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年譜長編 · 第一冊
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癸酉）——
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譜前
先世附世系表
梁姓的來源據說從秦仲的少子康封於夏陽的梁山起，（《史記》卷五《秦本紀》頁一——二、《通志氏族略》卷二十六頁二十一）從康六十三傳到紹，始遷居廣東。《梁氏歷代世系圖譜》中紹祖節說：
「紹字季美，宋賜進士，紹聖間為廣東提干。……與叔燾同擇居於南雄珠璣里，廣東梁氏自公始也。」
這樣說從紹起廣東才有梁姓的足跡。
從紹三傳到南溪，始擇居新會縣之大石橋，所以《茶坑梁氏譜記》中說：
「我新會梁氏，類皆出自南溪公之居大石橋。」
從南溪再十二傳到谷隱，始從東能的大井裡遷居茶坑村嘉亨里，這便是茶坑梁氏的始祖了。（參考《茶坑梁氏譜記》）谷隱的十世孫名上悅，字光桓，號毅軒，生於乾隆二十年乙亥，這便是任公先生的高祖。毅軒生子炳昆，字饒裕，號寅齋，生於乾隆四十七年壬寅，這便是任公先生的曾祖。寅齋生子八人，次子名維清，字延後，便是先生的祖父，號鏡泉先生。公生子三人，季子名寶瑛，字祥徽，便是先生的父親，號蓮澗先生。算來從康起到任公先生是第九十二世了。（以上見《梁氏歷代世系圖譜》及梁仲策《高祖以下之家譜》）不過從康到紹，因為年代久遠，恐不可考，所以我們只作一個紹以後的世系表在下面：
祖父母
一個人的性格，是左右他一生事業的主因，而一個人的善惡優劣……的稟賦，多半是因襲他的先人和幼年的家庭環境所造成。任公先生的性格和他一生的事業，有許多非常的地方，我們為充分明了他起見，把他的家世——從祖父母到父母約略敘述一下。
先生的祖父名維清，號鏡泉，生於清嘉慶二十年乙亥，卒於光緒十八年壬辰。先生以同治十二年癸酉生，所以他說「逮事王父者十九年」。（《飲冰室合集》以下簡稱《合集》，《文集》之十一第十五頁）他在《哀啟》一文中，述及鏡泉先生以來的家世說：
「吾家自始遷新會十世為農，至先王父教諭公始肆志於學，以宋、明儒義理名節之教貽後昆。」（《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一二七頁）
任公先生幼年時代，受祖父提攜教誨的地方最多，他在《三十自述》里說：「王父及見之孫八人，而愛余尤甚。」又述四五歲時候的受教情形說：
「四五歲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書》、《詩經》，夜則就睡王父榻。日與言古豪傑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舉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津津道之。」（《合集·文集》之十一第十五——十六頁）
關於鏡泉先生教育兒孫的事跡，梁仲策先生啟勛的《高祖以下之家譜》和《曼殊室戊辰筆記》也有同樣記載。《高祖以下之家譜》里說：
「祖父乃嫡出之仲子，生兩歲而曾祖母趙太夫人棄養。兄弟八人友愛甚篤，好學問，書法學柳公權，剛健婀娜似尤過之。最愛與兒孫說南宋故事，蓋余之故鄉接近崖門故也。」
《曼殊室戊辰筆記》記先生六歲以後受祖父的戶外教育情形說：
「其時先王父於大伯父屋後之隙地築一小書齋，名曰留餘。伯兄自出就外傳以後，寢處悉隨先王父。吾鄉有一廟宇，中藏古畫四十八幅，……寫歷史上二十四忠臣、二十四孝子之故事。……每年燈節輒懸之以供眾覽。……上元佳節，祖父每攜諸孫入廟，指點而示之曰：『此朱壽昌棄官尋母也，此岳武穆出師北征也。』歲以為常。高祖毅軒之墓在厓門，每年祭掃必以舟往，所經過皆南宋失國時舟師覆滅之古戰場。途次一岩石突出於海中，土人名之曰奇石，高數丈，上刻元張宏范滅宋於此八大字。[1]……舟行往返，祖父每與兒孫說南宋故事，更朗誦陳獨麓山木蕭蕭一首，至『海水有門分上下，關山無界限華夷』，輒提高其音節，作悲壯之聲調，此受庭訓時之戶外教育也。」
鏡泉先生「為郡生員，例選廣文不就」。（《三十自述》）葉大焯《鏡泉梁老先生慶壽序》（《梁氏歷代世系圖譜》）里轉錄先生陳述祖父的學歷說：
「大父生嘉慶乙亥，生兩歲而曾王母見背，比長事繼母、庶母有孝行。道光二十四年，河內李文恭公[2]來督粵學，大父實受公知，顧行豐而遇嗇，累不得志於有司，援例捐作附貢生。」
先生又論述鏡泉先生的行事說：
「大父每月朔必率子孫瞻祠宇，謁祖先，遇家諱輒素服不飲酒，不食肉，歲以為常。……大父同父者八人，大父居次，實嫡出。曾王父棄養後，各分遺產，有謂嫡子宜多取者，大父不聽，率與繼母庶母子均，人多誦之。……若夫勤儉樸實，其行己也密，忠厚仁慈，其待人也周，其治家也嚴，而訓子也謹，其課諸孫也詳而明，此固大父生平之梗概。啟超幼而大父又善恐人知，其所見聞者止此，恐未足罄其底蘊也。」（同上）
關於鏡泉先生在鄉里中的事業，葉序中轉錄先生的陳述也很多，現在把它節錄在下面：
「甲寅，洪逆披猖，我邑之遵其教者，四方蜂起，城日以困，吾鄉離城僅十餘里，無賴者輒思逞。大父設立保良會力為禁止，以故一鄉無亂民。……村前有往來孔道，泥濘險仄，行者久苦之，以大父倡捐，人多景從，易土而石，人歌如砥。」
從以上各節所說，可以看出任公先生的人格和一生事業，稟承於祖父的教誨和感化之多了。
先生的祖母姓黎氏，生於清嘉慶二十二年，卒於同治十二年。（《高祖以下之家譜》）黎太夫人之父名第光，系乾隆四十六年探花，曾官至廣西提督，卒於任。（梁仲策《記外親家世》）
父母
任公先生的稟賦和兒童時代所受的教育，除了他的祖父以外，便是得自父母了。他的父親名寶瑛，字蓮澗，生於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卒於民國五年丙辰。母親姓趙氏，生於咸豐二年壬子，卒於光緒十三年丁亥。繼母吳氏，庶母葉氏。（《高祖以下之家譜》）
蓮澗先生是一位極仁慈極方正並且熱心公共事業的人，關於他在家庭里孝友睦慈的盛德，和在鄉裡間熱心排難解紛苦口勸息賭盜械鬥之風的大業，任公先生那篇《哀啟》中敘述得非常詳盡。梁仲策先生說：「該文皆實錄，無溢美之辭。」（《高祖以下之家譜》）所以我們不必在這裡一一引錄。現在我們只錄論到他的家庭教育和立身大道的兩節於下。《三十自述》中有一節說：
「父慈而嚴，督課之外，使之勞作。言語舉動稍不謹，輒呵斥不少假借。常訓之曰：『汝自視乃如常兒乎？』至今誦此語不敢忘。」
《哀啟》中也有一節說：
「先君子以幼子最見鍾愛，傳家學獨劭。少亦治舉子業，連不得志於有司，遂謝去，教授於鄉。不孝啟超、啟勛及群從昆弟自幼皆未嘗出外就傳，學業根底，立身藩籬，一銖一黍咸稟先君之訓也。」（《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一二七頁）
又有一節論到他的立身大道說：
「先君子常以為所貴乎學者，淑身與濟物而已。淑身之道，在嚴其格以自繩；濟物之道在隨所遇以為施。故生平不苟言笑，跬步必衷於禮，恆性嗜好，無大小一切屏絕；取予之間，一介必謹；自奉至素約，終身未嘗改其度。啟超等每勸勿太自苦，輒教以家風不可壞，而衋然以後輩之流於淫佚為憂也。」（同上）
關於先生之母趙太夫人的家世，只有梁仲策先生兩段話。《記外親家世》中說：「母趙太夫人之祖父名雨亦（舉人），父名炳桃（庠生）。」《高祖以下之家譜》中說：「至於外祖父之生卒年則不復能記憶，但知外祖父卒年在五十以上，外祖母卒年在六十以上而已。」
趙太夫人的慈教和言行，也是影響先生生平立身行事的一大動力，關於她的事跡，梁仲策先生在《高祖以下之家譜》里有一段很簡短的敘述說：
「先慈趙太夫人以賢孝名，最為先祖父所鍾愛。鄉中諸姑姊妹多就吾家從先慈識字及習女工。數十年前，兒女婚姻悉憑媒妁。人但聞此女嘗從先慈習女工，則不待訪問而信其德性必佳矣。至今邑中尚傳為美談。」
趙太夫人教先生讀書識字的事，前面引錄的《三十自述》里已經講過，至於夫人的家庭教育，則有《我之為童子時》一文講得最為詳盡。這篇文章雖然只是追述先生六歲時因為說謊而被責打的一件故實，但是從這篇記載里，卻很可以看出來夫人家教的各方面了，現在節錄在下面：
「我為童子時，未有學校也。我初認字，則我母教我。……祖父母及我父母皆鍾愛我，並責罵且甚少，何論鞭撻。……我家之教，凡百罪過，皆可饒恕，惟說謊話，斯斷不饒恕。我六歲時，不記因何事，忽說謊一句。所說云何，亦已忘卻，但記不久即為我母發覺。……晚飯後，我母傳我至臥房，嚴加盤詰。……我母溫良之德，全鄉皆知。我有生以來，只見我母終日含笑，今忽見其盛怒之狀，幾不復認識為吾母矣。我母命我跪下受考問。……當時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數。我母當時教我之言甚多。……但記有數語云：『汝若再說謊，汝將來便成竊盜，便成乞丐。』……我母旋又教我曰：『凡人何故說謊？或者有不應為之事，而我為之，畏人之責其不應為而為也，則謊言吾未嘗為。或者有必應為之事而我不為，畏人之責其應為而不為也，則謊言吾已為之。夫不應為而為，應為而不為，已成罪過矣。若已不知其罪過，猶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則改焉而不復如此矣。今說謊者，則明知其罪過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為得計也。人若明知罪過而故犯，且欺人而以為得計，則與竊盜之性質何異？天下萬惡，皆起於是矣。然欺人終必為人所知。將來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說謊話之人也，則無人信之。既無人信，則不至成為乞丐焉而不止也。』我母此段教訓，我至今常記在心，謂為千古名言。」（《合集·文集》之十一第十九——二十頁）
從這些記事裡，可以見到任公先生承於父母的人格和教誨是如何之大了。
趙太夫人生子四人，女二人。長子即先生，名啟超，字卓如，一字任甫，人稱任公先生。次子名啟勛，字仲策。三子生五歲殤。四子名啟業，夫人即以此次產難逝世。先生之繼母吳太夫人生子一，數月而殤。庶母葉太夫人生子女各二人，長子名啟文，次子名啟雄。（參考《高祖以下之家譜》）
關於梁家經濟情況，先生記載多略而不詳。他在《哀啟》一文中述及祖父維清（鏡泉）以來的家世說：
「吾家自始遷新會，十世為農，至先王父教諭公，始肆志於學，以宋、明儒義理名節之教貽後昆。」（《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一二七頁）
又在《悼啟》一文中寫道：
「啟超故貧，瀕海鄉居，世代耕且讀，數畝薄田，舉家躬耘，獲以為恆。」〔《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二十四頁〕
佳木《梁啓超故鄉述聞》一文，曾述及梁家經濟情況，現錄幾段供參考：
「啟超的曾祖有幾畝田，後來分給了他的八個兒子，每人平均僅得幾分。延後還分得一間不大的磚屋，這便是啟超出生之處。延後中秀才以前靠種田過活，半耕半讀；中秀才以後，買了十幾畝田，隨即均分給他的三個兒子。
啟超的父親蓮澗在鄉中經濟情況屬中等，相當於解放前的中農。他也實行半耕半讀。在啟超中舉人以前，家中的幾畝田全由蓮澗自耕；中舉以後，因蓮澗經常外出，才僱人代耕，並曾雇用過一個同姓兄弟代管家務。由於家貧，啟超結婚時沒有房屋住居，只得借用梁姓公有的書室的一個小房間權作新居。啟超夫人出身貴州官僚世家，對此地的地理環境和這樣差的居住條件極不習慣，居住了不到一年就遷離茶坑了。變法失敗後，梁啓超出走日本，此時家中的田畝數還和以前一樣，沒有什麼增添。後來蓮澗親赴日本，向啟超索款購置產業，啟超無法應付，蓮澗乃以自尋短見相威脅，啟超的學生見狀，乃集資銀元一千二百元給蓮澗。蓮澗攜款回鄉購買了數十畝田，興建了一所房屋。至此，田產才增至五十餘畝，生活也就變得養尊處優起來，正式變成了不勞而食的地主，一反『半耕半讀』之初旨了。
梁氏歷代祖先都是半耕半讀的，似是受了陳白沙『田可耕兮書可讀，半為農者半為儒』的影響。」（《廣東文史資料》第十二輯第一二六頁）
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癸酉） 一歲
正月二十六日（二月二十三日），先生出生於廣東新會縣能子鄉之茶坑村。《三十自述》：
「餘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實太平天國亡於金陵後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普法戰爭後三年，而義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生一月而王母黎卒。」
新會縣在省城西南。（舊廣州府城《新會縣誌》卷二頁四——五）熊（音奶）子鄉在縣城南的熊海中，（《縣誌》卷二頁三十八熊子山條及卷一頁一縣境全圖又卷二頁四十熊海條）屬潮居都，（《縣誌》卷二頁五十二）是縣屬諸島之一。（《三十自述》及縣境全圖）它的位置正當西江入海之沖，居江口七島的中央，（同上書）南面距離宋帝昺殉國處的崖山僅七里許。（《三十自述》）鄉中有山名熊子山，（見前）山上有塔名凌雲塔。（《縣誌》卷七頁五凌雲塔條）鄉內共總有五個村莊，以茶坑村為最大。（據梁啟雄先生口述）
一個人的性格的形成，地理環境也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我們不避繁冗，再把《新會縣誌》里論到氣候和風俗的兩節，抄在下面：
「新會氣候，一歲之間暑熱過半，冬無霰雪，草木不凋，一日之間，雨暘寒暑，頃刻輒易。夏秋之間，時有颶風，或一歲數發，或數歲一發。又有石尤風，其作則黑雲翔涌，猝起俄頃。瀕海地卑土薄，故陽燠之氣常泄，陰濕之氣常盛。二者相搏，少寒多暑。而村落依山，炎氣鬱蒸尤甚。」（《縣誌》卷二頁六十一氣候節）
這是說新會縣的氣候。下節便是講它的風俗。
「其風俗，則士人尊師務學問，不逐虛名。仕者以恬退為樂，競進為恥。尚門第，矜氣節，慷慨好義，無所諂屈。境之西南多農鮮賈，依山瀕海者，以薪炭耕漁為業。民無積聚而多貧，故其俗朴而野，其流弊也獷而不馴。」（《縣誌》卷二頁六十二風俗節）
這年先生的伯姊三歲。（《高祖以下之家譜》）
是年，李鴻章五十一歲，張之洞三十七歲，康南海十六歲，孫中山八歲。
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乙亥） 三歲
是年，載湉即帝位，改元光緒。實權仍為那拉氏掌握。
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丙子） 四歲
梁仲策啟勛生。
「四歲而仲弟生。」（梁仲策《高祖以下之家譜》。《三十自述》：「三歲仲弟啟勛生」，從前說。）
「伯姊長於兄三歲，故小時之嬉戲每依伯姊。」（梁仲策《曼殊室戊辰筆記》）
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丁丑） 五歲
始讀《四子書》和《詩經》。《三十自述》里說：
「四五歲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書》、《詩經》，夜則就睡王父榻，日與言古豪傑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舉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津津道之。」
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戊寅） 六歲
這年先生從父讀，並就外傅張乙星先生受學。《三十自述》里說：
「六歲就父讀，受中國略史《五經》卒業。」
「六歲就外傅，啟蒙師乃張乙星先生，先王父仲姊之子也。」（《曼殊室戊辰筆記》）
這年先生因為說謊受母親責打的事和六歲以後受祖父戶外教育的情形，在譜前里已講過，這裡不再引錄。
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己卯） 七歲
《高祖以下之家譜》：
「七歲而次妹生，數日而殤。」
據《梁任公先生大事記》記先生六七歲時在私塾屬對的事說：
「六七歲時，塾師以『東籬客賞陶潛菊』命對，先生應曰：『南國人思召伯棠』。」
又新會故老傳述：
「有客到訪蓮澗，先生上前奉茶，客人慾試一試他的聰明如何，就出了一句飲茶龍上水』命他對，先生不假思索，應聲答道：『寫字狗扒田。』上聯是新會俗語，下聯對的也是新會俗語。……接著又出了一句『東籬客采陶潛菊』命他對，他隨口答以『南國人懷召伯棠』。」（《廣東文史資料》第十二輯佳木《梁啓超故鄉述聞》）
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庚辰） 八歲
這年先生始學為文。蓮澗先生也因為屢試不得志，設教於鄉。
「八歲學為文。」（《三十自述》）
「先君子屢試不得志，迨伯兄八歲時，乃絕意進取，設教於鄉。其設教也，不過召集數兒以伴伯兄之讀而已。」（《曼殊室戊辰筆記》）
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辛巳）九歲
《三十自述》：
「九歲能綴千言。」
一八八二年（光緒八年壬午） 十歲
這年先生初就童子試，因為途中吟詩為父執所讚賞，得神童之名。
「十歲就學於邑城周惺吾先生。是歲始應童子試，當時內河輪船未通，赴廣州應府試者輒結伴買一舟，水程三日，同行皆父執。一日舟中共飯，時一人指盤中鹹魚為題，命伯兄吟詩，伯兄應聲曰：『太公垂釣後，膠鬲舉鹽初。』滿座動容，神童之名自此始。」（《曼殊室戊辰筆記》）
先生在十歲以前，雖然如梁仲策先生所記曾就過外傅，但是實際還是從他的祖父和父親受學的時候多。在《我之為童子時》一文里有這樣一段話：
「我為童子時，未有學校也。我初認字，則我母教我。直至十歲，皆受學於我祖父、我父。」（《合集·文集》之十一第十九頁）
是年四月二十五日（三月初八日），法國侵占安南（今越南）河內。
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癸未） 十一歲
這年先生三弟生。初見張之洞之《■（原文此處為「■」，下同）軒語》和《書目答問》。
「十一歲而三弟生，五歲而殤。」（《高祖以下之家譜》）
「啟超本鄉人，瞢不知學。年十一游坊間，得張南皮之《軒語》、《書目答問》，歸而讀之，始知天地間有所謂學問者。」（《合集·文集》之一第五十五頁）
冬，中法戰爭爆發。
是年，康有為南海與區諤良在廣東發起組織不裹足會。
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甲申） 十二歲
這年先生初補博士弟子員。《三十自述》記當時讀書情形說：
「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日治帖括，雖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間於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輒埋頭鑽研，顧頗喜詞章，王父、父、母時授以唐人詩，嗜之過於八股。家貧無書可讀，惟有《史記》一、《綱鑑易知錄》一，王父、父日以課之，故至今《史記》之文，能成誦八九。父執有愛其慧者，贈以《漢書》一、姚氏《古文辭類纂》一，則大喜，讀之卒業焉。」
又梁仲策先生《曼殊室戊辰筆記》里也說：
「十二歲補博士弟子員。周惺吾先生曰，『吾不能教之矣。』」
這年先生應學政葉大焯先生考試的時候，有為祖父請求壽序的一段事跡。。現在我們再節錄葉序中一節，借見這段故事的始末：
「甲申十月，再試廣東之新會，擇其髦而好學者一二人，儀範里。又於郡邑考列前茅之幼童梁生啟超，試以文藝，皆有條理，知其學有淵源，得自乃祖乃父之訓迪者不尠。試既竣，進諸生獎諭之，旅進旅退，而啟超獨留，長跪請曰：家有大父，今年七十矣，弧矢之期，在仲冬二十一日，竊願得先生一言為壽，庶可永大父之日月，而慰吾仲父、吾父之孝思，且以為宗族交遊光寵也。（中略）余聞而矍然，乃進啟超而勖之曰：子述大父之德備聞之矣，抑子更有冀焉。在昔吳祐卓識，桓#異才，任延為太學聖童，祖瑩為中書博士，劉敲能解《莊子》，柳偃能讀《尚書》，陸從典之作《柳賦》，顧野王之記建安，皆以十二齡童子，顯著當時，垂名後世，載在典籍，班班可考。子如有志奉庭訓以承祖武乎，當如韓退之贈張童子，宜暫息夫其已學者，而勤夫其未學者，務臻於遠大，當不僅如樂安、任嘏之幼而多慧已也。抑吾聞之黃雲紫□代有偉人，熊子山絕頂有凌雲塔，建自前明，科名日起，而梁氏所居茶坑，實在其下，應運而興，使乃祖乃父得遂教成之願，含飴矍鑠，則由七十杖國之年，以臻百年期頤之日，其畜德之懋，後嗣之蕃，有非尋常所能希其萬一者。以余所聞，茶坑梁氏祖孫父子兄弟，相聚一堂，怡怡濟濟，雖漢之石氏，唐之柳氏，宋之呂氏，家法殆莫以過。夫作善降之百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經訓昭然，理當不謬，區區一芹之獻，不過善端偶然發露，其興正未有艾也，啟超勉乎哉。」（節錄葉大焯《鏡泉梁老先生慶壽序》）
八月，法軍相繼攻襲台灣基隆和福建馬江的水師，清政府下令對法宣戰。
是年，南海先生醞釀編著《人類公理》，即《大同書》。
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乙酉） 十三歲
是年始治段、王訓詁之學。《三十自述》里說：
「十三歲始知有段、王訓詁之學，大好之，漸有棄帖括之志。」
這年從呂拔湖先生學。《曼殊室戊辰筆記》：
「十三學於廣州之呂拔湖先生。」
是年六月九日，清政府與法國簽訂《天津條約》，中法戰爭結束。
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丙戌） 十四歲
是年受學於陳梅坪先生。《曼殊室戊辰筆記》：
「十四學於佛山陳梅坪先生。」
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丁亥） 十五歲
是年先生之母趙太夫人逝世。這年先生肄業於學海堂，始棄帖括之學。《三十自述》云：
「十五歲，母趙恭人見背，以四弟之產難也。余方遊學省會，而時無輪舶，奔喪還鄉，已不獲親含殮，終天之恨，莫此為甚。時肄業於省會之學海堂，堂為嘉慶間前總督阮元所立，以訓詁詞章課粵人者也，至是乃決舍帖括以從事於此。不知天地間於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
關於趙太夫人逝世的事，梁仲策先生也有兩段記載，略云：
「十五歲而四弟生，先慈趙太夫人即以此次產難而棄養。」（《高祖以下之家譜》）
又《戊辰筆記》中說：
「是年五月初六日，先慈趙太夫人棄養時，伯兄學於廣州，而電（話）及海內輪船皆未辦，專人馳報，往返須六日乃至八日，天氣酷熱，卒以不能久待而先殮，此伯兄終身抱恨之一事也。」
據以上所引《三十自述》的話，先生這年已經在學海堂讀書，不過學海堂以外，還從學於石星巢先生。這件事《曼殊室戊辰筆記》里記述得很詳悉，錄之如下：
「十五學於廣州之石星巢先生，時石先生設教於廣府翰墨池。廣州有大書院五，最高之學府也，曰學海堂，曰菊坡精舍，曰粵秀書院，曰粵華書院，曰廣雅書院。首席教授稱山長，地位最尊，督撫到任必先往拜之，非宿儒不能當此席。月考有獎賞，名曰膏火，依等第以為厚薄，所以養寒士也。伯兄買書之費悉出於此。每屆年假輒捆載而歸，以余所見，如正續《皇清經解》、《四庫提要》、《四史》、《二十二子》、《百子全書》、《粵雅堂叢書》、《知不足齋叢書》，皆當日之所購。」
關於先生受學石星巢先生的事，在民國元年給梁令嫻書中，也曾提及。
「有石星巢先生者，吾少年受業，呵貧不能自存，哀屬我為覓事。不得已請作書記，然亦不遇〔適〕，擬移家後乞其授思成輩學，分簡叔之勞。此老舊學尚好，吾十五六時之知識，大承得自彼也。」（《與嫻兒書》）
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戊子） 十六歲
是年先生入學海堂為正班生。《曼殊室戊辰筆記》：
「十六歲入學海堂為正班生。同時又為菊坡、粵秀、粵華之院外生。」
先生在學海堂讀書的事，和學海堂的組織和情形，有梁思成給丁在君文江先生的一封信可供參考。
「先嚴在學海堂不久，後與譚仲鸞及梁伯尹擬入廣雅書院。因其制度於地方長官來院時，全體學生須在門前站班迎接，故不入。」（《致在君先生書》）
這是說先生在學海堂不久的事，下面兩段講學海堂的組織和一般情形：
「學海堂省城專治經學之所，學生稱專經生，與並行者菊坡書院專治詞章。
學海堂歷來學長有金紀堂、陳蘭甫、黎大椿、陳梅坪、梁禹生諸先生。每月講學二次。每月有『膏火』，優者銀數兩，為粵惟一之大學機關。
當時同學中有麥孺博、譚仲鸞、曾剛甫等。」（同上）
此外《任公先生大事記》裡面，也有兩段記述先生在學海堂讀書的事，現在錄之以供參考：
「先生十五六歲時為學海堂專課生，有《漢學商兌跋》，凡萬餘言，其文今不存矣。」
「學海堂不設山長，有學長八人，自阮文達[3]時已然。宿儒如陳蘭甫、侯君謨、林伯桐、譚玉生均曾為學長。光緒十五六年間何人為學長則不得而知矣。有專課生、附課生，每月朔，學長、學生會食，並出其日記以相質正。」
十月，南海先生第一次上書清帝，請求變法。
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己丑） 十七歲
是年廣東鄉試，先生中舉人第八名。
「己丑年十七，舉於鄉，主考為李尚書端棻[4]、王鎮江、仁堪。」（《三十自述》）
「光緒十五年己丑，十七歲，舉於鄉，榜列八名。當時典試之正座乃貴州李苾園，副座乃福建王可莊。榜發，李請王作媒，以妹字伯兄。同時王亦懷此意，蓋王有一女公子正待字也。但李先發言，乃相視而笑。」（《曼殊室戊辰筆記》）
李苾園先生端棻以妹字先生的事，《悼啟》和《清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李公墓志銘》兩文中，都有記述：
「光緒己丑，尚書苾園先生諱端棻，主廣東鄉試，夫人從兄也。啟超以是年領舉，注弟子籍，先生相攸，結婚媾焉。」〔《悼啟》，《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二十四頁〕
「啟超以光緒己丑受學貴築李公，旋婿公妹，飲食教誨於公者且十年。」〔《清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李公墓志銘》，《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二頁〕
這年的鄉試是恩科。當時第一場試題據八月十二日上海《申報》載是：（一）「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至「子不語怪力亂神」。（二）「來百工則財用足」。（三）「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詩「荔實周天兩歲星」，得星字。先生第一題的文章，載光緒己丑《廣東闈墨》第一冊頁三十八，詩載同書第二冊頁八十一。
光緒十六年石星巢先生給汪穰卿[5]一書裡面，提到己丑科門人中舉的事，茲錄之以見先生在同學中成績的優異：
「兄去年館中獲售者九人。南榜則梁啓超、譚鑣、顏貽澤、朱蔚然、梁志文、賴際熙、潘葆良；北榜則袁鳳書、陳福騏。九人之中以梁、譚、梁、賴四子為卓犖之士，經學詞章各有所長，已屬其到京探知我弟寓處一結面緣也。」（石德棻《與穰卿賢弟書》）
這年先生當仍學於學海堂和石星巢先生。
林慧儒、陳侶笙（林慧儒名奎；陳侶笙名國鏞。皆萬木草堂弟子——原初稿批註。）《任公大事記》里說：
「卓如十七歲從學海堂專科生。季課大考，四季皆第一。自有學海堂以來，自文廷式外，卓如一人而已。」
又《任公少年事記》：
「十六七歲從陳石樵、石星巢兩先生（仲谷、伯尹同學，是年中舉）。」
是年廣學會發行《萬國公報》。
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庚寅） 十八歲
是年春入京會試，始見《瀛環志略》和上海製造局譯出各書。《三十自述》：
「年十八，計偕入京師，父以其稚也，挈與偕行。李公以其妹許字焉。下第歸道上海，從坊間購得《瀛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且見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若干種，心好之，以無力不能購也。」
又《曼殊室戊辰筆記》：
「十八歲庚寅，赴春闈，祖父以兄年稚遠遊，頗不放心，乃命先君子攜之入都，寓新會新館。是科下第南歸。」
是年八月始識康南海先生。
《三十自述》：
「其年秋，始交陳通甫，通甫時亦肄業學海堂，以高才生聞。既而通甫相語曰：『吾聞南海康先生上書請變法，不達，新從京師歸，吾往謁焉。其學乃為吾與子所未夢及，吾與子今得師矣。』於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禮，事南海先生。時余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為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捨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
又《清代學術概論》：
「越三年而康有為以布衣上書，被放歸，舉國目為怪。千秋、啟超好奇，相將謁之，一見大服，遂執業為弟子，共請康開館講學，則所謂萬木草堂是也。」（《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一頁）
又《康南海自編年譜》：
「三月，陳千秋來見。六月，來及吾門。八月，梁啓超來學。陳通甫又字禮吉，時讀書甚多，能考據，以客禮來見，凡三與論詩禮，泛及諸經，吾乃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破棄考據舊學之無用，禮吉恍然悟，首來受學。……九月……三水徐勤[6]來見。」
是年先生曾手批《四庫提要》若干冊。梁思成《致丁在君先生書》云：
「梁伯尹已得見。……彼粵寓尚有先嚴十八歲時手批《四庫提要》六十或八十冊，並手寫《蘭亭》，惟不知尚存在否，此真可稱無價之寶矣。」（節錄原書）
是年秋始交陳通甫禮吉。（先生之初識通甫當在十五歲初入學海堂時，《清代學術概論》謂「年十三與其友陳千秋同學於學海堂」，十三當是十五之誤。）
先生之初識汪穰卿當在今年。
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辛卯） 十九歲
是年康南海先生徇先生和陳通甫之請，始設教於廣州長興里的萬木草堂。
《三十自述》：
「辛卯餘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講學廣東省城長興里之萬木草堂，徇通甫與余之請也。先生為講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余與諸同學日札記其講義，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為語佛學之精奧博大，余夙根淺薄，不能多所受。先生時方著《公理通》、《大同學》等書，每與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輒侍末席，有聽受，無問難，蓋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先生著《新學偽經考》，從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從事分纂。日課則《宋元明儒學案》、《二十四史》、《文獻通考》等。而草堂頗有藏書，得恣涉獵，學稍進矣。其年始交康幼博。十月入京師，結婚李氏。」
又《清代學術概論》：
「二人者學數月，則以其所聞昌言於學海堂，大詆訶舊學，與長老儕輩辯詰無虛日。有為不輕以所學授人。草堂常課，除《公羊傳》外，則點讀《資治通鑑》、《宋元學案》、《諸子語類》等。又時時習古禮，千秋、啟超弗嗜也。則相與治周、秦諸子及佛典，亦涉獵清儒經注及譯本西籍，皆就有為決疑滯。居一年乃聞所謂大同義者，喜欲狂，銳意謀宣傳。有為謂非其時，然不能禁也。」（《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一頁）
又《康南海自編年譜》：
「始開堂於長興里講學，著《長興學記》，以為學規，與諸子日夕講業，大發求仁之義，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來學多志士，若韓文舉、梁朝傑、曹泰多有成者。既明而起，講貫至夜深。……七月《新學偽經考》刻成，陳千秋、梁啓超助焉。冬，王覺任、麥孟華皆來學。」
萬木草堂時代的教育，是先生一生學術和事業的大基礎。他在《南海先生七十壽言》里敘述那時候的讀書和生活情形非常詳盡，分別節錄如下：
「吾儕之初侍先生於長興也，徒侶不滿二十人，齒率在十五六乃至十八九之間，其弱冠以上者裁二三人耳，皆天真爛漫，而志氣踸踔向上，相愛若昆弟，而先生視之猶子。堂中有書藏，先生自出其累代藏書置焉。有樂器庫，先生督制琴竽干戚之屬略備。先生每逾午，則升坐講古今學術源流，每講輒歷二三小時，講者忘倦，聽者亦忘倦。每聽一度，則各各歡喜踴躍，自以為有所創穫，退省則醰醰然有味，歷久而彌永也。向晦則燕見，率三四人入室旅謁，亦時有獨造者。先生始則答問，繼則廣譚，因甲起乙，往往遂及道術至廣大至精微處。吾儕始學耳，能質疑獻難者蓋尠有之，則先生大樂益縱，而所以誨之者益豐。」〔《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二十八——二十九頁〕
以下講當時戶外生活情形：
「每月夜，吾儕則從游焉，粵秀山之麓吾儕舞雩也。與先生相期或不相期。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學海堂、菊坡精舍、紅棉草堂、鎮海樓一帶，其無萬木草堂師弟蹤跡者蓋寡。每游率以論文始，既乃雜遝泛濫於宇宙萬有，芒乎沕乎，不知所終極。先生在則拱默以聽，不在則主客論難鋒起，聲往往振林木，或聯臂高歌，驚樹上棲鴉拍拍起，噫嘻！學於萬木，蓋無日不樂，而此樂最殊勝矣。……自長興以後，而鄺家祠，而府學宮，從游者歲增，動至數百千人，雖得朋日豐，而親炙之時日不能遍給，樂稍替矣。」（同上）
下記當時著述情形：
「先生著《新學偽經考》方成，吾儕分任校讎。其著《孔子改制考》及《春秋董氏學》，則發凡起例，詔吾儕分纂焉。吾儕坐是獲所啟發，各斐然有述作之志。其著《大同書》覃思獨造，莫能贊一辭，然每發一義，未嘗不擇其可語者相與商榷。陳禮吉、曹著偉其最有異聞也。」（同上）
下講當時慷慨國事情形：
「抑先生雖以樂學教吾儕乎，然每語及國事杌隉，民生憔悴，外侮憑陵，輒慷慨欷歔，或至流涕。吾儕受其教，則振盪怵惕，懍然於匹夫之責而不敢自放棄，自暇逸。每出則舉所聞以語親戚朋舊，強聒而不舍，流俗駭怪指目之，諡曰康黨，吾儕亦居之不疑也。」（同上）
先生所受萬木草堂時代的教育裡面，最得力的是南海先生那部《長興學記》，以下錄他兩段自述：
「稍長，游南海康先生之門，得《長興學記》，俛焉孜孜從事焉。」（《合集·文集》之一第五十五頁）
《新中國未來記》雖然大半是寓言，但是論到得力於《長興學記》和《仁學》兩書的話，可以說是很靠得住的自述，那段話說：
「到那年起行遊學的時節，他父親瓊山先生別無囑咐，單給他一部《長興學記》，說道這是我老友南海康君發揮先師的微言大義，來訓練後學的，內中所講，便和我自己講的一樣，你就拿去當作將來立身治事的模範罷。……到了上海，在時務報館裡頭，剛遇著瀏陽譚先生嗣同寓在那裡，正著成《仁學》一書，那稿本不過兩三人曾經見過，毅伯先生即日抄得一部，寶藏篋中而去。在船上和李君一路細讀，讀了已不知幾十遍，把那志氣越發漲高几度。後來毅伯先生常對人說道，他一生的事業，大半是從《長興學記》、《仁學》兩部書得來。」（《合集·專集》之八十九第十五頁）
是年冬十月，先生入京結婚，《三十自述》里已經講過。再錄《曼殊室戊辰筆記》里一節在下面：
「是年冬入京就婚，寓宣南永先寺西街之新會新館。」
關於李夫人的家世，《悼啟》中說：
「先室李夫人實貴築京兆公諱朝儀之季女。累代清門，家學劭茂。夫人以同治己巳生於永定河署。……夫人以二十三歲歸於我。」〔《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二十四頁〕
這年冬先生入京結婚的時候，陳通甫和南海先生都有贈詩，先生記陳詩說：
「通甫辛卯冬，有贈余入都長古一首，記其四句云：『豈無江海志，盪恣游遣，蒼生慘流血，敝席安得暖。』」〔《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四十六頁〕
以下南海贈詩，讀了可見對於先生的期許：
「道入天人際，江門風月存。小心結豪俊，內熱救黎元。憂國吾其已，乘雲世易尊。賈生正年少，盪上天門。」（《南海先生詩集》第四卷第三頁）
是年春先生始交曹著偉泰。[7]南海之《新學偽經考》刻成。
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壬辰）十歲
是年正月祖父卒。二月入京會試。
《三十自述》：「明年壬辰，年二十，王父棄養，自是學於草堂者凡三年。」又《曼殊室戊辰筆記》：
「二十歲壬辰，正月二十日，先王父見背。春闈乃李苾園為總裁，欲通一關節，伯兄卻之。是年夏，偕伯嫂李夫人南歸，鄉居一年有奇。斯時於國學書籍而外，更購江南製造局所譯之書，及各星軺日記，與英人傅蘭雅所輯之《格致匯編》等書。」
這年先生給汪穰卿康年先生兩書，一書是閏六月一日發，說打算從事著述事業；一書是十二月除夕發，論興築鐵路問題。茲錄之以見先生對於那時國事的態度和見解：
「足下以經世之才，宦仕早達，福在蒼生，匪唯私祝。仆性稟熱力頗重，用世之志未能稍忘，然周覽天人，知天下事之無可為，惟欲與二三同志著書以告來者，目前之事，半付之青天白雲矣。足下愛我，其何以教之哉？康君幼博，長素先生之弟也，為貧仕於浙，居兩廣館，能讀西書，練於時務，欲見浙中長者，今謹奉介門下。仆前托售之《偽經考》，該賈有售訖者，其值即可付幼博，勿容轉郵。足下近有新論，望頻相示。」（光緒十八年閏六月一日《致汪穰卿同年書》）
以下節錄第二書：
「秋間獲接手書，所以勖厲而振救之者甚厚。並述時艱，愾乎其言，此誠仁人君子憂天下之盛心也。啟超半載以來，讀書山中，每與諸同志縱論時變，退息慮而熟思之，竊以為今日時事，非俟鐵路大興之後，則凡百無可言者，奚以明之。中國人士寡聞淺見，專以守殘，數百年如坐暗室之中，一無知覺。創以新學，則阻撓不遺餘力，見一通人，則詆排猶如仇讎。此其故皆坐不興鐵路，鐵路既興之後，耳目一新，故見廓清，人人有海若望洋之思，恍然知經國之道之所在，則不待大聲疾呼，自能變易，則必無詆排，必無阻撓，然後餘事可以徐舉，而大局可以有為。鐵路以開風氣，又以通利源。風氣開則可為之勢也。利源通則可為之資也。今諸公袞袞因循觀望，而我輩坐論莫展一籌，一手一足豈能挽江河哉？
張薌帥[8]今世之大賢也，其於鐵路之利久已洞燭，而於興鐵路之事久已蓄意。……足下既抱饑溺之仁，居密邇之地，以通達之學，博辯之才，今雖日俯仰時變，袖手太息，終無所救，豈若力贊薌帥以此舉，反覆而浸潤之。……誠能於南北衝途成一大路，而令商民於各直省接築，則十年之間，如身使臂，臂使指，與今日電線相應，轉弱為強之機，可計日而待也。……足下以為何如，幸明詔之。
啟超來歲有黔中之行，冬臘間由黔入都，道經鄂省，擬申謁拜，但不識欲訪足下，當造何處，及彼時足下當在鄂否？」（光緒十八年十二月除夕《覆汪穰卿同年書》）
是年五弟生（繼母出），數日而殤。同年六弟生（庶母出）。（《高祖以下之家譜》）
是年康南海先生移講堂於粵城衛邊街鄺氏祠，以龍澤厚、陳禮吉為學長。（《康南海自編年譜》）
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癸巳）十一歲
是年二月，長女思順生。冬，講學於東莞。
《曼殊室戊辰筆記》：「癸巳二月二十八日，思順生。是年冬，講學於東莞。與番禺韓雲台合教，亦萬木草堂弟子也。」
東莞《張篁溪日記》：「梁先生於光緒十九年癸巳冬到吾鄉講學，城內墩頭街周氏宗祠內，時余才十七歲，從之游。先生命治公羊學，每發大同義理，餘思想為之一變，始知所謂世界公理，國家思想。」
關於先生在東莞講學的事，《變法通議》中也曾提到，不過說是在甲午。大概這段事是在癸巳冬至甲午春之間。至於《讀書分月課程》一書，是根據南海先生《長興學記》改編的。現在把那段話錄在下面：
「歲甲午，余授學於粵，曾為《讀書分月課程》以訓門人。」（《合集·文集》之一第五十五頁）
這年秋南海先生中舉。冬，遷講堂於府學宮仰高祠。以先生和陳通甫為學長：
「光緒十九年，仍講學於衛邊街，冬，遷草堂於府學宮仰高祠，賃之十年，為久計，徐君勉、梁卓如之力也。
學者來日眾，於時曹泰精思妙悟，徐勤堅苦強毅，以進於成。是歲以梁卓如與陳禮吉充學長焉。旦晝講學，夕則編書，諸子亦編書焉。是時絕意試事，諸父皆強之，母意屬望迫切，……於是應鄉試，中式第八名。」（《康南海自編年譜》）
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甲午）十二歲
是年二月入京，十月復還粵。《三十自述》：
「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師，於京國所謂名士者，多所往還。六月日本戰事起，惋憤時局，時有所吐露，人微言輕，莫之聞也。顧益讀書，治算學、地理、歷史等。」
又《曼殊室戊辰筆記》：
「二十二歲甲午春，復偕伯嫂入京，寓粉坊琉璃街新會邑館。迨中日戰爭起，北京風聲鶴唳，於是伯嫂歸寧貴州，伯兄又回廣東。」
又《夏威夷遊記》：
「吾自中日戰事以來，即為浪遊。甲午二月如京師，十月歸廣東。」（《合集·專集》之二十二第一八六頁）
關於先生在中日戰事起後的奔走情形，《三十自述》以外很少材料，只有給夏穗卿[9]兩書中稍稍提到，茲錄之以作參考：
「昨日嘉興致花農一電。今日小湘鄉致合肥一電。惟聞花農監臨，重伯又非甚重之人，仍恐未得當耳。前仆已面托通州君，若相見時可再托之。但得常熟允致電（待此間自行電去），其電語或由本人自定，或仆處代擬亦可耳。」（《與穗卿足下書》）
以下第二書，所說通州君就是南通張季直先生謇：
「前仆已面托通州君，若相見時可再托之。」（同年《與穗卿足下書》）（兩信中所提到的：嘉興，指沈增植，字子培，浙江嘉興人。花農，徐琪字。小湘鄉，指曾廣鈞，字重伯，湖南湘鄉人。合肥，李鴻章。常熟指翁同龢。——原初稿批註。）
此外先生在南海《甲午十月紀事詩》的案語中，提到當時清政府的外交傾向，現在也把它抄在下面：
「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建議割東三省與俄，西藏與英，賂使助我拒日。而盈廷聯俄說尤盛，總署與俄使已有成言。」（《南海先生詩集》卷二頁三十二）
這年先生有三首詩，讀之可見他的抱負和感憤時事的心境。
其一：
「悵飲且浩歌，血淚忽盈臆。
哀哉衣冠儔，塗炭將何極。
道喪廉恥淪，學敝聰明塞。
豎子安足道，賢士困縛軛。
海上一塵飛，萬馬齊惕息。
江山似舊時，風月慘無色。
帝閽呼不聞，高譚復何益。」（《與穗卿足下書》）
其二：
「奇士在世間，即造一世福。
履崇與處庳，所願乃各足。
新義鑿沌竅，大聲振聾俗。
數賢一振臂，萬夫論相屬。
人才有風氣，盛衰關全局。
去去復奚為，芳草江南綠。
采掇當及時，無為自窮蹙。」（《與穰公同年書》）
其三：
「群季年來幾合併，短檠相坐對談兵。
一腔孤憤肝腸熱，萬事蹉跎髀肉生。
痛哭誰能追賈誼，升沉應莫問君平。」（甲午為仲弟書扇）
（此詩缺最後一聯，今已不復記憶，亦無存稿——梁仲策批註。）
甲午乙未間，先生的救時主張，以廣求同志開倡風氣為第一義。他給夏穗卿和汪穰卿兩先生的信里，常常提到這種主張。現在擇錄幾節在下面：
「此行本不為會試，第頗思假此名號作汗漫遊，以略求天下之人才。……今日之事，以廣求同志開倡風氣為第一義，前在都講之已熟，君近有所得否？……湖江之間所見何人？……弟以為今日求人才，必當往教，不能俟其來學。」（《與穗卿兄長書》）
以下致夏穗卿第二書：
「貴省通材謹悉，但仍欲覓後起之秀者，雖學未成而志趣過人，亦足貴也。我輩閱人不可太苛，於意云何？若見有此等人尚乞相告。」（《與夏穗卿先生書》）
以下致夏穗卿第三書：
「我輩以普度眾生為心，多養人才是第一義。吾粵學子雖非大佳，然見聞稍開，骨植稍豎，四顧天地，此方人尚可用也。」（《與穗卿兄長書》）
以下致汪穰卿第一書：
「匆匆言別，忽又兩月。弟亦於十月六日乘款段出都門矣。本擬偕穗卿同入杭州，既聞君已得電赴鄂，是以不果。天涯漂泊，同病相憐，未知良晤又在何日耳。數日在滬，有克服大連之信，又有旅順不守之信，孰是孰非，可以情理度之。
我輩在今日有何事可為？求人才須是第一義。一二素心人又復勞燕遼絕，我勞如何。」（《與穰公同年書》）
以下致汪穰卿第二書：
「我輩今日無一事可為，只有廣聯人才，創開風氣，此事尚可半主，在都言之已熟，不識足下在彼所得如何耳？」
同書曾提及孫中山云：
「孫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學，憤嫉時變之流，其徒皆粵人之商於南洋、亞美及前之出洋學生，他省甚少。聞香帥幕中，有一梁姓者，亦其徒也。蓋訪之。然弟度其人之無能為也。君所見之人，所聞之事，望時相告。」（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與穰卿足下書》）
是年是先生和夏穗卿先生來往最多的一年，這年他們在北京研究學問，討論問題，提倡新學，非常有精神。他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和《清代學術概論》里，講那時候的情景非常詳細，茲擇錄如下。
「我十九歲始認得穗卿——我的『外江佬』朋友裡頭，他算是第一個。初時不過『草草一揖』，了不相關，以後不曉得怎樣便投契起來了。我當時說的純是廣東官話，他的杭州腔又是終身不肯改的，我們交換談話很困難，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得一間小房子在賈家胡同，我住的是粉坊琉璃街新會館，後來又加入一位譚復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瀏陽館。『衡宇望尺咫』，我們幾乎沒有一天不見面，見面就談學問，常常對吵，每天總大吵一兩場，但吵的結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們大概總得到意見一致。」〔《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二十頁〕
又說：
「穗卿和我的交際，有他贈我的兩首詩說得最明白。第二首我記不真了——原稿更沒有。第一首卻一字不忘，請把它寫下來：
壬辰在京師，廣座見吾子。
草草致一揖，僅足記姓氏。
洎乎癸甲間，衡宇望尺咫。
春騎醉鶯花，秋燈狎圖史。
冥冥蘭陵門，萬鬼頭如■。
質多舉只手，陽烏為之死。
袒裼往暴之，一擊類執豕。
酒酣擲杯起，跌宕笑相視。
頗謂宇合間，只此足歡喜。
夕烽從東來，孤帆共南指。
再別再相遭，便已十年矣。
君子尚青春，英聲乃如此。
嗟嗟吾黨人，視子為泰否。」（同上）
是年七月，南海先生的《新學偽經考》為余晉珊、安維峻等參劾。那時候先生在京，多方奔走，結果是兩廣總督諭令自行焚毀。（詳見《康南海自編年譜》及《翼教叢編》卷二）
同年曹著偉泰卒。
是年先生始交曾重伯廣鈞，識張季直謇。
是年孫中山在檀香山組織興中會。
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十三歲
（一）二月先生入京會試
《曼殊室戊辰筆記》：
「二十三歲乙未春入京。自此次出萬木草堂之後，未嘗再入住，學生生活可以謂之止於是歲。蓋見國事日非，已漸有慷慨激昂之態矣。是歲春闈，乃順德李若農典試，誤以伯兄之試卷為南海之作，故抑而不錄，批曰：『還君明珠雙淚垂，惜哉惜哉。』蓋當日之南海為眾人所不喜也。」
這年會試，正考官是徐桐，副考官是李文田、唐景崇。（見三月八日上海《申報》）
《任公先生大事記》：
「乙未會試，副總裁李文田，得先生卷大賞之，其後以額滿落第。或曰正總裁徐桐疑為康南海卷，故抑之，不知確否。李題其卷末曰，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先生極感之。翌年李歸道山，先生挽之。」
陳叔通在《從戊戌政變至雲南起義之政治軼聞》中寫道：
「任公為己丑（一八八九年）舉人，乙未（一八九五年）與康有為（時名祖詒）同進京會試。徐桐為總裁，予戒粵省卷有才氣者必為康祖詒，即勿取。適遇任公卷，以為即康有為，遂棄置。發榜前五名向例後填，填榜已竟，只剩五名未填，徐誇示棄置者必有康祖詒卷。翁同龢亦為總裁之一，笑語徐尚有五名，安知無康祖詒？及填前五名，康果在其中。徐既怒且慚，歸語門者，康如來謁，拒不納。」〔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四）第三三〇頁〕
先生此次入京自己說「本不為會試，第頗思假此名號作汗漫遊，以略求天下之人才」。所以路過滬的時候，有打算就任某書院教席之議，他給夏穗卿先生的一封信里曾經論到這件事。
「弟在此有一書院之席，雖所得微薄，然其中有教西文之師，弟可以先生而兼弟子之職。且此地為南北要衝，人才湊入之地，故欲就之，信爾則今歲或常駐滬也。」（《與穗卿兄長書》）
（二）三月和議成，與南海聯合各省公車上書陳時局
《三十自述》：
「明年乙未和議成。代表廣東公車百九十人上書陳時局。既而南海先生聯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余亦從其後奔走焉。」
《曼殊室戊辰筆記》：
「斯時國家以新敗之餘，輿論漸起，遂有公車上書之事。伯兄隨南海先生立強學會於京師，朝廷忌之，旋即封閉。此次旅京，日相過從者有麥孺博、江孝通、曾剛甫、夏穗卿、曾重伯諸人，文酒之會不輟，更喜譚佛學。識譚復生。」
又《任公先生大事記》：
「乙未公車上書，請變法維新。倡之者康南海，而先生奔走之力為多。割台議起，先生聯同順德麥孟華、香山張壽波、增城賴際熙上書都察院，請代奏，力言台灣萬不可割。格不得達，三君皆公車報罷者。」
關於公車上書的經過情形，《康南海自編年譜》和《戊戌政變記》里記得非常詳細。現在為明了那時候的大概情形起見，擇錄兩節在下面：
「正月還粵，……二月十二日偕卓如、梁小山入京。……時旅順已失，朝廷震動，命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及前巡撫邵友濂往日本請和，日本以非全權不受。再命大學士李鴻章求和，議定割遼、台，並償款二萬萬兩。
三月二十一日電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鼓動各省，並先鼓動粵中公車，上折拒和議，湖南人和之，於二十八日粵、楚同遞，粵士八十餘人，楚則全省矣。與卓如分托朝士鼓（動），各直省莫不發憤，連日並遞章滿察院，衣冠塞途，圍其長官之車，台灣舉人，垂涕而請命，莫不哀之。時以士氣可用，乃合十八省舉人於松筠庵會議，與名者千二百餘人，以一晝二夜草萬言書，請拒和、遷都、變法三者，卓如、孺博（孺博即麥孟華——原初稿批註。）書之，並日繕寫，遍傳都下，士氣憤涌，聯軌察院前里許，至四月八日投遞，則察院以既已用寶，無法挽回，卻不收。」（《康南海自編年譜》）
以下節錄《戊戌政變記》：
「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乙未二三月間，和議將定。時適會試之年，各省舉人集於北京者以萬數千計。康有為創議上書拒之，梁啓超乃日夜奔走號召，連署上書論國事。廣東、湖南同日先上，各省從之，各自連署，麕集於都察院者，無日不有。雖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舊，駁雜不一，而士氣之稍伸，實自此始。既而合十八省之舉人，聚議於北京之松筠庵，（庵者明代烈士楊繼盛氏之故宅也）為大連署以上書，與斯會者凡千三百餘人，時康有為尚未通籍，實領袖之。其書之大意凡三事：一曰拒和，二曰遷都，三曰變法。而其宗旨則以變法為歸。……言甚激切，大臣惡之，不為代奏。然自是執政者漸漸引病去，公車之人散而歸鄉里者，亦漸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啟辟，實起點於斯舉。此事始末，上海刻有《公車上書記》以紀之。實為清朝二百餘年未有之大舉也。」（《合集·專集》之一第一一三頁）
（三）新政情形
和議成後，光緒皇帝痛於喪師敗績和賠款割地的恥辱，士夫又震於公車運動的熱烈，一時朝野很有發憤為雄力圖自強的表現。那時候南海已經結交翁常熟（同龢），據南海的《自編年譜》和先生的《戊戌政變記》里說，翁氏且曾草擬十二道新政敕旨，圖謀實行，可見當時情形確有變法維新的趨勢。現在我們擇錄先生那時候給夏穗卿、汪穰卿幾封信里提到新政的部分在下面，借作參考。
其一：
「本欲於月之初間出都，惟日來此間頗有新政，上每言及國恥，輒頓足流涕，常熟亦日言變法，故欲在此一觀其舉措。以中國學術之蕪塞，君相之孱弱，豈能望其大有所為，但能借國力推行一二事，則於教、族兩端少有補耳。」（五月二十九日《與穗卿足下書》）
其二：
「頃因此間頗有新政，一二同志又有所整頓，苦被相留，是以遲遲。」（五月間《與穰卿足下書》）
其三：
「此間大人先生兩月以前尚頗有興亡之志，今又束閣矣。此自國運，雖有大力，無如之何，似此戔戔，本不足勞我輩之經畫，特未離其類，棟折將壓，奈何奈何！」（八月二十七日《與穗卿足下書》）
（四）參與創辦強學會
新政既不能行，為提倡新學開通風氣起見，先生乃協助南海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即《中外紀聞》）和強學會。《萬國公報》[10]刊行於六月間。以下錄先生致夏穗卿、汪穰卿書中兩節，可見當時籌辦的大概情形。
其一：
「頃欲在都開設報館，已略有端緒，此舉有成，其於重心力量頗大也。」（五月二十九日《與穗卿足下書》）
其二：
「頃擬在都設一新聞館略有端緒，度其情形可有成也。……此間亦欲開學會，頗有應者，然其數甚微。度欲開會，非有報館不可，報館之議論，既浸漬於人心，則風氣之成不遠矣。」（五月間《與穰卿足下書》）
此外，《康南海自編年譜》和先生的《蒞報界歡迎會演說辭》一文里，講當時刊報的情形很詳細。
「變法本源非自京師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乃與送京報人商，每日刊送千份於朝士大夫，紙墨銀二兩，自捐此款，令卓如、孺博日屬文，分學校軍政各類，日騰於朝，分送朝士，不收報費。朝士乃日聞所不聞，識議一變焉。」（《南海先生自編年譜》）
以下節錄《蒞報界歡迎會演說辭》：
「當甲午喪師以後，國人敵愾心頗盛，而全瞢於世界大勢。乙未夏秋間，諸先輩乃發起一政社，名強學會者，今大總統袁公即當時發起之一人也。彼時同人固不知各國有所謂政黨，但知欲改良國政不可無此種團體耳。而最初著手之事業，則欲辦圖書館與報館，袁公首捐金五百，加以各處募集得千餘金。遂在後孫公園設立會所，向上海購得譯書數十種，而以辦報事委諸鄙人。當時固無自購機器之力，且都中亦從不聞有此物，乃向售京報處托用粗木版雕印，日出一張，名曰《中外公報》[11]，只有論說一篇，別無記事。鄙人則日日執筆為一數百字之短文，其言之膚淺無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顏。當時安敢望有人購閱者，乃托售京報人隨宮門鈔分送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辦理月余，居然每日發出三千張內外。然謠諑已蜂起，送至各家門者，輒怒以目，馴至送報人懼禍及，懸重賞亦不肯代送矣。其年十一月，強學會遂被封禁，鄙人服器書籍皆沒收，流浪於蕭寺中者數月，益感慨時局，自審舍言論外未由致力，辦報之心益切。」（《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一頁）
強學會的事，從提倡到開辦，醞釀了幾個月的工夫，大概成立在七月，正式開辦在九月間。以下節錄《三十自述》和先生給夏穗卿的幾封信：
「其年七月，京師強學會開。發起之者，為南海先生。贊之者為郎中陳熾，郎中沈曾植，編修張孝謙，浙江溫處道，袁世凱等。余被委為會中書記員。不三月為言官所劾，會封禁。而余居會所數月，會中於譯出西書購置頗備，得以余日盡覽之，而後益斐然有述作之志。其年始交譚復生、楊叔嶠、吳季清、鐵樵子發父子。」（《三十自述》）
致夏穗卿書之一：
「此間會事，少有阻力，然亦必成，子培[12]堅忍之力，至可敬也。」（《與穗卿足下書》）
致夏穗卿書之二：
「此間數日內袁慰庭、陳仰垣諸人開一會，集款已有二千（以後尚可通達官得多金），擬即為譯書刻書刻報地步，若能成亦大佳也。……此事數日內新成者，前書未及。」（八月初三《與穗卿足下書》）
致夏穗卿書之三：
「前書所言學會事，尚未大成，故淹留於此，將以俟之。」（八月二十七日《與穗卿足下書》）
先生在《蒞北京大學校歡迎會演說辭》裡面，論到強學會的性質和成立沿革情形，講得很詳細。
「時在乙未之歲，鄙人與諸先輩，感國事之危殆，非興學不足以救亡，乃共謀設立學校，以輸入歐、美之學術於國中。惟當時社會嫉新學如仇，一言辦學，即視同叛逆，迫害無所不至，是以諸先輩不能公然設立正式之學校，而組織一強學會，備置圖書儀器，邀人來觀，冀輸入世界之智識於我國民，且於講學之外，謀政治之改革，蓋強學會之性質，實兼學校與政黨而一之焉。在今日固視為幼稚之團體，然在當時風氣未開之際，有聞強學會之名者，莫不驚駭而疑有非常之舉。此幼稚之強學會，遂能戰勝數千年舊習慣，而一新當時耳目，具革新中國社會之功，實亦不可輕視之也。……迄乙未之末，為步軍統領所封禁，所有書籍儀器，盡括而去，其中至可感慨者，為一世界地圖，蓋當購此圖時，曾在京師費一二月之久，遍求而不得，後輾轉託人，始從上海購來。圖至之後，會中人視同拱璧，日出求人來觀，偶得一人來觀，即欣喜無量，乃此圖當時封禁，亦被步軍統領衙門抄去，今不知輾轉落在何處矣。及至戊戌之歲，朝政大有革〈新〉之望，孫壽州先生本強學會會員，與同人謀，請之樞府，將所查抄強學會之書籍儀器發出，改為官書局，嗣後此官書局即改為大學校，故言及鄙人與大學校之關係，則以大學校之前身為官書局，官書局之前身為強學會，則鄙人固可為有關係之人。」（《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三十八頁）
北京辦報紙開學會正盛的時候，上海士大夫也有同樣的舉動，雖然沒有成為事實，但是也與先生有關聯和交涉，現在我們節錄幾段材料在下面：
「前承來書見告，以譯報事將成，命即來滬，當即復書，期以月之十日相見，諒早收矣。」（《與穰卿足下書》）
同書又說：
「弟思滬中有君主持，且同志不尠。今擬獨留此間，少俟此事之成否，若能開辦，與滬局聲氣聯貫，尤有補益也。……滬局已開否，同事者幾人，章程若何，擇地在何處，望一一開示。」（同上）
下面一書，除論滬局以外，並促汪穰卿鼓動江建霞氏[13]在湘厲行新學。從這些材料里可以看出先生在那時候活動的地位：
「報館事項如何？念念，望速告，並以章程相示。……十八省中，湖南人氣最可用，惟其守舊之堅，亦過他省，若能幡然變之，則天下立變矣。江建霞頃督湘學，此君尚能通達中外，兄與之厚，盍以書鼓動之，令其於按試時非曾考經古者，不補弟子員，不取優等，而於經古一場，專取新學，其題目皆按時事，以此為重心，則祿利之路，三年內湖南可以丕變矣。」（六月一日《與穰卿足下書》）
以下錄《日益齋日記》一節：
「十月初八日日昃，偕燕生（宋恕）、仲巽（胡惟志）入城，至梅徑書院張經甫先生所居，……俄頃客來甚多，有汪頌谷、□頌南，又吳鐵樵則所結之同志也，出公會續增章程示同人，都中此時亦擬設強學會，穰卿欲合南北為一。」
北京強學會開後，南海南返，又在滬發起上海強學會。這個會雖然後來也歸於停廢，但是以後的時務報館卻因著它產生出來。《三十自述》中有一段話如下：
「京師之開強學會也，上海亦踵起，京師會禁，上海會亦廢。而黃公度倡議續其餘緒，開一報館，以書見招。」
此外關於兩強學會的詳細情形，有《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政變記》和《嗇翁自訂年譜》等書可供參考，這裡不再引錄。
上引先生《三十自述》和他的幾次談話，均謂強學會成立於是年七月或夏秋間，而他同年八月二十七日致夏曾佑書說：「學會事，尚未大成。」顯然有矛盾。關於強學會成立的時間和活動情形，今人湯志鈞有專文考敘[14]。據汪大燮[15]當年致汪康年、汪詒年書記載，強學會又名譯書局，也叫強學書局或強學局。它的正式開局，應在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初。開局後，「先以報事為主」，將《萬國公報》改名《中外紀聞》，作為強學會會刊，以梁啓超和汪大燮為主筆。以下是強學會成立前後汪大燮致汪氏兄弟書中的有關記載。
「京中同人，近立有強學會，亦名譯書局，下月開局。先譯日報，凡倫敦《泰晤士》、《代謨斯報》，先日出一張（原註：約十頁）。等西書購到，即譯書……兄及梁卓如為主筆。」（《汪穰卿先生師友手札》[16]光緒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汪大燮《致汪康年汪詒年書》）
「兄初十左右，即移強學書局，寄上章程一冊、招股票一張，乞察閱。」（同上，十月初三日）
「強學書局已開，兄於十月十一日移往局中，先以報事為主。」（同上，十月初八日）
至十二月上半月，北京、上海的強學會都先後被封閉。當時先生和汪大燮等竭力設法恢復，御史胡孚宸也奏請解禁。十二月二十一日，清廷准軍機大臣李鴻藻之議，將強學會改為官書局，隸屬總理衙門，專司翻譯書報，完全改變了強學會原有的宗旨。梁啓超也被摒於局外。
關於強學會始末，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吳樵[17]致汪康年書，有較詳盡陳述：
「京會之初發，始為楊鈍（楊銳）丈、張君立（張權）丈、康長素（康有為）丈、沈子封（沈曾桐）丈、子培（沈曾植）丈、陳次亮（陳熾）諸人。後稍集有資，於是丁叔衡（丁立鈞）、張巽之（張孝謙）、熊餘波相繼入。又恐言路或中之，乃援張次山（張仲炘）、王幼霞（王運■）、褚伯約（褚成博）三侍御以為重。於是局中意見，各不相下。樵至京，曾侍家君一往；後局中諸人並不見招，遂不欲往。是時丁、熊、張諸人為政，有欲開書坊者，有雲宜專賣國朝掌故書者，有雲宜賣局板雜書者。間數日一聚，聚輒議論紛紜而罷。然已為彼黨側目。合肥以三千金入。股，屏之（原註：次亮之意）已含怒矣。又函索劉峴莊（劉坤一）五千金。楊崇伊者，揣政府之意，（原註：卓如有《學術末議》三紙，甚切實，曾以示樵，他人未見也。不知其黨何人告於政府。內有相易之言，與公見同。）迎合李、孫，欲藉此以興大獄，遽以聚黨入奏。朝旨並不交查，遽封禁。維時三御史匿跡，館臣震恐。（原註：皆平日持會中事者）有泣下者（原註：丁），有欲叩楊門求見者（原註：熊），有欲將書籍、儀器繳還同文館者（原註：丁），有往合肥獻好者（原註：張），餘人紛紛匿遁。此十二月望日以前事也。
當事之發也，倡言恢復者，僅二沈、楊、汪、梁諸君。初欲於北城具呈，樾堂（韓樾堂）曾應命往。繼樾堂家人沮之，同鄉沮之。於是伯唐（汪大燮）毅然，而北城不肯收。是時高陽（李鴻藻）已歸，上訪於孫壽州（孫家鼐），政府意已解。於是諸人又稍稍出，乃謀胡公度（吳孚宸）奏之，子培丈奔走於總理，張侍御力斡之，張巽之力陳於高陽，總署復奏請直省設學堂、報館上之。遲數日，乃允行，而命孫燮翁管理（諸人議還百金以內之股票，同文館月撥千金已准）。於是，前所隱匿者稍稍出，稍出則稍稍縈求，近則已復前權利矣。當諸人之匿，卓如、伯唐相號於人曰：『若屬不言，聽此澌滅，吾二人具呈，將悉言諸君所為，諸君不得阻我也。』於是諸人銜之甚，遂倡用京官之說，而置伯唐於報館，屏卓如焉。
尤可笑者，局（原註：現名曰官書局）分四門：曰學務（原註：二字不通，如何？），曰選書（原註：管銀錢事，熊、張巽之主之），曰報務（原註：伯唐、子封主之）。局中以前舊有司事一人，韓樾堂往焉。熊曰：『局中原要請人，一樣用錢，不如我住局，且我實無車馬以從事。』其陋如此。張巽之有眷屬在京。孫司空曰：『住局宜擇京員無眷屬者。』巽之遂命其屬歸而自住局，辦事之勇如此。總之，此處除數人外，皆以此局為升官發財之捷徑，趨之若羶，而明者反置於閒，或引去，或屏跡於門，此京局之實情也。」（同上，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廿一日吳樵《致汪康年書》）
（五）交遊
先生在《三十自述》里，說這年始交譚復生、楊叔嶠、吳季清、鐵樵、子發父子。在這些人裡面，以後和先生關係最深影響最大的，還是譚復生先生嗣同，在給南海的一封信里，先生這樣論到他：
「譚復生[18]才識明達，魄力絕倫，所見未有其比，惜佞西學太甚，伯理璽之選也。因鐵樵相稱來拜，公子之中，此為最矣。有陝西書院山長劉光，自刻強學會兩序（京師、上海），於陝倡行，推重甚至。此人想亦有魄力。」〔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第五四三頁〕
此外新交諸人中有陳次亮先生熾。在給夏穗卿的一封信里，先生曾經論到他。
「弟在此新交陳君次亮熾，此君由西學入，氣魄絕倫，能任事，甚聰明，與之言，無不懸解，洵異才也。與雁舟、重伯譚頗洽，雁舟學道之士，於內典持引頗熟，蓋阿難多聞之流也，一時學子自無與其比者。……以重伯之才，惜嗜欲太多，講求太少，其言論有極深玄處，亦有極可笑處。」（八月初二《與穗卿足下書》）
又八月二十七日給夏穗卿書：
「此間可言之人，仍無過重伯。頃芸閣亦已返都，能言傳教，心折曹溪，幾為投體，此人自是可人也。」（八月二十七日《與穗卿足下書》）
以下五月二十九日給夏穗卿書的一節，抄錄在這裡可以見先生那時候的興趣：
「君頃何所為？窮理所得有筆記否？乞時示我。弟之宿病，行事之念多，而窮理之功少。此公所稔知者，惟望時以新義觸其靈魂耳。自不見足下以來，朋輩中玄妙之論久絕於耳。今見重伯，抑大快也。」（五月二十九日《與穗卿足下書》）
這年五六月間，先生嘗有輯印《經世文新編》的計劃，不曉得因為什麼緣故沒有辦到。
「弟在此又擬輯《經世文新編》，以新法新義移易舊重心。近人奏議之屬搜輯略具，然其實以我輩文字為主，不過取舊名取動人耳。君有所為文，望即見寄，如無之，亦乞勉撰數篇。同志中文字亦望多搜寄來。」（五月二十九日《與穗卿足下書》）
上面是給夏穗卿書中的一節，以下是給汪穰卿兩書中的兩節：
「此間又欲輯《經世文新編》，專采近人通達之言，刻以告天下，其於轉移風氣，視新聞紙之力量似尚過之。已屬人在軍機總署搜奏稿。兄所自為文字及同志中有所撰述，望多覓見寄。」（《與穰卿足下書》）
「前書所言欲覓大著及同志中文字輯《經世文新編》，此事似於變易中國守舊之重心，頗有力量，望留意也。」（六月一日《與穰卿足下書》）
從這年起，先生在學術方面已經與南海小有分歧，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以下節錄《清代學術概論》，讀了可以看出他的學術的趨向，和結交夏、譚後彼此所受的影響：
「又二年，而千秋卒。（年二十二）（按誤，系二十六歲也）啟超益獨力自任，啟超治偽經考，時復不慊於其師之武斷，後遂置不復道，其師好引緯書，以神秘性說孔子，啟超亦不謂然。啟超謂孔門之學，後衍為孟子荀卿兩派，荀傳小康，孟傳大同，漢代經師不問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說）二千年間，宗派屢變，壹皆盤旋荀學肘下，孟學絕而孔學亦衰，於是專以絀荀申孟為標幟，引孟子中誅責『民賊』『獨夫』『善戰服上刑』『授田制產』諸義，謂為大同精義所寄，日倡導之。又好墨子，誦說其『兼愛』『非攻』諸論。
啟超屢游京師，漸交當世士大夫，而其講學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曾佑方治龔、劉今文學，每發一義，輒相視莫逆。……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談經濟，及交梁啓超，亦盛言大同，運動尤烈。而啟超之學，受夏、譚影響亦至巨。」（《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一頁）
是年正月，陳通甫千秋卒。通甫名千秋，字禮吉，一字通甫，在先生幼年同學中，和他的關係最深，前後兩次同學於學海堂和萬木草堂。壬癸間他曾代替先生數次作書與洪右臣（右臣名良品——原初稿批註。）給諫討論今古學問題。下面我們節錄幾段先生的話，以借見陳氏學術的大概和兩先生之間關係之一斑：
「禮吉、著偉皆南海人，萬木草堂之龍象也。先生講學數年，門人日進受業，苦不遍逮，而兩君實為都講，答問析疑，悉當師說，草堂後進，受其裁成者過半。禮吉又字通父，晚更自號隨生。幼治戴、段、二王之學。年十八，著《廣經傳釋詞》，往往匡高郵所不逮。尤諳熟歷朝掌故，善為駢散體文以及詩詞，靡所不工。……是時君聲譽借甚，老宿見者輒傾倒。既及先生之門，則盡棄其舊，所治者而從事於宋、明義理之學，且日慷慨言當時之務，儕輩共詫笑之，而君德業益進。先生著《大同書》，其條理悉與君商榷，其他門弟子莫能與也。嘗小試其經世之學於一鄉。……余屢以牛刀割雞止之，勸其留身以效於國。君謂事無大小，法無揀擇，昔人所謂堯、舜事業，不過太空中半點浮雲，如曰鄉事小也，則國事寧得曰非小，吾惟隨現，以行吾心所安而已。因自號曰隨生。餘二十年來幾盡交海內名士，求其學問文章道德才氣能如君者，蓋未之見也。」（《追思陳千秋詩》任公案語《南海詩集》卷三頁四）
又同書中說：
「禮吉與余共居粵秀山中兩年，余治考據典章之學，皆君為其導師。」
又《清代學術概論》：
「啟超年十三（系十五之誤），與其友陳千秋同學於學海堂，治戴、段、王之學，千秋所以輔益之者良厚。」（《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一頁）
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十四歲
《三十自述》：
「三月，去京師，至上海，始交公度。[19]七月，《時務報》開，余專任撰述之役，報館生涯自茲始。著《變法通議》、《西學書目表》等書。其冬公度簡出使德國大臣，奏請偕行。會公度使事輟，不果。出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復奏派為參贊，力辭之。伍固請，許以來年往，既而終辭，專任報事。」
又《曼殊室戊辰筆記》：
「二十四歲丙申，由京之滬，以強學會之餘款二千四百元辦《時務報》。識吳鐵樵。是年冬伯嫂從貴州來，寓於英租界之梅福里。伯兄以作報館論之餘暇，更從丹徒馬相伯眉叔兄弟習拉丁文。」
是年先生三月去京至上海。七月，《時務報》開。十月，歸粵，順道游杭州。十二月，從粵北返再游杭數日。同月適武昌晤張之洞當在是時。
（一）七月《時務報》開
《時務報》的成立，以南海上海強學會餘款和黃公度先生遵憲首捐之千金為開辦費，創辦人是黃公度、吳季清、鄒殿書、（鄒殿書字沅丸，江西人——原初稿批註。）汪穰卿諸氏和先生五個人。但後來黃、汪發生意見，和戊戌六月改《時務報》為官報的糾紛，對於創辦人的問題就各執一詞了。現在把他們兩方面的廣告錄在下面：
「啟者：丙申五月，遵憲、德■與鄒君殿書、汪君穰卿、梁君卓如同創《時務報》於上海，因強學會餘款開辦，遵憲並首捐千金為倡，當推汪君駐館辦事，梁君為主筆。——」（上海時務報館告白，二十四年七月一日《國聞報》）
「啟者：康年於丙申秋在上海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為主筆。——」（上海時務、昌言報館告白，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國聞報》）
《時務報》是一種旬刊，它的館址設在上海四馬路。關於初出版時候的情形，有該報一篇啟事，載在當年六月末旬《申報》中。現在我們抄錄汪頌谷記《任公事略》中一節在這裡，借見該報的性質和創辦的緣起：
「丙申七月，創設時務報館。是年吾國尚止有日報無雜誌，有之，則為廣學會月出一冊之《萬國公報》。時承中日戰役之後，錢塘汪穰卿進士與任公議，謂非創一雜誌，廣譯五洲近事，詳錄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閱者周知全球大勢，熟悉本國近狀，不足以開民智而雪國恥。於是有《時務報》之設。汪君經理館事，任公則主撰述。」
上年十二月，北京和上海兩地的強學會先後被封閉後，先生仍決心繼續從事維新變法活動，擬去上海與汪康年等創辦《時務報》，或赴湖南助陳寶箴推行變法。後《時務報》籌辦成，他任該報主筆。他在是年二月二十日致汪康年書中談到強學會被封后的感慨和打算說：
「時局之變，千幻百詭，哀何可言！黃門以言事伏誅，學士以黨人受錮，一切情節，想鐵樵、伯唐書中詳之，無事瑣縷。南北兩局，一坏於小人，一坏於君子。舉未數月，已成前塵。此自中國氣運，復何言哉！此間雖已復開，然麕入無賴，賢者羞之，腥羶之地，不復可以居也。兄在滬，能創報館甚善，此吾兄數年之志，而中國一線之路，特天之所廢，恐未必能有成也。若能成之，弟當唯命所適。湘省居天下之中，士氣最盛，陳右帥[20]適在其地，或者天猶未絕中國乎。若報館不成，弟擬就之。」（《汪穰卿先生師友手札》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與穰卿我兄同年書》）
汪詒年記《時務報》創辦情形說：
「康年至上海，與嘉應黃公度觀察遵憲相遇，談及創辦報社事，意見相同。時達縣吳筱村大令德■自京謁選南下，將至浙赴任，道經上海。吳大令固先生至交也，高安鄒殿書部郎凌瀚，亦自江西至上海。諸人商榷多次，而時務報館遂成立。時新會梁卓如啟超方在京師，先生乃招之至館，以撰述屬之，而以籌款事自任，己亦時有所撰述，率以變法圖存為宗旨。」（《汪穰卿先生傳記》）
先生這年在《時務報》中的言論，可以《變法通議》一文和《西學書目表》、《讀西學書法》兩書，為其代表。前者是他救時的政治主張，後者是他救時的學術主張。政治主張歸結於變科舉興學校。學術主張歸結於中學西學並重。現在我們錄他自己的幾段話在下面：
《清代學術概論》中有一段話說：
「其後啟超等之運動，益帶政治的色彩。啟超創一旬刊雜誌於上海曰《時務報》，自著《變法通議》，批評秕政，而救弊之法，歸於廢科舉興學校，亦時時發『民權論』，但微引其緒未敢昌言。」（《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一頁）
在《變法通議》中總括他的政治主張說：
「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合集·文集》之一第十頁）
在《西學書目表》後序中總論中學西學說：
「要之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皆不足以治天下，雖庠序如林，逢掖如鯽，適以蠹國，無救危亡。」
（二）辭伍秩庸星使邀出遊事
伍廷芳邀出遊的事，先生已經答應了，並且收下了他的千兩治裝費，但不知後來為什麼緣故，先生卻改變計劃，堅辭隨行。他在給康幼博有溥徐君勉勤兩先生的信中，述伍使苦邀的情形說：
「伍秩庸苦相邀，以二等參贊相待，（無頭等缺惟李合肥出使有之耳）頃已應之，（二月行）頗欲要挾之，令多帶同志一二人，惟彼自言初放日即有條子三百餘，恐不能容也。惟彼來苦相邀一不送條子之人，亦難得矣。今日入南京，仍慮超不往，已先送裝銀千兩來矣。」（十一月二十六日《與幼博世叔及君勉學長書》）
又在給夏穗卿先生書里說伍使苦邀以外，張南皮也招致入鄂，但那時候已經都辭卻了：
「超被伍使苦邀出遊，又被南皮欲奪入鄂，悉未應之。將留海上，開堂講學。」（丙申十二月《與碎佛上座書》）
先生在《致伍秩庸星使書》中有幾句話，講不能隨行的原因，但是不很詳細：
「啟超上循公議，下迫賤事，未能從行，區區之情，具詳前覆。」（《合集·文集》之三第四頁）
先生雖辭伍使之聘，仍殷殷以保全華工的事貢諸伍氏，他在這覆書里論這件事說：
「顧區區之愚，以為美使一職，舍保全華工而外，無他事可辦。華工一事，舍前陳數端辦法，無他策可圖。執事而不思報國，不思立名則已，苟其思之，則惟此一舉，可建不朽之業，興大局之利，雪前此之國恥，作海內之民氣。」
又說：
「竊謂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有大利而無小害，有百易而無一難。其試辦條理，頗經熟思，限於尺素，未能具陳，若蒙採擇，更當臚舉。」（《致伍秩庸星使書》）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他在致南海先生的書言及辭伍使邀請的原因說：
「伍使為人庸劣乖謬，待其僚屬無人理，且絕非欲辦事者。其覓超也，則實其不得已，蓋彼中人無一通文義者也。然亦頗由負氣，故有再三敦請之恭禮。公度來書言：伍雖邀超，與合肥言之（殆合肥詢彼奏章各事何恃而不恐，故彼言之）。合肥云：『汝何夢？卓如雖在公度處當學生，亦不願當汝的參贊。』故彼意極銜之必欲得而後已。果爾，則就彼後其禮貌之衰否，未可知也。且彼約超欲在使館代筆墨之勞耳，終日閉在使館中不能外出，從何處辦事，故其席必不可就也。若雲薦人，談何容易！彼處條子數百，非王爺交來，即政府勒令，非一人之言所能入矣。頃超不行，而彼不諒，允以隨後方來，彼已將船票送至，實難處置，行裝千金，久已用盡矣，擬會試後再商耳。」（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復康有為書》，廣東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藏）
（三）交遊與讀書
先生到滬後，始交黃公度先生。是年秋又交馬相伯先生良、馬眉叔先生建忠。《時務報時代之梁任公》里記先生與馬氏兄弟過從的情形很詳細，現在把它抄錄在下面：
「丙申七月，《時務報》出版，報館在英租界四馬路石路，任兄住宅在跑馬廳泥城橋西新馬路梅福里，馬相伯先生與其弟眉叔先生同居，住宅在新馬路口，相隔甚近，晨夕相過從。麥孺博於是年之冬亦由廣東到上海，與任兄及弟三人每日晚間輒過馬先生處習拉丁文。徐仲虎建寅、盛杏孫、嚴又陵、陳季同及江南製造局、漢陽鐵廠諸公，與乎當時之所謂洋務諸名公，皆因馬先生弟兄而相識。馬先生以任兄年尚少，宜習一種歐文，且不宜出世太早。其主張與吳小村先生相同，謂黃公度先生為賊夫人之子。自丙申秋至丁酉冬一年半之間，與馬相伯先生幾無日不相見。馬眉叔先生所著之《馬氏文通》，與嚴又陵先生所譯之《天演論》，均以是年脫稿，未出版之先，即持其稿以示任兄。」
先生從馬眉叔先生學拉丁文的事，在是年九月給夏穗卿先生的一封信里也曾提到，現在抄錄下來以供參考：
「弟近學拉丁文，已就學十餘日，馬眉叔自願相授，每日兩點鐘，一年即可讀各書，可無窒礙雲。俟來歲相見時，君聽我演說希臘七賢之宏恉也。」（丙申九月十二日《與穗卿仁兄書》）
那時候與先生過從最頻繁的，除了黃公度、汪穰卿、馬眉叔、馬相伯諸先生外，還有譚復生嗣同、宋燕生恕、吳雁舟嘉瑞、胡仲巽惟腎、孫仲愚寶瑄諸氏。現在節錄孫仲愚氏《日益齋日記》里八月份於下：
「八月十四日，宴復生、卓如、穰卿、燕生諸子於一品香，縱談近日格致之學多暗合佛理，人始尊重佛書，而格致遂與佛教並行於世。
十九日過午，詣譚復生，與燕生、雁舟、穰卿、仲巽、卓如及復生七人同映一像，或蚨坐，或倚坐，或偏袒左臂右膝著地，或跽兩足而坐，狀類不一。
二十四日，詣時務報館，見都中某來函，蘆漢鐵路中輟，恐漢人為亂易內犯也。俄吳雁舟來，與卓如及余[21]同至徐園，花石盤繞，亭榭極閒，三人茶話。余問：成佛之後復墮落否？雁舟曰：一悟不再迷。曰然則迷之先曾悟否。曰未也。譬諸礦石，未煉之，質自火中出，與凡金殊，以故由迷入悟，無墮落境。
二十八日，至時務報館。」
當時先生所與交遊的人中，多半都是好佛學的，所以先生雖在百忙中，也不斷致力於佛學。他在十二月給夏穗卿先生的信里，自述學佛的情形，很可以供給我們參考：
「超自夏間聞君說法，複次雁舟，演述宗風，頗發大心，異於曩日。亦依君說，略集經論。苦為賊縛，無從解脫。賊念發時，悼君窮逼，善念發時，羨君自在。想自根淺，宿業未盡，故此今世，為佛所棄。唯別以來，頗守戒律，鬼神之運，久致太平。毅公少年，豪氣如昔。公度罷使，作何安置，願聞後命。季公到省，僅及一月，即得山陰，名譽隆然。板鴨（板鴨者，葉浩吾也，當時不知何以得此稱——原初稿批註。）已見，洋洋得意。鐵樵在鄂，創《民聽報》。孺博來滬，襄撰述事。沅帆在湘，張、陳爭聘，未定何就。仲巽惰學，無異他時，此子可惜。重伯、復生，久不相見。落拓如君。」（丙申十二月《與碎佛上座書》）
關於先生那時候的讀書問題，還有更進一步的計劃，他在那年給南海先生的幾封信里，常常講到入山數年的志願。他以為學問不足，不能擔當救國救世的大責任。從下面幾段材料裡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那時候對於事業的目的，還著重在傳教與救世方面：
「（前脫）視一切事，無所謂成，無所謂敗，此事弟子亦知之，然同學人才太少，未能布廣長舌也。如此則於成敗之間，不能無芥蒂焉矣。尚有一法於此，我輩以教為主，國之存亡於教無與，或一切不問，專以講學授徒為事，俟吾黨俱有成就之後，乃始出而傳教，是亦一道也。弟子自思所學未足，大有入山數年之志，但一切已辦之事，又未能拋撇耳。近學算讀史，又讀內典（讀《小乘經》得舊教頗多，又讀《律論》），所見似視疇昔有進，歸依佛法，甚至竊見吾教太平大同之學，皆婆羅舊教所有佛吐棄不屑道者，覺平生所學失所憑依，奈何？屬勸長者勿行，某亦以為然。然某於西行之說，頗主張者，某意以為長者當與世相絕，但率數弟子以著書為事，此外復有數人在外間說世間法，此乃第一要事。粵中既難安居，則移家入桂，計亦良得，今既如此，可罷論矣。」〔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第五四四頁〕
同年又一封信里說：
「某昔在館亦曾發此論，謂吾黨志士皆須入山數年，方可出世。而君勉諸人大笑之。……不知我輩宗旨乃傳教也，非為政也；乃救地球及無量世界眾生也，非救一國也。一國之亡於我何與焉。」〔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第五四四頁〕
同書又說：
「且吾不解學問不成者，其將挾何術以救中國也。即多此數年入山之時日，亦不能作何事乎。今我以數年之功成學，學成以後救無量世界。」（下脫）（同上）
先生對於自己的學術思想，非常自信，雖遭人非難，而不動搖。他在十月十三日致汪康年、汪詒年的信中寫道：
「繆小山來書，舍弟節其大略來，已閱悉。弟之學派，不為人言所動者，已將十年；然請告繆君，弟必不以所學入之報中，請彼不必過慮，不然，書目表後之文，早登報矣。所以不爾者，自信吾學必行，無取乎此，不徒為人之多言也。若夫吾之著書，則彼烏能禁？我今直恨所著之書未成，刻書之資未充耳。他日鄙志苟逮，則將褒然成巨帙，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繆氏搶地呼天，又奚益乎？考據之蠹天下，其效極於今日，吾以為今天下必無人更敢抱此敝帚以自炫者，而不意繆氏猶沾沾然，志得意滿，謂其字字有來歷也。此等人，吾亦以待林樂知之法待之；我固不與之較，彼亦無如我何也。」（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與穰卿頌谷書》，見《汪穰卿先生師友手札》）
（四）運動變科舉事件
先生這年的政治主張，歸結於變科舉興學校一義上，這是理論方面的事。事實上他也曾進行過一種計劃，就是捐金分饋台官，上折請變科舉的事。現在錄他那時候的兩封信在下面，就可以看出他進行這件事的大概情形了：
「中國今日非變法不能為治，稍有識者莫不知之。然風氣未開，人才未備，一切新政無自奉行，故近日推廣學校之議漸倡焉。雖然科舉不變，朝廷所重不在於是，故奇才異能鮮有應者。殫心竭力求在京師、上海設一學堂，尚經年不能定。即使有成，而一院百人，所獲有幾？惟科舉一變，海內洗心，三年之內，人才不教而自成，此實維新之第一義也。惟天聽隔絕，廷臣守舊，難望丕變。若得言官十餘人共倡斯義，連牘入陳，雷厲風行，或見採納。昔胡文忠以四萬金賄肅順，求賞左文襄四品卿督師，於是中興之基定焉。豪傑舉事，但求有濟。伊尹之志，子輿所取。今擬聯合同志，共集義款，以百金為一分，總集三千金，分饋台官，乞為入告。其封事則請同志中文筆優長者擬定，或主詳盡，或主簡明，各明一義，各舉一法，要其宗旨不離科舉一事。務使一月之內，十折上聞，天高聽卑，必蒙垂鑒。則人才蔚興，庶政可舉，數百年之國脈，數百兆之生靈，將有賴焉。」〔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第五四六——五四七頁〕
以上收書的人名未詳。下面是給康幼博和徐君勉兩先生的信，可見進行得更具體化了：
「今日在此做得一大快意事，說人捐金三千，買都老爺上摺子，專言科舉，今將小引呈上。現已集有千餘矣，想兩月內可成也。請公等亦擬數篇，各出其議論。不然超獨作十篇，恐才盡也。此事俟明春次亮入京辦之。次亮此次乃請假，非改官也。」〔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第五四六頁〕
（五）兩黨聯合運動
這年有興中會和南海一方面的聯合運動，代表興中會方面的是謝纘泰聖安，代表南海一方面的是他的令弟康幼博。這件事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它的意義是很重大的。以後先生在己亥年和孫中山先生的合作，就是導源於此。現在把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里論到這件事的幾段話錄在下面，以見當日情形之一斑：
「丙申正月初九日，謝纘泰應陳錦濤、梁瀾芬之宴，初識康有為之弟廣仁於香港品芳酒樓，席間謝痛言兩黨聯合救國之必要，廣仁極首肯。」〔《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第四十三頁〕
同頁又說：
「是年九月，謝與康有為會晤於惠升茶行，所談不得要領。」
同書第一頁概論兩黨聯合事件：
「其初，兩派對於國事宗旨均頗接近，孫於乙未廣州發難之先，嘗赴天津上書李鴻章，條陳改革。而康之弟廣仁及其徒何章、陳千秋（不聞有何章其人，陳千秋卒於乙未，不聞有與孫聯合之事——原初稿批註。）於戊戌政變之前亦嘗詣孫、楊磋商合作，故當日兩派如聯合謀國，原非不可能之事。」
丙申丁酉間，先生與夏穗卿、譚復生兩先生嘗提倡一種新體詩，這是一件很有興味的事。現在從先生《飲冰室詩話》節錄幾段於下：
「復生自憙其新學之詩，然吾謂復生三十以後之學，固遠勝於三十以前之學，其三十以後之詩，未必能勝於三十以前之詩也。蓋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撏撦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提倡之者為夏穗卿，而復生亦綦嗜之。……當時吾輩方沉醉於宗教，視數教主非與我輩同類者，崇拜迷信之極，乃至相約以作詩非經典語不用。……至今思之，誠可發笑，然亦彼時一段因緣也。」〔《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四十——四十一頁〕
又說：
「穗卿有絕句十餘章，專以隱語頌教主者，余今不能全記憶。……吾黨當時盛言春秋三世義，謂孔子有兩徽號，其在質家據亂世則號素王，在文家太平世則號文王雲。故穗卿詩中作此言。其餘似此類之詩尚多，今不復能記憶矣。當時在祖國無一哲理政法之書可讀，吾黨二三子號稱得風氣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今過而存之，豈惟吾黨之影事，亦可見數年前學界之情狀也。」〔《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四十一頁〕
又一節言自己彼時尚不能為詩：
「此類之詩，當時沾沾自憙，然必非詩之佳者，無俟言也。吾彼時不能為詩，時從諸君子後學步一二，然今既久厭之。穗卿近作殊罕見，所見一二，亦無復此等窠臼矣。瀏陽如在，亮亦同情。」（同上）
（六）返里省親
九十月間，先生請假四十日，回廣東省親。後因到澳門與康廣仁等商議辦《知新報》等事，直到十二月才從粵北返。其間，仍不斷致書汪康年等，商議時務報館諸事並撰文。他離滬不久，在致汪康年、汪詒年、梁啟勛一書說：
「十八夕一點，即開船，遇大北風一日，雲帆直掛，速率加十之二，以一藤床臥船面者三晝夜，即抵英國殖民地致樂。致樂惟北去之船，當歐出心血矣。有一二事應告者列後：
一、頃新作得一文，欲第十一期刻之，惟稿須到省後乃謄出，請俟至三十，如不寄來，則刻原稿可也。因原稿擬學堂章程，欲請馬眉叔商定也。……
一、延耀[22]欲印之《西政叢書》，請借書與彼抄，後請作序。可與彼言，令彼印成，賂我二百部，當為輯之。」（《汪穰卿先生師友手札》、梁《與穰、雲、頌兄策弟書》）
是時，康廣仁、何廷光（穗田）等在澳門籌辦《知新報》，力邀先生前往商議籌備事宜。先生於十月十一日、十三日，致汪康年、汪詒年一書，除講到同意在上海開辦一日報和他對辦日報的意見外，並陳述到粵後所見所聞及擬赴澳門一行等情：
「有人慾開日報，此事甚善。兄所論甚當，弟為總主筆，孺博、蘭生為主筆，事屬可行。探訪商務，記載近事，如此正合吾輩之意。穰兄胸中無數古董、今董，可以盡搬入此間，一大快事也。又，弟前有一議，謂日報宜分張別行，大率紀時務者為一張，紀新聞者為一張，紀商務者為一張，可以分購，可以合購，如是則可以盡奪申滬各報之利權；唯登告白，頗費商量耳。若渠有成議，亦可以此意告之。」
同書講到粵後見到的人事和感慨說：
「一、有黔人吳子光者，江湖異人也，前在廣州城見之，屬其來滬謁公，並有書與彼，令持謁復生。此人已見否？若見之，可介之使見容純甫也。
一、弟在港，發書謂：欲撰一文。到省以來，親故雜遝，日不暇給，竟至今未撰成，可恨！
……
一、兩公來書，見告各新聞，用沅帆[23]之言，照例不復，惟心領謝而已。惟在粵省，所得新聞太少，無以為報，但知督、撫、藩、臬、學五台，皆視西學如仇耳。度風氣之閉塞，未有甚於此間者也，有何新聞之可言！」
以上是十月十一日發於茶坑，十三日，先生於新會縣城又補述二事：
「一、頃有同志數人，欲在粵集股開一書店，專賣西書及中國有用之書，其事已成。沈子林處之書，即賤其價，一時亦不能遽銷，擬即寄在此書坊，隨時沽之，（價即照來函）何如？
二、澳門頃新開一報館，集款萬金，亦欲仿《時務報》之例，十日一出。其處人必欲得弟兼為主筆，弟告以到滬後看事忙否再定，而澳人必欲弟到澳一行。擬日內出城即到澳，亦數日即返，仍不逾四十日之約。」（十月十一、十三日《與穰、頌兄書》）
十一月初四日，先生於澳門舟中致汪康年等一書，申述久未返滬，又沒致書的原因，並說他久蓄遠遊之志：
「久不歸者，澳人苦留，澳報助我張目，弟速行則事慮不成故也；久無書者，日日欲待報中文字撰成乃寄，而日日無暇晷，日日沒字碑，故羞赧不敢作書也。今幸勉強湊得二首，敬以奉上，乃敢作書。其中《治道路說》，乃麥孺博之文，弟乞得之以塞責者。孺博之學，宏達贍博，其為文，雄深穠奇，遠非弟所可望，若令其稍降格，不事研煉，略使平易可曉，真報館之異才矣。
前書所言欲覓法文，報館欲開日報之事，頃復何如？甚念。頃弟準擬月半返滬，搭龍門火輪，決不愆期矣。即與孺博偕行，祈即與該報館定議可也。弟所擬日報分張零售之說，自謂極善可行。頃澳報亦擬第一日報即用此法，可與該報館商言之。
聞公度得英差，信否？前有一電，屬轉入都，想已代辦。弟久蓄遠遊之志，即行亦當兼撰報館之文，必不至如此次之無信也。……次亮尚在滬否？請為我慰之，並道我淹留之由。金陵密邇，相見殊易，獨惜吾輩在京師斷一右臂耳。」（《汪穰卿先生師友手札》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四日，《致穰卿、頌谷、雲台足下書》）
十二月，章太炎應先生和汪康年之邀，來時務報館任撰述。梁、章訂交。
章太炎《口授少年事跡》云：
「梁啓超設《時務報》於上海，遣葉浩吾至杭州來請入社，問：『何以知余？』曰：『因君前有入強學會之事。』」
馮自由寫道：
「歲丙申，夏曾佑、汪康年、梁啓超發起《時務報》於上海，耳章名，特禮聘為記者，章、梁訂交即在此時。章嘗叩梁以其師宗旨，梁以變法維新及創立孔教對，章謂變法維新為當世之急務，惟尊孔設教有煽動教禍之虞，不能輕於附和。」（馮自由《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十四章《壬寅支那亡國紀念會》）
是年先生三妹生。（庶母出）（《高祖以下之家譜》）同年識容閎純甫。
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十五歲
《三十自述》：
「丁酉四月，直隸總督王文韶，湖廣總督張之洞，大理寺卿盛宣懷，連銜奏保，有旨交鐵路大臣差遣，余不之知也。既而以札來，黏奏摺上諭焉，以不願被人差遣辭之。張之洞屢招邀，欲致之幕府，固辭。時譚復生宦隱金陵，間月至上海，相過從，連與接席。復生著《仁學》，每成一篇，輒相商榷。相與治佛學，復生所以砥礪之者良厚。十月，湖南陳中丞寶箴、江督學標聘主湖南時務學堂講席，就之。時公度官湖南按察使，復生亦歸湘，助鄉治，湘中同志稱極盛。未幾，德國割據膠州灣事起，瓜分之憂，震動全國。而湖南始創南學會，將以為地方自治之基礎，余頗有所贊畫，而時務學堂，於精神教育，亦三致意焉。其年始交劉裴村、林暾谷、唐黻丞，及時務學堂諸生李虎村、林述唐、田均一、蔡樹珊等。」
又《曼殊室戊辰筆記》：
「二十五歲丁酉春，南歸省親，旋迎養於上海。秋初生一子，一月而殤。是年入長沙，講學於時務學堂。先是達縣吳小村先生方署錢塘縣令，擬在杭州西湖賃一屋，購書數千金，並聘英、法文教員各一人，伏伯兄於湖上，三年而後縱之。同時陳右銘巡撫湖南，黃公度為臬司，辦時務學堂於長沙，聘伯兄主講座。吳、黃二公當日以出處問題為數月激烈之爭論，黃獲勝，乃於秋間入湖南，識唐黻丞。」
正月，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創設，先設印刷所。
同月初十日，康南海到桂林。旋在廣西創設聖學會，刊《廣仁報》。
同月二十一日，康廣仁、徐勤創《知新報》於澳門。
三月二十一日，黃遵憲、唐才常等創《湘學新報》（即《湘學報》）於長沙。
九月，湖南時務學堂開學。
十月初一日，嚴復、夏曾佑等創《國聞報》於天津。
（一）時務報時期
二月，先生從武昌歸來後，曾致張南皮一書，勸就兩湖書院的規模提倡政法之學。此後仍在時務報館主撰述事。直到十月，始就湖南時務學堂之聘。在《時務報》時期，關於言論方面有《變法通議》各篇，如《論科舉》、《論學會》、《論師範》、《論女學》、《論幼學》、《論譯書》、《學校餘論》等。其主旨仍在發揮「變科舉興學校」的一貫主張。關於事業方面，有幾件比較重要的事，現在把它們約略敘述一下：
一、《時務報》出版後，很風行一時，據該報館的統計，銷數最多的時候到一萬二千份。第二年度《時務報館啟事》裡面，論該報發行情形說：
「報館創設，倏逾一載，肇始之時，惟懼底滯，賴大府獎許，同志扶掖，傳播至萬二千通，揆諸始願，實非所期。」（《時務報館啟事》原報第三十九冊末頁）
又先生在《清議報》里，曾有一段追述《時務報》的話，現在抄在下面，也可以看出該報當時風靡的情形：
「甲午挫後，《時務報》起，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合集·文集》之六第五十二頁）
二、《知新報》初名《廣時務報》發起於去年十一月間，到今年二月始正式出版，由何易一、康幼博、徐君勉、孔希白、韓樹園諸先生主持其事，先生亦兼顧之。
上年十月，先生回廣東時，曾到澳門與康廣仁等商議辦澳報事宜，定名為《廣時務報》。後以「報主維新，不敢復沓」，改名《知新報》。十月二十一日，先生致汪康年一書，陳述在澳籌商情形說：
「頃偷閒到澳門數日。澳報已成，集股萬元，而股商必欲得弟為之主筆。弟言到滬後，常寄文來，而諸商欲弟到澳一行，是以來此。此間人皆欲依附《時務報》以自立，頃為取名曰《廣時務報》。中含二義：一、推廣之意；一、謂廣東之《時務報》也。其廣之之法，約有數端：一、多譯格致各書、各報，以續格致匯編；二、多載京師各省近事，為《時務報》所不敢言者；三、報末附譯本年之列國歲計政要。其格式，一依《時務報》，惟派往廣東各埠者，則五日一本，十五葉，派往外省者，則兩本合訂一本，去其上諭、轅報各條。似此，體例亦尚完善。公謂可以否？至其股東，則皆葡之世爵，澳之議員，擁數十萬者也（有一曹姓者，伯爵也；一何姓者，子爵也。皆華人而兼西籍者）。此事，欲以全力助成之，令彼知我實能辦事，則它日用之之處尚多也。惟將來銷報，仍借《時務報》為之代理，但使能得三千份，即可支持。……近日報務日興，吾道不孤，真強人意。惟廣東督撫於『洋務』二字，深惡痛絕，不能暢行於粵耳。」（《汪穰卿先生師友手札》光緒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與穰公書》）
該報的內容和性質：
「二十三年丁酉正月，設《知新報》於澳門。是報初名《廣時務報》，旋改名知新，以何君易一、徐君君勉主其事，而任公遙領之。略如彼時傅蘭雅所主辦之《格致匯編》之例，專譯西國農礦、工藝、格致等報，而以言政治之報輔之，亦間載重要之時事。」（汪記《任公事略》）
三、五月先生所輯《西政叢書》，由慎記書莊承印出版。書首有先生序文一篇，書末有某君跋言一篇，內容分史志、官制、學制、公法、農政、工政、商政、兵政等八門。凡書三十二種，都是當時討論西洋政事的切要之書。
四、六月與汪穰卿、麥孺博孟華先生等創辦不纏足會於滬，該會初由《時務報》發起，以後移交大同譯書局，由康幼博先生經理之。現在我們擇錄《任公事略》和《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中各一節於下，借見該會的緣起和宗旨：
「六月創辦不纏足會。彼時教會已設有天足會，放足之說已萌芽，國人亦有韙其議者，顧咸以舊俗沿習既久，恐女子不纏足，異日或難於擇配。任公遂與汪穰卿、麥孟華諸君創設斯會，未幾海內同志入會者甚眾，各處均紛紛設立分會。惜戊戌政變時，兼辦會務之大同譯書局被官封閉，各分會之冊籍遂散失無存。」（汪記《任公事略》）
以下《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中一節：
「此會之設，原為纏足之風，本非人情所樂，徒以習俗既久，苟不如此，即難以擇婚。故特創此會，使會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無所顧慮，庶幾流風漸廣，革此澆風。」（《合集·文集》之二第二十——二十一頁）
又汪詒年記其事說：
「是會由先生（汪康年）與梁卓如及高安鄒殿書（凌瀚）、長沙張伯純（通典）、達縣吳鐵樵（樵）、瀏陽譚復生（嗣同）、臨桂龍積之（澤厚）、順德賴弼彤（振寰）、南海康幼博（廣仁）、香山張玉濤（壽波）、順德麥孺博（孟華）諸君共同發起……於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由時務報館創辦。梁君所擬章程既定稿後，南皮張孝達尚書時為兩湖總督，特為作序以重其事。其時各處士流致函會中表示贊成或條列疑義相與磋商者，幾於日有數起，至於開列姓名請為隸名會籍或且以勸導為己任願列名於會董者，尤不可數計。會務之發達，真有不崇朝而遍遠近之概，遂由時務報館改歸大同譯書局辦理（按此譯書局系梁君與諸同人集資創設）。」（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卷六第四、五頁）
不纏足會成立之後，會務先由汪詒年代理，後因會事迅速發展，移交大同譯書局後，由康廣仁經理之。秋冬間，先生致詒年一書說：
「頃幼博丈已來，長駐此間，不纏足會事可屬其專管，兄處事太多太勞，不欲多以奉累也。其一切草籍學歌及捐款等，祈即飭帳房全分移交敝寓，以後惟如有認作董事及捐款者，尚須隨時登告白，或有報館信件言及此會事者，請擲交幼丈處一閱，仍將原信立即送還。此等情節已與幼丈言之矣。」（《汪穰卿先生師友手札》《上頌兄書》）
在不纏足會成立之前，汪康年等已創辦了務農會，又名農學會。清朝大吏張之洞為了竊「維新之貌」，常捐款給各維新學會，要求列名會籍。為此，他在七月二十日致汪康年和先生一書並邀先生游鄂說：
「《戒纏足會敘》呈教。農學會請附賤名，謹捐助銀元五百元，已交匯號。甚盼卓老中秋前後來鄂一游，有要事奉商，欲得盤桓月余。此不多及，手書，敬請兩君箸安！不盡。」（轉引自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二三四頁）
五、秋冬間，先生聯合同志集股創辦大同譯書局於滬，由康幼博經理其事。當年印出的書有十餘種。南海先生的《孔子改制考》，便是這年冬天刻成。《任公先生大事記》裡面記這件事說：
「上海大同譯書局（大同書局開設後，先生托其友韓雲台往日本調查採訪應譯之書，並請深通漢文之日人襄助譯事。雲台亦《時務報》社員也——原初稿批註。）創於丁酉年九、十月之間，戊戌奉諭改為官書局，未成而政變，集資僅五六千金。印出之書大部者《經世文新編》，餘十余種均小冊子，有《俄皇大彼得變政考》等書，《日本書目志》四冊，康南海著亦由大同譯書局印行。」
創辦大同譯書局的意旨，是著重在譯書，原來的計劃也很遠大，先生在《大同譯書局敘例》一文里曾這樣說：
「以東文為主，而輔以西文，以政學為先，而次以藝學，至舊譯希見之本，邦人新著之書，其有精言，悉在採納，或編為叢刻，以便購讀，或分卷單行，以廣流傳，將以洗空言之誚，增實學之用，助有司之不逮，救燃眉之急難，其或憂天下者之所樂聞也。」（《合集·文集》之二第五十八頁）
又有一段話說：
「本局首譯各國變法之事，及將變未變之際一切情形之書，以備今日取法；譯學堂各種功課，以便誦讀；譯憲法書，以明立國之本；譯章程書，以資辦事之用；譯商務書，以興中國商學，挽回利權。大約所譯先此數類，自余各門，隨時間譯一二，種部繁多，無事枚舉。其農書則有農學會專譯，醫書則有醫學會專譯，兵書則各省官局，尚時有續譯者，故暫緩焉。」（同上）
六、是年冬先生又與經聯（蓮）珊等倡設女學堂於上海，先生當時撰《倡設女學堂啟》一篇。現在擇錄《上海新設女學堂章程》中兩段在下面，以見倡設該校之緣起和宗旨：
「此學堂現為經聯珊太守總其成，已於十月二十六日在滬之高昌廟桂墅里鳩工，訂期明年三月落成，首夏開館。董助其事者，為施子英、嚴小舫、鄭陶齋三觀察，陳敬如軍門，暨汪穰卿進士，康幼博通守，梁卓如孝廉也。又得康長素水部，張季直殿撰，曾重伯太史允為局外竭力匡贊。」（《時務報》四十七冊第十頁）
又一段論倡設該校的宗旨說：
「學堂之設，悉遵吾儒聖教，堂中亦供奉至聖先師神位，辦理宗旨，欲復三代婦學宏規，為大開民智張本，必使婦人各得其自有之權，然後風氣可開，名實相副。」（《時務報》四十七冊第七頁）
七、這年冬，日本橫濱華僑鄺汝磐、馮鏡如等倡議創辦華僑子弟學校。孫中山先生介紹先生為校長。當時南海以先生方任《時務報》事，乃薦徐君勉先生代往，並定校名為大同學校。馮自由《任公先生事略》和《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里記述這件事最為詳細。
「丁酉冬，橫濱華僑鄺汝磐、馮鏡如等發起中西學校。中山薦任公為校長。時中山尚未與任公相識，特與任公之友相識而已。查中山與任公訂交，實在戊戌政變以後，由日人宮崎、平山介紹。」（馮自由《任公先生事略》）（大同學校乃徐君勉所創辦，亦無薦先君為校長事——梁令嫻注。）
以下《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一節：
「丙申冬，鄺汝磐、馮鏡如等有組織學校，以教育華僑子弟之議。欲由祖國延聘新學之士為教員，以此就商於中山，中山乃薦梁啓超充任，並代定名曰中西學校。蓋興中會員從事於教育界者絕少，而康有為則講學二十年，徒侶廣眾，中山既與康同任國事，則辦學延師自不能不假助於康也。鄺持中山介紹函赴上海，謁康於旅次，康以梁啓超方任《時務報》記者，薦徐勤為代，並助以陳默庵、陳蔭農、湯覺頓。且謂中西二字不雅，更為易名大同，親書大同學校四字門額為贈。」〔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頁四十一〕（日本橫濱華僑設學，倡議於光緒丁酉夏秋間，冬月鄺君汝磐至滬聘徐君君勉往為教員。不聞孫氏所薦。設學之議不聞發起於孫氏——何擎一注。）（又令嫻眉批及擎一另條，均可加括弧附本段之後，此段似仍存，不必刪——原初稿批註。）
當時先生撰《日本橫濱中國大同學校緣起》一篇，以後有《大同同學錄題詞四十韻》，節錄一節於下：
「況自海禁開，域外梯航跨。學軍不自張，萬古將長夜。蓬萊水清淺，彼岸構廣廈。其名曰大同，孔法通郵借。肇始丁戊間，作人擬兔罝。其時學途湮，舉國若聾啞。故見嚴自封，新知相詫。豈聞乘勸，動遭按劍罵。海外一靈光，幸被斤斧赦。」〔《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二十二頁〕
八、吳小村先生德■招先生入西湖讀書的事，除《曼殊室戊辰筆記》所說外，先生自己在給何擎一的一封信中也曾提到：
「數月以來，益困人事，日罕得片刻暇，無所以誨吾弟者，然相念之懷，靡時忘之。弟之立身矢志，矯然有以異於尋常，他日當求大成，以任天下事。兄頃厭苦此間塵擾，決意與樹園先生孺博及舍弟同遁於西湖，誓學成西文乃始出世，欲著之書，並思以一二年內成之。既遁之後，舒暇自在。……數日人事極忙（公度新從都來故益忙），弟有所陳，仍以書來。」（光緒二十三年《與何擎一書》）
七月初六日，譚嗣同致汪康年書，對先生入西湖讀書極表贊同。譚書寫道：
「筱村先生邀卓如往西湖讀書，此事嗣同極以為然，何也？嗣同常慮卓如攬事太多，又兼兩館主筆，內外夾攻，實於身命有礙，能往西湖清養，可保不致如鐵樵之超然竟去。即仍兼主筆，亦自無妨，然而卻止宜小住數月，或歸而再往，不宜久住，因恐自為太多，而為人太少也。茲有函致卓如，亦論及此事，乞轉交為荷。」（《譚嗣同全集》第三六〇頁）
這年四月，吳鐵樵卒。他是吳小村的長子，是先生治佛學的同志，先生聽到他的噩耗以後，很為傷悼。《飲冰室文集》里《與吳季清書》，便是一封勸吳小村先生節哀的信。當時先生給夏穗卿先生的一封信里也提到這件事。
「鐵樵於二十一日死矣，嗚呼，孰謂此子而夭乎！天道無知，人事無常，以季清之厚德，而有此慘報，傷哉傷哉！同志之中，求其志趣、聰慧、學行如鐵樵者有幾人，所學未成，齎志以沒，豈直季清之不幸哉，吾黨殆不為天所祐也，不然何奪我鐵樵如此其慘也。此子體本堅實，為醫藥所誤，遂至不救，中國人之死於此者尚不知凡幾也。」（四月二十三日《與碎佛書》）
又三月十日給夏穗卿先生一書論到治佛學的情形，也抄錄一節在下面：
「啟超近讀經，漸漸能解，（亦不能盡解，解者漸多耳）觀《楞伽記》，於真如生滅兩門情狀，似仿佛有所見，然不能透入也。大為人事所累，終久受六根驅役不能自主，日來益有墮落之懼，（日夕無一刻暇，並靜坐之時而無之，靡論讀經）既不能斷外境，則當擇外境之稍好者以重起善心，兄之閒暇望如天上也。兄去歲七月密雲寄我書，有雲，有所無不寄陳左右，以誦。嗚呼！其猶未遠之□，兄寧忘之耶？豈怨我之久不上書，而惡作報復耶？弟之忙如此，兄亦當亮之也。兄今歲想不來，仍入京否？蹤跡所至，幸必相告。弟極忙，而兄極閒，勿責以施報也。專望兄書，以救我魂，兄其念哉！」（三月十日《與穗卿大師書》）
九、這年先生有復嚴幼陵先生一書，內中討論問題很多，讀了可以看出先生對於各種問題的見解和態度。現在我們抄錄幾節在下面，從第一段材料里，可見先生在《時務報》初出版時期撰稿情形：
「承規各節，字字金玉。數月以來，耳目所接，無非諛詞，貢高之氣，日漸增長。非有先生之言，則啟超墮落之期益近矣。……當《時務報》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猶矜持，而筆不欲妄下。數月以後，譽者漸多，而漸忘其本來。又日困於賓客，每為一文，則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脫，已付鈔胥，非直無悉心審定之時，並且無再三經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責亦幾不免。又常自恕，以為此不過報章信口之談，並非著述，雖復有失，靡關本原。」（《合集·文集》之一第一〇七頁）
又說：
「然啟超常持一論，謂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為陳勝、吳廣，無自求為漢高，則百事可辦。故創此報之意，亦不過為椎輪，為土階，為天下驅除難，以俟繼起者之發揮光大之。故以為天下古今之人之失言者多矣，吾言雖過當，亦不過居無量數失言之人之一，故每妄發而不自擇也。……既承明教，此後敢益加矜慎，求副盛意耳。」（《合集·文集》之一第一〇七——一〇八頁）
當日變法事業中非止一端，所以在為文立論的時候對於先後次序問題很難為固定的說法，先生論述這件事說：
「變法之難，先生所謂一思變甲即須變乙，至欲變乙又須變丙，數語盡之。啟超於此義，亦頗深知，然筆舌之間無可如何，故諸論所言，亦恆自解脫。當其論此事也，每雲必此事先辦然後他事可辦；及其論彼事也，又雲必彼事先辦然後餘事可辦。比而觀之，固已矛盾，而其實互為先後，迭相循環，百舉畢興，而後一業可就。其指事責效之論，撫以自問，亦自笑其欺人矣。然總自持其前者椎輪土階之言，因不復自束，徒縱其筆端之所至，以求振動已凍之腦官，故習焉於自欺而不覺也。」（同上）
先生的保教主張，初本得自南海。他曾在給南海各書札里和《時務報》中，常常提到傳教和保教的事，在《復友人論保教書》里，且公然提倡設立保教大會。但是從他聽了黃公度、嚴幼陵兩先生的「教不可保」之說以後，他便漸漸改變態度了。後來甚至因為反對保教，和南海發生意見。現在把他和嚴幼陵討論保教的一段錄在下面，藉此見他的前後主張不同的原因：
「來書又謂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進，則又非所保之本教矣。讀至此，則據案狂叫語人曰：不意數千年悶葫蘆，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而服先生之敢言之也。國之一統未定，群疑並起，天下多才士，既已定鼎，則黔首戢戢受治突無人才矣。教之一尊未定，百家並作，天下多學術。既已立教，則士人之心思才力皆為教旨所束縛，不敢作他想，窒閉無新學矣。故莊子束教之言，天下之公言也。此義也，啟超習與同志數人私言之，而未敢昌言之。若其著論之間，每為一尊之言者，則區區之意，又有在焉。國之強弱，悉推原於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然公固為人治之極則，私亦為人類所由存。……《天演論》云：克己太深而自營盡泯者，其群亦未嘗不敗，然則公私之不可偏用，亦物理之無如何者矣。今之論且無遽及此。但中國今日民智極塞，民情極渙，將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術，必擇眾人目光心力所最趨注者，而舉之以為的，則可合。既合之矣，然後因而旁及於所舉之的之外，以漸而大，則人易信，而事易成。譬猶民主，固救時之善圖也。然今日民義未講，則無寧先借君權以轉移之，彼言教者其意亦若是而已。」（《與嚴幼陵先生書》《合集·文集》之一第一〇九——一一〇頁）
三月三日，先生在給南海先生書中曾提到接嚴幼陵來書，頗受感動，有些問題正需與南海商討：
「嚴幼陵有書來，相規甚至，其所規者，皆超所知也。然此人之學實精深，彼書中言，有感動超之腦氣筯者。欲質之先生，其詞太長，今夕不能罄之，下次續陳。」（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致康有為書》）
正月初十，康南海到桂林，與唐景崧、岑春煊發起組織聖學會。康曾連函先生，商議在廣西設學、譯書、辦報、築路等事。三月三日，先生復南海一書，謂對於「在桂擬辦四事，超惟於學堂一端以為然，其〈它〉三事皆有異議」。茲將其對三事的意見摘錄如下：
「積之來滬，知函丈抵桂安善。近五日連得正月二十二日、二月五日、十日三書（電一得，因無要事，故不復）悉一是。久未上書，罪甚。一以此間事多，致函世叔屬轉寄桂，以省兩寫；一以今年來一切事更忙去年數倍，實無一刻暇，而所言萬端，故不能得此長晷罄所欲陳也。今將應復諸條列。
一在桂擬辦之四事，超惟於學堂一端以為然，其〈它〉三事皆有異議，請條陳之。
日本書同文幾半，似易譯於西文，然自頃中國通倭文者不過數人，皆有館地領厚薪，安能就桂中之聘？然則其勢必覓之於日本。日本維新三十年中，讀中國書者幾絕，（華人疑倭人通漢文甚易者，非也。倭人正以漢文之難通故，創伊呂波等以代之。伊呂波行，通漢文者希矣。）其有一二，則皆守舊之徒，視新學如仇敵，必不肯翻我欲翻之書，此是古城所述情形。如此則覓之於日本亦不易也。即能得一二人，而每人月供薪水數十金，能翻幾何？超以近日《時務報》、《知新報》、《農會報》（上海新開者，超與聞其事）所請日本翻譯艱難情形觀之，而知日本書之不易譯矣。今所最可恃者，謂速聘日人到澳，會同門人學習為翻譯書之用，然而超知其必不能成也。澳報前由此間托古城代請東人，已有成言，將次動身矣，而得澳電，謂東譯已覓得，宜止其來，事遂罷。而頃者澳中之東譯可惡種種，已遣走之。澳中此席殆缺矣。欲再托古城，而彼於前事且猶有小芥蒂，未必肯再覓也（澳中亦無信來屬再覓），且即覓來，而其學者亦未必有成。何也？頃長駐澳中者，君勉、實孝二人而已，其餘皆若即若離之。二人者勤勞已甚，安得復有暇日致力於此。草堂諸人，多不顧大局，不聽調遣，雖覓得教東文者，超有以知就學之人必寥寥也。超自頃常勸此數處報館，謂不必騖多備翻譯之名，無寧多聘一二通英文者，多譯英文之為得也。故譯日本書之事，超不以為然一也。
報館一舉，超於此一年內經手辦《時務》、《知新》、《公論》三館（此館情狀詳後），於其中情節頗詳知之，而因以謂桂中必不可行也。一館之股，非萬金不辦，銷報非至三千不能支持。桂中風氣未開，閱報者那得此數？且自來日報無不虧本者，專恃告白為之彌縫。桂中商務未興，商家皆蹈常習故之招牌，陳陳相因之貨物，無藉於登告白。此塗一塞，日報無能開之理。若猶用，旬報日報也，則彼中稍留心者固已閱《時務》、《知新》二報矣。新開之報，未必能逾此二種，其誰閱之？若欲寄至外省，則《知新報》尚有不支，何有於桂？且即使報中之文字議論遠軼夫二種之上，而亦必不能行。何也？外國之能行多報，道路通也，郵政便也。今中國此事未變，即《時務報》銷行各省運寄已不甚易易。《知新報》則正月廿五之報，至今尚未寄至上海，再由上海運至各省，距出報時已數月，其誰欲觀之？使欲行桂報也，恐必至今歲出報而明歲始能閱也。中國閱報之人未能增，而報館已增數倍，是烏可行之勢矣。澳事至今未定，安可復蹈前轍？此報館之事超不以為然二也。
興築馬路為強國第一義，而粵西尤宜圖也。超則以為此事尤萬不可行也。馬路之股需十萬，若一旦桂中大吏果一切聽受，立即舉行，而以此權全委諸我，將何處得此巨股？所恃者，廣東耳。我試細思廣東之願附股者誰耶？且即使有富商達於利病，而慨然肯信此，我猶不當任之。何也？其事必不成，徒失桂吏之望，而招股東之怨。曷何其事必不成？無辦此事之人也。今試問彼，若即允辦此，將委之何人乎？其委之候補官員也，則此輩未有不僨事者，不待言而決也；其委之吾黨也，則吾黨中無一人更事者，其僨事也有以異於候補官員之所為乎？非超之所敢言也。師瀕行時示手諭云：澳中辦事者未經閱歷，如入機器房，觸處皆礙，此是實情。今馬路之事，其視一報館，固較重大也，一報館尚未能盡善其事，安論更重大者哉！故苟其委之於吾黨也，則尤當速速引身而退，無稍干預，以免怨謗也。其不委諸吾黨，則明知其事必坏於候補官員之手，則言之何為也？則其事雖坏於他人之手，然彼未有不歸罪於倡論之人者也。故馬路一事，超不以為然三也。
要之，今日中國之事千條萬緒，互相牽絡，將欲變甲，必先變乙時，又當先變丙，事事相因。苟欲專辦一二事，則如千荊萬棘中直是無插足處，且成一事之難也，其中層累曲折，阻力重重，變幻不測，非屢經親歷其事不能知也。即有極相同之事，吾前者既已經歷一次，後遇此事宜若可以大明矣，而其變態又常有出前此之外者。故每成一事，必其人於此事屢試屢敗，或習見經前人之屢試屢敗而及今乃得成之。旁觀徒見其成，不見其敗也。何也？凡天下如事者必不成，此一定之理也。故老子曰：『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心術。』誠壞極矣，然超謂先生不可不師之。何以獨謂先生不可不思之？先生之舉動，天下人所矚目也，後世之所瞻仰也，故不可令其多有敗事。若夫吾黨之小子，固無所不可也。不必師老子也，若師老子是率天下人以不辦事也，雖舉事屢敗無傷也。若夫先生，則豈可論？於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步穿楊，善刀而藏，願先生採納之。」
同書言康南海著述立言，應持極慎重態度：
「一積之交來《孟子公羊同義證傳》，面示令校刻之。然而超亦有間言。超以為先生之著書，與吾黨之著書有異。先生之著書，以博大莊嚴為主，其當著者，則《偽經考》、《改制考》、《大義記》、《微言記》，及其他言教精焉之書，如是微止矣。其零篇碎章，則萬不可著，徒失人望。今《偽經考》久印行，而《改制》、《大義》、《微言》各書未成，世人見者則□。吾初以此人為有無量之向，精義無量德乃直如此焉而已，烏足多也，此謗者所以日多也。今若頻出此種零碎之書，將愈為人所輕，而教益不可傳。曾憶乙未在都南中寄到《救時芻言》，先生大以刻此為鹵莽，超今猶前志也。父訣最講蓄勢，惟教亦然。五世相傳，不著一字，一經發明，六種震動，良工不示人以璞。故超謂此書必當速刻，然不可標先生撰。積之、孺博皆將入人間世，莫如以此書畀之，以寵榮之而助其漲力。先生謂何如？此書序中雜引公明、公孟各考據，其詞極辯，然究似未能絕無牽強之處，且此考據家舊習，吾黨正排斥不遺餘力，必不宜復蹈之。專講虛考據，不講實考據，雖無一毫左證，猶能悍然斷之，其何借於此。況孟子為公羊學，人人共見，豈必費此唇舌耶？其人如信吾言也，即無此考據猶之信也，其不信也，有此考據只益增攻詰耳。故超欲請將此序易之，或將全文移入公明高條下，庶可耳。」（三月三日《致康有為書》，廣東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藏）
三月，章太炎因與先生等觀點相抵忤，離時務報館，但他們之間並未斷交往。
「春時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或言康有為字長素，自謂長於素王，其弟子或稱超回、軼賜，狂悖滋甚。余擬以向栩，其徒大慍。
時新學初興，為政論者輒以算術物理與政事並為一談。余每立異，謂技與政非一術。卓如輩本未涉此，而好授其術語相附政論，余以為科舉新樣耳。……康氏之門，又多持《明夷待訪錄》，余常持船山《黃書》相角。以為不去滿洲，則改政變法為虛語，宗旨漸分。」（《太炎先生自定年譜》）
章太炎《致譚獻書》述他與先生等爭論情形說：
「麟自與梁、麥諸子相遇，論及學派，輒如冰炭。仲華亦假館滬上，每有論議，常與康學牴牾，惜其才氣太弱，學識未富，失據敗績，時亦有之。卓如門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詆以狗曲，面斥之雲狗狗。麟雖未遭詢，亦不遠於轅固之遇黃生。康黨諸大賢，以長素為教皇，又目為南海聖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電，此病狂語，不值一笑。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轉丸，則不得不大聲疾呼，直攻其妄。
嘗謂鄧析、少正卯、盧杞、呂惠卿輩，咄此康瓠，皆未能為之奴隸。若鍾伯敬、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經，乃真似之。私議及此，屬垣漏言，康黨銜次骨矣。會譚復生來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賈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稱麥君，麥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黨麕至，攘臂大哄，梁作霖復欲往毆仲華，昌言於眾曰：昔在粵中，有某孝廉詆誥康氏，於廣坐毆之，今復毆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學矣。噫嘻！長素有是數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惡言不入於耳邪？遂與仲華先後歸杭州，避蠱毒也。」（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章太炎《致譚獻書》。錄自《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十四——十五頁）
（二）時務學堂時期
先生主講湖南時務學堂的詳細經過，除《三十自述》所記以外，尚有以下幾段材料，《清代學術概論》里論述那時的講學情形說：
「已而嗣同與遵憲、熊希齡[24]等，設時務學堂於長沙，聘啟超主講席，唐才常等為助教，啟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課以札記，學生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鍔稱高才生焉。啟超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札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樂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掊擊無完膚。時學生皆住舍，不與外通，堂內空氣日日激變，外間莫或知之，及年假，諸生歸省，出札記示親友，全湘大嘩。先是嗣同、才常等設南學會聚講，又設《湘報》（日刊）、《湘學報》（旬刊），所言雖不如學堂中激烈，實陰相策應；又竊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加以案語，秘密分布，傳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眾，於是湖南新舊派大哄。」（《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二頁）
時務學堂時期所激起的風雲是次年戊戌政變的重要原因之一。先生在《時務學堂札記殘卷序》里記述這件事說：
「丁酉秋，秉三與陳右銘、江建霞、黃公度、徐研甫[25]諸公，設時務學堂於長沙，而啟超與唐君紱〔黻〕丞等同承乏講席，國中學校之嚆矢此其一也。學科視今日殊簡陋，除上堂講授外，最主要者為令諸生作札記，師長則批答而指導之，發還札記時，師生相與坐論。時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記及批語中蓋屢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嘩，群起掎之。新舊之哄，起於湘而波動於京師。御史某刺錄札記全稿中觸犯清廷忌諱者百餘條，進呈嚴劾，戊戌黨禍之構成，此實一重要原因也。」（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卷七十第七頁）
又《蔡松坡遺事》一文里也有同樣的記述：
「及進到時務學堂以後，譚壯飛先生嗣同、唐紱丞先生才常和我都在堂中教授。我們的教學法有兩面旗幟，一是陸王派的修養論；一是借《公羊》、《孟子》發揮民權的政治論。從今日看起來，教法雖很幼稚，但是給同學們的『煙士披里純』[26]卻不小。開學幾個月後，同學們的思想不知不覺就起劇烈的變化，他們像得了一種新信仰，不獨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傳。記得初開學那幾個月，外面對於我們那個學堂都很恭維，到了放年假同學回家去，把我們那種『怪論』宣傳出去，於是引起很大的反動，為後來戊戌政變時最有力的口實。」（《晨報》蔡松坡十年周忌紀念特刊）
先生在民國元年《蒞報界歡迎會演說辭》里自述說：
「丁酉之冬，遂就湖南時務學堂之聘，脫離報館關係者數月，《時務報》雖存在，已非復前此之精神矣。當時亦不知學堂當作何辦法也，惟日令諸生作札記而自批答之，所批日恆萬數千言，亦與作報館論文無異。當時學生四十人，日日讀吾所出體裁怪特之報章，精神幾與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餘年來強半死於國事，今存五六人而已。此四十份報章，在學堂中固習焉不怪，未幾放年假，諸生攜歸鄉里，此報章遂流布人間。於是全湘譁然，咸目鄙人為得外教眩人之術，以一丸藥翻人心而轉之，諸生亦皆以二毛子之嫌疑見擯於社會。其後戊戌政變，其最有力之彈章，則摭當時所批札記之言以為罪狀。蓋當時吾之所以與諸生語者，非徒心醉民權，抑且於種族之感，言之未嘗有諱也。此種言論，在近數年來誠數見不鮮，然當時之人聞之，安得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無足怪也。」（《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二頁）
為了進一步了解先生在湖南時務學堂的情況，我們將有關的幾個重要問題分敘於下：
關於先生離滬赴湘及抵湘日期問題。
九月初六日，譚嗣同致汪康年書，力言必須放先生往湘。
譚書說：
「熊秉三來書，言湘中官紳決計聘請卓如、一琴兩君為時務學堂總教習，黃公度尤極力贊成。諸紳皆謂卓如雖在湘，仍可寄文稿至貴館，而特慮公不肯兼放兩位俱去，因公懇嗣同親到上海哀籲，我公如更不肯，將不惜與公迕而豪奪以去。嗣同竊計，遽用霸道，似乎使公太難堪，今為公計，不如自勸兩公往湘，則尚不失自主之權，而湘人亦銘感公之大德矣。嗣同為鄉人所迫，萬分無可如何，茲先與公婉商，不遽作赴滬之舉，所以為公地，使此事若出於公自己情願者，可作一完全之人情也。公即不令卓如往湘，渠亦必往西湖，寧能終絆之耶？一琴兄在館，公度久即不以為然，謂屈抑其長才，僅得為翻譯也。公即令不令一琴往湘，公度及與公度知好者，亦必別為謀置一地，又寧能終絆之耶？反覆思之，終乞公勿強留之為愈也。」（《譚嗣同全集》第三六六頁）
十月，先生離開上海到了湖南時務學堂。其離滬抵湘的具體日期，先生在離滬前致書陳三立、熊希齡說：「頃定以初七日偕行，約十五日前後必抵湘也。」而譚嗣同十月十九日致汪康年書中有「沅帆地圖股份，嗣同曾在沅帆手買得全份……是否可先交梁卓兄將圖帶下」語，似先生之赴湘延期了；但據皮錫瑞日記記載，先生於十月二十二日前已抵湘。故很可能是按預定日期離滬抵湘的。茲將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摘錄如下：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梁啓超已到，其報中有一段文字，詆中國人太過，香帥屬毀之。予謂梁君習《公羊春秋》，於為尊者諱之義，尚未熟耳。』（《湖南歷史資料》一九五八年第四期第七十一頁）
下面將先生致陳三立、熊希齡書全錄如下，可知先生到湘之前對於時務學堂的教學內容、方法等問題，已有了一定準備。
「伯嚴[27]、秉三兩兄：伻來得書，殷勤懇摯，語重至不克荷。本已定月之三日啟行，惟穰兄勉留一琴數日，頃定初七日偕行，約十五前後必抵湘也。分教習必由自行聘定，乃易臂使。超所見廣雅書院、西湖書院，其分教與總教皆不相能，可為殷鑑。故超初時欲在湘請分教，以便講授，頃深思之，似為（疑脫「未」字）可。已擬偕分教韓君孔廣名文舉、葉君湘南名覺同來矣。超之意，欲兼學堂、書院二者之長，兼學西文者為內課，用學堂之法教之；專學中學不學西文者為外課，用書院之法行之。既擬舉此一二年之日力心力專用於此間，則欲多成就些人材出來。教四五十人與教一二百人，其所用日力心力，相去不甚遠，故欲以多為貴也。粗擬章程功課，到湘後當以請正。
今日救中國，下手工夫在通湘、粵為一氣；欲通湘、粵為一氣，在以湘之才，用粵之財，鐵路其第一義也。少穆有閎論，想已聞之。復生將歸湘，緣為盛杏蓀聘請辦礦，可為一喜。
忽忽奉布，相見不遠，不縷不縷，敬叩道安。」〔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第五九二頁〕
熊希齡在《上陳右銘中丞書》中講到先生到時務學堂前後情形說：
「查去年初立學堂，延聘梁卓如為教習，發端於公度觀察，江建霞、鄒沅帆及齡與伯嚴皆贊成之，繼則張雨珊、王益吾[28]師亦稱美焉。卓如初至之時，賓客盈門，款待優渥，學堂公宴。王益吾師、張雨珊並謂須特加熱鬧，議於曾忠襄祠張宴唱戲，晉請各紳以陪之，其禮貌可謂周矣。……至延聘分教習一節，卓如初受湘聘之時，即有函與伯嚴及齡相約，中文分教習應由中文總教習訪聘，西文分教習應由西文總教習訪聘，庶可聯絡一氣，較易商量，以免門戶之見。……
學規課程應讀何書，應習何學，卓如初到湘時，即定有條目，送交各官、各紳，互相傳觀，群以為可行。卓如乃照此教法，非齡一人所許也。」〔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第五八五頁〕
（一）先生沒有去湖南以前，就和同志把教育方針定好，據說那時候南海也在場，所以先生講學的時候那樣激烈並不是出之偶然。現在我們把狄楚青先生葆賢所記的一段話抄在下面：
「任公於丁酉冬月將往湖南任時務學堂時，與同人等商進行之宗旨：一漸進法；二急進法；三以立憲為本位；四以徹底改革，洞開民智，以種族革命為本位。當時任公極力主張第二第四兩種宗旨。其時南海聞任公之將往湘也，亦來滬商教育之方針。南海沉吟數日，對於宗旨亦無異詞。所以同行之教員如韓樹園、葉湘南、歐矩甲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課本，遂不無急進之語。於時王先謙、葉德輝輩，乃以課本為叛逆之據，謂時務學堂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請於南皮。賴陳右銘中丞早已風聞，派人午夜告任公，囑速將課本改換。不然不待戊戌政變，諸人已遭禍矣。然湘中諸學子經此啟發，風氣為之一變。」（狄記《任公先生事略》）
（附註：其原有之課本收回計一箱，余帶往日本，存橫濱大同學校，交麥幼博[29]，後乃不知去向。）
（二）先生那時候講學生活之忙，且甚於《時務報》時期。他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給汪穰卿先生的信里說：
「報文寄上兩首，乞察登。此間之忙，更甚於上海，真無可如何也。湘粵鐵路公司可望有成，若能成則東南生氣尚有一線。惟膠州之事，恐遂成瓜分，奈之何！蒙學、國聞兩報如已出，幸各寄一份來，譯局出書如有須登告白之處，乞照登為盼。」（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致穰兄書》）
「現時之忙過於上海矣。沅帆回鄉尚未來，紱丞亦然，悵極。敬貽想早已到館（日本之行如何？）上海一切情形，乞常詳示。德人膠州灣之舉如何？不至有大不堪否？乞見告。」（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穰兄書》，《汪穰卿先生師友手札》）
又在給何擎一的一封信里講到那時的飲食起居情形和明春入京的計劃：
「入湘大佳，食用等可無須另籌，兄處有數人同居，飲食居處悉方便，不必客氣也。若能以十月往最善，因明春兄尚須北行，此兩三月講肄最勤，可得大益也。」（《與何擎一書》）
（三）那時候先生的學術立場，從《時務學堂學約》、《讀春秋界說》、《讀孟子界說》三篇文章可以看出來。關於他的言論方面，如提倡民權、平等、大同之說，發揮保國、保種、保教之義，有《時務學堂遺編》里所收批答學生札記可以參考。不過遺編所存已經沒有當日言論最激烈的部分了。現在我們只把《翼教叢編》里所存的幾條錄在下面，以見當日言論激烈情形之一斑。以下韓樹園先生文舉的批語。
其一：
「天下無敵，美國有焉，歐洲不及焉，今歐洲各國之人每年隸美籍者不知凡幾，如戰爭之事與諸國持和局者多由美國，溯美國由乾隆四十一年始聯合十三州，至今日所屬聯邦部已四十餘，近又合併檀香山，將來大一統者必由美國以成之也。」（《翼教叢編》卷五頁七引《時務學堂課藝》韓批）
其二：
「後世為臣者不明以臣佐君之義，皆是為民作用，而遂甘為奴隸婦孺，至於國破時僅以一死塞責，後世遂目為忠臣，二千年之錮蔽牢不可破。」（《翼教叢編》卷五頁七引《時務學堂課藝》韓批）
又《時務學堂遺編》答問頁十一韓批：
「地球善政首推美國，其所設兵不過萬餘，……歐洲各國之人厭兵者多入籍美國。」（答問頁十一韓批）
以下錄先生批語。
其一：
「今日欲求變化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變去拜跪之禮，上下仍習虛文，所以動為外國訕笑也。」（《翼教叢編》卷五頁六引《時務學堂課藝》梁批）
其二：
「屠城、屠邑皆後世民賊之所為，讀《揚州十日記》尤令人髮指眥裂。故知此殺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維之，人類或幾乎息矣。」（《翼教叢編》卷五頁八引《時務學堂日記》梁批）
其三：
「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王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於其間，其餘皆民賊也。」（《翼教叢編》卷五頁九引《時務學堂日記》梁批）
其四：
「衣服雖末事，然切於人身最近，故變法未有不先變衣服者，此能變，無不可變矣。」（《翼教叢編》卷五頁九引《時務學堂日記》梁批）
又《時務學堂遺編》答問頁十三先生批：
「要之，王霸之分，只在德力，必如華盛頓乃可謂王矣。」（同上）
（四）先生協助陳、黃諸先生倡行新政的事績，《戊戌政變記》里講得很詳細，可以參考，這裡不多引錄。現在我們只從《上陳中丞書》和《論湖南應辦之事》兩文裡面，擇錄幾段下來，借見先生籌劃湘事之一斑。這兩篇文章都在膠州案件發生以後寫成。《上陳中丞書》的主旨在勸湖南自立自保，以為他日應付大難到來的準備，現在節錄兩節於下：
「嗚呼，今日非變法萬無可以圖存之理，而欲以變法之事，望政府諸賢，南山可移，東海可涸，而法終不可得變。……故為今日計，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後中國有一線之生路。今夫以今之天下，天子在上，海內為一，而貿然說疆吏以自立，豈非大逆不道，狂悖之言哉！……
且啟超之為此言也，豈有如前代遊說無賴之士，勸人為豪傑割據之謀，以因利乘便云爾哉？今之天下，非割據之天下，非直非割據之天下，抑且日思所以合十八省為一國，以拒外人，猶懼不濟，而況於自生界畫乎？此其義也，雖五尺之童，莫不知之，啟超雖戇愚，豈昧於此。所謂日夜孜孜，存自立之心者，謂為他日窮無復之之時計耳，豈曰為目前之言哉？而無事則整頓人才，興起地利，其於地方之責，亦固應爾，而終不必有自立之一日，此豈非如天之福乎？脫有不幸，使乘輿播遷，而六飛有駐足之地，大統淪陷，而種類有倚恃之所，如是焉而已。」〔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第五三三——五三四頁〕
又說：
「啟超雖拙陋，竊數日夜之苦思，力索極其條理及下手之法，以為若使德人膠州之禍不息，今歲即成瓜分之勢，斯無可言矣。若能假以五年，則湖南或可不亡也。然明公必於他日自立之宗旨，樹標既定，摩之極熟，不令少衰，然後一切條理乃因而從之。敢先以一書專論此義，上塵清聽，倘不以為狂悖之言也，則將竭其芻蕘之所及者，更次第陳焉。」（同上）
《論湖南應辦之事》一文，是討論湖南決定自保自立以後應當著手開辦各事的。裡面有一段話說：
「大局之患，已如燎眉，不欲湖南之自保則已耳。苟其欲之，則必使六十餘州縣之風氣，同時並開，民智同時並啟，人才同時並成，如萬毫齊力，萬馬齊鳴，三年之間，議論悉變，庶幾有濟。」
先生把湖南應辦的事歸納到三件事上：
「一曰開民智，二曰開紳智，三曰開官智，竊以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三者畢舉，則於全省之事若握裘挈領焉矣。」
現在節錄先生論開民智的一段話在下面：
「就其上者言之：一曰朝廷大變科舉，一曰州縣遍設學堂。斯二者行，頃刻全變，然而非今日之所能言矣。有官紳之力所可及，而其成效之速，可與此二事相去不遠者：一曰全省書院官課、師課、改課時務也。……官課、師課全改，耳目一新，加以學政所至，提倡新學，兩管齊下，則其力量亞於變科舉者無幾矣。……二曰學堂廣設外課，各州縣咸調人來學也。……每縣自三人至五人，咨送來學，其風始廣。……到省以後，首須謀一大廈，使群萃而講習。……此項學生，速則半年，遲則一年，即可遣散，另招新班，擇其學成者，授以憑記，可以為各縣小學堂教習，一年之後，風氣稍成，即可以飭下各州縣，每縣務改一書院為學堂，三年之間，而謂湘人猶有嫉新學如仇，與新學為難者，其亦希矣。」（《合集·文集》之三第四十一——四十三頁）
（五）是年冬先生始交唐紱丞先生才常，先生在《飲冰室詩話》里記這件事說：
「余識唐瀏陽[30]最晚（初稿誤作譚瀏陽——編者）。乙未秋，與譚瀏陽定交。叩其友，則曰二十年刎頸交，紱丞一人而已，余心識之。丁酉冬講學長沙，譚公乃為余兩人介紹焉。」〔《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十三頁〕
先生在時務學堂初交唐紱丞先生的時候，有一件事鏤刻於先生神識中最深，而終生不能忘的，便是唐紱丞贈先生一方菊花硯的事，先生在《石醉六藏江建霞遺墨》一文里記述這件事說：
「餘生平所歷，鏤刻於神識中最深者，莫如丁酉戊戌間之在長沙，時義寧陳公為撫軍，其子伯嚴隨侍，江建霞、徐研父先後督學，黃公度陳臬，譚壯飛、熊秉三、唐紱丞以鄉黨之秀左右其間，咸併力一致，以提倡當時所謂新學，而余實承乏講席。未幾，建霞受代去，艤舟待發，來時務學堂與余別，紱丞方贈餘一菊花硯，壯飛為之銘，銘曰：空華了無真實相，用造莂偈起眾信，任公之研佛塵贈，兩公石交我作證。建霞睹之，曰：此銘鐫刻，豈可委石工，能此唯我耳，我當留一日了此因緣。遽歸舟，脫冠服，向夕，褐裘抱一貓至，且奏刀且侃侃談當世事，又氾濫藝文，間以詼謔。夜分，余等送之舟中，剪燭觀所為日記，忽忽將曙，建霞轉相送於江岸，濛濛黃月，與太白殘焰相偎煦，則吾儕別時矣。自爾竟不復相見。今遂二十六年，建霞墓木既拱，同人亦零落略盡，余研固早已殉戊戌之難，而此情此景，猶縈旋吾腦際如昨日也。」〔《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下）第三十一——三十二頁〕
又先生在《飲冰室詩話》裡面也有一段話，追述這件事，現在也把它抄在下面：
「戊戌去國之際，所藏書籍及著述舊稿悉散佚，顧無甚可留戀，數年來所出入於夢魂者，惟一菊花硯。硯為唐瀏陽所贈，時余承乏湖南時務學堂講席，初與紱丞定交也。譚瀏陽為之銘曰：空花了無真實相，用造莂偈起眾信，任公之研佛塵贈，兩君石交我作證。其時江建霞方督湘學，受代去，瀕行前一日來作別，見硯與銘乃為余刻之。今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沒矣，而此硯復飛沉塵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併時也，念之淒咽。」〔《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一——二頁〕
後來，康南海在致趙必振書中說，一八九七年梁啓超、譚嗣同到湖南開展維新活動，乃是迫於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危急形勢下所採取的重大應變措施，信中說：
「當戊戌以前，激於國勢之陵夷，當時那拉攬政，至上無權，故人人不知聖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無可望，度大勢必駸駸割鬻至盡而後止，故當時鄙見專以救中國四萬萬人為主。用是奔走南北，大開強學、聖學、保國之會，欲開議院得民主以救之。因陳右銘（寶箴）之有志，故令卓如入湘。當時復生（譚嗣同）見我於上海，相與議大局，而令復生棄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氣，為中國第一；圖此機會，若各國割地相迫，湘中可圖自主。以地在中腹，無外人之交涉，而南連百粵，即有海疆，此固因膠旅大變而生者。誠慮中國割盡，尚留湘南一片，以為黃種之苗。此固當時惕心痛極，斟酌此仁至義盡之法也。
卓如與復生入湘，大倡民權，陳、黃（遵憲）、徐（仁鑄）諸公聽之，故南學會、《湘報》大行。湘中志士於是靡然發奮，人人種此根於心中，如弟所云是也。」（光緒二十七年康有為《致趙日生書》，摘自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第一——二頁）
（三）梁、汪之齟齬
先生在時務報館期間，曾與經理汪康年有矛盾，以至使先生辭去《時務報》主筆之職，到湖南時務學堂任總教習。梁、汪矛盾發生之前，汪與《時務報》的另一發起人黃遵憲已有矛盾，梁之往湘，黃尤極力贊成，這裡先將先生函中言及汪、黃矛盾的言論錄後。
三月三日，先生與康有為的信中已說黃遵憲和汪康年之間「素有微嫌」，當時先生和汪關係似尚和諧。該信寫道：
「超之電邀積之來也，以欲西行故，既不行矣，則欲號稱為《知新報》，請積之駐滬代理也者。俟數月後，積之與諸人既熟，又共見其才，然後舉之入主報事，此超原議也。故屢書港澳，述其情節，而南中不解此意，期期以為不可。
公度與穰卿本素有微嫌，前十日間忽來一書，欲令穰引去，而使鐵及積為總理。其實，可謂鹵莽不通人情，反使超極下不去。幸日來次亮、木齋等，同擬創辦一日報，名曰《公論報》，屬超專主其事；超則蚤定主意，屬積在彼主持，故與穰言論之間絕未吐露一形跡，而積於人情世故甚熟，極能相處，故至今仍無一毫嫌疑。其實軀殼與軀殼相處，乃世界上第一難事，數年共事而無一嫌隙者，古今幾無其人。即如澳報，同喻深意，同舟共濟，宜其更無一變幻矣。而介石之事，即至若此，可見近而不相得乃天地間一定不能免之事。超與穰相處如此，亦真天下所罕見耳。超初從粵歸，聞雲台、仲策之言，而生小嫌。仲策固偏急也。二人者又皆未接一人，絕不知入世之難也。而雲台又精神甚短，議論亦少，學問亦未足（穰屢述其多次外行話），故穰頗輕之二人，於超初歸，多憤激之詞。超致書公度將或亦不免多說幾句，故公度至此，實超之謬妄也。館中此職非穰亦不能任也。」（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與康有為書》）
後來，又在《創辦時務報源委記》一文中說，《時務報》開辦不久，汪康年和黃遵憲之爭因報館設不設總董問題，爭議很大，幾於翻臉。先生寫道：
「當開辦之始，公度恐穰卿應酬太繁，（蓋穰卿宗旨謂必須吃花酒，乃能廣通聲氣，故每日常有半日在應酬中，一面吃酒，一面辦事。）不能兼辦全局之事，因推鐵樵，（名樵，四川人，季清先生之子，去年已即世矣。）為坐辦。時鐵樵方由蜀至湘，公度屢函電促之。又開辦時所出公啟內辦事規條第九款云：本報除任報館辦事各人外，另舉總董四人，所有辦事條規，應由總董擬定，交館中照行云云。自丙申秋至丁酉夏，公度屢申此議，謂當舉總董。以此兩事之故，穰卿深銜公度，在滬日日向同人詆排之，日遍騰書各省同志，攻擊無所不至，以至各同志中，有生平極敬公度，轉而為極惡公度者。至去年八月，公度赴湘任，道經上海，因力持董事之議，幾於翻臉，始勉強舉數人；然此後遇事，未嘗一公商如故也。」（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梁著《創辦時務報源委記》）
是年春，先生致汪詒年一書，是調解汪詒年和黃遵憲之間的關係的，從而可知汪、黃之間爭議之一斑，乃先生所持的態度。茲將全函錄下：
「來諭誠然。弟及孺博及舍弟昨見公度書，皆憤詫。兄之初來情節，豈待兄言？當時穰兄亦有遲疑，恐受外謗，以商於弟。弟彼時未深悉兄之為人，以為未必報館中不能少之人也，故亦頗有引嫌之意。及今數月以來，則知館中事務，一刻不能離公，內外上下，一切皆一人獨任其勞，館中非得公，則一日不能支矣。此事舉館人人共睹，公度徒知鐵樵之才，而不知兄也。凡不相知之人，最難與言。豈惟公度不知兄？即弟去年未返粵以前，亦未知兄。公度亦豈惟初不知兄，即弟初與彼相見時，彼亦絕不知弟。故一見未及數語，即舉茶逐客。又越三日，然後差片回拜，神情冷落異常，弟彼時憤極，穰兄知之。此亦不相知之故也。公度之為人，講條理，主簡易，少酬應。其為人與穰兄性最不近，故每有不以穰為然處。彼在此時，已屢為弟言之，大約謂穰兄在外面主聯絡一切，而館中有鐵樵主雜事最宜，亦略如兄，行總理，坐總理之說。彼蓋恐館中事無人照應也。彼未知有兄之任此也，且彼在此之時，兄固未來矣。彼時弟亦謂宜添一人如兄今日之職者也。彼至今日亦尚以為公專管校勘而此職猶未得人也，故有此言。超度其來由，公度簡傲，然疑人盤踞等心，度未必有。彼雲公管校勘雲者，彼意殆以為公僅任此，宜仍其舊雲耳。穰卿與彼信或有道及詳細情形，弟則冰河以來與公度信極少，僅得兩封，亦無暇多言報館事，似惟及章麥之來耳。故彼無從知也。公度誠謬誤，然館中一刻不能離公，公幸顧全大局，暫受彼嫌疑，不久必能大白。公度到滬，當亦悔其言之躁率，弟亦當以此間情形告之，非為公辯也，為保全報館計也。彼之著急欲覓一人者，正欲覓得能如公今日所為之事者一人，以襄綜一切。彼見兄亦當傾折，弟可決其非有他腸，即不具論及彼。然館為穰兄艱難創之，兄亦當念手足之情，力保大局，望無自疑。薪水之微薄，乃穰兄極避嫌疑，弟亦深知此意，故屢未議加。然館中惟兄一人最勞，誰不知者。舍弟脾氣最不好，昨夕與弟言及頌兄不加薪水實為無理，故弟昨午與穰言之（前已言之，穰事忙擱下，弟亦事忙擱下），遂並告帳房，故彼有此雲。今兄五日之說，此何言也，即不念弟，亦念穰，即不念穰，亦念大局。為此，哀懇百拜萬叩，寫複數紙，亦不能已於言者也。頃因隨同家君家母食大餐，暫未能到館，少頃面罄一切。」（《江穰卿先生師友手札》）
先生自己在《時務報》期間，由於政治見解不同，與汪康年亦常有齟齬。下面幾封信，可以反映梁、汪之間爭持情形：
「公度今日約談，惟舍弟即日北行，收拾行李一切，更無暇，實不能往，請兄必往一談（若往時祈言弟晚間或往）。彼所言各事，無論依之與否，總以當面解釋妥當為是。《時務報》非公度不有今日。草創時，一切皆與共之。彼亦極以此事自鳴得意。今驟然置之不問，亦殊非人情，萬一有他舉動，則貽天下笑矣。
前日弟與兄言積之之事，頃雲台鄉試後，決意不復入報館。雲台在館現時所辦之事，擬即以積之代之。又不纏足會等事，頌谷一人之日力，實斷不能兼顧，或並《湘報》等寄售之各書各報，皆歸積管何如？前曾微以此語叩積之，積以前日公度信中偶及彼名，自避嫌疑，不肯復到報館。今弟既行，譯書局又未能即開，《知新報》無可附麗，其勢不能不寄跡《時務》，而《知新》無人總持，實屬不便，復以勞頌谷，益復不能。反覆三思，惟有此法。加以雲台遠颺，此法更屬妥協。惟令其兼管寄售書報等（恐事稍多，然較之頌谷亦未為多也），則送華文報等，恐又須別覓一人耳。至於可否之處，及薪水如何？統由兄裁定。並請以告公度。兄亦自寫一條來約積之，弟固無此權利也。」（《汪穰卿先生師友手札》《上穰兄書》）
從下面這封信里，可知先生此時仍在向汪說明情況，以便維持時務報館事：
「面談不能畢其詞，故以書達之如右：
所以起意見之由，既已言明，又已從今日起誓滅意見，則有應商各事如下：
公度立董事之意，超本以為極善。因彼初來信時，逢公之怒，又彼信提起積之字樣，而函中又適欲請積之駐《時務報》辦《知新報》事，其事太湊巧，幾疑弟穿為一氣。以有此說，弟百口亦無以自明，故弟絕口不欲言之。又譚復生及此間有許多人，謂外間紛傳時務報館將盡逐浙人而用粵人之說，故弟與孺博、雲台等，決意相率去之，雖不至以亂易整，故仍領館中文字而誓不在館中住，以避嫌疑。（雲台所以請積代者，彼欲俟鄉試後仍住數月，以薪水還所借報館金錢。頃彼臨行時，又想出別法，故決辭。）積之此次入館，弟與積俱極不願。而公度一來即以為言，蓋度彼系從強學會初起時聞康先生稱積之之為人，故心識之。彼言及此，弟即止之，彼益以為弟有意見存其間，故言之愈亟。太拂之，恐生波瀾，故隱忍就之耳。弟因此種種情形，又因公度之為人與彼譚論皆聽受時多，發論時少，故始終亦不能畢其詞。今既立董事，則弟有欲借董事之力舉辦者數事。」（同上，《上穰兄書》）
下錄自先生致汪詒年的便條，對於更改他的文章提出了意見：
「頃見四十三冊論中有承改正者數處，雖無關宏旨，然未見告，竊不自安。它日若竟是如此，令弟莫知所適從矣！君勉撰述依前者麥章之例，本當在告白中登明。四十二冊現已忘卻，故弟曾有一條言之，今見四十三冊竟無告白，如此亦令君勉不知自居何等也。如何之處，乞酌示。」
以下一條，則純是講排編報紙格式的：
「會報敘擬得數行，乞與穰商定，即冠於報首，何如（全報之首）？
又報中有一當改之體例（指首葉目錄言），凡文編中所列各文，宜並登其文之題目，如東西文各報之例。『時務報館文編』六字頂格寫（如東文報譯字樣），其各題目低一格寫（如東西文各條之題目），乞以後即改定。《會報》亦當如是。『會報』二字為大題目，頂格寫，『南皮張尚書戒纏足會章程序』為小題目低一格。（題可如此寫，勿寫鄂督張也，與近事類不同故也。）以後所有一切小題目，皆照此式低一格寫可也。
又《會報》所有各會辦事情形，都要勞穰老做一訪事人，兩公謂何如？」（同上，《上頌谷、積之書》）
以下是這年夏天，先生致汪詒年的信，由此可知梁、汪矛盾是直接與雙方的政治觀點有關的。此書不全，並有脫字，茲錄於下：
「啟超之學，實無一字不出於南海。前者變法之議（此雖天下人之公言，然弟之所以得聞此者，實由南海）未能徵引（去年之不引者，以報之未銷耳），已極不安。日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為人？弟之為南海門人，天下所共聞矣。若以為見一康字，則隨手丟去也，則見一梁字，其惡之亦當如是矣。聞南海而惡之，亦不過無識之人耳。即如去年強學之舉，京師、上海應者如響自，頃在桂林開學會，全省響應，可知公理固在人心也。若因強學之中止而謂，然則寧可謂杭州書院之中止、漢申各報之誣謗，而謂惡穰卿之人多耶？歐陽錡謂譚復生為窮凶極惡，亦將避之而不敢徵引譚說耶？為銷報計，則今日之《時務報》誰敢不閱？謂因此一語，而閱報者即至裹足，雖五尺之童，知其不然矣。公何慮焉？
弟印此文入《時務報》，實為扶持《知新報》起見，以澳門為可用之地，何穗田為可用之人，故必思多方以翼贊之。其實，《說群》□□自問猶未如變法之□盡也。（《知新》銷行雖極旺，於《時務》必無妨害，欲求其兩報並閱耳。若舍《時務》而閱《知新》，恐天下必無此人也。弟豈肯為此。）又世□□閱者，亦必不謂《說群》之過於變□□，姑妄言之，何傷歟？上下本無定，□□言亦不足憑，超意聽之而已。公謂何如？想可共喻也。」（《汪穰卿先生師友手札》，《復頌兄書》）
以下似是先生離滬赴湘之際致汪詒年書：
「菊信閱竟，奉繳。其言雖極懇切，而於事理不相接。彼蓋謂弟因意見去，故有此雲。弟實因學問去，必不勞此責備矣。至人之多言，可辨則辨之，否則聽之而已，無傷也。弟忍此數年之勞苦，異日同志中必有大獲其奔走之力者，彼時兄亦必以今日之行為然也。惟書中言復生似勸實阻一語，實不可解。弟處尚有復生親筆為作證也。姚、朱各處，兄能薦人往否？柴田、榮七之信，復書當交何處？乞示。」（同上）
十二月九日，致汪康年書，說因他來春將赴京會試，熊希齡等擬請汪到湖南代管總教習事務，並論及政局等問題。
「得書及東書敬悉。報館如此支絀，殊為可慮。聞兄頃又辦日報，深恐益不支也。鄙意日報切切不可沿《時務報》之名，徒牽倒大局，合之兩傷，極無謂也。《國聞報》好極矣，雖別出，亦必不能趕上也。
此間各事，大有眉目，同心協力以鼓鑄之，三年後，當可有成就，特恐敵人不我待耳。此間新辦南學會，右帥、公度、研父皆入會，誠盛典也。惟明春二月以後，復生須往粵，秉三、沅帆事又太多，弟又北上，無人主持其事，至為可慮。頃伯嚴、秉三又欲請兄來此主持數月。弟謂如此則將我報館之人盡扯來湖南，烏乎可？且兄亦必不能更去也。現彼等意尚未定，嚴、秉兩人持之良堅，謂頌兄可以支持下去，不必兄在彼，但離兩三月無傷云云。此等俟彼他日經定可耳。此間人才望似甚多，實則亦有限。有汪頌年詒書者，極好，想兄亦識之。又復生之師歐陽節吾先生。若能得此兩人辦南學會，則大佳矣。惜皆有事，無可如何。此會實東南半壁自立之起點，亦煞是要著也。惟明年會試，想必烏有，果爾，則弟不行，可無須替人矣。」
是時，汪康年和曾廣銓（敬貽）正準備往日本游訪，事前曾有書與先生商酌，故在同書中談到對於汪東遊的態度：
「東行事弟亦刻不能忘，唯前往之人必須極老誠慎密鎮靜者乃可。意中之人實無幾，兄自往則弟以為不可，不可輕於一擲也。然今日實到山窮水盡之時，更雍容一刻，不知又作何了結？此唯兄相時而動。若此信到時而德事尚未了，則往後之變，殆不可問。兄或春初始往一觀之，亦未為不可，唯切須慎密，無待多囑。
干戈滿地，一日萬變，我輩相見，實尚不知何日？念之悽惻。」（同上，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九日《與穰兄書》）
下面是致汪詒年一短函，但亦可見梁、汪齟齬之蛛絲馬跡：
「頌兄左右，前托王峙雲帶去一書，想已達。穰兄東行已返否？所事如何？聞瓜分期在西二月，信否？果爾，則信到時已不可問矣！年終報費收得如何，尚敷開銷否？今年不得不圖撙節之法矣。譯書局若有出書告白交來，乞為代登報末。蔡爾康之《中東戰紀》且登，而獨於弟所自辦之事靳之乎！此間百廢皆將具舉，然恐西人不我待也。奈何奈何！日報似不宜與本報同名，恐招物議也」（同上，小除夕《致頌兄書》）
次年二月十一日，先生因病由長沙回上海時，即致當時來湘的汪康年一書，提出辭職。此信全文於下：
「穰兄鑒：得與公度、伯嚴、沅帆書，悉一是。弟文雖劣下，而作文亦尚非難事，所以屢愆期無以應命者，竊以為汪氏一人一家所開之生意，每月以百數十元雇我作若干文字，實所不甘耳！既如此，便當早思辭職。到湘後，即以此狷狹之意陳於黃、陳、熊、譚諸君子之前，咸以為此究是大局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寧少安毋躁。數月以後，同心協力，必求所以整頓盡善之法，是以遷延及於今日。今我兄來湘，與諸君子會議，必有所以保全大局不致為外人所笑者。今以公論言之，銷報至萬份，而猶不免虧空，固不得不思變計；以弟私意言之，同為經理之人，同居董事之列，而去年一年報館新來之人，六七未嘗一告，乃至曾敬貽定兩年合同，必不許弟略知消息。且以此市恩於重伯，是弟在報館為僱工人久矣！而公等在上海歌筵舞座中，日日以排擠侮弄謠諑挖苦南海先生為事。南海固不知有何仇於公等，而遭如此之形容刻畫。然而，弟猶靦然為君家生意出死力，是亦狗彘之不如矣！此等責弟有意見，誠不敢避也。要以此事，一言以蔽之，非兄辭則弟辭，非弟辭則兄辭耳。
弟此次到申，亦不能久留，請兄即與諸君子商定下一斷語，或願辭，或不願辭，於二十五前後與弟一電（梅福里梁云云便得），俾弟得自定主意。如兄願辭，弟即接辦。（並非弟用私人阻撓，此間已千辛萬苦求人往接辦，必不用康館人也。）如兄不願辭，弟即告辭，再行設法另辦。此事弟開誠布公，言盡於斯，兄萬不可作違心之言（但不願辭，即不必辭），在此將就答應，到滬再行翻案。蓋雖弟接辦後，兄如翻案，弟仍即時讓出，設法另辦耳。弟固深以接辦為苦，特為諸君所責，不能不姑從耳。非有一毫爭心，想兄諒之。至於此舉乃就事而論，《時務報》既為天下想望，不能聽其倒敗，故不得不勉強支持，是以有此。
至我兩人十年交情，天下共知。西人辦事與交情截然分為二事，他日海上相見，杯酒言歡，毫無芥蒂，毫無嫌疑，想我兄亦必許之也。留請游安。弟超頓首二月十一日病中倚裝[31]。」（《汪穰卿先生師友手札》）
是年七月，《經世報》創刊於杭州，八月，《實學報》創刊於上海，兩報隱與《時務報》相對壘。王仁俊撰《實學平議》，據封建三綱毀謗民主，反對改制。同時，張之洞通過其幕僚向汪康年施加壓力，從內部抑制先生的言論。張元濟則對先生表示支持和安慰。他於十月二十一日特致函說：
「此皆例有之阻力，執事幸勿為所動也。《經世報》言多粗魯，姑勿論；而《實學報》則最足以動守舊者之聽，且足以奪貌新者之心。濟料其聲勢，必將日大。然一二十年後，民智大開，又必不辨而自屈，則又何必沾沾於目前之是非也。……非謂異我者，即在所必擯，西報館豈無異趨。所恨者，以爝火之微，而亦欲與日月爭明，使為守舊之徒，猶可言也，而偽在此似新之輩。夫處今之世，即合此十百有志之士，通力合作，猶恐未必有得，況復顯分畛域，同室操戈？濟處局外，且深悲憤，而何論公與穰卿之身當其際者乎？雖然，出一言，行一事，而天下翕然，則已為大同之世矣！濟數以兩言相勖，曰：『勿與之相競，勿因此自餒。』遲之既久，必能共明，且此之接踵而起者，何一非公與穰卿之私淑弟子乎？此言公必知之也。」（張元濟《致梁啓超書》，轉引自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第九十四頁）
是年，先生又收到陝西咸陽劉光■（古愚）兩書，他在《復劉古愚山長書》中，對於在陝興學、致富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同時，將南海先生撰《長興學記》、《新學偽經考》、《四上書記》，及他自撰《西學書目表》贈劉。茲將其信函摘要如下：
「二三月間，疊由楊君風軒兩賜手書，及《味經隨錄》、《創建書院折片》、《機器織布說略》諸稿，循誦數四，欽佩千萬。……
先生以織局、書院兩義立富教之本，可謂知務。既以集股不易，織造恐致無成，甚矣任事之難也。今欲糾大眾立公司以興地利，無論何事，想皆不易。就權宜之計，莫如興小農，勸小工，如蘿葡之糖、葡萄之酒、畜牛制乳、牧羊織毯之類，費本不巨，盡人可行，及其既盛，獲利亦可無量。又日本每歲手造器物，銷至美國者，值八千萬，美人畏之。然則機器固為富國第一義，然必謂舍機器之外，而即無術以致富，亦未必然矣。彼至纖極瑣如草帽邊者，猶且為出口貨物一大宗，他可知矣。……故小農小工最可用也。先生若有意於是，則此間續譯此類之書，當以次寄上，以備採擇。
今日所最切要而最易行者，自當以興學為主義……啟超謂今日欲興學校，當以仿西人政治學院之意為最善。其為學也，以公理、公法為經，以希臘、羅馬古史為緯，以近政、近事為用。其學焉而成者，則於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與夫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靡不融貫於胸中……日本變法之始，即開此院，以故數年之間，人才大成，各用所長，分任庶政，是以強也。」（《合集·文集》之三第十一——十四頁）
下面是劉光■致先生書：
「蟄伏里門，聞見淺陋。去歲遼海之禍，覺中國之勢不可終日，反覆思維，不得其故。後由李工部孟符寄歸《京師強學會序》及《上海強會序》，再三環誦，『不群不學』一語，洞見中國受病之源，始知世間尚有康先生。其人識周六合，而足以開萬古洪濛，佩服不可言喻。雖『群學』二字取忌當時，然欲稍振中國之氣，舉中外而安之，以成三代上之大同，必人人奉吾孔子之教而各修其實，則炮火無威，工產效靈矣。中國名為誦法孔子，久已舉其實而亡之，始於秦之愚黔首，終以歷朝之惡朋黨，馴成散渙錮蔽不可救藥之天下。吾輩無尺寸之柄，亦惟自群自學而已。
今命楊孝廉蕙、陳孝廉濤、孫茂才澄海游滬郢擇購機器。楊孝廉等雖非奇特之士，然皆有志者，願足下進而教之，毋吝裁成也。
《時務報》得閣下主筆，必有以大振吾人之聾瞶。陝省僻遠，祈每月妥寄一份，前曾托李孟符，想與閣下已有成約。其費及如何寄法，均祈裁酌妥當。
康先生近日行止，祈便示知，並代候起居。《時務齋隨錄》一冊，附呈清覽。」（劉光《煙雲草堂文集》卷五頁二十一《與梁卓如書》）
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十六歲
《三十自述》：
「春，大病幾死，出就醫上海，既痊，乃入京師。南海先生方開保國會，余多所贊畫奔走。四月以徐侍郎致靖[32]之薦，總理衙門再薦，被召見，命辦大學堂譯書局事務。時朝廷銳意變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聽諫行。復生、暾谷、叔嶠、斐村以京卿參預新政，余亦從諸君子之後，黽勉盡瘁。八月政變，六君子為國流血。南海以英人仗義出險，余遂乘日本大島兵艦而東。」
（一）入京
先生以春初在湘得病，未幾即返滬就醫，二三月間始入京師。《曼殊室戊辰筆記》里說：
「二十六歲，戊戌春正月，大病幾死。二月入京。八月政變走日本。」
先生這次入京，有康幼博先生隨行，可見當時先生的病尚未大痊。康幼博給何易一的一封信里提到這件事，現在把它錄在下面：
「弟此次三月來京，其始專為卓如病，以伯兄愛之，故弟護視其病，萬里北來，亦以卓如固請不能卻之。」（康幼博茂才遺文《致易一書》、《戊戌六君子遺集》）
先生由湘返滬的時候，在輪舟中曾與同志慷慨論救國事，狄楚青先生記述這件事說：
「至戊戌夏月，任公以病回上海，在招商局輪舟中（輪名立邨），一日在飯後與同人約曰：『吾國人不能捨身救國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輩從此相約，非破家不能救國，非殺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國為第一義，同此意者皆為同志。吾輩不論成敗是非，盡力做將去，萬一失敗，同志殺盡，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灰敗，仍須盡力進行。然此時方為吾輩最艱苦之時，今日不能不先為籌劃及之，人人當預備有此一日，萬一到此時，不仍以為苦方是。」（狄記《任公先生事略》）
（二）俄索旅大事件
二月俄索旅順、大連灣事件起，先生和麥孺博先生孟華頗助南海奔走其事，當時先生且與麥孺博氏聯合各省公車遞一呈稿於都察院，請拒俄變法。三月十三日天津《國聞報》有一段記事，現在把它抄在下面：
「順德麥孺博、新會梁任父兩孝廉，夙具愛國之忱，天下爭傳其學問，文章猶其末也。此次入都，適值俄人要約旅、大之時，兩君遂約同兩廣、雲、貴、山、陝、浙、江眾公車，於三月初六日上書都察院，力陳旅、大之不可割。不意是日堂官無一到者，孝廉等又以入闈在邇，不能再詣察院，若出闈，則事已大定矣。蓋其書始終不克上達雲。」（三月十三日《國聞報》）
以下節錄上都察院呈稿，從中可以看出他們有堅決拒俄的要求，但對英、日卻存有幻想：
「具呈舉人麥孟華等，為俄欲無厭，掣動全局，乞力拒俄請眾公保以保存大局，呈請代奏事。竊俄人脅割我旅順、大連灣，薄海人民咸為痛憤，舉人等來自田間，側聞朝議曲從其請，咸慮旅大既割，諸國接踵，立即危亡，不勝憂憤惶惶，不揣疏賤，敢冒斧鉞，以自貢其毣毣之愚。……
今日救亡之術，惟曰力拒俄請而已。然俄人橫暴，要求不得，必繼以兵，中國甲午以後，兵事廢墜，以敵強俄，舉人等固知其必不能戰也。雖俄人鐵路未成，運兵艱阻，中國之羸，尚可一戰。然懾於屢敗，兵氣不振，舉人等又知諸臣之必不敢言戰也。然猶敢謂力拒俄請者何也？各國公法，授受土地，各國皆有自主之權，若他國強索，則有不允一例。泰西此例，名為普魯打土。俄人橫肆妄求，我可援據公法，峻卻勿許。俄鐵路方為烏蘇里江水漲沖斷，不能運兵，海參威之兵，不過數萬，彼自度力薄，未必遽敢用兵也。彼即用兵，我閉門自守，絕不與戰，布告天下，請局外之國公斷，度英與日本，必將出而助我。……
中國誠堅持不許，以俟英、日之居間，彼既執公義，復便私圖，二國併力，既足制乎俄人，返復侵地，更有德於中國。此舉人等所以敢決英、日之助我，而請之可以堅拒也。若謂俄人強悍，英、日未必力持，英、日助我，他日又求酬報，如此則有公保之法，足以應之。西人最講平權之法，若強大兼併弱小，或一國獨據險要，勢力不均，大局有害，則各國可出而阻之。俄之強盛，諸國之所素畏也，更得出口之海，則諸國皆非其敵，故旅、大之事，咸跂踵以俟其變。若昌告萬國，捐旅、大為公地，而使諸國通商，在彼既可平權，又能獲利，自必樂為聽從，在我雖失二地，可緩分裂，亦屬有裨大局。俄人雖悍，度未必敢犯萬國之怒也。若患俄舍而他顧，更肆要求，則合眾公保，可絕其望。……俄雖悍暴，安能萬里以與諸國抗哉！與其割要地於強俄，以致瓜分之立見，孰若求公保於各國，然後變法以圖存，天下存亡在此一舉。
伏望皇上遠慮事變，堅忍力持，勿圖旦夕之苟安，勿畏虛言之恫喝，上焉拒俄請以聯英、日，次焉求公保以絕俄交，然後發憤變法，力求自強則國家將有所賴。若猶委曲順就，苟且求安，則親俄而求其庇，已誤於前，畏俄而徇其求，復誤於後，禍變之來，必有不忍言者。事幾得失，間不容髮，乞皇上慎審先事之幾，無貽噬臍之悔，不勝惶迫屏營之至。伏乞皇上聖鑒。謹呈。」（閏三月《湘報》第四十九號百九十四頁）
（三）開保國會於北京
三月南海先生在京師發起保國會，先生贊畫奔走的地方很多。該會開過數次，到會的人都過百人以上，北京風氣一時大變。後來因為洪嘉與、孫灝的攻毀，和李盛鐸、潘慶瀾、黃桂鋆等的參劾，便無形停止了。關於開辦該會的緣起和經過，略見於《南海先生自編年譜》和《戊戌政變記》兩書。現在另擇錄兩書以外的幾段材料在下面：
閏三月十五日先生給夏曾佑的一封信里，提到保國會被劾事：
「京中臥病，辦保國會，昨十二日為潘慶瀾所劾。今上神明，謂會能保國豈不大佳，遂爾留中，吾華之興廢有自乎。付章程請將其事刊之於報，雖西人聞之亦必驚為創事，非如強學之封禁也。下月乃能出京。見已不遠，容面談之。」（閏三月十五日《與穗卿足下書》）
保國會章程三十條，會講例十九條，是南海擬定，現在節錄章程中幾條在下面：
「一、本會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振救之，故開斯會，以冀保全，名為保國會。二、本會遵奉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上諭，臥薪嘗膽，懲前毖後，以圖保全國地國民國教。三、為保國家之政權土地。四、為保人民種類之自立。五、為保聖教之不失。六、為講內治變法之宜。七、為講外交之故。八、為仰體朝士講求經濟之學，以助有司之治。九、本會同志講求保國保種保教之事，以為論議宗旨。十、凡來會者激厲奮發，刻念國恥，無失本會宗旨。十一、京師、上海設保國總會，各省各府各縣皆設分會，以地名冠之。……二十五、來會者不論名位學業，但有志講求，概予延納，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恤，務推藍田鄉約之義，庶自保其教。……二十七、來會之人，必求品行心術端正明白者，方可延入。」（擬《保國會章程》，見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七日《國聞報》）
第二次開會時，先生有一篇演說，節錄如下：
「嗚呼，今日中國之士大夫，其心力其議論，與三歲以前則大異。啟超甲午、乙未間游京師，時東警初起，和議繼就，竊不自揣，日攘臂奮舌，與士大夫痛陳中國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則信者十一，疑者十九，退而衋然憂，睊然思，謂安得吾國中人人知危知亡，其必有振而救之者。乃及今歲，膠、旅、大、威相繼割棄，受脅失權之事，一月二十見。啟超復游京師，與士大夫接，則憂瓜分懼為奴之言，洋溢乎吾耳也。及求其所以振而救之之道，則曰天心而已，國運而已。談及時局，則曰一無可言。語以辦事，則曰緩不濟急。千臆一念，千喙一聲，舉國戢戢，坐待刲割。嗟乎，昔曾惠敏作《中國先睡後醒論》，英人烏理西（英之子爵，今任全國陸軍統帥）謂中國如佛蘭金山之怪物，縱臥則安寢無為，警之覺則奮牙張爪，蓋皆於吾中國有餘望也。今之憂瓜分懼危亡者遍天下，殆幾於醒矣，而其論議若彼，其心力若此！故啟超竊謂吾中國之亡，不亡於貧，不亡於弱，不亡於外患，不亡於內訌，而實亡於此輩士大夫之議論，之心力也。今有病者於此，家人親戚，咸謂其病不可治也，相與委而去之。始焉雖無甚病，不浹旬必死矣。今中國病外感耳，病噎隔耳，苟有良藥，一舉可療，而舉國上下，漫然以不可治之一語，養其病而待其死亡。昔焉不知其病，猶可言也。今焉知其病，而相率待死亡，是致死之由，不在病而在此輩之手，昭昭然也。且靡論病之必可治也，即治之罔效，及其死也，猶有衣衾棺槨之事焉，猶有託孤寄命之事焉，欲委而去之，蓋猶有所不能矣。一人之身且有然，而況國之存亡，其所關係所牽率，有百倍於此者乎。故即瓜分之事已見，為奴之局已成，後此者猶當有事焉矣。執豕於牢，尚狂擲而怒嗥，今數萬里之沃壤，固猶未割也，數萬萬之貴種，固猶未縶也，而已俯首帖耳，忍氣吞聲，死心塌地，束手待亡，斯真孟子所謂是自求禍也。《論語》之記孔子也，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夫天下事可為、不可為，亦豈有定哉？人人知其不可而不為，斯真不可為矣；人人知其不可而為之，斯可為矣。使吾四萬萬人者，咸知吾國處必亡之勢，而必欲厝之於不亡之域，各盡其聰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內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國之亡猶不能救者，吾未之聞也。」（《合集·文集》之三第二十七——二十八頁）
關於保國會開會時的情況，李宣龔給丁文江的信中，曾經談及：
「迨保國會發起，弟雖到過一兩次，其實不過逐隊觀光，並不識有所謂政治思想。即如開會第一日，南海演說俄羅斯問題，容純甫、沈子培諸人均在場，而楊叔嶠偏獨當眾假寐。八月難作，叔嶠且列於康黨，是一可笑之事。且是日聽眾，爾我漠不相屬，論議未畢，□□狼藉，此真鄭稚所謂保國會如此，天下事可知者矣。」（李宣龔《與丁在君書》）
李氏對康、梁敢於冒險犯難的革新精神，十分稱讚：
「然當時輦轂之下，何施不可，康、梁諸公乃敢犯冒嚴譴，成此異舉，實在不能不欽佩。」（同上）
先生稱揚南海和他的學說的情形，從《時務報》和時務學堂時期的各種文字里已經可以看出一些來。其見於他人記載的，李書以外，孫仲愚的日記和王小航的記事，都曾提到。現在把李氏書里這段話錄在下面，借見一斑：
「惟其時任公到處援引，至以意見不合，與林琴南、高嘯桐兩先生幾至衝突，此乃區區所親見者。當時竊謂未免太過，及今思之，真忠厚長者矣。」（同上）
四月六日天津《國聞報》里有《開保國會書後》一文，現在收錄在這裡，以見當時的一般輿論，和守舊者忌恨維新的情形：
「自割台之後，吾已不國，近者割膠州、旅順、大連灣、金州、威海、廣州灣，山東則鐵路不得開，聶士成之練兵歸俄教習，長江歸英，福建歸日，本定兩廣、雲南為英、法所爭，不必有非常之變，率有教案，國可立亡，魚爛瓦解，有若旦夕，舉國在於沉舟之下，覆屋之中。強盜入室，大火燒門，有壯者荷戈持鑼，大聲疾呼，而同室之人，不惡盜賊，不救大火，而反仇是荷戈持鑼之人，罵之詈之，攻之訐之，縛之扶之，組織而鍛煉之，甚且誣罔以為荷戈欲竊，持鑼放火也。言者既多，雖向號開新之人，以開民智救國難為事者，亦且驚惑於眾論，或疑其無益，或哂其多事，或疑其虛論而無實事，或疑其不必駭眾而貴名，或以為不必驁愚而飾智，亦復冷譏而薄誚之。或有救國心殷，實以為宜者，亦復畏於眾論，退縮卻行，緘口媕默，但不加謗而已，亦不敢稍置一詞。宋人有狂泉，舉國飲之，有一人不飲，則以此人為狂而逐之。向以為必無此理由，今觀之乃真有此狂泉也。國之危亡岌岌，至今可謂極矣，再欲苟延殘喘，亦不易得矣。而不仇強敵而仇義憤，不思御外侮而思抑士氣，嗚呼，若是者不知與大清何仇何怨，而必助敵以自攻乎。」（《開保國會事書後》四月初六日《國聞報》）
是月德人毀壞山東即墨縣文廟的事傳入北京，一時公車異常憤慨，先生嘗聯合麥孺博等十一人上書都察院，請嚴重交涉，原呈稿載閏三月十七日《國聞報》中。
（四）請變科舉
四月初先生在京聯合公車百餘人聯名上書，請廢八股，《戊戌政變記》里有一節講當時運動的情形很詳細。
「同月，梁啓超等聯合舉人百餘人，連署上書，請廢八股取士之制。書達於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達於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不代奏。當時會試舉人集輦轂下者，將及萬人，皆與八股性命相依，聞啟超等此舉，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謠言，幾被毆擊。」
閏三月十九日先生給夏穗卿一書，裡面也提到運動變科舉的事，可以看出當時人情的閉塞情形和提倡變法的困難：
「瓜分之局已成，而人情閉塞如昨，至可憂耳。香帥到京，恐未必大用，位次太末，用亦未必有權，（幸亦如此，否則以忌刻之夫而當國，亦非所宜。）如許山川恐難朝夕，頃專意辦變科舉事，成否未可知，雖知其無及，不能不略為說法。」（閏三月十九日《與穗卿兄書》）
現把他們當時所上的《請變通科舉折》節錄下來，以見其立論之一斑：
「具呈舉人梁啓超等，為國事危急，由於科舉乏才，請特下明詔，將下科鄉會試，及此後歲科試停止八股試帖，推行經濟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伏乞代奏事。竊頃者強敵交侵，割地削權，危亡岌岌，人不自保。皇上臨軒發嘆，天下扼腕殷憂，皆以人才乏絕，無以禦侮之故。然嘗推求本原，皆由科第不變致之也。
夫近代官人皆由科舉，公卿百執皆自此出。……然內政外交，治兵理財，無一能舉者，則以科舉之試，以詩文楷法取士，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故也。……故科舉為法之害，莫有重大於茲者。
夫當諸國競智之時，吾獨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以與智敵，是自掩閉其耳目，斷刖其手足，以與烏獲離婁搏，豈非自求敗亡哉！昔我聖祖仁皇帝已赫然變之矣。然此後復行之而無害者，竊謂當閉關臥治，士民樂業之時，無強敵之比較，無奸宄之生心，雖率由千年，群愚熙熙，固無害也。無如大地忽通，強鄰四逼，水漲堤高，專視比較，有一不及，敗績立見，人皆智而我獨愚，人皆練而我獨暗，豈能立國乎？……
頃者伏讀上諭，舉行經制之科，天下咸仰見旁求之盛意矣，而以舊科未去，經制常科，額又甚隘，舉人等從田間來，見生童晝夜咿唔，尚誦讀割裂搭截庸惡陋劣之文如故。舉人等亦未免習寫楷法，以備過承策問之用，當時局危急如此，而天下人士為無用之學如彼，豈不可大為憂哉？此非徒多士之無恥，亦有司議例之過，以誤我皇上，以亡我中國也。
夫易尚窮變，禮觀會通，今臣工頻請開中西學堂，皇上頻詔有司開京師大學矣。然竊觀直省生童之為八股以應科舉，一邑百千，皆非郡邑教官教之者。蓋上以是求，下以是應。昔齊桓服紫，一國皆服紫，楚靈細腰，宮人餓死。皇上撫有四萬萬之民，倍於歐羅巴全洲十六國之數，有雷霆萬鈞之力，轉移天下之權，舉天下之人而陶冶成才，以禦侮興治在一反掌間耳，奚憚而不為哉？
查經制常科，已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會同禮部議准頒行。伏乞皇上憂恤國家，哀憐多士，奉聖祖仁皇帝之初制，盡行經制科之條例，斷自聖衷，不必令禮官再議，特下明詔，宣布天下，今自丁酉戊戌鄉會試之後，下科鄉會試，停止八股試帖，皆歸併經制六科舉行。其生童歲科試，以經古場為經制為正場，四書文為二場，並廢八股試帖體格。天下響風，改視易聽，必盡廢其咿唔割裂腐爛之文，而從事於經制之學。得此一年講求，下科人才，必有可觀，風化轉移，人才不可勝用。皇上挾以復仇雪恥，何所往而不可哉！變法之要，莫過於此。舉人等素習舉業，並講楷法，於兵農工商內政外交之學，向未講求，致外國新法及一切情形，尤所未睹，將來幸被貢舉，皇上授官任政，不出舉人等，既內自慚悚，實恐誤國。頃上痛誤國，下恤身家，不敢復戀舊習，以循私便，同聲知誤，更無異辭。謹合辭上瀆，伏乞代奏皇上聖鑒。謹呈。」（五月十三——十四日《國聞報》）
（五）徐致靖之奏薦
戊戌年的百日維新開端於四月二十三日的定國是之詔，要明白康、梁兩先生的變法運動的詳細經過，有《南海先生自編年譜》和《戊戌政變記》兩書可以參考。現在我們把幾件重要的事簡敘於下：
一、外患的壓 促成光緒帝變法決心的第一原因就是外患的壓迫。甲午年的失敗在中國對外關係上是一件空前的奇恥大辱。接連著就有去年冬德人強占膠州的案子，和今年三月俄索旅大的事件。這些接踵而至的重大壓迫，使一般比較開明的士夫都感覺到中國的政治有改弦更張的必要，這是戊戌變法運動進行特別猛烈的一個最大原因。
二、翁常熟之薦康 使戊戌變法運動開展那樣迅速的一個動力，當然是康、梁兩先生宣傳和運動的努力，但他們畢竟是人微言輕，故其活動範圍只限於普通士夫和下層官吏。使他們的救國主張能上達到朝廷，尤其光緒皇帝面前的，乃是翁同龢的薦舉。
關於翁和康的關係問題，眾說紛紜。《翁文恭公日記》對康的批評很壞，尤其不承認薦康的事。《南海先生自編年譜》對翁則稱揚備至，對於薦他的事則言之鑿鑿。這個問題我們在這裡不便仔細考證，不過就一般的道理來研究，康之所以在沒有被召見以前，就受知於光緒帝，一定是經過大僚的奏薦。因為在四月以前，康的七次上書里，只有乙未閏四月第三上書和本年正月第六上書上達於朝。同時書面奏薦過他的也只有上年冬給事中高燮曾的奏摺，若僅為他兩次上書和高燮曾一次的奏薦，光緒皇帝似乎不至於便那樣看重他，以至於正月初三命總署王大臣傳見他，問天下大計變法之宜。至於當時康所結識的大僚中只有翁常熟和南海張樵野蔭桓。據《南海先生自編年譜》所記，康與張的關係和來往還不及康與翁的十分之一。所以康之受知於光緒帝，決不是張的力量。進一步說，翁本人是贊成變法維新的。四月二十三日定國是之詔，就是他擬定的。同時，他在日記里否認和康有來往的話，正可反證他和康確有往來，否則光緒帝似乎不至於因為強迫他向康索書而大怒。況且康南海的自編年譜似乎決不至無中生有地硬說和翁來往那樣多。據我們研究的結果，翁是薦過康的，不過薦的情形或者不至有「勝臣百倍」那樣過火的話罷了。他薦康的時候大概是丁酉冬到戊戌春間。至於他對變法的態度，大概是比較的慎重，尤其是在恭親王逝後，舊黨氣焰特別囂張的時候。康南海的自編年譜里曾經很明白地說，四月初恭親王薨後，他便上書常熟，勸他乘時亟圖變法，但常熟因為正在謗聲鼎沸的時候，自願離開京師。這可見翁氏對於變法的態度了。不過翁稱揚奏薦康氏於前的事，是使這次變法運動在朝廷中開展起來的一個重要因素。
以上是編者當年的看法。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光明日報》史學載有翁同龢於戊戌政變後不久致友人一書，足證翁氏與戊戌變法的關係，茲錄於下：
「今日太后臨朝，問康、梁事甚急，略有怒容。弟之舉康、梁也，衷心無一毫不能告人處，足下所知而世人所共見也。康、梁有經世之才，救國之方，此弟之所以冒萬死而不辭，必欲其才能得所用而後已也。今遭時忌，必欲抑之，使不能行其素，究何為哉？是何心耶？太后且有不得康、梁，翁某亦有罪咎之語。嗚呼！翁某豈畏罪之人哉？徒以有梗在喉，不吐不快耳！足下知我最深，將何以教之耶？方寸已亂，書不成句，惟知我者諒之耳。敬頌尊安，弟同龢上言。
閱後乞付丙丁。」
三、清德宗變法的決心 從很多的材料裡面，我們可以看出光緒皇帝因鑒於甲午以來外患壓迫的嚴重，和國人變法維新情緒的熱烈，決心變法。乃於四月二十三日頒發「定國是」的上諭，現在全篇抄錄於下，借見當時光緒帝對變法的態度：
「欽奉上諭：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托於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
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裨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
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大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其入學肄業，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光緒政要》卷三十四頁十二）
二十三日，定國是之詔既下，二十五日，就有侍讀學士徐子靜致靖奏薦南海、張菊生元濟[33]、黃公度、譚復生和先生的事。現在把徐的原折節錄於下：
「竊臣伏讀本月二十三日上諭，以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外察時局，內審國勢，斥守舊迂謬之見，求通經濟變之才，此誠窮變通久之大經，轉弱為強之左券。然臣愚以為皇上維新之宗旨既定矣，而所以推行新法乃皆委諸守舊之人。夫非變法則不能自強，而非得其人亦不能變法。昔日本維新之始，特拔下僚及草茅之士，如木戶孝允（原初稿誤作水戶孝允——編者）、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二十人，入直憲法局，以備顧問，不次擢用，各盡其才。新法皆數人所定，用能新政具興，臻於強盛。……故臣以為不欲變法則已，苟欲變法，必廣求湛深實學博通時務之人而用之，而後舊習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也。
臣竊見工部主事康有為，忠肝熱血，碩學通才，明歷代因革之得失，知萬國強弱之本原，當二十年前，即倡論變法。……
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歷任出使日英美各國參贊官，……
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天才卓犖，學識絕倫……
刑部主事張元濟，現充總理衙門章京，熟於治法……
廣東舉人梁啓超，英才亮拔，志慮精純，學貫天人，識周中外，其所著《變法通議》及《時務報》諸論說，風行海內外，如日本、南洋島及泰西諸國，並皆推服……
今日者，事變紛乘，需才正亟，皇上既知法之不能不變矣，特恐盈廷之臣，雖奉明詔，仍不知下手之次第，施行之緩急，或且草率從事，覆■見譏，坐失良機，終無實效，徒為守舊之所藉口；雖有良法，誰與任之，臣是以慮不得其人，亦不能變法也。臣學識淺薄，不足以仰贊睿慮，裨助新法。顧伏念荷蒙聖恩，擢置侍從，深維舉爾所知之義，敬效以人事君之誠，所舉五人，臣實知之甚深，是用不揣冒昧，臚列瀆陳。」〔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第三三六頁〕
徐折入同日即奉有上諭說：
「四月二十五日奉上諭：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奏保通達時務人才一折。工部主事康有為、刑部主事張元濟均著於本月二十八日，預備召見。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著該督撫送部引見。廣東舉人梁啓超，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看具奏，欽此。」〔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第二十頁〕
定國是詔甫下，拉那氏立即團聚頑固派布置政變。二十七日就強迫光緒帝連發了三個上諭。一個是命翁常熟開缺回籍；一個是調直隸總督王文韶入值樞廷，遺缺以榮祿署理；一個是令在廷臣工以後遇有太后賞項及補授文武一品或滿、漢侍郎均須恭詣太后前謝恩。先生後來在《新政詔書恭跋》指出：「二十七日翁同龢見逐，榮祿督師，西後見大臣，篡廢之謀已伏。」現我們從先生四月到五月間給夏穗卿的幾封信里擇錄三段於下：
四月二十九日書：
「日來在此用大力鼓鑄全局，而其事變每出人意外，數日之內，世界屢變，或喜或愕，如讀相宗書也。南海召見，面詢極殷拳，而西王母主持於上，它事不能有望也。總署行走，可笑之至，決意即行矣。」（四月廿九日《與穗卿仁者書》）
五月七日書：
「二十八日康先生召見。聞今上聖明，諸大臣皆無及者，實出意外。惜覃溪[34]以阻天津之幸，至見擯逐，未能大啟天下之蒙耳。康先生從容度無所補救，亦將南下。」（五月七日《與穗卿賢兄書》）
五月十七日書：
「新政來源真可謂令出我輩，大約南海先生所進《大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記》兩書，日日流覽，因摩出電力，遂於前月二十間有催總署議覆先生條陳制度局之議。仆等於彼時，乃代楊侍御徐學士[35]各草一奏，言當定國是，辨守舊開新之宗旨，不得騎牆模稜，遂有二十三日之上諭。南海、菊生召見，力言科舉事，既退出，即飛告仆，令作請廢八股折，宋侍御[36]言之，是日即得旨送往園中，至初五乃發耳。大率有上開新折者，則無不應，蓋上下之電力熱力，皆以相摩而成也。而常熟去國，最為大關鍵。此間極知其故，然不能形諸筆墨，俟見時詳之。南海不能大用，菊生無下文，仆之久不察看，率皆由此而生也。仆已於前日舉行察看之典，未知下文如何耳。初時極欲大辦，今如此局面，無望矣。科舉一變，則守舊之命脈已斷，我輩心愿亦幾了矣。日間必出都，相見不遠也。」（五月十七日《與碎佛書》）
從以上幾段材料里，我們第一可以看出翁常熟與當時朝局和新政的關係，第二可以看出先生和南海當日所努力的變法運動實無何等把握或希望，所以才常常有言去之說。現在再把康幼博給何易一的一封信抄錄在下面。裡面所講當時朝局情形和南海卒不能去的原因更詳明了。
「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弟私竊深憂之，故常謂但竭力廢八股，俾民智能開，則危崖上轉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願，八股已廢，力勸伯兄宜速拂衣，雖多陳無益，且恐禍變生也。伯兄非不知之，惟常熟告以上眷至篤，萬不可行，伯兄遂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但大變法，一面為新國之基，一面令人民念聖主，以為後圖。弟旦夕力言，新舊水火，大權在後，決無成功，何必冒禍。伯兄亦非不深知，以為死生由命，非所能避，因舉華德里落磚[37]為證，弟無如何。乃與卓如謀令李苾老奏薦伯兄出使日本，以解此禍。乃皇上別放公度，而留伯兄，真無如何也。伯兄思高而性執，拘文牽義，不能破絕藩籬，至於今實無他法，不獨伯兄身任其難不能行，即弟向自謂大刀闊斧，盪夷藪澤者，今已明知其危不忍捨去，乃知古人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固有無可如何者。」（康幼博茂才遺文《致易一書》，《戊戌六君子遺集》）
（六）詔改八股取士舊制
八股取士制度的廢除，是清末變法運動中一件很重大的事。千年沿襲的舊制，居然在守舊樞臣拚命阻撓之下，由五月初五和十二兩次上諭里從容廢除了。這件事的經過，《南海先生自編年譜》記述很詳細，現在節錄兩節，在下面文里提到的楊漪川、宋芝棟，便是楊深秀、宋伯魯。他們兩人和徐致靖都是很支持戊戌變法運動的。
「於是發書告宋芝棟令其即上廢八股之折，蓋已早為草定者。乃與幼博游西山。……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廢八股矣。先是二十九日芝棟折上，上即令樞臣擬旨。是日京師譁然，傳廢八股，喜色動人，連數日寂然。聞上得芝棟折，即令降旨。剛毅請下部議，上曰：『若下禮部，彼等必駁我矣。』剛又曰：『此事重大，行之數百年，不可遂廢，請上細思。』上厲聲曰：『汝欲阻撓我耶？』剛乃不敢言。及將散，剛毅又曰：『此事重大，願皇上請懿旨。』上乃不作聲。既而曰：『可請知』，故待初二日詣頤和園請太后懿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於西後，下扼於頑臣，變法之難如此！及命下之日，歡聲雷動。去千年之弊政，非皇上之聖武，豈能若此之剛斷乎。」（《南海先生自編年譜》）
五月初五日上諭因樞臣禮臣阻撓而致遲發的事，五月初九日，天津《國聞報》里也有一段記載：
「八股取士，習非所用。本月初五日特奉上諭，改試策論，風聞中外，耳目一新。有京友來函，此次改科諭旨，初二日業已擬發，以樞臣、禮臣均謂茲事重大，請從長計議，是以暫緩降諭。」
五日的上諭，是言廢除鄉會試應用八股的。十二日的上諭是言廢除童生歲科試應用八股的。《南海先生自編年譜》記第二次運動說：
「鄉會試既廢八股，而用策論，生童歲科試仍未改。吾三月所上之折，交總署議而未行，欲因勢並行之。乃自草一折，為楊漪川草一折。又令卓如草一折，交宋芝棟上之。奉旨允行，於是歲科試均廢八股而改策論矣。時八股士驟失業，恨我甚，直隸士人至欲行刺。於晦若至，屬吾養壯士，住深室，簡出遊以避之，吾笑而不避也。
時以愚民之害既去，當開民智，泰西文明，多由於有制新器著新書，尋新地之賞，初八日上折言之，奉旨交總署議。張樵野即屬卓如議稿，乃為議定，即令總署奏定章程，頒行天下者也。時新定國是，廢八股，舊黨謗甚沸，御史文悌、黃桂鋆等奔走謀之，聚議將聯名翻國是，復八股。乃草折交楊漪川上之，請御門誓群臣，並定謗新政之律，其有敢請亂國是、復八股者重懲之，於是上諭再責舊黨，謗謀乃少息。」
以下錄五日上諭：
「欽奉上諭：我朝沿宋、明舊制，以四書文取士。康熙年間，曾經停止八股，改試策論，未久旋復舊制，一時文運昌明，儒生稽古窮經，類能推究本原，闡明義理，制科所得，實不乏通經致用之才。乃近來風尚日漓，文體日敝，試場獻藝，大都循題敷衍，於經義罕有發明，而譾陋空疏者，每獲濫竽充選，若不因時通變，何以勵實學而拔真才？著自下科為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其如何分場命題考試，一切詳細章程，該部即妥議具奏。此次特降諭旨，實因時文積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張，以破拘墟之習，至於士子為學，自當以四子六經為根柢，策論與制義，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經史以達時務，總期體用兼備，人皆勉為通儒，毋得競逞博辯，復蹈空言，致負朝廷破格求才至意。欽此。」（《光緒政要》三十八卷十七頁，見五月七日《國聞報》）
以下錄十二日上諭：
「五月十二日奉上諭：御史宋伯魯奏，請將經濟歲舉歸併正科，並各省生童歲科試，迅即改試策論一折。前因八股時文，積弊太深，特諭令改試策論，用覘實學，惟是掄才大典，究以鄉會兩試為綱，鄉會試既改試策論，經濟歲舉，亦不外此，自應並為一科考試，以免紛歧。至生童歲科試，著各省學政，奉到此次諭旨，即行一律改為策論。毋庸候至下屆更改，將此通諭知之，欽此。」（五月十四日《國聞報》）
是時京師大學堂也奉上諭，照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王大臣所奏辦理，並派孫家鼐為管學大臣。先生在《戊戌政變記》里記倡設該堂之緣起和參與訂定章程事件之經過說：
「乙未和議成後，士夫漸知泰西之強由於學術，頗有上書言之者，而刑部侍郎李端棻之奏，最為深切詳明，得旨允行。而恭親王、剛毅等謂可以緩辦，諸臣和之，故雖奉明詔而束高閣者三年矣。皇上既毅然定國是，決行改革，深知現時人才未足為變法之用，故首注意學校，三令五申。諸大臣奉嚴旨令速擬章程，咸倉皇不知所出，蓋中國向未有學校之舉，無成案可稽也。當時軍機大臣及總署大臣咸飭人來，屬梁啓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草定規則八十餘條，至是上之，皇上俞允，而學校之舉乃粗定。即此一事，下之志士之發論，上之盈廷之抗議，凡歷三年，猶煩聖主屢次敦迫，僅乃有成，其難如此，然其後猶以辦理非人，成效難睹，蓋變法而不全變，有法無人之弊也。」
（七）先生之被召見
先生於五月十五日（7月3日）被光緒帝召見。同日即奉有上諭，命以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
「五月十五日奉上諭：舉人梁啓超著賞給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欽此。」（五月十七日《國聞報》）
召見之後，先生給夏穗卿一書，論到召見後的感想，當時似仍懷去志。
「見當不遠，至慰。昨日召見，上實明。稍惜諸老不足為助耳。」（十七日《與穗兄仁者書》）
先生在《戊戌政變記》里，論述這次召見和譯書問題說：
「謹案國朝成例四品以上乃能召見，召見小臣自咸豐後四十餘年未有之異數也。啟超以布衣召見，尤為本朝數百年所未見，皇上之求才若渴，不拘成格如此。同日，有御史黃均隆參劾黃遵憲、譚嗣同，及啟超兩疏並上，皇上於劾者置之不問，於薦者明發諭旨。其用人不惑又如此。」（《戊戌政變記》第一卷第三十六頁）
又說：
「謹案中國之弱，由於民愚也。民之愚，由於不讀萬國之書，不知萬國之事也。欲救其敝，當有二端：一曰開學校，以習西文；二曰將西書譯成漢字。二者不可偏廢也。然學校僅能教童幼之人，若年已長成，多難就學。而童幼腦智未啟，學力尚淺，故其通達事理，能受學力，又每不如長成之人。且主持現今之國論者，在長成人而不在童幼人也。故欲實行改革，必使天下年齒方壯志氣遠大之人，多讀西書，通西學而後可，故譯書實為改革第一急務也。中國舊有譯出之書，詳於醫學、兵學，而其他甚少，若政治、財政、法律等書則幾絕無焉。且亦皆數十年之舊本，西人悉已吐棄者，故不能啟發才智轉移士論也。……至是御史楊深秀上書言譯書之要，梁啓超以是日召見，上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大加獎勵，遂有是命。」（《戊戌政變記》第一卷第四十四頁）
王照談梁被召見而未得重用的原因說：
「清朝故事，舉人召見，即得賜入翰林，最下亦不失為內閣中書。是時梁氏之名，赫赫在人耳目，皆擬議必蒙異數。及召見後，僅賜六品頂戴，是仍以報館主筆為本位，未得通籍也。傳聞因梁氏不習京語，召對時口音差池，彼此不能達意，景皇不快而罷。」〔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第五七三頁〕
先生奉到上諭後，於六月間上一書，瀝陳譯書局開辦情形，並進呈業經擬就的譯書局章程十條，同時以統籌全局，請增經費，請撥開辦費，經費，請速發三事為請，都得到光緒皇帝批准。現將當時所發的上諭抄於下：
「上諭：孫家鼐奏，舉人梁啓超《恭擬譯書局章程並瀝陳開辦情形據呈代奏》一折。譯書局事務，前經派令梁啓超辦理，現在京師設立大學堂，為各國觀瞻所系，應需功課書籍，尤應速行編譯，以便肄習。該舉人所擬章程十條，均尚切實，即著依議行。此事創辦伊始，應先為經久之計，必須寬籌經費，方不至草率遷就，致隘規模。現在購辦機器及中外書籍，所費不貲，所請開辦經費銀一萬兩，尚恐不足以資恢擴，著再加給銀一萬兩，俾得措置裕如。其常年用項，亦應寬為核計，著於原定每月經費一千兩外，再行增給每月二千兩，以備博選通才，益宏搜討。以上各款，均由戶部即行籌撥。以後自七月初一日起，每月應領經費，並著預先發給，毋稍稽延。其大學堂及時務官報局，亟應迅速開辦，所需經費，如有不敷，准由孫家鼐一併隨時具奏。」〔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第五十四頁〕
先生於七月間再上書，請設立編譯學堂並請畢業生徒准予學生出身，書籍報紙准免納稅。都蒙予照准。先生在《戊戌政變記》里論述這件事說：
「謹按我國科舉，向皆由學政考試乃得出身，學校生徒，向無學級，故不足以鼓勵人才。梁啓超以微員所開之學校，而請學生之出身，實為四千年之創舉。」
（八）改《時務報》為官報
五年末旬，南海謀改《時務報》為官報，使先生督辦其事，不料宋芝棟的奏摺遞入後，光緒帝命孫家鼐核議，而孫氏當時正不滿於南海，因承樞臣放逐南海的意旨，覆奏使南海督辦其事。南海初不願就，以先生請才受命。當時先生很想乘機把《時務報》整頓一下，不意又發生了和汪穰卿爭報的糾紛。現在錄《南海先生自編年譜》中兩節在下面，借見該事的大概情形：
「時《時務報》汪康年盡虧巨款，報日零落，恐其敗也，乃草折交宋芝棟上之，請飭卓如專辦報，並選擇各省報進呈，奉旨交孫家鼐議。時樞臣相惡，欲借差擠我外出，然後陷之，乃托孫家鼐請我辦官報，並以京銜及督辦字樣相誘，吾卻之。……至是辭官報事，孫家鼐將仍歸之汪康年，卓如慮其顛倒是非也，故請我領之。吾亦以朝局危疑，欲藉此以觀進退，乃許之。
初八日孫家鼐入奏，奉旨令督辦其事，吾具折謝恩，條陳請令武備文官教職以上及諸生閱看，並請定報律。」
以下言接收報事的糾紛：
「時奏派狄平接辦報事，而汪康年私改為《昌言報》，據而不交，乃與孫家鼐面商，請在京師開局，孫承樞垣意欲擠我，不願其留京師也，仍屬往上海。乃電江西布政使翁曾桂、兩江總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湖南巡撫陳寶箴、浙江巡撫廖壽豐，並令劉坤一勒令汪康年交出，無得抗旨。劉坤一立即電奏奉旨，令出使日本大臣黃遵憲過滬查辦。劉坤一得旨，即電上海道蔡鈞，封禁《昌言報》，江西亦飭禁。以報事查辦復留京。」
那時候先生有兩封信給夏穗卿，都提到放逐南海和整頓該報的事，其中有一封是和康幼博兩人署名。
其一：
「惟論說一事，借至尊之力，或可行，已奉明文，彼輩不敢反也。再思之，長者見逐，是諸老深意，想悉之，然亦行矣。」（啟超、廣仁《與穗卿先生書》）
其二：
「《時務報》事，政府藉以放逐南海，此無待言。然既已如見，則亦不能不略加整頓，公能兼此席否？欲求每月挾文一首，約三四千字，能否？」（《與碎佛書》）
這次改《時務報》為官報的事，和王小航照也有些關係，一九二九年四月，王照在《復江翊雲兼謝丁文江書》中曾較詳細地回憶這件事，裡面所講和他自己有關係的部分，當然是靠得住的。
「南海終為之怏怏，托他友致書於汪穰卿，勸令將時務報館總經理之職，讓與卓如，謂卓如新蒙寵眷，可令該報聲價躍起。汪氏不服，答以卓如原為吾所聘任，借吾報以得榮顯，何遽欲反客為主。汪之書，宣諸他報，而南北諸報，紛紛評議，皆右汪而左康，大傷南海體面。梁氏乃作一長篇辨明書，歷敘在時務報館，有運動鄂湘籌款之功，亦登他報。汪氏又於他報遙駁之，勢成騎虎。南海急不擇路，乃運動奉特旨『以康有為督辦《時務報》，欽此』。督辦雲者，將由康派梁往滬為總辦也。小題大作，用獅搏兔，人人驚異。汪氏聞之，因早有預備，不慌不忙，即日將《時務報》改名曰《昌言報》，門額及報之封面皆換『昌言』字，騰出時務二字以待欽差取用。實則《昌言報》仍系《時務報》之原式，未有一期停印，而銷路如故。蓋汪之運動力，本不減於康梁，而又得同業之多助故也（以輿論機關而出自欽命，津滬各報，無不隱諷者）。
南海又運動奉廷寄令兩江總督劉坤一撥款助《時務報》，劉氏僅允籌款三千元，實不敷另創報館之用。延至七月杪，此案未得結果，南海始有意放棄其派梁氏南下之計劃，托余密保梁氏為懋勤殿顧問。……及余之折入，已在楊崇伊邀合京中大員密折籲請那拉氏訓政之後，雖那拉未即應允，而景帝已惴惴不自保，將前此開懋勤殿選顧問之謀已暗消矣。」〔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第五七三——五七四頁〕
孫家鼐覆奏後，奉到六月初八和二十二兩次上諭，照准其事。汪穰卿便把《時務報》改為《昌言報》，並於六月二十四日登一廣告於報端，說明自己創辦該報經過和改為《昌言報》之原因。梁見報後即於當日寫了一篇幾千字的《創辦時務報源委記》登在天津《國聞報》上。不久黃公度領銜以五人名義也登一廣告，說明共同創辦該報經過和遵旨交代之主張。汪康年於八月初具呈說明並辯護有關該報各事。當時南北報紙議論紛紛，維新運動很受影響。不過若就事論事，梁和黃遵憲所講創辦該報的歷史，是靠得住的。現在我們把上述廣告和文呈節錄於下。
汪康年的廣告說：
「康年於丙申秋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為主筆，至今二年。……從七月初一日起，謹遵六月初八日據實昌言之諭，改為《昌言報》。」（見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國聞報》）
梁《創辦時務報源委記》辯白說：
「強學會停辦之後，穰卿即在滬度歲（穰卿已移家上海）。時啟超方在京師，康先生並招至滬，改辦報以續會務。同鄉黃公度京卿遵憲在滬。公度固強學會同事之人，憤學會之停散，謀再振之，亦以報館為倡始。於是與穰卿、啟超三人，日夜謀議此事。公度自捐金一千元為開辦費……鄒殿書部郎凌瀚，亦強學會同事之人，志願與公度同，故首捐五百金開辦。吳季清大令德■與公度、穰卿、啟超皆至交，當時又與啟超同寓京師，故《時務報》開辦，一切事無不共之。丙申五月，季清先生與其子亡友鐵樵、石樵同到滬，即寓在報館，朝夕商榷一切。故《時務報》公啟，即以公度、季清、殿書、穰卿及啟超五人出名，此人人所共見者。當時，公啟訂成一小本，自四五月間即分送各處同志，至第一期出版時，用單張夾在報內，想閱報諸君無不共見。四人之名，豈可剔去？」（《知新報》第六十六冊）
黃遵憲等五人的廣告：
「啟者：丙申五月，遵憲、德■，與鄒君殿書、汪君穰卿、梁君卓如同創《時務報》於上海，因強學會餘款開辦，遵憲首捐千金為倡，當推汪君駐館辦事，梁君為主筆。」（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國聞報》）
汪康年上黃遵憲呈：
「康年竊唯已前之時務報館，系由眾人集捐而成，即是官款商辦。故款項出入，非康年所敢獨專。伏讀六月初二日特派康有為督辦之諭，中有另給開辦費六千兩之旨。又檢查協辦大學士吏部大堂孫覆奏，第籌議開辦常年各經費，亦未提及交收一字。名為開辦，事實則創而非因；費有常年，責在官而無借商力。是朝旨既未令交代，而康年所辦又系眾人集捐之事，亦何能獨自擅交。此康年難於交代之緣由也。康年於獲見電傳上諭後，遵即暫行停辦《時務報》，一面電催康主政速行來滬，候其主持，以明不敢擅專之意。又讀諭旨，令民間廣開報館以開風氣，康年竊思時務報館原有之款，本系公共糾集，以為辦報之用，故即續辦《昌言報》，上副聖天子廣開言路之盛心，下答捐款人集資委託之重任。」
（九）革禮部六堂官職
戊戌變法運動，貫穿著維新派和守舊派的激烈鬥爭，維新派可以說老是在沒有把握的情形下奮鬥，所以直到六月間，先生還常常講要離開北京。不過雖是這樣，新政卻仍在繼續進行，維新派通過光緒帝頒布了一系列變法詔書，尤其從廢除八股以後，進行更見積極。五月十七日，有獎勵創新的上諭，二十二日，有命各省府州縣改已有大小書院為中小學堂的上諭。二十五日，有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撫學政迅速咨送經濟特科人才的上諭。六月十一日，上諭各衙門分別刪改則例。十五日，上諭設礦務鐵路總局於京師，同日上諭部院司員及士民皆準上書言事。七月初三日，上諭廢止朝考。初五日，上諭設立農工商總局於京師。初十日，上諭責江督劉坤一、粵督譚鍾麟不奉詔。十一日，上諭飭各省督撫迅速議覆交議各件。十四日，上諭裁汰京內外冗官。京內有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京外有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東河總督鹽道佐貳等官。到十九日，便發生了革禮部六堂官職的事件。二十日，上諭擢用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為軍機章京等等。這些詔書頒布引起了朝野各種守舊分子的仇恨，湖南守舊派人曾廉竟至上書請殺康南海和先生。
先生在《戊戌政變記》中記其事說：
「七月二十三四日之間，有湖南守舊黨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有為、梁啓超，摘梁在《時務報》論說及湖南時務學堂講義中之言民權自由者，指為大逆不道，條列上之。皇上非唯不加罪二人，猶恐西後見之，乃命譚嗣同將其原折按條駁斥，然後以呈西後。蓋所以保存之者，無所不至矣。」
《南海先生自編年譜》里也有同樣記載：
「有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吾及卓如，上特發交譚嗣同擬旨駁之。」
關於禮部六堂官被革職之事，《南海先生自編年譜》里有記述這事：
「是時既許群臣上書，大臣多有抑遏之者，禮部主事王照一折，條陳請皇上東遊日本痛抑守舊一折，尚書許應騤、懷塔布擲還，不肯代遞，幼博以為皇上明目達聰，廣開言路，豈容大臣阻蔽不達，謂宜劾之。小航性勇直，即具折彈劾堂官，時侍郎堃岫、溥頲在堂，令掌印者勿收，小航懷之而出，謂將遞察院，兩堂乃許代遞，而許應騤遂劾小航『妄請乘輿出遊異國，陷之險地，日本素多刺客，昔俄太子出遊及李鴻章奉使皆遭毒手，王照既用心不軌，故臣等不敢代遞，乃敢登堂咆哮』。然上閱我所進《俄大彼得變政記》已極以親游外國為然，乃降旨責禮部六堂蔽塞言路，並云：『親游外國之舉，朕躬自有權衡，無煩該大臣鰓鰓過慮。』交部嚴議。部議降級，上怒其不遵旨，盡褫尚書懷塔布、許應騤，左侍郎堃岫、徐會澧，右侍郎溥頲、曾廣漢六堂之職。」
十九日硃諭：
「七月十九日奉硃諭：吏部奏，遵議禮部尚書懷塔布等處分一折，朕近來屢次降旨，戒諭群臣，令其破除積習，共矢公忠，並以部院司員及士民，有上書言事者，均不得稍有阻格，原期明目達聰，不妨芻蕘兼采，並藉此可覘中國人之才識。各部院大臣，均宜共體朕心，遵照辦理，乃不料禮部尚書懷塔布等，竟敢首先抗違，藉口於獻可替否，將該部主事王照條陳，一再駁斥，經該主事面斥其顯違諭旨，始不得已勉強代奏，似故為抑格，豈以朕之諭旨為不足遵耶？若不予以嚴懲，無以儆戒將來，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會澧，右侍郎溥頲，署右侍郎曾廣漢，均著即行革職。至該主事王照，不畏強御，勇猛可嘉，著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用昭激勵，特諭欽此。」（七月二十一日《國聞報》）
革去禮部六堂官職的次日，便有上諭以李苾園端棻等署理：
「七月二十日奉上諭禮部尚書著裕祿、李端棻署理，禮部左侍郎著耆壽、王錫蕃署理，禮部右侍郎著薩廉、徐致靖署理，欽此。」（七月二十日《國聞報》）
革禮部六堂官職這件事，是當時變法運動中一件很重大的事。因為一方面可以看出光緒皇帝變法的決心；一方面也是促成守舊派積極運動政變的一大原因。
（十）擢用四京卿
褫革禮部守舊諸臣以後，新政更加猛烈地開展起來，二十日，便有擢用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等為軍機章京的上諭。
「七月二十日，奉上諭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著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欽此。」（七月二十二日《國聞報》）
《南海先生自編年譜》里記擢用四京卿的事說：
「上以樞臣老耄守舊，而又無權去之，乃專用小臣，特加侍讀楊銳、主事劉光第、中書林旭、知府譚嗣同，以四品卿銜，為軍機章京，參預新政，上以無權用人為大臣，故名為章京，特加『參預新政』四字，實宰相也。即以群僚所上之折，令四人閱看擬旨，於是軍機大臣同於內閣，實伴食而已。
有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吾及卓如，上特發交譚嗣同擬旨駁之。又傳我密諭令林旭帶出，蓋上之用林旭。以其奏摺稱師，知為吾門生，上之用譚嗣同，以其與我同為徐學士及李苾園尚書所薦，皆吾徒也，故拔入樞垣。楊、劉為楚撫陳寶箴所薦，而陳寶箴曾薦我，楊漪川又曾保陳寶箴，上亦以為皆吾徒也，而用之。時譚復生實館於吾，林暾谷亦日日來，上意有所欲傳，吾有所欲白，皆借譚、林通之。時李苾園尚書奏薦甚力，上以忌西後未敢顯然用，故用譚、林、楊、劉代之，上之意極苦矣。」
先生在《戊戌政變記》里也有兩節記述這件事：
「至七月特擢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四人為四品卿，參預新政。蓋因楊銳、劉光第等皆保國會會員，且由陳寶箴奏薦，林旭則康之弟子，而譚嗣同為康所最親信之人也。皇上因西後及大臣疑忌，不敢用康，而特擢此四人，其用心之苦，有非外人所能知者。自此皇上有所詢問於康，則命四卿傳旨，康有所陳奏，亦由四卿密陳，不復由總署大臣矣。」（卷一頁三十一）
又一節說：
「皇上至是時，亦知守舊大臣與己不兩立，有不顧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於是益放手辦事，乃特擢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四人參預新政。參預新政者，猶唐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任也。命下之日，皇上賜四人以一密諭，用黃匣親緘之，蓋命四人盡心輔翼新政，無得瞻顧也。自是凡有章奏皆經四人閱覽。凡有上諭，皆由四人擬稿。軍機大臣側目而視矣。」（卷三頁七）
擢四京卿後，二十二日，便有上諭裕祿等禮部六堂官著即實授，同日上諭罷李鴻章總理衙門行走，同日上諭停止向京外紳商士民勸辦昭信股票。二十四日上諭各衙門封奏隨到隨日進呈，同日上諭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學士。二十五日上諭大學士六部及各直省督撫著再嚴格裁併閒冗員缺。二十七日上諭，剴切布告變法之意於天下。二十八日上諭再申藩臬道府州縣及士民上書言事事。現在我們把二十七日的上諭錄在下面，以見當時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真意：
「七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國家振興庶政，兼采西法，誠以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求較勤，故可以補我所未及。今士大夫昧於域外之觀者，幾若彼中全無條教，不知西國政治之學，千端萬緒，主於為民開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乃能美人性質，延人壽命。凡生人應得之利益，務令其推廣無遺。朕夙夜孜孜，改圖百度，豈為崇尚新奇，乃眷懷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遺，非悉使之康樂和親，朕躬未為盡職。加以各國環處，凌迫為憂，非取人之所長，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之苦，而黎庶猶有未知，職由不肖官吏，與守舊之士夫，不能廣宣朕意，乃反胥動浮言，使小民搖惑警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獲聞新政者，朕實為嘆恨。今將變法之意，布告天下，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強中國，朕不勝厚望。
著察照四月二十三日以後，所有關乎新政之諭旨，各省督撫，均迅速照錄，刊刻謄黃，切實開導。著各州縣教官詳切宣講，務令家喻戶曉。各省藩臬道府，飭令上書言事，毋得隱默顧忌，其州縣官應由督撫代遞者，即由督撫將原封呈遞，不得稍有阻格，總期民隱盡能上達，督撫無從營私作弊為要。此次諭旨，並著懸掛各省督撫衙大堂，俾眾共觀，庶無壅隔，欽此。」（七月二十九日《國聞報》）
（十一）政變之作
八月六日（9月21日），西太后從頤和園還宮，將光緒皇帝載湉囚禁於瀛台，並以光緒的名義發布上諭，宣告由她出來「訓政」。前後經過一百零三天的維新變法運動，至此以失敗了結。政變之前，二十八日還有一段開懋勤殿的事，這件事雖然沒有成功，也是新政運動中一件很重大的事，先生在《戊戌政變記》里寫道：
「上既廣采群議，圖治之心益切，至七月二十八日決意欲開懋勤殿，選集通國英才數十人，並延聘東西各國政治專家，共議制度，將一切應興應革之事全盤籌算，定一詳細規則，然後施行。猶恐西後不允茲議，乃命譚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慶三朝開懋勤殿故事擬一上諭，將持至頤和園稟命西後，即見施行。乃越日而變局已顯，衣帶密詔旋下矣。」（卷三頁七）
又在同書《譚嗣同傳》里記這件事說：
「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持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後雲。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為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後與帝之不相容矣。」（《戊戌政變記》卷五頁二十）
二十九日的密詔是給楊銳、劉光第、譚嗣同和林旭四人的，由楊銳帶出。據《清史稿·楊銳傳》所收銳子慶昶在宣統元年所呈原詔是這樣：
「近日朕仰觀聖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進英勇通達之人，亦不欲將法盡變。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時不惟朕權力所不及，若強行之，朕位且不保。爾與劉光第、譚嗣同、林旭等詳悉籌議，必如何而後能進用英達，使新政及時舉行，又不致少拂聖意，即具奏，候朕審擇，不勝焦慮之至。」（《清史稿·列傳》二五一《楊銳傳》）
《庸言》第二卷六期載：
楊銳門人黃尚毅撰《楊銳行狀》，其中所錄密詔也系據楊慶昶所藏原稿，但是在「亦不欲將法盡變」句下，多「雖由朕隨時幾諫，而慈意甚堅，即如七月二十八日之事[38]，聖母已謂太過」幾句話。此外字句間還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見《清史稿》所收詔文，已不是原詔的面目。
關於光緒賜楊銳的密詔的內容，各書記載不同。茲據宣統初任都察院御史的趙炳麟所記，抄錄如下：
「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累次降旨整飭，而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原註：此詔後至宣統元年由楊銳之子呈都察院，是時炳麟掌京畿，主持代奏，並連疏請宣付實錄。）（《趙伯岩集》卷九第二十九頁）
據羅惇曧《賓退隨筆》載，光緒賜楊銳密詔的同日，另有賜康有為密詔，由楊銳帶出。詔曰：
「朕唯時局艱維，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盼之至。特諭。」[39]
到八月初二日，時勢益急，便才有促康南海速去的明發上諭和第二次密詔。
「八月初二日奉上諭：工部主事康有為，前命其督辦官報局，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朕深念時艱，思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洽法。聞康有為素日講求，是以召見一次，令其督辦官報。誠以報館為開民智之本，職任不為不重，現籌有的款，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欽此。」（八月初四日《國聞報》）
初二日給南海先生的密諭是由林旭帶出的（即康有為所謂「衣帶詔」也）。康的自編年譜里未錄全文，現在據《戊戌政變記》所錄，抄在下面：
「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特諭。」（卷二頁十四）
這兩次的密諭，第一次大概是因為在要求開懋勤殿的時候，看見西後態度大變，所以還有「必如何使新政及時舉行，又不致少拂聖意」，使他們具奏的話。第二次大概是因為發見守舊派運動訓政的事，已經漸成事實，所以才在明發上諭之外，還要密諭促南海出都。關於當時政局的詳情，有《南海先生自編年譜》、《戊戌政變記》和《戊戌朝變記》三書可以參考。
七月十九日的褫禮部六堂職，是促成政變的第一個大原因，第二個大原因便是召見袁世凱的事情。袁以七月二十九日奉詔入京，八月初一日蒙召見，當日即奉上諭嘉獎，命以侍郎候補，專辦練兵事務，現在把初一日的上諭錄在下面：
「八月初一日奉上諭，現在練兵緊要，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辦事勤奮，校練認真，著開缺以侍郎候補，責成專辦練兵事務，所有應辦事宜，著隨時具奏。當此時局艱難，修明武備，實為第一要務，袁世凱惟當勉益加勉，切實講求訓練，俾成勁旅，用副朝廷整飭戎行之至意。欽此。」（八月初三日《國聞報》）
因為四月三十日有一道定九月五日奉西後閱兵於天津的上諭，人人都疑懼，在那時候將有廢立的事，所以南海早就有布置，在六月間便遣徐義甫先生仁祿入袁幕，刺探袁氏態度。到七月末旬，閱兵期近，南海和譚復生便秘密保薦袁世凱，所以才有二十九日召袁入京的上諭，先生在《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里記他說袁救光緒帝的經過說：
「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三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仆而殺仆，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仆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仆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仆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仆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上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仆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寧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聞亦奉有密詔雲。至初六日變遂發。」（《戊戌政變記》卷五頁二十一）
在薦袁以前，南海曾有運動聶士成的計劃，王小航先生在他的《方家園雜詠記事》裡面記這件事說：
「在袁氏奉詔來京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靜及譚復生、徐瑩甫分兩次勸余往聶功亭處，（聶忠節乃余之蘭弟，然其心極粗，幕中多小人。）先征同意，然後召其入覲，且許聶以總督直隸（譚氏擔保），余始終堅辭，曾有王小航不作范雎語。迨至召袁之詔下，霹靂一聲，明是掩耳盜鈴，敗局已定矣。世人或議世凱負心，殊不知即召聶召董，亦無不敗，倘余往聶處，則泄漏愈速，余知之稔，故決不為也。」（《方家園雜詠記事》頁六）
圍禁頤和園的事，南海和先生都否認其事，惟王小航先生言之鑿鑿。按王氏是當時新黨之一，與南海是同年，交極厚，所以他說的話應當是靠得住的，現在把他那段批註錄在下面：
「圍禁慈禧之謀，蓄之已久，南海因言用兵力奪權之計，余已再三面駁，故又令他人言之，以全顏面，然深信此諍友必不泄也。」（同上自批）
六日的政變是不是因為袁項城泄露了密謀才爆發的，還待考證，同時假定是他泄露的話，他在京師泄露的，還是在天津泄露的，或是在兩處都泄露了，也不能說一定。不過我據各種材料的研究，知道他在初三日便從譚復生的口裡聽到南海的全部計劃，西後以初四日酉刻還宮，初五日德宗在召見袁氏以外，還延見日前總理大臣伊藤博文，袁氏以上午返津，當日晚事件就爆發了。現在把《國聞報》記袁氏返津的一段新聞抄在下面：
「練兵大臣袁慰庭侍郎於初五日早赴宮門請訓，即於是日出京，乘坐十一點四十分鐘火車，至下午三點鐘到津聖安棚，茶座在火車站，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一時頗為熱鬧。」（八月初六日《國聞報》本埠新聞）
袁氏的不可靠，事前就很有人已經看出，林暾谷曾頻為譚復生言之，他當時有一首詩論這件事，現在把它抄錄下來，借作參考：
「青蒲飲泣知何補，慷慨難酬國士恩，欲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獄中示復生，《晚翠軒集》頁三十五，《戊戌六君子遺集》）
薦袁之議發自南海，譚復生助之，先生在《戊戌政變記》里記這次召他的始末和當時政局的情形說：
「謹按各國兵馬大權，皆其國主總之，稱大元帥，復置參謀本部，妙選人才，以籌軍事，法至善也。於是康有為草疏，請皇上親御戎衣，自統六軍，仿日本例，置參謀本部，選天下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皆拔置本部中。譚嗣同薦袁世凱之將才，上乃召袁世凱詢問兵事，欲以備參謀本部之任，特加其官，令其將應辦事宜，專折具奏，俾其獨將。又於時宮廷已有廢立之意，雖事秘難知，而先一日密詔已下，言位幾不保，上撫慰將才，欲待天津閱兵時，資其保護也。榮祿素懷不軌，知事已急，即日造謠，三電總署云：英俄開仗於琿春，英艦七艘泊於大沽，立調袁世凱出津防禦。時袁未謝恩；須待初五日，然是日楊崇伊自天津還，持榮祿書，見慶親王請訓政，初二日楊崇伊即自到頤和園遞請訓政之折，當時士大夫見京津間，榮祿私人往來絡繹，多有知其密謀，將興晉陽之甲者，及聞外患，反以為可少紓內憂，不知皆榮祿之詭謀詐言也。榮祿先調聶士成軍於天津，袁世凱五日夕至津，榮祿復留之於天津，令護直隸總督，蓋袁之為人機詐反覆，深知皇上之無權，且大變將興，皇上將不能自保，故雖受皇上不次拔擢之大恩，終不肯為皇上之用，且與賊臣之逆謀，賣主以自保，而大變遂成於其手矣。」
這次政變榮祿是舊黨裡面的主角，關於他的種種謀劃，《戊戌政變記》一書記得非常詳細，此外天津《國聞報》和上海《申報》對於京官朝貴往來奔走於他的事，也有不少記載。現在把先生在政變記里記他的一段話抄錄下來以見一斑：
「至七月初間，皇上忽語慶親王云：朕誓死不往天津，七月中旬天津罷行之說，已宣傳於道路，當時適值革禮部六堂官擢軍機四京卿之時，守舊黨側目相視。七月二十間，滿大臣懷塔布立山等七人同往天津謁榮祿，越數日，御史楊崇伊等數人又往天津謁榮祿，皆不知所商何事，而榮祿遽調聶士成之軍五千人駐天津，又命董福祥之軍移駐長升店。（距北京彰義門四十里）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是日有旨命袁世凱入京，八月初一日召見袁世凱，即日超擢為侍郎，初二日復召見袁世凱，是日又召見林旭，而御史楊崇伊、張仲炘等亦於是日詣頤和園，上封事於太后雲。初三日榮祿忽有電報達北京，言英俄已在海參崴開戰，現各國有兵船十數艘在塘沽，請即遣袁世凱回天津防堵，袁世凱即於初四日請訓出京，而皇上命其初五日乃行，於初五日復召見袁世凱，至初六日而遂有西後垂簾志士逮捕之事。」
八月初五日晚，事件爆發後，初六日便以光緒帝名義發布上諭，宣布由西太后垂簾聽政。初八日並正式舉行恭賀訓政典禮。現在把初六恢復訓政的上諭錄在下面：
「八月初六日奉上諭：現在國事艱難，庶務待理，朕勤勞宵旰，日綜萬機，兢業之餘，時虞叢脞。恭溯同治年間以來，慈禧端祐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兩次垂簾聽政，辦理朝政，宏濟時艱，無不盡美盡善。因念宗社為重，再三吁懇慈恩訓政，仰蒙俯如所請，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辦事。本月初八日率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禮，一切應行禮節，著各該衙門敬謹預備。欽此。」（八月初九日《國聞報》）
政變發生後，清政府首先下令捕拿南海以及與新政有重要關係的諸君。南海於五日離京師，九日至滬，十四日由英國兵艦保護到香港，九月五日渡日。先生以八月六日避入日本公使館，不久便由日人以大島兵艦護送至日本。而康幼博、楊漪村、楊叔嶠、劉裴襯、譚復生和林暾谷六先生則先後被捕，以八月十三日蒙難。八月十四日有一道捕拿南海和先生的上諭，裡面並述及政變的原委和殺戮六君子的經過，現在抄在下面：
「八月十四日奉硃諭：近因時事多艱，朝廷孜孜圖治，力求變法自強。凡所施行，無非為宗社生民之計。朕憂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實堪發指。朕恭奉慈闈，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為學術乖僻，其平日著作，無非離經叛道，非聖無法之言，前因其素講時務，令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辦理官報局，乃竟逗留輦下，構煽陰謀，若非仰賴祖宗默佑，洞燭幾先，其事何堪設想。
康有為實為叛逆之首，現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撫一體嚴密查拿，極刑懲治。舉人梁啓超與康有為狼狽為奸，所著文字，語多狂謬，著一併嚴拿懲辦。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及御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實系與康有為結黨，隱圖煽惑。楊銳等每於召見時，欺矇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將各該犯革職拿交刑部訊究，旋有人奏，若稽延時日，恐有中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儻語多牽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於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此事為非常之變，附和姦黨，均已明正典刑。康有為首創逆謀，惡貫滿盈，諒亦難逃顯戮，現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眾咸知。
我朝以禮教立國，如康有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憤，即為覆載所不容，鷹鸇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誘惑甘心附從者，黨類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寬大，業經明降諭旨，概不深究株連，嗣後大小臣工，務當以康有為為炯戒，力扶名教，共濟時艱。所有一切自強新政，胥關國計民生，不特已行者，亟應實力舉行，即尚未與辦者，亦當次第推廣，於以挽回積習，漸臻上理，朕實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欽此。」（八月十六日《國聞報》）
此外便是被革職監禁遣戍議處的諸公了，徐子靜先生革職，永遠監禁，宋芝棟伯魯、陳右銘寶箴、江建霞標、熊秉三希齡、張菊生元濟、李孟符岳瑞、王錫蕃諸先生均革職，永不敘用。而徐研甫先生仁鑄、陳伯嚴先生三立，乃都因父故連帶革職，李苾園先生端棻、張樵野先生蔭桓則革職後發往新疆。此外王小航先生照則革職嚴拿，張冶秋先生百熙則嚴加議處，而黃公度先生遵憲、文芸閣先生廷式，也都有捕拿的消息。
當時對於光緒帝的處分，也很嚴重，除了用種種方法向各方面宣傳他病重以外，並秘密進行廢立的陰謀。一時全國中外人士，都非常地注意，結果這種陰謀算是歸於失敗。關於這次廢立的事，各種書籍報紙記載得很多，我們現在只把八月初十日的征醫上諭和《方家園雜詠記事》裡面一段記事抄在這裡，以見一斑。那道征醫的上諭說：
「八月十日奉上諭：朕躬自四月以來，屢有不適，調治日久，尚無大效，京外如有精通醫理之人，即著內外臣工切實保薦候旨，其現在外省者，即日馳送來京，勿稍延緩，欽此。」（八月十二日《國聞報》）
又《方家園雜詠記事》記廢立的事說：
「戊戌八月變後，太后即擬廢立，宣言上病將不起，今太醫捏造脈案，遍示內外各官署，並送東交民巷各國使館，各使偵知其意，會議薦西醫入診，拒之不可。榮祿兼掌外務，自知弄巧成拙，又嘗以私意陰示劉忠誠公，忠誠復書曰：『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難防，坤一為國謀者以此，為公謀者亦以此。』榮祿悚然變計，於是密諫太后，得暫不動。」
關於政事方面總起來說，一則廢除一切新政，一則恢復一切已經廢除或改變的舊政，此外還焚毀南海的著述，查禁各地的報館，一時士夫至於無敢談新政者。現在把八月二十四日恢復八股舊制廢除經濟特科的上諭，抄在下面作為參考：
「八月二十四日欽奉慈禧端祐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國家以四書文取士，原本先儒傳注，闡發聖賢精蘊，二百年來，得人為盛。近來文風日陋，各省士子，往往剿襲雷同，毫無根柢，此非時文之弊，乃典試諸臣不能釐正文體之弊也。乃論者不揣其本，輒以所學非所用，歸咎於立法之未善，殊不知試場獻藝，不過為士子進身之階，苟其人懷奇抱偉，雖沿用唐、宋舊制，試以詩賦，亦未嘗不可得人，設使論說徒工，心術不正，雖日策以時務，亦適足長囂競之風。用特明白宣示，嗣後鄉試會試暨歲考科考等場，悉照舊制，仍以四書文試帖經文策問等項，分別考試。
經濟特科易滋流弊，並著即行停罷，朝廷於掄才大典，斟酌至再，不厭求詳，嗣後典試諸臣及應試士子，務當屏斥浮華，力崇正學，毋負朝廷作育人才之至意。
至富強之術，固當講求，惟必須地方官認真舉辦，方不至有名無實。所有農工商諸務，亟宜實力整頓，惟總局設在京城，文牘往還，事多隔膜，一切未能靈通，仍宜責成各督撫在省設局，分門別類，詳切考核，庶有實際。著直隸總督選派妥員，督率辦理，以為各省之倡。京城現設之局，著即裁撤。欽此。」（八月二十六日《國聞報》）
這次政變後的一切舉措，據說軍機大臣剛毅主持之處最多，《國聞報》里有下列一段記載：
「北京訪事人來函云：清國八月初六日以後，一切反改守舊政策，在皇太后亦尚無成見，皆因各言官陳之於下，而軍機大臣剛毅一人主持於上，雖以榮中堂之見信於太后，亦不能與剛毅爭執。在榮中堂之意，以為亂黨既已伏誅，而國中一切變法自強之事，亦當擇其緊要者次第舉行。剛毅則以為新法萬不可用，必當掃除淨盡，而新黨之人亦必須屏斥一空。榮中堂以中外情勢與之反覆辨論，伊終不以為然也。故自八月以後之事，聞皆系剛毅之政策，清國北京官場雲，自本年三、四月以來，剛毅常以守舊之故，見斥於皇帝，故此次藉此以行其報復。夫用人行政二者，乃國家安危所關係，而清國人往往以一己之私意，陰行其顛倒之權，其是非利害，則一切置之不顧，此亦支那人故技如此，不獨剛毅一人為然也。」（九月初九日《國聞報》國聞錄要欄）
關於這次政變的原因，近因方面當然就是褫禮部六堂官職和召見袁世凱兩件事，但是也有人說伊藤博文的入覲也是促成政變的一個原因，《清廷戊戌朝變記》便有這樣一段話說：
「七月二十五日，日本侯相伊藤博文過津。
八月之變，幽禁皇上，株連新黨，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發難，實由於伊藤之來也。自御史李岳瑞、洪汝沖等上書請用客卿，朝臣斥為漢奸，將引外人從中取事；及至伊藤到津，皆雲系康有為勾引而來，將入軍機，王公卿相士庶皆言之鑿鑿，竟有陛見之。督撫大員曾謂軍機章京曰：君等好事新堂官也。伊藤在津日，又值皇上電詢，可否在津多留數日？伊藤答以兩禮拜，守舊者皆惶悚不安。榮相接待，宴於北洋醫院，神色慘沮不歡，未遑終席，借事辭去，蓋將藉此發難，以惑太后聽耳。」（《清廷戊戌朝變記》頁十二）
用伊藤為客卿的話，在《國聞報》里也有這樣一段記載：
「二十九日，伊藤由津赴京，已紀前報。茲接北京訪事人來函：……初一日伊侯至總署，拜謁在署王大臣，坐談兩點鐘之久，聞初二日張樵野司農函訂伊侯夜宴，外間傳言有初五日入覲皇上之說，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請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為顧問官，優以禮貌，厚其餼廩，持此議者甚多，未悉朝廷之意如何也。」（八月初二日《國聞報》國聞錄要欄）
遠因方面最重要的一個便是光緒帝和西後的不和，關於這種說法有很多的材料可以參考，這裡不能一一引錄，現在只把《方家園雜詠記事》里的兩段話抄在下面：
「戊戌之變，外人或誤會為慈禧反對變法，其實慈禧但知權利，絕無政見，純為家務之爭。故以余個人之見，若奉之以主張變法之名，使得公然出頭，則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頑固大臣皆無能為也。英之維多利亞即貪財，英人讓之容之，以全大局。慈禧黜二妃，亦因爭買賣之故。此等內容，凡久居京者皆知之，景皇何能制慈禧也。此策曾於余之第一奏摺顯揭之，亦屢向南海勸以此旨，而南海為張蔭桓所蔽，堅執扶此抑彼之策，以那拉氏為萬不可造就之物。」
又同書的第五頁記載奕謨的一段談話，說得更簡明了，現在抄它在下面，以為參考：
「庚子團匪瀰漫之日，守西陵貝子奕謨告逃難至西陵之齊令辰，曰我有兩語賅括十年之事：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載漪謀篡。謨貝子成皇之胞侄也。」
第二個遠因便是守舊諸臣的反對變法，他們反對的原因很複雜，有的是為保全利祿和衣食，有的是迷信舊法，不可變，有的是不滿意於人兼及於事，有的是不滿意於事兼及於人，但是總括起來說，都是在反對變法。他們反對最厲害的事，第一是廢除八股，第二是裁汰冗官，褫革禮部六堂官職的事發生以後，他們更惴惴不能自安，所以就積極醞釀政變。
第三個遠因便是思想和學術的紛爭，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從前太平天國的失敗，原因自然很多，但是洪秀全的推尊西教，廢斥儒學，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這次的變法運動也是這樣，這次朝廷的改革，湖南奉行最力，而該省守舊派反對也最力，他們反對的不在新政本身，乃在先生和一般同志在時務學堂時代所提倡的那種新學。湖南的反對，以後波及於京師，所以京師守舊派攻擊最厲害的也多引用湖南的材料。先生在《戊戌政變記》里有一段記述說：
「先是湖南巡撫陳寶箴、湖南按察使黃遵憲、湖南學政江標、徐仁鑄、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梁啓超及湖南紳士熊希齡、譚嗣同、陳寶箴之子陳三立等，同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風，而彼中守舊黨人嫉之特甚，屢遣人至北京參劾，於是左都御史徐樹銘、御史黃均隆，相繼入奏嚴劾，皇上悉不問。而湖南舊黨之焰益熾，乃至哄散南學會，毆打《湘報》主筆，謀毀時務學堂，積謀數月，以相傾軋。」（《戊戌政變記》卷三頁三）
學術之爭，初看起來似乎不怎樣厲害，但是實際卻很嚴重。張之洞是一位提倡新政的人，他在乙未十月曾和南海合辦上海強學會，但是後來因為談論學術不合，便罷手以去，其餘可想而知了。先生在《清代學術概論》里有記葉德輝著《翼教叢編》和張之洞著《勸學篇》的事說：
「葉德輝著《翼教叢編》[40]數十萬言，將康有為所著書、啟超所批學生札記及《時務報》、《湘報》、《湘學報》諸論文逐條痛斥，而張之洞亦著《勸學篇》旨趣略同。」（《清代學術概論》第一四一頁）
湖南反對派以王先謙、葉德輝為中堅，他們反對的言論和他們的主張，《翼教叢編》一書搜羅得很詳盡，可以參考，現在選錄幾節，借見若輩反對情形之一斑。
「自黃公度為湖南鹽法道，言於大吏聘康之弟子梁啓超主講時務學堂，張其師說，一時衣冠之倫，罔顧名義，奉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為主，而平等民權，孔子紀年諸謬說輔之。偽六經滅聖經也，托改制亂成憲也，倡平等墮綱常也，伸民權無君上也，孔子紀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許尚書文侍御既以參劾獲罪，而其尚且執新舊相爭為詞，欲以阻撓新政之名，羅織異己，自朝逮野，默不敢言，惟張香濤尚書《勸學篇》、王干臣吏部《實學報》辭而辟之，未加顯斥。吾湘如王葵園祭酒、葉煥彬吏部數先生，洞燭其奸，摘發備至，……余惄焉憂之，以為匪發其覆，眾醉不可醒也，爰倡輯諸公論說及朝臣奏牘有關教學者為叢編，命之翼教。」（《翼教叢編·序》）
新舊之爭在學術，從下面兩段材料里更可以看出來。以下擇錄王先謙《復洪教諭書》：
「總之，學術非可強同，何況名教綱常之大，豈容稍有假借。弟在講席一日，必竭一日維持之力，雷霆斧鉞，所不敢避。如宗師必查究倡議主筆之人，即坐第一人可也。」（《翼教叢編》卷六頁十二）
又賓鳳陽等《上王益吾院長書》：
「戴德誠、樊錐、唐才常、易鼐等承其流風，肆行狂煽，直欲死中國之人心，翻亘古之學案，上自衡永，下至岳常，邪說浸淫，觀聽迷惑，不解熊、譚、戴、樊、唐、易諸人是何肺腹，必欲傾覆我邦家也。」（《翼教叢編》卷五頁五）
葉德輝尤攻擊合種通教之說，以下節錄其與《俞恪士觀察書》：
「人之攻康、梁者，大都攻其民權平等改制耳，鄙人以為康、梁之謬，尤在於合種通教諸說。梁所著《孟子界說》有進種改良之語，《春秋界說》九論世界之遷變，隱援耶穌創世紀之嗣響，此等異端邪說，實有害於風俗人心。……然自彼通之（按謂外人引用儒書），謂之用夏變夷，自我通之，謂之開門揖盜，此中界限，持之不可不堅，彼談時務者乃敢昌言於眾，曰通教以保教，抑何喪心乃爾也。」（《翼教叢編》卷六頁三十三）
這次的變法運動，很有人謂為操之過急者，先生在《戊戌政變記》里曾用很多話辯論這一點，我們以為在當時那種外患壓迫的情勢之下，只有那樣一點點的舉措，似乎也不算過急。當日的變法和政變，都是一種自然的情勢所造成，原因既多，所以決非增減一兩個條件所能改變全局的。
最後有一件事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就是這次的政變似乎老早就有相當的準備。關於這一點，有很多的事實可以證明，有的我們在前面已經提過，有的還沒有提到，在這裡不便一一舉明，只有一件最顯明的事，我們現在補述一下，這就是謠傳光緒帝患有種種疾病，從四、五月以來就很盛地宣傳了。《戊戌政變記》和《南海先生自編年譜》都曾很詳細地講過，現在只把《國聞報》里一段記事抄在下面，作為參考：
「月來京城謠傳，謂今上聖躬不豫，甚至謂為危重，此言自五月節後，傳說不絕，舉國惶惑震動，惟皇上日日召見群臣，出入海寺，其為無恙，最為易見。且向例聖躬有疾，必傳太醫開方，必將脈論藥方交軍機處，樞垣當差各員皆得而見之，聞兩月並無藥方脈論交到軍機處，合而觀之，聖躬安康可明矣。聞此言蓋未識時勢之艱難，疑新政之非是，遂生此怨毒。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而獨恨其不作別謠，而煽布此語何為邪。居心似不堪設想也。京中士夫林立，智者不少，而竟聞而信之，習焉不察，展轉流傳，何哉？惟天眷中國，皇上聖明天縱，必要多福，此則億兆民所同祈禱者耳。」（聖躬萬福七月初三日《國聞報》國聞錄要欄）
（十二）逋逃
八月初六（9月21日）那天，先生正訪譚復生，對於各事有所計劃的時候，忽聞政變和抄捕南海館的消息，當日晚就避往日本公使館。先生在《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里記與譚氏分手前後情形說：
「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畫，而抄捕南海館（康先生所居也）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為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於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余東遊，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托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戊戌政變記》）
八月十日，譚嗣同作兩「絕命書」，一遺康有為，一遺梁啓超。其遺梁書是：
「八月六日之禍，天地反覆，嗚呼痛哉！我聖上之命，懸於太后賊臣之手。嗣同死矣！嗣同之事畢矣！天下之大，臣民之眾，寧無一二忠臣義士，傷心君父，痛念神州，出而為平、勃、敬業之義舉乎？果爾，則中國之人心真已死盡。強鄰分割，即在目前，嗣同不恨先眾人而死，而恨後嗣同而死者之虛生也。齧血書此，告我中國臣民，同興義憤，剪除國賊，保全我聖上。嗣同生不能報國，死而為厲鬼，為海內義師之助。卓如未死，以此書付之，卓如其必不負嗣同、負皇上也。八月十日，嗣同獄中絕筆。」（轉引自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上冊第三十七頁）
先生之逃於日本，曾得到日本駐華代理公使林權助的庇護，並由他設法逃往日本。林在《我的七十年》一書中詳細記載了這一過程：
「梁啓超跑到公使館來，說一定要會見我，這時正是午後二時。我和伊藤公[41]吃完飯正在談話，無論怎樣，讓梁到另室會面。一見，他的顏色蒼白，漂浮著悲壯之氣。不能不看出事態之非常。
梁直截地說：請給我紙。馬上自己寫出下面的文句：
『仆三日內即須赴市曹就死，願有兩事奉托。
君若猶念兄弟之國，不忘舊交，許其一言。』
……
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等志士，都被逮捕。其首領是康有為，想也快要被捕殺頭！皇帝不用說已被幽閉。
西太后一派為袁世凱和軍機大臣榮祿。如果我也被捕，最遲在三天內也將被殺。我的生命早就準備獻給祖國，毫無可惜。請解皇帝之幽閉，使玉體安全，並救康有為氏。所說奉托之事，只此二端。
我決斷地說：『可以。君說的二事，我的確承擔。』我又說：『你為什麼要去死呢？試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變，什麼時候都好到我的地方來。我救你啊！』
梁聽了我的話，暗暗落淚，同時倉皇而去……到了夜晚，公使館門口騷鬧著。我正在奇怪的一剎那，梁飛快地跑了進來，那麼這個問題便擱在我們身上了。我無論如何，把梁放進一個屋子裡。沒有辦法，所以把這件事情的經過告訴伊藤公，伊藤公說：
『這是做了件好事。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
當時門房報告，門前不安。好象是捕手覺著康[42]或是誰逃進公使館似的。所以決定在麻煩還沒發生前，急速讓梁出發。
把梁交給恰巧從天津來正逗留中的鄭領事[43]，讓二人都化裝打獵的樣子。扮好了真像打獵的模樣，打發他們走，但是不幸在天津車站月台上行走的時候，好象被梁的友人發現了似的。據說他們趕快隱藏到人多的地方去，但還是因被友人看見作了報告，捕手的手下人追跟著梁。二人馬上跳進帆船，夜十二時下白河逃向塘沽。那裡的上流有日本的軍艦碇泊著，捕手乘小蒸汽船，又追了來。而且據說，就向河的下流有日本商船的方面下駛，並在這船的舷側等待著。但二人乘搭的帆船，則走近在河上流的日本軍艦，搖手帕作信號。
我預先想到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所以先由北京給那軍艦打電報：『如有這樣這樣的男子二人去，請立即收容，送到日本。』因此，艦長心裡常想著：『來了吧！來了吧！』所以看見白手帕的信號，便很快放下小船，〈把人〉拉上了本艦。然後就給我把梁帶回日本去了！
康有為巧妙地突破非常線，為英國方面所救，逃出天津，搭乘英國軍艦，逃到上海。因為日本救了梁，英國方面不想輸給日本，所以才努力救康吧！以後不久，康在上海呆不住了，求助於梁，亡命到日本來。
梁來日本，伊藤公是要幫忙，然而不久大隈君[44]把這幫助的麻煩自願地承擔了！伊藤公在這種時候態度爽快，所以大隈君對梁和康兩人都幫助了。」〔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三）第五七一——五七三頁〕
先生在日本公使館居住不久，便由日人設法營救避地日本，馮自由在他的《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里記這件事說：
「宮崎、平山既到上海，乃分道而行，平山向北京，宮崎向香港。……未幾戊戌政變事起，康有為自北京遁香港，梁啓超逃入日本公使館。平山聞訊，乃使梁喬裝日人，偕同志山田良政、小村俊三郎、野口多內等挈之出險，同至天津，投日輪東渡，抵日本。五日，宮崎亦偕康有為從香港來。於是康、梁師徒皆賴日人之力，得免於難。」（任師出亡日本，得日本駐我國使館之力，其事有日本人林權助者著有一書，述其生平事跡中有一段記此事甚詳，孫彼爾時在使館即受命接洽救援之人也。——賈毅安注，民國三十七年七月。）
日人營救先生的事，系承日本政府的命令，《任公大事記》記他在日本請救於總理大隈重信的事說：
「初十，我即入東京謁總理大隈重信，請其營救卓如及六君子等（尚有一人同行），大隈云：『此事可往見外交部大臣鳩山和夫磋商』我即往矣。據云：六君子甚難營救，惟卓如我已有營救之法，其情形一星期內總可發表，事關外交，不能不守秘密也，一星期後，卓如果乘大島艦到日，與王照一人，日本進步黨出資賃屋招待。」
《任公先生大事記》裡面，有一段話記先生在大島兵艦里讀書的事。
「戊戌八月，先生脫險赴日本，在彼國軍艦中，一身以外無文物，艦長以《佳人之奇遇》一書俾先生遣悶。先生隨閱隨譯，其後登諸《清議報》，翻譯之始，即在艦中也。」
先生這次去國的時候，寫《去國行》一篇，現在抄錄下來，借見先生的感慨：
「嗚呼，濟艱乏才兮，儒冠容容，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君恩友仇兩未報，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東方古稱君子國，種族文教咸我同，爾來封狼逐逐磨齒瞰西北，唇齒患難尤相通，大陸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難為功，我來欲作秦庭七日哭，大邦猶幸非宋聾。卻讀東史說東故，三十年前事將毋同，城狐社鼠積威福，王室蠢蠢如贅癰，浮雲蔽日不可掃，坐令螻蟻食應龍，可憐志士死社稷，前仆後繼形影從。一夫敢射百決拾，水戶薩長之間流血成川紅。爾來明治新政耀大地，駕歐凌美氣蔥蘢，旁人聞歌豈聞哭，此乃百千志士頭顱血淚回蒼穹。吁嗟乎，男兒三十無奇功，誓把區區七尺還天公。不幸則為僧月照，幸則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陰之間占一席，守此松筠涉嚴冬，坐待春回終當有東風。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見，山高水深聞古縱，瀟瀟風雨滿天地，飄然一身如轉蓬，披髮長嘯覽太空，前路蓬山一萬重，掉頭不顧吾其東。」〔《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二頁〕
九月十二、十三兩日（10月26、27日），先生在日本與日本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賀重昂舉行筆談。從這段筆談中可見先生幻想借日本政府之力以助光緒帝復位及其對帝國主義的看法；亦可知日本帝國主義庇護康、梁是別有用心的。茲將他們的筆談（刪去寒暄套語）轉錄於下：
「梁：海外羈逐孤臣，君主被幽，同志慘戮，情懷之難堪可知。倖存貴邦諸君子雅意保護，授餐適館，優待逾恆，忘其在客中也。敝邦此次政變，非徒敝邦之憂，實牽動地球全局，而貴邦唇齒相依，所關尤為重大。蓋東方之安危，全系乎敝邦之能自主與否，敝邦立則日本之邊防、商務、工藝皆受其利，敝邦危則皆受其害，此情事之最易見者，無待仆言也。然敝邦之能立與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敝邦之能改革與否，又全系乎皇上之有權無權，然則我皇上同日本之失權其牽動於日本之國礎者，甚相切近矣。故仆等之意，深望貴邦之助我皇上復權也。
矢野公使昔〈與〉仆〈同〉在北京，曾數次相見，親愛敝邦之情，深所感誦。今聞大隈伯、犬養君與足下諸君子為我皇上謀復權之策，此海外羈臣所稽顙禱謝者也。西後與皇上，固久已不相睦，然此次幽廢之變，亦不盡為西後之初意，蓋榮祿等滿洲黨人構而成之也。滿洲黨以為改革不利己，思阻止之，然皇上既銳意改革，則欲阻改革非去皇上不可，故彼等陰謀造讒於西後之前，謂皇上欲盡去滿人且欲去西後，故西後信之，遽興此禍也。今若驟協逼之，使歸權於皇上，彼將恐皇上復權之後，必不容之，則必以死力相爭矣，且如此則友邦之措詞亦甚難也。今若能與英、美同仗義干預，令其歸政，而復令敝邦每歲出五百萬金之俸以供給之，諸國為之認保，然後可責以大義也。西後之見識，惟知有縱慾娛樂耳，其攬國權亦為娛樂計也，苟現給以厚俸，有諸國為之認保，彼現有娛樂之可圖，加以仗義執言，外之有友邦之義舉，內之有志士之同情，彼或不敢不復權，然後事可圖也。公謂何如？
志賀：貴下今遭時之陽九，流寓異邦，仆不堪相憐之情。貴邦與敝邦唇齒相依，高說為最然，貴邦之禍則敝邦之禍也，而亦系東洋大局之禍。今日之急，主在貴邦皇上復權。前日當矢野公使歸任，外務大臣特命以此事，使矢野當機宜。矢野謁皇上，皇上健然。吾輩得報歡呼，蓋皇上復權當非遠。仆雖退外務參與官之職，亦私有所謀，貴下請少放念，切囑切囑。
梁：敝邦之內情，可得為足下一言之。彼滿洲黨、老臣黨，毫無政策，徒偷生貪祿者，不必言矣。至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說，其勢甚盛，仆前者亦主張斯義，因朝局無可為，不得不倡之於下也。及今年四月以來，皇上稍有政柄，覲見小臣，於是有志之士，始知皇上為大有為之君，從前十餘年腐潰之政策，皆絕非皇上之意。於是同志乃翻然變計，專務扶翼主權，以行新政，蓋革命者，乃謀國之下策，而施之今日敝邦，尤為不可行。外患方殷，強鄰環伺，恐義旗未舉，而敵人已借勢而分割各省矣。今皇上之英明仁厚，實鮮有比，苟能有全權，舉而措之，則天下晏然，鬯無驚而新政已行，舊弊已去，國體已立矣。此仆等之初意也。何圖為母后賊臣所不容，以至有今日。為今日之計，若使我皇上不能復權，則如今日西後與榮祿等守舊之政策，豈復能保此積弱之國於群雄環伺之秋哉，不及數年，必受分割矣。此在上之可危者也。至於在下者，則南部各省之志士，咸動義憤，將興師清君側，仆等亦不能阻之。然義師之起，其險著居十分之九，蓋歐洲諸國，必將承其後，且各省伏莽，紛紛借名而起，蹂躪中原，而分割之事亦隨之矣。故仆等之意，與其冒險而謀之於下，不如借友邦之力以謀之於上也。
志賀：高說妥當，仆亦為然。南方各省之志士，將舉義師雖出不得已，自是前門御虎，後門入狼者。敝邦今日之策，唯在期貴邦皇上復權，己敢聞期皇上復權之工夫如何？可賴光明正大之策耶？將又可依隱蔽之工夫耶？
梁：仆等初時，欲主隱蔽之工夫，此乃貴邦一國之力即可辦到，無俟再約他國者，然恐貴國未必肯出此策，且此策於半月前尚易行，今已難行矣。若仆頃所謂仗義執言者，則光明正大之策，然似必聯英、美始能有效。藉此事以成日、清、英、美四國聯盟之局，亦地球一好機會也。若貴政府肯相助，則仆等將再航英、美而乞之。
志賀：仆謂康先生航英國，以圖英人之間，而貴下淹留敝邦施後圖。
梁：今有一同志之士，名曰容閎，（前任駐紮美國公使，乃曾國藩君所任用，後為人所讒免官，寓美國三十餘年，曾在美大學校領有政治科博士券者。）約一月以後即來東京與康先生同航英、美，今康先生欲行之心甚急，已函促其來，來後擬即行，仆擬留此間與貴邦志士共育也。」（下略）（《光明日報》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第三版）
九月二十日，先生致日本品川彌二郎一書，對於日本報紙上批評中國維新變法因過於急進而遭致失敗的說法，認為不能苟同。該信全文如下：
「思父先生閣下：啟超昔在震旦，游於南海康先生之門。南海之為教也，凡入塾者皆授以《幽室文稿》，曰：苟志氣稍偶衰落，輒讀此書，勝於暮鼓晨鐘也。仆既受此書，因日與松陰先生相晤對，而並與閣下相晤對者，數年於茲矣。
天假之緣，以政變之故，行邁貴國，自顧菲材，雖不敢仰希先哲，然敝邦今日情形，與貴邦幕末之際相類。每讀送生田敘中語，謂今日事機之會，朝去夕來，使有志之士，變喜怒於其間，何能有為。竊服膺斯言，雖波瀾詭譎，千起百落，曾不敢以動其心也。
近聞貴邦新報中議論，頗有目仆等為急激誤大事者。然仆又聞之松陰先生之言矣。曰：觀望持重，今正義人比比皆然，是為最大下策，何如輕快直率，打破局面，然後徐占地布石之為愈乎？又曰：天下之不見血久矣，一見血丹赤噴出，然後事可為也。仆等師友共持此義，方且日自責其和緩，而曾何急激之可言？敝邦數千年之疲軟澆薄，視貴邦幕末時，又復過之，非用雷霆萬鈞之力，不能打破局面，自今日以往，或乃敝邦可以自強之時也。
亟思走謁，一瞻風采，因體貴政府秘密保護之盛心，未敢造次。謹先以書達其景仰，他日更當請見。松陰先生著述及行狀，尚有他刻否？能惠賜一二種，不勝大幸。敬承起居。梁啓超再頓。陰曆九月二十日。
再啟超因景仰松陰、東行兩先生，今更名吉田晉，現居牛込鶴卷町四十番，如有賜函，不勝喜盼。」（《民報》第二十四號，《時評》第二十二頁）
《知新報》第七十九冊曾轉錄日本《東邦協會報》所載十月三十日《新黨某君上日本論中國政變書》，該書陳述了戊戌變法及其失敗情形，極言中國改革成敗與日本的利害關係，並請日本政府設法使光緒帝安全復位重行新政。此書大似先生之作。茲摘錄如下：
「抵東京後，即思走謁，以貴政府之意秘密，未敢造次。謹先述敝邦此次政變情形，及鄙懷所欲陳者，一一言之。
敝邦此次政變，其原因約有四端：一曰帝與後之爭，二曰新與舊之爭，三曰滿與漢之爭，四曰俄與英之爭。要而言之，實則只有兩派而已。蓋我皇上之主義在開新，用漢人，聯日英，以圖自立。西後之主義在守舊，用滿人，聯俄以求保護。故綜此四端，實為帝後兩派也。……我皇上之英明仁厚，真曠古所罕有，驟持以語他邦之人，必以吾言為夸，而不相信，即仆等未覲見皇上以前，亦不料其能如是也。蓋二十年來，腐壞之政府，皆西後所造成，而外人不知者以為一切政策，皆出於皇上，故其惡名嫁於皇上，此實不白之奇冤也。
皇上於外國情形，極為瞭亮，於內邦積弊，疾首痛心，……即以數月以來之新政言之，千餘年來八股取士之法，一旦毅然革除，遍設全國大學中學小學，注意教育制度，汰裁冗員，改革官制，許天下士民上書言事，下詔罪己，延見小臣。凡此諸端，皆支那數千年以來君主所不能行者，而皇上奮然行之，其明斷已可概見矣。然此數月之中，皇上固未為能行其志也。西後事事掣肘，每欲舉一事，必經多少之勉強，始能准行，或准行其末節，而不准行其本原；或准行其一端，而不准行其全體。故數月以來，改革之跡，其於皇上心中之所欲行者，猶未及十之一也。
皇上之意，欲設制度局於宮中，依貴邦明治初年之制，置議定參預等官，取各衙門辦事之規則而更定之。因遣人遊歷貴國，考察法規。欲設地方自治之制，欲聘貴邦名士為宮中顧問官，凡北京各衙門，及地方自治衙門，皆設顧問官，聘貴邦人為之，欲易服以一人心，欲遷都以脫垢膩，欲去朝覲跪拜之禮，欲行游幸各國之典。凡此諸端，皆欲行而未能行者，所能行者不過枝葉之事而已。」
以下極言中國改革與日本之關係：
「敝邦之不振，非獨敝邦之憂，支那之安危，關係全地球和平爭亂之局。……與貴邦同處一洲，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尤為最易見之事。想貴邦雖五尺童子亦無不知之。今西後與賊臣榮祿等之主義，壹意求露國之保護，甘心為其奴隸。……今諸邦雖持均勢之主義，各謀在我邦得額外之利益，以抵制之。然我之偽政府，皆惟露人之言是聽，……故使偽政府不更易，主權不能復，則於東方之局，各邦常為客，而露人常為主，以客敲主，常處於不能勝之勢，恐支那之全折而入於露，為時甚近矣。何均勢抵制之可言？且即使能均勢，能抵制，而亦非日本之利也。……
故今日為日本計，支那安則日本安，支那危則日本危，支那亡，則日本亦不可問矣。然支那之自立與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支那之改革與否，全系乎皇上位權之安危。然則我皇上位權之安危，與日本全國之相關，其切近如此，仆願貴邦政府之熟察此機軸也。」
又說，中國之改革仍大有希望，不過外之需日本幫助：
「然仆竊自揣之，敝國固非無可為者也。上之則有皇上之英明仁厚，實出尋常意計之外，苟有可以安國家利生民者，知之無不行，行之無不力。但使皇上有復權之一日，按次第以變法，令行禁止，一二年間，一切積弊，可以盡去；一切美政，可以盡行。敝國幅員之廣，人民之眾，物產之饒，豈有不能自立之理，此敝國君權之可用也。下之則數年以來，風氣大開，各省學會學校新聞雜誌紛紛並起，年少之人，志盛氣銳，愛國心切，而無一毫自尊自大之習，咸自濯磨，講求專門之學，以備國家之用。計湖南、廣東兩省，此類之志士，其數不下三四萬人，各省亦所在皆有。大率敝邦之人三十歲以上者，別為一種類；二十歲以下者，別為一種類：兩種之人，其意想氣象，正大相反。惜舊種遍居要津，而新種皆貧賤之士，手無尺寸柄，現時不得不忍受魚肉耳。
然而愈壓之則愈振，愈虐之則愈奮，正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者，今時不過萌芽而已。……
然而又有不同者，則貴邦三十年前，外患未亟，其大憂僅在內訌，故專恃國內之力，而即可以底定，敝邦今日如以一羊處於群虎之間，情形之險，百倍貴國。大患既迫於外，則亦不能不借友邦之力，以抵禦之。此仆等所以不能不為秦庭之哭，呼將伯之助，而深有望於同洲同文同種之大日本也。至於其如何相助之處，秩秩大猷，槃槃宏議，諸君子自有成竹在胸，非遠人所敢致詞也。」〔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第六〇一——六〇七頁〕
十月一日，先生致李提摩太一書，對英國使館救南海先生出險表示感謝，希望能繼續獲得英、美、日本政府的支持，並介紹湯覺頓作為李的翻譯。其信全文如下：
「李提摩太先生閣下：自初六日北京一敘以後，敝邦變故日甚一日，皇上幽囚，志士慘戮，痛不忍言。敝師康先生得貴國之保護，幸脫虎口，聞系都中有人致電於上海貴領事，想出於足下之手。大邦仗義之盛心，與足下待友之忠悃，令人感謝無已。弟自別後，為日本政府所保護，安抵東京，近已與康先生相見矣。每念地球各國變法之始，無不流血滿地，今弟等雖遭此變，而心愈奮銳也。惟東方之局日急，若貴邦與美、日兩國不早為計，他日俄人羽翼既成，無復可望耳！望足下與貴邦諸君子急留意也。
康先生在北京時，曾承足下囑代覓一翻譯之人。今有敝友湯君覺頓，亦康先生之弟子，學問優良，才識博雅，今特令其來滬，以供驅策，謹以信為之先容，伏乞進見，叩以所學，定知吾言之不謬也。專此奉布。不多及，此請大安。弟梁啓超頓首。十月一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一）第四一七頁〕
先生到日本以後，因惦念家眷安危，頻作書給夫人李蕙仙。九月十五日有一封信詳述各事說：
「南海師來，得詳聞家中近狀，並聞卿慷慨從容，詞色不變，絕無怨言，且有壯語。聞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為任公閨中良友矣。大人遭此變驚，必增抑鬱，惟賴卿善為慰解，代我曲盡子職而已。卿素知大義，此無待余之言，惟望南天叩托而已。令四兄最為可憐，吾與南海師念及之，輒為流涕。此行性命不知何如，受余之累，恩將仇報，真不安也。
譯局款二萬餘金存在京城百川通，吾出京時，已全交託令十五兄，想百川通不至賴帳。令兄等未知我家所在，無從通信及匯寄銀兩，卿可時以書告之，需用即向令兄支取可也。聞家中尚有四百餘金，目前想可敷用。吾已寫信吳小村生處，托其代籌矣。所存之銀，望常以二百金存於大人處，俾隨時可以便用，要。若全存在卿處，略有不妥，因大人之性情，心中有話，口裡每每不肯說出，欲用錢時，手內無錢，又不欲向卿取，則必生煩惱矣。望切依吾言為盼。卿此且不必歸寧（令十五兄雲擬迎卿至湖北），因吾遠在外國，大人遭此患難，決不可少歡之人，吾全以此事奉托矣。卿之與我，非徒如尋常人之匹偶，實算道義肝膽之交，必能不負所托也。
吾在此受彼國政府之保護，其為優禮，飲食起居一切安便。張順不避危難，我東來，患難相依，亦義僕也。身邊小事，有渠料理，方便如常，可告知兩大人安心也。」（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與蕙仙書》）
事變後，蓮澗先生攜眷避居澳門，新會原籍，雖有查搜，但是還未被大禍。其時蓮澗先生為《戊戌遇變賦》一篇，長數百言寄給先生，表示自己心境的安適，但是先生還是很惦記，所以在十月六日的家信里提到必要時候，可以回國探望。「前
信想已收，吾在此情形，詳與二弟信中，可取觀。大人當此失意之時，煩定不知幾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吾今遠在國外，侍奉之事，全托之於卿。卿明大義，必能設法慰解，以贖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謝而已。家中情形如何？望常寄信告知。依吾與二弟信中所問各事，詳復為盼。吾之起居家中不必念，卿素明達，必能自寬解。二弟亦慷慨激昂，必不憂悲，吾亦不為念。母親甚□，不知憂悲，亦不足為念。但念父親之苦楚，不知若何耳。若因念我而生，則致一電，我當即歸，若尚平安，則吾正二月間必歸。因現時在東方應辦事多，未能即行也。卿我之患難交，非猶尋常眷屬而已。雖想思甚切，不敢涉私也，惟望信甚急，乞即寫回信，至要。」（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六日《與蕙仙書》）十月
十三日，先生有一書述在日本居住情形和接眷屬各事甚詳。
「九月二十三日書悉一是。吾在此乃受彼中朝廷之供養，一切豐盛，方便非常，以起居飲食而論，尤勝似家居也。來書問有立足之地，當速來接云云。立足之地何處無之，在此即無政府之供養，而著書撰報亦必可自給。然卿之來，則有不方便者數事：一，今在患難之中，斷無接妻子來同住，而置父母兄弟於不問之理，若全家接來，則真太費矣，且搬動甚不易也。二，我輩出而為國效力，以大義論之，所謂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若以眷屬自隨，殊為不便。且吾數年來行蹤之無定，卿已知之矣。在中國時猶如此，況在異域？當無事時猶如此，況在患難？地球五大洲，隨處浪遊，或為遊學，或為辦事，必不能常留一處，則家眷居於遠地，不如居於近鄉矣。三，此土異服異言，多少不便，卿來亦必不能安居，不如仍在澳也，此吾所以決意不接來也。此間情形及吾心事，具見於大人安稟及二弟書中，可以取觀。來書謂想吾必非一蹶不振之人，然待吾揚眉吐氣時不知卿及見否云云。卿本達人，志氣不同凡女子，何必作頹唐語乎？此次之變，以尋常理勢論之，先生及吾皆應萬無生理，而冒此奇險，若有神助，種種出人意外，是豈無故哉。益信天之所以待我者厚，而有以玉成之也。患難之事，古之豪傑無不備嘗，惟庸人乃多庸福耳，何可自輕乎？卿固知我，然我願卿之自此以後，更加壯也。先生之教，道理極多，吾間未以語卿，卿如有向學之志，盍暇日常與二弟講論之。卿家居無甚事，經此變後，益當知世俗之榮辱苦樂，富貴貧賤，無甚可喜，無甚可惱，惟有讀書窮理，是最快樂事。有時忽有心得，其樂非尋常所可及也。卿盍從事於此乎？若有志則常就二弟及薇君相與講求，久之當想吾言之不謬也。」（二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與蕙仙書》）
十月二十七日有一書，述及籌辦《清議報》的事和當時的生活情形。
「吾在此創報館已成，（下月十一日出報）現時未領薪，為俟其報消〔銷〕行後，乃領也。在此一切起居飲食，皆日本國家所供給，未嘗自用一錢，間有用者，惟做衣服數件，買書數種耳。行囊存銀尚多，因家中目前敷用，故未寄來，今既大人愁窮，故日間即當先匯四百元歸也。庶母弟婦若到，當加意和諧，免觸老人之煩惱。二弟尚知大義，無事可與之談學問，亦足稍解煩悶也。卿日來心緒何如，煩悶否？望告知，想必煩悶不待問矣。然我深望卿之不煩悶也。」（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與蕙仙書》由橫濱大同學校發）
先生初到東京時，住牛込區馬場下町。楊維新與丁文江書，記當時和日人往來情形說：
「初到東京時，似系住牛込區馬場下町（原住待查），當時大隈左右如犬養毅、高田早苗、栢原文太郎（原注此君與任公先生交厚，當時約為兄弟）時有來往，並力為講解日本文法，（原注和文漢讀法為任公先生著）彼時事，弟非目見不能詳言。」（《楊維新與丁在君書》）
又《申報》載：
「日本訪事友人云：中國逆犯康有為之徒黨梁啓超，遁跡日本後，自知罪大惡極，不容於禮儀之邦，遂竄入日籍，更其姓曰吉田，名晉，僑寓東京牛込區，與品川子爵訂莫逆交，詩酒往還，徜徉竟日，不知曾念及先人廬墓否？」（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申報》）
南海和先生抵日後不久，日人宮崎、平山等曾居間調停，使與興中會派孫中山先生等聯合救國，然以兩派立場和主張多有不同，終於未能和合。馮自由在他的《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里記述這件事說：
「平山、宮崎因中山及康、梁對於國事意見，未能一致，乃欲居間調停，使兩派聯合謀國。中山曾偕宮崎訪康，康匿不見。陳少白亦訪康，徐勤代康謝客，適梁啓超自外返寓，竟導陳入見。時康有為稱奉清帝衣帶詔，以帝王師自命，意氣甚盛，視中山一派為叛徒，隱存羞與為伍之見。」〔《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第三〇五頁〕
又同書第四十一頁有一段話說：
「戊戌政變事起，康、梁師徒亡命東京。中山、陳少白以同屬逋客，特親往慰問，並商以後合作問題，然康得清帝之眷顧，以帝師自居，目革命黨為大逆不道，深恐為所牽累，故託事不見，是為兩黨日後軋轢之最大原因。」
又同書第三百零五頁記當時日本進步黨領袖犬養毅等對兩派態度的話，可作兩派關係的參考。
「日本政黨之標榜支那親善政策者，為進步黨。而黨中諸首領則以犬養毅為主張最力，犬養對於革命、保皇兩派皆目為新黨，一視同仁，始終取調停主義。……徐勤任大同學校校長，因與興中會派不愜，該校董事多懷退志，幾致解體，乃推犬養為名譽校長，以維繫人心，犬養亦徇其請。戊戌秋間，兩派意見日深，勢同水火，犬養乃親至橫濱作和事佬，無功而回。」
以後興中會派聯合創辦一個華僑學校，隱然和大同學校為敵，此後兩黨的關係便愈演愈激烈了，《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里記述這件事說：
「大同學校於戊戌後，已成保皇會機關學校，華僑子弟非隸保皇會籍者，輒被排擠。因是橫濱之興中會員及耶穌教徒、三江幫各團體乃合組一學校，顏曰華僑學校，……隱然與大同學校各樹一幟。此外，神戶華僑所立學校，亦分兩派。此種界限至今日猶未能消除。」（康孫水火始於美洲，其後《民報》與《新民叢報》筆戰在光緒甲辰乙巳間，若橫濱華僑歸孫者極少數——原初稿批註。）
十一月十一日先生創辦《清議報》於日本橫濱。先生自記其事說：
「《清議報》起於戊戌十月，其時正值政變之後。」（《合集·文集》之六第五十五頁）
又在《三十自述》里說：
「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與橫濱商界諸同志謀設《清議報》，自此居日本東京者一年，稍能讀東文，思想為之一變。」
又先生在民國元年《蒞報界歡迎會演說辭》里述辦該報的始末說：
「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復在橫濱開一《清議報》，明目張胆，以攻擊政府，彼時最烈矣。而政府相疾亦至，嚴禁入口，馴至內地斷絕發行機關，不得已停辦。」（《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二頁）（《清議報》刊行後，清吏屢禁之，其時駐滬為之轉輸內地者何擎一也，擎一今名澄一，雖健在頹然老矣——何擎一注。）
創辦《清議報》的經費，據馮自由《任公先生事略》說是旅日華商馮鏡如等所募集：
「己亥春發刊《清議報》於橫濱，（《清議報》創刊於一八九八年戊戌冬，不是己亥春——編者。）經費由旅日華商馮鏡如、馮紫珊、林北泉等募集。」
《清議報》是一種旬刊，每十日出版一次，初出版時先生撰《清議報敘例》一篇，載該報第一期，裡面講該報的宗旨有四：
一、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
二、增長支那人之學識。
三、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聯其情誼。
四、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
這年冬先生撰有關政變事件的文章數篇，繼續刊載於《清議報》中，後來合成為《戊戌政變記》一書。（先生所編《戊戌政變記》，書坊不敢公然出售，亦由何擎一轉輸內地，己庚之間已銷流兩千部——何擎一注。）
注釋：
[1] 上海圖書館藏該長編初稿一部，系陳叔通先生所贈，上有梁氏家屬及親友批註，我們大多收錄，寫明某某注或原初稿批註。這裡在元字下面有「鎮國大將軍」五字。
又《曼殊室隨筆》初集第135頁作：「鎮國大將軍張宏范滅宋於此」。
[2] 應改為李文清公，名棠階，字樹南，號文園，又號強齋，河南河內（今沁陽縣）人。見《續碑傳集》第十二卷本傳。
[3] 阮元，江蘇儀征人，諡文達。
[4] 李端棻，字苾園，貴州貴築人，同治癸亥進士，入翰林，四為鄉試考官，一為會試副總裁。光緒己丑，典試廣東，賞梁啓超才，以堂妹妻之。後支持維新派變法，戊戌政變後，被革職，戍新疆。
[5] 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別號恢伯，浙江錢塘人，時入京會試。1896年設時務報館於上海，自任經理，以梁氏為主筆。汪系張之洞之舊屬，受張掣肘，致與梁齟齬，至政變乃止。1899年梁復與汪通信，解嫌歸好。
[6] 徐勤，字君勉，廣東三水縣人，邑庠生，康有為的弟子。後任澳門《知新報》主筆，日本橫濱大同學校校長，香港《商報》、廣州《國是報》經理，保皇黨的領導人之一，康有為最忠實的信徒。
[7] 曹泰，字著偉，南海人，萬木草堂弟子，死於1894年。
[8] 指張之洞。
[9]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號碎佛，筆名別士，浙江杭州人。1896年底自北京至天津，與嚴復、王修植等創辦《國聞報》，宣傳「新學」，鼓吹維新變法，但他沒有參加戊戌維新的實際活動。
[10] 《萬國公報》，光緒二十一年（1895）六月二十七日創刊，共出四十五冊，至是年十月北京強學會成立，遂改名《中外紀聞》，以示與英美傳教士團體廣學會所辦的《萬國公報》有別。
[11] 即《中外紀聞》。
[12]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號乙盦，浙江嘉興人。沈雖贊助變法，實主和緩行之，不愜意康梁之激進。
[13] 江標（1860—1899），字建霞，號師■，江蘇元和人，1894年視學湖南，毅然以「變士風，開闢新治為己任」。助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如設時務學堂、南學會、保衛局，標皆力贊之。與譚嗣同、唐才常相友善。
[14] 《汪穰卿師友手札中關於強學會的史料》，《文物》，1978年第7期。
[15] 汪大燮，字伯唐，一作伯棠，汪康年的堂兄，以舉人為內閣中書，曾為強學會辦事人
[16] 上海圖書館藏《汪穰卿先生師友手札》第26冊中集有梁啓超致汪康年、汪詒年書四十九件，茲選摘若干件補編於本譜。信件寫作年代多系補編者擬定。
[17] 吳樵，字鐵樵，四川達縣人，1895年11月（十月）隨父德■由滬至京，與啟超相識，曾赴北京強學局，與聞會事。
[18] 譚復生，名嗣同，字壯飛，又號外相眾生，湖南瀏陽人，湖北巡撫譚繼詢之子。甲午後，他積極提倡變法維新，是維新派的左翼。戊戌政變後被殺，時年34歲，著有《仁學》。
[19] 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廣東嘉應人，清末贊助維新的官員，著名詩人。1896年4月（三月）於上海與梁氏交，同創《時務報》。1897年任湖南長寶鹽法道，後署按察使，與巡撫陳寶箴贊助維新，招梁氏任時務學堂總教習。戊戌政變之後，他仍與梁氏保持密切的關係。
[20] 陳右帥，指陳寶箴（1831—1900），字右銘，江西義寧人，時任湖南巡撫。他和學政江標、按察使黃遵憲皆以變法維新為己任，湖南成為維新運動最活躍的省份。
[21] 余，孫寶瑄自稱。寶瑄，字仲愚，李鴻章侄婿。
[22] 延耀，黃春芳字，廣東番禺人。時任《時務報》理事，管理印書兼銀行事務。
[23] 沅帆，鄒代鈞字，湖南新化人。常為《時務報》撰稿，精地輿之學，後在南學會主講地輿，又任湘報館董事。
[24] 熊希齡（1870—1937），字秉三，湖南鳳凰人。官翰林院庶吉士，時回湘助陳寶箴推行新政，任時務學堂提調，也是《湘報》和南學會的發起人，政變後被革職交地方官管束。後成為君主立憲派和進步黨的首腦，1913年做過袁世凱的國務總理。
[25] 徐研甫，名仁鑄，字研甫，一字硯父，徐致靖之長子，時以編修視學湖南。
[26] 英語inspiration，即靈感。
[27] 伯嚴，陳三立字，系湘撫陳寶箴之子，光緒乙丑進士，官吏部主事，時與黃遵憲等在湘助其父行新政，政變後被革職。
[28] 王益吾，即王先謙，字益吾，湖南長沙人。他曾任國子監祭酒，是反對維新變法的大鄉紳。
[29] 麥幼博可能系麥孺博之誤。
[30] 唐才常（1867—1900），字黻丞，亦字佛塵，又字伯忠，湖南瀏陽人。1897年4月（三月）《湘學報》創辦，才常任撰述，旋又與譚嗣同、熊希齡等辦《湘報》，鼓吹變法維新。戊戌變法失敗後，才常出亡日本。1899年冬，與康有為、梁啓超在日本決議於長江沿岸各省起兵勤王，1900年8月，所統自立軍正欲於武漢發難的前夕，被張之洞捕獲殺害。
[31] 張元濟註：此一箋為由湖南回申時所發，時穰卿正在湖南。
[32] 徐致靖，字予靜，江蘇宜興人。
[33] 張元濟（1866—1959），字菊生，浙江海鹽人。甲午戰爭後，首倡通藝學堂於北京。《時務報》創刊，他代為在京分派；梁在《時務報》中言論遭到攻擊時，他致函啟超「勿為所動」；梁與汪康年齟齬日久，準備離館時，他代致函汪，請予挽留。戊戌四月下國是詔之後，張與康有為、梁啓超等同膺徐致靖之薦，並於28日與康同被召見。時張任刑部主事，充總署章京。政變後，被革職永不敘用。辛亥革命之後，張主持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有年，與梁往來仍很密切。
[34] 覃溪，清乾隆時內閣學士翁方綱號。此處用以指翁同龢。
[35] 指楊深秀、徐致靖。
[36] 指宋伯魯。
[37] 康有為說：「死生命也，昔吾在粵城歸德門之華德里飛磚墮地掠面下，若移寸許，死矣。」（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一）第四一八頁）
[38] 事指革禮部六堂官職，時間應是7月19日。
[39] 黃彰健《康有為衣帶詔辨偽》認為，是詔系政變後康有為據光緒賜楊銳真密詔點定改作，並說8月2日林旭傳出的光緒賜康密詔，亦系康據八月初二林旭傳出的真密詔改作。詳見黃著《戊戌變法史研究》。
[40] 《翼教叢編》系蘇輿所輯，非葉德輝著，梁文有誤。
[41] 即伊藤博文，曾任首相，時來華遊覽。
[42] 即康有為。
[43] 即鄭永昌。
[44] 即大隈重信，曾任首相、外相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