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年譜長編 · 第六冊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辛亥）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辛亥） 三十九歲
二月，偕湯覺頓與長女令嫻為台灣之游。五月，憲友會成立。同月，南海先生抵日本。八月，武昌革命起。九月，先生返國，既抵奉天，以事未諧，復返日本。同月，清廷上諭開放黨禁，並起用袁世凱組閣，以先生為法部副大臣，先生辭未就。十月，先生與南海先生髮表「虛君共和」主張，並遣人赴國內與各方聯絡。十一月，南北議和成，「虛君共和」主張卒不能行。
入春以來，黨內同志很多人提議創辦日報，所以先生這時候有創辦北京、上海兩大日報的計劃。這次他游台，除了考察的動機以外，為報館籌款也是一個很大的目的。先生在二月十三日給徐佛蘇的信里，就提到這件事。此外更討論革命問題和開辦常識學會的事，可見其時的政治見解。至於常識學會的事，是年雖然仍在積極進行，但終未能實現：
「佛蘇足下：初謂公已南下矣，故有兩書皆寄上海，今乃得正月二十九日由都惠書，公竟尚未行耶。公憤惋一至此極，此固無怪其然。我究與此妖魔窟相隔稍遠，若我與公易地處，則厭世思想或更甚於公，未可知耳。但我輩既遘此閔凶，終不能一瞑不視，遂以自謝，即曰厭世而消遣此無聊之日，亦當行吾心之所安。讀公去臘惠書，幾欲一齊放倒，仆期期不敢謂然。（明水述吾意作一書致公寄滬，想公未見也。）此次之書欲別出他途以從事，此則有可以商略之餘地耳。
來書述晢子語，此誠鞭辟近里，體驗有得之言。仆數月以來此種思想往來於心上者，日必數次，故終不肯自易其說者，非自憚以翻雲覆雨，為人笑也，實自審其聰明才力，不能任彼事，無取用其所短耳。公若從事於舊主義，未為不可，但不識公欲以此為目的耶，抑以此為手段耶？彼輩[1]則以此為目的者也。若如來書言一部人狂吹，而使一部人有所挾以自進，則以此為手段者也。令誠欲以此為目的，則固有商略之餘地；若欲以為手段，則不誠無物，吾所絕不敢贊同耳。要之，此問題非面見不能決，公能一來，所最盼耳。
南佛東遊，毫無積極意味。欲來已久，日人屢拒，今交涉始調耳。仆頃欲籌十萬金辦兩報館（以七萬辦滬報，以三萬辦京報），今雖未有眉目，然可希望者數處，日間將為台灣之游（公若三月末來最妙，否則恐吾正往台也），亦為此事。若成，則都局非公莫任耳。
常識學會事，璧泉前專恃此間使臣籌款，今已無望。而構父尚欲待子靖，大約此事籌款尚非甚難，得三千金亦可矣。晢子、靜生皆力贊，吾氣一壯，甚欲吾謀有成，割少許辦此。公主京報，兼任茲舉，乃最適耳（即十萬辦報之謀）。一切尚須面晤熟商，書何能悉（晢子、靜生處幸並書此書相告）。」（宣統三年二月十三日《與佛蘇足下書》）
徐佛蘇為此書作跋云：
「此函系庚戌[2]年發，時余欲再倡革命，故梁函敬問之。」
又同月十五日致徐氏一書說：
「一昨上書，想達。連日與荷老促膝，益有味乎公之言。第茲事體大，非數日面譚莫究，坐是益盼公來耳。仆與荷老於月之廿四日為台灣之游，三月杪乃返，公東征宜以其時也。其時北江亦當至，合併更有益耳。」（宣統三年二月十五日《致佛蘇先生書》）
二月二十四日，先生偕湯覺頓及長女令嫻乘笠戶丸游台灣，二十五日舟泊馬關，二十七日掠溫台界而南，二十八日抵台灣之雞籠山。到台的前一日，台灣逸民林獻堂以無線電報祝先生等海行安善。抵台之日，恰系令嫻生日，先生在雞籠山舟中興會所至，成詩十首。先生在《游台灣書牘》第二信里，記抵雞籠時的情形說：
「舟入雞籠，警吏來盤詰，幾為所窘，幸首塗前先至東京，乞取介紹書，否則將臨河而返矣。台灣乃禁止我國人上陸，其苛不讓美、澳，吾居此[3]十年，而無所知，真夢夢也。雞籠舟次，遺老歡迎者十數；乘汽車入台北，迎於驛者又數十。遺民之戀戀於故國，乃如是耶，對之惟有增恧。」（《合集·專集》之二十二第一九九頁）
三月三日，台灣遺老百餘人開歡迎會於台北故城之薈芳樓。清明後一日，先生與湯覺頓、林痴仙、林獻堂、林幼春、陳槐庭等夜宴於霧峰之萊園，先生皆有賦詩。〔各詩見《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
先生游台灣一月，棖觸很多，耳所聞目所見，莫不失望。其游台第三、四、五、六各信中，都有記述，可以參考。先生此游所為詩詞甚多，但是一個月中耽擱的文課也不少。他在《游台灣書牘》第六信里記其事說：
「此行乃得詩八十九首，得詞十二首，真可謂玩物喪志，抑亦勞者思歌，人之情歟。擬輯之，題曰《海桑吟》，有暇或更自寫一通也。匆匆作茲游，廢文課者浹月，所為《責任內閣論》尚未賡續，其他《銀行政策私議》、《政黨論》等皆亟欲成之者，遄返後，當並日從事耳。」（《合集·專集》之二十二第二○七頁）
先生這次游台灣的目的和動機在游台灣第一信里，講得很詳細：
「編輯部諸君鑒：仆等以二月二十四日成行矣。茲游蓄志五年，今始克踐。然幾止者且屢，若再荏苒，則彼中更炎，歊不可住，又當期諸一年以後，故毅然排萬冗以行，首塗前蓋數夜未交睫也。吾茲行之動機，實緣頻年居此，讀其新聞雜誌，咸稱其治台成績，未嘗不愀然有所動於中。謂同是日月，同是山川，而在人之所得，乃如是也。而數年以來，又往往獲交彼中一二遺老，則所聞又有異乎前，非親見又烏乎辨之，此茲行所以益不容己也。大抵茲行所亟欲調查之事項如下：
一、台灣隸我版圖二百年，歲入不過六十餘萬，自劉壯肅[4]以後乃漸加至二百餘萬，日人得之僅十餘年，而頻年歲入三千八百餘萬，本年預算且四千二百萬矣。是果何道以致此？吾內地各省若能效之，則尚何貧之足為憂者。
二、台灣自六年以來，已不復受中央政府之補助金，此四千餘萬者皆台灣本島之所自負擔也。島民負擔能力何以能驟進至是？
三、台灣政府前此受其中央政府補助數千萬金，又借入公債數千萬金。就財政系統言之，則台灣前此之對於其母國，純然為一獨立之債務國，今則漸脫離此債務國之地位矣，此可謂利用外債之明效大驗也。吾國外債可否論，方喧於國中，吾茲行將於茲事大有所究索。
四、台灣為特種之行政組織，蓋沿襲吾之行省制度，而運用之極其妙也。吾國今者改革外官制之議，方嘵嘵未有所決，求之於彼，或可得師資一二。
五、吾國今後言殖產興業，要不能不以農政為始基。聞台灣農政之修，冠絕全球，且其農事習慣，多因我國，他山之石，宜莫良於斯。
六、台灣為我領土時，幣制紊亂，不可紀極，日人得之初改為銀本位，未幾遂為金本位。其改革之次第如何，過渡時代之狀態如何，改革後之影響如何，於我國今日幣制事業必有所參考。
七、日本本國人移殖於台灣者，日見繁榮。今日我國欲行內地殖民於東三省、蒙古、新疆諸地，其可資取法者必多。
八、台灣之警察行政，聞與日本內地系統不同，不審亦有可以適用於我國者否？我國舊行之保申法，聞台灣采之而著成效，欲觀其辦法如何。
九、台灣之阿片專賣事業自詡為禁菸之一妙法，當有可供我研究者。
十、台灣前此舉行土地調查，備極周密，租稅之整理，其根本皆在於此，何以能行而民不擾？又，其所行之戶口調查，系適用最新技術，日人自誇為辦理極善。今者日本本國將行國勢調查，即以為法，欲觀其實際詳情如何。
吾茲游所調查之目的，略如右，其他則俟臨時當更有所觸發也。首塗以來入夜為遊記，歸後當更布之，或亦吾國治政聞者所急欲睹乎。」（《游台灣書牘》第一信，《合集·專集》之二十二第一九七、一九八頁）
先生這次游台的結果，對於籌款方面一無所獲，惟就考察所得，擬為《台灣遊記》一書。四月十四日，張菊生元濟致先生書，商撰文譯書和承印《台灣遊記》、《財政原論》兩書的事說：
「得四月三日手書，知從者歸自台灣，將本所聞見著書行世，以醒國民，甚感甚感。承示各節，謹奉答如左：
每月允撰一文，畀雜誌登載，感幸之至。酬報擬援《國風》例每千字七元，至選題立論，悉聽裁酌，固不必拘拘於法律方面也。湯君覺頓去歲在神戶得與接談議論閎達，甚為欽佩。願與敝館訂譯生計財政等書，並示潤例，可以遵辦。惟津村秀松《國民經濟學》卷帙過多，銷售不易，為營業計，不致輕易下手，擬請另選他種，全書約十萬者最佳。敝處亦姑為選擇，擇定後容再函訂。
大著《台灣遊記》，許以版權讓與敝館，至為歡迎，應如何酬報乞核示。能視撰文之例酌減否？《財政原論》既為公數年心血所寄，若能印行，必於國民大有裨益。數日前接到是書目錄一冊，展閱一過，實為今日救亡拯急之書。既年內可脫稿，鄙意可不必分次出版。全書字數現恐尚難預計，至少總有五十萬，就敝處營業情形而論，最好用租賃版權辦法。附去本利預算清單暨章程各一紙，伏祈察核。如尊意以為不便，則全然讓與，亦無不可。即祈核示價值，以便商辦。至欲取回若干部數饋贈朋好，亦乞擬定見示。總之，公所委託，苟力所能及，斷不致稍有推諉也。」（宣統三年四月十四日張元濟《致任公同年書》）
四月二十五日，羅癭公[5]曾致先生一書，裡面除講先生台游歸來後的感慨情形外，並論到籌辦日報和先生論學詩作進步的事：
「奉書敬悉。游台歸，滿載感慨而還，增我太息。聞已成遊記，惟盼速印，先睹為快。尊詩並緘，即呈堯公，已評點畢，並以寄復。新內閣發表乃如此，殊可哂，然早知如此，不足怪也。
長者聞將過東，不識何時可到？前雖致函商報事，擬請籌三四萬金，在北京開報，若、孺兩公均同此意。未悉長者現在有此力量否？亟望切函一商。尊詩銳進，無任佩仰。堯公謂材力閎肄，加以學力可追人境廬，惟公圖之。此間詩社並一時耆宿，惜近漸零落矣。附寄兩冊未免令公生羨耳。」（宣統三年四月廿五日羅癭公《致滄江先生書》）
四月六日，徐佛蘇給先生的信，也講到先生台游歸來後的情形，並述擬聯合各省諮議局代表組織大政黨的計劃，便是憲友會的先聲。
「前上一箋，即日接讀手諭，知遠遊有所圖，並注意言論機關，為之軒然久久。及前月廿七日閱東報，知兩公言旋。廿八日晤弱庵，知此行一無所得。廿九日又讀來示，所言略同，並蒙諭令，從速赴東，激感逾恆。弟本久欲南旋，並赴東趨教，奈雜務牽身，遲久未決，至前月底已決計起程，故於廿八日囑內人健秋赴津，預賃船票，弟則定於本月初三日赴津。乃廿九日忽接數省電函，雲各省諮議局議長、副議長，即日北上開第二次聯合會，並籌組織大黨，囑弟暫留都中，而都中友人又多苦意羈留。弟細思此次聯合會較之去歲開會遠勝，因時局危急，各省人士多欲聯合來京扎一硬寨，故此次代表皆各省之議長、副議長，（江蘇代表除張謇、楊廷棟外，尚有馬先生，並此奉告。）可謂極一時之盛況。一部人之意見，欲趁此機聯合各地之秀者於一團，以視漫遊各省零畸運動者，收效甚巨，故弟於此中之希望亦甚摯。且都中現在已有團體四五，其中主持者，均不過三五人，附從者不過數十百人，一籌未展，而攻訐之風已大著。識者深為憂慮。蓋此種團體若不從速消除彼此意見，必日決裂，其流害甚於無黨者遠矣。然欲其消除，不能積極的鋤而去之，當思所以揉而合之，且未入各團體者，人才尚多，亦當冶之於一爐。故此次開聯合會之時，萬不能不組政黨。弟以為此次若不能組成大黨，則後顧茫茫無期，而宣統五年之國會，其腐敗將遠逾於資政院。故再四思量，不便遽爾離京，大約計算，非至本月半，萬難起程，非至本月杪，萬難趨謁，特此奉陳。
弟此行甚欲籌資辦報。游台既無所得，不知他處尚有可圖者否？即乞預為籌布。弟赴東後，大約不過旬日，仍當返京。
南佛果於何日東來？此次若得親睹尊嚴，榮慶萬分，即如各處友人懷想丰儀者，日見其多，皆欲弟一叩高深，歸而告語。故此次之謁南佛，含有政治的興味也。」（宣統三年四月六日徐佛蘇《致荷、任兩學長書》）
五月初八日（6月4日），憲友會正式成立。同月十一日《申報》記該會成立的經過情形說：
「諮議局聯合會發起組織政黨……將帝國統一會改組，推定黃為基、雷奮、張國溶、徐佛蘇四君為起草員，擬定章程二十九條，政綱六條，定名為憲友會，初三日假松筠庵開發起會，……初八日開成立會，公推蕭君湘、袁君金鎧、康君士鐸、梁君善濟、陳君登山、孫君洪伊六人為臨時幹事。……茲將會章中重要條件錄左：第一條，本會以發展民權完成憲政為目的。第二條，本會期達前條之目的，而為一致之行動，議定條件如左：（甲）、尊重君主立憲政體；（乙）、督促聯責內閣；（丙）、厘理行省政務；（丁）、開發社會經濟；（戊）、講求國民外交；（己）、提倡尚武教育。第三條，本會為資統一而謀團結之故，於京師設立總部，於各省設立支部。第四條，凡中國人有選民資格，贊成本會宗旨者，皆得為本會會員。」
又十四日《申報》記該會推定常務幹事說：
「初八日午後一時，憲友會在湖廣館開成立大會，……投票選舉常務幹事，雷奮、徐佛蘇、孫洪伊當選。候補者，籍忠寅、李文熙、謝遠涵。各省支部之發起人，即由各會員當場推定。」
五月十三日，徐佛蘇致先生一書，報告憲友會成立的經過和接辦《國民公報》各事。是時先生因為上海各報館對他個人和立憲黨屢次妄加攻擊，曾發表《與上海某某報館主筆書》一文，所以徐書末後有憤憤不平的話：
「前讀手諭，知有急需相商之件。弟之所以遲遲不能成行，且久未及奉函陳述一切者，實因各省議局代表來京組黨，極形忙碌。蓋多數同志平日本系舊交，彼既遠方來會，共以聯合同志，弟本在京者，若偏行他住，與之參商，無乃太拂人情。且此團頗有大結合之象，其結合分子之雜，不可殫述。弟若不加力聯合，則勢必有少數人才無從團結，足為金甌之缺，所以弟竟滯留以至於今也。現在此會已成立矣（名為憲友會）。其總攬者，系三頭政治，弟與雷繼興、孫伯蘭當選。此會聲勢極隆，三數月之內，各省必皆有分會成立，且必有七八省占全盛之勢，在宣統五年之國會，必占大多數議席。若中央總部能主持得法，各省又不分裂，則真泱泱大黨之風也。弟對於國事，原始終認為萬無可捄，然除卻救亡之外，亦不可無事以送生涯，故此會弟亦願視為一生之大舉也。其詳情俟面述。
再者，《國民公報》現經各省代表多數意見，均允純然讓渡，歸弟一人掌辦，以視前日聘請之性質，迥乎不同，故弟欣然任之。惟每月須虧負八百元，大是問題，日後陸續籌款雖不甚難，然目前接辦，青黃不接，令人氣餒。弟現在已托人在外假款二千，俟入手時當即動身，大約本月十八九日可以出京，然心中甚欲赴奉一行，亦為籌款也。若果往奉，則非勾留十月〔日〕不能動身，然又恐公有急務賜商，故不敢久使公失望。言念及此，則惟有先往赴日，再往奉天，此舉想不至中變也。公如有可以為力之處，乞從速計算。弟赴日不過一周間即返。
讀答某報之大著，令人流涕，然卑劣民族，豈可以理論感化之耶？弟平日決定中國之不能救者，即是人種問題，乃公不如此根本上設想，而徒於政治上論中國之存亡，太膚淺矣。此種卑劣之人種，尚欲生存，天理何在耶？
憲友會標出政策凡六，想已入覽。現在會中推弟作宣言書，以解釋此六項。公不歸，即刻代擬一文，俟面晤時，再行細商何如？」（宣統三年五月十三日徐佛蘇《致任公先生書》）
六月三日，徐氏再致先生一書，除續言憲友會事，並請先生代作宣言書外，對南海學問精進的事，備加敬仰。蓋此時南海已抵日本，先生有函報告在前了。
「前上一函後，本擬出京，乃隨得荷公來電，故留京以待。後數日又得荷公自奉來函，雲勾留數日即來京。弟因本欲赴奉，乃隨電約荷公留奉，現電去已一禮拜矣。而公報之印刷所忽起風潮，工人斗散，以致停報一天。現雖極力營救，而危險尚多，不知以後果能按日出報否？若部署得法，則三數日弟即可赴奉。一切情形與荷公面商後，自可得其要領。如有事仍須弟東渡時，自當遵命，但宣言書非公作出不可。現在會員已催弟撰出，從速付印，頒布各省；弟現紛擾萬狀，安有數日之暇，以作此文？且勉強作出，亦必不佳，故非公代庖不可。
承賜《鐵路幹線國有問題》，主張原極正確，惟於事實上少精透之處，則他人徒以學理文章視之而已。今日又接讀大示，知南佛老年精進，旁通寰球政學，真天縱多能也。弟於座間即以大示與鄂議長湯化龍、閩議長高登鯉一閱，均驚佩失色。蓋弟等視公之好學敏求，已如仰視泰斗，而公文謂南佛之精進為意料之所不及，則弟等更如游、夏之不能有讚詞也。現在憲友會漸有基礎，一年半年之後，各省支部一律成立，則將來國會之占絕對多議，原在意計之中，然非南佛與公振臂一呼，則勢力仍有限制，故弟近日焦思苦慮，不知以何方法而能開黨禁也？遲當面聆指示。茲將憲友會各文件呈上，並已寄一份與擎一，以便錄入《國風》。惟最後開會確定各省支部成立一紙未寄去，公閱後轉致擎一可也。弟赴日本總在六月杪，並以奉告，余不多及。」（宣統三年六月三日徐佛蘇《致任公先生書》）
自上年十二月清廷嚴厲制止國會請願運動以來，國內立憲派對清政府已大不滿意，到本年四月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政策相繼發表後，他們越發的失望了。到七八月間，各方馳電反對鐵路國有政策，不久，川督趙爾豐又製造槍殺請願民眾之慘案，全國輿論更沸騰起來，結果促成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的武昌的革命運動，這是出乎清廷意料之外的。但是更沒有想到這時候全國都浮動起來，不到兩旬又有湖南、陝西、江西、山西等省的宣布獨立，有駐灤州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和駐奉天的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等霹靂一聲的十二條要求，迫使清廷終於九月初九日下詔罪己，並諭令改組內閣，起草憲法，開放黨禁。那道開放黨禁的上諭說：
「九月初九日，內閣奉上諭：資政院奏請速開黨禁，以示寬大，而固人心一折。黨禁之禍，自古垂為烔戒，不獨戕賊人才，抑且消沮士氣。況時事日有變遷，政治隨之遞嬗，往往所持政見，在昔日為罪言，而在今日則為讜論者。雖或逋亡海外，放言肆論，不無微瑕，究因熱心政治，以致逾越範圍，其情不無可原。茲特明白宣示，特沛恩綸，與民更始。所有戊戌以來因政變獲咎與先後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懼罪逃匿，以及此次亂事被脅，自拔來歸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齒齊民。嗣後大清帝國臣民，苟不越法律範圍，均享國家保護之權利，非據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至此次被赦人等，尤當深自拔濯，抒發忠愛，同觀憲政之成，以示朝廷咸與維新之至意。欽此。」（宣統三年九月十二日《申報》）
武昌起義後，先生和南海對於全局和進行方針頗有所策劃。關於他們的計劃的大概情形，有他們給徐君勉的兩封信可以參考。
九月初八日，先生給徐君勉的信，除詳述進行計劃外，並講到兩年來和滿族親貴來往的經過情形。（編者按：此書發出日期當在本月二十一日先生抵奉天時。）
「昨晨發一書，今日又發一電，文云：『用北軍倒政府，立開國會，挾以撫革黨，國可救，否必亡。機已得，任即行，待數萬押會所，電濟。泣血叩。』想已達。
天禍中國，糜爛遂至今日，夫復何言。使革黨而可以奠國家於治安，則吾黨袖手以聽其所為，亦復何恤，無奈其必不能也。彼先有割據之心，不能先機直搗北京，令彼有從容請外兵之餘地，已為失計。今各國雖號稱中立，然以吾所知者，則既磨刀霍霍以俟矣。就令目前倖免此難，及其成功之後，而所憂正有大者。
此次發難，黃興稍有運動之力，然非由彼主動，事權已不能出黃手，黃、黎齟齬，破裂之勢一也。孫、黃不睦久矣，黃慓悍實行，而孫巧滑卷望，黃黨極恨之。去年曾決議除孫名，賴有劉揆一者，謂方當患難之時，不宜內訌，授人口實，僅乃無事。今日彼此互相利用，而實有相仇之心，破裂之勢二也。各省響應者皆煽動軍隊，而軍隊各有所擁戴，不能相下，破裂之勢三也。要之，秩序一破之後，無論何人莫能統一之，全國鼎沸，非數年不能戡定。今各國環伺，安容有數年之騷擾，其究也，卒歸外國享漁人之利已耳。此吾黨所當認之甚真，萬不可緣彼輩一時之聲勢，而遽為所眩者也。夫不見墨西哥乎，馬的羅之革爹亞，曾幾何時而沙巴打又革馬的羅矣。中國革命軍亦若是已耳。故革命軍殺盡滿人之時，即中國瓜分之時也。夫痛恨滿人之心，吾輩又豈讓革黨？而無如此附骨之疽，驟去之而身且不保，故不能不暫借為過渡，但使立憲實行，政權全歸國會，則皇帝不過坐支乾修之廢物耳。國勢既定，存之廢之，無關大計，豈慮其長能為虐哉？吾黨所堅持立憲主義者，凡以此也。
今茲武漢之亂，為禍為福，蓋未可知，吾黨實欲乘此而建奇功焉。今事機既迫，不得不舉年來所經畫者，為吾兄傾筐倒篋一言之。
兩年以來，朝貴中與吾黨共事者惟濤、洵兩人而已，而洵實無用，可用者惟有一濤。而濤與澤地位相逼，暗爭日甚。去年解禁之議，濤、洵爭之不下十次，而梗之者則澤也。澤與慶結，澤夫人為太后之妹，日日出入宮禁，老攝廢物，畏蜀如虎，故使澤勢大張。澤遍布私人，如張謇、鄭孝胥之流，皆為之鷹犬，而外之復與袁結，務欲慼濤於絕地。濤問計於安仁，安仁勸其以全力撫循禁衛軍，使成為心腹，然後一舉彼輩而廓清之。故數月來，惟務多布吾黨入禁衛軍，（為此事所費不少，去年之款全耗於此，啞子食黃連，同志詰問不能答也。）而外之復撫第六鎮（駐保定）之統制吳祿貞（此人曾與紱〔黻〕丞在漢共事者）為我用，一切布置皆略備矣。吾兩月前致兄書，謂九、十月間，將有非常可喜之事，蓋即指此。兄屢函求吾明言，吾以謹守秘密，不欲道耳。今茲事起倉卒，不能全用舊時計劃，必當急起直追。日間本當即發矣，而無端又被袁黨調薑桂題兵入衛（真是魔障），應如何處置之法，今尚須到京乃定。（或須與袁言和，同戡此難亦未可知。）此所以遲遲也。
今日所欲辦之事，則一面勒禁衛軍駐宮門，以備非常，即逐慶、澤，而濤自為總理，殺盛以快天下之心，即日開國會。當選舉未集時，暫以資政院、諮議局全數議員充國會議員，同時下罪己詔，停止討伐軍，極言今日時勢不容內爭。令國會曉諭此意，然後由國會選代表與叛軍交涉。幸此次叛軍非由中山主動，不純然為種族革命。告以國會既攬實權，則滿洲不革而自革之義，當能折服；若其不從，則舉國人心暫歸於平和黨，彼無能為力矣。政府一面仍下詔廢八旗，皇帝自改漢姓，滿人一切賜姓，以消除怨毒。其他應辦之事尚多，不能具述，犖犖大端，大率如此。若果能辦到，則緣有武漢之一逼，而國會得有實權，完全憲政從此成立，未始非因禍得福也。此事何時辦到，不能預言，或此信到時事已發表，亦未可知。然吾輩總期諸一月內外，蓋此為中國存亡最後之一著，萬不能再孟浪以貽誤矣。
所最患者，此一月中南方各省紛紛響應，糜爛不可收拾。今所以處之之法，則運動各督撫暫倡自立，以殺革黨之勢，聲稱不接濟北軍軍餉。如是則革黨引以為友，無所用其煽動，而北京益危，自不得不俯從吾策，此則最近所分途布置也。大抵廣東（張鳴岐數月來極相親）、廣西、雲南必肯聽吾言（此信到時兄必聞此事已發表矣），但得一省倡之，他省必從之，然後稍有時日，足供我布置，布置一定，則各省複合為一，此反掌之功耳。今先生與弟所以籌劃全局者，略具。於是兄試思之，謂可望有成否耶？
惟此間之不名一錢久矣，並借貸之路，亦殆絕，數月以來，節衣縮食，絕糧且時時而有，今將廣智機器拍賣，婦女首飾盡行典當，曾不能供來往川資及電報之費，吾黨內情如此，復何一事之能辦者。嗚呼，此真四萬萬人氣數使然也。此旬日中，各重要人已先後入北，弟亦束裝待發矣。度此書達於兄目之時，弟之足必已履中國之土。惟茲事之關鍵，則吾儕對於禁衛軍及第六鎮之心腹軍士，不能無所以結其歡心，非得數萬，如何能濟？今妙手空空，只得靠天打卦而已。迫不得已，將詳細情形全盤托出，以告吾兄，望兄與最熱心而最慎〔縝〕密之同志力籌之。今日籌款之艱，不問而知，苟不得已，則押數處會所，似亦當辦。至此之必能成功與否，則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今日中國丁此劫運，吾又安敢謂其必如吾意，且事勢變遷，往往非人所能逆料，吾固不敢謂必有效也。但此事而無效，中國遂真從此已矣，吾儕亦無為偷活於人世矣。吾黨頻年辦事無功，復有何顏向各同志乞款項？然局中之苦，非局外所得知。所可自信者，吾輩十年以來，未嘗敢以同志一文之血汗，自入私囊，而弟尤恃筆耕，自食其力，並未嘗以家之計用一文公款，此則可以表天日者耳。今茲之事，非關危急存亡千鈞一髮，斷不敢以請，如同志倘亦諒其心而肯一為援手耶。
再有托者，弟日內必行矣，弟氣固甚壯，期於必成，然天下事安可逆睹，若其無成，而以身殉（但自經溝瀆，吾必不屑為）之，亦意中事。若萬一有他變，則全家二十餘口，盡以托諸吾兄。吾老親有仲策可料理，吾弱媳則惟吾兄撫之，天下方亂，無國可歸，不能不令其暫住日本，但使之無凍餒以死，則所感多矣。頃此間最親愛之人，皆已入京，若事成，則同建大業；不成，則同及於難，此皆意中事，無所容其忌諱也。惟兄欲助此事之成，則望於接信後十日內，竭其力之所及以籌濟，籌得若干，即陸續電匯，庶尚可及。（就令北中有大變，甚至京城失守，而吾黨操有此軍，尚能為用，此意宜知之。）泣血攄誠盡於斯。敬承毅安、文卿老弟同覽，各埠同志之共死生者與中國共存亡者同覽。九月八日弟名心叩。
再者電款可用梁令嫻名，電到神戶，別致一電到須磨，言某銀行若干元，以便即收。不用南佛名及弟名者，免人屬耳目也。且弟屆時或已行也。
頃已到奉天，擬明日入京，順道先往灤州一行。北軍中可用者約一鎮半（第二十鎮及駐奉混成協），若能用之以維持京城秩序，則大局可定。各省紛紛獨立，專以殺暴民之勢，他日皆為我用也。惟此數日中維持京城秩序實不易，必須吾到後一禮拜內無事，則後事乃可自任之耳。本初觀望不進，今欲取巧，今欲取而代之，誠甚易，資政院皆吾黨，一投票足矣。惟吾頗慎重不欲居此席，吾黨今日但求一中心點，可以統一全國，毋致分裂，於願斯足，現皇統可利用則利用之，若誠不能，亦尚有他法也。（此函多不實之詞，務宜刪——何天柱注。）」（宣統三年九月八日《致雪公書》[6]）
十一月初九日，《申報》載南海給徐君勉的信（原書應是農曆九月初寫出），裡面所述籌劃各事情形較為簡略：
「累電想收。大變若此，憂心如焚，欲握管相告而不及也。武漢軍初變，不能長驅北陷，以為政府海陸立湊，不日可撲，豈政府疑新軍無一敢調，又無軍械，並乏兵餉，故十餘日不能出師，汽車又不能載炮，遂令各地響應，全國沸變。刻聞長沙、南昌、蘭州皆陷，或出訛言，而長沙大約不謬矣。日傳消息皆淪陷響應，若是則可不期月而亡國，信到後不知天地有否？嗚呼！以法國鑒之，革黨必無成；以印度鑒之，中國必亡，故側身無所。聞廣東議自立，亦勝於興革也。所幸武漢之事，出自將軍黎元洪，而湯化龍參之，皆士夫也，或可改為政治革命。又適有機會，北中兵事，有熟人，亦有親貴，欲脅以改政府，即以資政院[7]國會，併合十八省諮政局為議員，且罷征討軍令，往撫之。已發要人數四，入北運動。若不得，則欲募壯士數百為之，否則土頭[8]亦必自專，亦無我等迴翔地矣。事之成否，書到已見，遠[9]亦決行。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此間困竭，安可得巨款，從此間商人已設法籌填，望必籌數萬來。此時非起會所之時，聞捐獲有款，且押會所，望盡來，若失此乎，後此雖有千萬，無能為矣。事宜秘密，切勿過泄。」
先生於九月十六日由日本乘天草丸返國，返國前三日致徐君勉一書，說及此行的使命希望和整個方針：
「電款已收。仆明日行矣。禁已解，此行掉臂而前，更無險象。前所布畫，今收功將半（亦有不能行者）。此次政治革命之成功，頗出意外也。惟撥亂反治之大業，終未能責諸旦夕，非躬赴前敵，難奏全功。幸資政院已握一國實權，而議員大半皆同志，仆此行必當有所藉手也。和袁，慰革，逼滿，服漢，大方針不外此八字，望以告各同志。余俟到京後續報。」（九月十三日《與勉史書》）
先生於十九日抵大連，二十日為旅順之游，當夜乘汽車往奉天，晤熊秉三。將抵大連時與其長女令嫻一書說：
「再閱二時，抵大連矣。盡日所思太多，欲佂一詩擬杜老《北征》，竟不能成也。此二日不見報紙，不知復有何變象，但使此一旬中，北京秩序不破，則吾事大可為也。擬今夕即乘車往奉，小住半月。先到灤州一宿（可告南佛），乃入京，或挾百數十軍士往，亦未可知，可將□連住址即寄來，凡書皆寄瓊生可也。」（九月十九日天草舟中《與嫻兒書》）
又先生抵大連後，給梁令嫻一書說：
「頃抵大連住太和旅館，本欲今晚八時半往奉，秉三已派李彬士來接，且雲秉明晨即至，屬在此小待，大約須與彼同行也。秉入都，昨夕始返奉。（所發奉電，第一次不明，幸有第二次來。）據言報紙所傳都中事，大半謠言，不足信。惟冢骨[10]始終觀望，迄今未到（據云二十到），都中純為無政府之狀態，斯最可憂耳。今所希望者，都中能於旬日內維持秩序，待吾到後事必可定，若此數日間無端生變，則未如之何也已。
吾首塗後一日，大連、奉天報紙即已遍登，不知何人所泄，想中東報館久已播揚，內地亦舉國咸知矣。此間官吏相待極殷，民政長官派代理人（吾已謝見之）到船迎接，且雲沿路派警察護從，言辭甚恭。吾明日見秉丈後當即行，惟不知京奉路有梗否？張敬如（紹曾）已入都（茲事不甚妙），藍少豪（天蔚）在奉，聞吾來額手相慶雲。吾無論如何險難，必入都。都中若忽有他變，無論何國使館皆可暫住，決無他慮，可極放心。入都後若冢骨尚有人心，當與共戡大難，否則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若天子已下堂，則又別論也。此書呈太夫子一閱後，即寄家中可也。」（九月十九日《與嫻兒書》）
先生抵大連前後，感慨之餘，成《歸舟見月》、《述歸雜詩》、《游旅順》等詩數篇。現在我們把《述歸雜詩》中第一、三、四、五，四章鈔錄在下面，借見先生當日的感想：
「布帆亦無恙，秋老吾當歸。歸歟欲安適，遼瀋指京師。都人逝將去，子歸更何為？孰念千聖業，系茲一發危。魚爛一以及，睒睒群魑窺。昔聞同室斗，匍匐當救之。內審義分定，敢辭才力微？君看愚叟志，太行曾可移。」
「兒女識恩怨，丈夫憂家國。當其兩未喻，相詬以大惑。齊襄九世仇，據亂理斯得。豈聞垂裳治，乃復問帝力。虛器定群疑，譬則星環極。讓皇居其所，古訓聊可式。願毋斗困獸，漁人在吾側。」
「冷冷黃海風，入夜吹我裳。西指煙九點，見我神明鄉。昔為錦繡區，今為腥血場。嗷鴻與封豕，雜廁紛相望。茲栝安可觸，弛恐難復張。仰視雲飛浮，俯瞰海汪洋。天運亮可知，回向惻中腸。」
「亭亭須磨月，穆穆雙濤園。地偏適我願，棲仰費盛年。我有所愛女，晨夕依我肩。念我行役勞，送我忍汛瀾。我已身許國，安所逃險邅。成毀事不期，行我心所安。天若佑中國，我行豈徒然。待我拂衣還，理我舊桃源。」〔《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六十七—六十八頁〕
先生到奉天后，曾接連給梁令嫻三書，裡面講到奉天以後的情形很詳細。
先生二十一日給梁令嫻第一書：
「頃已抵奉天，秉丈尚未晤，（秉丈昨日來大連，已乘汽車到營口矣，忽得奉天急電折回，以電相告吾，即於昨晚乘車來。）須明、後乃能定所向，大約總先到灤州也。奉天情形極危急，恐此書到時，報中已報變象。吾故暫住日本租界內，未遽入城也。」（九月二十一日《與嫻兒書》）
先生同日給梁令嫻第二書：
「為電報所誤，與秉丈來往相左，彼今日又到大連，須明午乃能返此（官界中已見數人），本擬先見次帥，因奉城紛擾已極，今日正開保安會，在督署會議，諒不能深譚，不得已仍俟秉丈來，取進止，大約明日尚不能成行也。
數日以來，形勢刻刻改變，在東時之理想及沿途所策劃，大半不能行，只得臨機以應耳。冢骨所以遲遲不入京之故，聞武勝關為革軍所扼（王天游之兵），彼不能退，不能進，亦殊可憐。都中虛無人焉，舊內閣已辭職，不管事，新內閣未成立，資政院議員遁逃過半，不能開會，親貴互相鬩，宮廷或尚有他變，日日預備蒙塵。天之所廢，誰能興之，真不知所屆也。
吾此行終以見張、藍二人為主，（若早兩日到，在此可以見藍，彼日望吾至。）二人現皆已入都矣。大約都中秩序，十日內恐必將破，冀破後，能用此二軍恢復秩序，與外交團交涉，徐圖進取耳。現時所思如此，到京後能否辦到，又非所知也。張、藍聞確是可人，但其部下如何又不可知，安保其不為吳祿貞者。今一線希望，在求保全此二人，保全此二軍耳。
此行日人非常巴結，今日到站，奉天領事派人來接，派兩警察隨護，今午已到彼領事館中飯。頃實無一事，大可以寫張猛龍，真閒得人難受也。」（九月二十一日下午《與嫻兒書》）
先生二十二日給梁令嫻第三書：
「此間大危。昨日以來，接見諮議局員及其他民黨不少，厥後細查，乃知其中有著名革黨及馬賊頭目。（幸吾言極謹，令彼等悅服，然危機乃在此。）今晚忽得密報，言軍隊已議定將圖我，——所謂圖我者，殆欲擁我宣告獨立也。秉丈在大連，發電報數次來，最後又發電話來催我，必立刻行，半日不許逗留。荷丈雲已出京（可告湯府），現到大連，與秉丈同居（羅與同行）。我明晨即往大連。行止何如，當續告。」（九月二十二日《與嫻兒書》）
先生這次回國的方針和計劃，從上面的材料裡面已可窺見其大概情形。惟對於忽然返東的原因，沒有詳細說明，關於這一點楊維新致編者的信里，曾經約略的提到一些：
「宣統三年武漢起義之後，吳祿貞、張紹曾在灤州發表十九條，梁先生由日本回國至大連（弟同行），行前與南海有密議，（在船中計劃甚多，擬即往見吳祿貞。）到連後知吳祿貞已死，梁大失望，曾往見關東都督，請其電駐京日使，提議由使團設法維持京城治安（恐京城有事變，梁欲即入京也）。是時蔣百里在趙次珊處任參謀長，梁與蔣見面數次，似有運動軍隊之接洽（詳情須問百里）。適湯覺頓、羅癭公由北京過奉來連，謂藍天蔚等將不利於梁，促即回日本，因與同船渡日。」（楊維新《記辛亥年任公先生歸國事》）
先生之識吳壽卿祿貞，遠在光緒二十六年，這次返國計劃的失敗，吳氏之死大概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先生在沒有返國前，曾致吳氏一書，裡面雖沒有議到甚麼，但是推重他的情形，也可以想見了：
「壽卿都護我兄足下：別來忽將十稔，相思發於寤寐。乃者若海東渡，同居兩月，極道公拳拳相念之盛心。若海目光不可一世，其於論人少所摧挹，而獨心折於我公，鄙人用是益以蚤得納交，自慶幸也。
今國勢杌隉不可終日，中智以下，咸憂崩離，然歷征我國史乘，大抵際陽九否極之運，然後有非常之才出而拯之，其樞機則在一二人而已。今後之中國，其所以起其衰而措諸安者，舍瑰偉絕特之軍人莫屬也。由此以談，則天下蒼生所望於公者，豈有量哉。
若海當代振奇之土也，生平所見，舍我公外，誠罕其比，其與鄙人之相昵，亦逾骨肉。今因其北游，輒修寸簡，以寫相思，書所不盡者，則若海面語也。新秋乍涼，惟為時自攝千萬。啟超頓首。」（宣統三年《致吳祿貞壽卿先生書》）
袁世凱出山後不久，他所組織的新內閣便於九月二十六日（11月16日）出現，閣員二十人中以先生為法律副大臣。九月二十八日《申報》專電記其事說：
「袁世凱內閣組織成立，二十六日由清廷批准，總理大臣袁世凱，外務大臣梁敦彥，副大臣胡維德；度支大臣嚴修，副大臣陳錦濤；法律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啓超；郵傳大臣楊士琦，副大臣梁如浩；農工商大臣張謇，副大臣熙彥；陸軍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海軍大臣薩鎮冰，副大臣譚學衡；理藩大臣達壽，副大臣榮勛；學務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楊度；民政大臣趙秉鈞，副大臣烏珍。」
先生得到此項消息後，即致袁世凱一電，除懇辭法律副大臣一職外，並建議以開國民會議為解決時局辦法。
「袁宮保鑒：閱東報，見新內閣員以超濫竽，且疑且駭，超庸愚，何足贊鴻猷，備員伴食，於國於公，兩無所裨，謹堅辭。深負雅意，無任慚悚。
顧竊欲進一言者，禍變至此，今後戡亂圖治，必須視全國民多數意向，雖有非常之才，苟拂輿情，終無善果。傳聞道路，謂新政府當主戰議。同胞塗炭，豈有未極，何忍更加薙獮？況欲備戰力，勢且不得不有所仰於外，險象之乘，詎堪設想？公之忠誠明察，當不出此。
今惟有於北京、武昌兩地之外，別擇要區，如上海之類，速開國民會議，合全國人民代表，以解決聯邦國體、單一國體、立君政體、共和政體之各大問題，及其統一組織之方法條理。會議結果，絕對服從，庶幾交讓精神得發生，分裂之禍可免。超一月以來，殷憂深念，從各方面窮思國家前途安危，悲喜參半，頗有所懷，容別函布。厚承雅意，聊貢愚誠。梁啓超叩。勘。」（宣統三年十月初六日《申報》）
先生既堅辭不就，袁世凱乃於十月初一日致先生電：
「梁卓如兄鑒：勘電敬悉。鴻謨碩畫，傾佩良深！國勢土崩，人心瓦解，凱起衰病，安任巨艱？廷命公推，堅辭〔疑漏「弗獲」二字〕亟盼賬哲，入救危亡。公抱天下才，負天下望，簡命既下，中外歡騰。務祈念神州之陸沉，憫生靈之塗炭，即日脂車北上，商定大計，同扶宗邦。宦毋金玉爾音，至切翹。禱。」（宣統三年十月初一日，袁世凱《敦請任公先生回國電》）
清廷乃再於十月十三日致先生一電勸駕：
「轉梁大臣。洪奉旨：內閣代遞汪大燮電奏梁啓超稱，患病甚深，不克起程，請代懇開缺等語。該副大臣素具熱誠，曾受先朝特達之知，際此時局艱危，詎忍意存諉卸！著傳語副大臣趕速調治，病體稍痊，迅即回國任事，毋再固辭。欽。」（宣統三年十月十三日清內閣《致梁大臣電》）
此外，十一月間袁世凱又致先生一書促駕，清廷又致一電懇召歸國。
十一月初四日，袁世凱致先生書：
「卓如仁兄大人閣下：昨展惠書，傾想丰采，有朱霞白鶴之觀。十餘年來，執事含忠吐謨，奔走海外，抱愛國之偉想，具覺世之苦心，每讀所著文字，未嘗不拊掌神往也。世凱衰病侵尋，久已忘懷仕祿，今秋鄂變猝發，以身受先朝知遇之隆，不得不勉承恩命。督師＜漢＞上。尋奉中旨，敦促入都，引薦英契，共搘危局。命下之日，中外歡迎。執事熱心匡時，萬流仰鏡，現值國事羹沸之際，民生塗炭之秋，必不忍獨善其身，高蹈遠引，不思同舟之急難，坐視大廈之就傾。所冀葉公免胄，慰國民翹企之懷；君實入朝，副擁馬不前之意。速臨棨戟，同固金甌，欽遲鋒車，惄如饑渴。承示潘君若海，必為瑰異之才，聞因丁憂離京，無緣把晤，惆悵奚如。專布奉答，亟盼駕臨。之忱，期於面罄。」（宣統三年十一月四日袁世凱《致卓如先生書》）
十一月二十一日，清廷再致先生電：
「轉梁大臣。奉旨：內閣代遞梁啓超電奏懇恩開缺等語。該副大臣久羈海外，時以祖國存亡為念，乃朝廷所深知，現政治更始，百端待理等，即遵旨迅速回國，國勢艱危至此，想亦不能忘情也。欽此。」（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清廷《再召梁大臣回國電諭》）
先生歸國計劃，既未得達，乃於九十月間發表《新中國建設問題》一文，是時全國擾攘，輿論紛紜，因此先生欲就理論方面貢獻其解決當前問題的意見。該文分上下兩篇，上篇論單一國體和聯邦國體的問題，下篇論虛君共和政體和民主共和政體的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先生主張採用單一國體，其理由甚多，可以參看原文。關於第二個問題，先生首舉六種不同的共和政體而研究之，次即決定六種共和政體中惟英國式的虛君共和政體最適宜於中國。文中對於虛君共和政體與其他五種政體的利害得失的比較，及其所以最適宜於中國的理由，討論的非常詳細，惟對於如何採用的問題，因為種種困難的原故，沒有作肯定的結論。先生最後對於這種本最適宜於中國而獨不能遽即採用的制度的困難，很慷慨痛憤的說：
「然則中國亦可行此制乎？曰：嗚呼！吾中國大不幸，乃三百年間戴異族為君主，久施虐政，屢失信於民，逮於今日，而今此事，殆成絕望，貽我國民以極難解決之一問題也。吾十餘年來，日夜竭其力所能逮，以與惡政治奮鬥，而皇室實為惡政治所從出。於是皇室乃大憾我，所以戮辱窘逐之者，無所不用其極。雖然，吾之奮鬥，猶專向政府，而不肯以皇室為射鵠；國中一部分人士，或以吾為有所畏，有所媚，訕笑之，辱罵之，而吾不改吾度。蓋吾疇昔確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決不適宜中國，欲躋國於治安，宜效英之存虛君，而事勢之最順者，似莫如就現皇統而虛存之。十年來之所以慎於發言，意即在是，吾行吾所信，故知我罪我，俱非所計也。
雖然，吾蓋誤矣。今之皇室乃飲鴆以祈速死，甘自取亡，而更貽我中國以難題。使彼數年以來稍有分毫交讓精神，稍能布誠以待吾民，使所謂十九條信條者，能於一年數月前發布其一二，則吾民雖長戴此裝飾品，視之如希臘、那威等國之迎立異族耳，吾知吾民當不屑斷斷與較者。而無如始終不寤，直至人心盡去，舉國皆敵，然後迫於要盟，以冀偷活而既晚矣。
夫國家之建設組織，必以民眾意向為歸，民之所厭，雖與之天下豈能一朝居。嗚呼！以萬國經驗最良之虛君共和制，吾國民熟知之，而今日殆無道以適用之，誰之罪也？是真可為長太息也。」（《新中國建設問題》《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四十四—四十五頁）
又說：
「夫民主共和制之種種不可行也既如彼，虛君共和制之種種不能行也又如此，於是乎吾新中國建設之良法殆窮。夫吾國民終不能以其窮焉而棄不建設也，必當思所以通之者。吾思之思之，既竭吾才矣，而迄未能斷也。吾只能盡舉其所見，臚陳利病於國民之前，求全國民之慎思審擇而已。夫決定一國建設之大問題，惟全國民能有此權，決非一私人所能為役也。若曰一私人應出其意見，以供全國民之參考乎，則吾待吾再苦思有得，乃更以獻也。」（同上書第四十六頁）
先生這種「虛君共和」主張發表後，就遣人赴國內與各方面聯絡，冀有所成就。乃不料革命派方面，因為主張和立場的不同未能採納，而袁世凱方面，則別有所圖，虛與委蛇。所以結果這次計劃又告失敗。到十一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十二月南北議和成功，清帝退位的時候，局面就全變了。現就有關這次運動的材料摘錄幾篇比較重要的在下面，借見其經過的大概情形。
十月三日，羅癭公致先生書，除報告與袁世凱接洽外，並述及時局情形：
「連上兩緘想登覽。昨奉手示，謹悉。
昨謁項城，備達尊恉，項城言，極盼渠來幫忙，何以不來。答言尊意甚厚，惟渠一時不便來。因代達兵事項城任之，言論自任之意。渠言：用何辦法？答：擬發表意見，並辦一報，轉移輿論。渠言：此亦易事，惟時艱孔亟，以卓如大才，正當出而發舒，豈宜辦報。因復言：司法事，非渠所習。渠言：不必拘定司法；若肯來時，欲辦何事，可聽其自擇。答言此時實有未便之故。渠言：是亟怕革命黨，他向來與革命黨不對，豈獨今日，何必畏之。因詢公對於時局之議論，略以相告。渠言：我總抱定十九條宗旨；我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憲，此時亦無可改變。答言：按十九條，便非立憲，純是共和，南軍既要求共和，我當允其共和，但當仍留君位，可名為君位共和。渠言：我主張系君主立憲共和政體。當下不便駁之，但答云：不如君位共和之直截了當，君主無否決之權，無調海陸軍之權，但當名為君位耳。渠頷之而已。
渠復言：各國公使意見皆贊成中國君主立憲，一昨有電致唐、伍兩代表云：奉本國政府命令，忠告中國兩方，非趕緊解決不可，現不用正式公文，先以朋友之義忠告等語，如延不解決，各國必出而干預，欲求為現在之局面而不可得。又言：革黨人如汪兆銘之類，已見過數次，屢以不入耳之言相勸，我屢與解說滿、蒙、回、藏之問題，汪兆銘似有所悟，然南邊全尚意氣，非推倒滿洲不可，如何辦得到？復問其聞伍秩庸極固執，恐不易轉圜。渠言：伍本我的老門生，其人已老，腦筋已不活動。渠本主張君主立憲，近日始改變宗旨。惟秩庸雖充代表，未必全體服從，試觀南省各府有都督，縣有都督，豈能統一等語。
又詢潘若海現在何處，答言：丁憂南歸。渠言：已尋過數次，不知其已南歸，其人如何？答言：有舊學，而極明時局，與卓如交厚，卓如甚敬之。渠言：甚好，急欲得其幫忙，請即電催之來。臨行囑函告公，代達一切。
現聞和議極不易著手，昨日唐使有八次電來，項城復電仍堅持。現一面候和議，一面備戰。從兩方面觀察，皆不能復戰。然南軍持之至堅，如和議不成，勢必再戰。日人調兵已集奉天，必來干預，後事恐愈弄愈壞。而青年相見，論及外人干涉，必嗤之以鼻，謂必無此事，南中言論無不如此。南北分兩大派，北方均盼和議成立，君位存在；南方均思破壞和議，鋤去滿清。
北中志士，近日皆已南下，京、津中幾絕跡矣。然平日講憲政著名之人，在南中行動不能自由。佛蘇在滬寸步有人監察；有自北來者，動疑為政府偵探。在滬中而不從革黨者，地位極危險，云：近聞禁衛軍有變動之象，今晚已傳有變（昨日馮國璋接任），不知確否？
晚已電告蛻，將尊意見書及北江致黃興速錄送唐大臣，並將尊意見電告唐，由燕孫發出。今日又告燕孫，請其將君位共和名義電告唐，私向彼黨密商，謂君主不過裝飾品，何必流無數血以爭此虛名。我既承認共和，彼許留虛君，則和成矣。燕頗韙此言，已允電唐矣。唐已與黃興晤談甚久，黃持甚堅，謂正式會議時，各人必致大衝突，當大決裂雲。
外人揣測，謂袁將為總統。昨見袁時，氣度極閒暇，言下似甚有把握，不知其心如何。竊謂總統當非其所利耳。渠現遷居外務部（東四牌樓石大人胡同），新署為內閣公所，前後戒備極嚴。今日已將尊緘及致若海書送去，並托燕孫詢其辦報贊成與否。候覆到再奉達也。」（宣統三年十月三日羅癭公《致任公先生書》）
十月初六日，先生復羅癭公一書，要羅向袁世凱陳述他不就法律副大臣職的理由及擬為袁效力之計謀，該信全文如下：
「昨上一書，計達，不審已謁項城否？今日由使館轉來初三日明諭，敦促就道，奉讀惻然。
鄙人既確信共和政體為萬不可行於中國，始終抱定君主立憲宗旨；欲求此宗旨之實現，端賴項城，然則，鄙人不助項城，更復助誰？至旁觀或疑為大勢已去，引身規避，此則鄙人平生所決不屑者。鄙人既抱一主義，必以身殉之，向不知有強御之可畏。昔者與不法之政府斗，率此精神；今日與不正之輿論斗，亦同此精神。項城若真知我，當不至以此等卑劣怯根性疑我也。至此次所以堅辭不就職者，凡辦事貴期於有成，當不惟其名，而惟其實；當用所長，而不當用所短。
吾自信，項城若能與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為。雖然，今當舉國中風狂走之時，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驟然相合，則是並為一的，以待萬矢之集，是所謂以名妨實也。吾自問，對於圖治方針，可以獻替於項城者不少；然為今日計，則撥亂實為第一義，而圖治不過第二義。以撥亂論，項城坐鎮於上，理財治兵，此其所長也。鄙人則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使多數人由急激而趨於中立，由中立而趨於溫和，此其所長也。分途赴功，交相為用。而鄙人既以此自任，則必與政府斷絕關係，庶可冀國民之漸見聽納。若就此虛位，所能補於項城者幾何？而鄙人則無復發言之餘地矣。此所謂棄長用短也。熟思審處，必當先開去此缺，乃有辦法。望公以此意代達項城。項城明眼人，必能相喻於無言也。
共和之病，今已見端，不出三月，國民必將厭破壞事業若蛇蠍，渴思所以治之。其時，則我輩主義獲伸之時也。而此三月之中，最要者需保京師無恙，其下手在調和親貴，支持財政，項城當優為之。次則因勢利導，轉變輿論，鄙人不敏，竊以自任。鄙人無他長處，然察國民心理之微，發言抓著癢處，使人移情於不覺，竊謂舉國中無人能逮我者。今所為文已成者不少，惟當分先後，擇時然後布之。如用兵然，前鋒主力相機而進，攻瑕不攻堅，避其朝往，擊其暮歸。今茲革軍之奏奇功，得諸兵力者僅十之三，得之言論鼓吹者乃十之七。今欲補救，固不可，然非與項城分勞戮力，則亦無能為役也。望公為達此意。」（中國歷史博物館通史研究室編《歷史與文物》第一期《梁啓超復楊度親筆信》）
十月十七日，盛先覺致先生書，報告返國後與南中各方面接洽情形：
「覺於九〔十〕月初八（陽十一月二十八）夜九時抵下關，即訪太谷尊由於其逆旅，渠因有客，命部下某之深通我國情形者相周旋，言次並突問覺旅費充實否，意欲饋贐，覺乃重謝其厚意而婉卻之。甚矣哉，日人用心之深也！
初九（陽十一月二十九）旁午訪太谷光瑞於下關之光明寺，尊由亦在焉。交談約時許。光瑞善談，且關於我藩部事頗有所陳，受益不少。談畢敬致南海及先生意，光瑞亦屢致意於南海及先生焉，遂互道珍重而別。
是日午後四時拔錨西行，初十（陽十一月三十）晨抵長崎，得漢陽失守武昌垂危消息，舟中有引見為黃興咎者，覺因不得其詳，未敦贊一辭焉。午後四時發輪西行，十一（陽十二月一日）全日航行海中。
十二（陽十二月二日）午前九時抵上海，晝食後走訪章太炎，不遇，折赴吳淞軍政府（設中國公學內）訪李燮和總司令（即李柱中），亦不遇，遇舊友某，因就夕食於軍政府。軍政府紀律嚴肅，內附有女子北伐隊，覺曾目擊焉。其志誠足多矣，竊未見其可也。夜返上海，復訪章太炎，又不遇，乃訪宋教仁之寓，亦不遇，而遇李燮和於其門。李服清服（常人服裝），互寒暄數語，各道十餘年來契闊，嗣各以事匆促，不能詳談而別。臨別李言明晨七時當赴南京雲，蓋是日午後已有南京光復消息故也。
十三（陽十二月三日）晨再訪宋教仁，不遇。三訪章太炎，尚未起，坐候時余起，出甫就談，而湯壽潛至。湯清服無辮，湯談片刻而去。覺乃進言，先是章有給滿洲與清帝使之自立之議，覺以詢之，章曰：『昔誠有此議，今已知其不可而作罷矣。』覺又聞章曾有共和政府成立之後，首立清帝為大總領，後再黜而竟廢之之議，以詢章，章曰：『昔亦誠有是，然今大勢已粗定，清廷萬無能為力，且革命黨勢甚囂囂，再作此言必大受辱。吾今亦不敢妄談矣。』（由是觀之，章之難能主張虛君共和，蓋可想見，而似默然許可也。何則？覺先進言中國現情，不稱共和，章聆而深然之故也。）次及覺此次路經須磨，面謁南海及先生事，並略述南海及先生意。章曰：『今也，兩先生心跡蓋昭昭然於天下矣，吾何慊焉。』覺因進先生所託之書焉，章閱畢曰：『曩余致書任公，蓋未知其隱衷故爾，今知之矣。』覺乃略道虛君共和主義，章求其詳，覺因出先生所屬攜長書示之，章請俟三數日略行研究而後相答，覺許之，並歷述南海及先生之苦心孤詣，且求其善為研究焉。章許諾後，覺具述私意三策，（此皆嘗以謀諸先生，茲故不贅。）章謂：『利用達賴，是誠善策，今茲有趙竹君者，曾居張之洞幕下，亦嘗主張此策，君盍往訪，余當為君介。至於清廷既毫無勢力，惟吾所欲為可耳，所足憂袁一人已。』言畢，覺即持介往訪趙竹君。略述往訪意，並叩其對於蒙、藏之懷抱焉。趙主張擬迎達賴入藏，覺頗不然其說，且告之故，蓋今藏中已有班禪代理達賴職掌，而班禪又系夙與達賴不睦，而抱與爭權勢之人，若令達賴復歸，其將置班禪於何地，縱能壓制班禪矣，其能保班禪安然帖服耶？況達賴技詐成性，即令班禪能容，亦不啻放虎入山，竊未見其可也。無已則迎達賴，居民政府尊為喇嘛教主，陽崇其位，而陰制其命，猶清廷之居章嘉呼圖克圖於雍和宮，義大利之居教皇於羅馬，然其為策之上焉者乎？趙深然之，且謝不敏，並詢覺知張季直否？覺言知之，且欲見之而未能相值也。趙言今張在此，余請為君介而相見。趙入須臾，偕張出，談論之間，覺再伸前議，張、趙皆極稱善。既而張言茲事固極重要，然目下軍事民政應接不遑，安能顧此？異日苟有機會，必唯君是賴，君幸好自為之。時在座有莊蘊寬者，江蘇常州人，曾充代表前赴武昌歸來，言及武昌事權不一，命令不行，太息痛恨不能置。且言：『鄂人自以此次發難為不世出之功，趾高氣揚，目無餘子。漢陽空虛，早無可守，幸湘軍勇敢，而官軍無智，故能支持較久，否則早失之矣。且鄂之視湘，曾路人之不若，湘軍血戰二晝夜，鄂軍不唯不相援救，且猜忌而詬病焉。湘軍迫於饑寒，鄂軍則安於溫飽，懸隔若是，誰復能為用者。余之所見如斯，其餘則亦不忍言矣。』云云。莊言如是，今覺以湘人而述，誠易招誤會，願先生察之。
午後，訪熊秉三先生，先生先覺一日至上海。覺請其來上海之故，熊曰：『余嘗以策於趙爾巽，趙不從，則是居與不居等也，故辭歸耳。』初，熊先生見覺，即卒然問曰：『汝八月再至奉天，何以不求見長者？』覺甚驚異，不解其故。熊曰：『汝願欺我耶？余在奉天時，包探某持汝刺來，詢余知此人否？余詢包探何故，包探言此人於數日前來奉。下火車後即徑訪日本領事，密談二時許，隨寓日本某旅館，後數日不知所之云云。余因言此人系陽分人，來必見我，無乃誤也。包探力辯非誤。余曰：若然則殆負有外交之使命也歟？時奉天之某報載有此事，題曰：盛先覺是何居心，此事實也。余得之包探者也。汝誠欺我哉。』云云。覺力陳無此事，且述今夏遊歷滿洲，深知其萬不堪擾之意，並出農科大學在學證書，以證假後歸學，未嘗他往。熊先生乃亦大驚異，竟莫察其然也。豈不怪哉。熊先生遂詢覺，今歸來意欲何居？覺遂言：『聞民黨中有寧棄藩屬而求本部獨立之說，私意極不謂然，今之歸國，實為謀統制蒙藏回之故』，略述政策，熊先生極力贊成，並為畫策。十四日（陽十二月四日）晨謁熊先生，覺言上海客棧嘈雜不可居，請館於先生家，先生許諾，遂移寓焉（上海新租界南洋路第六號湘西熊寓）。
十五日邀陝西人白某（曾遊學日本法政大學，已畢業，並嘗畢業研究科）來談，此人嘗游新疆，熟悉該處情形，並諳回語，素有慨於回回之好亂，思有所以馭之之術，而未能得，乃相與談論久之，大恨相知之晚，因互約此後竭力相助為理。
十六日（陽十二月六日）朝借友人某為介，訪景耀月於鐵筆報館，景山西人，現正組織北九省聯合會。初，張謇聞覺統制藩屬之策，乃言景某現擬組織北九省（秦、晉、隴、豫、燕、齊、東三省）聯合會，以援民政府，君今有意於藩疆，與此諸省關係尤為密切，君曷訪景會商，當可資其臂助之，故今晨往訪焉。相見後即略述來意，約互助焉。
辭出，往訪瞿鴻機。初，十三日，覺於本願寺見日人引一顯者至，後悉其為瞿，並知其求保護於日人。曩嘗一往訪，不得其居，後再查悉，乘間再訪，竊恐其不見也，詭為本願寺之使，欣然延入，猶以覺為日人也。覺不忍欺之，乃以實略言覺居日本久熟悉，告日人陰險不可託命。委婉曲陳，務動其聽，且引傳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以證之。瞿貌似甚然覺說者，至於中心究竟若何？則覺未之敢知也。
午後訪章太炎，託詞事繁不見，僅以書答，蓋其左右厄之也。竊察書旨所答，究對何人，曖昧不能曉，乃浼其左右欲面求說明，而此輩少年，意氣用事，鎮目怒視，幾將謾罵，覺不屑與較，婉言誘之，左右似亦諒覺意，為再問太炎，傳言象答長書者，答書另紙條呈。先生觀之，度亦不能得要領，且書中有誕語焉，唯先生察之。覺微聞章太炎左右數人，囂張浮華，專事阿諛，頗有視太炎為奇貨可居之慨，而章太炎似亦竟為所蒙蔽者然。甚矣哉！君子可欺以其方，小人無往而不在也。噫，前數日（十四日乎）上海已開國民會，公舉黃興為假大元帥，而黎副之，以宋教仁為總理，現均已往南京。覺屢訪黃、宋，均未遇，今擬與熊先生略一商議後，再往南京一遊說也。」（宣統三年十月十七日盛先覺《致任公先生書》）
盛先覺代轉章太炎致先生書：
「清帝猶在，而蒙古已宣告獨立，是雖存清帝之號，未足羈制蒙古也。況清帝若無實權，則非蒙古所憚；若有實權，則是一國二君，其禍甚於蒙古背叛。若只戴清帝為元首，而欲漢人柄政，此非袁世凱輩不作此妄言。蒙古果叛，中國本部遂不足自立耶？此亦不然。本部之地大於日本七倍有餘，日本猶足以自強，況中國本部乎？要之，兵強財盛，本部足以雄視世界；兵孱財盡，雖有無數外藩，亦何所益耶！徒以地之廣狹論國之強弱，謂外藩一失，中國遂不能自持，此亦愚者之見。
共和政體既就，蒙古必無惡感。仆所見蒙古人，其恨滿人至於銜骨，其對漢人猶有同舟共濟之意，所患者俄人誘之耳。然即清帝不退，能使俄人無蠶食之心耶？俄人能運動蒙古人，漢人亦能運動蒙古，豈在持清帝之虛名以招致之乎？」（宣統三年十月章太炎《復梁任公書》）
同書盛氏作跋注云：
「右系章太炎原書，所答似系專對覺言，而且尚有誤覺意處。至於第二段尤屬無謂之談。覺以被阻不能見面，不得與太炎剴切議論，甚可憾也。要之革黨萬不能就虛君共和之策，較溫和如章太炎者，所說猶然，況其餘乎？黃興專注北伐，似不可動，可動者其宋教仁乎？惜未能相見也。南海嘗謂達賴為不足用，今西藏欲迎歸達賴，已見於報紙矣。南海意以為如何？願竊聞之。」（宣統三年十月章太炎《復梁任公書跋》）
十月二十日，張漢章致先生書，報告在山東省運動情形：
「再敝省山東此次獨立，原系運動軍隊，皆已成熟，始敢宣告。後軍隊內部爭權，致有反對。項城乘隙派人到東，得以取消獨立，各界以軍隊暫不為用，抵抗既無實力，不能不從權承認，然內容之進行，較更猛也。仆系前諮議局書記長，勉從諸同人之後，襄辦獨立，因在聯合會仍充書記長職。現聯合會雖被迫解散，諸同人多半暫避自由活動，仆仍收拾殘局，始終未離，現正聯合同志，重張旗鼓，以洗此羞。況受此一番懲創，再接再厲，或不至蹈前覆轍。惟事體重大，山東所處地位，究宜取急進主義，抑取緩進主義，先生高見，尚乞明以教我。且山東之舉動，與南北戰局頗有關係，究應如何策應，先生關懷時局，指揮早定，乞勿吝金玉為荷。」（宣統三年十月二十日張漢童《致梁任公先生書》）
譚奎昌致先生書，報告擬在魯省運動計劃：
「雪舫隨唐使由武漢赴滬，先後自東省議局轉來四函，均代收閱，我公有意加惠齊魯，欽頌無量。因雪未回京，佛蘇又赴津門，是以遲遲未報。敝省聯合會長夏君溥齋適往雪庽，共讀來函，極表歡迎。弟與雪舫系兒女姻好，溥齋系雪妹倩，是以均可代雪主持此事，夏君毅然自任，定當竭力一圖。刻下東省處於極端壓制之下，捕拿政黨，槍斃無辜，酷虐蠻橫，慘無人理，藩、警均系承袁意旨。夏君此來欲向政府交涉，日內敝省各府代表即可到京，俟齊集後，即當共同商酌，再行續報。爾時雪舫當已回京。此舉既得夏君同意，當可辦到十之五六，所可慮者，少數黨派不同之人，恐有猜疑，居間調停，此中頗費手續，一俟機會成熟，即當飛電相請。」（宣統三年譚奎昌《致任公先生書》）
十月二十三日，羅癭公致先生書，報告京中情形和汪兆銘與袁商談君主民主各事：
「北中自袁入都，秩序全恢復，各部司員照常入署辦事，商務照常貿易，每次入京車（京漢照常通車）人數比出京多。北省一般輿論有不滿意於袁者，甚盼康、梁內閣，謂繼袁非康不可。
此次議和，系英國商界要請其政府出而調停，因由英領介紹停戰，十五日開議解決君主民主問題。有謂英國必俟南京失陷，然後出而調停，則北中必易讓步，否則未必肯多讓。
汪兆銘自共濟會後，時來往京津之間，先由嚴修介紹見袁。袁謂：『國民會議，我極贊成，惟我站之地位，不便主張民主，仍系主君主立憲，萬一議決後，仍系君主多數，君當如何？』汪答：『議決後我必服從多數；惟以我觀察時論之趨向，必系民主多數。如議決民主，公當如何？』袁謂：『既經議決，王室一面我不敢知，我個人必服從多數。』汪復至津見唐，唐言此事是我發起，必以多數為服從。汪已屢與唐協商。（唐為正，楊士琦、嚴修為副，有嚴不願行之說。）此次議會北中以唐為主體，南中以汪為重要樞紐，議決後戰事當可望和平。
袁當時尚未敢迫監國退位，及收禁衛軍後，乃由唐代為計劃，先將禁衛軍炮隊全數調援山西，再將藥彈運送南伐之軍，除調發外，京中所留僅三四千人，無炮無彈，決定洵、濤等必無能為，乃決請監國退位。旋派馮國璋充軍統，盡收滿人兵權（軍諮府早已歸徐，滿人無一有兵權者。）而滿人中最梟雄者為良弼，亦收為己用。於是滿人之權，盡入己手，必無他虞。乃派大使赴漢口議和，無論解決如何，皆易辦理，皆唐氏帷幄之功。馮國璋調京，系表明不與南軍決戰之意。南中有段祺瑞，系袁所最信，忠勇夙著，人言在馮國璋之上。
北軍將領多袁舊人，甚為固結，只知聽袁號令，不知滿洲，更不知革命，袁足以自固。袁言南軍日言北伐，惜其不來，若其來，以南人脆弱之軀，當苦寒之地，稍與濡緩，必不能支，則和議更為易成。日來北中以為和議必成，熙熙攘攘，若已經太平者，亦異事也。」（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羅癭公《致任公先生書》）
十月二十五日，羅癭公致先生書，報告各方面對君主民主態度並轉達先生和南海「虛君共和」主張情形：
「日前上緘，想登覽。現當停戰期內，京津一帶，極為靜謐，議和已移至上海，唐、楊、嚴之外，加派楊晢子為參贊，范靜生系范老約同行。時論謂君主一層，大有希望，而梁燕孫謂不過有三成把握而已。汪兆銘同時南行有黃為基者，與其發起共濟會，則謂汪宗旨極和平，而滬中各報已攻擊之。汪力調停於官革兩方面，而革一邊不甚有勢力。南中各省代表多系憲友會人，如浙省陳敬第（江蘇為雷奮）來緘，謂大勢已趨共和，君位一層，開口即遭詬詈，恐不能不併入共和，將來解決民主，必舉項城為總統，晢子謂項城仍可為拿破崙雲。各報均言唐力主共和，梁燕孫謂絕無其事。梁征問公議論，略以相告，梁謂君位共和，項城與唐均同此旨，囑將尊恉隱括簡言由梁電告唐，資其議和之材料。即已電蛻將尊意見書暨北江致黃書，並錄送唐閱，或可資其採擇。惟深察南中情形，似非民主不可，若決定民主，則項城不知如何處置。有言俄、日、德三國斷不容中國出於民主，必出而干涉，以兵力壓製革黨，此後隱憂方大，深望南中有深識之士，早為解決耳。日內擬謁項城，備達尊旨，已托其近習約期相見。燕孫謂項城得尊緘（已泄矣），詢及若海，燕云：不識。適楊晢子（已泄）在座，謂其人在津，並略陳若梗概。項城甚欲晤談，請即函若，粵事畢即北上可也。燕謂公言論機關，所需款幾何？答言：非十萬兩不能開手，欲握言論之中堅，非絕大報不可。燕謂：大眾商量，亦以公為君主立憲主持最力之人，得公主持於下，必可漸轉輿論。其意似甚欲項城出資，組一機關報，此事當熟商之。鄙意謂間接為之，未始不可也。」（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羅癭公《致任公先生書》）
十月二十九日，藍公武[11]致先生書，言袁頗有借重先生和南海之意：
「項城第一次借款不成，現復借款，在商議中，恐亦無效。奇窘萬狀，故和議內容，據人所述，不過藉此延宕，若至萬不得已時，則劃分南北，挾隆裕、宣統而避居洛陽，以守北方。傳說如是，雖未必可信，其能力之薄弱，於此可見一斑。今日馮君為鄒嘉來邀去晤談，微露項城有仰助於二先生之意（馮君本與鄒君熟識）。馮君答以深信二先生有整理中國今日難局之力，以時機未熟，故尚未出山（我輩與二先生之關係一字未提）。推測其意，所以仰望二先生出山者，有二故：一欲借二先生以收羅人才，挽回輿論；一望二先生聯絡華僑，整理財政。惟項城頗懼南海先生，將來權在其上，故尚躊躇未決。而滄江先生則深願其歸國，且有副大臣不願，則以大臣與之之說，此等言論，姑作參考，以觀時局。武等以現在議和中萬事謹慎，不欲十分活動，惟日偵探項城行動及政府情形與士夫之心理，以報告二先生，再定計劃，余俟後詳。據現在情形而睹，項城雖窘，當不可言，武等在此言論十分注意。」（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藍公武《致南海任公兩先生書》）
十一月初，藍公武致先生書，報告袁方和南中各情並論將來趨勢及本黨方略：
「項城計劃已著著進行，表面所籌得之款，雖近七百餘萬，大約可望之款，（變賣寶器（此事恐難實行），勒捐親貴，以及各處挪移。）約有兩千萬左右，借款運動，暗中亦甚進行，惟無從探悉其秘耳。總之，北方足支持三月。南方友人屢有函來，均言秩序已亂，首領及軍隊互相衝突，盜賊蜂起，民心厭亂，如蘇州省城熱鬧之處，白晝搶劫之事，已見不鮮。孫中山並未攜得款來。南方財政窘迫異常，雖設有種種勸捐勒捐之法，均無效力，如蘇省以收田賦招民反對，已成不得了之勢，南方之敗，可立而待。昨友人深夜來告，孫中山在寧被刺（浙人所為）受傷甚重，未知確否。總之此等事實，在意中早晚所必有。
北方前此表面上雖似退讓到極點，有開國民會議公決之詔，實則皆項城之計畫，藉以敷衍時日，為其計畫進行之地，前數函均已言及。當詔書未下時，聞李柳溪言南方之內訌，早在項城意料之中，漢口退兵一節，實以山、陝未平，兵力不宜分，況孤軍深懸，既不得用，又犯大忌，故擬退至武勝關一帶，反攻為守。至其進攻之軍，則全憑張、倪兩軍，蓋項城之意，欲先取安慶，然後一鼓金陵，將來開戰之地，必在淮、徐一帶無疑。
前數函中述及項城欲與先生聯絡一節，並有資助經費等語，均系李柳溪正式轉述項城之語。此事如何辦法，尚待函示。惟以武等之見，此時僅宜虛與聯絡，萬不宜輕動，俟戰端開後，南方銳氣盡時，我輩方可大活動也。蓋南方之必敗，識者早已料及。項城兵力雖厚，然欲藉此以平十四省，則不僅勢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故南方敗後，項城必仍以國民會議為收場地步，我輩活動當在此時。蓋欲建設，非俟此時，亦僅空談而已。項城雖有權術，然在今日南北兵力對抗之際，固其世界，而至用兵之時告終，以口舌筆墨爭競時，則彼之能力甚薄，蓋武力者僅可以對抗武力，若國會報館等，則非武力所能抗者也。武等急欲組織團體，惟以人才四散，在京之人，大都庸流黑暗者，不足以言大計，然反對項城靜以待時之士夫，亦不乏其人。至南方士夫，則表同情於我輩者頗多，惟在民軍威力之下，不敢輕動，故擬俟時機稍熟，即行發起一極大政黨。此事已略有籌劃，屆時再行待商，前電已不可行。廣東一面，能運動張、岑二公去布置亦是一策，惟二先生則萬不可輕動，以伺其後者之人正多也。京城革黨甚多，以民政部之力甚強，暗探亦甚得力，故彼等不能一動，徒以恐嚇之手段對付耳（每日項城及民政大臣接收威嚇信甚鄉）。」（宣統三年藍公武《致南海滄江兩先生書》）
十月間，麥孺博致先生第一書，報告進行粵事情形：
「至此後，粵事大變。聞龍[12]已從革，且其兵已稍散：秦[13]已謝事解兵柄，隻身至港（言李[14]已遁），此二者秦晦鳴、陳伯瀾言之極碻，秦已解兵自無可言。至龍從革，則報亦言之，彼亦有文字發表，弟仍苦不得其從革之真相。聞伯器已至滬，詢渠必得真耗，兩日來僕僕訪之，不得一見，頃有謂其尚未至滬者。以不得龍氏真消息，則與公孝[15]言太無把握，故尚未見公孝。且漢陽克復，武昌不支（黃已來此），北兵大增，（山東之第五鎮，已調至武漢，天津之張懷芝，亦已南下，聞昨日已至臨淮關。）高據上游，順流而下，長江一帶力必不支，政府之勢日盛，且魯又反正，則公孝更不敢（畏政府畏為第二北）冒險為此。弟於吾粵實不能舍，且現時舍此亦無可謀者。日內如不得見伯器，亦擬先見公孝一探之。局勢一日百變，竭吾力以謀之而已。堅[16]確至此，不見客，弟請見已見拒，謂稍緩乃可見。彼在一大障礙，然亦止問龍氏如何，倘龍仍有力而心不變，則堅雖在仍有可圖，盡吾力之所至，謀之而己。此次返滬後，深探彼黨內情如亂絲（漢陽之失聞亦由內訌），如散沙，斷難有成，亦不可久，不出一月即有形見勢絀之一日，然十餘省之俶擾，亦必不易遽定。事會之來，不憂其無，然必俟變端既見，然後有機可乘，此時且可布遠勢。公必不可妄動，則最要耳。」（宣統三年麥孺博《致雙濤閣主人書》）
十一月間，麥孺博致先生第二書，報告與岑商談和各方面情形：
「發前書後，次日即謁西林，後復謁數次，所談各事，大約與前書所言者大略相同。渠極有意，且甚熱，微窺之且似頗有布置（略耳未必能詳密），龍、陸[17]皆有書與彼，必有聯絡，舊部不少，一呼可集，故鄉之盜，亦非所畏。（鉛山赴其珂里，今且作督矣，似亦公孝有布置在內。）商榷入路，由海遵陸，均無不可。遵陸則由湘至桂，挾路而東；遵海則議商假外國兵輪，或用前議，而先令龍返旆於其舊地，公孝至後，徑入其軍，且擬與鞏先略通聲氣，托木堂周旋其間，皆可商行。談商之歸結，則曰出則必出，（以故鄉為根據，彼十二分贊成欲動。）然非自有武力不可，自有武力非有餉不可，故必得大款乃可出，蓋非有此物在手，此時固無可藉手。吾人之意，亦如尊電所云云，然彼恐所籌不能見之事實，則狼狽不堪，必不肯冒險也。頃得季公書，所謀亦同此意，且頗有經畫，然以仆揣之，亦非此物必不能動。仆以尊電令留，恐有事商，請公孝往商。季公廿一丁內艱（有電至），不久亦可出也。要之無此物，則無論何人何地，均無可迴旋之餘地耳。若木在此，事彼中要人，頗相通聲氣，渠終有嫌疑，然其同學甚多，皆未有位置，倘有藉手，渠可盡拉之來耳。若木在此得其家書，言若木在東所發第二電，即以彼意商公路[18]，路謂本實有此意，但今方□□□□（彼書此數字用西文，若木亦不解），故尚未便，務求寶雲去，必極歡迎云云。子山舅書來云云，亦略同。此意想已有書奉告，今並其（子山）書呈上，（頃因澄已將此書焚去，不復寄矣。至所云報事，則謂燕孫在熱有勢力，渠詢子山辦報之事，子山言非十萬不可，渠似有意，若以為可，則請寶雲以一方〔書〕致燕交弟寄子山轉致雲可也。）至所云報事，公贊成否，請示。如贊成則以書來，照渠書中言行之，寄至此間照辦可也。城北[19]極主聯公。北謂公路力大，推公孝則與公路絕（公路、公孝必不能合），且恐南北之局自我而成，故仍主聯公路，力主公孝事當少緩。彼至北後，細察內情，再以電來，此時此物未有實在消息，木堂又因病返，未能即與鞏通入東聲氣，則自可待城北消息也。」（宣統三年麥孺博《致任公先生書》）
十一月初六日，麥孺博致先生第三書，論對北方態度並報告在南中接洽情形：
「上一書附南佛一稟，計達。典虞[20]來，奉書具悉。對北計劃，非不可，然必以得彼實情，能傾心相待，行我懷報〔抱〕乃可，必不宜孟浪也。典至此歷見彼中重要人物，察彼內情，大約與弟前書所云無異，紛亂無紀，餉械缺乏，戰鬥力極脆弱，無足言者。頃方在磋議和事，然和實不易成，聞有外人之動。倘和不成，則土有詞以謝外人，而可得借款之機會。土必窮極兵力，不可當矣。
弟謁山公[21]屢矣，均見拒，竭力托人達意，略告以謀劃，彼亦不見。據伯器[22]之言，山公非無意者，伯器極贊成吾鄉之議，但謂非由吾鄉人擁迎不可，此一時何能立辦。渠已回杭，大約就司令之席，蓋先欲借其現有之武力，以為立足地。渠主推山公者，或山公暗有計畫，未可知。秉又言，山公曾暗見太炎，太炎等方組一統一會，雲亦欲推山公為首領，然此種會有何勢力，山公左右非人，但欲因人已有之局面失計太甚。（即得之亦一傀儡，各省都督其前車也。）犬養至，求見亦未見（犬養大不高興），頃方為犬養謀一見。天下多故，而瑟縮作新婦態，不亟吐握攬延英俊，吾知其無能為也。但其人資地可用，尚不欲決絕之耳。此間偵探極嚴密，（典及弟一訪客，彼中亦知之。）典不欲露面通書，屬轉致。典在此運動同學極多，其同學數十人皆在此無事（各軍皆已成之軍，本省統帶，無可安插），無可藉手，欲謀組一鎮，而不名一鈔，無可藉手。典雲已運動甚至，倘有藉手，即可立集。（典雲有款即可用此數十同學，練兵亦可，然自無根據地，極無用，兄請商之長者，以為何如。）渠尚擬日內至寧及各處細察內情雲。尊處近計劃如何？北中消息如何？至望示，典極盼尊處消息也。」（宣統三年×月六日麥孺博《致雙濤主人書》）
十一月十六日，麥孺博致先生第四書，報告與岑商談入粵事情形：
「若木今日偕木堂等見公孝，公孝大動（若木力謂彼此時必不可不出之故），木堂力勸其入建業，公孝以為木堂已與鞏用黃牛說妥，願擁戴彼也，則大喜，滿口承允，願入建業。木堂行後若木乃力陳建業之難辦事（若木不便言黃牛之不願擁戴），其中紛哄之無用，且因人已成之局面，終必為其傀儡，不如吾鄉之可用，極力敷陳，彼乃躍然願行。但謂此行非招集舊部不可，乃為一切計劃，欲由黃牛推彼往任粵事，則其勢極順，蓋此時黃牛已無計治粵，當願推渠往，如此則行動甚便利。海道可行，則由海道，如不可則由湖南入粵西，即用陸提之兵並龍之力以入粵，一面招集舊部，事必可行，惟一切須款，尤當先有款以濟龍軍，非得一二百萬不可。故亟當先籌備款項，以赴事機，當即發一電奉聞，電文雲『公孝允赴粵，雲有款乃可行，請先籌劃，電示柏原、丹波來函詳』云云，想達簽掌。柏原於入粵之議，似尚不甚了了，蓋木堂等本力說其入南京也。
今日和議大決裂，南不肯讓，北之軍隊大憤，聞各鎮統制聯銜劾唐，唐已辭職。項城撤唐，即已撤銷唐前定條件。聞項城已將己之產業盡行抵押，以充軍餉，為親貴倡。似此情形，勢必出於戰。昨日佛上一書，言各事決議，寶雲必北，想見，今隔兩日，而事勢又大翻異，寶雲此時又必不可遽北。
今公孝願出，自是極佳，吾輩籌劃，如願以償矣。惟仆對於此事，尚有所懷。公孝入粵自極佳，惟由鞏用、黃牛推舉使入，則已與之打成一片，以後種種必為牽動，甚必至於協力敵北軍，於原文『保境、息民、理財、練兵』八字，必辦不到，而違前願，甚且真至造成南北分立之局，則於吾國前途，更生大梗，尤非吾人本心矣。然不由其推舉，則勢固難行，且與之爭地，又自樹敵，亦極一難事。此最難解決之事，如何？請審酌之。仆明日欲親謁公孝，再與詳細磋商，彼既允此，當必無拒仆之理。然仆此時尚恐其左右之人阻其行。蓋今日若木言此時，座有二高一朱在座，均不以此為然也。如何，再續陳。明早有船開，先行寄此。」（宣統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麥孺博《致滄江先生書》）
十一月十七日，岑西林致先生書：
「卓如先生箸席：三奉手教，敬承一一。譚典虞兄晤談一次，頗具條理，其沈著懇摯，尤非時下青年所能及，佩慰無似。柏原先生關心東亞大局，因有與公面談之事，匆匆回國，鄙意已托其轉達，面詢便悉，不贅述。匆復。敬請箸安，不一一。愚弟岑春煊頓首。冬月十七日。」（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岑春煊《致卓如先生書》）
十一月八日，藍公武致南海和先生書，報告與李家駒談論兩方情形：
「今日往見李柳溪[23]，渠云：和議無成，行政經費至本月十六日已盡，借款目下難望，一親貴嫉視項城。渠又謂目下以籌得款項，按兵不動，（大約以親貴捐款及賣卻宮中寶物為敷衍一時之用。）徐待南方內訌，然後攻其一二重要地方，乃再以和平方法解決時局為上策。徐談及二先生，為素所熟識者，極盼任公來此商談，並即日將與梁士詒商談，同見總理後再派親信者來與南海先生商議大計云云。武答以任公以副大臣故一時未便來京，況現在和議中，非有重要之事，更不便來。袁派人赴東，是或一道。南海先生於現今時局，已有十分籌劃，不過以時機未熟，暫作旁觀。苟總理能虛心請益，則實為國家之福，至其籌劃如何，則非武所能知。此武與柳溪會晤之情形也，姑觀其後。此間又有發起國民會議之說。以武觀之，時機尚早。一星期後，武擬復來須磨，再商大計，再往南方，一觀情形。前呈之策，以為何如，乞速復示。」（宣統三年十一月八日藍公武《致南海滄江兩先生書》）
十一月二十二日，羅癭公致先生書，報告轉達袁氏各事及與梁士詒商辦報問題，此外並勸先生勿為滬上之行：
「奉書謹悉。前晤公路，備達尊意，已於前函詳陳。尊致若書，亦已出示之。尊論已撮要電告唐使，所謂虛君共和之制，唐已據商，伍仍執不允。今議和已成過去，撤退代表，由閣直接電商，兩方均甚強硬。廿七停戰期滿，即為決裂之期。北軍異常激昂，非戰不可，若使外人不干涉，必血戰矣。公路異常忙追，即伯鸞[24]亦早七鍾赴閣，宵分歸家，連日不到署，無從晤見。若專謁公路，非有特別建白，與之預約時間，必不能見，公如有建議，當示知，以便往商，若專為報事，非與伯鸞商妥，間接不可，俟晤伯鸞細商之。……看伯鸞如何，再行奉復。尊函謂或赴滬一行，此萬萬不可。滬中宣告死刑，各報登遍，公豈不知之？有京官數人在滬，偶詆共和，即或縶或戕，斷無明知其火坑而故蹈之理。津中《民意》等報，彼黨之明機關也，日描寫康、梁醜態，昨又登梁微服入都，與袁密商，現匿袁處等。謂公有所計劃，必以守定老策為主，若一離公位，危險立見，是非百出，故萬無動理也。」（宣統三年十一月廿二日羅癭公《致任公先生書》）
十二月八日，范源濂[25]致先生書，代達汪兆銘傾慕之憂，並贈二千金：
「來示諄囑，以毋為一局部之事所限。現亦覺株守非宜，已勉擴行動之範圍，惟自愧學識疏陋，不足以勝艱巨，恐未必能於世事有裨毫末耳。吾師熱心匡濟，遇此時艱，知必益增憂憫，日夕難安。第時政極為糾紛，內容外表毫釐千里，且變化不測，瞬息萬狀，竊慮非遠居海外所能遙度而的中也。汪君兆銘，前在津、滬，屢次晤譚，即傾慕師之為人，茲由滬來函敬為轉呈，即希省覽。濂平居俗冗紛如，性復疏慵，致常缺栽候，中心歉然，尚祈鑑諒。舍弟昨又東行，到時定當趨謁，未盡之詞，自可由渠面陳。外寄匯票一紙計銀元貳仟枚（合日幣一千九百十九元四十六錢）以備尊需。此款前與荷公商過，系南中籌得，由汪君兆銘交來，渠心無他，惟有誠實仰慕之一念，濂深信之，可確為保證也。即乞惠收賜復（復汪君函可不必提及款事）。」（宣統三年十二月八日范源廉《致任師書》）
附錄十一月二十九日（陽曆一月十七日）汪兆銘致先生書：
「任公先生執事：兆銘前此為反對君主立憲甚力之人，以此之故，致唇舌筆墨之際，往往開罪於先生，其實於先生之為人，未嘗不心焉嚮往也。今者以國民之力，使中華民國立於大地之上，兆銘敢決先生必不以其與夙昔宗旨相歧之故，而不願其有成。此其取證，蓋有在語言文字之外者，想先生必不以為謬也。方今共和之治，畢露萌芽，中國前途，悲觀樂觀，交縈於愛國者之胸中。以積學養望，夙以指導國民為念如先生者，其可無以教之乎？吾黨之士，於此常有含意未申之苦，兆銘冒昧輒為一言。如先生不以為不可教，乞賜復書，是所深禱。此上即請道安。後學汪兆銘頓首。」（民國元年一月十七日汪兆銘《致任公先生書》）
十二月初九日，羅癭公致先生書，報告北中各種情形，並言「虛君共和」主張已成過去，阻先生北行之議：
「昨晤燕云：外交團對於中國，日俄最利中國之分裂，日來種種阻礙，皆日人為之鼓動，將來政治進行，惟日本之阻力最大，最好能於日本民黨中陰為煽動，使其對於政府有種種之騷擾，則渠無能力以擾中國，此事任或可辦到耳。以此意告任等，謂當時雖說之，然渠實未知日本民黨之力大遜於政府黨，公本日主持君主立憲，亦無從向民黨煽動也，亦姑妄應之而已。
項城之心，千孔百竅，外人無從捉摸，（燕言君號一層，南中承認，僅力結燕，項容言戰否？燕言決不戰，此則可以表示者也。）日日言君位，至今尚未改口，特鬆緩耳，而其左右自唐氏明贊共和外，如梁如趙如楊晢子及其餘，皆均持共和（見所措置）均向共和一邊進行。前者已有真在天津組織臨時政府，定初二赴津，車已久備，因津宅已預定矣。親貴哄鬧之後，此事暫閣。此時去停戰期滿不過兩三日，而項城神志從容，（此葉玉甫之言，至日日欲聞也。）純無焦急，足以斷定項城之主共和也。
此間情形日夕萬變。公在異國遙策國事，斷不能親切，所憑者東報耳，東報多不可靠。而近者東人，有思鼓煽以利中國之分裂，其言固多不可信也。此時袁氏斷不能表示宗旨，其所謂聯絡者，欲其不為我敵且將收為我用耳。然斷無推心置腹聽客之所為，又斷斷然也。吾黨與之結合，當在不即不離之間，斷無委身其中之理。但使宿嫌捐棄，有可以相助者，略為助之而已。此時國體未能決以前，袁斷不將真心出示吾黨，亦無明助之理，但虛與委蛇可也。
尊電囑送燕、柳閱，此時虛君共和字樣，京中久已消滅矣。至改中華國從漢姓一層，楊士琦提議不從，至今則無及矣。當派議和代表時，即行此策，撤去眾射之的，猶可及，今則時已過矣。佛蘇謂決不可送燕、柳閱，仆與憲同意，遂聯名電復，請勿再電（電來無用，電費可惜），此時只有靜候解決耳。所謂生米煮成熟飯，特未開飯耳。必謂非生米不可則徒費飼耳。前兩日恭邸甚激昂，澤亦甚主持聽袁辭職，可以鐵組織內閣。若輩徒哄鬧耳。太后決不敢聽袁辭，袁亦必不辭，若輩紛紛主戰，非不能戰也，若輩戰則義和團之故轍，徒增糜爛，以至亡國耳，袁必不肯。觀日內袁氏從容之態，而知袁之必不放手也。昨日遂有袁氏封一等侯之事，此極笑話。日昨，醇王謁太后，出即往告袁氏，即為此事，當系以此安其心，使其效忠，此真婦人孺子之見。皇位存廢已在其手，一侯爵豈足以■之耶。
憲來已告燕及玉甫，燕言既未暇見，請至見之。已略達來意，略謂：兩先生與項城同以救國為目的，此來探聽項城主意如何，後此兩方可以稍為接近，謂甚空虛，至問是否要達到項城？仆謂：此時可以不必。玉謂：甚善，俟稍為解決後再商如何？仆謂：甚善。憲既寓《國民公報》，如京中消息不佳，當挈之赴津可也。
公言北行事，仆期期以為不可。公一舉足，天下屬目，生出無數障礙，公但安居須磨，候解決後為活動之開始，不患無事可辦。平日所抱宗旨，已斷斷無絲毫之效矣，靜以俟之可也。或謂行事當冒險，若沈幾觀變，將待到何時，此言固也。然冒險而有萬一之希望，則徑行可也，萬一之望已絕，明之其絕望而故冒之，則何益也。此時南北雙管齊下辦法，仆極謂然，現在南事計劃如何？成效如何？仍望相示，必當秘之。若南事不知，專向北進，必有窒礙之處。」（宣統三年十二月九日羅癭公《致任公先生書》）
十二月十八日，羅癭公致先生書，報告北中決定共和經過，並言前所謀劃均成過去，最後所說蒙王公發電的事，發生於十二月初旬，該電屬實，惟事後該王公等因環境惡劣未敢承認：
「日來共和政體已決定，君主議論已漸滅無餘，京中報館並改變言論，所尚持君主論者，僅資政院議員所開《民視報》耳，僅數百紙，不足輕重也。日日言發表，終未實行者，或言大綱雖定，尚有細目待磋商，南中未全見之，故或言太后雖已默許，仍待臣下決議，屢議皆含糊而散。項城必欲出諸眾人之口，而眾人皆不肯開口，故至今不能發表。再有一說，詔紙已備好，蓋寶交到項城之手（袁部分之人不肯認）。項城挾以為與南磋商之據，已電知孫氏，此說最近之。所稱日日發表者，非無因也。
『虛君共和』名稱，長者創之，成為一種議論，袁辭爵折，竟以此名詞入告，已奇矣。近日報中常發現『虛君共和』字樣，謂將來發表為虛君共和。其字面則同，其內容絕非，蓋宣布共和後，仍留此虛君號以存舊君名義耳，非虛君共和政體也。不意長者費多少心血，供他人塗飾耳目之用，至可嘆也。
現在國民日報館，仆日到照料，本無礙。日前佛蘇赴津，病不能來，而都中有一種議論，謂共和發布後，旗人恨極，往焚報館殺人以泄憤。另一種謂暗殺黨，列君主黨名數十人，必盡殺之，佛蘇名前列，其所親函囑勿來京。則憲在此究難安然，是以勸其赴津，渠在此亦無事可辦。大局已如此，亦斷無可商量之餘地，只能待大定後，另謀組織耳。前此所謀皆成過去矣。
蒙電遍查諸蒙王，均雲無有。那王接復電，殊詫異，後聞有人在津所發原電，刊《大公報》中。尊復電文未得見，如僅屬與佛蘇商量，尚無大毛病；如著議論，則太不妥矣。發電人是何用意，不可得知。此後宜十分慎重，萬勿徑行發電，恐彼黨假冒，得公等憑據，以為攻擊之具。尤甚者，電招公來，施其暗殺，不可不防。此時宜持十分穩健之態度，萬不可妄動。試思須磨所策劃，均以為完滿，一出發後，機局全然更變，無益費精神，亦大可不必矣。」（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羅癭公《致任公先生書》）
附錄十二月初六日（陽曆一月二十四日）蒙古王公那彥圖致先生電全文：
「轉梁啓超君鑒：先皇下詔立憲，今上頒布信條，既為立憲之君，當食立政之報。民軍主張共和，排斥君位，欺人孤寡，攘奪非分，稍有人心，能不發指？公倡議保皇，熱心祖國，內外蒙藩部落，俱表同情。既因君位存亡，危在旦夕，請公等速歸，共籌匡濟之策，亟謀尋〔疑作『對』〕待之方，失今不圖，悔其曷及？扶沖主而慰先皇，唯公是賴。蒙古合境上馬，願執鞭□以從。盼速電覆。並轉致南海先生。北京蒙古王公那彥圖等同叩。」（民國元年一月二十四日那彥圖等《致任公先生電》）
先生九月歸國的計劃失敗以後，於十一二月間尚有兩次打算往滬和入京的計劃，不過至終都沒有成為事實。這次本著「虛君共和」的主張與國內各方面的聯結運動，雖然費了很大的力量，但是到十二月中旬南北議和成功，清帝準備退位的時候，終於再告失敗。關於這幾個月的行動，先生和南海自然有他們一貫的計劃和主張，但是黨內的同志除極少數外，便有很多的人表示了不同的意見，譬如九月間黨禁初開時，就有人主張贊成共和；以後從十月到十二月間，便有人主張應當從速出山，借謀發展的；同時亦有人主張養晦以待，徐觀後變的；此外有主張聯袁的，有主張聯黎的，意見就更紛紜不一了。現在我們為明了當時該黨內情起見，再把這一類材料摘錄幾篇在下面，作為參考。
九月二十四日，徐君勉致南海先生書，勸勿再言存清，並言宜用兵力發展勢力：
「夫子大人：侍者弟子到舍路二日，今日往砵侖。舍路或可得日銀千元，俟到砵侖如何，然後一併電匯來就是。頃十八省已盡行獨立，上海已有各省代表齊集，組織新政府及民主憲法。滿人氣運已絕，若復抗輿論，存皇族，必為全國之公敵矣。美洲則人心更主共和主義，乞切勿再倡存皇族以失人心，而散會事。吾黨向無預備，致為他人捷足，黨勢頓衰，無如之何，乞即運動唐翥臣先生，圖瓊州，據一隅以觀天下之變。並用林承先招生番練兵，以進取中原。今日惟有兵力乃可有勢力，有勢力乃可有發言權。乞速速圖之，勿為牛後也。孟遠北上必難成，且甚險。」（宣統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徐君勉《致南海夫子書》）
十月二十二日，海外同志余表進等致先生書，勸其積極以圖，不應依違困守，因人成事：
「慨自武漢肇禍，天下披靡，旬月之間，各省紛紛獨立，勢成土崩。朝廷震驚，解除黨禁，有起用先生為國務大臣之說，聞先生束裝就道矣。道出東省，馬賊欲擁戴先生，先生遂遄返東瀛，不欲身履危地，有坐以待時之意。同人逖聽之下，疑慮交集。近復得見先生致袁世凱電文，似有見時事之難，不欲出而任事。揆諸當日救國之苦志，黨事之熱誠，壯心何遽消滅？同人憂之，因不能已於言，用敢冒昧為先生一陳之。
先生才略蓋世，尤富於政治思想，古今中外，無與比倫。方天下多事之秋，正賴先生出而謀蒼生幸福。海邦久處，十有餘年矣，時會未逢，故無所藉手，而此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同人等組織同志，力為匡助，冀達先生救時之目的而已。現今中國風雲四起，正豪傑有為之時，先生不嘗云乎，英雄造時勢，時勢亦造英雄。雖不能為造時勢之英雄，亦當為時勢所造之英雄，豈俯仰依違，因人成事哉。使先生而在隱者流，則肥遁鳴高，斯言責耳。如持救世主義，朝廷可輔則輔之，國務大臣之任，固如願以償也。如不可輔，率我同志自成一旅，弭平禍亂，手定憲法，宏我漢京，則東省馬賊不妨利用之，以為干城之具也。若對於國務大臣之任，既徘徊觀望而不敢前，而召兵平亂之壯舉，又不克為之，但坐觀成敗，歸楚歸漢，與時轉移。語曰寧為雞口，毋為牛後，同人等竊為先生不取也。
當今大局，響應革黨者雖多，然皆虛聲恫喝，激成民變，無實力以持其後，可一朝而散也。即以粵省論，新政府絕少人才，號令具文，紊無秩序，騷然不靖，人有怨心，欲克復廣州，易如反掌。粵省如此，他省亦可想像而知。先生為海內外人望所歸，若能提倡義聲，雲集響應，十萬之師，可刻而集，於整軍經旅馳騁中原，召號群雄，息兵爭而議憲法，其敢有破壞，舉兵誅之，執牛耳而為盟主，豈不偉哉。若舍＜此＞不圖，依違於袁、黎兩黨之間，而為黑〔異〕日進行之策，即使兩黨需才而用我，而用舍之權，操之彼豎，真足令英雄氣短耳。先生洞達時機，當亦所見及此。時乎不再，請願進行之方針早定，大局幸甚。」（宣統三年十月廿二日余表進、馮傑、伍於政《致卓如先生書》）
十月二十四日，吳貫因（即吳冠英）致先生書，主張養晦待時，徐觀後變：
「頃接大示，知先生仍有遠遊之志。先生憂國憂民之心，勃然不能自已，如此熱誠，固使人不勝佩服。但先生此時出山，最易惹世人之誤解，萬不容不審慎。邇者奉天之行，外間已紛謂先生將教趙督借俄兵以平革軍，滬上及粵中各報攻先生者已累日矣。此時若再有被外人誤會之事，使一般人視為眾矢之的，群轉鋒以相向，則不特所謀事將歸無成，而於國家亦無所裨，李陵所謂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此時之舉動，萬不可不慎之又慎也。
竊謂此時欲舉事，萬不可不先定名義，苟無名義，必不能號召天下。然則將附和民主共和之說耶，徒事雷同，有為革黨所輕而已矣。不然，則仍標榜君主立憲之說耶？夫在一年以前，此說固有最強之理由，今則立言不易矣。蓋昔所以主張君主立憲者，謂欲避殺人流血之慘也，今則已殺人矣，已流血矣。將土之暴骨沙場者，不知其幾千百，人民之失所流離者，不知其幾千萬，問其原因何在，則皆由皇室無道所致耳。夫因一人一姓之無道，遂使舉國塗炭，今仍欲倡議保全其皇位，其勢實不順。使在古代，猶曰可借君臣之名義，以激起人忠愛之心。今則國家主義大昌，為國而死者，則人樂為之，若夫為君而死，則晏子所謂非其私昵，誰敢任之？況今日又有所謂民族主義之說出焉。故昔之為君效死者，人皆稱之為忠臣，今日為君效死者，人則字之為漢奸。夫誠得忠臣之名以死，則或有願為之者矣；若蒙漢奸之名以死，誰復樂為之乎？且十年以來，一國青年有為之士為政府官吏所殺者，無慮數萬人。英暑假回潮州，聞諸鄉人，潮州六年來，以革命及革命嫌疑之故為官吏所殺者二百一十餘人，此等之家屬親友，皆處心積慮，思乘機以圖報復。潮州一隅如是，各省亦皆如是。今者怨毒之氣，已彌滿全國，若不使其得一泄，而欲以術或以力鉗止之，縱或能彌縫一時，而怨毒既深，他日仍必大爆發。故今日皇室之可否保存，只可聽之革命之良心，此則俟袁世凱與之交涉可也，非吾黨所宜代為之言也。
若夫不標榜民主共和，亦不標榜君主立憲，謀憑據一隅，徐以觀天下之變，則其事亦甚難。蓋今日舉事，最貴旗幟鮮明，始足以號召天下士；若態度曖昧，必無應者，或因此而身敗名裂，他日有機會至，反難著手矣。故先生今日而出山，英再四思維，實覺成事之不易也。自非不欲自效於國家，實為時勢所限，無從自效也。然若暫養晦待時，則數月之後大機會必至矣。蓋數月之後，苟新政府尚未成立，則全國糜爛，固渴需建設之人才，即新政府成立，無論居政治之中心者為袁世凱與為黃興，要之彼輩皆不學無術，欲實施憲政，其缺點必次第暴露。且大亂之後，非用專制手段必不能整齊庶政，而現在人民所以慷慨赴死以事革命者，謂欲求得自由耳。苟新政府成立，仍用專制之手段，必大失人心之所望，竊意數月之後，執政者必厚集天下之怨謗，而為眾矢之的，上下衝突之事，或仍發生於斯時也。借輿論之勢力，別樹鮮明之旗幟，以號召一切，必有事半功倍者。先生之出山，其在斯時乎。
凡舉一事，順時勢則易為功，逆時勢則難為力，時勢既至，雖中人猶可成事，況有豪傑耶。昔粵漢鐵路風潮之際，許應騤出而反對岑春煊，遂博一世之大名。夫以許之庸劣，何足以比西林？然而當時輿論乃直許而罵岑者，以許能應乎時勢也。蘇杭甬鐵路風潮之際，王文韶出而反對袁世凱，亦博一世之大名。夫以王之頑固，豈足以比項城？然而當時輿論乃揚王而抑袁者，以王之能應乎時勢也。蓋得乎時，則雖理論不健全，亦易成功；逆乎時，則雖理論甚健全，亦難為力。日本當維新之初，幕府黨持開港通商之政策，在野黨執攘夷鎖國之主義。以世界之大勢論之，宜通而不宜塞，則幕府黨之政策為是，而在野黨之政策為非，然而在野黨勝而幕府黨敗者，則時勢為之也。默觀目下中國之時勢，竊意先生之出山，實非其時，若數月後乎，則時勢逼人來，先生雖欲高臥，恐亦為輿論所不許矣。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目前舉動，願先生慎之又慎也。」（宣統三年十月廿四日吳冠英《致任公先生書》）
十一月十四日，徐佛蘇致先生和湯覺頓書，除言和議就緒、主張先生準備北上外，並述及與麥孺博在南中接洽各事情形：
「抵滬後，和議大就緒。既由國民會議決定君民問題，則將來民勝自無待論。根本既已決定，其他之重要問題雖多，然南北兩面，以後只有協議而無戎機矣。弟前日來滬之意，原系就和議成否兩面而定辦法。倘和議不成，則吾輩之責任重，而挽救方法亦當極速；倘能成，則只注重聯絡各黨派，建組一大政黨而已。其下手自當稍緩，此前日在雙濤僉謀之大略也。今既和矣，則聯建黨基以北方為較要，蓋南方汲汲組織臨時政府，以統一目前，而善後事宜端緒千萬，不暇與吾輩議黨。若北方則秩序漸復，輿情又極欽倚項城，將來之大黨必以項城為中樞，吾輩亦不能不挾引此公以彌補各種之危機。若最近時間，項城能大立黨，則國勢可以轉危，而後來賢豪乃有恢恢厝布之餘地也。故弟在滬無甚活動，雖曾多見黨中要人，皆未暇多言建黨。至於公孝處，則尤無著手之處。蛻公四次投謁，且間接苦求一見而不可得，木堂數謁，亦不見。クマサ二函達不便不見之理由，公孝乃命乃子造謁，卸以病情。其對於鄰邦政客尚如此，則吾輩尚何言。且弟見夢旦，與之談及時局，伊以待機為言，詢及西林如何？則以毫無如何答我（林宗孟亦在座）。弟見其純持穩健態度，乃即特言他事，故堅公之函，亦未交出。弟屢與蛻計議，皆以滄豫備北上為至妥。昨諭滄已開缺，則項城容納滄之意見可知，故滄萬不能不北往以結之。弟現定於明日晚間上船赴北（中十一月十五日），抵京後與龜山等商妥，三五日之後即具情電達，以定公之行止。公若行，則荷與蛻亦必同往。現在辦法，當稍籌款以為動費，香港有回音否耶？辦報一事，弟細思之，頗贊成。因以大勢言之，公等與項城自當引為政友，雖未必能冶為一爐，然亦無極反之事，則今日辦報何礙於他日之進行耶。此弟理由頗多，遲俟面罄。」（宣統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徐佛蘇《致任公荷廣兩先生書》）
十二月十六日，張浩、梁炳光、馮翼年、何天柱等致先生書，反對南海主張，請先生積極進行，各行其是：
「頃智若兄到滬，述及南佛之政見，偏僻迂謬，不切時勢，萬無附從之理。本初早已贊成共和，南北磋商今復就緒，遜位之事發表在即。吾黨不欲登舞台則已，如其欲之，必須早與本初攜手，方能達其目的。弟等以為遜字一見明文，兄即宜迅赴北都，以謀進行，萬不可瞻顧徘徊，又貽後時失機之恨也。南中首領與兄感情本洽，徒以佛函披露，語言過火，挑動惡感，有一部分人極為銜憤，日恣誹謗，騰電相聞，遐邇喧傳，互相指目，若不即行自辨，必於前途有礙，請兄再作大文字一篇，以發表最近之政見，斡旋前文，自完其說，此實為目前之要著，幸速為之，勿更延緩。近楊晢子亦改變宗旨，設立共和促進會，並未有人譏其反覆，《大共和報》力嘉許之。政見本隨時勢而變遷，不足為病也。如佛決不以為然，出其專制之力來相阻格，則各樹一幟，各行其是，萬不可再屈以求合。古人云：機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吾輩已過中年，寧堪再誤？伏乞與覺公熟商，斷而行之。即同輩中有不贊成者，盡可聽之，人各有自由之權，斷無牽率他人制其進行之理。無論彼輩有若何之愆言，千乞一笑置之，勿為所惑，切禱切禱。弟等熟商兩月，意見相同，用特公函上達，尚希察納。」（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張潔、梁炳光、馮翼年、何天柱《致孟遠先生書》）
十二月十九日，徐佛蘇致先生和湯覺頓書，論應付將來局面，最好加入黎黨：
「覺時局將有結果，黨派當著先組織，並細察國中將來黨派，其一為現政府黨，袁為魁，其一為民黨，孫為魁。此兩派人皆比較的有大黨之希望。然此兩黨，皆非吾輩所能與之一致行動，若公等雖亦有大黨之希望，然此刻不必顯然獨立一幟，蓋最近發起時，勢力不如彼兩黨之大，入黨者必懷觀望，且恐彼兩黨誤會我與之反對也。故公等於最近間以需待為宜，然又不可不稍奠其基，弟再四思之，刻下以加入黎黨為得。黎在武昌，現發起一民社，人才頗多，黎若任其魁，有數善在。一則彼素超然於各黨之外，彼出則可調和各黨派而泯其形跡，入黨者必多。一則彼系軍隊要人，吾國將來毫無階級，純系平民政治，然同為平民，各黨相持又無可判其勝負，於是不得不挾軍隊以衛其主義，故吾國之政治可名之曰平民的軍隊政治也。有軍隊要人為黨之中樞，則軍隊加入者必多，故現在以黎為最相宜。一則此次革命本系以軍隊為先鋒，革黨者皆陸續加入者也。且武昌為首先起義之地，黎為首先起義之人，彼任黨魁，將來握政權名正言順。一則黎之為人極長厚，而行得人心，即如前舉大元帥時，黎則任副元帥，現在舉大統領時，黎則任副總統（南京政府如此擬定），此可以觀人心之趨勢矣。故黎任黨魁，其黨必大發達，此不獨弟之臆測，南北人大半如此觀察也。不過黎之為人，因長厚之故，不免近於仁柔，然黨中重要人若多富於智識之人，可救此病也。近日劉伯剛（彼與黎有素）與弟談及，深願日內即南旋加入民社，並隨往北方，發起支會（或即定為本會）。靜生意亦極同，若能從速在北方發起，人才之踴躍加入，可決定也。袁既不至猜忌，孫亦同然。有此基礎，漸漸將革命與公等聯洽，邇時公等自可加入其中也。革黨中重要人稍明大義，將來決不致與公等為難。例如精衛前由靜致書於滄，力消黨見，並眷念滄之生活，則可知也。靜函想已達鑒。弟既決欲赴南，則館中困苦不能不設法拯濟。而現在已歲暮，市面如洗，無從設法，故昨與憲商量，致電與公，欲假二數。因聞公等某處有款可以到手，頗足以資之活動，故有此求，但不知彼款可以如願否。荷公近日專運動此事，究竟若何，乞示知。」（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徐佛蘇《致滄荷兩公書》）
十二月二十五日，張嘉森致先生書，論本黨今後方略惟在聯袁，借結一大政黨，以謀發展：
「前寄塵一書，頗不盡所懷。茲更與先生商榷者，竊謂今後中分天下者，袁、孫二黨而已。吾黨處此時代，所以待之者有二：超然獨立，另標政綱，與天下共見一也；與兩黨之一相提攜，以行吾輩所懷抱二也。如第一法之立身高潔，不斤斤於政權，以靜待輿論之歸，義極正大，且袁、孫二派皆非能建設今後之國家者，雖合無益。然立憲國中輿論之功，勢不能僅恃其主義之純潔，必也與人爭選舉，爭議席，如是雖欲長居超然，勢必有所不能。今世界之社會黨，其初皆居於獨立地位，終折入於議院政策者，其原因在此而已。由此言之，目前舍擇二派而提攜之，別無他法。此二者比較的適於建設之業者，實在北方，故森以為下手之方，在聯袁而已。
袁氏為人詭譎多術，頗不易合，則森以為聯合之目的，並非在爭政權，借其勢力以發展支部於各省，數年之後雖欲不聽命於我，安可得焉。持此術以與袁氏合，為道當亦非難。且北方官僚中表同情於吾輩者，頗不乏人，藉此以吸收才智之士，則黨勢愈厚。今後之中國，非造成一大黨以為改革事業之中堅，則建設必不能完備，而危象且隨而發現。今民黨所造成之政體，雖非吾輩所欲，然此瀕危之老國，何堪一二三度之波瀾？吾以為今後建設之責，實在我黨，尤在先生之進退。
近一月浮沉海上極形無聊，今定於明日起程赴北，略考北方近狀，以圖進行，目的所存則在聯袁，以造成一大黨而已。昔日憲友會同志將在上海發起一共和建設討論會，頗屬望於先生。惟革黨反對之氣焰猶昔，故不敢即提及此。中國南北情形迥異，比較的易著手者，實在北方，如欲進行，亦應先北而後南，所以應與袁合者，此亦其一因也。此大結合如能成功，再將大黨之必要，建設之困難，鼓吹一年半載，吾黨勢力必瀰漫全國，則左右天下不難矣。」（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張嘉森《致任公先生書》）
十二月二十九日，馮翼年、梁炳光致先生書，請速出山勿失時機：
「孟遠先生大鑒：昨由擎一處獲讀手示，知足下不以弟等為不屑，以為尤可與謀，是用再貢區區之愚，敬為足下陳之。
來示云：現正與蛻廣熟商。弟等不知所商者為出處乎？抑分合乎？如謂分合即寓於出處中，則因出而致分，不過忍一時之痛苦，因合而不得不緩出，行且貽無窮之慘禍矣。今之持緩出論者，謂袁不可與共事，否則為盛孝章、孔北海之續，此實未知中國今後之情形與歷史上之陳跡，固大異也。共和既成立，中國將為政黨世界，宗旨果同也，則互相提攜而共組織一黨；若宗旨稍異，則黨員可以自由脫黨，豈昔日攀附權強之比乎。昔日之攀附權強者，一失足即不可自拔，今則進退綽然有餘裕，尚何有盛孝章、孔北海之慮哉。且所謂與袁共事之難者，不過就帷幃中人言之，古之所謂帷幃中人，即今之所謂秘書官也。袁之欲羅致足下，前曾以司法次官位置之，未嘗引以為密勿中人也。既非密勿中人，則一機關有一機關之責任，無所謂附袁，不過藉此機會為出山之計耳。今日有機可出，將來尚可以號召朋侶，為他日政黨之預備，否則大局既定，昔日政聞社中之諸朋侶，行且投身別黨矣。
自武昌肇事以來，足下政見未經發表於世，有之則僅一《新中國建設問題論》，其時所持論仍是虛君共和制。若有機不出，則人將疑足下仍有故清繫戀，他日若有宗社黨餘孽煽惑，且誣足下以惡名，雖有百喙將何從而辨之。比聞近日南北雙方意見，有聘請足下任法制院總裁之說，此席非足下莫任，固已舉國一辭，如天果造中國，則足下正可藉此以盡忠於國民，即為他日發攄手腕計，亦可藉此為歸國之導線。總之，吾黨處現在時局，既已屢次失機，如袁果有援引之意，萬不可錯過，否則一年之後，政黨林立，人才輩出，他日將無容吾輩跕足地矣。如何之處伏乞卓奪，萬勿為他人所搖惑，幸甚。」（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馮翼年、梁炳光《致孟遠先生書》）
這次國內的革命運動當然影響到海外，海外華僑中原來就分立憲和革命兩派，隨著國內革命運動的成功，海外的立憲派也受到革命派的衝擊。以下是美屬市得頓埠同人十一月二十日致日新報館各同志書：
「驚啟者：是日本會所被孫文黨人拆廢一空，所有什物相架門口扁額對聯全行拆廢，拋之街外，有中立人見而不平，公論一二句，即被他黨人隨街驅逐毆打，曾打四五人不堪者，幸各同志知機，無與其爭論，故無損傷者，然亦受辱不少矣。事因前數月孫文到處棍騙軍餉，曾到本埠演說，力攻保皇黨，所說者除毀謗本黨外，則無一言別事宗旨者，其□情可知矣。至今聞他登任總統，美國各埠張燈結彩，慶賀孫文，故聲言我保皇黨顯系與其反對，一唱百和，故有此事。
想本會所始創約費去銀二千餘元，且各同志十餘年之苦志捐財出力，又不知費盡幾許矣。且受對黨辱罵，種種不平之事，筆難盡述。幸各同志始終謹守文明，忍氣吞聲，今竟至此，然亦因此而解散過半矣。又因商務失敗而去志者，又過半矣。此外或有附革黨者，去志者，至今僅存十餘人矣。此十餘人須以刀加其頸，亦難披其鐵石之心，須萬死而不辭也。特未知本會何日得放光明，而為敝同志等一洗其恥耳。
但目下祖國之風潮如何，果系屬於何黨之力，抑實系孫文為總統，究竟內容如何，本黨尚有雪恥之一日否？仰即明白回示，俾得堅持到底。倘實系孫文為總統，本黨必無望之期，且防回唐仍恐被其加害。因今他黨人布散謠言，稱說沙加免度埠會長鄭偉堂回粵，私辦軍火，接濟官軍，被革黨拿殺十餘人等語。料此話必系他黨造謠，藉以動人仇殺而報私仇之計。種種造謠動公憤之事，不一而足。先是未拆會所之前，屢次迫令本會懸革黨旗幟，以為公賀孫文總統及補祝改用陽曆紀元之政策，經從權懸掛後，又雲本會之扁額有帝國二字，不合今孫文為總統，驅逐滿政府，則帝國二字犯諱，須要即刻落此額等語。曾又應允，以布遮蓋此二字，不過除二三點表之久，仍不能相諒，真是強橫無理，禽獸之不若也。俗雲所謂未登天子位，先置殺人刀，天必不祐，且觀其後矣。回信祈照此招牌付來便妥，皇家箱第624號，此事須經如此，團體尚足可持。尊處素與其反抗，仇恨極深，仰祈預防小人暗害，須要嚴防慎變，實敝同人等有厚望焉。」（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美屬市得頓埠同人《致日新大報館列位同志書》）
十二月二日，美洲華僑立憲黨員廖照、蔣奈、林鶴年、劉天錫、林任之等致南海和先生書：
「以上種種事實，為我同志所急欲研究，刻刻不能去諸懷。其尤為急中急者，如紫山君函中所云，王、李二君願任破壞，以政治許吾黨一事，極為我等所贊同實行，想紫山亦必有函貴處在先矣。此事成則吾黨有功，不成則吾黨無損，但未知王、李為何等人物，足以有為否耳。此間同志已飛函君勉先生，勸其早整歸鞭，以聯絡被逼紳富，增長勢力，為王、李之後盾，必須實行革上革主義，而後吾廣東乃成一片乾淨土，而後吾黨乃得吐氣而揚眉，否則吾黨在廣東位置，誠不知如何而可耳，實無面目以入廣東之門耳。焚毀《商報》之恥，未知何時方雪，昨封禁《國事報》之特電，又見告矣。美洲吾黨除雲域鳥少數□□僅足支持，加東時有衝突，中央各小埠早不能支，而美國大埠會所扁額被其逼落勒扯民旗，砵侖限於廿四小時而扯旗落扁，我同志不服，尚在交涉中。市作頓限以四小時而落其扁額，不准有帝國字樣。同志太少，不能拒絕，卒被鼠黨——所謂同盟會用野蠻手段而破碎之，且毀壞會所各偉照而莫敢誰何，並毆傷同志五六人。一月以來，各埠同志告警，書其抑鬱之情，誠不忍卒讀耳。嗚呼！似此奇恥大辱，不有革之，恥何由雪？願公等主張進行，以固黨勢，而安黨眾，同志幸甚，大局幸甚。」（宣統三年十二月二日廖照、蔣奈、林鶴年、劉天錫、林任之《致總長副長書》）
這次武昌起義的革命運動的成功，原因很多，助力也不少。徐佛蘇在他的《梁任公先生逸事》里論述的很詳細。
「查國會請願代表被逐出京之時，約系庚戌冬及辛亥春間，當年清廷采載澤、鐵良等中央集權之議，一面對於漢人中之各省疆吏或罷免，或內用，例如袁世凱、岑春煊已罷免，張之洞已內調軍機；一面以旗人中之新進者擢為重要方面之尚書及各總督，藉以縮小各省權力，防止民權。而尤欲收回全國省有商有之各鐵路為國有，以統一交通，為中央集權之本位，並以素有交通經驗之老官僚盛宣懷氏簡為郵傳部尚書。盛氏采鄭孝胥之建議，擬收回粵漢鐵路為國有。當時東南各省紳民反抗此事，風潮極大，而尤以該路路線經過之粵、湘、鄂、川四省人士攻之更烈。而各省風潮集中之地，即為諮議局。蓋因該議局之權力，可以代表民意，收受省民請願，以監督本省之行政長官故耳。當日四川諮議局長蒲殿俊氏，湖北諮議局長湯化龍氏因彼此久有國會請願團及憲友會之關係，又因請願代表被清廷驅逐，吾輩同志有秘謀地方革命之一段事實，故湯、蒲兩氏趁此機會力謀川、鄂合作，借鐵路風潮以推翻清室，蒲氏因得有鄂諮議局之後援，乃膽魄愈壯，決欲借保路權以張民權，故誓死代表民意，痛詆清室昏暴，激昂悲壯之電文不下數十百通，隨時登載報紙，激勵國人。雖當時清廷電令川督趙爾巽氏秘電（當時趙已出川）蒲氏磋商收回鐵路國有之命令，請諮議局和緩風潮，然蒲氏因久與各省同志有鼓吹政潮推翻清主之成議及決心，故對於清室種種之威脅利誘，而毫不改變原有計劃，致川省民氣日趨強硬，而川邊墾務督辦趙爾豐氏因阻禁川人爭路，不能留川，竟被民眾戕斃於途中，並立即公舉蒲殿俊氏為四川都督。（原註：清廷後曾簡端方督川，端氏赴任亦被戕於途中。）川人遂通告全國，通牒外交，顯然對於清廷宣布革命獨立，彼時川省民意之激烈及整齊，堪為國史上空前之壯舉，並實為全國革命獨立之急先鋒矣。當時更可喜者，川省於首倡獨立之後，清廷為預防全國響應計，決議傾全國之兵合攻川省。此時川人正艱危憂患，無力善後之秋，適有鄂省湯化龍氏領袖諮議局，亦誓死護路，響應川省，此為川省惟一之友軍，最強之後援也。蓋鄂省為全國交通最廣之重鎮，為川省地理最毗連出入最便利之鄰邦，若鄂能助川，不僅清廷難出重兵以攻川，且川省獨立之主義及聲勢，大可由鄂省傳達於長江上下游，以便廣收各省軍隊及民眾之援助。鄂省諮議局既與川人合助，致爭路獨立之風潮，滿布於東南半壁。鄂省內則有張伯烈氏諸人捨命爭路，外則有湘、贛、皖、浙、粵、閩、滇、黔各省日益援應，致川省得以安穩獨立，而清廷驚憂失措，不知南征西討如何著手也。及至武漢三鎮風潮震地，一夕數驚之秋，革命黨人孫武、張振武、方惟諸氏乃潛伏督署，四圍擲放炸彈，並秘約會黨四處起事。不料炸彈一響，鄂督瑞■氏（清宗室）即改裝逃往英國兵輪，擬即赴滬。彼時黨人四起，秩序紛亂，鄂諮議局即開緊迫會議，謀舉議長，湯化龍氏為臨時都督，維持治安。而湯氏因自身毫無兵權，難保治安，乃匿居某地，轉託友人向局辭職，並力推本省陸軍某鎮協統黎元洪氏為都督，（原註：查鄂省陸軍統制原張彪，因其平日輿論甚劣，不明大義，故鄂人信仰黎氏而被推出。）請諮議局選任之，於是諮議局續舉黎氏為湖北臨時都督，並步趨四川之後，對於清廷宣告起義獨立矣。鄂省獨立之後，大倡清主退位及五族共和之議。一面則南方各省均漸響應獨立，一面則清廷起用袁世凱統率段祺瑞、馮國璋、曹錕諸舊部，南下討鄂。及袁氏手握重兵，追念昔年免職夙憤，逆料清廷不足有為，原無效忠故主之意，加以其人一面有不代滿人殺漢人之口號，一面有清君退位自身憑藉武力硬作總統之野心，乃授意段、馮諸氏，通電贊成共和。於是清廷更恐，復派唐紹儀、伍廷芳諸氏赴鄂議和。伍、唐兩人抵鄂後，深知革命大勢已成，乃完全承諾武昌軍政府之提議，換回清主遜讓及優待清室之若干條件，以捧呈清廷矣。於是民軍不勞北伐流血，而清室完全退位，共和完全成立，武昌完全定為首義之邦矣。回溯川、鄂兩省，因爭路權而倡獨立，革命之最初時期，並未表現革命黨人有何種偉大之勢力與計劃存於國內，尤無一團一旅之革命軍隊可言。且待至川、鄂久布獨立，袁、段已贊成共和之後，則革命黨中之第二首領始由海外趕至武昌。待至長江下游，各省完全獨立，武昌軍府將改都江寧之時，則革命黨中第一首領始由海外趕至江寧。若就辛亥年各省先後獨立之日曆考，乃知辛亥共和之成立，革命黨人雖系成功者，結果者，然最初之造因者，實以川、鄂二省之諮議員為最有力。假令清廷昔年不堅持鐵路歸國有耶，則全國人民及各省諮議局何從得一大題目而謀獨立？又假令當年無各省諮議局以集中人才，監督省治，代表民權耶，則人民何從得一法定的議政機關民意機關，藉以反抗清廷、擾亂清政？再就先後獨立之各省地理言之，假令最初爭路者非交通阻梗素堪閉關自守之川省耶，則當其戕殺趙爾豐自舉都督之時，清廷可立派大軍剿平內亂，緝戮禍首，而大事已矣。若既無川省獨立，以資號召，又無川省議員於事先聯結鄂省之議員，則鄂省議員安有公義私交上之同情，而妄倡獨立，以本省為孤注耶。若就以上事理推論之，則可簡括下一斷案曰：辛亥革命之一舉成功，無甚流血之慘禍者，實大半由於各省議員根據議政機關，始能號召大義，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於各省諮議局之間有互助合作之預備與其目標也。而各省議員之能決心合作，實大半由於議局之領袖曾受清廷驅逐請願代表之恥辱，及經憲友會密謀地方革命之激動也。而昔年國會請願之能監促清廷，設立各省諮議局，畀人民以議政之權力者，實大半由於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領導會等之奮鬥也。此可知民國之成立，梁先生實有間接之大力，（原註：後來討洪憲討復辟二役內未列入。）並可知先生四十年間以著作報國之歷史，實以此次運動者為第二期之事業。」（徐佛蘇《梁任公先生逸事》）
「是年先生遷居神戶下山手通麥氏之留春別墅。」（見楊維新《與丁在君書》）
先生是年著述中除《新中國建設問題》和《與上海某某報館主筆書》兩篇以外，尚有《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一文。此文系記述正月間先生與湯覺頓對於國事之談話和辯難者，讀了可見先生對於國事問題的見解和態度。先生在該文篇首記其緣起說：
「春寒索居，俯仰多感，三邊烽燧，一日數驚，日惟與吾友明水先生圍爐相對，慷慨論天下事，劌心怵目，長喟累欷，輒達旦不能休。明水謂其言有足以風厲國人者，乃迻述之以為此文。」（原文《國風報》第二年第五號第五頁）
此外討論時事的文章，尚有下列各篇：《粵亂感言》、《對外與對內》、《敬告國人之誤解憲政者》、《論政府違法借債諉過君上之罪》、《違制論》、《國民破產之噩兆》、《政黨與政治上之信條》、《中俄交涉與時局之危機》、《論邊防鐵路》、《為籌備宣統四年預算案事敬告部臣及疆使》、《立憲國詔旨之種類及其在國法上之地位》、《收回幹線鐵路問題》、《為川漢鐵路事敬告全蜀父老》、《利用外資與消費外資之辨》。
關於詩的方面，正月先生有《人日立春》一章，五月有《南海先生倦遊歐美載渡日本同居須磨浦之雙濤■述舊抒懷敬呈一百韻》一篇，十月有《十六日先帝三年喪畢志慟》一章。讀了可見先生當日的感慨情形。
注釋：
[1]「彼輩」，《梁任公年譜稿》作「似吾輩」。
[2]庚戌，當是辛亥之誤。
[3]「此」，似「日」之誤。
[4]劉壯肅，劉銘傳，字省三，安徽合肥人。1885年台灣改建行省，劉首任巡撫，1895年死，諡壯肅。
[5]羅癭公，名惇曧，廣東人。
[6]此函似系兩次寫出，9月8日在日本時寫成，未發，21日抵奉天后，又續寫。
[7]院字下，疑脫「為」或「改」字。
[8]土頭，指袁世凱。
[9]遠，即梁啓超，又號孟遠。
[10]冢骨，指袁世凱，曹操訓袁紹為「冢中枯骨」。
[11]藍公武，字志先，江蘇省吳江人，早年留學日本和德國。曾任《國民公報》社長、《庸言》雜誌主筆等。
[12]龍，龍濟光，廣東新軍第二十五鎮統制。
[13]秦，秦炳直，陸路提督。
[14]李，李准，廣東水師提督。
[15]公孝，似即指岑春煊。
[16]堅，指張鳴岐，字堅白，時任兩廣總督兼署廣州將軍。
[17]陸，陸榮廷，原廣西提督。時為廣西都督，亦張鳴岐舊部。
[18]公路，指袁世凱。
[19]城北，指徐世昌。
[20]典虞，姓譚，號學夔，廣東新會人。1916年和湯覺頓等被龍濟光軍擊斃于海珠。
[21]山公，指岑西林。
[22]伯器，蔣尊簋字，時為廣東新軍協統，廣東臨時都督。
[23]李柳溪，名家駒，籍隸廣州駐防漢軍正黃旗，時為資政院總裁。
[24]伯鸞，梁士詒號，字燕孫，廣東三水縣人。時署理袁世凱內閣郵傳部副大臣。
[25]范源濂，字靜生，湖南湘陰縣人，湖南時務學堂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