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年譜長編 · 第四冊
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三十四歲
是年，先生仍居橫濱，主持《新民叢報》事。二月，蓮澗先生東渡。閏四月，繼母喪。七月，清廷下預備立憲之詔。同月，經營暗殺活動的梁鐵君遇難。十月，移居於須磨怡和山莊。是年春，先生曾有遊學歐洲之議，但未果行。是年與革命派辯論立憲共和主張最烈，及立憲詔下，漸趨實際運動。冬間，先生與楊度、熊希齡、蔣觀雲、徐佛蘇諸氏進行組黨事，因與楊度意見不合，迄未實現。
二月，先生迎養其父蓮澗先生於日本，他在當日給徐佛蘇的信里記及此事說：
「弟返橫濱已半月矣。前得書久忘復，因家大人新從國中來，日夕陪侍，故事多遺忘；及重檢閱，而前次大著已上梓矣。不知公所欲補者如何，不能及事，深悵悵也。
頃附呈第三號報一冊，其論文想必能得公之同情。第四號尚有一文，題曰《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凡四萬餘言，一次刊畢，亦一周間可以出版矣。前所謂欲為陳烈士作傳者，意盡於彼文矣，亟欲得公之批評也。」（光緒三十二年二月《與佛蘇我兄書》）
上年先生始以文字交徐佛蘇，但兩人迄今未晤面。是年三月，先生曾致徐氏一書，裡面除述蓮澗先生來日事和討論報中文章外，還提到和徐氏的交誼情形：
「前得書，久未復，緣家大人新從祖國來，日夕追陪承歡，致稍廢它事，又應酬之繁，不可思議，故積閣愈甚也，想能恕之。手書及大文浣誦一過，真使我心悅誠服。其關於心理學之研究，弟雖欲道隻字，亦道不出者也。吾信此文之影響於全國人之心理者，必較昔賢語錄為有功矣。弟頃欲作一文論『感情』者（題之名稱未定）尚未成，成時尚思先就正乃發印也。弟日來作《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約六七萬言）一篇，已成過半，又作《中國成文法編制之沿革得失》（約三四萬言）一篇。（本以為前文之末一章，因其文太繁，故擬改別題。）《法理史》已印於第五第六號（第五號明日出版，第六號已付印）。惟弟於法律上智識極幼稚，其中必多不中肯綮之言，甚或偽謬，亦所不免。彼文將來欲以印單行本。（因用力頗勤，近於著書之體，不純為報章文字故欲存之。）不願草率以貽誤學人。欲乞公於閱報時加批評於眉端，或賜糾正，或賜發明。（所搜集材料頗富，苦法學上之學力幼稚，不能盡發明。）俾單印時改正，感且不朽。弟與公雖至今未相見，然彼此每發一言未嘗不契，其交誼，實非由尋常，想我公必不以客套相拒也。前所云將二文合印單行本，頃已印成萬部，茲奉上三十部，乞公代贈知人，若復需者，千數百部皆可，公需多少請飛函見告。公所云由同志集資，此誠遜謙之一法，然其事似頗不易，故不如其已。但現印萬部，其普及之程度亦有限，若更有欲再印者，固所願也。公豈知有其人耶？若有之，則四錢（日幣）一冊足矣，此亦多多益善也。再者弟自箱根返濱後，又終日為人事所牽，能從事於學問及著述之時甚少。所著《國史》，蹉跎不成，而今歲又欲將叢報大加整頓，依期出版，力苦不給，若公能以半月內外再賜稿，何幸如之。」（光緒三十二年三月《與佛蘇我兄書》）
又同書徐氏跋注中，記交先生的始末說：
「憶戊戌年梁先生在湘講學倡變法時，余即驚服其學識，亦力持變法維新之說。雖先生之著作數萬言，余盡能熟讀，然未能奉為師友，極以為恨。余乙巳留日，曾寄《新民叢報》一文，先生獎愛之，至連函約見，故函中有至今未見之語。此余上交先生之始期耳。」（光緒三十二年三月《與佛蘇我兄書》徐跋注）
三月，上海新民叢報支店有廣告一則，登於《申報》中，裡面講到該報的銷數，現在把它抄在下面，借見該報最盛時期銷路之一斑：
「啟者：本報開辦數載，久為士大夫所稱許，故銷售至一萬四千餘份，現第四年第一期報已到，定閱者爭先恐後，此誠民智進步之徵也。閱報諸君，務請從速掛號是幸。第七期《新小說報》將到。」（上海四馬路新民叢報支店啟事，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一日《申報》廣告）
改良派創辦的商會和廣東公學，均於去年開辦，惜無材料可供參考。本年三月三日，保皇總會有一封告同志書，裡面講到會中各種事業的大概情形：
「粵漢鐵路招股事，現省中總公司已收得小股一百六十餘萬元，至於各縣各埠尚未計及，蓋大利所在，人心踴躍，亦可見一斑矣。本會認股三十萬，前月已交小股二萬元。葉惠伯會長定於三月廿五日由皇后船動身來美，招集路股，到時務宜踴躍認股，以爭利權，而張黨勢，實為至要。近港中偽革黨之《中國報》，因省城總商會同人公舉惠伯會長來美招股，遂生妒忌之心，在報上大攻惠伯會長，頃已聘律師控之，索賠丑銀一萬元，以罰其毀謗之罪。該報向以攻擊吾黨破壞公益為事，去年拒約會事，始倡於美洲各會，繼倡於《商報》、《時報》，及事之既成，則又紛紛窺伺，而反誣吾黨為破壞拒約者。今鐵路招股之事，亦同一故技也。望各同志從速認股，將股銀早日匯還，以便轉交總商會，昭大信而息謗言。
廣東公學去年僅九十餘人，故地方尚僅可足用，今年驟增至二百餘人，除本校外，另租借宿舍二所，因此之故，頗為不便。同人均謂若不速行購地建校，則學堂內一切管理教授各規則，甚難進步。故特集議，舉同志十餘人，進省看地，欲速行建校。現覓得一大蓮塘，在西關時敏學堂左右，極為適用，每井價銀二十兩，另填地五兩，六十井為一畝，每畝價銀一千二百兩。同人擬先購五畝，欲日間落定，所有從前公學各捐款，務求早日匯還，以應急需，如除購地外，尚有餘款，即行建校，一勞永逸，而公學可不朽矣。當亦各同志樂為也。
去歲鳥約大會，公定新章，內有招待各埠同志一節，港中同志以華益公司及商報局地方均非宏敞，恐於招待不便，特創一中華酒店於本港上環海旁省澳輪船碼頭，地位極佳，店中鋪陳，均甚精美，與西人各酒店無異，為中國向來所未有。正月十五日開張，至今月余，生意甚旺，但房舍太少，不足應客，今擬再加擴充，現在定為有限公司，集股四萬元（分為八百股，每股收銀五十元），港中已集得股本二萬元，尚餘二萬元，如各同志表同情者，祈為附股。此已定之局，成效已著，非同初創者比也。各同志若返國時，可直入此酒店上等客房，每日二元，二等客房一元，招呼極為周到。芝加高埠會中同志李君玉成在此司事。
粵中省港各報，近日甚有進步，《商報》銷報將及五千份，為港中各報所未有。各埠有何新聞，乞隨時賜告，以壯報色。蓋《商報》吾黨之總機關，當此各報競爭之時，必以消息靈通，新聞最多，方足以立於不敗之地。
南洋、荷蘭各埠，近兩年來開學堂甚多，本會所派往之教習，亦已二十餘人。現閩、粵兩省總督奏派學務處委員劉士驥大令前往調查學務，此公為極同志之人，適星架坡各報均停閉，而吾黨之總匯報獨出，他日南洋各埠必大有影響也。」（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三日中國保皇總會《告列位同志兄書》）
這時候，南海先生經營華墨銀行和電車事業於墨西哥，而廣智書局適於是時因賠累過甚，不能發息。五月二十日，南海先生給何擎一的信里記其事說：
「擎一仁弟：每念廣智，憂心如搗，今墨國方營電車，需款數十萬（今未知多少），又派商會息，最為緊迫時候，電車事定，當籌一巨款以救廣智（孝高二千，當代派息），並頂股耳。印刷所開辦如何？《物質救國論》何尚不刻？（吾最注意此事，余皆妄耳，乃竟閣之二年，可恨。）吾欲刻一書尚不能，何須廣智乎！吾許多書欲付他家刻，又不忍也（已如來意令各埠開書藏購書）。
再者，美檀三報[1]皆無主筆，《維新》、《文興》二者更空空，《文興》則乏半年矣（今則抄稿者亦無）。空費巨金幾倒，乃各人皆不能薦一人來，去年寄盤費與龍積之來，而又留信與盤費不給，（置之不理，天下有此辦事法乎。）致令諸報幾倒。內地人不知是何意見，倒此報於心安乎？可以此示滬上同門諸子，並速一人來，否則立促積之來，切勿再遲誤。」（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廿日《康南海與擎一仁弟書》）
閏四月，先生遭繼母之喪。先生在當日給徐佛蘇的信里記其事說：
「別後連接三書，啟超不幸遭繼母之喪，一月來心無寧緒；想必以久不復書為訝矣。公何故忽歸，系第二書所言，欲實行否？抑為私事耶？尚欲乞惠臨作一夕譚，能否？公旅費若有不足，尚祈相告。公與我豈尚作客套耶？」（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與佛蘇我兄書》）
七月間，先生給蔣觀雲的信里也說：
「弟不幸遭繼母之喪，骨肉死生之感，頻年不絕，哀痛何似。猥承存問，感激無已。頃緣避囂，移居京都附近（住所尚未定），日夜便擬成行，俟定居後，再當奉聞。」（光緒三十二年《致蔣觀雲先生書》）
又先生在十一月間致南海先生書里，痛述其事說：
「啟超不幸，於閏四月遭繼母之喪，其時家大人尚在東瀛，匆匆歸去。啟超既在遠〔處〕不能成禮，故亦未訃告師友，勞長者驚念，稽顙叩謝。」（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與夫子大人書》）
是年春，先生還有兩封給徐佛蘇的信，頭一封信里提到遊學歐洲的事：
「前函所商出處，誠不易決之問題。西林為人，弟深知之。此〈人〉輕喜易怒，而不學無術，恐不易共事。公所言有人相招邀者，誰乎？竊見現今大吏中，其指日封疆而可藉以布畫一二者，宜莫如貴鄉袁京兆，公盍一圖之。若終無絕當意者，則不如仍從民間，一積勢力，鄙見仍覺主動者必當在民，若得輿歸〔論〕一途，成一龐大之勢力，則上部之動，亦非難耳。
弟頃有遊學歐洲之意，此意懷之一年有餘，而近者以靜生之苦口慫恿，志乃大決，惟今方與彼黨爭輿論之動力，故叢報不能不辦（本欲今年停報而出遊）。行後非有一二人代擔任報中一部分不可，不識公允相助否？（觀雲大反對我最近政見，今存私交而已，言論則自相矛盾。）盼切之至。
今專有懇者，《民報》第四號想已見，強辯如彼，勢亦不能不為應敵之師，欲一叩我公意見有以助我。其全篇似皆無甚根據，惟內有（第十五頁以下）就國民心理上論約法之可行一段，尚未得所以駁之之道，請公必為我一下思索，並速見復（因欲在第七號發表之）為盼。」（光緒三十二年春《與佛蘇我兄書》）
下面這封信里除再言和《民報》辯論主張外，並示意徐佛蘇倡議《民報》、《新民叢報》停止論爭。此外，講到計畫辦報的事，所說的某公，大概是留日學生清宗室長福：
「某公好名，弟所以鼓舞之者，已不遺餘力，且陳說利害亦既曉瘏，彼若甚感動者。然計必盡力，惟彼盡力能否有效，則不可不〔「不」字疑衍〕知耳。（頃極注重，令彼開一滿洲人會議，彼已允。弟已為之代擬演說稿。）
秉三有一書與公，今寄上。前與秉謀，欲開一報於都中，而請公主文，現不知能遽成否？若成，公欲往否耶？前函忘言，今補述之。章君前久耳其名，今心理能變遷如此，真可敬。
公能偕與枉顧，何幸如之。
本報對於《民報》，以現在（第五、六號）論仍不能不反駁之，蓋不如是，則第三者之觀聽愈熒也。第十第十一號已更有文，第十號之題為《暴動與外國干涉》，此實一死生問題，不得不講也。（公所謂作一來函登報，以停止論戰者，此甚妥，望早成之。）」（光緒三十二年春《致徐佛蘇書》）
信內所言通過徐佛蘇與《民報》停止論戰一事，宋教仁《宋漁父日記》十一月二十六日記道：
「四時，至徐應奎寓，坐良久。談及梁卓如。應奎言：『梁卓如於《民報》上見君文，欲一見君，且向與《民報》辯駁之事，亦出於不得已。苟可以調和，則願不如是也。《民報》動則斥其保皇，實則卓如已改變方針，其保皇會已改為國民憲政會矣。君可與民報社相商，以後和平發言，不互相攻擊可也。』余答以將與民報社諸人商之，改日將有復也。……余遂至孫逸仙寓，與逸仙及胡展堂言之，則皆不以為然，余遂已。」
是年，《新民叢報》第十一期，載有徐佛蘇《勸告停止駁論意見書》。
六月，清政府派出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分兩批回到北京。七月初九日（8月28日），清政府特召開御前會議，通過了實際上是由先生起草的《考察各國憲政報告》。
七月十三日（9月1日），清廷下詔宣示預備立憲，聲稱數年後察看民智，再定實行年限。現將上諭抄錄如下：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奉上諭：朕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我朝自開國以來，列聖相承，謨烈昭垂，無不因時損益，著為憲典。現在各國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勢，而我國政令積久相仍，日處阽危，受患迫切，非廣求智識，更訂法制，上無以承祖宗締造之心，下無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簡派大臣分赴各國，考查政治。現載澤等回國陳奏，深以國勢不振，實由於上下相睽，內外隔閡，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衛國，而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行憲法，取決公論，軍民一體，呼吸相通，博採眾長，明定政體，以及籌備財政，經畫政務，無不公之於黎庶。又在各國相師，變通盡利，政通民和，有由來矣。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從官制入手，亟應先將官制分別議定，次第更張，並將各項法律，詳慎釐訂，而又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著內外臣工，切實振興，以求成效。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著各省將軍督撫曉諭士庶人等，發憤為學，各明忠君愛國之義，合群進化之理；勿以私見害公益，勿以小忿敗大謀；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預儲立憲國民之資格，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欽此。」（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申報》）
當日先生曾致蔣觀雲一書，言及對於這次立憲上諭的感想：
「本年《叢報》中文不知公於意云何，計必當有異同；然弟頃迷信破壞後建設之不易，於前途甚兢兢焉。（如粵中為粵漢路事近情，益增我恐怖。）故不惜犯眾怒言之，仍欲得公一評判也。得暇尚希惠文一、二篇，至叩。
今夕見號外，知立憲明詔已頒，從此政治革命問題，可告一段落。此後所當研究者，即在此過渡時代之條理何如。若大著者，正應於此時代最急之要求也。佇盼全書殺青，以為一國之嚮導，非直弟一人私祝而已。弟對於大著，尚未細讀，未能遽下評論。惟其中不無異同之點，如任限說，弟所不敢主張；議政機關之組織，弟亦以為未善；（非謂憲法實施之民選也，彼自屬別問題，今在過渡時代自不能以此論。而公之組織弟尚有異同。）中央與地方之聯絡，亦微有鄙見稍殊科者。其他小節亦有之。俟精讀後，更當乞教也。」（光緒三十二年《致蘇觀雲先生書》）
在另一書中，除討論彼時政見外，又言及曾為人代作改革官制文章事：
「弟一月前曾為人捉刀作一文，言改革官制者，其綱領乃與大著不謀而合者泰半，得公書，益自信所見之不甚謬也。公言與鄙見相反而相成。惟弟竊願附末說，頗覺其絕無相反者，何也？弟所謂開明專制，實則祖述筧克彥氏之說，謂立憲過渡民選議院未成立之時代云爾。日本太政官時代之政體，即弟所謂開明專制，而公所謂憲胚非有二物也。弟之用此名則有所激而言，弟持論每喜走極端，以刺激一般人之腦識，此亦其慣技耳。觀屢次報中所下此四字之定義，當無疑於與公之相反矣。公其許之耶？」（光緒三十二年《致蔣觀雲先生書》）
同月，經營刺殺西太后事件之梁鐵君遇難。八月十二日，南海先生給麥曼宣[2]等的信里記梁死難的事說：
「各書收。得電鐵君（七月十三日）已暴死於獄，嗚呼！痛哉！痛哉！鐵老竟為我而死，此次正得其手書兩道，乃絕筆矣。痛斷欲絕。即可寄此往港壽文等，恤其子女可也。明早為六烈士殉難之辰，前年設祭於柏林，今又再哭祭於柏林，旅人飄泊，觸緒生哀。此告
曼宣並示君勉、壽文、鏡如、少閒弟
更生八月十二日
匯上海橫濱救鐵老之三千元，除用外即以恤其子女可也，可以此示任、楚諸子。臨書泫然在柏林客店祭畢發。」
又先生在十一月給南海先生的信里有一段也述及此事說：
「鐵事是否紫陽所構，今尚難斷定，然據秉三言，確是一店伴告發，似未必由紫陽也。然此人在都，真是心腹大患，啟超亦憂之久矣。雖不必為中山所用，然終為我敵則一也，今當留意圖之。但鐵事確於吾黨前途無甚窒礙，此事（少懷[3]抗言保之甚可感）本初[4]極能回護，令都中人若無其事者，然鐵老固極可痛，然不以此牽及全局，尚不幸中之幸也，請勿念。先生言欲寫信與本初或菊人，大可不必，本初他日不憂其不聯我黨，惟彼現在當畏讒憂譏之時，宜勿授反對黨以口實，更至生他障也。」（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與夫子大人書》）
八月，麥鼎華、周奮、楊維新、陳國權等有新會國文學會之組織，公舉先生為社長，指揮一切。該社章程中第一條記述其緣起說：
「本社社友以近日吾國道敝文喪，深抱憂懼，因不敢自棄，竊取曾氏文會之義，創此社研究國文，恭推梁新會師為社長，指揮一切，以冀上資師長夾持之力，旁獲友朋切磋之功，俾學業大成，起衰有術，此同人等朝夕所咸抱之宗旨也。故名此社為新會國文研究社。」（新會國文研究社創辦章程）
九月初四日，美洲保皇會宣布自丁未年元旦（即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三日）起改名國民憲政會。
九月二十日，清政府宣布釐訂內閣官制結果，但有名無實，不饜人望。其時先生患病甚久，徐佛蘇在給他的一封信里記及其事，並表示對於清廷改革官制之不滿說：
「久未過問，日夜常慮公起居有不適之處，且弟近日感觸極多，坐作不安者，亦已數十日。其所以未以郵函奉聞者，又恐公近日專心著述，不欲以他務相擾耳。及昨讀來書，知公抱病頗久，令我心中愴惻。今後乞公日夜滋養，不可過耗精神。
政界事反動復反動，竭數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來面目。（革改官制之上諭已載今日東報，軍機之名亦尚不改動，禮部仍存留並立，可嘆已。但鐵、榮已出軍機，而以世續補之，果系何故。）政界之難望，今可決斷，公一腔熱血，空灑雲天，誠傷心事也。他黨近來勢頗發達，久恐有異動，排斥立憲之聲，如蛙鳴之噪耳，弟近日最受唾罵。黃某已與我談判是非，彼此雖百詞辯難，終無最後之裁決。渠之直接間接運動我者可謂極矣。加之近日促弟歸國辦事之人甚多，其中一處為黃所探悉，渠即數次勸駕。總而言之，渠意縱不能強我入黨，亦必欲使我歸國，不為言論上之障害。吁真理之不能發明，一至於此，彼輩亦可謂跋扈矣。」（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徐佛蘇《致任公先生書》）
十月二十八日，先生曾致蔣觀雲一書，其時先生正屏居須磨怡和別莊，據該書所言，先生對這次改革雖也表示不滿，但是並未消極，而且進一步主張組織政黨，以督促之，推進之。
「昨承惠言，敬悉一切，此度改革，不饜吾儕之望，固無待言。雖然，又當思此度之動機，果發自何所乎？不過一二人偶以其遊歷所耳食者，歸而姑嘗試之耳，若國民則全未有厝意於此。以些少之勞而欲求豐多之獲，昔賢猶以豚蹄篝車誚之，況些少之勞並未一效者耶。故望此次改革之有大效，實無有是處，而因此次改革之無效而失望，益無有是處也。先生謂何如？來示謂國民復無促其再度改革之能力云云，此誠可痛，然弟以為練成此能力，正我輩之責也。我輩在國民中宜多負責任者，今不自為之，何以望人。竊以為此能力之練成，必賴有一機關，若今者能合熱誠而同主義之人以組織一機關乎！雖少數，而有機的發達，可計日而待矣。先生其有意乎？前晢子書來述先生之言自謂與《民報》大異而小同，與某大同而小異，尊著《憲政胚論》亦言與某相反而相成，但以弟自視，惟覺與先生之主義全同而相成耳。未知先生許之否？若先生能合諸賢，以組織此機關，弟雖不才，必暗中竭所能及者以供驅策也。願先生與晢子共圖之。
頃屏居神戶附近八十里之一荒村，風景殊佳，日內尚擬在〔疑脫「此」字〕勾留。」（光緒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致觀雲先生書》）
從這時候起，先生便聯合楊晢子、蔣觀雲、徐佛蘇、熊秉三諸氏進行組黨事，直至明年春夏間，始以楊、蔣、徐三氏意見之不合，終於各行其是。以後楊氏自組憲政公會，先生便和蔣、徐諸氏創辦政聞社，這是後來的事。現在把先生給南海先生和蔣觀雲的三封信，抄在下面，借見當日發起組織政黨的一般情形。以下致南海先生第一書：
「一、此書專為一重大之事而發，今請先言此事，乃及其他事。我國之宜發生政黨久矣，前此未有其機，及預備立憲之詔下，其機乃大動。弟子即欲設法倡之於內，而秉三雲欲東來就商，是以姑待之。秉三等到三日而先生擬改會名之信到，寄彼商榷，彼謂宜用帝國憲政會之名，前函電已陳及矣。近數日間，復會商條理，大略粗具，今陳請採擇。
一、東京學界人數日眾，近卒業歸國者，亦遍布要津，故欲組織政黨，仍不得不從東京積勢。東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勢力者莫如楊晢子度（湘潭人，孝廉頃新捐郎中）。其人國學極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學，亦能確有心得，前為留學生會館總幹事，留學生有學識者莫不歸之。數年來與弟子交極深，而前此以保皇會之名太狹而窘，且內之為政府所嫉，外之為革黨所指目，難以擴充，是故不肯共事。今聞我會已改名，距躍三百（東京一部分人皆然），故弟子邀秉三與彼同來神戶，熟商三日夜，以下所陳者，皆此三日夜所商者也。
一、海外存此舊會而海內別設新會，新舊兩會名分而實合，始分而終合。所以必須合之故，自無待言。所以必須分者，一則以我海外之事，萬不能令內地人知，萬不能令內地人與各埠直接通信。二則改名之事，必須宣布（在《時報》及《叢報》宣布），宣布之後，人人知帝國立憲會即舊日之保皇會，推行內地，究有不便。故不如改名而另立一會，其會擬名曰憲政會，而海外之會則為帝國立憲會。
一、憲政會弟子出名為發起人，先生則不出名。因內地人忌先生者多，忌弟子者寡也。但必須戴先生為會長，然後能統一，故會章中言，暫不設會長，空其席以待先生，先生現時惟暗中主持而已。知此者現時惟弟子與秉三、晢子三人，其他會員（同門者不在此論）皆不之知。弟子雖出名為發起人，然亦不任職員，但以尋常會員之名稟先生之命，就近代行會長事，秉三亦不出名，以便在內地運動。
一、先在東京行結黨禮後，即設本部於上海，以幹事長主之。幹事長必須極有才有學有望而極可信者，舍晢子殆無他人，擬以彼任之。彼自言若既任此，則必當忠於會，必當受會長指揮。今與會長尚未見面接談，一則不知會長許可與否，二則不知己之意見究與會長同與否，將來能共事到底與否，不可不慎之於始。擬先上一書，於先生自陳政見及將來之辦法，得先生復書許可，且審實先生意見全與彼同，然後敢受事云云。其書大約二三日內必當寄呈。寄到時望先生立刻復之，且加獎勵，又須開誠心布公道以與之言，自處當在不卑不亢之間。彼與弟子為親交，雖無會長之關係，其對於先生亦必修後進之禮，是不待言。但先生總宜以國士待之，乃不失其望。以弟子所見，此人譚復生之流也，秉三亦謂眼中少見此才，先生能得其心，必能始終效死力於黨矣。凡有才之人，最不易降服，降服後則一人可抵千百人，願先生回信極留意，勿草草也。彼前此亦迷信革命，幸與弟子交深，終能回頭。去年中山以全力運動之，不能得，今革黨日日攻擊之，而其志乃益因以堅定。此人不適彼，而終從我，真一大關係也。
一、會章尚未擬定，大約其綱領如左：
一、尊崇皇室，擴張民權。
二、鞏固國防，獎勵民業（此條未定）。
三、要求善良之憲法，建設有責任之政府。
一、現在發起人除弟子及晢子外，則蔣觀雲、（此人數月前猶沉醉革命，近則回頭，日與革黨戰。）吳仲遙（鐵樵之弟）、徐佛蘇（常有文見《叢報》中）、君勉、孺博、楚卿、孝高、覺頓，此外尚有學生十餘人，不能盡舉其名，此為在東京最初發起者。
一、財權最緊要，非君勉不足以服眾，擬舉君勉為會計長，駐上海，一切財權出入皆司之。君勉若不長於會計，則由彼自任一人以副之。
一、張季直、鄭蘇龕、湯蟄仙三人本為極緊要之人物，但既入黨，必須能與我同利害共進退乃可。我黨今者下之與革黨為敵，上之與現政府為敵，未知彼等果能大無畏以任此否。彼現在誠有欲與我聯合之心，然始合之甚易，中途分攜則無味矣。故弟子擬到上海一次，與彼等會晤，透底說明，彼若來則大歡迎之，若不來亦無傷也。
一、袁、端、趙[5]為暗中贊助人，此則秉三已與交涉，彼許諾者。
一、擬戴醇王[6]為總裁，澤公[7]為副總裁，俟得先生回信決開會後，秉三即入京運動之。（此事須極秘密，萬不可報告，不然事敗矣。袁、端、趙等之贊助亦然。徒布告以博海外會員一時之歡心而於實事生無限阻力，甚無謂也。）
一、內地分會專以辦實事為主，不能藉以籌款。入會會費只能收一元，每月擬收二角，而以會報一冊酬之，則亦等於售報耳。故款萬不能靠會員湊出也。而今日局面，革命黨鴟張夢〔蔓〕延，殆遍全國。我今日必須竭全力與之爭，大舉以謀進取，不然將無吾黨立足之地。故擬在上海開設本部後，即派員到各省州縣演說開會。占得一縣，即有一縣之勢力，占得一府，即有一府之勢力，不然者我先荊天棘地矣。（現敵黨在南方一帶，已駸駸占勢力。我黨一面在南方與彼殊死戰，一面急其所不急者先下手，以取北方，此秉山〔三〕之定計也。）但既若此則所費甚巨，僅以會員入會費之所收不能給其萬一，明矣。故此款必須由發起人擔任之，秉三任集十五萬，以五萬辦《北京報》，以十萬為會中基本金，（《北京報》之五萬早已定局，會費之十萬尚須運動，能得此與否未可知，弟子強秉三必任此數而已。）其款大抵袁、端、趙三人所出居半也。惟此數尚嫌其薄，故秉、晢責成弟子籌出五萬。弟子明知海外會之無力，然不能示人以朴，恐彼二人失望，（想會此意雖以秉、晢之親猶不能使彼盡知我底蘊也，先生謂何如？）故亦已諾之矣。不知先生能設法籌此數否？弟子謂以在上海、北京建會所及入內地演說之兩題，在外勸捐，宜有所得，且此兩事亦實事也。（竊欲在上海以二萬金建一會所，此雖若虛文，卻甚要，一以聳內地人之觀聽，二以慰海外人之希望。）望先生（不知公款尚有存否）極力謀之。若不能則雖從商股中挪移，亦非得已。此事乃吾黨前途生死關頭，舉國存亡關頭，他事一切不辦猶當為之也。先生謂何如？
一、海外會員擬亦招之併入海內之會，其不入者聽，其入者則會費當如何收法，請酌之。
一、革黨現在東京占極大之勢力，萬餘學生從之者過半。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無實，其勢益張，近且舉國若狂矣。東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種於此間，而蔓延於內地，真腹心之大患，萬不能輕視者也。近頃江西、湖南、山東、直隸到處亂機蜂起，皆彼黨所為。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然我苟非與政府死戰，則亦不能收天下之望，而殺彼黨之勢，故戰政府亦今日萬不可緩之著也。今日有兩大敵夾於前後，成立固甚難，然拼全力以赴之，亦終必能得最後之勝利。以此之故，非多蓄戰將，廣收人才不可以制勝。我舊會除會長二人外，無一人能披掛上馬者。謹限於草堂舊有之人才，則雖能保守，而萬不能擴張，必敗而已。故今後必以廣收人才為第一義，而人才若能〔何〕然後能廣收？則真不可不熟審也。凡愈有才者，則駕馭之愈難，然以難駕馭之故而棄之，則黨勢何自而張？不寧為是，我棄之，人必收之，則將為我敵矣。前此我黨之不振，職此之由也。然以不能駕馭之故，雖收列黨籍而不為我用，則又何為？此前此所以不敢濫收人也。但弟子以為今日之情狀，稍與前異。內地所辦之事，一不涉軍事，二不涉商務，故不至緣財權而召爭競。不緣財權而召爭競，則惟有政見不同可以致分裂耳。然今者明標黨綱，同此主義者乃進焉，否則屏絕。則此亦不起爭端，故雖多收人才，當不至生葛藤也。」（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與夫子大人書》）
同書論改保皇會為帝國憲政會事：
「寫至此，忽接紐約《維新報》，知保會改名事既已宣布。何不用帝國之名，而用國民之名耶？豈趕不及耶？竊以為及今改之，未為晚也。又報告文及章程，屬登《新民報》中，竊以為此文及章程萬不能用。其章程非章程之體制，不過會中之布告耳。（章程體制當如會中憲法，然所以定一會之組織法也。）此不必論，其報告文，則弟子有大不謂然者。東西各國之言政黨者，有一要義：曰黨於其主義，而非黨於其人，此不刊之論。而我今日欲結黨，亦必當率此精神以行之者也。今此次報告文全從先生本身立論，此必不足以號召海內之豪俊也。夫結黨之宗旨，必欲收其人為先生之黨，此何待言。然有其實，不必有其名。且惟不居其名，乃能獲其實，此用兵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先生既標此主義以號召天下，天下之人悅先生之主義而來歸焉。則黨於此主義者，即其黨於先生者也。然其人則自以為先生之倡此主義而黨先生也，非以主義由先生所倡而後黨此主義也。因先生倡此主義而黨先生，則其言曰某人倡此主義，吾亦同此主義，而因相與為黨耳。而在此主義之中，其可以領袖統率者，舍先生無他人，則雖欲不推戴先生，而安可得也。（秉三、晢子、觀雲輩所以不能不相謀擁戴先生者正以此也。）惟不矜莫與爭能，惟不伐莫與爭功。今此次布告文，若自矜其能而伐其功，此最足以失天下之望也。為海外人言，不妨如此，若在內地，必不可行，此弟子所以欲別撰一文也。弟子別撰一文，其大意欲揭三大綱：一曰上崇皇室，二曰下擴民權，三曰中摧不負責任之政府。即就此三義而暢發之，不必述自己之歷史，而人亦孰不知之者。就此立論，先生謂何如？將來先生復晢子之信，則東京即〔及〕上海之豪俊，能歸心與否，將自此系焉。鄙意以為宜暢發『黨於主義不黨於人之義』，大約自陳政見如此。今諸君既與我同，而欲推我統率，我雖無似，又安敢辭？自今以往，惟盡瘁以忠於此主義，盡瘁以忠於本黨，冀無負諸君推舉之誠意云云，如此措詞，似為最合。板垣、大隈等之對於會員，其就職演說大率用此語，不可不仿之。」（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與夫子大人書》）
十一月五日，致南海先生書，報告組黨計劃和狀況：
「夫子大人函丈：頃得由瑞典來電，知前電已達，已即告香港同人將印改正矣。其會章日間當草擬呈正。頃欲在內地別開一會，不與海外同一體。惟兩會皆由吾等主持，似此辦法，似較適當。內地之會專以實行監督政府，且贊助當道之改革為主，不注重籌款。其款惟求取充會中費用而止，故財權（仍自監督之）不必自握之。（所以必與海外之會分辦者以此，若合辦則海外事，內地人必將強欲與聞，我不許之，更生意見。）現最初發起者，則秉三、楚卿、孺博、張季直、鄭蘇廠、楊晢子等，而先生及弟子皆不出正名，惟暗中主持耳。初辦時人數不欲甚多，惟須皆有才力者。根基既定，乃徐圖擴充，先生謂何如？現會名會章皆未定，日間當會集一次決之，弟子或到上海度歲也。子培先生（因放安徽提學到日本遊歷）數日前相見，曾暢譚兩夕，念先生無已。弟子詢以有何言相告，彼雲願先生愛惜精神，且多求新智識雲。彼聞先生已二毛，嘆惜良久。彼頃亦（神氣）稍頹唐，然志固壯也。與彼論人物，彼推秉三並時無兩，余皆少所許可。匆匆奉稟，即請道安。」（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五日《與夫子大人書》）
十二月二十日，先生致蔣觀雲書，商組黨事，並言保皇會已改名為帝國憲政會：
「示敬悉。弟所謂機關者，正如先生教，舍政黨無他道也。此宜從事久矣，然時機久不至，今則更斯須不容緩，先生有是志，國之福也。竊以為發軔伊始，黨員不必求多，而分子務須極良。若先生與秉三、晢子共發起之，弟隨其後，各舉所知，斯亦可以得一甚堅之團體。最初之分子良，則發達可計日而待耳。先生謂何如？秉、晢兩公日間頗有意枉過敝寓，若先生以年假之隙，能同來一游，即商定崖略，最幸。否則弟當東上一就教也。弟頃假居邦人之一廢園，去神戶可八十里。長松千株，臨海一小樓，風景殊幽絕，先生能（偕秉、晢二公）一過之，固所願也。（頃所居者為兵庫縣須磨村怡和別莊，乞照此通信。）
海外之保皇會，今已改名『帝國立憲會』。（南海擬改國民立憲會，秉三主改此。）將來我黨若成，此亦可為應援也。知念並告。」（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廿日《致蔣觀雲先生書》）
十一月一日（12月16日），東南各省紳商成立預備立憲公會於上海，推鄭孝胥、張季直、湯壽潛為正副會長。張謇《嗇翁自訂年譜》里記其事說：
「鄭孝胥同議設預備立憲公會，會成，主急主緩，議論極紛駁。余謂立憲大本在政府，人民則宜各任實業教育為自治基礎，與其多言，不如人人實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公推孝胥為會長，壽潛與余副之。」（《嗇翁自訂年譜》卷下頁二十）
是年十二月間，楊晢子度主持之《中國新報》[8]與何天柱主持之《學報》[9]相繼出版，先生有《新出現之兩雜誌》一文評述之。
自上年十月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在東京創刊後，立憲派與革命派之間展開了大論戰。本年四月五日（4月28日）《民報》第三期發行號外，就兩派的論爭提出十二個問題，號召辯論。從此，兩派論爭日益激烈。
立憲派的言論機關以《新民叢報》為代表，革命派的言論機關以《民報》為代表，針鋒相對，壁壘森嚴。論爭一直延續到一九〇七年。當時，好事者且將雙方之言論合刊問世，名之曰《立憲論與革命論之激戰》。是年先生所作政論文章甚多，其中《開明專制論》之第八章第一節《論今日中國萬不能行共和制之理由》和《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兩篇，為最重要，當日先生曾合刊該兩文為《中國存亡一大問題》，印單行本萬冊行世。讀了這兩篇文章，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先生這時候的政治主張，是反對種族革命，主張政治革命。此外，先生所作辯論文章還有多篇，如《答某報第四號對於本報之駁論》、《暴動與外國干涉》、《雜答某報》、《中國不亡論》、《現政府與革命黨》、《再駁某報之土地國有論》等，但是所言雖多，其大綱要點，總未溢出前論原則範圍之外。
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三十五歲
是年三月，新民叢報上海支店與時報館同時被火。六月，四子思忠生。七月，《新民叢報》停刊。八月，清廷頒設立資政院上諭。九月，有設立諮議局上諭。同月，政聞社成立於日本東京。十月，《政論》出版，同月李苾園端棻卒。
二月，先生著《國文語原解》一書成，為《飲冰室叢書》之一，由《新民叢報》印單行本行世，該文共四十八條，九十七文，先生自謂不過觸手舉例，蓋以存研究之一得，並非有系統的著述。當時他曾致書請序於蔣觀雲，抄之以見編著此書的緣起：
「茲專有請者，弟於數日來偶翻《說文》，札記數十條，名曰《國文語原解》，以今日時局之艱，而乃耽治此不急之務，良可愧赧。然既已為之，則亦欲過而存之，敢以原稿就正於先生，視其有發表之價值否？又其中有誤謬之點否？乞為糾正。國學萎微之今日，其在此間人士，非先生無以教之，若謂可發表，則請賜以序言（不拘長短），以為光寵，不勝翹企。弟於此學幼而好之，然固匪有心得，近年拋棄已久，益以荒落，東中士夫其粹於此者，惟章太炎，然以政見歧殊，久不聞問，先生能居間以就正於彼，（若太炎肯為敘，亦學問上一美談。）尤所願望。政見與學問固絕不相蒙，太炎若有見於是，必能匡我不逮，而無吝也。」（光緒三十三年二月《致蔣觀雲先生書》）
這時南海先生運動黨事於美洲，他在二月二十六日給先生的信里講到進行各事的情形。
「任弟覽：前在倫敦復書，命匯之萬元，不料美中存款為張孝等借去，致不能撥，及我來美，則有數大事相迫而來。惠伯不肯挪路款，十電來美，墨、歐請發十二萬，不得不撥之，遂發九萬。庇能、米絞與蔡氏全頂（不頂則大敗，頂則自操全局），不頂則蔡氏已支過六萬元，故迫於必頂，遂支美銀六萬（華銀十二萬）。
一、商會派息，須支數萬。
一、墨中承得電車（長八英里，有非常大利）須撥三十萬元。
以上四事，皆即已撥款。合前港中代收支各數，凡十餘萬，及去年辦貨款，遂存無幾矣。而墨地之當買尚另計，故與宜甫商（日本）炒地件亦不以為極佳，故不復匯也。
一、墨地大溢利，吾去年以五百買之一博洛，今賣得八千，所獲幾廿倍，頃更待萬數乃賣，計可卅余萬，若開電車尚不止此，得此全局皆能支持矣。誠幸事也。今吾為商會做十萬，為廣智《時報》各做萬，廣智從此可以稍紓矣。（今每股溢利千元，年尾不止對倍。）
一、為汝做墨銀行商會合萬金，今汝可從容。聞《新民報》已止，汝專學耶？抑來歐耶？汝可告我，為汝籌定，今汝月費須幾何，吾欲為汝籌定之（月二百抑三百乎）。今匯回二千元，可查收，即以兼支各學費可也。
一、在此再開大開憲政會，會已議定月捐人一錢八分，未知能行否。若果能得半，則五萬之款亦易籌也。復問任弟動定。二月二十六日。」（光緒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康南海《與任弟書》）
二月三十日，清廷法部尚書戴鴻慈為法部與大理院權限事，曾致書請教於先生，這也是一件值得記錄的事。
「客臘杪手發一函，敬問起居，並道謝感德，想邀察鑒。本日托滙豐銀行轉致一電，請教司法省行政事宜，與大理院審判之權限，誠恐電文簡略，兩署所以糾葛不清之故，執事未洞悉內容，故謹為足下詳陳之。
自去年七月宣布預備立憲之旨，其後組織內閣，以各部為行政大臣，擬以察院改為立法部，以刑部改為司法省，嗣因察院御史不肯聽裁遂罷議立法一部，而刑部遂為司法衙署。惟樞密諸員，未明新學，故頒諭之始，即已含混不分疆界，（諭雲，以刑部改為法部專任司法，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專任裁判。）致令部院諸員，紛紛爭議，互起衝突，山陰尚書[10]力主和平，甘居退讓，而沈堂（大理院卿家本）乃以陰柔手段，攘竊法權，一切用人行政區劃審判區域事宜，不關白法部，亦並未會銜，徑直上奏，惟留秋朝現審諸例案，推諸法部，自餘修律大臣法律學館，皆歸一人之手，法部不過問焉。夫修律者，立法部之義務也，司法調度司法警察者，司法省之義務也，秋朝現審者，大審院之義務也，今以一人之責任，兼三權而有之，（秋審等大理院仍舊辦事，不過令法部覆核耳。）其不叢弊者幾何。且以修律一事，即令公諸司法省，尚未符今日立憲國體制，何況立法者此人，執法者此人，委任檢察局員各級審判局員者亦此人。竊恐宣布之後，譯諸報章，為環球立憲國所指笑，是以不揣固陋，提議翻案，走蒙各堂採擇，將調度警察兩事（修律尚未敢言）實行入告，奉旨依議，是兩署皆已有得旨遵辦明文（院奏在前），會議數次，莫衷一是，而員司已各懷意見，城府甚深，不能複議。目下所援引為依據者，僅《日本現行法典》一部（內附裁判所構成法），其餘歐西各國如何，劃分權限，尚未明晰，素仰我公熱心為國，又復惠教諄諄，不以鄙人頑鈍，用敢擅發函電，冒神明，伏乞將兩署權限詳細解釋，援引歐西（日本已有）各國現行法律為典據，其留學生之擅法律學及裁判專門者，乞將銜名住址籍貫開單列示，俾呈堂察閱，以充他日各級裁判之選。再地方審判，擬由直隸、奉天、江蘇三省先行試辦，應如何區劃地段，能否代為畫策？方今考驗人員無及格者，開局費用如何籌擬？日本改良之始，經濟困難必視我國為尤甚，其開辦從何處著手？足下薄海聞人，必有以開其鄙塞，伏惟勿吝賜教。」（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卅日戴鴻慈《致任公先生書》）
先生在當日給徐佛蘇的信里講到這事說：
「京電事頃復得其來書，乃法部與大理院爭權限故也。蓋大理院前經入奏，將一切用人行政區劃審判區域修律各事，皆作為該院權限，恰恰倒置也。某尚書欲與之爭，而苦不能引學理及各國例以為援，故乞相助，竊計吾國人日以爭權為事，誠屬可恥，然此事之曲，卻不在法部，而在大理院，則助之亦宜。弟處惟普國法典有之，他國無可考見，然此事以學理斷之，而已足矣。公所言皆極是，望即照草一文來為盼。彼函尚言擬即於直隸、奉天、江蘇三處先實行裁判獨立，詢弟以應如何區劃地段及開局費用云云，竊思無可適用之完全法典，則雖裁判獨立，於人權有何裨補，彼所問皆枝節耳。公謂何如？」（光緒三十三年《與佛兄書》）
三月，新民叢報上海支店被火，以後該店各事悉由上海棋盤街廣智書局代理。同時時報館亦被火。四月三日何天柱君致先生的信里述說被火和應提前結束《新民叢報》事說：
「時報支店同時被火，函電相告，諒早得接，其詳具載各報，想已知悉。……
柱以為叢報雖俟八月一號乃到期（今日已五月十三號），然早收一日不過納多一月租耳，而各事可以從速整頓，未嘗無補，且可以彌滬局之缺，得亦足以償失也。至叢報未出齊，則每期之印費無難清算，數目亦不至糾葛，濱局既收之後，如有報稿，即寄滬印，計亦良便，似不必俟一年之報出完也。」（光緒三十三年四月三日何天柱《致夫子大人書》）
兩年來廣智書局營業頗不振，六月十七日何天柱曾致先生兩書，除報告廣智書局各種情形外，並提到各省查緝黨人和結束《新民叢報》和促印《國史稿》等事。
「紫珊來信雲叢報今決定不收，果不出阿發之所料，然不收何妨，特不知何以善其後耳。此間印局實不能辦，一切器具皆不完備，今欲購辦而經費支絀，朝不謀夕，何從著手？柱前此見書市日淡，欲改方針，專從印件上著意，代人承印，以圖保救，今此目的既不能達，欲即行停止，將機器鉛字售之於人，然又有二難：一則前屢稟南佛謂重開印局乞即撥款，且年結又已布告同志；一則滬上書局廣智場面尚好，今印局開不及半年，即已閉歇，甚不好看。有此二難，欲罷不能，大局危急至此，而不能商定一妥善之法，以善其後，將何所措手乎？南佛來書責問《物質救國論》何以不刻，今將原函寄呈，務乞即速覆之，蓋今年來書屢次追問矣。即寄滬印之，更佳。今將年結寄上，閱後請即寄紫珊，並托其在濱印之。往年印多少，請一問侶笙[11]，因在滬印甚不好看也。局事至此，柱實無能為力，去年不派息，今年又將奈何？現每月所入，不過四千元，開銷且不足，何暇言振作，雖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奈之何哉！
本局報虧停止派息之議，佛有覆函未？頃省港兩處討息極急，柱以派否之議未定，無從覆之，此事乞早日定奪。（秉三近年所入甚豐，借款稍遲乃還，或亦無礙，請函商之。昨得秉三由京來電囑轉楚卿，《時報》不可停印，如款不足，彼可代籌。秉三對於吾黨，尚能以誠相待，求之他省人，可謂難得矣。）
吾師所著《國史》，柱欲不用圖畫，再版乃加入，從速印出，可得款以救目前，不知師意如何？」（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十七日何天柱《與夫子大人書》）
又第二書說：
「陳慶桂參西林折中，全為蛻廠一人而發，至謂西林逗留滬上，將有他圖，皆麥某一人為之主謀，以應行嚴緝之人，而竟倚為心腹云云。現在各省查緝黨人，非常嚴密，蛻廠到津，同鄉諸人皆速其行，今已返滬。滬道得端方電，到處訪查。函丈此次來滬，雖無大礙，然西林則為張所揭參，而吾黨對於外人面子上甚不好看，凡所識者，皆來探問，於他事殊多不便。京師近又嚴禁佛及函丈所著書，以後有新印之書，幸勿出名。《國文語原解》既為學報印出，而又印單行本，既出正名，又版權歸新民社，此等辦法，是謂自亂其例。頃托人在學部為學報存案，而《國文語原解》一出，又生阻力，京友必不肯代為辦矣。吾黨諸事，皆未三思，究未知當道之所以待我者何如，以致諸多不便，日求進行而自生阻力，真無可如何矣。政聞社事萬乞勿牽合秉公，否則令彼一步不可行，至為可慮。日內無款到，當即將印局停止，或將機器鉛字售去，以濟目前，然已告佛，今年重辦印局，今忽收之，何辭以告佛。此間局面實不能支，柱實無能辦理，現在各書俱不銷，而每日開銷不能裁減，唐家每月九十元，代書林購別家之書，每月四五百元，以柱能力止能向親友處貸一二千元，多則不能辦到。錢莊既失信用（蔭手欠二千餘兩之故），今雖百元，尚不肯信，以每月出入四五千元之局面，而當事者時時束手（此函閱畢乞付火），欲稍事振作彌補，而無可行之策，止有待亡而已。日前函致華益欲貸五百元（言明兩月內必還，並每月納息一分。少間覆書言無款）竟不可得。（向壽民貸五百元，言明每月納息一分，三月內還，竟不一覆。信去已一月矣。）一黨之中，隔膜至此，尚何言哉。《叢報》尚辦否？抑以《政論報》代之？便乞賜示。」（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何天柱《與夫子大人書》）
六月二十八日，四子思忠生。八月一日蓮澗先生給先生的信里說：
「得接七月五日來信，知又添丁，合家歡喜，即命名思忠，到祠堂報丁領胙矣。
我等已由澳遷回鄉中，亦欲在鄉建屋一間，現已重修舊館，約用去銀壹百餘，若再建新屋，必需三千之數乃敷用，所以收《叢報》如此多銀，即此意也。各人謂不肖，業頑性不改，□□勸我為他成婚，冀其稍變，我甚不悅意，亦未之允。若允各人勸，又未免多費二百餘金矣。」（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一日蓮澗先生《示宏猷書》）
七月，《新民叢報》停刊。停刊前，先生曾有續出計劃，同時並擬別辦一報，專言法律政治經濟。先生在當日給徐佛蘇的信里，曾經很詳細地討論這件事，現在把那封信抄錄下來，借見先生所言該報續刊停刊的原因：
「示悉。《新民報》頗有繼續之意，前已與仲遙言之。益誠如公言，普通理論，萬不可無，即對於他黨之駁論，亦殊所不免，弟亦正同此感也。……尊處有多人慾組織一報，此誠善舉，但《叢報》既繼續，則自以合併為宜，其關於報名不變更之點，請略陳利害，以備採擇。
一、辦報固為開通社會起見，亦必須求經濟可以獨立維持。若崛起一新報，計每冊二百頁，則印刷費須一角二分內外，（《新民報》百二十頁，自印每冊約九分，若加以社中雜用，亦須一角，包與人印，數須略增。）印三千部則每期須三四百金。《中國新報》現在東京每期所銷不滿三百，新起之報亦可略援此為比例，而內地托人代派，亦頗不易，且報費之徵收尤甚難，故三千部之報費不易收復，而每期數百金當先支出，若原稿酬費尚在此外，現在學報每月共須支出九百六十餘元（原稿費印刷費合計），非三千部全行銷完，且報費收足，不足以支，故驟創一報，其實不易；必須略預備二千金之資本，而一年之間，此資本不易回復，故此說弟不能贊成，比較的總以合併為宜。合併有三種辦法；（一）凡撰稿之人，皆有連帶責任，連帶權利者；（二）以《新民報》為主體，對於撰稿之人支拂原稿費而印刷之資本及所得報費，皆《新民報》領受者；（三）兼采以上兩法，以《新民報》為主體，擔任印刷費及原稿費，而將來所得權利之一部分，略分其幾割，以均諸撰稿人者。若采第一法，則無異組織新報，蓋如此則弟固必加入此團體中，為連帶責任連帶權利之一人，然弟只能以私人資格加入耳，不能以《新民報》資格加入；蓋《新民報》有其舊組織，（此報資本弟居其六之四，他入居其二。）非離而異之不可，而此團體中出資之若何分割，甚不易易，擔任資本與擔任撰稿者，其所負責任之性質不同，其所得之分配亦隨而不同，團體中人於擔任此兩種責任之點，不能人人平均，故糾葛甚多，此似不可采。若采第三法，則必當減原稿之酬金，以分諸將來之權利，而撰稿之人所得反甚不確實，蓋以《新民報》現在計之，每冊印刷費一角內外，售價二角五分，而定閱全年者八折，則為一角八分，代派人復八折，則為一角四分余，若報費收不全，則當減於此數，而此四分余者，則原稿費出焉。現在《新民叢報》每冊約五萬言，每千字以三元起算，其費為一百五十元，若銷三千本，而報費能收足，則略足以相抵，若多銷一千則贏餘五十元，所銷累進，則所贏亦累進，若原稿費減為每千字二元，則其費為一百元，銷二千部可以相抵，多銷則多贏，其累進亦如之，故為撰稿人利益起見，若能必其一定多銷至一萬或八千以上者，則稍減取原稿費而均將來之權利，未始不可，然其所得甚不確實矣。且將來於利益計算分配之點，手續極其煩雜，滋多不便，故此法亦不足采也。無已則惟仍采第二法以《叢報》為主體，對於撰稿人以契約支拂原稿費，而其他權利義務撰稿人概不過問，如此則撰稿人對於此報其利害關係不甚切，此其闕點也。雖然，可以避其他種種之障礙，比較的毋寧采之。
一、報名變更，未知尊處諸君有其特別必要之理由否？若有之，則弟固可以曲從，但此稍有不便者，則《新民報》歷年被代派處所欠之報費，亦不下萬金，用原名則此數當可望收回一二，否則盡付東流，此其不便也。變更報名，可以一新耳目，此其利益之點也，然用舊名，則以舊報之價值，閱報者繼續閱之，數千部之銷數可必，此亦其利也。請酌之。
以上所陳，類於米鹽瑣屑，誠足發噱，但弟以為舉一事，必計利害，期其經濟之可以持久，然後不至中輟，故就種種方面陳之，以公知我之深，必信其為非以營利為目的也。
一、弟前此所以欲停《新民報》者，則一因黨報將出，弟一人之力，不能兼顧此報，以餘力辦之，若贅旒然，無復精神，亦復何取。一因出報既屢衍期，則閱者生厭，銷數亦窒，而經濟不能支。以去年計之，既虧衄矣。故辦之而反為私人經濟之累，致種種不得自由，若尊處有多人慾組織者而與《新民》合併，則此兩病皆可以免，故欲請公之介紹，而與有志諸君結簡單之契約，曰，此間以每千字（大率）三元之原稿費廣收稿，而撰稿之人別無他義務，惟有一義務，曰，每月允擔任若干字者，則必不能缺少而已。如此則諸君欲發表之〔其〕意見者，可以此報為機關，而其他不必過問，公謂何如？
一、此報若繼續辦去，則其報中內容組織上必須變更。其第一問題，則每月當出一冊乎？抑兩冊乎？以普通理論，則出一冊為宜，然此報既自印刷，僅出一冊則其費不足以綸，故仍欲出兩冊，此亦無關宏旨也。其內容則於論著、譯述兩門外，弟極欲注重批評及記載，其批評門能如《太陽》之例，將半月中本國及世界出來〔現〕之大事批評之最妙，其記載門則採擇《外交時報》及《國際法雜誌》，有一定之條理足矣。此兩門公能覓人專擔任否？大約譯述及批評兩門，可額定為每千字三元。論著門或可略增（斟酌其文之價值），多者至四元而止，普通者亦三元為率。記載門則二元內外，此其大較也。
既續出《新民報》，則至滿一百號時，欲出臨時增刊一冊。此冊以何種材料為善，請公與同志諸君一酌之。弟意欲批評日本各書籍，前此《新民》有東籍月旦一種，後未繼續，今可為之。所批評者：（一）政治法律，黃與之任之，（二）經濟，弟任之，（三）教育，熊知白或湯覺頓任之，（四）歷史，仲遙任之，（五）地理，張至濤任之，（六）哲學、社會學等，任者未有其人，然諒亦可得。此書若成，嘉惠學者不少，公謂如何。
於此報之外，弟頗欲更組織一報，約如政治經濟講義錄，其內容則（一）法學通論，（二）憲法，（三）民法，（四）行政法，（五）經濟或多添一兩門亦可，以輯著為主。其民法、經濟兩門，弟擔任之，其憲法一門，兄可擔任，自余則別覓人擔任之。此議實因弟數月以來，欲自研究民法，以此自課，因念將所研究者以公諸國人，當較從通譯處間接受講義更為有益。頃弟自有《日本民法集注》之著述，今呈上一閱，公可以見其內容。若各門皆能如此做去，則於內地學法政者甚為有益，必受歡迎，但辦此真不容易，蓋必須各著者皆自出機杼，其價值確有以加於《法政叢編》等之上，然後可也。公心目中有人能此者否？若辦此，則希伯尚可擔任一部分，黎硯詒亦或能，再覓二三人亦非難也。黃與之其最好也。
此講義錄之辦法，則與《叢報》各擔任者不取原稿費，惟其印刷之資本，則弟設法備之，將來所得，則以二成歸諸資本，以八成歸諸撰稿人，即按字數以為分配。又成書後，若印單行本，則其版權純歸諸撰述者，如此則手續亦不甚煩雜也。
弟於民法及經濟學，皆有著述，然殺青無日，若辦此講義，則可以促弟之研究，此弟之利益也。」（光緒三十三年《致佛蘇我兄書》）
七月，清廷改考察政治館為憲政編查館。
同月，南海先生門人陳煥章，發起昌教會於美國紐約，當時陳氏曾致先生一書，述發起該會的緣起和經過。現在抄在下面，可見南海先生最初並無堅持言教的主張：
「弟子本年二月初九入紐約之哥侖比亞大學，暑假時，復入其夏學，幸能考試及格，來年擬習公法、憲法、計學、哲學四科，將於八月十八開學矣。前日先生在紐約時屢與弟商及，或專言政，抑專言教，弟謂不若兼言之。先生又謂不能兼，頃在英倫猶有書來，言不能定此公案，然弟則確欲兼之，因中國政界固當革命，而教界亦當革命也。現弟在此間實有不能不言教之勢，一則憤於吾國人之無恥而自賤，二則憤於外人之肆口譏評，三則遇外人之細心考問，不能不答之，四則尋常論辨之中，己亦不自安緘默，故不揣冒眜，發起一昌教會，以為基礎，將來擬輯一《孔教約編》，以英文譯之，不知能成否也。乞足下有以教之。茲謹將序文付上，伏乞鑒登於《新民叢報》中，以廣其傳，以引起同胞言教之興味，即以為將伯之呼也。」（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廿六日陳煥章《致飲冰學長書》）
八月十三日（9月20日），清廷頒設立資政院上諭：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奉上諭：朕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立憲政體，取決公論，上下議院實為行政之本。中國上下議院一時未能成立，亟宜設資政院，以立議院基礎，著派溥倫、孫家鼐充該院總裁，所有詳細院章，由該總裁會同軍機大臣妥慎擬訂，請旨施行，欽此。」（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十四日《申報》）
九月十三日（10月19日），清廷頒設立諮議局上諭，命各省督撫均在省會籌設諮議局，並預籌各府縣議事會。
「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十三日上諭：朕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前經降旨於京師設立資政院，以樹議院基礎，但各省亦應有採取輿論之所，俾其指陳通省利病，籌計地方治安，並為資政院儲才之階。著各省督撫均在省會速設諮議局，慎選公正明達官紳創辦其事，即由各屬合格紳民公舉賢能，作為該局議員，斷不可使品行悖謬營私武斷之人，濫廁其間。凡地方應興應革事宜，議員公同集議，候本省大吏裁奪施行；遇有重大事件，由該省督撫奏明辦理。將來資政院選舉議員，可由該局公推遞升。如資政院應須考查詢問等事，一面行文該省督撫轉飭，一面徑行該局具覆，該局有條議事件，准其一面稟知該省督撫，一面徑稟資政院查核。其各府、州、縣議事會，一併預為籌劃，務期取材日宏，進步較速，庶政公諸輿論與實相符，以副朝廷勤求治理之意。欽此。」（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十四日《申報》）
同月，政聞社成立於日本東京。先生自去冬發起組織政團以來，至本年春夏間，因與楊晢子意見不合，楊單獨組織憲政公會，先生與蔣、徐諸君另組政聞社。九月十一日（10月17日）該社開成立大會於日本東京錦輝館。現在把該社成立前後有關信件擇錄於下，借見先生組織該社的經過情形。
正月十六日，先生致徐佛蘇書：
「會章事誠如公及觀雲言，大約待秉三來，弟當偕至，然正〔後〕定也。但次帥[12]地位聞將有變動，如是則秉處所籌黨費，恐多棘手耳。只得聽之，勿恃人而自恃可也。
所寄二十一金，已收到。公何必為此瑣瑣，其餘剩金切勿再寄來，若寄來惟有璧返耳。新年作此無賴舉，竟而忘返，可愧之至。公與我同也，自公行後，尚留一晚即返須磨，絕跡不復為此。」（光緒三十三年一月十六日《致徐佛蘇書》）
二月，先生致蔣觀雲第一書：
「示悉。南海尚未有復書，計期三月，始能往復，想亦不久矣。鳳凰[13]則久淹上海，二月初始返湘，恐三月杪方能到此也。鳳凰在上海頗感嘆，於滬上志士之不足與謀（如先生所言），來書多憤嫉之言，似覺吾儕目的之不易達者。弟屢函鼓其興致，想不致生厭世思想也。
大著《中學修身》書，已告同文學校，彼甚欣然，已囑庶務員調查需用多少，即由校徑與尊處交涉雲。（美洲學校甚不完全，且大率皆初等小學，恐程度不合，弟已函紐約維新學校、芝加高及羅干城學校詢之，並將大著寄往，但料其未必適用也。同文今年四月開中學新班，彼時需用當增多，現在恐不過二三十耳。）學報各門前此有一二缺人者，今已聘定，乞轉前途。」（光緒三十三年二月《致蔣觀雲先生書》）
二月，先生致蔣觀雲第二書：
「不通訊殆將兩旬，毋乃闊疏。前以佛蘇返京，種種當能面述，故不綴以書。近頃得佛蘇來書，知先生意見，太抵各種問題須以再次會見時乃能決定。秉三雲以三月來，成立當在彼時，今暫省筆墨之商榷可耳。」（光緒三十三年二月《致蔣觀雲先生書》）
三月，先生致蔣觀雲書：
「久未上書，想勞積念，非敢疏慢，蓋有所待：一待秉三之來，二待南海復書之至，三則於黨之組織上，頗有苦於解〈決〉之問題故也。今則秉三殆未能遽來，而內地政界既有變動，其前所許相助者，或未必能踐其言，吾輩終不能以久待而坐耗日月矣。南海復書則因漫遊北歐，接書甚遲，旬日前始復，於所綢繆者，一切贊成，經濟上雖無秉三之助，殆亦可以支初辦之用。故此問題，無甚障礙，可以告慰。惟第三問題，則有非可以筆墨罄者。佛蘇所見較弟為確，今由彼面達，並求先生決定所以善處之法，茲簡單略述之，則某君[14]欲以其所支配之一部分人為主體，而吾輩皆為客體而已。吾輩固非不能下人者，苟有一真能救國之黨魁，則投集其旗下為一小卒，固所不辭，但某君果為適當之人物否，能以彼之故而礙黨勢之擴張否，則不可不熟審耳。又某君之意，必欲於結黨式舉行後，即自在上海開一大局面，此議先生前此已極反對，弟細審情形，亦益不以彼所主張者為然。今當結集之始，勢力無一毫之可見，而先有種種意見，不能相下，將來能無破裂以貽外人笑乎？弟甚憂之。故欲再得先生一言，取進止，望與佛蘇熟商之。佛蘇血性過人，弟於數年來所見人士，實罕其比，先生與相見多次，想亦能深知之矣。如何之處，佇望回玉。」（光緒三十三年《致蔣觀雲書》）
三月，先生致徐佛蘇第一書：
「前有書托秉三，邀公同來神戶，會商大計，望公必偕來。弟本欲東上，因秉言在此間商尤妙，故不惜以多數人枉就少數也。同來者公與秉三外，一為楊晢子，二為蔣觀雲，三為吳仲遙，並以奉聞。」（光緒三十三年《與佛蘇書》）
三月，先生致徐佛蘇第二書：
「頃秉三來此會商數日，諸事眉目略定，晢子意見亦已達到，決無不可結合之點。弟決於陽曆十五前後東上與公及諸君相見，一切大計，將次決定，先此奉聞。」（光緒三十三年《與公勉我兄書》）
三月，先生致楊晢子書：
「晢兄鑒：奉復書，悉一切。連日小極，未能作復，想久懸盼矣。今將各問題略陳所見如下：
一、南海處弟前數月致書，已將吾輩所議詳陳，南海暫不入會一節，久已約定，南海復書言一切如我所議，則此節亦在其中，不必再寫信往問，其無異言，弟所能保證也。至於弟則但求此事之成立於大局有補耳，只有義務問題，更無權利地位問題，以吾兄與弟久交，豈尚不能相知，此則更不待問矣。
一、今日有最難解決之一問題，則最初組織時其分子宜單純耶？宜複雜耶？單純則不能廣羅人才，複雜則恐結合不鞏固，將生破裂，弟夙夜研究，兩者各有利害，頗難定所適從。弟初有此志時，除公之外，相與共商者，在東則為觀雲、佛蘇等，在內則為楚青、孺博等。楚青輩與此間人不相習，一切由弟間接介紹，則固無妨；若觀雲則最初既已與議，今若一旦不復能合，恐貽人笑；而佛蘇近日言論，亦頗有不能合併之勢。以弟度之，大約彼處亦有多數同志同認政黨為必要，而其進行手段與我輩未能一致耶？弟與佛蘇之交雖不過一年有餘，然甚敬其人之熱誠，不欲與之絕緣，初必欲拉之相合，然彼既有與彼共進退之一群人，氣味不甚相投，則強合亦屬無益，萬一以分子不純之故，中途分裂，所損更大，故今決不強之，但最難決斷者，則弟之加入問題是也。弟今自為計，厥有三策：一曰加入一方，而排斥他方者，則無論加入彼處而排斥尊處，勢所不能，即加入尊處，而排斥彼處，亦所不欲，且弟之加入與否，非徒弟一人之關係，即與弟共進退之人，尚有多數，不能無舉足左右，便分輕重之慮，此其所以難也。二曰兩方皆不加入，惟以個人之交誼斡旋其間，兩方皆為秘密之助力。但如此辦法，則能相助者惟弟個人之資格耳，個人之力幾何，恐終不能自盡責任。三曰兩方皆加入，則兩團體現時雖未能合併，而以弟處其間，待將來時機既熟，終必有合併之一日。故弟之意頗欲采第三策，兄謂何如？
夫今日民黨其力之單已甚，非統一不能有勢力，此我輩夙所主張者。但一國之大，各人各有其特別之關係，欲驟合之，殊非易易，且即今能合，亦安能保將來永無第二黨之發生，合之又可盡乎？但使宗旨相同，則初時為分機的發達，使各負實力，他日一舉而合之，其力亦更大耳。進步黨之初起，亦合數團體而成，進步黨未建設以前，不害其為個個之獨立體，而後此亦不害其一個之大結集體，此前事之師也。惟自初起之後，則必毋立於互相排斥之地位，而惟立於互相提攜之地位，則感情只有日加浹洽，而斷不至日相距離，斯後此之結合，無復窒障也。以中國人性質之複雜，我輩今日所謀者又屬草創，開前此未有之局，今遽欲令我黨之外，無復他黨發生之餘地，此殆事實上所萬不能，故可結合者，則早結合之，若其未能，與其勉強，毋寧聽其各自發生，如此則各小團體中，其分子既皆單純無內潰之患，而亦不至以太求單純之故，距人於千里之外，豈非兩得。弟於此兩者之間，斟酌多日，所以萬不得已，而欲獻此策也。要之弟與兄初議則欲孤軍崛起，盡網國中之豪傑，以圖一統之業，今則看此情形頗難辦到，乃欲聽其各州自治，將來合成聯邦之業，其歸則一，特進行之途徑，小有不同耳。
但既以此為進行之途徑，則有一最要之義，不可不預先訂明者，曰對於同主義之別黨，必毋互相排斥是也。如兄前日所言，凡黨派苟非一致，必相競爭，此固含一面之真理，然弟以為競爭亦自有範圍，非必排他，乃能自增勢力也。苟他黨不從實力上進行，或其內部之結合不鞏固，則天然淘汰自不能以生存，不久則必潰散，而其分子之良者，必改而合於優勝之派。若其結合能鞏固耶，能從實力上進行耶，則雖暫時不合於我，而其對於政府之方針，與我無二，則不啻我之一游擊軍也。彼此既有共同之敵，則彼此自無相敵之必要，果能循此以行，則異時必有成就聯邦之一日，弟所望者在此，未識吾兄以為何如耳。夫既已宗旨相同矣，又既有共同之敵，然則曷為而不於最初時結合，而任其為各州自治之形態，何也？此誠吾輩最痛心之事，而又莫可如何者也。其所以未能遽結合者，乃不在其政見，而在各個人之感情；個人之感情良好，而政見紛歧，強與結合，其危險不可思議無論矣。反之，而政見雖無一毫之差異，而個人感情未能十分融洽，強為結合，其危險亦復相埒。丁此場合，惟有一面各自為戰，一面力求感情之接近，斯為良策。而所以力求感情之接近者，其道何由？一曰消極的接近法，以互相排斥為厲禁是也。二曰積極的接近法，可成的互相補助是也。然則最終之目的在統一，而進行之手段雖暫不統一，其無傷亦明矣。而將來能收此效果與否，則純在各黨派之人之責任心（質言之則道德也）何如。若能認共同之敵而不認共同之敵之外，更有他敵，則將來之結合必可期，否則不堪問耳。弟今所以不得已而欲取第三策者，正為此也。吾兄以為何如？尚乞熟思一決之。（所謂從積極的消極的兩方面以求感情之接洽者，弟以為不徒對於現在將成立之黨派應如是耳，即對於他日別成立之黨派亦皆當有。然吾輩之理想，自以網羅一國中同主義之人，盡集於一旗下為期，然此事究能逮辦到否，實屬一大疑問。何也？一國之大，表同情於我等之主義而不表同情於我等之個人者，弟不敢謂其必無，又不敢謂此輩人必絕對的無政治上之能力也。我輩豈能必取而強結合之，若因其不與我輩結合之故而排斥焉，則曲不在彼，而在我矣。使我輩確能盡責任有影響於國家之前途，則他日不期其結合而自不得不結合，彼若果以公益為前提，亦只有向於共同之敵而進行，斷無妨害我輩事業之理，苟其因未相結合之故而妨害我，則又表白彼之自為小人，而其黨之不能以成立，又不待言矣。）
至專提倡開國會，以簡單直捷之主義，求約束國民心理於一途，以收一針見血之效，誠為良策。弟當遵此行之，並在《時報》上有所鼓吹。此函所最重者，在第二條所提之問題，弟於此一無成見，但求於國家最有益者，無論如何，弟皆樂從。乞兄早復我，決定後弟當再入京取進止也。」（光緒三十三年三月《與晢兄書》）
四月，先生致徐佛蘇第一書：
「昨已髮長函於某君，如所商一切，此時我但著著進行耳。蔣先生處意見如何，想已面述告彼矣。
若伯母無恙，則仍以暫勿離東京為是，蓋今若獨立組織，則最初進行時舍兄不可也。兄一行，則活動停止一大部分矣。今日得一書，言某君特開憲政會（彼既著進行故我亦不容緩），殆即兄所言憲政研究會耶？抑別一物耶？其詭秘真不可思議，與我共事而始終不一告我，意究何居？毋怪寫信來之人，（此人為法政第四班畢業者，弟之門人也。）亦對於彼而懷疑也。
歸後細思兄所言黨報未成立前，先組織一報，此著似亦甚要。蓋某君今方著著進行，則我輩速設一機關，以吸收人才，誠為要著。弟欲出一報，名曰《政論》，其社即名政論社。（此名或可用或不用，請斟酌之，所重者實，不在名也。）但此社非如新民社之為出版物營業團體之名稱，而為政治上結合團體之名稱，現在所聯結者，即先以納諸政論社中，將來就此基礎結為政黨，公謂何如？若如此辦法，則此報即以黨費辦理維持之，其經濟為特別會計，由社中設一機關筦之，不與《新民叢報》合併。弟當籌出四千金為辦此報之經費，將來此報之經濟，期於可以獨立，報中文字由社員擔任（但社員不限於作報之人自無待言），仍各支撰譯費少許，不必純為義務的也。先造此基礎，為黨之先河，公謂宜否？若辦此事，則公又不能徑行矣。
如近日政府有改革貨幣之議，此等實政論社之一絕好材料也。吾輩可以大表所見，此報辦起即專從此等方面著力，於政界前途必生影響也。
要之，公之歸否，實現在最切要之問題，果伯母病危，義固不容不行，既如是，則以速為妙。公若行，則請速行，速行後一兩月即再來，一切事俟公再來乃發手，否則須俟發手後辦有眉目，公乃能行，此又必須半年後矣。蓋發手後，公必須有半年在東京，此不易之辦法也。如何請速決。」（光緒三十三年四月五日《與佛公書》）
四月，先生致徐佛蘇第二書：
「得公第一書，言不欲與聞黨事，為之駭然。得第二書乃知有因，某君處弟近致數函，不見復，南海有一函與彼（乃復彼函者），寄去已旬日，亦不見復，不知其有何意見否。據公言知其擴張黨勢，日新月異，而竟毫不相告，豈有相排之意耶？若果如此，將來何以共事，必至分立，而勢日薄耳。為中國前途計，能無慟哭，若其果有此心，公為我計，應處如何地位，望熟思相告。
秉三似頗灰冷，尤可痛也。此段望勿示人，但熟思復我。」
（光緒三十三年《與佛兄書》）
同書徐氏作跋注如下：
「余於乙巳年間與梁先生訂交時，尚未脫離革命團體亦無改倡立憲之決心，故當先生力主組黨時，余曾迭函求退，徒以先生情篤，余難恝然。及先生邀集余與楊晢子、蔣觀雲諸友議組憲團，楊、蔣政見至迕，彼此堅愎虛■之意態，均不可當，余無術周旋其間，亦難左袒何方，惟怵心創議結社，即有此不祥之氣，後患叵測，故余復函告先生以不願入社之意，此先生函中有『駭然』及『痛哭』等語也。至如楊、蔣互訐之函，余處猶有存者，未便示人。」（光緒三十三年《與佛兄書》徐氏跋注）
以下楊晢子復先生書：
「卓如我兄足下：來示及南海復書均收悉，彼此主義既可歸於一是，則今所欲商者，厥惟二事：（一）政黨成立之時期，（二）政黨組織之方法，請分述之，以待裁酌。
（一）政黨成立之時期：欲黨成而有勢力，則必社會上結黨之觀念大盛而後可，今則惟少數人有此意，餘眾尚未盡然者，非以政黨為不必要，乃不知政黨之起欲何所行動，何所經營，疑懼而不敢發也。夫政黨之事萬端，其中條理非可盡人而喻，必有一簡單之事物以號召之，使人一聽而知，則其心反易於搖動而可與言結黨共謀，以弟思之，所謂簡單之事，莫開國會若也。弟於《中國新報》第三期已言國會之可即開，然僅此一報，不得為輿論同然之據，疑之者尚復不少，則雖結黨，未必能遽盛也。弟意《新民報》及《時報》等（以日報為最好）合力專言開國會事，事事挾此意以論之，如此者二三月，則國會問題必成社會上一簡單重要之問題，人人心目中有此一物，而後吾人起而乘之，即以先謀開國會為結黨之第一要事，斯其黨勢必能大張，蓋先舉事而後造輿論，不若先造輿論而後舉事，此格蘭斯登之法也。此時結合非不可成，然勢力則絕不如國會輿論既成之後，與其早數月而使人疑我無勢力，不若遲數月而使人憚我有勢力之為愈也。
其所以必以國會號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會上人明者甚少，一切法理論政治論之複雜，終非人所能盡知，必其操術簡單，而後人人能喻，此『排滿革命』四字，所以應於社會程度，而幾成為無理由之宗教也。吾輩若欲勝之，則亦宜放下一切，而專標一義，不僅使腦筋簡單者易知易從，並將使腦筋複雜者去其游思，而專心於此事，我輩主張國會之理由，但有一語曰，國民舉代表人以議國事，則政府必負責任而已。以此為宗教，與敵黨競爭勢力，彼雖欲攻我，亦但能曰辦不到，而不能曰不應辦也。其餘贊同之人，所以主張此者，則任其各自為說，無論其從何方面言之皆可，譬如出一題目，任人為文是也。排滿革命之理由，各異其言，有曰報仇者，有曰爭政權者，有曰滿人不能立憲者，有曰立憲不利於漢者，雖皆無理，而各有一方面之勢力。凡理由甚簡單而辦法甚複雜者，雖智者不易尋其條理。凡理由甚複雜而辦法甚簡單者，雖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範圍反較為大，勢力反較益增也。然鼓吹之法，仍不必專重政黨，但宜專重國會，若專重政黨，人猶不知，結此政黨將何所為，雖鼓吹而仍無效，但使國會輿論將成人人皆欲得此而無其法，則一言結黨，而須臾立成矣。鄙意如此，公謂如何？且南海書言籌款事，以至美改章後為妥，則俟一切穩妥而後行，亦為始事時之要義。此事重大久遠，不急急於斯須之時日也。
（二）政黨組織之方法：政黨組織之法，各國不同，各黨不同，大皆應於情勢而異。吾等前此所議種種方法，實皆不甚妥帖，即兄所擬章程，弟亦不盡為然。其所以如此之難者，實蔣觀雲發生一個地位問題，不肯少屈己而伸人，貽吾人以困難，且吾人心理亦被其紛擾，而幾流於不光明。弟嘗思之，吾人今日必謀此者，為中國乎？為己身乎？特見中國之危亡在即，思合全國同志之力，以一謀之，其所以主張立憲黨之統一，乃本於屈己伸人之公心，不然弟非不能結一特立之小黨，以與公等各樹旗幟，相與周旋，以為娛樂也。觀雲乃昌言欲坐收權利固地位，又言內地危險，不肯深入，實非真愛國所宜言。始事者而存此心，將使一黨之人，無不以地位權利為先，而以國事為後，則吾輩何所為而組織此黨者。弟之視此黨也，以為冒險入死之途，一旦黨成，則不僅目前之禍福不問，即將來之升沉亦不問，以青天白日之心，求天下賢者之贊助，盡吾一身之責任而已。故於此黨，決意使成公黨，掃除一切地位權利問題，而求共患難之友。於其組織之法，亦嘗思之，第一級為總理，第二級為國務委員，第三級為常務委員，第四級為普通會員，別組織一幹部，以主持黨中重要事件。四級之人，皆可入幹部，抑皆不必入幹部，以道德才能為準，而不以資格地位為準。此較前擬各法，最為活潑，國務委員虛其席以待天下之大人賢者，而弟則居第三級為一有責任之常務委員，與最初組織一班同志立於同等之地位，不立絲毫之區別。此級之人當甚多，地位雖不甚高，然而衝鋒陷陣者，必此級之人也。至於足下，則雖不可不居於幹部，然既為秘密重要之人，則無論於何級而皆同，弟意亦欲以屈己伸人相勉，而不必特異於人也。若我等如此，則一班同志必能同心同德以濟艱難，否則吾人皆如觀雲所云，享權利占地位之心，他人豈來盡義務者乎？吾人所任之事大於曾、胡數倍，則其道德亦應高於曾、胡數等，雖自問非能有此，然不可不以自勉也。
至黨中總理應舉人否，南海此時應入黨否之兩問題，則足下前此建議，謂總理暫不舉人，南海暫不入黨，弟實以為最妥之法。但不知此層已由兄函告南海否？弟前致南海書，曾言統一全國立憲黨無過南海者，此殆吾二人共同之希望，而今時尚不能遽得之於眾會員者，此中情狀兄所洞知，然若無告南海之函，則一旦黨成，而南海不入黨，總理不舉人，豈非欺南海乎？然弟嘗思之，設於今而欲急切達吾二人之希望，則不惟不能達，且黨事或反因以不成，此無他，南海之反動力太大，革黨與政府或可藉此以為摧殘本黨之具，非本黨基礎穩固，勢力大張，不畏政府之後，會員中不僅無敢頂康黨之名而冒名以進者，即有之而不勝其阻力，於國於黨，皆無所益，此人人所共知。欲黨員全體此時推南海為總理，決不可得，且若欲為此，勢非吾二人提議不可，而今者足下入黨尚非全無問題，弟方日在謀所以合併之中，幸足下在內地之反動力較少，於南海尚不難調和一致，若更發一南海問題，則真無解決之道矣。且此間人士，殆無一曾與南海有關係者，而吾二人亦尚未有忠於本黨之勞力，使會員以信用吾二人者信用南海，則提議亦終無效，不如其已。弟以為欲達吾二人之希望，惟恃吾二人屈己奉公，無絲毫地位權利之見，黨員皆既信用，黨勢又已擴張，夫而後同時提議，或能得黨員全體之贊同，以南海之價值，非使黨員以信用吾二人者而愛戴南海，亦不足為南海增重，若有不然之議，反貶吾南海矣。此事既非今日所能行，則南海不即入黨，自以仍如尊議為妥。惟足下不可不於黨未成立之先，以此意達之南海，不然則弟所函述將來之希望與現在之事實不符，有似乎欺。弟無論現在與將來，對於南海與會員兩方面決不為何方面之欺飾，但使黨員他日能信用吾而不反對，則吾之欲得南海以謀立憲黨統一之希望，必有能達之一日也。此時兄既在黨，實無異南海之自來，亦殊不必拘泥此形式，以惹起紛議之問題也。弟意此義必達之南海為宜，且弟必得兄一確覆而後敢定不舉總理之辦法，兄能以己意決之耶？抑必待南海復書而後能答我耶？乞示知為要。
再弟前函論觀雲事，其書想由兄與佛蘇觀之，彼回東京告人，謂楊、蔣爭權，各訴於梁。冤哉，弟何嘗與人爭權而訴於兄耶？其時此間與弟同志之人，有尚未由弟告以政黨之事者，乃忽然聞徐言，知有政黨之事，起而問：一、以政黨之事何不相告？一、何為而有楊、蔣爭權之事？於是弟不得不以實告。幸平日交情尚厚，不至有異同，成黨之時尚可合謀，此輩乃編查部曹之優秀者，弟初不告之，乃懼事不秘密也。徐之為人熱誠而識，難與深謀，此等舉動殊使弟難以對人，且使人疑弟何忽有爭權之事，及弟實告乃知，然觀雲自此為眾所知，有輕之之心，不易合矣。且彼等不知弟與兄有何密議，以蔣推之，大約二人地位權利之見或所不免，因而對於兄亦不無懍疑，且各人本身地位之心亦生，皆以楊、蔣爭權一語為其動機也。凡事手法稍亂，便生毛病，弟近日之調處乃苦於昔時，設吾二人果有地位權利之見，斯其事不成矣。吾輩設身處地，突聞有人組織政黨，同時即聞某某爭權，其不以為然，亦人應有之常情也。佛蘇之識，乃至不能辨別蔣、楊之異同，欲與深謀不亦難乎？因彼有此言，於是弟所籌畫與人聯合之手續次第，幾不由我計算，而問題橫起。於是，有眾人地位問題，有楊、蔣地位問題，有梁、楊地位問題，有康、梁地位問題。弟思我輩能與眾人同等，則同人地位一問題不生，楊、蔣問題則楊、蔣可合，蔣與餘人難合，梁、楊問題幸尚未有地位權利等之浮言發生，故由弟保證其必無問題，則不妨事。弟因此中有多少困難，故特作函與兄，其函稿及兄復函稿，將以與同志數人閱之，兄復函不可不注意。
弟函中言南海不即入黨事，亦有苦衷，彼等現今最注意者，即以此問題為第一，因利害關係太大故也。彼等不知吾二人有何密謀，此時即將南海抬出，其實南海暫不入黨，乃吾二人久定議者，此層果須南海知悉，乃能決定否？若其不必，則請即以書復我，不必多著詞，但言總理暫不舉人，南海暫不入黨，仍如前議，吾二人之希望以俟他日再提，此時不必及此云云已足矣。蓋此層弟之所言不如兄言之可信足以安眾人恐懼之心，故必得兄一確覆，以示諸人。至於兄之無地位權利之見，則弟言猶可取信，兄函能略述其意，固足以生眾人愛慕之心，否則雖不來示，亦無妨也。望速裁酌見覆為盼。佛蘇為人無智略，可與行之，而不可與謀之。兄此後不可不注意。彼與弟之交情先於吾兄，弟服其熱誠而不常與謀事，（兄亦可以書囑之，恐彼不了解，又生問題也。）非無故也。兄千頃汪洋固其美質，然處世之際，亦不擇人不擇言，則實不可以為長處而自護也。
尚有所密告於兄者，兄近作《現政府與革命黨》一文，贊成者頗多，以其罵政府故也。乃兄忽又批評留學界事，以傷多數感情，此事內容並非整頓學界，特張皇以討政府之好，且收集各省學費，以飽私囊耳。監察員純為安置私人，故識者亦不謂然，兄何苦為之辯護，此文出而議者又目為御用新聞矣。謂《新民報》於二年前監督政府，二年以來純然監督國民，此學界最有勢力之議論，他人不肯以告兄也。《北京日報》中有一滿人投書，論中國此時不可遽立憲，但可行開明專制，記者駁之，謂立憲則立憲耳，無所謂開明銜專制政體。又聞汪穰卿之報，宗旨亦類是，論者有以咎兄者。弟《新報》第四期有與兄一文，論宗旨之相同，多回護之意，然於開明專制則不敢提一宇，兄俟見報後或以文答之，此皆利用兩報為機關之一作用也。兄此後能注意政府一方面立論最好，每期必有，此一篇文字，實可以喚起同情，若專駁革命黨，批評國民，實為失策。弟以為國會未成立之先，國民實無服從此等政府之義務，雖一切反對之，不足為激。且我輩既為民黨，則但有號召國民從我以反對政府，不能立於裁判政府與國民之地位，為公平之議論。進步黨等絕未聞有此等言論者，實為謀黨之盛，政策宜如此也。若忽東忽西，則招國民之疑惑，生黨員之嫌惡矣。我輩若欲為民黨，則不可不立於一方，而決不可為兩歧之論，弟於兄無所謂心術問題，特政策問題耳。政策之不同，可影響於其宗旨，且既欲同事，不願社會之議兄，故密以此言相告，知兄能諒其誠而恕之也。」（光緒三十三年楊度《致卓如我兄足下書》）
四月下旬至五月初，[15]先生為黨事一度返滬，這時他已與楊晢子分途單獨組黨，現在再擇錄幾段材料於下：
四月先生致蔣觀雲、徐佛蘇書：
「頃見電，知西林南下欲往滬，要之於路有所陳說，一為全局，一為桑梓也。准土曜十時動身，約半月始能返，相會又須俟二十日後矣。現當經始之時，本不宜他行，然西林、項城二人，皆為今日重要人物，將來必須提攜者，失此時機，相會殊難，故不得不先彼，想兩公亦必以為然也。
黨事本欲俟相會時乃詳商，今既有廿余日之久，故有一事宜先陳者，即正式結黨之遲早問題是也。某處既有分離之說，弟意謂最好俟其宣布分離後，我乃明建旗鼓，則我有詞以責彼，彼無詞以責我，在前此彼仍多為說詞，則不能遷延久待，今彼既有此，則小待之後，我行動更可以自如。弟昨書謂先以政聞社名義組織，意在是。今度彼處情形，彼既有分離之意，而某公復弟書，猶如彼云云者，蓋亦欲分離說自我而倡，則彼為直也。觀彼欲與我分，而其黨員中即有欲脫黨者，可以得其情矣。若自我倡，則彼可言我輩排彼，因以激其黨員之憤，而堅其團結耳。故弟不欲中其術而為彼所用也。至於以政聞社名義組織則不可緩，以人才速宜搜羅故也。弟前復彼信，言一面自組織小團，為將來合大黨之預備，彼固不能怪我耳。一兩月後，勢力各自進行，確有不可合之勢，彼將先發，其時我乃改為，似較占地位，公等以為何如？觀雲先生兩次寄來關於黨之布告，弟所以不欲遽發布者，徒為此也。請熟思之。今別擬政聞社社約，請鑒。
弟今次行以半月為期，或多三四日亦不可定，叢報廿一號之文，尚無隻字，此報定期出版之信用已久失，固不足惜，但虛懸此印刷所而無報出，每月費千金於私人經濟抑甚不利，故欲公等為助此一期之稿，（觀雲先生專力預備政聞報之文，不敢復相擾，欲佛公與諸君惠以譯稿耳。）俾速印成，但終須有一兩篇為論著者，若全屬譯述，未免太難看了。切望有以助之，一切仍由中國書林交涉可也。」（光緒三十三年春初《致蔣觀雲徐佛蘇兩先生書》）
四月間，先生致蔣觀雲書之一：
「頃有一公函寄往佛蘇處者，想已見矣。趣意書已讀，惟弟細思此文，似以不發表為是，蓋此文最重要之點，不過恐來者以欲加入幹部之故，而生意見，但此究非甚可慮之事，蓋人之難共事，至於如某君者，恐世間更無其他。前此在北辰館數番辯論，生出無量問題者實緣某君一點私見感召使然，否則我輩數人空空洞洞無一成見，真所謂何處惹塵埃者，安用此嘵嘵為。吾黨本無甚可秘密之事，對於政府之進行方針，無事不可以與黨員共之，且廣為討論，集思廣益，非特於政見更衷至善，即為訓練黨員，共得正確之智識，亦良有益，此毫無可秘密者。至於分任各事則惟才是視。其熱心自任者，勢必嶄露頭角，幾不勞我輩推薦，更何論限制，惟其中有不必盡以告人者，則惟關於營養一方面，然此亦非以秘密之故而不相告，徒以不必盡人而語耳。然關於此等事，其基本金必須在通常黨費之外，盡可以數人自負責任，而經營之一般黨員，必不見責也。要之，事實上之幹部，必在最初發起之數人，此必至之符，雖欲避而不能避，抑他人雖欲攘而不能攘也。所最要者，則發起之數人，其分子結合必須鞏固，否則全盤基礎為之搖動耳。蓋發起數人，實不啻自為主體，而以所吸收者為客體，但吸收之後，其客體之分子良者，必旋入而為主體，此皆必至之符，然終不能遂排最初之主體而去之，此亦必至之符也。惟此語不可道破，若道破後則人反疑最初首事者欲奴隸他人矣。實則我輩之心，皦如天日，絕無欲主己而客人之意，而與黨關係既深，黨中去此數人立刻不能存在，則亦安復有人能排之耶。故弟以為幹部之說，今且可暫不提，而我輩可自居幹部而不疑，黨成立之後，亦必為黨員所默認，斯足矣。今畫蛇添足，甚無謂也。某君之意，許多舉動須秘密，故積極的不可不有幹部，我輩之意，欲我輩數人必能與黨相終始，故消極的不可不有幹部，但此消極的辦法，則弟以為自居之，且得黨員默認之，亦已足矣。蓋今日我輩極力搜集人才，尚覺黨之成立如此其難，尚覺人才如此其寡，若吾輩數人，忽與黨斷絕關係，黨安有復成立之望耶。此事實上斷不能生出之結果也。公謂何如？至此一段以外，則公文語語皆極要著，其大綱數條，則擬俟發布黨綱時用之（略嫌其文太繁，當稍芟節）。其言政治上之道德，則欲公別為一文。或登報中，或印單張皆可，卻不必作為黨中布告，蓋有近於直箴某君之語（不知是弟杯弓蛇影之見否），恐緣此意見益深。我輩與彼雖不合併，然終欲提攜，此如公前書所言，民黨自此不統一，弟今猶刻刻痛心疾首也。弟料我黨成立後不久，彼中人必將加入，故今宜善為之地，公來書謂斷不妨害其進行，此誠道德上所應守之職務，無論彼將來待我輩如何，我輩必盡其在我也。（公文雖無傷犯彼之處，然以猜忌之人之眼觀之，其中一二條恐有嫌疑，若作為一篇普通之論文，似較妥善無形跡耳。）要之此文發印與否，請俟數日後弟來東與同文再商之何如？」（光緒三十三年《致蔣觀雲先生書》）
四月間，先生致蔣觀雲書之二：
「所以欲加此一函寄某君者，因吾輩別有組織，無論如何必為彼所知，若弟向彼所提條件彼承認與否，尚未確答，而我輩遽組織，則分離之機，明先發自我，彼得有辭，且痕跡日深，將來合併更難，故似以告之為妙，但措辭甚難耳。此函之語終覺格格不暢，甚矣用權術者之苦也。吾惟祈祝終身不再遇此等事而已。公等若謂措詞不妥，則請勿投去可也。」（光緒三十三年春初《致蔣觀雲先生書》）
四月間，先生致徐佛蘇書：
「與某處合併問題，頃誠大費躊躇，公所擬固為可久之計，但目前痕跡似已深，提議分離已頗難措詞，公所謂以保皇會舊部為言，此乃不可，蓋某君前曾托弟代達一書於南海，南海復書亦無異言，而舊會員實則除經濟上可得小助外，其他一無意識，惟南海與弟言是聽耳。此種情形，某君亦知之，今忽以此欺彼，實為不可，故弟之意，頃亦頗決於分離，但如何措詞之處，尚欲與兄一細商之。」〔《與佛公（徐佛蘇）書》（按此信未完）〕
四月間，先生致蔣觀雲書之三：
「弟頃因候劉君，故不能遽行，（劉君本言日內可到，乃在橫濱及東海道沿途耽擱，今尚未至。）大約須在十日後。（因劉君來此後，尚有應交卷之文字。）各事雖俟公商者多，然現時有可以先定者二事：一曰另租一房屋，二曰預備一雜誌之出版，昨函已詳言之，深望先生即與徐、黃諸君先從事於此也。人才之乏誠可嘆，亦只得就所有以先辦，初時分子必以單純為佳，此一定之議，大約蔣、徐、黃、吳及陳君公猛同發起亦已足。鄧孝可君志毅弟已函往邀之，彼現在漢口，或徑能來，弟請其加名為發起人，彼允否此十日內當有電來也。」（光緒三十三年《致蔣觀雲先生書》）
四月間，先生致蔣觀雲書之四：
「今日始成行，禮拜四發橫濱，不及走辭矣。晢子對於先生之改案，微有異同，而其歸則一，弟以為先生宜以交讓之精神調和之，弟亦以此力勸晢子，想無不可協同也。弟到神戶後即當將章程草案擬出，呈兩公採擇，擬於公布之章程外別著所謂『幹部章程』者，此黨中命脈，在此處重握其權，則不至有分裂或旁落之憂也。先生允惠大稿與叢報，至感至感。能早最妙，因欲趕緊出完，本年便專精力於黨報耳。」（光緒三十三年《致蔣觀雲先生書》）
四月間，先生致蔣觀雲書之五：
「頃已到滬，其目的物聞將直航而南，不在此逗留，果爾則此行虛也，當稍待之，現尚未多見人，大約可語者亦甚希耳，此間碻非善地，益服觀雲先生前言也。鄧志毅已見，此公無不贊成，可以決之，發起人請即書其名可也。此公近專注實業，組織一煤礦會社已成（小局面委人辦之），又欲辦川藏間墾務，擬集股三百萬，大略齊備，日間入京運動免許狀，日間當行，恐須一兩月後乃能一來東也。弟擬俟此行目的或遂或否之後，乃敞開門戶一見此間所謂人物者，現仍蟄居也。」（光緒三十三年《致蔣觀雲徐佛蘇吳仲逸先生書》）
四月底或五月初，先生致蔣觀雲書之六：
「兩示並悉。《報知》[16]所載太奇，此間得公書後，方追得原報檢閱，已寄去質問矣。相念至切，極思一見，惟此間警吏，受滬道賄囑，專相詗察，滬道又日日造謠相傾，故決意謝客數月，不接一人，免供彼輩材料。若公與仲逸同時集此，彼輩又將相驚以伯有矣。故請公暫勿枉駕為盼。即仲逸亦不欲令其久居也。」（光緒三十三年《致觀雲先生書》）
六月八日，先生致南海先生書：
「再稟者：啟超數月來奔走於上海、神戶、東京之間，幾於日無暇晷，故稟報殊疏，深罪深罪。楊晢子初本極熱心此事，至今猶然，但征諸輿論，且察其行動，頗有野心，殆欲利用吾黨之金錢名譽，而將來得間則拔戟自成一隊，故不惟本黨舊人不敢放心，即東京學界各省新進之士表同情於吾黨者，亦不甚以彼為然。故現在政聞社之組織，楊氏不在其內，弟子數月來所經畫徘徊而久不定者，頗為此也。今則兩面俱已布置停妥，令楊氏暫不入會，而彼亦必不相反對也。——革命黨之勢力，在東京既已銷聲匿跡，民報社各人互相噬齧，團體全散，至於並報而不能出，全學界人亦無復為彼所蠱惑者。蓋自去年《新民叢報》與彼血戰，前後殆將百萬言，復有《中國新報》（晢子所辦）、《大同報》（旗人所辦）助我張目，故其勢全熄，孫文亦被逐出境，今巢穴已破，吾黨全收肅清克復之功，自今已往，決不復能為患矣。吾黨今後但以全力對待政府，不必復有後顧之憂，武侯所謂欲為北征而先入南也。
現在旗人之留學東京者，皆已入會，其中頗有有勢力之人，至為可喜。有蒙古土爾扈特親王，甚為英爽，亦已入會，此人在蒙古極有勢力。肅邸所派來見之人，為湖南人李步青，現任貴胄學堂監督，人極朴誠，頃擬派覺頓偕之同往，餘事尚多，容當續稟。」（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八日《與南海夫子大人書》。）
六月十四日蔣觀雲復先生書：
「手書敬悉。社員來者多，以形勢觀之，但患經費之不充，事實之不舉，若經費充足，事實舉行，不患社員之不夥頤，黨勢之不擴張，先生亦可審量其重輕，先後專擇其當注意之事可矣。竊謂台灣之行，極為有益於社務，進行無甚妨礙，惟文章之事必須於成行前預備，此事若無著落，則於社務大有妨礙者也。弟觀日後以文章為一難事，大約數期以後必致困難而延期等弊當不能免。故弟總以每月百二十頁為一冊（《新民報》約取價貳角五分），困難較少，且可不至愆期，職員之事已與佛公面議，現擬定之事如下：
憲政講習會又發一意見書，以擴張聲勢，其一條言開一日報於北京，以行監督政府之實，其末有詆言地方自治者，近於空言，延遲仍歸重於晢子所謂開國會之說，又頗有搶奪會員之勢，（遍招遍邀稍重要之人種種設法強其入會）兩相爭奪事屬不宜，且使會員負有輕視黨社之心，弟思最後之勝利，必在事實之舉行，否則一時擴張，無事實以繼其後必不能久也。（欲事實之舉行必在經費，憲政講習會派人分擔六百元之捐款，亦為此也。）
弟謂社中要務第一在經費，事實外交次之，則報章之良惡遲速多寡（如再有日報等），苟此數事皆勝，不患無社員，觀近日之來勢，已略可知之。」（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十四日蔣觀雲《致梁任公書》）
六月二十二日，先生致蔣觀雲、徐佛蘇、黃與之書：
「惠書並悉，本宜速來東商議，因劉君銘伯不日歸國，頻有函來屬相待（彼尚未到神戶），必俟其行後乃能東上，大約須在一禮拜內外也。
某處久已函往，尚未得復，佛公言料其必一月乃能復，此實情矣。雖然前此本與彼共事，今未得其復函確不承認吾輩所提之條件，而遽別組織，則首倡分離者不在彼而在我，彼或有辭可以藉口，而多生支離，弟前信絕未提出分離之意，惟與言幹部人物而已。故今欲再加一信與彼，今將原信呈上一閱，若謂可發，請即代發之，發後即著手於組織；若謂不可發，則須俟其復書後乃著手矣。觀雲先生來書，謂彼必不肯相舍，必復有波瀾，此亦實情，不可不慮及，故不如當其未復書前，先以此書堵之，不然萬一彼復書承認條件，則吾輩另行組織之議，反難進行也。諸公謂何如？
另租一屋，為公同聚集之所，此事必不可緩，請即行之。屋必須稍宏敞，為將來事務之需，大約於三四人住房外，必另有空屋三間，為應接辦事之用乃可。今先寄上（交中國書林轉交）二百元為押金之用，以後則食費及下女等費，由住居者自出，屋租則由公款出，似兩方皆不至費力，諸公謂何如？
會名之研究，實屬要著，徐公主用普通名，蔣、黃二公主用特別名，各有理由，鄙意則謂兩者可以兼用，先用一普通名，隨時因實行事件之發生，則臨時復用一特別名，而主之者同此一有機體，則種種方面之人皆可以吸收矣。其辦法則以普通之名先組織一報，即以報社之名為會名，如此則甚有彈力性，而易於屈伸，及勢力稍張，欲對於政府而提議地方自治，則臨時組織一地方自治要求會，以社員全體加入，而復在外更募集會員，將來此種特別會員，大半皆可復加入本社，如此則多提議一事，則社員即臌脹一次矣。諸公謂何如？
無論如何，此報萬不可不先辦，若諸公同意，則弟處擬先籌出二千元為基本金，即日預備材料，以一個月內出版，在東京新租之屋，即以為此報之編輯所，在同人中舉一人為編輯主任，一人為會計主任，將來以會為主體，以報為附屬，自無待言，初時則不妨兩者並重也。公等謂何如？以上各舉概要，其他條理萬端，非面見不能罄一切，俟十日後定之。先發此函者，一以促租屋之議果實行，二以促報社之議果成立耳。蓋此二者，不必有所待也。」（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廿二日《致蔣觀雲徐佛蘇黃與之三兄書》）
六月二十七日，先生致蔣觀雲、徐佛蘇、黃與之書：
「某處頃已有復書，今寄上，請一閱，當如何復之，尚欲公議乃發也。弟意欲即與論國會問題，言手段進行不能一致，何如？若彼處先發分離之議，則於我更易措詞矣，諸公謂如何？請即復我。
新報之文弟即當預備，但此數日間劉鳴博在座，坐催文債，非四五日後未能著筆也。弟所欲作之文，一為《世界大勢與中國前途》，一為《憲政之運用》，一為《貨幣政策》（此皆大意如此命題或尚有斟酌），頗欲對於政府舉措，常為批評訓導，如此乃盡我輩之責任。如彼現在有定幣制之議，我即發表吾黨對此事之意見，以後或自提出問題，促政府反省施行，或對於彼所施行者為之糾正，大率每期中為抽象的論文一二篇，泛論全局者也，為具體的論文一二篇，專論一事者也。如此則庶切實而有效力，諸公謂何如？報每月出一期，此可決定者，惟觀雲先生言葉數不必太多，鄙見頗持異同，此則弟為自便起見，蓋弟每作文，動輒繁而不殺，而一文分登，號數太多，實令人生厭，若欲一二期登完，則每號將僅一二題矣。故鄙意謂新報必當厚於《新民叢報》，約與《中國新報》相等，定價或如叢報，或稍增亦無妨，印刷擬在東京托日人，初時未便，則叢報暫代印一二期亦可。蓋叢報年來虧累太甚，即續出亦不欲自印，或交上海廣智印刷所印之，改在未遽收者，實緣所賃之房未滿期耳。故此後此報必須在東京托印，其關於印刷校對各小事，亦須在東京有人任之也。弟大約陽曆初十前必一來相見後復返須磨，方從事於報中文字矣。
日間與劉君議，欲在桂林開一銀行，以黨力辦之，頃為擬草案，頗須費數日之力也。」（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廿七日《致蔣觀雲徐佛蘇黃與之三公書》）
六七月間，徐佛蘇致先生書之一：
「職員一節弟與觀雲先生正在熟慮之中，蓋職員不定，對內則責任不專，對外則易滋搖動，近來入社諸君，無不以職務之組織及何人擔任何事為問，弟等均無以對答也。其尤可慮者，現在社員逐日加多，若職員猶未派定，則將來議員何以發生，用選舉法則政黨絕對的無此辦法，用指定法則社員恐又斥為專制，惟今日趕緊指定，則社員日後無隙之可尋。若最初即不以指派為然者，則必不至混入其中而生後來之怨望。尊意云何？
昨觀雲已擬一職員章程，與弟共決，伊之意視編纂甚輕，而視交際甚重，此殊不可解。夫未改黨之先則編纂一部，為發揚本社之勢力之大本營，其所謂交際不過在東聯絡同志，對於政府固無正當之談判也，對於內地亦無甚許多組織也。若改黨以後，則交際始日趨於重要，此事實之自然的現象也。乃觀雲必欲握交際一權，得毋輕重顛倒，雖然弟亦不必與之辨也。但編纂部各事觀雲其何能兼辦耶？今日在交際部見客，明日負交際責任會客，豈尚有餘力可以兼顧編纂事業，況觀雲性情最喜靜養，貴手中握有一管時非萬籟俱寂，四壁無聲，不能作一文章。今交際與編纂兩事，一主靜寂，一主活靜〔動〕，絕對的不能相容，伊何故欲兼跨此兩大機關耶？先生與伊有函商時，當暢陳此性質之異同，然不必說弟有此意見也。觀云為人極長厚，聽忠告後，必不至堅執成見也。至為所擬總務員副總務員一節，果碻當否，亦當斟酌，弟則以為無大弊病也。
三日前周應昆、陳敬民兩君曾來政聞社，力陳兩黨將來必有可合之機，並表明多數人（周大烈、陳國祥、姚華、陳敬弟等）均不入講習會，惟各個人面面活動，以俟將來併合，弟曾言此事萬非政聞社所樂聞，蓋政聞社之意只求立憲之發達，萬不於立憲黨中而無〔分〕疆界，此等言論暢發無遺，伊兩人終以不入彼會為詞，弟亦無可如何也。臨別時弟曾發一重要語詢於兩君，謂『政聞社之發生者，全系對於晢子感情不好，無可聯絡，與講習會風馬牛不相及，今講習會既力辨晢子不在此內，與政聞社之惡感從何而來，得毋晢子個人恐受他人攻擊而嫁禍於多數人，且激動多數人以與政聞社宣戰耶？』弟發此言後，伊兩人均無辭以對，惟雲政聞社與講習會原無惡感也。今蹇季常、陳敬民既來尊處，先生亦當力言與講習會無惡感，且當言與晢子有惡感者，不獨一觀雲，以塞彼黨之乘隙，蓋彼黨近來對於弟與之兄極欲聯絡，而偏鋒專向於觀雲一人，觀雲能力固不足與之相抗也，當合力助之。」（光緒三十三年徐佛蘇《致任公先生書》）
六七月間，徐佛蘇致先生書之二：
「入社章程及格紙刻下已發布淨盡，遲二三日可呈上，惟介紹不能填寫先生之姓名，此略當注意者。社中已入之社員，約百人，其陸續入社者尚多，看此趨勢，萬不患社員之不發達，惟重要之人物實難得也。
前日方君綬章逐函約弟商議合併事，弟已於二十五晚至方處時，雷君道亨（即雷光宇）亦與議，故力言彼此萬不能不合之勢，惟方即加入政聞社，亦決不至有許多異議，並力證楊晢子未在講習會之內，弟見其情詞迫切，且方之言論尤光明磊落，亦力陳合併之利，弟責晢子前日不應堅持成見，排斥多人，伊兩人皆承認晢子之驕傲，據此情形，彼方無難合併之勢。其最要者，政聞社之根本上的組織不能變更，彼輩既公認先生為社長，則一切職務，均應受先生支配，而不可稍有牴牾之見，彼方之重要分子，如熊、方二人，自當稍予以優異之地位，如『常務議員之類或更兼一部主任』，先生以為何如？弟已函致方、雷二人屬其與熊熟商，如熊毫無他見，然後彼處派代表人來政聞社談判，弟想合併之議，雖直接之利益不多，然間接所收之利益實甚不少，蓋彼處雖無多人物（彼處性情之純潔以方為長），然中立派之態度則可取消也。昨並商觀雲，亦毫無異議，如此議果可成立，則先生遲日亦當來東旅行之說似可從緩。張君勱兄亦與弟同見其函詞，並呈上一覽。
晢子現在十分冷落，怨悔集於一身，蓋除熊、蹇數人外，皆無不反對晢子之驕傲者。以晢子今日急迫之情形，雖加入政聞社亦決無妨礙，因其一部分之資望與其勢力均已掃地，不足以動搖政聞社之基礎，況其容許入社之權，當操自我，更何畏哉。弟以為講習會萬無難合之點，乞酌之。」（光緒三十三年徐佛蘇《致任公先生書》）
七月五日，麥孟華致先生書：
「日來政府大有變動，北洋入軍機之說已確，道路且有立儲之謠。惟現在江、鄂、直三督，蘇、浙二撫，均告病假。觀此現勢，則朝廷必有非常舉動無疑。西林病假才滿，即奉旨開缺，蓋已陷於全行失敗之地位矣。粵督為豐潤張公[17]（原在東時已擬報及之），此人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博深知其人，料其抵粵之後必無十分振作，且彼與西林頗有意氣，（政府之中傷西林皆以康梁為詞。）恐其盡反西林所為也。政聞社事如何？現在內地生莫大阻力，而在東學生大失信用於政府，（近日有劉某奏請盡撤回留學生，已奉書議奏。）恐公所舉，徒勞無功。以博細察時機，非於中央施以動力，決無轉機，鄙人不敏，當為公力任其難也。近日內地文網四布，動輒得咎。各處寄信，郵局皆擅自拆查。如公有信來，乞勿署大名乃妥。仆因母病，欲速歸省，大約月中便當南歸矣。」（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五日麥孺博《致梁任公書》）
上面這些材料反映了先生和蔣觀雲等發起組織政聞社的經過情形，及他們與楊晢子等人的矛盾。後來徐佛蘇在《創辦政聞社之主義及其源流》一文里，對政聞社成立經過有一段簡要的記述，茲摘錄如下：
「前清乙巳丙午年間，吾國留日學生達二千餘人，對於祖國救亡之主義，分『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兩派。
所謂種族革命者，欲以激烈手段推翻滿清君主也。所謂政治革命者，欲以和平手段運動政府實行憲政也。梁先生者，久在日本橫濱主辦《新民叢報》，鼓吹革命者也。此時見留日學界主張立憲之人漸多，又慟心於國內歷次革命犧牲愛國志士過多，而仍未能實行革命，乃亦偏重於政治革命之說，發揮立憲可以救國之理，於是於丙午[18]年間與馬良、徐佛蘇、麥孟華、蔣智由、張嘉森及留日學界三百餘人創設政治團體於日京，名為政聞社。當時除吸收社員刊行《政論》雜誌外，並派員歸國，勸告清室，速頒立憲之詔，迨社員增多，立憲主義倡明之時，曾在日京錦輝館開大會，發表主張，並柬邀日本維新元勛大隈重信、板垣退助兩伯爵及犬養毅、矢野文雄、尾崎行雄諸君與會演說。會事甫畢，突有激烈黨學生數十人，入場狂呼，幾至互毆，經日本警士勸阻無事。此為吾國立憲黨成立團體之始期，亦即革命黨與立憲黨交鬨之始期也。丙午[19]冬間，政聞社遷居上海，會員更增，旋因聯絡各省志士，發起國會期成會，警告政府速頒憲法，並電劾親貴權奸喪權辱國，致大觸當時所謂南、北兩洋大臣張之洞、袁世凱之憤忌，竟奏懇清主下令解散政聞社。於是社中同志秘議分赴各省，勸導各省諮議局聯合呈請政府限期召集國會，而民眾參政之思想由此勃興，致有辛亥年各省諮議局反抗鐵路國有而釀成革命之結果，此政聞社之源流也。」（徐佛蘇《創辦政聞社之主義及其源流》）
此外先生在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一日《蒞報界歡迎會演說辭》里也追述政聞社說：
「及丁未夏秋間，與同人發起政聞社，其機關雜誌名曰《政論》，鄙人實為主任。政聞社為清政府所封禁，《政論》亦廢。」（《合集·文集》第十一冊之二十九第三頁）
九月十一日（10月17日）政聞社開成立大會於東京神田區錦輝館，當日有革命派張繼、陶成章等多人到場轟鬧會議，關於當日該社開會的詳細情形和與革命派衝突事件，有《政聞社開會紀事》（《政論》第二號第一三九頁）和《政聞社開幕之武劇》（《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二十五章第二〇二頁）兩篇文章，可以參考，現在只把徐佛蘇《梁任公先生逸事》里記當日與革命派衝突情形的話抄在下面：
「政聞社於清光緒丙午[20]秋成立於日本東京，會員約一千五百人，均系留學生，在錦輝館開成立會，選推職員百餘人。梁先生演說約二時余，暢論『世界各國政治革命不注重國內種族問題』之理由及『政黨政治』之先例。演說未畢，突遇同盟會人張繼氏率領廿餘人闖入會場，直撲演台。梁先生神容鎮靜，口不輟演。旋經在場日警勸阻，反對黨人出場。頃刻，當地警長復率警卒十餘人到場查詢敵派擾亂情形，並雲政治集會結社是經警署特許者，警署即有保護開會人之責，如甲派人開會而乙派人闖入毀物毆人，是違反警律及刑律，本署故特派人來會場調查實情，以便決定是否以法律解決此事。當時梁先生深恐吾國人因政見不同之細故，致煩外國官廳之傳訊，乃派會友向日警力白會中之稍稍紛擾，純系本會中人偶起爭論之故，既非他黨來襲，亦未毀物毆人，請貴廳勿介意此事。日警唯唯而退。後來日本名流及報紙頗讚美梁先生之有『政治德量』雲。」（徐佛蘇《記梁任公先生逸事》）
當時，同盟會的章太炎在《民報》上就此事發表評論，題為《記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寫道：
「陽曆十月十七日，政聞社員大會於錦輝館，謀立憲也。社以蔣智由為魁，而擁護梁啓超。啟超往，徒黨幾二百人，他赴會者亦千餘人，又召日本名士八輩為光寵，犬養毅者，其氣類相同者也。革命黨員張繼、金剛、陶成章等亦往視之。梁啓超登，力士在後，與會者以次坐，政聞社員在前，革命黨員在政聞社員後，他留學生在革命黨員後。啟超說國會議院等事，且曰：『今朝廷下詔刻期立憲，諸君子宜歡喜踴躍。』語未卒，張繼以日本語厲聲叱之曰：『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餘人奔而前，啟超跳，自曲樓旋轉而墜，或以草履擲之，中頰。張繼馳詣壇上，政聞社員持幾格之，金明自後搤其肩，格者僵，繼得上。眾拊掌歡呼，聲殷天地。政聞社員去赤帶徽章以自明，稍稍引去。
繼遂言曰：『吾不應參政聞社員事，然所以不能默者，將有所詰問於犬養毅。毅前在早稻田，語支那學生曰：中國當速行革命。吾親聞之。今何故附會立憲，猥鄙至是？』毅俯首謝，則登台作酬應立憲語，既卒，徐曰：『支那或革命，或立憲，任人為之，在速行耳。』當是時，蔣智由先知有變，不至，會亦遂散。繼本意欲痛駁立憲，以塞莠言，會事急至用武，亦未竟其說也。」（《民報》第十七號時評一九〇七年十月廿五日）
十月十八日，蓮澗先生來信規勸先生道：
「立憲之議，似未必真，太過強逼，仍恐遭忌，蓋姑聽之；若與革黨辨駁，似亦不必過為已甚，各行其志便是。錦輝館一鬧，幸不傷人，然未免貽笑鄰邦矣。」（丁未十月十八日《示宏猷書》）
此外關於政聞社的主義和組織，可以參考《政聞社社約》、《政聞社社員簡章》、《政聞社職員簡章》、《政聞社職員名籍》各篇。以上前二篇載《政論》第一號第一二一、一二三頁，後二篇載《政論》第二號第一五二、一五四頁。
九月（10月），政聞社機關報《政論》（月刊）創刊於上海，蔣觀雲主編。先生在《政論》第一號上發表長數千言的宣言書一篇，詳述該社所以成立的原因，最後提出該社所持之主義四條：
一、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
二、釐訂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
三、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權限；
四、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
九月二十九日，南海先生曾給先生和徐君勉、麥孺博一書，裡面有很多關於黨事的材料。
「得電，知黨開勢盛，欣慰，即令紐約匯七千想收（紐已復書雲已匯）。頃得詳稟，具悉一切，肅王相提攜，甚可人，久不得任書，至念，真能收肅清克服之功，勞亦至矣，績尤偉矣。果爾，任甫尚可以功補過，聞此乃極忭喜，以吾向來不憂外國之併吞，而深懼革命之內亂，吾向以為中國苟不內亂，則無論如何木偶，亦為地球之霸，然苟內訌，則無論如何英賢，亦同印度之亡，以方當黃白之爭，誠不宜蕭牆內鬩也。立憲與不立憲，尚其次，而革與不革，乃真要事，惟內地傳布已盛，日本雖革風少弭，而內地伏流及南洋大被，吾正未放心耳。若夫政府之柔脆易轉，實普萬國所無，夫將求全責急亦何所不至，然以各國觀之（何不以俄法比之），安有十數年間凡吾黨所發之夢想形之筆墨者，幾無一不實行，乃在地方自治撤駐防，擬賜漢姓氏（獎實業、行金幣），事免跪訊，皆實行矣。其它日異月新，上下爭變，有似怒流激湍，蓬起勃發，中國欲亡，亦安可得。政府雖極頑愚，然推之即動，激之即行，故立憲之事，但患其速，不患其遲也。以其本無主宰而深畏民宕，故本原雖可笑已極，而實效則已著，及夫高山之頂，巨石已搖動而下矣。則磨雷日轟，必至麓趾乃止，此不待智者可指日計之也。吾本澹蕩人，當時為救中國而來，不忍其就亡，乃捨身而救之，今若中國不亡，徒為黨爭乎，則雖功名若俾士麥，亦非不得已者也。既非不得已，而竭全力以為之實不值也。乃者陳重遠大發教願，請吾重主教事，二者皆大事，不可得兼，必有一取捨於是，正擬大聚吾黨一議決之，然天下之責望，會眾之辛勤，皇上之付託，如是其重且大也，豈能潔身掉臂以去之乎。既不忍決去，則必經營之，此如來書所謂覽時度勢，吾黨終不能出政黨外也。況乘時勢之空虛，據名望之所歸，內外易集，政黨易成，而今尚無與我爭者。當議會之將開，及人才之渴望，因而收之，以成黨勢，誠至當之事，勢不可不急起直追者也。恨我黨不能大入內地，肅王既來提攜，內情必極急，那拉旦夕必有變，若能入內地而開會，則以吾黨之名譽財力，海內尚無與角者，則為今（開黨勢）之計，以開黨禁為最急（可以此與肅要之）而一面推行會事焉。若夫會事須財，此不待言，去臘吾得任言開憲黨事書（袁端趙來會），吾家眷適到歐三日，吾即舍而抉入美，議定（開大會）每人月捐錢八分，若能收其半，已過十萬，惜乎內地無事，寂然無消息，無以鼓舞大眾，致令觀望久而心淡，此最可惜之機會也。（又收款之梁文暢內變，故今年絕無公款之入，殆收三數千耳。即匯任萬三千亦從商借，任收大款絕無復書，令馮鏡泉疑心，亦大不可。）然苟內地日有佳消息布告，度各埠踴躍輸將，亦非必不得之事也。故勉來固佳，然（月捐）章程議定（已久），今所貴者在日有佳消息，以鼓大眾，乃為催收款之要道耳。欲催款乎，即在消息之布告與否，若如任今歲之絕無收款復書，雖以紐局總理之馮鏡泉猶疑之，況其他乎。否則空發信電而請款，亦何益矣。
幸我此次入墨，為保會籌措，購得地十餘博洛，可值十萬金（又做銀行股數萬），今竭力設法，欲再得十餘博洛，可望多十數萬。保會向無根基，今乃得此可恃之巨款耳。連年奔走，為人作嫁，僅得此耳，今擬一面撥借商會款，而一面賣墨地以還之，或可設法，惟墨承二電車一輪船，需款甚緊，而提借甚多，以此為憂。且提借之款，必有所限，而擴充會事所費無窮，恐因此牽倒，更為累耳。以上各情除望收月捐外，今汝等意欲月得金幾何，當估計乃可議籌撥，可即書復，以便商行。（在東即學生費月須若干，任私費月須若干，任家費月須若干，今能籌措亦必須指定，且亦免任內顧之憂，專心辦事也。）
吾遊蹤無定，明正當往澳，深冬漫遊前，欲自俄由西伯利亞東還，今則不能，或游埃及、希臘而自海往，書來當速，信電交曼宣轉最妥，即復並問任、勉、博三子動定安吉。更生。九月二十九日夜三時。
覺北游事如何？速復。（勉長書已復，想收，後論博物院書吾亦決〈復〉公學建樓一事已函港矣。）學費乎，吾欲令紐貯數千金於正金銀行，聽東京支配，免累任兼顧，如何。
勉何時來美一行，鼓眾亦佳。（前任言端、趙、袁助款事，曾言人十萬，吾會當書十萬，以此要行月捐事，當如所言，或言袁無地方不交可也。）」（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廿九日康南海《與任勉博三子書》）
十一月五日，南海先生給先生一書，除提到政聞社的事外，並詳述為先生籌畫生計情形和經營海外各事狀況：
「得九月廿三日書，（此後，汝信如何寫法為妥，匯款尤要。）悉開會一切事，覽之欣喜。條理規模，皆頗佳，氣象壯偉，汝力辟革說，至中其忌，乃欲暗害，誠可憂危，汝生平甚大膽，然此等事實，不能恃膽。孫策、來歙（即星亨膽氣才調亦大壯）之才氣，林肯、麥堅尼之功德，豈有所畏，無如即中奇禍，昔孫某頻欲害吾，汝頗不信此事，然此等事一誤，豈有悔哉。舉國變法，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汝自問安得幾人意志閱歷才望若汝者，而恃一夫之勇，自矜大膽，以自棄乎。吾於此事而甚憂汝之無戒心，（所未戒者，以為汝向持此說，彼輩或不深忌，今則不然。）不意今果有此變，百萬戰場轟然而死，猶值也，若死於一小丑之手，而當今國變未定之時，輕於鴻毛，是真同自棄，直可謂之死而不吊。汝講道有年，亦知道無一偏，非一味恃膽壯之謂乎。君子既愛天下，亦愛其身，苟非宜死者，（吾最言命，然自投水吞金，不可謂之命也。）豈可輕天下所系之身，身不能自保，何有天下，不智不仁，亦未得謂為勇也。汝等向來似以我謹衛或類怯者，此非法也，自重其死，自保其天下所系之身，乃將以有所濟也。今同人亦以此勸汝，汝必當自慎，其語意周懇可聽也。即『謹衛保身』四字，就是汝第一事矣。
日本今外部大臣林董，吾與有交，然有汝在日本，吾不來亦可。吾於春間，當往澳籌款，無暇來也。汝與孺博歲用三千餘金，吾當極力籌撥，前此患無定數，反為難，今汝既雲三千餘，吾即月給汝三百元，共三千六百元，汝澳中家用計四百可足，合共給汝四千元，連仲策學費及他事約預算五千，為汝一身計，汝從此可安心，不必為生計矣。孺博月給二百五十元，一年給三千元，想可敷衍，他日墨地有餘或再加，今即先定此數。（其學生款亦另撥，免東支西拉，至不足而牽累。今春本欲匯汝二萬，惟始誤於銘三等之誤撥與張孝至無款，後匯汝萬三千，汝無收到信，故紐局司事人馮鏡泉不敢匯，至今實不得汝收信，究以何時收此萬三千，可再復，復書太少，此亦大誤事，雖忙，然此等事不可忽也。）汝之四千元折美銀二千元，（澳門家四百費似令港局支為妥，可告我定撥。）汝月三百元折美銀一百五十元，統分季或五六期匯交汝，孺博上海款亦然，就此為定，汝其便否。仲策即令紐局再給百餘金與之可也。以明年正月起，將此並示孺博知之（計今有七千，可知一切）。至滬局月千元，自當勉任。梁少閒來書，雲汝已提一千五百元，何擎一書言汝提廣智巨款去，未見來書，亦望詳告，俾吾知其數，乃為實事也。廣智去年已支過墨銀行三萬餘，今匯還五千，又為楚截，又代交墨銀行一萬五千兩，合共支過墨銀行將七萬元，吾為汝代擔此巨款，（合紐局誤撥張孝十萬，南洋十一萬，故吾苦極。）負擔甚重，甚憂不濟，今墨中電車路需款甚巨，日日催款，甚憂不能應之，則大局礙矣。故至緊莫若此時，今雖候墨電車路事定，乃可移撥一切，目前真是艱難，然如此大事豈可已哉。刻下港局大佳，上價百萬，實為未有之幸事，乃少閒之功也。彼等甚能保守，固是佳事，然今從權在港支撥滬局千元，吾欲按月在港局撥往支持數月，俟電車路定乃從美撥，前七千元可支至何時，可詳告，余則候勉入美後鼓舞乃能定，美中今年絕無入款，以游埠之人不出，則各埠不交故也。吾今年入美，聞會議已議定會員月捐錢八，果得其半，已有十萬，是全在汝，多以佳消息書報之耳。得美中會眾接汝報布告書皆甚喜，由此言之，勉外汝內，合力鼓吹，汝每發一佳消息書，必值得數千金也。汝若無暇，必令人為之，書愈多愈佳（消息愈佳，捐款愈多），欲求款而懶發書，是空遣之，猶之楚而北行也。本同喻此意，惟苦多事耳。然今欲推擴會事，夫豈得已。墨中地吾已為保會籌得十餘萬元，自問此為不拔之基，唯今為美中銀行倒閉，牽動一切，墨地亦無人過問，今必待明年電車成後，乃能出售，然須填廣智款已不資，恐所余亦無幾也。墨銀行有餘利准可分濟保會，惟今未分耳。吾年來注全力即在此，一切皆俟明夏電車成乃得，然大會之推廣，刻不容緩，安能待夏，候勉來如何，不爾則令港局一接濟可也。然今無定款，必須立一定款來，乃易撥，可詳核告，十二月後或出遊，遂至南洋入澳，恐書問不便，有要書一面寄歐，副本寄庇能可也。（亦當以各消息來告我，俾我勉勵美中澳中人）即問任弟動定。」十一月五日。（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康南海《與任弟書》）
政聞社社長一席暫虛，以丹徒馬相伯先生良為總務員，該社成立後，特派社員湯覺頓氏往滬歡迎，該社社報記十一月十一日開會歡迎馬相伯先生的情形說：
「陰曆十一月十一日，本社開歡迎總務員馬相伯先生大會，社員到會者數百人。先由特派員湯君睿報告，略謂：本社成立之始，咸以馬先生道德學問為當世所尊仰，因推為總務員，特派睿返滬面請先生就職，適遇蘇杭甬路事起，先生正為路事備極憂勞，稍得間乃代達全體社員推舉先生之意。先生熱心國事，不憚奔走之勞，特來東瀛與諸君籌畫社務。此次出席講演，必有以啟迪吾輩云云。次由常務員徐君公勉宣告歡迎詞，謂：馬先生深通吾國經世之術，四十年前畢業於法國大學，邃於哲理法政諸學，並旁通拉丁、羅馬、英、德諸國文字，本其心得，以見諸躬行，其碩德懿行，皆足為吾國人表率。今以七十高年，冒萬里風波之險，專為吾社員全體及中國前途而來，吾輩對之真不勝欣慕云云。於是眾皆鼓掌，請馬先生起而演說，演畢，眾大拍掌，歡聲雷動。徐君公勉復致話別語，大致謂：吾社本部既遷往上海，不可無人為之經理，公勉既承諸公推舉，在職一日，當盡一日之責任，日間將與馬先生同返上海，其留東一切事宜，深望諸君各擔義務，同兢兢於國利民福，以務達本社之目的云云。語畢宣告閉會，於是職員社員與馬先生餞別，並攝影以為紀念。」（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社報《政論》第三號頁一一五）
當日，先生給蔣觀雲、徐佛蘇和其他社員的一封信里，講到馬氏對於國事和黨事的態度說：
「馬先生已到，此公之持積極主義，（覺頓言與之等見此公後五體投地。）其勇更逾吾輩。今日與暢談一日，已承許以全力擔任社務，此真吾社前途最大之幸福也。土曜日此間在中華會館開歡迎大會，大約來木曜或金曜必起程來京，屆時當沿途以電報告。到新橋時，當以職員全體出迎車站，請稍預備可也。」（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致蔣觀雲徐佛蘇及社員諸君書》）
政聞社成立後，立憲派黨勢大張，及馬相伯抵日，到處歡迎演說，聲勢更盛極一時，因此引起反對黨的妒忌。十一月十二日，梁兆南給先生的一封信里述橫濱歡迎馬氏的情形和反對派示威運動的事說：
「馬相伯先生到東京後，寓帝國旅館。初九日親仁會特派譚君伯笙到京敦請先生，初十日出濱，是日午後一時蒞止。茶會後各同志與先生共拍一照，其後先生獨拍一照，以為紀念。隨在學校演說，聽眾約六百人，誠如吾兄所云，中國無出其右者。弟以為日本之大隈伯略近似之，聽眾大為感動。是夕五時請先生臨親仁會之歡迎宴，同志五十餘人，暢談盡歡，八時半返京。迎送各禮，其始本擬十一日，忽因事改期，以故神戶、大阪所發祝電，皆後時乃到也。昨告政聞社在富士見軒開歡迎會，到者限於會員，約三百而已。先生演說約一時半之久，語皆速記，至十二時過，乃入午餐，約五十人。今日正午，先生及湯君復返橫濱，現寓廿番旅館，聞尚須留一二日，乃周曆箱根、京都，然後到神戶雲。七十老翁，抱此熱血，奔走國事，已足為吾人心折，而其學貫中西，求之吾國已屬鳳毛麟角。不謂又觸反對者之忌，昨夜遍發傳單，其目曰：倒政府改黨，以保路礦，外交失敗，政府罪居三而吾黨居七。更有七事期於實行，一、倒政府，二、罷市，三、罷工，四、占交通機關，五、抗納租稅，六、殺官吏，七、殺立憲黨。且謂現江浙鐵路已籌得之款及千萬，以之置軍械，各省無出其右，可一舉而倒政府，路礦乃得保全，幸勿為政法嗎啡所誤雲。該黨嫉視詆毀，習以為常，因馬先生到濱而起，其狂妄無理，本不足置辨，所恐者馬先生若受一言之辱，各同志亦不能平，現方密查其發布傳單之人，籌對付之策，各事如常，請舒綺注。」（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梁兆南《致任公宗兄書》）
十二月十五日，蔣觀雲給先生的信里也說：
「拜啟：今日得東京信，知××對本社之行動，風聲日惡，日來為防護馬先生，煞費苦心。以此等事弟早慮及，但以馬先生一無障礙或不致此，不謂且然。先生亦宜嚴備，蓋以彼輩若窮寇故也。弟前曾告先生以旅行地址，彼輩今時探之，乞自先生以外，不再告一人，如有外來函詢者，亦不答。」（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蔣觀雲《致任公先生書》）
十一二月間，清廷資政院總裁溥倫貝子有報聘日本之舉，當時政聞社中有一部分人主張歡迎，又另一部分人反對，以為這種舉動有損政聞社的聲望和地位，結果只由先生作了一篇《上資政院總裁論資政院權限說帖》（原文見《政論》第三號）。當溥倫到日本時，由該社總務員馬相伯和徐佛蘇、侯廷爽、長福諸君代表政聞社全體在橫濱離宮呈遞給他，先生在當日給長綬卿福、麥蛻廣孟華的信里，論述該說帖的主旨和內容說：
「自昨夕九點鐘起至今晨寫此信時，草上倫貝子之文已成十五葉，尚不過全文之半耳（文思非迫促不出，真是賤品）。今日尚擬窮一日之力成〈之〉。茲先將已成者呈兩公閱正，（蛻公可攜致綬公處共閱之，勿阻抄錄之時光。）其下半篇當陸續呈上。此文擬以政聞社社員（不用政聞社名）聯名上之，以馬先生領銜，而舉綬公為捧呈委員，公等謂可否？其體裁應作為說帖，或應作為摺子請代奏，請兩公酌之。但現時無論何種體裁，皆不能猝辦，因社員名簿不在此間故也。故欲仍為尋常說帖體裁，先由綬公以私人資格呈於倫氏，即就便問訊，彼謂當用何體裁，由彼所擇，似較親切。但雖用說帖體，而呈彼之外，尚當別具一副本呈壽州[21]，此則亦應告彼也。其正式之捧呈，則欲於彼到東京時職員開歡迎會即便呈之，何如？吾社日內必當建言，而建言之題目，久難選定，前此本欲就資政院建言，而一部分之社員嫌題目太小，今弟此文其注重者則在民選，且從種種方面解其疑團，並為設切實可行之法，則範圍可謂極大，蓋若為要求開國會之文，其與熊氏之文犯復，姑勿具論，且言之萬不能如是透闢。其關於組織權限等又不便言，言之則與題不相稱，故藉此題立論，反覺遊刃有餘，且要求國會不過（最多）求其頒示年限耳。今此文則欲以國會之組織寓諸資政院，資政院為明年即設之機關，若能採用，則明年即已見國會之成立，豈非更快之舉。況與今之政府言，當如狙公飼狙，朝三暮四，今驟與語國會，恐其驚為河漢，因其既有之資政院而改其權限組織，為暗度陳倉之計，或其竟能採擇，亦未可知。弟之此文，自覺得意已極，巧言如簧，易於動聽，又多為烘雲托月之法，使易墮我玄中，苟聯多人上之，可望其能有影響，以視憑空要求國會以為名高者，不猶愈乎。將來省議會亦擬用此法，即就諮議院之組織權限立論，皆可以望其實行，公等謂何如。但更有一事欲兩公轉求王、陳二祭酒擔任義務者，則謄抄是也。現在距倫之至，不過兩日，此數萬言之文，須窮日夜力以抄之，欲請兩祭酒互選一人任此，明知甚勞，但此事關係一國前途，故敢以請，弟亦竭兩日夜不睡，以成之矣。請以此重託兩君，百叩百叩（應用何紙請綬公酌定飭購）。再此文太長，恐彼不易卒讀，弟當別為摘要一紙，交綬公呈彼，蛻公見此信時，請即起床，起床後即盥面，盥面後即持往領事館共閱，閱後即乞祭酒代抄，非如此恐趕不及。」（光緒三十三年《致綬卿蛻廣兩公書》）
又先生在當日致徐佛蘇的信里講到彼時社員中主張和反對歡迎溥倫的情形說：
「昨覺頓有書來，言邀倫貝子演說事，弟意頗惴惴，恐失本社信用，而孺博乃反贊成，秉三主此議，公意究云何，請與觀老（各事仍宜常商觀老，勿使冷落）及雪舫一商之。
又滬上同人均不主張孺博駐滬，秉三、孝高皆云然，今將孝高書呈一閱，若得馬先生為實際的總務員，則孺雖稍遲往亦可，果爾則請其在東京主持。馬先生處則須覺頓為之秘書官耳，此亦覺頓所甚欲也。」（光緒三十三年《致徐佛蘇書》）
政聞社正式成立後，便派大批社員往國內各地活動，是時該社運動之最大目標，在速開國會，此外如聯絡各界發展社員各事，也都在努力進行之例，而是冬計畫籌辦之事，有設立《江漢公報》、江漢公學於漢口兩事。十二月三日，先生致蔣觀雲書里論開辦報館的事說：
「台從來神時以趨侍馬先生時日多，不能深罄所懷為歉。吾社今欲擴勢力於內地，則漢口為必爭之區，同人之意，欲急設一報館（他黨已爭此著），擬由社中經濟撥一萬元，更集股二萬元為之，公謂如何。頃已擬招股章程，因急於付印（有歸國承認招股者）未能就正，想此小節亦無甚斟酌耳。招股必須有創辦人，頃所列名者，馬先生之外（孺博不列名以免嫌疑）各科主任咸列，公若無異議，即便施行。」（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三日《致蔣觀雲先生書》）
《江漢公報》（一名《大江日報》）的事，該社擬由侯雪舫延爽主持其事，十二月二十三日，侯氏致先生一書，裡面報告在漢口調查辦報的情形說：
「爽前在漢口調查辦報情形，已屢函知佛蘇諸位，請其轉達左右，不審已邀尊鑒否也。漢口為方興之埠，諸事草昧，先辟而入者，即可為將來之主人翁，蹇季常、楊晢子諸人皆已覷破此點，明年將注全力在彼經營，我黨斷不可後之也。
先生台灣之行何如，念念。爽到京後，即偏尋各同志（次典、仰山及大同報社諸君），皆雲政府現忙於蘇杭甬事，並未注意於我團體，惟熊鐵崖則風聲甚大，萬難在京駐足耳。彼之《中央日報》非換名目，決難存立，我黨在都下無所經營，故未為政府注目，漢口者如世外桃源，向無學人在彼施設，不似上海、北京之時疑風鶴也。彼中熱心人如容翰屏者，又可介紹他志士為吾黨先驅，故吾黨當注全副精神於彼埠辦報，預算第一年雖賠墊萬元，然較在上海尤便宜多矣（上海各大報館每年皆賠三萬餘元）。爽意報館開辦之後，侯與商界少有交通，須組織一商業學堂，則擴充努力更為穩固，先生以為如何。省議會說帖，已脫稿否，可郵寄交次典轉呈孫中堂也。（次典雲謁孫中堂[22]時，孫曾諭以陳述意見云云。）爽此次到京又得熱心同志高材捷足者數人，此時方在禁止集會，不便邀伊等加入，將來皆可得其臂助也。學習印刷事，已選定學生數人，欲來年帶至漢口學習，以為自辦印刷之地。吾報開辦之先，爽意先在漢口英租界內漢康印字館（容翰屏系股東）包印數月，俟學生嫻熟後，然後自辦。新民報社機器可否移至漢口，吳覲堂君捐款正二月內可否先交一萬，不勝念念。吾報總以三月以內開辦方好也。在漢招股，以先行開辦為宜，吾內部先有萬元，亦可勉強著手。」（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廿三日侯延爽《致任公先生大人書》）
同日，先生致南海先生一書，裡面講籌措黨費、整頓《時報》和廣智書局各事頗詳。
「政聞社各費每月一千元，合計能月撥二千元，有不足者則隨時由弟子籌劃亦得，但似此則每年二萬四千元矣。現能撥出否，若能在香港指撥，何幸如之。請先生速圖之。但此數之外，現為北事所費，必須尚得數千也。（若能照撥，則二月間收到吳氏捐款便暫移作他用。）昔人問拿破崙戰勝之具，其答之也，一曰金，二曰金，三仍曰金，今益信為名言。
最可惱者，香港一幫古董，困死十餘萬，弟子謂當減價售去，不然此款竟如投諸大海矣。先生謂何如。特恐減價，亦無過問者，則又無如何矣。來書又言為張孝騙去十餘萬，此事又何如，弟子絕未聞知，尚有挽救否。人心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雲巉絕，憤悶何已。
草堂同學留學此間者，本年六月大約可有七八人卒業，若不續派，則此費可省其半。然弟子之意，謂若稍可籌措，則宜勿惜此費，蓋欲續來者與已來而無公費者尚多，此等皆患難舊交，將來必為黨用，此兩年內所費金錢最有價值者，莫如此款矣。故竊謂籌得的款，則續派為宜，若誠不能，只得停止耳。
廣智之局，擎一辛勤備至，然以無款之故，不能擴充，厭厭無生氣，真成一贅疣，實則若弟子之《中國史》編成，此局即可立救，其奈無寸暇何。滬上人來書，痛哭流涕，責弟子以此業，弟子亦欲從來春起，閉戶數月以成之，但現在局面既開，百事無一不取決於弟子，何從得此閒暇，言念及此，負疚何似。（前日為臘月二十五日，方從東京返神戶，正月初八東京社員開新年會，又必須往，往則最少須六七日。又欲往台灣籌款，奈何奈何。）然弟子誓必成此作，欲必以來年成之，一以償夙願，一以為國民精神教育，一以償廣智債也（弟子負廣智債二萬餘矣）。為今之計，若能籌數萬，將廣智股份之半分還，而再停一年之息（如紫山之策），則累大減。然今何從得此，除又賣墨地耳。然今年廣智似萬不能不派息，否則美洲信用全失，將無復為將來地，擬派五厘息，亦足稍塞人言，然似此已費六千元，不知能籌否也。望先生速示取進止。
叢報已停辦，將其機器為漢口報之用，盡正月內移去矣，此後寄信匯銀，皆當寄神戶同文學校內弟子名收，其信封西字但寫日本神戶字樣，其中國字則寫中山手通三丁目廿四番同文學校△△△收便得，覺頓雖已辭職，然校中皆黨人也。
尚有一事極難處置者，則《時報》問題是也。據君勉、覺頓之說，則直指楚卿為叛黨之人，謂其心叵測，君勉想早已有書寄先生處訐之矣。然弟子及孺博之意，則謂其尚不至是，但楚卿入世太深，趨避太熟，持盈保泰之心太多，恐本黨累及《時報》，此則誠有之。吾黨費十餘萬金以辦此報，今欲擴張黨勢於內地，而此報至不能為我機關，則要來何用，無怪諸人之憤憤也。即湘伯秉三亦深不滿於楚卿，其餘在滬社員尤憤極，蓋緣楚卿信任陳景韓即署名冷者，而此人實非吾黨，孝高亦袒此人，怪極，故於黨事，種種不肯盡力，言論毫不一致，大損本黨名譽。弟子所深恨者在此，若君勉等訐其數日糊塗，謂楚藉此牟利，弟子尚信其不至是。為今之計，惟有使孺博入為總主筆庶可以從事整頓，而楚卿極力阻撓，故同人益恨之，實則弟子亦有權硬派孺博往，楚卿當無如何。所以遲遲者，徒以孺博與西林之關係，坐此累登白簡，恐其到滬累及社務，故暫緩須臾耳。此事終當必辦，擬二月內孺博即內渡，若孺博不往，則孝實資望淺，不能鎮壓《時報》，惟有日趨腐敗而已。湘老恨本初刺骨，日欲《時報》為各報之倡以攻之，而楚不敢，此猶可言，而於本社避之若浼，則不可言也。今弟子決意於二三月內實行整頓此報，望先生以一書與楚卿，指派孺博為總主筆，則彼更無辭也。惟於此又生出一問題，則《時報》之財政是也。據楚言，現尚需每月津貼，而今年所虧已二萬餘元，現在無從彌補，君勉謂若孺博不入，則此後《時報》事一切不管，此誠正辦，然以艱難所創之《時報》，豈有棄去之理，故孺博之入，無論如何，終須辦到，既入之後，則其有不足，不能不管，拿破崙之格言又須記憶矣。奈何奈何。故弟子謂非有十萬在手，不能指揮如意，此亦其一也。數日前曾由此間匯一千往，如以杯水救車薪耳。望得一二萬，弟子所能為力者止此，其餘則不得不仰給先生矣。最可恨者，君勉本訂明游美，今忽圖南，南中雖好，豈能確有把握，荏苒數月，將索於枯魚之肆矣。先生前賜書，言欲往澳洲，澳洲弟子亦曾有書往，屬其設法籌捐二萬，彼中人極熱心，或不須先生親往亦得，弟子之意欲先生往中美南美一行，彼處三邑人極多，而地力又未盡，當有所得，先生謂何如。惟此信到時，能速撥二萬內外來，庶足應北事之用，特恐先生處亦不能為力耳。但此事之關係，非同尋常，有可設法，望必應之。蓋二月間，此間雖得款二萬，然為漢口報開辦費及其他社中開銷費（派人往各省及兩處事務所），恐不旋踵而盡耳。至於弟子私費，月得三百元即足，先生能為籌每年四千，則優優有餘，不復作內顧憂矣。孺博二月間亦必往滬（別有原因詳下），每月為籌二百，不足則由弟子從他處設法亦可矣。覺頓近來老練勇猛，誠吾黨後出之奇英，現在彼所負責任最大，每月所費亦不少，弟子已托堅伯照料其家（每月五十兩），當可必得（尚未回信），至其在外所費，實屬不能預定，若弟子有款在手，隨時撥給則足矣。
墨地能賣去否，現在苦思力索，希望惟此一途，足以救燃眉之急，但遠隔不知情形，不敢遙斷耳。
為今之計，若能設法，在北中南美為政聞社捐得十萬，最善也。不能，則有如先生前此所言，每月籌撥定款之一法，略計其數，則弟子及孺博所需每月合五百元，東京留學公費每月四百餘元。」（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23]《與夫子大人書》）
關於計畫開辦《江漢公報》和江漢公學的事，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先生給熊希齡（原信作文福興）的信里，講的很詳細。
「福興仁兄大鑒：覺頓歸得一書，湘溪來又得一書，皆寥寥數行，公言欲有千言萬語相告，想歸去事冗，無暇及此耶？望穿秋水矣。來書言絕望於政府，而欲明目張胆，加入民黨，戮力進行，此非弟一人之希望，而全社員五六百人舉額手以迎者也。惟又言俟個人生計稍就緒，乃始來，前弟以為個人生計固吾輩所不可不措意，否則多所牽率，不能治事，然謂必俟此問題全然解決，乃及其他，則誠可以不必。蓋以公之才，一面為黨員責任，一面以餘力隨時自營，尚恢恢遊刃有餘，故望公委身社中，愈急愈妙，公其有以慰此徯蘇之望耶。現在黨之發生，既應於時勢之要求，刻不容緩，而本社亦既告天下以成立矣，而南海與弟之地位皆不能出現，故萬不得已，以馬先生領袖之。馬先生肯對吾社負責任，既為社之前途莫大幸福，雖然馬先生則既老矣，雖其熱心不讓少年，而精力固有所不逮，無佐之之人，則亦同於虛懸此席，而社中各重要職員，雖熱誠與學識有餘，而資望閱歷則苦不足，公若不出而主持之，則社務之進行，恐日形濡滯也。故今者，同人皆欲我公擔任此事，公若出則同人興致百倍，精神為之一振矣。公無論能即出與否，望必來神戶一會商，決定種種大計為要。此外復有二事，無論公現在即出任社務與否，而此事必須公任之，萬不許辭，蓋同人決議以武漢為天下之中，疇昔兵家在所必爭，政黨為平和的戰爭，其計劃亦當與用兵無異，故欲以全力首置基礎於武漢，而其下手之法，一曰設一大日報，名曰《江漢公報》，二曰設一法政大學，名曰江漢公學。《江漢公報》共擬集股五萬元，社中占一萬元，其餘招股，決於本年三月出報，現招股方開始，欲公一為擔任，能為萬數千則足矣，此一事也。江漢公學專欲仿早稻田辦法，養成本黨人才，特因奏定章程，不許私立法政大學，故暫避其名，而用此囫圇之名。其辦法擬分三部：（一）簡易部，（二）專門部，（三）大學部。簡易、專門兩部，以東洋學生任之，添聘日人教習二名，大學部以西洋學生薛仙洲、羅昌等任之，似此辦法其價值尚能優於內地各學堂，惟總理一職，僉議非公不可，故請公必承諾就此職，然後茲事有所著手。今同人慾強公就此職，不得不將其所擬辦法及應與公訂明之條件陳之。
一、公為總理，而山東人侯君雪舫（名延爽，癸卯進士、法部主事，與次帥有舊）為監督，公若在鄂能躬親各事，固最善，若不能則掛虛名，一切委諸侯君亦得。此君乃北方之強，社中一重要人物也。
一、經費：有此間豪商吳錦堂者，每年捐一萬元，其開辦費現雖無著，尚有台灣林君者極熱心故國，而崇拜吾黨，弟擬親往運動之，當有所得。初辦時擬先租屋為校舍，則萬元以內之開辦費已足，若辦有成效，以後募建築之費當易。
一、教習：東洋學生一部分人才不乏，西洋學生則欲以薛仙洲、羅昌二人領之，再由彼輩聯絡其餘。
一、發起人：擬遍請通國名流為之，各就所知函請，弟處可運動者數十人，公亦當從事運動。
一、公以總理名義領銜呈次帥，請其存案，並請酌撥官款，不拘多少，又請指撥一官地為將來建舍之用。
一、開辦費及常年費公與弟分擔運動，或弟獨力能支則可不勞公。
以上條件，諒公必可遵行耶。要之，以公來此間一就商為妙，上海、神戶不過三日程耳。一党進行方針，即全國命脈所系，非我二人再協商一次，則彼此終多間隔也。再者，聞龜山[24]在湘於吾黨頗致微詞，弟誠不料其如此，彼瀕行時尚與弟抵足作竟夕談，極陳將來聯絡之法，今反相擠，使雙方社員間生出一重惡感，弟甚為龜山不取也。以現在情形度之，兩團體殆難遽合，而我公舉足左右，便有輕重，公與龜山之關係固不能脫離，但願公於吾社益加深厚而已。此中曲折，非筆墨所能罄，故望公之來，如望歲也。社中經濟基礎，略有眉目，人才亦頗不乏，所缺者在內總攬全局之人耳。此事非公莫任，故公之來，實本社生死問題所關，公若不來，怒公者非止弟一人而已。」（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致熊秉三先生書》）
是年十月十二日前禮部尚書貴築李苾園端棻卒。次年先生為撰墓志銘一篇，原文見飲冰室文集。
先生是年為文甚少，其重要者《新民叢報》內駁革命論的有《現政府與革命黨》、《再駁某報之土地國有論》兩篇，《政論》內論國會問題的有《政治與人民》、《政治上之監督機關》兩篇，此外有《社會主義論序》、《聞東京留學界與監察員衝突事有感》等數篇。
此外先生於臘不盡二日有感懷詩兩首，讀了可見先生當時的感想和懷抱。
「臘不盡二日感懷
淚眼看雲又一年，倚樓何事不悽然。獨無兄弟將誰懟，長負君親只自憐。天遠一身成老大，酒醒滿目是山川。傷離念遠何時已，捧土區區塞逝川。
其夕大風雨徹夜不寐重有感
三十年前心上事，為誰千轉入中腸。學裁春勝同依姊，泥索年糕各喚娘。此日天涯空涕淚，他年夜雨莫思量。卻緣詩夢翻無寐，送我何由致汝旁。」〔《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三十五、三十六頁〕
注釋：
[1]美、檀三報，指在美國紐約的《維新報》、在舊金山的《文興報》和在檀香山的《新中國報》。這都是改良派在各地參與和革命派論戰的報紙。
[2]麥仲華（1876—1917），字曼宣，號曼殊主人，廣東順德人。康同薇（康有為長女）的夫婿，麥孟華之弟。
[3]少懷，法部尚書戴鴻慈字，廣東南海人。
[4]本初，東漢袁紹字，此指直隸總督袁世凱。
[5]袁、端、趙，即袁世凱、端方、趙爾巽，他們當時附和君主立憲。
[6]醇王，載灃，光緒帝的弟弟，軍機大臣。
[7]澤公，載澤，皇族，奕劻內閣的度支大臣。
[8]《中國新報》，在東京出版，主張實行君主立憲，要求清政府速開國會，並參與和《民報》論戰。
[9]《學報》，刊於東京，何天柱敘云：「報名《學報》，不涉政治。」梁啓超說：「《學報》者，可謂中國學術上報章之先河也。」
[10]山陰尚書，指浙江山陰人、刑部尚書葛寶華。
[11]侶笙，《新民叢報》發行人陳國鏞字。
[12]次帥，指趙爾巽，字次珊。
[13]鳳凰，指熊希齡，他是湖南鳳凰縣人。
[14]某君，指楊度。
[15]梁到上海時間，據原「初稿」本批註：「到滬系四月二十三，五月五日即返日本，仍寓須磨，與潘若海同行。」和梁詞《金縷曲·丁未五月歸國旋復東渡卻寄滬上諸子》同。
[16]《報知》，日本矢野文雄等在東京出版的一日報。
[17]張公，指張人駿，直隸豐潤人，7月4日，繼岑西林為兩廣總督。
[18]丙午，應作丁未。
[19]丙午，應作丁未。
[20]丙午，是丁未之誤。
[21]壽州，指孫家鼐，孫系安徽壽州（今壽縣）人。
[22]孫中堂，即孫家鼐，字燮臣，安徽壽州人，狀元，授大學士銜。
[23]此函內有「前日為臘月二十五日」語，故似當為二十七日寫。
[24]龜山，宋人楊時，人稱龜山先生。此喻楊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