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年譜長編 · 第三冊
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三十歲
正月，《新民叢報》出版。十月，《新小說報》出版。先生除為兩報撰著文字外，並開始著《中國通史》一書。
《三十自述》：
「爾來蟄居東國，忽又歲余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為文字之奴隸，空言喋喋，無補時艱。平旦自思，只有慚悚。顧自審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無術可以盡國民責任於萬一。茲事雖小，亦安得已。一年以來，頗竭棉薄，欲草一《中國通史》，以助愛國思想之發達，然荏苒日月，至今猶未能成十之二。惟於今春為《新民叢報》，冬間復創刊《新小說》，述其所學所懷抱者，以質於當世達人志士，冀以為中國國民遒鐸之一助。嗚呼，國家多難，歲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吾友韓孔廣詩云：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嗚呼，筆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後所以報國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嘗不驚心動魄，抑塞而誰語也。」（《合集·文集》之十一第十九頁）
正月初一日（2月8日），先生主編的《新民叢報》在日本橫濱創刊，每月一日、十五日發行。現在把該報初出版時的告白抄在下面，借見先生創辦該報的緣起：
「中國報館之興久矣，雖然求一完全無缺，具報章之資格，足與東西各報相頡頏者，殆無聞焉。非剿說陳言，則翻譯外論，其記事繁簡失宜，其編輯混雜無序，殆幼稚時代勢固有不得不然者耶。本社同人有慨於是，不揣檮昧，創為此冊。其果能有助於中國之進步與否，雖不敢自信，要亦中國報界中前此所未有矣。」（《新民叢報》第一號）
至於《新民叢報》的宗旨和內容，先生在該報章程中講得很清楚，現在擇錄三條在下面，以見一斑：
「一、本報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采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原本。
一、本報以教育為主腦，以政論為附從。但今日世界所趨重在國家主義之教育，故於政治亦不得不詳。惟所論務在養吾人國家思想，故於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詞費也。
一、本報為吾國前途起見，一以國民公利公益為目的。持論務極公平，不偏於一黨派；不為灌夫罵坐之語，以敗壞中國者，咎非專在一人也。不為危險激烈之言，以導中國進步當以漸也。」（同上）
《新民叢報》的開辦僅賴向譯書局借得幾千元的款，最初原議附屬於譯書局，後來公議歸先生和其他幾位同志經營，先生在四月間給南海先生的書里，曾講到這件事。
「《新民叢報》今年必可以全還清借款，明年以後若能堅持，可為吾黨一生力軍（指款項言）。但弟子一人任之，若有事他往，則立潰耳。現銷場之旺，真不可思議，每月增加一千，現已近五千矣。似比前此《時務》，尚有過之無不及也。紫珊、為之[1]等公議此報，股份分之為六，以二歸弟子，而紫珊、為之、蔭南、侶笙（侶笙即陳國鏞——原初稿批註。）各占其一。蓋紫珊、為之為吾黨公事賠墊不少，現在譯局報局經彼主持，皆未受一文薪水。蔭南每月僅支四十元，實亦不足用，且彼為此事亦極盡瘁，廣智代派報，亦不除二成，不可無以酬之。侶笙在清議數年，備極勞苦，此報無侶笙，猶之無弟子也，而其薪水尤薄，故共議如此辦法，亦頗為合情理。但此數人皆如骨肉之交，他日若報款有贏，可以為調劑公費之一道。故初議以此報附譯局，今改為此議也。」（光緒二十八年四月《與夫子大人書》）
先生又在同書中，述開報後著述生活忙碌情形說：
「此間自開《新民叢報》後，每日屬文以五千言為率，因此窘甚。無論何處之書，動多閣不能覆，誠無如何也。」（同上）
這年《新民叢報》裡面的文章，以《新民說》、《新民議》兩篇為主。《新民說》里有《論新民為中國今日第一急務》、《釋新民之義》、《就優勝劣敗之理以證新民之結果而論及取法之所宜》、《論公德》、《論國家思想》、《論進取冒險》、《論權利思想》、《論自由》、《論自治》、《論進步》、《論自尊》、《論合群》、《論生利分利》、《論毅力》等十餘章。先生在《清代學術概論》里論述當日所為言論的影響情形說：
「自是啟超復專以宣傳為業，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誌，暢其旨義，國人競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二頁）
先生那時候言論的影響力之大，稱道的人很多，黃公度在四月間給先生的一封信里說：
「《清議報》勝《時務報》遠矣，今之《新民叢報》又勝《清議報》百倍矣。（《清議報》所載，如《國家論》等篇，理精意博，然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計此報三年，公在館日少，此不能無憾也。）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羅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東遊而後，又變為《西遊記》之孫行者，七十二變，愈出愈奇。吾輩豬八戒，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光緒二十八年四月黃公度《致飲冰主人書》）
又同年八月二十二日一書里說：
「公言《新民報》獨力任之，尚有餘裕，聞之快慰。欲求副手，戛戛其難，此亦無怪其然。崔灝題詩，謫仙閣筆，此乃今日普天下才人學人萬口一聲，認為公理者，況於親炙之者乎。雖然，東學界中故多秀異，即如《宴花》一出，不特無婢學夫人之誚，且几几乎有師不必賢於弟子之嘆矣。公稍待之，必有繼起者。」（光緒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黃公度《致飲冰主人書》）
是年正二月間先生居箱根塔之澤環翠樓。先生在飲冰室《詩話》中記某日吟雪兩絕句說：
「余自己亥冬遊夏威夷，其後返上海、香港、檳榔嶼、錫蘭，遂游遍澳洲全境，所至非熱帶地，即暑伏節也。於是余不見雪者殆三年。澳亞歸舟曾有句云：『冰心慣住熱世界，老國從思新少年。』蓋紀實也。壬寅正月，復旅日本，獨居塔澤環翠樓者月余，日忽晨起，則玉屑滿庭，狂喜若逢故人也。遂成兩絕句。其一云：『夢乘飛船尋北極，層凌壓天天為窄。羽衣仙人拍我肩，起視千山萬山白。』其二云：『三年越鳥逐南枝，汗漬塵巾髩有絲。今日緇衣忽化素，溪橋風雪立多時。』」〔《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二十六頁〕
這年生日那天，先生適在東海道汽車中，當時先生欲為一長古未成，僅得四句。先生《詩話》記這件事說：
「記去年正月二十六日，在東海道汽車中遇三十初度，欲為一長古不能成，僅成四語云：『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四十二頁〕
正月間，先生髮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主張教不必保，也不可保。「自今以往所當努力者，惟保國而已。」這種主張與他從前的見解，和南海當日所努力的保教主張大相反，反映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變遷。在這篇文章的前面有一段話說：
「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相反對，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為思想之進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之。」（《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著者自記，《合集·文集》之九第五十頁）
先生反對保教主張的主要理由，在其束縛國民思想。先生在《論保教之說束縛國民思想》一節里說：
「我中國學界之光明，人物之偉大，莫盛於戰國，蓋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語，坑方術之士，而思想一窒。及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不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而思想又一窒。自漢以來，號稱行孔子教二千餘年於茲矣，而皆持所謂表章某某，罷黜某某者，以為一貫之精神。故正學異端有爭，今學古學有爭，言考據則爭師法，言性理則爭道統，各自以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為非孔教，於是孔教之範圍，益日縮日小。寖假而孔子變為董江都、何邵公矣，寖假而孔子變為馬季長、鄭康成矣，寖假而孔子變為韓昌黎、歐陽永叔矣，寖假而孔子變為程伊川、朱晦庵矣，寖假而孔子變為陸象山、王陽明矣，寖假而孔子變為紀曉嵐、阮芸台矣。皆由思想束縛於一點，不能自開生面，如群猿得一果，跳擲以相攫；如群嫗得一錢，詬罵以相奪，其情狀抑何可憐哉。夫天地大矣，學界廣矣，誰亦能限公等之所至，而公等果何為者？無他，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範圍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二千年來保教黨所成就之結果也。」（《合集·文集》之九第五十五頁）
又說：
「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異於昔。彼欲廣孔教之範圍也，於是取近世之新學新理以緣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誣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夫孔子生於二千年以前，其不能盡知二千年以後之事理學說，何足以為孔子損。梭格拉底未嘗坐輪船，而造輪船者不得不尊梭格拉底。阿里士多德未嘗用電線，而創電線者不敢菲薄阿里士多德，此理勢所當然也。以孔子之聖智，其所見與今日新學新理相暗合者必多多，此奚待言。若必一一而比附之，納入之，然則非以此新學新理釐然有當於吾心而從之也，不過以其暗合於我孔子而從之耳。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萬一編索之於《四書》、《六經》，而終無可比附者，則將明知為鐵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從矣。萬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從而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棄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終不能餉遺我國民也。故吾最惡乎舞文賤儒，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為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合集·文集》之九第五十六頁）
先生因為反對保教主張的原故，和南海先生發生很大的誤會。所以曾數次致書南海，解釋反對的理由和自己的立場。在四月給南海先生的一封信里說：
「至於保教一事，弟子亦實見保之之無謂。先生謂巴拏馬、星加坡各埠今方興起，而弟子摧其萌櫱。今所欲辦者，如巴、星各埠所辦，果有益於事否乎？他地吾不敢知，橫濱一埠則戊己庚辛四年皆慶誕，每年費二千餘金，試問於孔教有何影響？於大局有何關係？徒為虛文浪費金錢而已。誠不如以之投諸學校之為妙矣。今星加坡集捐二十餘萬，建一孔子廟，弟子聞之實深惜之。竊謂此等款項，若以投之他種公共事業，無論何事，皆勝多多矣。
至先生謂各國皆以保教，而教強國強。以弟子觀之，則正相反。保教而教強，固有之矣，然教強非國之利也。歐洲拉丁民族保教力最強，而人皆退化，國皆日衰，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是也。條頓民族如英、美、德各國，皆政教分離，而國乃強。今歐洲之言保教者，皆下愚之人耳，或憑藉教令為衣食者耳。實則耶教今日亦何嘗能強，其澌滅可立而待矣。哲學家攻之，格致學攻之，身無完膚，屢變其說，以趨時勢，僅延殘喘，窮遁狼狽之狀，可笑已甚，我何必更尤而效之。且弟子實見夫歐洲所以有今日者，皆由脫教主之羈軛得來，蓋非是則思想不自由，而民智終不得開也。倍根、笛卡兒、赫胥黎、達爾文、斯賓塞等，轟轟大名，皆以攻耶蘇教著也，而其大有造於歐洲，實亦不可誣也。
弟子以為欲救今日之中國，莫急於以新學說變其思想（歐洲之興全在此），然初時不可不有所破壞。孔學之不適於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轅也。先生所示自由服從二義，弟子以為行事當兼二者，而思想則惟有自由耳。思想不自由，民智更無進步之望矣。先生謂弟子故為立異，以避服從之義，實則不然也。其有所見，自認為如此，然後有利益於國民，則固不可為違心之論也。故先生以其所見之謬而教誨之，則弟子所樂受，而相與明辨，若謂有心立異，則不敢受也。弟子意欲以抉破羅網，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極思衝決此範圍，明知非中正之言，然今後必有起而矯之者，矯之而適得其正，則道進矣。即如日本當明治初元，亦以破壞為事，至近年然後保存國粹之議起。國粹說在今日固大善，然使二十年前而昌之，則民智終不可得開而已。此意弟子懷之已數年，前在庇能時與先生言之，先生所面責者，當時雖無以難，而此志今不能改也。頃與樹園、慧儒、覺頓、默廠（樹園番禺人，名文舉即捫虱談虎客。慧儒名奎，新會人。湯覺頓、陳默廠四人皆萬木草堂弟子——原初稿批註。）等思以數年之功著一大書，揭孔教之缺點，而是正之，知先生必不以為然矣。至謂弟子從耶教，實則不然。耶教之不宜今日也尤甚，孔教且不欲保，何況於耶？請先生勿過慮也。
惟有一事最難處者，先生之宗旨既不在是，而外人多以弟子等之言為先生之言，因此累及先生，是最不可，故弟子常思辨別之，其是非得失皆弟子自負其責任，然後心安，故保教論中為此等別異之言，當時蓋有所為也。雖然，別異之常恐有痕跡，徒使人不諒其心，以為吾黨羞，故以為莫如先生作文數篇，發先生之宗旨，以之登於報中，則人之見者，亦可以知先生非如後輩者流，好為急激之言矣。現已將《孟子微》一篇分載報中，外人之疑，亦當稍釋矣。以後更能有數篇，則別異益章章也。」（光緒二十八年四月《與夫子大人書》）
先生這次的反對保教主張，不僅是一個教應否或可否保的問題，因為在政治和學術思想方面，他都很清楚地指出一個新的方向，所以此後先生與南海在思想學術上就有了分歧。他在《清代學術概論》里論述這件事說：
「啟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三頁）
又說：
「此諸論者，雖專為一問而發，然啟超對於我國舊思想之總批判及其所認為今後新思想發展應遵之塗徑，皆略見焉。中國思想之痼疾，確在『好依傍』與『名實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偽書也，皆原本於此等精神。以清儒論，顏元幾於墨矣，而必自謂出孔子；戴震全屬西洋思想，而必自謂出孔子；康有為之大同，空前創穫，而必自謂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為必托古，諸子何為皆托古，則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啟超蓋於此三致意焉。然持論既屢與其師不合，康、梁學派遂分。」（《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五頁）
黃公度的思想見解，大半都和先生相同，那篇《保教非所以尊孔論》的文章發表後，黃先生在四月給先生的信里，有一篇很長的話，討論教不可保的問題，因為他那篇話里有許多論到先生的地方，所以把它節錄在下面作為參考：
「公所撰《南海傳》所謂教育家思想家先時之人物，均至當不易之論。吾所心佩者，在孔教復原，耶之路德，釋之龍樹，鼎足而三矣。儒教不滅，此說終大明於世，斷可知也。……
吾年十六七，始從事於學，謂宋人之義理，漢人之考據，均非孔門之學，詩集中開宗明義第一章所謂均之筐■物，操此何施設者也。而其時於孔子之道，實望而未之見，茫乎未有知也。及聞陋宋學斥歆學鄙荀學之論，則大服，然其中亦略有異同。其尊孔子為教主，謂以元統天兼轄將來，地球即無數星球，則未敢附和也。往在湘中曾舉以語公，謂南海見二百年前天主教之盛，以為泰西富強由於行教，遂欲尊我孔子以敵之。不知崇教之說，久成糟粕，近日歐洲如德如意如法，法之庚必達抑教最力，於教徒侵政之權，皆力加裁抑。居今日而襲人之唾餘，以張吾教，此實誤矣。公言嚴又陵亦以此相規，然爾時公於此見固依違未定也。
楚人素主排外。戊戌三四月間，保教之說盛行，吾又慮其因此而改西教，因於南學會演說，意謂世界各教宗旨雖不同，而敬天愛人之說，則無不同然。耶之言曰：『吾實天子』；回之言曰：『吾為天使』；佛之言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惟孔子獨曰：『可與天地參，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我不過參贊云爾。』實則參贊之說，兼三才而一之，真乃立人道之極，非各教之託空言者可比也。……人類不滅，吾教永存，他教斷不得攙而奪之。且泰西諸國，政與教分，彼政之善，由於學之盛；我國則政與教合，分則可借教以補政之所不及，合則舍政以外，無所謂教。今日但當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學，以彌縫我國政學之敝，不必復張吾教，與人爭是非校短長也。……
年來復演此意成一論，言孔子為人極，為師表，而非教主，凡世界教主無論大小，必□□然樹一幟以告之人曰，從我則吉，否則凶。釋迦令人出家，而從之入極樂國；耶蘇教人去其父母妻子兄弟姊妹之樂，而從之生於天國。……摩訶末操一經一劍以責人曰：從我則升天堂，不從則入地獄。此皆教主之言。而孔子第因人施教，未嘗強人以必從也。耶蘇出而變摩西之說，釋迦興而變婆羅門之說，摩訶末興而變摩尼之說，皆從舊說中創新學，自立為教。而孔則於伏羲、文周之卦，堯、舜之典，禹、湯之謨誥，未嘗廢之也。……各教均言天堂地獄，獨孔子於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於明器曰：『之生而致死為不仁，之死而致生為不智。』而其教人則曰：『朝聞道，夕死可也矣。』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天之生人，自古及今，未有異也。』謂將來秉賦勝於前人，竟能確知天堂地獄之確有可憑，此未必然，均之不可知。古之人愚，非天堂不足以勸，非地獄不足以誡，故彼教以孔子為不知天道而陋之為小。後之人智，知天堂之不可求，如耶蘇冉冉升天之說，今既不知信。……何況於後來，格致日精，教化日進，今人知吾為人身當盡人道，於一息尚存之時，猶未敢存君子止息之念，上不必問天堂，下不必畏地獄，今人而自盡人道，真足以參贊天地。……世界至此，人理大行，勢必舍一切虛無元妙之談，專言日用飲食之事，而孔子之說勝矣。佛言佛法有盡，嘗為之反覆推求，惟此時為佛法滅時也。古之儒者言衛道，今之儒者言保教，夫必有仇敵之攻我，而後乃從而保衛，耶蘇禁設一切偶像之禁，佛斥九十六外道之說，回回於異道如希臘如波斯拒之猶力，故他教皆有魔鬼。大哉孔子，包綜萬流，有黨無仇，無所謂保衛也。且所謂保衛者，又必有科儀禮節，獨異於他教，乃從而保之衛之，俾不墜於地。讚美和華，千人唱和，耶之禮儀也。寶象莊嚴，香花繞拜，釋之禮儀也。牛婁禮拜，豚犬不食，回之禮儀也。大哉孔子，修道謂教無所成名，又何從而保衛之。既無教敵，又不設教規，保之衛之於何下手？至孔子所言之理具在，千秋萬世，人人之心，人類不滅，吾道必昌，何借於保衛？今憂教之滅，而唱保教，猶之憂天之墮地之陷，而欲維持之，亦賢知之過矣。其大略如右。以之示弟侄輩，彼習聞演孔保教之說，未遽信也。近見叢報第二篇乃驚喜相告，謂西海東海，心同理同，有如此者。仆自顧何人，安敢言學。然讀公之論，於己有翻案進步之疑，於人有持矛挑戰之說，故出其一二以相證。仆之於公，亦猶耶之保羅，釋之迦葉，回之士丹而已。中國新民當出公手，萬一非公所作，別有撰著之人，極欲聞其姓名，又欲叩公之意見也。」（光緒二十八年四月黃公度《致飲冰主人書》）
先生平生頗致力於佛學，所以對佛教信仰很深，他雖然不主張保孔教，但是卻很提倡佛教，他當時有《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一文，裡面有一段話說：
「中國而必需信仰也，則所信仰者，當屬於何宗教乎是也。吾提此問，聞者將疑焉，曰：吾中國固自有孔教在，而何容復商榷為也。雖然，吾以孔教者，教育之教也，非宗教之教也；其為教也，主於實行，不主於信仰。故在文明時代之效或稍多，而在野蠻時代之效或反少。亦有心醉西風者流，睹歐、美人之以信仰景教而致強也，欲舍而從之以自代，此尤不達體要之言也。無論景教與我民族之感情，枘鑿已久，與因勢利導之義相反背也；又無論彼之有耽耽逐逐者楯於其後，數強國利用之以為釣餌，稍不謹而末流之禍將不測也。抑其教義，非有甚深微妙，可以涵蓋萬有鼓鑄群生者。吾以疇昔無信仰之國而欲求一新信仰，則亦求之於最高尚者而已，而何必惟勢利之為趨也。吾師友多治佛學，吾請言佛學。」（《合集·文集》之十第四十五頁）
先生信仰佛教的條件有六：一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二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獨善；三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厭世；四佛教之信仰，乃無量，而非有限；五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別；六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所以他最後說：
「以上六者，實鄙人信仰佛教之條件也。於戲，佛學廣矣，大矣，深矣，微矣，豈區區末學所能窺其萬一。以佛耳聽之，不知以此為贊佛語耶？抑謗佛語耶？雖然，即曰謗佛，吾仍冀可以此為學佛之一法門，吾願造是因，且為此南贍部洲有情眾生造是因，佛力無盡，我願亦無盡。」（《合集·文集》之十第五十一頁）
二月起，先生逐期為《詩話》於《新民叢報》中，他在第一篇里述作《詩話》的緣起說：
「我生愛朋友，又愛文學，每於師友之詩文辭，芳馨悱惻，輒諷誦之，以印於腦。自忖於古人之詩，能成誦者寥寥，而近人詩則數倍之，殆所謂豐於昵者耶。其鴻篇巨製，洋洋灑灑者，行將別裒錄之為一集，亦有東鱗西爪，僅記其一二者，隨筆錄之。」〔《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一頁〕
正月十五日，章太炎東渡日本，於二十一日至橫濱，曾寓新民叢報社。二月初九日，他致書吳君遂等，詳細談到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改良派在日本鬥爭情況。茲摘錄如下：
「鄙人東行已二十日，初寓新民叢報社，後入東京，寓牛込區天神町六十五番支那學生寓中，有湘人朱菱溪為東道，任公之弟子也。屏居多暇，仍為廣智刪潤譯稿，閒作文字登《叢報》中，以供旅費而已。回憶三年前至此，相知唯任公、念劬[2]，今則留學生中，舊識有十數人，稍不寂寞也。
得純公書，乃知發難者塙為臭溝，而挑撥之者象虎也。大龜近策，以為使孫、康二人自相殘殺，而後兩害可殊，其計甚毒。今者，任公、中山，意氣尚不能平，蓋所爭不在宗旨，而在權利也。任公曩曰，本以□□[3]為志，中陷□□，近則本旨復露，特其會仍名□□耳。彼固知事無可為，而專以昌明文化自任。中山則急欲發難。然粵商性本馬鹿，牽掣東西，惟人所命。任公知□□，而彼輩唯知保皇，且亦不知保皇為何義，一經熔鑄，永不能復化異形，中山欲以革命之名招之，必不可致，此其所以相攻擊如仇讎也。然二子意氣，尚算和平，鄙人在此，曾見□□數次，彼頗嘆南海為奇男子，而惜為世界轉移，不能轉移世界。其論誠平允矣。康門有徐君勉，最與中山水火。孫黨有秦力山，本任公弟子，而宗旨唯在革命，後與任公尋仇，至不相往來，然其人尚可謂剛者；如虬齋，則非其比也。戢元丞志在革命，與力山最合，與任公為冰炭，與中山亦不協。近見任公，示我趙月生書，痛詆□□，至云：革黨之欲甘心於任公，較逆洞為尤甚。嘻！非彼之欲甘心，有此意見，恐適中大龜之讒構耳。地發殺機，龍蛇起陸，在今日椄槢甚微，而他日必有巨禍。吾不敢謂支那大計，在孫、梁二人掌中，而一線生機，唯此二子可望。今復交構，能無喟然。常以無相構怨，致為臭溝、大龜利用，婉諷中山，而才非陸賈，不能調和平、勃，如何如何！然不敢不勉也。
任公云：『君遂株守上海，為氣節名士，甚無謂，何不赴東國一擴眼界。』弟亦苦望君來。」（二月九日章太炎《致吳君遂等書》，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一六二頁）
二月十五日，先生致汪康年、汪貽年一書，既追懷舊誼，又討論時政。此信摘錄如下：
「穰、頌兩兄鑒：天道無知，人事無常，戊戌別後，豈料其合併之難至此哉！孝懷歸後，辱摜手書，恍如在四馬路石路弄破樓中攤書促膝時情景。嗟乎！走非木石，能不神馳哉！
迴鑾後，泄沓如前，想前途大業，必非可以望諸老朽之輩。吾儕雖屢試屢挫，但相厲歲寒，勿衰其志而已，想兄近亦復益精進。《中外日報》之婞直，實可驚服。前者《清議》論說，尚當退避三舍也。前聞有廷寄罪穰卿之說，頗為駭愕，今想無事耶？幸見告。
弟在此惟重理舊業，近出《新民叢報》一至四期，想皆已達覽。其果能有益國民否？不可知，姑盡吾責任所能及而已。然視《時務》、《清議》似稍有進，兄謂如何？賜閱後，望在貴報中賜評騭，並能將第一號所載本報章程、本報特色兩段登入報中，尤為感盼。
孝懷想已歸蜀，彼在滬果有所得否？前日貴報所登東京留學生一段，此間人皆歸咎於孝，欲群起而與之為難，吁！可畏也。……肅、榮奏薦芸、嚴、度、菊四人，日本報登之，此信究確否？內地有什麼可喜、可惱、可悲、可笑之事，望告一二。
造像一幅，托趙君星呈上，聊當一睹，並望有以酬我。」（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致汪康年、汪貽年書》）
這年春夏間，保皇會員中有很多人因痛恨清廷，「還鑾」北京後，仍然沒有變法的誠意和決心，紛紛主張「革命」、「自立」，先生便是提倡最力的一位。他在四月給南海先生的信里說：
「前示告誡以革命保教大同等諸義，此事有甚難言者，今欲一詳陳之。大同一義，前所著論，題為《國家思想》，以此義作主客，托起本論宗旨，固非得已，非敢以相攻也。弟子即狂悖，何至以攻先生自快？攻先生有何益於我？即不為先生計，而自為計，外人見此反覆無狀之小人，視之為何等耶？雖愚亦不至此。但見夫近日西人著述，言國家主義者，未有不借大同為襯筆、撇筆，蓋欲主張其本論，使之圓到，不能不論及也。大同之說，在中國固由先生精思獨辟，而在泰西實已久為陳言。（或先生所演更有精到完滿者，則不敢知，若弟子所聞所受，似西人已有之。）希臘之柏拉圖，英國之德麻摩里，（十五世紀人，著一小說，極瑰偉，弟子譯其名曰《華嚴界》。）法國之仙世門、喀謨德，（皆十九世紀人）所言其宗旨條理，皆極精盡，極詳密，而駁之者，亦不下數十家，近人著書幾無不引之，無不駁之。弟子言此，亦襲前人說耳。當下筆時，若幾忘此論在中國之發自先生也者，其瞀其疏固可責，然謂其有意相攻則冤也。但此義不過對國家思想之反面一言及之，以後斷不復有此等語在報中矣。
至民主、撲滿、保教等義真有難言者。弟子今日若面從先生之誡，他日亦必不能實行也，故不如披心瀝膽一論之。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弟子誓焦舌禿筆以倡之，決不能棄去者也。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日本以討幕為最適宜之主義，中國以討滿為最適宜之主義。弟子所見，謂無以易此矣。滿廷之無可望久矣，今日日望歸政，望復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滿朝皆仇敵，百事腐敗已久，雖召吾黨歸用之，而亦決不能行其志也。
先生懼破壞，弟子亦未始不懼，然以為破壞終不可得免，愈遲則愈慘，毋寧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豈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門中人猖狂言此，有過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見《文興報》耳。徐、歐[4]在《文興》所發之論，所記之事，雖弟子視之猶為讋慄，其《論廣東宜速籌自立之法》[5]一篇稿凡二十七續，『滿賊』、『清賊』之言，盈篇溢紙。檀香山《新中國報》亦然。《新民報》之含蓄亦甚矣。樹園吾黨中最長者也，然其惡滿洲之心更熱，《新民報》中《捫虱談虎》一門及《人肉樓》等篇，樹園筆也，同門之人皆趨於此。夫樹園、君勉，豈肯背師之人哉，然皆若此，實則受先生救國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於今日時勢，實不得不然也。
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齒及一字，固屬仁至義盡，至門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愛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似亦不必禁之矣。來示謂此報為黨報，必全黨人同意，然後可以發言。無論黨人分處四方，萬無作成一文，遍請畫諾，然後發刻之理。即以黨人之意論之，苟屬立憲政體，必以多數決議，恐亦畫諾者十之七八也。（君勉來一書，並呈上，其言亦如此矣。）然此決非好與先生立異者，實覺此事為今日救國民之要著而已，望先生聽之，以大度容之為盼。」（光緒二十八年四月《與夫子大人書》）
南海先生聽到這些言論，大不以為然，所以當時寫兩封很長的信專討論革命自立問題，一封是《復美洲華僑論中國只可行君主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一封是《與同學諸子梁啓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當時他們把這兩封信合印為《南海先生最近政見書》發表，現在我們從第二封信里節錄一段下來，藉見南海先生政見之一斑：
「又今言自立，則必各省相爭，即令不爭，而十八省分為十八國，此日本人之所常言，而旅日者之所深惑也。然使果分十八國，則國勢不過為埃及、高麗而已，更受大國之控制，奴隸而已，如印度之各省自立，授之外人而已。比為今日大中國之民，猶有所望者，其相去亦遠矣。夫今地球競爭為何時乎？自吾長大所見，弱小之邦，歲月被滅，不可勝數：若琉球之滅於日本；若安南、突尼西亞、馬達加斯加之滅於法；若緬甸、波國之滅於英；若霸科爾、土爾尼特之滅於俄；若古巴、檀香山、小呂宋之並於美，皆近二十年間事，非洲既全分矣。二十年中，變滅之急如此。自爾之後，霸國之義大倡，日人稱為帝國主義者也。小國必為大國所並，殆於必然。觀春秋時二百餘國，至戰國所余僅七國耳，雖有魯衛中山，不過如安南之隸入藩屬。蓋自今以後，第二等國以下，亦必不能存，弱肉強食，鯨之吞鯢，乃理勢之自然也。計百數年後，所存必僅數大國，自英、美、俄、德、法五大國外，其餘皆不可知者矣。
我中國人民之眾，居地球三分之一，土地等於歐洲，物產豐於全美，民智等於白種，蓋具地球第一等大國之資格，可以稱雄於大地而自保其種者也。吾同胞何幸生於此文明之大國，當如何自喜自奮自合自保，以不至儕於高麗、暹邏之列，而為印度、安南、緬甸之續乎？
凡物合則大，分則小，合則強，分則弱，物之理也。畢士麻克生當歐洲盛言革命之後，近對法國盛行革命之事，豈不知民主獨立之義哉？而在普國獨伸王權，開尊王會，獨能合日耳曼二十五邦而挫法，合為德國，稱霸大地。嘉富洱乃力倡民權者，而必立薩諦尼為共主，備力設法，而合十一邦以為意國，故能列於眾大，為歐洲之強國。使二子者但言革命民主，則日耳曼、羅馬紛亂數十年，必永為法、奧、俄所分割隸屬而已，豈能為強霸之國哉？夫普、意本以小國，而畢士麻克、嘉富洱則苦心極力而合眾小為大，以致強霸。吾中國本為極大國，而革命諸人號稱救國者，乃必欲分現成之大國而為數十小國，以力追印度，求致弱亡，何其反也。使畢士麻克而絕無知識也則可；使畢士麻克之合眾小而得霸而為有識也，則革命者力為分裂，其愚何可及也。使印度各省自立而能保全也，則可法也，印度不數十年而全滅，則是豈不可鑑也。人不分割我，而我自分割之，天不弱亡我，而我自弱亡之，奈之何號稱志士救國者，而出此下策哉。幸於一時之自立，而忘同種之分崩；顧於目前之苟安，而不計百年之必滅，何其無遠慮也。寧攻數百年一體忘懷之滿洲，以糜爛其同胞，而甘分數千年一統大同之中國，以待滅於強國。若此之謀，一何與畢土麻克、嘉富洱相去遠也。憤發捨身。不為大中國而為小埃及、布加利牙乎？以我之愚，竊愛大中國，愛一統，若其如印度焉，分為眾小以待滅，此則我之愚所不敢知，不敢從也。與強國合者昌，與亡國合者亡，我寧從畢士麻克之後，安能法印度乎。」（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南海先生《辨革命書》，《新民叢報》第十六號第五十九——六十一頁）
黃公度在維新運動里也是一位很重要的領袖，他的思想見解，除了保教一點外，大體都和南海先生相近。戊戌以後六七年內，他和先生有十萬言以上的通信，所以先生受他的思想影響很大。五月間，他給先生的一封信里討論將來的政體說：
「二十世紀中國之政體，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乎？胸中蓄此十數年，而未嘗一對人言，惟丁酉之六月初六日，對矢野公使言之。矢野力加禁誡。爾後益緘口結舌，雖朝夕從公游，猶以此大事未嘗一露，想公亦未知其深也。
仆初抵日本，所與游者，多舊學，多安井息軒之門，明治十二三年時，民權之說極盛，初聞頗驚怪，既而取盧梭、孟德斯鳩之說讀之，心志為之一變，以謂太平世必在民主。然無一人可與言也。及游美洲，見其官吏之貪詐，政治之穢濁，工黨之橫肆，每舉總統，則兩黨力爭，大幾釀亂，小亦行刺，則又爽然自失，以為文明大國尚如此，況民智未開者乎？因於所著學術中《論墨子》略申其義。
又歷三四年，復往英倫。乃以為政體當法英，而其著手次第，則又取租稅訟獄警察之權，分之於四方百姓，欲取學校、武備、交通（謂電信鐵道郵遞之類）之權，歸之於中央政府，盡廢今之督撫、藩臬等官，以分巡道為地方大吏，其職在行政而不許議政。上自朝廷下至府縣，咸設民選議院為出治之所（初仿日本後仿英國）。而又將二十一行省分畫為五大部，各設總督，其體制如澳洲、加拿大總督。中央政府權如英主，共統轄本國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統率日耳曼全部，如合眾國統領之統轄美利堅聯邦，如此則內安民生，外聯與國，或亦足以自立乎。
近年以來，民權自由之說，遍海內外，其勢長驅直進，不可遏止，而或唱革命，或稱類族，或主分治，亦囂囂然盈於耳矣。而仆仍欲奉王權以開民智，分官權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則君權民權兩得其平。仆終守此說不變，未知公之意以為然否？已不能插翼奮飛，趨侍左右，一往復上下其議論，甚願公考究而指正之也。
天下譁然言學校矣，此豈非中國之幸？而所設施所經營，乃皆與吾意相左，吾以為非有教科書，非有師範學堂為之先，則學校不能興，而彼輩竟貿貿然為之，一也。吾以為所重在蒙學校、小學校、中學校，而彼輩棄而不講，反重大學校，二也。吾以為所重在普通學，取東西學校通行之本，補入中國地理、中國史事，使人人能通普通之學，然後乃能立國，乃能興學，而彼輩反重專門學，三也。吾以為《五經》、《四書》當擇其切於日用近於時務者，分類編輯，為小學、中學書，其他訓詁名物歸入專門，聽人自為之，而彼輩反以《四書》、《五經》為重，四也。吾以為學校務求其有成，科舉務責人以所難，此不能兼行之事，今變學校乃於《十三經》外，更責以《九通》、《通鑑》，畢世莫能究其業，此又束縛人才之法也，而彼輩乃兼行科舉，五也。吾以為興學所以教人，授官所以任人，此不能一貫之事，今興學校乃專為翰林部曹知縣而設，然則聲光化電醫算諸學，將棄之如遺乎？抑教以各業，俟業成而用之治民蒞事乎？而彼輩仍用取士官人之法，施之於學校，六也。且吾意此朝廷大政斷非督撫所能畫疆而治者，如有用我，以是辭之。」（東海公來函案即黃公度致先生函，《新民叢報》第十三號第五十五頁）
先生自反對保教以來，對於孔教思想時常有過激的批評。七月間，黃公度有一封信論其事說：
「報中近作，時於孔教有微詞，其精要之語，謂上天下澤之言，扶陽抑陰之義，乃為專制帝王假借孔子依託孔子者，藉口以行其壓制之術。此實協於公理，吾愛之，重之，敬之，服之。雖然，儒教不過九流之一，以是詬儒，儒無可辭，惟孔子實不當以儒教限之。（劉歆《七略》列儒者於九流中，實為允當，其以六藝為九流公共之業，漢初學派則然，亦據實之詞，惟不能出孔子於儒教之外，此則未悉源流無此卓識也。）舉世界各教主而絜短較長，孔子無專長，亦少流弊。吾胸中有一孔子，其聖在時中。所以時中，在能用權；所以能權，在無適無莫，毋固毋我。無論何教，欲挾彼教之長以隘孔子，吾能舉孔子之語以正之拒之；無論何人，欲抉孔子之短以疑孔子，吾能舉孔子之語以解之駁之。吾欲著一書，曰《演孔》，以明此義，他日當再與公論定也。（自漢以下，儒教獨尊，實以忠孝之故。然孟子於君臣專論施報，不言忠君；孔子言忠君，有禮有義，有分有制；不如漢、宋諸儒所云云也，彼所云云者，誣孔子也。吾獨疑孔、孟推尊孝字，踰其分量，頗受他教以疵議之端。吾反覆思之，孔、孟之意，或者據亂世重孝，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耶。太平世乃不必重孝，所謂人不獨親其親、長其長耶。公謂何如？蘇子由有言曰：曾閔孝在二人，文王仁及天下，孝安能比仁？儒者敢為此言者，只此而已。）儒教可議者尚多，公見之所及，昌言排擊之，無害也。孟子亦尚有可疑者，（孟子於儒時有出入，孔子後一人而已）惟仲尼日月無得而毀，請公慎之。」（《水蒼雁紅館主人來簡》，《新民叢報》第二十號第五十一頁）
是年秋，先生曾以創辦《國學報》的計劃，商諸黃公度，黃雖然很贊成其事，但是不以保存國粹之說為然。他在八月給先生的信里說：
「《國學報》綱目體大思精，誠非率爾遽能操觚，仆以為當以此作一《國學史》，公謂何如？公言馬鳴與公及仆足分任此事，此期許過當之言，誠不敢當。然遂謂無編足任分撰之役者，亦推諉之語，非仆所敢出也。
公謂養成國民，當以保國粹為主義，取舊學磨洗而光大之。至哉斯言，恃此足以立國矣。雖然，持中國與日本校，規模稍有不同。日本無日本學，中古之慕隋、唐，舉國趨而東，近世之拜歐、美，舉國又趨而西。當其東奔西逐，神影並馳，如醉如夢，及立足稍穩，乃自覺己身在亡何有之鄉，於是乎國粹之說起。若中國舊習，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今且大開門戶，容納新學。俟新學盛行，以中國固有之學，互相比校，互相競爭，而舊學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屆時而發揮之，彼新學者或棄或取，或招或拒，或調和或並行，固在我不在人也。國力之弱至於此極，吾非不慮他人之攙而奪之也。吾有所恃，恃四千年之歷史，恃四百兆人之語言風俗，恃一聖人及十數明達之學識也。公之所志，略遲數年再為之，未為不可，此大事後再往復。粗述所見，乞公教之。」（光緒二十八年八月黃公度《致飲冰主人書》續前函）
同月二十二日，黃公度給先生一封信裡面，講到為先生定日課的事：
「所商日課，公未能依行，謂叩門無時，難以謝客，吾亦無以相難。今再為公酌一課程：除晨起閱報，晚間治學，日日不輟外，就寢遲則起必遲，見光少則熱亦少，而身弱矣，於月、火、水、木四曜日草文，於金曜作函，於土曜見客，（見學生尤便，彼亦得半日間也，且偕見比獨見不特師逸而功倍，亦使仁人之言，其利更溥也。公自榜於門曰，某日見客，此固泰西賢勞之通例也。過客不在此限亦可。）於日曜游息。此實為養生保身第一善法，萬望公勉強而行之，久則習慣矣。若興居無節，至於不克支持，不幸而生疾，棄時失業為尤多，及近於自暴自棄矣，烏得以自治力薄推諉哉。殺君馬者路旁兒，戒之。」（光緒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黃公度《致飲冰主人書》）
九月，先生偕狄楚青、湯覺頓、黃慧之游箱根。
十月，何擎一輯先生數年來所作文為《飲冰室文集》成，先生為序文一篇，詳述彙輯該書的緣起和感想：
「擎一編餘數年來所為文，將匯而布之。余曰：惡惡可！吾輩之為文，豈其欲藏之名山，俟諸百世之後也，應於時勢，發其胸中所欲言；然時勢逝而不留者也，轉瞬之間，悉為芻狗。況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急，如轉巨石於危崖，變遷之速，匪翼可喻，今日一年之變，率視前此一世紀猶或過之。故今之為文，只能以被之報章，供一歲數月之遒鐸而已，過其時，則以覆瓿焉可也。雖泰西鴻哲之著述，皆當以此法讀之，而況乎末學膚受如鄙人者。偶有論述，不過演師友之口說，拾西哲之餘唾，寄他人之腦之舌於我筆端而已。而世之君子，或獎借之，謬以廁於作者之林，非直鄙人之慚，抑亦一國之恥也。昔揚子云每著一篇，悔其少作。若鄙人者無藏山傳後之志，行吾心之所安，固靡所云悔。雖然，以吾數年來之思想，已不知變化流轉幾許次，每每數月前之文，閱數月後讀之，已自覺期期以為不可，況乃丙申丁酉間之作，至今偶一檢視，輒欲作嘔，否亦汗流浹背矣。一二年後視今日之文，亦當若是，烏可復以此戔戔者為梨棗劫也。
擎一曰：『雖然，先生之文公於世者，抑已大半矣，縱自以為不可，而此物之存在人間者，亦既不可得削，不可得灑，而其言亦皆適於彼時勢之言也。中國之進步亦緩矣，先生所謂芻狗者，豈遂不足以為此數年之用，而零篇斷簡，散見報紙，或欲求而未得見，或既見而不獲存，國民以此相憾者亦多矣。先生之所以委身於文界，欲普及思想，為國民前途有所盡也。使天下學者多憾，天柱等實屍其咎矣，亦豈先生之志哉。』
余重違其言，且自念再錄此以比較數年來思想之進退，用此自鞭策，計亦良得，遂頷焉。擎一乞自序，草此歸之。西哲恆言謬見者真理之母也。是編或亦可為他日新學界真理之母乎，吾以是解嘲。」（乙巳本《飲冰室文集自序》，見原書）
同月，《新小說報》出版，先生髮表《新中國未來記》小說一篇，他在緒言裡述說著這篇小說的緣起和目的說：
「余欲著此書五年於茲矣，顧卒不能成一字，況年來身兼數役，日無寸暇，更安能以餘力及此？顧確信此類之書，於中國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既念欲俟全書卒業，始公諸世，恐更閱數年，殺青無日，不如限以報章，用自鞭策，得寸得尺，聊勝於無。《新小說》之出，其發願專為此編也。」（《合集·專集》之八十九第一頁）
又說：
「茲編之作，專欲發表區區政見，以就正於愛國達識之君子。編中寓言，頗費覃思，不敢草草；但此不過臆見所偶及，一人之私言耳，非信其必可行也。國家人群，皆為有機體之物，其現象日日變化，雖有管、葛，亦不能以今年料明年之事，況於數十年後乎，況末學寡識如余者乎。但提出種種問題，一研究之，廣徵海內達人意見，未始無小補，區區之意，實在於是。讀者諸君，如鑒微誠，望必毋吝教言，常惠駁義，則鄙人此書，不為虛作焉耳。」（同上）
這篇小說完全是闡發先生的政治理想和見解的，裡面最精采的部分是黃毅伯和李去病兩人的辯論，現在擇錄幾段於下，可見當日先生政治思想的趨向。
其一云：
「黃君道：（駁論第十）我和現在朝廷，是沒有甚麼因緣，難道我的眼光只會看見朝廷，不會看見國民嗎？但據我想，若可以不干礙到朝廷，便能達到國民所望的目的，豈不更是國民之福麼，……至說到專制政治，這是中國數千年來的積痼，卻不能把這些怨毒盡歸在一姓一人，我想我中國今日若是能夠一步升到民主的地位便罷，若還不能，這個君位是總要一個人坐鎮的。但使能彀有國會有政黨有民權，和那英國、日本一個樣兒，那時這把交椅誰人坐他不是一樣呢。若說嫌他不是同一民族，你想我四萬萬民族裡頭，卻又那一個有這種資格呢。」（《合集·專集》之八十九第二十三頁）
其二：
「黃君道：（駁論第十四）不然，群學上定例，必須經過一層干涉政策，才能進到自由政策。兄弟你只知道法國大革命為十九世紀歐洲的原動力，卻不知道這大革命還又有他的原動力，那原動力在那裡呢？就是這干涉政策便是了。歐洲自從法國哥巴，英國克林威爾主政以來，大行保護干涉之政，各國政治家，跟著他學，都說這是強國的第一手段，到了後來連民間甚麼事業，都干涉到了。這種政體，在今日還能說他是好嗎？但當民智未開，民力未充的時候，卻是像小孩兒一般，要做父母的著實管束教導他一番，將來才能成人。平心而論，現在歐洲的文明，你能說這干涉政策一點功勞都沒有嗎？若不是經過這一回，他們的國力民力，能彀充實到這般田地嗎？我們中國雖然說是專制政體，卻是向來政府的人，從沒有干涉到民事的。」（《合集·專集》之八十九第二十六頁）
其三：
「黃君道：（駁論第四十二）所以當那破壞建設過渡時代，最要緊的是統一秩序，若沒有統一秩序的精神，莫說要建設不建設來，便是要破壞，也不破壞到。兄弟啊，你說要革命，這可是你自己一個人可以革得來的麼？一定是靠著許多人，聯著手去做，這卻除了國民教育之外，還有甚麼別樣速成的妙法兒呢。講到國民教育，自然是要拿著你那『自立精神』四個字做宗旨了，既已這種教育工夫，做到圓滿，那對外思想，自然發達，外人自然不能侵入，就是專制政體，也要不攻而自破了。兄弟，這『民權』兩個字，不是從紙上口頭可以得來，一定要一國人民都有可以享受民權保持民權的資格，這才能彀安穩到手的。你幾曾見沒有政治思想的國民，可以得民權。又幾曾見已有政治思想的人，不能得民權呢？這民權固然不是君主官吏可以讓來給他，亦不是三兩個英雄豪傑可以搶來給他的。總要他自己去想，自己去求，既然會想會求，也終沒有不得到手的哩。你看英國最著名的『權利請願』，豈不是由五十多萬人聯名公稟得來嗎？（英王查理士第一時事）英國廢『穀物條例』，豈不是由三百多萬人呈詞力爭得來嗎？（十九世紀初年事）將來民智大開，這些事自然是少不免的，難道還怕這專制政體永遠存在中國不成，中國若能到這個田地，你和我也彀心足了。這便是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亦叫做無血的破壞。好兄弟，我實告訴你罷，現在的民德民智民力，不但不可以和他講革命，就是你天天講天天跳，這革命也是萬不能做到的，若到那民德民智民力可以講革命，可以做革命的時候，這又何必更要革命呢。」（《合集·專集》之八十九第三十七——三十八頁）
其四：
「黃君道：（結論）講道實行，自然是有許多方法曲折，至於預備工夫，那裡還有第二條路不成，今日我們總是設法聯絡一國的志士，操練一國的國民，等到做事之時，也只好臨機應變做去，但非萬不得已，總不輕易向那破壞一條路走罷了。」（《合集·專集》之八十九第三十九頁）
從以上幾段材料里，很可以看出先生的政治思想和見解的改變。他在《清代學術概論》里論述他當日提倡「革命」、「排滿」和轉變態度的經過說：
「啟超既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而其師康有為深不謂然，屢責備之，繼以婉勸，兩年間函札數萬言。啟超亦不慊於當時革命家之所為，懲羹而吹虀，持論稍變矣。然其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常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世多以此為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之弱點然矣。」（《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三頁）
又在民國元年《蒞報界歡迎會演說詞》里說：
「辛丑之冬，別辦《新民叢報》，稍從灌輸常識入手，而受社會之歡迎，乃出意外。當時承團匪之後，政府創痍既復，故態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憤慨，故報中論調，日趨激烈。壬寅秋間，同時復辦一《新小說報》，專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時為最矣。猶記曾作一小說，名曰《新中國未來記》，連登於該報者十餘回。其理想的國號曰大中華民主國，其理想的開國紀元，即在今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總統名曰羅在田，第二代大總統名曰黃克強。當時固非別有所見，不過辦報在壬寅年，逆計十年後大業始就，故託言大中華民主國祝開國五十年紀念，當西曆一千九百六十二年。由今思之，其理想之開國紀元，乃恰在今年也。羅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遜位也。黃克強者，取黃帝子孫能自強立之意。此文在座諸君想尚多見之。今事實竟多相應，乃至與革命偉人姓字暗合，若符讖然，豈不異哉。（記者按：昔光武名劉秀，實應讖文，而同時王莽國師劉歆，亦因睹讖文更名劉秀，以期應之。當世革命偉人，姓字殆必為光武之劉秀，而非劉歆之劉秀耶。）其後見留學界及內地學校，因革命思想傳播之故，頻鬧風潮。竊計學生求學，將以為國家建設之用，雅不欲破壞之學說，深入青年之腦中。又見乎無限制之自由平等說，流弊無窮，惴惴然懼。又默察人民程度，增進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後，青黃不接，暴民踵興，雖提倡革命諸賢，亦苦於收拾。加以比年國家財政國民生計，艱窘皆達極點，恐事機一發，為人劫持，或至亡國。而現在西藏、蒙古離畔分攜之噩耗，又當時所日夜念及，而引以為戚。自此種思想來往於胸中，於是極端之破壞不敢主張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後之《新民叢報》專言政治革命，不復言種族革命，質言之，則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對於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也。」（《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三頁）
先生這次態度的轉變，除以上的材料以外，從南海先生十二月的復書里，也可以看出來。
「十月居箱根來書收。知汝痛自克責，悔過至誠。此事關中國之大局，深為喜幸。前事可作浮雲過空，皆勿論也。惟汝流質易變，若見定今日國勢，處萬國窺伺耽逐之時，可合不可分，可和不可爭，只有力思抗外，不可無端內訌，抱定此旨而後可發論。至造國民基址，在開民智、求民權，至此為宗，此外不可再生支離矣。
汝對二僧，問吾決定。以今日事勢，則楚卿之言是也。（至於除榮祿與否此不待商別見下。）汝發造因之說，其言甚□，並本根未拔故觸端即發。以今日情勢論之，那拉七十，榮祿亦六十餘，老弱多病，斷非可久。汝作二十年之說，大約三數年內必有大變，近或一二年耳。汝以開民智、求民權候之，必無誤。汝年華，如有變事而欲造因，其事甚易，即如雲樵在美數月而全美華人皆變。若於一二年內厚蓄財力，將來各省遍設報館，數年之後，公理日明，遊學日眾，學堂日開，於時火藥已有伏基，乃為報館作線燃之，吾保一年之後全國必皆變動。計一年之中，中國豈能亡乎？有無乃成求權立憲之事必不誤也。到時吾與汝等共鼓之。外間志士亦多，觀之年內汝報所鼓動可見，況汝今年極力含蓄未發乎。如號力大發之，火線之燃必極速。吾也信也，可保也。
自汝言革命後，人心大變大散，幾不可合。蓋宗旨不同，則父子亦決裂矣。自唐才質[6]往雪梨後，吾累與該埠書，皆不復，今一年音間絕矣。吾始欲攻唐，又礙於汝所遣往，今則已為唐化，無可復言。故汝雖不攻我，而攻我多矣。即廣智諸人亦不覆我信，尚成何事體！吾為茲懼，不知汝如何？抑尚以為公私當分，言革可救中國乎？同黨因茲分裂，尚何救國之可言也。
榮祿乎此在中國則為國賊，在我則為不共戴天之仇。（兄弟之仇不反兵而另博則以我而死也。）每念幼博輒為心痛，自恨無才無勇不能割刃之，如有言不殺者，吾即以榮祿視之，無論何人不必言此。」（十二月十三日康南海《與任弟書》）
十一月，黃公度給先生一信，評《新小說報》和那篇《新中國未來記》說：
「《新小說報》初八日已見之，（僅二旬余得報，以此為最速，緣汕頭之洋務局中每有專人飛遞故也。）果然大佳，其感人處，竟越《新民報》而上之矣。仆所最貴者，為公之關係群治論及世界末日記，讀至『愛之花尚開』一語，如聞海上琴聲，嘆先生之移我情也。《新中國未來記》表明政見，與我同者十之六七，他日再細評之與公往復。此卷所短者，小說中之神采（必以透切為佳）之趣味耳。（必以曲折為佳）俟陸續見書，乃能言之，刻未能妄測也。仆意小說所以難作者，非舉今日社會中所有情態一一飽嘗爛熟，出於紙上，而又將方言誘語一一驅遣，無不如意，未足以稱絕妙之文。前者須富閱歷，後者須積材料。閱歷不能襲而取之，若材料則分屬一人，將《水滸》、《石頭記》、《醒世因緣》以及泰西小說至於通行俗諺所有譬喻語、形容語、解頤語，分別抄出以供驅使，亦一法也。公謂何如？《東歐女豪傑》筆墨極為優勝，於體裁最合。總之，努力為之，空前絕構之評，必受之無愧色。」（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黃公度《與飲冰室主人書》）
同月，黃公度致先生一長書，討論民權、自由、革命、自立和將來政體各問題，頗為詳盡，因為裡面講到先生的地方很多，所以節錄在下面，藉見兩先生思想異同之一斑：
「公之所唱民權自由之說，皆是也。公言中國政體，徵之前此之歷史，考之今日之程度，必以英吉利為師，是我輩所見略同也。風會所趨，時勢所激，其鼓盪推移之力，再歷十數年、百餘年，或且胥天下而變民主，或且合天下而戴一共主，皆未可知，然而中國之進步必先以民族主義，繼以立憲政體，可斷言也。公所草《新民說》，若權利，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進步，若合群，皆吾腹中之所欲言，舌底筆下之所不能言，其精思偉論，吾敢宣布於眾曰，賈、董無此識，韓、蘇無此文也。
然讀至冒險進取破壞主義，竊以為中國之民，不可無此理想，然未可見諸行事也。二百餘年，政略以防弊為主，學術以無用為尚。有明中葉以後，直臣之死諫諍，黨人之議朝政，最為盛事，逮於國初，餘風未沬，矯其弊者極力剗削，漸次銷除。間有二三骨鯁強項之臣，必再三磨折，其今夕前席明夕下獄，今日西
市明日南面者，踵趾相接，務摧抑其可殺不可辱之氣，束縛之，馳驟之，鞭笞之，執乾綱獨斷之說，俾一切士夫習為奴隸，而後心安其文字之禍，誹謗之禁，窮古所未有。由是葸懦成風，以明哲保身為安，以無事自擾為戒，父兄之教子弟，師長之訓後進，兢兢然伸明此意，浸淫於民心者至深。故上至士夫、長吏、官幕、軍人，乃至吏胥、走卒、市儈、方技、盜賊、偷竊，其才調意識見於漢、唐歷史宋、明小說者，今乃蕩然烏有。總而言之，胥天下皆懵懵無知，碌碌無能之輩而已。以如此無權利思想，無政治思想，無國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險進取，聳之以破壞主義，譬之八九歲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幾希。
公又以為英國查理士第一國會之爭，法國路易第十六革命之禍，終不能免，非不知此事之慘酷，而欲以一時之苦痛，易千萬年之和平。吾之以民權自由之說，鼓盪末學，非欲以快口舌，吾每一念及，鼻酸膽戰，吾含淚而道也。嗟乎，至矣哉仁人之言！吾誦公言，亦為之鼻酸膽戰也。雖然，歐洲中古以來，其政治之酷，壓制之力，極天下古今之所未見；賦斂之重，刑罰之毒，不待言矣。動輒設制立限，某政某事為某種人不應為，某權利為某種人不應享；至於宗教之爭、社會之禁，往往株連瓜蔓，死於縲紲，死於囹圄，死於焚戮者，盈千累萬，數至不可勝計。校之中國，惟興王之待勝朝，霸者之戮功臣，奸雄之鋤異己，叔季之興黨獄，間有此禍，他無有也。教化大行，民智已開，故壓力愈甚，專制力愈甚，其反動力亦愈甚，彼其盧騷氏民約之論，入於腦中，深根固蒂，不可拔矣。一旦乘時之會，遂於烈風猛雨，驚雷怒濤之奮激迅疾，其立海水而垂天雲，固其宜也。吾不敢謂中國壓制之不力，然特別之事恆有之，普通之力不如此其甚。吾非不知中國專制之害，然專制政體之完美巧妙，誠如公語。苟時非今日，地無他國，無立憲共和之比校，乃至專制之名，習而安之亦淡焉忘。今以中國麻木不仁痛癢不知之世界，其風俗之敝，政體之壞，學說之陋，積漸之久，至於三四千年絕不知民義民權之為何物，無論何事，皆低首下心，忍受而不辭，雖盧騷再盧騷千萬盧騷，至口瘏手疲，亦斷不能立之立導之行也。……
二十世紀之中國，必改而為立憲政體，今日有識之士，敢斷然決之無疑義也。雖然，或以漸進，或以急進，或授之自上，或爭之自民，何塗之從而達此目的，則吾不敢知也。吾輩今日報國之義務，或尊主權以導民權，或唱民權以爭官權，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跡若相非，而事未嘗不相成。嗟夫，吾讀公以乙為鵠指甲趨乙之函，讀公不習則駭變駭成習之說，有以窺公之心矣。以公往往過信吾言，懷此半年，未與公往復者，慮或阻公之銳氣，損公之高論也。而今日又進一言者，以無智不學之民，願公教導之，誘掖之，勸勉之，以底於成，不願公以非常可駭之義，破腐儒之膽汁，授民賊以口實也。公之目的固與我同，可無待多言，願公縱筆放論時少加之意而已矣。
天祚中國，或六五年，或四三年，民智漸開，民氣漸昌，民力漸壯，以吾君之明，得賢相良佐為之輔弼，因勢而利導之，分民以權，授民以事，以養成地方自治之精神，微論英、法，即日本二十年來政黨相爭之情況，吾亦烏有焉，真天下萬國絕無僅有之事也。踔厲奮發，憂勤兢惕，以冀同心協力聯合大力，以抗拒外敵，即向來官民之界，種族之界，久存於吾人心目間者，尚當消畛域泯成見，調和融合，以新民命，而立國本，而反紛紛然為蠻觸之爭，雞蟲之斗，何其量之狹，而謀之淺也。……今五大洲之環而伺我者，協而攻我者，不獨日本，日夜伺吾隙以徼吾利，而愛國之士，反唱革命分治之說，授之隙而予之柄，計亦左矣。
今之二三當道，□□然以識時務自命者，絕不知為國民由國民之為何義，天賦人權之為何物，民約之為何語，謬以為唱民權必廢君主，唱民權必改民主，積其科名官職富貴門第腐敗不堪之想，一意恢張官權裁抑民權，舉一切政事溝而畫之，別而白之曰，此官之權於民無與也。果若人倘若不幸，彼政府諸公頑固如故，守此不變，靳固不予，而民智既開，民力既壯，或爭而後得，或奪之而後得，民氣日漲，民權亦必日伸，以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理推之，其變態吾不知，其結果吾敢斷言也。公以播此理想，圖報效於國民，冀以其說為消弭禍患之良藥，仆以為由此理想而得事實，禍患因而不作，此民之幸，即公之功也。又慮其說為製造禍患之毒藥。仆以為民已有智，民既有力，而政府固靳之權，禍患末由而弭，此政府之責，非公之咎也。吾輩唯自盡國民一分子之義務而已。」（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黃公度《致新民師函丈書》）
同書又說：
「若夫後生新進愛國之士，有唱革命者，唱類族者，主分治者，公亦疑其非矣。吾姑無論理之是非，議之當否，然決其事之必無幸成也。……且吾輩處此物競天擇至劇至烈之時，亟亟然圖所以自存，所以自立者，固不在內患而在外攘。今日之時，今日之勢，誠宜合君臣上下華夷內外（此四字用古代名詞）言，勢必所謂官者絕不取之於民族，如上古封建之世卿，歐洲中葉之貴族，印度四種之剎帝利而後可。果若人言又必今日為民，聽其愚昧，明日入官，即化為神聖而後可。果若人言，又必以二三千神聖之官，率此四百兆愚昧之民，驅之出生入死，安內排外，無所不能而後可。果使普天之下，胥變為牛馬世界犬雞世界蟲蟻世界也，彼其說可行也；若尤是人民世界也，吾知此蚩蚩無知之民，始居於無民之國，繼變為無國之民，是不啻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是也，直為天下列強之虎之倀之鬼之魔也，是中華之罪人，是大清國之亂臣賊子也。
雖然，今之新進後生愛國之士，知彼輩之必誤天下，惡彼輩之說，矯彼輩之論，鋌而走險，急何能擇，乃倡為革命類族分治諸說，其志可哀，其事可悲。然以今日之民操此術也以往，吾恐唱革命者，變為石敬瑭之賂外，吳三桂之請兵也；唱類族者，不願漢族、鮮卑族、蒙古族之雜居共治，轉不免受治於條頓民族、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之下也；唱分治者，忽變為猶太之滅，波蘭之分，印度、越南之受轄於人也。吾非不知時危事急，無可遷延，持緩進之說者，將恐議論未定，而兵既渡河，揖讓救火，而火既燎原。雖然，此壞劫，此厄運，由四五千年積壓而來，由六七大國驅迫而成，實無可如何也。
公以為由君權，而民政一度之破壞終不可免，與其遲發而禍大，不如速發而禍小。仆以為由蠻野而文明，世界之進步，必積漸而至，實不能躐等而進，一蹴而幾也。吾不征往事，征之近日神拳之神，義民之義，火教堂，戮教民，攻使館之愚，其肇禍也如此；順民之旗，都統之傘，通事之訛索，士夫之獻媚，京師破城之歌舞，聯軍撤退之挽留，其遭難也如彼；和議告成，賠款貽累，而直隸之廣宗，湖南之辰州，四川之成都、夔州[7]又相繼而起，且蔓延於一省，其怙惡也復如此；以如此之民，能用之行革命類族分治乎？
每念中國二千年來，專制政體，素主『帝天無可逃，神聖不可犯』之說。平生所最希望，專欲尊王權以導民權，以為其勢較順，其事稍易。戊戌新政新機動矣，忽而變政，仍以為此推沮力，尋常所有也。既而團拳禍作，六飛播遷，危急存亡，幸延一發，卒下決意變法母子一心之詔。既而設政務處，改科舉，興學校，聯翩下詔，私謂我輩目的庶幾可達乎。今迴鑾將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娛樂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展轉遷延，卒歸於絕望！然後乃知變法之詔，第為辟禍全生，徒以之媚外人而騙吾民也。
設有詰於我者，謂公之所志，尚能望政府死灰之復然乎，抑將坐視國家舟流而不知所屆乎？仆亦無辭可答也。茫茫後路，耿耿寸衷，忍淚吞聲，鬱郁誰語，而何意公之新民說遂陳於吾前也。罄吾心之所欲言，吾口之所不能言，公盡取而發揮之，公試代仆設身處地，其驚喜為何如也。已布之說，若公德，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進步，若權利，若合群，既有以入吾民之腦，作吾民之氣矣；未布之說，吾尚未知鼓舞奮發之何如也。此半年中中國四五十家之報，無一非助公之舌戰，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譯之名詞，杜撰之語言，大吏之奏摺，試官之題目，亦剿襲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變矣；實事吾不知，議論既大變矣。嗟乎，我公努力努力，本愛國之心，絞愛國之腦，滴愛國之淚，灑愛國之血，掉愛國之舌，舉西東文明大國國權民權之說，輸入於中國，以為新民倡，以為中國光。此列祖列宗之所陰助，四萬萬人之所託命也。以公今日之學說，之政論，布之於世，有所向無前之能，有惟我獨尊之概，其所以震驚一世，鼓動群倫者，力可謂雄，效可謂速矣。然正以此故，其責任更重，其關係乃更巨，舉一國材智之心思耳目，專注於公，舉足左右，更分輕重。彼之恢張官權，裁抑民權者，公駁擊之，指斥之可也；聽其自消自滅，自腐自朽，自潰自爛，亦無不可也。公所唱自由，或故為矯枉過直之言，然使彼等唱自由者拾其唾餘，如羅蘭夫人所謂天下許多罪惡假汝自由以行，大不可也。公所唱民權，或故示以加倍可駭之說，然使彼等唱民權者，得所藉口，如近世虛無黨以無君無政府為歸宿，大不可也。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芒芒禹域，惟公是賴，求公加之意而已。」（同上）
同月一日，黃公度又有一書論到先生的書法，現在把它抄錄於下，裡面所說的重伯，便是曾重伯廣鈞。
「重伯昔譽吾書，謂當世足與抗行者，惟任老耳，張廉卿、李仲約不足道也。吾告以平生未嘗習書，堅不肯信。既谉知其語實，乃嘆曰：唐以下無此筆法，□公殆天授非人力也。天下嗜痂之癖有如此者，吾不敢述以告人，公今又證明之，益使我汗顏矣。公書高秀淵雅，吾所最愛，《人境廬詩》有一序，公所自書，平生所寶墨妙，以此為最。」（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黃公度《與飲冰室主人書》）
是年十二月，國內忽又謠傳將有廢立的事，先生除在書札中頻與同志討論營救方法外，當時並撰有《逆臣廢弒之陰謀》和《樊增祥密書疏證》兩文，以攻擊之。
是年先生集股創辦譯書局於橫濱，資本約六萬餘元。
是年先生始交諸暨蔣觀雲智由[8]，先生在《詩話》中記述其事說：
「余自去年始獲以文字因緣交蔣觀雲，（蔣君到日本似系光緒二十九年夏秋間。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春，曾受廣智書局聘為潤稿員，非久即去，是年未與蔣君見面也——何擎一注。）往在美洲見《清議報》文苑有題因明子稿者，大心醉之，顧以為夏穗卿作，蓋其理想魄力，無一不肖穗卿也。爾後屢讀因明詩，而認為穗卿之心，益橫亘胸中。在澳洲作廣詩中八賢歌，首頌因明，而下注穗卿。及東還始知其誤，改正之，故歌中竟闕穗卿也。於是乞交因明之心益熱，此吾腔子裡一段歷史，亦可為藝林增一談柄也。」〔《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二十八頁〕
又說：
「余與觀雲至今未識面，今春貽以一影像，媵一絕句云：是我相是眾生相，無明有愛難名狀，施波羅密證與君，拈花笑指靈山上。觀雲報我一影像，亦媵一偈云：分明有眼耳鼻舌，一文不值何消說，如我自看猶自厭，暫留蛻殼在人間。觀雲太偽謙生。〔《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二十九頁〕
又蔣觀雲在民國十八年給梁思成的信里追述其事說：
「回憶曩游，佇企後秀，泫然而悲，翹然而望，交縈並感，曷能已已。鄙人之與令尊先公交，約當辛亥革命之前十年，自壬寅遂始，一時以國事文字討論商榷。令尊先生所貽書札，凡屬要密及有付丙字者，當時已均毀去，今檢得通常書翰尚存者蓋六十有四通。令尊先公所為國家大事，均已章章著聞，當世簡札中蓋無遮錄者，將留收存令尊先公之罄咳，以為紀念而已。」（民國十八年蔣智由《與思成世講書》）
先生是年著述甚多，除了政論文章以外，關於學術方面者有《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和《新史學》兩篇。其介紹西人學說者有《亞里斯多德之政治學說》、《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傳略》、《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和《論泰西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數篇。所為名人傳記有《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義大利建國三傑傳》、《匈加利愛國者噶蘇士傳》、《張博望班定遠合傳》、《黃帝以後第一偉人趙武靈王傳》。其言地理者有《地理與文明之關係》、《亞洲地理大勢論》、《中國地理大勢論》、《歐洲地理大勢論》。文藝作品中除《新中國未來記》外，有《世界末日記》、《新羅馬傳奇》和《俠情記》三篇。《世界末日記》和《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是黃公度先生極稱譽的兩篇文章。《新羅馬傳奇》中第四出極力描寫瑪志尼之為人，捫虱談虎客（編者按即韓樹園先生文舉）謂先生最崇拜其人，語語皆有寄託（見原傳奇批註），並論先生為文的特長說：「作者為文無他長，但胸中有一材料，無不提之以入筆下耳。」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規模頗大，全書分十六章，綜論中國古今學術思想演變之跡，很多卓見，惜先生僅寫至前六章擱筆，以後甲辰年夏間再完成第八、九兩章，改題為《近世之學術》，余稿則迄未續補。
去歲以來，先生頗有忠於史學，所以去年有《中國史敘論》一文。今年又為《新史學》一篇。這兩篇文章便是先生著《中國通史》的準備和指導思想。他在《新史學》裡面的主張多采西學新說，加以他的識見超卓，所以這篇文章對於整理中國舊史的工作，有很大的貢獻和幫助。
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三十一歲
正月，先生應美洲保皇會之邀，遊歷美洲。十月，復返日本。先生自記其出發時情形和此行目的說：
「余去國以來，航海游白人殖民地者，凡三次：第一次游夏威夷島，第二次游澳大利亞洲，第三次游亞美利加洲，即今度也。以正月二十三日發程橫濱，先至英屬之加拿大，此行目的，一以調查我皇族在海外者之情狀，二以實察新大陸之政俗。」（《海外殖民調查報告書》乙巳本《文集》遊記類第十頁）
先生是年生日度於太平洋舟中。他在《飲冰室詩話》里記當時為詩紀念情形說：
「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在太平洋汽船中，過三十一初度，欲為四律不能成，亦僅成四語云：十年十處度初度，頗感勞生未有涯。歲月苦隨公碌碌，人天容得某棲棲。片鱗碎甲，拾而存之，亦一紀念也。」〔《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四十二頁〕
先生以二月六日抵加拿大灣高華，此行同來者有僑商同志黃慧之、鮑熾兩君。該埠保皇會員葉惠伯給橫濱同志譚伯笙、馮紫珊、梁兆南的信里，講先生和黃、鮑等初到該埠情形說：
「敬啟者：昨初七印度皇后船到，梁任公、慧之、鮑熾、鮑松諸君，亦均平安，隨步一到。適逢敝屬投鬮公舉本屬保皇會職員事，又大敘集事，各埠聯會，其踴躍之盛，以此次為最。任公等之忠愛，人皆供仰，但所來為招商股計，敝埠亦認以二萬金左右。至域埠二埠亦上下，統以本屬計之，量可得十萬款。其餘美國會務日盛，量招商股，借任公等光臨，必能大集款項。弟亦願與他偕行入美，以效前驅也。」（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葉惠伯《與伯笙紫珊兆南列位義長書》）
又該埠會員李福基的一封信里說：
「印度王后火船月昨之初六日平安抵浦，卓如先生、黃慧之、鮑熾同志到來，增光一切，人心大為踴躍。先生為同志留宴，連綿不已，未暇他行。先生與慧之兄是船有平安信付上，詳明無容弟贅及矣。」（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李福基《致福生泰大寶號司事同志先生書》）
先生這次出遊的目的，第一在開辦美洲各地保皇分會；第二在擴大譯書局股份，集股開辦商務公司，以樹立實業基礎；第三在籌款發展會中其他各事；此外並附帶為大同學校和愛國學社捐款。先生到加拿大後，居留約兩月，至四月初始行。在這個期間裡，先生曾經參加灣高華保皇總會二月間的選舉會，和三月間興築總會所的樹基典禮。而最努力進行的，便是上述各事。二月二十五日，先生給蔣觀雲一書裡面，講到請蔣氏維持《新民叢報》和愛國學社的事。現在把它節錄下來，借見先生當時忙碌情形：
「客中既無寸暇，《叢報》文竟不成一字，此局看看將倒塌，望公必垂憐，有以拯之，無任感盼。
愛國學社事無日不來往胸中。近彼中狀況復何如，望相告。弟此行必薄有所效，惟多少則不能預言。有書往滬，望勖同志以堅持而已。」（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夕《致蔣觀雲先生書》）
又三月十六日一書里，除再以《新民叢報》事懇託蔣氏外，並言及此行的感想和進行各事的成績：
「別幾兩月矣。在外無寸晷暇，一字之文不能作，《叢報》指日立斃。他無足惜，惟此報現在頗有勢力於社會，聽其若此，深可悲耳。弟決須閏五月杪乃能遄返，若能支此三月，則弟歸來可無慮矣。先生為大局計，想見憐耶。若承不棄，望與孺博、孝高、伯勛、百里（望代哀袞甫諸公）諸君熟商，（即麥孺博、羅孝高、周伯勛、蔣百里、汪袞甫——原初稿批註。）勉籌濟此三個月之法，其應若何乞稿之處，一惟先生命。
弟此行見海外人之熱心，益覺得非轟轟烈烈再做一場，則此身真無顏立於天地。今後誓將去空言界，以入於實事界矣。但今年一年之空言，尚不可少也。此行目的頗達五、六，大約實業界之基礎可成八、九，秘密界之基礎亦得三、四也。知念，略以奉聞。」（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致蔣觀雲先生書》）
這個時期里，港、澳當局和橫濱方面同志因為意見的隔閡，事業上的誤會，引起很大的齟齬，就是先生和南海間也有許多不能諒解的事實，這次的誤會和齟齬，雖然後來都消除了，但是全部的事業在進行發展上已經受了很大的影響。現在我們擇錄幾節材料在下面，借見這次齟齬的大概情形，和保皇會內部組織的缺陷。以下是三月一日徐君勉給馮紫珊的信，裡面所講的璪雲，便是辦理香港黨務的同志羅璪雲。
「港中璪雲等大攻卓如、為之二兄，可惡已極。且雲譯局（譯局亦乞兄留心整頓為盼）辦理不善，如不遂所求，必布告各埠，為一拍兩散之舉。此人立心之險，不可言喻，而港中人竟信之，真令人氣短。乞兄即函告康先生解之，勿因港中之讒言而敗大局也。」（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一日徐君勉《致子山我兄足下書》）
三月二日，黃慧之給橫濱麥孺博、馮紫珊、譚伯笙、羅孝高的信：
「港局租鋪開辦，各埠大嘩，而港中人尚不設法收拾，以解人疑，尚來信斤斤致辨，盡歸咎君勉一人身上，並大攻譯局，直欲解散全局，今又謂福生泰資本全系譯局之款等語，種種謬妄，實堪發指。幸弟平日有富名，而此間人不信，不然真無地自容矣。到此凡與人論及港局，甚難措詞。而港、澳為辦事總局，弟等萬無相攻之理，只有掩飾。不料港中諸人，大加攻擊，雖外不信，而互相攻訐，實令人有可疑之處。弟等推原其故，實璪雲一人所播弄，而他人亦從和之。彼等與濱中人極少交涉，本無意見，彼近日最惡濱中人者，其故有二：其一則謂譯局加股，有礙商會招股，且謂弟等只顧譯局，不理商會；其二則謂截留報棧股份不交，使港局無款開辦。因此二事，遂遷怒於橫濱，並且肆言攻擊矣。璪雲則雲君勉舉其為報棧總理，並每年薪水三百元。而君勉雲絕無此事，須問其取出授以全權之憑據，乃為作實，凡去用之款，概不承認云云。港中接此信後，更生大波瀾矣。但璪雲一人做甚麼謠言，尚無他礙，若鏡、壽（壽，鄺壽民——原初稿批註。）等從而和之，則大局瓦解耳。乞公等即行信返港，囑鏡、壽兩兄幸勿相攻，尚可挽救，不然，不堪設想。」（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二日黃慧之《致孺博紫珊伯笙孝高諸兄書》）
三月四日，先生從灣高華給徐君勉的信，裡面講這次誤會的原因，經營譯書局、《新民叢報》、廣智書局的大概情形，和對於以後事業的計劃，頗為詳盡。最後仍然不忘革命一途：
「港局支離，真不可思議，鐵君（梁鐵君乃南海之友，康幼博遇難，鐵潛送其柩南歸，後以謀刺西太后被戮北京，亦奇士也——原初稿批註。）前有書與默庵（時彼中派默庵來濱），相攻之言已滿紙。彼輩總謂譯書虧本，故我輩須急救彌縫。豈知當招新股時，橫濱所存譯局銀，尚有萬金，上海來往流水賬，亦存數千，而賬目亦七八千，而存書存紙存機器，（約值二萬餘）尚不計也，何至竭蹶？彼等聞譯局欠《新民叢報》賬萬餘，則大驚訝，謂必無錢故欠賬，豈知其中處？因弟自澳洲歸後，已用去萬七千餘金也，（大率為公用耳，若自用者不及三千，即如匯印款亦已有數千，其餘派人北行，及助智若助東中學生等，皆公用也。）此款弟皆從譯局借支，非向《叢報》取者；然《叢報》之款，弟名下應支取者，約六七千金，此款一划便了。（弟書在譯局出版，應分回利息與弟者亦數千金，故弟去年所用雖如此其多，然尚可勉強敷衍過去，未嘗虧空局中款項也。）故弟所用者報款，非局款。報欠弟款，弟欠局款，故局欠報款耳。而所謂譯局欠報款者，實連《清議報》全編計算之。《清議匯編》未出版，局未能收回全款，故局欠報款之實數，亦不過六七千耳。局之獲利明白共見，今年本當即出年結，惟出年結必須將弟交涉之款劃清。而開春以來，弟與為之即預備行程無一刻暇，（必年底乃能結，過年後二十日，弟等即來，港中人設身處地，此二十日內有暇否耶。）故未出耳。大率港中人妒濱人殊甚，久欲相攻，向無隙可乘，適廣智革除余某，（實子山所薦，子山所革）余某大造謠言，故彼等乘之以相攻，真憒憒也。
然廣智去年只嬴此數，弟實不滿意。蔭南誠有不在行之處，亦誠有剛愎之處，弟切責蔭之函，亦不下二三十次也。然蔭之勞瘁亦至矣，不能謂其不盡心。彼費用頗大，去年支用三千餘金。然除彼應得薪水外，尚有花紅應分彼者，《叢報》亦應有花紅與之，總計亦可得三千餘之數，彼即有借支局款，亦不過三五百耳。總辦借支三五百亦尋常事，何足妒耶？然弟無日不念譯局，誠恐弟行後，《叢報》、譯局兩皆減色，而今年贏利或反不及去年，故欲急行急歸，然護照又阻，真不如人意也。
港中至疑我輩，造邵公[9]抄家壽民倒盤之謠，真可駭異！彼有此疑議，怪不得其意見如此其深也。和昌隆倒盤之說，（記兄函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語。）弟去年接兄信來問，方相與共笑，謂相隔萬里，捕風捉影，乃至如是，當時已有函與兄辨其妄，使兄放心，並詰此語從何而來，想兄或猶存此信，若存則請寄港以解之。弟雖極愚，猶知同志互相引重之義，雖有破綻，猶必極力掩飾，使和昌隆倒盤，其於我聲名為有益乎，為有害乎，不問而知矣。我果何惡於港，即為公事相爭，又豈有妄造謠言之理。彼等乃至以此疑人，真不可思議也。去年年尾接壽民來兩信，信末皆有美洲傳和昌隆倒盤之說，不知從何來，奇絕怪絕云云，當時弟亦以為奇絕怪絕耳。及今思之，乃知其言外有意也。既以小人相待如此，此等極陰險無行之舉動，乃至以相疑，則鄰人竊，安往而非可疑耶，無怪弟等之言，總不能入也。甚矣浸潤之言之可畏也。以壽民之朴誠，而一餘某一羅某乃能使其迷惑如此，可畏哉！至邵公家變，則是實事。當時橫濱甚傳，街巷沸騰，弟有電往澳慰問，隨即函兄處商量，如何布告各埠，以安人心之法，此函兄當亦能記憶。其後能得小安，固屬差強人意。然穗今日之拮据，亦眾人共見者，（斗南來濱言穗現狀可憐極相與惻然。）我輩內里數人，豈能自相強耶。至弟所發外埠信，何嘗不彌縫耶，想兄亦見之也。惟在此間對惠伯一二人，則略言實情，惠伯等實同志中之最同志者，不應相瞞也。
若長者謂舉穗為商會總理，則弟等始終反對之；蓋反對之由，不因穗之家變，而實因穗之非商才也。穗以如許大家資，而能為一黃葉秋盡蝕之，致有今日，此同人所同嘆息者。穗之至誠熱心，固可敬，然其為一闊公子，絕不知商務中甘苦，此則無能為諱者也，豈可以如此重任委之？在長者之意，亦非見不及此，但以以穗名坐鎮（向來會事皆如此），而他人協辦雲耳。然弟之意，謂長者若能自歸港中，指揮調度一切，則以穗出名可也；任以一尋常人出名，皆可也。而長者既不能，且遠在數萬里外，則穗出名後，協助之者誰耶？必鏡如也，壽民也。二人果有商才否耶？鏡、壽所倚賴者，則汝磐也，璪雲也。璪不足道，汝磐則極有才也，然以全局委汝磐兄能放心否耶？雖非以全局委之，然港中人無一可與汝磐敵手。磐在場則玩弄諸人於股掌上耳，局事安得不敗壞？此弟等所以極力反對也。
至兄謂舉子山、慧之為正副總理，此亦不可行。兩人皆出濱中，即使外埠無間言，而港中吃醋將益甚，風波又必大起。初時，弟等之意，欲在外埠舉一總理，而或子山或慧之（慧與紫一體耳），以一人為副理。近日觀此情形，慧之決意並副理亦不肯居；惟無論誰人為總副理，彼必從中暗助雲耳。弟細思之，此亦善法也。前信言舉孝高為總理，兄意謂如何？孝高之學、之才、之毅力、之誠心、之地位，實吾黨中獨一無二者也。雖少閱歷，然得數人助之，則大可矣。他人閱歷或勝孝高，至其統籌大局，措置裕如，則無能及彼者也。而彼以不言革命之故，長者亦太信之、賞之，必足以消港中之忌。故弟熟思，舍孝高外無他人。彼就大學堂之聘，所得雖多，然比較輕重，似不如主持商會之為妙也。外埠人才，弟等初時頗有厚望，及今到此，則加拿大無一人可勝任矣。檀香山弟所知者，亦無一人可勝任矣。澳洲則有數人，歐陽萬慶、陳霞、鄺亮，皆好人才也，然恐其未必能歸，美國各埠據兄言如此，則亦無一人矣。此事既我輩發起之，則我輩固不可不負其責任，而港中人之不適當也，既如此，則舍孝高無別人矣。弟已函長者及孝高，未知高之意肯就否。然同人強之，彼亦當不能辭也。若長者及弟與兄合力保舉孝高，授意各埠，則其事亦必成無疑也。兄若以為然可先略函各埠。
兄急欲歸，弟亦深欲兄速歸，以鎮定各事，然必欲與兄一會面，面陳內中細情，商定辦法乃可，故兄亦萬不能速行。若弟誠不能過美境，則無可如何，更須留兄運動數月也。至兄謂欲往望天拿再招報棧款。此萬不可多立名目，令人生厭；此事將來必歸入商會辦理耳。港中報既不可辦，棧亦不可辦，然則奈何？惟有待商會成後，在港中另設一俱樂部，專接應同志來往，別籌款以辦之耳。其籌款之法，弟亦頗有所計畫，今此事猶緩無暇細及。譯局再招之股，今不印，入場書無所用，單辦譯局，前款已優優有餘矣。現多此款而未暇經營他項生意，誠可惜也。（慧之欲急歸者亦以此款存在銀行數月，何處得一分周息耶。）長者來函言歸入商會股。此事將來當必如此辦法，然現在卻不必聲明。惠伯諸人皆云然也。（因股以多為貴，若雲合併，則認做商會股份者皆將新股之數除出昨已交股反少矣。）商會大成，則譯局、報館、客棧之款，或可竟行合併（譯局之合則須詢明股東願否，報棧之合殆可決矣）亦未定，不然現在港局開銷數目已收抓李抓罅，碧架雪地之款從何處彌補耶。（商會辦理得宜，獲利不資，從贏利中彌縫此款，或從辦事人花紅中彌縫亦非難。）
長者所以偏信港中之言者，固由曾參殺人，浸潤易入，亦由弟等前此言革，觸其盛怒故也。以後兄請勿言。孝高以不與江島之盟，不猖狂言革，故長者獨信之、愛之。故非孝高主全局不可也。此意兄能會否？長者信屢言商會成以濟譯局，（長者來信由濱轉寄來者，其言亦略相同。）其意一若譯局甚危險者，然遠隔不知情形，乃至如此，真可嘆。（長者屢信來屬勿散商會，然則港中人必以我此行非為開商會乃為散商會也不知其心中竅若何古怪乃發出此等謬想，可嘆可憤。）而港局之譖言，真不知若何也。又雲樵昨來函，言長者有信與敏生、美近，詞頗嚴厲云云，不知其信如何？若為港言所入，發信來各埠與港中人一樣口吻，則弟無地自容，而大局全敗矣。念此心悸。其信望即寄弟一閱為盼（雲信附上）。
東京學生有大鬧事。因滿洲鬼良弼（滿人派來學兵者），干涉監督，不許送學生學軍故也。須開一十八省漢族統一學生會雲。中國實舍革命外無別法，惟今勿言耳。」（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四日由灣高華《與勉兄書》）
三月十日，鄺壽民給馮紫珊書，可見廣智書局的事確有使人不滿意的地方：
「廣智積弊如此，弟早有所聞，外間人洞悉內中情弊者，已不知凡幾矣。若非得足下再走上海一次；披荊斬棘，改弦更張，必無可觀。萬乞足下為大局計，不避嫌疑，破除情面，澈底澄清，從新整頓，事乃有濟。倘遲遲不舉，積弊日深，將來牽動全局，必至不可收拾，至全壞而後圖補救，則悔無及矣。」（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十日鄺壽民《致紫珊仁兄足下書》）（不知內情者以為此書是實情烏知其別有深意耶。）（此時梁蔭南為滬局經理——原初稿批註。）（壽民為不滿意先生之人，借廣智事以攻先生所謂積弊如山者，不知何所指，壽民在港並未到滬，此函可刪。南海最信壽民、鏡如，而二人則攻擊先生——何擎一注。）
三月十五日，先生給徐君勉的信，裡面講到和南海先生發生誤會的原因說：
「一、頃為內地辦事計，已托惠伯代兄入英籍。並代子剛、覺頓、孝高、黃慧之、鮑熾，皆已入了。可笑之至。
一、長者處與濱中嫌疑，頗亦為金錢之故，因弟去年（時弟不知情形）屢書諫節用，長者處窘境，宜其怒也。故屢函責皆言以無賴子相待。前寄上之信，猶有此言。蓋長者數月之怒，猶未解也。然弟前此所以如此者，實因支絀之故，即如去年印度之款項，非二分二取給於此間乎？壽民處撥叢報費寄去者，千八百餘元（其確數弟不甚記不知止此否），不知彼寫信先生聲明系濱中所籌，抑自認港中所籌？即如今年二月壽寄印五百來，弟信言劃叢報款，而與兄及雲樵言系自籌，其寫信先生當亦如，兄信所言，故先生亦不知濱中之苦也。其實去年港匯印之款，除美洲會款有些少外，其餘豈有一文非濱款耶？弟未嘗諫先生節用者，既一年矣，而今猶有此言，是先生未忘前嫌也。兄有書去，不妨略言，即將壽民兩信寄去可也。惟切不可寄弟此信，不然又以瑣瑣金錢之故（恐更生嫌疑切囑切囑）打筆墨官司，豈不羞死耶。先生處既非濫費，而吾黨皆有服勞奉養之責，黨中他人無能分此勞者，則其責任非在弟肩上而何？弟無論如何困難，不能卸此責也。惟港中人屢屢如此辦法，亦不可不令先生知之耳。」（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與勉兄書》）
又三月十八日一書里，頗悔已往種種舉措之失當，但是「革命」主張，仍然不肯放棄：
「今夕得砵侖轉來佛長書，背人匆匆讀之，直至夜闌（今已三點矣）人散，方再出熟誦數次，汗流浹背甚矣。啟超根器之淺薄，道心不堅，而乃以此施諸長者也。長者前屢責，得書輒怦怦自省，過後偶觸他事，輒又妄疑復起矣。惡根之難拔如此，可畏也。今與兄訂約，弟此後難保無起妄念之時，若有之則兄當來責我，曰汝忘三月十八夜在加拿大所發書乎？我必當猛醒矣。今夕已夜深，不能趕此船寫信往佛處謝罪，只發數行去耳。明日入奶麼夭寅米，恐此禮拜內不能發信，望兄先以信往言，啟超知罪也。
譯局展股事，不意長者怒至此，（弟前書與長者已認此罪，其實我惶恐而認也。今細思之，實不應認。）然弟為此之時，實非欲攙奪商會也。其時與港中意見，並不深也。弟今思其時日，乃始自知。譯局展股在何月，弟已忘之，（似在九月）惟記弟發此議後，然後紫珊返港；弟旋入箱根避客。後在箱根得紫珊由港來書，始知港已開辦，遍布章程。由箱根返濱兩日，章程乃寄到。蓋弟發譯局展股之議時，尚絕不知港之欲辦商會也。（港之辦會，乃章程寄到時，有一封照例不寫上款之公函來耳，又數日然後有信來我，時我真怒甚矣。）弟當時不知何故，覺得商會或難大成，又欲急辦入場書，故忽發此議。時紫珊、慧之亦不甚贊成，而弟力主之，致有此波瀾。由今思之，實無謂也。今辦譯局，真嫌款多耳。至無書與長者，此真我之大謬處，不知何以如是。弟之上長者書，常覺不易，蓋一寫則必數十紙，常欲得一空閒時日乃寫之，遂日延一日，而信反疏。至謂弟欲背長者，（港中人屢以背長者三字攻先生，不意莫須有三字竟見於黨中也——原初稿批註。）弟自問其良心，亦不許爾爾也。……而竟於譯局事未一提及，則弟今既忘之，果爾是天奪我魄也。大抵一年以來，波瀾紛起，弟於長者書或諍論此事，或辨難彼事，及至寫完，輒忘言譯局，或此之由，然弟知罪矣，甚矣，長者與弟不合併一處之為害也。念及此，不得不痛恨日本政府矣。
長者此函責我各事，我皆敬受矣。惟言革事，則至今未改也。去年十月間，長者來一長函痛罵，云：因我輩言革之故，大病危在旦夕。弟見信惶恐之極，故連發兩電往，其一雲『悔改』，其二雲『眾痛改，望保攝』。實則問諸本心，能大改乎？弟實未棄其主義也，不過迫於救長者之病耳。今每見新聞，輒勃勃欲動，弟深信中國之萬不能不革命。今懷此志，轉益深也。即此次到美演說時，固未言革，然與惠伯、章軒談及，猶不能不主此義也。舍是則我輩日日在外勸捐，有何名目耶？兄想亦謂然，但不可以告長者，再觸其怒，致傷生耳。」（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與勉兄書》）
三月二十一日，先生給徐君勉的信，講到南海先生已經心平氣和，和自己創立保皇會章程的事：
「長者續來信，心平氣和，甚可喜。（今寄上）鐵君處長者如此稱之，或真有高才亦未可知。將來慧、孝、鐵諸人，和衷主持此局，前途有望矣。
港中情形如此，只得依先生法，令其收窄盤，將來所費由商會抵填，作為開辦費耳，實亦不能撤局也。
弟現擬保皇會章程，立聯衛部、交涉部、勸學部等名目。勸學部現已在二埠開辦。蓋弟見會所有地方有燈火，而除禮拜晚演說外，皆無所用之，深為可惜。意欲開一夜館，請人來教英文，每月來讀者，收回銀八毛耳。此事大助會所之熱鬧，域多利亦不日照行矣。」（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與勉兄書》）
三月，榮祿卒，先生有《嗚呼榮祿》一文，載《新民叢報》第二十九號中。該文除抨擊榮祿數年來專權跋扈，一無建樹外，並喚起國民之振作自強，以應當前之變局。
四月三日，先生去灣高華，往紐約。十六日到達時，保皇會同人迎於車站者，凡數百人。此後先生居紐約者兩月余，其間接見邦人，接見報館訪事，和演說赴宴各事，所費時日，占十之八九。先生此行過落機山時，曾感賦一絕句：
「四月猶為踏雪游，光明世界入雙眸。
山靈知為誰辛苦，如此華年也白頭。」
四月二十六日，先生赴紐約亞細亞協會宴席。席間，請先生演說。先生除述此游感想外，並詳論列強對中國應抱的態度，演講至四十五分鐘之久。二十九日，紐約《社會主義叢報》總撰述哈利遜氏來訪先生，其所言大概都是勸中國若行改革，必須從社會主義著手的話。
四月晦，先生由紐約至哈佛。該市華僑約百餘人，都是保皇會會員。其時容純甫閎隱居該市。先生往謁，談兩小時余。時容先生年七十六歲，仍然矍鑠如壯年。先生在《新大陸遊記》里記其事說：
「先生所以教督之、勸勉之者良厚，策國家之將來，示黨論之方針，條理秩然，使人欽佩。」（《合集·專集》之二十二第四十六頁）
五月二日，先生至波士頓。先生以該市為美國歷史上最有關係之地，自謂夢想此境者有年，今得親游其地，撫其遺蹟，非常欣慰。所以先生居波士頓九日中，每以半日與國人演說談論，以半日尋訪其歷史遺蹟。
五月十四日，先生至華盛頓。十六日，訪其外交部長約翰海氏於其私邸，談兩點余鍾。十七日，訪其大總統羅斯福於白宮，晤談約兩刻鐘。先生自言旅美十個月，惟在華盛頓五日中最休暇，除訪羅、海二氏並遍游其兵房、庫房、鑄銀局、博物院、植物院等外，更不見客。晚間惟有使館中一二舊友和留學生數人來寓縱談，所以得盡日遊覽。但是先生仍然以沒有能到華盛頓故里一觀為憾。
五月二十一日，先生至費爾特費城。二十五日，復返紐約。閏五月初四日，先生由紐約啟行而西，再至費城，參加該地保皇大會。初六日，往波地摩。初七日，至必珠卜。該地有華人六百餘，保皇會已開，先生居留一周，於十四日首塗往紐柯連，道經先絲拿打，留一宿。先生對眾演說。當晚保皇分會成。十六日抵紐柯連。二十五日，往聖路易。該市已有保皇分會團體，且甚堅固；明年將開之世界博覽會場，正在建築中，先生遊覽一周。
這時候，南海先生運動會事於南洋各埠。閏五月十六日，鄺壽民給先生的信里，述南海在仰光開會的情形說：
「日間得先生仰光信，言仰光會已成，已捐得三千餘金，義興會之頭目黃吉臣亦來入會。義興存款四十餘萬，將欲移其款改為保皇會。又嘉應之義興已將其產值二萬金捐出保皇會云云。先生請英官助演說成此事。又成閩、粵兩省會館學堂，已指七萬四千金，將來學堂尚可得五十萬。英巡撫許相助，撥地一段及銀萬數。故仰埠人皆敬聽先生，會事當可擴充。仰埠人多殷富，可得十萬。又定發人（黃吉臣第一熱心）往南非五厘士開會。若得此，則數十萬可集云云。」（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六日鄺壽民《致任兄足下書》）
同書又說：
「先生來信雲，仰光會事之成，全仗陳伯崖與黃吉臣二人大力，而陳崇輝、伍定生之富助之。伍三元、周川釗、蔡錦亦稍富，而錦尤熱，嘉應則侯杞堂、曾木秀主持之，而侯最有才望，李吉臣出頭名（電請歸政頭名李吉臣次之），以其富而好高也。皆粵之義興人也。可述我言，貽書大獎之。陳伯崖極才（有密謀調款可與之通）少見其比。閩人有莊銀安者，有道士也，亦來入會，借園即其力，為此間第一人才，無更當令文興大稱之，寄報來普乾元陳伯崖處可也。
印度人與先生約，欲立一佛教會，擬先定一萬鎊，開一佛教報，以通中國，然意不在佛云云。
鐵老於閏月三日往庇能，並游荷蘭各屬，需為先生先導。若聯通南洋數十埠，吾黨之聲勢不可量矣。」（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六日鄺壽民《致任兄足下書》）
先生遊歷各地的時候，附帶為大同學校捐款甚多。他在閏五月二十七日給譚伯笙、黃慧之的信里，有一段囑託他們，萬勿動用該款的話說：
「外埠所捐大同學校款，千萬勿遽交，勿遽出數，待兄歸來一齊交出。（散碎則無力，慧弟宜以此專歸功於兄，使兄益見重於濱人，乃足以張黨勢也。）有一大注款如此，然後可以樹吾黨勢力於濱中，且不令此款浪費也。此是極要事。頃打一電報，專為此事，弟想會意。現下我黨在濱之勢力頗薄弱，不能不結人心也。切囑，切囑。現兄在外到處募捐，必珠卜、紐柯連、新藟三埠亦捐得數百美金矣。」（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七日《致伯笙慧之兩弟書》）
先生在紐柯連的時候，曾致澳門何穗田一書，裡面除解釋以前的誤會外，並報告進行各事的計劃和商會集股的情形：
「榮賊之去，誠足使吾黨一吐氣；及今謀去皮逆，自是正辦。但弟竊思此等事，必非可以用錢買者，由其人之熱心肯自奮身前往而已。何也？此等事必拼定一死乃可去，其人而計較酬金者，必其惜此一命，而萬不肯死者也，尚何能成事耶？吾黨數年來為謀此事，去數萬金矣，而卒毫無影響。以弟計之，當別籌法，乃可有濟，公謂何如？
數月來，外游以籌商股為主，其會份銀則所得殊少（其未收者），不過萬金左右耳。弟與勉兄之意，欲在廣東辦一大學堂，如此乃足以恢複本會之聲名，免使外人謂我一事不辦，謗為棍騙也。
去皮逆之事，日本同志中亦有謀之者，其決往與否，尚未定，若往，則亦不過數百金足耳。容弟歸時乃商之。數月以來，吾黨中紛紛生嫌疑，皆由遠隔而通信少，故各有誤會。弟疏懶之咎，實不容辭，而弟有誤疑港、澳同人之處，皆弟之過也。萬望恕宥。今日國家危亡至於此極，吾輩同患難者數十人，豈可復生意見耶？萬望吾兄捨去前嫌，共求有濟，是所切盼。
此次來信所諭，不能從命者，實由廣東公學一事。弟等已布告各埠，且梁誠亦已允出奏，其事萬難中止。若此款一移他用，則弟與君勉無復面目以對人也。且此事實為今日第一急務，辦此事後，本會聲名大振，根基穩固，不能搖動矣，兄謂何如？去皮逆事原極要，但無甚把握；且公學之議，發之在前，未便朝令暮改耳。仰為諒之。
弟約於八月間可以東歸，歸後必到港、澳與公等全盤打算，共商不拔之基也。
商會股份現東方各埠集得四十餘萬，將來美洲總可百萬內外。
廣智書局事，現擬改由何擎一辦理，必能更有進步。知念，並告。」（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十號由紐柯連《與穗田二兄書》）
這時候先生給徐君勉的信里，也有許多自己認過的話：
「長者處因相隔太遠，而弟往書頗疏，故生出種種支離。實則弟自問一年來其對不住長者之舉動極多，無怪其惱怒，一切嚴責之語，弟皆樂受。因長者知我為可責之人，乃肯見責也。前日之事實，或有實由弟之悖謬者，亦有出於無心，而既生支離後，愈滋支離者。今弟所自認悖謬之處，悉以誠心悔改，其他出於無心者，亦斷無不可解之理。惟通信少則支離多，此亦自然無可逃避；而相隔遠則通信愈稀，又人之常情。即如弟今在美，惟日日與美中人通信。每極煩數（初到加時猶多），而日本則大減少矣。此不知為弟一人之短處耶？抑人類之公例也？故請公及璧妹常將弟所寄之書順封寄長者處，亦可令其常知其中情形，亦較親密之一道也。
廣智事，弟決意欲易人者已久，不過難於接手之人，且非弟歸無人肯破除情面耳。若弟不到美，此事必可早辦，然為商會大局，不能不暫置彼，此人數月來通信與弟極少，弟亦極怒之，自去年十月以來切責彼之函，不下數十次矣。然既未得接手之人，一味嚴責，亦屬無益，且恐他變，故隱忍耳。然今年尚當無甚大壞處，雖不甚稱職，然詆之者亦太過，弟頗知此中情節也。（先生認廣智為其所經手之局面，不欲港澳使人來接替，而港澳攻蔭南愈力，此先生當時最不平者也——原初稿批註。）
商股在美洲，將來可望百萬以外。弟意欲收齊後寄往墨西哥，在彼購墨銀返港，或可望博數萬，故不欲零碎匯港，然小股萬不可不先收矣。」（光緒二十九年《與雪庵書》）
又一書說：
「得由砵侖轉來長者一長函，為之大慰，如釋重負。所最驚心觸目者，則李美近誤拆看，已盡窺見室家之好也。然既已如此，亦無如何，幸此函中尚無甚授人指摘之處，而美翁又系獨一無二之忠誠者耳。以後彼此寄信，皆須將某人親啟字樣，用中國筆大書特書也（兄此函寫弟名字處太小）。
弟即已依長者命，立發一函向港中（穗、鏡、鐵、壽）四人先自認過，並辨明彼等所以誤疑弟之處矣，想可釋然。弟前此通函各處誠稀疏，實為文字所困，不得不爾也。長者指弟多疑，實弟之短，今後當力戒之。離群索居，非借師友之責備，不能為功也。
近日忽又下征醫詔，想甚憂疑。其實上絕無病，而地位亦甚安，不足深慮。此消息至確，望並稟南佛。」（光緒二十九年《與勉兄書》）
六月二日，先生由聖路易至芝加高，該市有華人三千餘，保皇會新成才一月。初七日，往西賢雪地。十四日，至墾士雪地。該地有華人二百餘，保皇會早成，先生僅留一宿，演說以外，未能多所觀察。十五日晚，北入汶天拿省。十六日，至比令士，演說一晚，行。十八，至笠榮士頓，演說兩晚，行。汶天拿省共有華人二千餘，分屬十餘市，但保皇會發達最盛，有會所的有十二市。先生居笠榮士頓的時候，曾小病，同人勸浴於落機山中之溫泉。該地風景幽絕，先生浴三日始行。於時得詩數首，裡面有一首說：
「名山穆穆日如年，獨步長歌復醉眠。
亦是茲游一奇絕，落機深處浴溫泉。」（《合集·專集》之二十二第九十七頁）
二十二日，先生到表雪地。該地有華人六百餘，生活頗瘠苦，全美中以此市待華人最酷。二十六日，到汶天會省的省會氣連拿。汶省華人雖少，可是保皇會之開最早，而且很普及。其中有熱誠會員數人，也很堅苦刻厲，因為該省西人凌侮華人最甚，所以會中別立一聯衛部，專貯積公款，為相周相救之用。
二十八日為光緒帝萬壽節日，先生因聯合附近各埠代表遙祝於氣連拿。二十九日，至埃的荷省的博奇梯拉，留一宿行。該地有華人百餘，已開有保皇會，但無會所。三十日，至片利頓，其地保皇會已開，有華人五百餘。
這個時候，先生可為感於新黨的紛亂和腐敗，已經不敢再倡革命主義了。六月二十七日，他給蔣觀雲的信里說：
「公最後之函所論吳某[10]事，弟初睹甚駭怵，然不怡於中者累日，然猶冀其中之或有他種曲折，欲為吳解免也。今得濱中來書，並抄寄枚叔[11]獄中書，乃知其鬼蜮手段乃至此極！嗚呼！不敢復相天下士矣。似此事而可為，則更何事不可為耶？似此人而可為此事，則又何人而可信耶？念之痛哭。中國之亡，不亡於頑固，而亡於新黨，悲夫！悲夫！東中情形若何？聞留學生會館散盡，僅餘七十人，然否？公行止近復若何？頗思得拯救之法否？滬上被逮六君，想可無礙。然弟近數月來，懲新黨棼亂腐敗之狀，乃益不敢復倡革義矣。」（光緒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致蔣觀雲先生書》）
七月初一日，先生至碧架雪地。三日，至貝市雪地。兩埠都有保皇會。初五日，至抓李抓罅。該地屬華盛頓省，有華人千餘，保皇會開設甚早，團體最固。華人多從事農業和飲食店業。
初八日，先生至舍路。該市為華盛頓省第一大都會，有華人三千餘，美國境內保皇會之開，以此市為最先。是時，適南海先生次女康同璧和先生仲弟梁啟勛來美遊學，因與先生相遇於該市。
十二日，先生至砵侖。砵侖屬柯利根省，有華人約五千，保皇會最盛，為西北部諸市總鎮。先生到後，會中特召各市代表開會，與會者二十餘市，一時稱極盛。先生留砵侖期中，因為忙於接見同志，所以很少觀察他事，獨某日閱舊金山華文報紙，載我國領事館隨員譚某為美國警吏毆辱自殺的事，先生引為國恥，因作輓詩三首，裡面一首說：
「國權墮落嗟何及，來日方長亦可哀。
變到沙蟲已天幸，驚心還有劫餘灰。」（《合集·專集》之二十一第一〇四頁）
八月初五日，先生由砵侖往舊金山。其地華人有二萬七八千之多，保皇會成立最早，注籍會員者約萬人。先生到時，會員以軍樂歡迎，盛況過於紐約。其時先生曾以舊金山華人為代表，研究華人的性質，在世界上占何等位置，據研究結果，先生以為華人所長者有五點：一愛鄉心甚盛，二不肯同化於外人，三義俠頗重，四冒險艱苦，五勤儉信。所短者三點：一無政治能力，二保守心太重，三無高尚之目的。（詳見《新大陸遊記》）
九月初五日，先生由舊金山往沙加免圖。其地華人約六七百人，保皇會新成，先生留三日返。初十日，至羅省技利。其地有華人四千餘，保皇會已經成立數年，至是大加擴張，各埠歡迎先生之盛，以此地為最。先生未到時，市會長便預備行市民歡迎之典，以馬兵一隊、軍樂一隊迎於車站。先生到後，市會長陪乘先繞行全市一周，沿途西人觀者如堵，都拍掌揮巾致敬。當時會中以無廣大演說場，特趕建牌樓一座於街心，以供演說之用。十三日，羅省技利市舉行市民歡迎典禮，結彩於市會堂，全市名譽紳商皆到。先生演說一小時余。
先生留羅市九日始行。行經裴士那。其地有華人二千餘，當時尚無保皇會。先生演說兩次，會遂成。又入顯佛，演說一次。二十日，復返舊金山。
九月三十日，先生給南海先生一封很長的信，報告運動會事的種種情形和困難，非常詳細。現在把它抄在下面，藉見當時各事的大概情形：
「得所示雲樵書，敬悉一切。南洋不甚可恃，弟子及雲等早已慮及之，今果然，亦情理耳。惟印、緬兩處先生所以運動者，其道究何從，頗難索解，此俟相晤時，乃敬叩耳。先生返港甚善。此函到時，想既在港。弟子亦歸心似箭，然此間事未能遽舍，又所定期欲搭之船，因檀島全島華民惡其辱我國，與之絕交者既六閱月矣，故又不能搭之行。既定議不復往檀，惟仍由『皇后』船歸耳。到濱之期，約在十月杪。在濱約逗留一兩月。未知究能趕到港與先生相見否耳。至大會之期，則必不能及矣。
來函論及會款事。茲將現所收得會款清單及支數清單寫呈，並各埠匯款來之信一併呈覽。君勉以半年之力，弟子以將及一年之力，而會款乃僅得此數，合計不及華銀一萬，除去舟車之費（梁、徐、鮑三人），幾一無所獲，悲夫。計惟波士頓於上半年曾匯港二千，此次續匯港二千，紐約上半年匯港二千，皆港銀，合計（此次數）殆共得一萬五千之譜。任、勉兩人兩年來之經營，盡於是矣。可勝浩嘆！現弟子經手沙加免度羅省忌利及裴士那三埠，論理總應得美金三千，以上之會款，但既初期未收，不識究能收齊否也。墨西哥全國會款當可望得墨銀七八千（未知詳數）。然君力（力函附呈）函言，欲在彼處稍謀收來辦殖民事業棲足之地，故許其暫劃二千，所余亦當有五六千。此兩年內，全美會款計充其量不能過三萬元（華銀），以實數計之，斷不止此。即如紐約會款實過萬數，而君勉屬提千餘（忘其數）匯粵賑濟焉。弟子到紐時，紐人招待費大半用公款，此所謂慷他人之慨者也。計現在紐款當尚有美金千餘，而不肯匯來，無從強之。費城款則曾提數百以扶《文興》，彼又截留若干，為本埠用，亦無如何。波土頓界限尚分明，然亦舊會，新款無幾，計今亦當尚存千數也。哈佛則小埠，其款附屬於紐約耳。芝加高款當在四千以上，而彼中人無熱心者，即有一二，人微言輕，故款乃至不能收齊。觀陳文惠來書自見。故芝加高實無望之埠也。君力在彼二月，嘔血以行，君勉到三次，而會不成，弟子淹留半月，演說十數次，當時踴躍，一去即散，亦幾令我嘔血矣。此東方各埠大略情形也。其餘各埠皆舊會，無款存。大埠舊存款千餘，弟子此次來亦當增二千以外；然大埠人極難處，彼當自有主意，不甚聽調度，而又深輕港局諸人。董蔭卿來信（原信呈上一覽），大攻壽民，不遺餘力，堅囑款勿匯歸，故弟子亦無從強之，惟囑其捐港銀二千於廣東公學耳。然大埠亦實時時有他種需用之處，未能提清，亦是實情也。而在此舌焦唇敝者兩月余，竟不能將所籌之款，有權操縱，以辦實事，可憤滋甚矣。
各埠不使之立成會所，則會不久即散，使之立會所，又往往動支會款，此無如何也。計開會之法，君力最精，故其所開之埠款項，無不收足，會所亦堅固。然君力氣魄小，能開小埠，不能開大埠。然勉避嫌，所訂權限不分明，故會款實收到者，不及十之四五，然埠愈大，則團之愈難，而疑心愈重，勉之遷就，亦非得已也。弟子於近日新開之一二埠，如羅省沙加免度之類，皆仿君力法，劃清款界，究不知能實行能持久否耳。
辦事之難，萬方同慨。先生前來書，以南洋人易搖動不可恃，謂弟子好運氣，處處得意。孰知其中之曲折，固一轍耶。以表面言，則先生之受歡迎，或尚過於弟子，至其內情甘苦，此間殆亦不讓南中也。即如款項一事，弟子等方指望尊處可大得手，而豈意尊處反日待此區區之款，為荊、聶計耶。
弟子等在此間日日下氣，柔色怡聲，以敷衍種種社會之人，真有如所謂公共之奴隸者。然問其有益於辦內地實事者幾何？又有益於該本埠之社會改良者幾何？清夜自思，真覺不值，厭倦久矣。徒以既來此地，豈能捨去，而既做焉，又不能不用獅子搏兔之全力，窮精敝神於此間，至可痛，亦可憐也。不寧惟是，且擔受一虛名，如近日港、滬各報紙，謂保記款若干十萬，盡為某某吞噬者，日日以吸國民之血，吮國民之膏相詬詈。雖自問不愧，無恤人言，而所謂各埠之同志者，亦日相與竊竊私議，議之久而心滋冷矣。而我輩亦實未能做成一二實事，足以間執其口者，則詬詈之來，亦安得不直受之。故弟子往往清夜自思，恨不得速求一死所，轟轟烈烈做一鬼雄，以雪此恥，但今未得其地耳。弟子革論所以時時出沒於胸中者，皆此之由。先生責其流質，斯固然也，又烏知乎外界之刺激，往往有迫之於鋌而走險之路者耶？昔唐紱丞之死，（唐死，由日日接電催促起事，然實布置未周也——原初稿批註。）死於是，弟子自計將來其亦必死於是而已。閱世既多，厭世念自起，疇昔常以此責人，今亦不自知其何以與此途日相接近也。
革義難行，先生之言固也。然櫻田之事，弟子以為舍錢買俠士者，其人必不可用，故力不主張，非謂此事之不宜行也。如現在所謂林俠者，弟子未見之，不能斷其人，而何以數月不往，惟日日揮金如土，致使先生苦於供養，然則此等人供養之，果能為用乎，非弟子所敢言矣。數年來供養豪傑之苦況，豈猶未嘗透耶？日日下氣柔聲，若孝子之事父母，稍拂其意，立刻可以反面無情。故弟子常與勉、雲等言，今之供養豪傑，若狎客之奉承妓女然，數年之山盟海誓，一旦床頭金盡，又抱琵琶過別船矣。故用錢以購人之死力，此最險、最拙之謀也。今先生所供養之人，或與前此不同。而弟子則入世愈深，機心愈甚，真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弟子之沮是議，非沮其宗旨也，沮其手段也。虛無黨之為此也，皆黨魁自為之。今黨魁既不能為，欲仰仗於下等社會之人，以數萬金冀飽其溪壑，弟子所不敢附和矣。
先生之非坐待覆辟，弟子等寧不知之，特此亦不過偶爾有激而言耳。然嘗細思之，即那拉死矣，苟非有兵力，亦安所得行其志？而今日求得兵力又如此其難，外國侵壓之禍又如此其亟，國內種種社會又如此其腐敗，靜言思之，覺中國萬無不亡之理。每一讀新聞紙，則厭世之念，自不覺油然而生，真欲瞑目不復視之也。先生於意云何？
今會款若先生移以辦秘密，弟子亦不能強爭，但弟子等真益無面目見人耳。先生責弟子及勉以專擅行事，特又未知其間之苦況何如耳。日勸人入會人問會款作何用，無以名之；秘密之事，非可盡人而語也，而新開會之埠，新入會之人為尤甚。革義既不復言，則不得不言和平，言和平又安得不言教育？故不得不提倡公學，且欲為將來地步，亦非此不可也。先生以此相責，烏知乎非用此名，將此區區數千金之會款恐亦難收集耶？先生觀各處匯款來之書，可以知其概矣。夫先生在南洋各處如此歡迎，其人又皆如此大力，而先生運動彼等亦只能以學校報館等事，而秘密費一無所得。人情不甚相遠，先生亦可以會此間甘苦矣。今公學事由公使領事及各會館提倡，或亦可得多少，若先生南洋興學之款，果有實際能移若干於廣東，則會款移為他用，似尚易為，不然恐無以對人耳。但此區區之款，無論作何用，亦不能成多大氣脈，又奈之何？念此真令人氣結。」（光緒二十九年九月三十日《與夫子大人書》）
十月十二日，先生由灣高華乘中國皇后船歸亞洲。該日，接到各市同志送行電報九十六通。午後登舟時，送行於海岸者一百餘人，爆聲巾影，綿亘一時余。二十三日，抵橫濱。次日，諸同志開歡迎會於大同學校。（以上紀事見《新大陸遊記》）
先生從美洲歸來後，言論大變，從前所深信的「破壞主義」和「革命排滿」的主張。至是完全放棄，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轉變，以後幾年內的言論和主張，完全站在這個基礎上立論。這便是先生考察日多，見聞益廣，歷練愈深的結果。當時先生有《論俄羅斯虛無黨》、《答飛生》、《答和事人》三篇文章，現在我們把《答和事人》那篇文章節錄在下面，藉見先生這次轉變的經過：
「夫鄙人之與破壞主義，其非無絲毫之關係，當亦天下所同認矣。然則吾豈與異己者為敵哉。至謂以成己之名，則更失之遠矣。反抗於輿論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數之唾罵，此真意中事；使鄙人而好名也，則更安肯出此？吾向年鼓吹破壞主義，而師友多謂為好名；今者反對破壞主義，而論者或又謂為好名。顧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吾生性之長短，吾最自知之，吾亦與天下人共見之。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懷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隱蔽（非直不欲實不能也）。此則其一貫者也。辛壬之間，師友所以督責之者甚至，而吾終不能改；及一旦霍然自見其非，雖欲自無言焉，亦不可得。吾亦不知其何以如是也。故自認為真理者，則舍己以從；自認為謬誤者，則不遠而復；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長也。若其見理不定，屢變屢遷，此吾生之所短也。南海先生十年前，即以流質相戒，諸畏友中，亦頻以為規焉。此性質實為吾生進德修業之大魔障，吾之所以不能抗希古人，弊皆坐是，此決不敢自諱，且日思自克而竟無一進者，生平遺憾，莫此為甚。若雲好名，則鄙人自信，此關尚看得破也。至立言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不然，則言之奚為者？故鄙人每一意見，輒欲淋漓盡致以發揮之，使無餘蘊，則亦受性然也。以是為對於社會之一責任而已。……吾謂『和事人』以此相慮，則可慮者其必不在吾輩矣。若夫吾發表吾現在之所信而不能自已，則吾既言之矣，吾今後更將大有所發表焉，然此非唾罵之謂也，非攻訐之謂也。吾所謂與輿論挑戰者，自今以往，有以主義相辨難者，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吾樂相與賞之析之；若夫軋轢嫚罵之言，吾固斷不以加諸人，其有加諸我者，亦直受之而已。寄語和事人，可無慮此，抑吾亦欲遍國中志士皆率和事人之教也。至吾之所以不能已於言者，則本報前號中鄙著《論俄羅斯虛無黨》、《答飛生》兩篇，亦可略見其用意之所存，毋亦如和事人之所謂欲兩黨合力以思挽回之術云爾。願和事人平心靜氣一省覽焉，而更有以辱教，固所望也，匆匆不具。」（《合集·文集》之十一第四十六——四十八頁）
十二月，先生曾患寒疾數日。其時各地噩耗紛至沓來，以是先生心緒不寧，感慨萬端。十八日給蔣觀雲的信里說：
「東還以來，不過月余，各地噩耗乃五、六至，每有港中來書，未開緘先自怵息，計弟外游三次，每次歸來，其失意事皆重沓，心緒竟日突跳，意不能自制，公何以教我耶？念前此親近瀏陽、碎佛（瀏陽，譚嗣同。碎佛，夏穗卿——原初稿批註。）時，心境迥非今比。嗚呼不學道益殆矣。今年廣智虧累不少，此雖小事，亦不得意之一端也。西事一函，順檢呈覽，公亦當為一長嘆也。暴動之舉，弟今幾絕望矣，公何以教之。碎佛頃有一書來，略論近學，頗可藉以娛魂，把玩不忍釋。」（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致蔣觀雲先生書》）
又一書里說：
「今日得南海來一書，內述南洋所預備事之變局，（般島之地莫良之地也，資本所投亦逾萬矣惜哉。）一年來所經營，一旦遂成畫餅，念之愴憤欲絕，勇氣稍不足者，久閱事，無不灰心矣，嗚呼！原信剪呈一覽，覽畢並切望擲還。」（光緒二十九年《致蔣觀雲先生書》）
第三書說：
「昨因心事煩擾之極，偶一讀《內典》，以收攝之，故有感觸，忽起念托購經論，函想已收。不如意事，紛沓並接，心如轆轤，並文字亦不能成一稱意者。治心之學真荒落，奈何奈何！」（光緒二十九年《致蔣觀雲先生書》）
先生歸來後，將考察所得和遊歷情形，著為《新大陸遊記》一書，刊於《新民叢報》中。
是年，南海先生髮表了《與南北美洲諸華商書》，宣揚中國只能實行君主立憲，不能革命。章炳麟在《蘇報》上發表《駁康有為論政見書》，予以辯駁。
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甲辰） 三十二歲
正月，先生以開保皇大會於香港歸國。三月，復返日本。四月，《時報》出版。五月，癸卯年份《新民叢報》出畢。同月續出第三年份。九月，伯姊之喪。冬，著《中國之武士道》、《中國國債史》兩書成。所著《中國民族外競史》改名《國史稿》，即前名之《中國通史》已成二十餘萬言。
先生以正月杪返國，往香港開會。二月末旬由港至滬，留數日，與狄楚青、羅孝高籌劃開辦《時報》各事。三月，復返日本。先生在《飲冰室詩話》里記這次返國途中感觸賦詩的事說：
「全年來絕少為詩，正月從橫濱返國，將經神戶，舟中晨起得一首，意味淺薄，不足道也。姑存之，以塞紙。……皞皞朝曦浴萬山，泠泠風磬下人間。翛翛雲影隨明翳，落落漁謳自往還。點點白鷗沒浩蕩，峰峰神女嘯空頑。此中多少天機在，卻是勞人不得閒。……將至上海，有所感觸，欲為一長古未成，中有四句云：未至吳淞三百里，海波已作江波色。我生航海半天下，氣象無如此雄特。此實可見我祖國意態之雄傑，黃河下流演為黃海，不待論矣，即揚子江入海之力，不亦已氣象萬千耶。」
關於這次保皇大會的內容，很少材料可以參考，我們僅知道這個會原定去年九十月舉行，想來是因為趕辦不及，才延期到現在。參與會議的人，除南海先生、徐君勉和先生外，有各地保皇分會的代表。據李福基的信說，會議的內容，以商會事為主，大概除商會問題外，一定還討論到其他的問題。現在把李福基的信擇錄一節在下面：
「康、梁、徐諸先生現群聚於香港，專以商會為事，常來書催收商股銀匯返。敝處刻已陸續催收，近日合加屬約有數萬元匯港矣。聞美屬亦陸續匯港矣。想尊處亦有同情矣。」（光緒三十年二月六日李福基《與福生泰大號馬萬年同志書》）
先生在上海參與籌辦《時報》的事，羅孝高《任公軼事》里記得很詳細：
「甲辰春，任公自澳洲返，至滬時尚在名捕中，未便露頭角，乃改名姓，匿居虹口日本旅館『虎之家』三樓上。時羅孝高、狄楚青方奉南海先生命在上海籌辦時報館，任公實亦暗中主持，乃日夕集商，其命名曰《時報》及發刊詞與體例，皆任公所撰定。旋即赴東。而《時報》初辦時所登論說，亦多系任公從橫濱寄稿來者。其後爭回粵漢鐵路一案，全賴《時報》之力，則系由任公向楊晢子度覓得全案電稿，一一加以按語，寄由《時報》發表，以促國人之注意，故卒能達其收回自辦之目的也。」
這個時候，保皇、革命兩黨衝突愈烈，二三月間香港《中國日報》和《世界公益報》等，嘗為文與先生以種種誣妄的批評，先生因登辯妄廣告一則於《新民叢報》中。現在把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里的一段話抄在這裡，藉見當日兩派衝突的情形：
「甲辰年，康有為命徐勤發刊《商報》於香港，大倡保皇扶滿主義。《中國報》乃向之痛下攻擊，康徒氣為之懾。」（《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第一七四頁）
四月二十九日，《時報》出版。該報內容除論說、紀事外，有批評、小說、報界輿論、外論擷華、介紹新著、詞林、插畫、商情報告表、口碑叢述、談瀛零拾等十門。現在把先生所撰《時報緣起》一文節錄一段在下面，借見該報宗旨之一斑：
「同人有怵於此，爰創此報，命之曰『時』。於祖國國粹固所尊重也，而不適於當世之務者，束閣之；於泰西文明固所崇拜也，而不應於中國之程度者，緩置之。而於本國及世界所起之大問題，凡關於政治學術者，必竭同人譾識之所及，以公平之論，研究其是非利害，與夫所以匡救之應付之之方策，以獻替於我有司，而商榷於我國民。若夫新聞事實之報道，世界輿論之趨向，內地國情之調查，政藝學理之發明，言論思想之介紹，茶餘酒後之資料，凡全球文明國報館所應盡之義務，不敢不勉，此則同人以言報國之微志也。雖然西哲亦有言，完備之事物必產於完備之時代。今以我國文明發達如彼其幼稚也，而本報乃欲竊比於各國大報館之林，知其無當矣。跬步積以致千里，百川匯以放四海，務先後追隨於國家之進步，而與相應焉，則本報所日孜孜也。吾國家能在地球諸國中占最高之位置，而因使本報在地球諸報館中，不得不求占最高之位置，則國民之恩我無量也夫！國民之恩我無量也夫。」（《上海時報緣起》、《新民叢報》第四十四五號合本書前）
五月末旬，先生曾又一入東京，是月癸卯年《新民叢報》出完，並續刊第三年份，先生曾應各地之請，擬改名為《民義報》，但未果。當日先生曾致書蔣觀雲，徵求他的意見，現在把那封信抄在下面作為參考：
「大文拜領，第一號論說已印就，且已將七千言。《故雄篇》不能復以入此門，而又欲登之此號，以增新冊之色，故定以入時局門矣。因又入禁製品，內地紛紛來函屬改名，今擬改題『民義』。（仍題作第三年第一號亦可笑也。）先生謂可否？請順示之。」（光緒三十年《致蔣觀雲先生書》）
是月，前大學士常熟翁同龢卒。
六月，《捫虱談虎客》（此書實為先生所自編，而託名於談虎客耳——何擎一注。）所輯晚明以來遺事八則成，先生命名為《中國近世秘史》，並為作序文一篇。
七月四日，黃公度致先生一書，裡面對於先生近來的政治主張和以後應當致力的事業都有所討論，讀了可以看出黃氏見識之高遠和兩先生友誼之深厚：
「飲冰主人惠鑒：自今年驚蟄至立夏，積陰雨凡六十日。仆肺疾增劇，日坐愁困中，幾不能憑几案親筆硯。四月以後漸有起色。得公上海所遞書，循環捧讀十數次。往時見公函每驚喜踴躍，如杜陵手提骷髏之詩可以愈瘋，而此次轉增我愁悶，蓋以公失意之事多，懺悔之心切，亦使我悵罔而不知所措也。函中語長心重，誠非仆所敢當，所商榷云云，亦未易作答，坐是之故，忽忽又逾兩月。比又得公南旋不見之詩，益知愛我之切，若一一按照前函而覆，誠非數萬言所能罄，今姑仿前約三百字之例，每一相思輒作數十行。商一二事，意倦興盡，亦聽其中止，藉以慰公之情，亦良勝於無也。
公之歸自美利堅而作俄羅斯之夢也，何其與仆相似也。當明治十三四年初見盧騷、孟德斯鳩之書，輒心醉其說，謂太平世必在民主國無疑也。既留美三載，乃知共和政體萬不可施於今日之吾國。自是以往，守漸進主義，以立憲為歸宿，至於今未改。仆自愧無公之才之識之文筆耳，如有之，以當時政見宣布於人間，亦必如公今日之悔矣。仆前者於立憲之說且緘而不敢妄言，然於他人之提倡革命，主持類族，聞之而不以為妄，謂必有此數說者，各持戈矛，互相簧鼓，而憲政乃得成立。（仆所最不謂然者，於學堂中唱革命耳。此造就人才之地，非鼓舞民氣之所，自上海某社[12]主張其說，徒使反動之力，破壞一切，至於新學之輸入，童稚之上進，亦大受其阻力，其影響及於各學堂各書坊，有何益矣。若章、鄒諸君之捨命而口革有類兒戲，又泰西諸國之所未聞也。）公之所唱，未為不善，然往往逞口舌之鋒，造極端之論，使一時風靡而不可收拾，此則公聰明太高，才名太盛之誤也。東西諸國，距離太遠，所造因不同，而分枝滋蔓，遞相沿襲者，益因而歧異，乃欲以依樣葫蘆，收其效果，此必不可能之事。如見日本浪士之俠，遂欲以待井伊者，警告執政，見泰西景教之盛，亦欲奉孔子而尊為教主，此亦南海往日之誤也。
公自悔功利之說、破壞之說之足以誤國也，乃壹意反而守舊，欲以講學為救中國不二法門。公見今日之新進小生，造孽流毒，現身說法，自陳己過，以匡救其失，維持其弊可也。謂保國粹即能固國本，此非其時，仆未敢附和也。如近日《私德篇》之臚陳陽明學說，遂能感人，亦不過二三上等士夫耳。言屢易端，難於見信，人苟不信，曷貴多言。仆為公熟思而審處之，誠不如編教科書之為愈也。於修身倫理，多采先秦諸子書，而益以愛國、合群、自治、尚武諸條，以及理、化、實業各科，以制時宜，以定趨向。斯賓塞有言：民德不進，弊或屢易其端，而末由杜絕。至哉斯言。仆近見日本人之以愛國心團結力摧克大敵也，專以普及教育為目的。既發端於一鄉，並欲運動大吏，使遍及全省，雖責效過緩，然竊謂此乃救中國之不二法門也。當道能提挈之輔助之固善，否則鄉之士夫相應相求，亦或可造此規模。不幸而吾民之知德力未及建立，而吾國遂亡；然人格略高，求所以保種而興滅，或亦稍易。往日《時務報》盛行以後，仆即欲以編輯大業，責成於公，而展轉未獲所願。今日仍願公專精於此事，其收效實遠且大也。
前讀《管子傳》，近見《墨子學說》，多有出人思想外者，益嘆智愚之相去，何啻三十里哉。仆嘗謂自周以後尊崇君權，調柔民氣，多設儀文階級，以保一家之封建，致貽累世之文弱，召異族之欺凌者，實周公之過也。至周末而文勝，弊盡見矣。於學術首唱反對者，為老子。然老子有破壞而無建設，（其所企慕者乃在太古無為之治耳。）至墨子而尚同尚賢，乃盡反周道，別立一宗矣。於政治首立異說者，為管子。然管子多補苴而少更革。（以《管子》、《周禮》互相參校大概可睹。）至鞅而教戰教耕，乃盡廢周制，而一掃刮絕矣。是四子者，皆指周公為的，而迭攻之。而孔子，則介乎四子之間者也，曰通三統，曰張三世。於文獻也，有徵杞征宋之言；於禮之損益也，有繼周之想，其於周公不必盡反，亦不必盡從。（嘗疑夢見周公蓋因有不合者仰而思之，乃征於夢也。若不過於牆見舜彈琴見文此思古幽情，雖衰老亦能為之，何必興嘆哉。）蓋一協於時中而已。自周以後，始有儒稱，實成周時庠序中教師之名耳。（《周禮·太宰》：「昌儒以道得民。」《注》曰：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又《大司徒》：「昌聯師儒」。《注》曰：師儒教以道藝者。）其道在優柔和順，以教民服從為主義，是周公倡垂之教也。（《禮記·儒行》釋文：「儒之言優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說文》：「儒，柔也。」《廣雅》釋詁：「儒，柔也。」《素問》：「名曰樞儒。」《注》：儒，順也。是皆歷世相傳之古訓。甚至《廣雅》釋一儒，愚也。《荀子·修身》：「偷儒」。《注》：儒，謂儒弱畏事。《禮記·玉藻》：「儒者」。所《注》：「儒，弱也。」則「儒」字亦不堪問矣。）若我孔子，則綜九流，冠百家，不得以儒術限。（儒乃孔子之履歷，非孔子之道術，漢儒亦多未明白。然漢以前訓詁〈之〉家，尚無以儒為孔子道者，惟《淮南子·俶真訓》：「儒墨乃始列道而議」。高誘《注》：「儒，謂孔子道」。然此注乃專為此語而發，非通論也。聞南海有儒為孔子所建國號之語，是亦見釋迦之創佛教，耶穌之創天主教，摩訶末之創回教，誤以為儒教亦孔子所創也。）世以周、孔並稱，誤矣誤矣。公之變遷論，以南北分學派，以空間說，（此論不甚確，蓋論地理而證以學派則可，論學派而系以地理則窒礙多矣。）仆之此論，由周初以逮戰國，以時間說，公謂此有當於萬一否，幸糾正之。」（光緒三十年七月四日黃公度《與飲冰主人書》）
七八月間，先生和蔣觀雲有開設軍事教育秘密機關的計議，當日先生有一信給蔣氏說：
「西省[13]前半月亦曾一人來，惟彼與柳黨[14]不相屬，且極詆柳黨之無用，仍主持重蓄勢之說也。公所言秘密之軍事教育，擬在何地開辦，能微示一二否？此事與制器一事，誠預備科之最要科目也。」（光緒三十年《致蔣觀雲先生書》）
這年有兩位和先生有間接關係的人，在國內從事秘密的軍事活動，一位是羅璞士[15]，一位是陶渙卿[16]，羅君和先生相識，活動於桂粵，陶君和蔣觀雲相識，活動於湘。上面信里的前半，便是講羅君的事，可惜他於次年便遇難了。先生在給蔣觀雲的信里，述他死難的經過和自己痛傷的情形說：
「頃有一大失望之事，友人有羅璞士者，前曾與渙卿言其人，想公間接聞之。此公去年來東學爆物及催眠術，學成歸，方將實行。而此公昔本在廣西運動占勢，近在粵與西黨中一重要頭目通電，為吏詗悉，客月初間被逮，此間極力營救無效，於月之廿三，繼兩瀏陽而去。弟為此事苦痛不可言狀。此才真不易得，蓄志十年，一事不就，竟以此死，彼蒼之虐，一何甚耶。公聞之，想亦為一哭也。」（光緒三十年《致蔣觀雲先生書》）
九月二十一日，先生有伯姊之喪。先生在十月初給蔣觀雲的信里痛述其事說：
「仆於十日前有姊之喪，（其夫在此，姊隨家君來，遂居於此，以產孿子，力不勝而亡。僕少喪母，與姊相依為命，覯此大故，痛徹心骨。）心緒惡劣，不能自勝。……讀尊著《養心用心論》惠我良多，日來惟讀《明儒學案》，稍得安心處，擬節鈔之印行，公謂何如。」（光緒三十年《致蔣觀雲先生書》）
庚子年勤王運動失敗以後，南海先生便籌謀暗殺計劃，他的主要對象當然是西後，其餘如榮祿、李鴻章、劉學詢、張之洞等都曾在謀刺之列。這個主張發起於南海，以後便成為黨中重要事業之一。他們以為西後是變法維新保皇救國的最大阻力，其餘如榮、李、劉、張等也，都是保皇運動的妨害者，所以不惜以巨資收買俠士，謀刺殺他們。數年以來，以經營此事，費去數萬元之多，但是，結果毫無成績。以後兩年里，南海先生專以好友梁鐵君在京經營刺西後的事，兩年中又費去數萬元，結果梁君在光緒三十二年遇難。先生對於這種做法，原則上雖也贊成，但是頗不以金錢收買他人從事為然。以下錄先生十月五日給南海先生的一封信，可見當日為此事造成經濟方面的困難情形：
「鐵老來此後所商各節，前曾略稟。今鐵老有一書詳言，不必再贅。現鐵、默、剛皆已行，朴亦日間決再往。鐵、英一枝，剛朴一枝，合辦必得當也。惟現據鐵老所預算，最少為辦至明年四月實行時止截者，約須一萬元（為最省之數），而此間既已無存，現罄叢報所有，交彼諸人為行費，許以一月以後陸續接濟。蓋弟子苟不許之，則令辦事人寒心也。然雖許之，而實一文無存。現所恃者，擬將廣智之地皮按揭數千以應用，然後徐圖填補之法耳。然能按得與否，尚難確定也。現在又當廣智派息之期，勢不能復挪用廣智之現銀，是以益困耳。數日前約半月前，曾電港借五千元云：『鏡、壽、祐鑒：承佛命電濱五千。望必應。』此與鐵、默等公擬之電也。而港中竟不允。頃得鏡函云：祐力持不許也。此事又不能告之彼等，即告矣，而彼果堅持，亦無如之何，真是無法，除非先生將實在情形告惠伯，求其協助耳。不然九仞之功，虧於一簣，前此費去爾許巨款，同歸烏有，更何以對天下乎？今日騎虎難下之勢弟子實屬焦慮，無法可施，惟望先生有以善其後耳。至此次，以如此之布置，如此之人才，實有可以成功之道，不成則真天亡中國而已。今弟子亦拼為孤注一擲矣。顧所最可痛者，則並一擲之力而無之。所以徬徨而不知所出也。」（光緒三十年十月五日《與夫子大人書》）
商會和廣東公學倡辦已經兩年，到現在仍然沒有正式開辦。原故便是各地會員因為不滿意於辦事人的手續和操行，遲遲不匯款歸。十二月十日，徐君勉為催收公學捐款的事，曾發很長的公函，給各埠同志。現在把劉汝興給先生的一封信抄在下面，藉見海外會員不滿會事情形之一斑：
「近來商會、公學兩事，問者紛紛見疑，而廣智年結又不見出，受人以議，惟公之計，不若由海外派一親信可靠之人，主持書局每年年結利息，早日出清，免使同志疑惑，對敵者乘機造謠，此誠我黨之大關鍵也。公祈度之！稍得海外人歸主書局，則人心為之大定，此與納諫用賢之意，布之遐邇，同志自然心悅誠服也。是否有當，為我公卓奪。弟僅就所見，聊作芻蕘。蓋近日人心搖惑不定，所謂堅固者，安慰之語耳。弟蒙公委以文興重任，故直告愚衷，統祈見諒。」（光緒三十年劉汝興《致任公會長先生書》）
先生游美歸來後，便由橫濱山上移居新民叢報社內。楊維新記先生甲辰前後的居處各事說：
「弟初見任公先生時，在《新民叢報》時代，先生已游美之後。……先生初住橫濱山上，後遷住山下町新民叢報社之三樓。當時日中除寫作之外，晚上到大同學校講中國歷史。（原註：弟之受教始於此時。）留學生來見者甚多，如楊晢子、鄧孝可、廖仲愷等，皆常到者也。」（楊維新《與在君先生書》）
是歲，先生著《國史稿》成，二十餘萬言。《國史稿》就是先生壬寅以來計劃編著的《中國通史》，以後改名《中國民族外競史》，現在又改名《國史稿》，這個時候已經準備付梓。先生在給蔣觀雲的信里，詳述編著和準備付印的情形說：
「示及渙卿來示，及《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均讀悉。渙公堅苦刻厲，今之墨子也，欽佩無任！今不復書，俟到東時，再圖良晤耳。《民族史》組織之完密，考證之詳碻，陳義之高尚，洵稱空前之作，度其中經先生參訂者必多多耶。佇望全書之脫稿，將來影響知愛國心者，必不可思議矣。鄙人《外競史》之作，見此書後將閣筆矣。拙作原稿本名外競，近乃並內部之文明亦述之，自見此書後，益不敢專述外競，蓋萬不能有加也。拙作今題曰《國史稿》，已成二十餘萬言，日間亦將印第一編，待叢稿就理，更當親齎記室，乞先生一敘，乃付梓人也。再者，拙作頗欲附圖畫，近所搜羅得者亦不鮮，今思得一會稽禹陵之影畫，先生能代覓否。（記《浙江潮》似有之，今此間所有之《浙江潮》半散佚，先生有之否。）《史學雜誌》內言中國民族與世界交通之論文最多，先生曾瀏覽否？盍搜之寄渙卿，為將來第二編以下之資料耶。承示及『武士道補遺』諸條，感謝無量。彼書草率脫稿，脫漏良多，若需再版時，定當增入也。《國債史》漏略亦多，今已復覓得多數之材料宜補者，惜已付印，其機總俟再版耳。」（光緒三十年《致蔣觀雲先生書》）
此外先生又著《中國之武士道》和《中國國債史》兩書成。先生在另外給蔣觀雲的一封信里，述說編著《中國之武士道》的經過，並徵求他的序言說：
「頃者，著《中國之武士道》一書既成，欲乞先生一序文以寵之，想先生必無棄我。今將『自序』原稿呈上，（尚有一後序，欲言生死之理，尚未成。）此書用列傳體，約十萬言，起曹沫，訖李廣，（尚欲為續編，起傅介子，訖張汶祥未能成也。）凡七十八人，采《史記》最多，《左傳》、《國策》、《呂氏》、《淮南》、《韓非》、《墨子》、《說苑》、《新序》次之，每篇雜以評論，以導入新理想，此內容之大較也。以趕付印，故未能將全稿寄上，幸恕之。得先生一言，榮幸靡加矣。弟初為此書原因，著《民族外競史》見我先民種種武德，其所以能造名譽之歷史於古代者，實非天幸，故類求之，先成是編，且欲以供學校科外講讀之一用焉。十日來專注此書，《外競史》又閣起矣。承兩示論狄戎同種碻多理解，為我輩粗心人所未能領悟者。弟前說當稍改變之，但尚有與公出入處否，則旬日來未得考證之機，無從貢之。他日有所得，當更就正耳。」（光緒三十年四月七日《致蔣觀雲先生書》）
先生又在自敘原文裡記其緣起說：
「頃編國史至春秋戰國間，接先民謦欬，深有所感。動為史裁所限，不能悉著錄也。乃別著《中國之武士道》一編，為學校教科發揚武德之助焉。」（乙巳本《飲冰室文集》談叢類第一一四頁《中國之武士道自敘》）
《中國之武士道》和《中國國債史》兩書，都有單行本，《國債史》是廣智書局所發起《通俗時局鑒叢書》的第一種。現在把先生那段敘言抄在下面：
「『門前債主雁行立，屋裡醉人魚貫眠。』今日之中國當之矣。醉者豈惟政府，抑全國民皆實夢夢焉。情實且不知，而欲其有道焉，以拯救之，安可得也。吾故以顯淺通俗之言，述近二十餘年來國債之歷史，使全國民知我輩及我輩子孫負擔之重而推原其所由來。西人恆言曰：『無無權利之義務』。我國民而據此義，以讀茲編也，其感想當何如？」（《中國國債史自敘》）
關於政論方面，有《論政治能力》一文，裡面講立憲黨與革命黨之關係和彼此應持之態度。《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讀了可見先生是年對於革命排滿之態度。此外關於財政問題者，有《中國貨幣問題》、《外資輸入問題》兩篇。關於中國學術方面者，有《墨子學說》一篇。
是歲，大事除日俄戰爭外，在國內有英藏交涉，在國外有俄國的立憲運動。八月，英、藏新約成，舉國痛憤，爭之無效，先生撰《英國之西藏》和《哀西藏》兩文。年來俄國虛無黨之暴動和今年立憲運動之開始，先生均極注意，時評中言俄國事者，有《嗚呼俄國之立憲問題》、《俄國立憲之動機》、《俄國新內務大臣》、《續記俄國立憲問題》、《俄國虛無黨之大活動》、《俄國芬蘭總督遇害》數篇，此外有以下幾篇：《日俄戰役關於國際法上中國之地位及各種問題》、《朝鮮亡國史略》、《日本之朝鮮》。
是年，十月七日三子思永生，同年四妹生。
是年，孫中山發表了《敬告同鄉書》，號召劃清保皇與革命的界限。
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三十三歲
是年，先生仍主持《新民叢報》。六月，重編本《飲冰室文集》出版。八月，清廷所派出洋考察憲政之五大臣遇炸，十一月，始成行。先生是年著述中，除散文外，成《德育鑒》和節本《明儒學案》兩書。
二月二十三日，嘉應黃公度遵憲以肺疾卒。黃在維新派裡面占極重要的地位，雖然因為遭遇不同和痼疾關係，沒有能夠和先生共同從事實際運動，但是他的思想見解和主張，以及給維新派的贊助和鼓舞，在當時都起了重要作用。在贊助鼓舞和規正先生和他的事業上實與梁頗多共通之處。有很大的力量和功績。今年一月十八日，他還致先生一書，裡面討論維新派的方針事業、前途，並詳談了他對康有為和梁啓超的看法，和南海先生的感想著述等，可以看出他們彼此了解是十分深刻的。現在把它抄錄下來，可見其思想見識和與維新派的關係：
「飲冰主人惠鑒：臘八日聚數友啖粥，得士果（士果姓何，前駐日公使何如璋之子——原初稿批註。）函，中有公書，外有阿龍造像，又時務學堂留學諸君公贈攝影。（為我致謝。前有詩云：國方年少吾將老，青眼高歌望汝曹。為我誦之。）今臘不盡只三日矣，又得公書及秉三西京所發函。爆竹聲中，屠蘇酒畔，挾此展讀，半年岑寂，豁然釋矣。前方函告由甫[17]訊公所以疏闊之故，得此札已喜又憂。喜則喜吾之病中紀夢詩，既入公耳，且與秉三促膝讀之。（己亥雜詩，公以為成連之琴，足移我情，此數字直入吾心中，安得盡發篋中詩，博公讚辭，作我良藥也。）憂則憂公意興蕭索，雜坐於秉三、晢子之間，神采乃不如人，面龐亦似差瘦也。
至見面籌商務節，弟之一身如此痼疾，不堪世用，此可無庸議。若論及吾黨方針，將來大局，渠意蓋頗以革命為不然者。然今日當道實既絕望，吾輩終不能視死不救，吾以為當逃其名而行其實。其宗旨曰陰謀，曰柔道；其方法曰潛移，曰緩進，曰蠶食；其權術曰得寸得寸，曰辟首擊尾，曰遠交近攻。今之府縣官所圖者，一己之黜陟耳，一家之溫飽耳；吾餌之飼之，牢之籠之，羈縻之，左右之，務使彼無內顧之憂，無長官之責。彼等偷安無事，受代而去，必無有沮吾事者，繼任者必沿襲為例，拱手以事權讓人矣。其尤不肖者，搜索其劣跡以要挾之，控訴於大吏以摘去之。總之，二百餘年朝廷所以馭官之法，官長上圖保位，下圖省事之習，吾承其弊，采其隱迎其機而利用之。一二年間，吾人羽翼既成，彼地方官必受吾指揮，而唯命是聽矣。異日相見，再傾筐倒篋而出之，公先抄此紙藏其名而密告之，何如？
近得南海落機山中所發書，囑以寄公，今遞來一閱，他日仍以還我。前歲獲一書，言事事物物，與吾同無絲毫異者。所著《官制考》屢索品題，如所謂保國當中央集權，保民當地方自治，此真所見略同者。（二十年來吾論政體即堅持此見，壬寅所寄緘曾略表之。）即聖賢復起，亦必不易此語。惟此函所云，中國能精物質之學即霸於大地，以之箴空譚則可，以此為定論則未敢附和也。渠謂民主革命之說，在今日為芻狗，在歐洲則然，今之中國原不必遽爭民權，苟使吾民無政治思想，無國家思想，無公德，無團體，皮之不存，毛將焉傅。物質之學雖精，亦奚以為哉。
所惠《中國之武士道》（楊序極精博為吾致意）、《中國國債考》均得捧讀。以公之才識，無論著何書，必能風靡一世。吾有一三十年故友，謂公之文，有大吸力，今日作此語，吾之腦絲筋隨之而去，明日翻此案，吾之腦絲筋又隨之而轉，蓋如牽傀儡之絲，左之右之，惟公言是聽。吾極贊其言。（吾論詩以言志為體，以感人為用，孔子所謂興於詩，伯牙所謂移情，即吸力之說也。）此二書均救世良藥，然更望公降心抑志，編定小學教科書，以惠我中國，牖我小民也。
公二年來所謀多不遂，公自疑才短，又疑於時未可，吾以為所任過重，所願過奢也。當公往美洲時，吾屢語由甫，事未必成，但以吾離美日久，或者近年華商其見識力量，能卓然自立，則非所敢知耳。今讀公《新大陸遊記》，則與弟在美時無大異，所憑藉者不足以有為，咎固不在公，公之咎在出言輕而視事易耳。公今年甫三十有三，年來磨折，苟深識老謀，精心毅力，隨而增長，未始非福。（七年來所經患難，不足以挫公，蓋禍患發之自外，公所持之理足以勝之，惟年來期望不遂，則真恐損公豪氣，耗公精心矣。）公學識之高，事理之明，並世無敵；若論處事，則閱歷尚淺，襄助又乏人，公今甫三十有三，歐、美名家由報館而躐居政府者所時有，公勉之矣，公勉之矣。
弟所患為肺管微絲泡，舒縮之力，不能完全，此在今日醫術中，尚無治療之方，然誠能善於攝養，或好天時，或善地時自調停亦不至遽患傷生，惟不能任事矣。余之生死觀，略異於公，謂一死則泯然澌滅耳。然一時尚存，尚有生人應盡之義務，於此而不能自盡其職，無益於群，則頑然七尺，雖軀殼猶存，亦無異於死人。無辟死之法，而有不虛生之責，孔子所謂君子息焉，死而後已，未死則無息已時也。公謂何如？此緘初作在臘底，雷雨時行，繼以積陰，凡二十日，無一日晴。此在去歲時，必閣筆枯坐矣，今猶能作此數紙，可知稍愈於前矣。尤有病間時公讀此，亦可稍慰，各努力自愛，不布所懷。布袋和尚。」（光緒三十一年一月十八日黃公度《與飲冰主人書》）
先生得黃公度逝世噩耗後，痛悼異常，當即在《飲冰室詩話》里記其事說：
「二月二十八日，忽得噩電，嘉應黃公度先生遵憲既歸道山。嗚呼痛哉！今日時局，遽失斯人，普天同恨，非特鄙人私痛云爾。吾友某君，嘗論先生云：『有加富爾之才，乃僅於詩界辟一新國土。天乎？人乎？』深知先生者，必能信此言之非阿好也。
先生治事，文理密察之才，以吾所見國人多矣，未有一能比也。天禍中國，蹉跌之數十年，抑亦甚矣；乃更於其存亡絕續之頃，遽奪斯人，嗚呼！何一酷至此極耶？
先生著述百餘萬言，其數年來與鄙人通信，則亦十數。壬寅本報中所載師友論學箋，題東海公、法時尚任齋主人、水蒼雁紅館主人者，皆先生之文也。其他述作，或演國學，或箴時局，一皆經世大業，不朽盛事，鄙人屢請布之，先生以未編定，不之許也。嗚呼！先生所以貽中國者，乃僅此區區而已耶？天道無知，夫復何言？
先生平生所為詩，不下數千首，其贈余詩僅二。疇昔以自居嫌疑之地，不欲布之，今者先生已矣，仇先生者亦可以息矣。『平生風誼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嗚呼！吾安得不屑涕記之？」〔《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八十四——八十六頁〕
以後先生在宣統元年為撰《嘉應黃先生墓志銘》一篇，裡面記他的事跡和學術，都很詳細。有一段述兩人的交誼情形說：
「某以弱齡，得侍先生，惟道惟義，以誨以教，獲罪而後，交親相棄，亦惟先生咻噢振厲，拳拳懇懇，有同疇昔。先生卒前之一歲，詒書某曰，國中知君者無若我，知我者無若君。」〔《嘉應黃先生墓志銘》，《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六頁〕
六月，重編本《飲冰室文集》出版，此書較何擎一之前輯本材料增多，至乙巳年夏季。前輯本用編年體，此書則分類彙輯，每篇題下註明年份，以便檢閱。（參考本書凡例）
八月，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遇炸於車站以後，延至十一月始再成行。張季直《嗇翁自訂年譜》里論述這次考察憲政事件的原委和經過說：
「八月，政府遣五大臣考察歐洲各國憲法，臨行炸彈發於車站，傷斃送行者十餘人。是時革命之說甚盛，事變亦屢見。余以為革命有聖賢、權奸、盜賊之異，聖賢曠世不可得，權奸今亦無其人，盜賊為之，則六朝五代可鑑。而今世猶有外交之關係，與昔不同，不若立憲可以安上全下，國猶可國，然革命者仇視立憲甚，此殆種族之說為之也。……十一月，宗室載澤、端方、戴鴻慈、尚其亨、李盛鐸等復出洋考察憲法。先是鐵良、徐世昌輩於憲法亦粗有討論，端方入朝召見時，又反覆言之，載振又為之助，太后意頗覺悟，故有五大臣之命。既盛宣懷倡異議，袁世凱覘候風色不決，故延宕至三月之久，重有是事也。」（《嗇翁自訂年譜》卷下第十八頁）
日俄戰爭停止後，清朝親貴中一些人也附會風氣，標榜維新的傾向，其中尤以端方主張最力，所以才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的事。當日端方頻以書札與先生往還。計秋冬間先生為若輩代草考察憲政，奏請立憲，並赦免黨人，請定國是一類的奏摺，逾二十餘萬言。先生在給徐佛蘇的一封信里，曾略言其事：
「爾來送生活於海上者二十餘日，其間履陸地者，不過三十餘小時。公聞當亦大訝其行蹤之詭秘耶。公前周間所惠書，今日始得見，亦此之由。所示秘事，聞之甚喜，惟在內任此事之人，因前此曾與一二它省人共事，頗蒙損害，故非彼穩知者，不欲共焉。今當以書與彼，得彼許可，乃能定也。又頃欲俟彼出洋者，復命後消息如何乃圖之，故得彼復書後，亦正不遲也。
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萬言內外，因鈔謄不便，今僅抄得兩篇，呈上一閱，閱後望即擲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響否，望如雲霓也。（諸文中除此兩文外，尚有請定國是一折亦為最要者，現副本未抄成，遲日當以請教。）頃新歸百事積閣，須以一禮拜之力，方能了之，故現在未能約公來談，屆時當相約也。（此文請萬勿示一人，閱畢望即用書留寄返。）」（光緒三十一年《致徐佛蘇先生書》）
又同書徐佛蘇[18]跋注說：
「此函系乙巳年發，所謂此文萬勿示人者，系梁先生代清室某大臣所作之考查憲政之奏議也。所請余告秘事者，即當日某督有奏請立憲及赦黨人之秘奏也。」（光緒三十一年《致徐佛蘇先生書》徐氏跋注）
八月，中國同盟會於日本東京成立，舉孫中山為總理。
十月，同盟會主辦的《民報》出版。《民報》從第一號起，便宣布同梁啓超宣戰，從此革命派與立憲派的論戰日益嚴厲。
先生是年著述中，有《德育鑒》、《節本明儒學案》兩書，前者是《論公德》、《論私德》兩篇文章之作，為《新民叢報》第二次臨時增刊，後者是先生十年來讀《明儒學案》時節鈔之有得部分，多屬治心治身之要。兩書均印有單行本。
散文方面其論時事者，有《讀今後之滿洲書後》、《評政府對於日俄和議之舉動》、《再評政府對於日俄和議之舉動》、《日俄和議紀事本末》、《關稅權問題》、《記東京學界公憤事》、《自由乎死乎》、《自由死自由不死》、《俄羅斯革命之影響》九篇，此外有《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中國民族之觀察》、《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記越南亡人之言》、《世界將來大勢論》數篇。
注釋：
[1]紫珊，馮鏡如字，《新民叢報》發行人；為之，姓黃，《新民叢報》社股東之一。
[2]念劬，錢恂。
[3]湯志鈞注，「書中缺字，系用墨色所塗，疑為原有而經吳君遂抹去者。」
[4]徐、歐，即指徐勤、歐榘甲。
[5]歐榘甲所撰，後輯成《新廣東》一書出版，署名太平洋客。
[6]唐才常之三弟。
[7]以上三事俱發生在1902年。3月直隸廣宗人景廷賓舉起「掃清滅洋」旗幟，發動起義；8月湖南辰州人民發起反對外國教會的鬥爭；9月四川義和團逼進成都等地，四川省廣大人民積極響應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鬥爭，舉起「滅洋、剿洋、興漢」的旗幟。
[8]蔣智由，字觀雲，號因明子、願雲，浙江諸暨人。曾在日本協助梁的《新民叢報》編撰工作，任《政論》主編，後又與蔡元培等在上海創設中國教育會及愛國學社。
[9]邵公：東漢何休字邵公，此指何穗田。
[10]指吳稚暉。
[11]枚叔，章炳麟字。
[12]某社，指愛國學社。
[13]西省，指廣西。
[14]柳黨，指廣西人民反清起義，起義中心在柳州。
[15]羅璞士，名孝通，梁在《詩話》中說：「與余交十年，去歲同舍居又十閱月。」
[16]陶渙卿為陶成章字。
[17]由甫，黃遵庚字，黃遵憲之弟。
[18]徐佛蘇，名應奎，字以行，湖南長沙人。據沃丘正子（費行簡）《當代名人小傳》載，徐「嘗共劉揆一、黃興謀革命」，失敗後逃亡日本，遂與梁往來日密。後回國鼓吹立憲，與孫洪伊、雷奮等組織憲友會，主辦《國民公報》，成為國內立憲派頭目之一。民國時，任袁世凱政府政事堂參議，幣制局總裁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