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年譜長編 · 第七冊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壬子）——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乙卯）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壬子） 四十歲
一月一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成立，改用公曆，以是年為民國元年。
一月，共和建設討論會成立。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十五日，南京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三月十日，袁世凱就臨時大總統職於北京。四月先生著《中國立國大方針商榷書》成，六月，又著《財政問題商榷書》成，兩書均由共和建設討論會印刷行世。同月，中華帝國憲政會改名國民黨。十月，先生歸國。十一月，《庸言報》出版。
一月，湯化龍、林長民、孫、洪伊、黃可權、向瑞琨、張嘉森等發起共和建設討論會於滬，目的為集合同志，討論民國建設諸問題，以為組織政黨之備。湯、林、孫、黃諸氏多與先生有舊，所以該會成立後除由孫洪伊介紹先生入會外，會中負責人員常與先生書信往還，討論各種問題，隱然有以先生為該會黨魁之意。以後先生於四月和六月所著《中國立國大方針商榷書》、《財政問題商榷書》兩書，均由該會付印行世。現錄該會所發先生入會會證於下：
「滄江先生大鑒，敬啟者，茲由本會會員孫洪伊君紹介足下為本會會員，業經登冊，謹此通告。足下學識資望，夙所欽仰，尚望隨時惠臨事務所，賜教一切，不勝欣幸，敬請台安。共和建設討論會敬啟正月十號。」（民國元年正月十號發《滄江先生入會證》）
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十三日，孫大總統提出辭職，十五日南京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二十九日，北京兵變。三月三日，天津兵變。十日，袁世凱就臨時大總統職於北京。十一日，孫總統公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從去冬起，先生就有聯袁的趨勢，所以本年春間，先生直接間接與袁氏往來討論各種問題的信電很多，現在把袁氏就臨時大總統職前後先生和他往還的幾篇材料依次抄在下面，借見其當時聯袁情形之一斑。
二月十三日，梁士詒[1]致先生電，可見先生參與袁氏各事的意見很多：
「今□日宣布共和詔旨，內云：即繳某伯全組裂□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等，因現繳少川滬協商一切，深盼各事就緒，設或竟如尊意所料，則不可不[2]預為之防，乞休布襲，並電賜教之函，均休呈。項城急於融洽黨派，曾電季直疏[3]通，且亟申延攬兄，季深韙之；惟兄決計在野，項城恐孤立，故暫照尊請，力任鼓吹。編輯一部，俟季北旋再定。共和制度，項城擬參合法、美、葡而合於我國三年內所適宜者之秉畫宗旨，速撰寄。制憲權可設法也。詒。」（民國元年二月十三日梁士詒《致任公先生電》）
二月二十三日，袁氏復先生賀他被選為臨時大總統電：
「漾電悉。力小任重，承賀慚謝，迭奉函示，受益良多，感佩無極，尤盼禊教。凱。」（民國元年二月廿三日袁世凱《復任公先生電》）
同日，先生就財政、政黨問題致書袁氏，並建議袁聯合舊立憲派和革命派中分化出來的分子，組成一大政黨，以與始終不與袁妥協的革命派爭，使「彼自歸於劣敗」。
「□□先生閣下：歐陽公有言：不動聲色，而厝天下於泰山之安，公之謂矣。三月以前，舉國含生，汲汲顧影，自公之出，指揮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豈俟鯫生揄揚盛美者哉。今者率土歸仁，群生託命，我公之所以造福於國家者，實僅發端，而國民所為責望於我公者，益將嚴重。
啟超以逋越餘生，感非常知遇，又安敢徒作諛頌之辭，而不竭其毣毣，以圖報稱者耶？竊以為我公今後能始終其功名與否，則亦視乎財政之設施與政黨之運畫何如耳。今大事既定，人心厭亂，雖有殷頑，未從竊發，即一二擁兵自重者，其植基亦甚薄，不足以撼中央之威重。故軍事上險艱，殆無復可慮。雖然，二十年來，國中民窮財盡，國家破產之禍，識者憂之已久。加以今茲軍興，百業俱施，東南膏腴之區，創痍遍野，當事之未定，人民怨憤有所寄，故生計上之苦痛，亦強忍而暫忘之。過此以往，則沈瘵之病徵，日益暴露，非得國手神藥，有乾癟以斃亡已耳。國民生計之險象既如此，至於政府財政，比年以來歲入不足，已垂百兆，後此政費之增，有加無已，微論今茲南北兩方臨時軍需填補不易也。而新共和之建設，每歲經常費必且無藝，使歲入僅如其舊，固已有舉鼎絕臏之患，又況舊朝稅強半應歸裁汰，而新稅源復無成算，並欲求如前此之所入而不可得耶。
夫以今日而理中國之財，雖管仲劉晏復生，亦不能不乞靈於外債，固也。雖然外債能借得與否，即借得而遂能蘇財政之困與否，皆視財政當局者之學識智略以為斷。今日中國非借十萬萬以上之外債，不足以資建設，此有識者所同認也。然比者欲借數千萬尚不知費幾許唇舌，乃能就緒，遑論更進於此，固緣上下竭蹶情形曝露既久，抑其主因實由當局絕無規畫，不足以取重於人也。昔俄之度相槐特氏舉久瀕破產之俄政府，不數年而蘇甦之，嘗循覽其軌跡，未嘗不借外債，而所以能得巨債者，則由日舉其財政政策以炫耀於鄰邦，使素封家深信賴之，夫豈無為其所賣者，然非槐特之思慮縝密，規模遠大，亦安能賣人。啟超於並世政治家中，最心儀其人，以為我國非得如槐氏者一二輩，蓋不足以起衰而圖治也。且借債而能善用之，固救國之聖藥，而不能善用之，即亡國之禍根。今之論者，皆曰借債以投諸生產事業，雖多而不為害，斯固至言也。然有國者，安能舉一切生產事業而壟斷之於國家，且生產事業亦誰敢保其必無虧衄，況乎生產其名而浪費其實者，更數見不鮮也。是故借債而不得，固不免為今之波斯，借債而即得，又安見不為昔之埃及。今舊債償還，緣亂愆期，友邦既嘖有違言，倘新政府成立以後，不能立一有系統的財政計畫，以昭示於天下，而取重於內外，恐干涉財政之噩夢，非久將現於實。夫至於干涉財政，則國家固蒙不可恢復之損失，而新政府之威望，與我公之功名，亦自此掃地盡矣。竊以為今世之理財與古代大異，若搜剔於錙銖，察察於簿書，雖極廉謹精核，無補於大計必也。合租稅政策、銀行政策、公債政策冶為一爐，消息於國民生計之微，而善導之，利用之，庶幾有濟。此啟超十年來所竭慮研究，而亟思得其人而語之者，（兩年前曾草一《中國財政改革私案》，垂十萬言，托人呈澤公，其曾省視與否，尚不可知，採擇更無論矣。）在舊朝積弊深痼，無論何人當軸，固難期見諸施行，今百度革新，大賢在上，若他日得為芹曝之獻，自效涓埃於萬一，何幸如之。所謂財政設施問題者，此也。
政黨之論，今騰喧於國中。以今日民智之穉，民德之漓，其果能產出健全之政黨與否，此當別論。要之，既以共和為政體，則非有多數輿論之擁護，不能成為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煩言而解也。善為政者，必暗中為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後之中國，非參用開明專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齊嚴肅之治。夫開明專制與服從輿論，為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國非居服從輿論之名，不能舉開明專制之實，以公之明，於此中消息，當已參之極熟，無俟啟超詞費也。然則欲表面為仆而暗中為主，其道何由？亦曰訪集國中有政治常識之人，而好為政治上之活動者禮羅之，以為己黨而已。今國中出沒於政界人士，可略分三派：一曰舊官僚派，二曰舊立憲派，三曰舊革命派。舊官僚派公之所素撫循也，除闒冗僉壬決當淘汰外，其餘佳士大率富於經驗，宜為行政部之中堅，以入立法部，使競勝於言論，殊非用其所長？夫以我公之位置運用行政部，非所憂也，最當措意者，思所以博同情於立法部而已。此其道固不可不求諸舊官僚派以外。舊革命派自今以往，當分為二，其純屬感情用事者，殆始終不能與我公合併，他日政府稍行整齊嚴肅之政，則詆議紛起；但此派人之性質，只宜於破壞，不宜於建設，其在政治上之活動，必不能得勢力，其人數之多寡，消長無常，然雖極多，終不能結為有秩序之政黨。政府所以對待彼輩者，不可威壓之，威壓之則反激，而其焰必大張；又不可阿順之，阿順之則長驕，而其焰亦大張；惟有利用健全之大黨，使為公正之黨爭，彼自歸於劣敗，不足為梗也。健全之大黨，則必求之舊立憲黨，與舊革命黨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雖然，即此兩派人中，流品亦至不齊，有出於熱誠死生以之者，有善趨風氣隨聲附和者。善趨風氣之人，不能以其圓滑而謂為無用也，政黨道貴廣大，豈能限以奇節，先後疏附，端賴此輩，多多益辦，何嫌何疑。然欲植固黨基，則必以熱誠之士為中堅，若能使此輩心悅誠服，則盡瘁禦侮，其勢莫之與抗；若失其心而使之立於敵位，則不能以其無拳無勇也而易視之，雖匹夫可以使政府旰食矣。所謂政黨運畫問題者，此也。
啟超播越於外，十有餘年，與祖國隔絕既久，一切情形多所隔膜，且生平未嘗得任事，實際上之經驗，缺乏殊甚，安足以語天下大計。況於久膺艱巨，算無遺策，如我公者，更安敢嘵嘵為遼豕之獻耶。顧夙服膺亭林匹夫有責之言，明知駑下，不敢自棄。數月以來，承我公不以常人相待，國士之報未嘗或忘，既辱明問，用竭區區，交本非淺，自不覺言之深也。猶憾所懷萬千，非楮墨能罄其一二耳。客冬事變之方殷，無日不欲奮飛內渡，以宣力於左右，徒以方處嫌疑之地，為眾矢之的，恐進不以時，為知己累，又審我公大計既定，凡鄙見所懷欲陳者，早已次第實行樽俎旁午之時，綿力亦未由自效，是以屢次方命，良用增慚。今感情之時代既去，建設之大業方始，謠諑之集，當不如前，驅策之勞，略堪自貢，亦擬俟冰泮前後，一整歸鞭，盡效綿薄，以贊高深，想亦為大君子所不棄耶？臨楮依依，不盡欲陳，書達簽掌，希賜電教。肅此敬承勛安。
再者，摯友湯君叡字覺頓與啟超同居十年，向共文字之役，即《國風報》中署名明水者是也。其人有肝膽，而達於事理，治事之才過啟超十倍，專治經濟學，明體而達用，銀行貨幣尤為專門。（去年舊政府曾聘為大清銀行顧問官，僅一月，而難作，然雖留亦不能行其志也。）舉國恐少出其右者，擬日間令其晉謁，代述所懷，望拓階前盈尺之地，分至貴之晷刻，俾盡其辭，不勝大幸。」（民國元年二月二十三日《致袁項城書》）
三月八日羅癭公致先生書，報告與梁士詒商談各事情形：
「昨得尊緘，即往謁伯鸞，渠言草案已收到，項屬渠詳閱，擇要告之。法制一層，渠亦為然，日內當向項言之。渠言項極盼公歸，已托張季直力向南中疏通，季直亦甚盡力雲。我言渠個人尚與南中無大意見，渠言甚善。渠商妥當有正當電告也。」（民國元年三月八日羅癭公《致任公先生書》）
三月十五日梁士詒致先生電，言袁氏擬為先生在滬組設報館事：
「□□□□已到袁統□，現擬為兄在滬組大報館，日間唐赴寧，再與逸仙□□，諒可成事，成□再電請兄先到京，後到滬，請先著小冊鼓吹。詒。」（民國元年三月十五日梁士詒《致任公先生電》）
四五月間袁氏致先生書，自述想念之殷，並論財政問題，倚重先生情形於此可見：
「任公先生大鑒：屢辱庽書，並湯君覺頓來京接席，凡所指導而激厲之者，皆犖犖大計，而又切於事情，循誦數四，如豁雺霧而見青天，以是知大賢之吐屬不同，匪獨惓惓私意已也。徒以天不假緣，致相需甚殷，尚難合併，雲天悵望，我勞如何。要當相機排解，以紓渴忱，但目前尚未敢造次耳。鄙人以歸隱之身，當危難之際，猥不自量，操舟於驚風駭浪之中，千迴百折，僅而得此，然此後萬端危險，雖欲為國民服務，而春冰虎尾，不知所屆，非我君子，孰與告語。財政問題，尤為棘手，安得如俄相槐特者而任之。目前剜肉補瘡，汲汲於維持現狀，將來久遠之計，必合租稅，統系銀行政策、公債政策冶為一爐，執事於此道研究入微，一時無兩，尚乞發揮新箸，俾有方針。政黨一層，所策皆至確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鞏固新政府四大問題，自當同時並進，惟跬步荊棘，加以識見才庸，勉竭愚誠，有為四百兆人祈天永命而已。敬勖光采，惟為國自愛，不宣。世凱頓首。」（民國元年袁世凱《致任公先生書》）
四月，先生著《中國立國大方針商榷書》成，該書先由共和建設討論會印刷兩萬冊行世，後來《庸言報》出版，為廣其傳計，並再附錄於該報第一、二、四各號中。該書出版後，頗受各界歡迎。其宗旨在以客觀態度討論中國今後的整個建設問題，讀其敘論，可見先生編著該書的緣起，讀其結論，可見先生對這次革命運動成功問題的態度，和今後政治建設的主張。
四五月間，先生有請南海宣布退隱之議，此事南海似已同意，惟麥孺博反對最力。此時各方面攻擊保皇派甚烈，大概是為緩和各派的攻擊，才有此議，可是先生和南海的分途，就從這時候起始了。現在把麥孺博當日致先生和南海的兩封信鈔錄在下面，借見該事情形之一斑。
五月二十九日，麥氏致先生書，除論南海退隱問題外，並反對先生往津辦報各事：
「北江[4]轉示大教，論皆正當，惟所云欲北江宣布退隱不預政界一事，弟謂不可。北江以救國號於天下，人誰不知，今危急存亡之秋，而忽欲有此宣布，豈不盡失天下人之望，且海外黨人，期望尤切，苟有此宣布，則不特立時潰散，且將銜我刺骨。蓋今日所余而未變者，皆至熱誠之人，倘宣布則彼輩無所附聲，進退狼狽，必極切齒。況今黨勢雖衰，然苟有事可為，則他日亦一大基礎，豈可令之散潰乎。公雲至北後，亦將如是，事同一理，必不可也。公但與北江分道而行，目前不作張皇之舉動，則忌者不久自消矣，何可出此下策耶？
又得北中書，言同人皆主張公至津辦《國風》，弟亦期期以為不可。欲辦旬報，則仍在東發表政見足矣，何必人在津（人在東與在津何異），然後能發政見耶？若木來，言北中陰象環伏，土[5]懾於過庭[6]叔度[7]，而唐則又利用同記，唐為同所挾，土又不為唐挾制，土且與唐大有意見，今留守一事，直幾如兩總統，現象如此，大亂即在目前，弟意以為斷斷不必居津。且天地晝晦，魑魅逢人，絕無益處，何必居此險地乎？又雲南北合辦一報，邀公主持，此無論必不能成，即成亦兩姑之婦，且公之地位，豈有為人喉舌之理，此則不待弟之陳說，公必拒之矣。玉茗返，雲公言海外吾黨今止余百分之二三。公與人一面，何遂傾吐至此，雖曰披露肝膽，亦何必示人以璞耶？法丞又言，公雲《東方日報》即吾黨機關，此亦大誤。《東方》與同記大有關係，因言論侵及同記即大衝激，與之構父[8]又早已出館矣。謂為機關，則認賊作子，倘已告海外，則更恐誤事。（倘已告，則望火急告彼更正，勿令海外人寄信至彼也。）公於此等事，不可不有斟酌，不可率臆而談也。
季[9]至北已為城北妥辦諸事，城北急促其返，大約數日內必回討論會。頃日日議與各黨合併，大約必出於此，然力皆薄弱，尚未足與人抗也。若木尚隨唐返北，渠雲視察各方面，意氣盡矣，滿口厭世之言，然大約仍北，屬以奉告。」（民國元年五月廿九日麥孺博《致任公先生書》）
同日麥孺博致南海先生書：
「示敬悉，遠[10]書亦收。宣布退隱必不可行。數十年來以救國號於天下，人誰不知，今危亡之際，乃曰我不復顧問，眾不可戶說，人其謂我何，豈不盡失天下之望耶？至海外之人，其至今未渝者，則至熱誠之人必抗彼極力，而望我至切者也。今有此宣布，則令彼失所憑依，進退失據，不但潰散無餘，且將以望我至切者，反而銜我刺骨。子珊言海外人以長者及遠不出，已有憤言，今更若此，必生大波，且海外黨勢雖弱，猶可為他日之用，令其立散，豈不可惜。遠雲至北後宣布，亦同此害。長者但與遠分道而行，不可為張皇之舉動可矣，何可出此下策哉？必不可也！推黎公為名譽長以張勢，亦無可奈何之事。然名譽則可，萬不可令直接，令有實關係，黎雖不必有野心，而海外人則勢必趨彼，倘有一人利用之，（今陸乃翔已令黎照會陸逸君在澳籌款，逸電聞即是此事。）則吾直以全黨奉送與人。勢雖張而黨非我有，（康批：孺真深議！此次推舉，深為人作嫁，而黨非我有也。）即有款可籌，亦為人作嫁，於我無與矣。亦不可不謹慎斟酌其分寸也。若木來言，現土（自北變後）威望大減，勢力亦減，渠極懾南。唐則欲利用南而反為南所挾，土又為唐所挾，土與唐大有意見。南置留守，權極大，儼然兩總統，南中又各有勢力，各有意見，各有野心，必不肯受制，局勢危險至斯而極。借得外債，亦止夠兵餉一霎之用，必不足有為。爆發之期，不出二三月外，奈何奈何！政黨（弟子出名之說，更不必，此時何必騖此虛名而惹人注目乎，決不可也。）尚是隔靴搔癢之事，非併力從事，於弟子前書所云，恐又大失事機，不可復悔矣。若木隨唐北，渠極頹喪，雲必無可為，其言如此，其別有心事，則不可知矣。弱[11]至北已為城北妥辦各事。城北日促其返，大約數日內必到，到後於北事更瞭然，當可商措手之地矣。如何，續報。至刻《大同書》，必萬萬不可，人人皆飲狂泉（狂只女一事耳餘無關），更張其焰，則燎原滔天，不可嚮邇矣。」（民國元年五月二十九日麥孺博《致南海夫子大人書》）
六月，先生著《財政問題商榷書》成，也由共和建設討論會付印發表。該書題為初編，計有《第一期財政計畫意見書》《償還外債計畫意見書》兩篇，蓋先生計劃續撰討論財政問題的文章尚甚多，其已經發表者，有《吾黨對於不換紙幣之意見》一篇。是時國內盛行提倡國民捐運動，政府也正在準備大借外債，所以書內對於國民捐強迫公債和不換紙幣等問題，都有論及。該書初次就印萬五千冊，可見為當時社會重視情形的一斑了。
同月，中華帝國憲政會改名為國民黨。徐君勉在六月二十五日致該黨各埠同志書里記其事說：
「一、吾黨昔名為帝國憲政會，今改為國民黨，其西文用何名字，已於前次公函敬告一切。茲復得康、梁兩會長寄到吾黨更定章程，今特呈上，乞布告各同志照行可也。」（民國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徐君勉《致各埠列位同志義兄書》）
本年入春以來，先生便有歸國的意思，所以於三四月間特遣湯覺頓返國，探詢一切。直到五六月間，因感時機尚未成熟，和多數同志的反對，才暫時打銷此意。四五月間湯覺頓在給先生的信里，報告他返國後各事情形，並論先生歸國問題說：
「在津住兩日，所晤諸人多悲觀之談，入都後卻稍好。同人對於我公行止，主歸者多，惟斷不可入政界，入黨派，結黨亦宜少待，但遷《國風》歸，或辦一法政大學，以為立足點，漸漸與社會接洽，為一無形之團體，待時機已熟，然後生髮他種事業。此事仆亦極以為然。俟見項城後，看情形何如，或電請公歸，或仆東歸與公偕來，則到彼時乃定。即辦此事所急者仍在款，仆於見燕孫、項城時，當竭力謀此。大概公歸期可在三禮拜或一月以後。（再與掞商，即三月後亦不遲。）彼時統一政府亦已成立，（師謂公必宜入政府為閣員，此事不獨同人多不贊其議，即令無之，恐事實亦作不到，今用人之權全是南北協定，而南方議院權特重，豈有容我輩迴翔之地耶？）以閒雲野鶴之身歸國主持輿論，則浮言亦自可息。然如項城不贊公歸，則又是一局面，（故此種妄想真可斬斷，天下事有盡非人力所能成者。）此不過預備耳。但項城無不贊公歸之理，（欲速不達，不如待水到渠成，何患政柄之不在手耶？狂論不知公以為何如，而師又以為何如也。）故公此時似宜多撰大文字，為《國風》出版之用，恐公初歸之一月，必無伏案之暇也。仆今寓掞東處（車廠頭條廣州會館），已托掞致書葉譽父約見。蓋必見葉，而後梁可得見，見梁而後袁可得而見也。雖費時失事，亦無可如何耳。
再者晢子為唐所排，（唐極主袁南行，晢反其議，故見排。）頃已往青島覓屋，作退隱之計矣。又聞項城欲請公歸，而晢子言此時請某某歸，豈非害之耶云云，不悉[12]信否？若晢子果有是說，又不知其為好意耶，抑別它意耶？實難測也。以愚意觀之，則公此時無絕對不可歸之理由，亦無絕對可歸之理由，二者比較，則自以歸為稍長。即佛所謂此時不歸，他日亦無絕好可歸之機也。且公此時歸，亦有謠言，不歸亦有謠言，歸而日日出現於社會，其議論行動與人共見，或反足以息謠言，此一利也。與各黨派人相接，可望他日發生事業，此二利也。法政大學非歸不辦者，與國家前途大有關係，此三利也。故仆到京，略為視察，亦不絕對主張公之留東也。亦惟公自酌之。又聞君勱欲請公在滬主持神州大學，此則仆所極不以為然者，因述晢子言，再書此段，乞鑑察。」（民國元年四月二日湯覺頓《致孟遠兄長書》）
又同月十八日一書，述與梁士詒談籌款問題，並論歸國事說：
「昨在天津寄一長緘，計當在途，今晨歸京，頃剛由鸞處回寓，談兩句余鍾，多財政之事。梁甚望公速歸，且欲仆電請即發，仆因言公負累甚重，私事猶小，種種活動費所需甚多，能再接濟否。此次見鸞本無他事，本不欲見之，即許多莊言正論亦全無謂，專為此一事耳。乃彼極言近日睏乏之情，雲此二十日內雖撥一二千，亦做不到，仆遂問二十日外何如？渠意俟虎到京後商量，惟今各處需款皆急，恐終難籌措云云。則此事已絕望，公固不了，仆亦何以為生，念此令人短氣，真命也。至公歸否問題，務乞待仆歸後細商再決，不可輕發，仆滿腔話欲與公言，筆墨又萬不能罄，非見面不能傾筐倒篋也。山人行時相約，必待彼歸乃發，又欲觀南人來是何等樣子，故仍淹滯旬日也。知公急欲去此中曲折，急欲見仆，然望公少安之也。
再啟者：凡前紙所言，不敢自信其必為真相，然大概情形，固確已如是，以仆之材薄運舛，所遇必無所成，自無足怪。若公歸時則必別開生面，或有意外所得，亦未可知，此公歸否問題，所以宜再四研究也。山人頗不主公歸，然以此時不歸，何時乃可之說折之，亦無妥當之答語。仆與山人同一意見，要之，即不能下斷語是已。亦惟公自酌之，待仆歸再細商也。」（民國元年四月十八日湯覺頓《致孟遠先生書》）
是時主張先生歸國最力者，為代表海外同志之徐君勉，自開春以來徐氏因見先生和南海對於歸國組黨各事絕無動作，曾屢次致書南海責問催促。在他四月十二日給南海的信里說：
「夫子大人侍者，正月廿七示悉。軍隊推戴事，恐又成畫餅矣。今大局已定，實不宜如此以犯眾怒，只有速組政黨一事而已。遠久遲遲而行，不知何故，自去年八月偌大風潮既不與其事，今復遲疑不決，觀上海報所刊告白，政黨紛紛而出，我尚寂然，不獨令黨外人輕視，即黨內人，亦以為驪山烽火，無不心灰意冷矣。弟子在此雖有蘇張之舌，無能為也。究竟遠不知何故，弟子百思不得其解，乞即促其行。港中同志因遠不行，無不大憤，各埠亦然，弟子亦不能為之解。當去年十二月和議未成，遠如北行，則今日閣席必分一席，今若喪家之狗，無所歸宿，言之氣結。吾黨之弊，全在理想太多，實事全無，不免有文人習氣，豈能立於競爭之世耶？來示雲內地新舊兩派有分立之意，夫子與遠分領之。此事弟子極不以為然，令海外同志無所適從，起點既異，必無再合之理，此事乞細思之，勿後悔也。復蒙王電泄，京師譁然，若遠早北行，則無是事。夜長夢多，市中有虎，真欲老死遠方乎。憂憤迫切，不知所云。
同志望吾黨在內地進行眼將穿矣，而始終無一實事，令弟子何以措詞，籌款則函電交馳，而坐以待斃，宜乎外人之目為馬扁矣，可痛。（難受難受，然細思吾等一事不辦，難怪。案：系南海注語。）」（民國元年四月十二日徐君勉《致南海夫子書》）
同書有南海跋注一段，似對先生言者，該注說：
「覽書吾愧欲死，只為園林長懶，恐昨日坐中人已有極憤者。關中河內交易，一散難收，甚惜之。且以為騙，尤可痛難受，吾黨不急急出黨章註冊、及回電數事，以至各埠之心必散，亦無可怪異，速發黨章並註冊以救之。」（民國元年四月十二日徐君勉《致南海夫子書跋注》）
又七月八日，徐勤致先生一書說：
「頃接五月廿日來書，敬悉。大駕月內返國，合併各黨為一黨，與黎為一黨領袖，聞之狂喜。至於旅京費用一事，本易辦到，但吾黨自去年至今，寂然無聞，令同志灰心，美中團體之不散幸矣，豈能啟口捐款耶？如確入京，確與各黨合併，已有明文，人心必可復振，今非其時，當小待之，必可得也。勿介勿介……來示云：仆斤斤欲推廣黨勢於內地，此亦誤會耳。當時以為內地各黨不能合，故迫得為此耳。今各黨既允合併，則何必另起爐灶耶。只求於事有濟耳，於國有補耳，本無容心於其間也。自去年八月至今日，見對黨之進步，日受同志之辱罵，其焦急困苦之情形，有非楮墨所能盡者，當憤激最烈之時，常欲自殺，此可見一斑矣。今得來函，雲不日返國，各黨合併，為之狂喜，雖死亦瞑目矣。
來函雲社會對於長者交甚疏，疑忌之心多。以長者三十年來講學救國，其功德全國中豈有其比者，此非阿其所好也，今社會之涼薄如此，誠為可嘆。雖然既有開先，必繼起有人，中國可救，則亦可自慰矣。吉田松陰、馬志尼之流，亦何嘗及身成功耶？雖然以長者之仁勇，既先天下之憂而憂，自當後天下之樂而樂，今不能登舞台以一施其懷抱，徒得孔子三月治魯之際遇，誠一恨事。雖然中國前途遺大投艱，長者未必遂長此終古也。吾黨凡有可辦，長者亦當共勉之，毋使公伯寮邢恕猶大之徒笑我輩也。」（民國元年七月八號徐君勉《致孟遠足下書》）
最初同志中贊成先生歸國的很多，不過他們主張往津辦《國風報》。何天柱在四月三日致先生的信里記其事說：
「初一日《大共和報》有章太炎一書，論吾黨事者，甚為公允，請檢閱。今將張溥泉覆書剪出寄上，閱之可知近人議論之一斑矣。湯濟武已東渡，想已見之。荷廣曾有書來否，切盼之至。掞東書來，言都中諸公之意，欲吾師寓天津，仍辦《國風報》，蛻老甚不贊成，謂如仍辦報，不如居東為便。至於來滬，則蛻老更不謂然。馬相翁則謂季直、思緘等均欲師來，以文章鼓動天下，但此時則不便來，須三個月後彼等當設法雲。」（民國元年四月三日何天柱《致任公夫子大人書》）
到五月間，同志中多半都主張先生緩歸了。他們的理由，是第一俟共和建設討論會與他黨合併成功，舉先生為領袖後，再行歸國，比較名正言順。第二統一黨正擬舉先生為調查研究部長，為顧將來利害，避免陷入其計中，以稍延緩為是。五月十九日黃與之致先生書中論其事說：
「日前上一緘，計達記室矣。頃在討論會閱覺公緘，知先生將於日內返國，此間贊否各半。伯蘭[13]有長緘具述黨派情狀，極中肯綮，惟對於返國一事，無所主張（作此函在接覺公函前），權意二黨合併為第一事，返國為第二事。現北京日議合併，因領袖問題頗生障礙，權今日函告濟武、立誠[14]諸人，極主早合，而對於公之位置，則主張先立一黨務研究部，以公為之長，獨立一幟，與執行者不相混，研究之結果，則以文字對外發表，數月以後，側公之位置可確定矣。似此辦法，蓋有數善：一、目前不致以公位置問題，延緩合併之進行；二、日與黨員接洽，則所有意見可以稍釋；三、以文字發表，必受國人士之歡迎，內地人之對於公，其崇仰者固極多，而見其文筆之夭矯以為神龍不可測者，正亦不少，日與之處，以公之德行文章薰染而漸磨之，吾可決敵之皆變為友也。權之辦法，固剽竊共和黨者，深以為最良之法。共和黨則危機已見，太炎公然宣告獨立。前函乞速復，以便與前途閱看。」（民國元年五月十九日黃可權《致滄江先生書》）
五月十九日，孫洪伊曾致黃與之一書，專門討論先生歸國問題：
「公去後，細思滄公此次北行，可慮殊多。為接近政府計與？此猶前清時之觀念，今後之民黨，果挾有大黨以盾其後，政府將俯就之不暇，安用接近為也。為結納民黨，吸收建全分子計與？京中志士一望皆黃茅白葦，要皆官僚派耳。其肯為民黨活動者，寥寥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類已入他黨。滄公以素人資格，安從而吸收之，況因此類人者而為北京之行，此數人是否為國內賢豪，弟竊不敢信，亦頗不值。況崇拜滄公者，異日滄公正式為一黨之首領，當亦無不歸來，預為接納，其不崇拜滄公者，即結納之，亦奚益？滄公文章言語，公布于海內者數十年矣，其精神已無一日不與國人相往來，安用一見為也。為補助政府計與？既不能直接以當政權，拾遺補缺，裨益幾何，何如挾一黨之力，堂堂正正，以監督而指導之之為效宏也。為自謀歸國計與？浩然自歸，興味索然，何如有一二政黨舉以為魁，歡迎之而後歸，其價值之相去甚遠也。總此言之，則滄公北行，實為無目的之行也。而其害則有五：一、敵黨凶焰，尚未盡斂，以羅倫、譚延闓輩為革命首功之人，尚有以憲政黨目之，而思以暗殺從事者，何況滄公？萬一事出意外，竟負初志，其害一也。即無他故，浮沉京邸，毫無依據，東征西攘，去就何從？萬一偶有不合，悄然而返，社會信仰因而大減，其害二也。滄公向日掛名統一黨，共和黨即舉為調查部長，滄公就之，既非黨魁，恐不能行其素志，卻之又必不能自由，為種種方面所牽迫。試問該黨分子若何，現狀若何，章太炎宣言獨立已見破裂之端，滄公加入亦必有一大部分破去。（統一黨分子既不純，民社尤可慮。）黨勢驟衰，何從而振起之。（勿以為有副總統為首領，其黨即可大可久，若以政黨言之，今日之副總統，尚無此信用與價值也。蓋第一次之總統，國人皆屬意項城，第二次之選舉尚遙遙無期，而黎公又實不足為政黨之指導者。）與共和黨之分子既無歷史之關係，又無感情之結合，泛然相與，勢成孤立。其團體既複雜紛爭擾攘，何從調和之，而訓練之，即或將來得列於五人之席，亦非正式黨魁，況其終局不過以調查部長之名，使之長久辦一會報已耳。希望其悍然不顧利害，並脫卻一切舊關係，舉為黨首，（章太炎若出會，共和黨必驟衰，蓋統一黨者，實章公一人之黨也。）恐共和黨中人必無此魄力，而其對於滄公亦無此非常之感情也，進退失據而已，其害三也。本會與共和黨不能併合，實為歷史上之關係，有不期然而然者。弟嘗謂政黨之結合，固為政見之結合，實為精神之結合，政見有臨時發生者，精神則永久不移者。精神同，則所發生之政見無不同，即有不同，亦易於調和遷就；精神異，則雖事事相同，終必有一二事之不同，而此不同之主張，或即根本上不能相容之點。請願國會之爭，及中美銀行之爭，同人之與張季直公，中道異趨，其前鑒也。鐵路借款之爭，黃遠庸、孟庸生極主張運動蔭君、味齋及與吾黨有關係之資政院議員，第一二次談判在憲報館，（此尚在五六月時，去資政院尚遠。）遂與遠庸決裂，其後至取消庸生議案研究會之會長，此又一左證也。共和黨重要分子，一變而為協進會，協進會實以遠庸、亮儕為主腦，（此次南來合併，其代表為藉亮儕，其故可知。）兩公皆憲友會要人。而在憲友會時代，其精神上與同人已多不合，兩公未始非佳士，而同人跡近樸拙誠實，兩公跡近虛華巧黠，其精神上原有不同之點。陳叔通亦然（叔通亦憲友會中人）。今憲友會解散，討論會發生於南，協進會發生於北，叔通雖同在上海而獨立一□□公會，雖彼此各無成見，而精神上之感召，似有不期然而然者，況民社尤不敢信，張季老亦有不同者也。（直隸略近朴誠之士，亦多未入協進會，此尤明證。）此次七團之併合統一黨，章、張兩公極思結納吾黨，其終決裂者，實籍、陳兩公為之梗。（此事調查頗確）外交之失敗，失去一首領，（黎公大與本會有關係，本會之經費半出此公，使五團不合，此公終能使之去民社而入本會。）又贈人以絕大之政見，（開議後，各團皆無主張，初稿由民社、協進會、民國公會擬定，該括政綱三條，直難索解。現共和所公布之政綱；實出弟與崧生之手，並有條目十餘項。苦思十餘日，然後定稿，臨時慮各團反對，又千迴百折，乃出之而不願為本會之主張，其條目未發布，後見其增改者多在文字，然已大失本意。）今本會既分立而彼復被我以惡名，以感情上精神上言之，將來雖不敢知，而現在則必無與共和黨合併之望。況同人原不信同盟會必能永為大黨，亦不信吾黨必不能成一大黨，又深知數年以內，必不可僅有兩黨，亦必不能僅有兩黨。共和之組織之人物，又非所贊同，罔其所信，盲從滄公之後，而入共和黨，豪傑之士不肯為也。而群龍無首，振起亦難，徒使吾國建〔健〕全之大政黨，一時不能成立而已。其害四也。抑或政府諸公，與以一不甚愛措之官以羈縻之，縱辭而不受，亦足損其聲價，貽反對者以口實，其害五也。既無目的而有實害，此行何為也。夫使滄公果無回國之機會，抑或雖有機會，而不免於遲滯，冒險以為此行，猶可言也。今社會之變遷甚速，人心之轉移亦甚速，諒不久必有歡迎之使來者。況同人又日夜為之謀，吾黨又非無實力，必不得已，即以本會為活動之始，如日間弟所舉似之種種辦法，一月內亦必能發表，三四月內亦必能舉為首領，歸國之期，並不在遠。滄公有滄公之信用，有滄公之魔力；同人有同人之信用，有同人之魔力，互相為用而不能成一大黨者，弟絕對不肯信也，非弟之臆說也。吾黨尚有三數年之歷史，他黨何如？吾黨尚有歷共甘苦患難不渝之友，他黨何如？吾黨自革命以來，多受折挫，有互相愛護之精神，有彌加惕厲之閱歷，他黨何如？吾黨員多舊議局議長，其在地方終有信用，吾多新起之人才，他黨何如？如各省之都督羅倫、蒲伯英、譚組庵輩，滄公來，蔡鍔、蔣尊簋亦必為吾黨員，他黨何如？李盛鐸為本會之發起人，汪大燮並曾致意，願暫為精神上之會員，李經羲近亦往來甚密，高崧如亦舊官界中之矯矯，此數公亦不得謂之非人才，故前日謂滄公歸後，吾黨即能為健全之政黨，確有所見而然，非異日之事也。彼黨不過以二三偉大人物以爭持門面耳，吾何畏彼者。務請吾兄即切實作一書，以與滄公，勸其萬勿北行，一面俟崧生來，我輩即定進行發表之法，此著所關甚大，隨筆書意，不覺其言之長。擎一、愚伯[15]擬阻其行，更請兄促兩公必作書與之，勿遲疑也。弟擬亦作一函，但因與討論會太近，不願盡言，頗不知所措詞應如何說法，並乞兄略擬大意，示知為盼，以速為上。」（民國元年五月十九日孫洪伊《致黃與之先生書》）
又同月二十一日，孫氏致湯覺頓一書，再論先生歸國事說：
「手書敬悉。滄公北歸，權其利害，曾與愚伯、與之商之，頃兩君雲已將鄙意上達滄公，茲不復贅。惟就日來情形觀之，似滄公歸計，應俟本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協會併合結果如何，再定行止。大約此間為滄公謀，歸計約分三種辦法：一、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協會合併，正式舉為首領；一、如有阻礙，或與國民協會合，或即由本會發表；一、請蔡公松坡通電各督，請滄公歸國。昨接濟武北京函，併合事約以就緒，有舉岑公春萱為理事長，蔡、湯為理事之議，此間極不贊成，西林已電京力爭，並仍主前議，滄公為首，蔡、湯副之。接濟武回電，擬改舉蔡公，此間同人仍不贊成，今日又發一電，主持前議，並擬舉李公經羲、李公盛鐸、蒲公殿俊、吳公景濂、汪公大燮、蔣公尊簋為參事，以輔助之。（汪蔣未入會，汪已電劉子楷君，與言，蔣擬即日持梁公紹介書往商。）其結果未知如何，大致必不相遠，必不得已，或先舉滄公為參事，再徐圖之。至於蔡公通電一議，已由蕭君堃函蔡公，弟並函胡君瑞霖商之。黎公元洪請為援，應由本會直接發表一議，合併問題未決，未便及此，然本會實力確已差足自立，即不得已而取此策，亦未始不可行也。（第一次與滄公書時，其情形與現在大異，社會變遷之速，始料亦所不及。）要之，滄公歸國之期愈遲重，則社會之歡迎愈至，自行歸國，終不如國人迎之以歸，能否於社會上占大勢力，其關鍵全在此也。事機不遠，希與滄公商之。」（民國元年五月二十一號孫洪伊《致湯覺頓先生書》）
是時麥孺博也曾致先生和湯覺頓一書，裡面論先生不可即歸和不可入統一黨的事，很詳細：
「奉明公賜書，敬悉。鄙意亦復如此，以滄公無必歸之理由，故不如少緩，亦無必不可返之理由，故亦持之不堅。詢之山人，亦同此意。然頃得北中書，述北中情勢，則不可急歸之理漸強，故再有書止勿急返，此書計日內可達左右。頃構父代達諸人之意，止公勿入統一黨，且勿遽返，屬弟即電滄公。當即發一電，文云：『統一黨推公任部長，障害極多，切勿輕諾，勿遽返國』，計入覽。此電系構父及伯瀾、與之等眾人之意，弟則僅贊成此議之一人耳。構父等之意，謂統一黨之推公，將以排抵太炎，然他日正當與太炎提攜，今豈可當此衝，此不宜入者一。統一黨勢即分裂，內部紛擾，此不可當入者二。彼雖推公，其下之黨員皆與公絕無感情，未必得力，此不當入者三。彼黨設五理事，未必能推公主其事，若屈其下，則以公地位，殊不宜，若與其列，則一國三公，何事能為，此不當入者四。討論會行即與國民公黨、共和統一黨合併，合後即推公為首領，共和統一黨雖有異議，然不〔「不」字疑衍〕可不與之合，而但與國民公黨合併，此中黨員，多半為舊人，與公有感情，而亦較之他黨稍為優秀健全，公何必舍此取彼，此不宜入者五。
至於公即返北，諸公皆大不謂然。謂公返固是要事，而此時絕無憑藉，絕無挾持，貿貿然來，何所恃以與彼等為敵？且此行持何名義，辦報乎？立黨乎？入閣乎？浪遊乎？皆不明瞭。彼等之報十餘家，倘群起而攻（此意計中事），謂公來聯合宗社黨，大造謠言，謂已與某王某公某大員密見秘商，定於某日舉事，現匿某地，聲罪致討，遣人相殺，此時天地晝晦，魑魅逢人，公何詞以白其誣？借何法律以自障？恃何援以為敵？用何力以自保？如他日黨勢有成，電奉公返，則舉國之人，咸知公以黨首資格返國辦黨事，不能誣公以他曖昧事也。即誣矣，下有多數黨員與之辨，為公護，為公援也。既有一名義，有一憑藉，則其險自殺，且既為黨事而返，倘有危險，則誠如荷公所云：何時何地不可發生，不能顧計許多者；若此時絕無憑藉，絕無名義，貿然孑身潛至，以明嬰彼狂鋒，則此語似不足以自解。渠等不主即歸之意如此，鄙意之不主即返者，亦不過如此。渠等囑切實具陳，力勸公勿急返，勿諾統一黨之事。統一黨之事，渠等謂知其已有函致公，與弟聞之癭者乃絕異，而渠等言之極碻，頗不慊於心，蓋彼等極力布置，極力運動，皆為公出力，今公忽顧而之他，則彼等種種布置運動，豈非鄙諺所謂巴結不上，彼等自極下不去，公亦太覺不情，且公方函來電來，極力與之拉攏，今忽有此，人亦疑公之有詭詐操縱，（公固不必如是，然形跡可疑。）大不可也。彼等數人中頗有一二人略有不滿之微詞，彼等不言，而其詞氣神色間已可窺見。公復函亦不必及此，但一聲明，並無就統一部長之事，倘見聽不即歸，亦可一聲明。此電此函，皆出諸公愛公之熱誠，公當有以慰之。以上所云云，皆彼等忠於為公謀，非有他意，亦非疑公，皆以公大好人，恐為人誘挾而去，又以公歸心太急，恐不擇地而蹈而已。公倘有復書，當令弟可示彼等，若及他事，別紙可也，構父等或亦別有書來耳。弟理想之報意，別有在，其能見之事，實今尚未可知，此時洶洶者且小緩，荷公暫當作六月之息，不遽北否，北中報似亦造公謠言也。」（民國元年麥孺博《致滄江、明水二兄書》）
此外阻止先生這次歸國最力的，尚有周善培[16]，他從四月以來，曾經數次致書阻止先生即歸，後來先生之暫時打消歸意，很受他的主張的影響。他在五月二十三日致先生一書里述其事說：
「前箋去後，不兩日而章太炎之書發見於《大共和報》，想已見之，□□日而粵省會請奪南海及足下公權之文，又發見於《民立報》。每一意外惡潮，恆與意中恐怖之感相觸，無所復之，惟與堯[17]師痛嘆，而冀若此等狀當為公所豫察，而前箋之或蒙採納。頃讀惠書，向天百敬，前箋竟動尊聽，非鄙言之可上動，乃天之啟左右，而為中國留此一賢，結束將來種種散亂也。得書本當就道，而六月二日適當家母壽辰，憂患餘生，不敢不在前慰藉，以是當遲數日，准以下星期三（即六月四日）附輪東趨，平生眎澥，苦於地獄，當於長崎登岸，奉教當在六月七日，到長崎當以電聞也。公歸亦我所贊，頃所歧者，則公主北，而我主滬，此歧之中條緒至繁，（當論事情，不當參入毛髮意氣。）見時更討論，此書不一一矣。前箋項城云云，與黨派云云，用心一也，慮項城之不深信，漫為延攬，其效果與現成黨派之擁戴同一傀儡，何致解釋比於雞鶩云云哉。我而薄待公者，天下寧有厚公之人，且薄公復自居於何等耶？示及天下所屬望而我知之校真於公之人，此人果何人耶？時人所屬望，品流至不齊一，安得五色眼鏡，遍論時流，無已，姑以公所同意者為范，試揣測之。要之，不外西林與采老[18]二人而已。吾於西林篤於前，而後頗相違，良不忍為深至之論，姑為凝言，以昭鄙恉。我愛西林，良不忍西林擔此大擔，舉鼎適以絕臏耳。若夫采老，則非拙劣如鄙文者所能形容，又姑為籠統之言，果天下而屬望於此賢者，乃天下之福也。舉西林未必盡饜各方面之意，舉采老以先天下，天下或無忍疵議之者，不知采老者，或疑采老德氣較才術為優，然以去年川路證之，運才於拙，濟術以誠，豈惟西林遜之，項城遜之，不知古人真際如何？當世以我所見，要無此賢耳。瑣屑當面盡，此特為一小贊耳。堅伯自來，視我如路人，（殊不欲見之，奈何奈何。）何忽念我，省書旁皇，不知所對。伏惟察監。」（民國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善培《致任公先生書》）
又六月三日一書，述各方面忌先生情形說：
「蔡松坡因論報館詆公事，國民公黨初舉蔡理事，以此黜之。眼前恨公者，不止某一派，某派中卻有願與公合者，惜其魁領不能自克耳。西林亦忌公之一，可笑之極，忌原於醋，醋原於自醜，忌者不直臧否，要以種種方面觀之，豈惟公不宜北，采老尚不宜北，則公可稍安矣。堅伯一來輒去，到東殊不欲見此人，幸預謀謝遠之。」（民國元年六月三日周善培《致任公先生書》）
自今春二三月以來，國內人士紛紛組織政黨，一時風起雲湧，政團林立，總計大小將近二十團體，其中與先生關係最深者，為共和建設討論會，其次比較最接近者有國民協會、統一黨、共和黨等幾個政團。關於先生和他們的關係情形，從以上那些材料裡面，已經可以窺見其大概。現在再把五月二十九日孫洪伊致先生論歸國問題和共和建設討論會與各黨合併情形的一封信，鈔在下面，作為參考：
「昨上一函，諒達左右。今晚復奉到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書，所慮共和黨強公任調查部長，以伊推測之，為必無之事。以本會例之，擬請公為本會會報主任，提議數次，同人咸有此意，而未能決行。其主張分兩派：一不欲以一部分事屈公，故急欲與他團合併，以首領名義發表；一慮黨中或有變動，必經濟勢力稍穩固，有作戰之備，然後發表。共和黨併合後，章公太炎君一意孤行，全黨動搖，各支部多解體，於此時間欲其悍然出此，其小部分或有此意，大多數不能通過也。彼之為此，或俟公歸國後社會歡迎，然後決行之耳。公既歸國，則彼此皆可面商，亦不致不待公允諾而強行之，縱或有此，婉言辭卻亦不至傷感情。蓋國人之在今日，除同盟外，黨界本不甚嚴，且共和黨與吾黨提攜之處甚多，雖未能即合，亦無他惡感也。公歸國之期似應候袁總統聘公之命既下，黎副總統通電後，然後決行。公在吾黨發表之期，亦必不遠，此須與各黨議合，似不應再破裂。萬不得已亦可讓步，不設首領，請公暫任一部之事，想各團應亦不至拒絕。本會對於共和黨並非絕對主張不合，日前共和黨員黃群君並曾提議及此（此君極可愛敬），所以遲疑者，以公意言之，慮兩黨形勢，過於固定，無以盡收調劑之用，其不滿於本黨之人，或轉以資敵，而折入同盟會或另發生小黨，（例如直隸王君法勤、溫君世霖原在統一黨，近皆出黨而入同盟會，來函痛詆直隸統一黨之複雜，兩君皆健者。直隸同盟會員，為李君石曾、張君溥泉，皆該黨之傑出者，兩君因之入黨固無足怪，但兩君本與吾黨極密，使本會早日改黨，何至出此，伊去信阻之，恐已不及矣。昨日始接友人一詳函，雲現發生六七小團，各懷觀望，無所歸屬，以直隸公會為最穩，現已去函約其加入吾黨，未知能達目的否？他省類此者，亦當不少。蓋自中央一方面觀之，實無不合之必要，而自地方一方面觀之，則不能無少躊躇。）以私意言之，共和黨中堅人物，本多舊識，非請願國會時曾共一團者，即前憲友會之會員，當時於精神上隱分兩派，（一近樸拙誠實，一近靈華巧黠，非敢謂其有所軒輊，而精神上之不同則有不可為諱者。）事實上亦時有競爭，（例如中美銀行之爭，張君季直及孟君森主之，而同人反對鐵路借款之爭，孟君昭常、黃君為基主之，而同人反對之。）歷史上之關係如此，萬一不合而再分裂，則舊有基礎全行喪失，異日時勢變遷，我公歸國後，或有併合之機會，亦同人所甚願，但在今日則不可輕於一試耳。前時在滬倡議合併，其時小團體太多，慮有小黨分裂之弊，今各黨已漸次歸併，有三大黨之趨勢，暫保留此形式，以視各黨之盛衰變遷如何，以為將來兩大黨之準備，為國計，為黨計，進退較有餘裕也。國民黨成立，約須少遲時日，昨函所言，一國民公黨，一首領問題，同人希望達我目的，則不能無少拖延，以圖轉環。《財政計畫意見書》應速發布之，國民黨成立後再提作黨議，亦未始不可，但此事必期於實行，擬印布後，無論國民黨成立與否，請由濟武開一各黨聯合談話會，要求各黨承認，移作參議院議案迫政府實行，似較有力，已函商濟武，公意如何？公名及覺頓兄名並遵照來屬，填入討論會會員名冊，徐勤君辦國民捐事已轉知胡君子笏，但聞黎公主辦公債，不贊成國民捐，或能委辦公債尤善。湖北財政之規畫，其開始皆出自胡君，全國受其賜，而黎公亦信之甚堅，言之或當有效。徐君歷史□力，似應開具大略，使胡君知其詳，方好措詞，應請覺頓作一詳函，直接寄交胡君。伊已知照胡君此後與覺頓直接矣。與之嘔血，甚可虞。今日得家信，家母患病甚重，心神紛亂無主，一二日內擬即北歸，滬事由蕭君秋恕、李君緝庵代理，陸君劼夫輔助之，五六日內崧君亦當即行，我公歸國事及各團合併事，此後可由北方函商。慮伊歸後，一時不能到京，崧生擬往來於京津之間，如有賜函，請徑寄伊家（天津城北鄉北倉鎮）。總統聘公之命，日內當可發表，（約在南京留守取銷之後，至遲不出一月。）副總統通電諒亦可辦到。公歸不遠，到京後如伊不南旋，即可面聆教益，欣慰無似，然總望我公歸時，勿過急速也。」（民國元年五月二十九號孫洪伊《致滄江先生書》）
四五月間，章太炎氏曾致先生一書，述創辦統一黨經過，並論國內政黨情形：
「任父兄鑒：去歲盛夢琴帶致手書，識君雅意。邇者，民國成立，寰宇鏡清，而君濡滯海隅，明夷用晦，微窺時勢，猶非故人飛躍之時。蓋黨見紛爭，混淆黑白，雖稍與立異者，猶不可保，況素非其類耶？自金陵光復以來，弟與雪樓、季直、秉三、竹君諸公，即嘗隱憂及此，與諸君子相合，為中華民國聯合會，近改署統一黨，無故無新，唯善是與，聲氣相連，遂多應和。而同盟氣焰猶盛，暴行孔多；旁有民社，則黎宋卿部下舊勛不平於南京政府者，雖與弟輩意見稍殊，大致亦無差異。以言政黨，猶非其時；若雲輔車相依，以排一黨專制之勢，則薄有消長耳。當今南北相持，猶未和洽，南京政府取銷以後，悍兵暴客，復當撓亂，東南不逞之徒，彌滿朝市，欲令此曹滅跡，非厚集智勇，無以為功。前佛蘇來滬，雲項城有招君歸國之意，鄙意以為聯絡則是，歸國則宜少待歲時也。雖弟輩所望於故人者，意亦猶此。幸藉門下之英材，以作黨中之唇齒，遭時不靖，相見愆期，匝歲以還，當可揭建鼓而行衢路也。黨員蔡君子平，素慕高風，時欲親聆言論，今因東遊之便，借作行郵，本黨政綱及章程歷史等，皆詳問蔡君可也。書此，敬問起居，不具。章炳麟頓首。」（民國元年章太炎《致任甫先生書》）
六七月間，羅癭公曾致先生兩書，裡面論先生與共和建設討論會等政團的關係，同盟派忌先生情形和國內政黨狀況各事，十分詳細，現在依次抄錄在下面，作為參考。
六月二十八日，羅氏致先生書：
「滄江侍者，久未得尊札，懸念無極，初以為從者不久歸國，遂懶於執筆，時勢變遷，公歸乃不能自定，可嘆也。蔡督通電各督，請連名請公回國，反對者不過數省，士論亦多盼公歸，似可歸矣。然近日黨爭極烈，朝暮變更，所謂政客之推戴，至不可恃，政黨之道德太薄，各懷利己之私，不獨同盟會為然也。以此論之，所謂推戴至不可恃，仆不絕對贊成公歸，亦不絕對阻公不歸，特勸公沈幾觀變耳。然觀變究到何時為適宜耶？前月上海國民協會、建設討論會、國民公黨願與統一共和黨合併，協會、討論會擬舉公總理，統一共和反對之，公黨則溫宗堯主持舉西林，協會、討論會本是一氣，不贊成西林，近願與共和黨合，共和黨許公為理事之一，協會不願，後協商之結果，為與共和黨合，黎為總理，公為協理，本有張季直同為協理，協會以張實業關係太多，將來黨議恐亦不能至公，後張亦辭協理，以專屬公，因推張君嘉璈來京協商，共和黨有小數不贊成，後仍主理事之一之說，張君不贊成。日內之結果，系決組織第三黨，協會、討論會合併獨立，舉公總理，舉劉崇佑、張嘉森二君代表赴東與公商定辦法，昨電佛蘇連名，佛蘇本不甚贊成此舉。仆以協會之在政黨，甚無勢力，欲為第三黨，必不足以左右兩黨，所以為此者，恃公為之幟，粵諺所謂村旛竿招鬼來耳。恐非推戴的，乃傀儡的。藍志先絕對反對，謂協會既絕無力量，所謂重要人為湯濟武、林宗孟（長民）二人，皆非與公有必不可離之關係。數日前同盟會欲組宋教仁內閣，以司法長畀之湯，湯遂贊成宋內閣，其人仍持個人利祿主義，今戴任公者，直欲傀儡之耳（比皆藍言）。若海到此已三星期（大約再住兩三星期），渠絕對不以入政黨為然。渠持論頗偏宕，渠極掊擊近日之政黨，謂皆預備亡國耳，渠直拒絕政客也。惟佛蘇雖勉強連名，密囑仆緘告公，此時尚非公發展之時。第三黨黨魁之說，渠殊不謂然，囑公勿遽高興。劉、張二君謂荷若未行，則不日出發，就公商定也。鄙意始終謂公歸辦報不入政黨，不入政界，以言論潛養勢力，俟潛力雄大，不愁不得總理，且可穩固，此策為至善。無論其為三年五年十年，持以毅力，吾自有堅固之獨立性，不為人所動搖。若必因人成事，待人推戴，未見其可。公之歸無論何時，均可自主，若一人電招，即思歸來，一人電阻，又不欲歸，皆非自我作主也。總之，拿定主義，不入政界，不入政黨，則無時不可歸矣。此論雖迂緩，然不得謂非愛公也。」（民國元年六月二十八日羅癭公《致滄江先生書》）
羅氏七月初旬致先生書，是時徐佛蘇主辦之《國民公報》被革命派攻毀，徐氏被毆傷，信中所謂「佛事」即指此案：
「尊書敬悉。荷、佛兩緘已分致，荷來吾等已將黨勢情形徹底相告。同盟之惡公，固無待言，其中欲竭力與公接近者，僅劉揆一一人，彼中詆為漢奸，日來同盟各報，均登搜羅某某棍編證據。近日各方面對公均表同情，渠等積憤，無所泄，乃施毒手於佛蘇，連日醜詆皆及公，蓋忌公歸也。及黎公為佛事電來，渠報（《國風》《國光》）謂黎為不要臉之狗，謂共和黨為康梁黨，表面為黎，欲推翻共和，恢復帝政等語。近來同盟實力日退，（留守撤，總理逃，滬督撤，直督不諧，□款大□攻參議院屢次失敗。）改組一派為穩健者，（穩健為宋胡，激烈為平剛、田桐等。）主張終不勝□也，因實力日退，乃愈憤激，（實力雖退而虛聲猶盛，暴徒乃日多。）暴戾之徒，乃怨憤並集於公，此同盟情形也。共和雖各黨集合，然民社力量較洪，同盟詆為官僚派，則舊統一黨吸集被裁之官吏，國民協進會吸集留學生之官僚，是以蒙此號，然民社中孫武為之魁，余多起義健者也，今為共和之中堅。當時多與公對抗，今以為國體解決，宜與公提攜結合，其餘則幾於一致，是共和對公之感情為不惡也。共和之實力在武昌，直、魯、奉、吉、黑、寧、贛諸督□之，浙楊並附，長江兵力漸盡入焉。（柏軍名為同盟，意已離異，但未入共和耳。）非同盟派已均傾向共和，其京內部辦事人尚不無可議處，然此黨力偉大，則無可疑也。佛案發現後，以全黨之力護持之，劉成禺昌言曰，渠詆吾黨為保皇黨，吾必盡拉保氏入黨，看渠奈我何。荷來，渠等即日招飲，對公極為連絡，金氏往津，先候荷約公辦報。渠等謂公必仍名《國風》，超然各黨之間，主持一團輿論，主張純與吾等同。（佛、志、若並同此旨，鄙人則最主此說。）是公對於共和無可以生惡感之理，若討論會、協會之與公密切，吾等所深知也。湯、向、劉之與吾輩接近交，較共和為切，知之較深，覺渠等所主持者之錯誤，湯則不得志於共和，（共和內容極遠之，劉等謂若非□，我已屏之矣。）向則近與熊極有隙，劉則與共和各幹事均不洽，各思自立一幟，而無以為之招，故堅思拉公，謂公出則從者如歸市，此言大誤也。輿論對公甚欽敬，若據以黨魁，不特未來者卻步，已來者必引去，以其無實力，（此實精論，國民黨所以不能在北京開會者以此，必無一人肯來，仍是獨身與天下敵，而失去親友無數耳。所謂然否？超注。）而樹同盟之敵，更樹共和之敵，必不足以自存。且統一、共和兩次開會，皆有同盟悍者來相嚇，禁公登台，則必十倍，必然之勢也。共和既以公之不向彼而又與中堅諸人不協，始必袖手旁觀，繼則昌言攻擊，此黨不發達則已，若發達也，則兩大黨將合力以阻遏之，寧足以自立乎。所謂第三黨者，有舉足為輕重之勢，有左右兩黨之能力也。公之於同盟，萬無可接洽之理，既與同盟絕對不相容，則其勢必倚於共和，而中堅諸人與共和隙，則惟有黨見日深，引而彌長耳。敵一同盟且極難，況兼敵共和耶？劉對荷言，吾黨將來非敵同盟也，此言至可代表矣。公之與討論會關係，既斷不能脫，渠等責望於公者至深，而事勢又萬無公自立一黨之理，惟有始終堅持超然耳。然渠等責望至深，又不能以此謂後絕之，惟有緩之而已。此極困難之問題也，公與張語只可謝絕，戴黨魁歸周之說，謂必須回國後體察情形再商也。數日與荷討論如此，佛、志皆同此念，謹縷奉告，惟始終堅持此生死問題也。」（民國元年羅癭公《致任公先生書》）
六七月間，先生歸國之議再起，是時國內忌先生者日見減少，而同情歡迎者日見加多，除滇督蔡松坡鍔和黎副總統先後通電歡迎，並請政府起用外，國內各團體多半都表示歡迎的意思，同志中也都以為時機成熟，敦請先生即歸。所以結果先生終以九月杪於總統電請和各方面熱烈歡迎之下返國。現在把這次各方面運動先生歸國的材料摘錄幾篇在下面，借見此事經過的大概情形。
五月二十八日，張溥泉、劉霖生敦請先生歸國電：
「國體更始，黨派胥融，乞君回國，共濟時艱。張繼、劉揆一。」（民國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張繼、劉揆一《致任公先生電》）
六月五日，湯濟武致先生書，報告運動，電請先生歸國各事：
「兩奉手教，均悉。《財政意見書》已收到，惟與現時借款情形未盡合，業交向淑予先生修理，作議案形式提出，滬會本部，擬作本會陳請之件，俟協商一致後再定。同人本急盼公歸，惟以公之出處關係國人視線，故不欲輕於回國，前由蕭堃君電蔡松坡，尚未復，弟電副總統，請電大總統電請公回，已得允許，惟尚未見發表，更由張乾若國淦商大總統，亦甚以為然。據言前提閣員，於南京時已將公名提出，為孫、黃所塗，乙知夙怨尚劇，故電請公回，必在留守撤消以後，現留守已解職，發電期當不遠矣。此間開院既逾月，根本問題無一解決者，多因官制案未提出之故，現政府能力脆弱，扶掖有所不能，推倒亦又不可，乃知立憲國國會之所以有力者，必政府在軌道以內，若政府在軌道以外，議會直無所用其能力，何左右之可雲。各省現象日危一日，而統一之計畫，政府無一計及者，一行責問，則相率辭職，此種□形，殆一月數見，未識何以處之也。」（民國元年六月五日湯化龍《致任甫先生書》）
六月十一日，湯濟武致先生書，續言運動先生歸國各事：
「滄公賜鑒。質問書收到，已於本日提出矣。現內閣運命必不能久，公出山之期將近，蔡松坡已通電各省，副總統、趙都督均願領銜，惟湖督譚組庵反對極力，想有所脅而然。此間各團合併事，已有成議，因運動公回國事，暫停合併，蓋統一共和黨中堅人尚有與公不相容者，而同人亦不願私公於一黨，致將來公出時，或反為公之障，故暫停合併，俟公歸時，以公與副總統之名義提攜，若黨舉行大合併，一以冀公，一以冀大黨之得成立也。刻弟極力與共和黨接近，前日在職員會提議迎公回，無反對者，亦足觀其趨向，公暫不掛名於一黨，而後可以收合大黨。同人於此間惟多運動有力者，交促公歸，為公增長社會之信仰，預備將來之地耳。日來適有目疾，甚以為苦。林宗孟已任此間秘書長，崧生尚未到京，伯蘭反津，亦未來，同盟勢力仍大，且黨略較優於他黨（此就院內言），步武亦較整齊，蓋動□也。」（民國元年六月十一日湯化龍《致滄江先生書》）
六月十七日，《申報》載黎黃陂致大總統及參議院為先生辯誣電：
「黎副總統電致袁大總統及參議院，謂民國用人應勿拘黨派，梁啓超系有用之才，棄之可惜，保皇黨誣說，不應見之民國。」（《黎元洪謂梁啓超為有用之才》民國元年六月十七日《申報》專電）
七月四日，張君勱致先生書，論先生歸國問題並報告運動情形：
「任公先生道鑒：久不通書，殊深懸系。此間黨爭殊劇，要皆不足與言國民的運動。協會與討論會本有與共和黨合併之議，旋崧生等以其內容大雜，且以黎為總理，先生為協理一條件，商議數次，彼尚不能照辦，故日前決議，另造一黨，合國中人物，共同發起，而以先生及松坡為發起之首，而以兩會加入之。如此辦法，則一極大之第三黨必可造成，而吾輩政見之發揮，較之加入他團者必易為力，此日前所以有電止覺頓之行，令森及崧生來東商榷也。現專待覺頓來後再商，如共和黨能照前議辦理，則實行合併，亦屬不可知。徐鞠人東遊之說，早見日報專電，此公度量廣大，有結交海內名流之心，此次渡東，半出於森等之運動，半出於項城之勸誘，蓋藉此以養其聲光，以為捲土重來之計。頃已由京赴津，即日東下，在森處言到神戶後（已將地名開去）欲與先生一談，萬望先生接待，且可詢以北京時局。此公無言不可談，無人不能容，以德性論之，當推海內一人矣。項城及徐公近於先生，異常拳拳。項城頗有請先生為顧問之意，大約俟同盟派辭職問題定後，此事即可發表。會員中有張君乾若（名國淦）為先生奔走最勤，極為可感。此間蒙古王公日昨繼蔡督之後，呈請大總統電召先生返國，此森與三多（號六橋）所為，日內亦可發表矣。」（民國元年七月四日張嘉森《致任公先生書》）
七月八日，蕭湘、李文熙兩君致先生書，論運動先生歸國並印布財政文章各事：
「昨鬍子笏兄來函，極言先生歸國乃目前最切要之事，惟必須由袁、黎兩總統發起（渠以往說黎公再電國務院參議院矣），即彼黨出死力以相撓，以兩總統堂皇正大之行動，吾黨復聯合同志團體，群起維持，料渠黨必技無所施也。子笏此說同人極為贊成，先生以為何如？《財政商榷書》已出版，初印一萬五千冊，本會各交通處即需九千餘分，已交郵送上二百冊，第三期發布擬以《不換紙幣意見》、《國民捐意見》、《財政現狀質問書》同冊付印，濟武來函《不換紙幣》文，京中《國民公報》（得毋覺公寄佛蘇耶？）揭載，直署公名，本部不應再行印布，現只國民捐意見及其質問書二件，殊形薄弱，望先生速將財政文約鈔萬言上下寄下，一同付印，至盼至盼。國會選舉期轉瞬即至，吾黨不可不早預備正壇演說資料，並各交通處著手運動選舉方法，亦請擇其綱要，匯帙見示，俾本部早日刊印，通告各地，擴張黨勢，必有大影響。來示耑論政黨辦法，文稿就，亦希速速賜下，借供同人取法。伯蘭已丁母憂，已函勸節哀，並約早日到滬主持一切矣。」（民國元年七月八號蕭湘李文熙《致滄江先生書》）
七月十九日，梁文卿致先生書，報告各方面對先生歸國問題之意見：
「弟行後想兄等已回神戶久矣，覺頓以何時來，此間人盼切盼切。昨往晤湯濟武、劉崇佑、梁善濟諸君子，濟武言，兄無論如何，總宜即歸，乃為上策，機不可失，今日不歸，恐此後無再有良機如今日者。而佛蘇、掞東之主張則正與彼等反對，渠等大不謂然，謂以吾輩今日而論斷，不畏人，人亦無畏者，且天下事非稍冒險，必不能成，即成亦無價值，吾黨人才總較革黨為優，然吾黨一事無成，革黨則就大業者，此無他，敢冒險與不敢冒險而已。濟武一種至誠之君子，其出言吶吶，似有無限憤激者（因有人阻兄行）。崇佑君人甚英健，至可欽敬，其議尤痛快。渠謂弟等對於令兄（渠誤以我等為手足，此濟武介紹時之誤辭也）皆未謀面，皆是後輩，然而吾等不避艱險以戴令兄者，誠以國家為前提，亦以天下事非令兄莫辦。中國人有兩種劣性：一曰妒嫉，一曰趨避。此皆與有生俱來，未或能免，此時不歸，必須待中國人將此兩種劣性消滅時方有歸期，正恐海枯石爛，亦無其期，均之被人妒嫉趨避，早與遲歸，一也，故無寧早。此時機會不可再逸，逸則以後亦不過如是云云。渠又力言現時他黨分子複雜，萬難合併，最好兄歸，即時由討論會發電各省改黨，正式提出兄名，正正堂堂請各省支會贊同，然後各人一齊署名，發起一黨，戴兄為首，發表黨綱。政黨事業不外兩種：一曰競爭政權，一曰指導國民。吾黨綱則主目前不入政界，專以指導國民為務，是則妒嫉者無所用嫉，趨避者無所用其避。今日投身政界，無異犧牲其身，斷不容兄自由行動（指入政界），內閣新組，無論何人為總理，皆短命者也。彼一短命，此一短命，待人人視組閣為畏途，或知其難時，吾黨再取而代之，易如反掌。以上節述崇佑君言如此，在兄酌之。弟與憲子私見，亦以兄即回為上，不然將不親身臨前敵，雖有健卒健將，統率無人，未有能進取，未有不失敗者也。」（民國元年七月十九日梁文卿《致任公先生書》）
七月二十三日，吳柳隅致先生論宜即歸國書：
「抵滬後寄上一書，諒經收到。現在討論會同志皆謂先生宜速歸國，蓋先生若慮同盟會反對，則在今日彼輩固反對，即十年二十年後始歸國，彼輩亦反對也。然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欲待其不反對始歸國，則終無歸國之期也。則何如即豎新旗幟，造成一種新勢力，使彼輩不敢輕侮，或竟能相安哉。至慮彼輩有野蠻之舉動，則住津、滬租界之地，稍加警備，當可無慮，且彼黨中之地位稍高者，今其生命且重於我輩，出入必警戒，亦何必畏彼哉。且彼輩尤有可惡者，彼邇屢遣鬍子靖來招討論會與合併，蓋謀分先生之勢力也。鬍子靖在外間又言先生特一書生，無辦事才，勸人勿過信先生，又勸構父寫信，阻先生勿歸國，幸構父力拒之，討論會同人亦不為所愚。鬍子靖此種舉動，蓋受孫、黃所指使也。（鬍子靖易變如此，人心之不可測固如是哉。）日來共和黨在滬幹事孟森又來商量合併之事，據言共和黨之黨名可改，其他條件皆可商量，已各分電北京幹部商量合併之事矣。蓋鑒於統一共和黨與同盟會提攜，故共和黨不能不謀與他黨合併也。北京現有《國民公報》案，先生如不欲即往，或先來滬上，與諸同志一晤，然後北上亦無不可。要之現在時勢當不容先生之久留扶桑而不歸也。乞再細思，即定進止。」（民國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吳貫因《致任公先生書》）
國內各政團從五六月起，就都有合併的趨勢，到八月間除共和黨外，同盟會和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等幾個政團合併為國民黨，而共和建設討論會也應時勢的需要，與國民協會合併為民主黨，八月二十五日《申報》記該黨合併的緣起說：
「國民協會與共和建設討論會以中國政黨萌芽伊始，國民政治觀念尚形弱薄，如僅有二黨，恐黨爭日烈，國家異常危險，故決計發生第三黨，主張最公平之言論，不競爭政權，專注全力以普及政治智識，傳播政治信條，聞兩會在京代表已決議，將兩會消滅，即以兩會舊有分子並約多數健全分子發起一黨，定名民主黨，各省簽名發起者，亦有數萬人，現各團體尚有願加入共同發起者。」（《民主黨出現之內容》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五日《申報》）
先生以九月杪（確日未悉，以時計之當在二十八九），由神戶起程歸國，十月初五日抵大沽，初八日始到天津。先生在大沽舟中曾與長女令嫻兩書，述舟中生活情形。以下十月初五日書：
「門司一電，想早達。登舟吸納海風，宿疾全愈，胃逾壯。門司展輪之翌晨，風頗劇，第三日至平穩，第四日之夕，又遇大風，並我亦覺體中不適，荷丈則幾於無心人世矣。惟爾二叔飲啖更健，真可人也。此次因船小無散步處，悶守小室中，殆無復海行之樂，幸同行有數人，得諧談消遣耳。因風稍遲數（初五晨十時到沽）時乃到大沽，遂不能趁早潮直至，今晚（初五）十時可進，明日破曉登岸也。船到步（埠）後，尚須候一日，此真天下所無，此中國之所以為中國歟。此間已寒極，可以御裘，去年一冬不冰河，遂開未有之奇變，今年恐九月遂冰河，又不知生何變象也。在舟一來復，不知世事，不審登岸後有何驚心動魄之事也。天氣漸寒，祖父寒衣宜早備，睡席恐冷，可勸支床。吾到津後，當甚忙，或不能多寫信，告祖父不必懸念，擬到津後，即買奶子葡萄托船主帶上，未審能有暇否耳。匆匆寫示嫻兒，書呈祖父，不另稟。飲冰。初五夕大信丸。」（民國元年十月五日《與嫻兒書》）
十月初八日書：
「今日初八了，吾儕猶在大沽口也。十五年前，倉皇去國，在此地錮閉十一日，今茲得毋亦須作一應筆耶？望歸國，望了十幾年，商量歸國，又商量了幾個月，萬不料到此後，盈盈一水，咫尺千里，又經三日矣。何時能進，尚如捕風，此種港灣，大約除我堂堂大國外，全球更無他地可擬，終日錮在此丈室中，世界上事百無聞見，亦不知京師曾否鬧到天翻地覆，亦不知世界上已亡了幾個國，惟覺日長如年，惟以葉子戲度日，寒暑表下至五十度，搜盡衣篋，身擁腫如牛腰，寒猶徹骨，船上食品已盡了，西洋料理一變為日本料理，明日恐並日本料理亦備不起了，菸捲亦盡了，核桃花生之類，則數日前早盡了，（小輪船不能來，故食物不至。）大約總待汝德猷叔來，一同登岸也。我卻心境泰然，絕無著急，所最念者，岸上來接諸君耳。昨日本擬一電相告，以小輪船不來，故不能發，想正懸念。今特瑣瑣相告，可並稟高堂。初八午，大信丸舟中示嫻兒。啟超。」（民國元年十月八日《與嫻兒書》）
先生到天津後，住旬余日，以二十日入京，入京前曾數次寫信給梁令嫻，報告到津後各種情形。其十月十一日第一書說：
「到津後情形，由汝叔報告，想先達。三日來無一刻斷賓客，（唐紹儀及前直督張錫鑾皆已來謁，趙秉鈞、段祺瑞皆派代表來。）門簿所登已逾二百人矣。各省歡迎電報，亦絡繹不絕，此次聲光之壯，真始願不及也。張謇、黃興皆候三日，因初十在湖北開國紀念，彼等候至初七不至，遂皆往鄂耳。汝所發電報，誤初五為初三，故自初二日各人麕集，客邸俱滿，諸熟人向荷丈戟手唾罵，謂誤電害人，統計所核，將及十萬，要荷丈賠償損害云云，然正以此，故今日各人次第歸京（人人盤費皆竭），此間又稍得清靜也。（明日禮拜六，又將紛紛來矣。）連日赴共和、民主兩黨歡迎宴及演說會，又地方官紛紛請宴，應酬苦極。寓中則分三處，客廳無時不滿，大約總須十日後，乃能回復秩序也。共和、民主兩黨合併已定，舉黎為總理，吾為協理，張、伍、那皆退居幹事，大約一月內（現甚秘密）成立發表，國民黨亦曾來交涉，欲請吾為理事，經婉謝之，彼必憤憤，然亦無如何也。入京期尚未定，項城頗盼速往，吾約以兩旬後或竟俟新黨成立後乃往，亦未可知。此間屋小不敷住，一月後或將遷居，然總住津，不住京也。祖父大人近體何如，天氣漸寒，總以不睡地為宜，可婉勸。吾雖終日勞勞，（惟未得一好跟人，頗不便耳。）而精神逾健，亦因諸事順遂，故神氣旺耶？汝功課如何，所聽受能領悟否，隨時告我。思成病全愈否？本月家用尚充否？現尚未收報款，故不能寄來，北方今年大約無事，住此極可安適勿念。」（民國元年十月十一日《與嫻兒書》）
《順天時報》對先生抵天津後的活動亦有報導，該報寫道：
「先生因直督派人遠迎，日本領事、王交涉使及楊警道招待一切，午後二時特分往各處投刺，除日領因病未晤，余皆延入暢談。直督素傾慕先生，談話尤為誠懇。謂建設民國事業，非先生莫屬雲。晚七時，赴利順德民主黨晚餐歡迎會，由孫伯蘭君述歡迎辭，次梁先生答詞，繼由楊晢子君代表來賓述歡迎辭，至十二時始散。初九日晨九時半，赴李公祠民主黨直隸支部歡迎會，到會者數百人。梁先生演說中國政黨有第三黨之必要，並詳述第三黨應備之條件，聞者為之動容。嗣由孫伯蘭君代表述答辭，十二時散。午刻赴交涉使午餐，歡迎會畢，答拜提學使、鹽運使等。晚七時赴利順德共和黨代表歡迎會。」（民國元年十月十二日《順天時報》）
又十三日第二書說：
「汝德叔已至，亦阻潮一日也。前電及函想俱達，連日應酬之繁如故，惟各事進行，一日千里，雖繁冗，亦不覺其苦也。現所難處者，惟國民黨歡迎入黨一事，彼已二次專人來勸駕，然此安可者，只有拒絕之而已。共和、民主兩黨大約兩旬後聯合成立，兩黨員皆有『哀鳴思戰鬥，迥立向蒼蒼』之意，選舉勝利可期，然自茲以往，當無日不與大敵相見於馬上，吾則必須身先士卒也。項城約早入京，（遲早本無不可，因莫禮遜由英新歸，欲就我決定借款問題。頃復有一事，北京大學堂學生正反對新校長，聞吾至則向政府要求任我就此職，今日各科各派代表四人來津求我承認，已力辭之矣。）同人意欲俟大黨成立後乃往，頃荷丈方在京，待彼來乃能定也。項城月餽三千，受之與否，亦尚未定，旅費家費皆極繁，恐不能不受也。黨成後，此間諸事稍定，尚須往鄂一行，寓所或須移至京。（項城已為我備一宅，我若不往，即命鼎父看屋也。）汝叔因語言不甚通，料理家務極苦，日言須汝母來，吾意無論如何，必須俟汝聽講畢業，雖人事難知，或不及待，亦未可知，當念光陰難得，黽勉日進，諸事可稟祖父大人知之。」（民國元年十月十三日《與嫻兒書》）
又十七日第三書說：
「連日兩黨議合併大略就緒，吾准二十日入京，在京小住四五日，即須赴鄂。京中行館，一切由總統府供張，即前此用以館黃氏者也。此次項城致敬盡禮，各界歡騰，萬流輳集前途氣象至佳也。惟應酬苦極，夜不得睡，今日虛火湧上，牙痛大作，遙思須摩、箕面間，菊花正肥，楓葉將赤，攜酒跌宕，為樂何極，無端預人家國事，塵容俗狀良自憐也。祖父大人比來心緒何似，宜常侍游以慰岑寂。汝學業何如，能聽受領會否？吾於一身起居飲食，既不慣料理，加以此間食客日常十數，僕役亦十餘人，汝叔言語不大通，荷丈又無暇，在理非汝母歸來（汝母歸後家費月當省百數）不可，然吾欲汝學成，不思移家也。客散將睡，輒復作此。嫻兒讀。飲冰。項城書呈祖父一覽。」（民國元年十月十七日《與嫻兒書》）
又十八日第四書說：
「各書並悉。吾決二十入京，項城初預備軍警公所為行館，因吾偶與人言，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賢良寺，彼飭人鋪設賢良寺，頃已備矣。此公之聯絡人，真無所不用其極也。日來最困之問題，則國民黨日日使人來招邀強嬲不已，（大學總長亦是一難題，吾頗樂此，然國人不許我也。）彼蓋深忌吾兩黨之合併也。大約入京後，不惟此兩黨開歡迎大會，即彼黨亦有，然對付之法，煞費商量也。現都中各報記事（論說時評）皆以吾為題目，聞（擎一來述）上海各報亦然。黎宋卿今日有長電（各報所登皆節省，因中多言黨事也）至，大約鄂行總不能免，乘此一漫遊全國，亦未可知，但出報則恐不得不愆時日矣。吾牙痛已愈，惟應酬太繁，飲食無節，終慮作病耳。」（民國元年十月十八日《與嫻兒書》）
先生到京後，曾於二十四日、二十九日兩次寫信給梁令嫻報告入京後各種情形，其第一信里說：
「到京四日矣。應酬之苦，殆絕非言語所能形容，若常常如此，真不復知有生之樂矣。各種情形，報中略載一二，已由汝兩叔匯寄，想既收到。都人士之歡迎，幾於舉國若狂，每日所赴集會，平均三處，來訪之客，平均每日百人。吾除總統處，概不先施，國務員自趙總理以下至各總長，舊官吏如徐世昌、陸征祥、孫寶琦、沈秉堃之流，皆已至，吾亦只能以二十分鐘談話為約，自餘則五分鐘，自餘則旅見而已。得罪人（架子似乎太大）甚多，然亦無法也。每日必有演說，內中以報界歡迎會、民主黨歡迎會、共和黨歡迎會三處為最長，想在報中次第見之。此三次演說，其勢力之偉大，未可量也，然演說時亦頗勞苦矣（民主黨演說至三時之久，喉幾為啞）。尚有直隸公民會、廣東公會、北京商會、軍警俱樂部，皆須排日歡迎，欲稍過此即逃避出京，不然精神支持不及也。廣東公會過半數皆同盟派，前曾削籍，今乃歡迎，亦大異事。此次最奇者，同盟派各報館噤若寒蟬，中有一二且致讚美之辭，國民心理之趨勢，可窺一斑。兩黨合併成立後，勢未可限也。要之，此行為國中溫和派吐盡一年來之宿氣矣。初時總統府為我預備行館，吾兩黨同志謂以個人資格受社會歡迎，不宜受政府特別招待，以授人口實，故別借一宅，以作寓所。吾十年來，頗思念北京房子，謂為安適，今乃大覺不便，汝二叔更大攻擊，吾初亦有遷居北京之意，今不復作此想矣。非惟房屋不佳，即應酬亦不了也。總統處密談一次，赴宴一次，仍虛與委蛇而已。吾雖極忙，然居然已一逛琉璃廠，（其中一書賈呼吾為老叔，言吾前此常向其父買書雲，可笑之至，彼亦在店中盛設歡迎，陳列無數宋本書，請觀，迫得我亦隨意買一二閒書，亦費百數十矣。）已為汝購得《東坡集》、《韓柳合集》，汝現在方治他學，暫不寄，何如？百忙中，抽寫數紙，可持慰重堂。餘續聞。示嫻兒。飲冰。電款千二百收否？續來二書已收。」（民國元年十月二十四日《與嫻兒書》）
又二十九日第二信說：
「由佛丈交來書，已悉。日來所受歡迎，視孫、黃過數倍，（彼等所受歡迎會不過五六處，吾到後已十餘處相迎矣。吾之演說，本非甚佳，而都人以為得未曾有。昨夕總統府開歡迎會，國務員全體作陪。）且其人皆出於誠意，（自趙秉鈞、陸征祥以下皆是先來謁見，吾除項城外，唯先拜剛甫耳。各都督來電歡迎者已有十省。）聽演說後無不歡迎鼓舞。尤奇者為明日之會，上午九點至十一點，則佛教會也，一點至四點，則國民黨也，（國民黨見各黨皆歡迎，彼雖恨極，亦不能不相敷衍，同人恐其亂暴，皆阻勿往，然吾決然行，不能示人以怯也。）晚六點則山西票莊也，（老西向不請人，都人咸以為奇聞。彼見我穿華裝起敬雲，可笑。）（五點至六點即直隸公民會也，明日旗人歡迎。）本定今日出京，然各處歡迎紛紛不絕，竟至初一乃能行，（究竟不識能行否？）實則亦斷斷不能不行，若再留十日，亦必每日不斷赴會耳，（必鬧到各學堂皆開會而後已，大學學生頻來請，已謝之未知能謝否也。）日日自晨九時至晚十二時，未嘗停口，鐵石人亦受不住，故非逃遁不可矣。返津後閉戶十日，將第一期報出版後，乃作鄂行，大抵鄂行決不能已耳。我住都數日，又覺都中屋好住，將來或仍遷入都未定。滬中連日來數次密電，言某黨確派多人來圖我，屬嚴防（汝兩叔常侍左右防範極嚴），亦只得聽之。吾常自信敵人之不能害我也。昨日又到琉璃廠一次，購得文具多種，賞汝曹，待到津後托人帶上。祖父大人心緒佳，吾滋慰。吾雖終日勞頓，而精神愈旺，亦一奇也。汝母暫不必來，若遷入都，（若以天津租屋，在京租屋，可得園林院落極勝之地。）須請汝母來布置矣。」（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與嫻兒書》）
先生居京十二日，於十一月一日復返天津，當日給梁令嫻一封很長的信，詳述在京時各事情形，現在把它抄錄在下面，借見當日政府和各界歡迎先生情形之一般：
「今日居然返天津矣。在京十二日，可謂極人生之至快，亦可謂極人生之至苦，今拉雜為汝告，可據稟重堂。大概情形，各報俱載，汝叔聞已按日寄返，想已見。一言蔽之，即日本報所謂人氣集於一身者，誠不誣也。蓋上自總統府、國務院諸人，趨蹌惟恐不及，下則全社會，舉國若狂。此十二日間，吾一身實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環繞吾旁，如眾星之拱北辰，其尤為快意者，即舊日之立憲黨也。舊立憲黨皆以自己主張失敗，嗒然氣盡，吾在報界歡迎會演說一次，各人勇氣百倍，旬日以來，反對黨屏息，而共和、民主兩黨，人人有哀鳴思戰鬥之意矣。國民黨經此刺激，手忙腳亂，其中大部分人皆欲來交歡，其小部分則仍肆攻擊，黨中全無統一，狼狽之態盡露。彼黨不開歡迎會，則恐為人所笑，開會則有一部分暴亂分子，更恐鬧笑話，卒至會議數日，決意歡迎，而相約不許有暴動。彼黨歡迎之日，吾黨人多憂慮，勸勿往，吾則決然往，實則彼之主席（孫毓筠主席，其人乃老同盟會，前任安徽都督者也。）述歡迎詞，亦極誠懇，吾一場演說，更令彼人人感動。其後胡瑛繼起演說，語亦極摯，此真出意外也。吾在京旬日，無一日不演說，吾素不善演說，然在中國內，人人幾以為聞所未聞，咸推我為雄辯家，中國人程度亦太可憐矣。吾每演說一次，則增一次效力，吾黨之熱心，達於沸度矣。此次歡迎，視孫、黃來京時過之十倍，各界歡迎皆出於心悅誠服，夏穗卿文引《左傳》言，謂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蓋實情也。孫、黃來時，每演說皆被人嘲笑，（此來最合時，孫、黃到後，極惹人厭，吾乃一掃其穢氣。）吾則每演說令人感動，其歡迎會之多，亦遠非孫、黃所及。在京十二日，而赴會至十九次之多，民主、共和黨各兩次，（一次演說會，一次午餐會。）統一黨、國民黨各一次，其他則同學會、同鄉會、直隸公民會、八旗會、報界、大學校工（國學會政治研究會）、商會，尤奇者則佛教會及山西票莊、北京商會等，吾既定本日出京，前日則各團爭時刻，以至一日四度演說，若再淹留，則不知何日始了也。昨日吾自開一茶會於湖廣會館，答謝各團，此會無以名之，只得名之曰『李鴻章雜碎』而已，政界在焉，報界在焉，各黨在焉，軍人在焉，警界在焉，商界各行代表在焉，蒙古王公在焉，乃至和尚亦到十餘人。（內中有一和尚，汝叔謂為酷似魯智深，吾不知汝叔幾時曾見智深也。）雜沓不可名狀，可謂自有北京以來，未有之奇觀矣。每夜非兩點鐘客不散，每晨七點鐘客已麕集，在被窩中強拉起來，循例應酬，轉瞬又不能記其名姓，不知得罪幾許人矣。吾演說最長者，為民主黨席上，凡歷三時，其他亦一二時，每日談話總在一萬句以上，然以此之故，肺氣大張，體乃愈健。又每日坐車總有數時，車中搖動，如習體操，故胃病若失。可惜者，每日不得飽食（治胃病甚好），蓋各團皆請食西菜，日日望得食一京菜，而不可得也。最舒服者，來往皆坐專車，吾國火車本優於日本，專車則有客室，有睡房，此後來往京津間，皆坐專車，此亦各國所未有，而在共和國尤為笑話，亦只得安享之而已。有一大問題極難解決者，則為洗澡，到京後未嘗得一浴也。（汝叔居然偷浴一次，然彼每日必浴，今十日僅得一浴耳。）至今返津，仍無從解決。到京十日，稍添衣服買器物，已費去五六百金，各種食用車馬費在外，蓋皆由別人供應也。各省都督紛紛電迎，黎宋卿派人來迎，不日將到，然吾必稍安息乃行也。吾逛琉璃廠已兩次矣，買得許多古玩（一、二日內托船主帶返），賞諸孩並賞家中諸叔及諸姑，惟無一物賞汝者，賞汝一部蘇集，然仍擬留在此間，汝若氣不分，則遲日寄汝亦得。項城月餽三千元，已受之，一則以安反側，免彼猜忌，二則費用亦實浩繁，非此不給也。東中尚存款幾何，暫足支家用否，吾當按月寄五六百來，祖父大人若欲歸粵，則當別寄千金來，粵中家事大約非祖父一歸整頓不可，汝四叔不知鬧到若何田地矣。汝母可暫勿來，吾行蹤無定，大約到鄂後，當須歷游東南各省，蓋各省人士，皆望我如望歲也。此間家事已可漸就整理，汝叔已漸慣矣。（家中壯士及僕役幾二十人，日間當稍裁汰。）吾極喜歡北京房子，汝叔始終攻擊，謂一返天津，如登天堂，吾不謂然。然吾實不能居京，居京則賣身於賓客而已。吾從今日起，擬謝客十日，未知能否。然所欠文字債，已如山積，亦非能安逸也。吾相片即印一百張寄來，《商報》舊碼、美洲密電碼即寄來。兩黨合併必成，各報言難成者，消敵黨之忌耳。黨成後項城許助我二十萬，然吾計非五十萬不辦，他日再與交涉也。欲言甚多，今已倦極，不復書。」（民國元年十一月一日《與嫻兒書》）
十月，先生與馬良、章太炎等發起「函夏考文苑」。「函夏」一詞，出於《漢書·揚雄傳》，指全中國；考文苑，仿效法國開設的研究院，目的在「提倡學風」。按馬良解釋，學風包括學術和風化。學術又分為二：一、作新舊學，示後生以從學之坦途；二、釐正新詞，俾私淑者因辭而達義。風化也分為二：一、獎勵著作之有補風化民智者；二、獎誘凡民之有道義而艱貞者。茲將有關先生的材料摘錄於下：
馬良《致徐又錚書》：
「此事經太炎、任公先生及良三人發起後，正苦入手維艱，無由進行，茲有執事主持，定可即日舉辦。」（《馬相伯先生文集》第三十二頁）
他們所擬的考文苑名單：
馬良相伯 章炳麟太炎 嚴復幾道 梁啓超卓如
沈家本子敢（法） 楊守敬惺吾（金石地理）
王闓運壬秋（文辭） 黃侃季剛（小學文辭）
錢夏季申（小學） 劉師培申叔（群經）
陳漢章倬雲（群經史） 陳慶年善余（禮）
華蘅芳若汀（算） 屠寄敬山（史）
孫毓筠少侯（佛） 王露心葵（音樂）
陳三立伯嚴（文辭） 李瑞清梅庵（美術）
沈曾植子培（目錄）
馬良在名單後注云：
「說近妖妄者不列，故簡去夏穗卿、廖季平、康長素，於王壬秋亦不取其經說。」（《馬相伯先生文集》第四一二頁）
是年冬，先生為考文苑事曾致函馬良，茲錄於下：
其一：
「相伯先生幾席：惠簡祗悉。惟即日寢味多福！蔣君於東國語言頗有隔閡，檄令歸國，以期別展所長，不但為嗇費而已。考文苑系神州宏舉，震爍古今，匡翊之責，誼不敢讓。台諭以空言不若獎金辦法，至為扼要，當以時諮告同人，浼其贊同尊恉，俾中原文獻借假大賢之力而天壤長存，何其幸也！事冗無由候晤，瞻想無窮，惟慎護，歲寒，加意衛愛，私情不勝祝願之至！梁啓超頓首。十八。」
其二：
「相伯先生有道：考文苑大稿先檢奉還，稍暇更當僭作一序。先生何日首途？頃患痢頗憊，未能強送，無任瞻戀。惟萬萬為道自衛！敬頌道安不莊。後學啟超叩。」（《馬相伯先生文集》第四一二、四一三頁）
先生雖為考文苑發起人之一，但後因故未能與聞其事。
一九一三年二月一日馬良《致趙（秉鈞）總理書》說：
「本苑發起人章、梁二君，各以事牽，不遑兼顧矣。」（同上書第二二九頁）
十一月一日，先生返津後，始稍得暇，準備報中文字，不料未出數日，俄蒙協約案發生，先生在十三日給梁令嫻的信里，言當日政局和自己感觸情形說：
「兩日來為俄矇事，都中風起水涌，（共和民主兩黨宣布政府十大罪，國民黨亦附和，今日來訪之客，以十幫計皆為此問題。）內閣殆將必倒，而此難題將落於吾頭上，我安能毫無預備而當此者，抵死決不肯就也。再逼我，我返東矣（今又安能返東者）。中國必亡，決無可救，在此惟有傷心飲淚，不知今年作何過法也。群客散後，書示嫻兒。」（民國元年十一月十三日《與嫻兒書》）
又十四日書里記各方面奔走於先生之門的情形說：
「文興方酣，矇事突發，此宅殆變成國務院矣。政府狼狽求救，社會沸熱如狂，吾處其間，應付殊苦。荷丈亦連日奔走京津間，更無餘晷作文，在此等衝要之地，而欲辦報，真不易也。連三日間舊督撫咸集此間，趙爾巽、孫寶琦、李經羲、周自齊先後來訪，馮國璋則一日兩至，亦一時之盛也。已薦孝懷、蛻庵兩丈入馮幕。此後可極友朋之樂也。示嫻兒。」（民國元年十一月十四日《與嫻兒書》）
十二月，《庸言報》出版，該報系半月刊，內容分五門十八類，出版後頗受社會歡迎，先生在十二月十八日給梁令嫻的信里，記該報初出版時的銷售情形說：
「《庸言報》第一號印一萬份，頃已罄，而續定者尚數千，大約明年二三月間，可望至二萬份，果爾則家計粗足自給矣。（若至二萬份，年亦僅餘五六萬金耳，一萬份則僅不虧本，蓋開銷總在五六萬金內外也。）」（民國元年十二月十八日《與嫻兒書》）
同月，張君勱、藍志先所輯《梁任公先生演說集》第一輯出版，書內共輯演說辭十三篇，皆先生十月末旬在京赴各團體歡迎會時所發表者。
十二月十六日，先生五子思達生，二十日先生給梁令嫻一信，裡面除言得子事外，並述及家務和時事。現在抄錄在下面，可見先生當時的心境和感想：
「得書知添一幼弟，甚喜慰，想母子平安耶？祖父命以何名，想有書在途矣。大版《通鑑》不須汝索，已囑擎一購寄，非久或將寄至矣。王姑娘賞品必給之，但無便人，恐難寄耳。汝母耳璫，則俟歸來自置何如。讀報見米價落，疑必小有所獲，但茲事總極險，終以戒斷為善，可仍常諫汝母也。吾昨夕因得須磨書，煩躁異常，又見國事不可收拾，種種可憤可恨之事，日接於耳目，腸如涫湯，不能自制，（昨夕大雪，荷丈與汝叔皆外出遊樂，吾獨處不適，狂飲自遣，今宿酒未解，得汝書極慰耳。）因思若吾愛女在側，當能令我忘他事，故念汝不能去懷，（昨夕酒後作一短簡，今晨視之乃連呼汝名耳，可笑之至，今不復寄，以亂汝意，吾須欲汝待我，然欲汝成學之心尤切也。）幾欲東渡月余，謝絕一切，以自蘇息也，大抵居此五濁惡世，惟有雍樂之家庭，庶少得退步耳。吾實厭此社會，吾常念居東之樂也。汝求學不可太急，勿貽吾憂。」（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與嫻兒書》）
先生是年著述中除以上所引各種外，尚有《庸言報》中文章數篇如下：《國性篇》、《省制問題》、《政策與政治機關》、《中國道德之大原》、《箴立法家》、《治標財政策》、《論國務會議》、《論審計院》、《政治上之對抗力》、《專設憲法案起草機關議》、《憲法之三大精神》。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癸丑） 四十一歲
二月，先生正式加入共和黨。三月，先生壽日，京津諸友慶祝於孫家花園；同月，宋教仁被刺於上海滬寧車站。四月，先生邀當代名流修禊於萬牲園。五月，進步黨成立。七月，二次革命爆發。同月，任命熊希齡為國務總理。九月，熊內閣成立，先生受任為司法總長。十月，先生代熊總理所草《內閣大政方針宣言書》發表。同月，袁世凱被選為正式大總統。十一月，解散國民黨，並取銷國民黨黨籍之國會議員。十二月，政治會議開會。
二月二十四日，先生正式加入共和黨，先生在是日給長女梁令嫻的信里記他入黨的原因和當時的情形說：
「吾頃為事勢所迫，今日已正式加入共和黨，此後真躬臨前敵也。計議員以二百八十八人為半數，吾黨頃得二百五十人，民主黨約三十人，統一黨約五十人，其餘則國民黨也。三黨提攜已決，總算多數，惟吾斷不欲組織第一次內閣，或推西林亦未定耳。借款各路俱絕，政局危險不可言狀，此時投身其中，自謀實拙，惟終不能袖手奈何？」（民國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與嫻兒書》）
又同月二十七日一信里說：
「吾已正式入黨，前有書在途，想已達。頃有數省（黎宋卿領銜）舉為憲法起草員，諒亦不能辭，此後恐在京（旬日後當入京）之日多矣（書仍寄津宅可也）。正月二十六日都中有數十人來津，欲為種種娛樂（在此間一豪商徐氏家開園遊會）可謂小題大做，（但吾欲回請一次則所費不貲矣）然亦不能止之也。吾日來益忙，（今日電八百元想已達，外祖母處明日當寄二百元，可告汝母作稟，吾亦專函也。）然有事可做，亦反覺高興耳。」（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七號《與嫻兒書》）
三月三日（即舊曆正月二十六日），先生生日，京、津諸友為先生慶壽於天津孫家花園，是日先生有一書給梁令嫻，記其事說：
「第二十二、二十三號稟及姊弟七人賀壽公電皆悉，歡慰無量。今日京津諸友在孫家花園為我慶壽，熱鬧非常，作種種娛樂之具（放爆竹數萬），我斗葉戲，又得博進四百餘，足敷明日還席之用，但國事杌隉如此，吾受此殊覺不安耳。」（民國二年三月三號《與嫻兒書》）
又五日一書里講到當日對國事失望的情形說：
「吾待議員到京後，訓練月余，尚思往南省一行，屆時或在上海迎汝也。國內種種棼亂腐敗情狀，筆安能罄，公立所言，殆未能盡其萬一，吾在此日與妖魔周旋，此何可耐，要之無論何路，皆行不通，而又不能不行，此所以為苦也。吾生日各人為我慶祝，相約不譚時事，免致敗興，已在苦中尋樂兩日，廿七日之夕又會譚起來，煩惱已接踵至矣。以吾之地位，處此時會，惟以憂患終其身而已。」（民國二年三月五號《與嫻兒書》）
三月二十日宋教仁被刺斃後，先生也在重大嫌疑之列，先生在二十五日給梁令嫻的信里論其事說：
「第三十三號稟悉。吾多日來為政界惡現象所刺激，心頗不適，然每得汝書，及作書與汝，總算一樂事也。宋氏之死，敵黨總疑是政敵之所為，聲言必報復，其所指目之人第一為元，第二則我雲。此間頃加派警察，保護極周，將來入黨後更加嚴密，吾亦倍自攝衛，可勿遠念。南行則決作罷論矣。合黨事中變與否，尚未可知，吾則俟一切整備發表時乃入都。在中國政界活動，實難得興致繼續，蓋客觀的事實與主觀的理想，全不相應，凡所運動皆如擊空也。東中游觀之樂，只勞夢想耳。今日往友人處看了一日古董稍解煩襟。」（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與嫻兒書》）
又二十七日一信里除續言宋案外，並及三黨合併問題，和自己愈感不合現社會的苦惱情形：
「汝曹勿見此等消息而日為我憂。此間都督及巡警適已加派人來，吾入京時，車中一切已布置嚴密，入京後則派憲兵數人護從，必無他虞。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吾生平皆履險如夷，吾行無險詖，決不召險，感應之理最可信也。汝但寬懷，勿緣憂我廢學致病，則我大慰耳。
今日又瞎忙了一日，自早起至今，未嘗一刻斷客，頃已一時半矣，乃須埋頭作文，精神憊倦已極，從何作起，而所立須作者，乃新黨之宣言書也，真苦極矣。吾對於新黨不欲積極負責任，今思得一頗妙之位置，（原議袁為總理，黎與吾為協理，吾今決辭，僅設一總、一協，別設參事長吾任之，參事乃諮詢機關，網羅全國中有名望之人，如前清督撫，及現任都督皆在焉，本不設，吾今欲此，故設之。）不審眾人許我否，若不許我，則我將不復與聞也。現狀實無可為，新黨亦決辦不好，吾既不能置身事外，又不值得與之俱斃，故處此職可以立於半積極半消極之地位耳。吾性質與現社會實不相容，愈入之愈覺其苦，處此地位可以不常居京，計良得也。刺宋之人，臚列多人，（真主使者，陳其美也。）我即其第二候補者，今將彼宣告文剪寄。應某謀北來刺我，二十日前蛻丈已電告矣。」（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與嫻兒書》）
先生在給梁令嫻的信札里論到宋案的地方還很多，這裡不再多錄，現在只把《暗殺之罪惡》一文里的一段話鈔在下面，借見一斑：
「旬日以來，最聳動天下耳目者，為宋君教仁遇刺一事。吾與宋君所持政見時有異同，然固確信宋君為我國現代第一流政治家。殲此良人，實貽國家以不可復之損失，匪直為宋君哀，實為國家前途哀也。比聞元兇已就獲，國法所在，當難逃刑，然雖磔蚩剸■，曾何足以償國家之所喪於萬一者。詩曰：『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輒為此篇，以寄哀憤。」（《庸言報》第一卷第九號，《合集·文集》之三十第七頁）
四月初九日（即舊曆三月三日），先生邀集一時名士四十餘人修禊於京西萬牲園，先生在次日給梁令嫻的信里言發起其事的緣起說：
「三十八號、四十號稟悉。吾尚留京數日，十四五乃返津。返後即命任發行，衣裙等即帶去。今年太歲在癸丑，與蘭亭修禊之年同甲子，人生只能一遇耳。吾昨日在百忙中忽起逸興，召集一時名士於萬牲園續禊賦詩，到者四十餘人（有一老畫師為我繪圖），老宿咸集矣。（尚有二十年前名伶能彈琵琶者，吾作七言長古一篇，頗得意，歸國後第一次作詩也。）竟日游宴一滌塵襟，歸國來第一次樂事。園則前清三貝子花園，京津第一幽勝地，牡丹海棠極多，頃尚未花。吾恨不得汝即日歸來，挈汝同游，然行期無論若何迅速，歸來總在花謝後矣。大亂在即，明年花時，不悉京師更作何狀，故吾望汝速一睹此盛，但今既無及矣。法源寺主持今日來請，往看牡丹丁香，數日後當一詣也。極樂寺海棠，團匪之亂及去年兵變戕毀無算，其最大者，（唐時所植）又已移入頤和園，隨分尋芳，不勝今昔之感。黨事極棘手，合併已中止，吾亦將褰裳去之耳。」（民國二年四月十日《與嫻兒書》）
又十二日一信里論當日所為詩〔詩見《庸言報》第一卷第十號，又《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七十頁〕說：
「修禊詩，錄一份寄汝，共和宣布以後，吾第一次作詩也。同日作者甚多，吾此詩殆壓卷矣。方將盡征南中名流各為題詠，（有圖兩幅，一為姜穎生畫，一為林琴南畫。穎生（年七十餘矣）當代第一畫師也。）蘭亭以後，此為第一佳話矣。再閱六十年，世人亦不復知有癸丑二字矣。故吾末聯云云，感慨殊深也。（《蘭亭集》末句『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又雲『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民國二年四月十二日《與嫻兒書》）
同月十四日，共和黨理事長黎元洪公宴該黨參眾兩院議員於萬牲園，與會者三百餘人，席間先生為一長凡三小時之演說，題為《共和黨之地位與其態度》，對於共和黨以後應持的態度和應注意各事，論述非常詳盡。現在錄其《就黨義上論過去一年之共和黨》一節於下，借見先生和該黨在當日政治上所處之地位和所抱的政策：
「就黨勢上論之，過去一年之共和黨介於成功與失敗之間，既如前述。就黨義上論之，過去一年之共和黨果為成功耶，為失敗耶？更申言之。共和黨既以統一國家、改良政治為目的，過去一年間此目的果能達到幾分耶？共和黨之責任果曾盡得幾分耶？嗚呼，吾黨言此有餘怍焉。蓋吾黨雖抱此志願，而成績足以饜吾黨之望者，乃什未得一二也。吾黨日夜念此，實自覺深負疚於國民，雖然，亦有不能盡為吾黨咎者。吾黨一面既須與腐敗社會為敵，一面又須與亂暴社會為敵，彼兩大敵者，各皆有莫大之勢力蟠亘國中，而吾黨以極孤微之力與之奮鬥，欲同時戰勝兩敵，實為吾力之所不能逮，於是不得不急其所急，而先戰其一。不特此也，彼腐敗派與亂暴派其性質雖若絕不相容，然彼為個人私利計，未嘗不可以交換利益，狼狽為奸，則國事愈不可問。故吾黨認禍國最烈之派為第一敵，先注全力以與抗，而於第二敵轉不得不暫時稍為假借。吾黨鑒觀各國前史，見革命之後，暴民政治最易發生。而暴民政治一發生，則國家元氣必大傷，而不可恢復。況我國今處列強環伺之沖，苟秩序一破，不可收拾，則瓜分之禍，即隨其後，為禍寧有紀極。故本黨對於橫行驕蹇之新貴族，常思所以裁製之，使不得逞；一面則臨時政府既經國民承認設立，在法律上當然認為國家機關，吾輩只當嚴重監督，而不必漫挾敵意，以與相見。吾黨對於臨時政府之設施，無一能滿意者，雖然，以為當此存亡絕續之交，有政府終勝於無政府。而充亂暴派之手段，非陷國家於無政府不止，吾黨為此懼，故雖對於不滿意之政府，猶勉予維持，以俟正式政府之成立，徐圖改造焉。此我共和黨一年來之苦心，可以與天下共見者也。而或者乃造作蜚語，誣指我共和黨為官僚派，……吾黨過去一年間常取維持政府之態度，此誠事實無所容諱也。然吾黨之維持政府，絕非欲因以為利，徒以現在大局決不能再容破壞，而暴民政治之禍更甚於洪水猛獸，不可不思患而預防之，故於臨時期間暫主維持政府，俾國家猶得存在，以為將來改良政治之地步。共和黨之苦心實在是。官僚云乎哉，官僚云乎哉？」（《合集·文集》之三十第二十——二十一頁）
正月，自政府下令召集國會以來，各黨紛紛競選，這幾個月中先生目睹國事黨事之無望，常常有消極的表示。本月八日國會開會，先生因見國民黨勝利共和黨失敗的結果，和種種黨事的糾紛，曾有一度放棄政治生活的決心。他在十八日給梁令嫻的信里，述當時心緒惡劣的情形說：
「吾黨敗矣。吾心力俱瘁（敵人以暴力及金錢勝我耳），無如此社會何，吾甚悔吾歸也。（黨人多喪氣，吾雖為壯語解之，亦復不能自振。）吾復有他種刺心之事，不能為汝告者，吾心緒惡極，仍不能不作報中文字，（報卻可作樂觀，已銷萬五千份矣，個人生計良得也。）為苦乃不可狀。執筆兩小時乃不成一字（催稿急於星火），頃天將曙，兀兀枯坐而已。（汝叔偕荷丈入京，吾獨處斗室中。）吾每不適，則呼汝名，聊以自慰，吾本不欲告汝，但寫信亦略解吾煩憂也。汝何故數日無書來，何不述家中可喜之事一告我耶？惟汝斷不許緣憂我之故而荒學或致病，果爾是重吾憂也。吾今擬與政治絕緣，欲專從事於社會教育，除用心辦報外，更在津設立私立大學，汝畢業歸，兩事皆可助我矣。若能如此，真如釋重負，特恐黨人終不許我耳。（所謂黨人者共和黨也。民主鬼吾恨之刺骨。）當失意時更不能相棄也。作今日之中國人安得不受苦，我之地位更無所逃避，詩云：『夭夭沃沃，樂子之無知。』最可羨者，思莊、思達輩耳。示嫻兒。希哲大約明年入大學為教授。」（民國二年四月十八日《與嫻兒書》）
其二十二日的信里言表示退隱的原因和各黨懇切挽留的情形說：
「吾昨日不嘗有書與汝，謂將閉戶數月耶？吾昨日有書入京，謂新黨成立後，吾不復與聞黨事，蓋憤極民主黨諸人之所為。有激而出此，不料此書到京，三黨黨員大嘩，（總統府聞此倉皇失色，吾本以該信登報，總統府立刻乞求各報勿登。）今日有數十人來津哀求，吾尚未應之，然大約不能終隱，生成苦命無如何也。現出處尚未定，若能脫身，固所大幸耳。」（民國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與嫻兒書》）
又二十三日一信里說：
「吾前思杜門養晦，實屬夢想。數日來以吾微示隱退之意，三黨議員大嘩，各黨本部狼狽異常，民主黨二三狂傲之輩幾受毆擊，今來津勸駕者，前後數十人，在義在勢皆不能辭，二三日後又須入京矣。大約武昌之行，仍不能免，但無論如何，五月二十一日吾必在津俟若曹也。癸丑修禊，汝試補作一詩何如？吾頃編征題詠，他日裝手卷，當作牛腰大也。」（民國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與嫻兒書》）
又二十九日一信里言終不能退隱的困難情形說：
「黨事本欲脫卸，然勢相迫不能休，真有風利不得泊之感也。頃復允受任，日間又須入都矣。荷丈佛丈前皆極沮吾與聞黨事，今亦謂不能脫卸，此無如何也。要之生為今日之中國人，安得有泰適之望，如我者則更無所逃避矣。佛、荷諸公憤世已極，（信未發適得北京電話，今日眾議院議長又舉不成，大約局面破裂即在目前。汝歸來欲入京一游，恐亦未必能也，可嘆，可痛！）終日相對惟作悲觀語，悲不可解，則寄情於遊樂，吾三日來未作一正事也。吾當有事可辦時，不甚思家，稍閒悶則念汝曹不置，今越三來復即見汝，吾亦至欣想也。頃電三千五百元想已收，行資當無缺耶？可省仍宜稍省，大亂若至，衣食亦可慮也。」（民國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與嫻兒書》）
五月二十九日，進步黨開成立大會於京師。三十一日《申報》記其事說：
「昨日進步黨成立會到千五百餘人，梁任公、孫武、王印川並有演說，秩序甚整。並舉黎元洪為理事長，梁啓超、張謇、伍廷芳、孫武、那彥圖、湯化龍、王賡、蒲殿俊、王印川為理事。」（民國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申報》北京專電）
統一、共和、民主三黨的合併問題，醞釀數月之久，至是才合併成功。該黨的本部組織最高者為理事長，其次為理事，理事長一人，理事九人，外設名譽理事和參議各若干人。其負實際職務責任者，有理事以下所設政務、黨務兩部。政務部下設法制、財政、外交、軍政、教育、實業、地方自治、庶政等八科，黨務部下設文牘、會計、交際、地方、庶務等六科，部設正副部長各一人，科設正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此外更設幹事若干人。現在把該黨理事長、理事、名譽理事名單抄錄於後，可見該黨聲勢之一斑：理事長：黎元洪。理事：梁啓超、張謇、伍廷芳、那彥圖、孫武、湯化龍、王賡、蒲殿俊、王印川。名譽理事：阿穆爾靈圭、張紹曾、馮國璋、周自齊、熊希齡、閻錫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鍔、朱瑞、唐繼堯、陸榮廷、張鎮芳、楊增新、張鳳翽、程德全、陳國祥、徐勤、莊蘊寬、汪大燮、陳昭常、齊耀琳、陳炯明。
進步黨成立後，曾於六月十五日開會討論時局問題，現在把六月十九日《申報》載該黨開會記事鈔在下面，借見先生當日對時局各問題的態度：
「十五日開會，梁任公為主席。梁演說略謂：現今時局所極應研究者，為總統與憲法之問題。鄙見對於總統問題主張仍推袁，惟內閣則大半請假，幾等虛設，非改組不可；對於憲法問題，則主張先定憲法，後舉總統。此外可議及宋案及大借款二問題，謂宋案純為法律問題，為今之計，宜速與德人交涉引渡洪犯，自不難解決也。至於大借款最要關鍵，則為監督用途。鄙意則主張以此二千五百萬鎊存放代理國庫之中國銀行，作為準備金，但於此有一先決問題，則須用何種方法整理此中國銀行是也。演說畢，某君提議以梁理事所主張付表決，多數贊成，作為該黨主張。」（《進步黨大會記》民國二年六月十九日《申報》）
七月十二日，李烈鈞據江西湖口獨立，二次革命爆發。同月二十七日，令軍警保護國會。三十一日，特任熊希齡為國務總理。九月初一日，政府軍克復南京，十一日熊內閣發表，以先生為司法總長，孫寶琦為外交總長，朱啟鈐為內務總長，汪大燮為教育總長，張謇為工商總長兼農林總長，周自齊為交通總長，段祺瑞為陸軍總長，劉冠雄為海軍總長，熊氏自兼財政總長。當時人稱為「人才內閣」，是為進步黨內閣，因閣員九人中先生和熊、汪、張、周均系進步黨黨員。
十月初旬，內閣《政府大政方針宣言書》由國會通過後發表。該書全出先生一人之手。該書對於國家各項大政都有論及，對於外交以「開誠布公，以敦睦誼，審勢相機，以結懸案」兩義為之綱領；對於內政以財政為之根本，而整頓之道，分治標治本兩方面著手。此外對於軍政、實業、交通、司法、教育、內政各部之事，也各條舉其大端，讀該書全文，（見《庸言報》第一卷第二十一號及（《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一〇九頁）當可窺見。現在錄其敘論一節於下，借見該方針根本之點和立論的根據：
「凡為治者，必先慎察國家所處之地位，所遇之時勢，乃就國民能力所及標準之以施政，然後其政策乃非托諸空言。今之言治者，動曰我國破壞之時告終，建設之時方始，斯固然也。然希齡等今日不敢語於建設，但有竭其綿薄以立建設之基礎，為願已足。譬諸築室，必須得有一室所占之地面，此地面可以任我自由處置，次乃拔除其草萊，平治其瓦礫，次乃庀材木瓦石，鳩工匠，然後從事於構建也。又如病夫，氣息僅屬，必求良湯為之續命，命既續始可以語於治病，舊積之病既深且多，則治癒費時日，待諸病既去，榮養乃得施也。希齡等以為今後一年間實中國生死存亡之關鍵，苟治具不張，則過此以往，吾國人決無復能力，無復機會，無復資格，以自行處理此國，而遑論平治，遑論富強。故今茲政策，殊未敢命之曰建設，但以救亡而已。諸君商榷政策，望深諒此意，勿以已治已安之國之陳跡相繩，則深幸也。」（《庸言報》第一卷第二十一號，《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一〇九頁）
十月初六日，國會選舉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初七日，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十一月初四日，令解散國民黨並取消該黨黨籍之國會議員，是為消滅國會之先聲。
自先生這次入閣以來，舉國矚目，都以為指揮當日政府者為先生一人。到十一月，國民黨被解散後，全國輿論頗多歸罪先生者，現在把當日進步黨黨員眾議院議員劉偉致先生的一封信抄錄下面，就可見當時輿論指責先生情形的一斑了。
「閱報讀悉大政方針，知出椽華，甚盛甚盛。宏綱畢舉，枝葉扶疏，要歸在於救亡，富哉言乎，知本君子也，欽佩無任。不肖備員議席，隸党進步，橫覽全球，深觀世變，竊謂救亡之術無他，剷除致亡之根株而已。致亡之根株不在外患，不在貧弱，在三數黨魁爭權而攘利，圖私而害公而已。古今中外，破家亡國，一丘之貉，罔不由此，當其樹幟稱號，無不曰救亡救亡，察其舉措行事，無一非致亡速亡，故救亡之說，不惟其名惟其實。先生以黨魁入佐國務，以救亡為大政方針，不審為名乎為實乎？為名則全國生命財產豈堪再試，為實則自公等入閣，何為以破壞國會為初哉首基之政策耶？共和國不可無國會，夫人而知之矣。共和國之無國會，自中華民國始，中華民國之無國會，自十一月四號始。四號之事孰實為之，命令出自總統，副署出自總理，形式所在，責有攸歸，宜若與司法總長進步黨理事之任公先生風馬牛不相及，然而道路之人，愛國之士，不問形式而苛求底蘊，不信謠諑而好察邇言，窮源探本，人有恆情，圖窮而匕首自見，事久而黑幕益張，雖有知者無如之何，眾口鑠金，竊為高明危之。
方今中國，危如累卵，稍有血氣，誰不刺心，摩頂踵，捐權利，蠲私忿，弭嫌猜，猶恐弗及也。奈何甲去乙來，丙仆丁起，耽耽逐逐，或擁挾國會以爭權利，或破壞國會以爭權利，彼庸庸者不足責也，不謂以社會所最信仰之人，而又自負為名流內閣者，竟涉此嫌疑耶？夫外以救亡為標誌，而內以爭權為骨子，學博文之士，卒至舉戈稱武，擾國殃民者，得毋猶參雜權利之見也。愛公者謂為學理所誤，譽公者謂為鼠輩利用，此皆不足深論。明公果有救亡之志，必須洗心滌慮，除權利思想，以誠信詔國人，用如炬之眼光，出以忠厚惻怛之意，循軌道而行，庶幾其可。如挾智任，段吞、羅伯卑爾可為前車，於國何補，於身何利，且羅伯卑爾、段吞、赫勃之角為雄長也，何嘗不威福由己，炙手可熱，何嘗不以救亡為號召，愛國為揭櫫，讀其軼事，君子有許之者否？國民黨之不利於國，雖蘇、張之舌不能為之辯護；然平心論之，其中豈乏忠憤瑰偉之人？好數學步邯鄲，螳螂捕蟬，尚有黃雀在後，十餘年如錦如荼之政治家，甘為豎子之孤注，於國何有焉。國事巔嶮，人心疑慮，眾怨既歸，想先生亦百口難辭。不佞於公服膺甚至，忝在同黨，謹以迂闊不入耳之言進，幸賜省裁。」〔民國二年十二月七號劉偉（眾議院議員）《致任公先生書》〕
關於先生與袁世凱和當日政府的關係，有許多材料可以參考，現在我們只把先生當日為國會等問題致袁氏的三封信抄在下面，借見一斑。以下錄七月二十五日[19]先生致袁氏書：
「大總統鈞鑒：兩日未造謁，伏想政躬康豫為頌。前日因公餘俱樂部所逮捕之人，有數議員在內，國民黨中大起恐慌，其議員紛紛出京，其黨中魁傑之主持陰謀者，即思利用此時機，以消極的手段破壞國會。前日參議院表決專議憲法，擱置他案，即將以此為休會地步，一休會則紛紛散歸者多，國會不足法定人數，而彼輩破壞之目的達矣。重以政府以嚴厲態度臨之，彼輩益得肆其簧鼓。啟超之意，以為彼黨中與聞逆謀之人，誠不能不繩以法律，然與聞之人，實什不得一二，其餘大率供陰謀者之機械而已。但使此輩不散至四方，則將來吸收之，使歸正軌，為道正多。今最要者，乘此時機，使內閣通過，憲法制定，總統選出，然後國本始固，而欲達此目的，則以維持議員三分之二以上為第一義，現進步黨已從各方面極力設法，尤望大總統更將尊重國會之意一為表示，或用命令，或諮兩院議長，使宣明此意，以釋謠諑。其議員公費，亦請迅即籌撥，使議員知政府之對於國會，並未改前度，則人人安心，而吾黨亦得有辭以聯絡疏通，則兩院多數之轉移或非難也。啟超日來牽於黨務，日夕皆有集會，未能謁府就教，如有所驅策，隨時見招，當即趨謁。再者粵事龍君任鎮撫使，尚未見明文，想軍事上別有深意，本不應嘵瀆，惟聞粵中數日來糜爛不堪，省城內訌極烈，外府縣秩序全破，炯明諸賊其抵抗之能力，殆已無存，龍軍即暫緩進取，然既正名分，則人心自安。粵人望中央如望雲霓，願大總統稍有以速慰之，粵人幸甚。」（民國二年《上袁大總統書》）
七月二十六日先生致袁氏書：
「大總統鈞鑒：昨上一箋，計塵簽掌。古之成大業者，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欲戡亂圖治，惟當挾國會以號召天下，名正言順，然後所向莫與敵也。數日以前，國民黨之黨略，一面在南倡叛，一面仍欲盤踞國會以搗亂，一兩日來見大勢不利，又一變其方針，專務煽動議員四散，使國會不能開。憲法起草委員會前擇定天壇為會場，已設備一切，昨王正廷竟命將電燈拆毀，其意可見，蓋欲使起草永不能成立也。而彼黨議員正懷恐怖，故少數陰謀家益得利用之，以售其術。今吾黨目的，在設法維持議員，使留京者在總額三分之二以上，現用種種方法或吸收使入本黨，或別設小團以容納之，取得亦已百餘人矣。又與彼輩約言，苟非有附逆實據，政府必不妄逮捕，脫有誤捕，本黨任為保結，藉此以安其心，勿使作鳥獸散。惟本月議員公費若不速發，則必生出種種疑團，將一渙不可收拾。今日已二十六矣，茲項萬不可再緩，務請大總統飭下所司，無論如何困難，必以今日發出。又本黨丁此時機，進行最宜奮迅，而黨費竭蹶不可言喻，亦惟大總統速圖之。或以為兵威既振，則國會政黨不復足為輕重，竊謂誤天下必此言也。昔人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安有以今日最可乘之勢而自棄之者哉？以大總統之明，知必有以善處此也。臨楮縷縷，不盡所懷。」（民國二年《上袁大總統書》）
八月初[20]先生致袁氏書：
「大總統鈞鑒：頃復思得數事，草草條列，以備採擇。（一）廣東民政長忽思得一人，最為勝任，其人曰秦炳直，本以廣東州縣起家，歷任廣州府欽廉道，以清介耿直著名，後升提督，辛亥軍興，守惠州，窘逐陳炯明，戰功極高，後鄉人環跪，請勿久戰，以塗炭生靈，乃釋炯明去，憤極欲自戕，眾環跪求免。啟超雖不識其人，然知為血性男子，極長於吏治，在粵威名卓著（且與龍子誠甚相得），且其痛恨賊黨，視他人為尤烈（有周善培之長處而無其短處）。使之長粵，必可肅清餘孽，為民造福，但不審肯出而任此否耳。聞其人頃隱居湘中原籍（若用此人粵人歡欣鼓舞當與龍同），大總統若欲羅致，尚可托人勸駕也。如何之處，乞示遵。（二）本黨港交通處來電，言蘇慎初頗懷不測，其實情如何，未能遽信，以啟超度之，蘇畏禍投誠，或亦在意中，要之當告龍慎防耳。惟有一事，啟超竊欲進諫者，昨見命令獎蘇以勛三位，且授為上將，此種懋賞，實覺太濫。古之建大業者，最不肯輕以名器假人，名器一濫，則必損威重，而紀綱無自立。如蘇某者，先有從逆之罪，即使誠心反正，亦僅赦其前罪，責以後效，斯亦足矣，即別示獎勵，亦斷不能如此其重，待蘇如此，將來何以待龍。且蘇本一浮薄小子，在將弁學堂一年畢業，辛亥軍興，偶乘時運，忝居師長，已為過分，猶得曰亂黨之亂命，今中央遽以至崇之階予之，毋乃啟人民僥倖之心，而覺中央名器之不足貴乎？啟超言此，非欲收回成命，特舉此為例，願此後稍垂意耳。（三）昨有日本《朝日新聞》訪事神田正雄者來見，叩啟超以此後政府辦理善後之方策，啟超略告以整頓吏治綜核名實等語。此人在日本訪事員中尚算不附亂黨者，彼政府亦頗信任之，有電來命彼返國，備諮詢，而《朝日新聞》在日本最有勢力，意欲總統稍假以詞色，能約彼一見尤妙，否則亦令秘書一敷衍之，何如？此雖小事，亦非無補也。」（民國二年《上袁大總統書》）
八月十五日，孔教會代表陳煥章、夏曾佑、梁啓超、王式通等上書參眾兩院，請於憲法中明文規定孔教為國教。之後，浙、魯、鄂、豫等十餘省都督或民政長先後通電附和，但此議於十月十三日被憲法起草委員會多數否決。
是年，先生致張仲仁、陳仲恕一書，積極推薦湯覺頓任中國銀行總裁。該信說：
「日前燕兄有書來，言中國銀行欲委覺頓承乏，屬以電促覺言歸，昨已得復電雲即發，但對於銀行一職，謙讓未遑，亦既將原電寄燕老矣。以弟愚見，則此席欲求勝任愉快之人，實無出覺老右者。彼於此學嗜之篤，而入之深。數年以來，專心研究，於學理事實兩方面皆有心得。至其才具之沉著老練，又眾所共信矣。彼於去夏曾私議一中央銀行節略，屬弟商榷，其稿頃存弟處。昨因燕老言及此事取出複閱，覺其規劃宏遠，切實可行，今雖事勢略有變遷，節目多需改正，然大端固已具矣。比擬參以鄙見，稍為酌改，俟彼歸時審定乃呈府主。竊計此機關為全國財政命脈所系，非以極遠之眼光，極敏之手腕，不能絜其樞以振衰敝。弟與覺老情同骨肉，推舉太過，良覺阿好近嫌，然眼中之人實未其比。若府主誠思拔擢，弟當責以大義，毋令引退。苟其所主張有不衷於事實，為當軸所未能採用，則遜辭未晚耳。惟覺老素性孤介，比年又頻發消極思想，近名近權，夙所引恥，惟主相需果殷，彼庶能感激而自效。此中消息如何，兩公必深知之。幸以相聞，道路私議，每謂府主召用舊官僚，而於新人物總有格格不入之處，若此次用覺頓而盡其才，亦可以稍間執悠悠之口耳。」（上海圖書館藏《梁啓超書信》）
先生這次就司法總長任以後，對於安置同學、同志的事感到很多的困難，他在九月就職之初，就發表一篇告鄉中父老書，十一月間又給南海一封很長的信，詳述薦用同人的種種困難。以下節錄《告鄉中父老書》：
「啟超頃以時局艱難，勉負職任，只圖負責，不敢怙權。頃在中央整躬率物，謝絕請託，破除情面，冀勵末俗，咸與維新，仰鄉中父老兄弟人等，共體此意。」（民國二年就司法總長任《告鄉中父老書》）
十一月二十六日致南海書，詳陳用人之難，時南海以母喪返國，袁氏也曾三次電請，所以書中有提到的話：
「自吾師讀禮以來，未敢以外事奉瀆，惟常托記室代達所陳，亦得閒時受尊恉，稍資率循，以救隕越。吾師奔喪南下，而啟超奉公京邑，不克躬詣奠唁，歉仄豈任，府主三電禮聘，及吾師兩電婉辭，（第三電似仍宜一復，復後即可不更酬酢矣。）皆已獲見，此時所處，只得如此。絳帳過滬時，想既與孺博熟籌矣。所最難商者，今後當居何地，既不北首燕路[21]，徂東益非所宜，或仍講學齊、魯之郊，似是一道耳。故鄉政象，不饜人望，此間無日不引為大戚，然累電所責備，乃實為棉力所不能逮。蓋此一年數月間，實為武人政治，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其中有大不得已者存，蘇、皖、贛皆然，兩粵亦猶是。龍、陸二督其所信任之人，推張為最，其次則李。今年二月以來，陸前後八電保張，三電保李，龍抵粵後，兩電並保張、李，張既不行，復專電保李。其時總統心目中有人，總理心目中有人，總統左右最信任之粵人，其心目中亦有人，皆不能用，惟斟酌於張、李二人之間耳。張為總統、總理所極不喜，故遂用李長粵。李任既定，而陸之索張愈急，政府終不慊於張而難其人。有韋紹皋者，黨人所推，其人本陸幕，陸嘗保署觀察使者也，即以畀之。（彼時在柳州，公電則發至南寧。）陸若為不知也者，仍再電保張。此間電柳，告以已任韋，彼亦不復拒，惟稱病乞罷斥，且言已將印綬委參謀長，代拆代行。此間未如之何，乃克日任張，事前並未與商。其日吾以電話詢張，索彼同意，遍覓不知所在，後乃以書告之，然桂中庫藏如洗，張至今猶稱病不行也。任張之原委如此，而李福基來電，妄肆謾罵，乃至以受賄相誣，能不令人短氣。李之在粵亦然。在政府（鄙見亦同）心目中可任粵長者，確有一二人，（而來電所舉數人皆不與焉，吾亦不謂然也。）而或為他省（現蘇長韓即其一也，此人久宦粵才器甚好。）奪去，即不奪而亦不能徑用，若如尊電所舉，同門數子無論，總統不肯簡也。（總統迷信經驗，常謂未經任州縣者不能任民政長。雖常與爭，終不能破其說，彼固非有所忮也。）即肯矣，而再演陸韋惡劇，又將若之何？且吾師之意，一若此數人中得一人以代李，而粵事即指揮若定者，此大誤也。驕將悍卒，猾吏莠民，布滿內外，除之不能，徇之不可，久於宦場者猶無法以對待，而況於來自田間者耶？惟有上台數月，身敗名裂而已。（昨與電言及孝高幸尚未到任，不然則因士敏書〔土〕廠一事，可以令全黨為人集矢。蓋此事英使在外部日肆咆哮，試問何法以拒之？李既緣此受撫〔掊〕擊，身無完膚矣。吾亦有嚴電責李，李復電憤極，後外部查案知非李罪也。豈惟對外為然，對內亦無一非代人受過者，若任意以同門一人充之，吾今日早已身敗名裂矣。初吾物色次長，求諸黨人中，欲以所信愛之某君任之，某君自陳斷不勝任，非如欲得人非江庸莫可。吾憬然悟，力挽江君，江亦感激。知己肯出而相助，今乃大得其力。）而福基來電，乃言吾棄黨人。須知吾非總統，（即總統亦不能。總統亦不敢幹預各部用人權，從來未交一條子。又各部用人，皆有部中取定資格，即如法官任免，全權在我，我心目中有數人極欲用之而無法也。次則外交部，其資格謹嚴已甚。此次君勉、法塵任領事，已全部側目矣。）豈能為所欲為，保薦一人亦當量其人才力所得逮，庶不授人口實。他人可以不顧名譽，我能尤而效之耶？人之所以責備我輩者嚴於他人萬萬也。即如福基之忠誠，豈弟子猶不知之，然欲推舉之作高官，豈非笑話。又如紫珊忠誠而困窮，日日為彼焦急，然有何法可以位置者。（頃已為謀印鑄局一官，月可得百五十內外，未知肯就否？）兩月以來在西河沿一帶旅館運動官缺者七萬餘人，其人或在前清久任實缺，或在大學優等畢業，政府何法對付，惟有謝絕耳。而怨讟朋興，幾於不交化為豺虎矣。而黨人之觖望，尤不可紀極，復加以海外黨人，何以堪此，計非辭職，無術自全也。憲子非吾儕所最敬愛耶？而一月以來謗書盈篋，君勉亦幾為所動。吾大責勉，謂君子之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吾儕之於憲子，豈無所相信於平日者耶？彼所處地位之難，寧不諒也？勉乃憬然。夫憲子受責備，猶且如是，況弟子所居之位遠過於憲。人人皆抱非分之想（中國今日大患在此），以相要求，要求不遂，立即反唇，竊意此等言論，聞於左右者，不知凡幾，願吾師以弟子之信諒憲子者，信諒弟子，或可稍免於罪戾耳。若謂既不能薦用黨人，則屍位何為？則自弟子之任事，而妒嫉謀傾覆之者，日夜環集，以此間言之，則府中左右近習日思抵其瑕隙，黨員要求不遂者，噴有煩言，或從而和之，而故鄉事則尤甚，曰以位置私人騰謗，（即如曼宣之任電局，其時孺博在此所受冷言冷語已極不堪，想孺未為吾師言耳，其所代者為田某人極壞而為龍、陸所私。晚聞日內即入京，又不知起何風波也，聞將運動電局人同盟罷工，（其人為電報生出身，久在廣州電局。）使曼不能下台，故為此事已致電龍、李屬其調護矣。）以今日辦事之為難如彼，而吾黨經驗之缺乏如此，愈居高位握重權，則愈授人以可攻之隙，本人固一蹶不振（如韋紹皋然），而中央政局亦受牽動，致使弟子以後不復能用一人耳。（弟子初入司法部，部員即群起謀相窘，以向來未嘗服官之人，公事一切不諳，部員稍惡作劇即可以令長官鬧大笑話，全國譁然。每日公牘數百件，苟欲作劇者，至易易耳。幸吾所薦次長，久於法曹，而道德極高。吾乃得坐嘯畫諾而專注精神於國務，而部中政令亦翕然無間。）有一語當相質詰者，弟子今日之出山，果以薦用黨人為唯一之職志耶？今日薦甲以去就爭，明日薦乙又以去就爭，其人之才器果皆有值得以去就爭耶？（他事勿論，即如以去就爭勉為粵長，弟子敢謂其決無價值，勉亦自謂無價值。勉果能了粵事耶？稍知事實必不敢為此大言矣。）弟子一面須薦用萬木人才，一面須薦用進步人才，數月來所薦用者亦不為少矣。更進於此，只能告才力不及耳。吾師聞此言，不審謂何如？弟子不欲多言，因道遠不知情實，通信語氣易生誤會，君勉頗知此中情形，當能面言也。至於粵事（武人政治），如今日則安可久，此非徒粵人所焦慮，即政府固日焦慮也。又非惟粵為然，即他省亦同病也。此事則鬚根本解決，萬不能支支節節為之，解決之法，則改省為州，既已明定於大政方針，其法案（此項法案數十件，皆弟子一人屬稿，今報中亦略登一二矣。弟子排日到總統府、國務院、司法部三處，日接客數十，夜則擬法案，心嘗注目在廢省與整頓財政兩事，僅兩月而發已漸蒼矣。故聞以他事相責備者，輒覺憤懣，謂其太不諒我也。僅此兩事已使我焦疲欲死，其他則部中事不能不問，黨人不能不應接。吾師試設身處地，弟子能有幾許精神對付各方面，使面面圓到耳。）亦議定，將發布矣，而所以處置此輩元戎之道，正政府所旰食擘畫者也。弟子之進退，則以此事能成與否決之耳。疇昔傍觀批評，謂天下事一二語可了，今乃真不敢輕於責人也。且今已決定規復迴避本籍之制（非此不可，吾毅然決然主持之），今日更何苦為此數子謀作五日京兆耶？（憲子吾將位置以潮州州尹，所管則今之惠、潮、嘉也，惟望必密之。）故來電所委不敢聞命也。百忙中寫此已倦，不復能賡續，下次再詳陳。」（民國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致南海夫子大人書》）
先生是年所為散文中有《敬告政黨及政黨員》（《庸言報》第一卷第七號）一篇，該文分上下兩篇，上篇論政黨與朋黨之別，下篇論中國政黨政治之前途。《軍事費問題答客難》（同上書第八號）一篇，讀了可見先生對理財裁軍等問題的主張。《一年來之政象與國民程度之映射》（同上書第十號）一篇，讀了可見當日士夫階級之現象。《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同上書第十四號）一篇，讀了可見先生是時對革命主張的態度。此外尚有以下各篇：《進步黨調查政費意見書》、《進步黨政務部特設憲法問題討論會通告書》、《進步黨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同意權與解散權》、《多數政治之試驗》、《國會之自殺》、《述歸國一年來所感》。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甲寅） 四十二歲
正月十日，政府宣布停止兩院議員職務。二月十九日，任命先生為幣制局總裁，二十日，准先生辭去司法總長職。三月十八日約法會議開會。三月二十九日，先生邀集同人修禊南海子。六月二十日，參政院開幕，任先生為參政。八月，歐洲戰事起，中國宣布中立。九月，政府明令優恤戊戌六君子。十二月，先生辭幣制局總裁職，幣制局裁撤。是年冬先生假館京西清華園，著《歐洲戰役史論》一書成。
二月十二日，熊秉三辭去國務總理職以後，先生曾數次請辭，但袁世凱始終慰留，沒有照准。最後先生以十八日再上辭呈堅辭，袁始於次日下令任命先生為幣制局總裁，於二十日再下令准先生辭去司法總長職。
先生十八日遞出堅決請辭呈文以後，於十九日便召集部屬開談話會於本部，報告辭職原因和任職以來的經過情形。二十日，辭職獲准後，並上《呈請改良司法文》一篇於袁氏，列舉十事，請他採擇施行。三月一日，《申報》載先生那篇談話說：
「梁總長於十八日提出辭職，旋命總務廳第四科傳知參事室、總務廳、民事、刑事、監獄三司各員，於十九日午後二時在監獄後身玻璃廳開談話會。到者約七八十人，梁總長與江次長相將入座。梁首先演說，略謂：鄙人任事數月，深賴次長及諸君之贊助，現因政治上之關係，已於昨日遞呈辭職，雖總統尚未批准，我擬今日到部之後即請假，不再來。共事許久，不能無一種特別感情，故藉此以話別，並將他事為諸君一道之。我國司法因上年進行太速，致生出無限之阻力，近來各省幾致全然辦不動，正月間在此開茶話會時，雖略道及此等情形，計亦為諸君所深知。然我此次辭職，並非以部務辦理棘手，純系他方面之政治問題。我僅部務為難，我尚不怕，昨日辭職時，尚有一條陳上諸總統，言改良司法十事，將來雖不能盡行採用，或可採用其一部。我雖辭職，將來繼任者必為在司法界極有經驗之人，對於我之政見，亦必採用若干，又可深信者也。各國之事務官，常有固定性質，不隨長官為進退，吾國往時亦然。民國成立以來，各部總長更易時，而部員多隨之而去，幾成一種通例。我於上年入閣之時，即不以此事為然，除本部上年因官制變更不得已裁去若干人外，其更動一二，均系本人已有他種職務，故本部人員舊人居多，即更動亦比他部為少，而不蹈隨長官為進退之惡習。蓋人之精神專注於一事，乃能求精，人人如是，國家乃強，如農工商賈尚專注於一事，何況我輩為國家服務之人。故古人云：『君子思不出其位』，又曰：『素位而行，不願手其外。』諸君在此，辦事專勤，我所深知，司法前途實利賴焉。聊述數語，以訴離情，諸君幸毋以我為念。繼復演說曰：我昨日尚有一呈，系請將司法部與大理院合併。此種感想系發於二三日前，蓋從經驗上研究，有種種之理由，嘗考東西各國，日、德雖有兩長官，若英與美則皆一人。即就前清而論，所謂法部者，一面為行政機關，一面為司法機關。我之請為歸併者，非將本部全體取消，此時准與不准，尚不得而知，即將來准行亦不過裁去總長，至多連次長一併裁去而已，若廳司則必仍其舊。換言之，大理院雖合併，而民庭、刑庭必不能廢也。故我呈內有關於行政之機關，以室、廳、司組織，關於司法之機關以民庭、刑庭組織之語云雲。」（《梁任公辭職後之談話會》民國三年三月一日《申報》）
先生在那篇《呈請改良司法文》裡面列舉以後司法上應當改進者十事：一、法院審級宜圖改正；二、審理輕微案件宜省略形式；三、宜明立審限；四、上訴宜分別限制變通；五、宜速編刑律施行法；六、宜酌復刺配笞杖等刑，以疏通監獄；七、宜設立法官養成所；八、宜嚴限律師資格；九、宜將一部分之罪犯劃歸廳外審判，而法外之干涉則嚴行禁絕；十、宜保存現有機關，而由國稅支應經費。最後先生在結論中總論其事說：
「以上十端，略舉管見，皆啟超所有志焉而未能逮者。啟超奉職數月，玩愒因循，百廢不舉，馴及去位，乃建空言，溺職之咎，萬責難謝，抑其才力之不勝大任，征斯益信，猶冀芻蕘之獻，或效涓埃之補，稍獲自贖，幸何加焉。抑啟超猶有請者，今司法制度所以蒙詬獨甚，皆緣前此改革太驟，擴張太過，銳進之餘，乃生反動，今當矯枉，宜勿過正，苟其過焉，弊日滋甚。凡天下事原動力太過必生反動，反動力太過又生第三次反動，如是四次五次相引，可以至於無窮，凡百政象皆然，不獨司法也。彼法國自大革命後，所以累反動以反動經八十年而不獲敉定者，皆坐是而已。伏維我大總統懍執兩用中之訓，宏蕩平無陂之道，豈惟司法前途之幸，國家其永利賴之。啟超感激殊知，不敢有隱，竊附臨別贈言之義，輸其盡瘁嚮往之誠，伏惟裁察採擇，不勝大幸。」（《合集·文集》之三十一第三十三頁）
關於先生在司法任內的政績，因為材料缺乏的原故，這裡不能作一個有系統的敘述，大概先生最初計劃積極整頓的事很多，後來因為經費的困難，各方面對司法現狀的攻擊，和袁世凱的消極態度，所以才改從維持現狀上努力，不過反對的勢力太大了，所以結果消極方面的努力，也沒有得到很大的成績。關於先生最初的計劃和抱負，他在《政府大政方針宣言書》里講的一段話是一篇很好的參考，現在把它抄在下面：
「抑立國大本，首在整飭紀綱，齊肅民俗，司法與教育，實俱最要之樞機也。今之稍知治〔《合集》作大〕體者，咸以養成法治國家為要圖，然法治國曷由能成，非守法之觀念普及於社會焉不可也。守法觀念如何而始能普及，必人人知法律之可恃，油然生信仰之心，則自懍然而莫之犯也。故立憲國必以司法獨立為第一要件，職此之由。我國之行此制，亦既經年，乃頌聲不聞，而怨吁紛起，推原其故，第一由於法規之不適，第二由於法官之乏才。坐此二病，故人民不感司法獨立之利，而對於從前陋制，或反覺彼善於此。循此以往，恐全國之生命財產，愈失其保障之具，法庭之信用日墜，而國家之威信隨之，非細故也。為今之計，謂宜參酌法理與習慣，制定〔《合集》作立〕最適於吾國之法律，使法庭有所遵據，一面嚴定法官考試、甄別、懲戒諸法，以杜濫竽，而肅官紀。夫法官進退，其保障應視他種官吏為尤嚴，此各國之常經也。但必須已經甄別確為賢才然後可以特受優禮而無慚德，否則恐法官權利保障愈嚴，而人民權利保障愈弱，其禍之中於國家者寧堪設想，要之，正風化而清本源，責在長官而已。今當草創之際，難期速成，故擬將已成立之法廳改良整頓，樹之風聲，其籌備未完諸地方，則審檢職務，暫責成行政官署兼攝，辟員佐理。模範既立，乃圖恢張，以消極的緊縮主義行積極的改進精神，此司法行政方針之大凡也。」（《庸言報》第一卷第廿一號，《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一二一——
一二二頁）
又九月二十七日，《申報》載先生對於司法之政見說：
「任公於司法界之黑暗，久不滿意，此次入閣，即抱定改良宗旨，擬以積極的方法創建一法治國模範。惟改良之手續約分兩層：（一）為對內一方面之改良，其入手在乎除積弊選賢能，更定監獄制度，而終以完成司法獨立。（二）為對外一方面之改良，領事裁判制度本為國際上之奇恥大辱，歐、美各國之得有此權，惟在中國與土耳其耳。此權不能收回，終為損失法權之要點，故將來司法制度日臻完美，必欲與各國更定廢棄之條件也。」（梁任公《對於司法之政見》民國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申報》）
此外今年一月一日《申報》載先生從消極方麵條陳整頓司法的事說：
「梁任公條陳整頓司法：（一）勵行考試，以杜幸進。（二）嚴定考績，以汰不職。（三）迴避本籍，以免瞻徇。（四）約束律師，以防朋比。（五）委任縣知事兼理司法，以期變通宜民。（六）速行編布各種司法法規，以期完善適用。已見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大總統命令鑒准施行矣。」
關於先生在司法任內的前後經過情形，有餘樾園一九二九年五月給丁在君的一封信，可以參考。余氏是當日躬與其事的人，且系任公先生至交，所以他說的話是靠得住的。雖然他所追述的話很簡略，但是也可以窺見當日情形之一斑：
「在司法部時，江翊云為其次長，知之最深，請兄就近往詢，必較弟為詳審。惟有一事須特書者，當民一時，袁氏頗欲盡廢新立法院，恢復舊制，任公力爭之。當時各省新立法院頗多，有數省各縣法院亦已成立，用人未盡當，又系初辦，弊病自不能免，遂貽舊派人口實，攻擊甚烈。任公乃與弟等商量，縮小範圍，徐圖擴充辦法，於是下令將各縣初級法院亦酌量歸併，厲行法官迴避辦法，慎選法官，其間幾費周折，司法新制始保存以有今日。弟當時為之奔走國務院多次，深知其苦心，論者或以為任公附和袁氏，裁併新法院則大誤也。」（民國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余紹宋《致在君先生書》）
同書又說：
「弟當時奔走國務院情形，事隔十六年，實難記憶，若僅此其仿佛殊不正確，至於接洽之人，如顧某輩猶在人間，似宜為之曲諱，彼輩當時只圖不失項城之歡而已，必謂彼輩破壞新制，亦不盡然。（當時有所謂政治會議者，反對司法制度最烈，任公因防其肆志破壞，特薦弟充要員，往與辯論，不知費多少唇舌，終以其口眾我寡，未能貫徹主張。）」
此外有去年十二月間先生復江西高等審判廳長魏祖旭一書，可見先生當日整頓並維持司法各事的努力和困難情形：
「接十一月三十日手書，敬悉執事於上月二十四日安抵南昌，現已到廳視事，至以為慰。司法獨立為立憲政治之根本，收回法權之要圖，其義甚明，人所易曉。政府經營籌備，亦既數年，鄙人謬掌法曹，官守所在，力所能及，自無不維持推行之理，無如人才消乏，財政艱難，值此厲行減政之時，不敢塗飾耳目，苟事敷衍，各省籌備處及審檢所之暫行裁併，在政府實有萬不獲已之苦心，凡我司法同人，均宜深體此意。執事到任以後，即會同檢察長遵令裁併，並將裁余經費分配已成立各地方廳，其總數仍在中央規定範圍內，辦法甚是，仍希切實施行，是為至要。改革以來，法官尊嚴不立，法庭威信不行，來函所稱贛省各處法院精神形式較舊日州縣衙署且有過之，斯則益予反對者以口實，大為司法前途之累，此等惡習，不可不力予滌除。執事履任伊始，情形或未周知，凡事宜與潘學海君和衷商辦，見時為我鄭重致意。各廳職員平時宜留心考查，不可稍存大意，凡事待人而理，同官才否，非平日精密研究，決無從知其底蘊也。尊公昔在先朝，久官刑部，夙有令名。執事以英爽之才，後先繼起，或言家學，每切欽馳，切宜振刷精神，小心恪慎，藉以發揚門業，勉副鄙懷。區區之私，不勝厚望，特此奉復，即訊起居。」（民國二年十二月司法任內《復魏祖旭書》）
關於先生當日維護司法的困難情形，還有他自己在江西檢察廳長潘學海報告蒞任後各事情形的信里的一段批註可以參考，他說：
「司法獨立之運命危若累卵，因國民多數心理漸厭此也。我輩非抖擻精神，恐法庭非久將與立法機關同一結果，望深會此意，求自立於不敗之地。律師為世詬病，各處紛紛來訴，若不嚴懲一二，無以肅紀綱，頃部已制定懲戒法，行將頒布，惟檢舉之責，全賴檢廳，望切實注意。」（民國二年十二月七日潘學海《上司法總長書批註》）
先生在那種困難環境中的奮鬥情形，由上面這些材料裡面已經可以概見。現在再把當日先生給余樾園氏論制定捕盜專律事的一封信，抄在下面，更可見先生在彼時所抱維護司法的宗旨了：
「捕盜專律，若不速制定，必至此權盡落於軍人或警官（或清鄉督辦等種種名目）之手，部中雖欲稽核而不可得，且其範圍日擴月大，法權無孑遺矣。吾輩今當司法界四面楚歌之時，而嬰城困守，惟有堅壁清野，力保子城，處處當以此精神行之，此亦其一端也。（余註：此數語為先生當時宗旨。）深望公常為法曹諸賢，極道此意。」（民國二年《致樾園吾兄書》）
先生接到袁世凱特任為幣制局總裁命令後，即於三月十日開局就職，同時併合同財政總長擬定幣制局簡章七條，呈奉大總統批准公布，先生就職後，於二十日發一通電說：
「各都督、民政長、國稅廳各銀行鑒：民國三年二月十九日奉大總統令，任命梁啓超為幣制局總裁此令等因，奉此遂於三月十日開局就職任事，除呈報外，特電聞。」（三月《申報》）
先生這次就幣制局總裁職的最大原因，大概是仍然希望在可能範圍之內有所展布，所以他受命之後，就上袁氏一書，可見他對於此事的希望：
「大總統鈞鑒：啟超前奉派於役，崇陵歸途，偶感寒疾，久未復命，猥承疊遣員存問，感激莫名，頃賤疾已瘳，照常視事，謹特稟聞，乞紓廑注。幣制一事為財政命脈所關，且借款開議在即，不可不速立方案，以為著手整理之標準，且外人詢問亦得應對之方。總揆屬啟超擬一草案，且說明其理由，頃已擬成，謹先錄呈鈞鑒，其間有應當面稟承之處，日內當偕總揆，同謁鈞座，更受機宜，俟鈞意略定，再根據以提出國務會議，付公決也。」（民國三年《上袁大總統書》）
三月二十九日（即舊曆三月三日），先生再集同人修禊南海子，其當日所為詩見《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七十頁。
三月十八日，約法會議開會。五月一日新約法公布，同月二十六日參政院成立，政治會議停止。六月二十日參政院開院，先生也被任為參政員之一。
先生這次受命為參政員的原因和理由，我們不得而知，不過這時候同人裡面已經有很多人關心他的出處，五六月間蹇季常念益致陳叔通敬第一書說：
「參政院開，首陽諸公均連翩而至，將來所演奇劇亦多，（世界人種之劣至此已極，惜我不死復將目睹之，不亦悲乎。）我如不死，亦不欲久廁都門，觀此丑狀。公清史館事定否，銀行有無變故，任公定何宗旨？因吃飯故，自謀已無一臧，不敢再與聞他人出處也。」（民國三年蹇季常《致陳叔通先生書》）
陳叔通次日便致先生一書說：
「昨接季常緘，亦以先生之出處為念。敬始終勸辭參政者，尚不在將來之奇劇難於同演，即目前之憲法起草，倘竟舉先生為委員長，將何以處之？名士如王壬秋，達官如瞿子玖，本不識羞恥兩字，先生亦豈能委蛇其間？敬私心敬愛，不覺言之深切，先生雖亦嘉納，往往惑於號稱明於世故者之言，輒復游移不決，吾輩遷就亦自有分寸，否則不啻入烏而化，非遷就也。幣制局當別一問題，昨客在座，未便率陳，縷縷之私，尚希鑒宥。」（民國三年陳叔通《致任公先生書》）
此外是時有先生同門劉復禮勸先生從速自拔的一封信，可見當日先生至交關心他的出處情形之一斑了：
「任公先生總長足下：前書不省，何事嘵嘵，竊見半月以來，晦育否塞，滔滔者不知何底，天下英雄盡入彀中，平時負時望者，亦復喪精奪魄，更復何望。為之解者，曰政治家貴有忍辱負謗之雅量，不沽名釣譽，抨射譏彈，兼容並包，堅守不拔，以孔子、子產為前車，其言甚壯，嗚呼，何其顏之厚也。子謂秦無人乎，丈夫以身許國，當堅苦卓絕，不視流俗毀譽為轉移者，所處之地位有辨也。孔子處何地位，攝相事也；子產處何地位，子產當國也。手秉國鈞，更無第二種物事足以抗撓之而摧挫之，故一往直前，能達其志而暴其能於天下，乃可稱耳。今也不然，閣員不過為人之機械，聞人不過為人之奇貨，任何事，負何責，望風希旨，旅進旅退，伴食素餐，唯唯否否，偶荷青眼，或令擬一文，草一檄，斯秘書記室之職耳，何足貴，何足貴。能舉此以解嘲，能援此以答難乎？如曰凡入官者，皆宜具此雅量，則二十四史中偉人，惟長樂老人足為新政治家不祧之祖，足下亦謂然否？天地生材不數，古今落落可數，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今世人才負此望者，有幾何人，足下而為某甲也，仆不欲多言，足下而為某乙也，仆更不屑與言。何者，彼輩去就國是，不能稍生震撼，不足以寒其膽而懾其氣，且今日正若輩風雲際會，千載良辰，吾安忍奪其飽食而褫其暖衣，任公豈猶有衣食之念耶？讀書破萬卷，足跡遍全球，捧手受業於名賢之門，交遊儕輩非齊、魯奇節之人，即燕、趙悲歌之士，出處去就之義，固宜素講，而迷謬濡滯如此，北溟之鵬縻於尺寸之絲，竊為足下痛之。嗟夫，娖娖者既不足與言，■瑋奇傑之人，又如醉如痴，如昏如迷，信乎大廈將傾，非人力之所能及也。辱在同門，情激語切，不避煩瀆，故又以逆耳之言進，幸裁省覽，手請籌安，為國猛省。」（民國三年劉復禮《致任公先生書》）
先生在參政員職內的事績很少。關於這方面的材料，有十月六日《申報》記先生十月二日在該院第十五次會議里對政府提出質問案的一段事，錄之藉見先生當日對政治外交情形的態度：
「參政院代行立法院於民國三年十月二日舉行第十五次會議（十五號），……梁啓超言本席根據約法第三十條立法院之職權第八項，提出關於政治上之疑義，要求大總統答覆云云。本院現在既代行立法院之職權，當然可以提出政治上之疑義，要求大總統答覆。現在外交上日本、英國在山東種種行為，關係重大，故本席對於此事擬提出質問書，要求政府答覆，擬請議長變更議事日程，先議此事，附議者在五人以上，……旋任公發表意見，言自歐洲戰事發生，我國外交上經過情形，大總統曾召集本院同人到府報告一次，當時對於大總統所報告固尚有不甚滿意之處，而以中國現在之地位時局，政府措施若此，已覺不易，故同人對於大總統所報告亦認為相對的同意。日來據各方面經過情形，與前大異，覺從前所報告皆無確實之保證，來日方長，距前二十日事情已一變至此，則未來者尚復何堪設想。至政府外交方面，固有種種秘密，不能全分宣布，而本院曾代行立法院，即為代表國民，現在全國人民對於此次事變，既已非常憤激，本院即不能不代表國民將懷疑之點及希望政府進行情形，提出疑義於政府，請求大總統答覆。據本席觀之，應質問之點甚多，茲擇其最要者略說明之。從前外交部最初通告將戰爭區域劃定，外交部通告有三次，最初宣布完全中立，及日、德宣戰，不能不宣布局部中立，已而日兵登陸，不得已展長戰線，指定龍口、萊州。當時外交部通告各交戰國之文書，不能不稍為含混其範圍，但究竟有無憑據，想外交部於劃定區域之後，決不能無文書或口頭之通告於交戰國也。現日兵在山東種種溢出範圍舉動，前日日兵已將濰縣車站占據，征之中外文字之記載，如《順天時報》特電日本在濟南僑民因第八聯隊將占膠濟鐵路，預備歡迎。又北京《英文日報》所載日使以私人資格告我外交部，表示其將占領膠濟鐵路。此等雖為新聞之言，而《順天時報》是何處之機關報，恐盡人皆知。北京《英文報》亦是外人所辦，所載料非全屬子虛。再據各方面報告，日兵向西行不止，誠問濰縣以西無一德兵，日本不向目的地之膠州進行，乃向濰縣以西，究系何理？以地理上觀之，自萊州、龍口登岸，越平度而至膠州，地勢正順，並無德兵防阻，日兵何不出此？先時外交部之通告，只准日兵在萊州、龍口行動，實不得已之辦法，現日兵溢出範圍之舉動，我外部亦曾見聞否耶？日兵若斯舉動，其注意決非只膠州一地，蓋將以山東全省為其軍隊根基地，為第二之東三省也。此等心理，洵屬路人共見，政府已通告於先，日本竟有此等行動，亦曾與之交涉否耶？再此次山東方面日本兵隊固居多數，然日本與英為同盟國，故日本對於膠州舉動，事前必與英商酌而後進行，則日本現在山東種種之行動，英國當然不能不分擔責任，因其有連帶之關係也。況英國對於歐洲戰事所以加入戰團者，實係為尊重比利時之中立，且據英國首相在議會演說，該國此次加入戰團，並無他意，實系尊重公法，尊重人道，尊重世界文明起見。我輩向來對於英人此種主義，即甚崇拜，此次尤加欽佩。乃不意該國在歐洲則行此主義，在東方則以聯軍在我山東作種種破壞我中立舉動，與其在歐洲行為適相反對，究竟系何道理？我政府辦理外交，除對日本抗議外，對於英國一面亦曾一問訊耶？現在日本在山東地方種種不法行為，雖據該省一方面人民所具民呈，惟因日本向來以文明國自命，我輩對其此種情形，固不敢遽信，然現在具呈人民之籍貫姓名及被害地方情形鑿鑿，我政府究竟已有所聞否耶？此種哀哀之呈訴，政府已曾見之否耶？雖雲在戰爭地面之人民稍受損失，固屬小事，但不可不注意者，為此種行動實為不認我為國家，如果以平等國相待，斷不出此，而英、日聯軍，竟有此種舉動，是何居心耶？猶憶去歲南京我國因平定內亂用兵之時，有日人闖入戰線，被我軍誤傷，日本遂要求將該管軍統免職，並使我素有名譽之軍隊向彼謝罪，此並非重提舊怨，誠以日果稍有尊重中國國家之心，即不應有如此舉動。我政府果知有保護人民之責任，對於此種舉動即不能坐視，故必須質問，政府究竟曾知此事與否，曾想有辦法與否？又聞日本在山東曾發許多軍用票，按各國在交戰時代，對於暫時占領之地，又將本國種種強制力施行，用臨時貨幣，今我對日本在山東不過因形勢之不得已，暫行假道與彼，究竟彼有何權利將此種紙幣強制發行，究竟此種紙幣將來有無兌現之時？回想從前日、俄戰爭時，日本在奉天發行軍用票五千餘萬，後雖換成正金銀行兌換券，實則一文不能兌換。日本此種舉動，實不費一錢，使我中國物價騰貴，生計恐慌，試問我國民尚有知覺能否承認？政府又能否袖手旁觀？本席對於此種種懷疑，且此種懷疑，恐不只本席個人，想國民全體亦當同此懷疑，同此憤激。若謂任人蹂躪，無法抵抗，在他人可作此語，在政府當局諸人絕對不能作此言以卸責任。本席意見一面責問政府，請其將懷疑之點明白答覆，一面由本院斟酌建議，催促政府進行。且此次事情與日本交涉，固為重要，而對於英國之舉動懷疑尤甚，該國何以對於比利時之中立如彼，對於中國中立如此，政府對於日本實有抗議，對於英國無之，故一面質問政府，一面將本院之主張請政府從速進行，以表示中國國家機關對於此事非常願負責任，此次但對政府肯負責任，本院代表民意機關無論如何只與政府一致，倘政府辦事冷淡，則專靠代表民意機關恐斷不能作事。本席意見如此，倘本院同人皆以為然，則如何質問，如何建議之處，當請大家討論。後經鄧鎔、黎淵、朱文邵等相繼演述贊同之意，由黎議長指定梁啓超、陳國祥、熊希齡、王家襄、寶熙五人為起草員。」
八月，歐洲大戰起，中國宣布中立，日本對德宣戰。同月共和編譯局印《康梁文集》合刻出版。
先生這次就幣制局的事，原想有所展布，不料就職以後，各種計劃均成空想，沒有一件能夠實行出來，所以從七月以後，曾經不斷的請辭。現在把他七月給周印昆的一封信抄在下面，可見當時他的幣制計劃不能施行的情形和他的消極態度：
「奉書久未復，非關忙冗，實意致闌珊耳。國事不復論，並三數可以語之人，亦散而之四方，其為牢落，何可言耶？仆近頃對於幣制事，草一直捷了當之計劃書（借款不成之辦法），三四日後當上之，若見採擇，要求擴充權限，姑以一年之力辦之，期稍達初志，若終不見答，則吾去有辭矣。荷廣消極如故，時時有潔身之志，大約亦以吾之去留為去留也。」（民國三年七月三日《致鄉老書》）
不過這時候他仍然沒有打斷他的希望，七八月間他曾致張仲仁一麐一書說：
「仲仁我兄惠鑒：一昨因整理《庸言報》事赴津，瀕行上一書奉告，請將乞謁極峰事緩陳，計已達。原擬在津勾留一日便歸，忽因飲食不謹，致抱河魚之疾，今日仍不能行，不審極峰已傳見否？皇恐無已。頃戰事日亟，我國所受影響固大，然利用之機亦正多，即如宣告中立後，生金銀出口亦在禁例，乘此機（銀元漲價亦一好機）吸收生銀，以供新幣之鼓鑄，或能達目的之幾分，亦未可定。一切擬面陳者多，賤恙平復後，當即造謁，幸先為極峰一言，至叩。」（民國三年《致仲仁我兄書》）
九月間，先生曾致湯覺頓一書，可見他當日求去不得的困難情形：
「前示敬悉，尊恙乃爾綿惙，真所不解，比復何如耶？請假事果如公所料，不見派代理，且僅許半月，究當改以何法求自脫，公宜為我熟思之。萬不獲免，擬請改為學術的，更其名曰研究會，公謂如何？亦望與季常一商之。」（民國三年《致荷公足下書》）
同時又有一書，可見他當日的消極態度和生活情形：
「聞所苦尚未霍然，馳企何極。公體康健，外襲之病，何至沉滯乃爾，豈緣憤世，憂鬱積中耶？此則在達人有以自廣矣。下走比來日淫於書，所草亦日得數千言，味醰醰乃無極，非久要當與公共之，乞假先以短期，徐圖賡續，當必得請，亦自以得請為度也。東鄰殆必有所要索，特今尚未發，不審其盤馬彎弓，果何所待。此間瞋目扼腕，言戰者不乏人（陸、海、財三相）。孔子曰：死不如速朽之愈，此亦可浮一太白，公謂何如？」（民國三年《致荷公足下書》）
九月，政府明令獎恤戊戌六君子，十八日《申報》記其事的緣起和經過說：
「四川陳廷傑呈請優恤楊銳、劉光第一案，業經批准，並由內務部分令湖南、福建、山西、廣東各省民政長造具譚嗣同、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各事實清冊，嗣據各該省民政長先後分別造具事實清冊，送呈到部，內部復加查核，日昨呈請大總統懇請明令優予獎恤，批於京師建立祠宇，並將事宣付清史館立傳，以彰崇報，已於九月十日經總理批准。」
十月以後，先生辭意更堅，他當日致張仲仁一書說：
「仲仁先生我兄執事：月來避囂西郊，專事著述，久闕趨候，懷想豈任，今日復有呈籲請免職，公當已見。以主峰禮意之殷，本不敢更為嘵瀆，惟自審菲材，舍文章外，實末由報國，而城市決非讀書之地，頃已在西山賃屋數椽，冀得稍理故業。而以有官守之人，休沐無節，謂官方何，且幣制局今已成冗職，無可諱言，戀棧素餐，神明內疚，主峰愛人以德，亦當矜而許之，或疑新官等既頒，羞與道尹關督等職為伍，則下走雖極不自立，尚不至以此為輕重，苟有事可辦，而又為才力所克堪，則簽主佐貳，與部長巡使何擇者。今惟然屍高位而無所事事，斯所以踧踖不能自安耳。望公於從容燕侍之餘，代陳愚忱，哀求俯准，不勝大幸。若終不見許，則惟有自劾，以申國憲，蓋前月申令既嚴曠職之罰，而下走郊居匝月，未嘗一度趨公，台諫不予糾彈，藐躬敢忘檢舉，非特自處當如是，即為國家法紀計，似亦當如是也。務乞公善為說辭，期於得謂，倘主座以葑菲不遺，使備顧問，或他日有尺寸可用，更效馳驅，皆所願望，豈敢有辭。再者頃方以所著《歐洲戰役史論》第一編繕呈，計明日當能達府。茲編所論全屬戰前外交各國情勢，崖略粗見，若得備一覽，或更寵以題詞，則榮幸何極，不敢請耳，並以私諸執事。」（民國三年《致仲仁先生書》）
又十月十二日致周印昆一書，言不能擺脫之苦說：
「分攜後似未報兄一書，雖由疏懶，抑神志之蕭索，致可哀耳。覺頓引退，季常久病，弟則如古詩所云：『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力求解脫，至今未得，而環顧世變，至使人無復樂生之思，何可言耶？兄比來，意興復何似，進退又何似者？有曾君廣軾在湘煉礦，均著成效，頃來都相見數次，覺甚可敬，謹介紹奉謁，如有可以助力之處，希常留意。相思如痗，不盡欲言。」（民國三年十月十二日《致印昆兄書》）
又十月三十日《申報》記先生是時請辭的經過情形說：
「梁任公前在司法總長任內已任幣制局總裁之命令下，不數日而辭司法之職，遂專任幣制之事。當時中外屬望，以此事非任公莫能辦，任公亦自以研究有素，任之不辭。不料歐戰以來，幣制借款之事，暫時既無可談判之餘地，任公所研究之政策，及其設施之次第，又為時勢所迫，不能實行，於是此局遂同虛設。任公不欲虛應故事，故數日以來數辭總裁之職，奈經總統再三慰留，不允所請，任則再三懇請，先裁去總裁一缺，次並幣制局於財政部之泉幣司，以節冗費，聞總統國務卿仍不允所請，大約該局之存在期間，當視任公在職之時期以為準矣。」（《梁任公之近況》民國三年十月三十日《申報》）
十二月二十七日，先生的辭職始蒙照准，當日袁世凱的命令是：
「幣制局總裁梁啓超迭請辭職，情辭懇切，出於至誠，梁啓超准免本職，此令。」（十二月二十九日《申報》）
先生所以屢次堅決請辭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的計劃和設施不能實現。他在《余之幣制金融政策》一文的敘言裡述他的主張的緣起和沒有能夠施行的經過情形說：
「吾不嘗告當世之言論家，勸其勿浪費光陰筆墨，以商榷政制，討論政策耶，曷為復有斯文？吾一年來所經歷，義當一報告也。自吾居東時，好扼腕論天下事，輒以為中國救亡圖強之第一義，莫先於整理貨幣，流通金融，謂財政樞機於茲焉麗，國民生計命脈於茲焉托也。去歲在政府曾屢有所建議，然大難甫戡，百事未遑，重以籩豆司存，庖俎難代，故僅參末議，以成所謂《國幣條例》及《國幣條例施行細則》，冀為設施之依據云爾。未幾承乏幣局，頗奮然思有所以自效，其間與各地方事實相接既多，每有觸發，以增其所信，竊自謂所孜孜規畫，尚不謬於學理，不遠於情實，雖然吾竟一無所設施，以至自劾而去，而局亦隨之而撤，吾之政策適成為紙上政策而已。若問曷為不能設施，則吾良不知所對，吾惟知吾才力之不逮已耳。顧吾所能信者，中國若荷天之庥，不至滅亡，則後之當斯局以成斯業者，其於吾所規畫恐不能大有出入，吾惟祝此規畫不待至異域之人代我行之，斯國家無疆之福也。夫以吾之搖筆弄舌，以論此項政策者垂十年，今亦終於筆舌而已，則夫政策論之在今日，其價值能幾，蓋可想見，豈惟幣制，凡百皆若是耳。故吾益勸世之言論家，毋為費此光陰也。」（《合集·文集》之三十二第三十八頁）
此外尚有一九二九年六月八日該局副總裁章伯初宗元給梁思成君的一封信，可以參考，那封信說：
「思成世講仁兄大鑒：接奉台示，敬悉。承還尊人手札收到。弟於民國三年七月奉令為幣制局副總裁，從尊人之後者半年。是年十二月尊人以幣制無整理之希望，因請撤局，遂將幣制局裁撤（其後復設則與我輩無涉矣），尊人所論，當時未能實行。謹據所知奉復，即詢禮祉。」（民國十八年六月八日章宗元《與思成世講書》）
關於先生在幣制總裁任內的事績，在沒有發表過的材料裡面有一部分可以參考，不過因為限於篇幅，這裡不能一一摘錄，現在只把它們的目錄擇要抄在下面：
六月，《幣制條例》。
七月，《擬參采國民銀行制度以整頓商票維持金融辦法》。
七月，《擬整理東三省紙幣辦法大綱》。
八月，《擬鑄造鎳幣辦法》。
八月，《擬處分舊幣施行新幣辦法》。
九月，《擬推行國幣簡易辦法》。
十月，《整理造幣廠計畫綱要》。
十月，《擬發行國幣匯兌券說帖》。附《國幣匯兌券條例》。
以上各項計劃和辦法有經總統批准者，有尚未批准命交財政部審議者，欲要詳知先生在這個時期內對於幣制的計劃和理財的主張，最好是參考他已經發表過的三篇文章，就是《幣制條例之理由》、《余之幣制金融政策》、《銀行制度之建設》。他在《銀行制度之建設》一文里有下面幾句話，可見他當日對於整理國家財政增進國民生計的兩大目標了：
「今日國家財政國民生計，均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究其原因，雖甚複雜，而幣制之紊亂與夫銀行之制度之不良，實為其中二大原因。政府苟能以全副精神，就此兩事力圖改良，則一二年後，國家之危險必可去其大半。」（《合集·文集》之三十二第八頁）
先生自歸國後，因為極力贊助袁世凱的原故，在當時和事後很受許多人的指責和批評。民國二年他就司法總長的時候，南海頗反對其事，因這個原故，他們還發生很大的意見（見後），不過先生之贊助袁氏，也有他的理由，他在《護國之役回顧談》一文里自述其事說：
「民國三年春天，蔡公把都督辭掉回到北京。他辭都督並非有人逼著他辭，雲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但蔡公意思一來因為怕軍人攬政權，弄成藩鎮割據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則來矯正他，二來因為他對外有一種懷抱，想重新訓練一班軍官，對付我們理想的敵國，三來也因為在雲南兩年太勞苦了，身子有點衰弱，要稍為休息休息。他前後寫了十幾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幫他忙，把官辭掉，於是我們在北京常在一塊兒又一年。當時很有點痴心妄想，想帶著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我和我一位最好的朋友——也是死於護國之役的——湯公覺頓專門研究財政問題，蔡公專門研究軍事問題，雖然還做我們的學問生活，卻是都從實際上積經驗很是有趣。」（《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八十八頁）
是年冬，先生假館於北京西郊清華學校，著《歐洲戰役史論》一書，書成後並為賦示該校校員及諸生詩一篇，裡面有幾句可見他是時對於從事政治生涯的感悔情形和放棄的願望。
「在昔吾居夷，希與塵客接。箱根山一月，歸裝稿盈篋。（吾居東所著述多在箱根山中）雖匪周世用，乃實與心愜。如何歸乎來，兩載投牢筴。愧俸每顙泚，畏譏動魂懾。冗材憚享犧，遐想醒夢蝶。推理悟今吾，乘願理夙業。郊園美風物，昔遊記攸■。願言賃一廡，庶以客孤笈。」〔《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七十一頁〕
此外，先生於六月二十日在孔教會演講《知命盡性》一次，於十一月六日在北京青年會演講《歐戰後思想之變遷》一次，前講見當年六月二十九日《申報》，後講見十一月十一日《申報》。
是年十二月十三日四女思懿生。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乙卯） 四十三歲
正月，中華書局發行之《大中華》雜誌出版，聘先生為主任撰述。十八日，日本向中國提出要求條件二十一條。二月，順德麥孺博孟華卒，同月袁總統聘任先生為政治顧問。三月，袁總統令派先生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四月，先生返籍省親，兼慶父壽。五月九日，政府承認日本提出關於二十一條件之最後通牒。六月，先生由粵北返，過寧時與馮華甫談帝制問題，當即偕馮入京諫袁。七月三日，參政院推定先生與李家駒、汪榮寶等十人為憲法起草員。八月十四日，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等發起籌安會於北京，專事鼓吹帝制運動，先生為《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攻之。十二月十六日，先生起程南下，從事倒袁運動。二十五日，雲南宣布獨立，並組織護國軍，進行討袁事。是年上海廣智書局停辦。
正月，中華書局發行之《大中華》雜誌出版，該局與先生定三年契約，請先生擔任總撰述之事。其總經理陸費逵在該志第一號《宣言書》里述其事說：
「梁任公先生學術文章海內自有定評。竊謂吾國中上流人稍有常識，固先生之功居多，而青年學子作應用文字其得力於先生者尤眾。吾《大中華》雜誌與先生訂三年契約，主持撰述。此外擔任著譯諸君，亦皆學術專家，文章泰斗，人才一端，亦勿庸贅述。」（陸費逵《大中華宣言書》，見《大中華》第一卷第一號）
先生在該志第一號里撰長凡數千言之《發刊辭》一篇，文中對於當日亡國的種種現象分析的非常詳盡。現在把他論以後國事之展望的一節抄在下面，借見先生對以後國事的主張和發起該雜誌的緣起：
「問者曰：吾子不云乎，我國民積年所希望所夢想，今殆已一空而無復餘。夫我國民前此固共信國之可救也，奔走謀救之者，亦既有年，仁人志士既竭心力繼之以血者，且不知幾何姓矣。而結果竟若此，自今以往，即共持吾子所謂明瞭堅強之自覺心者，而報國亦有何道？應之曰：不然，我國民前此之失望，政治上之失望也，政治不過國民事業之一部分，謂政治一時失望，而國民遂無復他種事業，此大惑也。且政治者，社會之產物也，社會凡百現象皆凝滯窳敗，而獨欲求政治之充實而有光輝，此又大惑也。夫今日之政治與吾儕之理想的政治甚相遠，此何必諱言者，雖然平心論之，在此等社會之上，其或者此種政治尚較適切，易以吾儕所懷想者，其敝或且更甚於今日。蓋誰與行之，而誰與受之者，吾以為中國今日膏肓之疾，乃在舉全國聰明才智之士悉輳集於政治之一途。夫一國政治筦其樞者，恆不過一二人，而政治之為物，其本質原無絕對之美，其美惡之效，又非可決於旦夕，國民既有所倚任之人，則宜盡其長，以觀其後。國中有多數野心之政治家，其易地能改良政象與否殊未可知，而政局已日在飄搖不安之境，則政治之易使人失望者，此其一矣。一國中執行政務之人，所需亦不過此數，今乃舉全國無量數不知誰何之人，而皆欲托於政治以自養，官吏之供給過於其所需要數十百倍，人人皆患得之患失之，所以奔競傾軋者，無所不用其極，政象安得不混濁？則政治之易使人失望者，此其二矣。從政人才既未嘗養之於豫，今日欲舉一事，則於多數競爭者之中探籌取若干人以任之，明日欲舉一事，又於多數競爭者之中探籌取若干人以任之，其能任耶，不能任耶？任焉者不敢確信，受任焉者亦不敢確信，更探籌而易若干人，其不敢信也如故。傳不云乎，未能操刀而使割，其傷實多，如此雖有良法美意，安由設施，則政治之易使人失望者，此其三矣。而以舉國聰明才智之士，悉輳集於政治，故社會事業一方面虛無人焉。既未嘗從社會方面培養適於今世政務之人才，則政治雖歷十年百年終無根本改良之望。其間接惡影響之及於政治一部分者，既若彼矣，而政治以外之凡百國民事業悉頹廢摧壞而無復根株之可資長養，故政治一有闕失，而社會更無力支柱，以待繼起者之補救，其直接惡影響所及，則國家存亡，所攸判也。夫我國民曷為積年所希望所懷想遽一空而無復餘，則以其所希望所懷想者專屬於無根蒂無意味之政治生涯，則其對於自身前途之失望，固宜什人而八九，而對於國家前途之失望，則亦隨之，此所以舉國沉沉，悉含鬼氣也。嗚呼！我國民乎，當知吾儕所棲托之社會，孕乎其間者不知幾許大事業，橫乎其前者不知幾許大希望，及中國一息未亡之頃，其容我迴旋之地不知凡幾，吾儕但毋偷毋倦，毋躁毋騖，隨處皆可以安身立命，而國家已利賴之。本報同人不敏，竊願盡其力所能逮；日有所貢獻，以贊助我國民從事個人事業社會事業者於萬一，此則本報發行之職志也。」（《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八十九——九十頁）
是時中華書局尚有發起時局小叢書的計劃，也由先生主編。該局的啟事裡述其緣起說：
「現在時局變化不測，其影響於吾國者甚大，不惟政治財政與有關係，即實業及社會上種種事情亦無一不視時局為進退也。梁任公先生有見於此，特與同志分纂此書，冀令我國上下瞭然於世界事情各國狀況，誠今日最要之書也。現已陸續脫稿，四個月內出全。」（民國四年一月《中華書局啟事》，《大中華》第一卷第一期）
據該局啟事所載，先生擬編的第一集各書目錄有下列十種：
第一編《世界大戰役之中堅人物》、第二編《大戰前後歐洲之國際關係》、第三編《日本輿論對於中國之態度》、第四編《塞爾維亞與比利時》、第五編《德國皇帝》、第六編《奧匈國與其皇室》、第七編《交戰各國國民性》、第八編《巴爾幹形勢之遷移》、第九編《英德爭霸之去來今》、第十編《戰爭哲理》。（民國四年正月梁任公先生編著《時局小叢書》第一集目錄，見《中華書局啟事》）
正月以來，先生避地天津，從事著述事業，未幾他的同學摯友麥孺博孟華便於二月二十五日（舊曆正月十二日）以逝世聞。先生聞聽之下，傷存念亡，悲痛至於不能自持。他在二月二十六日（舊曆正月十三日）給麥氏季弟公立的信說：
「得癭公書，聞此噩耗，驚絕痛絕，究以何病遽而致此，知元日尚謁南佛痛談，今相去幾日，竟至是耶？嗚呼！痛哉痛哉！國乃如此，久生何樂，死者固自能解脫耳。獨怪天既生此才，何以待之必如此慘酷，真宰安在？吾欲作天問也。頃避地析津，獨居斗室，盛雪塞空，群象憯淒，問〔聞〕此凶問，拊膺繞室，不復能自持。吾弟之痛當什佰，要當自節，以任後事，聖人制禮，不敢過也。頃電匯五百金，計已達，如有不給，可更告我，遺孤幾人，我尚未悉，喪事稍治，希更相報。五內崩裂，言不成文，此唁公立四弟。」（民國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致公立四弟書》）
先生當日有《哭麥孺博詩》八首，以後又有祭他的長詩一篇，祭詩甚長，裡面很多是敘述已往的事績，這裡不便引錄。現在把那八首摘錄其第二、三、四、五、六各章於下，借見先生與麥氏的友誼和他感傷的情形：
「學貫天人邃，身兼道器尊。
沈冥觀末俗，內熱為黎元。
牢落真何得，流傳祗罪言。
大荒披髮者，應是未歸魂。其二
十載瘴江路，無家更苦飢。
獨憂天下溺，此誼古人稀。
餘事歸吟望，流風尚起衰。
只今俱已矣，吾道適安歸。其三
時賢多好我，篤愛孰如君。
責善無寬假，持危亦苦辛。
綢繆皆大計，商略到斯文。
此後連床雨，高言可復聞？其四
去年作重九，並馬俯長城。
得句頻相詫，傳觴亦屢傾。
送君及明發，臨別一吞聲。
誰信西門路，交期盡此生。其五
所嬰竟何疾，屬疾幾何時。
鵬集原知命，雲歸亦太奇。
諸孤未六尺，兩弟各天涯。
淚滴重泉盡，天高聽豈知。其六」〔《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七十四頁〕
先生彼時曾給梁令嫻一書，述說他的悲傷情形，兼論所為祭詩：
「有哭蛻丈詩一首，在黃孝覺函中，吾兒讀之，當驚我悲傷過度，然吾以此寫哀，既寫則哀乃殺矣，此詩自謂大佳，深得老杜神理，此間尚有原稿，汝鈔一份存之亦可。舊曆二十日為曾祖父忌辰，宜設祭，並請仲父歸主祭。」〔民國四年二月□日（陰）《與嫻兒書》〕
麥氏在南海門人中與先生齊名，當時人稱梁麥，他們同學潘若海也於次年溘逝，後來一九二一年友輩們把麥、潘兩氏作品合刊為《粵兩生集》行世，集裡有南海序文一篇，詳述他們的生平。光、宣之交，先生曾致長書於麥氏，論學術修養和作人各事。錄之，借見兩先生情誼的深篤和修養作學情形的一斑：
「蛻公大弟：省初五日書，雖未即得相見，然已若釋重負。蓋吾二人之相愛，根於天性，良莫知其由然，故責善之言，亦不自覺其過當。實則以吾弟根器之厚，豈至如前者所云云，而兄自荒於學也已久，救過不贍，又何足以為吾弟告語者。願〔顧〕一年來與荷公同居，雖復遊戲間作，然以學相砥之時多，自覺其心略有著處寧貼較愈於往時。
竊以為吾輩生此混濁之世，而勢又不得不日與為緣，而天時人事之相厄者，又無所不用其極，今日正吾輩生死一發之時也。無以勝之，遂將墮落不可復振，勝之之道，亦曰求之自樂，所以自信而已。吾輩十年來，絢物太甚，馳逐不可必得之業，而歆羨憂戚，遂日與之相乘，習之既久，視為固然，雖自問初志本在用世，而役役於得失，已漸夷為流俗人而不自察矣。
嘗嘆古豪傑之士所以無不入而自得者，彼誠有以自得故也。孟子釋自得之義曰：居之安而資之深。吾輩之於學未有一專能安而深者，是即未嘗自得之效也。吾弟今者瞿然自疚，乃能求治於先儒語錄，此誠拔本塞源之道也。顧兄又嘗自驗之矣。先儒語錄猶藥物也，可以攻病，猶鍵鑰也，可以啟關。若夫病之既已，若何而使血氣和暢，膚革充盈，永不為再病之媒，關之已啟，若何而使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實有之於己，非別有事而不可也。吾輩所生之時，與宋明異，諸儒陳義單簡，不足以盡副營養之所需，又其道大觳，吾輩雖勉強以行，而居之懼終不能安，一旦厭倦，將有舍而去之一日，則益蕩然無復立場矣。古今言治心之法者，不出兩派，一曰應無所住，二曰主一無適。無住之義，洵為極軌，然以吾儕陷溺之深安語此，欲求無住，則如猢猻失樹，只益憧憧而已。雖曰勉強克苦，未始不可幾，而以吾儕之所處，又豈能謝絕百事，一切不以慁吾胸，而唯一志以從事於收視返聽者邪？兄嘗屢以自課，而始終無所入，計吾弟亦當然耳。惟無適之義，則似平實而最切於用。欲求無適，必先有所主，而所主者必須為足乎己而無待於外者，否則非主也，而役從也。所主者有大德，有小德，為有用，為無用且勿論，苟誠足乎己。無待於外，則必能有以自樂，有以自信，無入而不自得。荷庵此次歸來，為言古微、伯嚴兩君有鳳翔千仞之概，皭然不滓之志，相與低徊於其為人，而還求其故，則皆有所主而已。古微舉天下之美，不以易詞，伯嚴舉天下之美，不以易詩，古微、伯嚴無所往而不得詩詞，故常有以自樂，詩詞可以致伯嚴、古微於不朽，故常有以自信，而其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則亦在此矣。夫雕蟲小技，壯夫不為。吾輩維敬二君，亦豈必相師者，然其效則固可睹矣。故吾輩所主，不必與宋明諸哲同，而必當師其有主。謂之師晦庵、陽明可，謂之師伯嚴、古微亦可也。然則吾輩所當主者維何，必其在究當世之務，以致用於國家矣。為學日益之功，固在是，即為道日損之功，亦在是，此有所益，則彼必有所損，古人所謂內外交養，不越此塗，而辱示有根本枝葉之疑，鄙見未敢苟同也。或疑此所學者，與新學小生在學校所治等耳，是安足貴？是又不然。世之以應酬名譽為詩詞者，其視詩詞也，決非與伯嚴、古微所視者同。物，至易見也。彼方以所學為科舉之行卷，為商賈之貨賄，豈得曰學。吾以為舉凡天下之學，未有治焉而足為求道之病者，苟為求道之病，則必非學而已，此即吾向者主與役之說也。或又疑今所學皆待用於世，是安得為無待於外乎？是又不然。吾學能見用與否，天也。兄常言此事自關四萬萬人福命，豈人力所能強致者，天若不亡中國，則自今以往，十年之內，終必有日急而相求，孟子所謂『捨我其誰』，欲避固不可得避也。但愈遲則焦頭爛額之功愈艱，其或以身殉之而無補耳。然苟有其一日，則吾必當確然自信，有以應天下之求，而慰其望，不然則今之責人者謂何矣。此吾輩今日最宜兢兢念此者也。今之時勢與古異，古之管、葛莫不具有時代之常識，欲為今之管、葛，而於今時之常識有一不具得乎？吾輩自問則何如，若至待其時至然後學之，安有此事。今方終日宴居，猶不能好學深思，以求其意，而謂當遺大投艱之時，反有力以及此，直自欺耳。然則及其時至勢不自論〔淪〕於今之袞袞諸公而不止也。此言夫用世也。若終不見用，則吾之學又豈其委於草莽，天生我材，又何忍以宦之不達，而自貶於流俗，而中國數千年文明又豈可任其及吾之世而淪喪？夫今天下之人材，已可見矣，吾輩數人不任此，誰復任者？自古喪亂之世，恆有一二瑰偉絕特之人，為千古百王之道所託命，非惟吾國有然，即如義大利、德意志所以蹶而復振，舉賴是也。此獨非吾輩之責邪？今當前古未有之運，信能會通古今中外，而成前古未有之學術，則其所造於天下者，亦豈可量，烏可以不見用而嗒然自喪哉。誠能見及此，則真有以自樂，有以自信矣。今吾弟受病之原有二，一曰太閒，二曰將來之運命懸於人手，有所待而不自決；閒故憧擾，有所待故蹉跎不振。治本之法，當絕所待，治標之法，當使勿閒。今擬十六字，銘弟座右曰：『必有事焉，知止乃定，莫非命也，樂天不憂。』暇更當為弟書之。若夫求學之塗徑，則自審固亦有足為吾弟嚮導者，然甚纖屑，終非楮墨所可罄，若能來此同居一二月，同讀數書，則所以助弟興味者必不鮮，此荷公所身受，而最樂道之者也。」（宣統二年夏初《致麥孺博書》）
先生之避居天津，已在日本向我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之後，所以他那時候的著述中很多是關於對日外交問題的。這類的文章，多半都登在《京報》和《國民亞細亞》各報裡面。現在把他二月間給張仲仁的一封信抄在下面，借見先生對當日外交問題的態度和情形：
「十六日示奉悉。弟因京師太囂雜，不能著述，乃於三日前來津寓西旅館，謝客搦管，尊札由舍下轉寄來，是以遲遲。頃都中一友人（其人在東交民巷交際極廣）有電話來，言得確實消息，謂小鬼曾以要求條件十一款通告英、俄等國，而所通告者與其所要求我者大不同，英國洞悉其奸，正有所以待之，小鬼著急，頃極力運動我政府，抽換原條件云云，不審果有此事否。若有之則主座當必有以處之，決不受其播弄也。既有所聞，故以走告。主座批陸使電呈語誦悉。愛護之深，感激豈可言罄，當遵慈諭，益自矜慎，惟義憤所迫遂不能多所瞻顧，昨又寄一文去矣。英文《京報》初約弟作文時，弟與嚴訂契約，謂言論須完全獨立，若有他人授意彼報，強我作者，我即立刻與彼報斷關係，且窮詰其資本所自來，彼言絕無外資，弟乃應其聘。小鬼含沙之射，吾固不能禁其不射，彼亦終不能禁吾不言也。魔鬼日來對於我種種運動，可笑可憤，弟之避地，頗亦避彼之相嬲耳。草草奉復，得間能一回主座至盼。敬上仲仁先生。」（民國四年《致仲仁先生書》）
是時，先生尚有致江翊雲庸、林宰平志鈞一書，借見先生抵津後著述和生活情形之一斑：
「新歲即避地析津，相見益不復能頻數，可嘆！比詩興驟發，入春八日成詩已八章，有寄趙堯老一百三十一韻，語涉兩公，頃錄副寄孝覺，請索閱（乞為我細評）。尤有為季常題對酒圖五首，為譚伶題刺繡漁父圖一首，調叔通一首，稿皆在叔通處，有興可一索觀。醫院事似當早定，希告伯初，速與葉醫交涉。比日游廠否，興想不淺耶。」（民國四年《致翊雲宰平足下書》）
二月十二日，袁世凱任命先生為政治顧問，三月三十一日派先生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事宜。這兩件事大概先生都沒有受命，第一個任命狀說：
「政事堂奉大總統令，任命梁啓超為政治顧問，此令。奉此合行知照。」
第二任命狀說：
「政事堂奉大總統令，派參政梁啓超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事宜，此令。奉此合行知照。」
四月末旬（舊曆三月中旬）先生返粵省親，兼慶蓮澗先生壽。舊曆三月十八日先生給梁令嫻一書，述在新會原籍和廣州兩處慶壽情形說：
「初九發上海，十二午抵港，粵吏以兵艦迓，其夜抵粵。十六在家慶祝，十八乃開筵受賀，老人康豫歡悅，自不待言，抑幾於全城雷動矣。初擬一切從簡，而群情所趨，遂不許爾爾。十八日竟演劇侑祝，蓋合全城官紳商之力，乃能於數日間布置略備也。在八旗會館開筵，其地之宏敞，過於湖廣館，將去年之屏聯擇尤懸張（龍將軍殆成劉老老），此間人莫不咋舌嘆美，謂是全省之榮幸也。二十日返鄉（兵艦五隻護送），鄉中仍演劇三日，屆時全鄉若狂之狀，更可想耳。吾自上岸後，酬應乃無一刻暇，每日仍以數小時歸家承歡，大約一日未離粵，則一日不能休息也。此間已熱不可支，蚊患尤盛，亦幸是達達輩未來，若來必將叫苦連天耳。大約月杪必須離粵，若久居非惟易滋支節，即精神亦難支也。今日為受賀之辰，早起客未至，寫此寄告，可即稟仲父。」〔民國四年三月十八日（陰）《與嫻兒書》〕
又二十日一書說：
「十八日在省城慶壽，全城官紳商咸集（都中兩賀電以十六晨至），共謂為空前之盛會也。禮堂在八旗會館，其宏敞乃過湖廣館。是日演劇，至翌晨侵曉乃散，老人亦憑觀至終局，精神矍鑠，坐客咸羨也。十九日吾窮一日之力以謝客，今日為二十日，七點鐘即乘船返茶坑矣。吾所御者，為一淺水兵輪，名曰楚璧，家族親友同行者甚眾，凡賃紫洞艇四隻，護以小兵輪三隻，軍隊隨行者約二百人，新會軍隊相迓者，聞尚有百人云。沿途山川輝媚，花鳥歡虞，致足樂也。鄉中尚演劇四日，吾於其間謁祠掃墓，不過一二日畢事，二十五六間當返省城，月杪即北行矣。汝等無一人隨侍，深為可惜，然汝輩若來，恐亦處處覺不適耳。粵事日趨敗壞，危險象不可思議，吾離粵後，或在滬不甚淹滯，擬速歸京，有所陳述也。汝仲父不知何日南下，若四月初來，必可在滬相值也。此間木綿已開罷，群芳俱歇，都中海棠時節，又輕辜負，頗用惘惘耳。」〔民國四年三月二十日（陽五月三日）楚璧艦中《與嫻兒書》〕
先生這次返粵，無意中幾遭暗殺，他在二十八日給梁令嫻的信里除詳述慶壽情形和家事外，並言及此事。
「得藻孫書，知汝已誕一女，母子平吉，深慰遠懷。誦趙王陀於今抱孫之句，殊令老夫色動也。此間於舊曆十八為祖父祝壽，其莊嚴熱鬧，咸謂粵城空前之盛。二十日返鄉，（在江門一宿，二十一日到家。）二十二日謁祖，二十三日慶壽，二十四日省墓，二十六日後返江門，二十七日返省。此數日間全省河小兵輪十餘艘，皆開往茶坑，軍隊環衛者四百餘，其在附近一帶巡緝者複數百，吾賞犒之費，亦大不資矣。祖父精神矍鑠，興會淋漓，至可欣慰。鄉間風俗亦至醇美，粵賊遍地，吾鄉竟無一人掛吏網，此次在鄉演劇四日，並小孩吵鬧之舉而無之，來賓莫不嘖嘖嘆羨也。
子弟亦多佳良，廷瑋尤極可愛，在銀行為學習員，行中人皆器重之，聰慧勤慎，亢宗之子也。吾極思挈之以北，惟入校苦於程度不合，且祖父極鍾愛，不欲其遠離，只得聽之。惟令其晚間補習英文、算學，使將來稍有所資以自立耳。汝梅姑尤極婉孌，吾篤愛之，惟祖父亦不欲其遠行，無如何也。彩鶯、翠瓊、翠蓮皆來，聞皆得所，彩鶯家尚好，瓊則稍差矣。吾欲廷瑋與瑞時婚配，家中長輩皆同意，試商汝母謂何如？
吾此行返鄉有極危險事，惟我乃如在夢中，返省後始知之。蓋有亂黨九人，各挾爆彈，擬到鄉祝壽，為偵探所尾，在離江門一站之車破獲。兵官死一人，傷八人，頃傷者在博濟醫院，吾日間尚擬往慰問之也。
昨電及藻孫函，言思成入校事，已悉。此間本已允送思永，今既如此，當要求送兩人，若不能則先送思成也。此事明日見當道即辦之。款三千此間可籌寄，亦須兩三日內乃辦到，因為有款存中國銀行，德叔尚在鄉須待其來也。此次在粵所費，當在四千內外，而鄉祠鄉人所費，恐更六七千，實未免太過，然藉此承歡，殊值得也。吾自到粵後，未嘗食一頓正經飯，未嘗睡一場正經覺，勞頓不可言，決初五日（舊曆）由港起行，初三四間當往港也。」〔民國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陽五月十一日）《與嫻兒姊弟等書》〕
袁世凱的帝制運動，其大規模的活動雖然在籌安會成立以後，但是他的發起醞釀，卻遠在是年正月間（其詳見後）。先生因為早就備悉其事，而且又關心國家前途和袁氏個人事業，所以在四月末旬準備返粵的時候，曾致袁氏一封很長的信，勸他懸崖勒馬，急流勇退。他那封信說：
「大總統鈞鑒：前奉溫諭，沖挹之懷，悱摯之愛，兩溢言表，私衷感激，不知所酬，即欲竭其愚誠，有所仰贊，既而復思簡言之耶，不足以盡所懷，詳言之耶，則萬幾之躬似不宜嘵瀆，以勞清聽，且啟超所欲言者，事等於憂天，而義存於補闕，誠恐不蒙亮察，或重咎尤，是用吮筆再三，欲陳輒止。會以省親南下，遠暌國門，瞻對之期，不能預計，緬懷平生知遇之感，重以方來世變之憂，公義私情，兩難恝默，故敢卒貢其狂愚，惟大總統垂察焉。
國體問題已類騎虎，啟超良不欲更為諫沮，益蹈愆嫌。惟靜觀大局，默察前途，愈思愈危，不寒而慄。友邦責言，黨人構難，雖雲糾葛，猶可維防，所最痛憂者，我大總統四年來為國盡瘁之本懷，將永無以自白於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隳落，而國本即自此動搖。傳不云乎，『與國人交，止於信』。信立於上，民自孚之；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結於民，其難猶登天也。明誓數四，口血未乾，一旦而所行盡反於其所言，後此將何以號令天下？民將曰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率其趨利之心，何所不至，而吾儕更何所託命者。夫我大總統本無利天下之心，啟超或能信之，然何由以盡喻諸逖聽之小民？大總統高拱深宮，所接見者惟左右近習，將順意旨之人，方且飾為全國一致擁戴之言，相與僥功取寵，而豈知事實乃適相反。即京朝士夫燕居偶語，涉及茲事，類皆出以嘲諧輕■，而北京以外之報紙，其出辭乃至不可聽聞，山陬海澨，閭閻市廛之氓，則皆日皇皇焉若大亂之即發於旦夕。夫使僅恃威力而可以祚國也，則秦始、隋煬之胤，宜與天無極，若威力之外猶須恃人心以相維繫者，則我大總統今日豈可不瞿然自省，而毅然自持也哉。或謂既張皇於事前，忽疑沮於中路，將資姍笑，徒損尊嚴，不知就近狀論之，則此數月間之營營擾擾，大總統原未與聞，況以實錄證之，則大總統敝屣萬乘之本懷，既曒然屢矢於天日，今踐高潔之成言，謝非義之勸進，益章盛德，何嫌何疑。或又謂茲議之發，本自軍人，強拂其情，懼將解體。啟超竊以為軍人服從元首之大義，久已共明，夫誰能以一己之虛榮，陷大總統於不義，但使我大總統開誠布公，導之軌物，義正詞嚴，誰敢方命。若今日以民國元首之望，而竟不能輟陳橋之謀，則將來雖以帝國元首之威，又豈必能弭漁陽之變？倒阿授柄，為患且滋，我大總統素所訓練蓄養之軍人，豈其有此。昔人有言，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仇者所快。今也水旱頻仍，殃災洊至，天心示警，亦已昭然，重以吏治未澄，盜賊未息，刑罰失中，稅斂繁重，祁寒暑雨，民怨沸騰，內則敵黨蓄力待時，外則強鄰狡焉思啟。我大總統何苦以千金之軀，為眾矢之鵠，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長萑苻之志。啟超誠願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願我大總統以一身作中國過去舊奸雄之結局；願我大總統之榮譽與中國以俱長，不願中國之歷數隨我大總統而斬。是用椎心泣血，進此最後之忠言，明知未必有當高深，然心所謂危而不以聞，則其負大總統也滋甚。見知見罪，惟所命之。
抑啟超猶有數言欲效忠告於我大總統者，立國於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歸於淘汰，願大總統稍捐復古之念，力為作新之謀。法者，上下所共信守，而後能相維於不敝者也，法令一失效力，則民無所措手足，而政府之威信亦隳。願大總統常以法自繩，毋導吏民以舞文之路。參政權與愛國心關係至密切，國民不能容喙於政治，而欲其與國家同體休戚，其道無由。願大總統建設真實之民意機關，涵養自由發抒之輿論，毋或矯誣遏抑，使民志不伸，翻成怨毒，中央地方猶枝與干，枝條盡從雕悴，本干豈能獨榮，願大總統一面顧念中央威權，一面仍留地方發展之餘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舉國盡由妾婦之道，威逼利誘，靡然趨炎，則國家將何以與立？願大總統提倡名節，獎厲廉隅，抑貪競之鄙夫，容骨鯁之善類，則國家元氣不盡銷磨，而緩急之際猶或有恃矣。以上諸節，本屬常談，以大總統之明，豈猶見不及此。顧猶拳拳致詞者，在啟超芹曝之獻，未忍遏其微誠，在大總統藥石之投，應不厭於常御，伏維採納，何幸如之。去闕日遠，趨覲無期，臨書惻愴，墨與淚俱，專請鈞安，尚祈慈鑒。」（《上袁大總統書》，《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二——四頁）
六月四日，先生北返至滬，次日給梁令嫻一書，言擬游蘇、杭、寧等地和北上各事說：
「到滬得五月十一、二十二日兩稟，慰悉一切。吾明日往杭州，擬住三日，返滬後即往蘇州，住兩日，往鎮江一游金、焦，遂往金陵，亦住二三日，即取道津浦歸京，途中更一登岱，期以端節前後到家。似此匆匆，殊負雅游，但頗有數事（粵中政事也）須到京有所告語，且久游於賣文事業殊多妨也。幼孫之婉孌，吾雖未見，可想像得之。彼生時汝夫婦孝服未滿，可名之曰念慈，（三月十九日俗稱為月神誕，其小名稱為桂兒亦可。）仍請希哲商之。祖父有洗兒錢一封，由吾帶來，吾游江浙亦當求佳品以賚之也。吾為汝置書案書櫥，皆自出樣式，頗精美，但須兩月後乃成耳。在粵購得鄉先正書畫數事頗可喜，途中不能作文，《大中華》相促迫，殊為狼狽，今晚擬拚命成數千言耳。」（民國四年六月五日《與嫻兒書》）
又六月十一日一書述游杭情形說：
「嫻兒誦此：憩游三日，遂游西湖，初擬信宿即行，今乃裵不忍去，昔人詩云：『一半勾留是此湖』，信不虛矣。本欲避客獨游，未抵驛已為當道詗得，張蓋游山之醜態，在粵久已厭之，到此亦復不免，山靈有知，恐笑絕冠纓矣。然旅舍之佳勝，亦非官力不及此也。（所居曰劉莊，粵人劉某費十萬金構築者，精潔為西湖冠，園主人即前此放火焚《新民叢報》謀殺我者，園今為公產。）頃排日作游課，每晨五時即起，秉燭乃歸。環杭諸勝已什得六七，昨又泝富春江，探七里瀨，登嚴子陵釣台，謁謝皋羽墓，但覺無景不佳，應接不給，每至一地，未嘗不憶吾兒，以不克偕游為恨也。西湖四時皆宜，惟夏較劣，今發大願，誓欲以八九月之交來住兩月，聞錢塘潮壯觀不減疇曩，而自錢塘江泝富春江二百餘里，皆丹楓烏棲，紅葉之艷，世界所無。西溪之蘆，葛嶺之桂，皆以萬株計，汝曹生長島國，寧能夢想此境耶。深秋之游，非兒侍我，我不歡矣。富春上游有鸕鶿港者，在釣台對岸，晚唐詩人方玄英隱居地也。境界絕肖箱根，（惟箱根僅以溪瀑勝，此港則外與富春江相屬，其雄偉氣象，非箱根所敢望。）詢其地價每畝僅值一元，吾已（批註本改『吾擬』）屬彼間縣令為我購千百畝（亦欲在湖濱購十餘畝），其地宜茶宜烏桕，信能躬耕，則亦與千戶侯等。營茲搜裘，吾將老焉，當亦汝曹所樂聞也。擬舊曆五月一日返滬，尚思一到南通，再詣金陵，仍經泰岱，非五月半不能到京也。昨得一英密電，此間無電本，不審何事，想必非甚要耶？成永入校事，想已妥，深念深念。」〔民國四年四月二十九日（陰）《與嫻兒書》西湖劉莊發〕
其十五日一書里除續言杭游情形外，並及國體問題，可見這時候的帝制運動進行的已經很急了：
「在杭竟作十日淹留（如此佳景不成一詩可恨），長官之殷勤款待，致敬盡禮，視粵中又過數倍，然為清游計，滋不便也。天氣太熱，亦不欲多游他地，擬下來復五六（舊曆十二三間）即乘津浦車返，（或徑返京亦未定，汝曹不必來津相迎。）或在津小留一二日，詢問都中確消息乃入耳。此間傳言國體問題甚急，吾北行恐不能久安居也。前中華書局交來英密電，因失去電本，至今不知所言何事，至耿耿，想無他故耶。」〔民國四年五月三日（陰）《與嫻兒書》〕
又十六日一書里再述游杭的情形：
「昨發一書，想已達，得六月四日書，悉一切。成、永入學事已妥，甚善，日來為此事頗懸懸也。吾在杭淹留十日，中間曾一泝富春江，登嚴子陵釣台，遊興至佳，然冠蓋游山之誚，不能免矣，每值佳境，輒念汝，惟內地旅行實不易易，汝若從游，亦恐有許多若況不能受也。吾所至受最豐備之供帳，猶覺種種不便，乃知昔賢遍游名山大川如徐霞客、顧亭林者，非大豪傑不辦也。初時未絜思忠等（粵中家人甚觖望）行，頗以為歉，然使彼等在粵過四十日，不幾叫苦連天耶？此間炎熱殊甚，在西湖旬日，每日五時即起，游至十一時必須返棹，中間曾入山數日，頗覺安適，其後午間須演說或赴宴，則大以為苦矣。本欲更游數處，然到處逢迎，不堪其擾，欲微行（實不易吾初入杭亦微行也。）一游蘇州、鎮江，即由直車返津，泰山之行，秋以為期也。此數日間或遂不更發書，汝等靜候歸旌可耳。」〔民國四年五月四日（陽六月十六號）《與嫻兒書》〕
先生這次過寧時曾與馮華甫晤談帝制問題，是時京師進行其事甚烈。所以結果先生便以六月杪偕馮入京，一以探詢袁世凱的真意，一以勸阻其進行，但是袁始終否認其事（其詳見後）。不久於七月六日有憲法起草委員會的組織，舉定先生等十人為起草委員，七月九日《申報》記總統申令依法組織該委員會的事說：
「七月六日大總統申令憲法起草為約法上制定憲法程序之一，現據參政院呈報，業經依法推舉李家駒、汪榮寶、達壽、梁啓超、施愚、楊度、嚴復、馬良、王世微、曾彝進為憲法起草委員，自應由委員依法組織憲法起草委員會，所有該會紀錄事務暨一切事務，著派林長民辦理，此令。」
先生自六月杪一度偕馮入京晤袁後，就長居天津，憲法起草委員會正式成立以後，先生赴會二三次，即未再往。現在把他八月十九日給梁令嫻的一封信抄在下面，可見他當日赴會的審慎情形：
「今日本為起草會員入謁元首之期，昨午會中有電話來，已許以晨車往，昨晚間黃遠庸來，力勸勿行，電商季常，亦謂宜緩，遂以病電公府請假，計此後當禱長病矣。日來彼輩進行何如，希即見報，荷公若能一來面罄，尤善也。家書寄閱，建兄書已發，甚善，所恃外援當在是耳。」（民國四年八月十九日《與嫻兒書》）
又同月二十二日給梁令嫻的信里說以後仍然繼續赴會，可見先生出席該會不止一次了：
「昨日覺頓來，備述都中近況，稍可安心。吾此後頗擬仍出席於起草會，大約此半年中可望無他異動，過此以往，再圖補救耳。迴廊獨坐，明月親人，茲景絕佳，恨汝不來共此。吾旬日來寫字極多，文思依然澀滯，受外界牽迫，心緒至不寧謐，可恨也。」（民國四年八月二十二日《與嫻兒書》）
先生當日之就憲法起草委員，頗為友朋所不滿，而社會輿論尤多誹議之者，當時他為聲明他的理由和立場起見，曾著《憲法起草問題答客難》一文，他最後的幾句話說：
「吾於現時制定憲法，其所懷疑者如右，然而猶就此職者，則以其所擬者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吾之不舍，猶斯志也。若夫全案精神乎，條文內容乎，寧復有討論之價值。」（《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十一頁）
八月十四日，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為大規模進行帝制運動，在京師發起籌安會後，先生頗不謂然，因著《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以攻之。他在八月二十二日給梁令嫻的另一信里論其事說：
「書悉。來復六能來，甚佳。柳溪勸吾來復五入都，吾仍欲再遲一來復乃往也。來時可將前在馬場道屋所用門帘之桂木帶來，汝所住房頃尚未掛簾，吾擬即用此，無取別費另造也。又吾有書與潘瓊笙，屬將吾所著書報（如政治論集之類，六大政治家之類皆要）取一全份來，可告姑丈往檢，無論整部零冊，盡所有各取一二部（文集能多取最佳，恐無有耳）來可也。吾不能忍（昨夜不寐今八時矣），已作一文交荷丈帶入京登報，其文論國體問題也。若同人不沮，則即告希哲，並譯成英文登之。吾實不忍坐視此輩鬼蜮出沒，除非天奪吾筆，使不復能屬文耳。」（民國四年八月二十二日《與嫻兒書》）
先生在該文里所講反對變更國體的理由非常詳盡，欲窺全豹可以參考（《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八十五頁）原文，不過這篇文章是已經刪改過的，不是原稿的本來面目了。吳柳隅在他的《丙辰從軍日記》里記其事說：
「余何為而將隨梁任公入廣西起義，言及此則不能不溯其由來。先是乙卯八月，京師籌安會發生，無何請願變更國體，及電呈勸進者蟬聯而至，全國有權位有聲望之人，未有敢昌言其非者。梁任公先生恥之，著《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行將發表。余時在京師，聞任公此文草成，出天津索觀之（時任公居天津）。原稿比後所發表者較為激烈，中一段痛斥帝制之非，並雲由此行之，就令全國四萬萬人中三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贊成，而梁某一人斷不能贊成也。（意如此，詞或有一二字之異，今不能確記。）後有人語以袁氏現尚未承認有稱帝之意，初次商量政見，不必如此激烈，乃將此段刪去，其餘各段比原稿亦改就和平，旋即發表於京、滬各報，此為梁任公反對袁氏之始。」（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
九月四日，《申報》轉載先生與《京報》記者談話一篇，可見先生對籌安會的態度和十餘年來一貫的政治主張：
「英文《京報》記者因籌安會事及憲法起草事，特往天津訪問梁任公，任公方患赤痢頗劇，記者就病榻有所詢，先生強答之。今轉錄其談話如左。
記者問：日近來都中有人發起籌安會，討論國體問題，先生於意云何？梁君答云：鄙人一年以來，欲肆力於社會事業久矣，厭作政談，即鄙人疇昔好為政談之時，亦曾標舉二語，以告於眾曰：只論政體，不論國體。故國體問題，尤鄙人所不願談也。記者問曰：既雲只論政體，不論國體，則國體無論為共和為君主，應無反對，且先生於數年前不嘗著論力主君主立憲乎？梁君答曰：吾所為只論政體，不論國體者，常欲在現行國體之下，求政體之改革，故當前清末葉共和革命論極盛之時，吾獨堅持君憲說，與革命黨筆戰，累十數萬言，直至辛亥八月，武昌起事之後，吾猶著《新中國建設問題》一書，謂雖不得已而行共和，亦當虛存君位，近今某報所登古德諾博士論著商榷共和利病，且引中美、南美亂事為證，此種議論，此種證據，吾無一不於十年前痛切言之，其言視古氏所說詳盡透闢更加十倍，《新民叢報》、《飲冰室文集》等書流布人間者，不下數十萬本，可覆按也。即當辛亥九月著《新中國建設問題》時欲遷就以存虛君，無聊之極思乃陳三義：一曰仍存清室，二曰虛擁衍聖，三曰求立明後。此雖滑稽之談，然吾當時怵於變更國體之危險，情急之狀可以想見，今之談第二次變更國體者，猶以此三義為研究之資料也。吾當時豈有所愛於君主政體，而必犯眾怒，以為之擁護者？吾以為國體與政體本絕不相蒙，能行憲政，則無論為君主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憲政，則無論君主為共和，皆不可也。兩者既無所擇，則毋寧因仍現在之基礎，而徐圖建設理想的政體於其上，此吾十餘年來持論之一貫精神也。夫天下重器也，置器而屢遷之，其傷實多，吾滋懼焉，故一面常欲促進理想的政體，一面常欲尊重現在的國體。此無他故焉，蓋以政體之變遷，其現象常為進化的，而國體之變更其現象常為革命的，謂革命可以求國利民福，吾未之前聞。是故吾自始未嘗反對共和，吾自始未嘗反對君主，雖然吾無論何時皆反對革命，謂國家之大不幸莫過於革命也。記者問曰：籌安會一派之言論，謂共和必不能立憲，惟君主乃能主憲，此理何如？梁君答曰：鄙人愚昧，實不解此，吾求諸中外古今學者之理論而不得其解，吾求諸中外古今列國之故實而亦不得其解，今日中國欲變專制為立憲，其一當視主權者擁護憲政之誠意何如，其二當視國民運用憲政之能力何如，謂此二者緣國體之變更而遂生異動，吾百思不得其解也。記者問曰：古德諾博士謂中國欲變更國體，須有三條件，其第一條件則須國中多數優秀之民咸不反對，此條件可望實現否？梁君答曰：國體而到必須變更之時，則豈更有反對之餘地，除乘機徼利藉口生事之亂黨外，決無人昌言反對者，吾敢斷言也。雖然變更國體一次，則國家必喪失一部分熱心政治之正人，吾又敢斷言之，共和建設以還，蔚成之時彥雖多，然有用之才自甘遁棄者，以吾所知，蓋已不少，識者未嘗不為國家痛惜，然士各有志，無如何也。若更有第二次之變更國體，前次之遁棄者，固斷不復出，而繼此而遁棄者恐視前更多耳。果爾則亦殊非國家之福也。記者問曰：變更國體之事，將來能否成為事實，且大總統之意向如何，先生亦有所聞否？梁君答曰：此事能否成為事實，吾殊難言，就理論先例觀之，恐在所不免，力學之理有動則必有反動，此原則之無可逃避者也。既有第一次之變更國體，自應有第二次之變更國體，賡續而起，其動因非在今次而實在前次也。吾昔在《新民叢報》與革命黨論，謂以革命求共和，其究也必反於帝政；以革命求立憲，其究也必反於專制。吾當時論此焦唇敝舌，而國人莫余聽，乃流傳浸淫，以成今日之局。今以同一之論調，易時而出諸外國博士之口，而臭腐忽為神奇，相率以研究之，既可怪詫，尤當知吾十年前所預言者，今外國博士所稱述只得其半耳，其餘一半，則吾惟冀吾言之不中也。若夫我大總統乎，則兩次就位宣誓，萬國共聞，申令煌煌，何啻三五，即偶與人泛論及此問題，其斷不肯帝制自為之意，亦既屢次表示，有以此致疑吾大總統者，恐不敬莫大乎是也。記者問曰：籌安會一派謂古德諾博士實倡此說，而本記者前訪博士，則謂並無此主張，先生與博士夙交好，嘗與論及否？梁君答曰：此次博士重來，曾一見訪，吾適在津，未獲相見，惟博士常有書致憲法起草會，所言皆就國民憲法立論，未嘗他及也。記者問曰：聞先生在憲法起草會列席頗少何故？梁君答曰：吾自南遊一次感受暑熱，繼續患病，旋愈旋作，中間或不能列席，非有他故，且前數次所討論尚未及憲法內容，偶缺席當無傷，此後深願與同人作速進行，將此種國家根本大法早具草案，聊盡國民義務於萬一也。」（《梁任公與英報記者之談話》民國四年九月四日《申報》）
先生那篇論國體的文章未發表以前，袁氏曾使人以巨金賄請，勿為發表，發表以後，先生就接連著接到許多意圖架陷的匿名信件。他在九月間致張仲仁書里記其事說：
「仲仁吾兄執事：賤子緣病成懶，久不詣京邑，積想故人，每發寤嘆。頃此間屢接匿名逆書（似尚有一兩封隨手摧棄不復覓得），其為意圖架陷，明眼人一見自知，姑呈尊處博一粲。若侍主座時，亦不妨因便呈出，相與發噱也。弟前所為文，實深不慊於籌安會之所為，且揆諸古文以道事上之義，不能自安緘默，主座知我深而愛我摯，當不以為罪耳。出內之暇，惠我德音。」（民國四年《致仲仁吾兄書》）
關於這次帝制運動醞釀的經過和與先生關涉各情，先生在《國體戰爭躬歷談》和《護國之役回顧談》兩篇文章裡面講的十分詳細，現在我們把前篇文章裡面的一段話抄在下面，借見一斑：
「帝制問題之發生，其表面起於古德諾之論文及籌安會，實則醞釀已久，而主動者實由袁氏父子及其私人數輩，於全國軍人官吏無與，於全國國民更無與也。先是去年正月，袁克定忽招余宴，至則楊度先在焉，談次歷詆共和之缺點，隱露變更國體，求我贊同之意。余為陳內部及外交上之危險，語既格格不入，余知禍將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來往於廣東、上海間。而馮將軍國璋遣人來言，謂此問題已有發動之兆，相約入京力爭，六月，遂北行，住京旬余，晤袁氏數次。袁氏語我及馮將軍，皆矢誓不肯為帝，其言甚懇切，馮將軍據以宣布於各報，謂此議可暫寢矣。乃僅閱一月，遂有籌安會之事，籌安會發起後一星期，余乃著一文，題曰《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其時亦不敢望此文之發生效力，不過因舉國正氣銷亡，對於此大事無一人敢發正論，則人心將死盡，故不顧利害死生，為全國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隱耳。當吾文草成，尚未發印，袁氏已有所聞，托人賄我以二十萬元，令勿印行。余婉謝之，且將該文錄寄袁氏。未幾袁復遣人來以危詞脅喝，謂君亡命已十餘年，此種況味亦既飽嘗，何必更自苦。余笑曰：余誠老於亡命之經驗家也。余寧樂此，不願苟活於此濁惡空氣中也。來者語塞而退。觀袁氏之所以待我者如是，可以知當時各省勸進之文及北京各報館鼓吹之論，皆由利誘威逼而來，無一出自本心者。其時余尚有數函致袁氏，苦詞力諫，袁遂不聽，但袁方欲收攬人心，不肯興大獄，余亦居天津租界中，未一次入京，故袁亦無從加害於余，然偵探固日日包圍於吾側也。」（《國體戰爭躬歷談》，《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一四三頁）
八月末旬以後，先生曾患赤痢甚劇，到十一二月間國事益急，乃與蔡松坡相繼南下，先生以十二月十六日由天津乘中國新濟輪赴滬，十八日抵滬後，曾給梁令嫻一信，報告到達後各事情形說：
「抵滬甚安，現暫寓理查客店，靜生已為僦定一屋，明日當可遷入也。此間之危險，又過於津，（吾御西餐旬余，苦不可狀，登陸後即須往吃小館子。）大約惟有一步不出，一雜客不見，免使親愛之人多增懸念而已（同人聞之群起相詛）。最糾葛者，南佛聞我至，（吾未往見，適因昨日下午彼召靜生往，不得不告之。）昨日半日中三次遣人來強迫我遷往彼處（夜十一時尚遣來下嚴厲之訓令），吾為此幾與決裂，可惱亦可嘆也。此間既無得力之用人，同人皆不放心，（彼等薦用人皆覺躊躇，任發不善與彼輩為緣，恐薦來者不能相安。）任發之職大抵當用全力於守衛耳。吾身邊事無人料理，深覺不便，可即命來喜前來，女傭則帶大喜，男傭則從希哲處借一人護送，送到後即遣歸可耳。吾今處此艱危且不便之境，家人固不容以跋涉為憚也。思莊病已痊癒否？來書務及之。汝母之乳，似非割不可，汝宜力勸。有三宅雄二郎著《宇宙》一書，可檢寄來。」（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與嫻兒書》）
又二十九日一書述在滬居處情形說：
「頃移居已三日，日來所過日子甚可笑，家中既未開爨，每日由遠鄰送飯兩次來，電燈自來水皆未開，吾每日起甚早，起後閱兩點鐘，乃有水洗面，服役惟任發一人，（孟希回津想已見，彼行時尚有一仆今亦開銷僅餘任發耳。）房子甚大，居者僅有三人，每日茶水之矜貴殆如甘露，然吾頗覺此境甚樂也。吾一步不出門（不下樓），見客僅限十人以內，然外間消息甚靈通也。吾每日作文（發信）甚多，尚以餘暇讀哲學書，大約更能從事著述也。王姨非來不可，既來則可借丫頭一二人來用，一切妥當矣，金升日內便喚來，若崔、林至則任發可專任守夜，甚安心矣。汝兩弟宜嚴禁之，勿使出學校一步，津寓亦宜通知意領，特別保護，一切事想在報紙（此間報紙則《時事新報》消息最真）上見之，不多及。」（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與嫻兒書》）
先生居滬七十餘日，除籌劃滇、黔、桂三省舉義各事外，以運動南京馮華甫贊助起義事為最重要，黃溯初群記其事說：
「任公自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到滬，至五年三月初四日乘日輪橫濱丸赴香港止，計留滬七十餘日之內，除與滇、黔、桂三省互通函電，共籌義軍進行外，莫如運動南京馮華甫贊助起義之舉為最重要矣。當時在馮幕者，以胡晴初、潘若海兩君為反對項城最力之人，故任公曾先後三次托溯初赴寧，介晴初而見馮，面述義軍情形，並交任公手書，及托馮代發致松坡之電。任公為此事曾致溯初函云：晴初（愛而近路永源里一五六號），與若海比鄰，聞大樹[22]之館甥已此〔北〕歸秣陵，更不可問。又雲李君伯英至自夜郎，並有書帶呈大樹，乞介見晴老等語。任公第一次托馮代致松坡之電，在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該電於雲南起義大有關係，因滇中接到任公由南京所發一等印電，松坡即當眾宣布，而大眾以為任公已經到寧，馮已同情起義可以響應故也。」（民國十八年黃溯初《記民國五年任公先生留滬運動馮華甫事》）
先生居滬期中治事而外，頗以作書自課，所以他當時題碑帖甚多，十二月間他曾致黃溯初一書，請代購碑刻說：
「公能飭向有正書局代購漢碑五種，明拓漢隸四種，《史晨碑》、《乙瑛碑》、《東海廟殘碑》、《孔廟碑》、《魯峻碑》、《嵩高靈廟碑》、《崔敬邕碑》、《鄭文公碑》，北宋拓《聖教序》，晉、唐小楷十一種，《禮器碑》、《曹全碑》、薛紹彭《書譜》，定武《蘭亭觀楞伽記》等否？結習不除，勿相哂耶？另取碑帖目錄及佛經流通處書目各一張。」（民國四年十二月《致黃溯初書》）
又黃氏記他當日自題《禮器碑》的話說：
「任公題其自臨《禮器碑》墨跡後云：滇軍方興，在滬遙畫，館於靜安寺路，室門以外麑密布，治事之餘，以書自課，日或書十數紙，生平作隸，此其第一本也。乙卯臘半。」（黃溯初《記任公先生題禮器碑》）
先生這次南下雖系秘密而行，但事前曾上袁世凱一書，說是將要赴美養疴。先生到滬後，於次一月間還有往美之說，因為材料裡面有當日外交部特派江蘇交涉員兼滬海道尹周某所發往美護照一紙，護照內姓名住址全都填就，像片也已貼好，此外於官職項下且寫參政院參政，於年月日下寫中華洪憲元年一月十七日，這些大概都是為避免袁世凱的注意和監視的辦法。現在把十二月二十二日《申報》所登先生南下的一段要聞抄在下面借見一斑：
「梁任公在津養疴日久，昨忽呈請赴美調攝，不俟批出就束裝首途。任公於赴美途次，猶有一書寄上總統，其惓惓不忘故國之情，蓋猶『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之微意焉。」
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正式宣布獨立，前後所發各方文電，如《致北京警告電》、《致北京最後通牒電》、《致各省通電》、《雲貴檄告全國文》各篇，都是先生預先準備好的。欲知其詳細內容，可以參考《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三各該原文，這裡不多引錄，此外關於這次先生和蔡松坡準備起義的經過，先生在《國體戰爭躬歷談》和《護國之役回顧談》兩篇文章里記述的很詳細，現在抄錄一節於下，以見一斑：
「雲貴首義之中心人物蔡將軍鍔者，時方在京師，蔡君十三歲時即從余就學，當民國二年辭去雲南都督之職，即來京師與余日夕過從，當籌安會發生之次日，蔡君即訪余於天律，共商大計。余曰：『余之責任在言論，故余必須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對之，君則軍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韜晦，勿為所忌，乃可以密圖匡復。』蔡君韙其言，故在京兩月虛與委蛇，使袁氏無復疑忌。一面密電雲貴兩省軍界，共商大義，又招戴君戡來京面商。戴君者，當時甫辭貴州巡按之職，後此隨蔡君轉戰四川，前月經黎總統任為四川省長者也。戴君以去年十月到京，乃與蔡君定策於吾天津之寓廬，後此種種軍事計畫，皆彼時數次會談之結果也。時決議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後即獨立，貴州則越一月後響應，廣西則越兩月後響應，然後以雲貴之力下四川，以廣西之力下廣東，約三四個月後可以會師湖北，底定中原，此余與戴、蔡兩君在津之成算也。其後因有事故障礙，雖不能盡如前策，然大端則如所豫定也。議既定，蔡、戴兩君先後南下，蔡君臨行時託病，謂須往日本療養，夜間自余家易裝以行，戴君則徑往香港，余於兩君行後亦潛赴上海。余到上海實十二月十八日也，而蔡、戴兩君亦以十九日到雲南。余輩在津原定計畫，欲由雲南潛運軍隊到四川境後，乃始宣布獨立，二十一日余在上海得蔡君電，謂二十三日前隊出發，出發二十日然後發表獨立之公文，此正在津原議也。而余當時以別種理由，由南京發出一電，促其早發，且蔡、戴既到滇，滇局不能久持秘密，故二十六日遂揭曉，後此在四川與北軍相持，死傷甚多，未始非由揭曉太速之故也。」（《國體戰爭躬歷談》，《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一四四頁）
是年，廣智書局停辦，有某君記該局開辦始末一篇，茲錄如下：
「辛丑春夏間，先生在澳洲發起創辦譯書局，美洲各埠響應，遂得股本十萬，每股二十元。壬寅春間在上海開設廣智書局，經理為梁君蔭南，總經理為黃慧之，駐橫濱總管全局出納，是年攜款至滬開辦，不過六萬元。
癸卯先生至美，復增股本四萬元。
黃慧之報告股東除官利外溢二萬元，每股得四元之利益，股東許將溢利加入股本，由是虛加股本二萬元，合之共十六萬元。第一年派息一萬元，第二年派息一萬六千元，第三年派息一萬六千元，第四年派息一萬二千八百元，共派過利息五萬四千八百元。
前後共十三年，派過利息四次。……
此局開辦不過數年，元氣即已大傷，種種辦理不合規則，猶為餘事。」（《記廣智書局始末》）
先生是年著述中有《吾今後所以報國者》一文，讀了可見先生年來厭棄政治生活的情形和決定從事社會和教育事業的決心。此外尚有《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傷心之言》兩篇，前者是續《吾今後所以報國者》之作，後者是心痛時事之作。其有關對日外交問題者，計有下列數篇：《中日最近交涉平議》、《中日時局與鄙人言論》、《解決懸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軌道外之外交》、《交涉乎命令乎》、《中國地位之動搖與外交當局之責任》、《再警告外交當局》、《示威耶挑戰耶》。
此外各文尚有下列諸篇：《中國與土耳其之異》、《敬舉兩質義促國民之自覺》、《作官與謀生》、《痛定罪言》、《復古思潮平議》、《歐戰蠡測》、《中國財政學不發達之原因》、《孔子教義實際裨益於今日國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實業與虛業》、《國體問題與外交》、《告小說家》、《菲斯的人生天職論述評》。
注釋：
[1]梁士詒（1869—1933），字翼夫，號燕孫，又號伯鸞，廣東三水人。二十歲時與梁啓超在佛山書院同學，後成為袁世凱的親信。1912年3月袁竊取臨時大總統，梁士詒任總統府秘書長。
[2][3]「不」、「疏」二字，據台灣省世界書局1972年版《梁任公年譜長編》補。
[4]北江，指康有為。
[5]土，指袁世凱。
[6]過庭，指孫中山。
[7]叔度，指黃興。
[8]與之，黃可權字；構父，向瑞彝字。
[9]季，即潘若海。
[10]遠，梁啓超，字孟遠。
[11]弱，即潘若海。
[12]悉，據台灣省世界書局1972年版《梁任公年譜長編》補。
[13]伯蘭，孫洪伊字，直隸天津人，原為憲友會頭目之一，民國成立後，孫等率領一部人成立共和統一黨。
[14]濟武，湯化龍字，湖北蘄水人；立誠，蕭堃字，湖南寶慶人。兩人皆共和建設討論會會員。
[15]愚伯，即麥孺博，孟畢。
[16]周善培，字孝懷，浙江紹興人，謂梁是其平生諍友。
[17]堯，趙熙，字堯生。
[18]采老，王人文，字采臣，雲南大理人，武昌起義前署理四川都督。
[19]《初稿》作8月末。查袁派人於公餘俱樂部逮捕國民黨議員馮自由等人事系7月23日，本函稱「前日」，故當是7月25日寫。
[20]「初稿」作9月。茲據本函內容作8月初。
[21]「初稿」「北首燕路」四字旁有「任公集孔宙碑」六小字，似為信箋上印字，已刪。
[22]大樹：指馮國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