位，即將來全局破裂後東南更無人可以收拾，大約前清復辟必成事實，而主動者則非復我國人，沿江沿海一帶，糜爛當不知何若。西南責任於茲益重矣，諸賢勉之。
滇中財政計劃近稍有生髮否？極盼以概略見示。前書言當自由處分鹽稅之全部，此事宜在所必行。更有請者，滇中巨富頗多，此時宜曉以毀家紓難之大義，半敦勸，半強迫，亦非得已，其最兩全者，則莫如擴充富滇銀行資本，強勸巨室投資，集得此資即以公債形式全部貸與軍政府。此種辦法不惟與獻納軍資迥異，即與一般之強迫軍事公債亦顯殊。蓋就銀行方面論之，既得此資本，宜求放貸生息之途，而貸諸政府比較的最為可靠，然銀行之所貸與者，以兌換券相授受而已，其現金則仍存儲銀行，專充兌換準備，但使兌換券信用能孚，則現金始終不動，豈惟不動而已，且使運用得宜更可廣為吸集，使準備日厚，銀行對於股東負有債務，而對於政府取得債權，隨時可以相抵，而中間大增其活動之力。就軍政府方面言之，但使能監督銀行，使常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之準備，則兌換券之信用必無或墮。信用既立，其兌換券必有一大部分不來兌現，而此一部分不來兌現之券即可化為永息公債。蓋政府以公債之形式而對於銀行負有債務（一般公眾以債權者之資格），銀行以兌換券之形式而對於一般公眾負有債務，一般公眾以債權者之資格對銀行，既信用其券而不汲汲於兌換，則銀行以債權者之資格，政府亦可以信用其公債而不汲汲於索償。各國永息公司之起原皆由此也。就出資人方面言之，直接貸資於政府，重擔保而已；投資銀行，而由銀行貸與政府，則得兩重擔保。而在銀行，非所稱世界金融總心臟者乎。考其起原，則不過二百年前英王因軍資不給之故向倫敦富室商借百二十萬鎊，富室允借而要求設此銀行，取得發行兌換券之特權，其後逐漸發達，遂有今日。其機動本出於勒借，其結果乃得一富國利民之機關，為萬邦取法，此實最有趣味之歷史，而正我前事之師也。彼中國、交通兩行不過一大錢莊耳，曷嘗能盡銀行之職責，且為袁賊蹂躪，倒閉行在旦夕。滇以首義之區，天下所宗。將來『富滇』之名，必且易為『富國』，在今日即宜以國家銀行之職責自任。滇之富室欲投資者，其特權優越豈有過於此哉，望以利益與義務兩種觀念督勸滇紳商，勉為擔任，利賴何極。吾始終不欲漫發軍票，蓋以今茲倡義非圖破壞，而圖建設，無論將來能否奏底定全國之功，而最少亦須整頓一切，樹聯邦模範；殊不願以苟且之政，勞將來以收拾。故語及財政輒斤斤注意此事，在北經已討論極多，今特詳贅者，以備出眎好義之巨室也。
頃聞梁士詒勾通稅司，假海關事為名，與滇稅司往復密電甚多。此事至危，請即煩約束，凡外人往來之電，無論領事、教士、稅司只准用明碼，不得用密碼；必不得已須用時，非經檢查員檢查過視為無害，不得輒發云云。切要切要。偽政府頃對於各口岸通滇之電已如此辦法，不然何至此間與尊處通電之路盡絕耶？寇能爾而我不爾，取敗之道也。
第二書所言將偽政府前後搗鬼之密電宣布一事，請速辦。先由尊處發布且譯寄各領事，並作一文，據此駁參政院呈文斥滇反覆之語。一面仍將全件寄此間報館發表，能將官印原電紙拍照寄來尤妙。
外電稱精衛已在軍，聞之喜而不寐。希為我極致相念之誠，余續布。」（《近代史資料》一九五七年第四期第六十八頁）
一月二十一日，致蔡鍔第四書全文如下：
「松坡吾弟：前由法郵寄三書，托幼蘇轉，復將原書錄復托陳佶人帶上，想均達。即夕得六日賜書，欣慰無量。今將應復應陳諸事列次。
佶人行時，尚托帶《擴充富滇銀行說帖》一篇，諸公謂此辦法如何？若以為可行，請即復示，並請由滇印刷，交港行轉布，當設法在外招股，與募捐並行。
東南諸鎮，真是朽骨，今惟觀望成敗而已，乃至桂帥亦同此態，良可浩嘆。大樹已成曹爽，今無復可望，江、浙間從下暴動，尚非不可能，乃勝算初無一二，吾力持不可，蓋即此微微之勢力，得之亦不易，何可孤注一擲。夫戰，勇氣也，旋起立敗，其挫實多，影響將及他方，且使敵得以夸於外人，謂彼尚有平亂之力，此大不利也。今即此醞釀，亦不患時機之不至，所爭者時日耳。吾即亦無所失望，吾儕在津定計時，何嘗希望他方之立應，此一月來眩於空華，徒自擾擾耳。須知今日之事，不能與辛亥齊觀，辛亥專倚虛聲，今次惟斗實力；倚虛聲故墉高基弱，不能自堅，致為元兇所盜奪。今茲但能力固藩籬，得寸則寸，得尺則尺，相持數月，諸方之變必紛作，而吾主力軍既立於不可敗，夫然後天下事乃有所憑藉，以得所結束。更質言之，將來必須以力征經營，庶得有淨洗甲兵之一日，他鎮之不遽應，又庸知非福耶？深願諸公勿緣此而稍有懊喪，天下事惟求諸在我而已。凡人若只能聽好消息，不能聽惡消息，便是志行薄弱，便不能任大事。須知我輩當此萬難之局，而毅然以身許國，豈為高興來耶！將來所遇困難，失意之事，應不知凡幾，若以小利小挫而生欣戚，則即此憧憬之心境，已足以敗事矣。吾書中不好報告好消息，而惡消息則必報，亦為此也。
有一事亟須奉聞者，則岑西林已於四日前抵滬。此行誠未免失之太早，因黨人以為兩粵指日可下，故往迎之，及到港而情形不妥，不能淹留，乃以原船來此，幸極秘，無一人覺，而在此無論何地，皆難安居，乃迎來與吾同寓。惟其所向頗費研究，吾力主其入滇，蓋一則可以壯軍勢，二則彼在蜀民望尤隆，得彼遙為坐鎮，將來蜀中內部之整治，裨助不少，且遊說兩廣，亦較有力也。而西林先生頗自引嫌，有所徘徊，其後商略之結果，謂入滇後只能作寓公，以贊襄帷幄，無論何種名義皆不居，若滇中允此條件，則甚願行云云。審其意殆恐到後，有人議及位置，彼反無以自容，所慮亦至有理。今已決意先行東渡，日內如兩粵能動，則彼自當留粵，若形勢依然，則以彼地望，無論何處皆難托足，舍滇奚適，請弟與蓂公速作一書（寄商務書館張通轉）來歡迎之，聲明但請來指示機宜，無論何種位置決不奉強，則彼必欣然相就也。
滇中財政之窘，久在意中，來此荏苒匝月，一籌莫展，慚汗焦灼，不可言喻，頃已決派小婿周希哲往南洋募捐。彼為南洋產，多識其人，今得西林作書（吾亦作書）介紹，或可有得，惟當由滇政府發一印文委任狀，想已有空白狀到港，彼得此即行。若富滇銀行擴充辦法可行，則並以招股事委之可耳。前兩書言提用鹽款，護送稽核分所洋員出境事，不知已辦否，此著屢經研究，確實可行，望勿遲疑。蒙自關稅亦宜與商提取，即不能提，亦當辦到，存儲外國銀行不解中央（上海銀行）。
外交界消息極佳，日本公然拒絕賣國專使，聞三次警告，不日將提出，且日本刻意聯絡吾黨，（青木少將特派駐滬，專與吾黨通氣，日內便到。）餉械皆有商榷餘地。張潤農頃來滬，明日可到，到後便知其詳。我決以二十八日東渡，或能有大發展，亦未可知。
綏遠起義占領包頭。潘矩楹免，以孔庚代。總統府發現炸彈，陰謀者為袁乃寬之子。頃方大興黨獄，人心皇皇。覺頓、孟希、佛蘇三人中，日內必有兩人偕往粵，以說脅堅白，使迫龍、陸，聞桂之觀望，頗由堅作梗，此行當破釜沉舟憑三寸不爛之舌，冀有所濟也。鎔西[2]頃隨西林東渡，擬留彼在滬襄外交事。吾東渡後小住旬日，便當來滇，孝懷、覺頓必偕行，孝懷性行才識，為吾黨第一人，尤諳川事，能來所助不少也。來書尚約遠庸，痛哉，痛哉！今失此人，實社會不可恢復之損失也。書此泫然。」（民國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致蔡松坡第四書》）
這時候先生有赴日本之議，其目的大概聯絡外交外，還有借款購械的計劃，不過始終未能成行。現把他一月二十四日給梁令嫻的信抄錄下來，可見他曾確定日期和處置家事情形：
「十六十七兩書，知汝母復元加健，大慰，已囑靜生匯三千來，由旭東轉交，日間想可達，家中宜少存中、交兩行鈔票，多換取硬幣最妙，否則外鈔亦較穩也。希哲何故尚未來，吾決廿八日東渡，盼其於我行前必到，否則誤事矣。滇中頻有書至，氣象極佳，大約二月中旬全蜀可下，吾東渡後再來滬與否，未可知，若不來，則當遣王姨北旋也。又津屋頗思售去，因默計此後北居之時當甚希，且恐燕市王氣非久將盡，津地亦日趨荒涼已耳。此事請由汝叔與李丈一商之。汝母歸寧事，仍決行否？書末順告。至今未得粵書，不審祖父已移居否？吾已回書往促，且告棠村矣。」（民國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與嫻兒書》）
關於當日對日外交情形，除先生一月二十七日致蔡鍔松坡第五書（《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二十五頁）可以參考外，尚有二十八日致犬養毅一書，現抄在下面，以見先生當時聯結日本的大概情形：
「木堂先生足下：分攜以來，倏更五稔，緬懷夙惟，饑渴日積，猶記辛亥深冬，我公冒病西渡，在神戶相見，促膝密語，公極言袁氏之必毒中國，忠告南軍，勿養虎以遺患，機先遠矚，令吾曹深愧斯言也。比已至圖窮匕見之時，下走乃不能不更思所以自懺，乃與門人蔡君鍔共謀申討，規畫數月，聯絡各派，籌策萬全，今西南局勢之進展，略如前此所預期，東南各方部署亦日益進，若蒙天之祐，其或能貫徹初志，一新國命。貴我兩國唇齒之勢，在今日所期於患難相扶者，與他日所期於休戚永共者，千端萬緒，不可不謀之於豫，而措之於安，非我公心力之雄，器識之遠，其孰能與於斯。周君善培，仆之畏友，而與公有舊，今特托渡謁，代陳鄙懷，惟開誠相見，俾得饒益，豈惟下走私感，東方大局其將利賴之。臨書馳企，不盡所懷。」（民國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致犬養毅書》）
此外有二十九日李根源等六君致先生一書，催促他從速首途赴日，可見他們對該事期望的懇切和往日的目的：
「西林過港，當以西南已起，決勝疆場，尤視後援之厚薄，後援所在，惟餉與械，二者皆應敏制機，先取決於外交，於是西林決定赴滬，就商於先生，堅約同行。頃得滬函，行旌尚未就道，竊以此舉關係甚大，非得負信望如先生者蒞東指導，恐難妥適，務懇從速首途，以慰群望。蓋今日於日本外交，實處於萬不可敗之地，策求萬全，利在兼程，即或先生未能久駐，而一水蓬瀛，往復甚便，只須接洽就緒，即可返旆。滇中當事亟盼先生於外交有著後，即行蒞滇主持，於事勢之緩急輕重，源等所見適亦同此。用是不避瑣凟，謹布區區，敢為勸駕，伏希裁決。」（民國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楊永泰、程潛、文群、李根源、程子楷、林虎等《致任公先生書》）
二十九日，先生有致籍亮儕忠寅一書，言運動馮華甫及籌款和接濟《時事新報》各事說：
「得松坡書，知公仍留滇，甚慰。初意極盼公來，專為與河間接洽，今河間已半失自由，若他尚有可以活動之時，此間亦自有人能與通聲氣，固無須公萬里跋涉，為此一事也。軍政府財政大勢何如，此間募捐一事，積極進行，現已派小婿周希哲往南洋持弟書及西林書勸募，彼為南洋產，與富商子弟多交好，或有所得。一面仍擬擴充富滇股本，改為國家銀行，昨已具說帖，由陳佶人帶上，不知軍政府以為何如？根本計畫，似當注此也。鹽稅宜全部自由處分，將稽核分所洋員暫行護送出境，此目前救急要義，望決行之。別有一私情宜奉白者，此間《時事新報》為吾黨唯一之言論機關，所關甚巨，前此支持本已極難，自籌安會發生後，本報首登密電，揭其陰謀，偽政府禁銷內地，每月更須賠墊二千元以上，今為鼓吹主義起見，凡外郵可通之處，皆分途寄贈各機關，不收報資，所費逾〔愈〕浩。此間同人皆不名一錢之輩，公所知也。數月以來，勉支此局，力竭聲嘶，重以近來派人往各省及外洋遊說運動，區區川資，且窮於羅掘，將來外洋雖捐款有得，同人亦覺不欲經手收支，惟一切交富滇，聽軍政府調撥而已。坐是此間乃無涓滴可資活動，意欲請蓂督命富滇行長張木欣就近籌撥一二萬，交溯初支用，其大部分則用以支持《時事新報》，小部分則供同人奔走資斧。當此餉糈眉急時，誠不忍更以此相累，然此間機括既萬不容鬆勁，而以平昔狷介之同人實無力可以支此，故敢道其苦辛，希密商萁公速予處分，不勝大願。尊眷已由季常等迎移至津，勿念，惟倍加努力，為國自愛。」（民國五年一月二十九日《致亮儕我兄書》）
袁世凱的帝制運動，他部下的領袖人物馮華甫、段芝泉、徐菊人等都不很滿意。護國軍興，舉足輕重，而為先生所注意運動者，便是馮華甫，關於先生這個期間和他交涉的情形，讀了上面所引的材料，已可知其大概。現在再把一九二九年黃溯初致丁在君論當日馮氏態度和他的幕中情形的一封信抄在下面，作為參考：
「胡晴初名嗣諼，貴州人，前清翰林，光緒末年，曾任湖北督署文案，兼調查局總辦，其時弟亦在該局辦事，故與胡有舊交也。晴初於復辟之役，為著名之復辟派，即其熱心推倒項城，正為其圖謀復辟之初步，弟與同人當時已知其意，故吾人之託胡與胡之肯受所託者，實有交相為用之意也。潘若海似與胡同宗旨，彼等反對項城全屬自動，且恐吾人或不反對，而使彼等失其助力，蓋其倒袁之動機，與吾人大不相同也。任公與若海有舊，似系康門（此系推測）關係（仲策當知其詳），而與胡不過彼此相知耳。當時任公與胡之關係，若海牽線，若海亦當時馮之幕友也。惟胡為馮之秘書長，頗有實權，其經手代任公所發之電，頗有為馮所不知者，後聞任公第一次致松坡之電，似馮未之先知，而為胡所代發者之一也。麥孺博當時不在馮幕。
當時任公在申，並未向中國郵電局直接寄發，所有致滇、黔、桂之商電或托人帶往，如林攝字贊侯之往雲南等，或由日郵及外人代發，或托胡、潘在寧代發，故絕不受檢查。香港亦有雲南所設機關，可代轉發。
馮之內心固為反對帝制，贊同起義，然因種種關係，致其態度頗不顯明，究竟不免略帶觀望色彩，此意胡深知之，故弟每次見馮，（弟於起義前一年曾在南京任鹽務署長，與馮本亦相識，惟不能深談耳。）必與胡先行接洽，以為進言之預備，至所言之最足以動馮者，不外總統則終有一日可以及，彼若為帝制，則彼終為人下而已。其言至淺，無可回憶，總之，馮之所以肯為任公代致電蔡者，其根本原因在其自身之總統夢，而助因亦有二：（一）為滇既發難，漸有響應，聲勢頗為不孤，足以促其決心。（二）胡之力勸，惟胡之反袁，當時馮已否深知其故，雖不敢斷言，然馮、胡反袁原因之大不相同，則可斷言也。」（民國十八年黃溯初《致在君先生書》）
二月八日，先生有給梁令嫻一書，可見先生當日的生活情形和家庭教育的一斑：
「書及禧柬並收，屋有售〔買〕主速沽為宜，第求不虧已足，勿計贏也。此著既辦，冰泮後即可盡室南來，賃廡數椽，虀鹽送日，卻是居家真樂。孟子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汝輩小小年紀，恰值此數年來無端度虛榮之歲月，真是此生一險運。吾今舍安樂而就憂患，非徒對於國家自踐責任，抑亦導汝曹脫險也。吾家十數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羶而喪吾所守耶？此次義舉雖成，吾亦決不再仕宦，使汝等常長育於寒士之家庭，即授汝等以自立之道也。吾近來心境之佳，乃無倫比，每日約以三四時見客治事，以三四時著述，餘晷則以學書（近專臨帖不復摹矣），終日孜孜，而無勞倦，斯亦憂患之賜也。」（民國五年二月八日《與嫻兒書》）
二月中旬，先生又有入滇之議，但是至終也未成行。現在錄他二月十七日給梁令嫻的一封信，借見當日各事情形：
「二月十日稟悉。希哲現專譯文，譯成後當遣往南洋，不復入北矣。吾日內擬決入滇，更當由滇入蜀，因彼處函電專使，催促甚至也。吾欲喚廷獻來從我行，一以抄錄緊要文件，一以伺候身邊細役，此後擬不復用僕役，專令子弟服勞矣。廷獻現所入學校，學課本不完備，雖卒業亦無甚大用處，且吾料不出三月都中必有大變，此等校不同清華，屆時各教員必鳥獸散矣。故彼留校，恐亦無畢業之期，彼從我則隨時可領受教言，學問必有進益，且可學習實務，經歷事故，實千載難得之機也。吾若行則或十日內便發，可令彼得信即日搭車前來，吾行否現亦尚未大定，因季常丈頗不主張我遠行，昨正函商，候彼復書。又頃方派人（周孝丈也）往日，尚須俟彼中消息，然即吾未遽行，廷獻亦以從我在此為最宜，可即告之，不得遲疑。西南局勢甚佳，川省一月內當必可平，此本是北中原定計畫，一一實現而已。此外各省皆苟安觀望，此自歷史上傳來之惰力性，不足為異，似此亦甚佳，不然若各地皆為無意識的響應，將來各爭權利，反無辦法耳。」（民國五年二月十七日《與嫻兒書》）
先生入桂之議決定於二月末旬，二十八日有給梁令嫻的一封信說：
「二十日稟（八日乃到，甚遲遲矣）悉。吾去信不少言任發事，確有前書，然則果失落矣。吾仍非久（當在十日內外首塗）圖南，但目的地非滇而桂（桂中兩度密使來）也。此行乃關係滇黔生死，且全國國命所託，（吾未有函告季丈，汝見時可言及。）雖冒萬險萬難不容辭也。此間同人詢謀僉同，無一人主張不往，以荷丈之警敏，靜生之安詳，叔通之細密，亦咸謂非去不可，想季丈在此亦無異辭也。頃荷曦已先行，吾亦候船（擬租一日本船往）發矣。廷獻不來，亦無不可，廷燦確可用，吾偶未思及耳。然此時暫用不著，待吾入粵時乃喚來可耳。要之吾此後擬不用僕役，專用子侄也。孝勉是老幾，是在經界局者否？鈔寫人確不可少，亦俟到粵後乃喚取可耳。吾為李家子弟計，若稍有志氣者，現在以一二人入滇黔與鄉人同患難，將來見重於新政府，而家運藉以進展，無如諸子多碌碌也，則亦聽之而已。房子暫緩賣，即亦無妨，一切由汝母及汝叔主之，吾亦此等事毫無容心也。希哲南洋之行已罷議，彼欲回津一料理，待吾行後即令彼行，吾到粵時乃需彼耳。伯瑛夫婦至可感，當別以書謝之。任發有長處，吾固知之，苟非爾者早揮之去矣。最錯一著，是帶任老太太來，（昨晨又嘔一場氣，因來喜往醫院診病，吾起時老太太當差不妥，因閱數時不掃房間，說了他兩句，老太爺遂沖氣去了，直至十二時半從醫院歸乃能作飯。）否則無甚事也。今日吾壽辰，此間至密之數友來寓置酒為樂，亦頗熱鬧，但人不多，本欲尋一兩種遊戲之娛，竟不能成也。吾行後當即遣王姨返津，此間屋當即退租矣。」（民國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與嫻兒書》）
三月四日，先生與同人等由滬乘日輪橫濱丸赴港轉桂，說陸幹卿起義，行前曾給梁令嫻一書說：
「吾明日行矣。此行似冒險，而實萬全，勿以為念。本欲令此間眷屬即返津，因吾寓左右有偵者四布，忽然盡室而行，彼必蹤跡吾所往，恐緣此路上生波，故同人之意謂宜勿動，並所雇之印捕亦仍其舊，待吾到目的地後，有電來乃可他往，故暫仍之。希哲亦暫不隨行，因此間尚有經手未了之件也。任發亦不帶，鋪蓋亦不帶，惟孑身挾兩革囊行耳。汝母歸寧之議，尚須從緩，好在距八月尚有半年，屆時或吾同行，亦未可知也。吾有一手寫極貴重之品賚與思成，（釘裝完成當交存王姨處，現尚未完也。）為生日紀念，可告之令其力學，思永成績若良，吾亦將有以賚之。」（民國五年三月三日《與嫻兒書》）
關於先生這次入桂的詳細經過，除了他那篇《從軍日記》以外，尚有吳柳隅的《丙辰從軍日記》可以參考。先生在他的《從軍日記》里記此行的緣起說：
「當雲南首義之初，廣西之響應久為全國所期待，凡曾與陸幹卿將軍接者，共信其無變也。荏苒兩月，音響轉寂，於是漸或竊竊焉憂之。正月下旬，吾致幹卿一書，將三千言，為反覆申大義，剖利害。吾與幹卿既未前識，且茲事苟非內斷諸心者，即遊說何由進，吾書不敢期於有效，盡道而已。二月十九日吳柳隅介見一客，曰陳協五（祖虞），自言奉幹卿命相招，且曰我朝至桂夕發矣。其來至突兀，其事亦不中情理，初甚詫焉，同人且咸有戒心，謂將毋阱我，然吾察言觀色，覺其情真也。協五復為言，有唐伯珊（紹慧）者陸之心腹也，三日後行且至，更銜令竭誠致我，且通殷勤於馮將軍。翌日同人來會於靜安寺路之寓，謂吾行雖不容冒昧，然必以使往，得其情，取進止。覺頓請行，孟曦副焉。約以二十五日丹波丸發，船票既購定矣，而唐伯珊以二十二日果至，述桂中經畫至纖悉，更無置疑之餘地。幹卿所為必欲致我者，自謂不堪建設之任，非得賢而共之不輕發也。如所言幹卿之器識，抑過人遠矣。吾遂不謀於眾，許以立行，然伯珊言當俟彼行後十日，許我乃發上海，而與彼會于海防，且覺頓輩之行亦須與彼偕，否則道中滋險也。而伯珊尚須如金陵，謁馮華甫，以故並覺頓亦不得發。時滇軍方與賊相持於瀘、渝間，狀至險艱，待桂之興，如旱望雲，伯珊往返金陵逾一來復，此一來復之焦灼，殊難為懷也。初吾儕於此事秘之甚堅，與聞者六七人而已，而協五、伯珊之來，借展轉介紹，其蹤跡漸露於外，滬上一派之政客，或喜利消息而騰播之，以夸眩其聲氣，吾之行止寖假乃供多士談柄，日益爛漫，乃至《時事新報》之北京訪員以專電見報，吾慮自此不復能行矣。
三月初一日，日本駐滬武官青木中將來謁，亦既有所聞，持以相質，吾告以實，遂乘勢托以代籌途旅，蓋逆料此行之艱阻不能免也。青木慨然自任，而使其屬官松井者負其責，翌日松井報命，言既與東京、香港往復商定，屬乘初四日由上海展輪之橫濱丸，至香港更乘妙義山丸入越南之海防，議既定，而伯珊亦至自金陵，遂偕行。」（《從軍日記》，《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一二一頁）
又吳柳隅氏記其事說：
「無何陳君祖虞由京師至訪。余言陸公榮廷實蓄討袁之志，可說之，即起義。然廣西一起義，必謀下廣東，欲下廣東，非得梁任公相助不可，因請余能請任公南下否？余告以君如能說陸公即起義，請任公南下相助事，余當任之。陳君遂回廣西，謁陸幹卿，陸公披襟與談天下事，言將起義，極願得梁任公相助，因遣陳君至滬迎梁任公。二月二十七晚陳君至滬訪余，言陸公派彼迎任公，翌日余遂偕陳君訪梁任公於靜安寺路寓所，任公言極願入桂助陸，公擬先遣湯覺頓、黃孟曦先至廣西，與陸公商量一切，未及行，陸公又派廣西測量局長唐君紹慧至，迎任公速入桂，於是任公遂偕唐紹慧、湯覺頓、黃孟曦、藍志先、黃溯初及余，於三月四日乘舟南下。」（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
先生雖然在一月二十五日曾一度致書陸幹卿，但是他們並沒有直接關係，黃溯初在一九二九年致丁在君的另一信里論其事說：
「任公與陸幹卿之關係，並不因孝懷及其弟子而生，乃因陸派要人陳炳堃（曾為師長及粵督軍）本與松坡通蘭譜，松坡與幹卿間夙系此人牽線，故陸之推重任公，要求其赴桂，共同發難者，其原因半為慕名，半系松坡、舜卿（炳堃之號似為此二字）從中促成之也。」（民國十八年黃溯初《與在君兄書》）
三月七日，先生抵香港，以由粵入桂諸多不便，乃於十二日赴海防，擬為偷度之舉。關於先生抵港前後情形，他的《從軍日記》里講的很詳細，這裡不再贅錄。現在只把吳柳隅在他的《丙辰從軍日記》里所記的情形抄在下面，作為參考：
「七人南下之目的，黃孟曦則將假道於雲南以入四川，黃朔初則將先至雲南然後入廣西，湯覺頓、唐伯珊則將取道梧州，以入南寧，余與藍志先則擬偕梁任公經海防以入南寧，除湯覺頓、唐伯珊外，皆須經由安南，然慮不易經過也，擬假作外國人，由是各改姓名，並於舟中先印西式名片，余名柳留多，同行者皆以柳Yanagi樣稱余雲。
七日午前十一時舟抵香港，湯覺頓、唐伯珊起寓廣泰來客棧，餘四人因將赴海防，仍住舟中，不上岸也。有頃，余覺舟中無聊，與志先、孟曦上岸訪覺頓，入室未及五分鐘，有二英捕及二華捕至，詰問余等姓名及來香港目的，繼而窮搜覺頓行李，見有字紙，必讀之數遍。蓋余於四日離滬，五日袁世凱即通電兩廣各要隘，謂梁啓超等數人將潛入內地，謀為不軌，如查出即扣留，請示辦法（梁任公入龍州時即見此電文），意同時必並電香港政府。香港適在戒嚴中，不准黨人托足，故對於覺頓行李嚴行搜查，卒以搜出陸榮廷所給護照一張（此護照乃唐伯珊之物），疑為廣西官吏，始舍之而去。（時香港政府尚未知陸公將起義也。）最奇者，行李中包物之字紙，警吏亦讀之數遍，而湯覺頓有一小皮包，中藏梁任公所草起義後討袁之檄文二，康南海寄陸幹卿之書一，皆未被搜去，豈非天幸。嗚乎，覺頓此日既能逃港捕之手，豈意後來竟不免海珠之禍，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余等旋別覺頓歸舟中，而覺頓與伯珊，則於翌日乘小輪船入梧州。黃昏船長忽與余等曰：香港水上警察窺伺絕嚴，君等五人在此，慮難保密秘，不如留梁任公一人，我有一密室可以居之，餘數人則上岸，別求寓所。余等然其說，旋由某洋行理事代租松原旅館三樓大房一間，夜十時余遂與志先、孟曦上岸，投宿松原旅館，惟溯初尚伴梁任公在舟中。
八日，香港警吏得各方面報告，仍思搜索余等，本日午後索之附近東京ホテル，卒無所獲。
九日，李印泉來告余等，香港務旅館住袁、龍之偵探甚多，斷不可住，余與志先、孟曦遂於晨起移住跑馬地李印泉寓所。午後警吏遂來松原旅館搜索，而余等則已移居矣。余等之由滬南下也，聞人言假作外國人，則入海防可無須護照，及抵香港，而駐港法領事發布新章，無論何國人慾入海防，皆須領護照，每一護照，須有二殷實商家擔保，並繳相片二張，且須親蓋手模，試思余等將謀揭竿事，安所得如許殷實之商家，以作余等領護照之擔保人？且如梁任公又安能上岸拍小照？於是余等繞道海防以入廣西之計畫，將成泡影。此時余輩之心事，其焦逼為何如耶！梁任公見勢至此，擬冒險入梧州，以赴南寧，余等以廣東之地，袁、龍防範甚嚴（欲入梧州須由廣東西江經過），此去徒自投羅網已耳，極力阻止之。商量兩日，遂決定梁任公無須護照，徑赴海防，別相機繞道上岸，旋再覓得一現成之護照，給黃溯初伴任公前往，而余與志先、孟曦則留香港，以待時機。
任公所乘之舟，初泊九龍，故予雖住岸上，尚得與通消息，然慮難保密秘，至是駛至大海中停泊，余等與任公遂消息隔絕矣。方余等之初至香港也，由廣州日本領事傳出消息，袁軍已攻克敘州，未幾又傳袁軍再攻克納溪，未幾又傳龍覲光已攻下剝隘。惡耗頻來，無在非惱人意事，余等斯時以為非再有他省響應者，則雲、貴義師恐歸於顛躓，而欲入廣西又生窒礙，進退維谷，中心皇皇，而以梁任公之焦逼為尤甚，其所以擬冒險入梧州，及無護照而徑赴海防者，皆急欲為雲、貴謀得援軍也。隻身孤行，奔走萬里，任公之大勇，於此可見矣。」（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五年三月十日）
此外有先生七八兩日給梁令嫻的兩封信，可見先生抵港後的各事情形，其七日書里說：
「吾於七日抵香港，尚須淹留一二日，乃向前途進發，抵目的地總在二十一二日也。在港不登岸，住在船中，（此次乘船亦別蟄居一室，不與一等室之客相見。）一二日後便過別船，故極安穩，切勿遠念。王姨暫留舊寓，掩人耳目，意欲令其於本月杪返津，但將來到最後之目的地（故鄉）時，恐又須彼往，蓋欲使飲食得極安全，非此不可也。姑令其返，屆時若需彼，亦不過多費二三日行程耳。任發終是忠實，吾亦不深怒，彼將來仍可用之。」（五年三月七日橫濱丸舟中《與嫻兒書》）
又八日書里說：
「吾於初八日到香港，（匿舟中艙底七日，吾最喜海行，此行乃殊不得享海行之樂。）十二日由港往安南海防（船到港仍伏匿至今），約二十四五乃能到南寧。初時吾決意冒險由梧州往（經過廣州省城），同人皆反對，（荷丈前晚已由梧先行）故仍迂道，殊焦急也。廣西局面佳極，吾一到後即發表（或先發表），若種種計畫，無他支障，則祖父壽辰吾當在省稱觴也。此次同行者本七人（荷與桂代表偕），二人先由梧往，吾入安南極不易，（因護照須照相，故他人皆可取得，惟我無法取得，故行獨難。）因盡摒去從者，獨黃溯初一人偕耳。尚有孟希、志先、柳隅三人，則再設法分道行也。吾帶來之行李已極少，（因假充日本人故行李中之支那物盡斥去，吾到彼乃並無一衣服矣，可笑。）今再省去，只攜一小皮包，亦可稱行路難矣。然危險卻毫無，切勿以為念。（賊黨似已知我行蹤，但吾注意極周到，彼無從捉摸耳。）此行日人出全力相助，予我以種種便利，殊為可感。此後寄信可由八旗會館譚典虞轉交（或再加一封托香港日領事轉典虞尤妥），信內加封寫『家大人啟，思順托』字樣，外信封勿寫我家（最好寫天津譚宅），吾此後極忙，或越半月（一月亦不定）始有家書，勿以為念。」（五年三月八日香港橫濱丸舟中《與嫻兒書》）
又《丙辰從軍日記》記先生在香港舟中決定總統問題和軍務院等組織的經過說：
「雲、貴起義而後，所極費討論者，則為總統問題。當籌安會發生後，馮華甫有反對帝制消息，上海民黨多謂馮如能首義，即舉馮為總統，繼而馮默無所舉動。南方民黨又有謂岑西林於新舊人物皆能融洽，有擬舉岑西林為總統者。滇、黔師興，又有謂宜舉唐蓂賡或蔡松坡為總統者。及梁任公至香港，與李印泉等談及此問題，任公主張仍遵照國法，推黎宋卿為總統，一則可以息爭，二則可以明護國軍之興，為擁護國體而起，非為爭權奪利而起，袁氏無詞可非難護國軍，又無術可離間護國軍，此最上策。又雲俟至滇、桂，當與唐蓂賡、陸幹卿等商定推黎事，擇適當時期發表之。及軍務院成立，任公即親自起草，以推黎繼任事為軍務院第二號之宣言，其後此事成為輿論，舉國皆言推黎繼任，而首倡此議者，則為梁任公也。
軍務院之歷史，梁任公實與相終始。當任公至香港時，即謂將來起義諸省，對內對外皆不可無聯合的機關，此種機關使以政治命名，恐未起義之省疑為組織政府，有壟斷政權之意，不如以軍事命名更少窒礙，可即名之曰軍務院。後來南方有軍務院之設立，其議即發源於港也。」（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五年三月十二日）
三月十六日，先生抵海防，此行有黃溯初相隨。黃氏記先生在途中情形和準備各種電文事說：
「任公自滬赴港，同行者共七人，即任公與湯覺頓、藍志先、黃孟曦、吳柳隅、唐紹慧及溯初是也。唐為陸幹卿派來密迎任公入桂之人，到港為五年三月初七日，因警吏偵察太嚴，無法越廣州而入梧州，乃不得已分為兩組。即任公與溯初於十一日夜秘密換乘日本三井洋行赴安南洪崎運煤之妙義山丸，為偷渡海防而後入桂之計，因在港不能得護照故也。其餘五人則先後直接前往梧州，惟洪崎距海防尚有半日之行程，白日偷渡尤為不便，乃由日本駐海防之名譽領事橫山君挈眷多人，獨賃小輪，託詞往游白大龍，朝發海防，經洪崎密載任公、溯初同游，至夜而歸。其夜適大雨，故任公等於三月十六日入海防，而警吏竟不之知。白大龍為海防附近之海灣，距洪崎僅十餘里，水碧沙白，小島星羅，朝暉夕陰，美觀無匹，不圖吾儕身為逋客，竟於無意中而游如斯勝境，真生平之奇遇也。此行因事前與日本當道預有接洽，故到處得日人之助，否則被香港或海防政府捉將官里去矣。任公在妙義山丸中起草護國軍軍政府宣言，上黎大總統電，致公使團領事團電，及軍務院布告等文，溯初則起草軍務院組織條例，經任公加入三字，是即以後所陸續公布者也。原稿今尚存溯初處。」（民國十八年黃溯初《記任公先生民國五年由滬入桂事》）
先生到海防後的情形，除《從軍日記》所講的以外，黃溯初在給丁在君的信里也記述其事說：
「弟與任公於五年三月十六日夜到海防，即晤滇之駐防秘密代表張南生，（華僑，弟等在滬動身前，早與此君通消息。）始知陸已派定當時駐鎮南關交涉員福建人某君（弟已忘其名矣），迎接任公入桂。南生雲即通知某君來防密迓，惟橫山固其家，耳目眾多，恐漏消息，乃於十七早晨（微明即行），以汽車親送任公及弟赴其所經營窯業牧業之山中所謂帽溪者，深居以待。桂使之來迎也，任公因其在妙義山丸中所著之宣言書等件及他要事有須與唐蓂賡接洽者，乃托弟代表之。先赴雲南晤唐，並有要電托唐轉致松坡，事了即返防，與其共同入桂。故弟即於十七下午與橫山乘原車返防，翌晨仍由橫山親送弟共乘火車至東京，轉託一日友送弟入滇境，而日友始歸也。迨至弟自滇返海防（系用護照，但非弟本名，此照今不知存何處，遍檢未得，殊可惜）往晤，始知任公已先數日與桂使同乘汽車由間道而秘密入桂矣。弟乃自行入桂，先期亦由南生通知某交涉員，親到諒山火車站迎接，故得安然而入桂境。弟南寧住陳炳堃署中，（詢知任公已於三月二十六到南寧，翌日東下。）由陳電告任公在肇慶相見，惟弟到肇而任公已東下，直到封川附近，始在舟中相見耳。此後弟曾詢任公在帽溪及入桂途中情形，據云在帽曾著《從軍日記》及《國民淺訓》兩書，自防入桂，仍充日人，故途中停泊之處，均有日僑及日妓到站相迎，以遮法人耳目，蓋亦橫山之布置也。岑西林未入桂以前，弟與南京有事須往接洽，故先返滬。」（民國十八年黃溯初《與在君兄書》）
先生居海防十日，至二十六日始能成行，此十日中之生活備極艱苦，然而尚能著成《從軍日記》一篇、《國民淺訓》一書。現在錄他當日給梁令嫻的幾封信，借見他那時候生活情形之一般。
十八日與梁令嫻書：
「寄去《從軍日記》一篇，共九葉，讀此當詳知吾近狀。書（此間無書不拆故不敢付郵）展轉託遞，恐須一月後乃達，其時吾蹤跡當暴露於報中矣。此記無副本，宜寶存之，將來以示諸弟，此汝曹最有力之精神教育也。文辭亦致斐亹可觀矣。吾尚須留此六日，一人枯坐，窮山所接，惟有傭作，然吾滋適，計每日當述作數千言也。王姨計已返津，汝等見報知我已入粵時（粵事定時），即當遣王姨來港（到港住家中，問永樂街同德安便知港家所在）候我招之。蓋到粵後不便久與陸同居。一分居後，非王姨司我飲食不可，彼時之險，猶過於居滬時也。越南入境如此其難，汝母歸寧只得從緩一兩月後，局面劇變，彼時或可自由行動也。」（民國五年三月十八日自越南帽溪《與嫻兒書》）
二十日第一書：
「吾居此山陬四日矣。今夕乃忽煩悶（主人殷勤乃愈增吾悶）不自聊，蓋桂使尚須八九日乃至也。最苦者煙亦吸盡無可買，（夜間無茶飲，飯亦幾不能入口，飢極，則時亦覺甘。）書亦讀盡，一燈如豆，雖有書亦不能讀也。前此三日中作文數篇，（有日記寄去，已收否？不見日記則不知吾此書作何語也。）文興發則忘諸苦，今文既成，而心乃無所寄，倀倀不復能為懷。此間距雲南僅三日程，吾悔不於初到時即一往彼，稍淹信宿，更折而回，猶未晚也。嗚呼，吾此時深望吾愛女，安得汝飛侍我旁耶？吾欲更作文或著書以振我精神，今晚已瞢瞢不能屬思，明日誓當抖擻一番也。吾欲寫字，則又無紙，篋中有箋數十幅，珍如拱璧，不敢浪費也。離滬迄今雖僅半月，而所歷乃至詭異，亦不能名其苦樂，但吾抱責任心以赴之，究竟樂勝於苦也。約二十七八乃能行，行半月乃能至梧州，此後所歷更不知若何詭異，今亦不復預計。極悶中寫此告家人。」（民國五年三月二十日自帽溪山莊《與嫻兒書》）
二十日第二書：
「嗟夫思順，汝知我今夕之苦悶耶？吾作前紙書時九點耳，今則四點猶不能成寐。吾被褥既委不帶，今所御者，此間傭保之物也，穢乃不可嚮邇。地卑濕蚤緣延搨間以百計，嘬吾至無完膚，又一日不御菸捲矣。（能乘此戒卻，亦大妙）今方渴極，乃不得涓滴水，一燈如豆，油且盡矣，主人非不殷勤，然彼傖也，安能使吾適者。汝亦記台灣之游矣，今之不適且十倍彼時耳。因念頻年佚樂太過，致此形骸，習於便安，不堪外境之劇變，此吾學養不足之明證也。人生惟常常受苦乃不覺苦，不致為苦所窘耳。更念吾友受吾指揮效命於疆場者，其苦不知加我幾十倍，我在此已太安適耳。吾今當力求睡得，睡後吾明日必以力自振，誓利用此數日間著一書矣。」（民國五年三月二十夜《與嫻兒書》）
二十五日書：
「吾至今仍滯此，計明後日可以成行，仍須半月乃可漸近故鄉也。曾發熱病兩日，極狼狽，（此間腦不能受日炙，吾病乃如昨年蹇家公子之病，甚危險也。）以為且將客死此間，乃真不值矣。旋復霍然矣。病起後即捉筆著成《國民淺訓》一書，約二萬言，此書真我生絕好紀念也。吾一切自能自衛，切勿遠念。此告家人。」（民國五年三月廿五日《與嫻兒書》）
二十六日書：
「嫻兒讀：吾今成行矣。在此山中恰已十日，而其間卻有一極危險之紀念。蓋此間有一種病，由烈日炙腦而生者，故土人必以黑布裹頭（印度入之紅布亦為此）。吾初至之日，主人本已相告，而我不檢，乃竟罹之。記一夕曾作書與汝，謂薅悶思家，不能成寐，不知為此病之發也。明晨起來稍覺清明，及下午而熱大起，一夜之苦痛，真非言語所能形容。孑身在荒山中，不特無一家人且無一國人，（實則終日室中並人而無之，若其夕死者，明日乃能發見。）燈火盡熄，茶水俱絕，此時殆惟求死，並思家人之念亦不暇起矣。明晨人來省視，急以一種草藥（專治此病之藥）治之，不半日竟霍然若失，據言幸猶為輕症，然若更一日不治，則亦無救矣。險者！病起後，腦無一事，於是作《國民淺訓》一書，三日夜成之，亦大快也。二黃皆已往雲南，吾一人獨入桂，尚須挾騎走山中四日乃能易舟也。自此以往皆坦途，可勿念。（病雖全愈，然兩日來渾身發癢，搔之則起鱗粟，今遍體皆是，非蚤所齧也，不解何故？此地卑濕，非吾儕所堪，幸即離去，否則必再生病也。）」（民國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與嫻兒書》）
此外有十八日致陳叔通、劉厚生等六君一書說：
「別後行程具詳日記中，乞閱後立寄天津舍下，（為飭抄一份存副本亦可，惟切勿登報。）賤狀具彼，不復縷述矣。別有《敬告國人》一篇，請即登報，並托亮疇兄譯西文登之。仆尚須在此五日，聞桂已於十五日發表，果爾，則正覺頓到之次日也。計此書到時，粵已合圍，佛、厚、慎三公能早到港相會耶？餘不盡。」（民國五年三月十八日《與叔通厚生塵甫佛蘇慎之靜生書》）
又二十五日致陳叔通、范靜主兩君一書說：
「今日尚未成行，焦灼何似。頃偷此空隙，著成《國民淺訓》一書，茲將原稿寄上，請即付印。但商務現時恐不便掛名出版，請任意提一書局名充之（似〔俟〕將來能掛名時再改正），其版權則仍以歸商務，惟先印十萬部，作為代弟印，由弟設法銷之，其印費請商務先代墊也。（其由商務分售各處者仍照版租例算，應印多少，商務自酌，此十萬部則額外也。）在此大病了兩日，甚狼狽，頃已全愈，勿念。」（民國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與叔通兄靜生弟書》）
三月十五日，廣西宣布獨立。其時先生正在赴海防途中，湯覺頓到桂的次日。吳柳隅《丙辰從軍日記》記其經過說：
「自十五晚上接梧州電報，知廣西已宣布獨立，本日午後由廣州各國領事館傳出消息，廣西獨立事已確實。此消息傳播後，澳門華商競燃爆竹以誌喜，人心之積憤於袁氏，於此可見矣。
廣西獨立事，本擬俟廿二日始發表，因十二日有在百色勒令龍覲光軍繳械事，不能再延，遂於十五日由桂軍務將領宣告獨立，推舉陸榮廷為都督。
龍覲光軍駐百色極無紀律，騷擾閭閻，民皆苦之。而龍覲光方且征色選聲，以求行樂，於『美人帳下猶歌舞』之餘，忽焉雲南護國第二軍前鋒張開儒兵遮其前而與宣戰，而黃毓成則率挺進軍潛田貴州『他郎』轉入『西林』，突攻其側。龍覲光兩面受敵，已難支持，而馬濟更率廣西遊擊隊十餘營包抄其後。於是龍覲光在四面楚歌之中，勢將成擒，不能復戰，乃連發數電與陳炳堃、譚浩明，請令馬濟兵停戰，陳、譚不答；覲光計窮，始令其子發兩電於譚夫人（陸幹卿之夫人，龍子即陸之婿也），電文曰：救命。譚夫人乃令陳炳堃電馬濟，勒令龍軍繳械，而貸覲光父子一死。覲光哀求，許其衛隊五百仍帶駁殼槍，桂軍不准。於是龍軍就地遣散，而其所帶過山炮十餘尊，機關槍三十餘架，步槍七千餘枝，由桂軍滇軍分而有之。」（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五年三月十六日）
桂省響應起義後所發《致北京最後通牒電》、《致各省通電》，皆署陸幹卿和先生兩人之名，兩電都是先生事前預備好，由湯覺頓攜去者。（兩電見《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六頁）
先生以三月二十七日抵鎮南關，四月四日抵南寧。先生入鎮南關後，始得袁世凱二十二宣布撤銷承認帝位案的消息，乃於二十八九兩日分電陸幹卿、湯覺頓和各都督總司令等，請勿言調和，堅持袁氏退位的方針。（各電見《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三十一——三十三頁）
先生入鎮南關後，於四月三日曾給梁令嫻一書，可見他在途中經過的大概情形：
「嫻兒讀：吾於陽曆三月廿七日入鎮南關，（吾孑身行耳，蓋黃溯初、黃孟羲皆往滇未返也。）當即寄一紙想已達。吾在越南十日，實歷無量艱辛。蓋偽政府已知吾在彼，諜騎四布，必欲暗殺，次則截留，由海防經河內、諒山以達鎮南關，汽車須兩日程，每站皆有敵諜，群以為吾決無飛渡之理。而廿七日午後三時，鎮南關大懸國旗，列隊肅肅，到車站軍樂爆竹聲中，簇擁我入關矣。料敵人必當嘆為神助，然吾實已忍飢兩日，露宿一宵，至今念之猶痛怖也。在關一宿，翌晨（廿八日）破曉即首途赴龍州，山程百五十里，吾馳（馬行，中間亦易舟）到時日未晡也。而沿途所經市鎮村落，皆懸旗燃爆歡迎，父老相攜，迎送十里外。及抵龍州，則全城爆竹聲，喧天沸地，父老兒童皆感極而泣，良不知其何以如是，蓋絕非由軍吏之教勸也。其夕接到全省各軍官歡迎電數十通，而陸督及荷丈（荷丈早已由梧入）皆有電來商要事，吾一一作答，又須致電雲、貴、蜀、湘各處，是夜又竟夕不寐，蓋方行百五十里，而復熬此一夜，疲倦極矣。龍州各團體預備歡迎，請演說者凡六七處，然吾以急於晤陸督，雖一日不能淹，又不便辜負其盛意，因使之合併，於翌晨午前往蒞，然猶須到兩處，其一則龍州各團體之聯合，其二則廣東會館也。廿九日晨接見各軍官地方官後，即往演說，演畢即乘船下南寧，傾城出送，亘江千數里，人如堵牆，然吾目不交睫，手口不暫輟者，已三十八小時矣。水淺不能通輪舟，（陸道本可通，惟太辛苦，故改遵水路。）雇民船行，軍署派隊三十人護送，矮篷貨船，與軍士同縱橫臥一艙中，此況味亦二十年（吾幼時由鄉往省赴試時未有輪船，曾經此況。）所未經也。至四月初三日行至鎮龍村地方，始有兵輪此相迓，蓋已行六日矣。明午便可抵省城南寧，苟無兵輪，尚須行三日也。陸督本在梧州行營，特返南寧相迎，明日相見後，商定一切，便當攜手東下故鄉矣。龍覲光已繳械投誠，頃已將其人俘歸（昨已至）南寧，極優待之，欽廉已下，海運頓通，此後進取益易矣。舟中匆匆寫此，余續聞。」（民國五年四月三日晚由廣西第六號巡輪《與嫻兒書》）
先生抵南寧後有致徐佛蘇、范靜生等六君一書，報告到達後各事情形茲錄如下：
「三月二十七入鎮南關，四月四日抵南寧，距發滬時恰一月矣。溯初、孟曦入滇未同行，然三日後亦當至此。陸督之豁達誠摯，求諸古人尚未知誰可比，而又極精細有條理，真國之寶也。百色龍軍已繳械，其軍仍編入我軍，此間餉械仍缺，規湘尚有待也。粵通款甚勤勤，數電哀懇（可憐），荷庵往為畫計，荷已於今日東下，想此書到時，粵事或已揭曉也。滇電壞，信息久不通，惟知松確在瀘，敵軍頃惟死守成、渝耳。此間各派人麕集，情形頗複雜，以仆性情頗復不耐，頓生厭事之想，擬俟粵事定後，更一往滇，此後頗思遠引也。此間軍人可愛已極，與軍人接則色舞，與政客接則頭痛，待元兇既殪，我輩仍當休息，還我故業，任袞袞者好自為之耳。途中讀哲學書，醰醰有味，頗復斐然有述作之志。前在越南寄上《國民淺訓》一書，凡三十本，已收到否？別無副本，若失去則枉費心力矣。座客（最不耐此）雲集，匆匆作此，余續陳。」（民國五年四月六日《與佛蘇靜生厚生叔通鑄甫慎之諸公書》）
又六日給梁令嫻一信說：
「初四日抵邕南寧（省城），陸督親至江口相迎（率水軍全隊出迎），入城時軍民之歡迎狂涌，非語言所能形容。吾兩日間應接勞頓，無片刻息，故不能作詳函。荷丈（隨陸督自行營溯江三日來迎）今日往粵，應龍、張數電哀懇敦請也。書到時報〔想〕吾已在粵矣。」（民國五年四月六日《與嫻兒書》）
四月六日，廣東宣布獨立，吳柳隅在《丙辰從軍日記》里論述其事說：
「正月，陳炯明曾起義於惠州，雖歸失敗，然屢謀捲土重來，而朱執信、鄧鏗等亦各有所計畫，至於三月末，潮汕獨立於東，欽廉獨立於西，至本月而高雷亦告獨立，而徐君勉、王和順等集民軍數千，期於七日撲攻廣州城，聞警衛軍數千，將為內應，而江大、寶璧兩兵船及其他小兵船五六艘又為魏邦屏所收復，至六日午後，魏率江大、寶璧兩艦至白鵝潭，行將炮擊觀音山，而廣州城則已高懸獨立之旗矣。蓋龍濟光見廣州城以外，各處紛紛獨立，洪憲郡王之頭銜，斷不能再保存也，故昨為袁皇帝之忠臣者，今不憚變臉而為袁皇帝之叛臣。本日廣州城各衙門遂高貼奉龍上將軍命廣東宣告獨立字樣，夫龍濟光安知獨立為何事，彼知獨立二字可以抵民軍之進攻，而保持其祿位耳。」（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五年四月六日）
十二日，廣州發生海珠慘案，湯覺頓遇難，先生以後有《番禺湯公墓志銘》一篇〔《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十五頁〕、《祭海珠三烈文》一篇，讀了可見該案的大概情形。此外吳柳隅《丙辰從軍日記》記該案的始末甚詳，錄之以供參考：
「晨起由日本領事傳來消息，悉昨日海珠會議，顏啟漢、蔡春華等衛兵開槍，擊斃湯覺頓、譚學夔、王廣齡、岑伯鑄諸人。
海珠之變，由梁士詒遣其弟士謀之，顏啟漢、蔡春華諸人，許以重金酬謝，而龍濟光亦參與其謀。然在梁士詒兄弟則欲盡殺諸民黨，在顏啟漢則因與徐君勉有舊，欲脫徐而殺其他諸人，在龍濟光則以湯覺頓為梁任公、陸幹卿之代表，有所顧忌，欲脫湯而殺其他諸人，故梁、顏、龍之大目的雖同，而其所殺之範圍則不無廣狹之異。有為龍濟光開脫者，謂海珠之事，龍實不與其謀。吾且詰之龍濟光，先有酒柬約覺頓於是日午後六時赴宴，而海珠會議於午後一時開會方一時左右龍濟光即兩次以電話催覺頓赴宴，夫由一時以至六時尚有四時間而必急急於催覺頓赴宴，非逆知海珠將有變，欲於未發之前先調開覺頓耶？此龍濟光之無以自解者一。尋常小民橫遭冤殺，猶須緝兇，況王廣齡則省城之警察廳長也，譚學夔則陸軍少將而將軍府之顧問也，湯覺頓則廣西都督及總參謀之代表也，冤死之後，龍濟光不下緝兇之令，無一哀悼之詞，僅出一布告，謂其因誤會致死，勸人民勿驚疑，謂非嘗與其謀，如斯大事安得若對岸觀火耶？此龍濟光之無以自解者二。為之解者，謂事變之後，顏啟漢已逃，雖欲緝兇，將安緝之，不知顏啟漢雖逃，蔡春華尚在，執而鞫之，此中陰謀即可暴露，然蔡安居省城，龍熟視之若無睹，斯又何說耶？此龍濟光之無以自解者三。是故欲為龍濟光開脫，謂梁士詒、顏啟漢等為主謀，而龍為從犯，人或信之，若謂其全不與聞，雖有蘇、張之舌，終無以釋人之疑，而為龍翻此鐵案也。顧陰謀之士，欲變亂是非，則又別捏一說焉，謂徐君勉實與顏啟漢同謀。問其理由，則謂湯、譚、王皆死，而徐何以獨生還，以是揣知其為同謀也。夫謂生還者即為通敵，然則臨陣戰敗，凡得逃歸者皆可謂事前嘗通敵，以是斷獄，則為士卒者其皆懼矣。況當時生還者，尚有王偉及其他一二人，固不獨一徐勤已也。持此說者，則又謂徐之殺湯覺頓，欲以挑撥梁任公與龍濟光之惡感，不知徐與湯系舊友，後來交誼縱不如前，亦何至頓萌殺意，就令果如人言，徐別有目的，欲以殺湯，然在譚學夔、王廣齡乃與徐同謀獨立之人，徐極需其相助，謂其願殺譚、王，斯又何說以解之耶？不寧惟是，徐逃歸之後所發表文電，大攻龍濟光與顏啟漢，使果同謀，則龍、顏何不揭徐同謀之事，以緘其口，而乃聽徐指摘，獨蒙惡名，龍、顏不若是之愚也。然則君勉同謀之謠言，果何自而來，今試揭之。第一，龍濟光、梁士詒輩既與民黨不能相容，今見徐竟生還，故散布此種謠言，冀使民黨之間自相水火。第二，廣東民黨派別甚多，各有攫取都督一席之野心，而此時徐之勢力最為雄厚，他派忌之，故乘機附會此種謠言，以相中傷。第三，港、滬報章紛傳康南海倡復辟之說，而徐為康最親信之人，民黨之急激者慮徐一得廣東，而南海將憑藉之以倡復辟也。故以此種蜚語中傷之，俾無所成，知此三種原因，則徐之為無辜被謗，可以瞭然矣。此海珠案之真相也。」（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五年四月十三日）
又四月二十七日先生給梁令嫻一書里，述其事兼籌湯氏的善後說：
「自到邕後，家書殊稀，固由郵遞極艱，抑亦心力交瘁，竟無片刻暇晷，以及家事也。吾於四月初四到邕，初六遂得粵獨立之報，粵中來迎之電不下數十通，初八遂偕陸督東下，十三抵梧州，忽聞湯、譚、王凶報，吾之肝腸寸斷，汝等當能想像得之，此事主謀為誰，今尚成疑案也。吾本擬即下廣州，因此遂中止，而數日來對於廣東問題乃絞盡無窮心血，至今猶未得解決，一省處置之難且如此，國事可知耳。荷丈事其家已知否，恐不能瞞，不知若何哀傷，宜常往存問照料。陸督有五千元（廣東毫銀）托希哲匯吾家，代交彼家，為暫時支持家費用，可先交二千元，其餘三千交季丈，妥為存儲，隨時支用，其遺孤教養費當另籌三四萬元，專派數人代為經理。吾現駐肇慶，陸督已返梧州，將往桂林指揮北征之師，吾待粵事稍定後，即當他行，或赴前敵，或往日本，皆未可定。在此有桂軍三千護衛，凡百安謐，可勿遠慮。吾精神甚王，惟眼疾迄未大愈，因每夜常睡不足也。極欲覓清靜之地，休養旬日，顧安可得。汝及諸弟學課如何，常以為念也。有安稟可寄廣州日總領事轉寄肇慶鎮守使署妥交。」（民國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與嫻兒書》）
四月二十一日，唐蓂賡曾致先生一書，論進行倒袁主張和軍事布置情形。現在抄在下面，可見滇、黔軍事領袖對於繼續討袁問題的態度：
「目前問題帝制既終，關於倒袁進行之主張如何，及倒袁後之建設如何，先生成竹在胸，當必早有碩畫。此間同人疊開會議，多贊成由滬組織國民代表會為正當之解決，代表會員即以民國二年之國會議員當之，但由各議員自行集合不用政府名義，昨已電致湯濟武、王幼山諸君矣。又我軍前途消息，川、湘方面均在停戰期間，故戰狀無何等之發展，惟我軍仍籌備實力，節節進行，將來作戰計畫，應用全力注重，擬以第二軍長李協和所領軍隊暨第三軍之一部並挺進軍補助蔡軍，以第一軍右翼司令戴循若所領軍隊補助王軍，蓋訴諸政治法律，恐不易發生效力，故仍積極籌畫進取方法，訴之以武力，管見如此，未識當否？前示軍務院組織條例及各公電宣言書，極佩偉畫，惟自帝製取消後，是否仍照舊組織，地與人之問題如何決定，疊經詳電奉商，只因電信阻隔，是以久未奉復，將來究應如何組織，地點應在何處，撫軍長應否設置，抑或即由軍務院所在地都督代表，務請就近與幹公從速籌商見示。桂省自宣布獨立後，又得先生藎籌，力為主持，成功自易，翹瞻三管，忭頌良殷。茲特派敝府參議林君贊侯、交涉員徐君保權到桂，乞賜接洽，並代致繼堯及滇省全體軍民父老子弟之懇忱，歡迎先生來滇，一切詳情即由兩君面陳，臨穎神馳，不盡縷縷。」（民國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唐繼堯《致任公先生書》）
是時尚有陳叔通致先生一書，可見北中各事的大概情形：
「馮以前態度尚佳，似謂獨立之名可不必居，但須他省接洽妥協，即聯名電請退位，意不欲效他省經過獨立階級也。鄂、贛確與馮有使者往來，前日忽宣布一電，內開八條，首條即承認袁仍為總統，並雲系松坡承認，外報均登載。一面即由陸軍部電馮，另派向瑞琨南下，請馮電各省，晴初在申，馮（胡門即在馮處為坐探）以為松坡已允，不過要我出面，何樂不為，遂將該電照發。向瑞琨到申後，又捏用商會名義電各省，外人紛紛來問，敬等雖力辯其誣，苦無證明之據，中外搖動。袁又同時多派密使，（其政策可分為二：（一）派人造謠，（二）進兵。）造種種浙、粵私爭權利之謠，今日得四省之電，已送馮閱，何以不由陸設法徑致馮一電，有此電以足使中外釋然矣。粵再能早下，西林或幹卿將軍督粵，則第二種謠言可息。現在所要緊者，即不可表示一種暗鬥之狀態，為袁氏證明非袁不能統一中國，此義宜時聒於四省軍人之耳，而黨人亦宜切告之，千萬。
四省統一機關，何以不能早立，外人均時來問究竟，民軍領袖為誰，即少川亦無以為答，想因粵事閣起。惟弟與同人意見，第（一）此項機關切不可求完備，完備則不能不有大規模，有大規模而人之問題以起，目前既恐多周折，日後亦難於取消。第（二）領袖何人不敢下一斷語，然總不可使有總統嫌疑之人為之，以為袁氏利用，轉堅他派忠於袁氏之心，飯碗問題大於國事，若謂某某出，則吾輩無飯碗，則勝於十萬雄師之力，公宜盡以忠告，即如以陸公領袖，便無何等嫌疑也。機關早立，即照通告各國，其宣布國內者，並聲明政府一成立，此項名義即日取消，即可以表示不爭權位之意。上海除以少川為外交代表外，亦宜指定數人（另租一屋），一切函電，均歸數人掌理，以期易於接洽，否則動輒分頭奔走，苦不可言，且人人可以說話，人人可以出做，均不接洽，貽誤實多。
段氏初受袁之感，意欲出而組織內閣，以為軍警實權可以歸其掌握，嗣由季常告以勿受愚，如出而任事，袁必以種種破壞，使段失威信，不如陰結軍警，袁退位後出而維持，段已變計。據有人云，東三省必不久即可反抗袁氏，已有南來接洽之人，觀近日小段不再赴奉，王揖唐亦同，已略見端緒。山東恐亦不免有動亂，此又日人所心喜也。少川前日告以本禮拜內英政府已電令朱使，應與日人一致，袁最近以合辦軍械求坂西代商內閣同意，嗣又有一切信託日人之請，據青木雲，已拒絕，未知究竟若何？
此時我籌餉籌械，仍為甚急，萬不可稍懈。逆料前途，尚有大戰事，請時以此告滇、黔，湖南一方增兵甚多也。溯初是否出滇後即追隨先生，（各方面均宜小心，佛蘇有書詳言之，已收到否。）左右不可無一人，而溯初離滇何往，至今未明，請示請示（津寓均安請勿念）。
浙省朱介人太觀望，左右無人，屈則先時以金錢運動一般黨人，又有台州軍隊可以鄉誼聯絡之，故朱敗而屈勝。惟屈陰致電北京，丑不可言，浙人反對之，恐未必能動屈。近日屈雖有表明之態度，然此種反覆無常之小人，豈遂可恃，但亦不能十分發生動亂，以貽北京口實，且南京不明了，浙亦可危。敬頗疑北京先從閩下手，既以斷粵，並可圖浙。松坡前敵軍械必不足，有何法以濟之？桂又何如？亮儕兄似已離滇，連電請其到申，以便與馮接洽，仍未見其來。晴初太孤，現又胡源匯搗亂，非亮儕不能抵制之。復辟說近亦消滅，不足為患，亟宜由四省電馮聯合各省，請袁退位，不可專電徐、段，惹起醋味，至要至要。
北京以金購公甚急，千萬慎重。」（民國五年陳叔通《致任公先生書》）
五月一日兩廣都司令部成立，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記其緣起經過和組織說：
「廿四日晚六時乘舟赴肇慶。先是梁任公、陸幹卿率桂軍由梧州抵肇慶，而岑西林亦自上海至，溫欽甫、周孝懷、李印泉、章行嚴諸公亦偕來焉。群賢畢至，兩廣人士之視線皆集於此，於是有設立兩廣都司令部之議，余亦因此至肇慶。
陸氏之宣布獨立，張堅白之勸告與有力焉。海珠變後，張懼梁、陸與龍氏不能相容，西走梧州，為龍氏洗刷，旋亦偕陸、梁至肇慶。
陸、梁至肇慶後，桂軍進駐三水。自是三水以西陸路歸桂軍及李耀漢管轄，水路歸魏邦屏艦隊管轄，龍濟光雖自稱廣東都督，僅保有廣惠及南、韶、連數屬已耳。」（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兩廣都司令部於本日行成立式，由兩廣將士公舉岑西林為都司令，梁新會為都參謀，蒞會場者，除岑、梁外，有李耀漢、莫榮新、溫宗堯、章士釗、李根源、唐紹慧、楊永泰、張習、林虎、章勤士、龔政、魏邦屏、孔照度、曾彥、容伯挺、周善培、張鳴岐，余亦與焉。禮畢撮影而散。都司令部之職權，兩廣軍隊皆歸其節制，首持此議者為廣西軍界，而廣東各獨立地之司令和之。龍氏見桂軍及廣東獨立軍皆推戴岑、梁，不敢立異，亦贊成此議，故龍與南方護國軍雖貌合神離，然以名義論，亦在都司令部節制之下焉。
都司令部之編制，於都司令之下設有參謀部、秘書廳、外交局、財政廳、鹽務局、餉械局、參議廳等機關，鹽務局無事可辦，不特虛有其名而已。（所以存此名目之故，下言之。）且並職員而無之。財政廳雖以楊暢卿為之長，然未有固定之收入，實亦無事可辦。外交三二大事，由岑、梁主持，此外之事務甚少，故外交局亦為閒散機關。餉械局雖有固定事務，然與政令無關，其為政令之所從出者，則秘書廳、參謀部是已。而秘書廳尤為重要，初成立時，秘書六七人，以章君行嚴為之長，李君印泉雖為副參謀，不帶秘書廳職務，然每日亦在秘書廳計畫一切焉。參議廳設有參議名目，大率以位置各處有聲望人，無固定職務，亦無常住於都司令部者。
本部之外，設有將校團，專以搜集各級軍官。初以孔照度為之長，後孔赴汕頭，任第一師參謀長，以獨立團長張習兼任之。時隸於都司令部之師，有潮梅總司令莫擎宇之兵，欽廉都護使隆世儲之兵，肇陽羅鎮守使李耀漢之兵，高雷總司令車駕龍之兵，江防司令魏邦屏之艦隊，此已成之軍隊也。其新設立者，則有獨立團，以張習為之長，有獨立混成第一旅，以程子楷為之長，林虎已有民軍若干，以之為師長，令編練一師。魏邦屏後辭江防司令之職，改帶陸軍，以之為獨立混成第二旅長，軍艦則以李耀漢兼轄焉。
都司令部成立後，各屬民軍多請歸管轄，故處置民軍亦為一問題。廣東之民軍首領，動言有兵數千或數萬，實則非有此數，且亦非可戰之兵，至是定改編民軍之法，凡攜有槍一枝，即子彈二百者，即算為一兵，俟派員查驗之後，即改歸都司令部管轄，所有軍餉由都司令部供給，此章程發布後，照章改編者僅一二處而已。其餘皆以槍枝子彈缺乏，以次歸於消滅，未嘗改隸都司令部也。」（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五年五月一日）
吳氏日記又記海珠慘變後兩廣局勢說：
「海珠變後，廣東民黨盛倡屠龍之論，而梁、陸率桂軍東下，揚言有兵一萬，龍濟光聞而懼之，不得不稍示讓步，桂軍乘機與之交涉，龍乃承諾，以粵督讓與岑西林，自率師出江西北伐，而廣東則供給其軍餉二百萬，龍既有此讓步，陸幹卿乃回廣西，率師北伐，此上月廿日左右事也。陸回桂之後，龍以肇慶兵力不足畏，遂謂辭職北伐之事，必二月後方能實行，此為龍氏第一次之食言。陸既率師北伐，而岑、梁對於龍氏又示以可親之態度，龍益易而悔之，遂表示粵都督一席決不辭去，但北伐事有可商量而已，此為龍氏第二次之食言。龍既不辭職，又不北伐，都司令部再與之交涉，由岑西林保訂龍之地位，決不與爭粵都督一席，但由龍出一自將北伐之宣言，以平民黨之氣，龍初許之，旋亦不肯宣言，此為龍氏第三次之食言。龍既反覆無常，於肇慶軍人及肇慶以外之民黨，皆主張欲討袁必先去龍，其所持之理由，第一，龍家軍既不北伐，而蟠據羊城，以為護國軍發展之梗，則討袁之目的恐不能達。第二，滇、黔、桂皆貧，得廣東接濟之軍餉，不至竭蹶，戰事始能持久，若廣東為龍所蟠據，安所得廣東之財以濟他省之急。第三，就令廣東不能接濟他省軍餉，然海外華僑半屬粵人，彼其室家田產在龍氏暴力之下，欲捐款以助義軍懼遭不測，常有所躊躇，若使龍離粵，則南方義師可得海外僑商之資助。第四，滇、黔、桂無兵工廠，軍械不能為繼，若廣東之兵工廠月出機關槍六架，步槍數百杆，子彈數百萬，山炮若干尊，若加工製造，所出尚不止此數，誠能驅去龍氏，以是接濟他省，則南方軍械不至無以為繼。第五，滇、黔、桂諸省不與海通，難輸入外國軍械，若使龍離粵，則欲輸入外國軍械，其事極易。第六，起義諸省，不可無聯合的軍政機關，然在滇、黔、桂交通不便，此種機關不能設立，若得廣州，則可為聯合機關之地點。第七，龍之獨立，本非所願，若義師稍有失著，彼即倒戈反攻，則大局必至不可收拾，故欲攻遠敵，則肘腋之患必當先除。持討龍之說者，實從大局著想，而有種種正當之理由，正非徒動於感情也。然而此說卒不能行者，則以岑、梁不贊成故。岑之不贊成討龍，其所持之理由，第一，此次起義為擁護國法而來，非為爭權奪利而來，若堅持去龍之說，恐人疑為與之爭地位，無以取信於國民。第二，龍未獨立之先，岑嘗貽書勸告，今既獨立矣，若復取而代之，則前此之勸告其意何居，反之於心亦覺難以自解。若梁不贊成之理由，則以自揣力量，欲攻下廣州最速須兩月以上，而城下之後，瘡痍遍地，欲理財治兵，從事北伐，非再有兩月之準備不能為功，然則在此四月內廣東無一兵可以北伐，而滇、黔、桂諸省能否再支持四個月，實不可知，則何如暫置龍勿問，專治兵北伐，一面以壯雲、貴之聲援，一面以促他省之響應。是故對龍問題持討伐之說者固有正當之理由，而不贊成討伐之說者，亦有正當之理由，然用兵之權在於主將，岑、梁既不贊成，討龍之說，遂以中止。」（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五年五月一日）
兩廣都司令部成立後之次日，先生便與岑西林署名發表《告愛國諸軍人書》一篇，是時先生又有赴日本之議，其五月三日給梁令嫻的信里說：
「吾日內即往日本，在彼半月當歸滬小住，途旅甚安，同行保護之人不乏，可勿遠念。汝輩學業，切宜勿荒，荷丈家中常往存問。」（民國五年五月三日《與嫻兒書》）
五月五日，先生偕李印泉根源、張堅白鳴岐、黃孟曦大暹赴廣州，晤龍濟光。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記其事說：
「五日夜十時因事乘舟出香港，本日梁任公偕日本領事太田氏及李印泉、張堅白、黃孟曦等赴廣州。先是前夜梁任公因財政及外交事，擬赴上海，時已十一句鍾，將下船矣，忽日本太田領事至，阻其行，謂龍濟光極願與君商量一切，凡可讓步者當無不退讓，請偕赴廣州。任公以廣東問題不生不死，殊於大局有礙，若親見龍氏決定一切，計亦良得，遂許之，本日遂與李、張、黃諸君偕往雲。」（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五年五月五日）
六日，軍務院成立，舉唐蓂賡、岑西林為正副撫軍長，先生為政務委員長兼撫軍。吳氏日記記其緣起和經過說：
「本日任公與龍濟光商軍務院事，得其同意，旋即通電全國，宣告軍務院成立。
溯軍務院之由來，任公自三月南下時，即持此議，其後與唐繼堯、蔡鍔、劉顯世、戴戡、陸榮廷、岑春煊諸公商，皆贊成此議，至是遂宣告成立。軍務院之組織，置撫軍、撫軍長、撫軍副長各職，以合議行使職權，撫軍之下，又有政務委員會，置政務委員長一人，綜理一切政務，此外又有各省代表會及外交代表專使。撫軍長、撫軍副長及政務委員長由各撫軍互選之，撫軍資格以各省都督兩廣都司令都參謀及統有二師以上之總司令為範圍，但撫軍無定額，無論何省一經獨立，其具有上列資格者，即當然為撫軍，無須重新選舉。軍務院成立後，撫軍為唐繼堯、劉顯世、陸榮廷、龍濟光、岑春煊、梁啓超、蔡鍔、李烈鈞、陳炳焜、戴戡，撫軍長為唐繼堯，撫軍副長為岑春煊，政務委員長為梁啓超，唐繼堯以不能駐院，故由撫軍副長岑春煊代行撫軍長職權。軍務院組織條例雖有各省代表會，然以院址定在肇慶，交通不便，此會未嘗成立。外交專使則為唐紹儀而王寵惠、溫宗堯副之。旋以上海為全國交通之中心點，不可無人焉，專任與各方面接洽，於是又派范源濂與谷鍾秀為駐滬代表。」（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五年五月六日）
先生這次的赴廣州，事後始知乃冒絕大之危險而往，《丙辰從軍日記》記其事說：
「午後有友從廣州來，知任公已回肇慶。
任公之將至廣州也，以為龍氏即蟠據都督之一席，然財政之權與之交涉總可劃歸肇慶。蓋龍之勢力僅及於廣、惠及南、韶、連，此外各屬之收入無一錢解於龍氏，若以此權劃歸肇慶，則廣東之財政即可統一，龍雖無道，度不以無幾之收入妨害大局，即都司令部成立之初，於財政廳之外，別設有鹽務局，亦預期財政之權，可以收歸肇慶也。不意至廣州後，除軍務院事外，他種條件龍皆拒絕，且始對於任公猶加禮貌，繼而以示威之舉動，令其鷹犬胡令宣等於席間大罵張鳴岐，又以惡聲恐嚇梁任公。任公笑曰：『我誠畏死者，豈有來此。』繼又伏兵於門外，將效海珠之故智，任公從間道出，始得無事歸。故返肇之後，有密電與蔡松坡，雲鴻門惡會，僅乃生還，蓋紀實也。」（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五年五月八日）
先生被舉為政務委員長兼撫軍後，滬上人士頗多攻擊者，現在把吳柳隅所記的一段話抄在下面，借見當日情形之一斑：
「軍務院未發表之前，梁任公本欲避去撫軍之職，因李印泉、章行嚴極力勸駕，而滇、黔、桂、粵四省重要人物，亦以非得任公參列其中，不足以維繫民望，於是乃加都參謀為撫軍之一項。及發表之後，滬上一部分人士大攻擊任公之為撫軍，此消息傳至肇慶，章行嚴與李印泉乃貽書滬上，解釋任公之為撫軍乃由各方面極力敦勸，初非其本意也。方籌安會之發生也，其不慊於袁氏者，無論何派之人，皆望任公出而與袁氏反對，誠以欲轉移輿論，使國民知袁氏之不可托以國事，惟任公之鼓吹最有力也。及義師既興，南方之勢力稍稍足與袁氏相抗，於是向之欲抬任公於九天者，忽又欲擠任公於九淵，世途之險巇，一至於此，亦可畏哉。」（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五年五月六日）
護國軍政府成立以後，連發五號宣言，六號布告，三次致電公使團領事團，各該宣言布告和電文均見《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十至十四頁，讀了可見該院成立的經過、組織目的和方針。現在把當日該軍政府致黎大總統一電抄在下面，借見一斑：
「（上略）案查大總統選舉法規定，大總統任期六年，大總統於任期內缺位時，其所余任期由副總統繼任等因。繼堯等廣諏軍民，僉謂宜懍遵此項國家根本大法，恭承我公為中華民國合法之大總統，業於本日莊嚴宣布，三軍歡虞，萬姓歌舞，除將宣言書昭告天下外，謹專電呈明。伏望我大總統從容出險，安善蒞軍，迅掃逆氛，永奠邦本，繼堯等不勝鼓舞待命之至（下略）。」（護國軍政府《上黎大總統電》）
廣東宣布獨立以後，袁氏的聲勢為之大挫，所以四月以來頗多倡調停說者，先生則力主非袁氏退位不可，其時北京梁士詒、張國淦、莊思緘等皆以舊交致電先生，商仍以袁氏為總統問題。時各種謠言亦復甚多，或謂此局久懸，難免引起外國干涉；或謂各省軍人多袁舊部，非袁不能統馭；或謂當今人士舍袁外，無能為繼任總統者。先生都一一拒駁，其主張和態度讀其五月三日致黎大總統和各都督總司令一電（見《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四十六頁）可見。現在把他五月十五日所發一電抄在下面，作為參考：
「統觀半月來黔、蜀諸電意旨，聯絡馮、段，趨重和平，此固將來一定辦法，惟所爭者時間問題，此間及滬同人意謂北方望和平甚急，我卻宜受之以緩。現桂軍正大舉出湘，西林亦整旅待發，俟湘、贛、閩到手，海軍歸附，乃議善後，庶均勢局成，而共和得確實保障，此間抱此方針，故設軍務院派外交代表，僅認局部停戰，非袁已去國不肯息兵。現彼以和平說弛吾氣，仍日派兵窺粵，意未可測。四省總代表，似可緩派，待超到滬察情形，若有必要，再電請公推，公推時超固不敢辭責，但須與唐少川共事，並推參贊數人，其人亦待到滬後商定奉聞。蓂公庚電詢國會事，軍務院第二號布告已認舊國會為合法，惟能否自由集會，乃事實問題，手續地點種種皆費研究，想議員諸公自有良謨也。超今日行，以後來電請由肇轉達。」（《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五十二頁）
先生以五月十八日出香港轉赴上海，二十日到達。二十二至二十四日間曾數次致電軍務院和各都督總司令，報告在寧與馮華甫會議結果。現在把他二十四日致唐蓂賡等一電，抄錄下來借見當日各事情形和先生主張之一斑：
「寧議結果，由馮、張、倪電五督及松坡，請派代表，該電想達。聞馮別有私電，言意在商退位善後。馮目的尚正，惟手段太劣，魄力太弱，我宜引之，當道若堅拒恐授旁觀口實，挑馮反感，增北方團結，為袁利用。彼既未要求停戰，則不害軍事進行，桂、粵大軍仍宜猛進，湘、贛勿稍鬆勁，代表亦不好派，惟覆馮電，大意宜云南省主張非袁退後，無協商善後之餘地，疊次文電已明標宗旨及理由，但恐未獨立各省，尚有未諒，謹徇尊意就在滬同人中由五省共派數人當眾面說，仍望抱定此宗旨進行，則此會或不致全成虛設云云。鄙意如此，如何？仍候卓裁，並賜覆，惟五省主張必須一致。」（民國五年五月二十四日《致唐都督並蔡劉戴三公電》）
先生到上海後，於五月三十日始聞父蓮澗先生三月十四日逝世的消息，因即立電軍務院和各都督總司令，請辭本兼各職。其電文說：
「肇慶岑都司令分轉唐、劉、陸、龍都督，呂都督，陳護督，蔡、李、戴總司令鑒：昨舍弟啟勛自港來，奔告先考之喪，聞變痛絕。方啟超甫匿港舟之日，正先考彌留在床之時，朋好過顧大局，先既不以病聞，後復不以喪告，人倫慘變，前古未聞，皆超罪孽，積此殃報，進於國家無毫髮之補，退於古今為至不孝之人，窀穸未安，不敢言死，從此報親，惟有雙淚。惟盼粵局稍寧，即當稽顙叩求，蒙自、武鳴兩公弘錫類之仁，撥數卒護葬，俾先考得奠首丘，不孝得廬墓次，一息不絕，永當銜結。國家之事，不惟不孝聞而刺心，諸公嚴倫紀之大防，諒不援金革以相責。所有撫軍、都參謀、政務委員長各職，應請立予解除，超之萬劫莫贖，皆此名義所誤，酷罰若此，呼天不聞，惟求諸公勿屏不孝於名教之外而已。苫塊哀告，修詞無次，百惟矜閔。」（民國五年五月《致岑都司令並轉各都督各總司令電》）
此外先生尚有《聞訃辭職書》一篇（《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三十頁），又《哀啟》一篇（《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一二七頁），讀了可見蓮澗先生的生平。現在把先生以後所記初聞親喪消息時候的兩段話抄在下面，借見當日情形之一般。他在《國體戰爭躬歷談》里說：
「兩廣局面既略定，余乃復出上海，欲為他方面之活動。及抵上海，而聞余父之喪，蓋當吾間道入廣西時，不幸而余最愛之老父病歿於香港，余之朋友以余方在軍中，責任不輕，匿喪不使余知。嗚呼！吾此行無絲毫補益於國，而徒以此不能盡人子之職，吾之罪永劫莫贖也。吾聞喪昏迷，遂不忍復與聞國事矣。」（《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一四六頁）
又在《護國之役回顧談》里說：
「以後湖南、浙江都陸續獨立，四川那邊形勢松得多了，過些日子接著馮華甫電報要我來上海，商量解決大局方法，我五月初旬回到上海，我的兄弟和我的女兒從天津來接我，住定了兩日，才把老太爺的事告訴我，我魂魄都失掉了，還能管什麼國家大事。從此我就在上海居喪，連華甫亦不便來和我商量了。過了二十多天，袁世凱氣憤身亡，這齣戲算是唱完。」（《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九十六頁）
六月六日，袁世凱羞憤成疾卒。此項消息達到上海後，先生即於次日連發致黎大總統、段芝泉、馮華甫各都督總司令（以上三電均見《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五十三、四頁）四電，促請黎氏依法就任大總統職。其致黎電說：
「北京黎大總統鈞鑒：項城奄逝，時局銳變，我公繼任，根於約法上嚴正之程序，早經南省敬謹宣言，今當危疑之時，懇即日就職，昭告中外，以定民志，更與段芝老戮力保持中央秩序，剋期召集國會，妥籌善後，國家幸甚。啟超前月返滬，痛聞先考之喪，已辭謝一切職務；苫塊餘生，誠不宜更談國事，特以全局安危間不容髮，昏墊越禮，貢其血誠。公恪遵國法，奮肩巨艱，俾治安迅復，邦基永奠，不孝得託庇歸里，營葬廬墓，歿存均感。」（民國五年六月七日《致黎大總統電》）
十一日，先生再致各都督總司令一電，主張對時局提出六項條件，其第三條懲辦禍首一節，先生主張尤力，但是後來結果即恢復約法國會兩條，還經過幾次周折才能實現。其致各都督總司令的電說：
「元首正位後，京秩序尚安，黎頻電海上名流，段未有電，都中新舊約法之爭頗烈，逆黨無懲辦消息，海上事雜言龐，折衷不易。以超觀察，段無惡意，惟所處既艱，恐被劫持。現川、陝、湘既撤銷獨立，五省態度極宜慎重，軍事計畫務維持現狀，已出發之軍暫駐現駐地點。軍務院條例本定國務院依法成立時撤廢，可再宣言聲明，一面由五省提出條件：一、復舊約法；二、召集國會；三、懲治禍首；四、南省北軍撤還；五、廢將軍巡按官制，一律改稱都督；六、雙方要人在南京或武昌開善後會議，直接晤商。鄙見如此，希公決一致進行。」（《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五十六頁）
六月三十日，政府明令恢復民國元年約法和舊國會，是時各方斡旋運動已有兩旬之久，先生有二十五、二十七日致段芝泉兩電（見《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六十四、六十七頁）可以參考。現在把六月十五日黃溯初致先生一電抄在下面，借見當日情形之一斑：
「兩謁黎、段，首商舊約法及國會事，黎、段均主恢復，惟方法不同。黎欲徑以命令發表，段欲先令各省長官分知各該省舊國會議員，各舉代表三人□□，即由旅滬議員團掣出，限期到京會□議□□據以發表，二說迄未決定，群贊黎說，又知段系欲避各方面責備並無他意。黎、段相持，恐生惡果，擬請滬舊議員全體出名，不用議員團名義，□主恢復，並勸段即據此電及各省長官主張恢復之。□呈發令，公如云然，盼速電段，勿堅持，並□夫轉各議員酌行。□早見段後，即電述段意，托張乾若以建密代發，不料改用華密，至未奉復。至攜來條件，黎均謂然，實權在段一條照辦，□六兩條□恢□舊約法後行四條□五條下節主緩，上節允□即辦，三條主來京會議，又段雖極稱許蔡，然得省目的現難達。」（民國五年六月黃群《致滄江先生諫電》）
約法、國會之恢復，北京方面林宗孟長民、張乾若國淦兩氏奔走最力。七月一日某君致先生一電，論其事說：
「恢復國會約法，宗孟、乾若之力為多，望告同人，黎擬請公任府秘書長，如有電到，宜婉辭。」（民國五年七月一日振《致梁任公先生東電》）
黎大總統聘先生為秘書長事，先生於六日復電婉辭，現在把黎原電抄錄下來，作為參考：
「屢承來訓，慮遠思深，謀國之心，家居彌篤，泰山北斗，景仰為勞。亦知讀禮之時，不敢以閣員相浼，然萬端待理，棼如亂絲，辱以庸才，丁茲危局，設使舊鼎覆，淪胥以滅，既負人民望治之心，亦違先生救時之願，竊不自揣，欲以本府秘書長相屈，既無嫌乎奪情，且可資乎論道。先生模楷人倫，萬流仰鏡，倘肯垂念邦國，當不忍金玉爾音，敢布寸心，擁篲俟命。」（民國五年七月一日黎元洪《致梁任公先生東電》）
以後黎元洪還數次致書遣人懇邀先生入京，贊襄一切，此外並令公府收支處自七月分起月贈津貼二千元。其致先生各書中有一書說：
「自違麈教，裘葛載更。嶺樹江雲，迢迢千里，雖鱗鴻多便，郵電常通，而仰企之懷，未足罄其萬一也。徐君佛蘇到京，詢悉素履安和，旅祺清適，欣慰不可言喻。國家多故，禍變相尋，賴執事奔走提倡之功，與夫調護斡旋之力，幸得由剝而復，轉危為安。元洪不才，亦獲隨諸君子後，共荷巨艱，凡百措施，均資指導，嘉猷偉略，薄海同欽，此固民國無疆之休，非僅私幸已也。現在國會在開，人心粗定，而茫茫前路，來日大難，一切建設問題，非得閎才卓識，如執事者，從容坐論，隨事諮商，長夜冥行，其何能淑。前曾奉上一電，敬迓高軒，適執事儼然在憂服之中，哀毀已甚，未便固請，然引佇足音，寸陰若歲，自夏徂秋，虛席以待者，亦既三閱月矣。屈指讀禮之期，行滿百日，為國奪情，萬民所望，睹此危局，寧忍恝然，伏乞台從北來，克日命駕，慰我饑渴，示我同行。遙望江天，九頓以請，幸毋遐棄，鑒此微忱。」（民國五年黎總統《致任公先生書》）
七月十五日，軍務院宣布撤銷，先生前後主張斡旋之力最多，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記述其事說：
「二十日午後一時抵肇慶，悉軍務院已取消。
軍務院之始設立也，宣言俟袁氏退位，黎公就職，國會召集，國務院依法成立時始行取消。至是袁死黎繼，而國會亦已有召集之明文，所欠者則國務院未依法成立耳。故激烈之士，以此集怨於梁任公，以任公贊成取消軍務院之說也。取消軍務院之議，倡自浙江督軍呂公公望，梁任公起而和之，於是軍務院諸撫軍皆贊成此議，遂宣告軍務院取消。怨任公者，以取消之議任公之電最有力，此說誠然。雖然，若以取消為非當，先怨首倡之呂，不當獨怨附和之梁，況附和者舉撫軍皆是也，何獨梁任公？獨叢怨於梁，苟非藉以快私忿，持論寧得謂平乎？
軍務院之取消亦不得謂其為非黎公正位而後，所謂懲辦罪魁也，恢復舊約法也，召集舊國會也，撤去龍濟光也，凡護國軍方面所提議者，北京政府一皆降心以相從，軍務院既終當取消，則提前裁撤，以示交相讓步，顧全大局之意，此正公忠體國之所為，寧有不合。且懲辦罪魁，恢復約法，召集國會，撤退孽龍等事，欲使總統命令有效，必有閣員副署，苟以軍務院與之對抗，而不認現國務院為合法之機關，則其所副署之命令，安能發生效力。誠如是也，則各種問題奚從解決，故軍務院之取消，諸撫軍不特忠於謀國，抑亦見理甚明，絲毫不得置議也。」（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五年七月二十日）
七月以後先生斡旋時局的事績尚甚多，茲不贅述。惟有一極重要事，便是先生和同人的出處問題，先生為這個問題曾屢次與同人磋商，最後的結果大概是同人方面不必拘定，先生方面則絕對不可出山。現在摘錄有關此問題之材料數篇於下，以見一斑。
先生於六月二十六日給其子梁思成、梁思永書，可見先生是時的態度尚未大定，其時梁夫人有歸寧貴州之議，所以信中也有道及：
「作此書時，計汝母已首途矣。吾為時勢所驅，恐非久亦須入都，乃知大隱市朝，譚何容易，雖以季丈之消極，當亦不能堅持也。川局已定，汝母或可由重慶行，汝等學業近如何，成永何久無稟報耶？英文京報文日內當趕成，但客多竟未獲一執筆也。吾因不輕發言，故全國各報皆無文字發表，《國民公報》所登告白，不過一種虛偽耳。」（民國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與思成思永書》）
七月六日先生致蹇季常書：
「季常我兄：奉電稱即徑東行，不復過滬，觖望何極。吾黨數人所以自處之道，今萬不能不速決，前本定相率偕隱，不復與此五濁惡世為緣，而亮平、靜生力言其不能，佛蘇比至亦持一切積極之議，且謂此議實兄所深贊，今讀來書似較賤子尤甚。吾儕若長作此且前且卻之態，重以內部不能一致，非唯無以應外界之變，即精神上之苦痛，恐亦有加無已。願兄偕亮一來，精心商榷，進止既決，庶可以各求安心立命之處，兄何必吝此一行。賤子遘茲大故，重以荷庵之哀，而外界悲觀之刺激，復日相承，幾於絕無生趣，亦望故人促厀相濡以沫也。」（民國五年七月六日《與季常我兄書》）
七月十四日與梁令嫻書，可見先生是時的心緒情形：
「近日心緒殊不寧帖，因悲憫於時局，益愴念於死生，非全行擺脫外事，則憂患相緣者恐未艾，然正有不能擺脫者存，奈何奈何。每日來電發電，各皆十通以上，每通動數百言，客亦不能盡謝，長此擾擾，實非所堪，極思避地耳。著述竟不克著手，惟學書較前益勤，日常盡二十紙，『經』已抄完，頃方鈔『子』，稍足收斂此心耳。湯家物已購備，俟便帶來。」（民國五年七月十四日《示思順書》）
七月二十七日致蹇季常書：
「得門司舟中書，甚慰。智水仁山一滌淟濁，想起病之功，勝讀枚叔《七發》也。此間狀況，佛蘇函已略陳，閉門避地等說，實行固非易，即為良心計，為自衛計，日日益感覺其不可，蓋自身既有首尾未清（如軍務院及松、循交涉等）之事，終不能一刀兩段，而同人又非能同時盡閉門避地，其言論行動，旁觀咸認為有連帶責任，而以著色眼鏡之眼光觀察之，此後此種苦況恐日益煎迫，吾儕舍亡命於南美、南非外，無以自全。比同人日日受此激刺，卻非神經過敏，公將何以策之。不孝於百日後態度不能不決定，同人持論殊不一致，深欲取決於我公，然非親至此間，熟察形勢，雖公恐亦難遙斷。同人在此者非久亦將雲散，故甚盼公速來，為決進止，公能允所請耶？餘不盡。」（民國五年《致季常七兄書》）
八月七日給梁令嫻書：
「累日電函均悉。此間同人均不以北行為然，吾意亦同，要之非滿百日後不離滬出門也。永病漸痊甚慰，汝母計將達常德，惟現尚無電至。汝二叔日內當北歸。此間賓朋日雲散，或可稍理舊業也。汝咳已愈否，甚念。」（民國五年八月七日《與嫻兒書》）
八月十三日致蹇季常書：
「致叔通數書及江島郵片，均敬承齒及，己亥書條瞑想已為顙泚，益見萬事不可輕於出醜，雖小可喻大矣。溯初計已相見，各事無所縷■。七日來書有組閣云云，全屬遠道風影之疑。下走雖熱而好動，亦不至逾軌至是。同人中雖頗有以消極為不可，若似此自殺之舉，始終蓋未有一人作是念，而公乃憂之如是其甚，則旁人之疑猜又不足怪矣。對日人宜有所表示，誠如尊旨。公來在即，擬相見商榷後乃發表何如？孫雲已在敝寓，公至似仍以下榻此間（何日歸請電示船名）為宜。此間殊無雜客，揆初處雖相距非遠，然弟此時猶未能出門，公行動又非易，故以同居為宜耳。叔通明晨行（敬明已到京），不及待公矣。」（民國五年八月十三日自上海康腦脫路十八號《與季常吾兄書》，時蹇在日本東京）
九月十三日致與廬諸賢書，可見先生之行止此時尚未大定：
「今日入杭，季常、希陶皆在，但非偕行耳。小住三日即去，當以次入寧，惟北行則殊覺遲疑，蓋現在投身旋渦，危險無匹，此非愛惜羽毛之謂，古人稱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明知必敗，而甘作數月之犧牲，以隳永遠之資望，非惟自戕賊，為國家計亦不應爾也。然默揣吾若北行，必促進政界形勢之變化，作重繭以自縛，故甚憚焉。且觀徐州數電，兩造斥堠兵似已交綏，伯虎北行後形勢恐更險惡，今若碰在此風頭上，為惡虎村、水簾洞劇本中湊一腳色，這是何苦，此所為躊躇卻顧也。佛蘇、叔通、志先能否一來，再作商榷，更定行止耶？季常不欲住滇、桂，擬溯渝入黔，但恐亦未必能成行也。如何之處，乞速示覆。」（民國五年九月十三日《致與廬諸賢書》）
一九二九年袁伯揆思亮致梁思成書，可見其當日對於先生出處問題之意見和影響：
「尊公居憂僑滬之日，坐客常滿，弟廁其間，常竟日無一言，惟一夕客散獨留，因為尊公陳古人出處之義，孔孟之栖栖皇皇，何嘗不欲憑藉諸侯之力，以行其志，而終不肯詭道以求合者，誠自重其道也。今天下誰可與計事者，不如以著書明道自任，毋更以身為武人之犧牲。當時尊公亦極謂然，後嘗一度再出，而終於失望，曾有書予弟謂當終其身於教育事業，數年以來，著書講義足以成一代之學者，垂千秋之令緒，則區區片言規諷，未始無涓埃之助。惜乎天不假年，不得竟其所業，以餉後人，此則吾曾所引為大戚者也。」（民國十八年袁思亮《致思成吾兄書》）
八月間，先生為副總統、憲法、省長等問題，曾對報館記者發表談話三篇，其第一篇里有一段論自己出處的話說：
「鄙人之政治生涯已二十年，驟然完全脫離，原屬不可能之事，但立憲國之政治事業，原不限於政府當局，在野之政治家亦萬不可少，對於政府之施政或為相當之應援補助，或為相當之監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責任也。鄙人嘗持人才經濟之說，謂凡人慾自效於國或社會，最宜用其所長，鄙人自問若在言論界補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尚有一日之長，較之出任政局或尤有益也。又國中大多數人民政治智識之缺乏，政治能力之薄弱，實無庸為諱，非亟從社會教育上痛下工夫，則憲政基礎終無由確立，此著雖似迂遠，然孟子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鄙人數年來受政界空氣之刺激愈深，感此著之必要亦愈切。亡友湯覺頓屢勸擺棄百事，專從事於此，久不能如其教，心甚愧之。此次湯君同行間關入廣西，在南寧分袂時，痛譚徹夜，湯君力言軍事稍平，決當獻身社會教育。別後數日，湯君遂殉國於海珠，亡友遺言安可久負，頃方有所經畫，若能緝熙光明，斯孔子所謂是亦為政也。」（《與報館記者談話》，《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一三二頁）
十月十一日與梁令嫻書，可見先生是時已在謀辦教育事業了：
「月來季常丈在此同居，所益不少，前游杭游寧，皆備極歡迎，想在報中已見一二。頃決於十五日返港，省奠靈幃，且看察情形，能否卜葬，若未能，則住港兩旬必仍返滬，便當北歸小住也。寫至此，接來稟，悉一切。希哲就外交部職無妨，吾亦托人在國務院為謀一位置，未知如何？領事則須俟外交總長定人乃可商。但作官實易損人格，易習於懶惰於巧滑，終非安身立命之所，吾頃方謀一二教育事業，希哲終須向此方面助我耳。十二舅事，循若復電言運使已允設法，吾亦已電告汝母矣。別紙言《京報》事，可呈汝叔。」（民國五年十月十一日《與嫻兒書》）
八月一日國會開會。是時大多數議員仍系前進步、國民兩大黨黨員，不過此時都紛紛改變名目，原屬國民系者有客廬派、丙辰俱樂部，以後與舊進步系的韜園派合組為憲法商榷會，後來再分為四個小政團。原屬進步系者至是分組憲法研究會和憲法討論會，以後合併為憲法研究會。
九月中旬，先生曾游杭州數日，月杪游寧，兼晤馮華甫，居數日復返滬上。
是月《盾鼻集》出版，系輯此次護國運動中先生所為各種文電而成者。同月先生髮表對於興亞借款意見的談話一篇，文見九月二十二日上海《申報》。
九十月間，先生致段祺瑞一書，就處理中美、中日關係問題提出了他的看法和具體建議。該書云：
「今日之局，能生我者新親也，能死我者近鄰也，必近鄰全釋其死我之心（暫不動手），然後生我者乃有所用力。項城聯英之政策本不誤，其誤在挾英以排日。今吾新親助我之力恐尚不及舊親，故今雖得新親，而依賴之程度當審慎，若令近鄰窺見我有挾新親以自重之意，恐外交上之盤根錯節，方從此起，新親為我解結解之不了也。趁此機會對於舊鄰亟宜繼續表示特別聯絡。其進行方法略擬如下：
——表示對於青島問題絕意信賴日本最初之宣言，將來一聽大會公決，我絕無成見；
——表示東三省金融機關決與日本合辦；
——表示決開米禁，並與日本商輸出糧食協助各國之法；
——表示決行金匯兌幣制，用日本款，且聘用日本人；
——表示關稅問題等我依賴日本助我主持；
——表示今後對於戰局關係進行之次第，深願隨時與日本先行接洽。
以上各條如謂可行，望電仲和[3]，使與後藤新平[4]為半公式之表示，一面速派特使于贈勛外，專達誠意。用美款擴充其工廠事，最宜慎重，恐猜疑即從此起。」（《致段祺瑞書》上海圖書館藏）
十月十六日，先生由滬赴港省親靈殯兼計劃營葬各事，是日給梁令嫻一書說：
「今午乘船歸港，以現在情形計，未能葬，則小住兩旬當返也。各友所送輓聯可飭抄存，其有唁函，匯齊備覆。陳友仁宜忠告（告以流氓真相）之，但薦人則不必矣。」（民國五年十月十六日《與嫻兒書》）
又二十四日一書說：
「來稟悉，此次萬不能遽葬，惟定葬事計畫耳。前日有一書詳言，汝叔於意云何，想已有復書在途也。希哲吾欲為謀廣東造幣局長，已發書往京，成否未知，彼意欲此否？頃定下月初八日在省開弔，前日電京，將輓聯寄來，想已照辦。吾初七日上省開弔後，謝客數日，相定塋地即行。」（民國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與嫻兒書》）
先生抵港後，曾致籍亮儕氏兩書，報告粵中政情，其二十日書里說：
「昨日抵港，叩謁殯宮，嗚呼痛毒，云何可任，附棺各事，遺憾滋多，恐須月余乃能稍自盡也。粵事棼如亂絲，朱、陸[5]異同日劇，兩派皆各遣人來訴苦，吾實難為左右袒，然桂軍來者幾三萬，恐終非能與粵人久安。象山[6]雖不至為黨派（敢保）所利用，然其所部多慫恿之，以謀擴張個人勢力，斯所不免。晦翁[7]所處苦極，日萌退志，然晦翁去，恐粵難更劇，請告當局，稍為晦翁有所主持。又李耀漢、莫擎宇二人亦宜加以保護，聞象山頗欲去之，去之恐釀變也。此次來港，堅欲謝客，然客已麕集，什九皆為求啖飯而來，舉國惟有盜賊與乞丐兩種人，吾粵尤甚，天心何時厭亂也。」（民國五年十月二十日《致亮儕吾兄書》）
又二十四日一書說：
「到港已六日，細察粵情，悲觀殊甚，鵝湖[8]異同，絕無調和餘地。考亭[9]總算無甚成見，惟象山則門牆甚峻，殆有絲毫不能遷就之勢。平心論之，考亭疏節闊目，言論多不檢點，且條理常有錯亂，誠不免授人口實（如接印後出示稱暫代督軍之類），然肯負責任，潔己奉公不可及也。象山絕無權利思想，且與激烈分子絕對不相容，對於大局必能持正，惟其部下之親戚故友，各謀擴張各人勢力（質言之飯碗問題也），擁戴而利用之，事事挑撥，非逼退考亭不可，而此輩皆鄉間人，識字且少，其絕無政治智識更不待言。象山本極可輔，然無如其左右近習何，初意欲薦一二人入其幕府，但此計畫全屬泡影，蓋無論何人，苟欲匡正象山，必不數日而見擠以去也。象山頃對於中央頗有惡感，其意總以為中央不信任彼，故令考亭來監視之，即對於賤子情意之親，亦遠不如前，蓋其左右謂考亭之來由我薦也。芝老來電，屬弟調和，然以現情計，實無從著手，蓋戴著色眼鏡以聽吾言，則吾言安復有效者。粵軍費去年九百萬，現計千九百萬，財廳一貧如洗，常向商人以一二分之重息借一二萬度日，不知如何得了。現新增桂軍三萬人，殆在必不可裁之列，既如是則須裁粵軍，而李耀漢、莫擎宇之軍裁之亦將生變，且如此則粵將永為桂軍之殖民地，即目前勉強辦到，而後患亦且滋耳。然此卻不能以前此之用象山為悔，蓋非如是，則龍不能去，龍不能去，則目前早已無辦法也。即此後象山若辭去，粵局恐仍不可收拾，今惟望考亭忍辱負重，稍培其力，將來或有辦法耳。考亭計畫欲將警備軍重新編練，此確見一要著，惟今象山所爭者即在此物，聞二十日曾發一電要求暫借警備軍七十五營，未知中央如何對付，若已許之，則考亭非去不可也。粵情大略如此，望密告芝老妥籌應付。弟擬下月初八日在粵城設奠先靈，奠後乃出見客，留粵不過數日，不敢多說話，非有所規避，恐增葛藤，反使當局為難也。余續聞。」（民國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致亮儕我兄書》）
十一月八日，蔡松坡以肺疾卒於日本福岡醫院。先生聞耗悲痛異常，除於十二月五日與旅滬人士舉行公祭外，並率仲弟仲策等私祭之，祭文中有下面一段話，可見其傷情之深了：
「屈指平生素心之交復幾許，棄我去者若隕籜相續，而幾無復餘，遠者勿論，近其何如，孺博、遠庸、覺頓、典虞，其人皆萬夫之特，皆未四十而摧折於中途。嗟乎嗟夫，天不欲使余復有所建樹，曷為降罰不於吾躬而於吾徒。況乃蓼莪罔極，脊令畢逋，血隨淚盡，魂共歲徂，吾松坡乎！吾松坡乎！汝何忍自潔而不我俱。」（《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十頁）
以後先生撰《邵陽蔡公略傳》一篇，載《松坡軍中遺書》中，現在再把先生當日挽他的一聯抄在下面：
「知所惡有甚於死者，
非夫人之慟而誰為。」（《大中華》第二卷十二期文苑欄頁四《挽蔡松坡聯》）
十二月，先生為紀念蔡松坡計，發起倡辦松坡圖書館於上海。
關於蔡松坡生平和他這次發動護國之役的經過，可以參考先生所撰《蔡松坡遺事》和《松坡軍中遺書》。關於先生髮動並主持這次護國運動的經過情形，除以上所引各項材料外，還可以參考他的《國體戰爭躬歷談》和《護國之役回顧談》兩篇。現在把他在《國體戰爭躬歷談》所論成功前後情形和預先所抱態度的話抄在下面，作為結論：
「廣東獨立未久，浙江獨立，及余復到上海時，陝西、湖南、四川復相繼獨立，於是獨立者既有八省，而南京之馮將軍國璋復聯長江各省暗為主持，大局已略定矣。五月下旬，馮將軍開會議於南京，謀勸袁氏退位。袁氏執迷不悟，南北之局漸有大破裂之勢。當事機極險急之時，袁氏忽然死去，於是黎公遵依約法繼任，段將軍祺瑞組織內閣以輔之，國勢遂大定，此實天之佑我中國也。及約法既復，國會既開，南方軍務院即同時撤銷，余此次經手事業亦完結矣。今一部分之軍人與新進之民黨，雖小有差池，然此時實過渡時代應有之現象，不足為深憂。要之此後我國之共和政治，必日趨鞏固，可斷言也。當在天津與蔡君共謀舉義時，曾相約曰：今茲之役若敗，則吾儕死之，決不亡命；幸而勝，則吾儕退隱，決不立朝。蓋以近年來國中競爭權利之風太盛，吾儕任事者宜以身作則，以矯正之。且吾以為中國今後之大患在學問不昌，道德淪壞，非從社會教育痛下工夫，國勢將不可救，故吾願獻身於此，覺其關係視政治為尤重大也。今蔡君既以養病閒居，吾亦將從事於吾歷年所經營之教育事業，且願常為文字以與天下相見，若能有補國家於萬一，則吾願遂矣。」（《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一四六頁）
先生是年著述中除上面已經引錄或提到者外，尚有下列諸篇：《擴充富滇銀行以救國利商議》、《兩廣護國軍募集軍資公啟》、《袁世凱之解剖》、《袁政府偽造民意密電書後》、《軍務院致前大總統袁公函》（未發）、《軍務院致各省公函》（未發）、《西南軍事與國際公法》、《辟復辟論》、《五年來之教訓》、《番禺湯公略傳》、《南海王公略傳》、《新會譚公略傳》。
是年十月三十日五女思寧生，十二月六日六子思均生。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丁巳） 四十五歲
二月九日，政府對德國新潛艇政策提出抗議。三月十四日，政府宣布對德國絕交。六月十二日，大總統令解散國會。七月一日，安徽督軍張勳擁清帝宣統在京宣告復辟，同日，先生通電反對，後即參與段祺瑞、馮國璋討伐復辟之役。六日，馮副總統通告就代理大總統職。十九日，段內閣成立，先生受任為財政總長。二十四日，國務院通電各省徵求召集臨時參議院意見。是月，川、滇軍衝突，四川省長兼督軍戴戡遇難。八月十一日，雲南督軍唐繼堯通電擁護約法。十四日，政府宣布對德、奧宣戰。九月一日，粵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軍政府大元帥。十一月十五日，內閣總辭職，十八日，先生單獨再辭財政總長職，二十二日給假，以次長李思浩代理，三十日去職。
上年護國運動成功以後，先生原有放棄政治生活的意向和從事社會教育事業的計劃，但是自去冬以來，憲法問題、對德外交問題、內閣問題和復辟問題等，都與先生有不可解的關係，所以最後又不期然而然的捲入漩渦裡面了。先生本年一月六日入京，是時內閣外交兩問題都在亟待解決情形中，該兩問題之解決，先生主持斡旋之力頗多。一月五日張君勱致先生一書，報告在徐、寧與張勳、馮華甫接洽內閣問題的經過情形，借見先生斡旋其事的一斑：
「在徐情形：十八日晨四時抵徐，午後二時晤張少軒，顧問財交二部總長更動事，談次似以外省電報不去，中央無力去陳[10]為慮，對於許世英尤多不滿之詞。靳、徐[11]南下時，主張不一，少軒於又錚揚言去元首之語，極不為然，彼語予曰：『既辦不到，何取多言，總理既無搜羅天下人才之量，而寥寥數人意見分歧若是，大可慮也。』及談聯合各省通電事（吾輩所計劃之電），但答曰：『請擬電稿來再酌。』以昨日所談情形觀之，以憤中央之阻止通電，勇氣大不如前。彼問予曰：『近日友人頗有以不問事相勸者，以多言徒令人厭惡，而事實上不生效果也。』推其用心，必系既得罪總統，復不見好於總理，乃有此語。旋與參謀長萬功禹談，頗以電報為然，但問二語：一、各省通電後，總理實行之決心如何？以通電而後，總理有無決心與各省協同進行，其關係極大也。二、各省之決心如何？通電易而最後決心之表現難，萬一電發而後，而決心不能繼起，則全局之不可收拾，必視今日為尤甚。語氣間似要求吾黨先與總理及各省商定前後辦法後，再言通電，此二者誠題中應有之義，不可不注意者也。功禹又言今日病根所在，全在府院，總理堅持不走，而又一事不能進行，此必非久長之道，須請任公注意及此，然後政局方有轉旋之法。繼詢以後繼內閣，則曰：東海外無他人。聞十六日陸閏生在徐，陸之來，為交通五百萬日款歟！為徐內閣歟？大可研究也。合張、萬之言觀之，對於吾黨所計畫之電文，如誠有具體內容，（功禹告以宗孟為倪丹忱所擬電極空泛，其意若曰凡空言而無實際者，彼不能贊成也。）有切實辦法者，彼必贊成，如僅以一電了事，彼或者寧居緘默，不願署名也。
在寧情形：今日午後三時抵寧，與副座談二時，其答覆之語如下：聯合各省通電事，副座答曰：『此事應看各黨協商之進行如何，進行而善，則無鬚髮電，進行而不善，則發電之期如何，極應斟酌。』繼告以各黨對憲法條文之爭執，及國會組織法之萬無修改之望，彼答云：『事非不可行，但發電之先後次第，及發電後如何乃生效力，應先研究。』至兒子不要請老子出場一層，更不以為然。但答云：『不甚接頭，余當先以個人名義與國民協商，彼必就範。』談次似頗自信其勢力之雄厚者，催促換財政總次長事，對叔魯[12]極表贊成，云：『吾輩軍人必以全力擁護。』至去陳一層，彼云：『近溫欽甫代陳說項，余亦並未說斷。』余以此事懸而不決，必非佳象為言，彼答云：『叔魯入部後，實權移轉，陳必自辭。』並問殷如何位置之法。窺其用意，殷、徐必去（對徐有不足愛惜之語），陳則暫留，使叔魯以漸進之法取得其位置，秉三督辦頗表反對之意，云：『督辦無法律根據，且多設機關，則多開支。』並雲秉三之財政成績大是疑問，余以秉三至誠奉公，深通幣制銀行為言，彼答云：『交情淺，不能深知。』其所以反對秉三若此者，有無特別原因，真令人莫明其妙。江西省長事，彼答雲並無其事（以李士偉繼戚之說），近李與戚言歸於好，已無須任命他人。語以如有機緣，請薦亮儕。彼答雲，此事極難，以國民黨正在運動，言外之意，此位置既非國民黨人所能得，當然非進步黨人所應覬覦矣。統徐、寧所談觀之，通電一層，隨時勢遷流，尚非不易辦到，此等國會存在一日，必有電報發出之一日，惟內容如何？時日如何？似應切實研究，具體條件列舉以前。應否先有概括之勸告，副座之意側重於先商量而後發電。財政總次長及中國銀行事應分數層：一如必設督辦，非請叔魯及幼偉南來說明一番，日後必生誤會。二如不設督辦，以秉三為總裁，或伯之為總裁如何？三陳之去留，段既不堅持，馮又躊躇，似暫不去陳，而叔魯當次長，以移轉實權，不得謂非一法。四馮惑於欽甫之言，以同時去三人為慮，遲不發表，必至中變，似宜先發表叔魯次長為入手辦法，此事急待解決，銀行中人盼望尤切，昨已由興業代發一密電，以在申無他密本可求也。望先生速寄一冊來，密電費貴不可言。先生在申時發十萬火急密電，已成習慣，現在非字字出費不可，恐此後即有要事，亦難得發密電機會矣。下車後匆匆作此，恐今日不發信，除夕已近，今年已接不到也。」（民國六年一月五日張嘉森《致任公先生書》）
先生這次入京的任務，大概就在憲法、內閣和對德外交三個問題，現在摘錄《申報》新聞數則於下，以見一斑。
一月七日《申報》載先生談話要點：
「頃晤任公談話要點：（一）昨謁黎、段詳談，府院間已無甚深意見，非如外間傳聞之甚。（二）希望內閣不生動搖，有礙政務。（三）過寧、徐晤馮，極尊重國家最高各機關之意，張勳對於國會多憤激語，但並無具體之主張。（四）段對於收束軍隊確有計畫，馮亦深悉之。（五）願國會速從事分內職務，恢覆信用。（六）不入政局，留十餘日返滬辦理學校。（七）調和各派，減少衝突。」
一月十一日《申報》載先生對國會議員之談話：
「任公與國會議員談話要旨：（一）述時局關係，馮領銜之通電用意，實恐他省有軌外行動，故以三事陳說，則他項問題不生。（二）示憲法意見，省制不入固好，照中立團提出者加入亦好，惟不信任投票問題，可以不必致，解散權應不加限制。（三）對參院組織，今日參院議員之激烈過於眾院，是失兩院妙用，應急將院法修改，此後組織如退任總統總理及高等軍職，當然取得議員資格。（四）對國會希望，項城故後，鄙人派范源濂會於南京，力爭國會復活，並簽字保其成績必良，此次過寧，馮舉以見示，故深望諸同人努力進行。」
一月十三日《申報》載總統府邀先生等開會，商速成憲法問題：
「元首以政局不定，期憲法速成，今日（十二日）特約梁任公、湯濟武、梁善濟、藍公武、徐佛蘇、孫洪伊、吳景濂、王家襄、王正廷、谷張等入府共餐，會商疏通讓步，務於國會第三期開會前完成憲法。」
一月十五日《申報》載先生在某歡迎會中發表之政見：
「梁任公昨在歡迎會發表政見：（一）省制不如不加入。（二）彈劾與解散權當使實行。（三）不信任投票勿定入憲法，不如專用否決預算權。（四）優待條件，俟憲成以後再以憲法程序通過之。（五）國會組織法宜修改。」
二月七日《申報》載先生對時局條陳之五事：
「梁任公條陳五事：（一）整理財政；（二）收束軍隊；（三）澄清吏治；（四）維持教育；（五）振興實業。元首已提交閣議。」
二月九日，政府對德國新潛艇政策提出抗議。三月十四日，政府宣布與德國斷絕國交。五月七日，政府咨送對德宣戰案至眾議院，十九日該院議決緩議，同日各省督軍為宣戰憲法問題開軍事會議於北京，呈請大總統解散國會，二十三日免國務總理段祺瑞職。六月一日，大總統令召安徽督軍張勳入京，十四日張勳入京，遂有強迫解散國會和宣告復辟之舉。
關於當日對德、奧絕交和宣戰問題，先生是主張最力的一個人，政府方面總理主張最力，而總統和多數國會議員反對之。在野方面除名流康南海、孫中山、唐紹儀等通電反對外，一般輿論多半都不贊成，因為先生是主張並贊助最力的人的緣故，當時人士和輿論頗不滿於他，關於他參與其事的詳細經過，有《余與此次對德外交之關係及其主張》和《外交方針質言》兩篇文章可以參考，現在摘錄兩節在下面，以見一斑。
他在《外交方針質言》一文里有這樣一段話，可見他當日主張對德絕交宣戰的理由：
「我國曷為忽然有參戰之議耶？吾儕曷為銳意贊成此議耶？請質言之，所謂公法，所謂人道，普通議耳，所謂條件，抑附屬之後起義耳，其根本義乃在因應世界大勢而為我國家熟籌將來，所以自處之途。第一，從積極進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時有所自表見，不足奮進，以求廁身於國際團體之林。第二，從消極維持現狀言之，非與周遭關係密切之國同其利害，不復能蒙均勢之庇。必深明乎此兩義，然後問題之價值乃得而討論也。」（《合集·文集》之三十五第四頁）
又同文中有附言一段，可見先生參與其事的經過：
「頗聞反對派言論，以茲事集矢於鄙人之一身，目為主動，斥為陰謀。鄙人固知責任負責任之人也，自審為心之所安，則謗議固夙所不避，雖然事實殊不爾爾。吾誠為贊成之一人，錫以主動之美稱，殊非敢承。反對者慎勿疑吾為卸責，吾為贊成派，故不敢掠人美也。美國照會我政府，勸與彼一致行動，實二月三日事。此問題發生，吾居天津，至八日午當局電招入都商榷，吾以晚車往，則知已開國務會議六次，請總統訓示三次，大計已定矣。吾未蒙諮詢以前，所主張已與政府相同，及晤談後詢悉交涉經過情形，其贊成自無待言，然吾當時猶主張稍緩發表，其理由有二：一則謂為最後非有宣戰之決心，則抗議毋寧勿發；二則謂發抗議以前，有三方面當先行接洽，其一協約方面，其二國會方面，其三各省長官方面也。當時曾勸當道將此程序辦妥乃發，當道亦謂然。然某總長某參事已於八日面許美使，雲明日發表矣，既不便變更，則惟有於抗議後補行接洽已耳。其後總統招七人在府中會商茲事，余嘗有言云：『當二月九日六點鐘以前，余為最慎重之一人，當其日六點鐘以後，余為最急進之一人』，此實錄也。其後余住京二十餘日，常以個人交誼與公使團交換意見，且向國會各派要人陳說其所主張，余與茲事關係之經過略如右，將來茲事如誤國也，余不敢辭罪，苟其利國，吾不敢貪功，然吾之所信，吾固始終守之弗渝也。」（同上第十三頁）
此外尚有後面幾篇材料，現在依次抄錄之，作為參考。
二月十三日《申報》載先生論對德外交問題，題為《梁任公之中德國際前途觀》：
「梁任公語某記者云：此次德國布告之潛航艇作戰新計畫，實屬違背公法，蹂躪人道，危害中立國人民生命財產，中國亦中立國之一，烏能隱忍，任其施行。我駐德公使既接德政府通告，我政府若置不問，即同默認，既必須通牒，則除抗議外，更有何話可說，故政府抗議之舉，鄙人認為極正當之辦法。德國為吾中國平素敬愛之國，此次提出抗議之後，吾人深望其幡然容納，勿致損及兩國國交，萬一德國竟不容納，則吾國之隨宜進行，亦屬萬不得已之舉。至協約國方面想必樂睹吾國之加入，吾國政府隨時勢之推移，自不能不先求接洽，就中於日本者，誼屬同洲利害關亦較密切，尤應開誠布公，與之協商，此則今日吾國應取之根本方針，萬變不離其宗旨者也，云云。」
二月中旬，先生致張勳二書，申述對德外交之理由，並派張君勱前往陳說，茲將二函抄錄於下。
二月十一日函云：
「少帥惠鑒：久違光霽，結殊深。弟於八號下午，承當局電招入都，實發出對德抗議之前一日也。茲事驟然發生，似駭聽聞，但詳察內情，乃知實非得已，且利余於害。以超個人良心論，平昔崇敬德國，何忍乘人於危，但為國家利害計，乃不得不忍痛以贊成斯舉。徐東海、王聘卿、陸子欣[13]諸公，皆老成謀國，最稱穩練，然皆異口同聲，促政府之果斷，亦可見政府此舉，尚非孟浪也。通電各省之辭，當未能盡將內容實情詳述。據超所能見及者，若拒美請而孤立，即中國將來必為列強俎上之肉。今出此途，於救亡之外，尚有一線進取之路耳。未審藎籌所及何如？謹述鄙懷，以供參考。」（《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期第二十一頁）
二月十七日，又致張勳一書，並派張君勱前往面陳一切。該函云：
「少帥惠鑒：別後抵京，盡其棉薄，從事匡正，似亦收效於一二。唯鞭策救濟之功，終須隨時仰諸疆吏。今托張君勱報告一切，伏乞垂教主持。」（同上第二十二頁）二月十四日，先生致蹇季常書，論時局情形和自己態度，是時大概有邀先生入閣之議：
「到京後竟未致公一書，殊不能以忙自解也。日來經過情形，非書可宣，即無書公亦當有所聞，今得以一語相慰藉者，則東鄰情感似尚好耳。個人所狼狽者，則一部改組之議頗昌，東海主之尤力，而吾所以謝之者，不能自圓其說，今正側足以窺陷阱耳。公何以教之？三四日後（下星期一二間）當歸津一商榷也。」（民國六年二月十四日《與季常七兄書》）
二月十八日，先生致蹇季常書，論時局各事和出處問題：
「示悉。蓉電已面致楙堂，彼言信任至篤，兩去之說，向不謂然。彼本意以王作過度，今王已行，辦法益窘云云，已照電循。出處問題，今夕亮才、印昆、叔通、溯初、志先五人會譚辨論極烈，歷四五時始散。鄙意已覺有不能不傾於進取之勢，惟當絕不自動任被動之成行耳，理由俟到津面詳。本擬今日返，頃又不能，因東鄰有密使來（專謁東海茂堂及下走），事機發展益急，頃又已電（茂堂兩電）大樹速來，禍福之機，系此數日，不能不小待也。亮才今日南下，沿途迎謁，大樹在津亦不能下車也。公病如何，糟醉已停否，至念。」（民國六年二月十八日《與季常七兄書》）
二月二十日《申報》載先生對於外交方針決定後，關於財政上之主張，題為《梁任公之主張整理關稅》：
「梁任公近日有對於財政上之意見發表，其主張略謂：吾國外交方針決定之後，關於種種準備，其費必不資，然非財政上立定基礎，必至臨時一籌莫展。整理財政，方法多端，就中整理關稅，如得各國同意，似為輕便易舉，現時物價騰貴，較之與各國協定關稅時相去甚遠，若不改正物價表，是輸入各國以極重之價完極輕之稅，大失其平，故所謂整理關稅初不必加增稅率，即就改正物價表論之，所得即已甚大。余意改正之物價，宜以歐戰前二年之物價及距今前一年之物價平均之數為準。至稅率一層，前呂、盛二大臣所訂商約，謂裁厘後關稅可由值百抽五增至值百抽十，更加子口半稅，值百抽二五，共為值百抽十二五，由是一稅之後，任其所至。但今裁厘萬辦不到，斷無值百抽十之理，今擬與各國商此，在裁厘以前，各物仍照值百抽五例征取，惟子口稅合併計算，共為七二五，不問該物之是否運至子口也。但以此層與各國商辦，全為增加收入起見，決不帶有保護本國物產之意，凡本國物產，茲為加增收入，並須重征。又與各國協商，全本諸國際間之好意為之，亦決不含有交換條件之意，外間不可誤會云云。此系聞之任公與某君之談話，想刻正由當局熟商進行方法中也。」
二月二十八日《申報》載先生參加外交會議事：
「昨晚公府開外交臨時特議，元首出席，與議者，馮副座、段總理、徐東海、王聘卿、梁任公、蔭午樓六人，結果對德方針完全決定，未實施前仍取嚴慎主義。」
同日國會議員馬君武等發表反對絕交參戰通電：
「此次外交對德抗議，聞德國已有理意答覆我國，即可乘此了結。聞有陰謀小人，欲藉此在國內滋生事端，聳情政府，斷絕國交，加入戰團。禍害種種，敬濾陳之。
中國實力全無，事事被動，既加入協約，強鄰必借題干涉內政，侵害國權，其禍一；中國財政困難，瀕於破產，既入戰團，種種需費，己債已多，更為他人負債，清償無期，其禍二；三次革命以後，元氣未復，土匪遍地，更遇對外戰爭，內地土匪乘機而興，全國糜爛，其禍三；西北回部與土耳其同種，中國既入協約，與土為敵，回族離貳，邊防空虛，何以御之，其禍四；潛水艇封鎖以後，中立國船隻皆不至英國，舉國驚惶，平和極近，中國此時加入為協約國戰後之賠償品，其禍五；即協約國戰勝，中國衰弱，無利可圖，徒自破均勢，任人處分，其禍六；中國今日急務，在整理內政，自圖生存，外戰既趨，法律無效，全國人心更無注意內政之暇，憲政破壞，無以立國，其禍七。總之，對德斷絕邦交，加入協約，無利可圖，而此後種種禍害，不可勝言，應請全國速電政府，合力阻止，以救危亡。現在政府方針猶未決定，茲多數反對，尚可挽回，危機已迫，伏乞助力。」（民國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國會議員馬君武等三百餘人《致各省督軍省長議會商會儉電》）
是時，段祺瑞命陸征祥以總理的代表名義與協約國駐京使節商談中國參戰後的權利與義務問題。先生以在野身份與各國使節也時有接觸。三月二日，梁致書段祺瑞陳述他與美國駐京使節晤談情形說：
「頃晤美使，談頗久，其意總以不加入為善。謂加入後，美國所欲贊助我者，反不便容喙。惟又稱總須速行絕交，否則不能取得國際上地位雲。又言，若得確實免危險之保障（即指東鄰第五項等事）及相當之權利交換，則加入亦無妨云云。我與言，現在尚未提商何等條件，若至萬不得已需加入時，其權利條件有與各國聯帶關係者，擬先請美國贊同，然後與協約國談判，望美力為贊助。彼言，總好商量云云。竊計關稅一事，苟有一國梗議，即不能實現，故日內必須請欣老與美使談判，若能得與協約國同一之答覆，便可期成。」（《梁啓超信札》上海圖書館藏）
三月四日，段祺瑞請黎元洪與德絕交未允，即提出辭國務總理職，前往天津。六日，馮國璋赴天津邀段回京供職。先生是段的積極支持者。段回京後，先生連續致書獻計。三月七日書云：
「公既歸，京外人皆知外交方針從此決定實行。德國希望既絕，恐其遂鋌而走險。鄙意謂宜即日將德、奧商船捕獲，免其爆鎖黃浦，此目前最要之箸。此箸既辦，即同時宣布絕交，絕交後，徐議條件最為穩便。」（《梁啓超信札》上海圖書館藏）
三月八日，先生致段祺瑞書，對段政府當時迫切要解決的問題，提出了意見。該書云：
「昨兩函陳述目前對外切要之事，想蒙察納。惟內部整理，所關尤要，管見所及，續陳如下。
一、外交總長問題，近迫眉睫，前此重提子欣之議，本對於國會為一種示威運動。今政府與國會感情正洽，方恃之為後援，切不可孟浪操切，供反對派以煽播挑撥之材料。鄙意謂公宜即日邀集各派領袖，（即就各派先後來津挽勸之人邀集之何如？）一面切實表示方針之進行，一面陳說總長換人之必要，將重提之議當面疏通。彼等若無異議，則請其負責任向自派疏通，務求成功，此最善也。若彼等不肯點頭，則告以為尊重國會先例起見，（先例者謂否決之案同一會期內不再提出也。）俟下次會期再行提出。未提出之旨，擬派暫行署理。若彼輩仍不以為然，則由總理兼代，仍俟下次會期乃提出。此事必須謹慎。蓋提出後若再被否決，一則子欣面子上太不好看，對外力量減少，一則政府與國會恐不得不出於宣戰，以現在情形度之，甚不利也。（外省於國會有恕詞，故甚不利。）
——內閣一部分改組之議，此時宜暫閣置，統俟下次會期再議，其理由與前條同。
——確定四月初八為下次會期。開始之法，望依前日晨間所議，從速進行。其詳細手續請與濟武熟商，此著辦到最善，辦不到仍有救濟之法，屆時再陳。
——內閣既不能急速改組，而此次因外交牽連而至之事，關係極重，若因應失當，則滿盤錯亂。鄙意宜設一臨時國際政務委員會，以總理為會長，由會長聘請朝野名流為委員，凡關於對待德人議政關稅，將來與各國解決懸案，籌備供給勞力物料，籌備整理金融機關等事，皆由此議決進行。得此會為總理補助，庶政策可以一貫也。
——張君勱留學日、德、英三國前後十餘年，研究國際公法及財政經濟，得有數種博士學位。歐戰發生後，仍留德、英兩國，於戰時情狀最為明了。際此時局，宜留彼在京贊助。鄙意謂臨時國際政務委員會成立宜聘為委員，兼任該會書記長。惟有兩小節宜陳明：（一）彼此次乃由副總統約來，若留之，須由公一商副總統；（二）彼乃寒士，現在滬有職務，既留則須將滬職辭卻，宜給與數百元之俸給耳。
——新國會選舉此時必須籌備。此次勝敗既國家存亡所由分也（明年選舉元首系此一著），謂宜乘副座在都時速商定種種辦法，作速進行。」（《梁啓超信札》上海圖書館藏）
同書又言：
「山東問題為國人所最憂懸，前西原與潤田及下走談，既已有所表示，公謂須於此時與彼更有所約束否？請與子欣、潤田再一商。大約津浦北段彼不過問，是此問題最要之主眼也。」
三月初旬，先生致段芝泉書，論對德絕交問題：
「目前最要之著，在防德船爆沉，午間函陳想達，望即決行捕獲，不特為免禍計，亦足以示決心，靖反側也。聞近一星期內，德華銀行確支出現款百七十餘萬元，種種風潮，其一部分未始不由此起。要之，絕交既為終不能免之事，早絕一日，則德人及國內搗亂分子即少一分活動餘地，此不可不當機立斷者也。美國方面萬不可冷落，宜由子欣代表我公速與接洽，其措辭略云：此事之動機，全因美國好意相勸，故我政府一意親信美國，自無待言，惟此機不動則已，既動之後，協約國遂勸進步，吾堅拒之，雖未嘗無辭，惟拂協約國之好意，亦覺非計，蓋將來利害且勿論，即如目前鹽稅餘款等事，我所求助於協約國者已多也。好在美國與協約國本已甚接近，我雖進步，仍不失為與美一致，我國最信賴之良友終屬美國，深願美國仍如前約助我國，為立國根本之計畫。次則望關稅一事，美國率先贊成云云。似此措辭，公謂何如？請與欣老商之。絕交與加入，分兩步辦，日本人不以為然，彼之替我打算利害，亦自有理，然究其實際，則與美國吃醋而已。今我與日本既對付得甚好，彼之醋意已少減，而我內部之糾葛，彼亦既目睹，此時與彼言為調和內部，故分兩部辦，實非得已，彼當不至動疑。我則一面即宣告絕交，俟條件商妥，再行加入，此中稍留伸縮餘地，則對內對美皆易就範，我公日前主張如此，似是不易辦法，請更與潤田熟商之。所陳尚多，明日續報。」（民國六年《致芝老揆席書》）
致段芝泉第二書，論對德外交問題：
「聞星期六出席國會，鄙意謂宜要求開兩院聯合會一次報告，蓋既可省捷，且參議院反對派頗占多數，單開會不如聯合之較有把握也。前致章使之電，本對於日本一種特別作用，宜以秘密行之，今因府院參商，致此舉已成公開，恐英、俄、法等國又生疑妒，似宜別草一電，致駐歐各國公使，以示一視同仁之意，但覺書條件不必列入耳。公謂如何？別紙為滬上友人來書，謹附塵，所言在哈爾濱設運銷糧食公司，似屬要著，政府若願辦此，則濱江關監督侯延爽君最可托，請留意為盼。」（民國六年《致芝老揆席書》）
三月十日《申報》載《梁任公與西報記者談話外交問題內情》一文：
「昨日英文《京津時報》記者往訪梁啓超氏，探詢中國加入問題之內情，梁君云：前者彼居京十日進謁總統者凡六次，總統對德問題意見猶疑，迭次更變，最後則主保守中立，梁氏因向總統聲明內閣負責之說，而總統亦不為之動，段氏處此進退維谷，不得已舍辭職外，則無他法。又云：事雖至此，然非絕無希望，使總統信任閣員，用其政策，大局必無何種之阽危，現國會至少有五分之四贊成中德絕交，而後繼之以宣戰，北京有九大政團，幾全體一致主張加入。勢既如此，總統雖欲不許，亦不可得云云。」
三月十日，致段祺瑞書，言收回德租界等事。該書云：
「今日所思得應陳之事如下：
——德租界采莫理循建議暫設委員會，由友邦推員公共管理，我亦加入似最合宜，免令各邦疑我從此收回租界也。
——海關所用德人自當停職，宜與各邦商，將我國人久在海關著有勞績者擢補一部分，俾人才有所歷練（不妨聲明此意）。
——德華銀行性質與普通商業不同，自當停止營業，宜設清理委員會（或令外國人參加），將商存之款，發還存戶，鈔票兌現，或換給本國票。若處分此兩種債項後，尚有餘款，則提交中國銀行保管之。
——戒嚴令似可不發，免本國人生恐慌，增造謠之資料。
——可否由外交部與兩院外交委員長分別有所接洽。
——今當最緊要關頭，公與東海似宜多會晤，老成人閱歷深，見地必常有高出吾輩也。
別有他數事奉陳：
——聞田煥庭入京辭職，此公僕雖未識，但知其關係汴局甚重，望必縶留之。
——蜀來電奉呈，請熟察留意。
——莫擎宇勛位前因別種關係故緩授，今事隔已久，深望從速補授，免灰其心。」（三月十日夜二時《致段祺瑞書》上海圖書館藏）
三月二十七日，伍憲子致先生書，可見當日人士對先生輿論之一斑：
「任兄大鑒：頃報載兄條陳國際評議會，主張從速與德、奧宣戰，國中人心洶洶，皆反對此事，而集矢於兄一人之身。自抗議起至今將兩月，弟始終不以兄所主張為然，但人各有見，不能強同，故弟亦不便反對之，惟今則國人皆反對之，兄二十年來之名譽今遂頓減，弟為兄計，不能不盡言，幸垂鑑察焉。弟平日持論，以為吾輩辦國家事，不能以悠悠之口為進退，蓋非常之原黎氏所懼，苟利國家，雖舉國唾罵有所拂惜，今日雖有孰殺之歌，異日將有誰嗣之思矣。惟今日對德之事，弟竊以為不能語此，譬之於戰，以偏師出險道，有時亦可建奇功，但必軍心堅固，號令齊一，銜枚疾走，然後可出人不意，如飛將軍從天而下，若軍心懷叛，號令不行，前後且自相爭擠，則中途即不陷於敵，亦已足自覆其軍而有餘。今中國之內情如何？府院之意見已深，閣員之用心不一，政府與國會不相融洽，中央對地方指揮不靈，各省之中，督軍能力亦不盡能駕馭，各師之中，師長之令亦或制於中下級軍官，黨人各懷野心，俟隙思動，國民生計日盡，久伏亂機，此豈能利用外交之時，就令今次得大多國民心理之贊同，猶恐不能舉，況又重以國民皆反對，則政府何術對付。內亂之生，即在目前，豈能戰德，直自戰而已矣。自戰則愈戰而愈亂，則引外兵以平亂而已矣，而中國遂從此已矣。兄數十年惓惓愛國之心，其結果則中國乃亡於兄手，兄縱不愛惜其名譽，獨不愛惜國家乎？弟所以今日不能不盡言者，此也。弟自與兄定交，兄之視弟以為不過一溫柔敦厚之人耳，不過一讀書自愛之士耳，若夫謀畫國家大政，剖析其是非利害，毅然有所主持，兄以為弟尚未足語此。故弟今茲之言，弟亦自知不能動兄聽信，但君子之交也以道，弟不能餒於兄以取悅兄，或不幸至於顛沛流離，弟亦不能遽變其平日相敬愛之旨，而談笑以道，反戈以攻。故今茲之言，皆出自誠心，願兄無激於感情，稍平心察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若必欲貫澈其主張之故，而不憚倒行逆施，則甚非弟所望於兄也。謹此奉達，並候起居。」〔民國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舊閏月八日）伍莊《與任兄書》〕
四月二十五日，張君勱致先生書，商宣戰布告問題：
「宣戰之舉，已經軍事會議贊成，不久即實行。宣戰布告望先生屬稿寄下，其中僅指潛艇，抑就中、德國交十餘年歷史立論，亟應斟酌。末後以戰爭狀態已存在為結束，但以何種事項為戰爭狀態，又苦於無可藉口，除兩月來華人死者外，是否可以拘留顏使為口實，亦請先生酌之而已。軍事會議除贊成政府方針外，有合全體督軍督促之意，其發言最多者為李秀山、倪丹忱、張子治三人。
外交文字昨商印昆，以為此時發表恐不相宜，今督軍會議已決定舉其所信與今後希望以告國民，在理在勢，當無妨礙，會中停滯已久，今而後每日又有事可做，秉三、伯棠請先生促其即日來京（以使會中，稍振精神）為要。」（民國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張嘉森《致任公先生書》）
四月三十日，張君勱致先生書，商有關宣戰問題各事：
「頃來欲將各使來電示公，適已就寢，聞天明方歸，曾覓森數處也。此時國際法上事件，大旨預備已有端倪，至財政上內而臨時支出，外而美國借款，兵事上運兵計畫，練兵計畫，外交上遣外特使同盟酬酢（即國內金融民食亦在其列），皆非籌畫不可，本擬就此數端一一詢先生意見，以車行不及，待請與季兄籌之，並乞賜示。凡因加入而生者，由吾輩之手列一籌備清冊，能行其一二或三四已可稍免罪戾，而國民受賜不淺矣。東海、仲老[14]談話，間亦可以此詢之。」（民國六年四月三十日張嘉森《致任公先生書》）
五月五日，張君勱致先生書，報告外交進行情形，並請先生髮表主張：
「星期三為各公使循例訪外部之日，俄使辨俄、德單獨議和說之無根，日、英兩國公使奉政府訓令，為友誼的勸告，大意謂中國此時宣戰，必於國家前途有利，雖所要求條件一時不能即答，然必以十二分之好意考慮之。法使之言未奉政府訓令，然大略相同，星期四日林權助往訪總統，除與外部所言者外，另有語特告總統，謂此事關係中國甚大，賢明之大總統於舉國一致之義，諒必注意及之，可無俟外人之多言，若不幸而有『オモシロクナイコト』，不特影響於中國，即日本亦同利害，當日同往見者，為船津氏將『オモシロクナイコト』譯為非常政變云云，而總統又附會其詞，以告行嚴等，謂林權助忽來警告，若中國不幸而有內亂，日本必出兵相助，可知凡可以挑撥惡感者，不惜捏造外國代表之言，嗚呼，吾復何言。惟日來國會形勢甚惡，有以倒閣為目的者，有以無交換條件而反對者，有始終懷疑者，分派既雜，言論極不一致。吾儕為主張之人，當是時惟有挺身而出，以分政府之責，凡可以不達解散之一境，吾輩應犧牲一切以圖之，矧夫其為家喻戶曉之功乎。今國會將投票矣，星期日正午十二時又為後援會開會之期，先生應有一番演說，以終始其事。志先、希陶、亮儕所見相同，屬作此函托搏沙攜呈，請於晚車蒞京為盼。晚間傅清節向森言先生能來京促成其事最盼，蓋自總理以下，均知此事之不易了也。」（民國六年五月五日張嘉森《致任公先生書》）
五月八日，張君勱致先生書報告政局情形與宣戰問題：
「昨奉上一書，諒登覽。近日政治問題以國防內閣為中心，絕對反對者，持此說以倒閣，條件反對者持此為交換之資，行嚴與政學會中人持第二主義者也，為避各走極端計，為免解散國會之紛擾計，此說之不得謂非策。行嚴言之於森及孝懷，森先以此說進，合肥拒之甚力，謂總理可辭，條件不能交換，此搏沙赴津日已報告先生者也。近日政學會稍稍讓步，謂不必在宣戰前改組，但得總理一言為保證，已可同意於宣戰案。孝懷昨以此說商合肥，得其贊同，今晨在院中開會，已將國防內閣之說向各派表示，故德義上已有一種不能不改組之約束矣。凡此所為，皆於無辦法中求辦法，勉力為之，非得已也。此種表示志先及同會中人大致贊成，惟究竟今後如何改組，其人物為誰，此則最費研究，而吾黨所處地位愈不可不審慎也。現宣戰案已提出府中，一無妨礙，即行蓋印，聞眾院中有六七分可望通過，所難者，則在參院，然亦不至大決裂耳。孝懷南旋，已以最後忠告進於合肥，謂萬一不通過，當先之以辭職，然後及於根本解決。森意此為獨一無二之法門，不容再有第二路，以政治軌道言，固應如此，即不以軌道言，亦必如此而後有以收天下之望耳。余由孝懷面述。」（民國六年五月八日張嘉森《致任公先生書》）
五月十一日，張君勱致先生書報告時局各事情形：
「昨日擬作書交趙五，以時不及而止，茲將所聞各方情形奉告。
一、公民包圍眾院事，出現之由，全系傅清節、靳翼青、王揖堂所為，而倪丹忱與聞其事，詳情尚不得聞。
二、督軍會議於國會元首決約定辦法，共分四步，先國會，次總統衛隊，又次軟禁總統，再次去之而後已。此系王聘卿將軍事會議內容報告黃陂，而黃陂左右所傳出，當非全無根據也。
三、前晚事畢後，合肥極恨辦法之不周密，乃不得不以平和方法為調停，今晨已發命令嚴懲首事之人，其用意在此。乾若以乘間以國防內閣之說進，合國民派二人研究派二人院派二人於一爐，合肥不甚首肯，然視森進言時已相去甚遠矣。但云如在閣中可以共事，不致搗亂，本無不可，大約岑尚可相容，唐則絕對不能。
四、今日夏壽康訪濟武，為談元首之意雲，黃陂非絕對反對段總理，不過勢力集於一人，終非長策，擬提出條件解決目前政局，第一留合肥為總理，但以陸軍交王聘卿，第二總理如能照准第一條，總統擔任向國會調停外交，並今後一切事不加牽制。
五、督軍會議今日照開，多數贊成平和解決，然亦有一部分走於極端者，並曾提及國防內閣之說，謂當容許國民黨之意見之一部，其意在擇國民黨中可相容者，准其入閣也。
六、益友社民□□大倡，倒閣之論，獨政學會極以決裂為慮，以調停之說向研究會交涉，據文昭雲、向希陶所表示者，一九峰之辭全系黨略，以谷之故而段倒也，則谷去，段而不倒也，則谷仍以某種方法自求保全，並昭雲之意，欲以調停之任屬之研究會，行嚴所談，仍是岑、唐入閣之說，但謂唐可讓步，總之仍是爭椅之說耳。
七、研究會同人昨晚聚談之結果，大約不出三條：一、總統而誠有誠意，當以研究之力分任調人，但王之入閣事實上既辦不到，且暗中可以倒閣，故不贊成。二、政學會方面既申請交涉，姑試為之。三、如他方面有分量人入閣時，研究會亦以有分量人應之，有主梁、湯者，有主梁任者，大旨如是而已。先生文章以太涉批評，於團體及他種進行有妨，已決定不發表，文存森處，晚車印昆來津，可更聞其詳。此書除季常外，其他熟人不可相示，以事關個人名譽，妨礙太多，請付火為幸。」（民國六年五月十一日張嘉森《致任公先生書》）
五月二十一日，張君勱致先生書報告政局情形：
「乾若歸，聞先生及東海意見，總理知東海之不可強，乃從乾若之計，轉而求聘卿（總理自行勸駕），又為聘卿所拒。午時乾若入府，告以徐、王堅拒情形，並請府中再向徐、王勸駕，（此系晨間總理、靜生、乾若及森共同談話之結果。）待府中自知替人之不易覓，乃再提出國防內閣，大旨待府中及黨派領會此意，必在一二日之後，此一二日過後，段之不辭之辭已表現，而後及於改組也。日前京報所登賣國密約雖不確，然日來日本實業家如小野（興業副總裁）均在北京，蛛絲馬跡，必有何種商量，而以段、傅為人難免不為人愚，真險事也。各督軍有返各省準備之說，如能早日歸去，亦是解決時局之法，各督軍憲法呈上後，併合全體進言，總統答以三不字，不違法，不怕死，不下令，但允約議員商量而已。如此時局不解決固不可，解決又奈之何，一嘆。」（民國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張嘉森《致任公先生書》）
六月一日，張君勱致先生書報告政局各事情形：
「辱教敬悉，近日政況沉寂，無可告語。昨倪丹忱來電，有北方各省戰則同戰，和則同和之說（此電明日報中可登出），總統復電嘉許，請其本此意商北方各省，惟總統並此區區者而不敢直接，必假途蚌埠，以免了明白主張之責，殊可見其窘況矣。聞天津會議各省以復段為目的，俟張子治起程，由奉天通電復王，王去後以陸子欣代理總理，使段復長陸軍，並張子治至浦口後即逗留不進，以制南京，今日聘卿始聞其說，即往段處，願以陸軍讓出，試問主戰各省，其下手之始猶是廓清家賊之技，北洋團體尚何望乎。日前日本方面傳說，俄、德議和後，日本將出兵攻西伯利亞，軍人派主張甚力，外交派反對之，森日前見合肥，告以此極好機會，並請其即刻擔任參戰督辦名義，不須先行要約權限，合肥似頗首肯。惟王聘卿擱置此事，似頗不願發表者，總統亦僅以此為敷衍，初不欲其有何等作為也。赴外事，聞叔魯近將派律閣先至日探小幡（此事千乞秘密勿告他人），日人對馮意見如何，如尚可商，乃繼之以先生，吾儕意只為旅行，叔魯不免誤認題目耳。明日商子欣、仲仁後續以奉聞。溯初明日南行，京況可詢之，不一一。」（民國六年六月十一日張嘉森《致任公先生書》）
四五月間，憲法和宣戰問題正在緊張的時候，總統和總理間既積不相能，內閣與國會間更勢若冰炭，所以當時一方面有解散國會的風聲，另一方面又有倒閣的運動。先生為國家大局計，頗多折衝斡旋於其間，這種情形，從上面的材料裡面已可窺見。現在再把他當日所擬《政局藥言》一文里的一段話，抄在下面，可見他當時苦口婆心的規勸各派息爭的情形之一斑：
「今請就目前問題而述其具體的意見，求兩造之採擇。吾以為國會方面，宜立即同意於宣戰案，吾對於此案本為贊成派，彼反對派其或挾持成見，而於吾之忠告有所不願聞，雖然吾今所語者，非政策利害問題。吾以為國會自身為保持意思之一貫起見，在今日已完全不能不立於同意之地位，蓋既已同意絕交於前，既已絕交，則時時為交戰狀態，今若反對宣戰，則前此之同意絕交，可謂毫無所取義。國會自身表示其意思之前後矛盾，非所以自保威信之道也。至於宣戰後內閣應否改造，及如何改造，此自別一問題，萬不容並為一談。若藉此事為倒閣手段，無論其以國家對外事件為兒戲，於良心上有所不安也，而於國會自身乃更不利，此形勢既盡人同見矣。就政府方面言之，國會能通過最善也，通過以後內閣應否改造及如何改造，其注意仍不可怠，若其不通過，則惟有奉身而退。在今世各立憲國公例，政府不為國會所信任，原可解散國會，以再訴諸輿論，今我國既有此背戾憲政原則之硬性約法，政府既成立於此約法之下，何能強學他人，不能行其志則去，非為立憲國之政治家宜如是，即個人進退之節亦如是也。雖去後國家危險程度或不可測，然不去焉，而他方面之險，豈遂能免。果有人焉，處心積慮，必欲陷國家於險，恐亦非政府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拯拔，不如自立於無過之地，或可為將來執政示一模範，而目前政潮責任之所在，則聽國人各以其良心判之而已。吾之所希望於兩造者如此，而此希望不能不先求諸國會，蓋國會對政府不生問題，政府對國會當然不生問題也。萬一不幸，而此第一希望不得達，國會對政府已生問題，然政府對國會仍宜勿生問題，此吾之第二希望也。要之此場公案，甲對乙生問題，則甲自殺，乙對甲生問題，則乙自殺，甲乙相互並生問題，則甲乙皆自殺，實則非徒甲乙自殺，乃甲乙共犯謀殺國家耳。嗚呼！烈祖在天之靈，其呵護之哉。」（《合集·文集》之三十五第三——四頁）
六月十四日，安徽督軍張勳入京，當日即有強迫總統解散國會之令。七月一日張氏擁清帝宣統正式宣告復辟，先生聞訊後，立即發一反對通電如下：
「南京馮副總統、武鳴陸巡閱使、各省督軍省長、護軍使、鎮守使、師長、旅長、各報館鑒：昊天不弔，國生虺孽，復辟逆謀，竟實現於光天化日之下，夫以民國之官吏臣民，而公然叛國順逆，所在無俟鞠訊，但今既逆焰熏天，簧鼓牢籠，恫脅之術無所不用其極，妖氛所播，群聽或淆，啟超不敢自荒言責，謹就其利害成敗之數，為我國民痛陳之。倡帝政者，首藉口於共和政治成績之不良，夫近年政治之不良，何容為諱，然其造因多端，屍咎者實在人而不在法，苟非各界各派之人，咸有覺悟，洗心革面，則雖歲更其國體，而於政治之改良何與者。若曰建帝號，則政自肅，則清季政象何若，我國民應未健忘，今日蔽罪共和，過去罪將焉蔽？況前此承守成餘蔭，雖委裘猶可苟安，今則悍帥士狡，挾天子以令諸侯，謂此而可以善政，則莽、卓之朝，應成郅治，似斯持論，毋乃欺天！帝政論者又動以現今之黨派軋轢為口實，夫黨爭之劇，吾儕亦曷嘗不疾首痛心，然須知既以憲政號國中，則黨別實無可逃避，容之則漸納於軌，蹙之則反揚其波，今之定策，擁立者豈能舉全國青年才智之士而盡阬之，阬之不盡，黨固在也，阬而盡，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今之主動者，以淺薄之憑藉，而謬師操、懿之故智，處文明之世運，而夢想雍、乾之操術，叩以立憲之義，蓋舉朝莫之能解，使其政府幸而有一年數月之壽命，則其政象吾敢為預卜曰，桓玄、朱溫時代之專制而已。夫專制結果，必產革命，桓玄、朱溫寧有令終，所難堪者，則國家之元氣與人民之微命也。然使果能得一年數月之苟安，則吾民或且姑為容忍，殊不知立國於今世，非閉關所能自存，苟不獲自廁於國際團體之林，則國實不成為國。今我民國各友邦所承認也，當思前此易帝而民，此承認果幾經艱辛而始得之者，今易民而帝，其得承認也，艱辛當益倍於前。當此國交中斷之期間，國將誰與立於大地者？且此次首造逆謀之人，非貪黷無厭之武夫，即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他勿具論，即如中央政費，每月七百餘萬，向仰給於鹽課餘款及各省解款，不足則借債以補之，試問現在北京之滑稽內閣，對於此三項收入，有何把握？頗聞此次之惡作劇，有某國牽線於幕內，許出其銀行存款供揮霍，茲事信否誠不敢知，借曰信也，為數幾何？一兩月涸可立待耳。又彼董卓、朱溫者，在今日氣蓋一世，志得意滿，縱其逆軍，橫行輦轂，餉糈視諸軍獨厚，而必索現銀，氣焰視諸軍獨高，而動肆陵轢，以有教育有紀律之軍隊與彼共處一城，而謂可相安無事，以歷旬月，其誰信之？是故就外交論，就財政論，就軍事論，此滑稽政府皆絕無可以苟延性命之理。雖舉國之士，噤若寒蟬，南北群帥袖手壁上，而彼之稔惡自斃吾敢決其不逾兩月。最可痛者，則天下萬國將謂我國無復一人，其綰軍符膺疆寄者，乃如犬馬，凡能豢養我而鞭箠我者，即慴伏而乞憐於其下，則此恥其不可洗滌矣。最可憂者，迨董卓、朱溫自斃之時，小之喋血都門，大之流寇數省，而群帥中曾無一人有戡亂之力，勢必至勞鄰封，越俎而代，則此國其真永劫不復矣。啟超一介書生，手無寸鐵，舍口誅筆伐外，何能為役，且明知樊籠之下，言出禍隨，徒以義之所在，不能有所憚而安於緘默。抑天下固多風骨之士，又安見不有聞吾言而興者也。
抑啟超猶有欲贅陳者，一年以來，黨派主奴之見，其詭譎變幻，出人意表，啟超深痛極慟，向兩方要人苦口忠告，勸其各自覺悟，勿馳極端，以生反動。在吾則既竭吾才，聲嘶力盡，曾不蒙省察，而急進派之策士，惟日從事於挑撥構煽，引甲抵乙，謂可以操縱利用，以遂其排擠之私，而結果乃造成今日之局。今有董卓，誰實何進？今有朱溫，誰實崔允？啟超前此曲突徙薪之論，適以供若曹含沙喋血之資，亦既痛憤積中，誓將緘結終古，今睹瀕覆之巢，復吐在喉之鯁，知我罪我，固所不辭，來軫往車，願質明哲，梁啓超東。」（民國六年七月三日天津《大公報》載《梁任公反對復辟之通電》。《合集·文集》之三十五第十六頁）
復辟之議，初發生於袁世凱進行帝制的時候，後來因為袁的早死，促成護國運動的早日成功，所以這種議論不久就消失了。本年以來，因為憲法、宣戰等問題，惹起總統與總理、內閣與國會間種種的糾紛，加之又發生了這一次復辟的政變。是時先生反對復辟的情形，不亞於上年反對袁世凱的帝制運動，所以除通電反對外，並躬親入段軍，直接參贊其事，這時候先生就有與段祺瑞進一步合作的決定了。現在把七月十三日張君勱致先生一書抄在下面，借見當日時局各事和先生個人出處問題的情形：
「抵寧已五日，以河間堅留不獲，同志請北旋，茲將所欲言者條舉如下：
一、河間北上問題，據所自述，則以南方大事諸多未了，第一滬、贛軍隊陸續到齊，尚須有一番交代；第二徐州定武軍安置方法，尚未完全解決；第三滬上若伍外交程海軍日謀搗亂，不有坐鎮之人，恐東南不能無變。然此三者，皆門面語，而實在原因，則以黃陂未辭，即辭矣，西南方面是否以有任期之總統之辭為合法，尚屬疑問，故河間北上之期，以二事為前提：一黃陂完全辭絕；二各督敦請河間北上。苟此二者而不實現，即日日言北來，而實則無北來之心，此則裡面語，當注意之。
二、馮、段關係始終未融洽，近來北方來電較少，而日期又多，凡非加急電必待三日或五日後方到，如通告就職電（副座代行職權），系八日所發，至今日（十三日）乃到，因此河間頗以合肥不受商量。據此間傳聞，曹兼直隸省長，倪兼安徽督軍，事先均未商量。至此次內閣名單，河間極不以劉冠雄長海軍為然，於潤田則雲此人於國內輿論中頗有非之者，以此列閣員中，總嫌不漂亮。森意以後北方軍事政治，宜多發電，而於用人一端為尤要。
三、江蘇督軍前有屬倪丹忱之說，河間或者以迫於情勢，曾有此約束，而實不以為然。日前曾與予曰：此間有老將某某某某，彼何能駕馭，而尤關緊要者，則為李秀山之反對，李在九江演說復辟源流，將張、倪並為一談，近來頗遣重軍來寧，而昨日來電報告，在九江又駐一師，此皆對倪之示威運動也。張季老亦反對倪之督蘇，曾招劉厚生至通，森至申一行，厚生以此相托，蘇省自治研究會系京研究會之支部，聞有電致先生，托暗中打消此事，倪之人地不相宜若是，則此事應否發表，極應注意。森所以述此，非欲先生直接在合肥前反對，不過應知內容，如是而已。
四、滬上國民黨孫、岑兩派宗旨方針各異，孫文於初四日坐軍艦應瑞至舟山，謀與鎮守使顧乃斌據舟山，與顧議不協，現在廣東，似海軍一部尚聽孫指揮，而其中以程璧光為媒介，故程之應免猶伍也。
五、雜事數項應告合肥急辦者：第一，西林於合肥之舉義，頗示傾心，有毀合肥者，曰合即辭矣，亦應視國會之准否，以孫文辭職，曾經參議院許可也。至國會則主張恢復，但云此次國會之開，應但議憲法，事前逐條協商，商妥後再開，故開會之期以三四日為限，如是不至干涉行政，激成意氣也。問其有無把握，則曰視各黨如何協商而已。至參議院之說反對頗烈，孫派之言曰：昔孫之辭職，以宣統退位為條件，今宣統復辟，則孫當然復取得總統之資格，張熔西告我曰：此之謂雙復辟也。岑派則於河間代行職權，並無間言，曾派行嚴來此道賀，並述恢復國會之希望。森十日至申與熔西談甚久，大旨告我曰：總統而不辭，則黃陂總統資格當然存在，肥之復職之害，視宣統復闢為尤烈。西林答以私人感情為一事，公論究不可沒，合肥本有月給其津貼二千元之說，望速圖之，孝懷曾以此相屬也。第二，滬上輿論急應注意，各報告中應相機輔助，以參議院宣戰案在在與輿論有關，若不急圖，將來必無及矣。第三，此後宣戰案與參議院是否免於反對，即視現政府之威信如何養成，善養之則反對少，否則反對多，所以養之之法，則張勳定武軍應以明令聲明裁撤，（列舉財政軍政之理由，惟軍官則可因才器使。）不得為如倪如他人所兼併，事宜急行，日久則兼併必有所藉口矣。
六、舍弟接先生電，有招致來京之意，舍弟以在申日久，稍有信用，不願離申，而商界中凡人一見於任命，即目為官場，反將信用損失，森意舍間食指眾多，所以能安居，賴舍弟一人維持之力為多，若亦隨森浮沉於政界之中，則一家無以自保，故望先生勿以官職強之，此為吾一家計，不能不懇於先生者也。至若銀行財政計畫，有見到處，當即令其入京面陳，舍弟曾有兩語告森：第一，不可立遠大計畫，但求目前行得去；第二，中行鈔票應自京行下手，而下手之法，則在通匯兌，故徐恩元以鹽餘接濟匯票，乃一良策，目前應積三四月鹽餘現款，則票價即可達額面價也。
七、財政次長舍叔魯外，無相當人物，惟據其語森者觀之，似非絕對不願，不過略有條件而已。第一，不可多立財政計畫，第二，不可多交條子，第三，但管鹽務有不願處，並欲與聞部務，第四，得一可商量之他次長。此時先生而不登台，則無論已，誠登台矣，求一熟識外國銀行而又能奔走於馮、段及倪丹忱之間，如叔魯者，何可復得，故無論如何，必當羅致之也。嚮往此間無所事事，欲歸而叔良、仲仁多不許，尚擬再住一星期，乞先生髮一電促之北行，可藉口脫去也。一切詳情，由志清面述，略道森所見者如是而已。合肥處曾約二三日即返，便中乞先生代為道及為要。」（民國六年七月十三日張嘉森《致任公先生季常吾兄書》）
七月十七日，段內閣成立，以先生為財政總長，十九日，先生通電宣布就職，其致馮大總統一電說：
「南京大總統鈞鑒：七月十七日敬承策令，俾長財政，感悚莫名。啟猥以疏才，膺茲重寄，艱虞所迫，義不容辭，已於效日就職，顧念邦基再奠，國計維艱，此後因時阜用，端秉訓謨，敢竭股肱，以期康濟，除正式呈報外，特此電聞。」（民國六年七月十九日《致南京大總統效電》）
又致各省督軍省長一電說：
「啟超奉令筦領財政，業於七月十九日就任視事，自顧輇材，慚膺艱巨，國基再奠，籌濟攸資，伏盼中外一心，共支危廈，盡言匡誨，時賁良規，俾啟超得以罄智效忠，借紓國計。特此電聞，佇候明教。」（民國六年七月十九日《致各省督軍省長電》）
這次閣員中屬於研究會會員者，尚有內務總長湯化龍、司法總長林長民兩氏，此外教育范源濂、外交汪大燮、農商張國淦，也都與先生有舊，所以他這次與段氏合作，實在是對整個的政治抱有很大的希望。三十日《申報》記他在研究會報告入閣主義事說：
「憲法研究會昨開大會，梁任公報告入閣主義，在樹政黨政治模範，實現吾輩政策，故為國家計，為團體計，不得不犧牲個人，冒險奮鬥，允宜引他黨於軌道，不可摧殘演成一黨專制惡果。吾人負此重責，願諸君為後盾。」（民國六年七月三十日《申報》北京電）
二十四日，國務院通電各省，徵求對於召集臨時參議院之意見，二十五日《申報》載先生髮表對於國會問題的談話一篇，借見主張必須召集臨時參議院的原因和理由：
「今日（二十一）下午二時記者特訪梁任公於財政部談問國會問題，蓋吾人對於國會政府，未將確定辦法宣布以前，終日夜覺為不安也。梁之論國會，亦作政治論，而不作嚴格法律論，而對於國會主張，恢復之不能，改選之不可，而以召集臨時參院惟比較的無上上策。惟梁對於國會，不能恢復之原因，言之詳盡。第一原因謂各督既以全力打破國會，而使之解散，今忽恢復，政治上將生莫大之反動。第二原因縱使對於各督軍可以疏通，使勿反對，但彼等必問國會恢復而後，是否果能速定憲法，是否可以一改從前之態度，則無論何人不敢為擔保。蓋前此項城失敗而後，多數主張恢復舊國會，且與各派約定，惟從事於制定憲法選舉副總統等兩三問題，幾有歃血為盟之概，誰知國會一開，盡棄前約，日惟查辦質問，以虛度其歲月，此余（梁）所以不敢再為擔保者也。
記者曰：當國會將近解散之日，民黨方面曾有對於憲法讓步之宣言，今何妨再以此商之。愚意法律不可使之盡歸於無效，法律一度無效，則今後雖有憲法，安保無以強力破壞之者。且召集臨時參議院，又安敢必其決無反動發生乎？愚為新聞記者，不欲表示意見，此不過願釋疑問而已。
梁答曰：此意吾人亦討論及之，但現在所謂政派，其首領並無拘束黨員之能力，一旦關於己身利害問題，則群叛其黨義，而不之顧，今時何人能出而擔任將來恢復以後之必無反汗乎？明知其無益，而虛費迫急之光陰，時機一過，或竟欲召集臨時參議院，而有所不能矣，豈非危險之事。至現在所擬之辦法，（臨時參議院）固不敢謂各省皆能同意，其中或有數省不能派員與會者，則當另行設法疏通，此外無他法矣。又余（梁）所謂改選亦屬不可者，非但改選必須相當之時日，蓋以嚴格之法律言，則改選亦無根據，而又不能去國會組織不改之弊，如是之國會，再過三年，國家不更危險乎？至於召集臨時參議院，有改良組織之利，而約法上亦可以勉強比附，似三者之中可行而比較有利者，莫此若也。」（《梁任公之國會談》民國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申報》）
國務院徵求各省召集臨時參議院意見的通電，據說出先生手筆，二十八日《申報》記其事說：
「徵求召集臨時參議院意見電，系二十四日發，為任公手筆。首言恢復不可，特引唐（繼堯）督軍破甑之喻，言國會威信已失，再言改選遲重，非計久遠，最後言改組，特引陸（榮廷）巡閱之主張，但欲改組，則非先有臨時參院不可，請抒論詳復，末蓋國務院敬印。」
召集臨時參議院的辦法，先生主張最力，因此當日輿論頗多不滿於先生者，後來南方藉口發起護法運動，造成南北對立的局勢，這便是先生始料所不及的了。現在錄二十八日姚雨平致他一書，借見當日輿論不滿於他的情形之一斑：
「閱報載執事有極端主張召集臨時參議院之說，深以為異。夫今日召集臨時參議院，於法律實不可通，中外各報諸多論列，而於天津《大公報》本月十九日冷觀社論剖辨尤詳，豈能徇一部分之利益與感情，置國家根本法於不顧。時局糾紛由於離法，去法愈遠，時局愈紛，與其謂以政治救濟法律，毋寧以法律救濟政治，法律本義在於固定。前籌安會發生時，執事曾以賢者不得逾法律而為善，責楊晢子，今如報載，執事意在改良約法與國會組織法、議員選舉法種種，故有此舉，豈今日則賢者可逾法律而為善乎？言猶在耳，寧不令晢子笑人。段公發強剛毅，足以有為，仆雖無似，具有同情，惟本君子愛人以德之衷，何敢於道義法律之外，強為附會，致以愛始者轉以害終。召集臨時參議院，似於法律時勢均不許可，昨經將鄙見所及，函呈總理，倘以為芻蕘可采，早晚開國務會議時，務請將此議力促打消為幸。捨己從人，尤見盛德，執事虛懷若谷，想必有以見教也。」（民國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姚雨平《致任公先生書》）
八月，眾議院議員趙炳麟代康南海致先生一書，對於先生民國以來政治表現，大加抨擊。該書寫道：
「生之言論甚高而其行何卑且謬也。古今中外，無論為君主立憲、民主立憲，必有締造之真理貫注於政體中，而其國乃豸。譬諸人身饒有精神而其軀殼之男女飲食方得主宰，故曰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君主立憲之真理，在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凡圖治之主，無不以人民趨向為從違，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反此者，權必替，國必亂，經史可鑑也。至於民主立憲，全以人民為主體，以法律為帝天，壓抑人民，違反法律，即為大逆不道，共和先例具在也。中華民國僅六年，生與湯化龍已兩次行逆矣。民國二年之違法解散國會也，湯主謀，生主筆，慫恿項城以憲法為名，驅逐議士，逮捕黨人。生與湯換得司法、教育二總長，民憤不伸，亂事踵起，殺吾聰秀國人殆數十萬。使生與湯能行其道，即視此數十萬生命如塵芥，雖曰不仁，尚可說也。項城猜忌生與湯，終被擯斥，狼狽出國門。嗚呼！殺人利於己，仁者猶不為，殺人不利於己，乃忍心為之，不甚傎乎？
千夫所指，不病亦死。袁皇帝崩，共和復活，國會再生。生乃不知悔，復與湯設種種毒計，結合國會中無智識無氣節之政客，非破壞國會不止。挑動武人，倚重外力，於是已安已靜之中國，不一月惡雲滿天，洪波騰海，叛軍朝起，議士夕散。紹軒約余複議，以為假共和禍患無已期，何如真立憲民命可長保。生又藉口政體，視此為投機事業，擁兵入京，遂攫大位。使生真為共和，余無可言矣。乃惡舊國會不利於己，揚言曰民國已亡，生與段氏復造之，當別召臨時參議院，改約法，定議憲機關，更國會選舉法，千奇百怪之謬論，皆生與湯為自便計。不知此議果行，中國自此破碎，憲法永無成期，內亂糾紛，流血千里。生固不惜外力平亂，特苦我民永陷萬劫不可復甦之孽海。嗚呼！何不仁之甚耶？
生戊戌以來，以保皇自矢，迄事勢稍變，生遂賣疇昔所主以迎潮流。癸丑，生贊袁氏，違叛民意，迄袁氏積怨已深，又賣袁氏，貪天之功為己力。今日又贊段氏蹈袁覆轍，置段於薪火之上。生他日必別有所適，反覆叵測，生固以為因物附物。余不為袁段惜，奈人民肝腦塗地何？嗚呼！何不仁之甚耶？
回憶草堂授課時，余自謂得賢才而教育之，內聖外王，撥亂反正，賴此乾坤一草廬耳。數十年間，亡者亡，隱者隱，僅生得志於時而陰很〔狠〕造惡又如此，若不洗心自艾，前日余視為治國之草堂，他日歷史上將視為蓄蛇蠍、養梟獍之淵藪。嗚呼！是亦羿有罪焉？余復何言！來日大難，勉事聖君，毋以我為念。」（《趙伯岩集·文存》卷二第三十七、三十八頁）
八月十一日，雲南督軍唐繼堯通電擁護約法，十四日，政府宣布對德、奧宣戰，二十五日，護法國會議員在粵開非常會議。九月一日，粵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軍政府大元帥，從此南北遂成對立的局面。
八月十四日，政府對德、奧宣戰布告，據報載（見八月十七日《申報》）系出先生手，錄之如左：
「我中華民國政府前以德國施行潛水艇計畫，違背國際公法，危害中立國人民生命財產，曾於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議，並聲明萬一抗議無效，不得已將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等語。不意抗議之後，其潛水艇計畫曾不少變，中立國之船隻，交戰國之商船，橫被轟毀，日增其數，我國人民之被害者，亦復甚眾。我政府不能不視為抗議之無效，雖欲忍痛偷安，非惟無以對尚義知恥之國人，亦且無以謝當仁不讓之與國。中外共憤，詢謀僉同，遂於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斷絕外交關係，並將經過情形宣示中外。我中華民國政府所希冀者和平，所尊重者公法，所保護者我本國人民之生命財產，初非有仇於德國，設令德政府有悔禍之心，怵於公憤，改其戰略，實我政府之所禱企，不忍遽視為公敵者也。乃自絕交以後，歷時五月，潛艇之攻擊如故，非特德國而已，即與德國取同一政策之奧國，亦始終未改其度，既背公法，復傷害吾人民，我政府責善之深心，至是實已絕望，爰自中華民國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時起，對德國、奧國宣告立於戰爭地位，所有以前我國與德、奧兩國訂立之條約合同協約，及其他國際條款國際協議屬於中德、中奧間之關係者，悉依據國際公法及慣例一律廢止。我中華民國政府仍遵守海牙和平會條約，及其他國際協約，關於戰時文明行動之條款罔敢逾越。宣戰主旨，在乎阻遏戰禍，促進和局，凡我國民宜喻此意。當茲國變初平，瘡痍未復，遭逢不幸，有此釁端，本大總統眷念民生，能無心惻，非當萬無苟免之機，決不為是一息爭存之舉。公法之莊嚴不能自我失之，國際之地位不能自我圮之，世界友邦之和平幸福，更不能自我而遲誤之。所願舉國人民奮發淬厲，同履艱貞，為我中華民國保此悠久無疆之國命而光大之，以立於國際團體之中，共享其樂利也。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促成這次南北分裂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北方的堅持召集臨時參議院，所以政府七月二十四日徵求各省對於召集臨時參議院意見的通電發出不久，就有雲南擁護約法的通電和兩廣的宣布自主，此外使南方各省更覺不安的，就是段氏以武力解決的種種軍事準備，所以九月十八日湖南零陵鎮守使劉建藩通電宣布自主，以後不久，湖南和川、滇邊境就都以兵戎相見了。這幾個月中，先生為大局計，曾經費了很大的力量，斡旋和調停兩方面的意見，但是結果一無所補，最後事態更擴大起來，關於這方面的材料，現在只摘錄三篇在下面，借見當日情形之一斑。
九月二十三日，先生致梁季寬電，請轉商陳督炳焜，勿再堅持復舊國會，並論自己贊助段氏的目的和理由：
「廣州督軍署梁季寬先生鑒：新密號電悉。此間所聞粵事，風聲鶴唳，舜老維持調護，苦心可想。所論國會復舊一節，為粵省轉圜計，固屬一種作用，然國會以分子不良之故，激釀巨變，至再至三，再言規復國命危險實甚。省議會搗亂之苦，舜老久已備嘗，然省議會權限不大，督軍可置不理，國會則能牽掣政府，使一事不能辦。至尊電謂一面規復，一面於國會外別設制憲機關，恐決辦不到，蓋國會一復，則口銜天憲，誰能縮減其權限，且制憲權屬國會，明載約法，不復國會，固有所藉口，復國會而削其制憲權，仍有所藉口也。要之，某黨目的在爭地盤，對於吾粵尤抵死不肯放過，謂容其一二端之要求，即可寧人息事，恐無是理。今國會問題為南北相持焦點，政府遷就北省，則南省固有詞遷就南省，則北省又豈無詞。若非有一方稍事退讓，則勢非陷國家於分裂不可。粵省自主宣言，本稱或復舊國會，或召新國會，兩者皆可。今若為轉圜之計，則就廣義解釋，但有代表民意機關與政府對峙，即亦可以承認，則臨時參議之議，在約法上尚有根據，勉予贊成，實轉圜之一機會。若欲饜某派之意，則除將兩粵雙手奉讓外，恐無他術。國會雖復，彼謀粵之計，豈能遂輟，是在舜公毅然有以自決耳。復辟之變，浹旬即定，某黨人或妒其僥倖，由今思之，倘非紀明有馬廠之行，則今日正不知成何世界。馬廠出兵倘遲三日，則大江以北，稱臣者從風而靡矣。次者亦觀望中立耳。南省萬里遠討越境假道，所至衝突，其必四海鼎沸，勞外人之戡定明也。紀明以一匹夫聞變之次日，單身馳入軍中，提一旅以起，在今日共羨其成功之易，曾亦思其當時冒險犯難之狀為何如者。其人短處固所不免，然不顧一身利害，為國家勇於負責，舉國中恐無人能比。故弟明知今日萬難之局，猶犧牲一切，願與之分擔責任，誠以不扶助此人，則國事更無望也。請詢舜老，謂吾此言當否耶？紀明之於舜老，敬愛特甚，與弟言未嘗不拳拳，弟為吾粵計，為舜老計，亦謂宜與此公深相結納，互為聲援，斯局乃可奠定，望以此意密陳，其有須彼此通氣之處，切盼開誠相示，苟有可以自效者，中央決無吝也。舜老處為我珍重致意，盼必復，知名。漾。」（民國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致廣州梁季寬先生漾電》）
十月二日，先生致陸榮廷、譚浩明、陳炳焜電，是時北方政府已下令籌備國會選舉事宜，南方軍政府有準備北伐的消息，所以電中都有道及。讀此電可見先生當日斡旋兩方面的困難情形：
「武鳴陸巡閱使、南寧譚督軍、廣州陳督軍鑒：護密。國會命令，已於勘日頒布，度邀詧及。此間措施，雖非可雲躇躊滿志，然如此次河間、合肥捐棄舊議，毅然以國會為主，而縮短參議院，至於僅限修法，實即曲從兩粵之意，其間回斡，良非易易。吾儕尊重立法，誠為國家，若使國會剋期有成，而又留執政者以轉圜之地，似亦可鑑諒細疵，顧全大局。況中央於法律大端，既不惜舍己徇人，餘事尤必盡容商榷，吾粵於此，似亦以先予同意為上策，諸公想早見及也。日來道路喧傳，又有桂軍援助零陵之說，此自無識造謠，然□□每事輒為吾粵忖思，兼審外情，則亦謂斷無出兵之理。蓋以近事例之，欲謀制勝者，無過善刀而藏，癸丑贛、寧先發而敗，袁以重兵攻滇亦不利，是皆昧於韜鋒之失。兩粵仗諸公聲靈，吾輩豈尚有鰓鰓過慮，顧就邇時，目擊皖、奉發難，號為連兵，實只傳檄，今以諸公威望，養精斂銳，以時建言，政府孰不側席，亦寧有群帥敢相憑陵，何所致疑，而必勞及師旅乎。更就粵情而言，吾儕以為攘外莫先安內，諸公志事，所篤信不疑，軍隊朴誠，尤所素佩，然培養訓練之不易，去歲已數為□□言之，今又逾年，器械之添配幾何，士卒之補充幾何，凡此皆菁英萃成，豈可輕言一擲。且某軍負功，久增跋扈，萑苻煽結，正苦無爆裂之機，以遂其志。觀彼輩妄自稱尊，儼以五羊為其隸屬，報紙騰議，盜憎主人，圍攻督署之謀，此間談之鑿鑿，是其危釁，陰布萬端，鷸蚌螂蟬，吾儕必不當中所算也。湘中人心至為複雜，清節僅雲以湘撫湘，絕無他志，若爭鋒一烈，則上游實屯重兵，勝負誰能逆睹，揚舲鄂渚，勢固至難，贛、閩犄防，必成事實，為粵計已非萬全。借曰皆能節節成功，而歲月遷延，損失何限，軍需坐耗，匪氛大滋，充其量亦不過使北方糜爛耳。中原塗炭，吾粵更必凋疲，彼黨乃謀代起之方，此則永違吾儕救國之本懷，尤與諸公以不利矣。竊以為吾粵所持，固甚正大，中央所處，要有萬難，雖不悉如人意，而當局確有息事之隱衷，若善導之，必可為用。□□此次入閣，絕非素心，唯以深懼崩析之危，不得不忍謗任重。粵為吾鄉，諸公又皆肺腑之好，苟有咫知，從無所吝。月來雙方斡護，心力俱殫，今平和甫有道可循，而謠言又多構煽，明知諸公智勇兼資，必早能統籌大局，然機緘一發，不能自遏，恐以廿年生事教養之粵，徒供彼黨造成機會，而實與吾儕無裨。南望嶺雲，積憂成痗，伏望鑒此苦忱，熟籌利害，若有解決之方，得謀統一而免淪胥，敢竭股肱，佇聞明命，唯垂察之。」（民國六年十月二日《致陸巡閱使譚督軍陳督軍冬電》）
十月三日，先生致李耀漢電，論政府召集臨時參議院之理由與苦衷，並請向陸、陳斡旋取消自主：
「廣州李省長鑒：李密，敬電悉。國會命令業於勘日頒布，度邀察及。年來政變迭生，國會再躓，端由組織法不良，世所共認。按約法第五十三條國會之組織及選舉法，唯有參議院始能制定，中央此次所以必以修法責之此機關者，亦正為其於約法上有確實根據也。國會誠不容緩，已於前令明標限期，參議院則已申明專言修法，亦不至有侵竊立法機關之嫌疑。政府既不敢違法，鑒於前車，復不得不求根本改良謀國苦衷，凡在明達，當能曲諒。至粵中荷諸公鎮護，固知未嘗滋擾，然一國家決不能有兩政府，矧對德宣戰以來，列強握手，榮譽方蒸，若坐視彼輩兒戲行為，使外人疑我統治權已成崩析，何以立國。當局於公赤誠智勇，佩仰素深，即於斡、舜諸公亦同嚮慕，獨以彼黨破壞統一，遺患吾粵，故特聲其違叛，俾諸公得資以驅除，共謀建樹，非於南北有絲毫隔閡之見，於法律亦無扞格之虞，乞本法庭檢舉初意，使前令得行，以申國紀。鄙意茲事似亦無責株連，但當取消名目，勿貽吾粵蕭牆之憂，顧全國信，乃為要著。今日府院均極虛懷，河間尤為懇摯，我公若有隱衷，乞即密示，當為代達，以副尊命。大勢至此，吾儕唯有勿恫於曲解法律之談，勿輕信訛傳，以造成他人之機會。剖誠相示，盡力斡旋，安危猶繫於反掌，唯公垂察之，盼速復。」（民國六年十月三日《致廣州李省長江電》）
先生這次就任財政總長職，原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最大的目的，就是想利用緩付的庚子賠款和幣制借款來徹底改革幣制，整頓金融，可惜結果事與願違，就是消極方面的維持現狀，也沒有得到很好的成績。現在就有關這類的材料中摘錄幾篇比較重要的在下面，借見先生當日計劃和設施情形之一斑。
八月二十三日致犬養毅書，是時幣制借款已在進行接洽中：
「本堂先生有道：桑田君來京，具道相念之殷，衷心銘感。敝國自宣戰議起，黨派紛爭，以釀復辟之局，皆由對內之心勝於對外，而國際關係有所未審也。同幸國本已定，而國內尚未盡一致，啟超當財政之沖，任重才輕，何以應變，而公適於此時參與外交，贊襄密勿，中、日提攜，吾與公所同抱之政策也。年來親善之說大倡，誠可為兩國幸，惟言親善則易，而所以實行親善者，貴有具體方法。公高掌遠蹠，尚望有以見教。幣制改革可以增進貿易，刷新財政，為啟超夙昔所懷抱，以為此策而行，不獨日本目前資金可以輸出，而國際貿易獲益尤大，故此次有幣制借款之提議，現貴國朝野方對於此事加以考量，倘荷贊同，使此舉得以實現，豈獨敝國蒙庥，而於親善之義尤有大益也。今以桑田君歸國之便，率布微忱，東風有便，尚乞惠我好音。匆匆不盡百一，敬頌大安。」（民國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致犬養毅書》）
九月十二日，熊秉三致先生書，論利用緩付賠款以發行內國公債改革幣制問題：
「昨奉函開，於部內設立戰時金融審議會，集思廣益，甚佩虛懷。弟意吾國財政困難，金融恐慌早已陷於悲慘之境，不待戰時也。今復有宣戰一舉，又加以內訌未已，軍費增加，固為棘手，現金缺乏，尤可憂危。公雖熱心幣制，欲乘此時機達其屢年籌畫金匯兌之目的，無如金價低落，借款雖成，損失太巨，即使設法留存外國銀行，而本國苟無能現銀鑄造法貨，則幣制亦難實行。何況月前英、法等國正值戰爭之際，必難發行債票，勢必均於日本招募，幸而成功，以如此金價日落之勢，其利害損益，亦當熟思而審計也。弟意此時籌畫，一方面固須向銀團議定幣制借款，以為日後金匯兌本位之預備，一方面亦須謀集現銀，以為現在鑄造貨幣之所需。新幣果能集至四千萬元，則兌現與發行新幣，可以同時並行，金融流通，匯兌本位，月可告成矣。然時至今日，果以何法籌集現銀，此為最困難問題。弟頃思有兩策：一、此次協約國允我展緩五年賠款，除俄國允付三分一外，年可少付銀一千三百餘萬元。此款由關稅按月撥出，我得之亦將隨耗於政費，不如由國務會議決定用途，掃數撥為幣制經費，財政部可向四國銀團商議，以此項的款作為發行公債之抵當，亦即由銀團及中、交兩行擔任經理，發行內國公債（在本國境內發行）四五千萬元，年息七厘（內債息多無礙外債），九三收款，以七厘為折價發行及銀行經手費用，第三年還本，第六年還清，國人見此的確押款（短期還本），又系外國銀行經手，當無不信用赴募之理。且以五千萬元九三交款，實收銀四千六百五十萬元，若借外債，假定五百萬鎊，九三交款，實收銀四百六十萬鎊，照現在金價折算，僅合銀二千七八百萬元（照大借款九三必不能做到則損更巨），兩相比較，內債虧損實少於外債。而月前得此巨款，以之鑄成新幣，集有成數，即交兩行準備兌現，而幣制亦因此實行，一舉兩得。民間見兩行存此巨額，亦必不來兌現，金融流通，可以預卜矣。二、收買制錢，迅速設立煉銅廠，以現在天津煉銅廠及造幣廠所收制錢，僅直隸一省年收約一千萬石，可煉淨銅四百九十萬石，每石贏餘五元，即共獲利二千四百五十萬元。況山西、河南等省尚未開始收買，同時並煉，又有鑄幣餘利每年數千萬元，現款不難立致，只須辦理得法，以之整理幣制，斷無不成之理，望公急起直追，勿稍延慮，致失事機。謹貢所見，乞加採納，無任盼禱。」（民國六年九月十二日熊希齡《致任公先生書》）
九月十五日財政部公債司擬利用緩付賠款辦法稿：
「竊查我國應付各國賠款，現由協約各國方面決議緩付五年，此項賠款向在關稅項下撥付，緩付之後，其退還總數，就現時金價計之，共值銀元七千萬元左右，此項金額運用得宜與否，關係國家財政至巨，茲擬將該項緩付賠款專款存儲，買收在外國市場發行之我國各種債券，一面發行內國公債，以為內外兼籌，標本並顧之計，開列辦法二條，具如左方，伏祈鈞核。
（一）擬將緩付賠款銀洋七千萬元逐月購買金鎊，向外國市場買收我國各種債券，仍交總稅務司保管支取本息。按我國應付各國賠款數目，每年向須支出關平銀二千三百餘萬兩，現因金賤銀貴，只須支出關平銀一千三百餘萬兩已足，是比較從前每年計盈一千萬兩左右，可見此乃千載一時清理外債之機會。今協約各國議將我國應付賠款緩付五年，竊謂此項緩付金額，若不別圖利用方法，則五年以後金價回復，就償付外債論之，此次緩付賠款並無利益之可言。利用方法奈何，蓋自歐戰發生以來，各國常以所發外國債券貶價出售，借佐軍需，日本乘此機會購回該國債券不少，此不特減輕債務負擔，而以少額款項購回多額債券，裨益國庫，為利實巨。現在金賤銀貴，以銀易金，按照時價，每百元已可得盈餘三十餘元，再以金易券，又可得債券折扣之利益，綜其結果可以銀洋四十餘元購入金券十鎊，其常年應得利息，尚不在內，五年以後，金價回復，券價漸高，所得利益必不止此，此緩付賠款所由以購買我國各種外國債券最為得計也。
（二）發行五千萬元內國公債，即以上項買收在外國發行各債券為擔保，五年以後開始償本。
上項退還賠款，用以買收債券，雖可得種種利益，然現時國庫支絀，金融緊迫，自非別闢利源，仍不足以潤金融而資挹注。挹注之策，在化外債為內債，政府發行五千萬元內國公債，分期發行，即以所收上項各債券為擔保。查三四兩年內國公債信用尚著者，半由總稅務司為會計協理，今以買收在外國發行之各債券為擔保，固甚確實，再將前項債券仍交總稅務司保管，信用更著，揆之人民心理，應募自必踴躍，欲求足額，在勢不難。且此項內債，定為五年以後開始償本，倘彼時金價回復舊觀，姑以十元易一鎊計，則所收金券以之易銀，至少當增一倍。就退還賠款七千萬銀元計之，可購值一萬四千萬銀元之金券，以之抵算五千萬元內國公債之本息，盈餘不下九千萬元，此皆意計中事，非空談也。且如此辦理，一方既可減輕債務，一面又可活潑金融，一舉兩得，計無有逾於此者矣。」（公債司《擬利用緩付賠款辦法稿》）
以下錄整理中、交兩行鈔票暫行法稿：
「整理中、交兩行鈔票暫行法：政府發行六厘公債三千萬元，以二千萬還中行舊欠，以一千萬還交行舊欠，即以充該兩行鈔票保證準備，除發給公債外，所余未清之欠項，政府用國庫證券收回該兩行鈔票，再將所收鈔票除去餘下之數，則為政府與該兩行來往浮存浮欠之數，以後兩行除各法定保證準備額之外，所發鈔票皆須十足現金準備，但一年以內中行所發京鈔，現金保證兩種準備，合計仍不得過三千萬元。交行所發京鈔，合計仍不得過一千五百萬元，政府浮欠中行之數，不得過一千萬元，浮欠交行之數，不得過五百萬元。」（民國六年財長任內《整理中交兩行鈔票暫行法稿》）
以下錄整理幣制辦法大綱稿：
「整理幣制辦法大綱
第一步
統一硬貨（暫以銀為本位）
（一）鑄新主幣與輔幣，劃一其種類重量成色型式。
（二）訂定新舊主幣輔幣交換規則（以便收回舊幣）。
（三）整頓造幣廠，又設廠地點宜在沿海通商大埠，至內地各廠，應設法逐漸停止。
（四）造幣廠聘外國技師，使外人信用國幣成色等項，以便廢上公砝規元。
（五）訂定銀條銀塊與主幣交換規則，並酌用美國所行得於甲廠納地金乙廠取主幣之辦法。
（六）訂定稽查爐房規則。
回覆中、交京鈔價格。
（一）訂定購買對外金匯票辦法。
（二）訂定購買整理幣制之內國債票辦法。
（三）推廣用途。
第二步
統一紙幣。」
以下錄一千萬元借款問題稿：
「此次日本金圓借款一千萬，按之現在市價，約得銀圓六百六十萬，除去利息銀圓四十餘萬，手續費六萬，則實收不過六百萬餘元，而匯水所費，尚不計焉。此款匯歸國中，以充行政經費，不過二三月即可罄盡，以啟超計之，若將此款存在日京銀行，作為匯兌準備金，而在國中發行金匯票，則其利有數端：凡北方華洋商人在國外采貨者，得以中、交兩行票購買金匯票，則人人樂於得中、交票，而中、交票價可以漲至額面之價，其利一也。上海、漢口商人慾購金匯票者，亦必爭購中、交票，則中、交票流通全國，而價額必可增進，其利二也。中、交票既流通全國，則一轉移間國家增發六七百萬鈔票，以充行政費，勢甚易易，是在外正貨自若，而財政之需要有著，其利三也。吾國政費之借債也，以金易銀，則生鎊虧。而吾政府之還外債本利，或採買貨物也，則又須以銀易金，而又受鎊虧，所謂鎊虧者，則銀行之操縱與匯費之損失是也。今吾有金準備存於外國，則兩重鎊虧皆可以免，其利四也。且吾在外既有金貨，則對外債務可以直接支付，而外國銀行不得獨操其權。年來現銀流出之禍，可以稍減，其利五也。或謂此千萬元日金不足為維持匯價之用，啟超以為此即金匯兌本位之發端耳，暫且試行之，內外商人交受其利，再另借二三千萬為擴充之用，各國中亦頗有以為然者，似續借亦當非難，今姑暫以千萬元為試辦之用，於國內財政經濟受益已不淺矣。」（稿）
以下錄幣制借款之必要及理由稿：
「說明此時借款改良幣制之必要，可分三層如後：
甲、改良幣制之不可緩。理由甚明，姑不陳述。
乙、今日為改良幣制最宜之時期。理由：（一）停止支付德、奧之賠款借款及其他賠款展期，關稅增收等，皆可減少現金之流出，及增加國之收入，即足以增進整理貨幣之實力。（二）此時與協商國關係更密，借款較易告成。
丙、金價低落，於幣制借款無大損失。理由：（一）月前行政各費尚待外資補充，而此項借入之外資，無論在政府或商民之手，每以還債及購物之故，展轉而仍歸於外人，是無異一方借金買銀，以充國用，他方又以銀買金流出外國，其為損失，明有二重。今若借款告成，即以該款之最大部分分存外國，以供償還對外債務之需，則得金用金，既省匯費，又可保留國內之現銀，二重損失庶可減輕。（二）若必待金貴而後借款，則歐戰未了以前，決無改良幣制之望，勢必幣價日落，公私交窮，其影響之惡，較諸金價賤時借款之損失，尚覺此善於彼。
又本位制為別一問題，此時不必對馮、段談及，俟借款告成，再商亦可。」
以下錄第二次善後大借款綱要稿：
「第二次善後大借款綱要
一、借款——目的（一）劃一幣制（二）整理紙幣（三）裁厘時之補填費二、擔保（一）造幣餘利（二）煉銅餘利（三）關余（四）鹽餘
三、保證條件 幣制署聘幣制顧問一人，造幣煉銅總技師一人，對外匯兌查賬員一人。
四、在外金貨及證券之活用 此次借款之全部以金貨在倫敦、東京等處交中國政府，由中國政府以該金貨或該金貨所購得之各國一等證券及短期匯票分存於歐、美、日本大銀行，為發賣對外金匯票之準備，及募集幣制改良或裁厘之內債之擔保。」（《第二次善後大借款綱要稿》）
以下錄善後續借款之理由稿：
「善後續借款之理由
此次擬辦續借款，際此金賤銀貴之時，持異議者甚多，茲將其必要之理由略說如後。
一、中國銀行自停兌以後，券價日落，危險情形日甚一日。苟得借款告成，撥還二三千萬墊款，壯其聲勢，堅其信用，不但票價復原，匯兌可以靈通，存款可以吸收，現金可以保留，政府從此能善為措置，財政上實隱受無窮利益。
一、歷來借款其匯入匯出以及鎊虧損失之數，不可勝計，此次借款大部分為行金匯兌本位之用途，其款即當存儲國外，匯費損失當然減去，將來以金還金，外人難以操縱，鎊虧可以消除。查第一次善後借款第十款曾載明中國政府如有金款實在存於歐洲或日本國，並非為還此款而匯去者，亦可於期前十四天用以付還此借款到期之本利云云，是此次借款之利益，其影響兼及於第一次借款與歷來種種洋賠款，殆無可致疑也。
一、金賤銀貴，借款受虧，誠無可諱言，惟果能利用此借款，一面乘此時機，鑒於日本成績，金融一有起色，即行開放國際貿易，一面設一海外匯兌銀行，與中、交二行互相提攜，吸收現銀，購儲金貨，其所失未嘗不可補救。」（稿）
十一月初旬，先生為請示財政支絀辦法呈總統總揆文：
「竊數月以來，軍費驟增，財政深受影響，上月本部提議中央十個月概算，勉強支配，收支尚能適合，近則支出日有增加，中央開支已屬不敷，乃各省復以軍隊增加之故，非請截留解部款項，即請中央撥款接濟，散之為數十萬，合之則為數百萬，如川、湘等省由中央特別發給之款，尚不在內。要知中央軍政各費所賴以支持者，除放還鹽款外，即各省專款解款及菸酒公賣印花稅官產等項收入，即使如數報解，尚不免左支右絀，若再將中央款項截留不解，則財政何由整理，中央何以支持。然以增加軍費，截留款項，猶可說也，若鄂、皖、浙、陝等省並原定之解款亦不承認，鄂、魯且將中央直接收入之菸酒公賣印花官產全數截留矣。豫省並將金庫管理權收歸省有矣。國家財力只有此數，各省截留之款愈多，則中央收入之款愈少，目前緩付賠款，既未成議，交還關余，亦難如期，而工賑之款浩繁，短期外債應付均尚絲毫無著，不求救濟之方，將有難支之勢，仰屋興嗟，旁皇無策。謹將各省截留中央款項及請中央發給之款，並各省增加軍費數目分別開單，呈請鑒核，應如何辦理之處，伏候鈞裁。」（民國六年財長任內《呈總統總揆文》）
十一月中旬，先生密呈總統、總理文，讀此文可見當日政府的財政情形和先生支拄的經過：
「謹密呈陳者□□以軍事未已，財政益困，任重才輕，深懼貽娛，業已具呈大總統請予辭職。茲將財政困難情形，為我大總統總理瀝陳之。竊□□遭逢時會，備位閣員，忝掌財政，就職之時，適值復辟政變之後，舉凡軍隊之收束，金融之整頓，以及其他庶政之善後，在在需款，加以各省解款，或早透支，或久虧短，而請款者方興未已。中央軍政費出入相抵所短甚巨。□□惄焉憂之，以為目前財政之患，在於入不敷出，救濟之術，即在量入為出，因本此義，編就本年九月至明年六月十個月中央收支概算，在國務會議席上與各部總長協商辦理。
計收入方面：中央解款六百萬元，中央專款約六百七十二萬元，鹽稅餘款三千萬元，菸酒公賣收入五百零四萬元，印花稅一百萬元，常關稅三百二十萬元，津浦貨捐八十四萬元，官產收入四百二十五萬元，官業收入及礦務報效約三十萬元，關稅餘款兩個月六百萬元，緩付賠款一千三百餘萬元，共約七千餘萬元，即將此數支配中央軍費及行政費，陸海兩部所屬為四千九百餘萬，其餘各部所屬為二千餘萬，收支幸稱適合。然軍政兩費之外，尚有到期萬不能緩之內外債二千四百餘萬元，絲毫無著。其後陸海兩部以原編概算不敷支用，又行增加，陸軍部自每月三百萬元增至三百六十萬元，海軍部自每月三十萬元增至三十六萬元，兩月共增約七十萬元，十個月約增七百萬元，故以出抵入，即照十個月概算，實已不敷三千一百餘萬元。□□再四擘畫，爰定籌補之法有二：其一則海關餘款十個月間約可得一千萬元，其二則募集內國公債約可得二千五百萬元，此外維持中、交兩行票價所需之款，則擬用四國銀行團墊款日金一千萬元，及交通銀行借款日金二千萬元，共合銀元二千萬元左右，此□□當日計畫之大概也。
然自概算定後，各省新添軍隊，如直隸二旅，湖北省防營四營，察哈爾四團之類，軍費均由中央直發，以十個月計又增數百萬元，而退還賠款九、十、十一三個月迄未實行，以每月一百三十餘萬元有奇計之，所少收幾及四百萬元，而且中央直接收入如菸酒、印花、常關等項，各省不惟不照常報解，抑且紛紛截留，照此情形計之，至明年六月底止，此項截留之款，殆不止一千萬元以上，各種短絀，既出意外，重以兩月來西南軍興，人心未定，募集公債之計畫，又決難期踴躍，是概算不敷之數，籌補之策，俱難實現，綜計各項不敷實達五千餘萬元之譜，此經常費之實在情形也。經常費之意外短絀既若此，更就臨時支出不在前項概算之內者觀之，則其浩繁尤甚，計自□□就職後，臨時費之已由財政部支墊者：（一）討逆總司令部經費七十萬元，（二）直隸墊撥討逆總司令部經費十五萬元，（三）討逆總司令部兵士犒賞十萬元，（四）陸軍部收束臨時增加軍隊經費七十萬元，（五）遣留東廠胡同衛隊及馮德麟部下用款二十萬元，（六）張敬堯剿匪經費十二萬元，（七）陸軍部特別軍費三十萬元，（八）外交軍事用款十六萬元，（九）川湘用款一百五十萬元，（十）撥交江西督軍臨時軍費二十萬元，（十一）撥交湖南督軍臨時軍費三十萬元，（十二）撥交廣東督軍臨時軍費三十萬元，（十三）海軍特別犒賞十萬元。以上軍費十三項，計共四百八十三萬元，嗣以軍務緊急，復經國務會議議決，由財政部將四國銀行團墊款日金一千萬元，合銀元六百餘萬元，提撥六百萬元，存交中、交兩行，由陸軍部隨時支用，自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本月十日止，據陸軍部報告，已經支用者計二百四十四萬元，本星期內復撥若干，尚未得有報告，惟據昨日中、交兩行面陳，此項存款所余已不及二百萬元。而自總理辭職後兩日間，陸軍部所發支票聞約二百萬元，兩行以政局變遷，暫未撥付，若均照撥，則所余之二百萬元，業已告罄，合之前項十三項之四百八十餘萬元，兩共一千一百餘萬元，此皆為已往之開支。將來軍事範圍擴張未已，而軍需所出，絲毫無著，政府所有的款，僅交通銀行借款一宗，原數日金二千萬元，折合銀元不過一千四百萬元，除維持票價已撥支三百萬外，所余實僅一千一百萬元，而使勉強挪移，亦不過足供一月，況此項借款，專為維持金融之用，載在合同，中外共曉，若挪作他用，失信於人，將來國家再有興革要政，商借外款條件之酷，或非有國者所能忍受，則交通借款能否挪用，關係巨大，似不可不慎重出之，此臨時費之實在情形也。
綜觀以上情形，財政困難亦實達極點。□□於軍事初興頗主審慎，亦以早料財政前途必較困難，顧政府原亦力主平和，所以不得不出於作戰者，實具苦衷。□□身在局中，豈轉不能洞悉，故經預為聲明，關於此項之特別支出，須由政府共同負責，非財政部所能專任。所以預為此言者，絕非意存諉卸，蓋戰時財政為國脈所系，且與各方面均有關連，非通力合作，斷不能措之裕如，現在西南既未悔禍，平和又非旦夕可期，財政情形又實在無餘地。□□職守所在，原無旁貸，故不得不及時聲明。以□□私意言之，將來欲籌有救濟之方，惟有以軍界尊宿或與軍界密切能指揮之人掌理財政，取其能洞悉軍事用費內容，令出法隨，庶可以收指臂之效，為補牢之計，舍此殆無他途希望，□□則自非引辭不可。唯□□此次入閣，竭智殫誠，以謀整理，不幸事與願違，負疚引退，而顧念責任之重，知愛之誠，亦決不敢委置而行，重煩盡慮。故昨日到部業策棉力，將關稅餘款四百萬兩籌措已便〔備〕，計每月經常費用盡敷開支，即請迅簡賢能，盡日內接替，俾免貽誤大局，於國於私，兩蒙厚賜。謹披瀝上陳，伏乞鑑察。」（民國六年《密呈總統總理文稿》）
先生在進行改革幣制整頓金融期中，曾有幣制委員會和戰時財政金融審議會之組織，此外十月十一月間有特派赴日財務行政視察團之舉，其事發起於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初旬，該團七人，果然成行。現在錄先生十月十八日呈大總統一文於下，以見一斑：
「呈為特派部員赴日本大藏省視察財務行政，以資采仿恭呈，仰祈鑒核事：竊查財務行政，經緯萬端，必須統系分明，而後可言整理，尤必須規程完備，而後可利推行。本部成立數年，一切規模雖已粗具，啟超蒞部以後，悉心考察，覺其應研究之處尚多。查日本大藏省自設立以來，亦復歷經改革，漸臻完善，大之如法令章制之精詳，細之如表冊簿據之周密，在在足以資取法。現擬由部選派資格較深兼長東語者十員赴日本大藏省及該省所屬各機關詳細視察，以三個月為限，俾可從容將事。所有此次擬派各員，在部均有重要職務，一俟事竣回部，即可本所心得，擇要施行，庶於整理部務之中，仍寓造就人才之意。至所需經費，除各員在部均有官俸無庸另行籌給外，其川資旅費約須銀元二萬元，擬即在本部預算調查費內動支，俟年終歸入決算辦理。所有本部派員赴日視察各緣由，是否有當，理合呈請大總統鑒核，批示施行。」（民國六年十月十八日《呈大總統特派部員赴日本大藏省視察財務行政以資采仿文》）
十一月六日，日、美兩國以有關《蘭辛石井條約》之對華宣言，照會外交部。十日臨時參議院開會，是時政府川湘軍事失利，且有秘密向日本進行軍械借款的傳說，所以一時輿論頗表不滿於段內閣，而一般與先生有舊的人，尤關心他的處境。現在錄十一月十三日曾琦致先生一書於下，借見當日人士對輿論之一斑：
「琦留學異邦，了無善狀，自公入閣數月迄今，辱荷門牆之收，而無尺寸之報，蓋初心於吾師之出山，原不敢謂然，特既已就職，則亦不欲多言，以阻賢者任事之勇。惟是竊竊私慮，懼九關虎豹，終不能使公挾國家以入坦途耳。向固為公言之，非武人跋扈之可憂，實官僚陰險之可畏，彼輩狼子野心，深根固蒂，如蠹蟲之藏於巨樹，非空其實而使之傾不已也。今之當局，雖或動於正義，而為功名心所激，慨然引公以共國事，然與彼輩習處既久，不知其奸，聆公道義之言，終不若聽彼利害之言為親切而有味，一時暫合而共謀，必難久處而無間。故琦自始為我公計，不如退保潛勢，益結人才，徐收眾望，以俟時機，兼采日本西園寺、大隈侯之成法，於段內閣加以贊助可也。遂與共事，則殊不必。此非勸公取巧，蓋欲免於陷阱，而求終有濟於國事，非如此不為功也。然此皆已往之謀，關於我公個人出處者也。今則國事愈棘矣，官僚愈橫矣，日、美共同宣言發表，我國主權已潛移矣，軍器同盟告成，敵人且制我死命矣。我公身在局中，而不能挽救，不知負疚如何，抱歉如何？不能救國而反與他人同蒙賣國之名，前途痴夢，亦可醒矣。友人羅君益增痛憤時事，瀝血上書我公，茲特代為轉呈，區區之意，亦謂公於此時進退大節，宜慨然自決，蓋進既不能為興國之謀，退亦宜為殉國之計。文文山、史忠正之事，公獨不能率我輩少年共效之，以存正氣耶？（再者軍器同盟之風說傳來，留學界中人責望我公者甚多，非必盡含惡意，蓋望之殷，則責之嚴也。似宜有以解之，為妙。）」（民國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曾琦《致任公吾師書》）
十一月十五日，國務總理呈請辭職後，內閣全體都連帶請辭，當日先生所上呈文說：
「為呈請辭職事：竊啟超一介書生，二十年黨錮，功雖迂於牖國，志實切於挽時。屬際艱虞，重承鞭策，使膺計部，重備閣僚，奉職以來，精誠殫耗，乃竭拘墟之見，未窮應物之方，時變環乘，贊襄無狀。現在總理業經辭職，自應連帶引辭，為此具呈，懇請即日准予免去本職，俾得退讓賢能，免滋咎戾，不勝屏惶待命之至，謹呈大總統。」（民國六年十一月財長任內《呈請辭職文》）
十五日，內閣全體呈請辭職，均經總統慰留，但是先生辭意仍甚堅決，所以於十八日單獨再上辭呈，當日先生曾致張仲仁一書說：
「昨夜晉謁極峰，瀝請再准辭職，業蒙許以一星期內必予批准，原擬將辭呈稍遲數日乃遞，歸寓詢問，則已送院，此時仍當鎮靜，以待解決，不敢負極峰盛意也。別有密呈手摺一扣，請即代呈。軍事若能漸就收束，（昨日到部專為確定關餘四百萬兩，得此本月可無意外。）則下月初旬鹽款總有五百萬，而退還賠款亦已實行，經常費決可支持，後任者殊不必畏難也。各情望代陳，敬上仲仁先生。
昨今兩日頭痛欲裂，或是用腦太過，刺激太甚所致，但明日苟能支持，必一到部視事也。」（民國六年十一月《致張仲仁先生書》）
同日又致張一書說：
「頃辭呈已上，想公已見。此次之行，萬不得已，昨夜謁首座，既瀝陳下情，今夕須往津小住，惟財政部關係重要，與別部不同，不可一日無主持之人，望委切代陳首座，即派李次長思浩代理部，以維大局，無任盼禱。望必力陳，以得請為度，敬上仲仁先生。」（民國六年十一月《致張仲仁先生書》）
又十九日先生曾致姚■白一電，述請辭經過說：
「刪日內閣全體辭職，復經慰留，唯政局日趨危險，超昨單獨呈辭，已得府院同意，一星期後可望擺脫。請告季常。超效。」（民國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致長春中國銀行姚■白教電》）
以下錄先生十八日第二次辭職呈文：
「為呈請辭職事：竊□□前以大局久未敉平，財政前途日趨窘險，業經面陳總理，懇予解職，乃因總理呈辭，□等連帶引退，未及聲敘此項理由。現在總理業經視事，而□□則以本部委有特別情形，不得不重申前請。查中央財政，各種困難皆臻極端，□□受任以來，竭智盡力，以謀挽救，雖規畫略具，而實行維艱。現在軍事方殷，非得有軍界尊宿，或與軍事關係之人，管領度支，未易收指臂之效，□□再三考察，實無餘力足以負荷，除將財政詳細內容另行密陳外，理合具呈，懇請准予即日免去財政總長本職，以省愆尤而免貽誤，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呈大總統。」（民國六年十一月《呈請辭職文稿》）
是年先生題跋碑誌最多，均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茲不贅錄。至所為散文，除前面所引三篇外，尚有下列四篇：《永川黃公略傳》、《都勻熊公略傳》、《貴定戴公略傳》、《麻哈吳公略傳》。
注釋：
[1]由雲龍著《護國史稿》（載《近代史資料》1957年第四期）摘此書一部分，謂系梁《致滇中將士第二書》，今獲此書全文，可知實梁於護國之役中《致蔡松坡第一書》。
[2]張耀曾，字鎔西，雲南大理縣人。
[3]仲和，章宗祥字，時任駐日公使。
[4]後藤新平，日本政府外相，十月，隨大隈內閣下台。
[5]朱慶瀾，浙江紹興人，時任廣東省省長。陸榮廷，字幹卿，廣西武鳴縣人，時任廣東督軍。
[6]象山，宋人陸九淵別號，此指陸榮廷。
[7]晦翁，宋人朱熹號，此指朱慶瀾。
[8]鵝湖，宋代理學家朱熹、陸九淵，因學派不同，他們嘗於江西鵝湖論辯。此指朱慶瀾、陸榮廷。
[9]考亭，朱熹講學之處，此指朱慶瀾。
[10]陳錦濤，字瀾生，廣東南海縣人，時任財政總長。
[11]靳雲鵬，字翼青，山東鄒縣人，曾任參戰督辦公署參謀長；徐樹錚，字又錚，安徽蕭縣人，曾任陸軍部次長。
[12]叔魯，王克敏字，浙江杭縣人，1917年12月繼梁啓超之後為財政總長。
[13]即徐世昌、王士珍、陸宗輿。
[14]東海，為徐姓郡望，此指徐世昌；仲老，指張一麐，字仲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