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南北朝史 · 第二十二章　晉南北朝政治制度

第一節　政體 漢世執政權者稱皇帝，皇則徒為尊稱，已見《秦漢史》第十八章第一節。晉、南北朝之世，此義仍存。石勒以大興二年（319）偽稱趙王，咸和五年（330）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後乃僭即皇帝位。520蓋稱王猶同於人臣，稱天王則已無所降屈，然其號猶未及皇帝之尊。勒死後，子弘為季龍所替，群下勸稱尊號。季龍下書曰：「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其視天王之尊不如皇帝，較然可見。咸康三年（337），史稱其僭稱大趙天王，蓋去居攝之號也。勒之僭號趙天王也，尊其祖曰宣王，父曰元王，立其妻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大子。逮僭即皇帝位，乃追尊其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大後，而立劉氏為皇后。諡父為帝，已違漢人追諡定陶徒稱共皇之義；季龍僭稱大趙天王，乃追尊祖為武皇帝，父為大宗孝皇帝，則去古彌遠；又立其妻鄭氏為天王皇后，以子邃為天王皇大子，王皇並建，尤為不辭。時又貶親王之封為郡公，藩王為縣公，則尤不可解。《魏書》謂虎自立為大趙王，年號建武；又云：初虎衣袞冕，將祀南郊，照鏡無首，大恐怖，不敢稱皇帝，乃自貶為王；又云：虎又改稱大趙天王；則當其僭稱天王之前，實曾但自號為王，故貶其親王、郡王之號，《晉書·載記》記事不具，又有錯亂也。石鑒之死也，石祇僭稱尊號於襄國，逮為冉閔所攻，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乞師，蓋自同於人臣，故並不敢稱天王。冉閔誅石鑒，便即皇帝位。後為慕容儁所獲，立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帝王邪？」閔蓋以誅逆胡自負，故一得志即稱尊，且始終無所降屈也。儁送閔龍城，斬於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於十二月，乃復遣使祀之，諡曰武悼天王，猶不與以皇帝之號也。 劉淵之至左國城也，其下劉宣等上以大單于之號，見第三章第四節。蓋自謂恢復舊業。其後則以是為統御夷人之稱，故石勒之稱趙王，以其子為大單于，當時群臣請者，謂以鎮撫百蠻也。是時以季龍為單于元輔。及勒僭號，季龍謂大單于必在己，而勒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邃曰：「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於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蓋其時漢人不甚樂與夷狄之爭鬥，夷酋所恃以攘竊篡奪者，實以諸夷之眾為主，故其爭之甚力，爭而不得，則怨毒形於辭色也。冉閔欲攘斥夷狄，而亦署其子為大單于，以降胡一千配為麾下，蓋亦為此，已見第五章第三節。苻健之入長安，其下表為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不樂，改稱天王大單于，蓋亦不欲為人臣，然終不去單于之號者，蓋亦欲撫用諸夷也。赫連勃勃稱天王、大單于，意亦不過如此，彼非知民族之義者，未必有恢復舊業之意也。參看第六章第九節。 苻堅初亦稱大秦天王，蓋其人少知治體，故未敢遽自尊大，姚興，《晉書·載記》謂其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群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姚緒、姚碩德以興降號，固讓王爵，興弗許。案興即欲自貶抑，無容與緒、碩德同號，《北史》云：興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蓋是？然則緒、碩德之讓，即石虎時貶親王、藩王之封之故事也。呂光初亦稱天王。及病篤，立其大子紹為天王，乃自號大上皇帝。案魏獻文之禪位也，群公奏曰：「昔三皇之世，澹泊無為，故稱皇，是以漢高祖既稱皇帝，尊其父為大上皇，明不統天下。今皇帝幼沖，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統之，謹上尊號大上皇帝。」其言頗合古義。呂氏未必知此；光既病篤，亦必不能更知政事；蓋徒取皇帝、天王之稱為尊卑之等差耳。觀呂纂、呂隆亦皆稱天王，而隆追諡其父寶為文帝可見也。慕容雲、馮跋亦稱天王，蓋亦以國小民寡，不敢自尊。慕容盛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庶人蓋謂無爵，以知政事，故曰大王，則彌自貶損矣。 索虜非知故事者，而獻文禪位時，群公之奏，顧頗合古義，蓋臣虜士夫，知故事者尚多也。然虜終不免沐猴而冠。胡靈後之秉政也，追尊其母京兆郡君為秦大上君。及其父國珍死，追號為大上秦公，張普惠為諫議大夫，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通。會聞胡家穿壙，下有磐石，乃密表言之。大後覽表，親至國珍宅，集王、公、八坐、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議其事。遣使召普惠，與相問答。然卒不用其言。孝莊之立，尊其考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妣為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大廟，以高祖為伯考。臨淮王彧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表諫，不聽。時又尊其兄劭為無上王，尋遇害河陰，又追諡為孝宣皇帝。妻李氏為文恭皇后。彧又面諫，謂：「歷尋書籍，未有其事。」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敕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彧上表，以為「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德，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留皇，求之古義，少有依准」。又不納。胡三省曰：「自唐高宗以後，率多追諡其子弟為皇帝，作俑者魏敬宗也。」虜不足責，中國人亦因其失，則誠不免野哉之誚矣。前廢帝之立，以魏為大魏，詔曰：「三皇稱皇，五帝雲帝，三代稱王，迭沖挹也。自秦之末，競為皇帝，忘負乘之深殃，垂貪鄙於萬葉，今稱帝已為褒矣，可普告令知。」蓋亦以喪亂荐臻，故頗自貶損也。 周孝閔帝始篡魏，亦稱天王。時則追尊考文公為王，妣為文後，至明帝武成元年八月，乃改天王稱皇帝，追尊文王為帝。《崔猷傳》云：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為世有澆淳，運有治亂，故帝王以之沿革，聖哲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朝議從之。蓋時習以天王之稱為卑於皇帝，後周製作，最為泥古，然卒不能變易世人之耳目，終不得不隨之而變也。宣帝之立，尊皇后為皇大後。阿史那氏，突厥木桿可汗女。又尊所生李氏為帝大後。靜帝立，一稱為大皇大後，一稱為大帝大後。又稱天元大皇后楊氏為皇大後，天大皇后朱氏靜帝所生。為帝大後。蓋亦以在位者為帝，帝之父為皇，正後系其夫所生系其子名之邪。 《抱朴子》有《詰鮑》之篇，載時人鮑敬言無君之論，而己駁之，其言在今日，已不足論，然亦可見其時好老、莊之書者之見地也。敬言之言曰：「儒者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之，亦欲之者為之辭哉？夫強者陵弱，則弱者服之矣。知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由爭強弱而校愚知，彼蒼天果無事也。」又曰：「天地之位，二氣范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各附所安，本無尊卑也。」此辟君臣之位出乎自然之說也。又曰：「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川谷不通，則不相併兼。士眾不聚，則不相攻伐。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此言無君之世天下之晏然無患也。侈言君道之美者，每謂君之出令，乃所以使民獲遂其生。敬言則云：「促轡銜鑣，非馬之性，荷軛運重，非牛之樂。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腳，蓋非萬物並生之意？」治人者之所求，不過「役彼以養此」，「貴者祿厚，而民困矣」。「下疲怨則知巧生」，亂之既作，乃以「忠義孝慈」救之，幸而有濟，亦所謂「死而得生，不如鄉無死」也，況乎「茅茨土階，棄織拔葵」，不過「盜跖分財，取少為讓」；其恩之及下，亦不過「陸處之魚，相呴以沫」哉？「關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為非；衡量所以檢偽，而邪人因之以為偽；大臣所以扶危，而奸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靖難，而寇者盜之以為難」。信乎「君臣既立，眾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於塗炭之中，猶辟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而塞之以最壤，鄣之以指掌也」。「桀紂窮驕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為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且夫「細人之爭，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足以合徒眾；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殭屍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鹵丹野」哉？此鮑生以世事之紛紜，舉歸咎於立君之大略也。其言善矣，然君臣之制，非孰欲立而立之也，其事亦出於自然。何策使之不作？既作矣，何道使之可替？於此無言，則論有君之弊，雖極深切著明，亦徒為空談耳。葛生詰鮑之辭，頗多拘墟之論，然亦有其可采者。如曰：「遠古質樸，蓋其未變，譬彼嬰孩，知慧未萌，非知而不為，欲而忍之。」「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己之情，著於成功之日，賊殺併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橡芋可以生斗訟，藜蕾足用致侵奪。」則「私鬥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矣，作始也簡，將畢也巨，亂源既伏，何計可止其遷流乎？且也「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楫之器，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致殞斃；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於今，受其厚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大極渾沌，兩儀無質」，固未若「玄黃剖判，七曜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群分」。由斯言之，社會之開化，勢固不可以已，昔賢心儀邃古之世人與人相處安和之美，疾後世之不仁，乃欲舉物質之文明而並去之，豈不悖哉？然物質之文明，雖不可去，社會之組織，固未嘗不可變，亦且不可不變，而昧者又欲並此而尼之，則其失，又二五之於一十也。 第二節　封建 晉初封建之制，及其時之人論封建之語，已見第二章第二節。《晉書·地理志》云：「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若乃大者跨州連郡，小則十有餘城，以戶口為差降，略封疆之遠近，所謂分民，自漢始也。」521案古之建國，本為理民，其後此意無存，而徒以封爵為榮祿，則終必至於此而後已。此亦欲藉封建為屏藩者，所以卒無所就也。斯時也，封君之朘取其民，誠不如古代之悉，然邑戶粟米，盡歸私室，徐陵食建昌，邑戶送米至水次，見第二十一章第六節。仍有損於國計。故度支窘促之時，所以分其下者，亦不能厚。《地理志》又云：「江左諸國並三分食一。大興元年（318），始制九分食一。」《陳書·世祖高宗後主諸子傳》云：「江左自西晉相承，諸王開國，並以戶數相差，為大小三品。武帝受命，自永定訖於禎明，惟衡陽王昌，特加殊寵，至五千戶，其餘大國不過二千戶，小國千戶而已。」蓋為物力所限也。 以無治民之實，故王侯多不居其國，而朝聘之典亦寖荒。522《晉書·禮志》云：「魏制藩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為常。及泰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已下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若臨時有故，卻在明年。明年來朝之後，更滿三歲乃復朝，不得違本數。不朝之歲，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國，其有受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故此禮遂廢。」是其事也。 王侯兼膺方面之寄，似足以舉屏藩之實，然西晉已事，徒成亂源；宋武欲以上流處諸子，亦開喪亂之端；其事皆已見前矣。齊世諸王，受禍尤酷，事見第十章第三節。《南史·齊武帝諸子傳》：明帝遣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問典簽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執鴆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整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此蓋當時之人，哀殺戮之甚，為此慘楚之辭，非必實錄。如所記，子倫慷慨如此，何待伯茂執鴆逼之？故知《南史》此處，亦兼采兩說也。然時制之極弊，則可想見矣。李延壽論之曰：「齊氏諸王，並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啟。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簽掣其肘。處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總集，望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而彌弊。」然使諸王皆長大能自專，則又成梁世之禍矣。秉私心以定製，固無一而可哉！是時行事、典簽，亦有因守正而為諸王所害者。《南史·齊高帝諸子傳》：長沙威王晃，為豫州刺史，每陳政事，輒為典簽所裁，晃殺之。晃乃粗人，典簽之裁之，未必不合於義。又《梁武帝諸子傳》：南康簡王績，子會理，為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劉納每禁之。會理心不平，證以臧貨，收送建業。納嘆曰：「我一見天子，使汝等知。」會理令心腹於青草湖殺之，百口俱盡。此則其曲必在會理矣。抑且不必會理所為也。大抵行事尚有正人，典簽則多佞幸，故其弊更甚。《江革傳》：革為晉安王長史尋陽大守，行江州府事。徙廬陵王長史，大守行事如故。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簽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簽趙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啟事，面陳革惰事好酒，遂見代，可以見其一斑也。 《魏書·官氏志》云：皇始元年（396），始封五等。天賜元年（404），九月，減五等之爵，始分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號。皇子及異姓元功上勛者封王。《北史·陸俟傳》云：初尒朱榮欲循舊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陽郡王，尋而詔罷，仍復先爵，則異姓封王之制久廢。宗室及始蕃王皆降為公。諸公降為侯。侯、子亦以是為差。於是封王者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十九人，子者一百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子封小縣。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延興二年（472），五月，詔舊制諸鎮將、刺史假五等爵及有所貢獻而得假爵者，皆不得世襲。又云：舊制諸以勛賜官爵者，子孫世襲軍號，大和十六年（492），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襲爵而已。《文獻通考》云：「元魏時封爵所及尤眾。蓋自道武興於代北，凡部落大人與鄰境降附者，皆封以五等，令其世襲，或賜以王封。中世以後，不緣功而封者愈多。《程駿傳》載獻文崩，初遷神主於大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官例皆賜爵，今宜依舊。詔百寮詳議，群臣咸以宜依舊事。駿獨以為不可。表曰：臣聞名器帝王所貴，山河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未聞與事於宗廟，而獲賞於疆土。雖復帝王製作，弗相沿襲，然一時恩澤，豈足為長世之軌乎？書奏，從之，可見當時封爵之濫。然高允在大武時以平涼州勛封汶陽子，至文成時，史言其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第惟草屋，衣惟縕袍，食惟鹽菜，恆使諸子采樵自給，則雖有受封之名，而未嘗與之食邑。523又道武以來，有建業公、丹陽侯、會稽侯、蒼梧伯之類，此皆江南土地，可見當時五等之爵，多為虛封。前史雖言魏制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案《魏書·高祖紀》：大和十八年（494），十二月，詔王、公、侯、伯、子、男開國食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然若真食五分之一，則不至如高允之貧。且受封丹陽、會稽、等處者，雖五分之一，亦於何取之乎？」案《魏書·地形志》言：「魏自明、莊，寇難紛糾，攻伐既廣，啟土逾眾，王公錫社，一地累封，不可備舉，故總以為郡。」一地累封，食祿更於何取給？足證馬氏所云之弊，至叔世而愈甚。然《張普惠傳》言：普惠為尚書右丞。時詔訪冤屈，普惠上書言：「故尚書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疏世減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為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遺意，仍被旨可。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冤，七廟之孫，並訟其切，陳訴之案，盈於省曹，朝言巷議，咸雲其苦。」然則不給祿者乃漢人如高允之儔，彼其所謂親戚、勛臣者，固未嘗不朘我以生也，亦可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矣。 周武帝保定二年（562），四月，詔曰：「比以寇難猶梗，九州未一。文武之官，立功效者，雖錫以茅土，而未及租賦。諸柱國等勛德隆重，宜有優崇。各准別制邑戶，聽寄食他縣。」則初亦未能給祿也。三年（563），九月，初令世襲州、郡、縣者改為五等爵。524州封伯，郡封子，縣封男。此則以封建之名，去封建之實矣。閔帝元年（557），正月，詔封李弼為趙國公，趙貴為楚國公，獨孤信為衛國公，于謹為燕國公，侯莫陳崇為梁國公，中山公護為晉國公，邑各萬戶。宣帝大象元年（579），五月，以洺州襄國郡為趙國，齊州濟南郡為陳國，豐州武當、安富二郡為越國，潞州上黨郡為代國，荊州新野郡為滕國，邑各一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並之國。史論其事曰：「大祖之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藩屏之事。晉盪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據勢位，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磐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為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位，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聞。芟刈先其本枝，削黜遍於公族。雖復地惟叔父，親則同生，文能附眾，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為千乘，勢侔匹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邑鼎速於俯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邃古，未聞斯酷。豈非摧枯拉朽易為力乎？」《周書·文閔明武宣諸子傳論》。周勢之孤，誠如所論。然使武帝不能去其芒刺，周之亂，又寧俟靜帝時乎？秉私心以定製，固無一而可哉？ 第三節　官制 晉、南北朝之官制，蓋承漢、魏而漸變。漢初官制，皆沿自秦，秦則沿自列國之世，不盡宜於統一之局，其後乃隨事勢而遷移，此自西京至南朝之末皆然。拓跋氏起北方，其為部族時之規制，已見第十一章第二節。佛狸以降，模仿中國，稍有建置，實亦非驢非馬。王肅北走，孝文用之，以定眾職，則幾與南朝無異矣。北齊因之。後周大祖，以為漢、魏官繁，思法周禮。大統中，命蘇綽掌其事。未成而綽卒，盧辯繼之。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並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於魏恭帝三年（556）行之。其後世有損益。此實不切於時務，故至宣帝嗣位，而內外眾職，又用秦、漢以來之制焉。見《周書·文帝紀》魏恭帝三年及《盧辯傳》。《辯傳》云：先是已置六卿官，為撰次未成，眾務猶歸台閣，至是年畢，乃命行之。又《崔猷傳》言：猷與盧辯創修六官。薛寘、裴政，亦嘗參與其事，皆見本傳。《武帝紀》：保定元年（561），正月，己巳，祠大廟，班大祖所述六官，蓋至是而其制始大成也。 相國、丞相，自魏、晉以來，已非復尋常人臣之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208），置丞相，以魏武帝為之。文帝代漢，其官遂廢。此後為之者，如晉之趙王倫、梁王肜成都王穎、元帝、南陽王保、王敦、王導，宋南郡王義宣等，皆非尋常人臣。其為相國如晉景帝、宋武帝、齊高祖等，則篡奪之階而已，齊世相國，與大宰、大保、大將軍並為贈官。陳丞相、大傅、大司馬，亦為贈官。晉取《周官》之說，置大宰、以景帝諱，改大師為大宰。大傅、大保，而漢世三公之官仍存。大尉、司徒、司空。其大司馬、大將軍，漢世與大尉不並置者，漢靈帝末，以劉虞為大司馬，而大尉如故，非恆典。至魏亦各自為官。晉武帝即位之初，嘗八公同時並置。而開府、儀同三司，驃騎、車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征東、征南、征西、征北。四鎮、鎮東、鎮南、鎮西、鎮北。宋世又有安東、安南、安西、安北，謂之四安，平東、平南、平西、平北，謂之四平。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左、右光祿、光祿三大夫，開府者皆為位從公。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皆得置官屬，此實多費無謂，故自隋、唐以降，遂專以無官屬之三師為榮寵也。後魏放南朝之制，亦有三師、大師、大傅、大保。二大、大司馬、大將軍。三公、大尉、司徒、司空。特進、儀同、開府、左、右光祿、金紫、銀青光祿及諸將軍之號，以褒賞勛庸，而北齊因之。孝莊初，拜尒朱榮為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將軍，而以元天穆為大宰，此亦非尋常人臣之職矣。北齊乾明中，置丞相，河清中分為左、右。然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同為宰相，皆兼侍中，則實權初不在是也。後周初置大冢宰。後置左、右丞相。大象二年（580），又以隋文帝為大丞相，而罷左、右丞相焉。 治理之權，實歸台閣。尚書有令、仆。令職無不總，僕射副令，置二則為左、右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又與尚書分統諸曹。漢世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號。靈帝以梁鵠為選部尚書，始見曹名。及魏，改選部為吏部，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書、二仆、一令為八坐。及晉，置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咸寧二年（276），省駕部。四年（278），又置。大康中，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為六曹。惠帝世又有右民，尚書止於六曹，不知此時省何曹也。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祠部尚書，常與右僕射通職，不恆置。宋高祖初增都官曹。其起部尚書，營宗廟宮室則置，事畢則省。又有左、右丞，佐令、仆知省事。郎主作文書，分曹數十。魏世凡二十三，後為二十五。晉武帝時三十四，後為三十五。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江左初十七，後十八，最後十五。宋初十九，後二十。梁二十二。下有都令史、令史等，分曹如尚書。正始以降，俗尚玄虛，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之手焉。姚察說。錄則尚書權重者為之，不恆置也。尚書為庶政總匯，然自魏、晉以後，又不敵中書、門下之親。中書者，魏武帝為魏王，置秘書令、丞，以典尚書奏事。文帝代漢，改為中書。置監、令，以劉放、孫資為之。其後遂移魏祚，事已見《秦漢史》。晉因之，各置一人。魏文帝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為帝省讀書可。晉改曰中書侍郎。晉初又置舍人及通事。江左令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後省，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詔命。宋初又置，而侍郎之任，遂寖輕焉。見第十章第四節。魏文之置中書令，秘書改令為監，以掌藝文圖籍。明帝大和中，置著作郎，隸中書省。晉武帝並秘書於中書，而著作之局不廢。惠帝復置秘書監，著作改隸焉。後別自置省，而猶隸秘書。郎一人，謂之大著作郎，專掌史任。又有佐著作郎八人。侍中之與機要，自宋文帝時始。侍中世呼為門下；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眾事，世呼為小門下；遂以門下名其省。散騎常侍者，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漢東京省散騎，中常侍用宦者，魏黃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常侍，是為散騎常侍。魏末又有在員外者，曰員外散騎常侍。晉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謂之通直散騎常侍。魏初又置散騎侍郎。晉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元帝使二人與散騎侍郎通員直，謂之通直散騎侍郎。自魏至晉，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江左乃罷。給事中，西漢置，掌顧問應對。東漢省。魏世復置。奉朝請，本不為官。漢東京罷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晉武帝亦以宗室、外戚為奉車、駙馬、騎三都尉而奉朝請焉。東晉罷奉車、騎二都尉，惟留駙馬，諸尚主者為之，後遂沿為故事。自散騎常侍以下，宋別為集書省，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齊謂之直書省，而散騎常侍、員外、通直稱東省官，其二衛、四軍、四校、稱西省官焉。魏、齊有中書、門下、集書、秘書諸省，設官略與南朝同。魏門下之官尤重，世呼侍中、黃門為小宰相。見《魏書·王慧龍傳》。 尚書行台之制，起自魏末，晉文帝討諸葛誕，散騎常侍裴秀、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等以行台從。晉永嘉四年（310），東海王越率眾許昌，亦以行台自隨。後魏、北齊亦有之。《隋書·百官志》云：「行台在《令》無文。其官置令、僕射。其尚書、丞、郎，皆隨權制而置員焉。其文未詳。」行台兼統人事，自辛術始，見《北齊書》本傳。留台之名，起自晉惠帝西遷時。置於洛陽，以總留事。 總眾職者丞相，居列職者，則九卿一類之官也。自丞相之權，移於三省，而九卿亦寖失其職矣。魏世裴秀議改官制，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見《晉書》本傳。晉初劉頌上疏，言：「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並，可出眾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為其都統，若丞相之為。惟立法創製、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台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台閣課功校簿而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荀勖議省官，亦謂九寺可並於尚書。皆可見九卿寖失其職：故其官亦時有省並。晉世，大常、光祿勛、晉哀帝興寧元年（363），並司徒，孝武帝寧康元年（373）復置。尉衛、渡江省，宋孝建元年（454）復置。大仆、渡江後或省或置，宋以來，郊祀權置執轡，事畢即省。廷尉、大鴻臚，江左有事權置，無事則省。宗正、晉哀帝省，並大常。大司農、晉哀帝省，並都水。孝武復置。少府、晉哀帝省，並丹陽尹。孝武復置。將作大匠、晉以來有事者置，無事則省。大後三卿、衛尉、少府、大仆，隨大後宮為名，無大後則闕。大長秋，有後則置，無後則省。並為列卿。宋、齊同。梁於諸名之下，皆加卿字。以大常、宗正、大司農為春卿，大府、少府、大仆為夏卿，衛尉、廷尉、大匠即將作大匠。為秋卿，光祿、即光祿勛。鴻臚、即大鴻臚。大舟都水使者，漢水衡之職。漢又有都水長、丞。東京省都水，置河堤謁者。魏因之。晉武帝省水衡，置都水使者，以河堤謁者為都水官屬。江左省河堤謁者，都水置謁者六人。梁初稱都水台，後改。為冬卿，北朝亦以大常、光祿、衛尉、宗正、大仆、廷尉、齊曰大理。鴻臚、司農、少府齊曰大府。為九卿，稱為九寺。又有國子、長秋、將作三寺。又有昭玄寺，以掌諸佛教，亦有都水台之官。 自漢改御史大夫為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台主，東京以後皆因之。其屬官：有治書侍御史，漢宣帝所置也。見《秦漢史》第十八章第七節。魏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晉惟置治書侍御史，與侍御史分掌諸曹。魏蘭台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晉遂置殿中侍御史，歷代沿之。魏、晉《官品令》，又有禁防禦史；晉孝武大元中有檢校御史，則其後無聞焉。符節御史，秦符璽令之職，漢因之，至魏別為一台。晉武帝省並蘭台，置符節御史。梁、陳惟有符節令史而已。謁者，亦秦官，漢、魏因之，魏又置僕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統謁者十人。晉武帝省僕射，以謁者並蘭台。漢世屬光祿勛。江左復置僕射。後又省。宋大明中又置。魏、齊御史台，設官略同南朝，而謁者別為一台。 魏武帝為相，以韓浩為護軍，史奐為領軍。建安十二年（207），改為中領軍、中護軍。文帝置領軍將軍，主五校、即漢世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五校尉。中壘、武衛三營。護軍將軍，主武官選。隸領軍，晉世不隸。晉武帝省領軍，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晉文帝為相國，相府置中衛軍，武帝受命，分為左、右。前、後、左、右、魏明帝時有左軍將軍，右及前、後，皆晉武帝置。驍騎驍騎、游擊皆魏置，為內軍。晉世以領、護、二衛、驍騎、游擊為六軍。七軍，即領軍之任也。祜遷罷，置北軍中候。懷帝改曰中領軍。元帝永昌元年（322），省護軍，並領軍，改領軍曰北軍中候。尋復為領軍。明帝大寧二年（324），復置護軍。成帝世，領軍又為北軍中候。尋亦復焉。魏、晉領、護各領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領營，但總統二衛、驍騎、游擊諸營而已。資重者為領軍護軍將軍，資輕者為中領軍中護軍。又有左、右中郎將，晉武帝省，宋大明中復置。虎賁中郎將，漢期門。冘從僕射，魏置。羽林監，漢有羽林中郎將，又有左右監，晉罷中郎將，又省一監。虎賁、冘從、羽林，是為三將。晉哀帝省。宋高祖復置，江右領營兵，江左則無。積射將軍，強弩將軍，晉大康十年（289），立射營、弩營，置積射、強弩將軍主之。宋泰始後，多以軍功得此官，無員。殿中將軍，殿中司馬督，晉武帝時，殿內宿衛，號曰三部司馬，置此二官，分隸左右二衛。江右初員十人。孝武大元中改選，以門閥居之。宋高祖初，增為二十人。其後過員者謂之殿中員外將軍、員外司馬督。又其後並無復員。武衛將軍，宋大明中置，代殿中將軍之任。武騎常侍，宋大明中置。皆以分司丹禁，侍衛左右。梁天監六年（507），置左右驍騎、左右游擊將軍。改舊驍騎曰云騎，游擊曰游騎。又置朱衣直將軍，以經方牧者為之。此外諸號將軍甚多，皆無復統馭，《晉書·王廙傳》：弟子彪之上議，謂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實即後世之武散官也。散官之名始於隋，古但不任事而已，非徒以為號。宋、齊、梁、陳諸九品官，皆以將軍為品秩，謂之加戎號。梁武帝以其高下舛雜，命加釐定。於是有司奏置百二十五號將軍，備其班品，敘於百司之外焉。魏、齊禁衛設官，略同南朝。亦有諸號將軍，無所統馭。柱國之職，見第十四章第五節，後亦為散秩，如後世之勛官矣。 東宮官，漢世分屬二傅及詹事。後漢省詹事，悉屬少傅。晉武帝泰始三年（268），建大子大傅、少傅，事無大小皆屬焉。咸寧元年（275），以楊珧為詹事，二傅不復領官屬。及珧為衛將軍，領少傅，省詹事，惠帝元康元年（291）復置，愍、懷建官，乃置六傅，通省尚書事。詹事文書，關由六傅。永康中，復不置詹事。大安已來，置詹事。終孝懷之世。渡江後有大傅、少傅，不立師、保。王國：晉世置師、友、文學。師即傅也，景帝諱，故改師為傅。宋世復為師。改大守為內史。有中尉以領軍。此外設官尚多。公、侯已下遞損焉。北朝，東宮亦置六傅及詹事。王國置師一人。余官亦略同南朝。 司隸校尉，歷東京、魏、晉不替，渡江乃罷。州置刺史；郡置大守，京師所在則曰尹，王國以內史掌大守之任；縣大者曰令，小者置長，為國者為相；歷代皆同。魏、齊於司州，周於雍州，亦皆置牧。魏於代、河南，齊於清都，周於京兆皆置尹。魏州、郡、縣皆分上中下，齊則於上中下之中，又分上中下，凡九等。周以戶數為差。州分戶三萬已上，二萬已上，一萬已上，五千已上。郡分一萬五千已上，一萬已上，五千已上，一千已上，一千已下。縣分七千已上，四千已上，二千已上，五百已上，五百已下。屬官、佐史，皆隨高下而異其員數。魏舊制緣邊皆置鎮都大將，統兵備御，與刺史同。城隍、倉庫，皆鎮將主之。北齊亦有三等鎮、戍，各置鎮將、戍主。此則專以兵力控扼為重者也。《魏書·韓茂傳》：子均。廣阿澤在定、相、冀三州之界，土廣民希，多有寇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 晉、南北朝官制之弊，莫如刺史之握兵。《宋書·百官志》云：「持節都督，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帝為相，始遣大將軍督軍，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黃初二年（221），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三年（222），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矣。明帝大和四年（230），晉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255），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晉世則都督諸軍為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為下。使持節為上，持節次之，假節為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惟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惟王導居之。以上《晉志》同。此句作「惟王導等權重者居之。」宋氏人臣則無也。江夏王義恭假黃鉞，假黃鉞則專戮節將，非人臣常器矣。」《齊書·百官志》云：「魏、晉世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督。起漢順帝時御史中丞馮赦討九江賊，督揚、徐二州軍事。而何、徐《宋志》云：起魏武遣諸州將督軍；王珪之《職儀》云：起光武；並非也。晉大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並任。非要州則單為刺史。」案都督緣起，二說俱可通，不必深辯。晉初羊祜督荊州，別有刺史羊肇；王渾督揚州，別有刺史應綽；其後王浚督幽州，亦別有刺史石堪，皆都督刺史分職之證。然兼二職者究多，故刺史亦稱州將。《通鑑》齊東昏侯永元二年（500）《注》。《晉書·溫嶠傳》：嶠代應詹為江州刺史，鎮武昌。陳「古鎮將多不領州，宜選單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能言此者蓋寡矣。其時州郡之增置日廣，鎮將之所督，亦即隨之而增。然亦間有都督不兼州，如紀瞻以鎮東將軍長史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非刺史。又有於某州但督其數郡者；而曰都督，曰監，曰督，曰使持節，曰持節，曰假節，權限亦各有不同。如檀道濟監南徐、兗之江北、淮南諸郡軍事，南兗州刺史，又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曲陽、新蔡、晉熙四郡諸軍事，江州刺史。諸史皆各如其事書之。《南》、《北史》但曰某州刺史加都督，或曰都督某州刺史，而於所督不復詳書，則求簡而失其實矣。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為總管。自此史文但云某州總管，不雲刺史。然齊王憲除益州總管益、寧、巴、盧等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則但改都督之名為總管，而其責任初未嘗異。《北史》亦間有全書者，如《長孫儉傳》：授總管荊、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轉陝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陝州刺史是也。以所任州冠於總管之上，但云某州總管，亦取文辭之簡，而非當日結銜本然也。隋有揚、並、益、荊四大總管，又諸總管皆以某州為名，如蜀王秀以益州刺史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則其例仍與周同。《尉遲敬德碑》云：授襄、鄀、鄧、析、唐五州都督襄州刺史，貶使持節都督並、蔚、嵐、代四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則唐制亦與隋同也。以上兼采《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異》。刺史握兵，易致疏於政事；本以武人為之者，尤偃蹇不易駕御；其弊不可勝窮。《北齊書·高隆之傳》云：魏自孝昌已後，天下多難，刺史大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寮，所在頗為煩擾。隆之表請：自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則有握兵之名者，已足擾民，而有其實者無論矣。 《通鑑》：晉安帝義熙二年（406），正月，魏主珪如豺山宮。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大守，縣置三令長。刺史、令、長，各之州、縣，大守雖置而未臨民。功臣為州者，皆征還京師，以爵歸第。此事他處不見，蓋行之未久？《魏書·官氏志》云：自大祖至高祖初，內外百官，屢有減置，或事出當時，不為恆目。淮北之亡，虜於東兗、東徐及冀州，皆並置兩刺史，事見第九章第五節，蓋一以資鎮懾，一以事撫綏；大守並不臨民，則徒資其榮祿；疑當時三人並置，其意亦如此也。薛安都為偽雍、秦二州都統，州各有刺史，都統總其事，見第八章第五節。以軍御政，亦猶南朝都督攘刺史之權也。 州、郡、縣之增置，晉、南北朝，可雲最劇。其原因，蓋有由於控扼要重，戶口滋殖，蠻夷鄉化，政理殷繁者，如漢末及三國，多以諸部都尉為郡是也。《宋書·百官志》。然其大端，則實由喪亂荐臻，人民盪析離居之故。蓋斯時一統未久，屬人之治猶盛，屬地之義未昌，人民之轉徙異地者，不得不別設官司以撫綏之，招徠之，而僑置之事多矣。如康絢，本華山藍田人。祖穆，宋永初中，舉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以穆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世父元隆，父元撫，並為流人所推。相繼為華山大守。絢在齊世，亦除華山大守。此流人來歸，即用其酋豪設郡縣以撫之者也。寇贊上穀人，因難徙馮翊萬年。姚泓滅，秦、雍人千餘家推贊為主，歸魏拜綏遠將軍魏郡大守。其後秦、雍之民，來奔河南、滎陽、河內，戶至數萬，拜贊安遠將軍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治於洛陽，立雍州之郡縣以撫之。由是流民襁負，自遠而至，參倍於前。此撫其已至，兼以招其未來者也。可參看第十七章第三、第四兩節。《宋書·諸志總序》云：「魏、晉已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荊、豫，今隸司、兗。朝為零、桂之士，夕為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為之渾淆，職方所不能記。自戎狄內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遷江外，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托。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可見斯弊，由來已久。然終以錯雜為憂，則仍鮮治理之便矣。此土斷之所以亟，參看第十七章第三節。張普惠省減郡縣，史稱宰守因此綰攝有方，奸盜不起，民以為便，可見僑置之有害於治理也。南北分張，此弊彌甚。《魏書·韓麒麟傳》：子顯宗上言：「自南偽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僑置中州郡縣。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眾。」《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七年（556），十一月，詔曰：「魏自孝昌已來，豪家大族，鳩率鄉部，托跡勤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謁內成，昧利納財，啟立州郡。牧、守、令、長，虛增其數。求功錄實，諒足為煩。損害公私，為弊殊久。且五嶺內賓，三江回化。要荒之所，舊多浮偽。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今所並省，一依別制。」於是並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戍雲。《通鑑》：梁武帝大同五年（539），十一月，朱異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請分為五品。其位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為差。」詔從之。於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時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逾淮、汝，東距彭城，西開牂柯，南平俚洞，紛綸甚眾、故異請分之。其下品皆異國之人，徒有州名，而無土地。或因荒徼之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縣。刺史、守、令，皆用彼人為之。尚書不能悉領。山川險遠，職責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州。又以邊境鎮戍，雖領民不多。欲重其將帥，皆建為郡。或一人領二三郡大守。州郡雖多，而戶口日耗矣。觀此文，知齊文宣之詔，非過甚之辭也。《晉書·傅玄傳》：玄子咸上言：「舊都督有四，今並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為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晉初以是為病，況於南北朝之末？魏道武罷戶不滿百之縣，《本紀》天賜元年（404）。而後周以戶數秩郡縣，縣下者亦不盈五百而已。奚翅十羊九牧哉？ 外官僚屬：郡、縣各有舊俗，分曹往往不同。吏、卒皆有定員，視戶口多少為差。晉初嘗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晉書·荀勖傳》。蘇綽六條詔書曰：「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為無理。悉宜罷黜，無得習常。」觀此，知吏員雖雲依戶口而定，實未必能遵行也。 《晉志》云：縣五百已上皆置鄉。三千已上置二鄉，五千已上置三鄉，萬已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希，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525此等制度，宋、齊、梁、陳，度當沿之。《魏書·大武五王傳》：臨淮王譚曾孫孝友表言：「今制百家為黨族，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鄰。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526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為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惟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請百家為四閭，閭二比。計族有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隋書·食貨志》：北齊河清三年（564）定令，命人居十家為比鄰，五十家為閭里，百家為族黨，較魏制實省十二丁，即孝友之志也。蘇綽六條之詔，謂「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黨族、閭里，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然暴政亟行之世，在上者之誅求愈烈，則在下者之困辱愈增，而其自視卑而不得有所為也亦愈甚。劉曜為石勒所獲，北苑市三老孫機上書求見曜，見《晉書·曜載記》。尚有新城三老遮說漢王，壺關三老上書訟戾大子之遺風，後此則無聞矣。527《魏書·高祖紀》：大和十一年（487），十月，詔曰：「孟冬十月，民間歲隙，宜於此時，導以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內，推賢而長者，教其里人。」未嘗不欲復前代之遺規，然其效卒不可睹也。《北史·魏宗室傳》：河間公齊之孫志，為洛陽令。員外郎馮俊，昭儀之弟，恃勢恣撾所部里正。志令主史收系，處刑除官。由此忤旨，左遷大尉主簿。輦轂之下，里正之見陵如此，況其遠者乎？ 都邑之地，豪猾所萃，則擊斷之治尚焉。《晉志》：縣皆置方略吏四人，而洛陽置六部尉。江左以後，建康亦置六部尉。余大縣置二人，次縣、小縣各一人。此指方略吏言。《宋志》云：大祖元嘉十五年（438），縣小者又省之。鄴、長安置吏如三千戶以上之制。此等制度，歷代亦當略同也。北朝尚擊斷尤甚。《魏書·甄琛傳》：琛遷為河南尹。表言：「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為之，528又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暗弱，不堪檢察故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奸，百賦失理。邊外小縣，529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仆隸，蔭養奸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游，附黨連群，陰為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干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者為之。」詔曰：「里正可進至勛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為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高崇傳》：子謙之，為河陰令。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幹政。乞新舊典，更明往制。」崇奏在胡靈後時。此皆可見都邑之難治也。北齊制：鄴令領右部、南部、西部三尉，又領十二行經途尉。凡一百三十五里，里置正。臨漳領左部、東部二尉。左部管九行經途尉。凡一百一十四里，里置正。成安領後部、北部二尉。後部管十一行經途尉。七十四里，里置正。 刺史之設，本所以資巡察，其後寖成疆吏，則司巡察者又別有其人，此亦猶明代於巡按之外，復遣巡撫也。《宋書·禮志》，謂古者巡守之禮，布在方策。秦、漢、曹魏，猶有巡幸之事，至晉世巡守遂廢。引武帝泰始四年（269）詔，謂：「古之王者，以歲時巡守方岳，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巡省，撢人誦志。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喻朕心懇誠至意。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治，問人間患苦。還具條奏，俾朕昭然，鑒於幽遠，若親行焉。」下敘宋武帝永初元年（420）遣使，文帝元嘉四年（427）、二十六年（449）東巡之事，其視之猶甚重。然克舉其實者似鮮。其事亦僅間有之。如宋元嘉三年（426）、九年（432）、三十年（453），明帝泰始元年（466），皆嘗遣使。北朝則高宗大安元年（455），高祖延興二年（472），大和八年（484）、十四年（490），皆嘗遣使。孝靜帝天平二年（535），齊獻武王以治民之官，多不奉法，請送朝士清正者，州別遣一人問疾苦。周武帝建德五年（576）遣使，詔意亦頗重視，皆見《紀》。至齊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台使，則擅作威福，其弊無窮，詳見《齊書·竟陵王子良傳》。後人所由訾遣使縱橫，本非令典也。晉武帝訪王渾以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言：「舊侍中讀詔，詔文相承已久，非留心方國之意。請令中書，指宣明詔，不復因循常辭。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其視之意亦甚重。然後亦寖成具文。北齊尚有其禮，見《隋書·禮儀志》。晉武帝泰始三年（268），嘗詔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然范寧為豫章大守，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采求風政，並吏假還訊問長吏得失，而徐邈與書，謂：「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所資。」「自古已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則雖守、相，欲明目達聰，猶不易也，況天朝乎？ 晉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長安，南夷校尉於寧州。元康中，護羌校尉後漢官。為涼州刺史，西戎校尉為雍州刺史，南蠻校尉為荊州刺史。江左初，省南蠻校尉。尋又置於江陵。改南夷校尉曰鎮蠻校尉。及安帝時，於襄陽置寧蠻校尉。以授魯宗之。宋世祖孝建中，省南蠻校尉。齊建元元年（479）復置。三年（481）省。延興元年（494）置。建武省。護三巴校尉，宋置。建元二年（480），改為刺史。平蠻校尉，永平三年（510）置，隸益州。護匈奴、羌戎、蠻夷、越四中郎將，晉武帝置，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武帝又置平越中郎將，居廣州，主護南越。 官品之制，530蓋始曹魏？故《通典》敘魏官，皆明列品第。《宋書·百官志》備列九品之官，謂其定自晉世，晉殆亦沿之於魏也？晉初限田及衣食客、佃客，皆以官品差多少。《隋書·經籍志》職官門，梁有徐宣瑜《晉官品》一卷。梁武帝天監初，命尚書郎蔡法度定令為九品。至七年革選，徐勉為吏部尚書，又定為十八班。以班多為貴。將軍敘於百司之外，分十品、二十四班。《南史·勉傳》云：天監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為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寒見沒。則班蓋為選舉而設。陳亦分十八班。皆見《隋志》。元魏九品，皆分正從，一品之中，復析為上中下，則一品而分為六矣。大和二十三年（499），高祖次《職令》，世宗頒行之。四品已下，正從各分上下階，一品猶析為四。北齊因之。周盧辯依《周禮》定官制，內外皆分九命，以多為貴，實亦九品也。《周書·文帝紀》：魏廢帝三年（554），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為九命，第九品為一命。改流外品為九秩，亦以九為上。《宋志》所載，雜流技術，亦皆入品。至陳世則《隋志》云：官有清濁，又有流外七班，寒微之人為之。《魏書·劉昶傳》載高祖臨光極堂大選，亦言八族已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雲。 官祿：《晉志》惟載諸開府位從公、食奉日五斛。大康二年（281），又給絹，春百匹，秋絹二百匹，綿二百斤。元康元年（291），給菜田十頃，騶十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特進、食奉日四斛。絹春五十匹，秋百五十匹，綿一百五十斤。菜田八頃，騶八人。光祿大夫、奉日三斛，絹春五十匹，秋百匹，綿百斤。菜田六頃，騶六人。尚書令、奉月五十斛，絹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綿七十斤。菜田六頃。騶六人。大子二傅同光祿大夫。五官。宋、齊、梁、陳，史皆不載。北齊之制，見於《隋志》。齊制多循後魏，蓋魏亦如是也。《通鑑》陳宣帝大建七年（575）《注》，即以此為魏、齊之制。其制：官一品，每歲祿八百匹，二百匹為一秩。從一品，七百匹，一百七十五匹為一秩。二品六百匹，一百五十匹為一秩。從二品五百匹，一百二十五匹為一秩。三品四百匹，一百匹為一秩。從三品三百匹，七十五匹為一秩。四品二百四十匹，六十匹為一秩。從四品二百匹，五十匹為一秩。五品一百六十匹，四十匹為一秩。從五品一百二十匹，三十匹為一秩。六品一百匹，二十五匹為一秩。從六品八十匹，二十匹為一秩。七品六十匹，十五匹為一秩。從七品四十匹，十匹為一秩。八品三十六匹，九匹為一秩。從八品三十二匹，八匹為一秩。九品二十八匹，七匹為一秩。從九品二十四匹，六匹為一秩。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事繁者優一秩，平者守本秩，閒者降一秩。長兼、試守者，亦降一秩。官非執事、不朝拜者，皆不給祿。又自一品已下，至於流外、勛品，各給事力。一品至三十人。下至流外、勛品，或以五人為等，或以四人、三人、二人、一人為等。繁者加一等，平者守本力，閒者降一等。州、郡、縣制祿之法：刺史、守、令下車，各前取一時之秩。上上州刺史，歲秩八百匹，與司州牧同，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為差。中上降上下一百匹。中中及中下，亦以五十匹為差。下上降中下一百匹。下中、下下，亦各以五十匹為差。上郡大守，歲秩五百匹，降清都尹五十匹。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為差。中上降上下四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三十匹為差。下上降中下四十匹。下中、下下，各以二十匹為差。上上縣，歲秩一百五十匹，與鄴、臨漳、成安三縣同。上中、上下，各以十匹為差。中上降上下三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五匹為差。下上降中下二十匹。下中、下下，各以十匹為差。州自長史已下，逮於史吏，郡縣自丞已下，逮於掾佐，亦皆以帛為秩。郡有尉者減丞之半。皆以其所出常調課之。其鎮將、戍主、軍主副、幢主副，逮於掾史，亦各有差。諸州刺史、守、令已下，干及力皆聽敕乃給。其干出所部之人，一干輸絹十八匹，干身放之。力則以其州、郡、縣白直充。盧辯之制：下士一命。一百二十五石。中士再命。已上，至於上大夫上士三命，下大夫四命，中大夫五命，上大夫六命。各倍之。上大夫是為四千石。卿七命。二分，孤八命。三分，公九命。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為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俱為四十石。凡頒祿，視年之上下。531畝至四釜為上年，上年頒其正。三釜為中年，中年頒其半。二釜為下年，下年頒其一。無年為凶荒，不頒祿。 魏初百官無祿，讀史者或以為異聞。然周制凶荒便不頒祿，與魏初亦何以異？歷代喪亂之際，減祿或不頒祿者甚多，又不獨一周世。《晉書·武帝紀》：泰始三年（268），九月，議增吏奉，賜王公已下帛有差。咸寧元年（275），又以奉祿薄，賜公卿已下帛有差。可見前此奉祿甚薄，是時雖增，亦不為厚。《簡文帝紀》：咸安二年（372），三月，詔曰：「往事故之後，百度未充，群僚常奉，並皆寡約。今資儲漸豐，可籌量增奉。」是東渡之初，又曾減於西都也。孝武帝大元四年（379），三月，詔以「年穀不登，百姓多匱，九親供給，眾官廩奉，權可減半。」據《簡文三子傳》，是時司徒已下，僅月稟七升，則又不止於減半巳。宋文帝元嘉之治，見稱江左，而二十七年二月，以軍興減百官奉三分之一。三月，淮南大守諸葛闡求減奉祿，同內百官，於是州及郡、縣丞、尉，並悉同減。至孝武帝大明二年（458），正月，乃復郡縣田秩，並九親祿奉。《齊書·武帝紀》：永明元年（483），正月，詔曰：「守宰祿奉，蓋有恆准。往以邊虞，沿時損益。今區宇寧宴，郡、縣丞、尉，可還田秩。」則齊初又嘗以兵事減外官奉。北魏班祿，始於大和八年（484），而及十九年（495），《紀》即言其減閒官祿以裨軍國之用。《於忠傳》云：大和中，軍國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忠既擅權，欲以自固，乃悉歸所減之祿。則又不僅閒官。《北史·齊本紀》，於文宣篡位後書：自魏孝莊已後，百官絕祿，至是復給焉，則其末造又嘗無祿也。蓋行政經費，本在祿奉之外；而服官者當任職之時，隨身衣食，悉仰於官，古人亦視為成法；則無祿者亦不過無所得耳，原不至不能自給，此凶荒之所由可絕祿也。郡縣之官，取諸地方者，送迎之費為大。532《晉書·虞預傳》：大守庾琛，命為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極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為薄俗。轉相放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途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失播殖。一夫不耕，十夫無食，況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縣：令、尉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列，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曰有常防而莫肯遵修，欲使條列而為之減省，則因之為利，雖雲貪黷，資以去來，原非違法，故《隋志》所載：梁世郡縣吏有迎新送故之員，各因其大小而置；陳世郡縣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並以定令；可裁之以正而不能徑去也。漢世黃霸，即以長吏數易，送故迎新。公私費耗為病，見《秦漢史》第十八章第四節。《南史·恩幸傳》云：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為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為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十二月詔，亦以「官以勞升，未久而代，送故迎新，相屬於路」為病。然此自遷代大數，送迎所費大多為之，於法、於理，之任、代下者，原不能令其自籌川費也。居官時之所資，《齊書·豫章王嶷傳》言之，曰：宋氏已來，州郡秩奉及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嶷上表曰：「伏尋郡縣長、尉，奉祿之制，雖有定科，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源，西南各緒，習以為常，因而弗變。緩之則莫非通規，證之則靡不入罪。臣謂宜使所在，各條公用。公田秩石，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調，尚書精加洗核，務令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開許。損公侵民，一皆止卻。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為恆制。」從之。此所謂其餘資給，蓋即後世之陋規。取之者雖或損公侵民，循其本原所以供公用，故亦可洗核而不可禁絕也。《齊書·王秀之傳》：出為晉平大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奉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遂上表請代。夫曰豐壤祿奉常充，則瘠土有不給者矣。此亦所謂各由風俗者歟？《南史·范雲傳》：遷零陵內史。舊政公田奉米之外，別雜調四千石。及雲至郡，止其半。百姓悅之。此蓋本供公用而浮取之者，能去其浮取之額，則為賢者矣。《梁書·良吏傳》：伏暅為東陽大守。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北齊書·裴讓之傳》：弟讞之，為許昌大守。客旅過郡，出私財供給，民間無所豫。是則當時守、令，日用交際，悉出民間。此似為非法，然祿既薄矣，不於此取之，將安取之？此亦未違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之義。朱修之為荊州刺史，去鎮之日，計在州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褚玠為山陰令，在任歲余，守奉祿而已，去官之日，不能自致，留縣境種菜自給。儉不可遵，轉未免賢知之過也。特資用不由官給而由自籌，因之貪取者必眾，故以立法論則究非良規。北魏崔寬，拜陝城鎮將，誘接豪右，宿盜魁帥，得其忻心。時官無祿力，取給於民。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此已為非道。若《南史·宗元饒傳》言：合州刺史遣使就渚斂魚，又令人於六郡丐米；《梁書·宗室傳》言：益州守、宰、丞、尉，歲時乞丐，躬歷村里：則更不成事體矣。令長為真親民之官，故其所取，皆在民間。若州郡則有更取之於縣者。《朱修之傳》言其刺荊州時，百城貺贈，一無所受，可見時以有所受為常。《南史·傅昭傳》言：昭遷臨海大守，縣令嘗餉粟，置絹於簿下，昭笑而遣之，此亦必非獨餉昭者也。侯景之亂，京官文武，月別惟得廩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隋書·食貨志》。則京官取資於外前世又早啟其端矣。外官祿奉供給，取諸地方，蓋隨土所出，無畫一之法。即內官亦或諸物雜給，533但以錢論直。《梁書·武帝紀》：大通元年（527），五月，詔曰：「百官奉祿，本有定數。前代以來，皆多平準。頃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已後，可長給見錢。依時即出，勿令逋緩。」蓋用實物者，平準或難優衷，故欲革其弊也。其給田者，亦病斂獲之時，不能與在任之日相應。《宋書·良吏阮長之傳》言：時郡縣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元嘉末始改此科，計月分祿。此皆沿用實物之弊也。《隋書·蘇孝慈傳》云：先以百寮供費，台、省、府、寺，咸置廨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為官民爭利，非興化之道，上表請罷之。請公卿已下，給職田各有差。廨錢之制，當亦沿自南北朝時。蓋許其回易，非如後世之存商取息，故以與民爭利為病也。 第四節　選舉 晉、南北朝選法，最受人詆諆者，九品中正之制也。《三國·魏志·陳群傳》云：文帝即王位，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則其制實始漢末。魏時，弊即大著，夏侯玄極言之。晉初，劉毅、衛瓘、段灼、李重等又以為言。皆見《三國志》、《晉書》本傳：然其制迄未能廢。北朝亦放之。至隋乃罷。《梁書·敬帝紀》：大平二年（557），正月，詔諸州各置中正，依舊訪舉，不得輒承單狀序官，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此遭亂曠絕，非法廢也。《魏書·官氏志》：正始元年（504），十一月，罷郡中正。正光元年（520），十二月，罷諸州中正，郡定姓族，後復。其制：於州置大中正，郡置小中正，大中正亦稱州都，534《廿二史考異》云：由避隋諱，《隋書·韋師傳》：以楊雄、高熲為州都督，乃校者不達，妄加督字，《北史》亦同誤，其說是也。然劉毅疏中，即有州都之名，則似非始於隋。《晉書·傅玄傳》：子咸，遷司徒左長史。豫州大中正夏侯駿上言：魯國小中正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為中正。司徒三卻，駿故據正。咸以駿與奪惟意，乃奏免駿大中正。司徒魏舒，駿之姻屬，屢卻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為車騎司馬。《孝友傳》：盛彥本邑大中正，劉頌舉為小中正。據此二事，小中正用舍，大中正似可參與。以他官或老於鄉里者為之。說據《十七史商榷》。故其名不見於《職官志》。梁大平二年（557），詔選中正每求耆德該悉，以他官領之。北齊之制，州大中正以京官為之，見《北齊書·許惇傳》。劉毅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後司徒舉為青州大中正，此則老於鄉里者也。平騭人物，分為九品，而尚書據以選用。魏制三年一清定，晉世因之。《晉書·石季龍載紀》：季龍下書曰：「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從尒以來，遵用無改。自不清定，三載於茲，主者其更銓論。」 九品中正之制，何自起乎？曰：古代用人，以德為主。德行必本諸實事，而行實必征之鄉里，故漢世風氣，最重鄉平。「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衛瓘語。「銓衡之寄，任當台閣。由是仕馮借譽，學非為己」。《宋書·臧燾徐廣傅隆傳論》。此實選法之大弊。又其時輿論所獎，率在虛名。負虛名者不必有才，即德行亦多出矯偽。參看《秦漢史》第十八章第四節。故魏武下令，欲求盜嫂受金之士。《三國·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五年（210）春、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年八月令。顧亭林極詆之，謂「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見《日知錄·風俗條》。不知漢世所謂經術之治，節義之防，舉矯偽而不足信也。參看《秦漢史》自明。然此乃一時矯枉之為，未可用為恆典。故何夔建議，謂自「軍興以來，用人未詳其本，各引其類，時忘道德。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逾越」。毛玠、崔琰典選，史稱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即欲核其行實，以破借譽之局也。欲核行實，必先使人有定居。人有定居，而中正之制可廢矣。故李重言「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非經國不刊之法」。病當時「人物播遷，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欲除九品而開移徙，「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衛瓘亦欲「盪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已下，皆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也。然人士流移，非一朝可復；而吳平未幾，五胡之亂復起，南北隔越，僑置之州郡縣遂多，土斷之法，蓋終晉、南北朝之世，未能盡行；此則九品中正之法，所以相沿而不廢也。 九品中正之弊，果何如乎？論者皆曰：用人不容不論其才，才又各有攸宜，中正品平，皆不能具。若論考績，尤不應舍功實而采虛名。劉毅論九品曰：「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案此等玄鑒，知人則哲，存乎其人，實非可責諸凡為中正者。然毅又曰：「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就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又曰：「既已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此則確為中正之所負矣。故中正之法，必不可用，似也。然中正之設，本所以核行實；而鄉里清議，大都只能見其德行，535論才任用，據功考課，本當別有專司；論九品之語甚多，其實夏侯玄之言，已盡之矣。玄謂「銓衡專於台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欲「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官長各以其屬能否，獻之台閣，台閣據之，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即欲使中正惟論德行，餘事委之他司也。以是為中正咎，中正不任受怨也。中正之設，據行實以登下其品第，以是立名教之防，使知名勇功之士，不敢有裂冠毀冕之為；中正所論，惟在德行，尤重當時所謂名教之防。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里以為貶，坐是沉滯累年。閻纘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惟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於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謝惠連愛幸郡吏杜德靈，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廢不豫榮伍。《文獻通考》引此三事，病其法大拘。此等事若悉舉之，尚更仆難盡。然如《晉書·孔愉傳》：謂愉為司徒長史，以溫嶠母亡，遭喪不葬，乃不過其品。及蘇峻平，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遂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愉之執持，曷嘗有妨於嶠之宣力，而使名教之防益峻，豈能謂為無益？若雲其所謂名教者本不足存，此則別是一義，不能以責當時之士也。抑且考論輩行，使登用雁行有序，則可以息奔競之風；原不能謂為無益。所可惜者，其後並此而草能舉。欲以息奔競之風，而奔競更甚。終至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劉毅語。中正之弊，蓋以此為最深。《宋書·恩幸傳》論其事曰：「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馮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謂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上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可見其法立而弊即生，且降而彌甚矣。中正之設，原欲以息奔競，然劉毅譏其「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段灼亦謂「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是益其奔競也。《魏書·世宗紀》，載正始二年（505）詔，謂「中正所銓，惟在門第」，可謂南北一轍。然《孫紹傳》：紹表言：「中正賣望於鄉里，主案舞筆於上台，真偽渾淆，知而不糾。」則並辨別姓族而有所不能矣。晉武帝咸熙二年（265），嘗詔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可知立法之意，正與後來之所行相反也。而其人又或快意恩仇，《晉書·何曾傳》：曾子劭薨，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吊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銓謂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強易弱」，粲乃止。使如粲意行之，則誠所謂衰則削下，興則扶上者矣。受納貨賄，李宣茂兼定州大中正，坐受鄉人財貨，為御史所劾，除名為民，見《魏書·李靈傳》。又陽尼，出為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大守，未拜，坐為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結交朋黨，劉毅言：「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眾人，使必歸己。天下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案衛瓘亦言：「魏立九品之制，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厲，猶有鄉論餘風。536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惟以居位為貴人。」是中正之初，嘗有激揚之效，而後乃至於敗壞也。然其敗壞亦可謂速矣。而上之人選任之亦日輕。《晉書·李含傳》：隴西狄道人，僑居始平。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據傳咸表，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反覆言辭，是中正必以當地人為之也。537《劉毅傳》：司徒舉毅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縣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孫尹表言：「臣州茂德惟毅，裁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何充傳》：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固讓不拜。是中正必以耆德為之也。然《魏書·文苑傳》：聿修年十八而領本州中正，則幾於乳臭矣。又恩幸，如王仲興、茹皓、趟邕、侯剛、剛子詳，奄官如平季、封津，皆為中正，則正人君子，必羞與為伍矣。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雲舊出京兆霸城縣，故為雍州大中正。皓舊吳人，父家居淮陽，上黨。既宦達，自雲本出雁門。雁門人諂附者，因薦皓於司徒，請為肆州大中正。則並籍貫而不能理矣。於是正論湮而怨訟敵仇之事且因之而起矣。《晉書·王戎傳》：孫秀為琅邪郡吏，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劉毅論九品之弊曰：「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事，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眾。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此已為非體，然能禁其訟訴，而不能禁其私相仇。故毅又謂其「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仇，子孫罹其殃咎也。」其為禍可謂博矣。此亦行法者之弊，不能盡歸咎於立法也。 秀、孝為州、郡常舉，晉、南北朝，亦沿漢法。後漢避光武諱，改秀才曰茂才。魏復曰秀才。晉江左，揚州歲舉二人；諸州舉一人，或三歲一人，隨州大小。並對策問。孝廉：魏初制口十萬以上歲一人，有秀異不拘戶口。江左以丹陽、吳、會稽、吳興並大郡，歲各舉二人。《宋書·百官志》。周宣帝詔制九條，宣下州郡。八曰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下州、下郡三歲一人。《周書·本紀》。高齊亦下州三歲一舉秀才。見《北齊書·文苑樊遜傳》。 策試之法，時有興替。《晉書·孔坦傳》云：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加除署。至是，帝元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大守免官。大興三年（320），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自喪亂已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為疑，然宣下已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為不會與不行，其為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為肅法奉憲者失分，徼幸投射者得官。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泛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暗通。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異。謂宜因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據此，申明試經舊制，事在建武、大興之間。《抱朴子·審舉篇》曰：「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未偏廢。昔吳王初年，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大平已近四十年，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自吳之亡，至大興三年（320），凡四十年，葛氏此篇，當即作於建武、大興之間。然則北方秀、孝之試，自八王搆亂而曠絕，南方則晉世本未嘗試也。爾後試法蓋復，然亦有名無實，《五行志》：成帝咸和七年（332），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麏見於前，獲之。自喪亂已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乏四科之實。麏興於前，或斯故乎？其征也。《宋書·武帝紀》：義熙七年（411），先是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舊制，依舊策試，則晉末又嘗曠絕矣。豈以桓玄之亂故歟？此後清平時恆有策試之法，間亦有親策之舉，如宋武帝永初二年（421），齊武帝永明四年（486），魏孝文帝大和十六年（492），北齊武成帝河清二年（563）是也。胡靈後亦嘗親策秀、孝及州、郡計吏於朝堂，見《魏書》本傳。 馬貴與言：「自孝文策晁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親覽而第其優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無親策之事。乃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然所問者，鹽鐵、均輸、榷酤，皆當時大事。令建議之臣，與之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其視上下相應以義理之浮文者，反為勝之。國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進身者，必如此，然後為有益人國耳。」又謂：「漢武帝之於董仲舒也，意有未盡，則再策之，三策之，晉武帝之於摯虞、阮種也亦然。」此論雖指賢良，然《晉書·王接傳》云：永寧初學秀才。友人遺接書勸無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538接以為恨。是凡對策者皆可極陳所見也。然觀孔坦之言，則知秀才策試，亦已兼用經義，539而孝廉無論矣。《晉書·魏舒傳》：年四十餘，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舒不聽。自課百日習一經，對策升第。其所試者，蓋全為經生之業矣。《石勒載記》言勒立秀孝試經之制，必有所受之也。其後秀才對策，又兼重文辭。南北皆然。此弊北朝尤甚。《北齊書·儒林傳》：劉晝，河清初舉秀才，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馬敬德，河間郡王將舉其孝廉，固辭。乃詣州求舉秀才。舉秀才例取文士，州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乃策問之。所答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選。至京，依秀才策問。惟得中第。乃請試經業。問十條並通。擢授國子助教。蓋儒生之於文辭，究非專長也。南朝似尚不至此。然《梁書·文學傳》謂何遜舉秀才，范雲見其策，大相稱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合清濁，中古今，得之何生矣。」則考策者雖非徒重文辭，亦非不重文辭矣。《江淹傳論》載姚察之辭曰：「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可以見其所偏矣。遂寖成考試之法，無復諮訪之意矣。惟魏孝文大和七年（483）詔言：「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故具問守宰苛虐之狀於州郡使者、秀孝、計掾。而對文不實，甚乖朕虛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誅。然情猶未忍。可恕罪聽歸。申下天下：使知後犯無恕。」所答雖不副所求，而其問之，則實得漢世策問賢良之意。蓋以魏起代北，風氣究較質樸故也。 言有發於千百年之前，而於千百年後之事若燭照而數計者，葛洪《選舉》之篇是也。洪謂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答策，而「防其所對之奸」。欲「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禁其留草，殿中封閉，臨試之時亟賦之。當答策者，皆會著一處。高選台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之。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又設難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而答之曰：「如其舍旃，則未見余法之賢乎此也。假令不能盡得賢才，要必愈於了不試也。自有學不為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萬之一耳。至於寧越、兒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厲，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使非漢武之世，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遐邇一例，明課考試，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故「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不立學官而人自勤學」。案後世科舉之利，在於官不立學，雖立亦徒有其名，而民自鄉學，文教由是覃敷也。其制不足以必得才，而究愈於不試，而其試之則關防不得不嚴。唐、宋、明、清之事，可以為證。而葛氏發之於千百年之前，亦可謂聖矣。何以克聖？理有必至，勢有固然，察之者精，故言之者審也。漢世丞相，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中博士，三曰文中御史，四曰才任三輔令。一者德，四者才，二者儒學，三者文法之學也。540德與才皆不可以言試，故左雄選孝廉之法，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實即四科之二三。黃瓊以雄所上專於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則欲補之以四科之一四耳。參看《秦漢史》第十八章第四節。秀、孝試經，皆即儒學，文法之學，實切於用，而魏、晉以後，選士之制闕焉，故葛氏又欲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當時試孝廉之法，實即後世明經之科，秀才之科，唐以後雖廢絕，然南北朝末，人重文辭，唐進士科之所試，實即前此之所以試秀才者也。明法之科，則即漢世丞相取士四科之三，左雄之所以試文吏，而亦即葛氏所欲舉者。惜其視之大輕，故葛氏所病弄法之吏，失理之獄，仍不絕於後世也。漢時射策之法，亦見《秦漢史》第十八章第四節，此即後世帖經、墨義之法所本，秀才試經，或異乎此，然亦即後世試大義之法也。 孝廉之舉，本重行實，魏、晉而後，仍有此意。《宋書·孝義傳》，吳興大守王韶之發教：謂「孝廉之選，必審其人。雖四科難該，文質寡備，必能孝義邁俗，拔萃著聞者」。乃察潘綜、吳逵為孝廉，並列上州台，陳其行跡，則其事矣：韶之初擢逵補功曹史，逵以門寒，固辭不受，乃舉為孝廉。又郭世通，會稽永興人。大守孟察孝廉，其子原平，大守王僧朗察孝廉，皆不就，大守蔡興宗，又欲舉原平次息為望孝，與會土高門相敵。詳見第十八章第一節。則孝廉之選，頗有不拘門第者。故史臣謂「漢世士務治身，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也。然此言實因果倒錯。核其實，蓋由斯時膏腴之士，別有出身，不藉行譽，故孝義獲舉，偏在窮檐耳。《自序》言：沈邵為安成相，郡民王孚，有學業志行，見稱州里，邵蒞任未幾而孚卒。邵贈以孝廉。其所以風厲之者，可謂至矣。然《袁粲傳》言：粲坐納山陰民丁彖文貨，舉為會稽郡孝廉免官。《梁書·文學傳》：高爽，齊永明中贈王儉詩，為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孝廉，則藉賄賂、交遊而得之者，亦在所不免矣。魏韓麒麟嘗以州郡貢察，但檢門望為病，見第十八章第一節。則拔忠孝於溝畎之中，究亦罕有之事也。 特詔選舉，晉初為盛。《武帝紀》：泰始四年（269），十一月，詔王公卿尹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五年（270），十二月，詔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七年（272），六月，詔公、卿以下舉將帥各一人。八年（273），二月，詔內外群官舉任邊郡者各三人。大康九年（288），五月，詔內外群官舉守、令之才。後世雖間有特詔，而希矣。《成帝紀》：咸和六年（331），三月，詔舉賢良直言之士。十一月，詔舉賢良。八年（333），正月，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馬隆傳》云：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兗州舉隆才堪良將。此即《紀》所載五年十二月之詔也。觀於涼州之役，見第二章第二節。隆誠不愧壯勇秀異之目矣。《王衍傳》：泰始八年（273），詔舉奇材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縱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為遼東大守，不就。則非徒舉其所知，亦且指所宜任，誠得舉才之道矣。惜乎後世，此等舉措不恆有也。以至孝等實行獲舉者，多見《孝義》等傳中，此風厲之意多，求才之意少。北朝斯舉亦罕。惟魏孝文大和十九年（495），十月，嘗詔州郡：「諸有士庶，經行修敏，文思遒逸，才長吏治，堪干政事者，以時發遣。」出於常舉之外。 馬貴與云：「任子法始於漢，尤備於唐。漢、唐史列傳，凡以門蔭入仕者，皆備言之。獨魏、晉、南北史，不言門蔭之法，列傳中亦不言以門蔭入仕之人。蓋兩漢入仕，或從辟召，或舉孝廉，至隋、唐則專以科目。以門蔭入仕者，皆不由科目與辟召者也。魏、晉以九品中正取人，所取多以世家為主。南北分裂，凡三百年，用人亦多取世族。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朝代推移，猶卬然以門地自負，上之人亦緣其門地而用之。其時仕者，或從辟召，或舉孝廉，雖與兩漢無異，而從辟召舉孝廉之人，則皆貴胄也。史傳不言以蔭敘入官，蓋以見當時雖以他途登仕版，居清要，亦皆世家也。」案《魏書·房亮傳》言：其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蔭敘之法可考者，惟此而已。 劉毅病晉武賣官，錢入私門，見第二章第一節。北齊後主賜佞幸賣官，見第十四章第四節。皆弊政非弊法。惟宋明帝泰始二年（467），三月，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減此各有差。《南史·本紀》。魏明帝孝昌三年（527），二月，詔凡能輸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賞一階。入二華州者，五百石賞一階。不限多少，粟畢授官。《魏書·本紀》。莊帝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無第者輸五百石，聽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若無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倉，入外州郡倉者，三千石畿郡都、統，依資格。若輸五百石入京倉者，授本郡維那。其無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倉七百石，京倉三百石者，授縣維那。《魏書·食貨志》。則皆賣官之法也。 迴避之法，此時仍有之。《晉書·華表傳》：子廙，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年三十五不得調。此猶曰人自避嫌，法無明禁也。劉弘之受敕選補荊部守宰也，見下。以襄陽授皮初，而朝廷用弘婿夏侯陟，弘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卒以授初，則其制仍存矣。《周書·柳敏傳》：河東解縣人，起家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河東郡丞。朝議以敏之本邑，故有此授。敏雖統御鄉里，而處物平允，甚得時譽。然則統御鄉里，處事易於不平，尋常選用，亦或有迴避之科矣。 禁錮之科，清議特重。《隋書·刑法志》：謂梁士人有禁錮之科，亦以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陳重清議禁錮之科。若縉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發詔棄之，終身不齒。先與士人為婚者，許妻家奪之。南朝惟革易之初，每加蕩滌。見諸本紀詔。魏胡靈後之立釗，亦詔清議禁錮，悉與蠲除焉。叛逆之家，亦待詔書而免。《晉書·忠議傳》：沈勁，年三十餘，以刑家子，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司州，將鎮洛陽，上疏言：「其門戶累蒙曠盪，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不？」詔聽之。此特免一人者也。《宋書·孝武帝紀》：孝建二年（455），九月，詔曰：「在朕受命以前，犯釁之門，尚有存者，子弟可隨才署吏。」則普與蠲除矣。蓋所以安反側也。 選授之權，實在吏尚。《宋書·蔡廓傳》：征為吏部尚書。因傅隆問中書令傅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已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幹木署紙尾也。」干木羨之小字。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雲紙尾。遂不拜。可見吏部尚書，雖「由來與錄共選」，謝莊傳孝武詔語。實權皆在尚書矣。遇猜忌之主，或近習專朝，則令、錄、尚書，有共失其權者。宋孝武慮權移臣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見《宋書·謝莊、孔覬傳》。前廢帝時，蔡廓子興宗掌吏部，義恭錄尚書，興宗每陳選事，戴法興、巢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已見第九章第三節。《梁書·王亮傳》，言其建武末為吏部尚書，右僕射江祏管朝政，多所進拔，為士子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及祏遇誅，群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更弗能止。皆其事也。山濤典選，史所稱美，然又言其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問，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則逢迎人主，不任受德，亦不任受怨者耳。《外戚傳》：王蘊，遷吏部尚書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此亦山濤之類，而皆獲美譽，足見毀譽多操諸庸夫之口也。北朝亦重吏部。《魏書·任城王澄傳》：從孝文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北巡，留鄴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已下，迄於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不之用，咸無怨者，其真允當與否不可知，其權則可謂大矣。《晉書·劉弘傳》：弘為荊州時，荊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其表文言被中詔，敕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此則喪亂時事，不可視為常法者也。魏初嘗置護軍主武官選，《宋書·百官志》。可參看上節。晉景帝為中護軍，為選用之法，見《本紀》。 漢世人才，萃於郎署。魏、晉以來，光祿勛無復三署郎，541猶舉四行，《宋書·百官志》。則徒有其名而已。吏部尚書，以一人之鑑，照察天下，魏崔亮語。夫安得盡其才？故當時論者，多欲使群官並舉。衛瓘論九品之疏曰：「今除九品，則宜准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核在位之明暗。」劉寔作《崇讓論》，欲使「人臣初除，各推賢能而讓之，讓之文，付主者掌之，有缺，擇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名為讓，其實薦也。宋孔寧子陳損益，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為二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敘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見《宋書·王華傳》。殷景仁亦建議：宜令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為黜陟。謝莊亦上表曰：「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鉤縣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鑑易限，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鑑，鏡難原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凡此建白。皆欲救以一人之鑑，照察天下之弊也。保任連坐，似失之酷，然郤詵言：「自頃長吏，有亡命而購縣，有縛束而絞戮。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則其時官方，敗壞日甚，亦有所不得已也。然其事迄不能行也。選法既弊，奔競之風大盛。《晉書》所載，郤詵一對，劉頌、熊遠二疏，陳頵與王導書，及劉寔《崇讓》，王沈《釋時》之論，沈見《文苑傳》。《傳》云：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而不載其文。言之最為痛切。綜其弊，則掌選者不守定法而馮人事，士不務學行而立虛譽，實仍季漢之餘風耳。欲救其弊，范寧「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不」三言盡之。然終莫能行者，可見破除私黨之難也。 選法之壞。齊末為最，《梁書·武帝紀》載帝中興二年（502）表曰：「譜牒訛誤，詐偽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襲良家，即成冠族；妄修邊幅，便為雅士；負俗深累，遂遭寵擢，墓木已拱，方被徽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此可見當日論才，雖馮衡鑑，平時亦有記注，不能臨時馮億進退也。542臨時馮億進退，必為奸弊之原。故得簡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蓽，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涘，造請自息。」此可見選曹守法之要，而夤緣奔競之風，悉由掌選者先自毀法啟之矣。梁世徐勉在選曹，亦撰《選品》五卷。《魏書·景穆十二王傳》：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500）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勛案，並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大後許之，任城王澄不同而止。《孝靜帝紀》：武定六年（548），四月，吏部令史張永和，青州人崔闊等偽假人官，事覺糾檢，首者六萬餘人。選司奸利，真足驚駭。喪亂之際，尤不可問。徐陵述陳初情形曰：「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魏書·後廢帝紀》：中興元年（531），十一月，詔無識之徒，繆增軍級，虛名顯位，皆言前朝所授，則其事。高隆之奏請檢括，卒以群小喧囂，懼而中止，見第十四章第一節。可見整頓之難矣。 刺史官屬：《宋書·百官志》云：今有別駕、西曹，主吏及選舉事。西曹，即漢之功曹書佐也。又云：宋大祖元嘉四年（427），復置郡官屬，略如公府。無東西曹。《晉書·蔡謨傳》：父克，成都王穎為丞相，擢為東曹緣。苟進之徒，望風畏憚。有功曹史主選舉。《晉書·劉毅傳》云：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大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王韶之擢吳逵為功曹史，逵以門寒，固辭不受，已見前。《晉書·虞預傳》：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為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曰：「邪黨互瞻，異同蠭至。一旦差跌，眾鼓交鳴。豪厘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其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可見功曹所系之重，而亦可見其不易為矣。州郡用人，多不詳審，觀蘇綽所為六條詔書可知。見第十八章第一節。楊公則為湘州，所辟引皆州郡著姓，而梁武帝班下諸州以為法，亦見第十八章第一節。是則明目張胆，惟論門資也。《梁書·張稷傳》：出為吳興大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又《大祖五王傳》：安成康王秀，出為江州刺史。聞前刺史取陶潛曾孫為里司，嘆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闢為西曹。此名為養老尊賢，實亦以門閥用人也。甚有如隋文帝年十四而為功曹者。見《隋書·本紀》。尚可托以選用乎？門閥而外，勢家干謁尤多。陶侃以范逵之言，廬江召為督郵，已見第四章第三節。《晉書·劉卞傳》：本兵家子。少為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謂縣令，令即召為門下史。卞兄為大子長兵，既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遂不聽。《束晳傳》：與兄璆俱知名。璆娶石鑒從女，棄之，鑒以為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晳等久不得調。《李含傳》：隴西狄道人也。僑居始平。兩郡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恃豪族，以含門寒微，欲與結交。含距而不納。商恨焉。遂諷州，以短檄召含為門亭長。543參看第三章第三節。《周書·柳慶傳》：父僧習，為潁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倚貴勢，競來請託。544可見其門如市之概矣。《魏書·顯祖紀》：和平六年（465），九月，詔曰：「先朝以州牧親民，宜置良佐，故敕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俊乂。然牧司寬惰，不祇憲旨，舉非其人，愆於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自舉民望忠信，以為選官。不聽前政，共相干冒。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立法初意，蓋以新任之官，不習當地情形，故委前政與之相參，而不意其遂為奸弊之藪也。州郡之職，本非志士所樂為，《魏書·李孝伯傳》：父曾，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雲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余，乃嘆曰：「梁敬叔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意耳。」遂還家講授。故延高賢者或不屈以吏職。唐彬為雍州，延致處士皇甫申叔等四人，不屈以吏職，見《晉書》本傳。而其輕之如此，尚安望得人乎？ 門第用人，斯時為盛。大抵職閒廩重，則貴勢交爭，煩縟之職，皆非所樂處。參看第十八章第一節。至於吏姓寒人，僑雜傖楚，則其官位，皆有所極。《梁書·文學傳》：鍾嶸於天監初上言，謂：「永元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望；因斯受爵，一宜削除。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傖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敕付尚書行之。《周書·薛憕傳》：河東汾陰人。曾祖弘敞，直赫連之亂，率宗人避地襄陽。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憕既羈旅，不被擢用。又貴族入仕極早。梁武雖欲革其弊，天監四年（505）詔，見第十八章第一節。亦卒不能除也。《梁書·朱異傳》：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異適二十一，特敕擢為揚州議曹從事史。此雖出特敕，然如張緬、張纘等起家之早，則仍沿舊習也。見第十八章第一節。《南史·顧協傳》：張率嘗薦之於梁武，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為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可稱敕喚出。」三十為老，545前古未聞，特緣當時貴胄入仕，皆習於早，乃以三十為已老耳。魏孝文謂劉昶：小人之官，別有七等，見上節。實為後世流內外分銓之原。《通鑑》齊明帝建武三年（496）《注》。《隋書·盧愷傳》云：開皇初，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除名。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彥師傳》云：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時論美之。則選法雖平，人心初不因之而變矣。《魏書·肅宗紀》：熙平元年（516），八月，詔庶族子弟，年未十五，不聽入仕。則北方入仕，雖庶族亦習於早。而貴胄尤甚，楊愔年十八，拜通直散騎侍郎。裴寬年十三，以選為魏孝明帝挽郎，呂思禮年十九舉秀才。袁聿修九歲，崔瞻子。年十五，封孝琰孝琬弟。年十六，皆州辟主簿。白建諸子幼稚，俱為州郡主簿。新君選補，必先召辟，皆其尤較然者矣。 選法之敝，外任必輕。史臣言：「漢氏官人，尚書郎出宰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為郎。」《北史·元文遙傳論》。則晉初尚視之甚重。然傅咸言：「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頹，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則其實已漸輕矣。《晉書·袁甫傳》：甫詣中領軍何勖，自言能為劇縣。勖曰：「惟欲宰縣，不為台閣，何也？」葛洪言：「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煩劇所重，其惟百里。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闕。」病其時「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遷；或高人屬託，而凡品以無能見敘；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於貨賄，惟富是圖。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恣其貪殘。黎庶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叛者眾，則不得不屯聚而為群盜矣」。《抱朴子·外篇·百里》。其為禍可謂博矣。梁武帝嘗著令：小縣有能，遷為大縣，大縣有能，遷為三輔令，《梁書·良吏傳》。已見第十二章第五節。《傳》又云：何遠為武康令，高祖聞其能，擢為宣城大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又《南史·循吏傳》：傳琰，升明中自山陰令遷益州刺吏。自縣遷州，近世罕有。雖設是令，行之蓋寡。《梁書·蕭昱傳》：因求邊州不遂，表解黃門侍郎職。高祖手詔答曰：「昔漢光武兄子章、興二人，並有名宗室。就欲習吏事，不過章為平陰令，興為緱氏宰。政事有能，乃遷郡守。」昱高祖從父弟。其言善矣。然諸子弟，皆為大州，則亦徒能言之而已。北朝此弊，尤甚於南。《魏書·辛雄傳》：上疏言：「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游俊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而《北齊書·元文遙傳》言：齊因魏朝，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546文遙以縣令為字人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遊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為縣，自此始也。則其弊實至齊世，始克一革。然其末流，粥爵賣官，郡縣之亂，更為前世所未有。見第十四章第四節。《顏氏家訓·省事篇》曰：「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喧動女謁，拜為守宰。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聯貴一時。而為執政所患，隨而司察，既以得利，必以利治。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則此曹雖以詭遇，旋亦受禍。然朝政濁亂既甚，此亦不足以遏之也。周大祖任蘇綽，為六條詔書，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見第十四章第五節。又盛選賢良，授以守令；見《周書·樂遜傳》。可謂得為治之要。然周世功臣多為刺史，未免暗於政務，亦仍是亂世之餘習也。《周書·令狐整傳》：晉公護謂整曰：「以公勛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無容遠出。然公門之內，須有衣錦之榮。」乃以其弟休為敦煌郡守。《隋書·柳彧傳》：遷治書侍御史。於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任趙州，暗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上善之，平子竟免。則雖勤民如隋文，猶未能遽革其弊也。 郡縣之不能善其政，與任期久暫，關係殊大。《晉書·王戎傳》：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而司隸校尉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群臣，在職未期，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蓋奔競之俗，必不容有久處之官也。《南史·謝莊傳》：莊於孝建時表陳求賢之義，謂政平訟理，莫先親人，親人之要，是歸守宰，蒞人之職，官遵六年之限。《傳》言初文帝世限三十而仕，郡縣六周乃遷代，刺史或十年余。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長少，蒞人以三周為限。宋之善政，於是乎衰。然齊武帝永明元年（483）詔言：「宋德將季，風軌陵遲。列宰庶邦，彌失其序。遷謝遄速，公私凋弊。蒞民之職，一以小滿為限。」《良政傳》：永明郡縣居職，以三周為小滿。則其未造，並三周之制而亦不能守矣。明帝建武三年（496），正月，詔申明守長六周之制。其法後亦破壞，見第十章第四節。魏守令以六年為限，見《魏書·房法壽傳》。考課亦以六載為程。見《魏書·蕭寶夤傳》。高祖延興二年（472），十二月，詔曰：「頃者已來，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民之心，競為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溫仁清儉，克己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遷位一級。其有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甫爾，必加黜罰。著之於令，永為彝准。」可見定法，亦徒空文也。 海宇分崩之際，用人者多特注意於撫綏，此雖不過為招徠新附，傾動敵人之計，然使僻陋之區，亦得有人與聞政事，則匪徒為治，抑亦敷化之良謨矣。《晉書·儒林傳》：文立，巴郡臨江人。蜀時游大學，師事譙周。仕至尚書。入為大子中庶子。表請諸葛亮、蔣琬、費褘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敘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並以立為散騎常侍。及吳平，劉頌欲得壯王以鎮撫之，使之隨才授任，求富貴者取之國內，已見第三章第九節。然《賀循傳》：循以無援於朝，久不進敘。陸機上疏薦之，有云：「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以均分顯路，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雍隔之害，遠國益甚。荊、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陶侃傳》：侃察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後與語，乃異之。除郎中。伏波將軍孫秀，以三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為掾屬，以侃寒宦，召為舍人。觀此，知殊方人士，其受岐視尚頗甚。然此特仕途黨援奔競之私，朝廷立法，固未嘗如此。且如元帝，渡江而東，亦卒不得不用王導之策，撫用其人也。明帝大寧三年（325），八月，詔曰：「吳時將相名賢之胄，有能纂修家訓；又忠孝仁義，務己守真，不聞於時者；州郡中正，亟以名聞，勿有所遺。」其汲引之，固猶未嘗敢怠矣。梁武帝天監五年（506），正月，詔曰：「在昔周、漢，取士方國。頃代凋訛，幽仄罕被。人地孤絕，用隔聽覽。士操淪胥，因茲靡勸。凡諸郡國舊族，邦內無在朝位者，選官搜括，使郡有一人。」此蓋所以使登庸遍逮於僻陋之區。七年（508），二月，詔於州郡縣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其意亦猶是也。邢巒之寇巴西也，言其民望，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學箋啟，往往可觀。去州既遠，不能仕進，是以郁怏，多生動靜。欲立州以鎮撫之。事見第十一章第四節。是則不徒天朝，即州郡，亦宜明揚側陋，以舒其意氣矣。抑僻陋如巴西，山居族落，猶有長於文學者，又足見文教之久已覃敷，登庸之不可不急也。韓麒麟以孝文時為齊州刺史，以新附之人，未階台宦，州郡局任又少，請守宰有闕，推用豪望，並增置吏員。李彪上封事，亦請擢河表七州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以懷江、漢，傾敵人，撫新附。可見疆埸之間，一彼一此，皆不得不以招懷為務矣。惟勞人武夫，不知政術者，用為長吏，亦不免詒害於民，元嘉時淮西有此情形，長沙王道憐曾言之，見《宋書》本傳。則又不可不慎也。 資格用人，世皆以為始於魏之崔亮，其實非也。547劉寔作《崇讓論》，言「能不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有勢者之所念也。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是當時用人，勢家而外，仍重資格；即同為勢家，進用之後，亦惟論其資格；此固勢之所不能免也。王亮以江祏專朝，多所進拔，每持異議，已見前。及祏遇誅，群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更弗能止。其所選用，拘資次而已。《梁書·王泰傳》：敕掌吏部郎事，俄即真。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為之，不通關求。吏先至者即補，不為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平。《陳書·王瑒傳》：除吏部尚書。務在清靜，謹守文案，無所抑揚。皆資格用人之法：蹈常習故，夫人所能，原無待於異才，藉口求才，轉足便黨援而開奔競，此固古今一轍；而嬖倖競進之世，尤非此無以拒之；此資格之所以不能不用也，夫崔亮則亦若是而已矣。 《魏書·張彝傳》：彝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卻武人，不使與在清品。由是眾口喧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剋期會集，屠害其家。《崔亮傳》：亮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靈大後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為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辟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材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以書規亮。亮答書曰：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爵人也，而汝猶雲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鑑，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勛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案觀亮答劉景安書，即微武人入選，吏部亦易得才？然則以失才歸咎於亮，不過當時議論如此，未必得實也。諍是法者，有辛雄及薛琡，琡謂「執簿呼名，一吏足矣」，然如亮之所言，以一人之鑑，照察天下，果何以求其所為之有異於吏哉？雄病「委斗筲以共治，托碩鼠以百里」，致使「夷夏之民，相將為亂」，此亦入選者多勛人武夫之失，非資格之咎也。齊文襄始革是制，已見第十四章第一節。《北齊書·高乾傳》：乾弟慎，征為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世宗奏令改選焉。事權在手，則其志易行，此亦非可望諸亮也。 整飭官方，莫亟於嚴明考課。魏世嘗使劉劭等為之，已見《秦漢史》第十八章第四節。晉初杜預受詔為黜陟之課。《晉書》本傳曰：「其略曰：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豈若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采案。其六載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六年頓薦，黜陟無漸。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無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亦將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亦無取於黜陟也。」此文似預上其所為之奏牘，其詳則不可得聞矣。劉頌病晉武每精事始而略於考終，監司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已見第二章第一節。頌之言曰：「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准，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頌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不，明其賞罰，賈、郭專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 宋、齊、梁、陳四朝，考課之法不著。北魏則傳者頗詳。《魏書·高祖紀》：大和十八年（494），九月，壬申朔，詔曰：「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已下，尚書重問，五品已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壬午，帝臨朝堂，親加黜陟。明年（495），十月，壬戌，又詔諸州牧：「精品屬官，考其得失，為三等之科以聞，將親覽而升降焉。」《世宗紀》：永平四年（511），十二月，詔三載考察，政之明典。正始二年（505）以來，於今未考。功過難易，寧無升降？從景明二年（501）至永平四年（511），通考以聞。自景明二年（501）至永明四年（511）凡九年，似又復三考黜陟之舊，然其後又系三歲一考，則高祖之法固在，特時怠慢不舉耳。《崔鴻傳》：延昌二年（513），將大考百僚，鴻建議曰：「二漢以降，大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遷進。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三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制已行，猶宜消息。」世宗不從。然《紀》言延昌三年八月甲申，帝臨朝堂，考百司而加黜陟，則似又復孝文之法矣。《蕭寶夤傳》：寶夤以正光四年（523）上表曰：「自比已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謂之考功，事同泛陟。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駁落殆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惰？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跡，立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又守令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而東西兩省，文武閒職，公府散佐，無事冘官，及其考日，皆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何內外之相縣，令厚薄之如是？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慚什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此非杜預所謂公相容過，清議大頹者邪？益以立法之詖，而是時之選政，不可問矣。寶夤欲使「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核才行能不，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列上尚書，覆其合不，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干務忠清，甄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仆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其內外考格，乞求博議，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恆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竟無所定。《肅宗紀》孝昌二年二月，詔每歲一終，郡守列令、長，刺史列守、相，以定考課，辨其能不。若有濫謬，以考功失衷論。是時朝綱方紊，亦非徒法所能濟也。 第五節　賦稅 漢世田租取粟，賦諸地；口稅取錢，斂諸人。魏武平河北，下令收田租畝一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口錢始變為戶調，548已見《秦漢史》第十八章第五節。此時未有授田之制，戶調田租，猶析為二，至晉武帝平吳，而二者又合為一矣。事見第十九章第三節。東晉之制，見於《隋書·食貨志》，云：「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賧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549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恆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為征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准《通典》，《通考》皆作惟。所輸，終優於正課焉。」蠻夷收其賧物，蓋各隨其土之所出。嶺外酋帥，則征其貢而非稅其民。浮浪人所出，蓋亦無定物，惟僑民雖雲散居無土著，猶當與江南之民，同循戶調之法耳。《隋志》述其制云：「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並半之。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丁。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女以嫁者為丁，若在室，年二十乃為丁。其田畝稅米二斗。蓋大率如此。」二斗，一本作二升，蓋據哀帝時之制言之，550見第十九章第三節。《宋書·孝武帝紀》：大明五年（461），十二月，制天下民戶，歲輸布四匹，《通考》作尺。蓋就舊法而增之。《晉書·李雄載記》云：其賦：男子歲谷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亦略循晉法也。 北魏孝文之制，亦已見第十九章第三節。《魏書·食貨志》：肅宗孝昌二年526），稅京師田畝二升，借賃公田者畝一斗。齊、周之制，亦見《隋志》。齊河清三年（564）定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為中，六十六已上為老，十五已下為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執事官一品已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賁已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受田。《通典》作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又每丁給永業田二十畝為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床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通典》作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台，義租納郡，以備水旱。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551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當州谷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谷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焉。租入台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慾輸錢者，准上絹收錢。案戶調之式，及魏、齊之制，552皆人人受田，而晉成、哀及魏肅宗之時，又別有田稅者？晉成、哀時制，見第十九章第三節。蓋皆指公田言之，觀北齊之制可明。此田蓋王公貴人受者為多，故晉孝武改成、哀之制，史言自王公已下，口稅若干。亦見第十九章第三節。魏虜則又以此惠其所謂代來戶也。後周大祖作相，創製六官。司均掌田裡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通典》作七。已上宅四畝，口五已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通典》作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癃《通典》作疾。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通典》作一之。皆以時征焉。若艱凶札，則不征其賦。 租調所取，以粟帛為大宗，此外更有所取，則謂之雜調。《齊書·鬱林王紀》，即位後詔曰：「凡逋三調及眾債，在今年七月三十日前，悉同蠲除。」《通鑑》胡三省《注》曰：「三調，謂調粟、調帛及雜調也。」553《魏書·任城王澄傳》：澄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民，五調疑三調之誤。軍國所須，不能以粟帛為限。除列州、郡、縣制為征賦外，南朝此項征賦，頗於國用有關。當時淫縱之君，或迫臣下以貢獻，事見第十九章第二節，未必不由此而馴致。然貪取雖為非法，任土自是彝。典觀第十章第四節所引齊明帝建武元年十月詔可知。是歲十一月，又詔「邑宰祿薄俸微，雖任土恆貢，自今悉斷。」胡三省《通鑑注》曰：「觀此，則江左之政，縣邑不由郡、州，亦得入貢天台矣。」此《隋志》所由以列州郡縣並舉也。《宋書·明帝紀》：泰始二年（467），十一月，「詔方物職貢，各順土宜，出獻納貢，敬依時令」。即當折課、市取，當時征斂，折易頗多。《晉書·王廙傳》：弟子彪之，為會稽內史，桓溫以山陰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之。《宋書·孝武帝紀》：大明七年（463），以浙東諸郡大旱，聽受雜物當租。《齊書·武帝紀》：永明四年（486），五月，詔「揚、南徐二州今年戶租，三分二取見布，一分取錢。來歲以後，遠近諸州輸錢處，並減布直，匹准四百，依舊折半，以為永制。」《竟陵王子良傳》言：時詔折租布，二分取錢。《王敬則傳》載子良啟，謂：「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須者，可聽隨價準直，不必一應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此即所謂折課。《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420），七月，詔：「台府所須，皆別遣主帥，與民和市，實時裨直，不復責租民求辦。」《齊書·武帝紀》：永明五年（487），九月，詔曰：「自水德將謝，喪亂彌多，師旅歲興，饑饉代有。軍國器用，動資四表。不因厥產，咸用九賦。雖有交貿之名，而無潤私之實。民咨塗炭，職此之由。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糶米、谷、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遠邦嘗市雜物，非土俗所產者，皆悉停之。必是歲賦攸宜，都邑所乏，可見直和市，勿使逋刻。」皆欲變賦斂為市取者也。《豫章王嶷傳》：其為荊州，禁二千石官長，不得與人為市，蓋有借官市為名，行私市之實者。北朝亦有折征之制。《魏書·前廢帝紀》：僭位後詔天下調絹，四百一匹，此折絹為錢也。《韓麒麟傳》：在齊州，欲減絹布，增益谷租，見第二十一章第三節，此亦猶折帛為谷也。《食貨志》云：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征之，其厲民，蓋不徒在豫征而已。然其實並不能然。《宋書·武帝紀》：義熙八年（412），十一月，公至江陵，下書「台調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即所謂雜調也。《魏書·食貨志》曰：顯祖即位，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所以振益黎庶。先是大安中，高宗以常賦之外，雜調十五，頗為煩重，將與除之。尚書毛法仁曰：「此是軍國資用，今頓罷之，臣愚以為不可。」帝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竭，百姓有餘，吾孰與不足？」遂免之。未幾，復調如前。《高宗紀》：興安二年（453），正月，詔與民雜調十五，蓋至大安中復免其十五也。然《紀》不載其事，大安四年五月壬戌詔，亦僅言「比年以來，雜調減省」而已。蓋其免之甚暫，故《紀》漏書。《北史·魏諸宗室傳》，以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之言，出於常山王遵之子素，亦與《志》異。至是乃終罷焉。於是賦斂稍輕，民復贍矣。《顯祖紀》：和平六年（465），六月，詔諸有雜調，一以與民。此朝廷所取於民。《世祖紀》；真君四年（443），六月，詔：「復民貲賦三年。其田租歲輸如常。」貲賦蓋謂按其貲產多少為賦，亦雜調也。《任城王澄傳》：轉定州刺史。初民中每有橫調，百姓煩苦。澄多所省減，民以忻賴。此地方之所取也。賦稅所取非一，故如有蠲免，亦隨時而各不同。當時賦稅減免，史所言者，名目不一。有曰戶課者，《晉書·武帝紀》：大康五年（284），減天下戶課三分之一是也。有曰戶調綿絹者，《晉書·惠帝紀》：永平元年（291），五月，除天下戶調綿絹是也。有曰戶調田租者，《惠帝紀》：永興元年（305），十二月，詔戶調田租，三分減一是也。有曰租稅者，《宋書·孝武帝紀》：元嘉三十年（453），五月，曲赦京邑二百里內，並蠲今年租稅；大明五年（461），二月，伐蠻之家，蠲租稅之半是也。有曰稅調者，《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八年（451），二月，詔凡遭寇賊郡縣，流寓江淮者，並聽即屬，並蠲復稅調；《順帝紀》：升明元年（477），雝州大水，八月，遣使振恤，蠲除稅調是也。有但言調者，《宋書·後廢帝紀》：元徽四年（476），平建平王景素之亂，原京邑二縣元年以前逋調；《順帝紀》：升明元年八月，原除元年以前逋調是也。有曰眾調者，《宋書·明帝紀》：泰始二年（467），十一月，制使東土經荒流散，並各還本，蠲眾調二年是也。有曰田租者，《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四年（447），正月，蠲建康、秣陵二縣田租之半；二十六年（449），車駕陸道幸丹徒，行所經蠲田租之半：《孝武帝紀》：大明七年（463），十二月，行幸歷陽，蠲郡租十年；《前廢帝紀》：永光元年二月，《明帝紀》：泰始四年四月，皆減郡縣田租之半；《梁書·侯景傳》：景既據壽春，屬城居民，悉召募為將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是也。減免租布之事最多。有以災荒免者，《晉書·孝武帝紀》：寧康二年（374），四月，皇大後詔：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聽除半年；《宋書·孝武帝紀》：元嘉三十年（453），閏月，蠲尋陽、西陽租布三年是也。有以流亡免者，《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420），八月，開亡叛，赦限內首出，蠲租布二年是也。有以京邑或興王之地免者，是月，詔彭城桑梓本鄉，優復之制，宜同豐、沛，沛郡，下邳，可復租布三十年；《文帝紀》：元嘉四年（427），二月，行幸丹徒，三月，詔丹徒桑梓綢繆，大業攸始，其蠲今年租布；二十六年（449），二月，幸丹徒，三月，復丹徒僑舊今歲租布之半是也。有以行倖免者，《孝武帝紀》：大明七年（463），二月，大赦天下，行幸所經，無出今歲租布是也。有以行義免者，《宋書·孝義傳》：賈恩、潘綜、王彭，皆蠲租布三世是也。《劉道產傳》：弟道錫，為巴西、梓潼二郡大守。元嘉十八年（441），為氐寇所攻，募吏民守城，復租布二十年。及賊退，朝議賊雖攻城，一戰便走，聽依本要，於事為優。右衛將軍沈演之等謂宜隨功勞裁量，不可全用本誓，多者不得過十年。從之。案《齊書·高帝紀》：建元四年（482），正月，詔：「建元以來戰賞，蠲租布二十年，雜役十年。其不得收屍，主軍保押，亦同此例。」則似蠲租布二十年，軍中故有此例，道錫特援用大優耳。 雜物而外，粟帛似應皆取諸租調之中，然亦有別立名目多取之者。《晉書·成帝紀》：咸康二年（336），二月，算軍用稅米，空縣五十餘萬石，尚書謝褒以下免官。此尚可雲即在常賦之中，特度支別立一目。《陳書·世祖紀》：天嘉元年（560），三月，詔今歲軍糧，通減三分之一。《宣帝紀》：大建三年（571），三月，大赦天下。自大康元年（280）訖大建元年（569）逋余軍糧、祿秩、夏調未入者悉原之。則其取諸民，亦別列一目矣。《魏書·高祖紀》：延興三年（473），十月，大上皇帝親將南討，詔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軍糧，亦臨時增取於民者也。《韓麒麟傳》：慕容白曜表麒麟與房法壽對為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周書·王羆傳》，羆鎮華州。時關中大飢，徵稅民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篣棰。以是人有逃散。惟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亦皆增取於民，以供軍食者也。 戶調所征，悉系著籍之戶，故所最慮者為漏籍。宋武帝至江陵，下書曰：「江、荊二州，凡租稅調役，悉宜以見戶為正。」則稅役有與戶籍不符者。然如是者究少。《魏書·食貨志》云：先是禁網疏闊，民多逃隱。天興中，詔采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為細繭羅谷者甚眾。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554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始光三年（426），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議出閹官仇洛齊，見第十七章第三節。《隋書·食貨志》云：元象、興和之中，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神武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租調之入有加焉。武定二年（544）事，亦見第十七章第三節。皆可見漏籍者多，賦稅必闕也。 耕桑之民而外，北朝亦有他法以取之，如魏泰常六年（421），六部民羊滿百口，調戎馬一匹是也。見第二十章第一節。此猶南朝於蠻俚則取其賧物矣。 田租有不入公家者。宋武帝江陵之令又曰：「州縣屯田，利入守宰者，555一切除之。」《晉書·安帝紀》：義熙九年（413），四月，罷臨沂、湖熟皇后脂澤田四十頃，以賜貧人。皆其事也。《魏書·高允傳》：時多禁封良田，京師游食者眾。允言：「古人云：方一里，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三萬七千頃，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天下之廣乎？」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禁封良田，夫何為哉？《傳》又言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其利。《任城王澄傳》云：在定州，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口。《北齊書·段韶傳》：平高歸彥，賜歸彥果園千畝。非棄田以為園囿，則變官稅為私租而已。 人民所苦，力役尤甚於租調。《晉書·食貨志》：武帝制戶調之式，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為老、小，不事。《范寧傳》：寧陳時政曰：「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為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丁，所任者非復童幼之事。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宜修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此法令所定成丁之年大早，詒害於民者也。《宋書·王弘傳》：弘上言：「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體有強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移之公役，動有定科。庸宰守常，已有勤劇，況直苛政，豈可稱言？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弊尤深。致令依寄無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功，逃竄求免。家人遠計，胎孕不育。請以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從之。然《文帝紀》元嘉十七年（440）詔，猶有「役召之品，遂及稚弱」之語，則苛政亟行，並有非法令所能限者矣。役法與戶籍，關係最大，參看第十七章第三節。 《隋書·食貨志》言：東晉之制，男丁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其實役之遠過於此。其取丁之法，通常三丁取二，五丁取三。《南史·孝義傳》：孫棘謂宋大明五年（461）發三五丁；《郭祖深傳》：祖深上封事，謂自「梁興以來，發人征役，號為三五」是也。《康絢傳》：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其取之之法，較三五少寬，蓋以其役實重難故也。《齊書·周顒傳》：顒言：「山陰邦治，事倍余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躓：惟上虞以百戶一滂，大為優足。」則各地方之役法，亦有善惡之不同。然能善者蓋甚鮮。酷者乃至役及女丁。556《宋書·元兇劭傳》：劭拒義軍時，男丁既盡，召婦女親役，猶曰非常時事也。《梁書·武帝紀》：大同七年（541），十一月，詔停在所役使女丁；《安成王秀傳》：郢州當塗為劇地，至以婦人供役；則並習為恆事矣。 有恆役，有雜役。《魏書·高祖紀》：延興三年（473），十一月，詔河南七州之民，有鰥寡孤獨，貧不自存者，復其雜徭，大和二十年（496），七月，詔輕徭薄賦，君人常理，歲中恆役，具以狀聞。《劉昺傳》：正光三年（522），大保崔光奏乞敕尚書推檢昺後，所屬甄免碎役。四年（523），六月，詔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碎役即雜役也。雜役厲民，遠較恆役為甚。《齊書·周顒傳》：建元初為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顒言於大守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只應轉竭。蹙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亦有摧臂斮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柤杖被錄，稽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此雲役命有常，乃謂有常程限，非謂所課者為常事也。《晉書·庾亮傳》言：亮為丹陽尹，除重役六十餘事。可見雜役重難者甚多。 隨意役民，本有禁令。如《魏書·高宗紀》：和平四年（463），三月，詔「內外諸司，州鎮守宰，侵使兵民，勞役非一。自今擅有召役，逼雇不程，皆論同枉法。」《高祖紀》：大和元年（477），詔「牧民者輕有徵發，致奪民時，以侵擅論」是也。然其事卒非法令所能禁。《梁書·武帝紀》：大同七年（541），十二月詔，謂：「或供廚帳，或供廄庫，或遣使命，或待賓客，皆無自費，取給於民。」557其侵漁可謂甚矣。河北郡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見《周書·裴政傳》。《魏書·安同傳》：大宗詔與肥如侯賀護持節循察並、定二州，糾舉守宰不法。同至并州，表刺史擅用御府針工，請案律治罪。善矣，然其東出井陘至鉅鹿，乃發眾四戶一人，欲治大嶺山，通天門關。又築塢於宋子。大宗以同擅徵發於外，檻車征還。召群官議其罪。皆曰：「同擅興事役，勞擾百姓，宜應窮治，以肅來犯。」而大宗仍以同雖專命，本在為公，意無不善釋之，則又何也？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轉運，使公孫軌詣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魏書·公孫表傳》。軌表第二子。亦不過坐征還而已。 役之事，征戍為大，而漕轉次之。古人於役，最苦其遠，說見《秦漢史》第十八章第五節。晉、南北朝，亦未免斯弊。《晉書·劉頌傳》：頌上疏言：「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為，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咸有死亡之患。」欲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更不能，則靜三分之二，吏役不出千里之外」，參看第二章第一節。此誠當時靖民之急務也。王羲之遺謝安書，論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之弊，已見第十七章第三節。《魏書·食貨志》言轉運中州以實邊鎮之弊，見第二十一章第六節。又《楊椿傳》：除定州刺史。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戶。年常發夫三千，草三百車，修補畦堰。椿以屯兵惟輸此田課，更無徭役，及至閒月，即應修治，不容復勞百姓，表罷之。有屯兵而轉致勞民，尤見征戍之詒毒也。 興築之事，亦為勞民之一大端。高齊之築長城，事見第二十一章第四節。《北齊書·趙郡王叡傳》云：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之輩，各自先歸。羸弱之徒，棄在山北。558加以飢病，多致僵殞。叡於是親率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營伍，督率監領，強弱相持。遇善水草，即為停頓。分有餘，贍不足。賴以全者十三四焉。肯留意撫綏者，不過十全三四，況視之如草芥者乎？韋孝寬於汾州、離石間置城，事見第十六章第六節。是役也，征徒至十萬。可見營建勞民之甚矣。 補吏亦為民所深苦。宋武帝平江陵，下書：「荊、雝二州西局蠻府吏，及軍人年十二以還，六十以上，及撫養孤幼，單丁大艱，悉仰遣之。窮獨不能存者，給其長振。府州久勤將吏，依勞銓序。」《南史·張纘傳》：為湘州刺史，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並。此兩事，可見與於役者，老稚，疾病，窮獨，皆不得免焉。《梁書·良吏傳》：沈瑀為餘姚令。縣南有豪族數百家，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為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此可見為吏之困辱，故法令於其召補，每加制限。如宋武帝平江陵，命州、郡、縣吏皆依尚書定製實戶置是也。《孝武帝紀》：元嘉三十年（506），八月，武皇帝舊役軍身，嘗在齋內，人身猶存者，普賜解戶。《梁書·安成王秀傳》：為郢州，主者或求召吏。秀曰：「此州凋殘不可擾。」此等皆見稱為寬政。《謝方明傳》：轉會稽大守。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倩發士庶。事既寧息，皆使還本，而屬所割害，或即以補吏，守宰不明，與奪乖舛，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慎所宜。雖服役十載，亦一朝從理。東土至今稱詠之。此又可見補吏之事，其中弊竇孔多也。 事有必待專技，然後能為之者，古人以此設工官。後世乃亦召民為之。逮其身亡而役不免，而其業又未必能守之以世也，則遂變為雜役。王羲之與謝安書曰：「百工、醫寺，死亡絕後，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為重於殺戮，可以絕奸。此又可見當時雜役之重。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百工醫寺而可以五歲刑者充之，其徒為雜役審矣。然有待專技之事，究非夫人所能為也，乃又別召民為之。如《南史·齊本紀》言：東昏侯大起諸殿，縶役工匠。《陳書·高祖紀》：永定二年（558），十月，大極殿成，匠各給復。《宋書·劉敬宣傳》，言守宣城者，多調發工巧，造作器物。《梁書·賀琛傳》：琛啟陳事條，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責之。有曰：「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陳書·宣帝紀》：大建二年（570），八月，詔巧手於役死亡，不勞訂補。《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472），四月，詔工商、雜技，盡聽赴農。《任城王澄傳》：澄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即住。皆有專技之民，見役於官之事也。 王羲之欲以死罪原輕者充兵役，五歲刑充雜工醫寺，蓋謂永充大役。亦有事出一時者，齊武帝欲修白下城，難於動役，劉系宗啟謫役東人隨唐寓之作亂者，從之，其事也。 復除之事，有為經制者，如魏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是也。見第十九章第三節。此制百二十五家之內，凡復三十八人。其後元孝友言：《令》制百家為黨族，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鄰，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則其制已小異。見第三節。其出臨時措置者：或以丁多，如晉武帝咸寧元年（275），二月，以將士應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給復是也。大康元年（280），十月，除五女復。或以產乳及新昏，如齊明帝建武四年（497），正月，詔民產子蠲其父母調役一年，又賜米十斛，新昏者蠲夫役一年是也。或以劫後移徙，如晉武帝大康元年（280），孫氏大將戰亡之家，徙於壽陽，將吏渡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復二十年是也。或以劫後撫綏，如陳宣帝大建十一年（579），三月，詔淮北義人，率戶口歸國者，建其本屬舊名，置立郡縣，即隸近州，賦給田宅，喚訂一無所豫是也。或以舊恩，如晉元帝大興三年（320），七年（324），詔琅邪國人在此者，近有千戶，今立為懷德縣，統丹陽郡。昔漢高祖以沛為湯沐邑；光武亦復南頓，優復之科，一依漢氏故事是也。或以行義，如《宋書·孝義傳》：嚴世期復身徭役，張進之詔在所蠲其徭役是也。或以舊勞，如陳大極殿成，匠各給復，見上。世祖天嘉元年（560），二月，以討王琳，舟艦輸積，權倩民丁，蠲復丁身夫妻三年，於役不幸者，復其妻子是也。《魏書·高祖紀》：大和十一年（487），五月，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緦服以上，賦、役無所與，三長復征戍，余若民，見第十九章第三節。《孝感傳》：閻元明復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此則所謂賦役無所與者也。《文明後傳》：後制內屬五廟之孫，外戚六親緦麻，皆受復除，當即大和十一年（487）事。此宗戚之特恩也。《恩幸傳》：王叡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此為臣下之異典。《世祖紀》神四年（431），自破赫連定還，戰士賜復十年，此所以優戰士。《高宗紀》：和平二年（461），三月，詔民年八十已上，一子不從政。《高祖紀》：延興三年（473），十一月，詔河南七州年八十已上，一子不從政。承明元年（452），十月，詔七十已上，一子不從政。大和四年（480），七月，詔會京師耆老，賜錦采、衣服、几杖、稻米、蜜、面，復家人不徭役。此則所以優老也。三長之制，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見第十九章第三節。《前廢帝紀》：僭位後詔：百雜之戶，貸賜民名，官任仍舊。此則口惠而實不至矣。 凡士姓皆蠲役，已見第十七章第三節，第十八章第一節。《晉書·石季龍載記》：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苻堅載記》：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則雖五胡，亦能守茲成法也。宋孝武帝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為盜賊。《宋書·沈懷文傳》。梁鄱陽王恢之子泰，為譙州刺史。遍發人丁，使擔要輿、扇、傘等物，不限士庶。恥為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放免之。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乃先覆敗。《南史》本傳。其為禍之烈如此。隸屬於人者亦無役，如佃客、衣食客是也。見第十八章第四節。張方決千金堨，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廩。詳見第三章第三節。時又發奴助兵。成帝咸和六年（331），正月，以運漕不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昇平三年（359），三月，詔以比年出軍，糧運不繼，王公已下，十三戶借一人一年助運。此皆罕有之事。《刁協傳》言：「以奴為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眾庶怨望之。」可見積習之不易破矣。參看第十八章第四節。《南史·齊東昏侯紀》言：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為附隸，謂之屬名，見第十章第六節。亦有所不得已也。出家及疾病者，於法亦免，故范寧言人或殘形翦發，要求復除，《東昏侯紀》亦謂東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詐病焉。 賦與役，皆當視貲產之厚薄，以為重輕。蘇綽《六條詔書》曰：「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系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奸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故平定物力之事，559由之而起。《晉書·劉超傳》：超補句容令。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詰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出，有餘常年。此即宋世之手實法也。《魏書·世祖紀》：延和三年（434），二月，詔令州、郡、縣隱括貧富，以為三級。其富者租賦如常，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大延元年（435），十二月，詔「州、郡、縣不得妄遣吏卒，煩擾民庶。若有發調，縣宰集鄉邑三老，計貲定課。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縱富督貧，避強侵弱。」蓋始分為三級，繼又曲分為九。《隋書·食貨志》言：齊文襄始立九等之戶，560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實則九等定戶，乃魏世之成法，文襄所創者，或稅役之別耳。貲與力之相貿，蓋事勢不得不然。齊永元後，遠郡之役，悉令上米准行，已見第十章第六節。史以是為東昏秕政，然《宋書·順帝紀》：升明三年（479），正月，齊王表諸負官物質役者悉原除，所謂質役，蓋負物不能償，而出力以為代，561事與上米准行相反，理則一也。顧憲之言：山陰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參看第十九章第一節。此等人本未必能出力。稅其錢，實開明世別銀差於力差之先聲，亦得宋王安石令無役者出助役錢之意。《宋書·周朗傳》：朗言：「取稅之法，宜計人為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蓋病戶等平定之不實。朗又云：「桑長一尺，圍以為價，田進一畝，度以為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齊竟陵王子良言：「三吳守宰，務在裒克，圍桑品屋，以准資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其弊，亦與後世無異矣。戶調法行之後，本已無所謂丁稅。562然《齊書·豫章王嶷傳》：言其為荊、湘時，以谷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王敬則傳》載竟陵王子良啟云：「建元初狡虜遊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梁書·良吏傳》云：高祖元年（502），始去人貲，計丁為布；《陳書·宣帝紀》：大建九年（577），五月，原五年訖七年逋貲絹，蓋亦計貲為絹。一似又有丁稅者；蓋亦或以之代役，或出臨時調斂，後遂相沿不廢也。 地方公共之事，人民往往能自立法而自治之，然亦往往為官府所破壞，會稽士庶，皆保塘役，而王敬則悉評斂為錢送台；東昏侯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為直，斂取見錢；皆見第十九章第一節。其事矣。《晉書·劉頌傳》：除淮南相。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強兼併，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此等良吏，蓋不可多得矣。 後周之法：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二旬，下年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則無力征。見《隋書·食貨志》：其立法可謂甚平，然其行之如何，則不可知也。 山澤之利，兩晉及宋、齊、梁、陳，多為官吏貴豪所固護，已見第十九章第三節。此等皆非法之所許，然亦有不然者。《梁書·蕭穎達傳》：御史中丞任昉奏曰：「風聞穎達啟乞魚稅，輒攝穎達宅督彭難當到台辨問。列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啟乞，限訖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於時謂非新立，仍啟乞接代僧琰。即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五十萬。」563雖實為私奉養，而必啟乞待許，即不翄官收其稅矣。北朝情形，與南朝略同。魏顯祖皇興四年（470），高祖大和六年（482），周靜帝大象二年（580），皆嘗弛山澤之禁。即北齊，亦僅後主武平六年（575），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開酒禁而已。然《魏書·酷吏傳》：崔暹坐障吝陂葦，為王顯所彈；《閹官傳》言：劉騰于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則其利為私家所擅者亦多。《北齊書·盧潛傳》，言其為揚州行台時，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政令豈能真行？民家無以自資，豪勢保無轉因之以為利者邪？ 鄣錮山澤，惡其奪民利而已，棄田以為園囿，564其弊亦與之同，故晉法明列其不為屬國焉。見第十九章第三節。然其事亦卒不能免。北朝尤甚，以其君好田獵也。《魏書古弼傳》云：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大半，以賜貧人，可見其占地之廣。《高祖紀》：延興三年（473），詔關外苑囿，聽民樵採。大和十一年（487），又罷山北苑，以其地賜貧民。《司馬楚之傳》：子躍，為雲中鎮將，朔州刺史。表罷河西苑封，與民墾殖。有司執奏：「此麋鹿所聚，大官取給。今若與民，至於奉獻時禽，懼有所闕。」詔曰：「此地若任稼穡，雖有獸利，事須廢封。若是山澗，虞禁何損？尋先朝置此，豈苟藉斯禽，亮亦以俟軍行薪蒸之用。其更論之。」躍固請宜以與民。高祖從之。此可見苑囿之立，實妨田業，又不徒鄣錮山澤而已。又魏於內地置牧場，占地甚廣，見第二十章第一節。世宗正始元年（504），延昌二年（513），皆嘗以其地賜代遷之民。可謂封豕長蛇，薦食上國已。 冶鑄之利，作兵為亟，民用後焉。《晉書·宣帝紀》：大和四年（480），興京兆、天水、南安監冶。《刑法志》云：「魏武帝時，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蓋斯時之鐵，多以作兵，故乏於他用也。《宋書·百官志》：衛尉一人，丞二人晉江右掌冶鑄。領冶令三十九，戶五千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而江南惟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屬揚州，不屬衛尉。衛尉，江左不置。宋世祖孝建元年（454）復置。又云：東冶令一人，丞一人。南冶令一人，丞一人。漢有鐵官。晉置令，掌工徒鼓鑄，屬衛尉。江左已來，省衛尉，度隸少府。宋世雖置衛尉，冶隸少府如故。江南諸郡縣有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吳所置。《王弘傳》：弘建屯田之議曰：「伏見南局諸冶，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準揚州。州之求取，亦當無乏。余者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弘建此議，在其為晉會稽王道子驃騎參軍主簿時，可見江左冶政，專攻兵器，罕資民用，565此其獲利所以甚微。宋世劉道濟刺益州，立冶斷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事見第八章第七節。又可見民用本不資官也。《陳書·世祖紀》：天嘉二年（561），十二月，大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榷酤之科。詔並施行。南朝言鹽利者，亦惟此而已。 北方僭偽諸國：慕容德嘗立冶於商山，置鹽官於烏常澤，事見《晉書·載記》。拓跋氏於鹽利頗詳。566《魏書·食貨志》云：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是時罷之。而民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於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寬簡，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其國用所資，別為條制，取足而已。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鄣吝；強弱相陵，聞於遠近。神龜初，大師高陽王雍、大傅清河王懌等奏：「先朝置司，公私兩宜，儲益不少。後中尉甄琛，啟求罷禁。被敕付議。尚書執奏，稱琛啟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為允。詔依琛計。乃為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鄣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若無大宥，罪合推斷。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為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以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灶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二斛四升。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據《本紀》，高祖大和二十年（496），十二月，嘗開鹽池之禁，與民共之。世宗景明四年（503），七月，詔還收鹽池利以入公。至正始三年四月，又詔罷鹽池之禁。此事由甄琛之奏，具見《琛傳》：其時尚書執奏之辭，亦謂「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細民怨嗟，商賈輕議」，則置監亦未必無弊也。《長孫道生傳》：曾孫稚，蕭寶夤反，為行台討之。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修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圾。東西連結，以應寶夤。稚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稚表言：「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略論鹽稅，一年之中，准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匹。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不先討關賊而解河東者，非是閒長安而急蒲阪，蒲阪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觀此，知河東鹽利之厚。《周書·寇俊傳》云：孝昌中，朝議以國用不足，乃置鹽池都將，秩比上郡，前後居職者，多有侵漁，乃以俊為之。是其時於此，資賴正深，而忽有廢之之詔。雖為長孫稚所格，至前廢帝即位，仍詔稅市、稅鹽，可悉廢之，可見稅弊之深矣。《柳崇傳》言：高祖時，河東、河北爭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阪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競，紛囂台府，可見官吏豪強，同以為利。《辛慶之傳》：大祖東討，為行台左丞。時初復河東，以本官兼鹽池都將。大統四年（538），魏攻正平郡，陷之，遂欲經略鹽池，慶之守御有備，乃引軍退。河橋之役，大軍不利，河北守令棄城走，慶之獨因鹽池，抗拒強敵，時論稱其仁勇。守令棄城，而監將猶能守土，豈亦以其利入厚，故能用其眾歟？《北史·崔昂傳》：右僕射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有利軍國。文襄以問昂。昂曰：「官煮須斷人灶。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請准關市，薄為灶稅。私館官給，彼此有宜。」朝廷從之。則遷鄴後四州官煮之外，他處仍有鹽稅也。周有掌鹽，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取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監鹽、形鹽，每地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見《隋書·食貨志》。 北朝冶鑄，亦以作兵為急。《魏書·大祖紀》：天賜元年（404），五月，置山東諸冶，發州郡徒謫造兵甲。《周書·薛善傳》：西魏於夏陽諸山置鐵冶，令善為冶監，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皆其事也。供民用者，亦間有之。如《魏書·崔挺傳》，言其為光州刺史，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是已。冶鑄之業，蓋以民營為多，故《食貨志》言鑄鐵為農器兵刃，在所有之；見第二十章第二節。咸陽王禧，史言其田業鹽鐵，遍於遠近；見第十二章第一節。而長白山亦為豪右鼓鑄之地也。見第二十章第四節。礦利，已見第二十章第一節。《肅宗紀》：神龜元年（518），閏月，開恆州銀山之禁，與民共之，則亦有弛禁之時。 酒稅，除禁釀外，大都有之。參看第二十一章第一節。東昏時，都下酒酤，皆折輸金，見第十章第六節。陳時虞荔、孔奐請立榷酤，見前。北齊文宣帝天保八年（557），八月，制榷酤，見《北史·本紀》。《北齊書》不載。後主立酒禁，亦見前。《宋書·文九王傳》：世祖普責百官讜言，建平王宏上書稱其弛榷酤，則似曾一時無稅。 關市之徵，歷代皆有。《晉書·武帝紀》：受禪後復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稅一年，可見魏時徵稅，遍於全境，晉亦因之。渡江已後，《隋書·食貨志》云：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晉書·王濬傳》：濬上書自理云：「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陳。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眾。臣軍先至，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敕所領，秋豪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北史·孟信傳》：信去官，居貧無食惟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觀此二事，知當時貨賣，多有文券也。歷宋、齊、梁、陳如此，此後世之契稅也。又云：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魚、薪之類過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其東路無禁，故方山津檢察甚簡。此後世之過稅也。又云：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大市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此後世之住稅也。《晉書·孝武帝紀》：寧康元年（373），三月，詔除丹陽竹格等四桁稅。《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420），以市稅繁苦，優量減降。《文帝紀》：元嘉十七年（440），十一月，詔州郡估稅，所在市調，多有煩刻，自今咸依法令，務盡優允。《孝武帝紀》：大明八年（464），正月，詔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粥米者，可停道中雜稅。又《前廢帝紀》：是年，六月詔，有「關市僦稅，事施一時，而奸吏舞文，妄興威福」之語。《齊書·鬱林王紀》：即位後，詔關市征賦，務從優減。《明帝紀》：建武元年（494），十月，詔商旅稅石頭、後渚，及夫鹵借倩，一皆停息。《竟陵王子良傳》：啟論司市之職，謂「前人增估求俠，後人加稅請代」。參看第二十章第三節。《顧憲之傳》：永明六年（488），行會稽郡事。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啟：「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記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敕示會稽郡：「此詎是事宜？可訪察即啟。」憲之議曰：「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饉。去乏從豐，良田飢棘。或征貨貿粒，還拯親累，或提攜老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贏，並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啟，亦當不殊。若事不副旨，懼詒遣詰，便百方侵苦，為公賈怨。元懿秉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參看第二十一章第四節。《梁書·武帝紀》：天監十五年（516），正月，詔關市之賦，或有未允。外時參量，優減定格。大同十一年（545），三月，詔四方所立市、埭、桁、渡、津稅，有不便於民者，尚書、州郡，各速條上。其時陸驗、徐驎遞為少府丞、大市令，並以苛刻為務，已見第十二章第五節。《陳書·宣帝紀》：大建四年（572），閏月，詔姑熟自梁末兵災，凋殘略盡。自今有罷任之徒，許分留部下。其已在江外，亦令迎還。悉住南州，津里安置。有無交貿，不責市估。十一年詔有「旗亭關市，稅斂繁多，不廣都內之錢，非供水衡之費，逼遏商賈，營謀私蓄」之語。《南史·陳本紀》，謂後主稅江、稅市，征取百端。其用沈客卿、陽慧朗，已見第十五章第二節。此皆關市政令，發自中樞，散見紀傳者也：亦有由地方為之者：《晉書·甘卓傳》言：卓遷梁州刺史，估稅悉除。又《儒林·杜夷傳》言：刺史劉陶，告廬江郡，常以市租，供給其家人糧廩。《齊書·豫章王嶷傳》：徙荊州刺史，以市稅重濫，更定樢格，以稅還民。侯景據壽春，停責市估，已見前。景後抗表，有雲「關市徵稅，咸悉停原，壽陽之民，頗懷優復」焉。《梁書·陸法和傳》：刺郢州，列肆之內，不立市丞，但以空檻籥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行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此等興替、增減，及其支用，悉由地方主之。可見當時關市之徵，中樞所取，實有限也。 北方諸國：張重華嘗除關稅，見《晉書·載記》。姚興增關津之稅，已見第十九章第三節。《魏書·沮渠蒙遜傳》：世祖詔公卿為書讓牧犍，有「切稅商胡，以斷行旅」之語。《甄琛傳》：琛論鹽池表有云：「今偽弊相承，仍崇關廛之稅，大魏恢博，惟受谷帛之輸」，則魏初似無商稅。肅宗時，稅市人出入者各一錢，店舍為五等，已見第十二章第二節。前廢帝即位，市稅與鹽稅並除，已見前。齊末，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悅，以其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焉。未幾而亡。見《隋書·食貨志》。周閔帝元年（557），初除市門稅。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亦見《志》及《周書·本紀》。宣帝稅入市者人一錢。靜帝立，罷入市稅錢，見《紀》。 第六節　兵制 晉、南北朝，為中國兵力衰微之世，其所由然，蓋以取之、教之者，皆不得其宜也。民兵之制，雖自東漢來已廢，然調發之制仍存。故《晉書·段灼傳》：灼言晉人可差簡丁強，如法調取，羌、胡非恩意告諭不可。然調發人民時甚少，自三國至南北朝，皆別有所謂軍戶者，已見第十七章第三節矣。軍戶放免，其事甚難，《宋書·孝武帝紀》：大明二年（458），正月，韶先帝龍飛荊楚，奉迎文武、吏身，可賜爵一級，軍戶免為平民，此乃特典。帛氐奴之亂，劉道濟免吳兵三十六營為平民；竟陵王誕之叛，孝武帝使垣閬襲之，誕焚兵籍，使壯士率之出擊：亦危迫之際，非常之措施也。而其困辱殊甚。《晉書·趙至傳》：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為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蓋軍戶之困辱久矣。服役率取長上。567長上之名，不始唐代。《通鑑》：晉安帝隆安二年（398），慕容寶長上段速骨、宋赤眉等作亂。《注》云：「凡衛兵皆更番迭上，長上者，不番代也。唐官制，懷化執戟長上，歸德執戟長上，皆武散階，長上之官尚矣。」案《宋書·張茂度傳》：子永，以世祖孝建二年（455），入為尚書左丞。時將士休假，年開三番，紛紜道路。永建議：交代之限，以一年為制。則番代之期，有甚短者。遵行者蓋漸少也。老稚亦不得免。《晉書·宣帝紀》：帝平公孫淵，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武帝紀》：平吳後，詔諸士卒年六十已上，罷歸於家；此已為甚晚。《宋書·自序》載沈亮啟大祖，謂西府兵士，或見年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已從役，尤可見其使之之酷。晉明帝之討王敦，詔敦之將士，單丁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亦危急時曠典也。身死又須補代。劉卞兄為大子長兵，死，兵例須代，功曹欲以卞代兄役是也。見第四節。於是人民規免者多，乃有以亡命、謫戶或蠻夷充之者。逃叛、死亡，追代或及親屬，甚者及於鄰伍。其虐，與明代之句軍無異矣。《晉書·庾冰傳》：冰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此以漏籍者為兵也。《毛璩傳》：璩遷淮南大守，尋補鎮北將軍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聚。璩建議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此以逃亡者為兵也。《宋書·沈慶之傳》：慶之前後獲蠻，並移京邑，以為營戶，此以夷隸為兵也。《晉書·范寧傳》：寧上疏言：「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宋書·武帝紀》：永初二年（421），十月，詔曰：「兵制峻重，務在得宜。役身死叛，輒考傍親。流遷彌廣，未見其極。遂令冠帶之倫，淪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舉戶從役者，便付營押領。其有戶統及謫止一身者，不得復侵濫服親，以相連染。」《何承天傳》：餘杭民薄道舉為劫。制同籍期親補兵。其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為大功親，而法以其母存為期親，子宜隨母補兵。皆可見其句補之酷。然據《南史·郭祖深傳》，則當時追討，並有濫及鄰伍者，見第十七章第三節，又不限於親屬矣。徵發之法，多用三五，亦有更密於此者。三五取丁，釋見第五章第二節。此據《通鑑》晉成帝咸康八年（343）《注》。然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注》又云：「三丁發其一，五丁發其二。」568不知果有此兩法邪？抑胡氏偶誤也？《晉書·石季龍載記》，言其將討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並、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則前說似是。《慕容儁載記》：儁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覆隱漏。率戶留一丁，余悉發之。封邑劉貴上書極諫，乃改為三五占兵。則三五取丁，殆為當時通制。苻堅入寇，諸州之民，十一遣一，蓋以所發者廣，故所取者少。佛狸臨江，丹陽統內，盡戶發丁。胡三省曰：「凡人戶見丁，無論多少盡發之。」此則危急時偶行之法也。率先貧弱，轉後殷強，其流弊滋大。《晉書·慕容儁載記》：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皆由賦法靡恆，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舍越殷強，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案《宋書·王弘傳》：弘與八坐丞郎疏言：「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宜進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左丞江奧議：「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還用舊律。」《梁書·處士沈傳》：天監四年（505），大舉北伐，訂民丁。吳興大守柳惲以從役。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責之。惲大慚，厚禮而遣之。則其時兵役，士人率遭優免，此亦舍越殷強之一端也。《慕容載記》又云：悅綰言於曰：百姓多有隱附，宜悉罷軍封。納之。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綰殺之。尤可見僥倖免役者之眾。且斯時之民，久闕訓練，發之無益於事，《宋書·武帝紀》：隆安五年（402），孫恩向滬瀆。高祖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高祖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為聲援。」不從。果為賊所敗。又《自序》：元兇弒逆，分江東為會州，以隋王誕為刺史。沈正說誕司馬顧琛，以江東義銳之眾，為天下唱始。琛曰：「江東忘戰日久，士不習兵，當須四方有義舉，然後應之。」皆江東之民，久闕訓練之證。《齊書·沈文季傳》：唐寓之叛，富陽但發男丁防縣。文季時為會稽大守，發吳、嘉興、海鹽、鹽官民丁救之，亦敗。齊武帝遣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討。賊眾烏合，一戰便散，禽斬寓之。王敬則之叛，百姓從之者十餘萬，胡松以馬軍突其後，即驚散，見第十章第三節。皆民兵不可用之證。齊初虜動，高帝欲發王公已下無官者為軍，褚淵諫：以為無益實用，空致擾動，良有以也。然此等苟經訓練，亦可成精兵。伐秦之役，宋武遣上河北岸距魏兵者，為白直隊主丁旿，事見第七章第七節。白直者，白丁之入直左右者也。亦可見兵之強弱，惟在訓練矣。而或致激變，如張昌之亂是矣。《晉書·山濤傳》云：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於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復，屢有變難，寇賊焱起，郡國皆以無兵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濤之論今不可聞，然其時州郡握兵，實為天下之亂源。劉昭論之，最為痛切，見《續漢書·百官志注》。晉之患，始於宗室諸王，而成於夷狄。當時州郡置兵，誠較王國為少，然八王之亂，非以其國之兵起也。五胡亂後，州郡曷嘗無兵？果能戡亂定難歟？綜觀當時諸家議論，亦多以人民闕於訓練為言，如何承天《安邊論》曰：「漢魏以來，搜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自無經略，惟望朝延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而非以無經制之兵為患。《濤傳》所云，非篤論也。 召募之制，意在選取精勇。馬隆討樹機能，募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者，已見第二章第二節。元嘉二十七年（450）之役，募天下弩手，不問所從；有馬步眾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見第八章第七節。《宋書·蒯恩傳》：高祖征孫恩，縣差為征民。充乙士。使負馬芻。恩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舍芻於地，嘆曰：「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高祖聞之，即給兵仗。恩大喜。可見軍中武力之重矣。劉敬宣之伐蜀，國子博士周祇書諫高祖，謂官所遣皆烏合召募之人，師果無功。《宋書·沈演之傳》：子勃，泰始中欲北討，使還鄉里募人。勃多受貨賄。上怒，下詔數之曰：「自恃吳興土豪，比門義故，脅說士庶，告索無已。又輒聽義將，委役還私。托注病叛，逐有數百。周旋門生，競受財貨。少者至萬，多者千金。考計臧物，二百餘萬。」則召募之弊，亦甚大矣。《晉書·劉超傳》：出為義興大守，征拜中書侍郎，會帝崩，穆後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眾以宿衛，號為君子營。此亦召募之類。設其終屬於超，即成私家之部曲矣。 部曲之制，569已見第十八章第四節。《晉書·范寧傳》：寧上疏言：「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為送故。米布之屬，不可勝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送故之格，宜為節制，以三年為斷。」此等送故之兵，久假不歸，即成私家之部曲矣。廩布既資官給，何必聽屬私家？然而部曲之制，卒不能革者？《陳書·蔡征傳》言：後主遣徵收募兵士，自為部曲。征善撫恤，得物情，旬月之間，眾近一萬。征之撫恤，或不必專施於部曲，然部曲既屬私家，其撫恤容有更周者。《南史·郭祖深傳》：梁武帝以祖深為南津校尉，使募部曲二千。所領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討逐，越境追禽。江中嘗有賊，祖深自率討之。大破賊。威振遠近，長江肅清。或亦以其專屬於己，故簡擇者精也。《陳書·樊毅傳》言：毅累葉將門。侯景之亂，率部曲隨叔父文皎援台。文皎戰歿，毅將宗族子弟赴江陵。高祖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奔齊，侯瑱遣使招毅，毅乃率子弟部曲還朝。《魯廣達傳》言：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多。此等私家部曲，公家征戰，亦多用之，幾如遼人之有頭下軍州矣。范寧言送故多割器杖，則有部曲者即家有藏甲。《宋書·范曄傳》所以言周靈甫有家兵部曲，孔熙先欲奉義康，乃與以錢六十萬，使於廣州合兵，其征也。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此亦南北朝之世，篡亂之所由不絕歟？ 為免擾累平民起見，時亦發奴客為兵。東晉時事，亦見第十八章第四節。元帝所免僮客，以配劉隗、戴淵。又發投刺王官千人為軍吏。見《戴若思傳》。王敦率眾內向，抗疏曰：「當陛下踐阼之初，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敦攻劉隗，自難免於過當。然庾翼欲北伐，並發所統六州江、荊、司、雍、梁、益。奴及車、牛、驢、馬，史亦云百姓嗟怨，則敦言亦不能盡誣。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八月，詔先因軍事所發奴僮，各還本主。若死亡及勳勞破免，亦依限還直。蓋奴婢亦為財產之一，不宜使其主人蒙損過大，故有此舉。《晉書·隱逸傳》：翟湯、庾翼大發僮客，敕有司蠲湯所調。湯悉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一無所受。湯依所調限，放免其仆，使編戶為百姓，則調發亦不能無優免也。《梁書·武帝紀》：普通五年（524），七月，賜北討義客位階。是梁世亦有奴客從軍者。帛氐奴之亂，劉道濟免道俗奴僮以充兵。《晉書·列女傳》：蘇峻作亂，虞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潭母孫氏，盡發家僮，隨潭助戰。則危急之際，地方亦有用之者也。 當時風氣，稱習戰者必曰傖楚。子勛之叛，殷孝祖率二千人還朝，並傖楚壯士，人情大安；詳見第九章第四節。始安王遙光欲叛，召諸傖楚是也。見第十章第五節。吳人謂中州人曰傖。見第三章第九節。楚者，江西之地，皆楚之舊壤也。王融欲輔子良，招集江西傖楚，見第十章第二節。祖逖率親黨避地淮泗，後居京口，史言其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詳見第四章第二節。郗鑒寢疾，疏言所統錯雜，率多北人。詳見第五章第四節。此皆其時之所謂傖：《梁書·陳伯之傳》：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刀，候伺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伯之因杖刀而進，將刺之，曰：「楚子定何如？」此則時人習稱剽悍者為楚也。淮南勁悍，自昔著聞。淮南王允之攻趙王倫，史言其所將皆淮南奇材劍客，倫兵死者千餘人。呂安國襲破杜叔寶餉劉順軍車，實為勝負所由判。詳見第九章第四節。是役決勝，實由黃回。史稱其所領並淮南楚子，天下精兵。見《宋書·殷琰傳》。劉牢之距苻堅之師，陳慶之送元顥之眾，其中此曹，蓋不少矣。然宋武之徵南燕，公孫五樓策之曰：「吳兵輕果，初鋒勇銳不可當。」見《晉書·慕容超載記》。伐秦之役，沈田子實奏青泥之烈，而史稱其所領江東勇士，便習短兵。《宋書·自序》。則江東之士，亦未必遂弱。民風恆隨處境而轉移。當時江東以稼穡為重，而江西則為戰地，此其風氣之所以漸殊也。 士大夫之風氣，南方亦較北方為弱，觀第十八章第二節所引《顏氏家訓·涉務篇》可知。其《雜藝篇》又曰：「江南以常射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術遂亡。河北人士，率曉兵射。」士大夫者，民之率將，士大夫日趨文弱，無怪細民之稍益不振矣。顏氏之言則善矣，然而射不主皮，左射狸首，右射騶虞之意，則益微矣。可勝慨哉！ 元魏丁男，亦有兵役。大宗永興五年（537），正月，大閱，畿內男子十二以上悉集；高祖延興三年（473），十月，大上皇帝親將南討，詔州郡之民，十丁取一是也。末造，常景病差丁不盡強壯，三長皆豪門多丁，求權發為兵。孝靜帝興和元年（539），六月，以司馬子如為山東黜陟大使，尋為東北道大行台，差選勇士。奚思業為河南大使，簡發勇士，蓋亦取諸人民。惟此等在平時亦罕用，尋常充補，率於軍戶取之。軍戶：有以俘虜為之者，如高聰徙入平城，與蔣少游為雲中兵戶是也。或以雜戶充役，如《崔挺傳》言河東郡有鹽戶，掌供州郡為兵是也。然要以罪謫者為多。征戍皆有之。《魏書·高祖紀》：大和二十一年（497），十二月，詔流徙之囚，皆勿決遣，登城之際，令其先鋒自效。《周書·宣帝紀》：宣政元年（528），二月，滕王逌伐陳，免京師見徒，並令從軍。此皆用於征戰者也：用諸戍守者尤多。《魏書·高祖紀》：延興四年（474），十二月，詔西征吐谷渾兵在匈律城初叛軍者斬，次分配柔玄、武川二鎮。《源賀傳》：賀上書曰：「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臧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高宗納之。六鎮戍兵，本皆高門子弟，其後非得罪當世者，莫肯與之為伍，即由戍兵中此等人多故也。見第十二章第三節。其遇之頗酷，欲免除甚難，逃亡之格又峻，終至激成六鎮之叛焉。《魏書·任城王澄傳》：澄以流人初至遠鎮，衣食無資，多有死者，奏並其妻子給糧一歲，從之。是當時謫戍，率並其家屬徙之也。《高祖紀》：大和十二年（488），正月，詔曰：「鎮戍流徙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獨，雖有妻妾，而無子孫，諸如此等，聽解名還本。」可見其獲免之難。《崔挺傳》云：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製，一人犯罪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辭甚雅切，高祖納之。《郭祚傳》：世宗詔以奸吏逃刑，縣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若以奸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在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縣名永配。於眚不免，奸途自塞。」詔從之。此等皆可見其牽連之廣。《李崇傳》：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稱其弟為人所殺，迎歸殯葬。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幾成冤獄。其禍，亦原於追逃之酷也。末造六鎮須改為州，事極明白，然正光五年（524）所免者，猶是元非犯配之人也。見第十二章第三節。召募之法，亦間行之。如孔太恆等領募騎一千，南討淮陽是。見《魏書·孔伯恭傳》。末年亂事蜂起，賞募之格尤重。然賞格雖優，奉行不善，亦不能收其效也。見第十二章第三節引高謙之語。 宿衛之士，多出朔方。《魏書·高祖紀》：大和十九年（495），八月，詔選天下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以充宿衛，似不限其區域。然其明年（496）十月，又詔以代遷之士，皆為羽林、虎賁矣。《地形志》言：恆、朔、雲、蔚、顯、廓、武、西夏、寧、靈十州，為永安以後禁旅所出，亦仍以北方之民為主也。禁兵間亦出征，並有從事戍守者，《魏書·和其奴傳》：東平王道符反，詔其奴率殿中精甲萬騎討之。任城王澄言：羽林、虎賁，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番兵。然其末年，驕悍殊甚，致有賊殺張彝之事，而京城附近，形勢且甚岌岌，乃欲使四中郎將帶郡守以為衛。亦見《任城王澄傳》。固知兵愈驕則愈不可用矣。 調發人民，除大舉時蓋甚罕。《魏書·世祖紀》：真君六年（445），八月，車駕幸陰山之北。詔發天下兵，三分取一，各當戒嚴，以須後命。《高祖紀》：大和二十二年（498），四月，發州郡兵二十萬人，限八月中旬集縣瓠。《世宗紀》：景明四年（503），六月，發冀、定、瀛、相、並、濟六州二萬人，馬千匹，增配壽春。正始三年（506），七月，發定、冀、瀛、相、並、肆六州十萬人，以濟南軍。《獻文六王傳》：高祖將南討，遣廣陵王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周宇文護伐齊，征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暨秦、隴、蜀之兵，諸蕃國之眾，凡二十萬，見第十四章第六節。此等徵發，所及較廣，尚多故有兵籍者，不皆比戶之民也。征戍之士，更代本有定期，《魏書·高祖紀》：大和二十年（496），十月，司州之民，十二夫調一吏，為四年更卒。歲開番假。以供公私力役。《周書·武帝紀》：保定元年（561），三月，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事亦見《隋書·食貨志》。胡三省《通鑑注》曰：「八丁兵者，凡境內民丁，分為八番，遞上就役。十二丁兵者，分為十二番，月上就役，周而復始。」《魏書·薛虎子傳》：為徐州。在州戍兵，每歲交代，必親勞送，喪者給其斂帛。《北史·房謨傳》：轉徐州刺史。先是當州兵皆僚佐驅使。饑寒死病，動至千數。謨至，皆加檢勒，不令煩擾。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親自檢視。又使傭賃，令作衣服。終歲還家，無不溫飽。全濟甚多。傷夷亦許還本。《魏書·高祖紀》：大和十九年（495），八月，詔從征被傷者，皆許還本。然役之每過其時，《魏書·皮豹子傳》：為仇池鎮將。興安二年（453），表曰：「臣所領之眾，本自不多。惟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眾，從戎已來，經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期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顏枯瘁。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寇難，不任攻戰。」甚有死於道路者。《魏書·裴駿傳》：駿子宣，於世宗時上言曰：「自遷都已來，凡戰陳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並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戎役者，使皆招魂復魂，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夷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以是兵無鬥志，或轉恃民兵以為固焉。民兵蓋本不在兵籍者，然當風塵洞之際，資其用者頗多，而據地自專，反側於兩國之間者，亦此曹也。多兵之用，至東西魏分立而廣。《周書·蘇綽傳》：弟椿，大統十四年（548），置當州鄉帥，自非鄉望允當眾心，不得與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韋瑱傳》：征拜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北史·李彥傳》：遷虞部郎中。大統十二年（546），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此統領之重其人也：又《魏玄傳》：其先，任城人也，後徙於新安。每率鄉兵，抗拒東魏。《泉仚傳》：子仲遵，率鄉兵從楊忠討柳仲禮，皆鄉兵之與於戰守者：雖高昂兄弟，所用亦鄉兵也，見下。《顏氏家訓·誡兵篇》曰：「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眾，違棄素業，徼幸戰功。」又云：「每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略。若承平之世，睥睨宮閫，幸災樂禍，首為逆亂，詿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構扇反覆，縱衡說誘，不識存亡，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文士如此，武夫可知，衣冠之族且然，武斷鄉曲者更不必論矣。 北齊兵制，與後魏略同。《唐邕傳》言：邕於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往還，莫不諳知。見第十四章第八節。九州軍士，蓋以軍戶為之，四方勇募，則籍外之士也。《孫騫傳》言：高祖大括燕、恆、雲、朔、顯、蔚、二夏州、高平、平涼之民，以為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入其家。所獲甚眾。騫之計也。此則比戶取之矣。東魏徙鄴之後，置京畿府，專典兵馬，齊文襄為大都督，見《周書·王士良傳》：高祖作相，丞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天保受禪，諸司監咸歸尚書，惟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主治，謂之外兵省。其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為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亦見《北齊書·邕傳》。北齊流罪，投於邊裔，以為兵卒，見下節。 後周兵制，為五胡亂華以來一大變。五胡用兵，率以其本族若他異族人為主。高歡語鮮卑：謂漢人是汝奴，語漢人：謂鮮卑人是汝作客，已見第十六章第六節。《魏書·劉潔傳》：南州大水，百姓阻飢。潔奏曰：「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本，府庫所資。應加哀矜，以鴻覆育。」皆可見漢人雖或充兵，並不以為勁旅。故韓陵之戰，高歡謂高昂純將漢兒，恐不濟事，欲以鮮卑參之也。570見第一章。是役也，歡之所將，實為葛榮餘黨，必不能儘是鮮卑，而薛孝通語賀拔岳，謂其以數千鮮卑，破尒朱百萬之眾。見《北史·薛辯傳》。蓋凡樂於戰鬥者，其人雖非鮮卑，亦必已漸染鮮卑之習矣。既染鮮卑之習，必不復知民族之義。北方累經喪亂，可乘之機甚多，而漢人卒不能崛起光復舊地，蓋以此也。自府兵之制興，而兵權乃漸移於漢人矣。府兵之制，起自宇文泰。以六柱國督十二大將軍，分掌禁旅。已見第十四章第五節。六軍之置，事在大統八年三月，見《北史·本紀》。《周書》又云：十二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每一開府領一軍兵，是為二十四軍。《北史》則云：每大將軍督二開府，凡為二十四員，分團統領，是為二十四軍。每一團儀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編戶貫。都十二大將軍。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戟，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無他賦役。每兵惟辦弓刀一具，月簡閱之。甲槊戈弩，並資官給。案魏世軍人，多並家屬屯聚一處，稱之為府。六鎮之兵，即見稱為府戶，見第十二章第三節。《魏書·楊椿傳》言：自大祖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統攝。《北史·唐邕傳》：邕奏河陽、晉州，與周連境，請於河陽、懷州、永橋、義寧、烏籍，各徙六州軍人，並家立軍府安置，以備機急之用。《周書·武帝紀》：天和元年（566），七月，築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諸城，以置軍人。五年（570），三月，初令宿衛官住關外者，將家累入京，不樂者解宿衛。建德六年（577），十二月，行幸并州官，移并州軍人四萬戶於關中，皆足見當時軍人，多並家屯聚一處也。其軍人，有專務教練者，亦有兼事耕屯者。《北齊書·唐邕傳》：邕以軍民教習田獵，依令十二月月別三圍，人馬疲敝，奏請每月兩圍。世祖從之。此軍民與後來軍人二字同義，謂有兵籍屬軍府之人，非兼兵與尋常人民言之也。唐避大宗諱，改民為人，後遂相沿，而軍人軍民，其意各異矣。田獵月別三圍，自無暇更及農事。然亦有兼事耕屯者。薛虎子欲以州鎮戍兵資絹，市牛令耕，已見第二十章第一節。《世宗紀》：正始元年（504），九月，詔緣淮南北，所在鎮戍，皆令及秋播麥，春種粟稻。《源賀傳》：詔都督三道諸軍，屯於漠南，以備北寇，至春仲乃班師。賀以勞役京都，又非御邊長計。請募諸州鎮武健者三百人，復其徭賦，厚加振恤。分為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強弩十二床，武衛三百乘。弩一床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植。史言事寢不報，然觀第十二章第三節所引《源懷傳》，則北邊鎮戍，固未嘗不事種植也。魏世禁旅，以半月上番，半月教習，自無暇更事種植。然自周武帝以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見第十七章第三節。《隋志》言「是後夏人半為兵矣」，而其制一變矣。《新唐書·兵志》云：「禮之謂之侍官，言侍衛天子也。」蓋更其名以歆動夏人也。宇文泰所立府兵之制，《通鑑》系梁簡文帝大寶元年（550），云：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糒，六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為二十四軍。《文獻通考·兵考》則云：周大祖輔西魏時，用蘇綽言，始放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才力之士，以為之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為百府。又云：凡柱國六員，眾不滿五萬人。二書之說，蓋同本於唐李泌之《鄴侯家傳》。農隙教練，與《北史》半月上番、半月教習之說不符。蓋誤以後來之制為初制。近人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兵制》。然雲眾不滿五萬，則似系初創時事。其時西方貧困，必無力能養多兵。周武募夏人為侍官，蓋正以如是則可徒蠲其租調，而不必別出兵費也。斯固物力所限，然其時異族之民，必更同化於漢族，欲募以為兵，亦不可多得矣。此誠世局之一大轉捩也。 部曲之兵，北朝亦有。尒朱榮死，魏莊帝引見高昂，勞勉之。昂請還本鄉，招集部曲，其後韓陵之役，昂自領鄉人部曲三千人。其弟季式，亦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戈甲器杖皆備。昂兄慎，遷光州刺史，亦聽以本鄉部曲數千人自隨。封隆之子子繪，高祖崩，世宗以為渤海大守，亦聽收集部曲一千人。此皆擾攘之際，聽以腹心自衛也：清河王岳，與高祖經綸天下，家有私兵，並畜戎器，世宗未及文宣之世，頻請納之，皆未見許。及葬畢，乃納焉。然岳之死實非良死也。斛律光之死也，何洪珍贊其家藏弩甲，奴僮千數，則私甲究非善制也。 行軍所用牛馬，魏制亦出自民間。《魏書·大宗紀》：永興五年（537），正月，詔諸州六十戶出戎馬一匹。泰常六年（421），二月，調民二十戶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三月，制六部民羊滿百口，輸戎馬一匹。《世祖紀》：始光二年（425），五月，詔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運粟塞上，是其事：此等雖遍及境內，然馬之產，究以北邊為多。尒朱榮家世豪強，牛馬谷量，散畜牧招義勇，遂以起事，其興，正拓跋氏之所由興也。魏道武之追柔然也，柔然遁去，諸將請還。道武問：「若殺副馬為三日食，足乎？」《通鑑》胡三省《注》曰：「凡北人用騎兵，各乘一馬，又有一馬為副馬。」571晉孝武帝大元十六年（391），魏登國六年（397）。宋文帝元嘉六年（429），魏主舍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大武神二年（429）。《注曰：「兼馬者，每一騎兼有副馬也。」副馬之制，蒙古亦有之，故胡氏言凡北人，以通古今。此胡騎之所以迅捷。《宋書·劉敬宣傳》：劉牢之與孫恩之眾戰於虎疁。賊皆死戰。敬宣請以騎並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此南人不習騎戰之徵。皮豹子自言所領之眾，不任攻戰，見上。士民奸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為唇齒。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同征長安。聞台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地平，用馬為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騎步不敵，尤可概見。周朗所以言之痛也。見第八章第七節。南北強弱之機，實判於元嘉二十七年（450）之役。此役南朝受創之深，實以六州殘破之甚，魏人之能肆意摧殘，則以其騎兵疾速，宋人不能阻御也。當時欲圖恢復，非決一二大戰不可，決戰求勝，終不能無騎兵，梁武不知務此，是以卒無所成，說見第十一章第四節。車亦間有用者，不過以將糧重、防衝突而已，不能恃以制勝也。572宋武帝之討南燕，以車四千乘為兩翼，方軌徐行，而以輕騎為游軍，見第七章第四節。魏大武之迫彭城，沈慶之欲以車營為函箱，陳精兵為外翼，奉武陵、江夏二王趨歷城，見第八章第七節。檀道濟之援青州也，刁雍言其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為函陳，見《魏書·雍傳》。此皆以車為翼護：即丁旿之距魏軍亦僅藉車以自固，不能以之逐利也。呂梁之役，吳明徹成禽，而蕭摩訶卒免，尤可見車騎之利鈍。 兵器似多由官造，觀上節所述可見。當時刑徒有配甲坊者，甲坊，謂造甲之所也。石季龍建豐國、澠池二冶，嘗徙刑徒配之，見《晉書·載記》。《魏書·司馬悅傳》：世宗初，除豫州刺史。汝南上蔡董毛奴，齎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疑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考掠，自誣言殺。獄既至州，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云：「惟得一刀鞘而已。」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與郭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觀此，知當時里巷作兵，不逮城市，此官立監冶，所由不可廢歟？祖逖北征，屯淮陰，起冶鑄兵而後進，見第四章第二節。何承天《安邊論》曰：「四曰課丁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干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則當時作兵之材，民間亦有不能盡備者也。 攻戰所施，強弩最稱利器。盧循遣十餘艦攻石頭柵，宋武帝命神弩射之，發輒摧陷，循乃止。其後水戰，又以軍中多萬鈞神弩獲勝。已見第七章第二節。楊公則攻東昏侯，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神鋒弩，蓋即神弩也。周文育攻韋載，以載收得陳武舊兵善用弩不能克，見第十三章第五節。弩之難御如此，故庸、蜀之眾，惟便刀矟，則邢巒輕之矣。見第十一章第四節。水戰，舟艦利於高大，說見第七章第二節。又有所謂拍者，水戰多用之，間亦施之於車，用以攻城。《陳書·侯安都傳》：留異奔桃枝嶺，於岩口豎柵，以距王師。因其山隴之勢，迮而為堰。夏潦水漲，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放拍碎其樓雉。《侯瑱傳》：與王琳戰於蕪湖，眾軍施拍縱火。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發拍中於賊艦。《黃法傳》：大建五年（573）北伐，為拍車及步艦，豎拍以逼歷陽。親率士卒攻城，施拍加其樓堞，時又大雨，城崩，克之。《章昭達傳》：討歐陽紇，裝櫓造拍，以臨賊柵。《徐世譜傳》：與侯景戰於赤亭湖。景軍甚盛。世譜乃別造樓船、拍艦、火舫、水軍，以益軍勢。《吳明徹傳》：討華皎。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賊大艦，受其拍。賊艦發拍皆盡，然後官軍以大艦拍之，賊艦皆碎，沒於中流。《周書·裴寬傳》：為汾州刺史，陳將程靈洗，以大艦臨逼，拍竿打樓，應即摧碎。皆當時攻戰，資拍為利器之事也。《隋書·楊素傳》：素居永安，造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拍之用不可詳知，其制猶有可考，《讀史兵略》以為即炮，則誤矣。573 第七節　刑法 古代法律，李悝《法經》，實集其大成，商君以之相秦，漢初猶沿用之。其時情偽滋繁，而法文大少，苦其不周於用，遞有增益，更加之以令及比，既病蕪穢，又傷錯亂，奸吏遂得上下其手。漢世論者，多以刪定為亟，然其事迄未能成。至魏世，乃命陳群等為之，制新律十八篇，晉文帝秉政，又命賈充等改定，為二十篇，至武帝泰始四年（269）班行之。其事已見《秦漢史》第十八章第七節矣。律既定，明法掾張裴《齊書》、《隋志》皆作斐。為注表上之。其要，見於《晉書·刑法志》。其說絕精。後杜預又為注。泰始以來，斟酌參用。江左亦相承用之。齊武帝詔獄官詳正舊注。永明七年（489），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表奏之。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一百三條。於是公卿八坐，參議考正。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至九年（491），廷尉孔稚珪表上，請付外施行。《齊書·稚珪傳》。東昏即位，又詔刪省科律。《本紀》：永泰元年十月。 《隋書·刑法志》云：梁武帝承齊昏虐之餘，刑政多辟。既即位，乃制權典，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時欲議定律令。得齊時舊郎濟陽蔡法度，家傳律學。雲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事未施行，其文殆滅，法度能言之。於是以為兼尚書刪定郎，使損益植之舊本，以為梁律。事在天監元年八月，《梁書·本紀》云：詔中書監王瑩等八人參定律令。《隋志》云：咸使百司議其可否。法度請：「皆咨列位，恐緩而無決。」於是以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僕射沈約、吏部尚書范雲、長兼侍中柳惲、給事黃門侍郎傅昭、通直散騎郎孔藹、御史中丞樂藹、大常丞許懋等參議斷定，凡得九人。二年（503），四月，法度表上新律。《梁紀》二十卷。又上令三十卷，科三十卷。《梁紀》作四十卷。帝以法度守廷尉卿，詔班新律於天下。又云：陳氏承梁季喪亂，刑典疏闊。武帝即位，思革其弊。求得梁時明法吏，令與尚書刪定郎范泉參定律令。《陳書·本紀》：永定元年（557），十月，立刪定郎，治定律令。又敕尚書僕射沈欽、吏部尚書徐陵、兼尚書左丞宗元饒、兼尚書右丞賀朗參知其事。制律三十卷，令律四十卷。《通典》作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通考》作制律三十卷，科四十卷。 北方僭偽諸國，雖刑政無章，然以大體言之，亦當承用《晉律》。《晉書·石勒載記》：勒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採集律令之要，為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可見時局稍定，即不能不率由舊章也。 《魏書·刑罰志》云：「魏初禮俗純樸，刑禁疏簡。宣帝南遷，復置四部大人，坐王庭決辭訟。以言語約束，刻契紀事，無囹圄考訊之法。諸犯罪者，皆臨時決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穆帝時，劉聰、石勒，傾覆晉室，帝將平其亂，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民乘寬政，多以違命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駭。平文承業，綏集離散。昭成建國二年（339），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民相殺者，聽與死家馬、牛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系訊連逮之坐。盜官物一備五，私則備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此皆率其部族之舊。又云：「大祖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於民者，約定科令，大崇簡易。」《本紀》事在天興元年（399）。則始用中國之法矣。世祖即位，以刑禁重，神中，《紀》在四年十月。詔司徒崔浩定律令。真君六年（445）春，《紀》在三月。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古經義論決之。《紀》云：以經義量決。《高允傳》：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自獄付中書覆案後，頗上下法。延興四年（474），罷之，獄有大疑，乃平議焉。正平元年（451），詔曰：「刑網大密，犯者更眾，朕甚愍之。其詳案律令，務求厥中，有不便於民者增損之。」於是游雅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本紀》在六月。高宗又增律七十九章。以上亦據《刑罰志》。《高祖本紀》，大和元年（477），九月，詔群臣定律令於大華殿。《刑罰志》云：「先是以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輕重，詔中書令高閭集中秘官等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又敕群官參議厥衷。經御刊定。五年冬訖。凡三百八十二章。」然據《本紀》：則十五年（491），五月，議改律令。八月，又議律令事。十六年（492），四月，頒新律令。而五月，即詔群臣於皇信堂更定律條流徒限制，帝親臨決之。《孫紹傳》：延昌中，紹表言：「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則修改律令之事，孝文世實未大成也。《志》又云：「世宗即位，意在寬政。正始元年（504），冬，《紀》在十二月。詔曰：先朝垂心典憲，刊革令軌。但時屬征役，未之詳究。施於時用，猶致疑舛。尚書、門下，可於中書外省論律令。諸有疑事，斟酌新舊，更加思理。增減上下，必令周備，隨有所立，別以申聞。是時與議者十餘人，劉芳為之主，見《北史·袁翻》及《芳傳》。孝昌以後，天下淆亂，法令不恆，或寬或猛，及尒朱擅權，輕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為能。至遷鄴，京畿群盜頗起，有司奏立嚴制。侍中孫騰，請悉准律令，以明恆憲。詔從之。」然據《本紀》：出帝大昌元年（532），詔曰：「前主為律，後主為令，歷世永久，實用滋章。可令執事之官，四品已上，集於都省。取諸條格，議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當局停記。新定之格，勿與舊制相連。務在約通，無致冘滯。」則其時之律令，仍甚紊亂。《孝靜帝紀》：興和三年（541），十月，癸卯，齊文襄王自晉陽來朝。先是，詔文襄王與群臣於麟趾閣議定新制，甲寅，班於天下。《北史·封述傳》：天平中，為三公郎中。時增損舊事為《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所刪定。《李渾傳》：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詔渾與邢邵、崔、魏收、王昕、李伯倫等修撰。蓋至此又一清定。案前世雖有法律，遵守初不甚嚴。《晉書·刑法志》云：「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意。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及於江左，元帝為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其時裴、劉頌、熊遠等皆以是為言，其論絕精。574平世如此，無怪亂離時之競興新制，弁髦舊法矣。石勒之別造條制，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正不得訾為沐猴而冠也。 《隋書·刑法志》云：「文宣天保元年（550），令群臣刊定魏朝《麟趾格》。既而司徒功曹張老上書，稱大齊受命已來，律令未改，非所以創製垂法，革人視聽。於是始命群官，議造齊律。積年不成，武成即位，頻加催督。河清三年（564），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又上新令四十卷。其不可為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北齊書·本紀》：是年三月，以律令頒下大赦。《北史·封述傳》：河清三年，敕與錄尚書趙彥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齊律序》為陸俟玄孫仁崇之辭，見《北史·俟傳》。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律無正條，遂有別條權格，與律並行。」 《志》又云：「周文帝之有關中也，典章多闕。大統元年（535），命有司斟酌今古通變，可以益時者，為二十四條之制奏之。《周書·本紀》在三月。雲奏魏帝行之。七年（541），又下十二條制（《紀》雲十一月奏行。）十年（544），魏帝命尚書蘇綽總三十六條，更損益為五卷，班於天下。《紀》在七月。其後以河南趙肅為廷尉卿，撰定法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而死。乃命司憲大夫拓跋迪掌之。至保定三年三月，《紀》作二月。庚子乃就，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班之天下。其大略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武帝用法嚴正。齊平後，以舊俗未改，又為《刑書要制》以督之。《紀》在建德六年十一月。宣帝大象元年（579），以其用法深重，除之。後又廣之，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紀》在大象元年八月，參看第十五章第一節。 晉、南北朝定律之事，大致如此。章大炎有《五朝法律索隱》篇，見《大炎文錄》卷一。盛稱魏、晉、宋、齊、梁律之美。謂漢法賊深，唐律承襲齊、隋，有所謂十惡者，《隋志》：齊律刊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犯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皆刻深不可施行。惟此五朝之法，寬平無害。其說有偏激者，亦有卓然不同流俗者。章氏美五朝法者：曰重生命：一父母殺子同凡論。二走馬城市殺人者，不得以過失殺人論。曰恤無告：諸子姓仇復者勿論。曰平吏民：一部民殺長吏者同凡論。二官吏犯杖刑者論如律。曰抑富人：一商賈皆殊其服。二常人有罪不得贖。其說商賈皆殊其服曰：「《廣韻》引《晉令》曰：儈賣者皆當著巾白帖額，言所儈賣及姓名：一足白履，一足黑履。殊其章服，以為表旗，令併兼者不得出位而干政，在官者亦羞與商人伍，則今世行之便。或曰：其形譎怪，將為文明之辱。余以為求治者尚其實不尚其華，縱辱文明，則奸政、役貧之漸自此塞豈憚辱之？且商人工人，慮非有高下也。今觀日本。諸庸作者，織布為裋，大書題號其上，背負雕文，若神龜、毒冒焉。工人如是，未有以為譎怪者，顧獨不可施諸商人邪？貴均平，惡專利，重道蓺，輕貪冒者，漢人之國性也。滿洲始稍稍崇商賈。非直因以為市，彼商人固嗜利，而帝王與官吏亦嗜利，商人猶不以無道取，帝王官吏乃悉以無道取，若則帝王官吏，又不商人若也。既不若，又抑挫之，則不恕矣。其尊獎商人也則宜。易世而後，莫如行晉令便。」此說於社會、政治情勢，幾於茫無所知，而徒任情為說，所謂偏激不可行者也。其論走馬城市曰：「張裴《晉律序》曰：都城人眾中走馬殺人當為賊，賊之似也。余尋李悝《法經》，本有《輕狡》之篇，秦、漢因之。蓋上世少單騎，車行有節，野外之馳，曰不過五十里，國中不馳。六國以降，單騎郁興，馳驟往來，易傷行者，由是有輕狡律，《晉律》：眾中走馬者二歲刑，見《御覽》六百四十二。都會殷賑，行人股腳肩背相摩，走馬者亦自知易傷人。然猶俜俠自喜，不少陵謹，此明當附賊殺之律，與過失戲殺殊矣。藉令車騎在中，人行左右，橫度者猶時不絕。若無走馬殺人之誅，則是以都市坑阱人也。自電車之作，往來凡軼，速于飛矢。倉卒相逢，不及回顧，有受車轢之刑而已。觀日本一歲死電車道上者幾二三千人，將車者財罰金，不大訶譴。漢土租界，主自白人，欲科以罰金且不得。夫電車只為商人增利，於民事無益豪毛。以為利賊殺人，視以輕狡賊殺人，其情罪當倍蓰。如何長國家者，惟欲交歡富人，詭稱公益，弛其刑誅？余以造用電車者，當比走馬眾中與二歲刑；因而殺人者，比走馬眾中殺人，商主及御夫皆殊死。秉《晉律》以全橫目，漢土舊法，賢於拜金之國遠矣。」論子姓仇復云：「治吏斷獄，必依左證，左證不具，雖眾口所欲殺不得施。如是，狡詐者愈以得志，而死者無可申之地。前代聽子姓復仇者，審法令有跋，不足以盡得罪人，故任其自得捕戮；且不以國家之名分制一人也。」說雖亦有偏蔽，要自有其顛撲不破之理，非夫人之所能言、所敢言也。要之，當時南北法律之不同，自為法家一重公案也。 刑法：陳群等定魏律，依古義制為五刑。575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為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污瀦，或梟葅，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梁制，刑為十五等。棄市已上為死罪。大罪梟其首，其次棄市。刑二歲已上為耐罪，言各隨技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匹。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匹。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匹。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匹。罰金一兩已上為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匹。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匹。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匹。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匹。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匹。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匹，罰金八兩者男子四匹，罰金四兩者男子二匹。罰金二兩者男子一匹。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以贖論，故為此十五等之差。又制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一十。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三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一十。天監三年（504），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其子景慈對鞫，辭雲母實行此。法官虞僧虬啟稱：景慈陷親極刑，傷和損俗，宜加罪辟。詔流於交州。至是復有流徒之罪。其年十月，除贖罪之科。十一年十月復開。北齊刑名五：一曰死，重者之，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顯處。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髡之，投於邊裔，以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途，女子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一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鎖輸左校而不髡。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鞭。有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十之差，凡三等。大凡為十五等。《通鑑》系陳文帝天嘉五年（564）《注》曰：「死四等，流一等，刑五等，鞭五等，杖三等，通十八等。今曰凡十五等，《通鑑》依《五代志》大凡為十五等之文也。」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贖罪舊以金，皆代以中絹。死一百匹，流九十二匹，刑五歲七十八匹，四歲六十四匹，三歲五十匹，二歲三十六匹。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匹。鞭杖每十贖絹一匹，至鞭百則絹十匹。無絹之鄉，皆準絹收錢。自贖笞十已上至死，又為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周制：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一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一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一百，笞九十。流蕃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一百。五曰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五，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為差等。贖死罪金二斤。仲長統言肉刑之廢，輕重無品，已見《秦漢史》第十八章第七節。晉世葛洪論此，意亦相同。見《抱朴子·周刑》篇。刑法之得衷，實由以徒流備五刑，其制大成於隋，啟之實自南北朝之世也。 復肉刑之論，魏晉之世，尚多有之。《晉書·刑法志》言：晉初劉頌為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及元帝時，衛展為廷尉，又上言之。詔內外通議。王導、賀循、紀瞻、庾亮、梅陶、張嶷等是之。周、桓彝等非之。帝欲從展所上。王敦以為習俗日久，必驗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乃止。桓玄輔政，又欲復斬左右趾以輕死，命百官議之。孔琳之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時論多與之同，故遂不行。琳之之議，《晉志》不載，《宋書》本傳載之，亦贊以斬右趾代死，非全不同也。慕容超亦嘗議復肉刑，以群下多不同而止。超所下書，言光壽、建興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光壽者，慕容儁年號，偽號烈祖。建興者，慕容垂年號也。偽號世祖。可見欲復肉刑者之多。此實以髡鉗不足懲奸，鞭笞大多致死之故。欲救此弊，自以王朗倍其居作之說為至當。晉後議者，惟劉頌針對此說立論。576其言曰：「今為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縣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雖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為盜賊，豈況本性奸凶、無賴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輸財，計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為奸盜，又不制之虜也。徒亡日屬，賊盜日煩。諸重犯亡者，發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後從而赦之，此謂刑不制罪，法不勝奸。」其說誠當。然此自用刑者之不詳，非以徒刑代肉刑之咎也。餘人之論，如謂肉刑乃去其為惡之具，或謂人見其痛，將畏而不犯，皆言之不能成理。乃如王導等之議，既欲復肉刑，又慮人習所見，或未能服，欲於行刑之時，明申法令，任欒刑者刑，甘死者殺，則更滅裂不可行矣。宜其卒不能復也。 然肉刑之名，雖未嘗復，其實則未嘗不偏復。577《宋書·明帝紀》：泰始四年（469），九月，詔曰：「降辟差網，便暨鉗撻，求之法科，差品滋遠。自今凡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或攻剽亭寺及害吏民者，悉依舊制。斬刑。五人已下相逼奪者，可特賜黥、刖，投畀四遠。仍用代殺，方古為優。」此即魏晉來之論議，欲以放流、鯨刖，補死刑髡笞之不足者也。《梁書·武帝紀》：天監十四年（515），正月，詔曰：「前以劓、墨，用代重辟，猶念改悔，其途已雍，並可省除。」《隋書·刑法志》云：「梁律劫身皆斬，遇赦降死者，黵面為劫字，詳見下。天監十四年，除黵面之刑。」與《紀》所載當即一事，則梁亦以劓、墨代死刑也。宮刑亦間用之。578《南史·杜崱傳》：岳陽王詧誅諸杜，幼者下蠶室是也。北魏用之尤多，北齊亦然。據《魏書·閹官傳》所載，見閹者似以俘虜為多。段霸、趙黑、孫小，敵國之俘也。張宗之、抱嶷、平季、劉思逸，反者之俘也。楊范坐宗人劫賊。余皆但言因事。王溫父冀為高邑令坐事被誅，溫與兄繼叔俱充宦者，則雖官吏亦不得免矣。其見於《閹官傳》之外者：宋隱叔父洽之子順訓，亦敵俘。封懿之孫磨奴，常珍奇小子沙磨，亦皆以謀叛。《崔玄伯傳》：崔模入北，其子沖智等聚貨物，間托開境，規贖之。而魏賜謨妻金氏，生子幼度。行人以財賄至都，當竊模歸。模顧念幼度，指謂行人曰：「吾何忍舍此輩，令坐致刑辱？當為爾取一人，使名位不減於我。」乃授以申謨。謨亦得賜妻，生子靈度。及此，棄妻子走還。靈度遂刑為閹人。是亡歸敵國者，魏法皆刑其子也。周文帝定秦隴，兄子什肥，為齊神武所害，子胄，以年幼下蠶室，見《周書》本傳。崔季舒、封隆之弟子孝琰之死，小男皆下蠶室，見《北齊書》本傳。《北史·魏本紀》：文帝大統十三年（547），二月，詔自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亡奴婢應黥者，止科亡罪。《齊本紀》：後主大統五年二月，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為官口。蓋宮刑至是始除。然則五刑之不用者腓耳，而又代之以刖，然則肉刑何嘗廢？而刑亦何嘗平哉？ 陳群製法，梟葅夷三族者，579皆不在律令，是律已廢此刑也。然卒不能禁其不復用，則勝殘去殺，非徒法之所能為也。刑之殘者：如，魏盧溥及其子煥，見《魏書·大祖紀》天興二年（400）。趙准，見《長孫肥傳》。此皆以反叛。蕭寶夤少子凱，以害母南陽公主，見《寶夤傳》。雁門人有害母者，八坐亦奏之，而瀦其室，見《邢巒傳》。如烹，杜岸之誅，蕭詧拔其舌，臠殺而烹之，見《南史·杜崱傳》。魏靜帝與華山王大器、元瑾謀攻齊文襄，大器等皆見烹，見第十四章第一節。妖賊鄭子饒，烹於都市，見《北齊書·後主紀》武平六年（575）及《皮景和傳》。南安王思好以王尚之為長史，思好敗，尚之烹於鄴市，見《北史·齊宗室諸王傳》。如焚，思好之敗，投火死。焚其屍，並其妻李氏。見《北齊書·後主紀》武平五年（574）及《北史·后妃齊武成弘德夫人李氏傳》。《北齊書·思好傳》云：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剝焚之。如支解，崔妾馮氏，以厭蠱、受納狼籍，斬於都市，支解為九段，見《北史·崔逞傳》。厙狄伏連與琅邪王儼殺和士開，亦受支解之刑。如大刃剉殺，魏道武平中山，收議害秦愍王觚者，皆夷五族，以大刃剉殺之，見《魏書·昭成子孫傳》。如具五刑，魏宗愛夷三族，具五刑，見《魏書·閹官傳》。中國之暴主，亦間行之，而要以出於異族者為多。慕容超議復肉刑，又欲立烹、之法，附之律條，夷狄誠不知治體哉！三族之法，晉創業時用之最多。曹爽、《晉書·宣帝紀》嘉平元年（249）。王淩、嘉平三年（251）。夏侯玄、張緝、《景帝紀》正元元年（254）。諸葛誕《文帝紀》甘露三年（258）。及其支黨，皆受此誅。雖附己者如成濟，亦不得免焉。《文帝紀》景元元年（260）。《荀勖傳》：高貴鄉公欲為變，時大將軍掾孫佑等守閫闔門。文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謂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勖諫曰：「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為庶人，可見當時族誅之濫。而楊、賈亂後，誅戮之酷由之矣。《楊駿傳》：孟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據《惠帝紀》：是時夷三族者，有駿弟衛將軍珧，大子大保濟，中護軍張劭，散騎常侍段廣、楊邈，左將軍劉預，河南尹李斌，中書令符俊，東夷校尉文淑，尚書武茂。《駿傳》言：武帝初聘武悼後，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後，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珧臨刑稱冤。雲事在石函，可問張華。當時皆謂宜為申理。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仇，促行刑者遂斬之。處亂朝者，誠無以自全矣。《趙王倫傳》：倫矯敕三部司馬曰：「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內侯。不從誅三族。」孫秀勸倫殺張林，誣殺潘岳、石崇、歐陽建，皆夷三族，見《倫》及《岳傳》。齊王冏殺王輿，夷三族，見《惠帝紀》永寧元年（301）。孟觀為倫守，亦夷三族，見本傳。《孫旂傳》：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與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旂以弼等受署偽朝，遣小息責讓。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大守宗岱承冏檄斬旂，夷三族。其濫亦可謂甚矣。冏之死，諸黨屬皆夷三族，見本傳。成都王穎殺陸機，夷三族，見《穎傳》。陳敏夷三族，見《周處傳》。張昌同黨並夷三族，見《昌傳》。又《武帝紀》：泰始八年（273），六月，益州牙門張弘誣其刺史皇甫晏反，殺之，傳首京師，弘坐伏誅，夷三族。其夷狄之君：則石勒殺曹平樂，夷其三族。見第五章第一節。乞伏慕末尚書辛進，隨熾盤游後園，彈鳥誤傷暮末母面，暮末立，誅進五族二十七人。《北史》本傳。魏道武平中山，收議害秦愍王觚者，皆夷五族。見上。崔浩之敗，大武欲夷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五族，以高允持之而止。見第八章第六節。其後游雅且以論議長短，陷陳奇至族焉。《魏書·雅傳》，參看下文。亦云酷矣。《晉書·懷帝紀》：永嘉元年（307），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蓋陳群定法，雖蠲此刑，其後又嘗著之也。《愍帝紀》：建興三年（315），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大後陵。敕雍州掩骼埋骴，有犯者誅及三族，此或僅指一事言之。然《明帝紀》：大寧三年（378），二月，又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見下。《溫嶠傳》：嶠奏軍國要務，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則又竟復之矣。《魏書·高祖紀》：延興四年（474），六月，詔：「自今以後，非謀反大逆，干紀外奔，罪止其身。」《刑罰志》：大和十一年（487），詔：「前命公卿，論定刑典，而門房之誅，猶在律策，可更議之。」蓋至是始從寬典。然《北齊書·韋子粲傳》：孝武入關，以為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將出討，城陷，子弟俱被獲，送晉陽。蒙放免，以粲為并州刺史。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侄親屬闔門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難，多致誅滅。歸國獲存，惟子粲與弟道諧二人而已。則門房之誅，西魏猶行之也。 《魏書·源賀傳》：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其為劫賊應誅者，兄弟子侄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三十已下，家人首惡，計謀所不及，愚以為可原其命，沒入縣官。」高宗納之。出養猶追還就戮，可見親族連坐之酷。然中國之法，女子出適者，亦不能免於連坐，其酷亦殊不減此也。曹爽支黨之誅，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皆殺，見《晉書·宣帝紀》。毌丘儉之誅，其子旬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昏。荀氏所生女芝，為潁川大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系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言：「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宜改舊科」，「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朝廷僉以為當。於是有詔改定律令。據《晉書·刑法志》及《何曾傳》。潘岳之死，已出之女，亦一時被害，見《岳傳》。《解系傳》云：弟結。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為？」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則其時既醮之婦，已不從戮，後又並免在室之女矣。明帝復三族刑，《紀》亦云不及婦人。 游雅之賊陳奇，事見《魏書·儒林傳》。云：有人為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雲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如依律文，造謗書皆及孥戮。遂抵奇罪。以口語而致斯禍，尤前世所未聞矣。然魏法之酷，實尚不止此。《魏書·刑罰志》云：「高宗大安四年（458），始設酒禁。是時年穀屢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訟，或議主政。帝惡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釀、酤、飲皆斬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外部州鎮。至有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窮治，有司苦加訊測。而多相誣逮。輒劾以不敬。諸司官臧二丈皆斬。」當時蓋酒禁其名，監謗其實，故下文雲「顯祖即位，除口誤，開酒禁」，以二者並言。見劾為不敬者，蓋亦口過而非酒失也。候官者？《官氏志》言：「道武欲法古純質，制定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或以民事，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迅疾。以伺察者為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自余之官，義皆類此。」法古純質，不依周、漢，猶雲彼自創為，不用中國之法耳。候官之職，頗類魏、吳之校事，然亦以口語誣陷人，則又魏、吳之所未有矣。《刑罰志》又云：高祖大和三年（479），下詔曰：「治因政寬，弊由網密。今候職千數，奸巧弄威。重罪受賕不列，細過吹毛而舉。其一切罷之。」於是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以防喧斗於街術。此則如今警察之職矣。 敵國相爭，士民各為其主，實與本國之叛逆者殊科，故降下之際，未有加以誅戮者。乃魏晉之際不然。580晉宣帝之平公孫淵也，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為京觀。偽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本紀》景初二年（238）。其酷，亦前古所未有也。晉宣帝不足責，杜預粗知書傳，而其傳言：預初攻江陵，吳人知其病癭，以瓠系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此何刑法乎？俗既成則莫知其非，事習焉則不以為怪，故武人之專橫，實人心世道之大憂也。譙縱之在晉世，固與公孫淵之在魏世不同。然其民則亦脅從耳。朱齡石入成都，所誅者止於縱同祖之親，善矣。然其後蜀人侯產德作亂，又窮加誅翦，死者甚眾，則又何也？宋孝武廣陵之戮，不下於晉宣帝之於襄平，則更慘無人理矣。見第九章第二節。《宋書·沈懷文傳》，謂其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即京觀之俗稱也。 逆亂而外，刑法峻重者，莫如劫及亡叛。此皆窮而無告者之所為，而又以嚴刑劫之，亦可哀矣。《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420），七月，詔曰：「往者軍國務殷，事有權制，劫科峻重，施之一時。今王道維新，政和法簡，可一除之，還遵舊條。反叛、淫、盜三犯補冶士，本謂一事三犯，終無悛革。主者頃多並數眾事，合而為三，甚違立制之旨。普更申明。」八月，又以「制有無故自殘傷者補冶士，實由政刑煩苛，民不堪命，可除此條」。無故自殘傷者，意亦欲以避役，實與亡叛同也。梁律：謀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斬。父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為奴婢。貲財沒官。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黵面為劫字，髡鉗補冶鎖士終身。其下又謫運、謫配材官冶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隋書·刑法志》。劫科峻重，於此可見。此尚為朝廷法令，並有州郡自立嚴制，以劫其民者，如沈攸之在荊州，一人逃亡，闔宗捕逮是也。見《齊書·柳世隆傳》。比伍保受，本為軍刑，亦以劫及亡叛，蔓延滋廣。《宋書·謝莊傳》：大明元年（457），起為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曰：「頃年軍旅余弊，劫掠猶繁。監司計獲，多非其實。或規免咎，不慮國患。楚對之下，鮮不誣濫。身遭鑕之誅，家嬰孥戮之痛。比伍同閈，莫不及罪。」甚有如《宋書·自序》所載，以盜發冢罪近村民不赴救而同坐者。沈亮知其非理，亦不過欲使相去百步內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罰而已，民尚何所措手足哉？ 章大炎謂五朝之法，官吏犯杖刑者論如律，此特法令如是，論其實，則鞭杖之刑，及於士流者甚罕。顏之推謂梁武父子，好用小人，由可鞭杖肅督，已見第十八章第二節。《宋書·武帝紀》：永初二年（421），六月，詔曰：「杖罰雖有舊科，然職務煩碎，推坐相尋。若皆有其實，則體所不堪；文行而已。又非設罰之意；可籌量觕為中否之格。」《齊書·陸澄傳》云：宋泰始初為尚書殿中郎。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並受千杖。《南史·蕭琛傳》：遷尚書左丞，時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啟曰：「郎有杖起自後漢。尒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十五人。是以古人多恥為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雖有被罰者，別由犯忤主心，非關常准。自泰始建元已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人懷慚懼。兼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為儀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此皆南朝杖罰，久以文行之證。《梁書·武帝紀》：天監元年（502），詔：「玩法惰官，動成逋弛。罰以常科，終未懲革。檟楚申威，蓋代斷趾。笞棰有令，如或可從。外詳共評議，務盡厥理。」似有意於實行杖罰。然觀顏之推之言，則亦未嘗行諸士大夫也。北朝則不然。魏初朝士，多見杖罰，581見《魏書·高允傳》。高陽王雍為司州牧，考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豪，為任城王澄所奏，見《澄傳》。北齊崔季舒，文宣時為司馬子如所列，與崔暹各鞭二百，徙北邊。武成時，又以詣廣寧王宅，決馬鞭數十。及諫後主適晉陽獲罪，韓長鸞又將加其同署者以鞭撻，以趙彥深執諫獲免，事見第十四章第四節。甚至唐邕為宰相，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大尉記室參軍平濤為征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二十。史言齊時宰相，未有撾撻朝士者，至是甚駭物聽。厙狄伏連，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撻，逼遣築牆焉。伏連《北齊書》。附《慕容儼傳》。無怪沈攸之「鞭棰國士」，史謂其「全用虜法」也。《齊書·柳世隆傳》。魏自大和以降，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此蓋孝文浮慕中華，偶有是舉。李彪乃因此上書，謂漢文納賈誼之言，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獄，良由行之當時，不為永制，欲使其著為長久之制。《魏書·彪傳》。以是望虜，不亦遠乎？《齊書·張融傳》：融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干錢敬道鞭杖五十，寄系延陵獄。大明五年制（461）：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為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則中國之法，鞭杖施諸僮干，亦有定限，斷不得如唐邕、厙狄伏連之所為也。 鞭用革，杖用荊，長廣皆有定法。枷鎖杻械，亦有恆制。皆見《魏書·刑罰志》、《隋書·刑法志》。又有測立之法，以施「臧驗顯然而不款」之人。其法：以土為垛，高一尺。上圓，劣容兩足。鞭笞訖，著械杻上測，隔若干日一上，上測若干刻，皆有定法。梁、陳之制，見《隋書·刑法志》及《陳書·儒林·沈洙傳》。《洙傳》載周弘正之說，謂「測人時節，本非古制」，疑其緣起頗晚，故漢、魏史籍，未及其事也。《南史·循吏傳》：何遠為人所訟，征下廷尉。被劾十數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測。測，《梁書》作立。遠度己無臧，就測。測，《梁書》亦作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臧禁杖除名。又《陳宗室諸王傳》：南康愍王曇朗之子方泰，與亡命楊鍾期等二十人微行往人間，淫淳于岑妻。為州長流所錄，又率人仗抗拒，傷損禁司。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獄。方泰初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上曰：「不承則上測。」《陳書》作行刑，疑淺人所改。方泰乃投列承引。則士大夫不受測，亦特相沿如是，而非法不得施也。《梁書·孝行傳》：吉翂，天監初，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奸吏所誣，逮詣廷尉。理雖清白，恥為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盛陳徽，備列官司，厲色問翂，更和顏誘語。翂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翂弗聽。法度具以奏聞。高祖乃宥其父。世固有畫地為牢議不入，削木為吏計不對者；畏慘酷而自誣服，亦非無其人，乃更以威嚴，脅其請代之子，且加桎梏以苦之，以是而得獄情，無失出，與失入者孰多？高宗錄尚書，議改測立之法，周弘正請先責取獄所測人，有幾人款幾人不款，廷尉監所列，款者初不較不款者為多。而盛權謂：「舊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寬優，十中不款者九。」則舊制之所得，必不免如弘正所云「無愆妄款」者矣。弘正云：人有強弱，斷獄宜依准五聽，不應全恣考掠，誠哉是言也。皆見《陳書·沈洙傳》。 中國歷代，皆以矜慎為恤獄之道；而昔時法學，非甚專門，恆以為審理之事，凡官吏皆能為之；故審理之級數易增，參與審理之官司，亦隨之而日多。謝莊之奏改定刑獄也，謂「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刑。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並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核辨。必收聲吞釁，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台獄。」《齊書·武帝紀》：永明三年（485），七月，詔：「丹陽所領及餘二百里內見囚，同集京師。自此以外，委州郡決斷。」此慮令長之不詳而重州郡之責，又慮州郡之不詳而重廷尉之權者也。非官司所能理者，得擊登聞鼓上聞，如吉翂是。《齊書·謝傳》：出為吳興大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縣殷孝悌等四人。收付縣獄考正。考悌母駱詣登聞訴，稱：「孝悌為道優所誹謗，橫劾為劫。一百七十三人連名保征，在所不為申理。」聞孝悌母訴，乃啟建康獄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官。是其法，確亦有時能申理冤枉也。人君親覽獄訟，歷代皆時有之。如宋文帝、孝武帝，皆每歲三臨訊，見《南史·本紀》元嘉三年（426）、大明元年（457）。《魏書·孝莊帝紀》：建義元年（528），詔「自孝昌之季，法令昏泯。有訴人經公車注不合者，悉集華林東門，朕當親理冤獄，以申積滯。」《出帝紀》：永熙二年（534），五月，詔「諸幽枉未申，事經一周已上，悉集華林，將親覽察。脫事已經年，有司不到者，聽其人名自陳訴。若事連州郡，由緣淹歲者，亦仰尚書總集以聞。」雖當造次顛沛之際，仍不忘申理冤滯，即無實效，亦足見告朔餼羊之意也。梁武帝天監元年（502），詔於公車府謗木、肺石旁各置一函。「理有皦然，受困包匭，大政侵小，豪門陵賤，四民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三年（504），六月，詔曰：「哲王宰世，每歲卜征。末代風凋，久曠茲典。可分將命，巡行州郡。其有深冤巨害，抑鬱無歸，聽詣使者，依源自列。」五年（506），四月，詔「凡犴獄之所，可遣法官、近侍，遞錄囚徒。如有枉滯，以時奏聞。」皆見《本紀》。陳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錄冤局。令御史中丞、侍御史、蘭台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冶署，理察囚徒免枉。《隋書·刑法志》。高祖永定三年（559），正月，詔臨川王蒨省揚、徐二州辭訟。《本紀》。此等皆多開審理之途，期盡矜慎之意者也。此自有合於「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之義。然審級大多，歲月或致淹久；又錯出干與之官，不必皆明法令，甚或生事護前；則亦不免有弊。《魏書·高崇傳》：子道穆，以莊帝時為御史中尉。上疏曰：「高祖大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守令為政，容有愛憎。奸猾之徒，恆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為實，無罪不能雪者，豈可勝道哉？如臣鄙見：請依大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為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按，一如舊式。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按檢。」詔從之，復置司直。觀此，即足知錯出干與之弊矣。 特異之人，治以特異之法鞫以特設之官者，前代亦間有之。石勒使中壘支雄、游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582《晉書·載記》。魏世宗永平元年（508），詔：「緇素既殊，法律亦異。自今已後，眾僧犯殺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斷。余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之。」583《魏書·釋老志》。是其事也。此自各率其俗之意，與近世之領事裁判用意不同也。 葛洪欲立明法之科，已見第四節。齊建元元年（479），崔祖思啟陳政事曰：「漢末習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於二氏，絜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族非咸、弘，庭缺於訓。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詳擇篤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為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職者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永明九年（491），孔稚珪上所校律文，表言：「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募。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任；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然後奸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學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皆見《齊書》本傳。至梁武帝天監四年（505），三月，乃置胄子律博士焉。《南史·本紀》。《晉書·姚興載記》：興立律學於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其重視法學，584轉非中國之主所能逮也。《魏書·常景傳》言：廷尉公孫良舉為律博士，則魏律生亦屬廷尉。《隋書·刑法志》言：北齊定律之後，又敕仕門子弟，常講習之，齊人多曉法律，蓋由此也。此皆官學。其私家傳業者：《晉書·高光傳》言：光少習家業，明練刑理。光，魏大尉柔之子。武帝置黃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為黃沙御史，秩與中丞同。遷廷尉。元康中，拜尚書，典三公曹。齊王冏輔政，復以光為廷尉。於時朝廷咸推光明於用法，故頻典理官。又《儒林傳》：續咸，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廷尉平。後沒石勒，以為理曹參軍。《周書·趙肅傳》言：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鹹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大祖命肅撰定法律，已見前。又云：時有高平徐招，少好法律。發言措筆，嘗欲辨析秋豪。歷職內外，有當官之譽。從魏孝武入關，為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右丞。時朝廷播遷，典章有闕，至於台閣軌儀，多招所參定。論者稱之。皆明法之士，見稱於時，獲用於世者也。《晉書·忠義傳》：易雄，少為縣吏。自念卑淺，無由自達，乃脫幘掛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豪右，州里稍稱之。此等雖習律令，而不必明於其理，則為令史之儔矣。《晉書·刑法志》：張華表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有詔從之。此乃古者縣法象魏之意，意在使民畏法，非欲使民明法也。 復仇之風，仍極慘烈。法令於此，本加禁斷，《魏律》：賊斗殺人者，以劾而亡，許依古義，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者，不得報仇，見《晉書·刑法志》。姚萇下書，有復私仇者皆誅之，見《載記》。《魏書·世祖紀》：大延元年（435），十二月，詔曰：「盡力三時，黔首之所克濟。自今已後，亡匿避難，羈旅他鄉，皆當歸還舊居，不問前罪。民相殺害，牧守依法平決，不聽，私輒報者，誅及宗族。鄰伍相助，與同罪。」蓋以避仇失職者多，故為此一切之法也。《隋書·刑法志》雲。周武帝除復仇之法，犯者以殺論。案其事見《周書·本紀》保定三年四月。然輿論率稱道之，執法者為其所動，遂亦多加原宥焉。刁協子彝，王敦誅後，斬仇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見《晉書》本傳。又《良吏傳》：喬智明，為隆慮、共二縣令。部人張兌，為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余。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之。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南史·孝義傳》：張景仁，廣平人。父為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仇。普通七年（526），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詣郡乞依刑法。大守蔡天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又成景儁。父安樂，仕魏為淮陽大守。天監六年（507），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景儁謀復仇，因殺魏宿預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525），邕和為鄱陽內史。景儁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殺其子弟，噍類俱盡。武帝義之，亦為屈法。又李慶緒。父為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為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仇。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魏書·景穆十二王傳》：任城王雲之孫順，尒朱榮害衣冠，出走，為陵戶鮮于康奴所害。長子朗，時年十七，沉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於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周書·柳慶傳》：慶兄檜，為魏興郡守，為賊黃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寶率眾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寶於長安城中。晉王護聞而大怒，執慶及諸子侄皆囚之。然武帝卒特原雄亮，事又見《隋書·柳機傳》。當時之復仇者，往往蓄志積年，如張景仁、成景儁、李慶緒、元朗、柳雄亮皆是。不遠千里。《宋書·孝義傳》。長城奚慶思，殺同縣錢仲期。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庚埔埭逢慶思，手刃殺之。自系烏程縣獄。吳興大守郗超表不加罪，許之。奚慶思，《南史》作慶恩。雖在蠻夷，身不能至，亦且伺隙而行其誅焉。《宋書·宗越傳》：越為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為蠻所殺。殺其父者嘗出於郡，越於市中刺殺之。大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為隊主。其酷者或及後嗣。譙閔王承為王廙所害，子烈王無忌，與丹陽尹桓景等餞江州刺史於板橋，廙子丹陽丞耆之在坐，無忌拔刀欲手刃之，救捍獲免。御史中丞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主者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而許無忌以贖論，此亦失刑也。桓彝為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與焉。彝子溫，時年十五，志在復仇。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為溫備。溫詭稱吊賓，得進刃彪於廬中。並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沈慶之之死，攸之求行。及攸之反，文季督吳興、錢唐軍事。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親黨無吹火焉。史稱君子以文季能報先恥。龔壯父叔為李特所害，壯說李壽以討期；蕭順之為齊武帝所賊，梁武帝助明帝以傾其嗣，亦皆報諸後人者也。即敵國相爭，《晉書·陶璜傳》：孫晧時，交趾內附。將軍毛炅破吳軍，斬其都督修則。則子允，隨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復仇，璜不許。《宋書·徐湛之傳》：父達之，高祖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為前鋒。休之遣魯軌擊破之，於陳見害。元嘉二十八年（451），軌子爽兄弟歸順。湛之以為廟算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裡。不許。此皆有合於義。梁武帝之宥成景儁，則實失刑也。《周書·杜叔毗傳》：仕梁，為宜豐侯蕭循府中直兵參軍。達奚武圍循於南鄭。循令叔毗詣闕請和。使未反，循中直兵參軍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時叔毗兄君錫為循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並有文武材略，各領部曲數百人，策等忌之，懼不同己，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循尋討策等，擒之，斬曉而免策。及循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冤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仇，恐違朝憲，坐及其母，沉吟積時。母知其意，謂曰：「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歿，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感厲。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支體。然後面縛就戮。大祖嘉其志氣，特命赦之。夫自北朝言之，則策為首謀歸降之人，雖天下之惡一，而叔毗報仇亦過當，周文亦失刑也。若黃瑤起見獲，而魏孝文以付王肅，聽其私報，則更不俟論矣。徐達之，《南史》作逵之。伏法受誅者，亦不能免。《晉書·忠義傳》：沈勁父充，與王敦搆逆，眾敗而逃，為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仇人。《充傳》云：勁竟滅吳氏。勁後雖立忠義，此事則犯法之大者，晉人宥之，失刑甚矣。沈林子祖父警，累世事道。敬事杜子恭。其父穆夫，孫恩作亂，以為餘姚令。恩為劉牢之所破，逃藏得免矣，宗人沈預，與警不協，以告官。警及穆夫，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並遇害。林子與兄淵子、雲子、田子、弟虔子，逃伏草澤。沈預家甚強富，志相陷滅。林子乃自歸宋高祖。從克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沈預慮林子為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田子還東報仇。五月，夏節日至，預正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祖父墓。事見《宋書·自序》及《南史·沈約傳》。林子兄弟，才或可用，亦誠有功，然宋武縱其報仇，亦非法也。甚或仇視官長，《梁書·劉季連傳》：季連既降，出建陽門，為蜀人藺道恭所殺。季連在蜀殺道恭父，道恭出亡，至是而報復焉。道恭，《南史》作相如。雲季連殺其父，變名走建業。既殺道恭，乃面縛歸罪。武帝壯而赦之。此猶在去官後，且季連本曾叛逆也。若《南史·孝義傳》云：趙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動，富於財。大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動怒曰：無厭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扈走免。聚黨至社樹，咒曰：「文茂殺拔扈兄，今欲報之。若事克，斫處樹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枿，生十丈余。人間傳以為神，附者十餘萬。既殺文茂，轉攻旁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此直是犯上作亂。恐其兄亦本系亂黨，乃至族誅，不盡由於文茂之貪求也。此更不足廁於報仇之列矣。並及大君，《晉書·孝友傳》：王裒父儀，為文帝司馬，斬之。裒未嘗西鄉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為必當自達，拔而官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為婚。彥為西夷校尉，卒，葬洛陽。裒更嫁其女。彥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此雖力不能報，仍守不共戴天之義也。諸葛誕之死，子靚奔吳，為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為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於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睹聖顏。」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鄉朝廷而坐。此雖不如王裒之姊妹斷絕，亦猶裒之志也。苻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泄，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讎，而況臣也？」則竟公然欲報復矣。行於親族之間。宋時，剡縣民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息女葉。依法，應徙趙二千里外。臨川王義慶及傳隆並謂律無仇祖之文，趙當避王期、功千里外耳。從之，然可見當時法家，有謂為母可以報王母者也。585傅豎眼父靈越，有兄靈慶、靈根。蕭斌、王玄謨攻碻磝，引靈慶為軍主。靈慶遁還。而其從叔乾愛，為斌法曹參軍，斌遣誘呼靈慶，密令壯健者隨之。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對坐未久，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後靈越以母在南南走，卒毒殺乾愛，為兄復仇。事見《魏書·豎眼傳》。王敬則為謝朓所告而死。敬則女為朓妻，常懷刃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北齊崔暹子達拏，顯祖以亡兄女樂安公主降之。嘗問公主：「達拏於汝何似？」答曰：「甚相敬重，惟阿家憎兒。」顯祖召達拏母入內，殺之，投屍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仇。皆可見當時報仇，不以親族而釋也。且有因此而投敵國者。如王慧龍、王肅、王頒等是。朱齡石伯父憲及斌，並為袁真將佐。桓溫伐真於壽陽，憲兄弟與溫潛通，真殺之。齡石父綽，逃走歸溫，攻戰常居先，不避矢石。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屍。報復之際，或必求剚刃於其身，《魏書·列女傳》：平原鄃縣女子孫男玉。夫為靈縣民所殺。追執仇人。男玉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為天。當親自殺之，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顯祖特恕之。或則食其所仇者之肉。孫恩入寇，謝琰敗績。帳下督張猛於後斫琰馬，墮地。二子俱被害。後劉裕生禽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見《晉書·謝安傳》。殷仲堪子簡之，隨義軍躡桓玄。玄敗，簡之食其肉。王廙將朱軌、趙誘為杜曾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其將執曾詣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軌息昌，誘息胤皆乞曾以復冤。於是斬曾。昌胤臠其肉而啖之。梁邵陵王綸遣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趙智英等殺何智通。敕遣舍人諸曇粲領齋仗圍綸第，禽瓜、撒、智英。智通了敞之割炙食之。即載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敞車載錢，設鹽，蒜，顧百姓食，一臠賞錢一千。張弘策為東昏餘黨孫文明等所害。官軍捕文明，斬於東市。張氏親屬臠食之。魏道武見弒，其先犯乘輿者，群臣於城南都街生臠割而食之。王肅得黃瑤起，亦臠食之。李彥刺秦州，為城民所殺。蕭寶夤西討，彥子充為行台郎，募眾而征。戰捷，乃手刃仇人，啖其肝肺。見《北史·自序》。其不能報，則以變禮終其身。《南史·循吏傳》：沈瑀為蕭穎達長史。瑀性屈強，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509），因入諮事，辭又激厲。是日於路為人所殺。多以穎達害之。子續累訟之。遇穎達尋卒，事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怨仇之門，累世不通。《晉書·元四王傳》：武陵威王悕，為桓溫奏徙新安，卒。子忠敬王遵。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為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疏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慧。《顏氏家訓·風操篇》曰：「江南諸憲司彈人，事雖不坐，而以教義見辱者，或被輕系而身死獄戶者，皆為怨仇，子孫三世不交通矣。」能和解者殊鮮。《魏書·李沖傳》：沖兄佐，與河南大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緣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又糾佐臧罪。佐及沖等悉坐幽系，會赦乃免。佐甚銜之。至沖寵貴，綜攝內外。護為南部郎，深慮為沖所陷，常求退避。而沖每慰撫之。護後坐臧罪，懼必不濟。沖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又《術藝傳》：王早。大宗時，有東莞鄭氏，為同縣趙氏所殺。後鄭氏執得仇人趙氏，又克明晨會宗族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為占候，並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壯士十人，令一人為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旦，當有十人跟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子並為其族所宗敬，故和解兩家，趙氏竟免。此皆怨仇之克和解者，然能如是者恐甚少也。甚者毀壞墳墓，亦視同相殺之仇，而報復者亦毒及枯骨。桓閬殺曇落道人，朱謙之殺朱幼方，已見第二十一章第五節。世祖慮相報復，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惲，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兄選之，又刺殺惲。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寬縱如此，宜乎相報者之無已也。乃如李充，父墓中柏樹，為盜賊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則並未傷及其墳墓也。羊鴉仁為荀晷所害，鴉仁兄子海珍知之，掘咎父、伯並祖及所生母合五喪。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雜他骨，作五袋盛之，銘袋上曰荀晷祖、父、母某之骨。報怨如此，信野番之所不為也。風氣所趨，雖婦人、《晉書·列女傳》：王廣女。廣仕劉聰，為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揚州，廣被殺。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暗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王罵，辭氣猛厲。言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此與第七章第八節所述禿髮傉檀之女同烈矣。王敬則女欲報謝朓，杜叔毗母激厲其子，亦斯志也。《宋書·樂志》：魏陳思王《鼙舞歌精微篇》曰：「關東有賢女，自字蘇來卿。壯年報父仇，身沒垂功名。女休逢赦書，白刃幾在頸，俱上列仙籍，去死獨就生。」亦必有其本事也。孺子，《晉書·孝友傳》、王談，年十歲，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日夜伺度。至年十八，乃殺之。歸罪有司。大守孔嚴嘉其義勇，列上宥之。《梁書·孝行傳》：荀匠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南史·孝義傳》：聞人夐，年十七，結客報父仇。為齊高帝所賞。《魏書·淳于誕傳》：父興宗，蕭賾南安大守。誕生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為群盜所害。誕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仇。由是州里嘆異之。《孝感傳》：孫益德，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大後特免之。亦能自奮。司憲者不必皆平，輿論亦不必能抑強扶弱，不以名分制一人，其說誠有深意。然行之大過，得毋有借復仇之名，以報他怨，要稱譽者乎？失仁後義，是非已極難言，況乎失義與禮，而徒矜懻以為信？風俗之弊，隨舉一端，病原皆極深遠，固非就事論事，所能期其無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