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年譜長編 · 第五冊
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庚戌）
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三十六歲
正月，政聞社本部遷上海，由總務員馬相伯、常務員徐佛蘇等主持之。三月，計劃開辦中之《江漢日報》與江漢公學，以經費困難，暫緩開辦。七月，清廷諭令查禁政聞社。十月，光緒帝與西太后先後崩逝，溥儀嗣位，醇親王載灃以攝政王執政。是歲，海外事業皆瀕危機中。
正月二十六日，先生三十六歲誕辰，有詩兩首，讀了可見先生當時的感慨和抱負：
「虛牝黃金強自寬，蹉跎三十五年間。春華冉冉駒奔隙，吾道悠悠羊觸藩。頗悔文章難用世，永懷君國且加餐。兒曹漫祝今年健，試與摩挲髀肉看。
一出修門已十秋，黃花見慣也應羞。無窮心事頻看鏡，如此江山獨倚樓。何處平蕪下秋隼，卻憐滄海著沙鷗。中年百歲君休問，哀樂中年未易收。」〔《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三十五頁〕
（一）政聞社本部之遷滬
政聞社本部於正月從日本東京遷往上海，由總務員馬相伯、常務員徐佛蘇等主持其事。二月一日，該社在滬開招待會，宴請滬上學界，報告該社宗旨和成立經過。是時適有日本輪船二辰丸以私運軍火為粵督扣留案發生，該社曾致電粵當局請始終堅持，並參加兩廣同鄉大會，討論應付辦法，但是結果仍由中國賠償損失了事。該社社報記致電粵督的事說：
「二月八日，本社開社員談話會於編輯所，公議電爭第二辰丸事。電文云：粵督大人鈞鑒，辰丸事公據約捕收，薄海稱快，東報雖強辯，亦認捕船地為我領海，不力爭將變領海為公海，且失國家自衛權，乞始終堅持。」（光緒三十四年二月《政論》第四號頁十一）
當時徐佛蘇給先生和麥孺博的信里也說：
「昨日因辰丸事，曾共擬一電上粵督。此事弟原看得極重，加之前日君勉兄又來一電，促社友籌議對付此事之法，故粵電萬不能不即打也。其電文各報已登錄，一方面弟欲多作數文登《輿論報》。（《時報》掛日牌，聞不便攻擊日人，楚卿面雲。）此事兩公果有何見？弟以為辰丸應捕收無疑，非徒憑國際先例，實吾國與各國通商約章，凡遇洋商運販軍火，照例沒收，故捕收之方系實用約章，毫不足別生枝節。惟粵官履行條約之手續，或不免稍涉急躁，使人難堪，如遽下日旗之類。倘日廷始終堅持，則小事將變成大交涉，奈何？」（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徐佛蘇《致任蛻兩先生書》）
又二月十四日，上海《申報》記該社代表參與兩廣同鄉大會的事說：
「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上海兩廣同鄉會開特別大會討論二辰丸私運軍火問題，到者百餘人，政聞社員徐君佛蘇、范君秉鈞代表全社來與會，……范君秉鈞演說對付辦法。」（《政聞社代表徐佛蘇范秉鈞二人參與上海兩廣同鄉會集議二辰丸事》，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十四日《申報》新聞）
政聞社本部遷滬後，社務日見發展，當時活動於國內者，除馬相伯、徐佛蘇、麥孺博外，有雷繼興奮、范秉鈞治煥、侯雪舫延爽、黃與之可權、鄧木魯孝可、熊知白崇煦等。此外非社員而贊助社務者有徐子休、熊沅生、向構甫瑞彝等，負責東京社務者，有羅孝高普、陳蔗青介、向淑予瑞琨、張君勱嘉森、彭熙民淵恂、陳高第、陳官桃等。是時妒嫉該社之發展者，在政黨為革命黨和楊晢子主持之憲政講習會（即憲政公會），在清廷為袁世凱，其中尤以袁氏為最甚，後來該社的查禁，便是他的作用。現把先生和南海謀聯肅王排擠袁氏的幾段材料，抄錄如下：
二月七日，南海給先生的信裡面除講對付袁氏方法外，並提到整理廣智書局、《時報》和海外事業的虧累情形：
「自臘杪至今，為商務事累幾嘔血，刻下頭痛肝痛，無聊甚。得十二月二十七日書，稍為開解，強病一一復如下：（惟又聞苾老[1]之痛，陳祭哀痛，昨日祭易一[2]，明日祭苾老，祭文當寄其世兄。公度序文當為之。）
先言此間事，一、張孝前後借去十六萬（華數），其萬二千五百（美數）乃做股，為養學生者，以此我，後再借附充一萬，彼借四千，亦我手。其餘十萬則銘三先後（無我命）誤借與之，（季雨本知其奸，亦徇情，可怪。）至今利息本錢分文不能交，亦不養學生（皆扣借款），今得芝埠年結，竟無借入二萬四千之數（華銀四萬八千），是其私吞矣。銘、雨二人，擅借巨款而置之不理，可惡已極，若譚盜則更不必言，刻擬布告，又擬控追，擬作欠公學款而抄其家。
一、庇能米絞事，黃公祐擅以七萬借與蔡某，而不立欠單，幾至十餘萬全倒，與鮑熾各攜妓，虧空萬數，自擅開酒樓，而擅支燒數部，今派介叔查，公祐虧八千，此事由鏡如多返澳委權信任所致，實鏡之大罪也。介請十一萬以金贖之（如不贖則前十餘萬盡失），今一文不能交還。
一、墨事全借電車，而黃寬卓、黃日初二人爭權，皆欲自辦，以得其佣金數萬，故經年餘一圖不得，至今四月期滿，則墨官取還，危甚。假令不誤而需款數十萬，皆為譚庇牽去，貽累港局。匯兌不同，臘杪港局幾倒，極力救之，而電車大款可憂，商墨兩事息又須十餘萬，大局岌岌。萬一不能辦，全美大嘩，保會潰散。適遇李福基任墨事，一月有數十函電追款責罵，且告加人而合嘩，又遇廣智停息，加、美交嘩。倘使二黃不拖延時月，則我去年可游澳，必得十餘萬，以弭此案，又為彼所累，無術對付之，大事遂幾為數人所敗。美銀行倒，墨事大差，地價減下，至每博洛僅得五千，計待電車成，可得萬，故今決不可賣，且福基在墨，更不能動。故我每得電函嗔怒（積久數月），遂以生肝疾，起頭痛（甚劇）也。八九年來，危險未有此極，否則濟汝大事，未必難也。
一、袁劭[3]反謀，誠非常之大憂，離慶[4]乃第一策，此如戊戌吾欲離榮慶事，惜樵野不敢行，致敗。今未知所託之人如何，並在世續前行之誠佳，但其人須能常出入王公間，恐汝遣之人，未得其才地耳。（吾已知其人，地位似尚欠，才則未知。）
肅[5]乃名士派，亦與端方等，未必能任重大事，但彼已交親，借彼怒怨，以合王公，終勝它人耳（聞澤公[6]頗厚重有魄力）。
鐵良[7]（何不設法用之）則吾見汪大燮（前英使）、孫寶琦（今德使）皆極稱之，以為滿人第一，且有心於上，最有才魄，誠可深結。所來方略與吾所聞，分毫不錯，是在辦事之人能行此方略否耳。投馬玉昆為後圖，甚佳。但亦問其人才如何。聞馬曾劾袁，是否？若果爾，大可行。所言方略，能聯二邸、三相以行間，計必可成，否則兼布謠於內監，亦足懼那拉。吾則專問此人才地（蓋方略不難，而難於人之才地也）。吾內計汝共密事之人，無此貴人，若布衣志士如若海者，恐太微不能交通諸貴也。苟無人才無地位，雖有絕妙策，亦無可施，今先在外多開窯公司，以為之地，但恐緩不濟急耳。。
辦此大事需款之多，誠不待言。汝處總持，苦不可支。歲暮售墨地，必可得十萬，然今真無法，甚恐因此失機。今美中（迦埠）收款員梁文暢（伯雋兄弟），弟曾見之於伯雋婚時，此人不篤實而甚才，其權甚大，弟可令一人專以黨事告之，鋪張揚厲，令其轉示各埠，必有得也。
此外即急售古董一事，吾欲運還美估之，惟芝埠酒樓無一人主持。季雨少怨，望置不理（開口必須全權，而全權實不能與人），否則可籌一款。陳宜甫本派此事，若能促其還美主持，甚佳。大同譯局李乙舟今在芝樓（仲策所薦），未知其人可用否耳。再不得已，則只得將墨地以賤價出售，籌二三萬，如此則尚可行。然今保會甚震動，恐失此則無基耳。至中、南美無可籌，亦不能往（吾去年欲往而大禁華人各該埠止吾行矣）。所請月撥二千，則吾可任行，已令港月撥千五百，學生月四百則由紐撥。惟自九月以來，連港六千五百，紐一萬三千與吾四千，已共二萬四千五百矣。若按月餉，則已支盡至今年冬臘矣。吾除夕四千，原竭吾此間費用（後聞紐匯撥作雲樵官費），然汝急如此，又開《江漢報》，安得有餘以分雲樵。若已匯雲樵，可罷論，否則此四千即作月費，而令港月撥一千五百可也。此外望美中多得款，吾隨時指撥，如常費則以港為實，以此為定。
一、留日學生當續派，可於秋間行之，吾竭力任此。
一、廣智事，嘩不可言，若再派息，更無術。吾今決令銘三暗行頂股。前年已令季雨暗行，惜雨太謹，謂恐震動大局，今吾密令銘三坐收。芝樓月入（即擅借與張孝之十萬）計每月溢千餘可收。廣智五六千之股本，汝可頻促之，今加屬砵屬因此月捐不收，誠為急事矣，故雖緊極而無可忍。至汝忙極亦當自愛惜，不必再編《中國史》矣。
一、《時報》除癸年經撥七萬外，甲年撥捐款約二萬（又借廣智二萬兩），乙丙年皆過萬，丁年一萬，計合十五萬（墨銀行代出五六萬，苦極），外另代交息（三年）三萬餘，合共總在廿萬左右，無年不請款，似此實不可行。要之無論勉攻真否（已得勉書），亦必須派人總文字權，更須派人管賬。（以廿萬之款無不足之理，弟自明之，何待多言。）
弟所憂在款，吾所憂在派管賬人也。一派管賬，則無遁情，雖接濟亦當勉強。某人有書來訴，謂人多讒於汝，汝大為惑，今所投命歸心者在我耳云云。吾為一切之長，若他人與人得罪，猶不生心，若為我擯，則與本黨永永反對矣。彼既知滬中人多攻之於汝，汝不妨派一管賬人（派挺之可也，派擎一查數），若文字人亦由汝派（否則文字人由我派亦可），彼稍怨畏，吾作不知，乃撫慰之，則可兩收其用，而彼亦不至有他。吾謂此可行，派孝實總文字亦可，不必定在博也。但一收賬權，即可為所欲為矣。早一日，易辦一日，可速為之。（吾欲派管賬人久矣，因恐生大波，故不如汝派。）吾本欲在德國買一大機，價不貴，每時出紙數萬，以款事未得人，故止耳。今經大事後百事皆易，惟托款無人，稍有知識，即不可靠，吾以此畏縮。商事已在別紙，以廣西樟腦之大利（必須派人學造之），而吾津津數年，港局尚無人能辦，今吾決欲停辦（因無一商才，必敗）。商務欲俟墨得利後，一切股本交還，惟留一二，或可補救，汝於意云何？天下無人才，萬不能作一事，而商才與忠信尤為吾黨所乏，如用一惠伯（汝當時請吾用之）即虧漁票酒店七萬，盡加屬九年之所捐，不足惠伯數月之所擲，抑可見矣。全會人才稍可（總持）者只章軒、寬卓二，然二人皆私心好利已極（寬卓割星公地十四博洛），若以全權付之，徒以吾二人之身名便其營私，他日仍供人罵，故無可卸之任，不如歸還大眾也。但無商款，則無可借，惟欠款甚多，以此為難耳。道遠望書，必多書來，辦事乃易，即如此書可值數萬全〔金〕，（以吾關切，而樂於設法。）否則前四千，亦令撥雲樵，可見。此問春祺 二月七日。
無西文住址，不能匯款，可寫來。」（光緒三十四年二月七日康南海《與任弟書》）
二三月間，先生致南海先生書，言聯善耆打擊袁世凱和薦湯覺頓各事：
「肅邸日盼覺頓往。昨日土爾扈特王來譚，（彼返都月余再東渡，來訪於村居彼在都即主肅邸也。）言都中事頗悉，大約聯諸劉以御王氏，自是不易之法，然敵勢方日張，勝敗正未可知也。（肅邸偵探布滿，有言愛妾亦為敵用者，可嘆！邸自言日坐針氈也。）今最急者，當為覺頓謀一官，使得安居都中，而不招忌。而現在經濟如此之窘，真不得了。都中出一《大同報》，為旗人所設，辦事皆吾社人，社中亦薦人（旗人以外之社員）為之主筆，然其經濟亦甚乏，後此尚當思所以濟之，不然，將失此勢力。又今年六月，社員卒業歸國者，殆數百，除分途設法薦往各幕外，仍須謀有以聚之，則上海編輯所之設，又萬不容已。今款不繼，百事皆將瓦解矣。港中每月一千，至今不肯撥來，非先生嚴飭之不可。美中賣古董事，宜早謀之，不然此十萬金擲之洪水，至可惜也。」（光緒三十四年三月《致南海夫子書》）
三月，湯覺頓致南海先生書：
「一、肅邸純為帝黨，自戊戌以至今日，宗旨堅定，經千曲百折，曾不少變，於貴胄中誠為僅見，徒以平日不修邊幅，好下交處士，往往受人指謫。去年項城入軍機後，其他〔地〕位頗危，謹乃能保。自經此番閱歷，甚能改從前之態度，接人發言，都極慎重，於吾黨最為親信，其接見弟子，極能以誠相待，非重弟子，實重吾函丈也。據言上實不病，即宮中事，渠亦布置妥帖，一旦那拉死去，必不致因他變而累及聖躬。且言前接函丈所賜書，屬彼以此事，渠極佩服函丈，遠在海外，而慮事之周，至於如此，誠感嘆無地云云。此人他日縱不能得政權，（有醇在，肅或不能不稍遜一籌，然亦難言。）亦必占一重要之位置可勿庸疑。吾黨今日得此人而聯絡之，天所賜也。」（光緒三十四年三月湯覺頓《致南海夫子書》）
三四月間，南海先生復先生和麥孺博書，裡面除論攻袁問題外，並講到廣智書局事，引起黨事的危機：
「任博二子：得書悉。□□情狀，語語深中，不然何至媚外至此。今鳳山[8]不西，盛懷[9]內召，或有轉移耶？彼雖諜探宏多，若從宗室，滿人下手，攻之亦不難，彼實在嫌疑之地。老嫗閱事多矣，極少信心，中之至易，是在所布置之人才耳。魯難未已，則以聶政行之，亦不得已也。楚甚恐之，力主勿大辦。惟今之資政院已開，各省會政黨爭出，遲則各有所主，以是為憂。彼等當國，斷無開禁之理，是以進退維谷也。今先其大者，自以倒劭為先，然乘此各省嘩爭路捕之時，莫若合為一體，自必江粵為魁。所合各省法如下：
一、以爭外交為名，請凡外交之事歸民間擔任，由各省舉代表一二人常駐北京為外部議員，從議員公舉一人為議長，即請簡為尚書，否亦為會辦大臣，其有決裂之事，由民間任兵籌餉。如此為題，合十八省要請之，如此既可隱開國會（今日必不能速開議院如此已偷來），明拒外侵，既大得民心，必能大集人望，於國事必有益。但此權（黨魁）必在王文韶手耳（馬相伯名位恐未能領袖也）。否則岑春煊乎？此事可行否，可酌之，勿失時。
若岑可深結，或以岑領之乎？
廣智（停息）之事嘩怒不可思議（廣智尚有多不妥事），加中三埠尤甚。既大罵汝，（凡百數十函，本欲收拾寄汝，計汝已知，不復擾汝心事矣。）因攻我■迫不可聞。福基似發狂。汝又前誤（汝亦大披露矣），有《新民報》事復函，致為口實，吾無可解，以其語太甚，不能不盛怒責之，然恐其決裂矣。惟不責之，其語無狀，動雲自立，甚難聞之。廣智事實吾黨理虧，不能不了之，明甚。決意大頂其股以了此。汝欠《新民》款若干，亦望告我，俾設法了之。福基等大怪汝數年不通書。吾虛與逶迻，事事復之，彼又字字詰難，答不可勝答，又復布告，真難與處。疑心既起，無一事而可，撫解皆窮，彼既久不繳款，又日議加屬自立，廣智餘波一至於此，可不慎歟？為此密告。
兩渾（始於加，亦敗於加，後此恐日為彼扇動，而河內盡失也）內地好消息，可多以慰加屬人。」（光緒三十四年康南海《與任博二子書》）
五月二十七日，先生致南海書，報告湯覺頓在京活動情形：
「覺頓從都中最近來書，謹呈覽。中所云良乃臣者即良弼，乃宗室中最才者，而革黨恨之最深，日思中傷者也。劉伯剛為第一次學陸軍畢業之人，亦一血誠士，得此二人暗中主持，誠可喜也。覺頓約於三四日後便到此間，屆時面述一切，細情當續報。孔希伯從廣西有書來，所述多要語，俟覺頓來後，與之共閱，乃寄呈請訓。大約堅帥[10]不滿於雲樵，而欲牽覺頓往桂，第覺頓頃所負荷如此其重，豈能舍三韓以營巴蜀，如司馬錯所論邪？惟桂中頃無人去，致可惜耳。君勉在南極不得志，不圖革黨勢力在彼竟猛進至此，想君勉別有稟矣。勉意忽欲弟子移住南洋，此奚可者，第南洋固亦不可放棄耳。綬卿簡暹使消息，現未碻，但亦可望。鄙意今日首輔非賄不行，欲將前此在歐所購之晶床獻之，以為索償之左券，統俟覺頓到商，如以為可，請專行之，不待命矣。」（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致南海夫子書》）
此外徐佛蘇在他的《梁任公先生逸事》里，對於密謀倒袁的事也有一段很簡括的敘述：
「此社於丙午[11]年秋成立，後即派員歸國，分赴各省，各界簽名預備向清廷請願，速頒憲法，開國會，聲勢頗振。清大吏竊恐人民要求立憲後，准撥兩難，急欲事前中傷之。又值康先生有為自海外秘電某當道，請劾奕劻植黨攬權，及外間有康梁秘聯粵督岑春煊謀倒張之洞、袁世凱之謠，於是袁黨力促張之洞奏請清後舉發康梁亂政秘謀，張氏甚恐留日學界鼓吹立憲，為康梁所利用，乃毅然奏請解散政聞社，通緝首犯，而清廷諭令即下。按政聞社被封禁時，系丁未[12]秋間，此時社址已從日本遷歸上海，租宅於英租界大馬路。」（徐佛蘇記《梁任公先生逸事》）
除袁的事，馬相伯也極力主張，他在給先生的一封信里寫道：
「張某謂得京信，湖南請願書上，復恐將立憲律繼報律等而先頒也，故請願書應如雪片飛上。然個中要義，一賄，二丸，徒恃口無用也。一則已蹈險為之，約定書中要義要言如數，則大大衍亦如數。張君真可人哉！第二則一丸送土足矣，而皮黨竟為土黨參利用可恨。粵所主持者，滬將以口不以筆，蓋勢則然也。大士每以難不見諒言，而不悟其難也，其自造之，恃一不讀書之土頭，將何事而不難耶。張又謂京信有先去小土意，而復出大土於遼東，恐將予以根據地也。」（光緒三十四年馬相伯《致任公先生書》）
徐碧泉爾音是政聞社一位重要職員，袁氏為摧毀政聞社計，曾有招致的計劃，但是徐氏至終未往。彭淵恂在當日給先生的一封信里說：
「碧泉北上及北京支部兩節，關係甚大，殊不可輕率取決。恂意，袁以陰險詭詐聞，其於碧泉，決非謂其有奇才異能，誠心延致之，不過欲藉以探本社消息，圖所以摧折我者而已。我欲窺其秘密，決不易得，因彼固以政門社一分子視碧泉，必一切皆不使之與聞。且袁之秘密，其大者固已昭著，為有目所共見。吾黨力能排之，直排之可也，焉事再探偵之？且本社於閩、蜀兩省，所恃惟碧泉，即江鄂等處其交遊亦多，如一旦北行，雖彼若何忠於本社，決不能身出運動，即欲以一紙書說之，恐亦礙於所處之地位而不可得，吾何必棄一有力分子，並棄閩、蜀數省之經營，以希望此不可得、不必要之結果也。支部之設，在網羅人才。現在能於北京活動者，多甘受政府之網羅，而醉心仕宦者。吾輩不揣冒昧，欲於彼處有所作為，是真與政府爭人才。以今日北京之黑暗，雖他黨無特殊障礙者，猶恐不能存立（如雪舫述熊鐵崖之不能長居北京），我乃直攖其鋒，殆恐其不我仇而自挑戰也。吾黨方略，惟有潛布勢力於民間，待黨局大定，而後直搗北京，在現時但可以個人關係，暗聯絡其有人心者，俾為他日之聲援。果有確能為本社盡力而急思有所建樹者，尤當顧惜之，阻止之，不使敗露，以俟黨勢之養成。先生盍商之上海諸人何如？總之，恂所主張，現在黨勢脆弱，地不過一隅，人不過數百（嚴格言之實只數十人耳），曷堪摧壓，惟有極力避之，決不可騁一時理想，以招人忌克，而自取敗也。此間近有以排斥袁為辭，而非難本社者（多舉《時報》及馬先生之言論以為證）。其所主張，皆謂一旦袁倒，現政府中無能繼起負責任者，政聞社排之，是惟計己黨之活動，而不顧大局也云云。足見國民於袁之希望心尚未能純然斷絕，吾黨於此時決不宜稍露形跡，不然，他黨將居為奇貨，以排我也。」（光緒三十四年彭淵恂《與任公先生書》）
對於張南皮方面，政聞社不但沒有謀倒他，且有聯吉他的計劃，彭淵恂在給先生的另一信里述其事說：
「今晨晤蔗青，談及程君於本社甚表同意，並力任婉說南皮，（以得其贊成為止。）並謂南皮入京之目〈的〉在速立民選議院，以慶、袁反對甚力，志不得遂，乃主張先設諮議局，意謂此舉一經成立，不久必四方一致，而為國會運動，則其結果自能良好。其定該局章程，頗費苦心，隱含有監督行政長官之權能。故南皮深恐一般人民不解其命意深遠，膜不經意，極欲各新聞雜誌有以引伸其義，而鼓吹之，居常每以未得一機關新聞為憾。若《大江日報》成立，彼可藉此說其提攜，且雲欲函致或一見先生，得詳陳其關於諮議局之意見，以祈大力提倡。吾黨得此公於南皮處為力，誠大好機會，故恂已切央蔗青、摶九等力與周旋。但均謂必得先生一函乃能見重，且以使其與先生直接。務祈即日書寄蔗青轉達，為至禱。」（光緒三十四年彭淵恂《與任公先生書》）
請願速開國會是政聞社進行各事中一件最大的事，是時該社社員在國內之活動，頗形積極，而尤以運動簽名請願速開國會事為最，這是惹起清廷大吏妒忌的主要原因。二月二十三日，張君勱嘉森致先生一書裡面講該社運動請願速開國會的情形說：
「國會期成會事所運動之省份，以吾社為獨多，而總共人數尚不滿萬。（安徽六七百，山東□□，湖南二千餘，江蘇現所簽者不過四五百。）此間社員覺辦事人於此方面並未注意，故此次甚望多得一二萬人，為一極大之請願，以雪吾社不能活動之恥。前在神戶所談，謂合廣東西兩省，得萬餘人尚非難事，則函致粵中時，必須得一極熱心、極有力之人運動此事，以必達此目的而後已。此最東京社員所希望者也。（徐君勉先生通信處乞示知。）」（光緒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張嘉森《致任公蛻庵兩先生書》）
六月初二日，預備立憲公會鄭孝胥、張謇、湯壽潛電請速開國會，以二年為限。
六月初，政聞社便以該社全體名義致憲政編查館一電，請限期三年召集國會。
「北京憲政編查館王爺中堂軍機大人鈞鑒：開設國會一事，天下觀瞻所系，即中國存亡所關，非宣布最近年限，無以消弭禍亂，維繫人心。且事必實行，則改良易；空言預備，則成功難。凡事如斯，豈惟國會？近聞有主張十年、二十年者，灰愛國者之心，長揭竿者之氣。需將賊事，時不我留，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國會。宗社幸甚，生靈幸甚。」（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五日《申報》新聞）
此外該社自去冬以來計劃開辦之《江漢日報》和江漢公學，這時以經費無著停止進行。侯雪舫在二月十二日致先生書里，論開辦報館的困難說：
「《大江日報》非得確鑿巨款不可冒然開辦也。延爽初以為漢口諸凡較滬上節省，今駐久兩下比較，始知房舍用費一切比上海昂貴許多，其與上海平等或少廉者，柴米之瑣屑而已，其房舍費、應酬費、用人費，皆比上海超越甚多。況吾報社又帶有政聞社支部之性質，則他報館所無之酬應費，吾必不能少焉。房舍應酬已立於應縮小不能之地位，而報之有價值與否，則視主筆與訪事電報數者。主筆吾社雖甚足，而訪事與電報若撙節過甚，則仍難出色，不能饜閱者與諸社之望；毀謗之書必且叢來；然則外形與內容皆有不能不多費之勢。初議欲比《時報》規模縮小，今實立於萬難遇事縮小之地。而開辦費只吳君覲堂所捐之萬元，聞購機器已耗去四千，下餘六千，尚未兌來。昨與楚青細商，開辦費至少須三千元，以後每月須兩千元開支，是除去開辦費之三千元，餘三千元只足月半糧耳。倘兩月後股金不集，將奈何？今欲為穩妥之計，先租一事務所，安頓機器與人工，俟連招股共有萬元或至少萬五千元時，然後再租大房，定期出版，方不至竭蹶。此股金須先自社員從速交納，若招外股，恐非出版後不能得也。此延爽與楚青、佛蘇諸位籌度再四，非此不可。若孟浪開辦，毫無確實來款接濟，出版後必有大憂。」（侯延爽《致梁任公先生書》）
又十三日侯氏致書徐佛蘇說：
「《大江日報》事反覆思之，無限為難，昨與楚卿一談，倍加憂思。蓋非確有兩萬元至少萬五千元，不能著手開辦，而此巨款向何處籌得乎？今除以四千元買機器外，只有可恃之底款六千元，此外即社員認股踴躍，充其量不得一萬，蓋勿謂社員多，口說易，實行難也。統計之，難足萬五千之數，此外則須仰給各處招股。爽以為此皆鏡中花耳，萬不能恃以集事。為今之計，於底款外（社員入股在內），非每月得有確實千餘元之補助，此報萬無成立之理，（有千餘元之月款再足以隨時所招之股，始可為也。）是即極小辦法也。且爽自維庸懦，實不足以當此重任，而老親弱息，飢餓都門，債台已增百級，更無顏托缽向人。爽行將他謀，以給菽水耳。然無論至何處，皆不忘擴充吾政聞社，是敢矢死於諸公者也。此意乞轉致湘伯先生，並寄上任公裁奪為盼。」（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侯延爽《致佛蘇我兄書》）
二月十七日，徐佛蘇致先生一書，其時正值先生患病，所以信中除論《大江日報》事外，談及衛生方法，所言吳款，系是日本華僑商人吳覲堂捐助該社兩萬元款項的事：
「日前曾屢勸公之注意衛生，乃漫然應之，今果何如耶？倘一旦醫藥未能得手，何堪設想，天生此軀，必欲戕賊之，不知其用意之所在？前事已矣，後來當百方調養。每日以三時看書，三時作文，三時遊覽物景，三時靜坐，則尊體自可日趨健實。至如飲食寢興四大節，尤當有確定之鐘點，食時戒多言（不發一言更妙），睡時必當熄燈，（電燈不熄亦可，然能熄則開眼時無感覺，不至惹起思想，亦甚有益。）蓋飲食下咽時，氣盛則易消化，多言則氣外噴。睡時正吐出炭氣，吸收清氣，倘吸收油煙，則志氣不得清明。以上所言，皆先生最易犯者，而皆足以戕害生理。先生兼備此惡習，故弟久決不日先生必生大病，甚或一病不測。尊意以為何如？人當年少力強之時，如新造之汽輪，自能圓轉如意，馬力奮迅，若中年以後，則如汽輪用久，機牙不甚緊浹，倘工師尚不注意管理之法，不復能用。先生弗以日前未曾有疾病之為害，而概視中年以後也。弟身體羸弱，其所以今日尚留此殘軀與公等相追隨者，全恃此一二攝生之道。弟恆謂人生壽命之長促，不能以身體之強弱為衡者，甚有經驗之言也。例如南海何以近來斑發返黑，有規律生活也。丹徒何以日見矍鑠，飲食豐厭，寢興有節也。（此老每餐必食大塊肉，每夜必於十時就榻。）先生豈未之見耶。弟之視尊體較自身尤重，故不惜作此噢咻瑣屑之言，乞諒其跡，而鑒其心，幸甚，幸甚！
此外再將社務陸續上達。《漢報》原擬從速開辦，數日前雪兄與楚兄酌商後，知非有一萬五千金萬不能開辦，且開辦後每月尚須有二三千金接濟。蓋一萬五千金，只能敷三個月之用故也。據雪兄最近調查，漢皋一切用費，較滬上更貴，而房租尤甚，每月此項非須三百元不能適用，故雪兄近日甚為焦慮。昨自途次發來一函，則甚有在他處先謀生活，再辦此報之意。弟之心亦甚灰冷，無法可以慰留。社中不能供辦事者之生活，又無事可辦，他人何能困守此間。故弟自接閱雪函後，鬱憤不可名言。幸不過三時之久，接讀公之來書，弟隨飛函（並打電）報告雪兄，想此君必仍欣然就職也。此君之性情篤實直爽，雖以吾社中多天資深厚者，然視君尚有愧色。弟因蛻公不日來滬，曾促雪兄速來會商，俟吳款到時，必需劃出萬金，此外或在東京、神、濱、王處籌湊五千金，交雪兄作日報三月之費，想尊意必甚謂然。」（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徐佛蘇《致任公先生書》）
馬相伯對該報持改良社會主義，以為果能開辦，不至大受損失，此外並提倡興辦國民路礦協會，以供政黨運動的經濟基礎。他當日給先生的信里說：
「社會以經濟問題為要，不獨我社然也。不才不擔經濟，亦斷不以此相困，覺頓想已代達，但不可以此責望他員，雪舫以漢口應酬糜費過於上海，故不敢擔任。愚意我社主義在改良社會，相隨徵逐，望報紙銷暢乎？抑望資助虧耗乎？此絕非官商二界所能助力者，以故曾托英君斂之來漢，代為經報，英君亦慨允。竊以為漢口以西南北十省為我銷報範圍，持改良社會主義以為之，斷不至大失敗也。
我社經濟（近擬在寧鎮等地處購荒地）須求生息以自養乃可，社會不足以養人，人將群赴官界，赴官界則斷不肯立憲。事前不問理由，事後不擔責任，政府何等自在，誰肯立憲以自束縛。以此社會當求經濟，左右思維，蓋莫如國民路礦協會。每縣以儲蓄法設一信用組合，售小票時則藉此為機關部，則學商界與下等社會皆可聯合。故章程須兼用信用組合，人人以為然而憚於發起者，殆由社會所仰望之人不敢出而主持之，其不敢之故，殆亦仰望政府之心過切耳。近今耳目所觸，無乙事不詒我須行憲法者。醫頭醫腳而不醫病根，不問理由，不擔責任，如瘖瞽之人，其手足之動，斷不能按規則也，今之政府何以異於是。日內擬遍請學界宣講一番，能得二三百社員，必當再定社名，（今日社會人每以二字黨敗之，雖不出諸口，而心病則同。）再行選舉。
又《大江報》主筆務請代訪妥人，蓋英君道德甚高，非此亦不足以改良社會，即不才亦斷不敢以紛華相率也。近三十年來，上中下社會無不公然嫖賭，故生財者日少，為匪者日多，社會之可痛哭者，無此為甚，所望我社能起而改良之。
南皮不准民立法政學校，若吳君果肯助一方，則在上海開一法政學堂，於社會必大有鼓動。又國民路礦協會，其辦事及權限章程請示尊意。」（光緒三十四年春馬相伯《致任公先生書》）
是時麥孺博居滬負責整頓《時報》事，他對於《大江日報》，主張可緩不可停。當日徐佛蘇因為痛憤東京社員的攻擊，有辭常務員並請改選的事，這也是該社政治運動中一小波瀾。現在把麥孺博二月二十四日給先生的信節錄兩段於下：
「東京人頗有攻佛蘇者，佛極憤，已函東京請改選，彼謂必辭常務員。弟之常務員亦一贅疣，去年已欲辭之，今佛蘇既辭，且彼致函東京改選，則並弟在內，弟似不可不辭，否則下不去矣。常務員與否，本皆無關要緊，然弟為之，則弟既足妨社（弟出名，諸人均異常驚詫），而常務員亦未嘗不妨弟，故辭去亦妙。至常務員在此無事可辦，則固早知之。湘老在此，則此直不置常務員亦無不可，公謂何如！如以為可，則請代草數行告東京社員辭之，省弟待兄回書久費時日。蓋佛蘇函已去，而其函內亦及弟，謂弟在此亦不能作團體之活動，則弟辭亦不可不速也。……
現在經濟極困，且先站定勿再生波瀾，《大江報》決不停，惟必大股既集乃開辦，至他事皆請暫緩，現時不可遽有興舉。彼講習會究有何舉動乎，我亦何必汲汲辦大事者，當取勢遠，不必急急爭目前一二小事，先站定腳，立於不敗之地，然後謀進取，若日日浪戰，雖小勝亦終必敗。用兵之道固如是，立黨之道亦謂如是。請兄暫勿高興，亦暫勿焦急，先為深溝高壘，兵勢既集，然後出戰，萬勿因督戰者急遽遂又匆匆浪戰，既已費財，又必狼狽。《大江報》事可為前車，必勿再蹈前轍，至叩至盼。」（光緒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麥孺博《致梁任公先生書》）
又三月二日一書里說：
「《大江報》緩辦而不停辦，此自無疑義，然緩辦亦必當大股既集，足敷一二年，方可再張旗鼓，已一誤矣。此時必當準備一二年之經費，萬萬不可遽又提議興辦。一二年非三萬不可，極少亦須二萬（除前已用者不計外），二萬亦僅支一年，且恐不足，故非於社款外，確得二萬元已到手，必不能再提開辦。萬萬不可指望海外，或僅得海外復書允籌而又遽辦，必海外之款匯到乃可。前此之狼狽，何濟於事，徒令人輕視失笑，自損聲望耳。求急反緩，一誤萬勿再誤。兄來書又頗有鋪張揚厲之意，恐東京諸公又一擁而起，誤事不少，故不辭贅，為兄言之。望兄勉思鄙言，勿急激也。」（光緒三十四年三月二日麥孺博《致任兄書》）
是時孫敏齋志曾曾致先生一書，論辦國民路礦協會和法政學堂的事：
「雖然鄙人所最注意者，曰國民路礦協會，曰私立法政學堂。以路礦啟發人民之權利思想，固順導之而易為力。久之商會林立，銀行遍設，體大用宏，必收奇效。而以絕大財團之勢，既可以握全國之財政權，即可以左右全國而操縱之，制政府之死命，箝疆吏之威權，可聯合則聯合之，可傾倒則傾倒之；至經濟益充，黨力益厚，凡偉人傑士可網羅則網羅之，可利用則利用之，反對吾政黨者則剪滅之，妨害吾政黨者則攻擊之。利權在手，一呼萬諾，為吾黨權勢之所及，即為人民視線之所歸。由此漸推漸廣，不難再造新邦，駕列強而上之。所謂蓄之既久，發之愈宏，藏之既深，則成之必大。先生戊戌之舉，雖有旋乾轉坤之能力，而不能達圓滿之目的者，即蓄之未久，而藏之未深也。雖然即當日果能遂其希望，而舉國臣民必有疑先生，毀先生，而出其死力以對先生者，以其時機不熟，故也。夫時機非可待而熟，必有以造而熟者，所謂英雄造時勢，為古今賢豪所公認，而必歷萬難，遭萬劫，以委曲而成就之。故今日路礦之導線，即為造時勢之先機，亦即應世變之遷流，而不得不如是者，先生真識時俊傑也。馬相伯先生為之擔負此任，皆先生熱誠之感召，所由致也。
至於私立法政學堂，為吾輩造就人才，擴張勢力之根據地，較報館而尤居其要焉。學堂多一學生，即本社多一黨員，學生中獲一明達之士，即本社中得一用世之才。德國柏林大學約數百人，而多數人才即出其中，政黨之成敗，即以政治團體之發達及政治思想之普及與否為前提，而欲發達其團體普及其思想，又非起點於學堂不為功。久之群材迭起，布滿國中，無往而非黨員，無往而非志士。今日為政法之學堂，即他日為政黨之舞台，此鄙人敢斷言而無疑者。特是學堂必設於適中之地，迨根基既固，將來始有發達之期，夫沿江各省，既以漢口為中心點，學堂之根據不得不注意於此。現聞憲政講習會在長沙漢陽之間，以學會形式而實充其憲政之黨勢，凡足跡所到之處，無不為講習會之勢力範圍。吾輩尤遲遲觀望，則事落人後，恐無插足之區，望先生努力為之，勿稍退步，以貽在會諸君子憂。」（光緒三十四年孫志曾《致梁任公先生書》）
三月四日，侯雪舫致先生一書，論辦《大江日報》的困難，主張改營印刷業，並促先生出國籌款，為政聞社謀經濟出路：
「手教敬悉，並由他函得知我公數月來，大為造化小兒所苦，不勝惻然，今刻已占勿藥否也，念念。《大江日報》事進行甚難，前與覺頓在漢左右躊躇，無從著手，今到滬與佛蘇諸位商之，不如竟作罷論，改營他業較為得計，今一一為我公陳之。
一、籌款之艱難。前曾詳稟，此不再贅，且吳氏之款，今亦並未接到也。
一、報律之羈束。新報律之野蠻，並掛洋旗者亦羈絆之，想先生已於東報覽悉。
一、他黨之傾陷。楊晢子於武昌及南京等處遍散謠言，謂政聞社目的專在排袁，延爽在漢之辦報，為排袁之先鋒，前於滬新任道蔡某前媒孽延爽之短，不遺餘力，到南京亦復如是。蓋蔡道此次蒞滬，乃某軍機授意，令其鐫刻黨人碑者，楊晢子又從而加功焉。（此系督幕中某友密謂爽云云，且謂不速離漢，則禍將及也，黨獄若起，必連及岑西林，某軍機授意如是云云。）
有此種種困難，則《大江日報》立於絕對的不能辦之地步，故滬上諸社員亦無不以暫作罷論為是也。所難為情者，則因此報取消，吾社對於新界人及泛泛之社員必負不信用之惡聲。然成大事者，不顧眾譏，況兩害相形，必取其輕者，此惡聲殊不必惜也。吾社以後進行之方法，必注全力於經濟界，而社員之手段，必從各方面作其表面示人以靜，裨忌者排者無從肆其毒螫之手。數年後，社內之經濟裕，官場之局面不能不有所變更，然後為一鳴驚人，一飛沖天之舉，而此刻則萬不可空憑理想，為形式上之張皇，知雄守雌，無以逾此者也。報館取消，已運到之機器可轉運來滬，與廣智書局合營一印刷所。據擎一雲，兩處機器合併外，再益以萬元之流動金，即為最好之印刷業。如得吳氏之捐款二萬元時，撥一半營此，或社員之報股移入於此皆可。覺頓、佛蘇諸位皆然是議，未知我公以為如何。
爽前稟曾勸我公急游歐美，今反覆思議，除此則政聞社別無生路，且將有不解自散之虞。君勉今雖有急到南洋之言，然聞其夫人病尚重，恐終難成行，且即行亦必不能遠。爽意仍請先生康健回復之後，速出一行，或偕覺頓同出亦妙。蓋覺頓北京之行，爽以為純系書生理想，非徒無益，將滋害焉。覺頓之位置最好是籌得經濟，請其在漢口專營實業，以固政聞社之基本，不然則須捐一職活動於政界。實以覺頓之才，苟稍得憑藉，則靜足以守，動足以攻，為吾黨最難得之將，斷不可以孤注擲之，致蹈不測也。
漢口有種種實業可營，並鄧少雲（孝可之弟）、容翰屏諸位皆能積極為我代謀，決無虞失也。至延爽一身之進退，既處處為楊某所陷，在漢不可，在京亦恐不相能，意不如欲隨次帥入川、而嫌疑既深，遽難入幕，意不如先改就知縣，使政府不吾疑，而間接以達政聞社之目的，一二年後再出頭，直接擔任社務，於事較為有濟。此亦滬上諸社員洞燭情形，贊成此議者，先生其何以教之也。
總之，行兵者必先儲糧，籌經濟辦實業，為吾社近今之無二上策，至於外間之譏評，可置之不理。張季直、韓緘古諸位，亦皆此議論，馬先生則注重於此。東京社員或因我表面腐敗，致於改體，亦所不必顧，然後可與議進取也。」（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四日侯延爽《致任公先生大人書》）
三月十一日，徐碧泉致先生一書，商辦夏期講習會、江漢公學、國際法協會和民法習慣調查會各事，對江漢公學事尤堅持必辦之議：
「夏期講習會，音極贊同，但政治經濟恐非夏期所能畢業，改作地方制度如何？似尤為各省所需要而歡迎者，欲發表吾社之所主張，何在不可，不過人材有限，不敷派遣耳。音意各省皆當推廣吾社之範圍，而有基礎與有機會之數省，尤當置重，如大江南北、湖南、廣東、廣西、四川、福建是，公以為何如？
江漢公學之建設，聞上海諸君極不贊成，大約一以重於人才，二以重於經濟，故為是持論耶，不知吾社之行動，惟辦報、辦學堂兩事。報則無論若干年，無成績之可言，其有可言者，惟學堂。今果實無款可籌，則無庸置議，苟稍可為力，自當慘澹經營，竭蹶以圖，萬毋惑於似是而非之議也。況此刻只能辦預科簡易科，即就人材經濟論，亦屬有限，數年以後開辦專門大學，經濟縱猶是困難，人材當亦改觀也。今之最當注意者，經費而外，監督與教務長，其次教員，教員即借材異地，未始不可，監督似以侯君為宜，教務長臨時斟酌，大約有人也。
音之所欲辦者，尚有兩事：一、國際法協會，以吾國疆域之大，商埠之多，外交之棘手，幾於無時不有事，朝野上下，每遇一問題出，毫無把握，動輒得咎。是當糾合各省聯絡一會，以各省之洋務局為根據，對於平時戰時以及國際私法刑法充分研究，將來進步更與歐美之各派學會結合，則庶幾國際紛爭之事，可以少休，外交界其栩栩然有生意乎。吾社出而發起，各省響應者必眾，又為學問上之結合，斷不有障礙。足以張吾軍者，此其一。
其次，為民法習慣調查會。我國有數千年之歷史，數萬里之輿圖，數萬萬之人口。其習尚之不同，風俗之各異，千差萬別，苟不苦心孤詣，精意調查，漫然取它人之藍本，改頭換面頒布各省，即謂之為根本法可乎？然苟無人出而圖之，其結果必至如此。而能荷此重大之任者，舍吾社其誰？而下手之法，又當以各省之地方自治局為根據，最先以吾社發起（以社中人不限定用本社名義），呈請民政部飭各省派人加入會中，並負報告之義務，此間更派人至各省聯絡。足以張吾軍者，此又其一。」（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徐爾音《致任公先生書》）
同月十五日，徐佛蘇致先生一書，言黃與之和鄧木魯都主張必辦《大江日報》，並詳論對此後社事所抱之兩大主義：
「《漢報》刻下雖有小挫折，終當必辦，雪、覺兩公絕對主張不辦者，未免非一時之感情。蓋此事為全國屬目之事，抑亦吾社第一之動作，倘可以中輟，則日後行動何以見信於國中？況此事不過因經濟睏乏，倘經濟可獲二萬之數，則無他患。某黨之排斥，何能使吾社不能據一言論機關？以專制政府，近來尚見絀於輿論，況同為民黨乎。雪舫談及某黨排吾社情形，甚為惶恐，以為吾社刻下當偃旗息鼓，遠避其鋒。弟則以為不與直接衝突可也，若欲偃旗息鼓，則刻下實已成騎虎之勢，無逃避之餘地。與之、木魯連日自北京來函，力爭此報萬不可作罷。談及他黨之言論舉動，怒筆溢於行間，與之尤憤不欲生，有『粉身碎骨，亦所甘心』之語。
嗚呼！他黨之德性，何敗壞一至如此，不勝浩嘆。彼謂吾社有保皇之嫌疑，當屬意中事，若謂吾社為排某黨，則真百思不解。夫欲博權貴之賞識，即不顧屠殺他團多數人之生命，其險毒寧可思議？今日弟得方表自汴來函，滿口道德，慰謝吾社，勸弟萬不可誤會浮言，真可謂奇兵四出，不可捉摸。雖然吾社萬不當以熱度與空言與之相爭，惟日夜求所以接近政權，則自能發生實力。彼團中人皆分布各省督撫幕府，吾社數人皆沉沒於下，衣食亦不能自固，安往而不敗耶？故吾輩投身幕府，系生死第一關頭也。公於他處有可以運動，及可以介紹弟等相見之處否？綏公此次如有所得，則幸甚，幸甚。近日弟與綏公談及此節，伊極以為然，有全力運動之語。此公誠極有肝膽之君子也。
弟對於社中近來有兩大主義，一則當急搶實權，一則當急改選。弟之精神資望，皆不足擔任斯席，前日已屢商相老，近日則已有函至東京，請社友熟商此事。常務一職，當添入人數，徐子休可當一席，駐蜀；雷繼興可當一席，駐滬；東京如須一常務，則亭漢似頗相宜。但東京應有常務與否，公當酌之。此外尚有人可為常務與否，刻下實想不到。總而言之，章程上不可規定常務額數，有稱職者，即加選為好。
近日東京數友對於弟頗有違言，而以熊君為最，此君素性狹愎，弟從不敢與之深交，惟虛與委蛇，冀平其憤，誰知伊始終不能除去攻訐也。其所排弟之語，皆不合事實。近日弟來神戶，當與公面談，公自能知其詳情也。此外數友，則大概謂弟專制，不常常報告社務。嗚呼！此最痛恨之事，令弟辯無可辯者也。滬上有何新事業可以報告？且縱有一二事，須常秘密，成敗未可臆度，何能報告？昨與孺公談及此節，孺公謂許多事萬無可告之理由，倘任意說明，則全般皆大失敗。此真有閱歷之言也。但弟與本社有生死相關之性質，無論當何職務，其盡力之程度，毫無減少，何必居重要地位？故必當讓出地位，使他人活動。乞公詳審之。四月內即可選舉，繼興兄弟即當與之商量。此君感情近甚與弟相洽，想易說話。吳款已到，惟相老刻往他處旅行，當俟其歸滬，此款始能領出（十八日歸滬）。楚卿兄近日與弟極能相投。此君精明練達，可欽佩之處極多。」（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徐佛蘇《致任公先生書》）
張君勱在四月十五日致先生的信里，也反對停辦《大江日報》的事，但他很贊成侯氏所提倡的經營生產事業和入官場廣占勢力兩事：
「昨在社中見雪舫自申來書，同社諸公咸不以戛然而止為然，決議暫作無期延期，俟有款再行開辦。森以為雪舫兄所述各理由，皆以吾社中人不能四面八方預為布置，故致雪舫一人陷於重圍。無款不開辦，猶可言也，若以外界之攻擊，先自卻步，則關係於吾社前途，正非淺鮮也。
至所言以後進行，一營生產事業，一有血性者須多入官場，廣占勢力，此則不易之論。森自來東後，屢與社友商量，吾國今日政治之基礎，萬不能置之國民身上。以大多數之愚民，雖日日哭訴於其旁，猶之無益，故欲借輿論以反抗政府，真夢想也。雪舫所言於他方面占勢力，以圖吾社之擴張，此真今後數年間所當力為預備，並必須持以實行之決心者也。現雪舫既不辦《大江報》，其以後立身，先生何妨略與商榷。」（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張嘉森《致任公先生書》）
此外，東京大部分社員也都反對完全停辦《大江日報》。當日他們在給先生的信里說：
「頃接雪舫兄來函，謂《大江日報》有不能不中止之勢。伸紙環讀，惘然久之。竊揣吾社進行方針，以開辦斯報為第一下手，迭次開會已經報告，印刷機器復已到達，倏爾中輟，恐招物議，未審尊意以為何如？雪舫來函謂怵於報律，礙難活動。抑知報律雖苛，乃對於一般報館共同干涉，非獨對於《大江日報》特為苛責也。一般報館猶可續辦，寧獨《大江日報》不能開辦乎？雪舫又謂楊晢子等造謠嫁禍，不如暫避嫌疑。抑知吾社宗旨，以監督政府為第一義務，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若因一二謗言而我畏避之，似非本社之初意也。以上兩者，皆不足慮，所慮者在人才缺乏，經濟困難已耳。然所謂人才缺乏者，不過謂北京政界上著著落人後，各省特派員寥寥無幾人耳。至辦理區區報館，當不患無其人也。惟經濟困難，實費籌措，故擬暫緩其期，延至八月或十月，然後開辦，盡此數月間努力集股，計東京可得二千金，淑予亦必函促，湖南各同志勉強招集，吳錦堂之款再遲數月或可望交到，若復得先生撥冗暫往台灣一游，或可招集一二巨股，則亦不難開辦矣。開辦之後，上海、漢口之股，亦可陸續接收。加以紙張墨料務求儉約，電報訪事亦可取資於《時報》，次第辦去，當不致虧本。只求此報成立，免失信用，雖局面狹小，猶愈於己。先生以為然乎，乞賜復一言，不勝翹企。」（光緒三十四年春政聞社同人《致任公先生書》）
是時，先生曾致南海先生一書，除報告社中經濟困難情形外，並詳述擬辦《大江日報》、法政大學和暑期法政講習所各事。然原函殘缺，不能窺見全部了：
「知所為計，惟恃借貸，過一日是一日耳，而諸君學費每月四百餘元，博在滬，覺頓在都，每月最少共須三百元，弟子自用亦不能出三百元以下，即此私費不關社政者，已月須千金，誠不計何以克支。今惟有再埋頭著述，冀少助萬一耳。社事，各社員熱度日漲一日，各省支部之運動，日加發達，所以責望於吾輩者甚厚，而吾輩內情又不能出以示人，人將漸疑其有他，此亦前途一大危機。今既無法，只得安之。此間有一商人（吳錦堂寧波人），捐社款二萬元，今惟恃此款暫為周轉，而私款不繼，已不免扯用矣。社中現在漢口辦一大日報，此固兵家爭武漢之訣，誠不可緩，而將來之累，亦將不讓《時報》。社員又亟欲設一法政大學，此亦極要著，然今則只得從緩矣。惟今年暑假時，欲借法政講習所之名，往各省開會，現各省願任此事者咸有人，不欲辜其熱心，且此亦擴張黨勢一妙法，我不行，他人將行之，故決欲辦。但辦此則雖各社員不領薪水，亦當給以川資及雜用，計每人最少須給以二百元（實不為多），每省派三人苟能得萬金。」〔光緒三十四年夏初《致南海夫子書》（案：原函殘）〕
（二）政聞社之被禁
六七月，清政府以政聞社社員、法部主事陳景仁電奏請速開國會，並攻擊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案，諭令查禁政聞社。陳電全文未見，現在把革陳職和查禁政聞社的兩道上諭抄在下面：
「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奉上諭：政聞社法部主事陳景仁等電奏，請定三年內開國會，革于式枚謝天下等語。朝廷預備立憲，將來開設議院，自為必辦之事，但應行討論預備各務，頭緒紛繁，需時若干，朝廷自須詳慎斟酌，權衡至當。應定年限，該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請？于式枚為卿貳大員，又豈該主事等所得擅行請革？聞政聞社內諸人良莠不齊，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陳景仁身為職官，竟敢附和比暱，倡率生事，殊屬謬妄，若不量予懲處，恐譸張為幻，必致擾亂大局，妨害治安。法部主事陳景仁，著即行革職，由所在地方官查傳管束，以示薄懲。欽此。」（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申報》）
又：
「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奉上諭：近聞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設有政聞社名目，內多悖逆要犯，廣斂資財，糾結黨類，託名研究時務，陰圖煽亂，擾害治安。若不嚴行查禁，恐後敗壞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撫、步軍統領、順天府嚴密查訪，認真禁止，遇有此項社伙，即行嚴拿懲辦，勿稍疏縱，致釀巨患。欽此。」（《查禁政聞社上諭》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十八日《申報》）
陳景仁案發生後，政聞社社員中多有主張解散該社者，先生在七月十二日致蔣觀雲書里商論其事說：
「連示敬悉。一以數日來在暑假中，同人歸國道出此間者，絡繹不絕，自晨訖夜，未嘗無座客，無作書之餘地。一亦以此問題所關重大，一時未能決定，故無以復命。想公懸望久矣。
公最近所來書，主張解散團體，雪舫、慕魯自都來書主此說，東中則除公以外，惟君勱主此說，其他皆反對者，佛蘇頃已歸滬，與湘老、覺頓諸公會商，欲竢彼中會商結果何如，再行決定。此事之來，頗出意外。慶處本早已通氣，允不干涉吾社，不解何忽中變？想是慶太無魄力，為袁所壓，不能爭之。昨日雪舫又有一書來，言慈宮見陳電，初不甚怒，袁面奏政聞社系某某等所發起，因有此諭雲。然則主動所在可見矣。改名存案，不過表面上事，若內關不通，留此不生不死之團體，有害無益，誠如尊論，但解散之舉，鄙意仍欲待智盡能索後乃用之。非有所留戀，實則解散後欲再結集甚難，且信用一失，影響於將來者亦甚多也。今慶、張處不難，所難者唯袁。唐少川使美，不日當過此，弟擬要而見之，面與言吾黨對袁之態度，以釋其疑。若此著不得要領，則再議解散，公謂何如？陳氏聞系南洋豪商，新入社者，其鹵莽固可恨，其熱誠亦可嘉，其不解事亦可恕。要之，未經訓練之政黨，此等亂脈僨動所不能免，責之亦無謂，徒失人心耳。公又謂何如？座客未散，抽暇率復，容俟續罄。」（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致蔣觀雲先生書》）
同時該社有通告全體社員一書，說明陳案的經過情形。七月二十六日，《申報》載該書全文如下：
「東京通信雲，日昨政聞社發出通告全體會員公啟一紙，其詞如下：敬啟者，恭讀六月廿七日上諭，稱政聞社法部主事陳景仁等電奏云云。本社對內對外，皆以總務員馬君良為代表，屢次建議發電，皆用馬君名義。其餘社員，政治上之行動苟不悖於本社主義，固所歡迎，但只認為社員個人之行動，不能指為代表全體。向例，惟有專摺奏事權者，乃能電奏。今陳君一法部主事，何以諭中稱為電奏？本社及海內外學界、商界，以電報請願於政府者，非止一次，何以陳君此電獨能上塵天聽？本社內地事務所設在上海，陳君之電非上海所發，何以恭讀上諭語氣指為代表全社？政府態度頗為難解。吾社以主義相結合，期於貫澈初終。政府壓制輿論，為各國憲政萌芽時代所必經。本社蒙茲挫折，亦意中事，要在堅忍委曲，以期不負吾輩愛國之本意而已。因社員散處各方，於此次受挫折情節，未及周知，特為說明。以後對於此事若何解決，當再公告。本社一切行動，光明正大，各社員若有疑問，望逕函詢本社事務所，勿為外間謠言所惑，是盼。政聞社同人公啟。」（《政聞社通告全體社員》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申報》新聞）
七月十七日，查禁該社的上諭發表後，先生再致蔣觀雲一書，商解散該社之策：
「昨上諭想已見，此亦意中事，然政府之肺肝，更予天下以共見矣。得都中同人十日前來書，已知將有此事，蓋憲政公會之周大烈忽登報脫黨，且與龜山絕交，同人早知其將有非常舉動。周氏不以為然，故先自退出，以求脫離關係云云。大約風潮尚不止此，此不過大風之初起於苹末耳。其以後所次第行者，則非政聞社之問題，而或為宮廷之問題也。事既至此，除形式上之解散外，更無別法，惟精神上之結合，當益加鞏固耳。其解散之手續如何，及解散後之態度如何，待與上海商定再以奉商。頃黃與之新自上海來，惟彼動身時尚未知此事，上海現在情形如何，已有電往詢，得復電當即飛告也。」（光緒三十四年七月《致蔣觀雲先生及社中諸君書》）
又一書商自請召訊之法說：
「四示並悉。自請召訊之議，誠為現在惟一善法，但有一難焉，則應召訊之人是也。以形式上論，馬先生當最宜，但以七十高齡當此沖，殊所不安。其次則佛蘇與孺博，（先生亦可，然先生亦有嫌疑可供其羅織。）然此兩人皆系前此有案之人，若羅織之，則即不以此次名義而追其前罪，則囹圄之厄亦意中事，吾儕能營救之耶？此實宜以弟挺身任之，乃為適合情理，而弟之地位又萬不能出此，奈何。若弟能自任之，則敢發此議，或更約數人同為之可也。今弟既不能，自身則逍遙海外，而使同志冒此危險，縱同志不責我，我何以自解？此弟所以審顧兩日夜，而不敢決然奉命也。要之，此舉必先定肯應召訊之人乃可，而弟之地位實不敢指定某人，公意中知有其人否耶（即其人肯任而總不宜由弟問之公謂何如）？乞見示，若實無其人，則止能照登公所擬解散之通告耳。公函已寄滬酌辦矣。」（光緒三十四年七月《致蔣觀雲先生書社中諸同志書》）
此外，先生有致學習館諸公一書，論謀補救的事。裡面所說的肅與長便是肅王和長受卿福：
「京電不敢發，恐累受電人（肅與長皆在嫌疑中），但已數函往矣。慶處緩頰，已力托之，料弟信未到前，彼亦自能辦。因前一次諭下時，長已有報告來，且言順天府尹系某之走狗，恐生波瀾，彼等已預為之防云云。捕人之說，數日來不見發動，或系虛聲恫喝，使解散，或有從中調護者，或敵稍緩，為一網打盡計，皆未可知。惟吾輩在外，今日所能設法者，惟有函托都中一二要人而已。」（光緒三十四年七月《致蔣觀雲先生書學習館諸公書》）
結果政聞社終於解散了。七月二十七日《申報》載查禁該社的原因說：
「七月十七日上諭查禁政聞社，嚴拿社伙，聞其原因系緣陳景仁等請斥革于式枚一電，某邸頗滋不悅，隨分電各省調查該社內容。數日前已得某省電復，有立社處所甚多，社伙甚眾，且有要犯混跡其中，故當日召見時面奏情形，隨下嚴行禁止，飭屬拿辦之諭。」（《申報》《政聞社諭拿原因》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政聞社被查禁的近因，除陳景仁案以外，五六月間南海先生所主持的海外亞、美、非、歐、澳二百埠中華憲政會華僑公上請願書一事，大概也是一個原因。請願書所請九件事中，有（一）立開國會以實行立憲，（二）盡裁閹宦，（三）盡除滿漢之名籍而定名曰中華，（四）營新都於江南以宅中圖大等四條。——這都是清廷忌諱的事。此外，預備立憲公會所發動的各省國會請願代表，也正齊集京師，進行請願運動。所以結果才有這霹靂一聲的查禁上諭。七月二十八日《申報》再詳志其原因說：
「十七日降諭嚴治政聞社原因，已錄昨報，近聞此事之主動者，系南洋二百埠華僑請願書所致。上月中舊金山中華帝國憲政會總長康有為、副長梁啓超聯合海外二百埠僑民上請願書，主張十二大請願，內有撤簾歸政，盡裁閹宦，遷都江南，及改大清國號為中華國數款，最為政府所駭怪。某日退值後，各樞堂即會同憲政館政務處會議，某邸謂朝廷銳意憲政，即擬開設國會，使人民參與國政，亦斷不容有此荒謬請求，致擾大局。某中堂謂中華帝國憲政會遠在海外，難於解散，惟沿海各省分設政聞社與梁啓超有關係，不如先查政聞社為下手之地。各堂多以為然，越數日，即擬嚴拿社伙之旨。」（《嚴治政聞社詳志》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申報》）
又該報轉載上海《字林西報》論清廷無意立憲消息一則云：
「《字林西報》北京訪函云：前日，皇太后特下諭旨，命各省督撫嚴拿政聞社社伙，雷厲風行，聞者錯愕，莫明其故。按政聞社為各省紳商所組織，去年成立，社中目的為協助政府調查各國立憲制度，俾中央政府得以創立國會，實行憲政。近者赴德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二次電請緩立憲，政聞社社員陳景仁電奏請革，不意遂觸政府之忌。蓋滿洲守舊黨皆謂立憲政體利於漢人，而滿人歷朝所得之權利皆將因此盡失，故竭力反對之，近日《江漢日報》復因登外洋華僑請願書為鄂督所封。以上兩事，皆足阻中國革新之舉。目下政學紳商已無敢再述及立憲二字，即江蘇、江西、安徽、廣東、浙江各省公派入京之代表，亦均擬束裝回省。據此以觀，滿洲政府之政策，實欲箝制國民之口舌，使之不言，而嚴辦政聞社社員，不過借端而已。」（《西報論政府無意立憲》，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申報》）
政聞社解散後，先生便專心從事著述，但對於政治事業並不灰心放棄，他在當日給徐佛蘇的一封信里，講的很清楚，現在鈔錄在下面，借見當日先生的心緒和志願：
「連示悉。日來已屏百事，專務著述，故復書輒日延一日，勞公懸望久矣。
承規各節，謹當銘心，惟中有不敢盡從同者。政治生活，此時固無從下手，然謂竟拋棄之，則非惟於義有所不安，即於勢亦有所不可。十年來，以虛譽忝負一部分人民之望，社會之恩我不為不厚，此身惟有奉獻之於政治界耳。若外界之阻力，則紆曲其途以達之可，時機之未熟，再養晦以待之可也。若夫舍此不治，則此外更有何道以為吾報國之地耶？非惟弟有然，即我公亦有然，望思之。
在經濟界謀樹立，自是達吾目的之一法門，然公說亦未審情實者。凡一事業，無論大小，必有經驗者乃可望成功。吾儕皆書生，於持籌握算之事，一無所知，以營商務，小試則小敗，大試則大敗耳。近年來非不嘗謀此，而屢試輒蹶，故今頗憚之。此次西事未知結果如何，弟恐社之風潮，其影響且將及彼耳，姑待之。
弟現在專從力著述，非惟養晦時代固應如此，抑亦為飢所驅。今廣智日在岌岌之中，非有以扶之，則目前已無以為聚人之用也，故不得不黽勉從事也。駿聲已北否？桂中不便致書，已詳前函，想駿能諒也。」（光緒三十四年《致佛公書》）
八月初一日，憲政編查館資政王大臣奕劻、溥倫等進呈憲法議院選舉各綱要，及議院未開以前逐年應行籌備事宜。奏諭頒發，依限舉辦，限九年籌備完成。
（三）光緒帝和西太后的崩逝
十月二十一、二（11月14、15日）兩日光緒帝和西太后先後崩逝。關於光緒帝崩逝不明的事，到現在還是一樁疑案，無從證明，但是據王小航《方家園雜詠記事》的研究，雖然不知道毒弒他的確是何人，和崩逝時的確實情形，但是主謀的決逃不出西後、隆裕和袁世凱三個人，帝後崩，即依遺詔由溥儀繼位，以其生父醇親王載灃為監國攝政王。
帝、後崩逝後，先生和南海便積極進行倒袁的事，袁氏也多方中傷先生，但是結果袁氏終於十二月十一日奉命回籍養疴。他這次的黜革，先生和南海的運動是有相當力量的。現在把有關這次運動的幾篇材料抄錄於下。
十一二月間，先生致蔣觀雲第一書，言已經進行倒袁事：
「頃得頗碻消息，言攝政王之謙，大有深意。其人深沈而有遠略，所布置者頗多，現在不遽發者，徒以在大喪中慮失國體，大約百日服滿後，必有異動云云。公所示誠切中事理，兩旬來已遵此方針進行，肅之外，尚有其途，成否雖未可知，要之人事所能盡者止此矣。覺[13]以指目者眾，故都中人來函暫止其行，然行期亦不遠，都警廳及滬道皆公路[14]鷹犬，各報受其鈐制，故所傳消息，無一足信者。」（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致蔣觀雲先生書》）
十一二月間，先生致蔣觀雲第二書，述夫己氏假造匿名檄文中傷先生事。夫己氏當系暗指袁氏世凱：
「陽曆十一、十二兩書均奉悉。所籌畫皆切中事理，夫己氏之所以陷吾黨者，方日出而不窮。昨日上海寄來一匿名檄文，（石印物，其紙張系中國制。）內多侵及監國之語，而信面寫橫濱某緘，遍寄各處，其必出於夫己氏之手無疑。先生所言之策（十一日函所言），前已行之，頃見此匿名件，更不能不亟辯白。擬除從內疏通外，更登一廣告於各報，先生謂何如？」（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月間《致蔣觀雲先生書》）
十一二月間，先生致蔣觀雲第三書，商遞上攝政王書之法：
「上監國書頗不易達。弟前此方作一書，已設法交去，不知能達否？張燕謀為老邸舊人，聞信用頗厚，公與之有交否？若托彼當無不達。若無交不便托，則請寄來此間，由弟托人交澤公轉交亦可。澤撫育於醇邸，與監國一心雲。明春家君還歷〔廣〕，弟本擬一歸省，今當危疑之時，不欲行矣。南海並無返國之事，純屬虛構。專此敬復。」（光緒三十四年十一二月間《致蔣觀雲先生書》）
十二月間，先生致蔣觀雲第四書，報告辦理辨誣和張經過。
「所示各節有已辦者，有當即照辦者。其已辦者，則辯誣一事，已遍登各報，今剪出一紙呈閱。如此措辭，公謂過當否。其上南皮書，亦已於半月前寄去（可謂所見略同），彼中尚有能疏通之人，托其轉達，想必有效也。南海通書南皮，未知肯行否？因彼二人前以學術之爭，意見頗深，不審能銷弭否？已將公原函寄南海矣。」（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致蔣觀雲先生書》）
十二月二十一日，先生又致蔣觀雲書，裡面除述和張辨誣兩事外，並論徹底除袁，和上書攝政王各事。裡面所說的蕭澤當系肅王和載澤：
「前數函要點，一在和張，一在發電辨誣。和張事早已辦，其效果如何，得京函再當詳報。發電事，君勱、構父來書頗不贊成，與之、希民則極力主張，然弟細思之，實不願孟浪遽發。蓋此匿名之書，並未指實弟名，不過外有橫濱梁緘字樣，其措詞雖狠毒，然亦隱約，（前來函索原文，適已將此間所得之一紙寄往北京，轉呈監國，因紙上有滬中同人眉批也。）既已登報，且發函致辨，若再發電，似不免泥中鬥獸。弟為此類事發函於蕭郎處，已不下數次，其言亦與公所擬電略同，此似亦已足。得公書後即將公所擬電文再抄一通寄蕭處，言本欲如此發電，以跡涉於瀆，故中止云云。蕭與澤至密，而澤大為監國所信用也，此情想必能達於監國也。其餘作祭文，作宣言書，作監國權限說帖等，皆屬至要之著，已次第屬稿，成後當就正乃發之。最近一函言外國干涉事，請發電助政府事。此間得南海電，知已屬南洋、美洲各埠馳電力爭，想聲勢不小。至致電公使團，則極難措詞，已屬滬上與《字林西報》主筆言之，似只能如此辦法，公又謂何如？元兇之必去，綬卿屢次來函述澤蕭二公之言，謂必無中變，堅囑勿慮，但其發之如是其速，即彼輩亦始願不及。事發後，京函尚未至，一至當知其詳。紐約來電，言唐逆在彼拚命運動，囑設法撤回，已將原電轉都矣。鄙意謂，為今日之計，必宣布此賊罪狀，乃可杜外人干涉之口。其罪狀除離間宮廷為眾所共知外，其尤大者則在山東巡撫任上，縱拳出境，以畿輔為鄰壑，釀成庚子大禍。此本極顯著之事，而內外人均熟視無睹。苟揭此狀，則外人將憎惡之不暇，豈肯更為卵翼？頃已以此情詳函蕭郎，未知監國有此魄力能採用否耳。黑幕人物，純恃一張燕謀，此吾黨所宜大注意者也。公有何良謨，尚希時以見〈誨〉。弟於公所教者雖有一二方命，然心悅誠服者七八，想公必不以小小異同而嗔之也。」（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致蔣觀雲先生書》）
先生上監國攝政王書達到與否，不可知，即該書全文材料也沒有發見。下面一書是袁世凱革職後，先生致書肅王善耆，建議徹底宣布袁的罪狀：
「昨由東報見京電，知元惡已去，人心大快。監國英斷，使人感泣，從此天地昭蘇，國家前途希望似海矣。惟此事既發表以後，善後方略亦有不可不留意者。謹述鄙見一二乞設法以達於監國，備採擇焉。
第一，宜速以明詔宣其罪狀也。兩宮升遐，未及百日，而驟去一大臣，在國中稍諳朝局之人，固莫不稱快。而此人既久當外交之沖，與外人交通頗廣，各國或不無駭異，若顢頇了事，反使彼有所藉口，或慫恿外國之抗議，以為將來反噬之計。此人罪狀之多，實擢髮難數，以弟所知之最重者，舉其數事如下：
一、甲午戰禍，全由彼所釀成。當時東學黨之亂，本由彼煽動，煽動之後即求出兵剿之。而光緒十一年《天津條約》有中國出兵日本亦出兵之語，彼全然不記，徒欲藉此以成一己之功名，以此攪亂東亞平和，釀出彌天巨禍。故當時彼自朝鮮逃歸後，往謁李文忠，文忠指頰上所受彈子語之曰：「汝尚有顏來見我乎？汝試觀我之受此，為誰而來？」蓋此事之罪魁實由彼一人，文忠知之最深也，此其一。
一、戊戌之事無端造出謀圍頤和園一語，以致兩宮之間常有介介。德宗皇帝十年來未嘗有一日開顏，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莫此為甚。夫德宗皇帝之仁孝與英明，皆天下所共聞也。以仁孝之德宗豈其對於太皇太后而有此悖逆之舉？若謂全由康有為主謀，德宗不預知，試思德宗豈昏庸之主，由疏逖小臣之康有為得任意播弄者耶？當時彼以一按察使特授侍郎，全由德宗愛其才，且以為彼久於外國，諳練外事，欲以為維新之助，豈有他意。若謂康與彼有密謀，康何人，敢以此密謀瀆德宗之聽耶？康又何能使德宗不次拔擢而授以侍郎耶？夫使果如彼賊所言，有謀圍頤和園之事，是必德宗與聞康之謀也，否則德宗為康所賣也。使德宗而與聞康之謀，德宗不得為仁孝也；使德宗而為康所賣，是德宗不得為英明也。二者必居其一於是，而德宗豈其然哉？故知此事實毫無影響，而彼賊徒為一人之富貴利祿起見，遂不惜厚誣君父，以致德宗皇帝鬱郁引歉，齎志以歿。此天下臣子所為痛心疾首，而弟等之含冤更不必論。包藏禍心，離間宮廷，此其二。
一、團匪之變時，彼正為山東巡撫，團匪何自起？起于山東也。以彼之才，居彼之位，當其涓涓之時而塞絕之，指揮若定耳。而彼之所以處此者，則巧甚，彼固知團匪之必不能成事也，不肯顯然助之，而憚於端庶人輩之威也，乃為兩面討好之計，將團匪驅逐出境，以畿輔為其鄰壑。事敗之後，彼之所以謝朝廷謝各國者，曰吾山東境內固無一匪蹤也。而不思此滔天之禍，誰實釀之？使彼肯將山東之匪迎頭擊滅，俾免外逸，又何至有乘輿播遷，賠款山積之禍耶？此其三。
其餘近來植黨營私，招權納賄，虛耗公款等罪狀，則弟在海外所知，反不及內地之詳，不必縷舉。今兩宮既先後升遐，戊戌前事非復臣子之所忍聞，即措詞亦復不易易。雖然，此罪若不有所歸，則大行太皇太后與大行皇帝慈孝之德，終不暴著於天下，使後世史家不能不有所懷疑，非有疑於太皇太后之慈，則有疑於德宗之孝，夫使二者而有一於是，則今上皇帝與攝政王之心，其能安平。竊謂宜以兩宮遺意（必兩宮然後可），暴其離間宮廷之罪，措詞雖簡單渾括，亦所不妨，蓋但有此而兩宮日月之明，已永不復為浮雲所能揜矣。至其在山東首鼠兩端，縱竄匪犯畿之罪，尤不可不明著之。蓋彼方日以此事市恩於外人，即外人亦方以此為彼之功德，必使天下萬國盡燭其奸，然後死灰無復燃之患。
今晨各報所載，外國對於彼賊，頗有惋惜之詞。又載彼賊與外人言，有我惟一死以忠君國之語。恐外人不免為所惑，是不可不預防也。（日本各報則多不滿於彼之詞，見人勢利，落井下石，亦其慣技。）以彼賊誣君誤國之罪，雖明正典刑，殊不為過，但監國仁慈，必不忍出此，且持之太急，或恐外人疑及今上皇帝寬仁之度。則以鄙見策之，雖最輕亦宜加以革職，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字句，既宣布其罪狀而特恩赦之，則真所謂仁至義盡，為天下萬世所共諒矣。
第二，宜勿株連多人也。此賊十年來氣焰熏天，炙手可熱，勢利之徒，無不日奔走其門，外而督撫，內而卿貳，沾其餘瀝者，不可勝計。冰山一倒，竊意引繩批根，落井下石者，且日出而不窮。夫為國家澄敘官方起見，此輩狗苟蠅營之徒，一掃而空之，固是正辦，但滔滔者天下皆是，何能一一取而辨別之。若窮治其黨，雖彼輩以勢利相結，其勢不固，萬不慮其為困獸之鬥，然舉朝洶洶，亦非佳象。竊意元惡既去，其心腹重要之數人，（大約重要者不過二三人，此人人心目中所共見者也。）不得不自引退，則因其辭職而許之，斯可矣。其餘幸勿究問，庶可以安人心。
第三，宜廣拔賢才，申明政綱，以息浮言，而系天下之望也。此賊與革命黨素有交通，以弟所聞，碻有證據。此事一出，而此間革黨機關報即揚言，謂此乃滿人合謀，以傾漢人，而日本各報亦多附和之。此等不經之論，原不值識者一笑，然當此人心浮動之時，得一題目，即造端生事，而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就令不能為害，然已傷太和之氣。竊謂今日政府之舉措，莫急毋授逆黨以口實，而導舉國人以欣欣嚮往之心，則逆謀不弭而自戢。
今革命黨中可分二派：其一則凶暴性成，專以煽亂為事者也，若此者不過少數而已；其二則發憤於政治之腐敗，以為國家前途無可希望，鋌而走險者也，此派定居大多數。而彼少數之派非藉此多數派之附和，則萬不能以有為。此多數派者但使朝廷於政治改革事業著著進行，示以國家前途有確實之希望，則彼輩皆戢戢回首面內，而彼少數之凶暴者更何所得行煽動乎。
又外國人不通我國內情，謂袁賊為維新派，而指與袁反對者為守舊派，動竊竊焉疑袁之去後，政府政策將為之一變。其實，袁於新政行〔何〕與，袁去而新政之行方如旭日東升耳。奈外人不察，易生疑惑，故對於此事，亦不可無以釋疑。竊謂當於明年元旦，煥發大詔，一方面，通飭臣僚整頓內治，與友邦之交誼，務使益加敦睦。（此等語必須有。各國君主臨議院時所下之詔書必有此等語。）一方面，示人民以朝廷厲精圖治與民更始之意，更曉以茲事體大，非鹵莽所能有成，人民務宜隨同政府協力以求立憲政治次第之進行，不可輕舉妄動，為憲政前途更生障礙云云。其語須極沉痛，務使足以感人。但此詔布後，須碻為綜核名實之政，不可更托空言辜天下之望耳。茲事甚長，非楮墨所能盡達也。」（《致肅王書》）
是的，南海先生居檳榔嶼，對於這次事變曾上一長書致攝政王，報告去國以來經營保皇事業的經過外，也從各方面運動倒袁的事。下面是他十二月十五日給先生的一封信，裡面討論如何倒袁的話很多，以外並報告振華公司案的大概情形，可見海外事業已經瀕於絕域了：
「來書悉。連日得各處電，知賊已革，並自津拿回，恐下獄或嚴辦。計自此參案紛紛，其黨全敗。惟覽來各書意，北中不欲正名，極不欲認弒事，此義最宜。商以春秋之義正之耶，抑豈彼等隱忍了事耶？在彼等或以此事無據，不必發大難，以失國體，且攝樞皆有難處，故以蕭、鐵諸人乃並亦欲揜蓋之矣。於此案不審有鐵證否？惟吾昔無聞，過倫敦時汪侍郎密告我，以賊賄買御醫郎中力鈞（閩人舉人）三萬金，囑下毒弒。力驚辭走避。吾所知實據，僅此。弟能多證乎？今似當發力案，令召力訊。力此事甚有氣節，賊又敗，必無變，若更有他證尤佳。汝謂宜若何？（抑托人以大義解之於攝乎）
汝復此書，引晉文對語極合禮。吾自初聞喪後發電，自得汝電爭機後，一概皆止，檄亦未發，或展轉私書亦無名。今賊已落，應再鼓各埠迫請殺之乎，抑聽其作何辦理乎？彼以亂誣攻，乃彼不得已，今吾上書已明之，又令各埠元旦賀北京，則想益可明（並令銘三電函澤公明之）。
雪舫書覽。吾黨誠以緩進為佳，吾已決意，或汝先行，吾亦緩緩，今故定於新正後離庇。（此間驚變萬狀，不能久居，異於昔。）亦無他可往，擬先避地埃及一月，候消息，或還歐少住再定。惟雖如此，事變甚多，書電仍直來庇（若有電告汝則電直發），前途之地可也。紫珊原任墨事，可催其速行。此問
任弟動定。
（楚稱欠錢莊萬餘，請款，否則以《時報》出頂云云，甚難付之）
更生 十二月十五日。
聞北中有書來，稱直學使傅增湘見先帝，乃最末召見，先帝手書吾姓名問之雲。嗚呼！罪臣辜負甚矣。
再者，振華之事實案漸明，此事發難自汝始，否則我幾聽之（蓋由近倦畏於商事也）。邇月來同人證明，蓋知其奸，尚以為僅屬劉、歐，今乃知全黨皆先定奸謀，而龍門某道十年患難不改，乃今正資以賣我也。今聞其復勉等電，雲振華為國不黨，又電少閒，雲奏案（華益與借款）不能移款，彼之心術乃大明白矣。（此人頭傾，吾向疑之，但不欲言。相佳，終較人品可信，有人壞而相佳者矣，未有相壞而人能佳者，此又文悌矣。）今彼取吾之葉、劉諸元功，歐、梁諸同門至親而利用之，乃深入吾重地，刮取數百萬而去，乃又以奏案相恐壓，日言為黨，今則言為國（不黨）矣。此〔以〕此張堅伯亦為其所賣，彼棄兩道缺不取而奔走於美，其意益欲探取數十萬為將來計，而吾某某乃皆有叛心而同啖利，於是內外合矣，大事成矣。人心之壞如此，可驚可畏，太行孟門，豈雲斬絕，誠然。今大局傾覆，而振華分毫不救，叛形已成，（或今怵於吾等之將歸而少改轍，則不可知。）此事吾欲決然布告各埠，（吾已派八九人為振華董事，計彼必不容，吾令數董事不認之。）令勿交款。汝致書堅伯直攻以散之，汝謂若何？否則坐聽其探取此百萬。而儀侃去年吾停其織布局，儀先不服矣，後來人人紛紛入美招股矣。藩籬一撤，本會不復能保，汝意云何？電復。（電文不辦則一不字，辦則一辦字，足矣。）權利競爭，人心日壞，事變日甚，內亂日多，思之怒甚。（今只嚴責少閒提四十萬以稍收其權，幾以絕禮待之，未知其從否，今責其電復以定。計廿三四少閒應覆定。）
今彼已明叛自立，應如何對付之？又及。」（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康南海《與任弟書》）
是歲先生由橫濱遷居兵庫縣之須磨村麥氏別莊。冬，手寫《南海先生詩集》，前四捲成。
是年先生著《王荊公》一書成，該書凡二十二章，主旨在發揮王荊公的政術，所以對於王氏所創新法的內容和得失，討論極詳，並且往往以近世歐美的政治比較之。
此外先生為文甚少，除《前禮部尚書李公墓志銘》外，有《中國國會制度私議》和《中國古代幣材考》兩文。前者載《政論》第五號，後者載《國風報》第一年第七號。
是年八月九日次女思莊生。
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己酉） 三十七歲
是年先生以意態蕭索，生活困窘，專以讀書著述為業。三月，成《管子傳》一書。四月，著《財政原論》。五月，清廷有開放黨禁之議。八月，《憲政新志》出版。九月，以振華公司案之累，先生致長書於張堅白自辯其誣枉。冬，徐佛蘇參加諮議局議員團體，從事於國會請願運動。
正月二十日，先生曾致肅王善耆一書，論調查戶口事。從這封信里可以看出他們互相往來的大概情形。
「王爺殿下：潘[15]子東旋，備傳台命，仰見宏獎之雅，重於龍門覆翼之施，深於渤澥。雖殿下為國下士，匪有私愛，而啟超不才，何以勝此。戴鰲知重，買駿增慚，謹已一遵指誨，為正式箋記二通，奉達典簽，是否有當，敬俟後命。國家政務，因果相聯，苟非全體同時改良，則枝節幾無從著手。啟超此次說帖，本當由根本處立言，但以奏記殿下，不敢越民政之範圍，可行與否，未敢自信，伏惟殿下裁度而採擇之，豈（曷）勝大幸。再者，潘子別傳鈞諭，垂詢以調查戶口費將安出？啟超以為調查之舉，不辦則已，既辦，則似宜勿僅限於戶口。蓋今後無論欲舉何種新政，皆須經一次詳密之國勢調查，然後得精確之資料，以供斟酌損益之用。此事無論早晚，終須舉辦，若今次僅調查戶口，其餘他項不久又當續辦，豈非更益勞費，不如最初勉為其難，此後便可一勞永逸。此啟超說帖第二項所以以此為請也。至於費用一節，僅辦戶口所需已夥，全體並舉，當更不資。以正理論之，此費本當由中央支出，但今日中央財政之竭蹶，眾所共見，無米之炊，談何容易，則擇財政稍紓之一二省先行試辦，而所費即責成該省擔任籌撥，亦是不得已之舉也。但茲事最緩，亦當以三年之內，期於全國完竣，中央政府總不能不趁今日籌一的款，以供其用。此則關於財政全體之事，非一言所能盡也。啟超以為中國財政若機關改良，辦理得法，則求歲入數倍於今日，殊非難事，所最困者，非大改革行政機關，則財政之整理，終不可期；而欲改革行政機關，目前便先需一巨款，此實政府兩難之道，天下所共諒也。今即合萬國之大財政家以謀此，則舍募集公債外，實別無救急之方。然外債既危險異常，非設法以募內債不可。前此舉辦內債，雖屢次失敗，然此事實為財政最重之樞機，若永遠不能辦到，則理財之術將窮。啟超以為苟政策得宜，斷無不能辦到之理。大約先制定完密之條例，而頒布之，而在海外南洋、美洲、日本各華僑先行募集。既示大信，應者必眾，然後內地有所觀感，興起自及。此事在去年以前或不能行，而在今日則必可行者也。因明向所及，輒推衍陳之，此則非徒為調查費用一項起見，而實為財政全體起見者也。
啟超學識譾陋，無以答盛意，謹竭愚慮，貢其區區。」（宣統元年一月二十《致肅邸書》）
三月，先生著《管子傳》一書成，其自序中述編著該書的緣起和情形說：
「我國以世界最古最大之國，取精多而用物宏，其人物之瑰瑋絕特，夐非他國之所得望，而前此之讀書論世者，或持偏至之論，挾主奴之見，引繩批根，而非常之人，非常之業，泯沒於謬悠之口者，不可勝數也。若古代之管子、商君，若中世之荊公，吾蓋遍征西史，欲求其匹儔而不可得。而商君、荊公為世詬病，以迄今日，管子亦毀譽參半，即譽之者，又非能傳其真也。余既為荊公作洗冤錄，商君亦得順德麥氏為之訟直，則管子傳不可以無述，述之得六萬餘言，作始於宣統紀元三月朔，旬有六日成。」（《合集·專集》第八冊之二十八《管子傳·自序》）
四月，先生著《財政原論》。據該書目次，知全書共分五編十八章。先生在例言中自謂：所論皆歸宿於我國，博征過去之歷史，詳審現在之情形，以示將來之方策。又說：所擬組織租稅系統私案諸種，租稅法私案及公債政策論、地方財政論，皆數年來所懷抱，幾經研索，嘔心而成。自謂若見施行，可以起宗邦於久衰，拯民生於塗炭。可見先生年來對於財政學用功之深，懷抱之大，惜全書迄未完成。
此時先生當更編著《憲政論》一書，四月五日，門人何天柱為請付印《憲政論》和《國史稿》的事致書先生說：
「《憲政論》必暢銷，此間能制美裝（可與日本一式），稿成請速寄來，以便付印。《國史》先撰本朝，恐披羅太費力，柱謂不如從上古撰起，既成一冊，即可出售，不必俟全書告成也。」（四月五日何天柱《致夫子大人函丈書》）
廣智書局是立憲黨各種事業中一個很重要的局面，成立以後就由先生主持其事，但是從光緒二十九年以後，因為種種波折和困難的原故，營業頗為不振，所以幾年來很為海外同志所不滿。這時候先生曾致長函給美洲各埠憲政會，報告經營該局的經過和解決辦法。
「貴埠帝國憲政會列位同志義兄均鑒：頃接美洲各處來書，知各埠於歷年所辦商事，嘖有煩言，其謠諑之詞，幾於不可聽聞，今有不能不披瀝肝膽，為我同志告者。
港、紐、庇、墨各局，弟向以事多不能兼涉，其內中詳細情形弟未深悉，當別由港局報告，恕不再贅。惟上海一局，弟實經手，其有辦理失當之處，弟不能卸其責，今謹將始末為諸君一言。
廣智書局當弟游美時由黃慧之管銀。弟方在美，而慧之品行之不端，已為橫濱同志所漸知，因電催弟速歸，與之辦交涉。當時弟所以忽然遄歸，雖有多埠同志敦請往游，而弟皆辭不赴者，實以此故。及弟返濱，再四催彼交數，彼始將數及存銀交出，而據所開單尚有三萬餘金存彼處，彼哀求稍寬時日，陸續交還。弟一則念舊情，二則見雖逼之無益，不得已而許之。至今此款化為烏有，此皆由弟不能識人，任用失當之咎，將來必當由弟籌措歸還者也。
至此後本局辦理艱難之情形，亦有不得不為各同志告者。當本局初辦時，科舉未廢，故所印之書，多為科場應用。及科舉廢后，此等書全不能銷行，以致壬寅、癸卯兩年所印出之書，積壓不售者，值數萬元。此其難一也。前此內地黨禁甚嚴，各官場皆有意與吾黨作對，故欲求確實之版權而不可得。本局所印好書銷行稍廣者，無不為他局所翻印，貶價奪市，雖屢稟官究治，皆置之不理。故本局每出一書，未能賺回本錢，已為他人所翻，本局若不貶價，則一本不能售出，而成本既重，貶價則必至虧本而後已。此其難二也。科舉廢后，則學堂教科書最為盛行，然教科書必須由學部審定乃得行銷。近年由學部自編自印，頒行各省學堂，則此宗利益更非書坊所能有矣。此其難三也。近年書市大壞，有江河日下之勢，其資本雄厚集股至八九十萬元者，且不能獲利，況我局資本既少，而又經為之虧蝕，雖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此其難四也。尚有一事，借支資本者，則唐才常君遺族之家費是也。唐君兄弟皆死於王事，而其祖母九十餘歲，父母皆七十餘歲，一家二十餘口，非老病，則婦孺幼弱，不能自給朝夕。吾黨與人共事，豈能當其死後，坐視其遺族之凍餒，而不一救援？而公款既一文無存，弟之自力復有所不及，故不得已由廣智就近借撥每月一百元（近兩年來因力竭漸減至九十元），而其家老人久病，所需醫藥費又常有額外借支。自辛丑迄今，八年有餘，諸君試一計，則此數之巨，亦可想見。弟前此於此事絕口未嘗對諸君言之，誠以書局乃做生意，此等款項只能掛借，不能以入年結總，望將來籌得公款，或弟自己有法得款，則將此數還本局，不欲以累股東也。今諸君既疑，則不得不揭出之耳。諸君試想，本局資本共有幾何，而歷年積書責本及為他事牽累所虧如此，則數年來所以維持本局之苦況可想矣。此其難五也。
現今中國內地情形，他種之書多不能銷，惟弟所自著之書，全國依然到處歡迎，特不能禁止翻板耳。弟近數年來，一則因內地國事多端，不能專心著書；二則因每出一書，必被人翻印，無異自絞心血，替他人賺錢，故憤極不欲著書。今本局情形既已如此，則弟亦顧不得許多，不能不獨任其勞。計弟所著書，每出一部，必銷數萬，但使除翻板外，本局所自印者能銷數千，則亦有利。現今朝局能容弟一切不問，盡全力以著書否，尚未可知，若果能之，則弟此數年來著而未成之書，不下數百萬言，一一續成之，次第可以出版，以之賺回數萬金，亦非難事，但非立刻可辦耳。
今諸君既有疑於弟，則弟為表明心跡起見，有兩種辦法：其一則請諸君公舉人來稽查數目，並派人接管局事。計除黃氏所虧三萬餘金，唐家借支萬餘金外，現局中自存鋪底家私機器、書籍及未印之原稿等，共約值七萬餘金，《時報》股份一萬餘金，各處分局開辦資本及歷年客賬共值三萬餘金，請即派人來當面點收。其黃氏所虧之項，乃由弟委任非人所致，必須由弟填還。其唐家所借支者，若諸君公議謂必須弟填，則弟亦任之。惟此兩項皆須限若干年陸續歸還，一時不能還出耳。若用此辦法，則接管之人或續辦下去，其若何辦法，弟不復過問，或將現存機器書籍等貨物拍賣，收回本錢，而得回原貨成本之價幾成，弟亦不復過問，此一法也。其第二種辦法，則將現在局面接續辦去，弟仍負責任，由弟拚命著書，而前此積閣之書，隨時搭銷，一二年後，元氣乃可恢復，然後將原股派回一半，所餘一半之股乃可獲利，此又一法也。兩法之中，當用何法，弟不能自決，望諸君即速議定施行為盼。
再者，尚有去年創辦《大江日報》收股一事，當此報不能開辦以後，弟即已有函往紐約，使報告各埠，謂未交之股，請即截止勿寄；其已交之股，因辦機器及開辦時租屋用人等已用去，擬俟將機器拍賣後方行派回云云。現聞各埠皆言弟無信言及此事，豈前信未收到耶？該報機器自停辦後，存貯漢口，久未能售出，直至今年二月始有售者，及交貨時，則雲內有銹壞散失之件，不肯承受，即承受亦吃虧太甚，以故未能出手，仍當俟辦理妥協後，方有以報命，尚祈原諒。
我會創辦至今，已歷十年，不知經歷幾許艱辛，本以義合而非以利合。今先帝棄我臣民，骨肉未寒，監國攝政王又方將紹先帝遺志，大為一國造福，而本會同人乃反因區區薄物細故，致生內訌，小之則為反對黨所笑，大之則為外國人所輕，揆之初心，何苦出此？願諸君熟思之，勿貽後悔也。
若弟經手各件，或因事多不能兼顧，致有曠職，或因無知人之明，任用失當，弟斷不敢自辭其咎。惟此心皎皎，可表天日耳。昔諸葛孔明上表云：『臣死之日，必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弟雖不敢自比孔明，而此心則畢生矢之，諸君試博訪細查，看弟之起居飲食衣服所以自奉者何如，曾濫用公款一分一文以自肥其私否，澈底清查，必當共白，亦無俟弟嘵嘵自辨也。若夫會事之欲全始全終與否，則在諸君矣。專此奉布。即請大安。弟梁啓超頓首。宣統元年四月。」（《致美洲各埠帝國憲政會書》）
關於先生這年的讀書著述和生活情形，有下面幾封信可以參考。
五月二十五日，先生給他仲弟梁啟勛（仲策）的信，述他當日讀書和生活情形說：
「此數月間，兄大從事於著述以療飢，且與覺頓、嫻兒同學德文，每日有一定功課，亦翛然有以自樂也。（弟聞之當吃一驚，我已讀第二冊讀本矣。）此間得家書亦至稀，於家事亦不甚了了，惟知業已得子，文已娶婦耳。來者相逐，我輩安得不速老哉。……
近尚有填詞否？前寄示數闋，意態雄傑，遠過初況，所寄惟琢句尚有疵類，宜稍治夢窗以藥之。兄廢此半年，近兩旬頗復有所棖觸，拉雜成數章（詩多詞僅二耳），輒錄以相娛悅。黨事誠不欲問，風波稍靜，亦足慰耳。雪公不能復居港，行將與弟相見也。
貂三書似尚未作復，□唐之至。實則此種拂意事不欲語，一執筆則頭涔涔然也。乞以此書並眎之，且為我致意，更言我與覺頓在此忍飢相對，滋味正復雋永也。」（宣統元年五月二十五日《與仲弟書》）
七月十八日一書說：
「兄前此諸學，悉泛濫涉獵，無一專精，故終無所得，今雖不盡除好博之病，然稍稍定所歸向，大約國法與生計二學，為我巢穴矣。弟雲求實益，歸學於我，此誠有之，覺頓即未嘗一入學校，但同居年余，其學識實有過於尋常學生也。弟謂學校之效，不過得文憑，此卻不然。學校因功課門類甚多，可以得完全之常識，即在一學科中，吾輩所不及注意之事項，教師常能為我言之，其受益決非鮮。吾因未入學校，故甚勞，而猶有憾，此不可不知也。弟能在學校將基礎築固，歸而從我一年，則非惟弟益有得，抑助我不少耳。中國今日雖舉國棄我，然終必有投艱遺大於我躬之一日。吾輩今惟績學待用耳，它無懣焉。年來貧徹骨，而為學日有常課，精神日用則日出，而心境泰然，其樂乃無極也。昨日得詩六章，謹寫上，弟可以知吾心境之一斑矣。」（七月十八日《與仲弟書》）
七月二十四日，先生給梁仲策的信，論述作詞作詩和學書的話。最後說「不欲作出山想」，就不知何所指了：
「秋後三日一（書），並《解連環》詞，悉收。詞中下半闋第三句『亂鴉無限』鴉字失律，此處必當用仄聲也。弟詞之精進，前次所寄數闋，煞有可誦者，但總不免剽滑之病，句未能練，意未能刻。入此事誠難，兄雖知之而不免自犯此病，大約此事千秋無我席矣。弟若嗜此，當下一番刻苦工夫，非可率爾圖成，今寄上《夢窗全集》一部，以資模仿，幸察收。兄年來頗學為詩，而詞反不敢問津。前月寄去吾弟之二律，海內二三名家頗傳誦，以為佳。兄詩近專學動盪雋遠一派，想弟或不以為然耶。來片有『孟哥代筆書』一語，可謂奇極，孟哥並不在日本，何從為兄代筆？且兄致弟之書，亦何至倩人耶？兄三月以來，頗效曾文正，每日必學書二紙，宜弟之不復能認吾墨跡也。雪廣想已入美，人[16]如何，尚乞見告。內地事詳雪函，可視後妥寄去。兄真不欲作出山想，此亦聊徇師友之意而已。」（七月二十四日《與仲弟書》）
九月二十三日，先生給梁仲策信，言生活困窘情形：
「兄近日貧徹骨，拂逆之事更疊迭不知所屆，然心境之曠怡，乃過於前，不知學有進耶，抑疲於憂患而不復覺為憂患也。比月來因節家費，乃至德文教習亦不得不停，最為可惜。然方併力以著射利之書（中學國文教科也），無意中反使嫻兒獲大益，彼固甚願乃翁之食貧矣。吾近年覺詞之趣味又不如詩，弟亦有意學此否耶？」（九月二十三日《與仲弟書》）
此外先生尚有八月間致徐佛蘇兩書，述其今年以來的心緒感想和生活情形頗詳。
八月十一日致徐氏第一書：
「不通訊殆將半歲，罪責無可逭。徒以入春以來，刻意養晦，屏絕百務，惟讀書、著書以自娛樂，東籍以外，乃至兼及德文，遂至無一刻暇，而為飢所驅，不得不賣文以求自活，精力耗於此中，餘事坐是閣置，各處緘件，一切叢脞，非特吾兄耳。然我輩於精神相結，固不在區區問訊常套，兄當亦能恕之，而不深相責備耶？國事每下愈況，中央政局既無以異於前，而其尤可痛者，在人心風俗之一落千丈，欲求兩三年前之氣象，渺乎不可復得。西哲言代議士為國民心理之影象。現在諮議局議員，既略寫此影象與我輩以共見矣，將來憂患曷其有極？吾兄深入此積腐社會，以慧眼實地觀察之也，亦既經歲月，爾來所感復何似，更有其他下手之方否？希有以詔我。弟數月來生計之狼狽，乃至不可言，想公亦復爾，近頃何以聊其生耶？」（八月十一日《致佛蘇我兄書》）
八月十二日致徐氏第二書：
「昨夕方上一箋，而今晨即奉來教，精神感召之速，有如是耶。具承所擬設之言論機關，基礎粗備，且將有都門之行，毅心果力，不減疇昔，敬佩奚如。弟入春以來，專務養晦，國內交通殆於斷絕，非敢取消極主義，良以天下事往往愈急則愈緩，愈即則愈遠，且亦見當道中實無一可語之人，故毋寧任其所之之為得也。公所圖，誠屬救時不得已之一法，但以最近上海之《民呼》、北京之《國報》及《中央》《大同》證之，究有能容此報成立發達之餘地否，不能無疑。我國萬事不進步，而獨防民之術乃突過於先進國，此真可為痛哭也。公所集股其已確實者，究有若干，若開辦有期，當更廣所見耳。都中可介紹相見之人，竟不得一，大約其人非久於京路者，則無勢力，見之無益，若既久者，則素衣化緇，更何堪共語耶。弟向來皆力制悲觀，近乃亦陷其中，蓋以若此之人心風俗安得不亡？他事猶可強自慰，僅一念及此，瞠乎窮於下手之方矣。若其速亡之顯因，則必以國民經濟問題，毫無疑義，此問題能挽救與否，即決於此十年中，過此以往，永沉九淵耳。此真可為股慄者也。知行在即，故得書即復，不盡萬一。」（八月十二日《致佛蘇我兄書》）
關於清廷黨禁之議，大概從去冬醇親王載灃攝政以來，就有所進行，到是年五月，該議又起，結果清廷只開復已故翁常熟、陳寶箴原官了事。「六君子」的撫恤，先生和南海的赦免等問題，完全沒有提及。關於進行此事的人和詳細情形，信件中沒有材料可以參考，只有同前五月二十五日先生給梁仲策的信，稍微提到一點，現摘錄於下：
「開禁之議，近復大熾，聞將由常熟、義寧以及六君子，最後乃逮生者雲。大約此事終辦到，然痛快之舉恐不可見。周公固賢，然英斷似非先帝，比其視我，當亦尋常一時髦耳。兄年來於政治問題研究愈多，益信中國前途非我歸而執政，莫能振救，然使更遲五年，則雖舉國聽我，亦無能為矣；何也，中國將亡於半桶水之立憲黨也。顧此事自關四萬萬人之福命，烏可強耶？我亦求其在我者而已。茲為有聘莘顧隆之誠，決高臥不漫起也。近為《財政學》一書，可得百萬言，洵療國之秘方，恐未必見用耳。以作稻粱謀，或可以淩飢於一時邪。
弟曷為非宣統五年後不能歸？舍學問外尚有他故否？抑何事不堪語兄也。兄誠不期弟以速成，但頗思一合併爾。若僅為學問計，則不如以此數年之功，轉游德國。德之學遠優於美，而費亦省於美，弟有意否耶？」（宣統元年五月二十五日《與仲弟書》）
六月間，前政聞社社員張嘉森、吳貫因、蕭坤、向瑞彝、彭淵恂等成立一諮議局事務調查會於日本東京。該會最大的目的，在調查中央直省之權限和各項行政，借求諮議局權限的確定和直省政治的改良。八月，該會主辦的《憲政新志》出版，蓋為便於公布調查成績，供各省參考者。（參考諮議局事務調查會開會紀事簡章及《憲政新志章程》《憲政新志》第一號）
九月，先生以受振華公司案之累，致一長書於桂撫張堅白鳴岐辯其誣枉。振華公司發起於兩年前，上年始著手開辦。不料開辦未久，就發生騙財慘殺一案。該公司發起人除桂省候補道員劉銘博士驥和憲政會會員歐雲樵榘甲、梁少閒外，尚有海外華僑憲政會會員葉惠伯、劉章軒等。該公司之目的，在由海外華僑集股開發桂省實業，所以南海和桂撫張堅白都很贊助其事。不料主持其事的歐雲樵，因別有圖謀，以至發生侵占殺戮和陷害等事。至於張氏和先生的關係雖不甚深，但他素日也頗敬重先生。上年先生同學孔希白昭焱給先生信里，曾數次提到張氏敬仰並問詢先生的話，所以該案之牽連到先生，實是意料以外的事。先生給張氏的那封信，雖然很長，因為讀了可以看出先生的為人和立憲黨人經營實業商業的弱點，所以全篇抄錄在下面。
「堅伯侍郎閣下：曩在香港，得親顏色，維以引嫌之躬，從未敢以尺素通殷勤，顧屢聞自故鄉來者，往往道我公所以存問之良厚，私心感激，固無既也。乃近者復聞諸道路謂我公以劉鳴博觀察事，致疑及仆，甚且謂已以公牘相名捕者。仆始以為悠悠之口，殊不足信，而言者鑿鑿，謂非子虛，不禁大驚。嗚呼！豈以我公之明察，而竟聽彼素不相知者一面之辭，以輕入人罪也。
鳴博之獄，其蛛絲馬跡之足以動公之疑者，仆固無容為諱，若乃仆一身與此蛛絲馬跡之關係，則恐有為我公所未能悉者。數年來，海外憲政會員所辦之商務，仆自癸卯夏以後，即絲毫未嘗與聞。此語在公驟聞之，或大詫而以為誕，然惠伯、少閒今皆與仆為難，而當常與公接者，試得間一問之令其勿為違心之論，則可知仆於此七年間曾有一信與美中港中人，言及彼所謂商務者乎？自其初發起全盛之時，即已不願過問，非與任事人有意見，良以此舉為仆所不主張，既不能持異論以尼其成，則亦置身事外而已。自是以往，惟閉戶著書以自樂，與海外及港中既無交涉，音問亦以益疏。彼輩初時猶循例相告，後以我悉不作覆，此三年內乃並此無之矣。惠伯、少閒皆港中司事人，試以仆此書示之，當亦能知其非虛也。及振華議起，彼輩往桂謁公，以至奏明定局，仆亦毫無所知，直至鳴博瀕行前十日，以一箋約會，且以章程見寄，乃始知之。未幾遂相見於神戶，歡然道故，且歷述此局前途之佳況，則大慰過望，惟生平不喜歐雲樵之為人，當時曾私與鳴博言之，謂所隱憂在此，鳴博唯唯而已。亦嘗致南海一書，詢其何以前此不以雲樵之事一告我，而委信之若彼也。然自彼等作別以後，則亦如雲煙過眼，心目中不復憶及此事矣。既而彼輩在美，所以棓擊南海者，無所不至。美中港中親舊貽書於仆，督令函責彼輩，甚或以仆之於公曾有一面之雅，而勸仆冒昧以愬於公者。此類函電高可盈尺，仆悉閣置，幾於不欲開封。謂余不信，則雲樵、惠伯其時皆在美中，試問仆於彼輩在美數月間，曾有片紙隻字致各埠，言及振華事者乎。若夫仆於此一年中，曾否有片紙隻字奉瀆我公，此則公之所知也。則仆對於商務公司與振華雙方之態度，可以想見矣。獨因彼輩在美棓擊南海，言過其實，則不能不憤憤，方謂彼輩由美返國道出日本時，必且過我，行將責之以情理，而勸之以調停，當時亦頗自任，謂調人之責，舍仆莫屬也。及彼輩飈忽言旋，在美既不以一函告我行期，至橫濱又不以一電約我相見，惟於船泊神戶時，循例一訪。夫仆避囂居一窮鄉，必以汽車始得至神戶，彼輩所知也，而始終不使我一知蹤跡。彼輩到之夕，仆適送一歸客小飲於神戶，夕九點返寓，家人述電話語相告，始知其來，已無復汽車，翌日凌晨奔往，則舟已行矣。仆知彼輩實有意與仆避面，而調和之事，萬無可望，則大灰心。其日以一書托一友人轉達鳴博，辭氣之間至為不平，方欲俟其所以復我者如何，乃再進言，乃未得復而已聞變矣。當鳴博輩之首塗見訪也，仆嘗與諸同志發起一政聞社，曾托彼以到美相助運動，又托其若有不時之需，乞相助，彼輩皆唯唯；及其行未一月，而政聞社奉明詔解散，仆自是亦一無所需，輒復置之度外。自審自振華發生以後，仆與彼所有關係，惟此一夕話，及致南海詰其委信雲樵之一書，與鳴博返粵後致彼詰責之一書耳，此外則更無一毫因緣。今也我公忽然無端橫拽，而誣曾參以殺人，試思天下果有此情理耶？以上所述，言之由仆，而信否由公，公如不信，仆亦安能相強。
雖然仆自問一生無他長，惟心地之光明磊落，庶幾可以質諸天地鬼神，胸中不能留一宿物，有所行有所知，則告人若不及。凡朋輩與仆相處稍久者，無不知其為城府洞達之人，而咸病其淺率，乏深沉之度，良師友屢以此相戒，雖刻意欲改之，而卒絲毫未能改也。公雖知我不深，然一訪輿論，當亦能知其所長短。若夫陰險凶戾之事，則非獨生平所斷不肯為，乃亦其所斷不能為者。不意橫被惡名而加之者，乃出自我公，則古人之無兄而盜嫂，娶孤女而撾婦翁者，又豈足詫哉。嗟乎！仆雖無似，固男子也，抑嘗讀先聖昔賢之書，而硜硜以自繩者也。十年以來，忍尤攘詬，蒼蠅之口不聽聞，顧未嘗一屑致辯，獨至此等事，則心術所攸判，人格所攸關，雖欲其默，又安得默也。以專閫之威，而加諸辜愆積躬、奔越在外不能赴質之人，則亦何施不可；然不察情實，而妄誣人以名節，恐亦非大君子之所忍出耳。仆向來對於振華及商務公司之態度，既如上所述，彼振華首事人之與公相接者，苟非故作違心之語，必當能證其不虛。如是則仆於彼雙方無怨無德，視其相鬩也如秦越之相視肥瘠，則鳴博以振華致死，其萬不能以仆參其離立，殆無待辨。
而所更欲有辨者，則南海也。鳴博誠有使南海難堪之處，則南海之不慊然於鳴博，亦理所當然，且又其相鬩兩造之主體也。則公之有疑於南海，吾亦不以為怪，雖然此亦未審情實耳。鳴博歸粵僅旬日而遇害，而其歸也，又忽然未嘗豫定其期，而南海於其歸前一月（時日不確記略舉之耳），已游歐洲，當變生時方在埃及，又豈能於數萬里之外而預聞此旬月間所發生之陰謀者，此固可一言決耳。仆此間尚有彼由埃及所發之書，乃聞變時驚問所由者，故仆能以自信者深信南海。今公乃至並仆而疑之，則仆之言，更何足省者。若猶信其為不妄語之人，則此書固亦一鐵證耳。昔曾文正與王壯武相率赴義，親若手足，而壯武卒以不馴節制，中道分攜。人之受性各殊，雖父子固有不能相強者。若以一人所作為者，而舉其親交，使負連帶責任，則懼者眾矣。仆生平得區區良師友三數人，氣誼之感，相愛若膠漆，良亦不解其所以然，雖往往代人受過，至於再，至於三，而終不悔。人之辟於其所親愛，固莫得而奪也。公如知我，則亦可以諒之矣。
抑更有一言欲忠告於公者。公之構此獄，豈不以雲樵之言哉？然公之知雲樵不如仆之深也。其生平遺行，罄竹難述，殊不屑以污我筆墨，且亦良不欲以訐為直，但其貌不揚，其心必異，以公之明，豈無所察者。他不必論，即以彼受南海二十年飲食教誨之恩，其稍立身名於社會，何一非南海之賜者？人有畜狗，猶不忍蹴踏，況於義則師弟，而恩猶父子者耶？而乃既擠之於前，復陷之於後，必期致諸死地而後為快，是尚得為有人心者哉。仆之惡其人也，非自今日，而乃在五六年以前，嘗屢言諸南海，惜不能用也。晉侯之告裡克曰：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公若常昵此宵人，後必悔之。少閒與仆僅一面，不能深知其為人，然才非雲樵敵，則可斷也。惠伯則古今第一等君子人，而土木偶者也。今振華則雲樵之振華耳，以雲樵之振華而謂能得良結果，仆請抉吾目懸門以俟之也。
夫振華則何與我事者？雖然此固國民實業之一端，繫念國家者固祝其榮長，而不忍其摧殘。抑我公亦賢者也，且疇昔所以遇我不薄，知之而不為公言之，亦不能以自即安；若視為相詬者之無善言，則固在公矣。仆之言，略盡於是矣。
仆之作此書也，無一事誕妄，無一語矯飾，任聚二十四史酷吏傳中人物於一堂，盡出其深文周內之伎倆，終不能得與吾書反對之證據，吾所敢自信也。吾作此書已，仰不愧，俯不怍，浩然自得於懷，亦使人錄副襲諸篋底，至萬不得已時，而始以自白於天下。竊謂我公宜勿徒中於先入之言，稍一平情，澄以察鄙言之誠否一二有當於情實，果有當者，則系鈴解鈴，公必有以處之矣。若謂是讕言，不足聽聞也；或憚於反汗，雖知過而且遂之也，則吾之力何足以御公者？逋亡之餘，雖褐寬博得而戮之，況萬乘之君哉！而徇一細人之意，周內以入人罪，他日情實暴露之後，吾知公必將有終身自疚於神明者矣。若仆則何有焉？世人皆欲殺，宜九死之日久矣。所患者，立德立言不足以自致於千古，若乃不潔之蒙，莫須有之陷，則天下萬世，自有公論，吾有所以自信者，吾不畏也。言盡於斯，惟公察焉。」（宣統元年己酉九月二十三日《致張堅白書》）
九月初一日（10月14日），各省諮議局開第一屆會議。十一月十六日，各省諮議局代表於上海開聯合會，組織國會請願同志會。十二月，該會各代表入京請願。同月二十日，清廷上諭，令仍以九年為期。
從這時起，徐佛蘇就正式參加各省諮議局代表的團體，從事於請願國會運動，這是政聞社和國內團體發生關係之始。先生以後和各省諮議局代表之接近，大半都是徐佛蘇的努力。徐氏在他的《梁任公先生逸事》裡面記先生主動並鼓勵他參加請願速開國會運動的經過說：
「又自政聞社被封禁後，清大員如奕劻、張之洞、袁世凱諸人，深恐民氣激昂，流為革命，乃請清主頒布『預備九年立憲』之上諭，並創設憲政編查館，專司預備立憲各事。當時清大吏不解憲政為何物，其館中重大文牘，大率秘密輾轉，請求梁先生代籌代庖。尤可笑者，例如當年之法部與大理院兩署，常爭論權限，又皆無精當之主張，而兩署皆分途秘求梁先生代為確定主張及解釋權限，甚至雙方辯釋之奏議公函，均出於先生一人之手，而雙方各自詡主張之精闢。故先生當年代憲政館及各衙署各王公大臣所秘撰之憲政文字，約計有廿余萬言。惟此種著作，均系機械的，不能由先生有自動的主張，故清廷籌備憲政一事，毫無系統及彩色也。及預備立憲分期之程序已定，而中央之資政院及各省之諮議局，乃於宣統元二年依次成立。當時梁先生常寄函上海，囑余注意聯絡資政院諮議局之各議員，使其一面努力建議發言，一面運動縮短立憲年限。余遵先生之計議，當時向京外素有交誼之議員，條議促進憲政之函牘，日夕發郵，不下數十百通。各省議員對於鄙議，輾轉傳觀，至為信仰，並有多友力勸余赴京主持言論，齊一同志之思想步驟。余即於清宣統元年冬間赴京，啟發朝野，共謀立憲救亡。梁先生聞余北上，欣慰無極，指導余進行之手札，約計三日必有一通，而當時彼此生計之窘，及亡國之悲觀，不堪言喻。且先生在神戶迭因不能履行債務契約，日夕難眠，尤無錢購紙出報，迭囑余在京籌湊小款濟急。余雖系至貧之人，然以平日安貧仗義之血忱，當能見信於朋友。故余旋京僅數月，幸能迭次借款匯東。此可見昔年彼此訂交，純系道義的互助，且余之奮鬥救國，不謀生計，純係為先生之精誠及道學所激勵者也。」（徐佛蘇記《梁任公先生逸事》）
是年，先生所作散文中除《嘉應黃先生墓志銘》外，有論時事者三篇：《論各國干涉中國財政之動機》、《張恰鐵路問題》、《城鎮鄉自治章質疑》。（均見《國風報》）
是年十月二十四日，三女思靜生。
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庚戌） 三十八歲
正月，《國風報》出版。五月，各省諮議局國會請願同志會再度請願速開國會。九月，資政院開會。十月，清廷應資政院和各省督撫之請，諭令改於宣統五年召集國會。十一月，先生有發起國民常識學會之議。是年朝野議開放黨禁之事甚烈，但卒未有成。南海是年與先生書最多，除報告海外事業失敗情形和生活狀況外，並討論解禁、幣制、為詩、作書等問題。
正月二十九日，《國風報》[17]出版。是報為旬刊，每十日出版一次，內容分諭旨、論說、時評、著譯、調查等十四門。出版之初，先生撰敘例一篇、《說國風》上中下三篇，闡述該報的宗旨、使命和價值。現把該報出版時登於《申報》之廣告抄在下面：
「本報以忠告政府，指導國民，灌輸世界之常識，造成健全之輿論為宗旨，月出三冊，每冊八萬字，逢一日出版。內容分諭旨、論說、時評、著譯、調查、記事、法令、文牘、談叢、文苑、小說、圖畫、問答、附錄，凡十四門，議論宏通，記載詳確，談叢、小說各門饒有趣味，誠報界之偉觀，而立憲國民之糧也。定閱全年六元五角……上海四馬路國風報館。」（宣統二年一月十二日《申報》）
先生在《國風報》時之言論，比以前各報時尤為切實，所以該報出版後頗為風行，南海先生極稱道之。但從宣統二年十月以後，因清廷政治癒益腐敗，所發表之言論又趨激烈，先生在《蒞報界歡迎會演說辭》一文里，論當日言論主張的情形說：
「最近乃復營《國風報》，專從各種政治問題為具體之研究討論，思灌輸國民以政治常識。初志亦求溫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惟恐國之不亡而速之，劌心怵目，不復能忍受。自前年十月以後至去年一年之《國風報》，殆無日不與政府宣戰，視《清議報》時代殆有過之矣。猶記當舉國請願國會最烈之時，而政府猶日思延宕，以宣統八年、宣統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憤既極，則在報中大聲疾呼，謂政府現象若仍此不變，則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復以宣統五年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此語在《國風報》中凡屢見，今亦成預言之讖矣。」（《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三頁）
正月，清廷命軍諮大臣載濤赴日、美、英、德、法、意、奧、俄考察陸軍事宜，先生於日本上載濤一書，歷陳立憲應如何進之策：
「竊以為中國危急存亡之機，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先帝洞察天時人事，知挽救之道，惟恃立憲，乃渙降大誥，與民更始。今舉國官吏以至士庶，亦既靡然向風矣。雖然，立憲之政，唯其實不唯其名，苟實之不舉，而徒襲此名以上下相蒙，未有能濟者也。夫國家之有政治，猶輪船汽車之有機器也。機器事件有一不具，或雖具而稍有銹壞，則不能以運行。以甲種機器事件移置以於乙種機器，則枘鑿而不相入，其究也歸於兩敗。故古今中外之治國者，莫急於統籌全局，綱舉然後目張。而我國今日之籌憲政，譬諸則用銹壞之舊機器，雜取他機器之一二事件以攙入之，而又不能具者也。
夫自籌備憲政以來，亦既若上下戮力，惟日不足，而某顧乃以此比之者何也？蓋無論欲舉何政，必委諸行政機關，而任之者則在司此行政機關之人。今試以我國行政機關比之東西諸立憲國，其有一相類者乎？以我國司行政機關之人，比諸東西諸立憲國，其又有一相類者乎？以行政機關論之，則京與外署不相聯絡，京署之中，各部與各部不相聯絡；外署之中，各省府、州、縣互不相聯絡；而無論京署外署，其署內職司各不相聯絡。責任無所歸，功過無所考，冗員充牣，糜帑而不事事，此我國現在行政機關之情狀也。以司機關之人論之，則內外群僚，其乃公國家忠於職務者，千萬人中不得一二焉；即有一二，又未必明於世界大勢，知立憲國官吏所當有事，唯蹈常習故致謹於簿書期會之間已耳。然此已其最賢者也。其他則大率恃苞苴奔競以進，視官職為市易之具，巧立名目，罔利自肥，一切要政，悉以敷了之，此我國現在司行政機關之人之情形也。
夫以機關則如彼，以司機之人則如此，此如董仲舒所謂琴瑟不調甚者，必改弦更張，然後可鼓。苟非挈裘振領，正本清源，於整飭綱紀澄肅吏治之道，痛下一番功夫，而務舉其實，則復何一事之可辦者。而今也不然。舊制之弊，舊習之壞，一切因而勿革，而徒騖新政之名，朝設一署，暮設一局，今日頒一法，明日議一章，凡他國所有新政之名目，我幾盡有之矣。然人之有之，則以為國利民福之具，我之有之，則以為鑽營奔競之資，信如是也，則不如其無之，猶可以不致浪糜國帑，而斫喪國民之元氣也。且國家凡百庶政無一不互相連屬，而其緩急先後之序，非統籌全局，則無以劑其宜。同是一要政也，往往有非先辦甲事而乙事萬不能著手者，一誤其序，則並歸於無成而已。乃今之籌備憲政，其本末倒置者不知凡幾，此某之所最為寒心也，試舉一端論之。
夫政無大小，其舉之莫不需財，故欲辦一事，必須將此事所需之財源立一計劃，確有把握，然後興作。一國財源只有此數，而應辦之事太多，則權其輕重緩急而分配務使得宜，此施政之本也。乃還觀我國之財政則如何？歲入不滿二萬萬，而償外債本息去其六十萬，所余者乃分配於中央政府及二十二行省，以為政費，即新政一事不辦，夫固已竭蹶不可終日。今也朝設一署，暮頒一法令，條誥兩集，責吏民以奉行。而奉行之經費，則唯挪東補西挖肉補瘡，而絕未嘗有一定之計劃，此而欲其辦有實際，安可得乎？今且勿論他事，殿下所司者軍政也，請言軍政。陸軍三十六鎮之計劃，創之已數年矣。而考其所以程功之道，則唯有分配各省而責成於督撫，無論督撫未嘗實心任事也。即有實心，而費又安從出？各省所入，其支銷皆已前定，而未有一省入能敷出者。今中央政府責某省練若干鎮，某省練若干鎮，文告急如星火，而一語及費之所出，則不復能置詞，唯曰飭該省督撫，無論如何，必須先盡此款而已。督撫雖極公忠，雖極多才，而無米之炊，云何能致。陸軍既吝是矣，而海軍則亦有然。今之籌辦海軍，非欲藉此以自齒於東西諸強之列耶，而試觀現在世界海軍之趨勢則何如？各國每次之擴張案，其經費動十餘萬萬，一戰艦之製造費，動數千萬。今我國之籌備海軍，其將以為裝飾之美觀耶，抑期於可以一戰耶？若期於可以一戰，而先不從財政著手，以現今區區之歲入，就令將大小庶政一切停止，而悉舉以投諸海軍，閱十年之久，而無所成就者，猶不足與歐洲第三四等之海軍國比，況乃列強哉。今於陸軍海軍財政一無所計劃，而唯責督撫以報效，報效者雖逾千萬，而遷延年余，實繳者不及二三十萬。夫恃千餘萬以辦海軍，已如九牛一毛，不知何用而可，況並此而為虛數也哉！而各督撫所認報效之款，又豈嘗將該省財政通盤籌畫，確見有此餘閒款項可以隨時提支者，不過以此買政府歡心，得為升遷之資，迨升遷他適，而前此所報效之責任，非復吾事矣。凡今日督撫之所以對付政府者，胥是術也。由此言之，則殿下與諸邸雖日夜不遑啟處，以圖陸海軍之發達，而其效又烏可睹耶。然此固不能盡為各督撫咎也。每歲所入，僅有此數，而待支之款百出而不窮，今日陸軍軍諮處及陸軍部曰：無論款項若何緊急，先盡陸軍；明日海軍籌辦處曰：無論若何緊急，先盡海軍；又明日則郵傳部曰：先盡其鐵路；又明日則民政部曰：先盡警察；學部曰：先盡教育；其他凡百庶政，莫不有然。要其結局，則無論何項皆不能盡。以其盡無可盡，且雖不盡，而政府亦無辭以相難也。各督撫亦知其然也，故唯悉置不理，一味敷衍遷延以塞責，或揣測某部某處權力較大者，則略為應酬，以謀升遷地，其他非所聞也。然則無論若何良法美意，但以財政不給之故，即閣置不能舉，借欲舉之，則不過京外文牘往還，塗飾了事。此實我國近數年來政界之現狀，無可諱者也。
夫使其弊徒在新政之不能舉辦，猶可言也，而最危險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朘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數年以來，各省所興種種雜捐，名目猥繁，為古今中外所未聞，人民之直接間接受其荼毒者，至於不可紀極。殿下特未盡知之耳。苟其知之，必將瞿然愀然而一日不能以安者。夫以各國租稅所入與吾相較，則吾民之負擔似不得雲重。雖然此當視其國民之富力何如，未可以皮相斷也。蓋歐美列強，國民財產，平均每人約二千餘圓，其每歲收入贏息，平均每人二百餘圓，故雖納十餘圓之租稅於國家，毫不覺其重。今我國家財產收入未有調查，雖不能言其實數，然各種生利事業，盡為外人所奪。十年以來，入口貨物所值平均過於出口者一萬三千萬兩，合以外債本息，每年漏卮於外者，合計約二萬萬兩，以上積十餘年，為二三十萬萬兩，民力幾何？奚以堪此！故二三年來，各處城市，破產頻仍，恐慌屢起，今日全國實已至民窮財盡之時，更事誅求，不出數年，悉成餓莩矣。然則國家將一切不取諸民而坐聽各種新政經費無著悉置不辦乎？是又不然，苟能遵財政學之公例，以理一國之財，則自有許多新稅源，可以絕不厲民，而增國帑數倍之收入者。以某之譾陋，前此曾略擬一《中國改革財政私案》，竊謂苟能實現施行，則每年得十萬萬元之收入，殊非難事。但非將財政機關從根本以改革之無從措手耳。今不此之務，而唯竭澤而漁，以朘削貧窶之小民，充其量，所得不能增數千百萬，而舉國已騷然矣。夫民不能自贍其生，則鋌而走險，何所不至。無曰養兵，即可以防亂，試觀唐、宋、元、明之末葉，何一非由財政紊亂釀成巨變，以至於宗社為墟耶？試觀英國、法國百年前之革命，何一非由賦稅繁重，民不堪命，舉起而與王室為難耶？夫即以財政一項論，苟非及今以霹靂手段經理之，而其禍之所極，已不堪設想，況乎今之所謂籌備憲政者，其紛糾而無紀，敷衍而無實，無一非財政之類也。夫苟非迫於時勢之萬不得已，則亦何取乎立憲？既曰立憲矣，苟徒襲其名，思以塗飾天下耳目，而實際乃與立憲政治之原則相反，則將來患之所中，必有視專制為更甚者。彼波斯、土耳其兩國，固與我國同一年宣布立憲者也，徒以陽托其名，而陰反其實，遂以釀成大亂，兩國之皇室幾覆焉。殷鑑不遠，此去年事耳。
今者，舉國官吏見朝廷立憲明三令五申也，則人人自托於籌備其奏報之文，雖若甚美，而究其實心實力，忠於國家，忠於憲政者能有幾人？大率供此為干進之階，罔利之途，擇肥而食，飽則颺去耳。彼輩視官職為傳舍，精華已竭，褰裳去之，國之安危，於己無與也。故人人明知外患內憂之岌岌不可終日，顧各懷得過且過之心。若殿下則安能？殿下與國家為一體，與朝廷為一體，國家朝廷，萬年有道，則殿下安富尊榮，與天無極；國家朝廷脫有不諱，則殿下欲為長安一布衣，豈可得耶？某豈好為此不祥之言，實有見夫今日官方之頹壞如彼，民力之雕悴如此，而徒日托於籌辦新政，毫不審緩急先後之序，絕不為綜核名實之謀，此如久病之夫，而雜進庸醫之藥，不至速其死亡而不止。此某所為椎心泣血而不自覺其言之戇也。
抑某更欲有言者，殿下今方總戎政，或且深自引嫌，不願干與國家大計。然以某所聞，彼立憲國軍人，不談政治者，指偏裨以下言之耳。若在元戎，豈以此論。日本首相桂太郎，非陸軍大將耶？況殿下以旦奭之尊，秉方召之寄，與國休戚，為民具瞻者哉！殿下而猶謙讓，則天下將何賴焉。
某逋逃之餘，罪當九死，豈宜仰首伸眉，論列大計？徒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更念嘗受先帝一日之知，無以為報。十年以來，不敢自暇，竊博考列國圖治之軌跡，按以宗邦當今之時勢，所懷萬千，欲陳無路。今值車蒞止，吐握賢勞，竊願假階前盈尺之地，俾得謁拜獻其芻蕘。某自審獲戾甚深，非敢有所希冀，以求肆赦，且閉戶著書，足以自給，更無藉此干進之心。唯迫於憂國愚誠，不能自已，故不避冒昧，願貢狂瞽。惟殿下垂鑒而賜接見，不勝大幸。」（《上濤貝勒書》，引自《近代十大家尺牘》）
二月，先生以償還正金銀行借款事急，曾兩次致書徐佛蘇，請設法代籌千金，可見先生這時候的經濟情形仍然很窘，現在依次抄在下面，借見先生當日生活情形之一斑。
二月二十六日致徐氏第一書，讀了可見先生向正金銀行借款的原因和經過：
「陸君擬助《國風報》，萬不敢受，蓋此報乃營利的，非慈善的也。況陸君又非素封耶，乞為我敬謝，非客氣也。獨有一小事欲公或能援手者。弟三四年來，在濱、神兩處負債至數千金，皆零碎之項，甲數百，乙數百者，實覺太不好看，至去年乃從正金銀行貸五千金悉償之，定期以今年陽曆四月三十日償正金。弟別無所恃，惟恃《國風報》定閱者稍多，或可了此。今據上海信，則每號印三千部雖悉罄，然大率零售者多，其各處代售者雖或有定閱全年，而報費總不能遽收得（取收者須為繼續印刷費）。現在距期限不滿一月，決無從得此款，而此款乃由日本友人擔保，且去年借時期以六個月，實已破銀行之例，今若不還，即不致縲紲之辱，然已大不好看。今四處張羅，未知能有一二應者否？即應亦不能足額，不識公能間接設法，為借得千金否？以《國風報》之現狀，三個月以後度得此數千金斷不難，特緩不濟急耳。若能借得，則三月內必能償還也。嗚呼！以公之貧，殆天下所罕，而今猶求助，真可嘆也（一年來節衣縮食乃至思順之學校亦停卻，真可笑也），然亦可想其窘急之狀矣。度公恐未必能辦到，姑為此一途耳。若他處有得，則可無須也。但其期限為陰曆三月十九日（即陽曆四月三十）。若能籌者必於三月十五六以前寄到，始有效，否則無謂也。」（宣統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致佛蘇先生書》）
以下是徐氏對該書作的跋注，惟所云辛亥當是庚戌之誤：
「此函系辛亥年發，當時梁先生生計極窘，托余在京代借銀千兩，所示期限極促。余亦毫無經濟能力，然不得已轉借債於華僑國會請願代表粵人陸劼夫君，名乃翔，其人竟於數日之內借匯千金，與先生濟急。嗣後三個月，先生曾還銀二百兩，後並由余代還此款。此可見昔年先生辦報養家，境遇艱苦，及吾輩有無相通，甘苦合作之一斑。雖然，此系細事耳。至於余昔年服勞先生之事，有什倍重於此事之處，則不煩縷述矣。」（宣統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致佛蘇先生書跋》）
二月晦，先生致徐氏第二書，裡面除續言借款事以外，並詳言當日的著述和生活情形，最後論中國前途，不在政府，而在同志少數人的話，可見先生這時候的政治見解和態度。
「二月二十一日書敬悉。公之念我，發於夢寐，此皆由愛國至誠至深極厚，而借弟以寄之。弟之不德，何以當此。弟近日心境略具二十六日書中，想已達。至日用飲食之節，則一年以來，雖力思自矯，求為有規則的活動，然二十年結習，革之實難，興居之節，尤莫能自主，晚睡晏起之時終多，達旦不臥亦常有之，無如何也。然已成習慣，此固不足病耳。今每日平均作文五千言內外，殊不以為苦。文大率以夜間作，其日間一定之功課，則臨帖一點鐘，讀佛經一點鐘，（又頗好作詩，每作必極苦吟，終不能工，此結習甚可嘆也。）讀日文書一點半鐘，課小女一點鐘，此則自去年七月初一日（從是日起每日用日記，誓持以毅力，幸至今未間斷）至今未嘗歇者也。心境常泰，雖屢遇拂逆，未嘗以攖吾胸，（弟生平於事雖盡力，謀所以應之，然力已盡而無如何者，則惟聽之，若以憂傷生，弟斷不肯為此愚舉。）精神尤充足，過於前此，（湘鄉言，精神愈用則愈出，此誠名言。弟體驗而益信之。）吾兄勿為我多慮矣。
柳隅處今日方有復書，謹以呈上，既已如此，似不能強之。按月寄稿，似亦未為不可，公謂何如？來書言辦雜誌不易，誠然。蓋今當舉國不悅學之時，讀報者本少，而雜誌之性質極難為通俗的；況公所辦之報，限於政治問題，導以興味，更非易乎。（《國風》本意原不限於政治問題，但今所出各號，已全毗於此，此亦因弟之所嗜本在此故耳，以後擬稍矯之。）故弟意謂辦日報為佳，今更不能，則亦惟有於此範圍中求特色耳。至詢弟能否有寄稿一節，若《國風》未出，弟稍有所任，本絕非難，今者《國風》每號之文弟所作過半，實更無力以旁及。若舊稿則惟《財政博議稿》存有三十餘萬言，（《國史稿》雖亦有十餘萬言，更絕對不適用矣。）但其體裁不適於登報。且弟稍籌得款，便當付印，恐不足以應公之需，奈何，奈何。公知我深，必能諒我也。
前書言及弟為正金銀行借款事，想已達。以此事求助於公，直可謂無聊之極思，然即此益可見其窘狀耳。來示言伯葵公子盛意，本極慚愧不敢當，但今實困極，若能蘇此涸轍者，則此後方可為力無已，則公或更一言之可乎。今上海當可得千金內外（滬書呈上一閱），弟亦四面張羅，或有一二處能應，然總欲公能設法，在都湊借得千金內外，乃可有恃不恐，惟其期乃三月十九日，距今不過十日，非期前到達，決無用耳。弟前此於私人生計太不留意，以致有今日之困，雖曰小事，然未嘗不稍為心境之累，以後當稍從事檢點也。
至謂黨禁之開，此為一梗，誠亦有之。然吾意總謂此事實關於四萬萬人之業力，孟子所謂『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也。』弟昨日見一極要之人，述都中政界實狀甚悉（所謂憲政改革雲者），誠無復一線希望，然弟終不以此自沮。蓋弟向來不望政府，若民間能有希望與否，則此責仍在吾輩耳。故弟於政府之態度，雖未嘗不日祝其向上，惟本原則不在此，故聞此亦不驚也。今日國之存亡，實全繫於吾黨同志之少數人；此少數人者，若起厭世思想，則國真萬劫不復矣。
公在都凡見我所親愛者，或雖我所未相識之人，而親愛我者，乞常以此語相勸勉，至幸。雪舫、木魯、駿聲皆吾所極念，乞以此書示之。與之、希明亦不通書久矣，每日劬於他事，作書實不易，公能並為我達此兩書之意否耶？」（宣統二年二月晦《與佛蘇吾兄書》）
五月，各省諮議局請願代表進行二次請願。同月二十一日（6月27日）清廷諭令，仍俟九年籌備完全後再行召集國會，但各省代表仍進行不懈，決定為第三次之請願。
七月，由徐佛蘇主持的國會請願同志會機關刊物《國民公報》出版，以後先生為該報撰文甚多。
九月，資政院開院。十月三日（11月4日），清廷應資政院、諮議局和各省督撫之請，諭令宣統五年召集國會。上諭說：
「今者，人民代表吁懇，既出於至誠，內外臣工，強半皆主張急進，民氣奮發，眾論僉同，自必於人民應擔之義務，確有把握，應即俯順臣民之請，用協好惡之公。惟是召集議院以前，應行籌備各大端，事體重要，頭緒紛繁，計非一二年所能蕆事，著縮改於宣統五年實行開設議院，先將官制釐訂，提前頒布試辦。予即組織內閣，迅速遵照。」（《宣統政紀》卷二十八頁二）
這次上諭頒布以後，國會請願代表中除少數人外，仍覺不滿，並擬繼續運動，非達到即開國會之目的不止。是時先生的主張尤堅決，以即開國會為唯一的目標，所以先生讀這次上諭以後，他立即草《讀宣統二年十月三日上諭感言》一篇（載《國風報》第二十八號），裡面有這樣一段話，可見先生不滿清廷之措施和憤慨情形之一斑：
「時局危急，極於今日。舉國稍有識，稍有血氣之士，僉謂舍國會與責任內閣無以救亡，爾乃奔走呼號，哀哀請願，至於再，至於三，於是，資政院全體應援之，而有九月念六日之決議上奏，各省督撫過半數應援之，而有九月念三日之電奏。旬日以來，舉國士輟誦，農釋耜，工商走於市，婦孺語於閭，咸喁喁焉翹領企踵，庶幾一朝渙汗大號，活邦國於九死，乃不期而僅得奉十月三日之詔。」〔《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上）第一四三頁〕
自國會請願運動發生以來，先生就極端表示同情，所以除暗中主持和鼓勵外，在言論方面尤積極贊助。國會請願同志會二次請願失敗以後，先生曾撰兩文：一篇是《論政府阻撓國會之非》（《國風報》第十七號），一篇是《為國會期限問題敬告國人》（同上書第十四號）。對於國會必須速開之理由，不速開之危險，和政府諸公無理阻撓之失職各點，討論非常詳盡。此外先生尚有《國會期限問題》和《立憲九年籌備案恭跋》兩篇文章，也都是討論國會期限問題的。
徐佛蘇在《梁任公先生逸事》里記先生贊助國會請願運動的經過說：
「余來京二三月，各省諮議員多數北上，集議如何促進立憲之法。於是議決：（一）聯合全國諮議局及各界民眾，呈請政府廢除立憲年限、立即召集國會後，再由國會協訂憲法。（一）由各省諮議局議員籌款創辦一日報於首都，並推定余為請願國會及日報之主撰人。於是梁先生精神大振，深信今後大可接洽全國議士及優秀人士，灌注其政見學說。而常由余向各議員湯化龍、林長民、孫洪伊、黃遠生諸先生通簡論政，聯絡公義私交。嗣後《國民公報》發刊，先生於開辦數月之內，每三四日平均寄文一篇，暢論國民應急謀政治革命之理由，言論精透，勝於《新民叢報》。蓋出版伊始，余即預求先生賜文提倡，並約定報中論文應貫徹《國民公報》之名實，專對國民發言，而痛除並時報紙上兩種積習，（一）不對政府及私人上條陳，（二）不對革黨及他派下攻擊。梁先生非常獎許鄙意，故能〔疑衍〕賜稿均能開導國民憲政上之智識及興味，而《國民公報》遂為立憲運動之大本營矣。
梁先生自就立憲政治發表數文之後，各省優秀人士，群謀與先生訂交論政，信仰倍增於平昔。先生尤樂對人平等博愛，往返通簡無虛日，新交漸多，先生並常募款補助報業。在此庚戌辛亥年余之間，系先生與國內人士通函論政最多之時，亦即先生於戊戌變法後，最為欣慰之時，亦即余愛戴先生最篤之時。
《國民公報》於己酉年發刊之後，一面利用排滿革命之暗潮，痛詆清政而鼓吹立憲，（查此報之言論記載，不僅無一語詆及革命黨人，且余之報中文字，常因有左袒革命之意義，致招公私兩面人士之質責。）一面即以報社作各省議員及請願國會團體之會場。當時團體之堅，民氣輿論之發揚，足以揭破清廷之昏暴，引導民眾革命之激潮。故孫洪伊等代表首次呈請速開國會時，清廷即下諭旨，承認對於籌備立憲之期限縮短三年。此為吾國歷史上以平民姓名呈請君主頒行大法之創舉，亦即清廷發布明諭承認平民干涉朝政之創舉也。
雖然，梁先生仍不滿意清廷縮短立憲期限之舉，曾函勉余與孫洪伊諸君，謂吾輩同志為預防全國革命流血慘禍起見，勸告各省法團向政府和平請願，此原系至緩進之法。不料吾輩要求聲嘶氣絕，而政府毫無容納之誠意。然吾輩何顏以對國民及各省請願代表，並何顏以對激烈黨人乎？故今後仍當作第二次、第三次之激進請願，不達到即開國會之目的不止。余等聞先生之主張，至愧至悚，孫洪伊先生更有血忱義憤，百折不撓，乃復領袖法團繼續請願。及第二次請願書留中，孫君更憤。其第三次請願書中，措詞則甚激昂，略謂：政府如再不恤國民痛苦，不防革命禍亂，立開國會，則代表等惟有各歸故鄉，述訴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後不便要求國會矣等語。竊按末次請願書措詞如此憤激者，其言外之意，系謂政府如再不允所請，則吾輩將倡革命矣。更不料清廷因此震怒，立下明諭，勒令代表等出京還里。各代表聞此亂命，亦極憤怒，即夕約集報館中，秘議同人各返本省，向諮議局報告清廷政治絕望，吾輩公決秘謀革命，並即以各諮議中之同志為革命之幹部人員，若日後遇有可以發難之問題，則各省同志應即竭力響應援助起義獨立云云。此種秘議決定之後，翌日各省代表即分途出京，返省報告此事。然清廷毫無所聞，方幸各省請願代表已經出京，則中央政府仍可苟安無事矣。」（徐佛蘇《梁任公先生逸事》）
（原注）「竊溯昔年請願國會之始，余與孫洪伊諸君於請願團之外，並已組成一憲政團體，名曰憲友會。梁先生始終與聞其事，且於會中多撰論著。此會之組織系以總會設於北京，分會遍設於各省區，總會設常務幹事三人，各省分會各設會長一人，均由總會會員選任之。當時選出總會常務幹事三人，其姓名：徐佛蘇、雷奮、孫洪伊。
各省分會會長大半系就各省諮議局議長選任之。其第一次選出之各省會長，約有十餘省，就余腦中所能記憶者，其姓名：直隸籍忠寅、河南方貞、山西梁善濟、奉天袁金凱、湖北湯化龍、湖南譚延闓、四川蒲殿俊、江西謝遠涵。
又按憲友會之性質，第一步系欲團結各省議員及優秀人士，一面對政府呼籲，速開國會；一面對民眾培養運用憲政及自治之智識。第二步系擬俟國會成立之後，即以此會充任政黨。此種組織及性質甚為精密及遠大，故開創之始，加入之人才甚多，聲光日大，實為吾國創見之大政團，而有督促清廷，速辦憲政，及培養國民政治上之智識能力之潛勢力也。」（徐佛蘇《梁任公先生逸事》）
是年運動開放黨禁的事，從夏秋間就開始進行，主持其事的是先生同學潘若海、麥孺博、長壽卿。（「長壽卿最為重要之人，若海至北京寓碑塔胡同長壽卿家，長壽卿為神戶領事時，與先生往還至密，對於此事，壽卿至為盡力。」——原初稿批註。）他們運動的門徑大概是載濤、載洵、善耆等幾個人。此外徐佛蘇、黃與之、侯雪舫三氏運動於國會請願代表中，羅傑、方還兩氏提議於資政院，而台諫諸公如趙熙、溫世霖等也相繼上奏。但各方面幾個月努力運動的結果，仍然沒有達到開放的目的。現在把有關這次運動的幾件重要信札抄錄在下面，作為參考。
七月二十三日，徐勤致先生書，言載澤曾經阻撓開禁事，所說八九月間有一最可喜之事的話，當系對潘若海氏運動開禁事的希望。
「示悉。澤公之阻，誠出意料之外，至今內外交困，亦由此也，只有忍耐從事而已。弟觀政府之腐敗，亟欲為暗殺之舉動，以一死了之，尊意以為然否？已將來函寄蔣經可、梁介民矣。八九月間有一最可喜之事，未知何事，甚欲一知之。美洲欲籌款之法，非開禁不可，然此事不易辦到，則即將憲友會章程及捐冊寄來，以便勸捐入會，或亦可籌一二也。乞即商之。高麗之行亦不可少，能撥冗一行尤佳。」（宣統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徐君勉《致孟遠足下書》）
七月二十八日，麥孺博致先生和湯覺頓書，所說若公就是潘若海，錫則不知何人，北事即指運動開禁事：
「北事若公當有報告，想知其詳。雪[18]款本約以六月初旬至，屆時渝約，當有變動。此間兩電促詢，得渠復電雲，防三個月乃有。似此，遠水不救近火。前日得若公電，言錫已入都，催取此款，焦急萬狀，若已與錫有成約，而雪款不時至，則不特失信，且恐失機。港地又未能即售，前月已慮雪或不能如約，先與師母商，請其設法。曾得復書，謂當竭力籌謀。前日得若電後，即電請其速籌，今日尚未得復電，未知彼處有可籌措，應北急需不？邂逅不如意，則直是束手，仰屋無聊。竊計東中隈公前曾有慷慨之言，則公往假萬金，或亦可得。以不名一文之人而貸此巨債，自是險著，然舍此以外，更無他途。已函若與商，倘錫久留，事可徐謀，則可勿行險；若機緊事急，錫又不可久待，則不可失此機會（港不能如意），請公冒險謀此，已屬其相勢見示。公等謂此議可行否，請細商之。如以為可，則得若信後，當即電公等照辦。雪書如此確定，則二萬之款當不至竟成子虛，惟緩不及事，則雖有如無耳。渠雲如事不成，當璧還。明公之議誠不謬，然此事之重而且急如此，止能放膽受之，掃數交北，東滬捱飢，忍死不用一錢，則亦可告無罪矣。至於北中用法，則實難言。若公原議將此物全交錫翁，不問出入，事不成索還與否，若翁恐未與約明，且亦極難約明，止有向龍旗處稍露為難情形而已。他日能如雪言與否，實不敢知。然仆意以為事已至此，安能更有顧慮，止有步步冒險前行而已。原議本老招牌辦貨，今仍是向從此著手。張易三之議，本是枝葉之言，且亦未有實在辦法也。」（宣統二年七月二十八日麥孺博《致滄明二公書》）（「海外黨事由南海及徐君勉主持，先生不過連帶關係耳。運動開黨禁事，亦由先生之友辦理，似宜略述而不必詳記。」——何擎一注。）
八月二日，潘若海致先生書：
「前上長者一緘，居士必得入覽，千金之贈，感荷莫名。惟金屋之營，事體尚遠，何望居士買珠勝利，成我好事。此女郎歷史甚長，宿緣構於二十年以前，仆親見其再世，佛家輪迴姻緣之說，真不謬也。暇時當為居士詳言之。北方事局，前緘略言。頃聞居士在東別有運動，荷老為我言之。昨與荷商，以為我輩既為輿人，當扛助有勢有力之人，山公[19]勢力毫無，一時造作，大為費力，故不如扛助城北[20]為得計。此公聲名才力，在今二樵之外，當無倫比，且又與我輩感情切密，朝氣尚新，左右均是吾黨，無先入為主之人，一切指揮皆為吾輩操縱，又有現成勢力不待造作，凡此種種，皆勝山公。居士何為不思及之。此公素有飛揚四海之志，其所以暫雌伏者，以餉胥不能不仰之於人，若能別有生髮則縱步萬里矣。聞荷言東中能覓績擁之人，且為數極大，不悉然否。若能極力得此以為後盾，則事無不可為矣。如有眉目，乞飛電示知。仆與東渡與主動之人面商，事機不可失也。中央變局當在秋末，宜亟預備以待，毋因循以蹈前轍，千萬千萬！」（宣統二年八月二號潘若海《致滄江先生書》）
八月十五日，麥孺博致先生書，所說的「陶」大概就是載濤：
「兩奉賜書，雪舫至，又奉大教，敬悉。雪舫之行，誠不及料，果能有成，亦一奇也。此間苦追力索居然能得萬金，（實出意外，師母之力為多，紫功亦不可沒也。）此款港中押地所得，已悉數電北矣。前得若公電，言錫已至，嗣又屢書催促，倉皇萬狀，今幸得此可開談判，頃聞陶公亦頗主此議，或一機會邪。未與雪舫言之，蓋此種事無論成否，少一人知則更妙，故雪之稔熱，亦未與言，渠再東亦請秘之。弟僅告渠，若運動頗有入處而已。若有函來，極不高興，蓋公有書致之，言雪廣所云云，而公又謂索然，勸其罷手。故渠頗以責弟，謂公與弟意見尚未一致，事如何能辦？欲歸信弟等商妥再作道理，大有舍此而生之意。適得款，立電去而以函釋之。渠猶有函來云：事倘有眉目，當電弟往參聞其事云云，似此則不高興，極言事不辦則已耳，辦則當澈始澈終，不宜忽熱忽冷，令辦事者無所措手。（若已約錫至，有成言矣，如何能食言中止乎。）至雪廣所云云，誠一難題，雖雪所處，亦極狼狽，然總有法可想。不成歸趙之說，若豈能自主，且如何能開口與錫言乎，告之何益，徒亂人意耳。若甚牢騷，至謂金錢經手，恐且有疑之者，則渠不能負此重責，則其不快可見。公下筆太快，書詞有未及斟酌者，請即函若解釋之。」（宣統二年八月十五日麥孺博《致滄江大兄書》）
九月十七日，先生致湯覺頓書，問運動開禁情形，並言與代表團建言並行不悖：
「尚不得公到京後書，懸情何已。山人[21]所事究若何，能示一二不？果有機者，則公遍謁當道之議，或反為山人所不□矣。惟出名請願之人，必用外商，不解何故，且本人不到，又誰為代呈耶。在遠不得其故，實迷惑。雪舫書言代表團中將有建言者。竊意此亦並行不悖，不審公等謂何如耳。此事最忌閣，一閣動輒數月，再舉則與□始等其勞，前事歷歷可證。故既已疏通，則建言之人，似不宜有所擇耳。公所調查之事，大率當以大清銀行為主要。此次源豐潤事件，能就近有所察否？銀值驟漲，幾等日俄戰時。竊意幣局買收生銀政策，亦其影響之一（最大原因自在印度）。公有所見，曷不即草一文，寄《國風》耶？資政院似頗體面，或者政治趣味即從此漸進，總算一可喜之事也。日來讀書頗多，公當妒我矣。」（宣統二年九月十七日《致荷公書》）
湯覺頓致先生書，報告抵京後所聞運動開禁情形：
「仆以舟行極遲，前日始到京，晤雪、佛諸公，粗悉請願為難情形。連日代表團奔走王侯之門，皆深閉固拒，無一見者，想閱京報已知崖略，故不復贅。仆帶來之呈，尚未寫好，三數日後仆又須單獨出馬也。惟有人言總呈中已有日本四埠代表湯某名字，不必單遞，亦絕無人肯收，不若合同運動為妙。其說亦是。故仆進行之法，頃猶未決，俟明公議乃定也。然無論如何，請公晤周將軍等輩，若有問者，即言仆已極力運動便得，想悉此意也。仆仍別有函與渠等，忽念。茲事且不論。
今晨若老來，相晤板歡，促膝說至黃昏。此老見解究勝吾儕萬分，而其進德之猛，磨練之勤，尤可欽佩。其精警之論甚多，未能備述。此後與若公相見必勤，俟歸時再綜陳也。
至於彼事，近更有眉目。希[22]翁住京數日，昨晤吉廣，已允將此事向機房各位商量，即面請東家盼示耳。或尚須外間有發起人，此則已由壯悔覓得二人，惟須吉廣輩真有此意，乃肯發，頃間因代表喧噪，必過此數日，方能著手。聞吉廣所以毅然許諾者，因數日前銀號曾對諸人言，目下外間事勢甚緊，汝等宜好好干理，凡事不必盡顧老西面子，亦當為道德留地步雲。言外之意，可見吉廣雜□□主意，故有此一舉也。要而言之，□□是老招牌，所最畏者，彼不受此物，今已受之，必有了文，靜聽而已。此事雖與吾儕無大關係，然果能成，則自然活動許多。為北江[23]計，尤以此為急耳。此最近差慰人意之消息也。若國事平，則仆敢引《孟子》一語曰：『終亦必亡而已矣』，奈何奈何！此話又非數紙所能罄，且我輩亦早見及，不過仆此行親得許多證明耳。故又不必贅矣。要言略盡於此。」（宣統二年湯覺頓《致雙濤主人書》）
九十月間，麥孺博致先生書，石老和月均不知所指何人，吉即前函所說的吉廣，龍當是隆裕後，此物當是指萬元賄款。
「石老已將文章呈吉，吉轉交隨看，隨問從何來？吉以親戚對（即此一語已極得力）。將來尚須與月看後，共請龍辦法。據吉雲，龍前曾對彼輩言，凡事須為先皇留點面子，不可全顧孝一面云云，則此事龍必願意也。石定二十前再來討消息。惟一事頗費斟酌，石昨將此物交還，雲暫可不需，需時再說。弟推其意含有兩層：一則或者石老高義，一則或嫌太少，不能出光。然無論那一層，此物若不到，終恐不濟。今已極力探取其意，若第一層，則尚易斟酌，若第二層，則又費躊躇矣。」（宣統二年十月麥孺博《致雙濤大兄書》）
九十月間，麥孺博再致先生和湯覺頓書，雪公即侯雪舫，季公即潘若海：
「前上一書計入。英盼雪公來時，適得季公電言：『此事可立諧秘』六字，已托雪公面陳，想聞之矣。頃又得季公書，乃知所謂事諧者，在彼不在此。原函（節鈔）呈覽。此間亦喧傳陶氏發奮有為，力持開議，季公所言自當更確。但馬鳴（「馬鳴者，肅王也。肅上加草為蕭，蕭蕭馬鳴，詩語也，故以此呼之。」——原初稿批註。）前屢為大言，其後言皆不售。今此次消息，又得之彼，則反恐未必盡確。季將見良，不日必更續有報告，可審其信否耳。季言欲移向之運動吉翁者，以運動陶公，此議公等贊成否？弟復書與彼言，但求有濟，吉、陶皆非所論（事機變動至急）。數千里外，弟等不知詳情，無從遙斷，請其相察機勢，專斷行之。公等以為何如？今日以往，變局日劇矣，有聞當即飛報。」（宣統二年×月廿二日麥孺博《致滄江、明水書》）
九十月間，潘若海致麥孺博書，北江指南海，滄即先生，桐或指那桐，土即袁世凱：
「頃見馬鳴雲，開已決，非久發表。此次政局之變，全由陶公主動，而朗、良輔之。陶公銳意改革，欲謀組一新政府，為戊戌第二。渠極推重北江。滄在東時不見之，殊失計，實為桐（『桐者鳳山也，鳳凰棲於梧桐，故以桐呼之。』——原初稿注。）君所誤；桐君本另一路也。渠聞滄見桐，以之詰桐，桐不敢認。渠兄在南洋時，拒北江不見，渠亦大不以為然也。大約吉、那將作，蔭、岑必起。外聞喧傳土將起，初亦以為然，今乃知土無起理，今用隨、唐亦姑為轉捩耳。（此頗可疑，安有不起土而土之羽翼為轉捩者，字或書隨、唐已舍土而趨彼，則不可知耳。與附註。）馬鳴允介見良。良極有力，倘見彼，或可因以謁陶也。吉漸無甚力，欲移此物以運動陶，公以為然則請電示遵辦。」（宣統二年季公《致麥孺博書》）
十月十三日，先生致徐佛蘇、侯雪舫、黃與之三君書，促鼓吹開禁運動：
「前所論鼓吹解禁事，未識公等於意云何？故未續作文。此事若併力謀之，當乞援於各省同志會、諮議局及督撫。能由北京同志會分函各處最妙，此恐斷難辦到。次則用十數人出名（分函）亦可，惟孫伯蘭之名，似必須出耳。公等若有意為此，請即示復。其文吾當捉刀也。」（宣統二年十月十三日《致佛蘇雪舫與之三公書》）
十月十九日麥孺博致先生書：
「若處消息沈沈，然未絕望，多疑寡斷者誠無冀。然渠於軍國重事且如是，況此耶？公自性急耳。頃得若公書，原書已寄北江，（北江已至港，有書來，已由擎轉寄，此行極密，請秘之。）鈔副呈覽，非惡聲也。然恐仍再須此物，則難題又至，將閣筆耳。然此事早晚必成，則可斷也。」（宣統二年十月十九日麥孺博《致雙濤大兄書》）
十月二十三日，先生致湯覺頓書：
「今日始得十三夕手教，慰甚，慰甚。昨在江戶上一書，計與此同達。日來讀報，知院奏非久當上，公行期計亦不遠矣。老牌所引既已開始，則交貨之期可待，吾輩善後策又不可不先決，若發表後能拉若老一來共商，尤佳耳。公未行之前，宜常以書與四埠。此間人（濱人尤佳）高興異常，謂此次獨來成，主有名譽也。
公舟中竟能讀爾許書，令人一驚，今後可不直道（京道）長矣。下走讀教育書數日。寶文之經濟（中多佳作）全書出，又移我情，主竟和侍中之癖，入人深也。源豐潤事立刻已草一文，但甚簡短耳。大清行事，亦竟無著論，吾輩雖忌器，器遂可保耶？何如一擊此鼠子，公謂何如？」（宣統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致明水書》）
十月二十四日，先生致湯覺頓書所云景升豚犬，大概是指劉學詢以振華案呈控南海和先生的事：
「十七日書悉。公在都幾日，悲觀遽乃至是耶？此地真怪區，不識以不佞入其間，亦為所鑠毀不也？院既決議上奏，無論俞否，非久終當見明文，公可以即行矣。若月末尚無消息者，則吾當相救。惟公總須有三四緘與彼輩，今不知已有幾，若太少者，則雖至滬後，尚宜補一長函耳。此甚要，雖少勞，非得已也。
山人所事久則恐變，景升豚犬亦一魔障，不先不後而發於是時，吾總信湘鄉天事人事相半之說。山人移山之志固可佩，否〔疑作亦〕終視蚩蚩橫目者之業報何如耳。但無問出何塗，我與山人合併之日總不遠，此最可喜耳。公行有日，尚乞示一電，用詩韻目一字，便得實，令小女從公一游耳。大抵吾輩樂事，終無以過於雙濤園忍飢相對之時，亦深望公早日來共此情味耳。」（宣統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致荷公書》）
十一月間，潘若海致先生書：
「初四上一函，諒已登覽。茲資政院方、羅二君昨經將議案提出，（一泛言黨禁，一專指二人。）審查之三十人，必能足數。惟提出後，能否通過，則待下文也。蓋今日忌二公之人，不在舊黨，而在新黨（如子云之屬）[24]，又前數日《天鐸報》云云，聞全系江陵[25]（號稱實業家者也，不確）之意，欲藉此以尼公之返國，忌其奪彼黨魁也。又肖公[26]疏系弟代草，不日即上，繼之者尚有二人，別有地位。能上言之三數公，將繼續言之。如此，將成為一種輿論。政府即無此意，尚當勉強應之，況周公[27]本有此意者乎。
惟有一層可慮者，此事解決後，復有豚子一事。此乃私人情事，若不設法解脫，終恐為累。聞豚子訴詞，周公暨各要人，均已見及。如弟之見，則宜請北江及香徑致書於周公及二師力辯。此事似宜從速著手，不可遲也。公如以為然，即電告二公，函即由海外徑發可也。弟一面在此與佛公商，擬在本京各報略辯，此事全歸罪於象，言此案實由革命黨藉此以陷二公，再由同志會打一電與皮，言二公為天下仰望之人，今幸歸國有機，中國前途之希望系此二人，今忽有此案關係，奸人藉此傾陷，請其審慎辦理，若因此以累及二公，是斷中國前途之命脈，公論必不肯相容也。如此則皮或有所顧忌，而不敢出毒手，否則此人真不可思議也。弟在此苦心經營，全為茲事，而公等累函促返申，究為何意，乞即復示。局中人辦事之苦心，料公必能諒也。」（宣統二年潘若海《致滄江先生書》）
十二月間，麥孺博致先生與湯覺頓書：
「頃得美中書，雲籌款萬五千元，專濟北需，謂已寄至尊處，不審已收到否？北中需款極急，若、石二公已以此事托人，勢萬不能中止。踞人著壚火上，斷不能拱手坐視，若始亂終棄，則若何以對石公？此款倘至，望即寄來轉北，以濟急用，倘尚未到，則請往銀行一詢。此間收款憑電收取，倘寄款者別無電來，則銀行閣置，直不相告，東中不審同此情形否？故請至銀行詢問，倘猶未至，則亦請示，並可告美，請其查究也。（此間前電催雪，據云已寄，故也。）
月來以此事為請者，折四五上矣。（趙、溫、黃三侍御楊京卿皆碻已上聞，尚有繼之者。）然皆留上。資政折雖上，亦必無效。上亦確已有意，然非疏通則未易實行。雪狼狽甚矣，非此則無復立足之地。故渠籌款至力，而催追亦至急。豚已控察、理二院，理髮粵查。而玉田實有意為難，頃尚暗主其事。望開一成，彼可見風轉柁，否更將支節橫生也。」（宣統二年×月間麥孺博《致遠公明公書》）
十一月二十四日，伍憲子莊致先生書：
「憲政會存案之議不合例，未可行，統一黨之組織已詳函海外言之。但今日第一重要問題，在於解禁，此問題不解決，則在北京辦事難著手，即向海外籌款，亦難號召。今北京士大夫，對於此事亦多協力，似極可乘之機。無奈事勢瞬息又變，資政院雖提議，而久不上奏，言官之封事又留中，恐尚有阻力，此真國之興亡有天命在，誠莫可如何者矣。
到京將一月，目擊社會種種怪狀，不忍言，亦不勝言，人心風俗若此，非有大力量人從根本上問題整飭一切，不可以救，而天固扼吾黨，不令得伸其志，言之真痛，如何如何！四次請願，正擬加入，而奉天代表而以嚴諭去，資政院亦取消此案不提，今斷不能獨力為之，則亦聽之而已。
海外各埠每月必發二函，雖無真實好消息，亦不能不以此鼓勵之，維繫之。前接雪來函，墨事失敗，已歸紐。外勢窘至此，如何展拓？同志會及《國民公報》本可略助之，但美中匯返之旅費，由廣智代收一千四百元，擎公以款絀用去。弟此次到京僅挾二三百元，真愛莫能助，惟有發函海外勸籌而已（《國民公報》已有報股公啟寄海外）。黨禁果解，此事不難（但收回月捐則年可得十萬），現在則恐難如願矣。港亦窘極，紫珊來函，每視嘆息。故今日吾黨之生死問題，全在禁解與否。各事另詳若翁函中，弟不贅述。」（宣統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伍莊《致任公我兄書》）
十二月間，潘若海致先生書，謂開禁事仍有希望：
「昨上一函暨小詩，諒必登覽。今午晤吳統制[28]，言從巨源[29]處得消息，雲此事大有希望，大約開年後必有明文。前者政府對於院奏非不以事實為然，乃不以院為然，故稍停頓，即另尋題目作文章矣。是院之此舉，不特不能促進步，反阻進步，當時仆已慮及之。以後請子房、文客凡有對於政府舉動，萬不可從人民一方面著手，蓋政府之與人民猶冰之與炭，水之與火，實不相容也。」（宣統二年潘若海《致雙濤公書》）
楊晢子度於十二月初，自上一折，請赦用先生。折上，聞載灃以先生系得罪先朝之人，礙難赦用，故留中不發。茲錄楊折如下：
「奏為懇恩赦用逋臣，以裨憲政恭折仰祈聖鑒事：臣聞人情窮極則呼天，勞苦疾病則呼父母，天地之大猶有一物之不容，父母之慈猶有一子之失所。以臣所見，逋臣梁啓超者，殆其人也。啟超自戊戌去國，至今十餘年矣，流轉於歐、亞之間，究心於政學之事，困心衡慮，增益所能，周知四國之情，折衷人我之際，著書立論數十萬言，審論國情，開通民智，為力之大，莫與倫比。此士夫所能談，中外所共睹者也。
惟臣所欲言者，則以啟超愛國之心，久而愈摯，忠君之念，在遠不渝。數年以前，海內亂黨孫文之流，倡民生之說，持滿漢之詞，煽動浮言，期成大亂，寡識之士，從風而靡，啟超獨持君主立憲主義，以日本憲政為規，力辟其非，垂涕而道，冒白刃之危，矢靡他之志，卒使邪說漸息，正義以昌。近年海內海外談革命者，改言立憲，固由先皇帝預備立憲，與民更始，有以安反側而靖人心；然天地不以覆載為功，聖人不以成功為烈，則啟超言論微勞，不無足錄。
且啟超之獲罪，以戊戌倡言仿行各國憲政故耳。十餘年中，宗旨如一，不為異說所搖，復以負咎之身，忍死須臾，悲號奔走，致皇上為立憲之神聖，國人為立憲之臣民。孤孽之心，亦云苦矣。
今朝廷立憲之期已定，海內延頸以望太平。而當日違眾建議負罪效命之人，獨使竄伏海隅，鷦鷯枯槁，睹故國之旌旗，慟生還之無日，抱孤忠而莫自，將槁死於殊鄉。是則庶女之怨，不達於彼蒼，文王之仁，不及於枯骨，此臣所為欷歔而不能自已者也。
臣聞處事不以恩怨，用人不以親疏者，人君之德也；窮達不變其道，榮辱不易其心者，臣子之義也；別嫌明微，表不白之忠，以告君父者，朋友之責也。臣自戊戌以來即與啟超相識，因學術各分門戶，故政見亦有參差。其後遊學日本，相處數年，文字往還，於焉日密，親見其身屢瀕危，矢志不變，每與臣談往事，皆忠愛悱惻，無幾微怨誹之詞，是以深識其人，性行忠純，始終無貳。倘蒙朝廷赦用，必能肝腦塗地，以報再生之恩。此臣之愚，所能深信。倘啟超被赦之後，或有不利於國之為，惟乞皇上誅臣，以為臣子不忠之戒。
臣固知朝廷寬大，必不容黨禁之長存，宣統五年頒布憲法之時，凡在逋亡，必蒙赦宥。惟以啟超學識淵邃，冠絕等倫，方今籌備憲政之初，正為起用人才之日，與其赦罪於後，何若用材於先？昔晉襄求士會於秦，齊桓赦管仲於魯，以今擬古，事或不倫，然片壤寸流，宜亦不為聖朝所棄。臣以為人才難得，幽抑宜伸，用敢冒昧具折上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楊度《奏請赦用梁啓超原折》，宣統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申報》）
這次運動開放黨禁的失敗，載澤的阻撓是一個主要原因。此外暗中阻撓的人還很多，但以袁項城運動的力量為最大。關於這件事的經過情形，除了宣統三年九月八日先生給徐君勉的一封信以外（該信見後），有同年一月十九日何擎一給先生的一封信，可以參考。
「來示誦悉。往事如浮雲之過太空，請勿注念，後此可勿提及也。頃憲子自都來，言反對吾黨者甚多，單刀直入，以金錢運動宮闈及老吉者，土頭也；造謠惑眾，肆口亂罵者，革黨也；陽甚贊成，而陰施其鬼鬼祟祟之手段者，章、陳、陸諸人也；不見其反對之跡，而人言其甚為反對者，鄭、湯、張三名士也；之數黨者，互為利用，務達其目的而後已，最為可畏。日前周公向龍寓提議此事，答言：非此二人，先帝何至十年受苦？此言必有所受之也。趙秉〔炳〕麟果受某嗾使，以袍公事傾吾黨（渠欲聯吾輩或亦因此），周公閱後置之懷中，此折不交軍機閱看，此特別之留中也。孰謂周公無意乎。
今後吾党進取之方，與保守之策，不可不亟為商定。憲子在都與掞、弱諸公商，均謂以謀諸吉甫為上策。然妙手空空，此著何能辦到？為今日計，仍以辦一日報，以張黨勢為要義。今日受人唾罵，而無一報以自申辯，雖有《國風》以發表政見，而不能普及於國人，此黨勢之所以不張也。即如滬上日報六家，《時報》不必論，《新聞報》則凡涉於開禁之文牘一字不登，其餘《神州》《民立》《天鐸》《申報》則日日造謠，日日亂罵而已。滬上商人無知無識（流布內地所關非細），日持此以為談笑之資，令人憤絕。吾若有報以主持言論，其毒不至如是之甚也。頃子江力贊此議，蛻公且欲投身其中，一泄數年之憤。
今所難者，開辦費二三萬金耳。掞東來書，謂如局面已成，彼可密謀一二督撫年中津貼二三千。而子江謂若籌得開辦費，則月中周轉三二千，彼亦有法籌得。此議與尊處游台之宗旨相合。弱翁不日歸，當力勸駕東渡，偕吾師與荷老同行，蛻公則未必能往。至師來滬，則更不必，外間謠言甚多也。又憲子與南洋感情甚好，昔年曾招商股過百萬，後因袍事敗之耳。今由憲子發函往南洋招股，或彼自往運動，憲子言二萬金或可得雲。如台得五六萬，則可發生一大日報，而黨勢可從此大張矣。憲子今日旋港，乞師再以一函鼓舞之。此事南北諸公協商，均意見相同，能早日告成則大幸也。」（宣統三年一月十九日何天柱《致任公夫子大人書》）
是年秋冬間，先生因潘若海之介紹，獲交侍御趙堯生，從問詩古文辭，先生雖常與書訊往還，但以遠羈海外，從未識面。以後先生有《寄趙堯生侍御以詩代書》一篇。載《飲冰室文集》第七十八卷中。
十一月初旬，國會請願同志會以此後已入於實行立憲時期，決定解散同志會，組織帝國憲政會，為將來政黨之預備，是為以後憲友會的先聲。此事先生也曾參與其議。十一月四日，先生致徐佛蘇一書，除論該會改組政黨事外，並及開禁等問題：
「今晨呈一書並黨綱十二條，想達。下午復得伯蘭一電，促定黨名，昨日與之書，言擬名曰：帝國統一，此亦甚可，似不必改矣。黨綱可用否，乞細審定。前寄宣言書，但論政黨之必要，似不合體，然為現在國民說法，似亦頗適耳。公於解禁問題，苦心孤詣，規畫精詳，只有感佩。然近來忽有上海報紙三家專與此問題為難者，日必狂吠一次，公亦見之否耶？若使其徒出於無意識，則誠可憫，惟以我所聞，則似有嗾之者，恐公所計劃，不能不遇一頓挫耳。荷公屢道兄疲於酬應，精神至為困頓，聞之殷憂無已。兄常以節勞規我，我固鐵石人，勞倍今日，皆能堪受。兄則素羸，安可不自愛惜？今日中國形勢，我兄固病不得也。稍可抽暇，盍來此將息一二月耶。雪舫已出都不？極相念，袁、楊兩書乞代致，公有所需截用固當，此間近頃亦稍得濡沫矣。」（宣統二年十一月四日《致佛蘇足下書》）
徐氏為是書作跋注云：
「此函系庚戌年發，所謂帝國統一黨者，後來未採用其名，而另有憲友會之組織也。」（宣統二年十一月四日《致徐佛蘇足下書跋》）
同月，先生有發起國民常識學會之舉，當時籌備已臻成熟，除三千金開辦費已經籌得外，並已向商務印書館張菊生接洽印刷事，惜該事卒未底於成。十一月二十六日，先生曾致徐佛蘇黃與之一書，可見先生計劃開辦該會的宗旨和籌備的情形：
「前書言國民常識學會事，今將章程寄上。此事殆全屬慈善性質，竊謂欲救國活，無急於此。一年以來與荷老念茲在茲，苦力不克舉，今已籌得三千金（璧泉之力也）為開辦費，可底於成矣。惟當廣募會員，擔任頒布所印小冊。故同人意欲先覓多人為發起人。二公勿論，此外如伯蘭、搏沙以及凡公等所知之各同志，皆望為之廣覓。限得信半個月內將姓名開寄，俾得即布，將以正月杪即出書也。選舉法許久不見提出，何故？豈有不愜耶？閉會期近，安可蹉跎，臨時會能開否？至盼。前此擾擾兩旬，今方窮日之力為《國風》作文，恐日內不能有稿奉寄耳。靜生書乞代交。半月以來，吾乃患〔疑衍〕多財，可以卒歲無患。公等聞之，當亦忻然。」（宣統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致佛蘇與之足下書》）
是年南海給先生的信很多，有言海外事業失敗狀況的，有言生活困難情形的，有論開禁和幣制問題的，有論學為文作詩作書的，現在摘錄幾篇論海外事業情形的於下。
二月十三日，南海與先生書，所謂「彼等布告文及徵信錄」等，即歐榘甲等因振華公司所行種種破壞手段。黃寬卓是墨西哥華僑商人、立憲黨員，海外事業尤其是在墨國所經營的實業，差不多完全失敗在他的手裡：
「書電皆悉。米絞自正月來，危甚。以彼等布告文及徵信錄遍布南洋，（吾等又無駁文，故人皆信彼文中子心謗勿辨之說，真誤人也。）吹入銀行，故不放款，而反追款，去冬已慮之（用聯邦法與各米號），強成總公司，乃以人誤至正月不成，則垂敗亡矣，無可救矣。（若兩月內不批出，則米竭聽喊冷而已，無款自承，人可用數萬而喊冷，如此則數十萬金盡，今仍只望速批示，速開聯公司以救命。）
今得勉書，言墨中鐵路若開（與寬卓同丈量），月虧三百，若是則必不能辦。而兩年來雖以福基、巨綱之忠，百面皆催款，□□皆言批文，一日不築路，即充公（電文已費百），故竭米數萬以救之，乃今若此。勉又有充公之說，米今之竭，實由救墨之故，而所救所竭力者，乃欲成此月虧三百之路而已，聞之心痛（真令人氣涌如山），今思其故，（勉尚頻書來責備我。今人皆委過。）一切皆自黃寬卓為之。此人才高，術深，跡密，籠罩一切，而吾黨人皆為所賣也。吾令雨[30]帶十六萬入墨，為買地築路之計，乃忽築石樓至十四萬（事成開數吾乃知），又築此路費數十萬（時雨駐墨今亦不敢認），彼昔則日言大利，吾亦為所惑。彼前餌力，今餌（美言厚禮）勉（今亦無攻彼一言），中餌我（我已識其滑，未知其奸一至此耳）以投巨資於墨，而墨語文實無一人能解，一切惟彼揚弄。墨中人皆其所選羽爪，又薦日初（司事）以操縱之，（彼自割十四博洛，又借數萬元，今已還。）事成則享其利，事敗則歸罪日初，而吾等實不能賣，彼又熟金穰木飢之運，到時（前年聞官承之，後不成，想又為彼所阻。）彼必以賤價承之，今吾實不能耐，決意賣之，收拾餘燼，但彼必不聽之。今乃悟數年來，一切皆為彼所弄於掌上，凡才高力厚之人，斷無為人用者，吾等昔誤信，義心待之，大謬矣！大謬矣！此則彼費六千以餌君力之血本也。可憐福、綱之忠，吾所倚為心腹者，為其所愚，日駐墨而不知。而吾遠臥數萬里外，乃欲操之，亦傎矣。今墨若此，米緣墨而倒，大局同盡，大局俱裂，我豈徒身敗名裂，牽累萬端，為此大痛幾死，今惟有日病待亡。總之，權利二字一涉，即爭盜並出，或陰或陽，其來萬方，入其中者，必狡險辣毒，與之相敵然後可。且又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究其終，又必躬必親，衡書擔石，一一手目檢校，如是乎然後可。而吾以虛名遙領，關津荊棘，跬步難行，（港敗由吾不能還港，若吾能還港者，即可無前事。）處處隔數萬里，行動費千萬，談何容易檢察。又國事、黨事、學問事一切兼之，而付之於人，乃欲坐得利，謬妄甚矣。（況事事與黨相牽，一人變畔，全黨皆動，何能辦事。）乃今知孟子不言利之深切著明也。」（宣統二年二月十三日《與任弟書》）
三月七日，南海寄先生和湯覺頓、麥孺博、麥曼宣、何擎一等詩：
「聞報墨鐵路數十萬被封，示任甫並示覺頓、孺博、曼宣、擎一。（入春華益《商報》倒，米絞危知誣案被劾。）
百萬金錢一掃中，殺淫貪孽並誣攻。似聞怨敵飛章上，又報田園割地空。李廣數奇應宿業，臧倉力阻亦天功。安危出處關中國，日月光明貫白虹。」（三月七日如去《示任弟詩》）
五月二十八日，南海與先生書，言暹羅米絞報館之敗，和出售墨國石樓事：
「米絞昨日絕命矣！暹報之吳侶鶴出矣，暹報散矣！勉不聽命，乃以一暹報易全局，而吾與全黨受其咎；今日接收，敗鱗殘甲滿天飛，真可痛也。
又久不得書，想撰報甚忙。（振已散象，住坡祖一園，移家矣。）擎一來百元收。聞墨石樓已賣得十二萬，未見勉書。此次得此，當統籌全局，以為後圖。」（五月二十八日《與任弟書》）
七月二十日，南海與先生書，言解救廣智書局之危和出售墨地遇阻事：
「得書及擎一書，知近狀若此，大驚憂，亦得曼、宣書，同意。此間方在陳與親戚（以重息二分）假得千金，立即（由滬豐）電匯擎一、孺博收，以救《國風》、廣智之危亡。
另聞港已有萬兩匯滬矣。墨地原可售八萬，將交易，而寬卓起而阻。此人立心本如此，昔者君力稱之如神，今真為所賣矣。禁不解，叛者益日起，此次未知有效否耳。吾近閱事多，甚懼又石投大海也。若不能贖此地，吾又負此一重謗矣。連日小疾，不詳復。」（宣統二年七月二十日南海先生《與任弟書》）
十月二十二日，南海與先生書，論墨事之變，可見海外事業失敗的原因：
「書悉。聞丑十二月來，欲十二日接印。吾於九日母壽後，即行返星坡，東中既為拒，何必冒犯乎。頃得墨中書，乃知一切。屋地不能出，皆為吾附權紙有黃寬卓名，故寬變，即一切不能售動。今兩書來請附權與勉（一人）。以勉之公廉，本至可信，惟勉用人之性頗偏。羅藻雲今雖無他，而昔與勉無面，勉即（以其書函之美言）舉為總理，此真險甚。如惠伯實頗忠厚，屢求，吾不許。汝當時受其情，誤徇其請，今遂至此。即少閒（吾實未深知）亦勉引用，一不慎遂敗大局，今無以制之，而黃寬卓今遂師之矣。勉安能長留墨，勢必附權於一人，其人或少不慎，則非我所附權，吾不能去留之，大局豈敢再誤乎（甚或非我所識如國事報之電宜定）。即勉獨附權與雨（計或與雨，以二人最相宜），其又可耶，則吾早與之矣。然除附勉外，實無他人可信者，若不全附與勉兼付與雨，則今之所用已先怨，為此甚躊躇，汝意云何？可復。日本新書若理財銀行各書目最精者，望寄來，或代購數種，無新書閱，甚苦也。且有用處。」（宣統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南海先生《與任弟書》）
十二月十七日，南海與先生書，內帝國統一黨即指由同志會改組之帝國憲政會，華益是立憲黨港中商務機關：
「憲廣來書，言北中已改為帝國統一黨，已註冊民政部中，慾海外一律行。吾欲俟解禁後乃布告，且藉以籌款也。至帝國二字，應否用憲政二字，可商之。海波渺渺，人天多恨，書到計已開春。
又頃吊閱港中華益各數甚奇詫，真天下所未聞。各數入華墨銀行來多六萬餘，而年結出數，則雲欠八萬餘，紐局數雲支過萬餘，而年結出數則雲欠五萬餘，乃以此布告截匯而倒二百萬，真夢想不到也。其它支離謬妄者，不可究詰，真令人氣涌如山，中國人人皆窮，不可聽聞，亦無可付託。吁！根原則在吾不能歸港，遂至此，革黨之相攻致之。吁！起屋難，放火易。」（宣統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南海先生《與任弟書》）
先生是年著述除《憲政淺說》外，都是散篇文章。《國家運命論》一文長凡數千言，可見其人生觀；《國民籌還國債問題》和《再論國民籌還國債》兩篇，是評論是年所發生的國民籌還國債運動的；《評一萬萬元之新外債》一文，是評論政府大借外債問題的；《中國外交方針私議》一文，是研究國中聯美聯德等外交政策和主張的；《中國國會制度私議》一文，是先生兩年前所著，本年略加訂正的。
臘不盡五日，先生撰《將來百論》一篇，蓋歲暮多感，隨念所及而為之者。是歲日、俄協約成，朝鮮被日本吞併，先生有《朝鮮亡國之原因》、《日本吞併朝鮮記》兩文和《朝鮮哀詞》五律二十四首。此外，憤慨和針對當時政治情形並社會狀況的文章，如《歲晚讀書錄》里有《治具與治道》、《學問與榮利之路》、《不悅學之弊》、《雪浪和尚語錄》二則、《使法必行之法》、《治治非治亂》、《所令與所好》、《怨天者無志》、《欲惡取捨》等篇。
此外先生所為時事和政治方面的文章有下列各篇：《諮議局權限職務十論》、《立憲政體與政治道德》、《官制與官規》、《論請願國會當與請願政府並行》、《軍機大臣署名與立憲國之國務大臣副署》、《資政院章程質疑》、《責任內閣與政治家》、《論資政院之天職》、《外官制私議》、《國會開會期與會計年度開始期》、《評新官制之副大臣》、《珠諭與立憲政體》、《國會與義務》、《說政策》、《評資政院》。
其討論財政和經濟問題者，有以下各篇：《格里森貨幣原則說略》、《讀農工商部籌備勸業富簽公債折書後》、《論幣制頒定之遲速系國家之存亡》、《論地方稅與國稅之關係》、《各省濫鑄銅元小史》、《論國民宜亟求財政常識》、《幣制條議》、《讀度支部奏報各省財政折書後》、《讀度支部奏定試辦預算大概情形折及冊式書後》、《論直隸湖北安徽之地方公債》、《公債政策之先決問題》、《讀幣制則例及度支部籌辦諸折書後》、《節省政費問題》、《外債平議》、《亘古未聞之預算案》、《償還國債意見書》、《論中國國民生計之危機》、《米禁危言》、《中國最近市面恐慌之原因》。
讀以上各篇目錄後，先生重視國家財政問題和國民生計問題的情形，可以想見。兩年來對於財政學用力極深，在《論國民宜亟求財政常識》一文中寫道：
「余夙病斯學不能廣被，謂為國家之大戚。兩年以來，廢百業以著成一編，名曰《財政原論》，百餘萬言。以卷帙太繁，剞劂不易，殺青問世，尚當期諸數月以後，將擷其要節，先刊布之，冀以為浸灌常識之一助焉。」（《合集·文集》之二十一第十三頁）
關於詩詞方面，有《歲暮感懷》和《雙濤園讀書》各六首，讀了可見先生這一年的感想。贈徐佛蘇一首，讀了可見兩先生情誼的深篤。此外，有題長女梁令嫻《藝衡館日記》一篇，現在鈔在下面，借見其教女為學情形：
「古人於為學，終身與之俱。
日計雖不足，月計必有餘。
業終及行成，匪系聰與愚。
偶鍥旋復舍，不能摧朽株。
盈科進無息，溟滓成尾閭。
程功固要終，辨志良在初。
汝於百家學，乃今涉其塗。
日記肇庚戌，藉用知所無。
卒歲得千紙，佔畢亦云劬。
吾唯愛汝深，責難與凡殊。
文章所固有，相期在道腴。
簡編我手答，戢戢蠅頭書。
發蒙通德藝，陳義雜精粗。
當學豈只此，為汝舉一隅。
吾學病愛博，是用淺且蕪。
尤病在無恆，有獲旋失諸。
凡百可效我，此二毋我如。
燈火自親人，忽忽歲已除。
言念聖路遐，益感日月徂。
作詩誥小子，敬哉志弗渝。」〔《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五十一頁〕
注釋：
[1]苾老，指李端棻苾園。
[2]易一，何樹林字，梁啓超等《康廣仁傳》：「三水何樹林易一者，南海門下之奇才也。」
[3]袁劭，指袁世凱。
[4]慶，指慶親王奕劻，時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總理大臣。
[5]肅，指肅親王善耆，滿洲鑲白旗人，時任民政部尚書。
[6]澤公，指載澤，封鎮國公。時任度支部尚書。
[7]鐵良，字寶臣，滿洲鑲白旗人，時任陸軍部尚書
[8]鳳山，原姓劉，字禹門，漢軍廂白旗人。1907年10月命為西安將軍，旋命留京。
[9]盛懷，即盛宣懷。1907年底蘇杭甬鐵路風潮大起，英帝國主義向清政府施加壓力，西太后召盛入對。
[10]堅帥，指廣西巡撫張鳴岐，字堅白，一作健白。
[11]丙午，應作丁未。
[12]丁未，應作戊申。
[13]覺，湯覺頓。
[14]公路，指袁世凱。
[15]潘，潘博（1870—1916），字若海，廣東南海縣人，康有為的學生，是改良派派往北京從事秘密活動的人物之一。
[16]「人」字之上，似有漏字。
[17]《國風報》，1910年3月10日（正月二十九日）創刊於上海，至1911年7月，共出52期。編輯兼發行人何國楨，梁啓超為總撰稿人。該報是繼《新民叢報》後立憲派的主要輿論陣地。
[18]雪，指徐勤，字君勉，號雪庵。
[19]山公，指岑春煊（1861—1933），字雲階，廣西西林人。曾任四川總督、郵傳部尚書，時因受奕劻、袁世凱排擠，開缺閒居。
[20]城北，指徐世昌，字菊人，直隸天津人。《戰國策·齊策》「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時徐任郵傳部尚書、軍機大臣。
[21]山人，指潘若海。
[22]希，似即前函之「錫」。
[23]北江，指康有為。梁仲策云：「北江，乃指南海。」
[24]子云，指楊度。
[25]江陵，指張謇。
[26]肖公，指趙熙，字堯生，四川榮縣人，時任江西道監察御使。
[27]周公，指攝政王載灃。
[28]吳統制，指吳祿貞（1880—1911），字綬卿，湖北雲夢人，曾留學日本，回國後，時任新軍第六鎮統制。
[29]巨源，指載濤。
[30]雨，即季雨，號康有霈（1868—1952），字廣澤，是康有為的堂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