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南北朝史 · 第二十三章　晉南北朝學術

第一節　學校 中國為崇尚文教之國，兩漢而降，此風尤甚。晉、南北朝，雖為喪亂之世，然朝廷苟獲小安，即思興學；地方官吏，亦頗能措意於此；私家仍以教授為業；雖偏隅割據之區，戎狄荐居之地，亦莫不然。較之羅馬喪亂之後，晦盲否塞之情形，大異其趣矣。此亦中西史事不同之一端歟？ 晉初大學，沿自魏世。泰始八年（273），有司奏大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已試經者留之，其餘遣還。郡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宋書·禮志》。蓋以魏世，來學者率為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見《秦漢史》第十九章第一節。故有此舉也。《晉書·武帝紀》：咸寧二年（276），五月，立國子學。586《宋書·禮志》作起國子學。《晉書·職官志》云：咸寧四年（278），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齊書·禮志》：東昏侯立，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今之國學，即古之大學。晉初大學生三千人，既多猥雜，惠帝時，欲辨其涇渭，故元康三年（293）始立國子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蓋屋宇起於咸寧二年（276），教官定於四年（278），生徒入學之法，實至元康三年（293）而後定也。《晉書·裴傳》：時天下初定，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皇大子既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候，甚有儀序。此事在武帝時，皇大子即惠帝也。其時蓋徒行禮，未有教學之事。經說本只有大學，自王大子以下皆入焉，與士齒，殊有平夷之美。《周官》有師氏，保氏，乃小學之職，據此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異貴賤」，曹思文表語。誤矣。大康五年（284），修作明堂、辟雍、靈台。《宋書·禮志》。元帝初，王導請興學。戴邈亦以為言。見《晉書》本傳及《宋書·禮志》。建武元年十一月立大學，《本紀》。蓋用其說。《宋書·百官志》云：大常博士，東京凡十四人。《易》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各一博士。而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魏及晉兩朝置十九人，江左初減為九人，皆不知掌何經。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為十一人。後又增為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大學博士也。又云：國子祭酒一人。國子博士一人。國子助教十人，《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各為一經，《論語》、《孝經》為一經，合十經，助教分掌。晉初置國子學以教生徒，而隸屬大學焉。晉初助教十五人。江左以來損其員，自宋世，若不置學，則助教惟置一人，而祭酒、博士常置也。《晉書·荀崧傳》云：時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宋書·禮志》云：《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為不可，乃上疏言：「宜為鄭《易》，鄭《儀禮》，《春秋》、《公羊》、《穀梁》各置博士一人。」詔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余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宋書·禮志》略同。以《百官志》之文參之，則所謂九人者：《周易》王氏一，《尚書》鄭氏二，孔氏三，《毛詩》鄭氏四，《周官》鄭氏五，《禮記》鄭氏六，《春秋左傳》杜氏七，服氏八，《論語》、《孝經》鄭氏九，所增者《儀禮》、《公羊》各一，合十一人也。《本紀》：大興二年（319），六月，置博士員五人，則所謂後又增為十六人者也。不復分掌五經，蓋不復事教授？《儒林傳》言：「元帝雖尊儒勸學，亟降綸音，而東序西膠，未聞弦誦。」其明徵矣。《成帝紀》：咸康三年（293），正月，立大學。《袁瓌傳》云：瓌時為國子祭酒，上疏請給宅地，備學徒，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宋書·禮志》以此疏為瓌與大常馮懷共上，云：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議立國學，徵集生徒。而世尚老、莊，莫肯用心儒訓。穆帝八年（352），殷浩西征，以軍興罷遣。則未有實效，旋又廢墜。《孝武帝紀》：大元九年（384），四月，增置大學生百人。《車胤傳》：大元中，增置大學生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十年（385），二月，立國學。蓋至是二學並置。《晉書·職官志》云：孝武大元十年（385），損國子助教員為十人。《宋志》云：十經由十助教分掌，蓋在是時。《宋書·臧燾傳》：晉孝武大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兗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為助教。據《齊書·陸澄傳澄》與王儉書，則是時《易》立王肅，《左氏》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穀梁》有麋信《注》。至宋元嘉建學，《易》乃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則黜鄭置王，《左氏》則留服而去賈，《穀梁》益以范寧，而麋猶如故。澄謂《易》王、鄭宜並存，《左氏》宜立杜，《穀梁》善范便當除麋。又云：「世有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眾書，亦無《孝經》。」儉答云：「《易》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議，並同雅論。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大元立學，議由謝石，587事見《晉書》本傳及《宋書·禮志》。《宋書》載其疏辭，謂上於大元元年（376），元疑九形近而誤，故有「皇威遐震，戎車方靜」之語。淝水之戰在八年。石之死，范弘之議諡，深致貶損，而卒援是為恕辭，則晉人頗重其事。然《宋書·禮志》謂其品課無章，士君子恥與其列，則其實效，亦未可睹也。晉人立學，專欲以化貴胄。588故晉初傅玄上疏，病「漢、魏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王導言：「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敦樸之業著，浮偽之競息。」戴邈言：「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戎之役，不以盛年，講肄道義，不亦可惜？」然糞牆朽木，素質已非，雕墁之功，雲胡可就？其時特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為生，而祭酒殷茂言：「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存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真偽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則猶是來者皆為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之舊也。《宋書·禮志》。《宋書·禮志》言：孝武立學，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而《五行志》言：大元十年（385）正月，立國子學，學生多頑嚚，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晉志》略同。則立學未幾，而所毀之屋，已侔於所造者三分之二矣。風紀敗壞至此，其人尚可教乎？ 《宋書·禮志》云：宋高祖受命，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大祖元嘉二十年（443），復立國學，二十七年廢（450）。案高祖詔立國學，事在永初三年正月，589見《本紀》。其時學制已定，范泰嘗上書論之，見本傳。大祖詔建國學，事在元嘉十九年正月，是年十二月，詔言胄子始集，學業方興，亦見《紀》；《何承天傳》亦云，是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而《禮志》謂立學在二十年，蓋師生集於十九年末，禮成於其翼年也。二十七年之罷，《紀》在三月，蓋以軍興之故。《孝武帝紀》：大明五年（461），八月，詔來歲可修葺庠序，旌延國胄，而《禮志》不言其事，疑其實未有成。然則宋世國學修立，不及十年，可謂衰替。然其時於私家之能講學者，為置生徒，隆其禮貌，加以資助，則其效或轉在官學之上也。590《隱逸傳》：周續之，遁跡廬山。高祖踐阼，召之，乃盡室俱下。上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並見諸生。續之素患風痹，不復堪講，乃移病鐘山。又《雷次宗傳》：元嘉十五年（438），征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大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此事《南史》入《本紀》，系元嘉十六年（439）。《宋書·何尚之傳》云：元嘉十三年（436），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劉斌為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大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南史》同。其立學不知究在何年也。其後國子學建，尚之遂領祭酒焉，亦見《傳》。《明帝紀》：泰始六年（471），九月，立總明觀，征學士以充之，置東觀祭酒。《南史》云：置東觀祭酒、訪舉各一人，舉士二十人，分為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則其分部仍與元嘉同。《齊書·百官志》：泰始六年（270），以國學廢，初置總明觀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永明三年（485）國學建省，尤可見孝武之興國學，實未有成也。 《齊書·禮志》云：建元四年（482），正月，詔立國學。亦見《本紀》。《王逡之傳》云：國學久廢，建元二年（480），逡之先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張緒傳》：建元四年（482），立國子學，以緒為大常卿，領國子祭酒。置學生百五十人。其有位樂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還。取王公已下至三將、著作郎、廷尉正、大子舍人、領、護諸府司馬、諮議經除敕者、諸州別駕、治中等見居官及罷散者子孫。591悉取家去都二千里為限。大祖崩乃止。《武帝紀》：建元四年，九月，丁巳，以國哀故罷國子學。《百官志》云：其夏國諱廢學。永明三年（485），正月，詔立學。亦見《紀》。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及員外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建武四年（497），正月，詔立學。永泰元年（498），東昏侯即位，尚書符依永明舊事廢學。領國子助教曹思文表言：「先代不以國諱廢學，永明以無大子故廢，非古典。」592案建武四年（497）詔言：「往因時康，崇建庠序，屯虞薦有，權從省廢，謳誦寂寥，倏移年稔。」則其廢，似不以無大子也。總明觀以永明三年（485）省，然是歲又於王儉宅開學士館。悉以四部充儉家。又詔儉以家為府。四年（501），以本官領吏部，猶十日一還學，監視諸生焉。《儉傳》。又竟陵王子良，嘗表世祖，為劉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未及徙居，遇病卒。《傳》。此亦宋世待周續之、雷次宗之意也。孔稚圭欲於國學置律學助教，詔報從納，而事不果行，已見第二十二章第七節。 《梁書·處士傳》：梁武踐阼，征何胤不至，乃敕胤曰：「卿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置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又曰「比歲學者，殊為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為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敕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於是遣何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設館而外，復征及其舊日生徒，較之宋齊，尤為異數矣。《本紀》：天監四年（505），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儒林傳》雲以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南史》又有吳郡陸璉。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十數月間，懷經負笈者，雲會京師。此亦猶宋之立五學，特專於儒耳。七年（508），正月，詔大啟庠序，博延胄子。國學蓋自此建立。九年（510），三月，詔皇大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可令入學。《儒林傳》言：於是皇大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業焉大同七年（541），十二月，於宮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領軍朱異、大府卿賀琛、舍人孔子祛等遞相講述。《本紀》。亦見《張綰》、《周弘正傳》。此蓋與國學並立非如宋之五館、總明觀等補國學之缺也。《陳書·儒林·陸詡傳》言：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593聲教東漸，南朝教學之規模，蓋以此時為最盛矣《陳書·儒林傳》云：高祖承前代離亂，日不暇給，弗遑勸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案《沈不害傳》言：天嘉初，除衡陽王府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言宜建立庠序，選公卿門子，皆入於學。詔付外詳議，依事施行。陳世興學，不害蓋有力焉。其後宣帝大建三年（572），後主至德三年（585），皇大子皆釋奠大學。」 私家亦有為學人立館者，齊始安王遙光、右衛江祏於蔣山南為吳苞立館是也。事見《齊書·高逸傳》。 《晉書·張軌傳》：軌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隱逸傳》：祈嘉，博通經傳。西遊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征為儒林祭酒。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床下者二千餘人。《李玄盛傳》：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劉曜載記》：曜立大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為崇文祭酒。曜臨大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石勒載記》云：司、冀漸寧，人始租賦。立大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為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於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教之。大興二年（319），勒偽稱趙王。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中壘支雄、游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五府。於是擢拜大學生五人為佐著作郎，錄述時事。《石季龍載記》：季龍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於秘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於學宮。《隱逸傳》：楊軻養徒數百，石季龍嗣偽位征之。迫之乃發。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其在偽朝，蓋未嘗受官職，與於教授之事。《慕容廆載記》云：平原劉贊，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國胄束修受業焉。廆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慕容皝載記》：皝記室參軍封裕諫曰：「習戰、務農，本也。百工、商賈，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594皝乃命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錄。《慕容儁載記》：儁立小學於顯賢里，以教胄子。《苻健載記》：健敗桓溫後，修尚儒學。《苻堅載記》言：堅立學校。又云：堅廣修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已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堅親臨大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大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厲，罔敢倦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自是每月一臨大學，諸生競勸焉。又云：堅行禮於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大子及公侯、卿、大夫、元士之元子，皆束修釋奠焉。又云：堅臨大學，考學生經義，上第者擢敘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又云：禁老莊、圖讖之學。595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七，皆令修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於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以授經。又云：堅以翼犍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大學習禮。596《姚萇載記》云：萇立大學。下書令留台、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敘。《姚興載記》云：興立律學於長安。詳見第二十二章第七節。《慕容德載記》云：建立學官，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為大學生。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馮跋載記》云：營建大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為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教之。《李雄載記》云：雄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李壽載記》云：廣大學，起燕殿，百姓疲於役使，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皆當時偏隅割據之國，五胡僭竊之主興學之事也。亦不徒官立也。《晉書·列女傳》云：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為石季龍徙之于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為大常。堅嘗幸其大學，問博士經典。乃閔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惟《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大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縵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母宋氏焉。《姚興載記》云：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於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敕關尉曰：諸生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其厚待師儒，弘獎後學，亦視中國無愧色也。 《魏書·儒林傳》云：大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大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400），增國子大學生員至三千。《本紀》：天興二年（400），三月，初令五經、群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大學生員三千人。《官氏志》亦云：初令五經、群書，各置博士。大宗世，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426），春，別起大學於城東。《紀》在二月。《本紀》：大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制自王公已下，至於卿士，其子息皆詣大學。其百工、伎巧、騶卒子息，當習其父兄所業，不聽私立學校。597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亦見第十八章第一節。自漢除挾書之禁已來，獎民鄉學，則有之矣，禁人立學，未之前聞，大武此詔，果何為哉？案大武又有私養師巫、挾藏讖記之禁。見第二十四章第二節。其後孝文延興二年（472），二月，詔謂當時祭孔子者，「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媟狎」。「自今已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亦見《本紀》。竊疑鮮卑竊據，人民圖覆之者甚多，結合之資，不能無藉於宗教，孔教亦為所借用，虜乃從而禁之也。598《儒林傳》又云：大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本紀》：大和十年（486），九月，詔起明堂、辟雍。十五年（491），十月，明堂、大廟成。十六年（492），正月，宗祀顯祖於明堂，以配上帝。遂升靈台，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個布政事。每朔依以為常。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大學，四門小學。據《劉芳傳》：發敕立四門博士，事在大和二十年（496）。世宗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本紀》：正始元年（504），十一月，詔可敕有司，營繕國學。四年（507），六月，詔敕有司，准訪前式，置國子，立大學，樹小學於四門。《任城王澄傳》；澄表言：「自鳳舉中京，方隆禮教。先皇升遐，未遑修述。學宮虛荷四門之名，宗人有闕四時之業。可敕有司，修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詔尚書可更量宜修立。《鄭道昭傳》：遷國子祭酒。表言：「國子學堂房粗置，弦誦闕爾。城南大學，漢、魏五經，丘墟殘毀，藜藿蕪穢。求重敕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不從。道昭又表曰：「先帝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等，妙選英儒，以宗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大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建立。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陛下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往年刪定律令，繆與議筵。謹依准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書呈。自爾迄今，未蒙報判。請《學令》並制，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准。」詔曰：「新令尋頒，施行無遠。」道昭又表曰：「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館宇既修，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頒，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不報。其事皆在世宗時也。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本紀》：延昌元年（512），四月，詔曰：「遷京嵩縣，年將二紀。虎闈闕唱演之音，四門絕講誦之業。博士端然，虛祿歲祀。貴游之胄，欲同子衿。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嚴敕有司，國子學孟冬使成，大學，四門，明年孟春令就。」然《李崇傳》：崇在肅宗時表言：「永平之中，大興版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則其事仍未有成也。《郭祚傳》：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不可於師旅之際，興版築之功，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從之。此即李崇所謂因水旱戎馬而停者也。崇此疏，《北齊書·邢邵傳》以為邵之言，《北史》同。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二年（521），乃釋奠於國學。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本紀》：正光元年（520），正月，詔：「來歲仲陽，節和氣潤，釋奠孔、顏，乃其時也。有司可豫繕國學，圖飾聖賢，置官、簡牲，擇吉備禮。」二年（521），三月，庚午，帝幸國子學，祠孔子，以顏淵配。《源賀傳》：賀孫子恭，正光元年（520），轉為起部郎。明堂、辟雍，並未建就。子恭上書言：「今諸寺大作，稍以粗舉，並可徹減，專事經綜。嚴勒工匠，務令克成。」從之。魏營學宮，閱時甚久，蓋至此以一切之法敕之，乃克有成也。永熙中，復釋奠於國學。置生七十二人。及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此魏立學之大略也。 北齊國子寺，祭酒一人，領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學生七十二人。大學，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大學生二百人。四門學，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學生三百人。見《隋書·百官志》。然據《北齊書·本紀》：文宣帝天保元年（550），八月，詔郡國修立黌序，國子學生，亦仰依舊銓補。孝昭帝皇建元年（560），八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則法令多成具文。《儒林傳》亦云：「師、保、疑、丞，皆賞勛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惟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 後周頗重大學。《周書·李昶傳》云：昶初謁大祖，大祖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大學。大祖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足見其於此途，已頗留意。武帝保定二年（562），幸學，以于謹為三老而問道焉。大和二年（478），七月，立露門學。置生七十二人。宣帝大象二年（580），亦幸學釋奠。皆見《本紀》：《隋書·辛公義傳》云：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大學生，以勤苦著稱。武帝時召入露門學。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時輩慕之。《豆盧勣傳》：勣在明帝時，為左武伯中大夫。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游露門學。帝嘉之。敕以本官就學。皆足見其重視學業也。世宗雅愛文士。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聽預焉。見《周書·千翼傳》。則後漢鴻都門學之類耳。 郡縣之學，留意者寡。以昔時興學，多有粉飾昇平之意，地方為物力所限，勢不能如中央之修舉也。南朝惟梁武帝嘗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事在天監四年（505），見《梁書·儒林傳》。外此無聞焉。北朝則規制頗詳。然亦徒文具而已。《魏書·顯祖紀》：天安元年（466），九月，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儒林傳》云：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議蓋發自李?，成於高允，皆見本傳。《允傳》言「郡國立學自此始」焉。此雲鄉學，兼郡縣之學言之。州郡之學，對縣以下之學言，亦曰大學。599《李平傳》言平在相州，修飾大學。《高祐傳》言祐為兗州刺史，鎮滑台，以郡國雖有大學，縣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崔挺傳》：挺族子纂之從祖弟游，轉熙平大守，大學舊在城內，游移置城南閒敞之處，親自說經。《北史·酈道元傳》：道元試守魯陽，表立黌序。詔曰：「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今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是也。成人之教，對童稚之教言之，亦曰大學。《景穆十二王傳》：南安王楨之子英奏言「大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構於京灑」是也。「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600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治。」《北齊書·儒林傳》。可見規制徒詳，並無益於實際也。 《魏書·景穆十二王傳》：南安王楨之子英，奏言：「謹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俊造之流，應問於魏闕，不革之輩，宜反於齊民。頃以皇都遷構，江、揚未一，鄉校之訓，弗遑正試。致使薰蕕之質，均誨學廷，蕭艾之體，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銓考向訖，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黜陟。」詔曰：「學業墮廢，為日已久，非一使能勸。比當別敕。」《北齊書·杜弼傳》：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為定州長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閒明，應答如響。大為甄所嘆異。是魏、齊學制，學生不徒當地，並當由中央遣使校練也。此等考試，蓋非徒校其學業，《北齊書·儒林傳》言「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遊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已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是也。魏世李?在相州，奏請立學。言「臣自到已來，訪諸文學，舊德已老，後生未進。歲首所貢，雖依制遣，對問之日，懼不克堪。欲仰依先典，於州郡治所，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業。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府」。此即元英所云：俊造之流，應問於魏闕。則其制，又不始自北齊矣。高允表論立學，言「學生當取郡中清望，先盡高門，次及中第」，亦以當時選舉，首重閥閱也。然亦有徒為視化行禮之計者。如庾亮在荊州，繕造禮器俎豆之屬，欲行大射之禮。《宋書·禮志》。蔡興宗守會稽。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玄保為吳郡行之，久不修，興宗復行之是也。《周書·孝義傳》：張元有孝行，縣博士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則學校中人，又兼有旌別淑慝之責矣。 《學令》所列，地方雖多不克舉，然閒遇賢吏，則亦有極留意於是者。《宋書·禮志》言：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下教極言恢復之謨，有資教學。「令參佐大將子弟悉入學。吾家子弟，亦令受業。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宜，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求修復學校，可下聽之。」事以亮薨而廢，然其規模，則可謂弘遠矣。《晉書·范汪傳》：汪為東陽大守，在郡大興學校。子寧為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補豫章大守，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磬，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眾費，一出私祿。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台。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言其奢濁，抵罪。孝武帝以寧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古者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蓋不先富則教無所施，況以興學而致勞擾？然但就興學論，則汪與寧，可謂世濟其美矣。唐彬監幽州軍，領護烏桓校尉，兼修學校，誨誘無倦。范粲遷武威大守，到郡則立學校。杜慧度在交州，崇修學校。此興學於邊疆之地者也。魏初張恂為常山大守，開建學校，優顯儒士。薛謹為秦州刺史，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序，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河、汾之地，儒道興焉。崔挺子孝暐孝莊初除趙郡大守。郡經葛榮離亂之後，民戶喪亡，六畜無遺，斗粟數縑。孝暐招撫遺散。一周之後，流民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篤。此興學於兵荒之後者也。酈道元立學魯陽，以教蠻人。見上。賈彝孫儁為洛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學。儁乃表置學官，選聰悟者以教之。此興學於僻陋之區者也。蕭寶夤刺徐州，起學館於清東。寇俊為梁州，令郡縣立庠序。則南北接界之地，亦多有學。《魏書·酈范傳》：弟子惲，正光中，刺史裴延儁用為主簿，令其修起學校。亦見《延儁傳》。則僚佐之賢者，亦能佐長官以興學矣。 《宋書·隱逸傳》：沈道虔，鄉里年少，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無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鹹得有成。《梁書·處士傳》：諸葛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大守張友，為起講舍。《魏書·崔休傳》：為渤海。大儒張吾貴，有盛名于山東。西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恆千餘人。生徒既眾，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為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為口實。此私家教學，地方官加以資助者也。 鄉黨之地，庠序蓋寡，亦間有相沿不替者。《陳書·儒林傳》：顧越，吳郡鹽官人。601所居新坡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齊書·高逸傳》：顧歡，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歡亦鹽官人也。 《宋書·周朗傳》：世祖即位，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602言：「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受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跡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為吏。」此言教育普及最早者也。傳授往往偏於學術、技藝，然人之可用與否，實尤在其德與才。世固有不能讀書，亦無膂力，而踐履惇篤，足受命於危難之間，智計縱橫，可與謀於倉卒之際者。偏於學藝，寧免棄才？今更求其言政置謀，跡其心術行履，立意可謂周至。且不專於文而兼及於武，603尤智德而外，不廢體育之義也。自來言教育者，多偏於文，南北朝之世，頗有兼重武者。《齊書·崔祖思傳》：祖思啟陳政事，謂宜於大廟之南，引修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魏書·韋閬傳》：閬族子或，為東豫州刺史。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表立大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焉。皆其事也：亦兵爭之亟使然歟？朗又言「國學宜詳考古數，部定子史，令書不煩行，習無糜力」，尤足救支離破碎之弊。必如此，乃可施諸人人，而非復經生之業也。 《梁書·儒林傳》言：「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大學生徒，動以萬數。郡國橫舍，悉皆充滿。學于山澤者，至或就為列肆。其盛也如是。漢末喪亂，其道遂衰。正始以後，仍尚玄虛，為儒者蓋寡。中原橫潰，衣冠殄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迄於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棄也忽諸。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眾。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陳書·儒林傳》謂：「所采綴，亦梁之遺儒。」證以梁武帝敕何胤之語，南朝儒學，較漢世為衰落，蓋非虛辭。而《魏書·儒林傳》云：「世宗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北齊書·儒林傳》云：「橫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之內，乞食為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千數。」《周書·儒林傳》云：「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豈北人之好學，能遠逾於南人哉？其非實錄，蓋可知矣。合各種記載通觀之，大抵南北學業，皆以平安時為盛，604而北方最盛仍在山東，則近於實也。《隋書·儒林傳》，謂其時京邑達於四方，皆有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猶北朝時之情形也。斯時大儒，從學者之數，見於《儒林傳》者，大者千餘，小者數百，最多者或至萬人。散見他處者，亦大致如是，如《晉書·唐彬傳》：謂其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恆數百人。《隱逸傳》：霍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宋纖，弟子受業三千餘人。郭瑀，弟子著錄千餘人。《齊書·劉傳》：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高逸傳》：顧歡，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沈驎士，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徐伯珍，受業生凡千餘人。《梁書·臧盾傳》：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南史·賀瑒傳》：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魏書·高允傳》：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劉昺傳》：就博士郭瑀學。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昺受業者五百餘人。《馮元興傳》：教授常數百人。惟此特就其盛者言之，統觀其全，設教者及從學者，皆當不逮漢世之多也。 為學之序，初入學者，皆讀《孝經》、《論語》。若求深造，則更讀他經，亦有誦習文辭者。《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又云：「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又云：「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魏書·外戚傳》：馮熙，生於長安，為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氐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干，氐羌皆歸附之。魏母見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周書·文閔明武宣諸子傳》：宋獻公整，年十歲，誦《孝經》、《論語》、《毛詩》，後與世宗俱受《禮記》、《尚書》於盧誕。《隋書·蔡王智積傳》：父景王整，高祖龍潛時與不睦。大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有五男，止教讀《孝經》、《論語》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韋師傳》：初就學，始讀《孝經》，舍書而嘆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文學傳》：王頍，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兄顒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皆時人為學，始於《孝經》、《論語》，次及《詩》、《禮》之徵也。讀《易》者多為玄言之資，治《尚書》、《春秋》者，則較少矣。初學之師，僅求其能管束生徒，使就軌範。《北齊書·高昂傳》：其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周書·晉盪公護傳》：其母與之書，言其小時與元寶、菩提及姑兒賀蘭盛洛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為人嚴惡，四人謀欲加害。可想見當時為童子師者之風氣也。求深造者，自宜學有淵源。又弟子或欲依附其師，或又欲與同學者相交結。《梁書》言臧盾處同學間無所狎比；《隋書·高祖紀》云：初入大學，雖至親昵不敢狎，則當時同學相狎比者多矣。《崔仲方傳》：年十五，周大祖令與諸子同就學，高祖亦在其中，由是與高祖少相款密。元諧、王誼雖不終，初亦以同學相親密，誼賜死時，詔猶以是為言也。《魏書·張普惠傳》云：普惠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啟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少同硯席，情自易親，仕途攀援，何所不至？其欲相交結，固無足怪。不獨同學，即師弟子間，亦何嘗不如是。達官如唐彬，充隱如霍原，皆以教授為務，豈真欲守先待後哉？從之游者，又皆為傳道授業計乎？《晉書·儒林傳》言：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汜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605然則廣蓄門人者，多非清靜之士矣。則必取有名之士，求諸通都大邑之中，有不遠千里者。爭名者必於朝，爭利者必於市，讀《秦漢史》第十九章第一節所述邴原之事，已可見之矣。勢利之途，古今一轍。索靖與鄉人汜衷、張甝。索、索永，俱詣大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索亦少游京師，受業大學。即所謂爭名者必於朝。魏世宋繇，亦敦煌人，隨其妹夫至酒泉，追師就學，亦欲多歷都邑，易於有聞也。高允負笈擔書，千里就業。竇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遊學十載。魏質年十四，啟母求就徐遵明受業，母以其年幼，不許。質遂密將一奴，遠赴徐學。見《北史·魏收傳》。楊尚希齠亂而孤，年十一，辭母受業長安，見《隋書》本傳。此等豈盡為學問計哉？此等大師，罕親講授。《晉書·隱逸傳》：楊軻，養徒數百。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受業門徒如此，徒著錄者可知。《魏書·李孝伯傳》：兄孫郁，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朝夕教授，惟郁而已。弟子亦多務虛名，鮮能辨其師之優劣，而嘩世取寵之士，遂得以自欺欺人焉。《魏書·儒林傳》：張吾貴，年十八，本郡舉為大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佑粗為開發。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為我一說。」蘭遂為講。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乃伏聽。606學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辯能飾非，好為詭說，由是業不久傳。此等人可以為人師乎？然以詭辭動眾，亦能取寵一時，而鏗鏗說經者，或反為人所譏評焉。《周書·儒林傳》：樊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嘗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學問之道，尚有是非可言乎？當時傳經，最重講說。講說之間，惟音辭風采是尚，《樊深傳》又云：學雖博贍，訥於辭辯，故不為當時所稱。《梁書·儒林傳》：盧廣，兼國子博士，遍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又陸倕、徐勉書薦沈峻曰：「《周官》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北齊書·儒林傳》：權會，性甚儒懦，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動必稽古，辭不虛發。由是為儒者所推。貴遊子弟，或就其宅，或寄宿鄰家，晝夜承問，受其學業。《隋書·儒林傳》：元善，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蘊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為後進所歸。或取辦於口給以御人，能平心研討者蓋寡。《周書·儒林傳》：熊安生。天和三年（568），齊請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最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觀奧，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為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具問所疑。安生皆為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深所嗟服。以口給御人始，而以請益從善終，可謂為學之榘范，然如此者不多覯也。乃有軒眉攘腕，致失儒者之風。《陳書·儒林張譏傳》：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庠。譏與弘正論議，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仆助君師，何為不可？」舉坐以為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懍然。」《魏書·儒林傳》：李業興，至於論難之際，高聲攘振，無儒者之風。《北史·儒林傳》曰：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業興子崇祖，時年十一，論難往復，景裕憚之。業興助成其子，至於忿鬩。文襄色甚不平。此等論難，真令人齒冷矣。《隋書·辛彥之傳》：吳興沉重，名為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難。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重豈不能抗彥之，無亦窺高祖意旨，不欲盡言邪？此等論難，又足辨正名理乎？甚至植黨相爭，《魏書·儒林傳》：李業興，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以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為之也，何必徒取諸彼以與此邪？枉道相傾，《隋書·儒林傳》：元善為後進所歸，何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終至相戕相賊者。《魏書·儒林傳》：陳奇與游雅以議論不合。時敕以奇付雅，令銓補秘書。奇既惡之，遂不復敘用。高允微勸雅。雅謂允有私於奇。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後竟陷奇於族。已見第二十二章第七節。無怪真能為學者，欲自師其心也。《魏書·儒林傳》：徐遵明，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服膺數日，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範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北齊書·儒林傳》：孫靈暉。魏大儒秘書監惠蔚，靈暉之族曾王父也。惠蔚一子早卒，其家書籍多在焉。靈暉惟尋討惠蔚手錄章疏，不求師友。可見當時經生之業，原可自求也，學問既可自求，從師復有何義？而乃贏糧負笈，千里追尋，謂非馳騖聲氣得乎？ 當時就學之徒，實以貴游為眾。不獨國子、大學，即私家之門，亦復如是。如《周書·盧辯傳》言：魏大子及諸王等，皆行束修之禮，受業於辯。而教學之風，亦即為此輩所壞。《北齊書·儒林傳》言：「世胄之門，罕聞強學。胄子以通經仕者，惟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周書·薛端傳》亦言：「大學多是貴游，好學者少。」《陳書·新安王伯固傳》，言其為政嚴苛。為國子祭酒，有惰游不習者，重加檟楚。生徒懼焉，學業頗進。國學而至煩檟楚，其風紀可知矣。《梁書·百官志》言：舊國子學生，限以貴賤。梁武帝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引寒門俊才，不限人數。今觀學生，或由薦召，便知寒畯與此之難。如張纘以尚主召補國子生。賀瑒為國子生，乃由劉之薦。魏高宗引見侍郎、博士之子，簡其俊秀者，欲以為中書學生。張安世年十一，陳說祖父，甚有次第。即以為學生。索敞為中書博士，京師大族貴游之子，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惰游習為固然。《晉書·呂纂載記》：苻堅時入大學，不好讀書，惟以交結聲樂為務。此乃當時風氣，正不獨纂為然也。諂諛不知可恥。《南史·王曇首傳》：玄孫訓。初補國子生，問說師袁昂。昂曰：「久藉高名，有勞虛想。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諂諛之態，令人作嘔。雖有考試，悉成具文。《陳書·袁憲傳》：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十四，被召為國子正言生。謁祭酒到溉。溉目而送之，愛其神采。在學一歲，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登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人室，授以塵尾。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奧賾，得無憚此後生邪？」何、謝於是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酬對閒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稚相期。」時學眾滿堂，觀者重沓，而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請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咨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為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修。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邪？」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徵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此等考試，豈徒有名無實邪？又《文學傳》：岑之敬，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坐。敕中書舍人朱異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左右莫不嗟服。乃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亦一時興到壤法之舉也。不務大成，惟求早達。齊世國學，限年十五，607已見前。《宋書·范泰傳》：高祖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言：「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年降無幾，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是宋世學制，亦以十五為入學之年也。然史傳所載，入學之年，多視此為早。如梁王份之孫錫，十二為國學生；許懋十四入大學；王承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對策高第；陳蕭乾，年九歲，召補國子《周易》生，十五舉明經；周弘正年十五，召補國子生，皆是。徐勉年十八，召為國子生，猶其晚者矣。學於私家者亦然，如魏范紹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是也。又不徒弟子也，即博士亦然。高允議置郡國學官，請博士年限四十已上，助教限三十已上，《南史·賀琛傳》云：「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意亦以為已早。然有十八而舉為博士之張吾貴矣。論興學者，多欲以此息華競，而所為若此，不將轉揚其波乎？諸生中自有孤貧好學者。《晉書·隱逸傳》：祈嘉，酒泉人也，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給。《梁書·儒林傳》：范縝在劉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恆芒布衣，徒行於路，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門，聊無恥愧。《陳書·儒林傳》：駕德基，少遊學於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敝，盛冬止衣襦袴。《魏書·刁沖傳》：雖家世貴達，及從師於外，自同諸生。於時學制，諸生悉自直監廚，沖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周書·柳虬傳》：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遊子弟就學者，並車服華盛，惟虬不事容飾。皆可見當時學者，貧富不同，奢儉亦異。此輩除愛好墳籍，出自天性外，自不免有志於寵榮。次亦欲求免苦。參看第二十二章第四節所引葛洪論貢舉之語。《魏書·儒林傳》：董征，除安州刺史。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要龜反國，昔人稱榮，杖節還家，雲胡不樂？」因戒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此與《秦漢史》第十九章第一節所引桓榮之事，可以參觀。皆為學積年，而未能化其梯榮之志者也。趙至感母言，詣師受業，已見第二十二章第六節。至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大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回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及康卒，至詣魏興，見大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隨到溳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乃向遼西而占戶焉。遼西舉郡計吏，到洛陽，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見稱精審。大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宦學立名，608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歐血而卒。時年三十七。樹欲靜而風不寧，有志不遂，卒殞其身，亦可哀矣。然亦可見求名者必違鄉里，學校與貢舉，如一轍也。而朝廷所以遇之者極薄。《宋書·臧燾徐廣傅隆傳論》曰：「漢世登士，閭黨為先，崇本務學，不尚浮詭。於是人厲從師之志，家競專門之術。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人重異術。又選賢進士，不本鄉閭，銓衡之寄，任歸台閣。由是仕憑藉譽，學非為己。士自此委笥植經，各從所務，早往晏退，以取世資。自黃初至於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魏書·儒林傳》言：「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眾。」然廢帝時羊深請修國學，謂「進必吏能，升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於陋巷。」又云：「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征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可見南北兩朝，其待儒生皆薄。庾亮在武昌，下教曰：「人情重交而輕財，好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祿答未厚。由捷徑者多，故莫肯用心。」可見自他途進者，較學校為多也。來者所期，仍不過免役而已。庾亮興學，可謂情殷，然下教亦云：「若非束修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為生。」609殷茂謂國學混雜蘭艾，亦云憚業避役。博士之選亦日輕，務進取者皆不樂為。《晉書·儒林傳》：孝武帝以徐邈為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授大子經。帝謂邈曰：「雖未敕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已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為博士，不復尊以為師，610故帝有雲。《梁書·張充傳》：征拜國子祭酒。登堂講說。皇大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也。《周書·儒林傳》：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530），乃革選，以沉重補國子助教。《魏書·穆崇傳》：玄孫弼，高祖初定氏族，欲以為國子助教。弼辭曰：「先臣以來，蒙恩累世。比較徒流，實用慚屈。」高祖曰：「朕欲敦厲胄子，故屈卿先之。白玉投泥，豈能相污？」弼曰：「既遇明時，恥沉泥滓。」《周書·呂思禮傳》：司馬子如薦為尚書二千戶郎中，尋以地寒被出，而得兼國子博士。可見其禮與選之輕。《宋書·謝方明傳》言：其伯父邈為吳興大守，舅子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達往投。邈並舍之郡學，禮待甚簡。二人並忿恨，遂與孫恩通謀，亦可見當時遇儒者之薄也。以視漢世，博士、博士弟子，皆為通顯之階者，迥不侔矣。宜乎論者皆有不承權輿之嘆也。 《晉書·苻堅載記》：堅八歲，請師就家學。《北齊書·儒林傳》：魏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禮即仲禮。於本郡起逆。高祖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大原公已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之亡，復征中山張雕，即張雕虎。渤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大子、諸王經術。《神武紀》：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並蒙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李鉉傳》：武定中，李同軌卒後，高祖令世宗在京，抄簡碩學，以教諸子。世宗以鉉應旨。征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京館，師友諸王。又云：鮑季祥從弟長暄，武平末，為任城王湝丞相掾。恆在京教授貴遊子弟。《楊愔傳》云：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十餘人。學庭前有奈樹，實落地，群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周書·儒林傳》：樊深，于謹引為其府參軍，令在館教授子孫。樂遜，大尉李弼請其教授諸子。魏廢帝二年（553），大祖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經授業。《賀蘭祥傳》：父初真，尚大祖姊建安長公主。祥年十一而孤，長於舅氏。特為大祖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書傳。《北史·儒林傳》：劉晝，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鄴令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為其子博士，恣意披覽，晝夜不息。《景穆十二王傳》：陽平王新成之子欽，托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尒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慚。於是待客稍厚。欽子子孝，置學館於私第，集群從子弟，晝夜講讀。並給衣食，與諸子同。此皆富貴之家，延師於家，以教其子弟者也。貴游入學，誠未必能學問，然如此，則益與平民隔絕矣。當時貴人，並有使儒生教其奴隸者，《魏書·溫子昇傳》：為廣陽王淵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是也。儒業亦可謂輕賤矣。 第二節　文字 文字變遷，秦、漢為劇，過此則漸趨安定矣。說見《秦漢史》第十九章第二節。安定之世，貴統一而賤紛岐，故晉、南北朝，稍從事於釐正字體。 當時訛繆之字，亦有仍行於今者，如《顏氏家訓·書證篇》所云「亂旁為舌」是也。然其時之錯亂，恐遠甚於今日。《雜藝篇》云：「晉、宋已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云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偽字，前上為草，能旁作才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為一字，惟見數點。或妄斟酌，遂便轉移。尒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遍滿經傳。」如所言，書幾不可讀矣。《梁書·曹景宗傳》云：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611觀顏氏之說，乃知當時自有此風，正不獨武人寡學者然也。 紛岐至此，自不能不加釐正，乃有名為釐正，而實揚其波者。《魏書·世祖紀》：始光二年（425），初造新字千餘。詔曰：「昔在帝軒，創製造物，乃命倉頡，因鳥獸之跡，以立文字。自茲以降，隨時改作。故篆、隸、草、楷，並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故令文體錯繆，會義不愜。非所以示軌則於來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此之謂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為楷式。」觀其言，意亦在於釐正字體。然千餘文中，當時俗字，為所沿用者必多。更益之以新造，新者既興，舊者仍不能廢，是治絲而棼之也。況文字本不由官府制定頒布，故其所造，卒不能行。 欲救文字之亂，必當釐正字書，當時官家，亦有為之者。《梁書·蕭子顯傳》：子愷。先是大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大宗嫌其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魏書·大祖紀》：天興四年（402），集博士儒生，比眾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眾文經》。《周書·藝衛傳》：大祖命趙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正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皆其事也。《劉仁之傳》，言其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北史·樂遜傳》：遜輿櫬詣朝堂，陳周宣帝八失。其七曰：詔上書字誤者，即科其罪。蓋亦苦其紛亂，故以嚴法繩之也。 當時人士，於小學多疏，觀其識古文字之少，612便可知之。《齊書·五行志》：建元二年（480），夏，廬陵石陽縣長溪水衝激山麓崩，長六七丈，下得柱千餘，疑當作十餘。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題有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云：「江東不閒隸書，此秦、漢時柱也。」秦、漢時字，尚謂難識，況其上焉者乎？然此等事正多。《梁書·劉顯傳》：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文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南史·范雲傳》：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大守，云為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刻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讀，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均；又皆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為上賓。又《江淹傳》：永明三年（485），兼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雲似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僧虔傳》則云：文惠大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此事《齊書》見《文惠大子傳》，雲時襄陽有盜發古冢者，時雍州治襄陽也。相傳雲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履、《齊書》作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齊書》作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齊書》云：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齊書》下又云：是時州遣按驗，頗得遺物，故有同異之論。二說互異，即可知當時莫能真識者。《北史·高允傳》：文成末，有人於靈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高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此等亦不過秦、漢間字耳。《陳書·文學傳》：庾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為奇字，文士以此譏之。未必非所謂文士者，見槖駝言馬瘇背也。 通知古字者，有兩種人：一為文學之士留心古訓者，一則書法之家也。613顏之推非重書藝之人，《家訓·雜藝篇》言：「真、草書跡，微須留意。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玩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良由無分故也。此藝不須過精，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所役使，更覺為累。」然於字體、訓詁、音讀，皆頗審諦。蓋由載籍極博，且能留意於是。《魏書·江式傳》：延昌三年（514）上表，求撰集古來文字。其書以許慎《說文》為主，兼采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隨文而解。音讀楚夏，逐字而注。其體例蓋頗完備。其所由來，則其六世祖瑗，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其後避地河西，數世傳習。其祖威，嘗上書三十餘法。式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版題，皆其所書。實世傳書藝者耳。《北史·儒林傳》：樊深，讀《倉》、《雅》篆籀之書。《文苑傳》：諸葛潁習《倉》、《雅》頗得其要。此文學之士留心小學者。又《劉芳傳》：芳從子懋，善草隸書，識奇字，則兼文學書藝兩途矣。此等人之著述，略見《隋書·經籍志》。然亦有撰而未成者，如江式之《古今文字》即是。式又表作《字釋》，亦未就也。又有成而《隋志》未著錄者，如《梁書·孝行傳》載劉霽著《釋俗語》八卷。《北齊書·儒林傳》謂趙鉉覽《說文》及《倉》、《雅》，刪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是也。字書亦有誤繆者。顏之推云：「江南閭裡間有《書賦》，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為。其人未甚識字，輕為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頗為所誤。」亦見《家訓·雜藝篇》。江式亦云：「篆形繆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此其弊，皆在未究本原。故顏之推病「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也。《家訓·勉學篇》。字書以《說文》為最早。所說雖不盡信，要易推見本原。故顏氏篤信是書，謂：「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書證篇》。江式作古今文字，亦以是書為主也。 尋常傳習，仍系前世編成韻語之書。其中以《急就篇》為最通行。614故見於史傳者，人多童而習之。如《魏書·儒林傳》：劉蘭，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北史·李靈傳》：李繪，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其姊筆牘用之，未逾晦朔，遂通《急就章》是也。然其書不必皆史游所撰。故《隋書·經籍志》，史游《急就章》一卷外，又有崔浩撰《急就章》二卷，豆盧氏撰《急就章》三卷焉。當時識字、學書，所用者尚系一本。《北史·景穆十二王傳》：任城王雲之孫順，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與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小學篇》必取羲之之書，蓋正以用為楷則。崔浩多為人寫《急就章》，見第八章第六節。蓋亦以此。浩亦以是有重撰之本也。《北齊書·楊愔傳》言其六歲學史書，蓋亦識字與學書並行矣。 音讀之殊，古稱楚、夏。615此本一種言語，隨風土而稍訛。晉、南北朝之世，開拓之地愈廣，雜處之族益多，故其錯亂，有更甚於昔者。然以大較言之，則亦不過南北之異耳。《宋書·顧琛傳》：謂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齊書·王敬則傳》：謂其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周至。此長江下游之語也。《南史·胡諧之傳》言：齊武帝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傒，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傒語。」帝大笑，遍向朝臣說之。此長江中游之語也。諧之豫章南昌人。觀此，知當時貴人，皆以北語為尚。《顏氏家訓·音辭篇》謂當時語言，「南染吳、越，北雜夷、虜」，此則相處既習，自然之勢，非有意為之也。言語雖以一統為貴，人恆不免戀舊之情，故顏氏又謂其「各有土風，遞相非笑」。觀於史傳：《宋書·宗室傳》，譏長沙景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魏書·田益宗傳》，美董巒雖長自江外，言語風氣，猶同華夏，此習於北者之笑南。《陳書·周鐵虎傳》，謂其梁世南渡，語音傖重。而崔靈恩等，亦以音辭鄙拙，不見重於南人。見第一節。此習於南者之笑北也。《抱朴子·譏惑篇》云：「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有古體，俱足周事。廢已習之法，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於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而學中國哭者。」《隋書·五行志》，謂煬帝言習吳音，後竟終於江都，亦魯襄公終於楚宮之類。觀其惡變古之深，即知其篤土風之甚。然從同之勢，卒不可免。故楊愔稱嘆裴讓之，謂：「河東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無鄉音。」李業興家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不改，則史家笑之矣。好同惡異，貴通賤塞，錯亂之語言，實於此情勢中漸趨一統也。 今世語言、誦讀，久已分道揚鑣，語言之異，實非誦讀所能矯正，故教育部頒布音符，欲藉讀音以正語音，收效殊鮮。前世語多單音，則二者關係較密，故其訛繆，亦有互相牽率者。《顏氏家訓·音辭篇》，謂：「南人以錢為涎，以石為射，以賤為羨，以是為舐，北人以庶為戍，以如為儒，以紫為姊，以洽為狎。」此等訛變，即足誤事。劉仁之之馭吏，言韻微訛，亦見捶楚，蓋亦有所不得已邪？欲救斯弊，必藉正音。故顏氏美葛洪《字苑》，分焉字訓若、訓何者音於愆反，送句及助詞音矣愆反，而訾北人「呼邪為也」也。注音難確，反語斯興。顏氏云：「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制《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為怪異。」《北齊書·廢帝紀》云：天保元年（550），立為皇大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大子曰：「足旁亦為跡，豈非自反邪？」高貴鄉公所怪，而廢帝童而習之，可見反語通行之廣矣。反語之用，不外雙聲、疊韻，故時人多明於是。《南史·謝莊傳》：王玄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玄護為雙聲，磝碻為疊韻。」其捷速如此。又《羊玄保傳》：謂其子戎語好為雙聲，皆是也。顏之推云：「至鄴已來，惟見崔子豹、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辭，少為切正。」又自言：「兒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一言訛替，以為己罪。」其重之如此。然其遷流，卒不可免。至後世，言語多用音，文字仍系單音，616則讀音之正不正，不復足以誤事，而致謹於此者少矣。 顏之推又云：「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為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注》云：「補敗反。」此所重者仍字音也。《隋書·經籍志》有《楚辭音》五種：一徐邈撰，一宋處士諸葛氏撰，一孟奧撰，一釋遵騫撰，一不著撰人名氏。云：「隋時有釋遵騫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此當不徒字音，亦兼及其聲調也。 因音讀之見重，而四聲之說興焉。617《南史·周顒傳》云：顒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陸厥傳》云：齊永明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宮征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庾肩吾傳》云：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梁武帝時。轉拘聲韻，彌為麗靡，復逾往時。案四聲之別，不過語音高下、長短之不同。配合得宜，則誦之成響，不則蹇澀不可讀，此不過作文字者講求聲調之一端耳。文之如口語書之者，是為散文，駢文則相去較遠，誦讀之聲調，與口語之遠近，亦因之而殊。駢文誦之既別有其聲，為之自別有其法，於是所謂律體者生焉。《梁書·王筠傳》：沈約制《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連蜷，約撫掌欣抃曰：「仆嘗恐人呼為霓。」上霓字下注云五激反，下霓字下注云五雞反。此注語不知為《梁書》元文，抑後人所增。然即為後人所增，亦不失作者之意。蓋謂其字當讀入聲，不當讀平聲耳。四聲之用，不過如此。散文誦讀之聲，既與口語相近，能語言者，自能使其疾徐、高下，皆合節度。駢文則不然，故其聲調不得不別學。聲調既別有其律，字音之高下、長短，自不得不加別擇。齊、梁時駢文盛行，四聲之說，所以生於此時也。不為此等文字者，原不必留意於此。即為之者，其技苟工，亦自能暗合。故《南史·沈約傳》，謂約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梁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舍曰：「何謂四聲？」舍曰：「天子聖哲是也。」帝竟不甚遵用。此非武帝有作，不協四聲，乃不待留意而自合，猶工於文者不必皆知文法也。陸厥與約書，謂其「謂歷代眾賢未睹此秘」為近誣。約答書雖不承此語，亦謂：「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聲，配五群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蓋為此也。 中國文字，亦頗行於外國。然不能變其語言者，其文字之行，亦不能久。618《周書·異域傳》云：高昌，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蓋其國用華文，與胡往復，則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其後華文卒不能行於西域，則其驗也。北族荐居，政權既為所攘竊，其語言亦隨之流行，然亦卒不能久。《隋書，經籍志》，著錄鮮卑語之書，凡十三種。《國語》十五卷。《國語》十卷。《鮮卑語》五卷。《國語物名》四卷。《國語真歌》十卷。《國語雜物名》三卷。《國語十八傳》一卷。《國語御歌》十一卷。《鮮卑語》十卷。《國語號令》四卷。《國語雜文》十五卷。《鮮卑號令》一卷。《雜號令》一卷。云：「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傳相教習，謂之國語。」此蓋以華文書夷語，619如明四譯館之所為。《魏書·呂洛拔傳》：謂其長子文祖，以舊語譯註《皇誥》，此以鮮卑語譯華言，其所用者，當亦系華文也。《術藝傳》：晁崇弟懿，以善北人語，內侍左右，為黃門侍郎。此尚在大祖時。其後，蓋亦如近世之滿洲人，自忘其語。故有待於教習。《北齊書·高昂傳》：謂鮮卑共經中華朝士，惟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為華言。足見鮮卑語已可不用。《顏氏家訓·教子篇》云：「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此亦其種類之間，舊語尚未盡忘，我能通之，則彼引為同類，非其語之尚有用也。《魏書·昭成子孫傳》，謂元禎能通解諸方之語，此指鮮卑而外北方諸族言之，蓋無著諸簡牘者。《隋志》又有《婆羅門書》一卷，《外國書》四卷。《注》云：梁有扶南胡書一卷。此則當為元文。《志》云：「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此衍聲之法，傳入中國之始也。 文具：紙漸盛行，而簡牘亦未遽廢。620故李繪嘗竊用其姊之牘，而皇甫商亦諷州郡以短檄召李含為門亭長焉。見第三章第三節。《北史·藝術傳》言：盧士翼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621其書，疑亦簡牘之刻畫者也。是時紙價尚貴，故王隱撰《晉書》，須庾亮供其紙筆乃得成；崔鴻撰《十六國春秋》，妄載進呈之表，亦謂家貧祿薄，至於紙盡，書寫所資，每不周接也。詳見第五節。左思賦三都，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謝莊作殷淑儀哀策，都下傳寫，紙墨為之貴。《南史·后妃傳》。邢邵，每一文初出，京師為之紙貴。齊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武陵昭王曄，嘗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江夏王鋒，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時年四歲。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又晨興不肯拂窗塵，而先晝塵上，學為書字。王育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晉書·忠義傳》。徐伯珍，少孤貧，無紙，常以箭若葉及地上學書。《南史·隱逸傳》。《齊書·高逸傳》云：書竹葉及地學書。陶弘景，年四五歲，恆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南史·隱逸傳》。鄭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豪盡，每削用之。《陳書·儒林傳》：《北齊書·徐之才傳》云：以小史好嚼筆，嘗執管就元文遙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此與鄭灼所用，皆為毛筆。臧逢世，欲讀《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書翰紙末，手寫一本。《顏氏家訓·勉學篇》。凡此皆可見當時紙筆之貴。故裴子野薦阮孝緒，稱其年十餘歲，隨父為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何曾，人以小紙為書者，敕記室勿報，則史著之以為驕奢矣。《南史·齊武帝諸子傳》：晉安王子懋之子昭基，以方二寸絹為書，遺其故吏董僧慧。蓋由紙貴，故人習細書，猶漢光武之一札十行。見《秦漢史》第十九章第四節。《宋書·劉穆之傳》云：高祖舉止施為，穆之皆下節度。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彼四遠，願公小復留意。」622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苞，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不亦浪費物力乎？作筆墨之法，見於《齊民要術》。卷九。《南史·張永傳》云：永有巧思，紙墨皆自營造。宋文帝每得永表啟，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此則玩物喪志，與民用無關矣。 《隋書·經籍志》小學門有《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一卷。623《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注》云：梁有三卷。《一字石經尚書》六卷。《注》云：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一字石經魯詩》六卷。《注》云：梁有《毛詩》二卷，亡。《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一字石經春秋》一卷。《注》云：梁有一卷。《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注》云：梁有二卷。《一字石經典論》一卷。《三字石經尚書》九卷。《注》云：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注》云：梁有十二卷。云：「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直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586），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並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然則響拓之由來舊矣。然刻版之術未行，經籍終恃手寫。劉芳為諸僧傭寫經論，見第十九章第一節。蔣少游以傭書為業是也。見第二十章第二節。《梁書·孝行傳》：沈崇傃，傭書以養母。《文學傳》：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南史·孝義傳》：庾震，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亦其事矣。 鈔字之義，今古不同。今雲鈔者，意謂謄寫，古則意謂摘取。故鈔書之時，刪節字句，習為固然。624其說，已見《秦漢史》第十九章第六節矣。晉、南北朝，此習未改。《顏氏家訓·書證篇》云：「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詞。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其間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殳，於旅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雲不戢戢也，不儺儺也，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為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並雲衿交領也。鄴下《詩》本無也字，群儒因繆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為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此刪節過甚之弊也。書寫之際，每用多種顏色，625此則殊為清醒。《隋書·經籍志》，有《春秋左氏經傳朱墨列》一卷，賈逵撰。《晉書·儒林傳》：劉兆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顏氏家訓·書證篇》又曰：「《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為田肯。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字為肯。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為肯。」《晉書·音義序》云：「仍依陸氏《經典釋文》，注字並以朱暎。」是古於經籍，並用斯例。《周書·蘇綽傳》：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賬戶籍之法，則官家文簿，亦用之矣。此即後世套版所本。惟刻書者格於物力，不必皆精；賈人尤僅為牟利；去此區別者甚多。代以黑白文者，亦不多見。而書之為所亂者多矣。然其弊亦不必與刻版並興。《顏氏家訓》又云：「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何也？答曰：史之闕文，為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雲張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雲漢兼天下，海內並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雲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於趙悍後，而《傳》有更始夫人、明德馬後及梁夫人嫕。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此等初亦或有以為別，傳錄者不皆精審，則失之矣。 第三節　儒玄諸子之學上 世皆稱晉、南北朝，為佛、老盛行，儒學衰微之世，其實不然。是時之言玄學者，率以《易》、《老》並稱，梁時，《莊》、《老》、《周易》，總謂三玄，見《顏氏家訓·勉學篇》。即可知其兼通於儒，匪專於道。少後，佛家之說寖盛，儒、道二家，多兼治之，佛家亦多兼通儒、道之學。三家之學，實已漸趨混同。中國向來，宗教、哲學，與人倫日用之軌範，並不分張儒、釋、道稱為三教，並行不悖，正以其名雖異，其實則無大不同耳。然斯時史籍所載，仍有所謂儒家之學者，與釋道鼎足而立，其故何歟？曰：此由儒家之中，自分兩派：一派好講原理，寖與釋、道同流，又一派則仍守其漢末以來，支離破碎之舊習耳。先秦諸子，本皆志在經世。漢武以後，儒家獨盛，思自效於世者，自無不兼通其說。即儒家，亦或兼采異家以自益。漢昭帝時，賢良文學與御史大夫論議，猶各執所見不相中，逮新莽變法，王田而外，兼行五均、六管，則儒、法二家，寖合為一，即其明證。然學士大夫之吾欲云云者，無不與社會組織不相容，說雖不同，其為不可行則一，故新莽變法，卒至敗績。自斯以後，學士大夫，乃覺皇惑無主，不敢復言經世；有言之者，則皆昧於情實，泥於古人之跡，謂踐之即足以為治。加以積古相傳之迷信，至漢末而大張。新莽既以之圖篡，光武亦藉以惑民，圖讖之說，遂為一世所宗尚。明哲之士，自將褰裳去之。此玄學之所由興。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626自有守舊而不變者，此則當時之所謂儒學也。故核其實，當時之所謂儒學，實只前此儒學中之一派，而不足以攬其全也。 此派之錮蔽，果何如乎？《隋書·經籍志》引《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成一藝」之說，而訾當世之學者曰：「學不心解，專以浮華相尚。豫造雜難，擬為仇對。馳騁煩言，以紊彝敘。」此與漢世碎義逃難，徒爭勝於口舌間者，又何以異？《顏氏家訓·勉學篇》云：「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627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為貴，不肯專儒。梁朝皇孫已下，總丱之年，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略無卒業者。《周書·儒林傳論》云：前世通六藝之士，莫不兼達政術，故云拾青紫如地芥。近代守一經之儒，多暗於時務，故有貧且賤之恥。雖通塞有命，而大抵皆然。兩漢之朝，重經術而輕律令。其聰明特達者，咸勵精於專門。以通賢之質，挾黼藻之美。大則必至公卿，小則不失守令。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後經術。其沉默孤微者，亦篤志於章句。以先王之道，飾腐儒之姿，達則不過侍講、訓胃，窮則終於弊衣簞食。蓋好尚之道殊，遭遇之時異也。其言，與顏氏此論相發明。冠冕為此者，則有何胤、劉、明山賓、周舍、朱異、周弘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絛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四儒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為上品。以外率多田裡間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為師，令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為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吾無間焉。俗間儒士，不涉群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雲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韋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當時經生錮蔽之狀，可以想見。蓋世自有不知體要，妄矜博洽，實極固陋之人，此時皆歸於儒，遂致其術一蹶而不復振耳。《舊唐書·儒林·徐文遠傳》云：時有大儒沉重，講於大學，聽者常千餘人。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辭去之速？」答曰：「觀其所說，悉是紙上語耳，仆皆已先誦得之。至於奧賾之境，翻似未見。」所知悉是紙上語，此其所以施之世務，無一而可也。不特此也。《隋書·儒林·房暉遠傳》云：暉遠以隋高祖時，擢為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628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為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江南、河北之說，暉遠果能皆通乎？得毋其所謂通者，亦如張吾貴之於《左氏》邪？見上節。《北史·儒林·徐遵明傳》云：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遵明見鄭玄《論語序》雲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僻皆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焉。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以此為師，不誠令人氣塞乎？即誠通明者，於世事復何所益？南北朝儒家，最為後人所推服者，曰勤於三禮之學，議郊廟典禮，辨喪服精粗，果有益於生民乎？曷怪才智之士，望望然去之也？ 試就當時經學之傳授觀之，亦可見其專固衰敝焉。據《隋書·經籍志》：詩家之學，《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獨立。《書》則歐陽、大、小夏侯，並亡於永嘉之亂。杜林所傳《古文尚書》，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者獨行。又有所謂孔安國《古文尚書》者。云：「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安國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為之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此即近世累加考證，斷言其偽之《偽古文尚書》也。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禮：漢世《禮經》，惟指今之《儀禮》，魏、晉已降乃與《禮記》、《周官》並列，稱為三禮。《隋志》云：「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此鄭於《禮經》，糅合今古二家也。又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案《周官》本非《禮經》之類。劉歆所欲立者為《逸禮》，據《禮記鄭注》，《投壺》、《奔喪》，皆同《逸禮》，亦非《周官》之倫。《考工記》與《周官》，又不同物，安可相補？其說之牴牾不仇如此，則知出自河間獻王之說，亦系子虛烏有之談。《隋志》又云：「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劉向考校經籍檢得，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629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百三十一篇，出於河間獻王，說亦無據。《漢志》禮家：《記》百三十一篇。自注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蓋本今學。《志》又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合《記》百三十一篇，凡百八十五。此外《曲台后蒼記》，后蒼為二戴之學所自出，其記蓋與二戴之書相同。《中庸說》、《明堂陰陽說》皆說。《周官經》、《周官傳》，別為一家。《軍禮司馬法》，乃班氏所入。《封禪議》、《封禪群祀議奏》皆漢時物。惟《古封禪群祀》，亦記之倫。其書凡十九篇，合百八十五得二百有四，與《釋文敘錄》引劉向《別錄》雲古文記二百四篇者相當。《敘錄》又引陳邵《周禮敘》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今《禮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分上下，合為一篇計之則四十六，分為二篇計之則四十九，故《隋志》雲小戴之書四十六，陳邵雲四十九。四十六加八十五，適百三十一。蓋七十子後學所記，大戴取其八十五，小戴取其四十六耳。小戴書本今學，然至馬、鄭為之，則亦雜糅今古矣。《隋志》云：「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惟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則禮家之學，惟鄭氏專行也。《易》：《隋志》云：「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並立。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眾，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寖微，今殆絕矣。」案高氏之學，亦出費氏，不可雲費氏興而高氏衰。蓋出於費氏之高氏衰，而其後起之鄭氏，與之代興，至最後，則又為王弼所奪耳。《春秋》：《隋志》云：「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左氏》：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陳元又上書訟之。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眾。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范寧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惟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寖微，今殆無師說。」蓋《左氏》行而《公》、《穀》微，《左氏》之中，杜又代賈、服而起也。《五經》而外，誦習所先，厥惟《孝經》、《論語》已見上節。《孝經》：《隋志》云：「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後倉，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並前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並為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雲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余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惟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喧喧，皆雲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案鄭玄晚主古學，早歲則治今文。《御覽》引其《孝經注敘》，謂作於避難南城山時，嚴鐵橋云：玄蓋嘗避黨錮之難，時尚未治古文，故立說與後來不同，其注初不必偽。據皮鹿門說，見所撰《孝經鄭註疏》。若孔安國傳之偽，則不俟論矣。《論語》：《隋志》云：「漢初有齊、魯之說，其齊人傳者二十二篇，魯人傳者二十篇。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惟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為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魏司空陳群，大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為《集解》。是後諸儒多為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惟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亦漢末今古雜糅之學，與魏、晉後雜有玄談之說並行者也。《齊書·劉陸澄傳論》云：「西京儒士，莫有獨擅。東都學術，鄭、賈先行。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並軌。故老以為前修，後生未之敢異。而王肅依經辨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多行晉代。」今案《隋志》：肅於《詩》、《書》、《三禮》、《易》、《左氏》、《孝經》、《論語》，皆有註解。又有《孔子家語》二十卷，《隋志》雲王肅解，而後人以為肅所私定。《孔叢子》七卷，亦肅所偽為。《聖證論》十二卷，則肅所造以難鄭者。蓋肅當漢、魏之際，亦為遍注群經之人，其才力實與鄭玄相亞。晉世《詩》家或申王難鄭，或右鄭排王。言《禮》者亦各有左右。《尚書偽孔安國傳》，雖不能定為何人，其說與肅同流，則無疑義。《魏書·儒林傳》云：「漢世鄭玄並為眾經註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書》、《詩》、《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劉義隆世，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北齊書·儒林傳》云：「經學諸生，多出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遵明於《易》、《書》、《三禮》，皆傳鄭氏，《春秋》則服氏。其《毛詩》則出魏朝博陵劉獻之。王弼之《易》，河南及青、齊之間多講之，然師訓甚寡。孔氏《古文尚書》，武平末，河間劉光伯、信都劉士元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左傳》，河外諸生，俱伏膺杜氏。河北有姚文安、秦道靜，初學伏氏，後兼講杜。以上所說，《北史》皆同，而又總括之曰：「江右：《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合諸說而觀之，則今文之學，除《公羊》一經外皆亡；魏、晉新起之學，與漢世舊有之學，分庭抗禮，而南偏於新，北偏於舊；至隋世統一之後，則北又入於南也。然不論何派，皆系經生之業，支離破碎，無益世務。較有思理之士，皆折而入於他途矣。《魏書·儒林傳》：陳奇，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著《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為縉紳所稱。奇後為游雅所陷，見第二十二章第七節。即由雅「贊扶馬、鄭」而奇非之也。《隋志》云：《詩》惟毛、鄭獨立。又云：又有《業詩》，奉朝請業遵所注，立義多異，世所不行。又梁有《禮記》十二卷，業遵注，亡。此等無論其說善否，要為別有所見，或唐世啖助、趙匡之先驅。張雕虎之為人，頗有抱負，已見第十四章第四節。《北齊書·儒林傳》：劉晝，撰《高才不遇傳》三篇。皇建、大寧之朝，又頻上書，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於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隋書·儒林傳》：馬光，開皇初，高祖征山東義學之士，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大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為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其狀，竟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去，惟光獨存。此等人或亦王通之流，630然當時皆不之重也。 儒生兼通道、釋之學者，此時實不勝枚舉。《晉書·儒林傳》：徐苗，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卒，遺命濯巾浣衣，榆棺雜磚，露車載屍，葦席瓦器而已。此楊王孫之志也。又《范宣傳》：庾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大儒？」宣云：「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袒為高，仆誠大儒，然丘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不治其學，而亦知其說，可見其學之盛行矣。《梁書·儒林傳》：伏曼容，善《老》、《易》。嘗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曼容子暅，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見《良吏傳》。嚴植之，少善《莊》、《老》，能玄言。賀瑒子革，嘗恨祿不及養。在荊州，歷為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思。大史叔明，少善《莊》、《老》。三玄尤精解，當世冠絕。皇侃，性至孝。嘗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陳書·儒林傳》：沈德威，每自學還私室，即講授，道、俗受業者，數十百人。全緩，治《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張譏，篤好玄言。侯景寇逆，圍城之中，猶侍哀大子於武德殿講《老》、《莊》。陳後主在東宮，亦令於溫文殿講《莊》、《老》。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休，至真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撰《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又撰《游玄桂林》二十四卷。龔孟舒，善談名理。陸慶，值梁季喪亂，乃覃心釋典，經論靡不該究。築室屏居，以禪誦為事。由是傳經受業者鮮焉。《南史·儒林傳》：顧越，微言玄旨，咸盡其精微。特善《莊》、《老》。著《老子義疏》。《魏書·儒林傳》：劉獻之，注《涅槃經》，未就而卒。孫慧蔚。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號惠蔚法師。盧景裕，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悕，每譯諸經論，輒托景裕為之序。《北齊書·儒林傳》：孫靈暉，為南陽王綽師。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終，恆為請僧設齋，傳經行道。《周書·儒林傳》：盧光，好玄言，崇佛道。撰《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儒林傳》中人如此，可見釋、老之震撼一世，儒家非極專固者，皆不容故步自封矣。 第四節　儒玄諸子之學下 清談之風，世皆以為起於魏之正始，亦非其實也。631秦、漢之世，黃老、老莊之學，傳授迄未嘗絕，已見《秦漢史》第十九章第四節。其中如楊厚、范升、馬融、虞翻，皆儒家，而或修黃老教授，或為《老子》訓注；升與向長所習，亦以《易》、《老》並稱；此已道魏、晉玄談之先河。升爭立《費氏易》、《左氏春秋》，引《老子》曰：「學道日損。」又曰：「絕學無憂。」嚴君平、周勰皆肥遁自甘，而史述其事，或雲慕老聃清靜，或雲依老子、嚴周之指而著書，則又魏、晉以後，清談不事事之先聲矣。《後書·耿弇傳注》引嵇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間。亦嚴君平之流也。不特此也，郎，治術數之學者也，而其詣闕拜章，言「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書奏，順帝復使對尚書。條便宜七事。其三引《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又上書薦黃瓊、李固，並陳消災之術，引《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劉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數術之家，率多明於天文，陶之學，蓋亦與相出入者也。李固對詔問，引《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632《後書注》曰：「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雲《老子》。」今案古人引書，經傳不別，儒家如是，諸子亦然，進銳退速，固類道家之言，未必非《老子》傳中語也。固遷將作大匠，又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煉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又與朱穆作《崇厚論》，謂道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者同符。廖扶，父為北地大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為吏。服終，嘆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處亂世而貴自全，又魏、晉以來治《老》、《莊》之學者數見不鮮之事矣。此外《後書》所載，尚有任隗光子。少好《黃》《老》，鄭均少好《黃》《老》書，淳于恭善說《老子》。可知《老》《莊》之學，東京業已盛行，正始諸賢，實承其流風遺俗。特以居高明之地，譬諸登高一呼，故其所及者愈遠耳。 正始諸賢，居高明之地者，莫如夏侯玄、何晏及司馬景王。《三國·魏志·晏傳》云：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注》引《魏氏春秋》曰：玄、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況諸己也。《荀彧傳注》引《零陵先賢傳》曰：彧第三兄衍之孫融，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為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第四兄諶之子閎，為大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閎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勁敵，左右之深憂也。」彧長子惲，亦知名。作《易集解》。又引《晉陽秋》，謂彧子，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弟粲，何劭為之傳曰：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大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不相得。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夏侯玄亦親。管寧儒者也，而《魏志》本傳載陶丘一等薦之之辭，謂其娛心黃老。《王粲傳》云：嵇康好言《老》《莊》。《注》引康兄喜所為《康傳》，言其著《養生篇》，知自厚者喪其所生，求益者必失其性。《傅嘏傳》云：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常林傳注》引《魏略》，以林及吉茂、沐並、時苗四人為《清介傳》。云：並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曰：「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則為君子，不務者終為小人。然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未是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若乃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裴潛傳注》：潛少弟徽，善言玄妙。子康、楷、綽，皆為名士而楷才望最重。少與琅邪王戎並為掾發名。鍾會致之大將軍司馬文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文王即闢為掾。《鍾會傳》云：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尚書郎。年二十餘卒。《注》引何劭《弼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辨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恆言無所不足。」尋亦為傅嘏所知。於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嘆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統。注《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大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嘗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晉書·王衍傳》云：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衍甚重之。惟裴以為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惟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樂廣傳》云：廣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王戎為荊州刺史，聞廣為夏侯玄所賞，乃舉為秀才。衛瓘朝之耆宿，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歿，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於君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衛玠傳》云：好言玄理。其後病多體羸，母恆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天下大亂，移家南行。時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語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嘗與嵇康為竹林之遊，世稱為竹林七賢。《三國·魏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又有謝鯤、胡母輔之、畢卓、王尼、羊曼、光逸等，多善清言，遺世事，放蕩不拘禮法，《晉書》皆有傳。此皆魏晉世洛中人物。東渡已後，流風未沬。江表之能玄言，初不自東渡後始，特東渡後此風愈盛耳。《晉書·陸雲傳》云：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餘里，至故人家，雲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卻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可見雲初入洛，即學為玄談矣。《顧榮傳》云：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坐。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床，鼓琴數曲。撫琴而嘆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此等舉動，亦何異竹林諸賢邪？帝王，帝王之好玄言者，以梁武帝、簡文帝、元帝為最。《顏氏家訓·勉學篇》言：元帝召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證以《南史》所載，魏師既起，帝猶於龍光殿述《老子》義，而知其說之不誣也。宋明帝答王景文詔，至有理致，已見第十九章第六節。晉明帝亦善玄言。嘗論聖人真假之意，王導等不能屈，見《晉書·本紀》。在東宮時，阮放為大子中舍人庶子，雖戎車屢駕，而侍大子，常說《老》、《莊》，不及軍國，帝甚友愛之，見《放》本傳。《簡文帝紀》，稱其清虛寡慾，尤善玄言，重桓石秀、劉恢、張憑、韓伯、謝萬、王懞，皆見本傳。《魏書·高祖紀》，言其善談《莊》、《老》，尤精釋義。《世宗紀》亦云：每至講論，連夜忘疲。貴戚，如晉范陽王虓，史稱其清辯能言論。康獻皇后父褚衷，史稱其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於中興。大臣，《晉書·王祥傳》：祥族孫戎，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達。此一時風氣使然也。文吏，《晉書·良吏傳》：潘京，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嘆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大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己，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嘆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武夫，《齊書·柳世隆傳》：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此武夫之附庸風雅也。《陳顯達傳》：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有子十餘人，誡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謂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此武夫子弟，謬托風雅者也。儒生，見上節。文人，《晉書·文苑傳》：應貞，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漢至魏，世以文章顯。貞善談論，以才學稱。夏侯玄有盛名，貞詣玄，玄甚重之。《陳書·徐陵傳》：年十二，通《老》、《莊》義。藝士，《晉書·藝術傳》：郭黁，少明《老》《易》。《易》家本有言數一振，此最術士所易兼明也。婦女，《晉書·列女傳》：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633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北史·盧玄傳》：玄孫道虔妻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坐講《老子》。道虔從弟元明，隔紗幃以聽焉。無不能之。餘風又流衍於北。苻堅禁《老》、《莊》、圖讖之學，已見第一節。《苻融傳》云：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尚之。《苻朗傳》云：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可見其時清談之風甚盛，堅欲崇儒，所以不得不禁之也。《姚興載記》言：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可見洛下遺風，北方迄未嘗絕。《魏書·程駿傳》：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坐事流於涼州，駿師事劉昞。謂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沮渠牧犍擢為東宮侍講。世祖平涼，遷於京師，為司徒崔浩所知。顯祖屢引與論《易》、《老》之義。是清談之風，傳播河西，又還歸洛下也。入隋乃息。《北齊書·盧潛傳》：潛從祖兄懷仁，懷仁從父弟昌衡。武平末，尚書郎沈靖有才識，風儀蘊藉，容止可觀。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頓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泰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大原王修，並為後進風流之士。案其見於史者，又有羊烈，能言名理，以玄學知名。杜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嘗注《老子》及《莊子·惠施篇》。《隋書·張煚傳》：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周代公卿，類多武將，惟羨以素業自通，甚為當時所重。撰《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十二篇。煚好學有父風。《長孫覽傳》：從子識，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為通道館學士，識應其選。則周初粗獷之風，至此亦稍變矣。《北史》：盧辯弟光，好玄言，崇佛道，注《道德經章句》行於世。武帝少嘗受業，無怪其有此雅尚也。要之北方談玄之風，至周、齊而少衰，然迄未嘗絕也。自正始至禎明之末，歷時凡三百五十年，通東漢之世計之，亦可雲天道五百年而一變矣。 玄學之大功，在於破除拘執。其說之最要者，為貴道而賤跡。道者今所謂原理，跡則今所謂事實也。前此之言治者，率欲模放古人之形跡，自經玄學家之摧破，而此弊除矣。然人之善惡，實因其所處之境而不同。日與人相盪相劘者，人事固較天行為尤切。前此經世之家，欲舉社會組織，解弦而更張之，其所操之術或疏，而謂非解而更張，無以為治，其說固未嘗誤。而承新莽敗績之後，人莫敢言治本之計，徒欲移易人性，以求臻於上理。玄學之家，已有此蔽。繼以佛學，其蔽愈深。宋世理學，力辟二氏，此見亦未能改，遂至冥冥千載，視社會一時之組織為天經地義而不可變焉，屢變無成，實由於此。此則深可嘆惋者矣。 然玄學之家，所見究非恆人所逮。故有世俗拘守，視為天經地義，而實則拂逆人性者，惟玄學家為能衝決其網羅。《晉書·阮籍傳》：文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634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眾乃悅服。前言由衷之辭，後語則隨順世俗耳。此與孔融「父之於子，當有何親」之說，皆疾世俗拘執，所謂道者悉非其道而然。名士之逾越禮法，蓋亦有所激，不忍隨俗而出此也。時人所重，莫如居喪，而諸名士居喪，率多違禮。《晉書·王戎傳》：以母憂去職，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弈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顧往吊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逾於戎。武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此等說，乃愛好諸名士者，造作之以自解免於流俗耳，非其實也。《謝鯤傳》：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畢卓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瓮側，致醉而去。《王忱傳》：婦父嘗有慘，忱乘醉吊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發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此等驚世駭俗之舉，皆人所難行，而諸人忍而為之，必有大不得已於其中者矣。《隱逸傳》：戴逵，常以禮法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著論曰：「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其弊必至於末偽。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其弊必至於本薄。」諸家之憤激，則亦疾其時之為偽而已。然方內之士，則以為傷化敗俗，疾之若仇矣。《晉書·何曾傳》：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乃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屏四裔，無令污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 遺落世務，最為尚論者之所訾，此本非學之咎，抑其事更不可以一概論也。635正始諸賢，本皆有意於當世，觀夏侯玄論治之語可知。鍾會區區，志復魏室，已見《秦漢史》第十二章第八節。嵇康之死，636說者謂為會所陷，殆不其然。康之死，《世語》謂由其欲助毌丘儉，其說蓋信。會或不能救，或則不欲芘之，以求自信於司馬氏而為後圖耳。果如是，則其用心愈苦矣。山濤嘗欲援康出仕，蓋欲使其屈節以自免，濤與阮籍，所為正是如此，亦足見其曲相維護之苦衷也。《晉書·嵇康傳》云：性絕巧而好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系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願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毌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並害之。案謂會之怨康，由往造康不之禮，說出《魏氏春秋》，見《三國志·會傳注》。《注》又引《世語》曰：毌丘儉反，康有力焉，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裴松之云：「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雲正元二年（255），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綠《世語》雲康欲舉兵應毌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261）除吏部郎耳。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等之誤，誠如松之之說，然仍足見康之死，與毌丘儉之叛有關。《三國志·會傳》云：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亦可見康之誅為極有關係之事。豈得如《魏氏春秋》所云：由安兄巽淫安之妻，誣安不孝，而安引康為證哉？《魏氏春秋》又云：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亦可見其死，非以其兄之誣告也。信史之不傳久矣。安兄誣安不孝，蓋欲加之罪之辭，方康於華士、少正卯亦然：二人之所以獲罪，則秘不得聞矣。康與魏宗室昏，又為志節之士，其欲傾晉，自在意中。《晉書·向秀傳》言：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又共呂安灌園于山陽，足見三人志同道合。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作《思舊賦》，以哀康、安。有云：「嘆黍離之愍周，悲麥秀於殷墟。」其所志者，自可想見。《山濤傳》云：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康與濤之交情，亦可想見。欲助毌丘儉而問于濤，事所可有。然而濤卒獲全者？蓋以其與宣穆後有中表親，又知其不可而不為，故非司馬氏之所深忌也。抑當時思傾司馬氏之人蓋多，誅之不可勝誅，司馬氏亦未嘗不思籠落之，故如向秀者，雖亦康、安之黨，後既應計入洛，則亦釋之不復問矣。《阮籍傳》云：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酣飲為常，亦山濤之知其不可而不為也。文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此不如山濤猶有葭莩之親矣。鍾曾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可謂不為君用。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孺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其鬱勃之情，亦何減嵇康、呂安？然文帝輔政，求為東平，後又求為步兵校尉，則司馬氏亦釋之矣。此山濤去選官，所由欲舉康以自代歟？委虵於朝，可以免禍，康、安寧不知之，而卒不肯，以與禍會，可不謂之烈歟？康既被系，作《幽憤詩》，有「昔慚柳惠，今愧孫登」之語，而《籍傳》亦記籍遇登於蘇門山之事，登蓋亦非隱淪之流？然則一時名士，欲傾司馬氏者多矣。非遭屠戮則皆隱遁，司馬氏之威力，可謂重矣。然其運祚卒以不長。威力豈足恃哉？可以為鑑矣。劉伶，沉湎於酒者也，而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胡母輔之為樂安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然其始為繁昌令，亦曾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阮孚為元帝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則帝本不以事任處之。其後明帝大漸，溫嶠入受顧命，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孚卒求下，徒步還家，則彼以為事不可為故爾。溫嶠能臣，而欲與共託孤寄命之重，亦可見孚之為人矣。阮放以清談侍明帝，而遷吏部郎，甚有稱績。成帝時為交州，又能伏兵襲殺陶侃將高寶，終以力薄而敗耳。庾敳在東海王越府，常自袖手，此與謝鯤為王敦長史，徒從容諷議同，猶能時進正論以匡敦，則所謂殺父與君亦不從也。從之者若郭象，則以任職當權稱矣。可見玄談之家，非皆不能事事者也。下特此也，庾亮，外戚之雋也，而史稱其好《莊》、《老》，善談論。殷浩、謝安，皆江左之望也，而皆為風流所宗。殷仲堪，亦一時之傑也，而能清言，善屬文，每雲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王敦、桓溫，皆奸雄之尤也。而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其襟懷，亦何以異於遺世之士乎？諸名士之詒害於世者，乃在其身家之念大重。《王衍傳》言其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乃說東海王越，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謂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及其將死，乃顧而言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此蓋其由衷之言，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然其詒害於世者，祖尚浮虛為之乎？欲營三窟為之乎？恐其雖有悔於厥心，而終未能喻其故也。次則其人少居華膴，酖毒晏安，不能自振。周為王導所賊，事見第四章第四節。當時之不誅王氏，蓋事勢使然，之救導，決無背君黨友之嫌，縱不能訟言於朝，何難以私語慰藉？而乃默無一言，卒招殺身之禍。此無他，縱弛既甚，則慮患自疏耳。《莊子·盜跖篇》，設為盜跖告仲尼之辭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當為庾，字之誤。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列子·楊朱篇》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列子》固張湛所為，《莊子》亦郭象所定，托於養生之論，為是恣睢之辭，此當時自暴自棄者之供狀也。縱弛既甚，則不徒廢事以自安，必且競進以求利。庾翼譏王衍曰：「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既如是，則「當抑揚名教，以靜亂原，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雲談道，實長華競」，翼與殷浩書，見《浩傳》。所惡者華競而非談道，然則衍之惡不如是之甚也，特惡其為華競主，萃淵藪，使天下之惡皆歸焉耳。羊祜訾衍「以盛名處大位，敗俗傷化」，亦此意也。王坦之著《廢莊論》，曰：「君子遊方之外，眾人藉為弊薄之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莊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識解愈高，則其視世之所謂綱常名教者，不足嚴畏也愈甚，固不能謂其與學術無關，然魯酒薄而邯鄲圍，究為充類至義之盡之語。必如范寧，謂王弼、何晏，罪深桀、紂，亦少過矣。旨趣異於諸名士者，其人亦分數科：卞壺、陶侃，蓋由性勤吏職；壺事見第十八章第二節。《侃傳》云：侃性聰敏，勤於吏職。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常謂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邪？」樂廣、庾亮，則由習於禮法，廣笑王澄、胡母輔之等，謂：「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庾亮風格峻整，動由禮節，皆見本傳。《江統傳》：子惇，性好學，儒玄並綜。每以為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放達不羈，以肆縱為貴，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亦廣、亮之儔也。皆與識解無關。若應詹病元康以來，賤經尚道，而欲修辟雍，崇明教義；虞預憎疾玄虛，其論阮籍，比之伊川被發；則所謂游於方之內者耳。惟裴著《崇有》之論，謂：「以無為辭，旨在全有。生必體有，有遺而生虧。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理既有之眾，非無為之所能循。」其言深有理致。李充著《學箴》，謂：「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為教一也。」阮孝緒著論，謂：「至道之本，貴在無為，聖人之跡，存乎拯弊。不垂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旦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跡。跡須拯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其說亦極通達持平也。 清談之始，蓋誠欲以闡明真理，然及後來，則亦變為沽名釣譽之具，漸染口給御人之習矣。637《齊書·王僧虔傳》：僧虔書誡其子曰：「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為之逸，腸為之抽；專一書，轉通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眾篇，何者內外，八袠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為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案《三國志·鍾會傳注》引孫盛論王弼《易注》，謂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賾無間。至於六爻變化，群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又《管輅傳注》引《輅別傳》曰：輅為何晏所請，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傳載孔曜薦輅於裴徽曰：「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又曰：輅過鍾毓，共論《易》。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然則輅之於《易》，實無所知，所曉者只是卜筮之術。其與何晏、鍾毓共談，亦恃明悟之資，初非經生之業也。然則玄學初興，重在明悟，不在多聞。及其抗辭求勝，則不得不炫博矜奇，如經生之專務應敵，破碎大道矣。不特此也，衛玠以玉人見稱。後劉琰、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王羲之目乂：「膚若凝脂，眼如點漆。」齊世風流，莫如張緒。袁粲謂其有正始遺風。每朝見，齊武帝恆目送之。劉悛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武帝以植於大昌靈和殿前，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此等直是以貌取人耳，尚何學問之可言哉？故凡學皆貴本原，惡流失，而尤惡其為嘩世取寵之資也。 道家而外，諸子之學，稍以式微。數術與《易》相出入，又言哲理固有本於物理者，治之者尚較多。《後漢書·張衡傳》云：衡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大玄，方知子云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三國·吳志·陸績傳》言：績博學多識。星曆，算數，無不該覽。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陳壽稱其於楊《玄》，是仲尼之丘明，老聃之嚴周。《陸凱傳》云：好《大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王肅亦嘗注《玄經》，見《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晉書·忠義傳》：劉敏元，好星曆、陰陽、術數，潛心《易》、《大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為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大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又《王長文傳》：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大玄》。同郡馬秀曰：「楊雄作《大玄》，惟桓譚以為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山耳。」此等皆可見魏、晉間人於《玄》鄉往之深。638《干寶傳》：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隱逸傳》：郭琦，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索襲，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啟發。《魏書·屈遵傳》：曾孫拔，少好陰陽學。蓋其學尚較他家為盛。然宋立五學，言陰陽者已無其人。見第一節。《南史·劉傳》：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已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能得其方佛。」吳明徹就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略通其術，遂以英雄自許，陳武帝亦深奇之。蓋尚玄談者多，能究心於數理者，亦已微矣。與道家相近者，莫如法術之學。639鍾會道論，實乃刑名，已見前。清談其名，華競其實，督責之術，相須實亟，故亦有留意其說者。王坦之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李充幼好刑名之學，深抑浮虛之士是也。然亦能通其說而已，不能有所發明羽翼，觀《隋志》名法之書，率皆三國以前物可知也。名家之學，與法家相輔車，然寡實用，故其道尤微。《晉書·隱逸傳》：魯勝，著述為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敘曰：「自鄧析至秦時，名家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然則名家之書單行者，已皆亡佚，此可證今之《鄧析》《公孫龍子》，皆為偽物也。640《三國·魏志·鍾會傳注》云：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稱。每與王弼語，嘗屈弼。王衍以好論縱橫之術，盧欽舉為遼東大守，已見第二十二章第四節。《晉書·袁悅之傳》云：能長短說，甚有精理。始為謝玄參軍，為玄所遇。丁憂去職，服闋還都，止齎《戰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此皆好尚縱橫家言者，然亦無所發明羽翼。《隋志》有《鬼谷子》三卷，641皇甫謐注，蓋即謐之所緝。謐之言多不可信，此書不必即今《鬼谷子》，然謐之書即存，亦未必可觀也。 第五節　史學 漢世述作，多在東觀；魏世始置著作郎，或隸中書，或隸秘書；已見《秦漢史》第十九章第五節，及本編第二十二章第三節。《史通·史官建置篇》曰：「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如正佐有失，則秘監職思其憂。其有才堪撰迷，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監，而仍領著作郎者。齊、梁二代，又置修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案《隋書·經籍志》曰：「史官廢絕久矣。魏、晉已來，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祿貴游。政、駿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諺曰：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此其所以不得不別取他官，增設新職歟？《隋書·百官志》謂梁有撰史學士，《陳書·文學傳》：張正見、阮卓，皆嘗為撰史著士，蓋即劉知幾所云修史學士。史官不必能舉其職，喪亂時亦或暫缺其官，然載筆之司，究為執政所重，故少獲安定，即復設立。元帝渡江，祖納勸設史官，當時未用其議，未幾，王導復以為言，即於建武元年十一月設立，是其事矣。見紀。祖納，逖兄。元帝作相，引為軍諮祭酒。納好弈棋。王隱以其少長五都，遊宦四方，華夷成敗，皆所聞見，勸以記述。納因薦隱於元帝。元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云：「史官之立自納始，」蓋納實首發其議者也。見《晉書·逖傳》。割據僭偽諸國，亦多設置。《史通》言之頗詳。亦有散見諸載記者。《史通》云：「偽漢嘉平初，公師彧以大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苑撰其國書。蜀李與西涼二朝，記事委之門下。南涼主烏孤，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郎韶為國紀祭酒，始撰錄時事。自余偽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之董統是也。」嘉平，劉聰偽號。和苞撰《漢趙紀》十卷，見《隋書·經籍志》，此外皆無可征。諸國置史官之事，見於載記者：《晉書·石勒載記》：勒偽稱趙王，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蒱、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及僭號，又擢拜大學生五人為佐著作郎，錄述時事。《李雄載記》言雄興學校，置史官，已見第一節。《苻堅載記》言：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慚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魏書·臨渭氐傳》亦載其事。又《北史·序傳》：涼武昭王時，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等集於園間。群下以為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邕而至，氐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眾瑞，請史官記其事。昭王從之。此史官，當即知幾所謂門下也。知幾又云：「元魏初稱制，即有史臣。雜取他官，不恆厥職。其後始於秘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二人。其佐參史者，不過一二而已。普泰已來，參史稍替。別置修史局。其職有六人。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直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議又以為國史當專任代人，不宜歸之漢士。於是以谷纂、山偉，更主文籍。凡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案《魏書·高宗紀》：和平元年（460），六月，崔浩之誅也，史官遂廢，至是復置。著作之設，當在此時。別置修史局，則史無可考。《序紀》言魏之初，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見第三章第八節。《序紀》固不足信，然書契前事，十口相傳，則理所可有。《奚斤傳》云：斤聰明強識，善於談論。遠說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嘆美之。《北史·魏諸宗室傳》云：元丕，聲氣高朗，博記國事。饗燕之際，恆居坐端，必抗音大言，敘列既往成敗。代都所詢，蓋即此輩。《魏書·王慧龍傳》：曾孫遵業，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採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則遷洛以後，仍未嘗不以是為重。末葉專任代人，事見《山偉傳》。《傳》云：綦儁及偉等，諂說上黨王天穆及尒朱世隆，以為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儁、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馮藉。史之遺闕，偉之由也。未及谷纂。《劉仁之傳》云：深為尒朱世隆所信用。出帝初，為著作郎，兼中書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嘗執筆。則其時之失職者，尚不僅纂、偉二人也。蓋由尒朱擅權，多行不義，642且曾戕賊朝士，慮中原士大夫直筆書之，故如是也。知幾又云：「高齊及周，迄於隋代，其史官以大巨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齊世如高隆之、趙彥深、崔季舒、張雕虎，周世如柳敏等，皆嘗居此職。自領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惟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為上士，佐郎為下士。名字雖易，而班秩不殊。」又云：「又案《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勛伐，舊載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燕會，則在御左右，記錄帝言及賓客酬對。後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余官兼掌。」案《魏書·高祖紀》：大和十四年（490），二月，初詔定起居注制。十五年（491），正月，初分置左右史官。蓋即所謂別置二人者？然《鄧淵傳》言：大祖詔淵撰國記，淵撰十餘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蓋即起居注之倫？足見其有紀錄，由來已久。後來劉芳從駕南巡，撰述行事，亦起居注之類也。起居注直書其事，別無裁斷，《陳書·文學傳》：何之元作《梁典》，其《序》曰：「臧榮緒稱史無裁斷，猶起居注耳。」起居注亦有病其繁蕪，加以刪削者，如徐勉刪起居注為六百卷是也。然此等刪削，亦不足語於裁斷。然實為撰述之本，故歷代皆重視其事，廢絕之時甚少，如魏建義初辛紹先曾孫賁，天平中陳元康、盧玄曾孫元明，西魏大統四年（538）申徽，皆嘗從事於此，皆流離顛沛之際也。而其書之傳者亦頗多。《隋志》著錄，凡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隋書·經籍志》：雜史類有《梁皇帝實錄》，一三卷，周興嗣撰，記武帝事。一五卷，謝吳撰，記元帝事。霸史類有《敦煌實錄》，劉景撰，景，唐人避諱之字，即劉昞也。蓋就此略加刪削者。此為官家史料大宗。間有別行記錄者，如《宋書·蕭思話傳》言：大祖使思話上平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梁書·蕭子恪傳》言：子恪啟撰高祖集，並《普通北伐記》；其書凡五卷，亦見本傳。則似清世之方略矣。史事雖設官記錄，然斷不能備，故仍或求諸私家。《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元年（550），八月，詔曰：「朕以虛寡，嗣弘王業。思所以讚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旁說，凡可載之文籍，悉宜條錄封上。」其詢訪所及，亦可謂廣矣。官書固難信據，私家撰述，亦或苟阿所好，不必皆實。南朝之普斷立碑，643《南史·裴松之傳》：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以為「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征，顯彰茂實。」由是普斷。北朝之不受行狀，《魏書·甄琛傳》：琛死，大臣議諡文穆。吏部郎袁翻以為不實，奏請改諡孝穆。且言「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請自今已後，明勒大常、司徒：有如此者，悉請裁量，不聽為受。」蓋以此也。 撰述之體，當時史家所習用者，為紀傳及編年。《隋書·經籍志》：史部分目十三：曰正史，曰古史，曰雜史，曰霸史，曰起居注，曰舊事，曰職官，曰儀注，曰刑法，曰雜傳，曰地理，曰譜系，曰簿錄。自起居注已下，皆只可謂之史材，非編纂已成之史籍也。雜史者，其書出於私家，《志》所謂「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紀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眾」者也。霸史則以其為偏方割據，別立一門耳。其實二者之體例，皆與正史、古史同。古史即編年也，《隋志》以其體放自《春秋》，謂之古史。劉知幾作《史通》，其《古今正史篇》，亦以紀傳、編年，二體並列。而紀傳之體，尤為見重。可看《魏書·高祐傳》。一以作者率循遷、固，一亦以紀傳之體，兼有書志，可詳典章經制，於史實之網羅，尤為該備也。分史事為理亂興衰、典章經制二類，說見馬貴與《文獻通考序》。此非貴與一人之私言，乃自來史家之公意也。高祐修魏史奏云：「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盡，」亦是此意。自《漢書》而降，所謂正史，悉系斷代為書，頗為主通史者所非議。然自唐以前，修史之家，實未嘗謂史當斷代644。特往史所重，偏在政事，而其記載多出史官，一姓之興亡，自為政局一大變，新朝繼起，必命史臣，搜集前朝之事，編纂成書，而斷代之體，遂成於無意之間耳。東京以降，紀傳之體，作者多家，而通行者率不過一種。《後漢書》為范曄。謝承《後漢書》，成於三國之世，已見《秦漢史》第十九章第五節。此外《隋志》所著錄者，又有薛瑩《後漢記》，司馬彪《續漢書》，華嶠《後漢書》，謝沈《後漢書》張瑩《後漢南記》，袁山松《後漢書》。《梁書·蕭子恪傳》，言其弟子顯，嘗采眾家《後漢》，考正同異，為一家之書，傳末敘所著書，有《後漢書》一百卷，則又《隋志》所未著錄也。編年之體，《隋志》所著錄者，有袁彥伯《後漢記》，張璠《後漢記》，袁曄《獻帝春秋》三家。案范曄書十志未成，今《後漢書》中之志，乃後人以司馬彪書補之者也。華嶠書十典亦未成，其子徹、暢，相繼成之，見《晉書》本傳。《三國志》為陳壽。三國史記，王化有《蜀書》，韋曜有《吳書》，已見《秦漢史》第十九章第五節。《魏書》，正元中成於王沈。《晉書》本傳云：與荀、阮籍同撰，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據《史通·古今正史篇》，同撰者又有韋誕、應璩、孫該、傅玄，《晉書·玄傳》又有繆施。《隋志》著錄：正史類有環濟《吳紀》，編年類有孫盛《魏氏春秋》，陰澹《魏紀》，孔舒元《魏氏春秋》，據《史通》，又有魚豢《魏略》，事止明帝。王隱《蜀記》，張勃《吳錄》。《魏書·張彝傳》：彝子始均，嘗改陳壽《魏志》為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為三十卷。又《儒林·梁祚傳》：祚撰並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晉書》則唐代官纂之本。晉史撰述，始於陸機。《史通·古今正史篇》云：「機為著作郎，撰三祖紀，束晳為佐郎，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而《隋志》古史類有機《晉紀》四卷。案《晉書·干寶傳》載王導請立國史疏，謂：「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則似王室無其書，而民間猶有傳本也。王隱為著作郎，撰《晉書》。後為虞預所毀，免官。依庾亮於武昌，書乃得成。而虞預竊隱之作，亦成《晉書》四十餘卷，事見《晉書》本傳。隱之書，《隋志》正史類著錄八十六卷，《注》云：本九十三卷，《史通》雲八十九卷，未知孰是。要其書於西都舊事，最為該備，則無疑也。干寶為著作郎，著《晉紀》，自宣帝迄愍帝，凡二十卷，亦見《晉書》本傳。《隋志》在古史類，雲二十三卷。過江而後，《史通》云：「自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作。遠則偏紀兩帝，近則惟敘六朝。至宋，湘東大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史十有八家，製作雖多，未能盡善，乃敕史官，更加纂錄。采正典與舊說數十餘部，兼引魏史、十六國書。為《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並《敘例》、《目錄》，合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此即今之《晉書》，而唐人稱為《新晉書》者也。鄧粲、孫盛，《晉書》皆有傳。王韶之，《宋史》有傳。盛之書，本傳云：有兩本，其說殊不足信，韶之之書，有荀伯子同撰，見《宋書·伯子傳》。法盛書，《南史·徐廣傳》謂其竊諸郗紹，說亦似不足信。十八家，浦起龍《史通通釋》云：「隋唐二志，正史部凡八家，其撰人則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蕭子云、蕭子顯也。編年部凡十一家，其撰人則陸機、干寶、曹嘉之、習鑿齒、鄧粲、孫盛、劉謙之、王韶之、徐廣、檀道鸞、郭季產也。蓋十九家，豈緣習氏獨主漢斥魏，以為異議，遂廢不用歟？」說近億測，疑事毋質，不必盡求其人以實之可也。《隋志》著錄，又有梁時有其書，而作《志》時已亡之者：鄭忠《晉書》七卷，虞《東晉新書》七卷其不著錄而見於史傳者：晉荀綽有《晉後書》十五篇，謝沈有《晉書》三十餘卷，沈約有《晉書》百一十卷。未成而頗傳於世者：崔浩有《晉後書》五十餘卷。有志而未成者：齊有袁炳，魏有宋世景、裴伯茂、魏長賢。沈約之書，據《宋書·自序》，凡成百二十卷，遇盜失其第五帙。以《梁書》所載卷數核之，所失者凡十卷。《序》云：「源流雖舉，而采綴未周。」以被敕撰國史，後又撰起居注，遂無暇搜撰，則其書實未成。《宋書·謝靈運傳》云：大祖令撰《晉書》，粗立條流，竟不能就。其書實亦未卒業也。《宋書》成於沈約。《宋書》，何承天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其所撰書，惟天文、律歷。此外悉委山謙之。謙之病亡，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徐爰踵成前作。起自義熙之初，迄於大明之末。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則系孝武自造。自永元至於禪讓，十餘年間，闕而不續。永明五年（487），沈約被敕撰著。六年（488），十月，表上之，云：「所撰諸志，須成續上。」事見《宋書》約《自序》。其書實多因徐爰之舊，故於革易之際，為宋諱者，反甚於為齊。說見《廿二史札記》。《齊書·文學·王智深傳》言：世祖使沈約撰《宋書》，又敕智深撰《宋紀》，成三十卷。世祖後召見於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494），敕索其書。《梁書·裴子野傳》，謂其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嘗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為《宋略》二十卷。《史通·古今正史篇》云：松之之卒，史佐孫沖之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之言。沖之盛曾孫，事見《臧質》、《鄧琬傳》。其書蓋未及成。《齊書·劉祥傳》云：祥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啟聞。武帝銜而不問。《陸澄傳》云：欲撰《宋書》，竟不成。《隋志》著錄，沈約、裴子野而外，紀傳類有徐爰、孫嚴《宋書》各六十五卷，古史類有王琰《宋春秋》二十卷。《齊書》成於蕭子顯。子顯之書，《梁書》本傳作六十卷，《隋志》同。今本止五十九卷，蓋佚《自序》一篇？其略，猶存於《南史》本傳中也。《齊書》撰述，始於檀超、江淹。建元二年（480），初置史官，以超、淹掌其職。超史功未就而死。淹所撰凡十三篇，見《南史》本傳。《隋志》正史類，亦著錄淹《齊史》十三卷。《梁書·淹傳》云：淹所著《齊史》十志，行於世。十志，《南史》作傳志。按《史通》云：「淹始受詔著述，以為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十志，以見其才。」雲先著，後必更有所述，則《南史》是也。此外《隋志》又有沈約《齊紀》二十卷，劉陟《齊紀》十卷。約著《齊紀》，亦見《梁書》本傳。以上皆紀傳體。其編年體，則《隋志》有吳均《齊春秋》三十卷。均作是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群臣行狀。梁武帝不許。均遂私撰。書成，奏之。書稱帝為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使詰其事之不實者，焚之。均坐免職。然其私本仍行。事見《梁書》、《南史》本傳及《史通》。《齊書·檀超傳》云：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故通謂之齊。」《南史》同。其書所述，蓋不僅齊事。《隋志》不著錄，而有王逸《齊典》五卷，蕭萬《齊典》十卷，皆在古史類。《梁書·裴子野傳》，言其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梁》、《陳書》成於姚思廉。梁史：《史通》云：武帝時，沈約、周興嗣、鮑行卿、謝昊相承撰錄，已有百篇。承聖淪沒，並從焚盪。《梁書·沈約傳》言：所著有《高帝紀》十四卷。《隋志》著錄謝昊《梁書》四十九卷。《注》云：本一百卷。蓋相承至昊，共得百篇，非昊一人所撰也。陳初，杜之偉、許亨，大建時顧野王，並知梁史，亨書成者五十八卷，皆見《陳書》本傳。亨子善心，《隋書》有傳，云：其父嘗撰《齊書》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為一百八卷。梁室交喪，一時亡散。陳初為史官，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閣訖。善心禎明二年（588）聘隋而陳亡。其書存者六十八卷，又並缺落失次。善心隨見補葺，成七十卷。《陳書》所著，蓋其上秘閣之本？《隋志》著錄許亨《梁史》五十三卷，則又有所闕也。以上皆紀傳體。其編年體：《隋志》著錄，有劉璠《梁典》三十卷，何之元《梁典》三十卷，陰僧仁《梁撮要》三十卷，姚勖《梁後略》十卷，蕭韶《梁大清紀》十卷，蕭世怡《淮海亂離志》四卷。劉璠之書，實成於其子祥之手，事見《周書》本傳。何之元之書，起齊永元二年（500），迄王琳遇獲，見《陳書》本傳。《史通》謂之元與璠合撰《梁典》三十篇，合字蓋各字之誤？姚勖，僧垣子，事見《周書·僧垣傳》。蕭韶，見《南史·梁宗室傳》。雲其書承湘東之旨，多非實錄。陳史：《史通》云：初有顧野王、傅，各為撰史學士。《武文二帝紀》，即其所修。《唐志》有野王、《陳書》各三卷，而《隋志》有陸瓊《陳書》四十二卷，《注》雲訖宣帝，疑野王、之書，亦苞括其中矣。姚察在梁、陳二代，皆知史職。隋開皇九年（589），敕其撰成二史。事見《陳書》本傳。然其書仍未能成，至唐貞觀中，乃成於其子思廉之手焉。晉世北方諸國，總集於崔鴻之《十六國春秋》。其書雖成於魏世，而專詳僭偽，不著晉朝，民族大義，可謂較然彰著。嬴秦以後，吾國久成統一之局，偏隅割據者，原不能視之為國，故至唐世，遂將其行事，編為載記，入之《晉書》，視如漢末之群雄矣。十六國史，《史通》述之較詳，今錄其說如下。《古今正史篇》曰：「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彧撰《高祖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譖其訕謗先帝，聰怒而誅之。劉曜時，和苞撰《漢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傅暢、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大傅長史田融，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產，北中郎將王度，追撰石事，集為《鄴都記》、《趙記》等書。前燕有《起居注》，杜輔全錄，以為《燕記》。後燕建興元年（386），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並《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其後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趙亡，仕於馮氏，仍撰《南燕錄》六卷。蜀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閣，改為《蜀李書》。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載李氏興滅。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重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菀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建康大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昞，又各著《涼書》。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苻堅嘗取而觀之。見苟大後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後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秘書郎趙整，參撰國史。值秦滅，隱於商洛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費。整卒，翰乃啟頻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432）起，至二十八年（451）方罷。定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辟，刪為《秦紀》十一篇。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闕者多。泓從弟和都仕魏，又追撰《秦記》十卷。夏天水趙思群，北地張淵，於真興、承光之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之亡，多見焚燒。西涼與西秦、北燕，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錄。段龜龍記呂氏，宗欽記禿髮氏，韓顯宗記呂、馮氏。惟此三者可知，自余不詳誰作。魏世，黃門侍郎崔鴻，乃考核眾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正始元年（504），鳩集稽備，而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為十卷。鴻歿後，永安中，其子繕寫奏上，請藏諸秘閣。由是偽史宣布，大行於時。」案高祖，劉淵偽號。《隋志》有田融《趙書》十卷，王度《二石傳》二卷，《二石偽治時事》二卷，范亨《燕書》二十卷。《注》云：記慕容雋事。張詮《南燕錄》五卷，王景暉《南燕錄》六卷，皆《注》云：記慕容德事。又有遊覽先生《南燕書》七卷。《魏書·酈范傳》：范弟子惲，撰慕容氏書不成。《崔逞傳》：慕容暐時舉上計掾，補著作郎，撰《燕記》；《封懿傳》：懿撰《燕書》，頗行於世，則《隋志》皆不著錄。常璩之書，《隋志》名《漢之書》，十卷。《華陽國志》亦著錄，十二卷。又云：梁有《蜀平記》十卷，《蜀漢偽官故事》一卷，亡。劉景《涼書》十卷，《注》云：記張軌事。又有《敦煌實錄》十卷。景為昞避諱字，已見前。《魏書·昞傳》云：《涼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隋志》又有張諮《涼記》八卷，《注》亦云記張軌事。喻歸《西河記》二卷，《注》云：記張重華事。苻堅焚史，事已見前。裴景仁之書，《隋志》著錄為十一卷。又有何仲熙《秦書》八卷，《注》云：記苻健事。景仁之書，亦見《南史·沈懷文傳》，雲十卷。姚和都書，《隋志》亦著錄。真興，勃勃偽號，承光，昌偽號，夏、西涼、西秦三國，《隋志》皆無書。段龜龍書，《隋志》著錄十卷。宗欽，《魏書》有傳，雲欽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不雲記禿髮氏。《隋志》有《拓跋涼錄》十卷，不著撰人。韓顯宗，《魏書》亦有傳。雲撰《馮氏燕志》十卷，不雲記呂氏。則《史通》宗欽記禿髮氏，韓顯宗記呂、馮氏二句有誤。浦起龍改為「宗欽記沮渠氏，失名記禿髮氏，韓顯宗記馮氏」，與《魏書》、《隋志》雖合，然合段龜龍記呂氏，凡有四種，與「惟此三者可知」句，文義又屬不符。浦氏又改惟此為「惟有」，雲「本有四種，其一失名，故云三者」。殊屬牽強。則元文雖誤，浦氏所改，亦未為是也。《隋志》有《涼書》十卷，高道讓撰。又《涼書》十卷，《注》云：沮渠國史，而不著撰人。道讓，謙之字。其父崇。崇父潛，妻沮渠牧犍女武威公主。公主痛本生絕胤，以崇繼牧犍後，後乃啟複本姓，事見《魏書·崇傳》。韓顯宗書，《隋志》不著錄，而有高閭《燕書》十卷，《注》云：記馮跋時事。崔鴻之書，《魏書》本傳云：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貴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隨成者送呈。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訖，迄不奏聞。鴻後典起居注，乃妄載其表，雲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讀。亦以光故，執事者遂不論之。子子元，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據此，知鴻書於十六國事與魏相關者，必多存直筆，而惜乎其已亡也。初不肯順虜意進呈，而後乃妄載其表，蓋以為書經呈奏，則攻擊者較難為辭，此史家欲存史跡之苦心。正光已後，魏已無復綱紀，鴻故敢行其書，不必由於光之當權。至於永安，則拓跋氏僅亦守府矣，此其子所以又欲借中秘之力而存之也。《北史·崔亮傳》：齊文襄嘗言崔肇師合誅。左右問其故。曰：「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偽，而不及江東。」左右曰：「肇師與鴻別族」，乃止。虜惡其書如此，則其書之能秉大義可知，鴻可謂明於夷夏之界矣。645其書，《魏書》雲子元奏進者一百二卷。浦起龍因改《史通》勒為十卷之十字為一百二，然《史通》此句，或指其得蜀事後所增卷數言之，亦未可專輒也。《魏書》成於魏收，號為穢史。隋世嘗命改造，然其書未能行。魏初命鄧淵著國記，後又命崔鴻總史事，浩之誅，以史事為名，已見第八章第六節。其後高允、劉模，並典史事，史言其大較續浩故事，可見浩書實未嘗廢，其誅，特以此為名而已。史又言允雖久典史事，而不能專勤著述。又言允年已九十，目手稍遜，多遣模執筆，而指授裁斷之。如此五六歲。允所成篇卷，著論上下，模與有功焉。則允雖屍其名，主其事者實模也。《高祖紀》：大和十一年（487），十二月，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國記，依紀傳之體。《彪傳》云：自成帝已來，至於大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敘錄，為春秋之體。遺錄時事，三無一存。彪與秘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之體，奏見《祐傳》。據其辭，則紀傳之體，起於皇始，蓋自此以前，事跡希簡，且無年月，不能編年，故不能作本紀。今《魏書》之《序紀》，其體，或亦沿自祐等邪？彪後因事失官。世宗踐阼，求以白衣修史，如王隱故事。其表云：自大和十五年（491）以來，頻有南轅，載筆遂寢。其時居史職者，傅毗、陽尼、邢產、宋弁、韓顯宗等，皆登年不永；程靈虬改從他職；惟崔光一人不移任，而亦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焉。《崔光傳》云：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世宗不許。景明二年（501），秋，彪卒。四年（503），以孫惠蔚代光領著作。首尾五載，無所厝意。明帝立，詔光還領著作。光年耆多務，疾病稍增，而自強不已。然其書終未能成。正光四年（523）卒。臨卒，言弟子鴻於肅宗。五年（524），正月，詔鴻以本官修輯國史。尋亦卒。《魏書·自序》云：世宗時，命邢巒追撰高祖起居注。書至大和十四年（490）。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肅宗，事甚委悉。尒朱兆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領著作郎山偉，自以為功，得封東阿縣伯，法顯止獲男爵。偉與綦儁等更主史籍，無所述作，已見前。北齊文宣天保二年（551），詔魏收撰魏史。國史而外，兼以濟陰王暉業《辨宗室錄》為據。五年（554），三月，奏上《紀》百一十卷。十一月，復奏十《志》。事見《魏書·自序》。收之修《魏書》，史言其多快恩怨，私親戚，所引史官，恐其陵逼，亦惟取先相依附者。致為諸家子孫所訴。文宣先重收才，收又誣訴者欲相屠害，致訴之者轉以獲罪。然猶以群口沸騰，敕且勿施行，令群臣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為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孝昭皇建元年（560），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乃詔行之。群臣仍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回換。收既緣史事，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於外焉。以上皆見《北齊書·收傳》。其說不知皆實否。然《傳》言陽休之父固為北平大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而收書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其事固信而有徵，則收書之有曲筆，似無可解免也。《崔傳》云：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勛為之。《收傳》言其意存實錄，好詆陰私。又曰：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說。是則伉直私曲，兼而有之。《高柔傳》云：收撰魏史，啟柔等與同其事。柔性頗專固，自是所聞，收常為嫌憚。又云：柔在史館未久，逢勒成之際，志存偏黨。與其內外通親者，並虛美過實。深為時論所譏。則阿私所好者，正不獨收一人，特收主持其事，遂為眾矢之的耳。訴收穫罪者，事見《北齊書》盧潛、李構、王松年等《傳》。《北史·崔光傳》：光子劼，嘗恨魏收書，欲更作編年紀，竟不能就。光家世史學，使其成之，其書當有可觀也。齊後主武平四年（573），五月，詔史官更撰《魏書》，見《紀》。其事蓋無所成？隋高祖詔魏澹別成魏史，時稱簡正，事見《隋書·澹傳》及《北齊書·魏蘭根傳》。《隋書·薛道衡傳》：從子德晉，嘗佐澹修《魏書》。然《潘徽傳》言：煬帝又詔楊素更撰《魏書》，素薨而止，則魏澹之書，論者必仍有不滿也。《北齊書》成於李百藥。《史通·古今正史篇》：「高齊史：天統初，大常少卿祖孝征述獻武起居，名曰《黃初傳天錄》。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皇帝實錄》，惟記行師，不載他事。自武平後，史官陽休之、杜台卿、祖崇儒、崔子發等相繼註記，逮於齊滅。隋秘書監王劭，內史令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馮述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八篇。已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貞觀初，敕其子中書舍人百藥，仍其舊錄，雜采他書，演為五十卷。今之言齊史者，惟王、李二家焉。」《自注》云：「王劭《齊志》，《序》雲二十卷，今世間傳者，惟十六卷。」《隋志》著錄，則止十卷。又有崔子發《齊紀》三十卷。《杜台卿傳》云：撰《齊紀》二十卷。《榮毗傳》：兄建緒，仕周，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隋志》皆不著錄。《周書》成於令狐德棻。宇文周史：《史通》云：「大統有秘書丞柳虬，兼領著作，直辭正色，事有可稱。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追撰《周紀》十有八篇，略敘紀綱，仍皆抵忤。皇家貞觀初，敕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共加修緝，定為《周書》五十卷。」《隋志》有牛弘《周史》十八卷，《注》雲未成。事亦皆在唐世。《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大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仍使秘書監總知其務。合為五代紀傳，並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惟有十志，斷為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大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惟令狐德棻重與其事。大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為《五代史志》。」雲合為五代紀傳，則梁、陳、齊、周、隋之史，實未嘗各別為書。然則續修之志，亦與五代紀傳合為一書，無所謂編入《隋書》也。五代既合為一書宋、齊、元魏何緣分立？隋實混一區宇，而亦繼南北朝之後，則晉又何不可冠於南北朝之前？然則當時史家，果未嘗謂史當斷代。李延壽雖與官修，仍采雜史，補益官書，延壽與官修而必別為私史，意實在此，觀其自序可知。編為南北紀傳，而亦入隋於其中，其《自序》稱以擬《史記》；知幾論史，亦入之通史之家；其明證也。然意雖在於會通，書實成於各別。合居一簡，未免無所取裁。當時雖合為一書，後人仍目為斷代，蓋以此也。 欲合隆古至於當代，萃為一編者，當時亦非無其人。梁武帝之《通史》，其最著者也。此書，《梁書·本紀》雲六百卷，《史通·古今正史篇》雲六百二十卷，《紀》蓋以成數言之。《隋志》作四百八十卷，則有闕佚也。帝嘗躬制《贊》、《序》，亦見《本紀》。又語蕭子顯曰：「此書若成，眾史可廢。」其重視之可知。《史通》云：其書「自秦已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采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梁書·吳均傳》言：此書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惟《列傳》未就卒。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所異者惟無表而已。」斷代之書，所以不能合為通史者，實以兩朝銜接之際，不免復重、矛盾，今雲上下通達，臭味相依，當有以祛此弊。雲惟無表，則亦有志。表事不容刊落，蓋當別有翦裁。《齊書·檀超傳》。超掌史職，上表立條例，即謂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此書實鄭樵《通志》之先河也。顧野王嘗撰《通史要略》一百卷，未就，《陳書》本傳。蓋又欲就斯書，加以刪略。熊襄《齊典》，所述不僅齊事，說已見前。宋江夏王義恭嘗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訖晉大元，《宋書》本傳。蓋亦通史之體。北朝元暉，常山王遵曾孫。《史通》誤作濟陰王暉業。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旨，以類相從，名為《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宋，凡十四代。《魏書·昭成子孫傳》。《北史·魏諸宗室傳》無宋字。其書《史通》列為古今正史，而《隋志》入之子部雜家，蓋以為類書也。《魏書·儒林·平恆傳》云：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階，皆撰錄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似亦《科錄》之類。《周書·明帝紀》言：帝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捃采眾書，自羲、農已來，迄於魏末，敘為《世譜》，凡五百卷。《隋書·蕭濟傳》：陳亡後濟子從典入隋，楊素奏使續《史記》迄於隋，其書未就，則亦梁武作《通史》之志也。 斯時史家，頗知講求體例。華嶠《修漢後書》，以皇后入外戚傳為不安，而改之為紀。《晉書》本傳。檀超之掌史職，嘗上表立條例，詔內外詳議。其時王儉、袁彖，均有所論，見《齊書·超》及《彖傳》。修史既皆斷代，故其起訖之間，最煩論議。晉初作本朝之史，即議立限斷。或雲當起正始，魏廢帝立之歲。或雲當始嘉平，宣王殺曹爽之歲。或雲當起泰始，武帝篡魏之歲。見《晉書·賈充傳》。徐爰修宋史，起元義熙，載與高帝並起及為帝所戡定之人，而不取桓玄。表請詳議。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桓玄傳》宜在宋典。余如爰議。」後沈約修《宋書》，則並桓玄、譙縱、盧循、馬魯及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等並刪之，事見《宋書·爰傳》及《自序》。魏收監修國史，議立齊元，陽休之、李德林等亦有議論，見《北齊書·休之》、《隋書·德林傳》。此皆論一史之斷限者也。其分立時正統之論，則習鑿齒首及之。《晉書·鑿齒傳》載其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之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今沉淪重疾，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其論曰：「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昔共工霸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若以晉嘗事魏，拘惜禪名，則惑之甚者也。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成業者繫於所為，不系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暗人，受尊於微弱？」646論足王天下與否，純以功德為準，而破拘於君臣之分，繆托禪讓之名，實頗合民貴君輕之義也。鑿齒正統之說，當以此論所言為正。《傳》又言：鑿齒以桓溫覬覦非望，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於三國時，蜀以宗室為正，則近億度。《晉書·天文志》云：「魏文帝黃初六年（225），五月，壬戌，熒惑入大微。七年（226），五月，帝崩。《蜀記》稱明帝問黃權：天下鼎立，何地為正？對曰：驗天文。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征也。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疑是入大微。」以天象定正偽，則冥漠之說矣。 史也者，所以記人群之行事，以資鑑戒，非徒為一二人作起居注也。此義也，昔時史家，久已知之。然史官緣起，本君大夫之私人，所記者特其私事，記言記行，皆以表彰其人為主，此等見解，相沿不易化除，而視史家之褒貶為一身之榮辱者遂多矣。《齊書·崔祖思傳》：祖思陳政事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污，故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褒諛為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即深惜史職不舉，不足使人歆懼者也。宋文帝欲封王曇首等，會燕集，出詔示之。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封事遂寢。荀丕惡於王儉，又上書極諫齊武帝，言甚直。帝不悅。竟於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之曰：「丕縱有罪，亦不應殺，數千年後，其如竹帛何？」《南史·齊豫章王嶷傳》。魏孝文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皆謂史筆，足儆人君。然君既賞罰任情，史又何所恃以奮其直筆？《齊書·王智深傳》：世祖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以諗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曰：「孝武事跡，不容頓尒。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則視人君之意旨為進退矣。世祖敕智深撰《宋紀》，令奏上，未及而崩，鬱林又索其書，已見前。《傳》言智深初為袁粲所接，及撰《宋紀》，意常依依，世祖之索之，蓋意實有所不釋然，故鬱林猶繼其志也。劉祥撰《宋書》，譏斥禪代，世祖銜而不問，亦已見前。《南史》言祥又於朝士多所貶忽，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或以啟上，卒以是徙廣州，則亦未嘗不以他事中之矣。觀此，可知人君之於直筆，畏忌之深。《周書·柳虬傳》：虬上疏曰647：「古人君立史官，非但紀事而已，蓋所以為監戒。漢、魏已還，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且著迷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自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文帝紀》：魏恭帝元年（554），四月，帝大饗群臣。魏史柳虬執簡書於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托於安定公，曰：是子才由於公，不才亦由於公，宜勉之。公既受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為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大祖乃令大常盧辯作誥諭公卿。此其所謂顯言於朝者也，豈不令人作惡？虬以大統十四年（548）除秘書丞，秘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自虬為丞，始令監掌焉。十六年（550），修起居注，仍領丞事。周文之委任之，豈不以其能破密書之局，則知公論之莫予毒，而可以釋然於懷也邪？ 人君如此，人臣亦然。魏孝文譴婦人冠帽著小襦襖，任城王澄言著者猶少，孝文斥為一言喪邦，欲使史官書之，已見第二十一章第三節。梁取漢中，魏將乙速孤佛保自刎死，文帝詔著作錄之。《北史·節義傳》。丘冠先死於蠕蠕，齊武帝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匹，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南史·孝義傳》。謝朓之死，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為三代史，亦不得見沒。」皆視史家之褒貶為榮辱之大者也。源懷表陳其父賀擁立高宗及執立高祖之功，不沾茅土之錫。詔曰：「宿老元臣，雲如所訴，訪之史官，頗亦言此，可依授北馮翊郡開國公。」可見私家勛伐，亦以書於國史者為準。故有見錄者則引為殊榮，如李孝伯與張暢對問，書於《宋史·暢傳》，其孫豹子，欲求其君之披覽是也。其或見遺，則以為大戚，如訴魏收者或雲遺其家世職位，或雲其家不見記錄，或雲妄有非毀是也。《收傳》言：收性頗急，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則使入地。則藉此以肆其恣睢者，又有之矣。收《自序》曰：武定四年（546），獻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為史官，書吾等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為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又言齊文宣詔收撰魏史，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神武、文宣皆粗才，能作是語，可知此等見解入人之深矣。《南史·王韶之傳》曰：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即位，遷侍中，出為吳郡大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嘗慮為弘所繩，夙夜勤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裴子野傳》云：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撰《宋略》云：戮淮南大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嘆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蓋直道之難行如此。《隋書·盧思道傳》云：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笞辱。蓋亦以秉筆者為恩怨所叢，慮其或受牽率，故當其未成之時，諱莫如深也。 史氏之初，本系記錄故事，648以備方來之參證，其為用，略如後世之檔案，先代學者，留意於此者極多。《宋書·殷景仁傳》云：景仁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梁書·孔休源傳》：高祖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曰：「今帝業初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為朕思之，誰堪其選？」勉對曰：「孔休源識鑒清通，諳練故實。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高祖亦素聞之。即日除儀曹郎中。是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嘗謂之為孔獨誦。其有裨實用如此。王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宋書·王淮之傳》。王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手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錄之。《宋書·王韶之傳》。偉之，韶之父也。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413）。許懋尤曉故事，深為儀注之學。《梁書》本傳。劉諒尤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里晉書。《梁書·劉孝綽傳》。江蒨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未就。《梁書》本傳。凡此皆後世所謂掌故之學。《隋志》有舊事、儀注兩門皆其書，刑法一門，律令而外，有制、科、議、議駁、彈事、奏事、決事、駁事，亦其類也。 漢世治古史者，當以韋曜、譙周、趙曄、袁康為巨擘。曜之《洞紀》，意在網羅放佚，求其完備。周之《古史考》，則是正舊聞，求其足信。曄與康之《吳越春秋》、《越絕書》，則皆著傳說於竹帛，使其不致湮滅者也。參看《秦漢史》第十九章第五節。魏、晉以降，此風未替。皇甫謐有《帝王世紀》，蓋《洞記》之倫。此書起三皇，盡漢、魏，見於《隋志》。其體例與《洞紀》之起庖犧至秦、漢，而黃武以後別作者同。《隋志》又有何茂材《續帝王世紀》十卷，疑本謐書續以晉已後事。其書在晉、南北朝之世，最為通行。觀義疏言古事，多引此書，罕引《史記》可知。故當時即有為作音注者。《隋志》有虞綽《帝王世紀音》四卷。《北史·文成五王傳》，安豐王猛之子延明，曾注《帝王世紀》。來奧有《帝王本紀》，似亦《世紀》之類。楊曄有《華夷帝王世紀》，則似兼詳外國者也。《隋志》所著錄者，又有甄鸞《帝王世錄》一卷。此書蓋但記世系，故卷帙甚少。《劉·先聖本紀》十卷，所謂先聖，蓋亦指古帝王，《志》云：「自後漢已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之說，迂怪妄誕，真虛莫測，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可證也。王子年《拾遺記》二卷，今尚存，可見迂怪妄誕之概，然亦多記古帝王事也。又有姚恭《年曆帝紀》十卷，不著撰人《帝王諸侯世略》十一卷，蓋亦主年代、世系。又有孟儀《周載》八卷，《注》云：記前代下至秦，蓋古史之較略者。又有潘傑《王霸記》五卷，蓋亦記古帝王，下逮戰國。《晉書·陳壽傳》云：壽撰《古國志》五十篇。壽嘗師事譙周，其書或與周同調。《司馬彪傳》云：彪以周為未盡善，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則又周之諍友。649然立說雖異，其途轍則同也。《楊方傳》：謂方嘗撰《吳越春秋》，《隋志》作《吳越春秋削繁》。又有皇甫遵《吳越春秋》十卷，不著撰人《吳越記》六卷，蓋皆以趙、袁二氏之書為不雅馴而改之。又有沈氏《南越志》八卷，則其所記，當較袁氏之書為廣也。又有何承天《春秋前傳》十卷，《春秋前雜傳》九卷，樂資《春秋後傳》三十一卷，蓋記戰國前事，而附麗於《春秋》，如司馬光《通鑑》、劉恕《通鑑外紀》之例也。此節所引《隋志》之書，皆在雜史類。 一地方之史實，亦有留心搜緝者。常璩之《華陽國志》，其傳於今而可見者也。崔慰祖著《海岱志》，起大公，迄西晉人物；本傳云：四十卷，半未成。《隋志》在雜傳類，二十卷。王遵業著《三晉記》；十卷。見《北史·王慧龍傳》。遵業，慧龍曾孫也。蓋亦其倫。《隋志》云：「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贊。郡國之書，由是而作。」此後世方誌之權輿，當時作者，蓋以人物為重。然一地方之史實，苞含其中者，必不少矣。宋段國有《吐谷渾記》一卷，《隋志》入霸史類，其地實在域外，亦可稱為外國史也。 傳記之作，此時最為浩繁。有該括全國者，如《隋志》所著錄之《海內先賢傳》、《四海耆舊傳》是也。有域於一地者，如陳壽之《益部耆舊傳》，劉義慶之《江左名士傳》是也。有專詳一類人者，如嵇康之《聖賢高士傳》，諸家之《孝子傳》，梁元帝之《忠臣傳》，鍾岏之《良吏傳》，張隱之《文士傳》，范宴之《陰德傳》，王瑱之之《童子傳》，諸家之《列女傳》，不著撰人之《美婦人傳》是也。此實正史類傳之倫。其兼容並苞者，則謂之《雜傳》。任昉、賀蹤、陸澄皆有其書。蹤書本七十卷，昉書本百四十七卷，可見其搜采之博。就官守而傳其人者，有梁元帝之《丹陽尹傳》。網羅一時人物者，有袁敬仲之《正始人士傳》，戴逵之《竹林七賢論》，專記一人者，如不著撰人之《東方朔傳》，《毌丘儉記》，管辰之《管輅傳》。家傳亦有多家。就所知者而識之，則梁元帝之《懷舊志》也。僧、道亦有列傳，如《高僧傳》、《眾僧傳》、《尼傳》、《列仙傳》是。其專傳一人者，則有如《法顯傳》、《正一真人、三天法師、張君內傳》、《嵩高寇天師傳》。所傳並有非人者，如《靈鬼志》、《志怪》、《神錄》等是。梁元帝著《古今同姓名錄》一卷，則人名辭典之先河也。 譜牒之作，650斯時亦盛，以俗重閥閱故也。譜皇室者，如不著撰人之《漢氏帝王譜》、《宋譜》是。元暉業之《辨宗錄》，亦其類也。又有諸家之《百家譜》。一家之譜，則有如《京兆韋氏譜》、《謝氏譜》。譜一方巨族者，如《益州譜》、《冀州姓族譜》。官纂之書，以地、以姓為別，如梁有王司空《新集諸州譜》十一卷，又有《諸姓譜》一百一十六卷，梁武帝總責境內十八州譜六百九十卷，蓋其最巨者矣。譜牒之書，亦非僅記世次。如《隋志》有《楊氏家譜狀並墓記》一卷，裴子野有《續裴氏家傳》二卷。《南史》本傳。陸煦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是。《梁書·陸杲傳》。參看第十七章第二節。 宋元嘉中，使何承天立史學，石勒使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已見第一節。私家亦有以此傳授者。《隋志》云：「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一史，至數十家，惟《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雖已音注，既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者有劉顯、韋稜，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為名家。該、愷並見《隋書·儒林傳》，云：於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其盛，不下於傳經也。愷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李密師事愷，受《史記》、《漢書》，閻毗受《漢書》於該，皆見本傳。該梁鄱陽王恢之孫，愷東海人。《北史·崔贍傳》云：潁川荀濟，自江南入洛，贍學於濟，故得經史有師法。《隋書·儒林傳》：又有吳郡張沖，撰《前漢音義》十二卷。《文學傳》：劉臻，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楊汪傳》：汪受《漢書》於臻。臻亦梁人，江陵陷沒歸蕭詧者也。然則是時史學，實自南而北也。《舊唐書·儒林傳》：秦景通，與弟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稱景通為大秦君，為小秦君。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采也。又有劉訥，亦為當時宗匠。可見史學專門傳授之風，至唐初而未絕也。《史記》傳者甚微。」諸史述其時之人，熟精漢史者甚多，《梁書·文學傳》云：臧嚴於學多所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張緬傳》：尤明後漢及晉代眾家，客有執卷質緬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南史·梁宗室傳》：吳平侯景之子勵，聚書至三萬卷，披玩不倦尤好《東觀漢記》，略皆誦憶。劉顯執卷策，勵誦應如流。乃至卷次，行數，亦不差失。《陳書·蕭濟傳》：第三子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群書，於班史尤所措意。《史記》則除裴駰作注外，駰松之子，見《宋書·松之傳》。治者較罕，除前引蕭愷事王仲通與《漢書》並受外，惟《晉書·劉殷傳》言：殷有七子，五子各受一經，一子受《大史公》，一子受《漢書》。《南史·吳喜傳》云：喜出身為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暗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寫無所脫漏。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則不過涉獵而已，非真治學者也。蓋漢事近己而俗變相類，為用較切，而言古史者，《史記》之席，又為譙周、皇甫謐等書所奪也。《隋志》所云傳受，蓋重在訓詁、音釋，此馬融從班昭受讀《漢書》之舊，見《秦漢史》第十九章第五節。實尚不足語於史學。斯時史學之可稱者，一在補苴罅漏，一在提要鉤玄。補苴罅漏之功，見於注釋，《史通》言三國之志：「異聞錯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傷於簡略，乃命裴松之兼采眾書，補註其闕。」651《古今正史篇》。《宋書·松之傳》，稱其「鳩集傳記，廣增異聞」，蓋其所用心，實在於此。崔慰祖欲更注遷、固二史，采《史》、《漢》所漏二百餘事。《齊書·文學傳》。劉昭伯父彤，集眾家《晉書》注干寶《晉紀》，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彤書四十卷，昭書一百八十卷。《梁書》本傳。卷帙並遠逾於舊。王規亦集後漢眾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梁書》本傳。此等皆名為注，實則補也。蔡謨總應劭以來注《漢書》者，為之集解。《晉書》本傳。《梁元帝注漢書》百十五卷，《本紀》。其世子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南史》本傳。吳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梁書·文學傳》。此等雖專於注釋，亦必有薈萃之功。惟韋稜著《漢書續訓》二卷，稜叡孫，見《南史·叡傳》。則或專於音訓耳。提要鉤玄之功，見於抄撮。有為校勘同異者，如張緬抄《後漢》、《晉書》眾家異同，為《後漢紀》四十卷，《晉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梁書》本傳。裴子野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是也。《南史》本傳。有欲刪繁就簡者，如袁峻抄《史記》、《漢書》，各為二十卷，《南史·文學傳》。于仲文撰《漢書刊繁》三十卷，見《北史·於栗磾傳》。仲文，栗磾八世孫。劉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北史》本傳。阮孝緒有《正史削繁》九十四卷是也。《隋志》雜史類。《隋志》有漢衛颯《史要》十卷，《注》云：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亦見雜史類。此蓋《科錄》之先河。又有王蔑《史漢要集》二卷，《注》云：抄《史記》，入《春秋》者不錄。亦見雜史類。蓋合《史》、《漢》及《春秋》去其重者也。 第六節　文學美術 晉、南北朝，為文字趨於靡麗之世。以諸葛亮之綜事經物，而人或怪其文采不艷，見《秦漢史》第十九章第六節。即可見當時之風尚。《抱朴子·喻蔽篇》，述時人論王仲任者，病其「屬辭比義，不盡美」，亦此等見解也。652葛氏雖正其非，然其所作之文，亦繁而不殺。《鈞世篇》論今人之文學，不必不如古人，其說多通。然又云：「俱論宮室，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同說遊獵，叔曰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並美祭祀，《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等稱征伐，《出軍》、《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則亦病古之醇素，而貴後之雕飾矣，可見自拔於風氣之難也。《晉書·劉頌傳》詳載其奏疏，且稱之曰：「游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而有餘。」可謂以言存其人矣，然又譏其文慚華婉。《傅咸傳》云：「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皆眷眷於文辭。此等皆時人之議論，為史氏所采者也。曹魏之世，文章雖尚華飾，去古尚不甚遠。晉初潘、陸，稍離其真，然迄宋世，尚有雅正之作。至齊、梁而雕琢塗澤愈甚矣。北方文字，初較南方為質樸，至其末葉，乃亦與之俱化焉。南朝文學之華靡，至梁之叔世而極。所謂宮體是也，見《南史·徐摛傳》。北朝則大盛於北齊後主之世。祖珽奏立文林館，召引文學之士，一時稱盛焉。見《北史·文苑傳》。《傳》云：「永明、天監之際，大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辭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辭，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南北辭人得失之大較也。」然又云：「革車電邁，渚宮雲徹，梁荊之風，扇於關右。狂簡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則周人雖欲復古，亦未能自立於風氣之外矣。 斯時綴述之家，多務搜集辭藻。葛洪所謂以古書當山淵，採伐漁獵其中者也。《鈞世篇》。辭藻富麗者，吐屬仍貴自然。《顏氏家訓·文章篇》曰：「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億語也。深以此服之。」用事若胸億語，則於語言之法無背，此行文之正軌也。若乃有意堆砌，致使辭浮於意，則雖庾信之富麗，論者且訾為辭賦之罪人矣。《周書·信傳論》。又其甚者，如《顏氏·勉學篇》所譏：「既不學問，而又羞為鄙朴。道聽塗說，強事飾辭。一二百件，傳相祖述，尋問莫知緣由，施安時復失所。」則為絕物也矣。此等人並不讀書，然讀書者亦不必皆善雕飾。劉晝以舉秀才不第，發憤緝綴辭藻，已見第二十二章第四節。晝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吟諷不輟。以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此真可發一笑。顏氏云：「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文章篇》。學問自有其真，夫豈鈍根所能就？顏氏所云，亦經生呫嘩之業耳。然善用所長，亦足自立，究愈於強用所短者也。而一時風氣鼓盪，必率天下之人而出於一途。則知流俗波靡，未有不毀壞人才者。君子所以貴獨立不懼，遁世無悶也。 斯時之文字，有文筆之分。文貴華艷，筆則仍頗質實，與口語相去，初不甚遠。653然二者已不必兼長。《晉書·摯虞傳》云：東平大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樂廣傳》云：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累遷侍中河南尹。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志，無以成斯美也。」《齊書·劉繪傳》：繪以辭辯，敕接虜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飾，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皆可見口舌筆札，二者自有懸違也。然口語次比，便可成筆，則其相去究不甚遠，故雖不讀書者，亦或能為之。《齊書·周顒傳》言顒善尺牘，而沈攸之送絕交書，大祖仍口授令顒裁答。《魏書·楊大眼傳》云：大眼雖不學，恆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周書·梁台傳》云：不過識千餘字，而口占書啟，辭意可觀。此尚與王平所識不過十字，而能口授作書無異。見《秦漢史》第十九章第六節。大抵當時古書，苟非有意塗澤者，仍是盡人所能解。《晉書·石勒載記》言：勒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此與楊大眼使人讀書坐而聽之正同。《赫連勃勃載記》：劉裕入長安，遣使遺勃勃書。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為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為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文而奇之。苟與語言相去甚遠，必非勃勃所能記也。《宋書·劉穆之傳》云：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常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也。此等書翰，亦必僅就口語，略事翦裁耳。《魏書·胡叟傳》云：好作文。既善為典雅之辭，又工為鄙俗之句。《成淹傳》云：子霄，亦學涉，好為文詠，但辭采不倫，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詩賦間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閭巷淺識，頌諷成群，乃至大行於世，則知俗語亦可為文，但不為文士所貴耳。 文士之於語言，既但用之於筆，則高文典冊，必也競事塗澤，寖失其真矣。窮而思返，實始北周。《周書·蘇綽傳》曰：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大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群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恭帝元年大祖命盧辯作誥喻公卿，見第五節。及閔帝時魏帝禪詔，冊文，亦皆蘇綽《大誥》之流也。此等文字，雖似質實，實則仍以古語堆砌，未能達其真意。此仍是塗澤，不過其所塗澤者不同耳。故史臣譏其「矯枉非適時之用」焉。《王褒庾信傳論》。 賦體多學漢人，間有漸趨妍俊者，如《雪》、《月》、《恨》、《別》諸賦是也。詩體亦仍漢世之五言。如陶潛之高曠，謝靈運之工整，鮑照之雄駿，可謂各自名家。然較諸漢、魏以前之作，如《古詩》十九首等，則真朴漸漓矣。樂府之體，稍為文人所效為。《宋書·樂志》云：「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吳哥、雜曲，並出江東，晉、宋已來，稍有增廣。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大夫獻詩，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秦、漢闕采詩之官，歌詠多因前代。與時事既不相應，且無以垂示後昆。漢武帝雖頗造新哥，然不以光揚祖考，崇述正德為先，但多詠祭祀見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頌之體闕焉。」觀此，可知是時之詩，民間歌謠見采者日希，文人之所為愈盛矣。 視書法為藝事之風，降而益甚。古篆稍廢，通行最廣者，實惟隸書。作隸求其姿媚，則有八分書，亦曰楷法。其專講實用者，仍稱為隸書，亦曰章程書。統觀晉、南北朝諸史，善隸草者最多，工楷法者已少，古篆則幾於絕無矣。此可見雖雲藝事，仍不能不受實用之牽率也。江式六世祖瓊，善蟲篆古訓，子孫世傳家業。此在當時，蓋為孤學。式上表求作《古今文字》，言曹喜、蔡邕、張揖、邯鄲淳、韋誕、衛覬皆能篆，瓊即受學於覬者，此皆魏、晉間人。《表》稱「題篆宮禁，猥同上哲」，《傳》言式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版題皆式書，似題署尚皆用篆。然《晉書·王羲之傳》言：大元中，新起大極殿，謝安欲使其子獻之題榜，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縣橙書之。比訖，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獻之，《傳》僅言其工草隸而已。《魏書·盧玄傳》言代京宮殿，多其孫淵所題，亦僅雲其六世祖志法鍾繇書，傳業累世。繇亦僅工章程書耳。《竇瑾傳》：子遵，善楷、篆。北京諸碑及台殿樓觀宮門題署多遵書，此當皆用楷、篆。然《周書·藝術傳》言：冀儁善隸書。趙義深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儁而已。平江陵後，王褒入關。貴游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慚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榜，餘人猶莫能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跡也。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為工。雖外任，每須題榜，輒復追之。儁固僅以善隸稱，文深雖楷、隸並言，然雲有鍾、王之則，則所工者亦隸書也。然則碑榜亦不必篆分矣。古篆之用日少，654此識之者所由日希歟？見第一節。 衛恆作《四體書勢》：一為古文，二為篆書，三為隸書，四為草書，行書即該於隸書之中。蓋行、楷八分皆隸之小變，不足獨成一體也。然則晉、南北朝諸史所稱善隸書者，亦未始不可兼該行、楷矣。而楷法之名，亦漸移於章程書，不專指八分。《北齊書·趙彥深傳》：子仲將，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此雲楷正，即指隸書，事甚明白。然其所謂隸筆，未必不苞行書，不必皆如今之正書，亦理之可信者也。《四體書勢》於行書稱鍾、胡，而荀勖領秘書監，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為法，可見行書為用之廣矣。史於行書，亦間有別諸隸書者，如《魏書·崔玄伯傳》，言其尤善草、隸、行押之書是也，然甚少。 當時工書者，頗多衣冠中人。南則王、謝，如《晉書·王導傳》言其孫岷善行書，《謝安傳》亦言其善行書。北則崔、盧，見《魏書·崔玄伯》、玄伯子《浩》及《盧淵傳》。並為史所艷稱，而王羲之尤稱「古今之冠」。《晉書》本傳語。書藝既為世所重，名人筆跡，亦因之見寶。齊大祖嘗示王僧虔古蹟十一袠，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袠中所無者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齊書》本傳。又《劉繪傳》，繪善隸書，亦嘗撰《能書人名》。梁武帝天監初，殷鈞為秘書郎，啟校定秘閣四部書，更為目錄。又受詔料簡西省法書古蹟，別為品目。《梁書》本傳。西陽王大鈞，年七歲，高祖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命諷誦，音均清雅。賜王羲之書一卷。《梁書·大宗十一王傳》。陳時，征北軍人于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蹟。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於秘府。世祖以始興王伯茂好古，多以賜之。《陳書·世祖九王傳》。此皆天家之藏。桓玄愛王羲之父子書，各為一袠，置左右玩之。《晉書·羲之傳》。江祐遠致餉遺，或取諸王名書。《南史》本傳。此則士大夫之篤嗜成癖者也。北方則多寶崔、盧之書。《魏書·崔浩傳》言；世寶其跡，多裁割綴連，以為模楷。《梁書·文學·周興嗣傳》言：次均王羲之書千字，使興嗣為文。此皆世所謂集字。《魏書·崔玄伯傳》：玄伯父潛，為兄渾誄手筆草本，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之。深藏秘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拓之。則又後世鉤摹展拓之本矣。 詔令、奏議，要密者或出親書，蓋欲以防詐偽。蔡興宗說宋明帝為手詔以慰殷琰，已見第九章第五節。劉道濟之死，裴方明等使書與相似者為教，酬答簽疏。蕭穎胄死，州中秘之，亦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此皆施於軍機緊急之時。謝兄朏，在吳興，論啟公事稽晚，輒代為啟，齊明帝見非其手跡，被問，見原，此則施之平時者矣。冀儁特工模寫，周大祖令偽為魏帝敕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大祖討侯莫陳悅。儁依舊敕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此固稟分使然，亦其時多用手筆，故有工於模放者邪？《宋書·武三王傳》言：衡陽王義季素拙書，文帝聽使餘人書啟事，惟自署名，則非特許必出親筆，故梁昭明大子疾，武帝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啟也。萬幾日不暇給，或武人實不能書者，亦須自署名。《南史·恩幸傳》云：齊高帝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手跡下名。篡位後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王敬則傳》云：敬則不識書，止下名。《侯安都傳》云：安都日益驕慢，表啟封訖，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雲又啟某事。然則本不自書也。手跡之為用既廣，留意於其工拙者遂多。劉穆之說宋高祖，已見第二節。《魏書·崔玄伯傳》：弟子衡學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466），擢為內秘書中散。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述。此則虜主不能書，而使工書者為代也。北齊高祖令工書人韓毅在東館師友諸王。後主在東宮，世祖亦選善書人性行純謹者令侍書。《北齊書·儒林傳》。亦以世重書法，故加意教習也。 書工有徒取機速能集事者。《齊書·幸臣傳》：劉系宗，泰始中為主書。大祖廢蒼梧，明日，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系宗歡喜奉命。使寫諸處分敕令及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此等但求能赴事機，未必更求筆跡之美。若崔衡供職，兼及虜主所覽；《梁書·張率傳》：敕使撰婦人事二十餘條，使工書人琅邪王深、吳郡范懷約、褚洵等繕寫，以給後宮；則兼求其書法之工矣。然當時雖重書法，於工書者仍賤視之。655觀王獻之對謝安語可見。《宋書·羊欣傳》：元顯每使欣書，嘗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觀劉系宗本為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敕赦之，又以為東宮侍書，則知作書本寒人事也。《梁書·劉顯傳》：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時約郊居宅新成，因命工書人題之於壁。《文學傳》：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劉杳為贊二首，並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於壁。此等工書人，亦必寒素可隨意使令者。《顏氏家訓·雜藝篇》言：「真草書跡，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裡面目也。」然又言：「此藝不須過精。見第二節。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趙文深書見遐棄而以為恨，褒書見推重而亦以為恨，膏粱寒素，自處之不同，概可見矣。《宋書·謝靈運傳》云：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然則當時士夫，自寫文字者絕少，書工之見役使者必多也。 圖畫仍以人物為主。王粹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嵇含為之贊。《晉書·忠義嵇紹傳》。宋明光殿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士。《宋書·百官志》。王綸之為豫章大守，圖畫陳蕃、華歆、謝鯤象於郡朝堂。顧野王與王褒並為梁宣城王賓客。王於東府起齋，命野王畫古賢，褒書贊。韋叡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為人，畫之於壁以自玩。石季龍造大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晉書·藝術·佛圖澄傳》。《傳》又云：皆變為胡狀。旬余，頭悉縮入肩中，惟冠仿佛微出。季龍大惡之，秘而不言也。《宋書·五行志》亦云：石虎末，大武殿前所圖賢聖人象人頭悉縮入肩中。說雖怪誕，然其圖畫人象，自系實事也。皆畫古人於屋壁，以資鑑戒。李玄盛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贊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親為序頌。當時文武臣僚，亦皆圖焉。則兼及今人矣。齊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五經》之外，惟得看《孝子圖》，已見第十章第一節。王僧虔子慈，年八歲，外祖宋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隋書·經籍志》：梁有《孝經圖》一卷，《孝經孔子圖》二卷，雜傳類又有《陳留先賢像贊》一卷，《會稽先賢像贊》五卷，皆裝成卷帙者。魏肅宗欲釋奠，豫詔有司，圖飾聖賢，見第一節。則祠祀者亦有畫像也。《宋書·自序》：世祖以沈伯玉容狀似畫圖仲尼像，常呼為孔丘，此孔子像不知在廟中？抑在屋壁上？或裝成卷帙？然當時孔子畫像必頗多，則可想見也。畫今人者：王玄謨子寬，泰始初為隨郡大守，逢四方反，父在建康，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為賊所執，請西行。遂襲破隨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齊高帝圖功臣，劉僧副在焉。《南史·劉善明傳》。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使工圖其像，王亮、宗夬皆與焉。並見《梁書》本傳。桓康隨武帝起兵。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瘧者寫形帖著床壁，無不立愈。《南史》本傳。馮道根為豫州，梁高祖引與燕，召工圖其形象。柳仲禮遷司州，帝思見其面，亦使畫工圖之。張緬居憲司，號為勁直，帝遣畫工圖其形於台省，以勵當官。陳武帝定杜僧明等之亂，帝亦遣畫工圖其容貌而觀之。昭明大子起樂賢堂，使圖工先圖劉孝綽。王秀之欽慕宗測，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南史·隱逸傳》。夏侯亶遷吳興大守，在郡有惠政，吏人圖其像，立碑頌美。齊武成於華林起玄洲苑，備山水台觀之麗，詔於閣上畫魏收。許惇遷守陽平，治為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闕。凡此皆徒畫其人。《南史·宋宗室諸王傳》：長沙景王道憐之孫韞，人才凡鄙。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嘗以示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正是我。」其庸鄙類如此。《梁書·康絢傳》：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官，猶習武藝。高祖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此。此圖中蓋亦有多人？齊武帝志存恢復，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置琅邪城射堂壁，游幸輒觀焉。《齊書·王融傳》。此圖除人物外，當更有他景色以資點綴也。然特以資點綴而已，所重者仍在人物，故有以善畫一種人物稱者，如《齊書·劉繪傳》言：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繪弟瑱善畫婦人，當世並為第一是也。顧愷之之畫，特重古今，觀《晉書》本傳所言，亦僅善於人物而已。《顏氏家訓·雜藝篇》云：「武烈大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稚，皆知姓名矣。」《南史·陳本紀》云：袁彥聘隋，竊圖隋文帝狀以歸。後主見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此說不知信否？然當時有此速繪之術，自不誣也。 山水畫似亦起於此時，但不多耳。656《宋書·隱逸傳》：宗炳，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即《後書·逸民傳》之向長，字子平。《注》云：《高士傳》作尚。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睹，惟當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此所畫者，必為山水無疑。炳孫測，見《齊書·高逸傳》。云：欲游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於壁上，則仍為人物矣。《宋書·王微傳》，微報何偃書曰：「性知畫繢，盤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放象也。」此所言者，或亦山水畫。 佛畫、佛像，亦隨佛教而俱興。《梁書·諸夷傳》述縣光宅寺云：大同中，出舊塔舍利，敕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657造諸堂殿並瑞像周回閣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經變，並吳人張繇運筆。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絕。又云：師子國，晉義熙初，始遣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為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戴安道名逵，其子顒，見《宋書·隱逸傳》。云：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顒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錯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嘆服焉。元魏造像，規模尤大，見第二十四章第二節。 畫工見賤，尤甚於書工。《顏氏家訓·雜藝篇》云：「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郎，後為鎮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橐之子也。仕為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為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鄉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此恥乎？」其見輕可謂甚矣。然名畫與法書，同為人所寶愛。《隋書·經籍志》簿錄類，有《陳秘閣圖書法書目錄》一卷，《法書目錄》六卷，《書品》二卷，《名手畫錄》一卷。 魏復雅樂，始自杜夔，已見《秦漢史》第十九章第六節。晉初，荀勖典知樂事，又修律呂，事見《晉書·勖傳》及《宋書·樂志》。《志》云：江左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大樂並鼓吹令。是後頗得登哥食舉之樂，猶有未備。明帝大寧末，又詔阮孚等增益之。成帝咸和中，乃復置大樂官，鳩習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初荀勖修正鐘磬，事未竟而勖薨。惠帝元康三年（293），詔其子蕃修定金石，以施郊廟。事亦見《晉書·裴秀傳》。尋直喪亂，遺聲舊制，莫有記者。庾亮為荊州，與謝尚共為朝廷修雅樂。亮尋薨，庾翼、桓溫，專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晉氏之亂也，樂人悉沒戎虜。《晉書·劉弘傳》云：伶人避亂，多至荊州。下書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反，送還本署。則時伶人亦有南奔者，朝廷未能存撫耳。及胡亡，鄴下樂人，頗有來者。謝尚時為尚書僕射，因之以具鐘磬。大元中，破苻堅，又獲樂工揚蜀等，閒練舊樂，四廂金石始備焉。《隋書·音樂志》曰：慕容垂破慕容永於長子，盡獲苻氏舊樂。垂息為魏所敗，其鐘律令李佛等將大樂細伎奔慕容德於鄴。德遷都廣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沒姚興，超以大樂伎百二十人詣興贖母。及宋武帝入關，悉收南度。文帝元嘉九年（432），大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417），典書令奚縱復改定之。齊代因而用之。梁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502），下詔訪百寮。是時對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蕩其辭，言樂之宜改，而不言改樂之法。帝既素善鐘律，詳悉舊事，遂自製定禮樂。其後台城淪沒，樂府不修。王僧辯破侯景，諸樂並送荊州。經亂，工器頗闕。元帝詔有司補綴。才備，荊州陷沒。西人不知採用，工人有知音者，併入關中，隨例沒為奴婢。又云：清樂，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末舊曲。樂器形制，並歌章古辭，與魏三祖所作者，皆被於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張氏，始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平陳後獲之。高祖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昔因永嘉，流於江外，我受天命，今復會同」云云。此洛京亂後，雅樂流播之大略也。 《隋志》又云：道武克中山，大武平統萬，或得其宮縣，或收其古樂。於時經營是迫，雅器斯寢。孝文頗為詩歌，以勖在位。謠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旁羅宋、齊。功成奮豫，代有製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宣暢功德，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周書·斛斯征傳》云：孝武西遷，雅樂廢闕，征博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隋志》又云：齊文宣將有創革，尚樂典御祖珽，自言舊在洛下，曉知舊樂。上書曰：「魏氏來自雲朔，肇有諸華，樂操土風，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396），破慕容寶於中山，獲晉樂器，不知採用，皆委棄之。天興初，吏部郎鄧彥海奏上廟樂，創製宮縣，而鍾管不備。樂章既闕，雜以簸邏回歌。初用八佾，作始皇之舞。至大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苻堅之末，呂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至永熙中，錄尚書長孫承業，共臣先人大常卿瑩等，斟酌繕修，戎華兼采。至於鐘律，煥然大備。自古相襲，損益可知。今之創製，請以為準。」珽因采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宮縣之器。仍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而舞不立號。所謂洛陽舊樂者也。《志》又載牛弘奏云：「後魏洛陽之曲，據魏史云：大武平赫連昌所得，更無明證。」《何妥傳》：妥請興雅樂，表言：「江東宋、齊以來，至於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四舞、鞞、鐸、巾、拂。三調，清、平、瑟。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隋志》又言：後周大祖輔魏之時，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習以備宴饗之禮。及天和六年（571），武帝罷掖庭四夷樂，《周書·本紀》在九月。其後帝聘皇后於北狄，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於大司樂習焉。採用其聲，被於鍾石，取周官制以陳之。明帝武成二年（560），正月朔旦，會群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武帝保定元年（561），詔罷之。亦見《周書·本紀》。及宣帝即位，廣召雜伎，增修百戲，魚龍漫衍，常陳殿前。見《紀》大象元年（579）。武帝以梁鼓吹熊羆十二案，每元正大會，列於縣間，與正樂合奏。宣帝時，革前代鼓吹制為十五曲。晨出夜還，恆陳鼓吹。《志》又載牛弘謂「後周之樂，皆是新造，雜有邊裔之聲，戎音亂華，皆不可用」雲。魏、齊、周三朝之樂，大略如此。 晉、南北朝，實為外國音樂流傳中國之世。據《隋書·音樂志》：煬帝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為九部。除清樂並漢末舊曲，禮畢出自晉大尉庾亮家外，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為其面，執翳以舞，象其容。取其諡以號之，謂為文康樂。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為名。余皆來自異域。西涼者，起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為之，號為秦漢伎。魏大武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龜茲者，起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復獲之。其後聲多變易。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天竺者，起自張重華據有涼州，重四譯來貢男伎。康國，起自周代聘北狄為後，得其所獲西戎伎，因其聲。疏勒、安國、高麗，並起自後魏平馮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雲。《志》又云：吹笛、彈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齊自文襄以來，皆所愛好。658至河清以後，傳習尤盛。後主惟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為伶人之事。後主亦能自度新曲。親執樂器，悅玩無倦。倚弦而歌，別采新聲，為無愁曲。音均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兄、閹官之輩齊唱和之。莫不隕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蓋時外國音樂，率較中國舊樂為幽怨、高吭，故俗好之如此雲。《顏氏家訓·雜藝篇》云：「禮曰：君子無故不撤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於梁初，衣冠子弟，不知琴者，號有所闕。」此亦習俗使然，好尚未必存焉也。 角牴百戲，仍頗盛行。《晉書·武帝紀》：泰始元年（286），十二月，禁樂府靡麗百戲之伎。《成帝紀》：咸康七年（341），十二月，除樂府雜伎。然《齊書·禮志》言：「晉中朝元會，設臥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此亦角牴雜戲之流也。」則除之究不能盡矣。《抱朴子·對俗篇》言：「幻化之事，九百有餘。」可想見其盛況。《周書·崔猷傳》謂大統時，大廟初成，四時祭祀，猶設俳優角牴之戲，則北朝亦迄有之也。俳優者，《北齊書·尉景傳》言：神武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為不剝公？」猶是詼諧剽剝之舊也。 《齊書·崔祖思傳》：高帝初即位，祖思啟陳政事曰：「前漢編戶千萬，大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惟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大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659《王晏傳》：晏弟詡，永明中為少府卿。六年（488），敕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伎。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錮。《南史·王琨傳》：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要琨同聽。侍酒行炙，皆悉內伎。《陳書·章昭達傳》：每飲會，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盡羌胡之聲。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寇對敵，旗鼓相望，弗之廢也。壯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豈況平時之酣歌恆舞哉？然滿堂而飲酒，一人鄉隅而飲泣，則四坐為之不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果何以致和氣之應乎？曷怪墨翟有《非樂》之篇也。 第七節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之中，天文、曆法，措意者頗多。《宋書·天文志》曰：言天者有三家：一曰宣夜，660二曰蓋天，三曰渾天。而天之正體，經無前說，馬書、班志，又闕其文。漢靈台議郎蔡邕，於朔方上書曰：「言天體者三家，宣夜之學，661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銅儀，則其法也。官有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本欲寢伏儀下，思惟微意，按度成數，以著篇章。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兩絕，勢路無由。宜問群臣及岩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時閹官用事，邕議不行。案《晉書·天文志》載漢秘書郎郗萌，能記宣夜先師相傳之說，則其師法似非全絕。故晉成帝時，虞喜能因其說以造《安天論》焉。蓋天之說，著於《周髀》，後漢時，王充據之以駁渾儀。《晉書·天文志》。梁武帝於長春殿講義，別擬天體，亦全同《周髀》之文。《隋書·天文志》。渾天之說，信者最多。揚雄即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隋志》。鄭玄又難其二事，為蓋天之學者不能通。《宋志》。而桓譚亦駁王充之說，吳陸績始推渾天意，王蕃傳劉洪乾象曆，亦主渾天。晉葛洪譏虞喜，釋王充，說頗同蕃。宋何承天，梁祖暅，亦信渾天之說。《梁書·儒林傳》云：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崔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焉。其說未知如何。案宣夜之說，謂天了無質。其見為蒼蒼然者，以高遠無極，仰而瞻之，眼瞀精絕。猶旁望黃山皆青，俯察深谷窈黑，青非正色，黑非有體。日、月、眾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不常，進退不常，由其無所根係為證。虞喜《安天論》，謂天有常安之形，地有居靜之體，光曜布列，各自運行。蓋天之說，則謂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滂沲四，三光隱映，以為晝夜。又謂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不得不隨磨左回。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入下故不見。天之居之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極在天中，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渾天之論，則謂天如雞子，地如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之轉，如車轂之運焉。皆見《隋志》。其非天之正體相同，然渾天之術，於推步最便，故後人率遵其說也。《隋志》載葛洪之言，謂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推步莫密於渾象。又載祖暅之言，謂「自來論天者多矣，群氏糾紛，至相非毀。竊覽同異，稽之典經，仰觀辰極，旁矚四維，規日月之升降，五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覆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束晳云：「物有惑心，形有亂目，誠非斷疑定理之主。故仰游雲以觀日月，日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察群象必資徵實，夫固為學自然之軌轍也。 渾天之器，有儀有象。《隋書·天文志》云：「《書》：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璇璣，謂渾天儀也。故《春秋文耀鉤》云：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而先儒或因星官書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星名璣，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言，以為北斗七星。載筆之官，莫之或辨。史遷、班固，猶且致疑。馬季長創謂璣衡為渾天儀。鄭玄亦云：其轉運者為璣，其持止者為衡，皆以玉為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以璣視其行度，以觀天意也。故王蕃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璣衡，其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而渾象之法，地當在天中，其勢不便。故反觀其形，地為外匡。於已解者，無異在內，然斯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又云：古舊渾象，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喜云：洛下閎為漢孝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大初歷，或其所制也。」案《堯典》乃東周后人所述，星官書亦出其時，以之相釋，正得其實。指為渾儀，而以為出於堯時，則謬矣。此造作讖緯者之妄談，馬、鄭無識，誤襲之也。渾象出於洛下閎，亦近億測。古不知何人之業，往往附諸一知名之人，一部《世本·作篇》，蓋莫非如是，虞喜之說，亦仍其故智耳。漢世作者，以張衡為最精，已見《秦漢史》第十九章第七節。王蕃以古制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穊，不得了察，張衡所作，又復傷大，難可轉移，乃改作之，大小居二者之中。陸績作渾象，形如鳥卵，以施黃赤二道，不得如法。績說云：天東西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直徑亦然，則績意以天為正圓。器與言謬，頗為後人所譏。偽劉曜光初六年（323），史官丞南陽孔挺造銅儀，則古渾儀之法。宋高祖定咸陽得之。何承天、徐爰、沈約著宋史，咸以為即張衡所造，誤也。後魏道武天興初，命大史令晁崇修渾儀。明元永興四年（536），詔造大史候部鐵儀，唐時大史候台尚用之。渾天象有機而無衡。梁末秘府有，以木為之，吳大史令陳苗云：先賢制木為儀，名曰渾天，謂此。宋文帝元嘉十三年（436），詔大史更造渾儀。大史令錢樂之，依案舊說，采效儀象，鑄銅為之。以為渾儀，則內闕衡管，以為渾象，而地不在外，是參兩法，別為一體。吳時有葛衡，改作渾天，使地居於天中，以機動之，天動而地止，以上應晷度，則樂之之所放述也。十七年（440），又作小渾天，亦象天而地在其中。此晉、南北朝之世天文儀器之大略也。亦據《隋志》。 自後漢行四分曆後，靈帝時，會稽東部尉劉洪，悟其於天疏闊，更作乾象曆。魏文帝黃初中，大史丞韓翊造黃初歷。校議未定，會帝崩而寢。明帝景初元年（237），尚書郎楊偉造景初歷。表上，帝遂改正朔，施行偉歷。帝崩，復用夏正。劉氏在蜀，仍漢四分曆。孫氏用乾象曆。晉武帝踐阼，因魏景初歷，改名泰始。始楊偉推五星尤疏闊，故渡江以後，更以乾象五星法代偉歷。以上據《晉志》。宋武代晉，改泰始為永初，此特更其名而已。元嘉二十年（443），何承天表上所作元嘉歷。二十二年（445）行之。大明六年（462），祖沖之表言其謬，上所創新曆。八年（464），孝武欲以明年改元行之，而是歲晏駕。齊高祖代宋，改元嘉歷為建元，亦徒更其名而已。梁天監九年（510），改用沖之之歷。《南史·祖沖之傳》：子暅之。父所改何承天曆，時尚未行，梁天監初，暅之更修之，於是始行焉。《顏氏家訓·雜藝篇》云：算術亦是六藝要事，江南此學殊少。惟范陽祖暅精之。河北多曉此術。大同十一年（545），制詔更造新曆。未及施用，而遭侯景亂，遂寢。陳武受禪，亦無創改。以上據《隋志》。魏初仍用景初歷。世祖平涼土，得趙所修玄始歷。高宗踐阼，以代景初。真君中，崔浩為五寅元歷，未及施行，浩誅，遂寢。高祖大和中，詔秘書鐘律郎上谷張明豫為大史令，修綜歷事。未成，明豫物故。世宗景明中，詔大樂令公孫崇等同共考驗。正始四年（507）冬，崇表請更造新曆，名景明歷。延昌四年（515）冬，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郎崔光表言：大和十一年（487），臣自博士遷著作。時舊鐘律郎張明豫推步曆法，草創未備。及遷中京，轉為大史令。未幾喪亡。所造致廢。臣中修史。景明初，奏求奉車都尉領大史令趙樊生，著作佐郎張洪，給事中領大樂令公孫崇等造歷。功未及訖，樊生又喪，洪出除涇州長史，惟崇獨專其任。暨永平初，亦已略舉。時洪府解停京，又奏令重修前事。更取大史令趙勝，大廟令龐靈扶，明豫子龍祥，共集秘書，與崇等詳驗，推建密歷。崇及勝前後並喪。洪又除豫州司馬。靈扶亦除蒲陰令，惟龍祥在京，獨修前事。洪至豫州，仍續有所造。兼校書郎李業興，本雖不豫，亦私造歷。三家之術，並未施用。故貞靜處士李謐，私立曆法，言合紀次，求就其兄瑒追取，與洪等所造，遞相參考。」又求更取諸能算術兼解經義者，前司徒司馬高綽，駙馬都尉盧道虔，前冀州鎮東長史祖瑩，前并州秀才王延業，謁者僕射常景等，日集秘書，與史官同檢疏密。神龜初，光表總合洪、龍祥、業興、道、虔前大極采材軍主衛洪顯，殄寇將軍大史令胡榮，雍州沙門統道融，司州河南人樊仲遵，定州鉅鹿人張僧豫九家，共成一歷。請定名為神龜歷。肅宗以歷就，大赦改元，因名正光歷，班於天下。其九家共修，以龍祥、業興為主。孝靜世，復頗乖舛。齊獻武王入鄴，復命業興改正。以年號為目，命曰興和歷。以上據《魏志》。文宣受禪，命散騎侍郎宋景業造天保歷，施用之。後主武平七年（576），董峻、鄭元偉立議非之，而上甲寅元歷。又有廣平人劉孝孫、張孟賓，同知歷事。孟賓受業於張子信。並棄舊事，更制新法。爭論未定，遂屬國亡，西魏入關，尚行李業興正光曆法。至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始詔有司造周曆。及武帝時，甄鸞造天和歷。大象元年（579），大史上士馬顯又上景寅元歷。以上據《隋志》。然改歷之事，至隋世乃成。 地理之學，留意者亦多。《隋書·經籍志》言：「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武帝時計書既上大史，郡國地誌，固亦在焉。」病「史遷所記，但述河渠」。又云：「其後劉向略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貢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國郡縣，山川夷險，時俗之異，經星之分，風氣所生，區域之廣，戶口之數，各有攸敘。是後載筆之士，管窺末學，不能及遠，但記州郡之名而已。晉世，摯虞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疑奪郭字。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學者因其經歷，並有記載，然不能成一家之體。齊時，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為部，謂之《地理書》。任昉又增澄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抄撰眾家之言，作《輿地誌》。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於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三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案《志》所謂但記州郡之名者蓋官書？所謂因其經歷，並有記載者，蓋私家之作？作志者之意，蓋以網羅宏富，條理分明為貴？故訾此等記載，不能成一家之體也。陸澄、任昉之書，蓋叢書體？故亦不能成一家之言。此類記載，取材實多。有根據官書，專記州郡建置者，如《元康三年地記》、《元嘉六年地記》、《九州郡縣名》、《並帖省置諸郡舊事》是也。有兼及戶口者，如《元康六年戶口簿記》是也。其專詳一地方情形者，則為諸州圖經。專志風俗者，如《陳留風俗傳》。演繹舊聞者，如揚雄《蜀王本紀》，記山水者，如劉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記》，宋居士《衡山記》，謝靈運《游名山志》、《居名山志》、《水經》，庾仲容《江記》，釋道安《四海百川水源記》。記宮室者，有《洛陽宮殿簿》，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劉璆、釋曇鸞《京師寺塔記》。記冢墓者，有李彤《聖賢冢墓記》。記道里者，有蔡允恭《并州入朝道里記》。談沿革者，有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不著撰人《古來國名道里記》。記外國者，如法顯《佛國記》，不著撰人《交州以南外國傳》，楊莩《交州異物志》，不著撰人《諸蕃風俗記》。存錄荒誕傳說者，如托諸東方朔之《十洲記》、《神異經》。王儉七志，七曰圖譜，記地域及圖書，參看下節。可見其卷帙之浩繁矣。 地圖之作，亦較前世為精。《晉書·裴秀傳》言：「秀為司空，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強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擿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此蓋合古今地理為一書，亦可雲作今圖而兼詳其沿革也。其《序》云：「秘府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其例實未盡善。顧又云：「晉文帝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以當時粗疏之技，安能成此精審之作？其必諛媚非實明矣。秀所製圖，其體有六：一曰分率，二曰准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其言曰：「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准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蓋以分率定其地之所在，而以准望校之；以道里著准望所不及，而以高下、方邪、迂直核道里之實。在未知測經緯度之法時，所能為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宋書·謝莊傳》云：莊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制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內為一。以木製圖，蓋由當時簡牘，尚與縑素並用？見第二節。而其可分可合，亦可見其分率之審也。《隋志》所載，冀州、齊州、幽州，皆有圖經；隋有《諸州圖經集》，已見前；而其先已有《周地圖記》一百九卷；可見各地皆有圖。《魏書·沮渠牧犍傳》，世祖詔公卿為書讓牧犍，有「民籍地圖，不登公府」之語，可見上計之制仍存。《南史·宋宗室及諸王傳》：陳文詔訴父饒為竟陵王誕府吏，恆使入山圖畫道路，不聽歸家。又《張弘策傳》，謂當指建業時，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豫為圖，皆在目中。此等則皆供一時之用，不必精審也。《隋志》有張氏《江圖》一卷，劉氏《江圖》二卷，其亦弘策所為之類歟？ 醫學情形就《隋志》醫方類之書觀之，可分八類：一論醫理，二言明堂針灸，三論診法，四論病源候，五本草、藥錄、採藥法、種藥法，六醫方，七食經，八獸醫。此純為醫家之學。其養身、養性、導引、合丹、服食、房中之說，則當與神仙家相出入也。方藥有來自外國者：如《雜戎狄方》，當來自西北，《龍樹菩薩》、《婆羅門》、《耆婆》、《乾陁利》諸方，當來自南海，香方亦當來自南海。《西域諸仙所說藥方》，《西域名醫所集藥方》，則當來自西胡也。《魏書·西域傳》：悅般國，真君九年（448），遣使朝獻。並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齧之，須臾血止，養創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雲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此事或誇誕失實，然必有此類方藥，則無疑也。 《北齊書·馬嗣明傳》云：嗣明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誦，其所學可謂甚博。然此特名醫如是。《宋書·范曄傳》言：孔熙先善於治病，兼能診脈，則尋常醫家，於脈法且未能盡通也。《魏書·徐謇傳》言：顯祖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脈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說亦近誕，謇善診脈當不誣，謇固亦非常醫也。《晉書·魏詠之傳》云：詠之生而兔缺。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乃西上。仲堪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邪？」遂閉口不語，惟食薄粥。而卒獲差。此醫之技，蓋可謂精。662《魏書·長孫道生傳》：曾孫子彥，少嘗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為逾於關羽。此醫之技，亦足與華佗爭勝矣。《晉書·盧欽傳》：欽子浮，以病疽截手，則斷一支以全生命，昔時醫者亦知之，毒虵螫手，壯士斷腕，非譬喻之辭也。又《溫嶠》傳：蘇峻平後，固辭還藩。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嶠之致病，或由拔齒為之，則手術之未盡善者矣。《劉曜載記》：曜之敗，被創十餘，通中者三。為石堪所執，送於石勒。勒使金創醫李永療之。《宋書·魯爽傳》：程天祚為虜所獲，以妙善針術，為拓跋燾所愛賞。《齊書·陳顯達傳》：顯達討桂陽王，休范。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達顯目中鏃出之。《南史·張融傳》：有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余。樹為之痿損。此乃咒由之科。凡此，皆醫之以一技鳴者也。 神仙家與醫家，關係本極密，故二家之學，仍相出入。葛洪、陶弘景之留心方書，即其明證。洪有《金匱藥方》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弘景有《本草集注效驗方》、《肘後百一方》，見《晉書》、《南史》本傳。《宋書·羊欣傳》：言欣素好黃老，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此蓋張角之術，在宋世為天師道之流，見下章第三節。然又言兼善醫術，撰藥方十卷，則初非不知醫藥，蓋張角之術，原亦與神仙家相出入，即其以符水飲人，663亦未必非咒由科之支流余裔也。《王微傳》言：微兼解醫方。載其報何偃書曰：「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家貧乏役，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人入草采之，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亦以所服食者與希仙者相出入，故見疑於世人耳。徐謇常吞服道符，又欲為魏孝文合金丹。祖珽長於醫藥，齊武成欲撲殺之，乃大呼曰：「莫殺臣，為陛下合金丹。」二家關係之密，可以想見。此時沙門亦有善醫術，而其技初非傳自外國者。《魏書·藝術傳》：李修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世祖時，奔劉義隆於彭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眾方，略盡其術。針灸、授藥，莫不有效。此其學已不能皆來自域外。又《崔彧傳》，言其少嘗詣青州，逢隱逸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則更明為中國之學矣。蓋時道佛雖互相排，然其術則初非彼此不相知；抑二家為行其教計，於醫藥等便民之術，亦多所研習也。參看下章自明。 信巫不信醫者仍多此符水之所由足以惑眾也。《晉書·顧榮傳》言：元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幾。榮上箋，言貴嬪未安，藥石實急，請塞鬼道淫祀。帝王如此，細民可知。褚澄、徐嗣，附《澄傳》。《南史》作徐嗣伯，附《張融傳》。皆號善醫，而《南史》所載治驗，率荒誕不經，即薛伯宗亦如是，可見其時之風氣矣。《南史·張融傳》云：融與東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濮陽大守熙曾孫也。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振海內。傳業至於文伯。觀醫家之以此自張，而知附會失實之辭，亦不必盡出於愚民矣。 《晉書·孝友傳》：顏含兄畿，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664後復活。《衛瓘傳》：瓘與子恆、岳、裔及孫等九人同遇害，而恆二子璪、玠在醫家得免，蓋亦就醫自療也。《魏書》言李亮，四方疾苦，不遠千里往從之。亮大為聽事，以舍病人。時有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吊視。史言此，意以著亮之仁厚，其實為舍以舍病者，恐當時醫家類然也。醫之所舍，必也能自給之人，若貧病者，則莫或顧恤矣。《梁書·儒林傳》：嚴植之，性仁慈，好陰德。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植之為棺斂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下車問其故。雲姓黃氏，家本荊州，為人傭賃。疾既危篤，船主將發，棄之於岸。植之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黃氏差。請終身充奴僕，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此等義舉，非可恆遇；即有仁心者，亦必有力而後能為之。《齊書·孝義傳》：江泌，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役，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隱恤。吏死，泌為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可見荒僻之地，呼籲無門，貧病之士，哀號莫恤之狀。《晉書·孝義傳》：庾袞，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兄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病之能傳染者，固以走避為宜，然竟任病者之顛連而莫之或恤，則亦非人之相人偶之道矣。救恤之事，官家亦間有之。《宋書·文帝紀》：元嘉四年（427），五月，京師疾疫，遣使存問，給醫藥。死者若無家屬，賜以棺器。二十四年（447），六月，京邑疫癘。使郡縣及營署部司，普加履行，給以醫藥。二十八年（451），四月，都下疾疫。使巡視給醫藥。《孝武帝紀》：大明元年（457），四月，京邑疾疫。遣使按行，賜給醫藥。死而無收斂者，官為斂埋。四年（460），四月，詔都邑節氣未調，癘疫尤眾。可遣使存問，並給醫藥。其死亡者，隨宜恤贍。此皆疾疫時之救療。《魏書·顯祖紀》：皇興四年（470），三月，詔曰：「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發不寐，疚心疾首，是以廣集良醫，遠采名藥，欲以救護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醫就家診視。所須藥物，任醫給之。」《高祖紀》：大和二十一年（497），九月，詔敕司州、洛陽之民，年七十已上無子孫，六十已上無期親，貧不自存者，給以衣食。不滿六十而有廢痼之疾，無大功之親，窮困無以自療者，皆於別坊，遣醫救護。665給醫師四人，豫請藥物以療之。《世宗紀》：永平三年（510），十月，詔敕大常，於閒敞之處，別立一館。使京畿內外，疾病之徒，咸令居處。嚴敕醫署，分師療治。考其能否，而行賞罰。又經方浩博，流傳處廣，應病投藥，卒難窮究。更令有司，集諸醫工，尋篇推檢，務存精要，取三十餘卷，以班九服。郡縣備寫，布下鄉邑。使知救患之術。《藝術傳》：王顯，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此則不惟京邑，兼及四境，不惟疫癘，兼及平時矣。言之匪艱，行之惟艱，欲行諸詔，所集醫師所儲藥物，當得幾何？博施濟眾，堯、舜猶病，故終於別坊立館，僅在司洛，餘地止於班給方書也。延昌元年（512），四月，以肆州地震，陷裂，死傷甚多。遣大醫、折傷醫，並給所須之藥就治之。亦僅災害時為然耳。《齊書·劉善明傳》：上表陳事，凡十一條：其二，以為京師浩大，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已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宜量賜，此北朝所已行，南朝則僅存願望而已。《梁書·文惠大子傳》，言其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其所及恐亦有限也。醫工貪厚糈，多集都邑，偏僻之地，乃更無人療治。《宋書·隱逸傳》：戴顒，止於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僻遠之地，何以不能療疾？蓋亦以闕於醫藥耳。 醫家流品，仍為眾所賤視。666《南史·張融傳》言：徐文伯兼有學行，倜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自業。融謂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當貴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答曰：「惟達者知其可貴，不達者多以為深累。既鄙之，何能不恥之。」醫家之地位可見。《北齊書·斛律金傳》：行燕郡守馬嗣明，醫術之士，為金子羨所欽愛。北齊流品混雜，嗣明蓋以見愛而得官？又《徐之才傳》：父雄，事南齊，位蘭陵大守。以醫術為江右所稱。之才以豫章王綜啟其大善醫衛見征。魏孝明時。藥石多效。又窺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為之延譽。又以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齊文宣。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若疾，救護百端。蓋其父雖士流，之才則亦以嬖倖自居矣。流品既下，其人遂惟利是圖，而聲價既高，又或以驕蹇取禍。《李元忠傳》言其善於方技，而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為救療。《崔季舒傳》言其大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為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廝養，亦為之療。此正由其本非醫家，是以能爾。《周書·藝術傳》：褚該，性淹和，不自矜尚，有請之者，皆為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則由其稟性使然。若徐謇，則史言其「性甚秘忌，承奉不得其意者，雖貴為王公，不為措療」矣。職是故，人亦遂以威力脅之，667甚有以療治無效加之罪者。《魏書·孝文六王傳》，彭城王勰，高祖不豫，召徐謇至，勰引之別所，泣涕執手而謂之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氣力危惙，願君竭心，專思方治。若聖體日康，當獲意外之賞。不然，便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存亡由此。」權戚矯偽，固不足論，然時人之所以待醫師者，則於此可見矣。其後謇治高祖有驗。車駕發豫州，次於汝濱，乃大為謇設大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於上席。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下詔褒美，以謇為大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賜錢一萬貫。明年，從詣馬圈，高祖疾勢遂甚，則又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加膝墜淵，異於俄頃，方術之士，能不人人自危乎？然此已在高祖時，稍沾中國之化矣。若虜初入塞時，則更有甚於此者。《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傳》：上谷公紇羅之子題，擊慕容驎於義台，中流矢薨。道武以大醫陰光為視療不盡術，伏法。則真如元勰所言，非但榮辱，存亡由之矣。王顯之死，雖由為時所疾，然亦托諸世宗之崩，侍療無效也。虜豈足與言藝術哉？ 第八節　經籍 晉、南北朝之世，王室藏書情形，《隋書·經籍志》備言之。其言曰：「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魏氏代漢，采綴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惠、懷之亂，京華盪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勖舊部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眾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431），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473），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古今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散。梁初，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眾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秘書監任昉、殷均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博採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割析辭義，淺薄不經。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牛弘云：「侯景渡江，秘省經籍，雖從兵火，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南史·賊臣侯景傳》云：「王僧辯收圖書八萬卷歸江陵。」顏之推《觀我生賦注》云：「王司徒表送秘閣舊事八萬卷。」蓋以成數言之。顏氏又云：「北方墳籍，少於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剝亂，散佚湮亡，惟孝元鳩書，通重十餘萬卷。」則並江陵所故有者言之也。牛弘又云：「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才一二。」則元帝焚書，亦未能盡，但所余不多耳。668《梁書·昭明大子傳》云：於時東宮有書三萬卷。《賊臣·侯景傳》云：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台殿遂盡。所聚圖書數百廚，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雲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然則侯景之亂，東宮所失書，亦不少也。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其中原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魏書·李先傳》：大祖問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大祖於是頒制天下，經籍稍集。《高湖傳》：子謐，天安中，除中散，專典秘閣。肅勤不倦，高宗深重之。拜秘書郎。謐以墳典殘缺，奏請廣訪群書，大加繕寫。由是代京圖籍，莫不審正。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魏書·高祖紀》：大和十九年（495），六月，詔求天下遺書，秘閣所無，有裨益時用者，加以優賞。《世宗紀》：永平三年（510），六月，詔重求遺書於天下。《薛野傳》：孫曇寶，初補散騎，高祖詔采遺書於天下。《儒林傳》：孫惠蔚，入東觀，上疏請依前丞盧昶所撰甲乙新錄，裨殘補闕，損並有無，校練句讀，以為定本。其先無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詔許之。《宋翻傳》：弟道璵，世宗初，以才學被召。與秘書丞孫惠蔚典校群書，考正同異。暨於尒朱之亂，散落人間。《魏書·高道穆傳》：莊帝以秘閣圖籍，出內繁蕪，致多零落，詔道穆總集帳目。並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隋書·李德林傳》：魏孝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為內校書。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隋書·郎茂傳》：茂在齊世，嘗奉詔於秘書省刊定載籍。後周始基關右，外逼強鄰，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書·黎景熙傳》：六官建，為外史上士。武成末，遷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時外史廨宇屢移，未有定所。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瞽，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陳奏。將降中旨，即遣修營。荏苒一周，未加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廨宇方立。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才至五千。隋開皇三年（583），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已後，經籍漸備。《隋書·裴矩傳》：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檢其所得，多大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於秘書內，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於宮中。其餘以實秘書內外三閣。凡三萬餘卷。《牛弘傳》載弘表辭，論書有五厄，與此可以參觀。四部之分，本為藏庋，而後遂以為書之宏綱，669《七志》、《七錄》等沿劉《略》而漸變者，則存為子目。求學術流別者，固當於子目觀之。校仇之家，或病四部之分，不合學術分類，亦未為知言也。舊時書目，觀其名最不能責其實者為集部。此由專門變為通學，著述者所苞率廣致之。欲救其弊，非撰類書不可。非編書目者所能為力也。 十六國中，知收葺圖籍者，苻、姚而外，尚有沮渠氏。670《魏書·闞駰傳》云：蒙遜甚重之，拜為秘書考課郎，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即此一部，已幾當姚秦所有之全數已。《李順傳》云：世祖克統萬，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惟取書數十卷。觀其所取之少，而知赫連氏所藏之薄也。《宋書·蒙遜傳》：元嘉三年（426），其世子興國遣使奉表，請《周易》及子、集諸書，大祖並賜之，合四百七十五卷。蒙遜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寫與之。十四年（437），茂虔奉表獻方物，並獻書合一百五十四卷。又求晉、趙起居注、諸雜書數十件，大祖賜之。觀其求請之殷，亦可知其搜求之切也。晉、南北朝之世，外夷求書者，或與或不與。671齊世祖時，虜遣使求書，朝議欲不與，王融上書請與之，見《齊書》本傳。吐谷渾易度侯求星書，則朝議不給。見《齊書·河南傳》。 私家之藏，少者數千，多者亦逾萬卷。《晉書·儒林傳》：范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齊書·褚淵傳》：父湛之卒，淵推財與弟，惟取書數千卷。《劉善明傳》：家無遺儲，惟有書八千卷。《梁書·沈約傳》：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任昉傳》：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王僧孺傳》：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相埒。《孔休源傳》：聚書盈七千卷。《陳書·文學傳》：徐伯陽，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餘卷。《南史·梁宗室傳》：吳平侯景之子勵，聚書至三萬卷。《文學傳》：崔慰祖，聚書至萬卷。《隋書·許善心傳》：九歲而孤，家有舊書萬餘卷。北方則沮渠蒙遜平酒泉，於宋繇室得書數千卷。魏任城王澄之子順，遇害，家徒四壁，無物斂屍，止有書數千卷。安豐王猛之子延明，鳩集圖籍，萬有餘卷。元晏，好集圖籍，家書多於秘閣。穆崇七世孫子容，求天下書，逢即寫錄，所得萬餘卷。陽尼，有書數千卷。楊愔，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惟有書數千卷。祖珽，盜陳元康家書數千卷。李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其家所有，垂將萬卷。黎季明，有書千餘卷。皆藏書家之佼佼者也。《魏書·逸士傳》：李謐之卒，學官四十五人上書，言其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則諸家之藏，皆非無重複，然其數已不少矣。所藏或多奇秘，公家搜求、校理，往往資焉。如《晉書·張華傳》言：華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幾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齊書·陸澄傳》言：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梁書·任昉傳》言：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魏書·江式傳》言：內徙代京，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北齊書·文苑傳》：樊遜，天保七年（556），詔令校定群書供皇大子。遜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秘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大常卿邢子才，大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秘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其所裨益，亦云大矣。 私家著述，亦有自行呈獻者，如虞溥撰《江表傳》，子勃過江，上於元帝，詔藏於秘府是也。又有官就取之者，如陳後主敕人就張譏家寫所撰入秘閣是也。 刻版未興，書不易得，公私之藏，皆為借讀者所渴望。左思欲賦三都，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秘書郎四員，宋、齊已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672張纘乃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書籍。此求居藏書之府，以便借讀者也。不居職而求借者：皇甫謐自表就晉武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柳世隆啟齊大祖借秘閣書，上給二千卷。673又有於人臣家開館，以書充之者，如宋明帝之於王儉是已，見第一節。賜書之事，亦時有之。如《宋書·自序》：大祖賜沈亮書二千卷；《陳書·江總傳》：家傳賜書數千卷是也。此皆公家之藏也。私家之藏，公諸同好者：范尉之書，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崔慰祖，鄰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帙，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為辭。元宴，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可謂廓然大公。其以交誼假借者，則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張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無交誼而徑往求乞者，則如劉峻，從桑乾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又有依附藏書之家而讀之者。劉晝知宋世良家有書，求為其子博士，已見第一節。傅縡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士，廣集墳籍，縡肆志尋閱，因博通群書，亦其類也。藏書之家，多在都邑，遂有不憚遠遊者。李鉉以鄉里寡墳籍游京師，劉晝以里下少墳籍杖策入都是也。《顏氏家訓·治家篇》云：「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為童幼婢妾所點污，風雨犬鼠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辭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此蓋後人敬惜字紙之緣起？蓋緣得之艱，故其珍之甚矣。以書贈人者674：沈約，每見王筠文，咨嗟吟詠，以為不逮也。嘗謂筠：「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墳籍，悉當相與。仆雖不敏，請附斯言。」劉顯每共孔奐討論，深相嘆服。乃執奐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見賢思齊，何其異世而同揆也？馬樞，梁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為學士。侯景亂，綸舉兵援台，留書二萬卷以付樞。蔡大寶，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大為勉所賞異。乃命與其子游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皆可謂付託得人。陸瓊第三子從典，從父瑜，特相賞愛。及瑜將終，家中墳籍皆付焉。孫惠蔚一子早卒，其家墳籍，多歸其族曾孫靈暉。或亦誠以其能讀而與之，非盡親族中相傳授也。 刻版之術雖未興，然賣書之風，亦已稍盛。齊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書，江夏王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期月之間殆備，可見書之可劇買者多。劉勰負書若貨粥者，以干沈約，事見第二十章第三節，則並有粥於道者矣。陽俊之多作六言歌詩，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侶》，寫而賣之，675在市不絕。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北史·陽尼傳》。則凡時俗流行之書，皆有寫賣者矣。崔亮傭書自業，從兄光勸亮往托李沖：「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則雖書賈，似亦不禁人之借讀也。 古人言鈔，義與今異，676已見第二節。謄寫非易，鈔最遂多。《梁書·王筠傳》，載其《自序》云：「予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武二年（495）乙亥，至梁大同六年（540），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余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鈔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此鈔書者之自道也。鈔書而亦可假手，則雖鈔胥，亦與寫手有異矣。《宋書·傅隆傳》，言其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常手抄書籍。《齊書·高逸傳》：沈驎士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北史·崔逞傳》：崔謙好讀書，凡手抄八千餘紙。《李彪傳》：高悅兄閭，家富典籍，彪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凡此雲抄，皆當有所廣略去取，非徒寫錄也。鈔雖亦有所廣，要以擷取精要之意為多，故亦謂之抄略。《周書·薛憕傳》：言憕止其族父懷儁家，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謂此也。陸澄之《地理書》凡百四十九卷，而其《地理書抄》不過二十卷，任昉增澄之書為《地記》，二百五十二卷，而其《地理書抄》不過九卷。參看上節。《宋書·何承天傳》：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併合，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此亦所謂抄也。可見其去取之嚴矣，《晉書·鄭袤傳》：子默，起家秘書郎。考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舍人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與其過而廢之也，毋寧過而存之，刪省舊文，庸或不免可惜，然其汰除蕪穢之功，則自不可沒也。 抄書體例，蓋亦非一，而其有益於人者，則莫如類書。蓋學問愈進，則分科愈繁。就其全體而言之，則苦於遍覽之為難，而必有人焉以助其採擷，就其一科而言之，又苦於網羅之不備，而必有人焉以助其搜討；此類書之所以可貴也。677魏文《皇覽》，蓋其開山。見《秦漢史》第十九章第八節。晉世摯虞，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蓋亦斯意。過江而後，作者仍多。齊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千卷。《齊書》本傳。《南史·陸慧曉傳》：子良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隨主子隆為荊州，召庾於陵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群書。梁武帝敕到洽鈔甲部書，張率治丙丁部書抄。皆見《梁書》本傳。簡文在雍州，撰《法寶聯璧》。見《南史·陸杲》、《庾肩吾》，《文學·杜之偉傳》。安成王秀搜集經記，招劉孝標，使撰《類苑》。《梁書》本傳，及《文學·劉峻傳》。魏出帝時，詔撰《四部要略》。《魏書·裴延儁傳》。又召僧化與孫安都共撰兵法。《魏書·術藝傳》。安豐王延明，家有群書，欲抄集五經算事為《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為《樂書》。亦見《魏書·術藝傳》。元暉《科錄》，周明帝《世譜》，已見第五節；北齊後主，雖曰無道，然其所撰《御覽》，則規模不可謂不大。見《北史·文苑傳序》。此等皆妙選一時之英才為之。《北齊書·文苑傳》謂：祖珽奏立文林館，奏撰御覽，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可見其取材之多。又《陽休之傳》：其子辟疆，性疏脫無文藝，休之亦引入文林館，為時人所嗤鄙，又可見濫竿之不易也。而流俗一見抄字，輒以為胥史之業，誤矣。鈔書亦有出於胥史者。《周書·寇儁傳》：儁以大統五年（539）入關，拜秘書監。時軍國草創，墳典散逸。儁始選置令史，抄集經籍。四部群書，稍得周備。蓋不暇一一謄寫，故且採擷其大略也。然此令史，亦必非今俗所謂鈔胥之流矣。 照本移錄之謂寫，《梁書·王泰傳》言：齊永元末，後宮火，延燒秘書，圖書散亂殆盡，泰為丞，表校定繕寫是也。其事士大夫多不自為。穆子容求天下書，逢即寫錄，已見前。張纘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南史》本傳。亦必出於假倩。《北齊書·循吏傳》：郎基，性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事？」惟頗令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可證其系役人為之也。惟寫錄亦有裨於精熟；又寫手必有力之家，乃能多畜；《北齊書·祖珽傳》云：齊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故士大夫亦有自為之者。齊衡陽元王嗣子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巾箱中。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此為求精熟起見者也。若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見第二節，此與《南史·王泰傳》手所抄寫二千許卷，皆以抄寫並言，蓋有抄亦有寫。則以無可假倩而然矣。又《梁書·處士傳》：劉慧斐在匡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周書·蕭大圜傳》：周明帝開麟趾殿，大圜與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大圜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本，一年並畢。識者稱嘆之。此則或以虔誠孝愛而然也。《梁書·孔休源傳》：年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時無刻書，抄寫之本，讀書者必人人有之也。 寫手之中，亦有高材屈居焉。吳喜寫起居注，暗誦略皆上口，已見第五節。王僧孺家貧，傭書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梁書》本傳。朱異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南史》本傳。亦其倫也。此等事亦有傳言失實者。《梁書·文學傳》云：任孝恭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略無所遺。《北史裴佗傳》：佗子諏之，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此所借書，或與其故所讀者相出入，故能舉其大略。若《梁書·陸倕傳》，謂其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則必無是理矣。然寫錄一過，即能通知大略，則固事所可有也。 校勘之學，時人尚不甚精。《北齊書·邢子才傳》云：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常笑曰：「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問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678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此乃妄語，而史書之以為美談，誤矣。且如田肯之肯誤作宵，見第二節。何由思而得之邪？即有義可通者，馮億度之，亦易致誤。《顏氏家訓·勉學篇》云：「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自是學人語也。 古書、古物，稍為時人所愛重，然辨別真偽之術未精，故多為作偽者所欺。古書之大批出土者，無過晉武帝時汲郡發冢所得。679此事不徒空前，亦且古書出土如此之多，至今未曾再見，言考古者，誠不可不一審定其真偽也。此事見於《晉書》者：《武帝紀》云：咸寧五年（279），十月，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秘府。《律曆志》云：武帝大康元年（280），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又云：武帝泰始九年（274），中書監荀勖校大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勖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均。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均暗同。《衛瓘傳》：子恆，為《四體書勢》曰：「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大康元年（280），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仿佛。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恆竊悅之。」《荀勖傳》雲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勖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秘書。《束晳傳》云：初大康二年（281），汲郡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紀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疑當作以晉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前257）。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為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大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幽當作厲，此傳寫之誤。有共伯和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台西王母。圖書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折書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宜分釋，皆有義證。《王接傳》云：時秘書丞衛恆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句疑有奪誤。時東萊大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晳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為允當。《司馬彪傳》云：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繆誤。彪復以周為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儒林·續咸傳》云：著《遠遊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於世。汲冢得書之事，見於《晉書》者如此。年代舛訛，古籍恆有，不足以疑其事之真。簡策煩重，十餘萬言，自可盈數十車，說亦相會。《武帝紀》言竹簡文字為小篆古書，《束晳傳》謂皆科斗，二者似不相符。然觀《衛恆傳》所言，則其時之人言字體之異者，非以其構造而以其筆畫形狀，則古書小篆，二者亦可並稱。以構造言與小篆同，以筆畫形狀言之則異。續咸之《古文釋》，蓋就其構造異於小篆者而釋之耳。此三者皆不足惑。然仍有甚可疑者。據《衛恆傳》，似策書雖有十餘萬言，其可知者不過數種。與《束晳傳》雲文既殘缺，不復詮次者相符。晳之學，未聞遠逾於恆，何以所述成者能如是之多？杜預《春秋後序疏》引王隱《晉書·束晳傳》云：汲冢竹書，大凡七十五卷。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題。其七卷折簡碎雜，不可名題。有《周易上下經》二卷，《紀年》十二卷，《瑣語》十一卷，《周王遊行》五卷，說周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此四部差為整頓。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秘府。詔荀勖、和嶠以隸字寫之。勖等於時即已不能盡識其書。今復闕落。又轉寫益誤。《穆天子傳》，世間偏多。整頓者不過四種，與衛恆之言，隱相符合。然則所謂六十八種者，不過能知其名題，而今《晉書·束晳傳》，乃皆能知其書之所述，其為無稽之語可知也。《隋書·經籍志》：古史家有《紀年》十二卷，《注》云：汲冢書並《竹書同異》一卷。《志》又論其事云：晉大康元年（280），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帝命中書監荀勖、令和嶠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惟《周易》、《紀年》，最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晉書·束晳傳》，並無自夏以來即有年紀之意，此所云則似有之。謂記魏事下至哀王，亦與《晳傳》不合。《四體書勢》云：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基發，真偽靡分，則以冢屬魏襄王，晉初亦在疑似之列。安釐王者，魏襄王之曾孫。據《史記》，其死在秦始皇四年（前243），斯時魏已距亡不遠，能否如此厚葬，實有可疑。然則《晳傳》或言安釐王冢一語，正因其紀年迄於安釐王二十年（前257）而云然，而或雲迄於哀王，則造作者又有所增也。文似《春秋》，事同《左氏》，蓋造作者所摹放據依。夏年多殷，蓋歷人治古史者之異說。益干啟位，大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則其時之人，舜、禹之事，我知之矣之見解耳。穆王享國之年，共伯釋位之事，說已見《先秦史》第四章及第八章第八節。此數事蓋造作者之所特著，不與經傳舊說相會者也。《隋書·律曆志》載劉孝孫論歷語云：「案《竹書紀年》，堯元年在丙子。」則其紀年又不起於夏，與《經籍志》及《晉書·束晳傳》皆不符，可見依託《紀年》而為偽者，非一家矣。《易繇陰陽卦》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此蓋世所傳《焦氏易林》之倫，世間自有此物。《卦下易經》，似《說卦》而異，蓋亦《易》家之所為。此篇言《易》之書特多，《易》固晉以來通行之學也。《名》三篇，似《禮記》，又似《論語》、《爾雅》，此合《偽家語》、《孔叢子》為一書。《師春》一篇，書《左氏》諸卜筮，似全與《左氏》同者，古書有如此略無出入者乎？《瑣語》，《隋志》在雜史家，雲《古文璅語》四卷。《注》云：汲冢書。雜史家又有《周書》十卷，《注》亦云汲冢書。又云：「似仲尼刪《書》之餘。」《顏氏家訓·書證篇》謂《瑣語》中有秦望碑。《史通·疑古篇》云：中有舜放堯於平陽事。與《晳傳》所云記卜夢妖怪相書者，相去絕遠。舜之放堯，豈可雲瑣事？即卜夢妖怪相書，在迷信甚深之世，亦豈以為瑣事乎？鄒子談天，久成絕學。誰則聞之，而知其與大曆相似？《周王遊行》之誣，已見《先秦史》第八章第八節。此書《隋志》在起居注類，作《穆天子傳》六卷。《注》云：「汲冢書，郭璞注。」大體即今日之本，蓋無可疑。王隱云：《周王遊行》，今謂之《穆天子傳》，而今《晉書·束晳傳》亦謂之《穆天子傳》，則今《晉書》所據，實出隱書所據後也。然今《晉書·晳傳》盛姬死事，尚不在《穆天子傳》中，而今本不然，則今本又非作今《晉書》者之所見矣。亦可見造作者非一家也。晉初四部之分，特計藏庋之便，說已見前。汲冢書列於丁部者，蓋以不可詮次，附諸四部之末，實非列於丁部。猶今編書目者，於四部之外，別立叢部耳。若如《隋志》之說，可撰次為十五部，則既能分別部居矣，何不分隸四部之中，而必別為一部？而下雲多雜碎怪妄，不可紀知，又隱與王隱之說相合。則《隋志》此語，可信與否，亦正難言之也。要而觀之，則自有汲冢得書之役，因之而作偽者非一家，隨之而說其事者，亦非一人。有心之造作，益以無意之傳訛，其說乃紛如亂絲，彌不可理，真為荀勖、和嶠所隸寫，束晳、王庭堅、王接所考論者，蓋不知是否存十一於千百矣。然則以大體言之，汲冢書雖經出土，經隸寫而整頓者，實無幾種。惠懷亂後，故簡與寫本全亡，傳於世者，悉皆偽物，過江後人之所說，正與明代之偽本同也。《隋書·律曆志》云：梁武帝時，猶有汲冢玉律。候氣。此語之不足信，觀下論諸古物而可知。又非特如此汲冢果曾得玉律，抑治樂者妄為此說以自張，亦正難言之矣。 《梁書·蕭琛傳》云：天監九年（510），出為江夏大守。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齎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680琛甚秘之。及是，以書餉鄱陽王范。范乃獻於東宮。《劉之遴傳》云：范得班固所上《南史》作撰。《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大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其大略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敘傳》號為《中篇》，而今本稱為《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雲稚生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外，在《陳項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也。」案改外戚為后妃，以次帝紀，類聚諸王，以次後傳，晉後乃有此例，顯為後人所改。音義亦必後人所附。《韓彭英盧胡述》，蓋不滿舊文者改之。其事皆顯而易見，而舊老相同，顧信為班固真本，當時論古者之無識，可見一斑矣。681 《晉書·郭璞傳》云：元帝初鎮建業，王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于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大興初，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雲會稽岳命，余字時人莫識之。《齊書·陸澄傳》云：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仿佛可識，如澄所言。《梁書·劉顯傳》云：魏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南史·何承天傳》云：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宋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惟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啟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魏書·祖瑩傳》：孝昌中，於廣平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大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博物。此等皆藉文字以辨古物，以時人識古字者之少，見第一節。其信否殊不可知也。藉器物以考古事者，亦間有之。如《梁書·劉杳傳》云：嘗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尊。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為鳳皇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南史》作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其一事也。其時發掘之事，皆出於偶然。其有意為之者，則多在古墓。汲冢即其最大者。齊文惠大子鎮襄陽時盜發古冢，陳時征北軍人于丹徒發郗曇墓，亦其事也。見第一節及第六節。 《晉書·惠帝紀》：元康五年（295），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張華傳》云：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五行志》略同。《劉頌傳》云：武庫火，頌弟彪，建計斷屋，得出諸寶器，蓋亦微有所出。王莽頭經漢末大亂，是否尚存，已屬可疑，孔子履何由得之？漢高斬蛇，事本烏有，劍更不必論矣。天家掌故，有同東野人言如此。《齊書·竟陵王子良傳》：升明三年（481），為會稽大守。子良敦義愛古。郡閣下有虞翻舊床，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孔稚圭傳》：父靈產，大祖餉以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性好古，故遺君古物。」《梁書·劉之遴傳》：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處士傳》：何點，竟陵王子良遺以嵇叔夜酒柧，徐景山酒鐺。《南史·柳惲傳》：齊竟陵王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大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彈為雅弄。《齊高帝諸子傳》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時有廣漢什邡段祖以淳于獻。古禮器，所以節樂也。《王敬則傳》：世子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齊明帝敕五日一給。《劉杳傳》：昭明大子有瓠食器，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占人之器。」此等皆如世俗之玩骨董，其信否，觀俗所謂骨董者之信否而可知矣。682劉曜所作渾儀，何承天等誤為張衡所造，已見上節。此事致誤，實緣不按題識，具見《隋志》。魏時，御史中尉王顯，與廣平王匡爭權量。奏匡曰：「匡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志，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黃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莽佐漢時，寧有銘新之號？」《北史·景穆十二王傳》。二人論權量，誰曲誰直，姑不必論，而匡之不案銘文，則無可解免矣。《隋書·律曆志》載梁武帝作《鐘律論》曰：「山謙之記云：殿前三鍾，悉是周景王所鑄無射也。遣樂官以今無射新笛飲，不相中，以夷則笛飲，則聲均合和。端門外鍾，亦案其銘題，定皆夷則。其西廂一鍾，天監中移度東。以今笛飲，乃中南呂。驗其鐫刻，乃是大簇，則下金笛二調。重敕大樂丞斯宣達，令更推校，鍾定有鑿處，表里皆然。借訪舊識，乃是宋泰始中使張永鑿之，去銅既多，故其調嘽下。以推求鐘律，便可得而見也。宋武平中原，使將軍陳傾致三鍾，小大中各一，則今之大極殿前二鍾，端門外一鍾是也。案西鍾銘，則雲清廟撞鐘，秦無清廟，此周制明矣。又一銘雲大簇鍾徵，則林鐘宮所施也。檢題既無秦、漢年代，直雲夷則、大簇，則非秦、漢明矣。」此等雖案銘題，信否亦難遽定，乃後人或真信為三代時物，毋亦見卵而求時夜乎？《殿本考證》，齊召南云：「三代樂器，流傳最遠者，莫如此事。《左傳》昭二十一年，天王將鑄無射。孔《疏》曰：秦滅周，其鍾徒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時鐘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作《聘游賦》，雲珍是淫器，無射在懸是也。及開皇九年（589）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大常寺，時人悉得見之，至十五年（595）敕毀之，可為此文之證。」 毀壞古物之事，亦時有之。所謂三鍾者，入隋為文帝所毀。其事，《北史·隋本紀》在開皇九年（589），雲「毀所得秦漢三大鐘，越二大鼓。」《隋書·本紀》無之，而云：「十一年（591），春，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妖變，悉命毀之。」則《北史》亦同。三鍾之毀，未知究在何時，然隋毀江東古物，恐必甚多，且不止一次。三鍾固不必周景王物，江東所云古器，亦不必皆信，然其有較古之物，則必不誣也。齊東昏侯毀晉義熙初師子國所獻玉象已見第六節。《宋書·武三王傳》：魯郡孔子舊庭，有柏樹二十四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折倒。士人崇敬，莫之敢犯。江夏王義恭悉遣人伐取，父老莫不嘆息。義恭未為最暴橫者，當四夷交侵，武人跋扈之世，此等事之不見記載者，必尚不知凡幾也。 著書假託古人者，此時仍有之。《晉書·曹志傳》：武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魏陳思王孽子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為審，自今已後，可無復疑。」託名高者以行其言，683而已不欲屍其名，此乃廓然大公之心；不得議其欺世也。《陸機傳》：機從子瑁，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亦曹冏之志也。《隋書·儒林傳》云：劉炫因牛弘奏請購求遺逸，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則風斯下矣。然時書一卷不過賞絹一匹，炫負盛名，豈不能致百餘匹絹？則其造書非利官賞，蓋時俗莫辨真偽，乃藉此欺世，以炫其博洽耳。然其心亦足誅矣。《晉書·郭象傳》云：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注，其義一也。似象之為人，攘善無恥矣。然《秀傳》則但云秀為之隱解，象又述而廣之而已。則知此等傳說，亦難盡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