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南北朝史 · 第二十一章 晉南北朝人民生活
第一節 飲食
晉、南北朝之世，稍見南北食性之殊。大抵南多食稻，北多食菽麥等。然北方之人，亦未嘗不以稻米為貴。428《晉書·惠帝紀》：王浚遣烏丸騎攻成都王穎於鄴，穎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倉卒上下無齎。侍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飯，以供宮人。止食於道中官舍。宮人有持升余粇米飯及燥蒜、鹽豉，以進帝，帝啖之。次獲嘉，市粗米飯，盛以瓦盆，帝啖兩盂。《宋書·孝義傳》：何子平，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東，子平世居會稽。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享白粲？」《南史·徐孝克傳》：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魏書·安同傳》：同長子屈，大宗時典大倉事，盜官粳米數石，欲以養親。同大怒，奏求戮屈。自劾不能訓子請罪。大宗嘉而恕之。遂詔長給同粳米。又《盧玄傳》：曾孫義僖，性清儉，不營財利。雖居顯位，每至睏乏。麥飯、蔬食，忻然甘之。《周書·裴俠傳》：除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惟菽麥、鹽菜而已。又《劉璠傳》：左遷同和郡守。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惟璠秋豪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並當時南北皆貴稻米之徵。齊師之來寇，孔奐多營麥飯，以餉戰士，蓋以其時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惟在都下故也。詳見第十三章第五節。然徐孝嗣論屯田，謂菽麥為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詳見第二十章第一節。則其利民初無以異矣。北人食麥，率多以之作餅。《晉書·何曾傳》：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周書·王羆傳》：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台使，羆為其設食，使乃裂其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簸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慚。《北史·胡叟傳》：不事產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為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恆乘一車，敝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啖醉飽，盛余肉餅，以付螟蛉。皆其征也。《南史·后妃傳》：「永明九年（491），詔大廟四時祭，宣皇帝薦起麵餅、鴨臛，孝皇后薦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葅羹，昭皇后薦茗、粣、炙魚，並生平所嗜也。」《通鑑》胡三省《注》云：「起麵餅，今北人能為之。其面浮軟。以卷肉啖之，亦謂之卷餅。案此即今山東薄餅。其實今江南人所為，尤較山東為薄而浮軟也。程大昌曰：起麵餅，入教面中，令松松然也。教，俗書作酵。」蓋因多食麵，故發明此法。然觀胡氏之言，則其時南人猶未知作教也。
疏食之事，429空乏之時，偏僻之地，亦間有之。《魏書·崔逞傳》云：大祖攻中山，未克，六軍乏糧，民多匿谷。問群臣以取粟方略。逞曰：「取椹可以助糧，故飛鴞食椹而改音，《詩》稱其事。」大祖雖嫌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以椹當租。逞又曰：「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大祖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仗入林野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後乃以答晉襄陽戍將書事殺之。事見第十一章第二節。案飛鴞食椹，道武知為何語？逞安得引此以對？蓋其意，不欲虜斂谷以擾民，並不欲其勞民以取椹，道武以是憾之耳。然在當時，卒不得不聽民以椹當租，可見谷必乏，民必有以椹為食者也。又《羊敦傳》言：敦雅性清儉。轉廣平大守，屬歲饑饉，家饋未至，使人外尋陂澤，采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周書·李遷哲傳》：大祖令遷哲留鎮白帝。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此並空乏之時，仰給疏食者也。《齊民要術·非中國物篇》引《吳錄》云：交趾有欀木，其皮中有如白米屑者，干搗之，以水淋之，似面，可作餅。又引《蜀志》雲莎樹出面，一樹出一石。正白而味似桄榔。出興古。又引劉欣期《交州記》曰：都句樹，似栟櫚，木中出屑如面，可啖。賈氏此篇，自言聊存名目，記其怪異，其所引據，不皆可信，然可信者亦多。桄榔可食，430見《後漢書·夜郎傳》，說非虛誣。欀、莎、都句，蓋亦其類。此啟辟較遲之地，本仰給於疏食者也。第二十章第一節，可以參觀。
古惟貴者、老者肉食，431晉、南北朝之世，猶有其遺風。《魏書·高宗紀》：大安元年（455），遣尚書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觀察風俗，詔云：「入其境，耆老飯蔬食，少壯無衣褐，則聚斂煩數，匱於財也。」雖循舊文立說，然觀楊椿械子孫謂：「我家入魏之始，即為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羊，遂成富室。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絕，祿恤甚多。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是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則雖富厚之家，平時亦不必皆肉食矣。魏末減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已見第二十章第三節。據所紀，終歲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則給米一石者，給肉三十斤弱，即升米得肉五兩弱。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見第十九章第一節。假令人日食二升半，則得肉十一兩餘，此已非常人之食矣。《晉書·陸曄傳》：曄弟子納，出為吳興大守，將之郡，先至姑熟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至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間，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惟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雲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更敕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案《北齊書·盧叔武傳》言：魏收曾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雲「難為子費」。叔武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飧、葵菜，木碗盛之，片脯而已。則陸納所饋，已不為菲，桓溫更敕中廚設精饌，則已侈矣。肉食者北方多有牛羊，南方頗饒鵝鴨，而雞、彘及魚，仍為常食。何以知之？《北齊書·元暉業傳》云：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惟事飲啖，一日一羊，三日一犢，此固信陵君酒、婦人之意，然亦可見北人之習食牛羊。432南方則食牛有禁。《南史·王僧孺傳》云：出為南海大守。南海俗殺牛曾無限忌，僧孺至便禁斷。《梁書·傅昭傳》：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是其證。《晉書·虞預傳》。咸和初，夏旱，詔眾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曰：「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眾官，拜授祖贈，轉相夸尚，屠殺牛犢，動有十數。」乃犯法之事也。食羊亦罕見記載。晉惠帝之次獲嘉，有老父獻蒸雞。亦見《本紀》。郤詵母亡，無馬輿柩，養雞、種蒜以致之，已見第二十章第一節。苻堅遁還淮北，或進壺飧、豚髀。《北史·良吏傳》：孟信為趙平大守，山中老人，以純酒饋之。並民間以雞豚為常食之證。閒取野味，如陸納以鹿肉餉桓溫，蓋亦非常食。河北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裴俠曰：「以口腹役人，吾不為也，」乃悉罷之，蓋非之也。《隋書·地理志》言：梁州人多事佃漁，雖蓬室柴門，食必兼肉，見第十七章第一節。蓋特異之俗矣。劉毅在京口，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庾悅為司徒左長史，暫至京，亦要府州僚佐，共出東堂。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遣與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齊民要術·養鵝鴨篇》云：供廚者鵝百日以外，子鴨六七十日佳，過此肉硬。豈能以殘炙見惠。」而齊大廟所薦，有鴨臛、鴨卵。陳武帝之御齊寇，陳蒨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見第十三章第五節。並南人多食鵝鴨之證。《齊書·武陵王曄傳》云：尚書令王儉詣曄，曄留設食，柈中菘菜、魚而已。《梁書·良吏·何遠傳》云：江、浙多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南史·孔休源傳》云：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之，備水陸之品。雲駐筋，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為愧。沈眾監起大極殿，攜乾魚、菜飯獨啖之，已見第十九章第二節。《齊書·孝義樂頤傳》：吏部郎庾杲之常往候，頤為設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蓋魚為儉者之食，而乾魚則為尤儉，以魚不勞飼養，乾魚又可於閒時取之，不費人力也。
常食以鹽菜為主。《魏書·高允傳》言：高宗幸允第，廚中惟鹽菜；《周書·裴俠傳》言：俠所食惟菽麥、鹽菜是也。《晉書·皇甫謐傳》：城陽大守梁柳，謐之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大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是貧家飯客，亦不過鹽菜也。《宋書·孝義傳》：郭原平，傭賃以給供養。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餚味，惟飧鹽飯而已。庫狄伏連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已見第十九章第一節。則有並鹽菜而不能具者。案古人言疏食食之主，又言疏食、菜羹，蓋羹為食之所必備，433餘餚則為增設。《魏書·石虎傳》言：石宣殺石韜後，虎以鐵鐶穿宣頷而鎖之，作數斗木槽，和以羹飯，以豬、狗法食之，猶是以羹飯為食之主。常食鹽菜者，菜蓋以之作羹也。又有以之為菹者，《齊書·虞杲之傳》言：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是也。趙平老人之饋孟信也，信和顏接引，殷勤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葅，惟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杯，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髆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擘進之。酒盡方別。肉食者鄙，與民並耕而食，饔餐而治，不亦清明在躬，不為口腹所累乎？
蔥韭等物，434仍為時人所嗜，豉亦為調和之資，故惠皇失御，宮人以燥蒜、鹽豉進；郤詵亦事種蒜也。《梁書·呂僧珍傳》；為南兗州刺史。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宏，以販蔥為業。僧珍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厚恩，無以報效，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蔥肆耳。」可見嗜之者多，故能以販粥為業也。
宴客之侈，讀第十九章第二節，可見其略。《北齊書·元孝友傳》：孝友當魏末，上言：「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觀是言，亦可想見祭槃之侈。孔琳之論宴會之侈曰：「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為悅目之資。」飾祭槃以悅生人之目，不亦厚誣其祖乎？又當時宴客者，必並其從者而亦宴之，435其所費亦不貲。如《晉書·何曾傳》言：曾都督河北諸軍，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曾盛為賓主，備大牢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是也。盧叔武以粟飧、菜、片脯食魏收，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斯為美已。《宋書·武三王傳》云：高祖性儉約，諸子食不過五盞盤。《齊書·宣孝陳皇后傳》言：後大祖之母。大祖雖從宦，而家業本貧。為建康令時，高宗等冬月猶無縑纊。而奉膳甚厚。後每撤去兼肉，曰：「於我過足矣。」其實口腹之慾，亦不過如是而已。「積果如山嶽，列餚同綺繡，未及下堂，已同臭腐，」賀琛之言，見第十二章第五節。果何為哉？
烹飪之法，貴家婦女，蓋頗習之。《魏書·崔浩傳》：浩著《食經》，敘曰：「予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嘗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荐臻，疏餬口，不能具其物，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占授為九篇。」此蓋所以供賓、祭、奉養。至侈於飲食者，則別有其相傳之方。《晉書·何曾傳》，言其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子劭，食必盡四方珍異，時論以為大官御膳，無以加之。而《齊書·虞悰傳》云：悰善為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今日餚羞，寧有所遺不？」悰曰：「恨無黃頷臛，何曾《食疏》所載也。」足見曾之廚膳，為大官所不及，非偶然矣。《北齊書·崔傳》：子瞻，在御史台，恆宅中送食，別室獨飧，蓋亦曾之類也。《虞悰傳》又云：世祖幸芳林園，就悰求扁米粣，悰獻粣及雜餚數十轝，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酢一方而已。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食方是秘，不亦賤丈夫矣乎？賀琛諫書奏，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責琛，曰：「若以此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為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為數十種，食一菜為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於事？」夫能變一瓜為數十種，食一菜為數十味，其烹飪之方必極精。梁武欲自鳴其儉，而不知適以自暴其侈也。《魏書·胡叟傳》言：高閭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為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集。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美。叟亦飲食之人也。飲食之侈儉，豈系乎肉食疏食哉？《齊書·劉傳》：弟璡，建元初，為武陵王曄冠軍征虜參軍。曄與僚佐飲，自割鵝炙。436璡曰：「應刃落俎，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梁書·循吏傳》：孫謙從子廉，便辟巧宦。貴要每食，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為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大守。《魏書·毛修之傳》：修之能為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世祖親待之。常在大官，主進御膳。此乃左右便嬖之職。朱修之欲襲誅佛狸，以告修之，而修之不聽，佛狸遂得漏網。見第八章第六節。飲食之人，為人所賤，又何怪乎？
外國食法，亦有流傳中國者。437《齊民要術·笨麴餅酒篇》載《博物志》胡椒酒法：以好春酒五升，乾薑一兩，胡椒七十枚，皆搗末，好美安石榴五枚，押取汁，內著酒中，云：此胡人所謂蓽撥酒也。其作和酒法，用蓽撥六枚，《蒸缹法篇》載胡炮法，亦用蓽撥，則蓽撥酒胡人必以蓽撥制之，中國乃改用姜、椒、安石榴等耳。然胡椒、安石榴，亦異域物也。此外《作酢篇》有外國苦酒法，《飧飯篇》有胡飯法。《晉書·五行志》：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貊槃，及為羌煮、貊炙。貴人富室，必蓄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為先。則外國食法，流傳中國者多矣。
《宋書·武三王傳》言：義恭愛寵異常。求須果食，日中無算。得未嘗啖，悉以乞與傍人。廬陵諸王，未嘗敢求，求亦不得。此《內則》所謂孺子食無時，俗語謂之雜食，亦曰零食，今又謂之閒食者也。此等物味甘者居多，其時中國似尚未有蔗餳，皆用米、麥所制之餳及蜜。438故顏悛上言：謂禁糃一月，息米近萬斛。《武三王傳》又言：廢帝挑取義恭眼睛，以蜜漬之，為鬼目精。見第九章第三節。精，《南史》作粽。《通鑑》從之。胡三省《注》曰：「宋人以蜜漬物曰粽。盧循以益智粽遺武帝，即蜜漬益智也。」此即今之蜜餞也。《齊民要術》有《餳篇》，所用亦皆穀類。其《非中國物篇》有甘蔗，云：「雩都縣土壤肥沃，偏宜甘蔗。味及采色，余縣所無。」則雩都附近，頗有甘蔗。然不雲可制餳。又引《異物志》云：「甘蔗遠近皆有。交趾所產特醇好。斬而食之既甘。笮取汁如飴餳，名之曰糖，益復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而冰破如磚，其食之入口消釋，時人謂之石蜜者也。」此即今之冰糖。然其物恐交、廣以外，未必有之。《通鑑》：陳文帝天嘉元年（560），周晉公護使李安置毒於糖，以弒世宗。《注》云：「，丸餅也。江陵未敗時，梁將陸法和有道術，先具大、薄餅，及江陵陷，梁人入魏，果見、餅，蓋北食也。今城市間元宵所賣焦即其物，但較小耳。糖出南方，煎蔗為之，絕甘。」案齊明帝，大官進御食裹蒸，帝十字畫之，曰：「可四片破之，余充晚食。」已見第十章第四節。《通鑑注》云：「今之裹蒸，以糖和糯米，入香藥、松子、胡桃仁等，以竹籜裹而蒸之，大才二指許，不勞四破也。」建武三年（496）。以糖和糯米粉入松子、胡桃仁蒸食，今所謂嘉、湖細點中猶有之，吾鄉呼為玉帶糕，但無香藥，不以竹籜裹之耳，此古裹蒸之變也。蓋米麥糖所制之物，不宜冷食，故齊明帝時之裹蒸，於朝食時進之，今人改用蔗糖，則以為無時之食矣。此說若不誤，則南方尚用米麥所制之糖，北方安得有蔗糖？胡《注》釋糖之糖為蔗糖，恐失之矣。又齊大廟薦茗粣，《通鑑注》曰：「粣，《類篇》云：色責翻，糝也；又側革翻，粽也。《南史》：虞悰作扁米粣，蓋即今之饊子是也，可以供茶。」側革翻，似即今蜜餞之餞字之音，但上入異耳。以之供茶，實今之稱點心為茶食之本。女真初興時，其所謂茶食者固尚以蜜塗也。
貴人飲食雖侈，然居喪則能守禮者尚多。《魏書·房法壽傳》：法壽族子景伯，母亡居喪，不食鹽菜。遂為水病，積年不愈。《周書·孝義傳》：皇甫遐母喪，食粥枕凷。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面遺之。遐皆受而不食，以營佛齋。皆其事。並有能持之以久者，如何子平母喪去官，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日以數合米為粥，不進鹽菜。楊愔遭離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惟鹽菜是也。甚有如甄恬，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不肯食者，《梁書·孝行傳》。皆當時風氣使然也。
釀酒多用秫谷。《晉書·孔愉傳》：愉從弟群，性嗜酒，嘗與親友書曰：「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糵事。」又《隱逸傳》：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谷，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是其事。釀酒耗谷頗多。魏正光後國用不足，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合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升，孽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魏書·食貨志》。官給之酒，所耗如此，私釀所費之廣，不言可知。故歷代皆有酒禁，其法且有頗酷者。《晉書·孝武帝紀》：大元八年十二月，開酒禁。《安帝紀》：隆安五年（401），是歲飢，禁酒。義熙三年三月，除酒禁。《劉曜載記》：曜制季秋農事畢，乃聽飲酒。《石勒載記》：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重製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一年正月，南徐、南豫州、揚州之浙江西並禁酒。二十二年九月，開酒禁。《齊書·武帝紀》：永明十一年五月，詔水旱成災，谷稼傷弊，京師二縣，朱方、姑熟，可權斷酒。《魏書·高宗紀》：大安四年正月，丙午朔，初設酒禁。《刑罰志》云：是時年穀屢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訟，或議王政，帝惡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釀、沽、飲皆斬之。吉凶、親賓，則開禁，有日程。《孝靜帝本紀》：天平四年閏九月，禁京酤酒。元象元年四月，齊獻武王請開酒禁。《北齊書·武成帝紀》：河清四年二月，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後主紀》：天統五年十一月，詔禁造酒。《上洛王思宗傳》，言其子元海為右僕射，說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當即此時事也。武平六年閏月，開酒禁。《周書·武帝紀》：保定二年二月，以久不雨，京城三十里內禁酒。439案歷代酒禁，史之所載，未必能具也。然《抱朴子·酒戒篇》論當時禁酒情形云：「曩者飢年荒谷；貴人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責榜徇者相續，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440民之好此，可謂篤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己急人，雖令不從。沽賣之室，廢棄則困。遂修飾賂遺，依馮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仇。從其酤買，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以葛氏之言推之，歷代酒禁，恐皆利少弊多矣。《魏書·列女傳》：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大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為醞之。為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告，曰：「老病須酒，在家私釀，王所為也。」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其罪在張。」有司疑其罪，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高宗義而赦之。法過嚴者不能行，勢非至於屈法縱舍不止，立之復何益哉？要之風俗之所由成，其道恆隱曲多端，斷非一切之法所能政也。
造酒之法，《齊民要術》第六十三至六十七篇詳之。中有《祝麴文》，啟五方、五土之神，東方青帝、土公、青帝威神，南方赤帝、土公、赤帝威神，西方白帝、土公、白帝威神，北方黑帝、土公、黑帝威神，中央黃帝、土公、黃帝威神。求使「出類絕蹤，穴蟲潛影」，則今釀酒者之迷信，由來舊矣。441《晉書·劉弘傳》：弘為荊州刺史，下教曰：「酒室中雲齋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酒之優者蓋較厚，故其性亦較烈。《齊民要術·笨麴餅酒篇》云：「穄米酎，先能飲好酒一斗者，惟禁得升半。飲三升大醉。三升不澆，大醉必死。凡人大醉，酩酊無知，身體壯熱如火者，作熱湯，以冷解，名曰生熟湯。湯令均，小熱得通人手，以澆醉人。湯淋處即冷。不過數斛湯，迴轉翻覆，通頭面痛淋，須臾起坐。與人此酒，先問飲多少，裁量與之。若不語其法，口美不能自節，無不死矣。一斗酒醉二十人。得者無不傳餉親知以為恭。」黍米酎，「悉同穄酎法，芬香美釀，皆亦相似。釀此二醞，常宜謹慎，多喜殺人。以飲少，不言醉死，正疑藥殺。尤須節量，勿輕飲之。」觀此二醞，當時名酒，蓋多味厚性烈者，442此亦酒禍之所由滋歟？
茗飲始見正史者，為《三國·吳志·韋曜傳》，已見《秦漢史》第十七章第一節。《困學紀聞》言荼字有三義：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陸草也。《日知錄》言：荼字中唐始變作茶。同聲異韻之字，減一畫而化為兩字，中華造字，舊有此法，實即六書中之轉注也。《齊民要術》論茶，引《爾雅》「檟，苦荼。」郭璞《注》云：「樹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為荼，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蓋茶味亦苦，故藉苦菜之名以名之，久乃變其韻而析為二語也。《日知錄》云：「王褒《僮約》云：武都買荼；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云：芳荼冠六清；孫楚詩云：姜、桂、荼、荈出巴蜀；《本草衍義》：晉溫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據其說，茗飲蓋始於蜀而浸淫於吳、楚。《齊民要術》列茶於《非中國物篇》中，443又引《荊州地記》曰：浮陵茶最好。蓋其所謂中國，限於北方，故云爾。然亦可見是時北方尚未有茶也。又引《博物志》云：飲真茶令人少眠，則其時已有偽物矣。
第二節 倉儲漕運糴糶
錢幣之用愈微，則實物之儲愈富，故古代倉廩，恆較後世為充實。444晉承喪亂之後，然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陳敏建議，謂南方米谷，皆積數十年，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朝廷從之，轉漕頗有成效，可見南方儲谷之多。北方雖雲喪亂，而離石大飢，劉淵遷於黎亭，以就邸閣谷，留其大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又使其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則亦未至全乏也。晉遷江東，《隋書·食貨志》云：「其倉：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台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大倉，東宮所貯，總不過五十餘萬。在外有豫章倉，釣磯倉，錢唐倉，並是大貯備之處。自余州郡、台傳，亦各有倉。」《晉書·五行志》：海西公大和中，郗愔為會稽大守。六月，大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虞潭傳》：潭轉吳國內史。徙會稽。未幾，復還吳郡。是時軍荒之後，蘇峻亂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潭乃表出倉米振救。《陶回傳》：回遷吳興大守。時人飢谷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粥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言不如開倉廩以振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並敕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王羲之傳》：羲之為會稽內史。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振貸。《良吏·鄧攸傳》：攸守吳郡，時郡中大飢。攸表振貸。未報，輒開倉救之。《外戚·王蘊傳》蘊補吳興大守。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贍恤。賴蘊全者十七八。此等事，具見地方貯備之豐。三吳固富庶之區，在輦轂之下，然桓玄乘殷仲堪振恤飢者，倉廩空竭而伐之；又《王長文傳》言：大康中，蜀土荒饉，開倉振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舍之，長文不謝而去；則偏遠之區，振貸亦未遂成為具文也。拓跋燾之南侵也，江夏王義恭次彭城，眾力雖多，而軍食不足。沈慶之、何勖，咸欲棄城逆奔。以張暢言而止。事見第八章第七節。《宋書·暢傳》載暢之言曰：「今軍倉雖寡，朝夕猶未窘罄。量其欲盡，臨時更為便宜。豈有舍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則其時倉谷實未大乏，慶之等自怯懦耳。《傳》又云：時大祖遣。徐爰乘驛至彭城，取米谷定最。爰既去，城內遣騎送之。燾聞知，即遣數百騎急追。爰已過淮，僅得免。初爰去，城內聞虜遣追，慮爰見禽，失米最，虜知城內食少。義恭憂懼無計，猶欲奔走。會虜大眾至，乃不果。則當時城內之人，視其糧儲，實已岌岌，然彭城初未奔潰。《梁書·庾域傳》：長沙宣武王為梁州，以為錄事參軍，帶華陽大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眾心以安。是當時梁州，粟亦空乏。然蕭懿堅守六十餘日，未曾失陷。見第十一章第三節。則雖空乏，亦未至於絕無。故能以空言安眾心也。《宋書·沈慶之傳》：南新郡蠻帥田彥生反叛，攻圍郡城。慶之遣柳元景赴之。未至，郡已被破。焚燒城內倉儲及廨舍盪盡。是凡有兵備之處，倉谷皆略有存儲。《隋書·食貨志》言：南朝自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別惟得廩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此與《晉書·會稽王道子傳》言其時軍旅洊興，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之事，可以參觀。見第十九章第一節。各種給賜皆絕，而米廩猶存，可見其倉儲實較後世為充實。若在後世，則即財政寬裕之時，京官亦不能皆給米栗也。
《魏書·韓麒麟傳》：大和十一年（487），京都大飢，麒麟表陳時務曰：「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才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谷租。年豐多積，歲儉出振。所謂私民之谷，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又《李彪傳》：彪上封事七條，其三曰：「頃年山東飢，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而乃達。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臧贖雜物余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並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谷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彪之封事，據《食貨志》，事在大和十二年（488）。《志》謂孝文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為災。則魏當大和大飢以前，積貯之情形甚惡，自此以後，乃頗有更革。故至宣武延昌元、二、三年（512、513、514），復遭饑饉，頗能有所振施也。見《紀》。
倉儲雖雲有備無患，然死藏其谷，不能生利，亦非計之得者。得輕重斂散之意者，莫如常平。故歷代論者，多主行之也。《晉書·武帝紀》：咸寧三年九月，起大倉於城東，常平倉於東、西市。《杜預傳》謂預拜度支尚書，乃奏興常平倉，五十餘條，皆納焉，蓋即此時事。《劉頌傳》：頌上疏言：「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所謂成制，蓋亦常平之類也。《宋書·沈曇慶傳》云：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民急，大祖納其言而事不行。史臣謂「大明之末，積旱成災，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議，興於中年，或不至是」。可見其相需甚殷。然又謂「若籠以平價，則官苦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蓋主其事者，未能計及遠利也。魏立常平倉，事在大和二十年（496），見《紀》。常平之所患者，穀物之貿遷已盛，而公家之資本較微，不足以制其輕重。李彪之議，年豐糴積，時儉出糶，亦即常平之意，而析州郡常調，分京都度支以為之，資力較雄，此其所以能收公私豐贍之效歟？然則大和以後資儲之充實，所恃者轉不在常平之司矣。北齊河清定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當州谷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谷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糴貯。周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余。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之。皆見《隋書·食貨志》。亦皆常平之意也。
《魏書·釋老志》：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445至於儉歲，振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歲兼營田輸粟。高宗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遍於州鎮矣。又云：世宗永平四年（511）夏，詔曰：「僧祇之粟，本欲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山林僧尼，隨以給施。民有窘敝，亦即振之。但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征責，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貧下，莫知紀極。細民嗟毒，歲月滋深。自今已後，不得傳委維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監括。尚書檢諸有僧祇谷之處，州別列其元數，出入贏息，振給多少，並貸償歲月，見在未收，上台錄記。若收利過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復征責。或有私債，轉施償僧，即以丐民，不聽收檢。後有出貸，先盡貧窮。征責之科，一準舊格。富有之家，不聽輒貸。脫仍冒濫，依法治罪。」又尚書令高肇奏言：「謹案故沙門統曇曜，昔於永明元年（483），奏涼州軍戶趙苟子等二百家為僧祇戶。立課積粟，擬濟飢年。不限道俗，皆以振施。又依內律，僧祇戶不得別屬一寺。而都維那僧暹、僧頻等，進違成旨，退乖內法。446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於行道。棄子傷生，自縊溺死，五十餘人。遂令此等，行號巷哭，叫訴無所。至乃白羽貫耳，列訟宮闕。請聽苟子等還鄉課輸。儉乏之年，周給貧寡。若有不虞，以擬邊捍。其暹等違旨、背律、謬奏之愆，請付昭玄，依僧律推處。」詔曰：「暹等可特原之，余如奏。」案《志》載曇曜元奏，本謂儉歲振給饑民；高肇奏辭，亦云不限道俗；而世宗詔謂山林僧尼，隨以給施，民有窘敝，亦即振之，則其振施似以僧尼為主。竭民力以奉僧尼，已為無理，況又強取民戶，規圖贏息，其弊至於不可究詰乎？而僧暹等猶見特原，亦可謂無政事矣。
世宗詔令出貸先盡貧窮，富有之家，不聽輒貸，是當時僧祇之粟，反有貸於富家者也。近世農民銀行之興，富家或以微息貸之於行，而加重之以貸於民。主行事者，利富家易於征償；又總貸之於數富家，而聽其轉貸貧民則事簡；富家又或餌以微利；遂樂貸之於富家，今古之情弊正同也。詔又言或有私債，轉施償僧，此又民間放債，征責不得，而藉僧祇之力，為之索取者，參看第十九章第五節自明。僧人之舉動如此，可謂不法極矣。貨幣用微之世，實物之儲蓄恆多。凡物皆然，米谷尤甚。故在前世，不惟官家倉廩，較後世為充實，即民間之存谷亦多。《宋書·孝義·徐耕傳》：元嘉二十一年（444），大旱，民飢，耕以千斛助官振貸。詣縣陳辭曰：「此郡雖弊，耕晉陵延陵人。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谷，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實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厲，為勸造之端。」又《自序》言：沈亮轉西曹主簿。時三吳水淹，谷貴民飢。刺史彭城王義康，使立議以救民急。亮議以「東土災荒，民凋谷踴，富民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余皆勸使糶貨，447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也」。此皆凡民雖飢，富家自有藏粟之證。齊竟陵王子良為丹陽尹，開私倉以振屬縣貧人。劉懷珍族弟善明，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贖命田。可見富貴之家，倉儲亦自充足。此等人若能如徐耕之助官振貸，盧叔武之聽民賒借，見第十九章第五節。自為最善。然能如是者卒少，而剝削貧民者實多。《魏書·世宗紀》：延昌元年五月，詔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饑民。《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正月，詔以往歲年穀不登，民多乏絕。令公私、道俗，凡有積貯粟麥者，皆準口聽留，以外盡糶。此即沈亮之議，以理論，雖無可訾，然行之恐不易也。《北齊書·循吏傳》：蘇瓊為南清河大守。天保中，郡界大水。瓊普集郡中有粟之家，自從貸粟，給付飢者。此亦賢智之過，不能常行、遍行。無已，則仍惟有乞靈於通糶。故饑荒之歲，商販最宜使之流通。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正月，詔東境去歲不稔，遠近販粥米粟者，可停道中雜稅，其以仗自防者悉勿禁，即以此也。然遏糶者亦殊多。《南史·崔祖思傳》：青州刺史張沖啟：淮北頻歲不熟，今秋始稔。此境鄰接戎寇，彌須沃實。乞權斷谷過淮南。南徐、兗、豫、司諸州，又各私斷穀米，不聽出境。自是江北荒儉，有流亡之弊。元祖祖思叔父景真之子。乃上書，謂宜豐儉均之。即其一事也。夫遏糶非徒有害於鄰境也，在本境亦為穀賤傷農。平時行之猶不可，況頻歲不熟之後，飢疲之民，亟待振起之際乎？於此而遏其流通，亦可謂不達於政矣。
張沖言青州鄰接戎寇，彌須沃實，是也，然亦有宜慎者。兵戈之際，往往民食不足，而兵家之蓄有餘。448《晉書·石勒載記》：勒將圖王浚，引其舍人王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此亡期之至也。」《浚傳》：勒既執浚，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則浚當時藏粟實多。然究何益哉？《劉聰載記》：劉曜攻郭默於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宋書·索虜傳》：歷城建武府司馬申元吉破碻磝，獲虜地倉四十二所，粟五十餘萬斛。城內居民私儲，又二十萬斛。《梁書·夏侯亶傳》：亶合韋放出兵，降城五十二，獲米二十萬石。弟夔出兵，凡獲粟六十萬斛。軍中奏報，固多誇大之辭，然必不能全虛，則緣邊要害之地，儲粟無不充實矣。梁武帝以雍州為邊鎮，運數州之粟以實之。見《南史·南平王偉傳》。後周之世，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荊州遞送。《周書·郭彥傳》。《周書·王羆傳》：羆鎮華州，時關中大飢，徵稅民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榜棰，以是人有逃散。蓋其取之之虐如此。然究何益哉？元嘉二十七年（450）之役，《宋書·臧質傳》謂虜初南出，後無資糧，惟以百姓為命。及過淮，食平越、石鱉二屯谷。至是，鈔掠無所，人馬飢困，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歸路之資，故悉力以攻之。《魏書·盧玄傳》：玄孫淵，曹虎遣使請降，高祖使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及知虎降之詐，詔淵進取南陽。淵以兵少糧乏，赭陽近葉倉，表求先攻之。高祖許焉。《慕容白曜傳》言：白曜之陷肥城，獲粟三十萬斛；破垣苗，得栗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克東陽後，史又最其凡云：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邢巒攻破宿豫、淮陽二戍，獲米四十餘萬石。侯景之圍台城，亦食石頭常平倉。見第十三章第三節。凡此皆齎盜糧而已。即不為敵所因，亦有不能自保者。《晉書·武帝紀》：咸寧四年十月，揚州刺史應綽伐吳皖城，焚穀米百八十萬斛。據《王渾傳》，所焚又有稻苗四千餘頃。稻苗固難刈獲，積穀亦未易遷移，然獨不能自焚之乎？使佛狸南犯之時，是處堅壁清野，其不能守又不能移者，悉行焚盪；虜馬雖健，能以飢軍縱橫於無人之地乎？固知焦土為禦敵之上策矣。449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為會稽內史，遺謝安書曰：「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奸吏，令國用空乏，良可嘆也。」《周書·裴俠傳》：「俠遷民部中大夫。時有奸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厲精發摘。數旬之內，奸盜略盡。」倉儲之難於管理如此，故後世積穀，多改儲銀錢。其弊則在荒歉之際，無由易為糧食。社倉之制，分谷諸社，令人民自行掌管，善矣，然民或不能自理，而至移之於縣，則其弊亦與官所設倉同。愚謂各地倉屋，宜悉由官造。商人之販易米谷者，皆不許自建倉屋，而責其必僦儲於官倉。450官所造倉，易於合式，米谷存儲，難於變壞，其善一也。可度遠近適中，水陸利便之地造焉，平時既利轉輸，戰時亦易移徙，其善二也。商人之營米業者，儲谷於官倉若干，則官責其代管官谷若干，凡出陳易新，及嚴防耗壞之事悉屬焉。此系以國權責成米商，不許辭避。存谷可分定期、不定期二種，一如銀行存款。需用提取，悉按定章。寇至，責其運至後路，費由官給。不能運者，亦即責其焚毀。民間亦可存谷與商人，一如存錢於銀行。如此，官民皆省管理之勞，而度年歲上下，外路來源多少，以定存谷之多少，悉由熟悉情形之商人為之，其計畫必較徒事敷衍之官吏，不習其事之人民為精。不須存留，即可運用。不虞空乏，又免死藏；寇至易於運走，否亦不至資敵；一舉而數善備焉。逮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此在今後，允宜懲前而毖後者也。
耕九餘三之制，昔人侈為美談，然此特小國寡民，一切悉恃自給之世為然耳，交通便則通工易事之範圍廣，與就一地方而調其豐歉，自不如合各地方而劑其盈虛矣。夫如是，則轉漕必不可免。其利害，亦有宜詳度者。魏顯祖因民貧富，為輸租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魏書·食貨志》。北齊河清三年（564）定令：墾租送台，義租納郡。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租入台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隋書·食貨志》。此為經常之制。魏孝文大和七年正月，詔青、齊、光、東徐四州之民，戶運倉粟二十萬石，送瑕丘、琅邪，復租算一年，此則臨時之措置：凡所以均漕轉之勞也。然此究不易均平，且其間極易叢弊。《魏書·李?傳》：?為大倉尚書，用范檦、陳端等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使所在委滯，停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遠近大為困弊。此其顯而易見者矣。韓麒麟言絹布之輸，於民為利，蓋以此也。欲救此弊，則宜多置倉及於緊要之地置倉。齊神武遷鄴之後，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鱉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稽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則其事也。《隋書·食貨志》。然終不易使各地方一皆豐足，而一有荒歉，則窮僻之地，仰轉輸以資接濟，為尤難焉。《北齊書·李元忠傳》：天平四年（537），元忠除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振貸，俟秋徵收。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已，徒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以振之。夫一光州，薄振即須如是，而論積貯，則東晉京都諸倉，總計不過五十餘萬，欲求振給之遍，豈不難哉？故在北方，偏多移民就谷之舉。451神瑞二年（415）之困，從崔浩、周澹議，分民詣山東三州。大和十一年（487）之旱，亦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廩。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魏書·食貨志》。此豈不重為煩費？延昌元年（512），詔河北民就谷燕、恆二州，又詔飢兵就谷六鎮，則其相違彌遠矣。相違愈遠，則其旋反愈難，宜乎李彪之病之也。故欲謀是處之豐足，仍賴商賈之流通。官家亦有自為買賣者，是為和糴。452魏世韋朏為荊、郢和糴大使，見《魏書·韋閬傳》。孫紹為徐、兗和糴使，鹿悆為河北五州和糴大使，特以使臣主其事，視之可謂頗重。齊神武謀遷鄴，運諸州和糴粟入鄴城，《北齊書·本紀》。蓋其所積者實不少也。遷鄴之後，常調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隋書·食貨志》。則行之亦有常典矣。《鹿悆傳》言：元子直出鎮梁州，悆隨之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悆獨不取，子直強之，終不從命，則其事亦不能無弊矣。漕運與第六節參看。
第三節 衣服
服飾之變遷，大抵隨乎風尚。453《抱朴子·譏惑篇》云：「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裁製，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頟也。」此等風尚，蓋今古皆然。《晉書·五行志》云：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元帝大興中又上短，帶才至於腋。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台成俗。並葛氏之言之證。然此特小小之變遷耳，通長期而觀之，則其變遷，仍有漸趨於美善者，此演進自然之勢也。
王后六服皆袍制，見於《周官·鄭注》，其說未知信否，然後漢婦人，必多衣袍，則可見矣。《釋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內衣也。」則著袍者初不必婦人。然外必加以衣裳，蓋舊習不易卒變也。深衣之制，連衣裳而一之，實足證外服以通長為便。便於通長，而仍必備衣裳之式，此亦不過泥古而已，別無深意也。事物必日趨簡易，久之，去衣裳而徑以袍衫為外服，即成後世之式矣。此等變遷，始於東漢，而成於魏、晉、南北朝之世。任大椿《深衣釋例》曰：「古以殊衣裳者為禮服，祭服及朝朔之服是也；不殊衣裳者為燕服，深衣是也。後世自冕服外，以不殊衣裳者為禮服，以殊衣裳者為燕服，此古今之異制也。《續漢志》云：若冠通天冠，服衣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梁劉昭《注》曰：今下至賤吏、小史，皆通制袍、襌衣、皂緣領袖中衣為朝服雲。蓋古者天子以白布衣、素裳為朝服，諸侯以緇布衣、素裳為朝服，皆衣裳殊。後漢始以袍為朝服，不殊衣裳。故司馬彪謂袍為古之深衣。晉、宋以後，以絳紗皂袍、五色紗袍、紗朱衣、絳單衣、絳皂褠衣為朝服。具服、從省服，《隋志》亦云制本深衣。然則不殊衣裳，古以為便服，漢、晉以為禮服矣。《隋志》：乘輿鹿皮弁服，緋大襦，白羅裙，在宮聽政則服之。《北史·柳世隆傳》：令王著白紗高頂帽，儐從皆裙襦袴褶。《長孫儉傳》曰：晚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上襦而下裙，即殊衣裳之制也。然則六朝時轉以殊衣裳者為便服矣。」又曰：「婦人以深衣之制為禮服，不殊衣裳。故內司服《注》：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則《周禮》王后六服，制度皆本深衣。《通典》載宋制：大後、皇后入廟，服袿襡大衣，謂之褘衣。公、特進、列侯夫人，卿、校世婦，二千石命婦年長者，入廟佐祭，皂絹上下；助蠶則青絹上下。自皇后至命婦二千石，皆以蠶衣為朝服。齊、梁以後並同。即《續漢志》所云深衣制，徐廣所云單衣也。其不殊衣裳，古今無異。然古樂府《陌上桑》曰：緗綺為下裳，紫綺為上襦，襦與裳不相連者也。繁欽《定情詩》曰：何以合歡欣？紈素三條裾。《西河記》：西河無蠶桑，婦女著碧纈裙，加細布裳。《東觀記》：鮑宣之妻，悉歸侍御，更著短布裳。又云：王良為司徒，妻布裙徒跣。此皆別言裙裳，可知衣裳之殊矣。然則漢時婦人朝祭之服，制同深衣，燕間之服，衣裳自殊，亦猶丈夫以袍、單衣為禮服，而其便服雅尚裙懦。《通典》載後周命婦服制云：諸命秩之服曰公服，蓋即制本深衣，不殊衣裳者也。又云：其餘裳服曰私衣，蓋即衣裙異著者也。」然則以袍衫為外服，婦人且較早於丈夫矣。
去衣裳而又短其袍，是為袴褶之服，其實即與襦袴無異矣。《宋書·禮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急就篇》注云：「褶，謂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廣袖。一曰左衽之袍也。」案即戎行役若服勞者，必以短衣為便，今古皆然。《曲禮》：童子不衣裘裳。《內則》：十年，衣不帛，襦袴。襦袴即不裳之謂。所以不裳者？鄭《注》云：為其便易，此服勞役者之短衣也。《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師己稱童謠曰：「公在乾侯，征蹇與襦。」《說文》：蹇，袴也。此行役者之短衣也。又成公十六年，有靺韋之跗注。杜《注》云：「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雲若袴，則亦有踦，此即戎者之短衣也。戴德《喪服變除》云：「童子當室，謂十五至十九，為父後，持宗廟之重。其服深衣不裳。」《內則》二十可以衣裘帛，與上十年衣不帛襦袴互相備。二十可以衣帛，則亦二十而後裳。所以二十而裳者？二十而冠，冠而責成人之禮焉。然則裳者禮服。禮不下庶人，故庶人即以深衣為吉服，明其不裳，與當室者同。則其平時固皆襦袴矣。褶若袍而短，而於重衣最在上，與徑以襦為外衣，其實何異？雲左衽者，蓋胡人之服？疑褶之名實襲諸胡，中國易其左衽為右衽，又改其制若中國之袍，而特襲其短身？胡人之褶蓋小袖，454中國則易為廣袖也？必廣袖者，古以侈袂為貴，且中國不如胡中之寒，無取乎小袖也。雖有此服，當時謂非禮容，惟供驅使及好狡獪者服之。故《宋書·後廢帝紀》：譏其常著小袴褶，未嘗服衣冠。《齊書·呂安國傳》云：安國被征為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作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朱衣官也。」《魏書·胡叟傳》：叟於高元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又《禮志》：博士孫惠蔚上書，言：「臣竊解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聞之言。將謂童子時甫稚齡，未就外傅，出則不交族人，內則事殊長者，餕旨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其無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居二九，質並成人，受道成均之學，釋菜上庠之內，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曾參之室，而惟有掩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許嫁，二十則笄，觀祭祀，納酒漿，助奠廟堂之中，視禮至敬之處，其於婉容之服，寧無其備？以此推之，則男女雖幼，理應有裳。但男子未冠，禮謝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褖，無名之服，禮文罕見。」此說顯與記意相背，將亦有激而云然歟？戎裝謂之急裝，皆縛其袴。455《通鑑》齊明帝永泰元年（498）《注》。《齊書·虞悰傳》：鬱林廢，悰竊嘆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宋書·袁淑傳》：元兇劭左右引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為一段，又中破，分蕭斌、淑及左右，使以縛袴。此縛袴之法之可考者也。
凡戎裝者皆短衣，456《南史·梁宗室傳》謂見理性甚凶粗，長劍短衣，出入廛里，不為宗室所齒是也。此自古短衣楚制之倫，與袴褶無涉。王國維《胡服考》以袴褶全為胡服，有袴褶，中國乃有短衣，誤矣。胡人多衣皮。劉璠妻子隨羌俗衣皮是也。見第一節。然中國人亦自有衣皮者。《晉書·魏舒傳》，謂其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為業；又《隱逸傳》：郭文，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是其事。此亦以其強靭，不如繒絮之易裂弊，非關胡服也。諸服中確出自胡者惟鞾。《廣韻》八戈引《釋名》云：「鞾本胡名也，趙武靈王所服。」《大平御覽》六百九十八引《釋名》云：「鞾本胡名也，趙武靈王始服之。」案《說文》無鞾字。《革部》：鞮，革履也。《韻會》引下，有「胡人履連脛，謂之絡鞮」九字，不知為元文以否？即謂為元文，亦似中國名革履為鞮，以胡人履連脛，乃加一絡字以別之，《說文·糸部》：「絡，聚也。」不訓苞絡。苞絡字漢人多作落。則叔重時尚無鞾名。趙武靈王所服，不得至後漢時尚無其字，則謂鞾為趙武靈王所服者，必附會之辭。世皆以鞾字為古，靴字後起。然《北齊書·徐子才傳》謂武明後病，童謠有「惟得一量紫綖靴」之語，之才弟之范，以問之才，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則南北朝時，其字久作靴矣。疑鞾之名稍行於東漢之世，其字則鞾靴雜作也。《隋書·禮儀志》云：「靴為胡履，施於戎服。」今案《晉書·毛寶傳》，謂寶與祖煥戰，血流滿靴。《北齊書·慕容儼傳》，謂儼為侯瑱等所攻，煮靴、皮帶、觔、角等物而食之。《周書·武帝紀》，謂帝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親脫靴以賜之。並靴為戎服之證。然北俗非即戎亦多服之。《魏書·慕容永傳》：永徙於長安，家貧，夫妻賣鞾於市。《北史·后妃傳》：司馬子如謂齊神武：「安妃是王結髮婦，避葛賊同走并州，貧困，然馬矢自作靴，恩義何可忘？」《北齊書·樂陵王百年傳》：後主時，改九院為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參竊言百年大子也，或言大原王紹德。《琅邪王儼傳》：儼死，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任城王湝傳》：天統三年（567），拜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城外諸嫗，以靴示之。詐曰：「有乘馬人在路被賊劫害，遺此靴，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北史·陳元康傳》：文襄之被害，楊愔狼狽走出，遺一靴。並北人常著靴之證。若南方則著者較少。《齊書·豫章王嶷傳》云：嶷性泛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相告，置鞾中，竟不視，取火焚之。《梁書·蕭琛傳》：起家齊大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欲候儉。時儉燕於樂游苑，乃著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南史·陳慶之傳》：子暄。陳大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鄉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去。舉止自若，竟無怍容。作書謗陵，陵甚痛之。趙翼《陔余叢考》，謂南朝著靴，見於史者，止此數事。今案蕭琛之於王儉，陳暄之於徐陵，皆有意為之，以自表見。《晉書·儒林·劉兆傳》：嘗有人著鞾，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亦視為野哉之流。《南史·恩幸傳》：簡文之立，嚴亶學北人著靴上殿，無肅恭之禮。有怪之者。亶曰：「吾豈畏劉禪乎？」《賊臣傳》言：侯景自篡立後，床上常設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腳坐。則尤為裂冠毀冕之行，負乘致寇之倫。信乎南人著靴者之不多也。
《陔余叢考》又云：「古人席地而坐，故登席必脫其屨，《禮記》所謂戶外有二屨是也。然臣見君，則不惟脫屨，兼脫其襪。《詩》：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行縢，襪去，故行縢見也。《左傳》：衛出公輒為靈台，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公怒，對曰：臣有疾，若見之，君將之，是以不敢。公愈怒，欲斷其足。杜《注》云：古者臣見君解襪，然則古人以跣足為至敬也。漢制脫襪雖無明文，宋綿初《釋服》云：「凡自外入內者，必解屨然後升堂。既解屨，則踐地者襪也，久立地或漬污，故有解襪就席之禮。失之亦為不敬。解襪見逼，《詩》曰：邪幅在下，正燕飲而跣以為歡之時也。其儀制漢時已亡。」《日知錄》曰：「古人之襪，大抵以皮為之。今之村民，往往行縢而不襪，古人之遺制也。吳賀邵為人美容止，常著襪，希見其足，則漢、魏之世，不襪而見足者多矣。」然優禮蕭何，特命劍履上殿，則群臣上殿，猶皆脫屨可知。衛宏《漢官舊儀》：掾吏見丞相脫屨，丞相立席後答拜。《魏志》：曹操令曰：祠廟上殿當解屨，吾受命劍履上殿，今有事於廟而解屨，是尊先公而替王命也，故吾不敢解屨。可見是時祭先祖，見長官，尚皆脫屨。宋改諸王國制度，內有藩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一條。梁天監中，尚書議云：禮跣襪登席，事由燕坐，今則極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恆禮，凡履行者，應皆跣襪。曰極敬之所，莫不皆跣，則是時朝會、祭祀，猶皆跣襪，陳祥道《禮書》所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也。《唐書》：劉知幾以釋奠皆衣冠乘馬，奏言冠履只可配車，今襪而蹬，跣而鞍，實不合於古，是唐時祭祀，亦尚有跣襪之制。至尋常入朝，則已有著履者。《唐書》：棣王琰有二妾爭寵，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或告琰厭魅，帝伺其朝，使人取其履驗之，果然，是也。蓋古者本以脫襪為至敬，其次則脫履，至唐則祭祀外無脫履之制，然朝會亦尚著履，此唐初之制也。」案《宋書·孝義傳》：龔穎，益州刺史毛璩闢為勸學從事。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盡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舉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跣出救之，得免。《齊書·謝超宗傳》：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又《徐孝嗣傳》：泰始二年（467），西討解嚴，車駕還宮，孝嗣登殿不著襪，為治書侍御史蔡准所奏，罰金二兩。則是時跣者尚多。《隋書·禮儀志》云：「案圖云：復下曰舄，單下曰履，夏葛冬皮。近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木，失於乾臘之義。今取乾臘之理，以木重底。冕服者色赤，冕衣者色烏，履同烏色。諸非侍臣，皆脫而升殿。凡舄，惟冕服及具服著之，履則諸服皆用，惟褶服以靴。」案時人亦不皆著履。《晉書·隱逸·陶潛傳》：潛無履，王弘顧左右為之造履是也。為便於行走者恆著。《宋書·張暢傳》：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為著？君且如此，將士云何？」暢曰：「戎陳之間，不得緩服。」《梁書·良吏傳》：沈瑀為餘姚令，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悉使著芒粗布。《陳書·沈眾傳》：眾監起大極殿，恆服布袍芒是也。《梁書·處士傳》：張孝秀嘗冠穀皮巾，躡蒲履，蓋亦芒之倫。儉者亦著屐。《齊書·虞玩之傳》：大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大祖取屐視之，訛黑斜銳，蒵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幼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二十年，貧士竟不辦易。」大祖善之。夫亦可謂久矣。屐有齒，然遇崎嶇之地，亦或去之。《晉書·宣帝紀》：青龍二年（234），諸葛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帝出兵追之。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457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是也。
《宋書·禮志》云：「漢承秦制，冠有十三種，魏、晉以來，不盡施用。」又云：「《傅玄子》曰：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又云：「魏武以天下凶荒，貲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為國容也。通以為慶弔服。巾以葛為之，形如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今國子、大學生冠之，服單衣，以為朝服。居士、野人，皆服巾焉。」又云：「徐爰曰：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也。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以繒為之。後世施幘於冠，因裁為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冠者皆服之。」史臣案：「晉成帝咸和九年（334），制聽尚書八坐丞郎，門下三省侍郎，乘車白帢低幘，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宮著烏紗峽；然則土人宴居，皆著帢矣。而江左時野人已著帽，士人亦往往而然，但其頂員耳。後乃高其屋雲。」案《呂覽·上農》曰：「古者庶人不冠弁。」《儀禮·喪服注》曰：「庶人不冠爵弁，則冠素委貌。」《詩都人士正義》曰：「庶人冠緇布冠或玄冠。」蓋惟行禮時或用之，平時則不。《釋名》曰：「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巾以覆髻則曰幘，《說文》「發有巾曰幘」，《廣雅》「幘，巾覆結」是也。《獨斷》曰：「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或以巾。」《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書》，謂楊彪著布單衣皮弁以見，則雖單衣亦不用巾。《後漢書·蔡義傳》：詔事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周書·崔彥穆傳》：子君肅，解巾為道王侍讀。《後漢書·逸民傳》：韓康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征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征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並居士、野人服巾之證。《後書·郭泰傳注》引周遷《輿服雜事》云：「巾，以葛為之，形如。」《玉篇》曰：「，帽也，絹，幘也。」則巾近於帽。《說文》云：「帽，小兒、蠻夷頭衣也。」《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注》曰：「冒，覆也。」《淮南氾論》曰：「古者有鍪而綣領。」《注》曰：「鍪，頭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蓋冠弁等皆後起之飾，帽則誠所以覆頭者。《宋書·輿服志》曰：「幘者，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發，始引幘服之，王莽頂禿，又加其屋也。」說或附會，然《魏書·辛紹先傳》，謂其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發遂落盡，故常著垂裙皂帽，則帽確可以覆發。用無慊乎冠弁，而視冠弁為簡易矣。去冠弁而著帽，抑可謂反古復始，變文從質者也。《釋名》：「幘，跡也，下齊眉跡然也。」其制齊眉，故可掩額發矣。《北史·蕭詧傳》，言其惡見人發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亦帽可覆發之證。然《隋書·崔賾傳》：大業四年（608），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賾答曰：「謹案漢文帝已前，示有冠幘，即是文帝已來所製作也。」然則幘自景帝而有，初不待元帝矣。《通鑑》：齊明帝建武四年（497），魏主攻宛，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南陽大守房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註：「虎頭帽者，帽為虎頭形。」此與蓮葉帽皆隨時所制，足見帽之通行，為甚廣也。
古三屬之甲，此時亦稍變為直垂，是為兩當，遂為後世所謂背子者之本，此亦猶衣裳之易而為袍衫也。《深衣釋例》曰：「裲襠甲，一名裲襠衫，《宋書》薛安都惟著絳衲兩當衫；案見《柳元景傳》。《隋書·輿服志》：正直絳衫，從則裲襠衫是也。案當作《禮儀志》，直將軍、諸殿主帥之服。考《宋史·輿服志》曰：大祖建隆四年（963），范質議云：《開元禮》：武官陪立大仗，加螣蛇裲襠，如袖，無身，以覆其膊胳。《釋文》、《玉篇》相傳曰：其一當胸，其一當背，謂之兩當。請兼存兩說，擇而用之。今劇演將帥所被金銀甲，即所謂其一當胸，其一當背者也。裲襠甲古既稱裲襠衫，安有無身之衫乎？劉孝標《樂府》：裲襠雙心共一抹，袙腹兩邊作一襊。蓋一當胸，一當背，故曰雙心。屬合兩邊，以固前後；又曰袙腹，則《廣雅》所謂裲襠謂之袙腹也。」又曰：「《隋書·輿服志》：案亦當作《禮儀志》。諸將軍侍從之服，一曰紫衫金玳瑁裝裲襠甲，一曰紫衫金裝裲襠甲，一曰絳衫銀裝裲襠甲，蓋外著裲襠甲，內衷紫絳衫，衫制短小，為裲襠之襯，尤便捷也。《南史·齊·崔慧景傳》：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敬則，直以衫代裲襠矣。古之甲，自身至要，自要至脛，分而為三，以組屬之，故曰三屬之甲。裲襠不殊上下，自肩直垂，此深衣之制，便於軍旅者也，故曰可以武也。」案《北史·陽休之傳》：武定二年（544），除中書侍郎。時魏收為散騎常侍，領兼侍郎，與休之參掌詔命。齊受禪，除散騎常侍，監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將軍。文宣郊天，百僚咸從，休之衣裲襠甲，手持白棓。時魏收為中書令，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為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可見是時裲襠南北皆為武人之服。《石林燕語》曰：「余見大父時，家居及燕見賓客，率多頂帽而系勒帛，猶未甚服背子。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橫幅約發，號額子。處室中則去帽見冠簪，或用頭巾也。古者士皆有冠，帽乃冠之遺制，頭巾賤者不冠之服耳。勒帛亦垂紳之意，雖施之外不為簡，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於禮乎？或云：勒帛不便於搢笏，故稍用背子。然須用上襟，腋下與背子垂帶。余大觀閒見宰執接堂吏，押文書，猶冠帽用背子，今亦廢矣。而背子又引為長袖，與半臂制亦不同。裹賤者巾，衣武士服，而習俗之久，不以為異，古禮之廢，大抵類此也。」則裲襠又變為文人之服矣。今之裲襠，北人謂之坎肩，吳語則謂之馬甲，似猶溯其原而言之。然《說文》：無袂衣謂之，《三國·魏志·楊阜傳》：阜見明帝披縹綾半袖，則裲襠之制，似又不始於武人。蓋俗本有短袖或無袖之衣，武人乃放之制為衫，又因衫而制為甲耳。短袖無袖，動作最便，亦衣服變遷，趨於簡便適用之一端也。
此時衣料，絮為最貴。齊大祖為建康令時，高宗等冬月猶無縑纊，已見第一節。《宋書·孝義傳》：朱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凱宿，衣悉裌布。飲酒醉眠，凱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凱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凱亦為之傷感。《晉書·孝友傳》：王延，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恆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梁書·良吏傳》：孫謙，居身儉素。床施蘧蒢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魏書·高允傳》：高宗幸允第，惟布被縕袍。具見綿之難得。《宋書·孔琳之傳》：琳之建言曰：「昔事故饑荒，米谷、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於今一倍。綿絹既貴，蠶業者滋，勤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正用鎧而已，至於袍襖裲襠，必俟戰陳，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惟一府，眾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以寢外；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綿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動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於斯。愚謂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既簡，則其價自降。」案木綿未興以前，欲以絮纊供舉國之用，其勢必不能給，此綿價之所以恆貴，況又有濫用之者乎？《魏書·焉耆傳》云：養蠶不以為絲，惟充絮纊。458西域諸國，酷愛中國之繒帛，而焉耆養蠶顧不以為絲，亦可見絮纊為用之亟矣。
《陔余叢考》曰：「古時未有綿布，凡布皆麻為之，《記》曰：治其麻絲，以為布帛是也。木綿作布，邱文莊謂元時始入中國。而張七澤《潯梧雜佩》，引《通鑑》梁武帝送木綿皂帳事，據史炤《釋文》：木綿以二三月下種，至夏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中綻出如綿，土人以鐵碾去其硋取綿，以小竹弓彈之，細卷為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織以為布，謂即此物。按史照《釋文》所云，正是今棉花所織之布，則梁武時已有此布矣。說者謂《漢書注》孟康曰：閩人以棉花為吉貝，而《正字通》及《通雅》，俱雲吉貝木綿樹也；《南史·林邑傳》亦云：吉貝者樹名也，其花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作布，與紵布不殊；是六朝以前，木綿布乃吉貝樹之花所成，系木本而非草本。今粵中木綿樹，其花正紅，及落時則白如鵝毳，正《南史》所云吉貝樹也。但其花只可絮茵褥，而不可織布。按《南史·林邑傳》，以吉貝為樹，《舊唐書·南蠻傳》則雲吉貝草緝花作布，名曰白氎，《新唐書·林邑傳》並不曰吉貝而曰古貝，謂古貝者草也，然則《南史》所謂吉貝之樹，即《唐書》所謂古貝之草。其初謂之木綿者，蓋以別於蠶繭之綿，而其時綿花未入中土，不知其為木本草本，以南方有木綿樹，遂意其即此樹之花所織。逮宋子京修《唐書》時，已知為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耳。史炤北宋人，元註：見《文彥博傳》。又在子京之後，並習知其碾彈、紡織之技，故註解益詳。以此推之，則梁武木綿皂帳，即是草本之綿所成，而非木綿樹也。更進而推之，《禹貢》厥篚織貝，蔡九峰《注》：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謂之吉貝，則夏之織貝，亦即今草綿布，是三代時已有之矣。案此說之不確，自不待辯。其見於記傳者：《南史》姚察，有門生送南布一端，察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此物吾無所用。白樂天《布裘詩》云：桂布白似雪。又《以布裘贈蕭、殷二協律詩》云：吳綿細軟桂布白。曰桂布者，蓋桂管所出也。孫光憲《南越詩》：曉廚烹淡菜，春杼織橦花。元註：草綿亦名橦花。李琮詩：腥味魚吞墨，衣裁木上綿。東坡詩：東來賈客木綿裘。以及《五代史》：馬希范作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綿。《宋史·崔與之傳》：瓊州以吉貝織為衣衾，工作出自婦人。皆此物也。然則綿花布自古有之，何以邱文莊謂元初始入中國？蓋昔時綿花布惟交、廣有之，其種、其法，俱未入中土。觀姚察門生所送只一端，白樂天以此送人，並形之歌詠，其為罕而珍重可知。逮宋末元初，其種傳入江南，而布之利遂衣被天下耳。」案門生以南布送姚察，事見《陳書》察傳。云：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止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猶冀受納。察厲色驅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饋遺。門生獻媚，固事所恆有，然既明言不敢厚餉，則其物必非甚貴可知。《梁書·武帝紀》，稱帝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亦以為儉德，非以為侈而能致異物也。《海南諸國傳》云：林邑，男女皆以橫幅吉貝，繞要以下，謂之干漫，亦曰都縵。狼牙修，男女皆以吉貝為干縵。婆利，國人披吉貝如帊，及為都縵。然則《扶南傳》言：范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幅今干縵也，大家乃截錦為之，貧者乃用布，參看第十六章第四節。其所謂布，亦必吉貝所織矣。《渴槃陀傳》云：衣吉貝布，則其流傳已及西域。《晉書·王戎傳》：南郡大守劉肇，賂戎筒巾細布五十端。巾，元板作中。《十七史商榷》云：「筒中布名，《後漢書·王苻傳注》引揚雄《蜀都賦》曰：筒中黃潤，一端數金，作中是。」此亦綿布也。更證以《史記·貨殖列傳》：番禺為果、布之湊，布亦疑是綿布，459則其入中國實已久。然越五嶺而北者卒少；即交、廣亦罕事種植、紡織；固知文明之傳播，自有其時，時未至不容強也。
衣服材料最奢侈者，為銷金及織成，時遭禁止，已見第十九章第四節。《通鑑》宋文帝元嘉三十年（453）《注》云：「炫金，今之銷金是也。」晉成帝咸康二年（336），石虎以女騎千人為鹵簿，皆著五文織成靴。案事見《晉書·載記》。《注》云：「五文，五色成文也。《廣雅》曰：天竺國出細織成。《魏略》曰：大秦國用水羊毛、木皮、野繭絲作織成皆好。」則織成初來自西域，460而中國放為之也。切於民生日用者，綿、麻之外為氈，北人多用之。461《晉書·慕容熙載記》：熙將以慕容隆妻張氏為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襚，靴中有敝氈，遂賜死。《北齊書·趙隱傳》：即趙彥深。初為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為尚書令史。可見作靴無不用之。即南人亦有以之禦寒者。《梁書·江革傳》：謝朓嘗宿衛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所著襦，並手割半氈與革充臥具而去是也。《北史·文苑傳》樊遜兄仲，以造氈為業，可見其為用之廣矣。卉服，野人亦間有用之者。《晉書·隱逸傳》：孫登，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發自覆。《魏書·逸士傳》：鄭修，少隱於岐南山谷中，耕食水飲，皮冠草服。是其事。御雨之具，謂之黃油。張稷等弒齊東昏，以黃油裹其首，送詣石頭。《通鑑注》曰：「黃絹施油，可以御雨，謂之黃油。以黃油裹物，表可見里，蓋欲蕭衍易於省視也。」《隋書·煬帝紀》：帝為晉王時，尤自矯飾。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即此黃油所為矣。《抱朴子》言其為囊可以盛酒，見第一節。則其制頗工矣。
虜起北方，本皆編髮、左衽，故中國人號為索虜。其稍事改革，則起於道武之朝，而成於孝文之世。《魏書·禮志》：「大祖天興六年（404），詔有司制冠服，隨品秩各有差。時事未暇，多失古禮。世祖經營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為事，取於便習而已。至高祖大和中，始考舊典，以制冠服。百寮、六宮，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猶未周洽，肅宗時，又詔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及在朝名學更議之，條章粗備焉。」孝文時議改服制，462蔣少游、劉昶等實與其事，已見第二十章第二節。《魏書·閹官·張宗之傳》云：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劉義隆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大和中，初制六官服章，蕭被命在內，豫見訪采，數蒙賜賚。此又參虜製作之一人也。《獻文六王傳》：高祖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袖。我徂東山，雖不三年，既離寒暑。卿等何為，而違前詔？」《任城王澄傳》云：高祖還洛，引見公卿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若為如此？尚書何為不察？」澄曰：「著猶少於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斯之謂歟？可令史官書之。」其改革之心，可謂至切。然製衣冠與偽大子詢，詢即竊毀裂，解發為編，服左衽。《齊書·魏虜傳》。出帝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帝與從官，皆胡服而騎。《魏書·自序》。齊文宣末年，亦數為胡服，微行市里。《隋書·五行志》。彼其習所便安，固未易以卒革也。《北齊書·王傳》云：性機敏，應對便捷。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台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為當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可見左衽之習，至南北朝之末而未變也。褚之嘲魏人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見第十章第六節。則即其放效中國時，亦不免南北雜糅，非驢非馬也。周武帝保定四年（564），初令百官執笏，見《紀》。《齊王憲傳》：憲死時擲笏於地。似有志於放效中國。然建德三年（574）正月，初服短衣，享二十四軍督將以下，試以軍旅之法，縱酒盡歡。見《紀》。《隋書·禮儀志》云：「後周之時，咸著突騎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帶，蓋索發之遺象也。」則其積習亦未能遽變。直至宣帝大象元年（579），受朝露門，乃用漢、魏衣冠焉。見第十五章第一節。亦有處腥膻之朝，守儒雅之俗者，《隋書·李禮成傳》言：周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為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是也。被服本各從所便，彼此不足相非，然當兩民族相爭之時，亦或視為民族性之所寄。一切改而從人，則寖忘其故。故雄猜之主，往往欲舉所征服之族之習尚而盡變之。清人以酷法迫漢族剃髮易服，蓋為是也。齊王融言：「中原士庶，雖淪懾殊俗，至於婚、葬之日，猶巾褠為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夫不獲申其志於平日，而猶存其禮於婚喪之時，此亦清世明之遺民，所謂「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之意歟？婚姻者人倫之始，喪葬者人事之終，於此而寄其微意焉，何其悲也？虜乃於此加以誅夷，其用心又何其刻也？誰謂淺演之族而不知猾夏哉？
晉世杜預創短喪之說，463為禮家一重公案，今於此附論之。預之議，因武元楊皇后崩大子應否終服而發。謂天子諸侯，事異士庶，不得以服喪而廢事，當遵魏氏既葬而除之典，以心喪終三年，古諒陰即心喪之謂也。其說詳見《晉書·禮志》。議禮之家，多以預為薄，甚且詆為名教罪人。然行禮者不惟其名惟其實，三年之喪，或可行於邃古，而必不能行於後世。何者，生活異，則人情因之而異也。觀儒書言能行之者之少，而知其時之習俗，已不相容，況秦、漢而後乎？夫衰麻哭泣，喪之文也，不飲酒食肉居於內，喪之實也，後世之士大夫，執親之喪，孰不飲酒食肉居於內？亦曷嘗衰麻在身？較之杜氏謂天子猶當以心喪終三年者，為過薄矣，而敢議杜氏乎？即不論此，亦可行乎平治之世，而不可行於喪亂之時；可行於貴富之家，而不可行於賤貧之子。「不言而事行者，扶而後能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後能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儒家固自言之矣。《宋書·禮志》引《尸子》云：「禹治水，為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此即墨者薄葬之論。儒家力攻墨氏，然事勢所迫，卻有同於墨氏而不自知者。《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祭者不除。」魏氏東關之役，失亡屍柩，葬禮無期，遂不得不制令釋服，使其子弟不廢婚宦，《晉書·禮志》。江左亦不得不申明其制矣。見《陳書·儒林·沈洙傳》。善夫！鄭鮮之之言之也，曰：「求禮當先遠大。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忘其身，況大丈夫哉？」《宋書》本傳。夫亦安得因喪而廢事也？
第四節 宮室
晉、南北朝之世，貴富之家，居室頗侈，而平民之居，則仍甚簡陋。斯時之奢侈者：一為無道之主，及逾侈之貴族，競營宮室、苑囿，一則貴族及士大夫之較有雅致者，經營園圃，是為後世園林之本。又佛教東來，寺塔亦大盛，別於論佛教時述之。
晉武帝泰始二年（267），始營大廟，其侈，已見第二章第一節。大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大廟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勰為匠，作者六萬人。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梁又折。見《宋書·五行志》。《晉書·禮志》亦言其窮極壯麗。蓋其規制過於崇閎，而營造之技，不足以副之，故其基址不能堅實也。孝武帝大元十六年（391），改作大廟，堂集方石，庭以磚。見《宋書·禮志》。此在當時，亦為已侈，皆武帝之作法於貪，有以啟之也。偏方割據之國，如張茂、張駿、見第六章第二節。石虎、見第五章第二節。赫連勃勃、見第六章第九節。慕容熙；見第六章第八節。南北朝偏安之世，如宋孝武帝、明帝、見第九章第七節。《齊書·王儉傳》云：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齊文惠大子、見第十章第一節。梁昭明大子以賢稱，然史亦言其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庭館。東昏侯、見第十章第六節。陳後主、見第十五章第二節。魏胡靈後、見第十二章第二節。齊文宣帝、見第十四章第二節。後主、見第十四章第四節。周宣帝；見第十五章第一節。亦皆盛營宮室、苑囿，其事已述於前，斯時之奢靡者，不獨人主，即人臣亦多侈麗其居，甚至人主反愛樂之，足見其土木之功為已侈也。
士大夫尋常居宅，大抵為屋數十間。《晉書·山濤傳》：濤死，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武帝為之立宅。《王沈傳》云：沈素清儉，不營產業，帝使所領兵為作屋五十間。《良吏傳》：魯芝，素無居宅，武帝亦使軍兵為作屋五十間。合第十九章第一節所述觀之，可見士大夫居室之大概。其時亦有儉素者，如李重死，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裴佗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魏書·良吏傳》。孫謙每去官，輒無私宅，常藉官空車廄居焉。464《梁書·良吏傳》。鹿悆雖任居通顯，而自無居宅，常假賃居止皆是。然此等人似不多，而務於侈靡者則不少。有專務壯麗，僭擬宮殿者：如晉齊王冏大築第館，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梁南平王偉，廣營第宅，重齋步櫩，模寫宮殿。北齊清河王岳，於城南造宅，高歸彥奏其僭擬帝宮，制為永巷，惟無闕是也。《周書·韋夐傳》：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夐至宅，訪以政事。夐仰視其堂，徐而嘆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其侈麗蓋亦此類矣。而好經營園圃者尤多。465古苑囿率因山澤為之，雖占地頗廣，而勞人力穿築之事則不多。其詒禍於人者，不過如齊宣王之囿，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譏其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又謂堯、舜既歿，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污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耳。其弊在乎棄地，而不在乎勞人也。晉、宋以後，官私苑囿，占地多者亦有之。如石虎欲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見第五章第二節。慕容熙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見第六章第八節。孔靈符於永興立墅，周圍三十三里，含帶二山皆是。見第十九章第三節。《北齊書·陽斐傳》：東郡大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即壑，以為公家苑囿，此猶是古制之遺。《齊書·高逸傳》：員外郎劉思效表陳讜言，謂貴勢之流，貨室之族，亭池第宅，競趣高華，至於山澤之人，不敢采飲其水草，其詒害亦不可謂不深。然私家之居，占地究不易甚廣，故就田廬之地，加以經營者尤多。其苟完苟美如徐勉者，原亦未足為過。見第十九章第一節。然或踵事增華，則其所耗之人力物力，為不少矣。《晉書·會稽王道子傳》云：嬖人趙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巨萬。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游矚，甚善也，然修飾大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可見其勞人之甚。然貴戚若嬖倖，如是者實不少。如《宋書·徐湛之傳》：言其室宇園池，貴游莫及。《竟陵王誕傳》，言其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劉勔傳》，言其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棲息。聚石蓄水，仿佛丘中。朝士愛素者，多往游之。《恩幸傳》言：阮佃夫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於宅內開瀆，東出十餘里，塘岸整潔，泛輕舟，奏女樂。《齊書·劉悛傳》，言其宅盛治山池，造瓮牖。世祖著鹿皮冠，被悛菟皮衾，於牖中宴樂。《南史·謝弘微傳》，言其曾孫舉，宅內山齋，舍以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孔珪傳》，言其居宅盛營山水。齊衡陽嗣王鈞往游焉。見《齊宗室傳》。《武陵昭王曄傳》：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為樂。顧臨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否？」映曰：「臣好棲靜，因以為稱。」又問曄。曄曰：「臣山卑，不曾棲靈昭景，惟有薇蕨，且號首陽山。」可見諸王之邸，多有假山，道子之勞人，亦不足為異矣。《朱異傳》言：異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朝來下，酣飲其中。又言異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玩好。每暇日與賓客游焉。《陳書·孫瑒傳》，言其庭院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鐘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此等皆慕為雅致，而又極奢縱者。此外若梁南平王偉，見第十二章第六節。齊呂文度、茹法亮、呂文顯等，見第十章第四節。其宅第之侈，並已見前。即隱淪恬退之士，亦多以此為務者。如戴顒，以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池，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宋書·隱逸傳》。沈道虔，居縣北石山下。道虔，吳興武康人。孫恩亂後，饑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為立小宅。臨溪有山水之玩。同上。劉慧斐，起家為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游於匡山。過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於東林寺。又于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梁書·處士傳》。裴之平，陳世祖即位，除光祿大夫，慈訓宮衛尉，並不就。乃築山穿池，植以卉木。居處其中，有終焉之志。《陳書·裴忌傳》。張譏，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陳書·儒林傳》。阮卓，退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陳書·文學傳》。皆是。雕樑畫棟，自不如竹木山池之美，漸近自然。故雖帝王，亦顧而樂之。乃從而效之。如東昏侯芳樂苑，當暑種樹，又剗取細草，來植階庭；466見第十章第六節。陳後主臨春、結綺、望仙三閣，下亦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葯是也。北朝風氣，亦與南朝相似。北海王詳及趙修、茹皓之事，已見第十二章第一節。又如王叡子椿，史言其園宅華廣。趙猛，史言其宅宇高華。薛謹之曾孫裔，史言其盛營園宅，賓客聲伎，以恣嬉遊。鄭述祖，所在好為山池，松竹交植。盛肴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北史·鄭羲傳》。夏侯道遷，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游適。李元忠，園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段孝言，時苑內須果木，科民間及僧寺備輸，悉分向私宅種植。殿內及園中須石，差車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迥取。皆可見其好尚所在。茹皓之所經構，為魏世宗所悅。見第十二章第一節。齊文襄於鄴東起山池游觀，時俗眩之。河南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矟於舟上，數集諸王，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玩。其上下相師之情形，亦與南朝同也。《宋書·五行志》云：晉武帝大康後，天下為家者，移婦人於東方，空萊北庭，以為園圃，可見經營園圃，實為當時普遍之好尚。居宅與園圃相連，則空氣清新，且可略知稼穡，誠為有益之事，惜為之者多富厚之家，遂致踵事增華，重勞人力，有失初意也。
別業之本，既系園圃，故其地之廣者，仍可種植以獲利。《北史·獻文七王傳》：廣陵王羽之子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果，皆出其園。又《庾岳傳》：置相州，拜岳為刺史。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承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嘗？」《周書·蕭大圜傳》：大圜嘗云：「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檐而看灌甽。」皆其證也。《王思政傳》：思政嘗被賜園地，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棄之。此固不失武士之風，然孳孳為利固不可，以暇從事於種植，亦未必遂為小人之事也。
因務廣居宅，遂有侵奪官私之地者。467齊王冏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萬數。宋孝武帝使有司奏竟陵王誕云：以廣拓宅宇，地妨藝植，輒逼徐湛之遺孤，頓相驅徙。又緣溪兩道，積代通衢，誕拓宇開垣，擅斷其一，致使經途壅隔，川陸阻礙。又以臨川武烈王道規，廟居宅前，固請毀換，詔旨不許，怨懟彌極。孝武之殺竟陵，固非以其貪縱，然此等罪狀，則眾目昭彰，非可虛構也。《晉書·賀循傳》：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及之。」闓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為世所敬服如此。此事可謂不法已極。賀循一耳，張闓正多，民之不得安其居、保其業者，蓋不少矣。《魏書·高道穆傳》：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季世哲，尚書令崇之子，貴盛一時，多有非法。逼買民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為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之。然不聞其於所逼買之宅，迫使還民也。又梁臨川王宏、魏北海王詳及趙修，咸有占奪民地之事，已見第十二章第一節、第五節。民間屋宇，多為草舍。468宋明帝陳貴妃，家有草屋，已見第十九章第一節。《晉書·桓沖傳》：沖子嗣，為江州刺史，修所住齋，應作版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孔愉傳》：出為會稽內史。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候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江逌傳》：蘇峻之亂，屏居臨海，絕棄人事。翦茅結宇，耽玩載籍，有終焉之志。《儒林傳》：范宣，家於豫章。大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文苑傳》：羅含，轉州別駕。以廨舍喧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為材，織葦為席。布衣蔬食，宴如也。《宋書·臧燾傳》：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餐，不改其舊。《孝義傳》：何子平，所居屋敗，不蔽雨日。兄子伯興，採伐茅竹，欲為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以母未葬。《隱逸傳》：孔淳之，草屋蓬戶。《梁書·陸倕傳》：於宅內起兩間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裴子野傳》：無宅。藉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陳書·馬樞傳》：鄱陽王為南徐州刺史，卑辭厚意，令使者邀之。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焉。《南史·劉善明傳》：所居茅齋，斧木而已。《劉傳》：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為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賀琛傳》：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魏書·高允傳》：高宗幸允第，惟草屋數間。《胡叟傳》：叟家於密雲，蓬室草筵。此等皆士大夫之家，而猶如此，細民自不必論。《宋書·王玄謨傳》：玄謨之圍滑台，城內多草屋，眾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恐損亡軍實，不從。城中即撤壞之，空地以為窟室。《魏書·甄琛傳》：鮮于修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民，反於定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內，先有燕、恆、雲三州避難之戶，皆依傍市廛，草茅攢住。修禮等聲雲欲收此輩，共為舉動。《隋書·高熲傳》：上嘗問熲取陳之策。熲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可見南北皆多草舍。《宋書·周朗傳》：朗上書言：「取稅之法，宜計人為輸，不應以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為價；田進一畝，度以為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469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是則公家苛政，亦有阻民修築者。然以大體言之，則其時生活程度，固只如此也。農家之屋，亦有必須草覆者，如《齊民要術·作豉篇》言：「屋必以草蓋，瓦則不佳。」是也。然右所引者，多為人居。《南史·陸澄傳》：王儉嘗問澄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義安在？」答曰：「江左草創，崇禮門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眾，相傳至今。」可想見北人東渡時之情形矣。
營造之材，仍以土木為主。觀道子山由版築，蕭嶷亦於邸起土山可知。桓嗣以茅茨代版檐，而以版付船官，則時材木似頗難得。470梁大宗幽系之後，無復侍者及紙，471乃書壁及板障，472為詩及文數百篇。《通鑑注》云：「柱間不為壁，以板為障，施以丹漆，因謂之板障。」大寶二年（551）。此制恐不能多。觀《魏書·楊播傳》言：播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見第十七章第二節。不言障之以板可知也。《周書·王羆傳》：授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邦，俸祿殷厚，何為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力所不堪若科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西河材木，不必甚多，其為京洛所取資，蓋以其相去之近。真饒於材木者，必在偏僻之區。如《南史·隱逸傳》言：鄧郁隱居衡山，立小板屋兩間；《齊書·氐傳》言：仇池無貴賤，皆為板屋土牆是也。《北史·張耀傳》：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俊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關經構。耀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為大將。」詔從之。《周書·若干惠傳》：大祖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嘆曰：「親老矣！何時辦此乎？」大祖聞之，即日徙堂於惠宅。所以不恤勞人，屢事遷徙，似亦以材木難得故也。
當時能為窟室者頗多。《晉書·隱逸傳》：孫登，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登汲郡共人。張忠，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服氣，餐芝，餌木，修導養之法。其居依崇嚴幽谷，鑿地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朝拜之。郭瑀，隱於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瞿硎先生，大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桓溫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於窟室。《宋書·武三王傳》：南郡王義宣反問至，其子愷，於尚書寺內著婦人衣、乘問訊車投臨汝公蓋詡。詡於妻室內為地窟藏之。事覺，收付廷尉。詡伏誅。此等似因其時之人，遦穿地窖而然。虜大官有八十餘窖，已見第十一章第二節。高熲言江南儲積，多非地窖，則北方地窖正多。此滑台之圍，所以能於造次之間，撤草屋而為窟室也。《魏書·奚斤傳》：父簞，有寵於昭成皇帝。時國有良馬，曰騮，一夜忽失，求之不得。後知南部大人劉庫仁所盜，養於窟室。簞聞而馳往取焉。則北方之人，並有為窟室以養馬者。又《景穆十二王傳》：濟陰王小新成之孫弼，入嵩山，以穴為室。此則自然洞穴，不待開鑿者。蓋當時人民，亦本有穴居者也。
其時民居，又有極簡陋者。《魏書·封回傳》：除安州刺史。山民愿樸，父子賓旅，同寢一室。473回下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此必因屋少而然也。《北齊書·神武帝紀》言：帝從尒朱榮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及得志，以其宅為第，號為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為宮。團焦蓋極簡陋之室，其營造如何，何以名為團焦，則不可知矣。北人多居氈帳，有極大者。《顏氏家訓·歸心篇》云：「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可見氈帳之大，能容千人也。474
民居雖甚簡陋，貴人所用營建材料，卻有極貴者。琉璃之貴，已見第二十章第二節，而東昏侯誚武帝興光樓何不純用琉璃，見第十章第六節。則南方室屋，亦有用琉璃者，即興光樓亦頗用之矣。《晉書·外戚傳》言：王愷用赤石脂泥壁。《宋書·百官志》言：明光殿以胡粉塗壁，475畫古賢烈士。以丹朱色地，謂之丹墀。東昏侯塗壁皆以麝香。亦見第十章第六節。王肅之歸虜，虜為起宅舍，亦以香塗壁。此等皆妄為奢侈，無益實際者也。
時所營構，有甚高者。魏明元帝起白台，高二十餘丈，見第八章第二節。亦見《本紀》泰常二年（417）。齊文宣營三台，476構木高二十七丈，見第十四章第二節。《梁書·處士傳》：陶弘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中山立館。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北史·崔辯傳》：辯曾孫弘度，膂力絕人。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為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477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歘擲下至地，無所損。訓大奇之。此樓亦必不止一層也。
虜起朔方，本非居國，故昭成欲定都灅源川，築城郭，起宮室，而平文後尼之，事見第六章第三節。道武再興，始於平城附近築城郭，立市里，起宮廟。又營台觀苑囿，穿池引渠。所至之處，又多建離宮。自此至孝文遷洛之前，仍世皆有增造。其事具見《本紀》。然平城規制，實尚簡陋，觀第十一章第二節所引《齊書·魏虜傳》可知。《魏書·莫含傳》：含孫題，大祖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召入與論興造之宜。題久侍頗怠，賜死。足見其規模離鄴、洛、長安猶遠也，而勞民則已頗甚。《高允傳》：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大祖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若廣修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工，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弱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其所損廢，亦已多矣。」虜之濫用民力，可以見矣。孝文遷洛，用蔣少游等以司營造，已見第二十章第二節。然其事實未大成。《魏書·大武五王傳》：廣陽王建閭之子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奸盜永止。詔從之。《世宗紀》：景明二年九月，發畿內夫五萬五千人築京師三百二十坊，478四旬而罷，即此事。是至世宗之時，坊里之制，猶未備也。《景穆十二王傳》：任城王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479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磚二百，以漸修造。《李崇傳》：崇於肅宗時上表曰：「竊惟皇遷中縣，垂二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郁荊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營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磚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膳，廳宇凋朽，牆垣頹壞，皆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並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終此數條。」則洛邑工程，不徒未完，且寖有毀損矣。遷鄴之役，嘗發眾七萬六千人營新宮，又發畿內民夫十萬人城鄴城，四十日罷，見《魏書·孝靜帝紀》。
度地居民之法，在營建新都時易，而因舊則難，以新都一切皆出新構，無毀舊之足惜；又地皆在官，易於措置也。晉、南北朝之世，在官廛里，似已不如漢代之多，故賜宅之事較少，480如裴子野之藉官地以造宅者，不多見也。亭傳亦已蕪廢，故行旅或一時無宅者，不復能如漢世之藉寓，而多以佛寺為棲托之所，481如李翥，晚節貧無居宅，寄止佛寺；見《北史·李義深傳》。侯景平後，蕭大圜歸建康，寓居善覺佛寺是也。參看本章第六節，及《秦漢史》第十七章第四節。好興土木者雖多，然皆徒為私計，罕能為地方為人民計者。《梁書·良吏傳》：何遠在官，好開途巷，修葺牆屋。民居，市里，城隍，廄庫，所過若營家焉。此等人不易多覯矣。482
主營造之事者，歷代各有其職。《宋書·百官志》云：材官將軍一人，司馬一人，主工匠土木之事。漢左右校令其任也。魏右校又置材官校尉，主天下材木事。晉江左改材官校尉曰材官將軍。又罷左校令。令材官隸尚書起部及領軍。此南朝司空之職也。《北齊書·高隆之傳》：領營構大將軍，京邑製造，莫不由之。《周書·竇熾傳》：宣帝營建東京，以熾為京洛營作大監，宮苑制度，皆取決焉。此皆隨事設職。受任之人，亦頗有克舉其職者。蔣少游事，已見第二十章第二節。《南史·崔祖思傳》言：少游之至，祖思從弟元祖欲留之，上不從，少游果圖畫而歸。《魏書·李業興傳》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創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上則憲章前代，下則模寫洛京。今鄴都雖舊，基址毀滅；又圖記參差，事宜審定。臣雖曰職司，學不稽古。國家大事，非敢專之。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戶，所宜訪詢。今就求之，披圖按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為制。召畫工並所須調度，具造新圖，申奏取定。庶經始之日，執事無疑。」詔從之。則當時司營造者，已能先立圖樣，483按圖從事矣。高隆之之為營搆大將軍也，史稱其增築南城，周回二十五里。以漳水近於帝城，起長堤以防泛溢之患。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碾磑，並有利於時。可謂頗有締造之才。《魏書》言王遇性巧，強於部分。世宗初，兼將作大匠。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大後墓園、大極殿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驅馳，與少壯者均其勞逸。此亦強幹之材。然使此等人主持工事，往往易媚上而虐下，亦不可不知也。
公家功力，往往為私人所占用。如《南史·恩幸·綦母珍之傳》言：帝給珍之宅，宅邊又有空宅，從取、並取，輒令材官營作，不關詔旨，其一事也。晉武帝為王沈、魯芝立宅，皆使軍人；文惠大子起苑東田，亦役宮中將吏，見第十章第一節。似能以兵代民役，然勞民之時卒多。484《魏書·成淹傳》云：於時宮殿初搆，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啟求都水造浮航。高祖賞納之。合高允諫高宗之語觀之，而知運轉之弊已探，構造之艱，可勿論矣。而於勞民逞志之外，又或為嬖車而役民，如《趙修傳》言：修以罪徙之後，「家宅作徒，即仰停罷」是也，其厲民亦可謂深矣。
室屋固多版築，即城郭之作，用磚石者亦少，485李崇謂洛都城隍闕磚石之工是也。然磚石之工，亦不必較版築為固。《宋書·臧質傳》言：虜攻盱眙，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此阿利蒸土築城，所由自詡其固也。見第六章第九節。《齊書·州郡志》言：宋自淮北沒虜，青州寄治郁州。劉善明為刺史，以海中易固，不峻城雉，累石為之，可見石城轉不逮版築之堅已。其用力則當較版築為省。《南史·梁宗室傳》：長沙王業，歷位南兗州刺史，運私米僦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之，蓋亦以其勞民者淺也。
中國長城之修築，凡有數期。大抵北邊安靜時，無事於此，如清代是也。有大敵時，亦無事於此，以其不能恃此以御之也，如漢、唐之世，匈奴、突厥方張之時是也。惟有小小寇賊，釋之不可，防之不勝其勞，則長城之修築急焉。五胡亂後，北方較大之部落，多已侵入中國，所遺皆零星小部。諸胡侵入中國後，浸失其輕悍之風，向之好侵擾人者，今轉慮人之侵擾，而修築長城之事起矣。486《魏書·本紀》：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衛。《天象志》云：以備蠕蠕也。是為魏修長城之始。大武帝真君七年六月，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於河，廣袤皆千里。九年二月乃罷。其時蓋吳聲勢方盛，蓋慮蠕蠕乘機入塞，故以是防之也。大武屢出塞擊敵，於長城相須尚不甚殷，至孝文遷洛以後，而情勢又異矣。其時高閭上表曰：「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六鎮勢分，倍眾不鬥，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眾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御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卻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台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之地，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游運，永得不匱，五也。」宣武帝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萬騎，六道並進，欲直趨沃野、懷朔，南寇恆、代。詔源懷以本官加使持節、侍中，出據北蕃，指授規略。隨須徵發。諸所處分，皆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蠕蠕亡遁。懷旋至恆、代，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表》曰：「蠕蠕不羈，自古而爾。遊魂鳥集，水草為家。中國患者，皆斯類耳。歷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拓榆中，遠臨瀚海，而智臣勇將，力算俱竭，胡人遠遁，中國以疲。於時賢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習業，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蠶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飲血之類，鳥宿禽居之徒，親校短長，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暫勞永逸。代表諸蕃，比因高車外叛，尋遭旱儉，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去歲復鎮陰山，庶事盪盡。遣尚書郎中韓貞、宋世量等檢行要險，防遏形便。謂准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觀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時有小泉，不濟大眾。脫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雲而動。若至冬日，冰沙凝厲，游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懷傳》云：「世宗從之，今北鎮諸戍東西九城是也。」案魏於六鎮，所集兵力甚厚，而仍不能無藉於長城，可見長城之於備御，為用甚宏。故至南北朝之末，東西分爭，北戎是懼，而其功愈亟。孝靜帝武定元年八月，齊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隥，四十日罷。明年（544）十月，復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履，莫不嚴固。皆見《北齊書·神武紀》。文宣天保三年（552）、六年（555）、八年（557）修築長城，已見第十四章第二節。與其事者，有元景安、趙郡王叡、盧詢祖、張纂、陽斐等，皆見《北齊書》本傳。後主天統中，斛律羨為幽州刺史，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拒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作城，或斷谷起障，並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於翼傳》云：大象初，詔翼巡長城，立亭障。西自雁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鹹得其要。凡以防侵軼而省戍邏也。隋文帝開皇元年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二旬而罷。所發者為南汾州胡，見《韋沖傳》。三年三月，城榆關。《長孫晟傳》云：開皇元年（581），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榆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為之備。《突厥傳》云：高祖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缽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敕緣邊修保障、峻長城以備之。仍命重將，出鎮幽、並。《崔仲方傳》云：高祖受禪，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綿亘七百里。明年（561），上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此時之情勢，尚與周、齊時無異。其後突厥因亂，為中國所綏服，故六年二月，發丁男十一萬，七年二月，發丁男十萬餘修築長城之後，皆二旬而罷。遂無復勞役焉。及煬帝世，乃復有修築之舉。大業三年六月，帝幸榆林，朝啟民。七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一旬而罷，史言其死者十五六。四年三月，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七月，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五行志》言其時百姓失業，道殣相望焉。此時中國全盛，欲綏服突厥，自有其長駕遠馭之規，初不必勞民以事修築。《宇文愷傳》言：長城之役，詔愷規度，愷固善為侈大，以逢君之惡者。而賀若弼、宇文、高熲，皆於是時見殺，蘇威亦於是時免官。諸臣之獲罪，夫固別有其由。然《弼傳》云：弼以饗啟民大侈，與熲、等私議得失，為人所奏伏誅。《傳》云：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竟坐誅死。《熲傳》云：時帝遇啟民可汗恩禮過厚，熲謂大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恐為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為謗訕朝政，於是下詔誅之。《威傳》云：熲、弼等之誅，威坐與相連免官。則諸人之獲罪亦不能謂與修築長城，全無關係。蓋徒慕為侈大之規，而於實際有無裨益，則初非所計也。
席地而坐之風，此時蓋幾絕，故義宣之敗，入南郡空廨，無床，席地至旦，史記之，以為罕有之事，見《宋書》本傳。而胡床尤盛行。487《晉書·戴若思傳》言：若思少好遊俠，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麾同旅。《張重華傳》言：謝艾與麻秋戰，下車據胡床，指揮處分。《禿髮利鹿孤載記》：呂纂來伐，使傉檀拒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傉檀下馬據胡床而坐，眾心乃安。《梁書·楊公則傳》：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韋放傳》：高祖遣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為明威將軍，帥師會之。魏大將費穆帥眾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三百餘人。眾請放突去。放厲聲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床處分。於是士皆殊死戰。魏軍遂退。放逐北至渦陽。《王僧辯傳》：圍陸納於長沙。僧辯出坐壟上。賊黨吳藏、李賢明等率銳卒千人奄出，蒙楯直進，徑趨僧辯。帶甲從者，止百餘人。僧辯尚據胡床，不為之動。《南史·梁本紀》：袁粲之據石頭，黃回與之通謀。皇考聞難作，率家兵據朱雀橋。回覘人還告曰：「朱雀橋南一長者，英威毅然，坐胡床南向。」回曰：「蕭順之也。」遂不敢出。《柳世隆傳》：沈攸之先大軍下，住白螺州，坐胡床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是雖軍旅之際，亦恆攜胡床也。是時眾人共處，胡床蓋惟尊者據之。故齊武帝在東宮寵張景真，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舴艋坐胡床，觀者咸疑是大子。《南史·荀伯玉傳》。魏孝武帝與齊神武搆釁，使溫子昇草敕，子昇逡巡未敢，帝據胡床拔劍作色。《北齊書·神武紀》。然此特體制所限，苟其不然，則幾於無不用之者。張鏡與客談，顏延之取胡床坐聽。《南史·張裕傳》。劉獻游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床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可謂造次不離矣。《魏書·裴叔業傳》：叔業兄子粲，為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令禱于海神。粲憚違眾心，乃為祈請。直據胡床，舉杯而言曰：「仆白君。」左右曰：「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肯拜。然則雖祀神，猶攜胡床以行矣。《晉書·王猛傳》：猛少貧賤，以粥畚為業。嘗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雲無直。自言家去此不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隋書·尒朱敞傳》：彥伯子。齊神武韓陵之捷，盡誅尒朱氏。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於大街，見童兒群戲者。敞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三年，乃資而遣之。此二事均不足信，然可見時人之所想像，雖深山僻壤，亦有胡床也。《晉書·五行志》謂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見第一節。信不誣矣。《通鑑》胡三省《注》曰：「胡床，即今之交床。隋惡胡字，改曰交床，今之交倚是也。」梁武帝大通元年（527）。今日舉國皆用桌椅之風，實成於是時，此亦中外文化交相融洽之一端也。
第五節 葬埋
厚葬之弊，至秦、漢之世而大著，故自後漢以來，薄葬稍成為輿論。至魏武、文二帝，乃大革其弊。488晉世亦因仍之。《晉書·禮志》云：「魏武豫自製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無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埏，乃為石室，藏璽埏首，以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漢禮明器甚多，自是皆省之矣。魏文帝黃初三年（222），又自作終制，曰：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性雖崇奢，然未遽營陵墓之制也。宣帝豫自於首陽山為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終制，斂以時服，不設明器。《本紀》又云：後終者不得合葬。景、文皆遵奉成命，無所加焉。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武帝泰始四年（267），文明王皇后崩，將合葬，開崇陽陵，使大尉司馬望奉祭進皇帝密璽綬於便房神坐。魏氏金璽，此又儉矣。江左元、明崇儉，且百度草創，山陵奉終，省約備矣。」案江左惟元帝葬其子琅邪悼王煥，頗失之侈，煥年僅二歲。事見《晉書》本傳。又《江逌傳》：穆帝崩，山陵將用寶器，逌諫曰：「宣皇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帝奉遵遺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宮，始用寶劍、金舄。此蓋大妃罔己之情，實違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為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則康帝之葬，亦稍違禮，此外無以泰侈聞者。南朝淫侈之主雖多，亦未聞有厚葬之事。不可謂非經驗所積，自然之革進也。又《晉書·武帝紀》：泰始二年十月，詔曰：「昔舜葬蒼梧，農不易畝；禹葬成紀，《宋書·禮志》作會稽。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簡之旨，所徙陵十里內居人，動為煩擾，一切停之。」其後宋宣大後陵，雖移徙禁內墳瘞，然給其葬直，蠲復家丁，亦與前代之肆行擾累者異也。見《宋書·明帝紀》泰始二年（467）。
北方僭偽諸國，其葬有頗侈者。如劉曜之葬其父妻，見第五章第一節。慕容熙之葬其妻是也。見第六章第八節。《呂纂載記》言：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得真珠簏、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腦鍾，水陸奇珍，不可勝紀，則張氏之葬亦頗侈。蓋由地接西域，多寶物使然。後魏文明後以侈靡稱，然其葬尚未甚泰，《後傳》載孝文帝詔曰：「山陵之節，亦有成命。內則方丈，外裁揜坎。脫於孝子之心，有所不盡者，室中可二丈，墳不得過三十餘步。今以山陵萬世所仰，復廣為六十步。其幽房大小，棺槨質約，不設明器，至於素帳、縵、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則遵先志，從冊命」云云。而胡靈後葬其父母甚侈，則以其智識又不及文明後也。見《魏書·外戚傳》。魏、周、齊三朝，周人於中國之文化，最能了解，故其葬亦最儉，觀周明帝、武帝遺命可知。胡人處中國，多有自疑之心，乃為虛葬之法。《晉書·石勒載記》言：勒母王氏死，潛窆山谷，莫詳其所。既而備九牢之禮，虛葬於襄國城南。勒死，亦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號高平陵。《慕容德載記》云：德死，夜為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屍之所在。《宋書·索虜傳》云：死則潛埋，無墳隴處所。至於葬送，皆虛設棺柩，立冢槨。然則虛葬實為諸胡成法矣。齊神武之死，亦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為穴，納其柩而塞之，殺其群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通鑑》梁武帝大清元年（547）。欺人自欺，究何益哉？
《晉書·禮志》云：「古無墓祭之禮。漢承秦，皆有園寢。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222），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繼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園邑、寢殿遂絕。齊王在位九年，始一謁高平陵，而曹爽誅，其後遂廢，終於魏世。及宣帝遺詔，子弟、群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489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文帝陵。一謁峻平陵，景帝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宣帝陵。至惠帝復止也。逮於江左，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告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王導傳》：自漢、魏以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案此可謂非禮之非禮，抑其僭亦甚矣。導之恣睢偃蹇，備見第四章第四節，其為此，所以示小忠小信邪，抑仍率其恣睢偃蹇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於是遂止。以為永制。穆帝時，褚大後臨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驃騎將軍司馬道子曰：今雖權制服，至於朔望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為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黷無准，非禮意也。安帝元興元年（402），尚書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為近法。尋武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惟百僚？謂宜遵奉。於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宋書·禮志》曰：「宋明帝又斷群臣初拜謁陵，而辭如故。自元嘉以來，每歲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武帝陵。復漢儀也。世祖、大宗，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文帝陵。案墓祭最為非禮，而自魏、晉至宋，終不能盡革，可見有其舉之，正之正不易矣。魏武終令曰：「《周禮》冢人葬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兆域，使足相容。」《宋書·禮志》。此本於禮有據，然《晉書·劉毅傳》言：毅子暾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婦當拜墓，攜賓客親屬數十乘，載酒食而行。則於禮有據之事，轉以啟非禮之漸矣。皆過重塋墓之風，有以啟之也。
守墓之風，漢世極盛，魏、晉來亦稍衰，然猶有行之者。《魏書·王慧龍傳》言：宋文帝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玄伯偽為反間來，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也。」舍之。及慧龍死，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此或出於意氣感激之私，不可以常理論。《周書·孝義傳》：荊可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可家舊墓，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此則近於矯偽矣。又《柳霞傳》：《北史》作柳遐。蕭詧蒞雍州，選為治中。尋遷別駕。及詧於襄陽承制，授霞吏部郎、員外散騎常侍。俄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聞喜縣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蕭詧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歸於我，霞乃辭詧曰：「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大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於金陵。惟留先臣，獨守墳柏。常誡臣等，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霧，退則有虧先旨。伏願曲垂照鑒，亮臣此心。」詧重違其志，遂許之。夫詧之於霞，恩顧不為不厚，而竟違之於流離顛沛之中，臣節豈雲無缺？此亦重視墳墓大甚之弊也。490
因時直非常，遂有所謂招魂葬者。觀議禮之家，多以為非，而知重視形魄，不應過甚矣。《晉書·東海王越傳》言：裴妃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宗廟寢祊，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大興末墓毀，又改葬於丹徒。案古人未嘗不重形魄，讀《秦漢史》第十七章第五節可見。謂形魄不足重者，蓋一二哲人之見。然法古者固當法哲人，不當法流俗也。《晉書·五行志》云：「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491至於大斂，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為頭。」夫非其形體，又何藏焉？乃若所為，則並亡其軀者，又可制芻偶以代之歟？其惑亦甚矣。又代北之俗，兵死者不入墓域。隋文帝仁壽元年（601），為之下詔，謂其「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又曰：「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至墳塋，獨在其外？自今已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案禁兵死不入墓域，蓋謂先人之靈，恆棲丘隴，惡見子孫之傷殘，與漢人受刑者不上丘墓，張猛不欲其頭過華陰曆先人之墓同，見《秦漢史》第十七章第五節。亦重視形魄之見也。
以骨肉歸復於土，魂氣則無不之之義言之，客死者原不必歸葬。魏孝文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遷北，見第十一章第二節。未為非義也。然世俗則多重歸葬。《魏書·孝感傳》：趙琰，天水人。初為兗州司馬。轉團城副將。還京，為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三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嘗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余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期，乃絕鹽、粟，斷諸滋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又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國，遂為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張讜之死也，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後父喪得葬舊墓，乃還屬清河。《北史》本傳。《顏氏家訓·終制篇》云：「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業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啟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磚。便直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絕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困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自咎自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旁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蔭，使汝等沉淪廝役，以為先世之恥，故冒人間，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又曰：「孔子之葬親也，雲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況為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自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惟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為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其言未嘗不達，然因不得歸葬，創痛之情，終溢於言表焉。中國士大夫之見解如此，虜所由以必葬桑乾脅之歟？492《魏書·王慧龍傳》：臨沒，謂功曹鄭曄曰：「吾羈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埸效命。誓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修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沒後乞葬河內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發齒而已。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曄等申遺意，詔許之。《韓延之傳》云：初延之曾來往柏谷塢，省魯宗之墓，有終焉之志。因謂子孫云：「河、洛三代所都，必有治於此者，我死，不勞向代北葬也，即可就此。」及卒，子從其言，遂葬於宗之墓次。延之死後五十餘年而高祖徙都。延之固忠義之士。慧龍，史言其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其人亦尚非全無心肝者流。蓋以家難不得已而臣虜，尚未自絕於中國者。其乞葬河南之語，特其飾辭。延之之言，其為假託，尤顯而易見。蓋皆不欲葬北者也。虜豈易欺，度其必葬桑乾之法，本亦不能盡行耳。然為所牽制者必多矣。此法蓋所以脅中國之士夫不敢叛之，並不能舍之而去也。然後來孝文之所以脅其族人南遷者，亦正是法也。南遷而鮮卑之亡也忽焉矣。天道好還，詎不信歟？
合葬之法，亦為使人必求歸葬之一端。493宣王終制，既雲後終者不得合葬。皇甫謐作《篤終論》，亦云：「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魏子建疾篤，顧敕二子曰：「吾生平契闊，前後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有定別，惟汝次母墓在外耳。可遷入兆域，依班而定行於吾墓之後。如此足矣，不須祔合。」《魏書·自序》。此已非流俗之見，然雖不祔合，而仍必同塋域，則仍無補於客死者之必求歸葬也。況流俗之見，尚有不以同域為已足者乎？《宋書·孝武帝紀》：大明六年十月，詔上林苑內民庶丘墓欲還合葬者勿禁。此所以順民心，即可見民間求合葬之切矣。周、齊之分隔也，裴文舉叔父季和為曲沃令，卒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隴，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保定三年（563），遷絳州刺史。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柩西歸，竟得合葬。文舉私痛，齊人何與焉？蓋特貪其重募，而裴氏子孫，乃妄為之辭耳。
厚葬之事，既已靡財，又因貧者慕效，至使停喪不葬，其詒害實為甚巨，故歷代多有禁令。齊永明七年十月，詔曰：「三季澆浮，舊章陵替，吉凶奢靡，動違矩則。至斑白不婚，露棺累葉。苟相夸衒，罔顧大典。可明為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如復違犯，依事糾奏。」其一事也。《晉書·馮跋載記》：跋下書曰：「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則雖偏方之主，亦知之矣。一時士大夫，能為薄葬之論，若豫立終制，敕子弟遵奉者亦不少，並有生以侈聞，歿亦知遵儉德者。如夏侯湛，史言其族為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歿，顧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是也。厚葬之無益於亡者，夫固中人知之矣。然俗之既成，能自拔者卒少。《魏書·高允傳》：允條列時事，言：「今國家營葬，費捐巨億，一旦焚之，以為灰燼。《宋書·索虜傳》云：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494上為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元孝友言：「今人生為皂隸，葬擬王侯，存歿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壠，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為至孝。」其上下波靡之情形，可以想見。王濬，功名之士也，而其葬也，大營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劉昶，奔亡之餘也，而豫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為公私費害。張緬母劉氏，以緬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河南辛普明，僑居會稽。兄將葬，鄰人賻助甚多。普明初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何忍以亡者余物為家財邪？」《齊書·孝義傳》。此即君子不家於喪之義，其人實非流俗，然猶兢兢於營墓，況其下此者乎？《魏書·外戚傳》，譏高肇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此當時士大夫之輿論，而史家采之者也，其識乃出馮跋下矣。以厚葬為孝，已為識者所非，況又有如趙修之徒，焜耀道路，傷風敗俗者哉？見第十二章第一節。
附棺、附身之物，求其必誠必信，固為禮之所許，然踵事增華，終必至於以死傷生而後已，故其激者，乃欲並衣衾棺槨而去之。皇甫謐《篤終》之論曰：「屍與土並，反真之理也。然則衣衾所以穢屍，棺槨所以隔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含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觕為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實時服，幅巾故衣。以蘧蒢裹屍，蘧蒢，蘆。麻約二頭，置屍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坑訖，舉床就坑。去床下屍。平生之物，皆無自隨。蘧蒢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跡無處，自求不知。」495《南史·劉歊傳》：大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監八年（509）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旐。一蘆藉下，一枚覆上。吾氣絕，便沐浴。籃輿載屍，還忠侯大夫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屍於九泉。」敬胤外甥許慧詔因阮研以聞。詔曰：「此達生之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從有所不從。今從素若申遺意，土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鼠，戮屍已甚。父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易棺，此自奉親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舍兩取，以達父子之志。棺周於身，土周於槨。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為安也。」此子孫不能奉行遺制，而藉王命以斷之者也。然如是之制，能行之者已少矣，固知變俗之難也。
衣之與棺，所以防狐狸之食，蠅蚋姑之嘬，故曰毋使土親膚。形魄既終歸於地，則如是亦足矣，不必更厚為之隔也。王祥遺令，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實協於理。顏之推欲還葬其父母，豫於揚州燒磚，蓋亦以揚都下濕之故。亦《終制篇》中語。杜預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小山，皆用洛水圓石，已非達者矣。然吳逵葬其家十三喪，夜燒磚甓，王彭營葬父母，鄉里亦出夫力助作磚；見第十九章第一節。則以磚甓葬者極多。496《周書·孝義傳》：皇甫遐遭母喪，廬於墓側，負土為墳。後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明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回五十餘步。禪窟重台兩匝，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吳逵、王彭固貧士，遐亦累世寒微，而其所為如是，當時營葬之厚，誠非今人所能想像已。
其更侈於此者，則為石室、石獸、碑銘之屬。所費既廣，且易開虛美之風，長導諛之習，故歷代亦有禁令。497《宋書·禮志》曰：「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205），魏武帝以天下凋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257），大將軍參軍大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雲只畏王典，不得為銘，乃撰錄行事，就刊於墓之陰云爾，此則碑禁尚嚴也。此後復弛替。晉武帝咸寧四年（278），又詔曰：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318），有司奏故驃騎府主簿故恩營葬舊君顧榮，求立碑。詔特聽立。自是後禁又漸頹。大臣長吏，人皆私立。義熙中尚書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議禁斷，於是至今。」《隋書·禮志》曰：「梁天監六年（507），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惟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惟記名位，似無虛美之嫌，然事易寖離其本，為防微杜漸計，似仍以一切斷之為得也。
厚葬既終不能革，故發掘之事，亦終不能絕。《晉書·張方傳》言：方在洛既久，兵士暴掠，發哀獻皇女墓。《王機傳》言：杜弢所在發墓。《石季龍載記》言：勒及季龍，並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苻丕載記》：丕左丞相王永檄州郡，言姚萇殘虐，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戶夷煙，毀發丘墓。陳宣帝罪狀薛安都之詔曰：「椎埋發掘，毒流泉壤。」《南史·劉杳傳》言：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田益宗歸魏被代，表言代者毀發墳墓，露泄枯骸。此皆在兵亂之際者，然平時亦所不免。《晉書·何充傳》：充為會稽內史，以墓被發，去都改葬。《齊書·周山圖傳》：山圖為淮南大守，有盜發桓溫冢，大獲寶物。《高祖十二王傳》，又言有盜發溫女冢者。《陳書·世祖九王傳》言：征北軍人，于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北史·齊本紀》言：文宣帝死，先是霍州發楚夷王女冢，得珠襦玉匣，帝珍之，還以斂焉。《周書·賀蘭祥傳》言：荊州境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498此皆在平時者也。甚有以貴人而躬椎埋之行者。《宋書·前廢帝紀》，謂其以魏武帝有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祐領之，其說不知信否。《陳書·始興王叔陵傳》，言其好游冢墓間，遇有塋表主名可知者，輒令左右發掘，取其石志、古器，並骸、肘、脛，持為玩弄，藏之庫中、府內，則說必不誣矣。《南史·齊宗室傳》：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雲張騫墳。有欲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蕭斅穎達第七子。謂無此理，求自監督。及開，惟有銀鏤銅鏡方尺。此亦叔陵之類也。《魏書·高宗紀》：大安四年十月，北巡，至陰山，有故冢毀廢，詔曰：「昔姬文葬骨，天下歸仁，自今有穿毀墳隴者斬之。」其刑可謂甚峻。《宋書·桓護之傳》：護之伯父之子閬，元嘉中為員外散騎侍郎，母墓為東阿寺道人曇洛等所發，閬與弟殿中將軍閎共殺曇洛等五人。《齊書·孝義傳》：朱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其父昭之假葬之于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其相報亦可謂甚慘。然椎埋者踵相接也。故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也。」
以發掘報怨、肆毒者，亦時有之。《魏書·畢眾敬傳》言：眾敬為申纂所恨。會有人發眾敬父墓，眾敬疑纂所為。其弟眾愛，乃亦遣人密至齊陰掘纂父墓，以相報答。此已為非理。魯爽與弟秀南奔，魏毀其墳墓；北齊文宣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冢；此則更屍帝王之名，而同盜賊之行已。其尤堪發指者，則為隋文帝縱王頒掘陳武帝墓事。頒者，僧辯之子，其父固叛國當誅者也。頒仕周，後從韓擒虎滅陳。頒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或曰：「郎君仇恥已雪，而悲哀不止，將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隴，斫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曰：「某為帝王，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鍬鍤。一旦皆萃。於是夜發其陵。頒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主。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為，亦孝義之道也，朕何可罪之？」舍而不問。天下有此義歟？武帝奮身以保中國，而國之人不能保其封樹，是則中國民族之恥也。
中國人素重埋葬，實則棄屍不葬者甚多。此與其日言上天好生，父殺子為極惡，而生子實多不舉同理。生計所迫，固非空言所能挽也。《漢鼓吹鐃歌曲》曰：「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宋書·樂志》。可見戰死不葬者之多矣。梁武帝中興元年十二月，令曰：「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許家人殯葬。若無親屬，或有貧苦，二縣長尉，即為埋掩。建康城內，不達天命，亦同此科。」陳宣帝大建五年四月，詔北伐眾軍，所殺齊兵，並令埋掩。魏顯祖皇興二年十二月，詔敕郡縣：張永軍殘廢之士，聽還江南。露骸草莽者收瘞之。此等似極寬仁，然文誥不必其能行也。諸臣能收瘞戰骸，若圍城中積屍者，亦時有之，如梁之韋叡、《梁書》本傳云：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床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輒盈滿。叡料簡隱恤，咸為營埋。於是死者得埋藏，生者反居業，百姓賴之。安成康王秀，《梁書》本傳云：為郢州刺史。先是夏口常為兵沖，露骸積骨於黃鶴樓下。秀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魏之李神俊皆是。《魏書》本傳：為荊州刺史。蕭衍遣將曹敬宗來寇，攻圍積時。又引水灌城，不沒者數版。詔遣都督崔暹，別將王羆、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時寇賊之後，城外多有露骸，神俊教令收葬之。然如侯景聚屍而焚之之事，終在所不免，《梁書》本傳：初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絕，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其勢固有所不給也。此外凶荒、《齊書·本紀》：東昏侯永元元年七月，京師大水，死者眾。詔賜死者材器，並振恤。《梁書·蕭景傳》：為南兗州刺史。會年荒，死者給棺具。《始興王憺傳》：為荊州刺史。天監六年（507），州大水。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槥。《魏書·高祖紀》：大和五年四月，詔時雨不沾，春苗萎悴，諸有骸骨之處，皆敕埋藏，勿令露見。《世宗紀》：景明三年二月，詔陽旱積時，農民廢殖，申下州郡：有骸骨暴露者，悉可埋瘞。正始三年五月，詔時澤未降，春稼已旱，或有孤老餒疾，無人贍救，因以致死，暴露溝壑者，洛陽部尉依法棺埋。《肅宗紀》：神龜二年二月，詔農要之月，時澤弗應，可敕內外：掩胔埋骼。冀、瀛之境，往往寇暴，死者既多，白骨橫道，可遣專令收葬。《孝靜帝紀》：天平二年三月，以旱故，詔京邑及諸州郡縣收瘞骸骨。三年十一月，詔尚書：可遣使巡檢河北流移飢人。邢陘、滏口所經之處，若有死屍，即為藏掩。案遇旱則敕瘞埋，蓋為魏氏之故事，然此等循例之文誥，亦多成具文而已。疾疫之際，《宋書·文帝紀》：元嘉四年五月，京師疾疫。遣使存問，給醫藥。死者若無家屬，賜以棺器。《孝武帝紀》：大明元年四月，京邑疾疫。遣使按行，賜給醫藥。死而無收斂者，官為斂埋。四年四月，詔都邑節氣未調，癘疫猶眾，其死亡者，隨宜恤贍。《梁書·止足傳》：顧憲之，齊高帝即位，除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旁。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為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此良吏之真能從事掩埋者也。貧弱無依之徒，《宋書·孝武帝紀》：大明二年二月，詔曰：政道未著，俗弊尚深。豪侈兼併，貧弱困窘。存闕衣裳，歿無斂槥。朕甚傷之。其明敕守宰，勤加存恤。賻贈之科，速為條品。以及犯法身陷牢獄者，《魏書·高祖紀》：延興三年九月，詔自今京師及天下之囚，罪未分判，在獄致死，無近親者，公給衣衾、棺櫝，葬埋之，不得暴露。或死而未葬，《齊書·高帝紀》：建元元年六月，詔曰：宋末頻年戎寇，兼災疾凋損，或枯骸不收，毀櫬莫掩，宜速宣下，埋藏營恤。若標題猶存，姓氏可識，可即運載，致還本鄉。有司奏遣外監典事四人周行，離門外三十里為限。其餘班下州郡。無棺器標題者，屬所以台錢供市。按此詔所該，可謂甚廣。或葬而見發者，《齊書·明帝紀》：建武二年正月，詔京師二縣，有毀發墳隴，隨宜修理。咸蒙特下明詔，或則遣使分行，《周書·明帝紀》：二年六月，遣使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風俗，掩骼埋胔。按其時奉使，以此為詔條者甚多。《北齊書·循吏傳》：宋世良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令悉收瘞，則不奉詔條者，亦或以便宜行之矣。甚有人主親見，駐蹕掩埋者。《魏書·高祖紀》：大和十九年八月，幸西宮，路見壞冢露棺，駐輦殣之。其於士卒，尤多致恩意。《晉書·姚興載記》：興下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所親，為之立後。《南史·梁武帝紀》：中興二年正月，辛卯，令義師臨陳致命，疾病死亡，並加葬斂，收恤遺孤。《陳書·世祖紀》：天嘉五年十二月，討陳寶應將士死王事，並給棺槥，送還本鄉，並復其家。《宣帝紀》：大建二年三月，詔討周迪、華晈已來，兵交之所，有死亡者，並命收斂。並給棺槥，送還本鄉。《魏書·裴駿傳》：子宣，世宗時上言：「自遷都已來，凡戰陳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並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戎役者，使皆招魂復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案此等政令，皆有要結之意，非盡出於仁心也。然暴骨榛莽之象，卒仍隨處可見，病源自別有在，夫豈小惠所能拯乎？
殉葬之風，中國久絕，而代北則猶有之。499《魏書·叔孫建傳》：子俊卒，大宗命其妻桓氏曰：「夫生既共榮，歿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縊而死。遂合葬焉。《王洛兒傳》：洛兒卒，大宗鴆其妻周氏，與合葬。亦可謂野蠻矣。
後世所謂堪輿之學者，晉以後漸盛。《廿二史札記》云：「古人但有望氣之法。如秦始皇時，望氣者謂東南有天子氣，乃南巡以厭之。又謂金陵有王氣，乃鑿淮水以泄之。光武未貴時，望氣者蘇伯阿過南陽，望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孫皓時，臨平湖開，皓以問陳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知湖之開塞。陳敏反，或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此古來專以望氣占吉凶，未嘗有相墓之術也。相墓術相傳始於郭璞。然《後漢書·袁安傳》：安覓地葬父，有三書生指一處云：葬此當世為上公，從之，故累世隆盛。《晉書·羊祜傳》：有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氣。500祜乃鑿之。相者曰：猶當出折臂三公。後祜墮馬折臂，果位三公。則又在璞之前。即璞本傳載其卜筮靈驗之處甚多，謂先有郭公者，精於卜筮，璞從受業，公授以青囊書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亦未嘗及相墓也。又璞所著書，載其靈驗事跡者曰《洞林》，抄京、費諸家最要者曰《新林》，又《卜韻》一篇，注《爾雅》、《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辭》、《子虛》、《上林賦》，及所作詩、賦、誅、頌共數十萬言，亦未有所謂葬經也。惟《傳》內稱璞葬母暨陽，去水百步，或以近水言之，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果沙漲數十里。又璞為人葬墓，晉明帝微服觀之。問主人：何以葬龍角？主人曰郭璞雲此葬龍耳，當致天子。帝曰：當出天子邪？主人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至耳。此璞以相墓擅名，而後世皆以為葬術之始也。而葬術之行，實即由是時而盛。陶侃將葬父，家中忽失牛，有老父謂曰：前岡見有一牛，眠山污中，若葬之，位極人臣。又指一山曰：此亦其次，當出二千石。侃尋得牛，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葬其父。後侃果為三公，訪為刺史。宋武帝父墓在丹徒侯山，有孔恭者，善占墓，謂此非常地。後果為天子。齊高帝舊塋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百里不絕，其上常有五色雲。宋明帝惡之，遣占墓者高靈文往相之。靈文先給事齊高，乃詭白：不過方伯耳。私謂齊高曰：貴不可言。後果登極。齊高之母劉氏，與夫合葬，時墓工始下鍤，有白兔跳起，及墳成，又止其上。荀伯玉家墓，有相之者，謂當出暴貴而不久，伯玉官果至散騎常侍，坐事誅。案《南史》：相墓者又云：當出失行女子。頃之，伯玉姊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隨人逃去。柳世隆曉術數。於倪塘創墓，與賓客往游，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正葬其地。富陽人唐寓之，祖父皆以圖墓為業。梁武丁貴嬪薨；昭明大子求得善墓地，被俞三副以己地奏帝買葬之。有道士，謂其地不利長子，教以用蠟鵝諸物厭之。後事發，昭明以此慚懼而薨。案詳見第十二章第五節。杜嶷葬祖父，梁元帝忌之，命墓工惡為之，逾年而嶷卒。吳明徹葬父，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過此，此是最小子大貴之徵。明徹後果大貴。此皆見於各列傳者，可見六朝時此術已盛行。如《昭明傳》曰不利長子，《明徹傳》曰最小子大貴，則術家所云長房、小房之說，亦即起於是時矣。」案郭璞事見於史者，又有《南史·張裕傳》。云：初裕曾祖澄，嘗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昌。又《宋書·符瑞志》：孫堅之祖名鍾，家在吳郡富春。獨與母居。性至孝。遭歲荒，以種瓜為業。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鍾厚待之。三人謂鍾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當出天子。君可下山百許步顧，見我去，即可葬也。」鍾去三十步便反顧。見三人並乘白鶴飛去。鍾死，即葬其地。地在縣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天，衍數里。父老相謂：「此非凡氣，孫氏可興矣。」案此說亦與望氣相夾雜。《南史·毛喜傳》：言喜以母憂去職，陳宣帝遣員外散騎常侍杜緬圖其墓，上親與緬案圖指畫，其見重如此。此皆相墓之術見於史，而為趙氏徵引所未及者也。又《晉書·羊祜傳》言：祜都督荊州諸軍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魏舒傳》：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宋書·王僧綽傳》：初大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晧流徙其家。江左初為周、蘇峻宅，其後為袁悅宅，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後給臧燾，亦頗遇喪禍。故世稱為凶地。僧綽嘗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為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此後世所謂陽宅者，以是占吉凶，其術亦盛於晉、南北朝之世矣。501《晉書·藝術傳》：韓友能圖宅、相冢；《北史·藝術傳》：陸法和為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皆兼是二術者。《隋書·經籍志》：五行家有《宅吉凶論》三卷，《相宅圖》八卷，《五姓墓圖》一卷。又云：梁有《冢書》、《黃帝葬山圖》各四卷，《五音相墓書》五卷，《五音圖墓書》九十一卷，《五姓圖山龍》及《科墓葬不傳》各一卷，《雜相墓》四十五卷，亡。觀其卷帙，南方遠多於北方，則知其術南盛於北。此最為世所附會之郭璞，所以亦在南方歟？又有庾季才《地形志》，一家之中，兩見著錄，前作八十七卷，後作八十卷。蓋系重出，而卷帙之數，傳寫有訛。季才以術數名家，所論者或不止一人一家之事。以地運推國家興廢，古來本有是說。江陵洲滿百出天子，已見第十三章第四節。《晉書·索靖傳》：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齊書·州郡志》：益州，晉世以處武臣，宋世亦以險遠，諸王不牧。泰始中，成都市橋忽生小洲。始康人邵碩有術數，見之曰：「洲生近市，當有貴王臨境。」永明二年（484），而始興王為刺史。皆其說之可考者也。又《魏書·閹官傳》言：劉騰以正光四年三月死。騰之初治宅也，奉車都尉周特為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特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聽事甫成，陳屍其下。則北方占宅之吉凶者，尚並用卜筮，不盡恃今所謂堪輿之術也。
今所謂堪輿之術之興，實緣廛里塋墓，皆無定地。去古寖遠，一切度制，皆稍廢墜，不徒冢人之職無存，如漢人之叢葬北邙者，亦不可復見矣。陪陵之制，兆域實有定地，然其所及者有限。當時又以墓地賜其臣，如晉武之於魯芝，所賜乃至百畝，則益風其下，使之侈於營葬耳。《魏書·肅宗紀》：神龜元年十二月，詔曰：「民生有終，下歸兆域。京邑隱賑，口盈億萬。貴賤攸馮，未有定所。為民父母，尤宜存恤。今制乾脯以西，擬為九原。」502此舉頗得古司空度地之意，惜乎後世知此義者甚少，而在當時亦未必能行也。
第六節 交通
《廿二史考異》云：「古之貴者，不乘牛車，後稍見貴，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為常乘。按古制：乘車、兵車、田車，皆曲轅駕駟馬，惟平地任載之車駕牛，乃有兩轅，《考工記》所謂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者也。牛車本庶人所乘。《史記·平準書》：漢興，接秦之敝，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則漢初貴者已乘之矣。晉時，御衣車、御書車、御軺車、御藥車、畫輪車皆駕牛，則並施於鹵簿。《隋書·閻毗傳》言：屬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是自晉至隋，屬車皆駕牛也。《石崇傳》：崇與王愷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王衍傳》：衍引王導共載，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在牛背上矣。《王導傳》：導營別館以處眾妾，妻曹氏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驅牛而進。《世說》：劉尹臨終，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答曰：某之禱久矣。《南史·劉瑀傳》：與何偃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御精，所以疾耳。《徐湛之傳》：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朱修之傳》：至建業，奔牛墜車折腳。《劉德願傳》：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來至數尺，打牛奔從柱前直過。《梁本紀》：嘗乘折角小牛車。《蕭琛傳》：郡有項羽廟，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軶下牛充祭。《北史·高允傳》：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彭城王勰傳》：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傷，人挽而入。《北海王詳傳》：宣武之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召入，共乘犢車。《常景傳》：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元仲景傳》：兼御史中尉，每向台，恆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尒朱世隆傳》：今旦為令王藉車牛一乘，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畢義雲傳》：高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琅邪王儼傳》：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軶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和士開傳》：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開入內。《牛宏傳》：弟弼，常醉射殺宏駕車牛。《藝術傳》：天興五年（403），牛大疫，輿駕所乘巨犗數百頭，同日斃於路側。此自晉至隋，王公、士大夫競乘牛車之證也。」503案晉、南北朝之世，牛車盛行之事，出於錢氏所徵引之外者尚多。《齊書·武陵王曄傳》，言冬節問訊，諸王皆出，曄獨後來。上已還便殿，世祖。聞曄至，引見問之。曄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是天子常駕牛也。《褚淵傳》：淵死後，其弟澄贖淵常所乘黃牛。《謝超宗傳》：僕射王儉，嘗牛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墮車僕射。詳見第三節。是三公、尚書皆駕牛也。《宋書·江湛傳》：家甚貧約，牛餓，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顏延之傳》言：延之子竣貴重，權傾一時，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常乘羸牛笨車。《梁書·明山賓傳》：家中常乏用，貨所乘牛。《陳書·徐陵傳》：大建中，食建昌邑。504邑戶送米至於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僚怪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余家有可賣不？」《魏書·胡叟傳》言：叟每至貴勝之門，恆乘一悖牛。是士大夫之清貧者皆駕牛。然《南史·陳顯達傳》言：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宋書·五行志》言：元嘉三年（426），徐羨之大兒喬之行欲入廣莫門，牛徑將入廷尉寺，明日被收。合石崇、王愷爭迅之事觀之，是紈袴之子，豪富之徒，亦所精者在牛而不在馬也。《宋書·宗愨傳》言：愨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魏書·酷吏傳》：張赦提為幽州刺史，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驗案其罪。其妻，姑為大尉東陽王丕妻，詣丕申訴求助。陳列真香：昔因假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挾前事威逼部下，證成誣罪。說雖未知信否，然佳牛為貪求者所垂涎，則當時必有其事矣。《南史·王筠傳》云：筠性儉嗇，所乘牛常飼以青草，則當時貴富之家，飼牛必有不止於草者，恐率獸食人之事，亦在所難免矣。其時惟有關體制之事，尚貴馬而賤他畜，以不用馬為辱，如晉海西公、魏孝靜帝見廢，皆乘犢車而去；駕若弼令蔡征為陳叔寶作降箋，命乘騾車歸己皆是。《魏書·王肅傳》：肅兄子衍，為尒朱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騎牛從軍，久乃見釋。亦同。其餘殆無不乘牛者。《晉書·紀瞻傳》言：召拜尚書郎，與顧榮同赴洛。至徐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魏書·崔玄伯傳》：大祖還京師，次於恆嶺，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適遇玄伯扶老母登嶺，大祖嘉之，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見第十七章第四節。《外戚傳》言：高宗保大後之母宋氏，就食和龍，無車牛，疲不能進。是取長途者皆以牛也。《序紀》言：桓帝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北齊書·神武紀》言：神武與同志圖杜洛周，不果而逃。為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後皆幼，武明後於牛上抱負。文襄屢落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後呼段榮求救。賴榮遽下取之以免。《北史·蠕蠕傳》：道武謂崔宏：「蠕蠕之人，昔來號為頑嚚，每來鈔掠，駕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教以犍牛易之，終於不易，遂為敵所虜。」詳見第八章第三節。是雖代北多馬，亦皆藉牛以為用矣。職是故，當時徵發，亦遂多及於牛。《晉書·食貨志》：杜預上疏言：「今典農右典牧種產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分三萬五千頭，以付兗、豫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後，得運水次成谷七百萬斛。其所留好種萬頭，可並佃牧地，歲當復入數千萬斛谷，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石季龍載記》：季龍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又制徵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以斬論。《宋書·殷琰傳》：杜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劉順，呂安國等抄之，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魏道武天興五年（403）伐姚平，實以牛疫而還。見上引《北史·藝術傳》。《世祖紀》：始光二年五月，詔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運粟塞上。《古弼傳》：車駕畋于山北，大獲麋鹿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世祖尋謂從者曰：「蕭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谷縣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雁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呂洛拔傳》：張永遣將王茂向武原援其運車，尉元遣洛拔擊之，奪車二百餘乘，牛二百五十頭。《食貨志》：大和十一年（487），牛疫，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挽、耕載。《北齊書·神武帝紀》：韓陵之戰，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隋書·盧愷傳》：周武帝在雲陽宮，敕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帝美其言而止。趙修葬父，石獸、石柱，皆發民車牛，傳致本縣，見第十二章第一節。北齊後主起大寶林寺，運石填泉，人牛死者，不可勝紀，見第十四章第四節。時殿內及園中須石，亦差車牛從漳河運載，見本章第四節。蓋戰陣及平時，無不恃牛運轉者，牛之為交通所資，此時實非他時之比也。
然北方畜馬，究較南方為多，故以馬為賞賜者，屢見於列傳。若南方則幾無其事矣。宋孝武帝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見第九章第三節。此蓋以山行故爾。顏延之好騎馬，敖游里巷，則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齊豫章王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命將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蕭景先遺言：私馬有二十餘匹，牛數頭，可簡好者十匹，牛二頭上台。馬五匹、牛一頭奉東宮。大司馬、司徒，各奉二匹。驃騎、鎮軍，各奉一匹。則以豫章貴寵，景先久豫軍旅，故有馬也。《晉書·陳頵傳》：父?立宅起門，頵曰：「當使容馬車。」?笑而從之。後頵仕為郡督郵，大守劉享拔為主簿，州辟部從事，果乘馬車還家。此尚為體制起見。其乘馬之事見於史者：元謐與妃乘赤馬犯鹵簿，為御史所彈。王慧龍孫瓊，道逢大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黃。慕容恃德有疾，謂其子：持上騂馬與盧潛，見《北史·盧玄傳》。盧辯單馬從魏孝武入關。盧勇有馬五百匹，遺啟盡獻之。《北史·盧同傳》。祖珽所乘老馬，常稱騮駒。盧光為京兆。郡舍數有妖怪，前後郡守，無敢居者，光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聽事，登床，南首而立，光不以介懷。《周書·儒林傳》。達奚武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止一人而已。皆北人乘馬之事。《魏書·楊機傳》言：機家貧無馬，常乘小犢車。《北史·常爽傳》言：天平初，遷鄴，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足見北方士大夫以乘馬為常也。是時南方頗獎勸畜馬，北方則每有竭澤而漁之事。周朗病當時用兵，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見第八章第七節。謂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為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動。此即古馬復令之意。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制荊、徐、兗、豫、雍、青、冀七州統內，家有馬一匹者，蠲復一丁，可謂行朗之議者。若北方，則石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禁畜馬，匿者要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於公。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禁河南畜牝馬。延昌元年（512），乃通其禁。尒朱兆遣孫白鷂至冀州，託言普征民馬，欲待高乾兄弟送馬，因收之。《北齊書·乾傳》。齊後主時，敕送突厥馬數千匹於揚州，令土豪貴買，錢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閒馬。見第二十章第一節。其於徵發、括藉，蓋習以為常矣。河清三年（564），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台山北柏谷中避賊。賊退後，敕白建就彼檢校。續使人詣建間，領馬送定州，付民養飼。建以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遂違敕，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則其牧養之事，亦不免勞擾軍民也。孳殖之不蕃，不亦宜哉。是時牧業，似以西北為盛，故魏之牧地在河西。見第二十章第一節。呂光之入西域，以駿馬萬餘匹還。《姚興載記》：禿髮傉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為忠於己，乃署傉檀為涼州刺史，征王尚還。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興弗許。威流涕曰：「苟以馬供國用，直煩尚書一符，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奸胡？」此雖非由衷之言，然可見涼州畜馬之盛。《北齊書·慕容儼傳》：儼蒙賜胡馬一匹。《杜弼傳》：蕭明等入寇，高岳、慕容紹宗討之。詔弼為軍司，攝台左右。臨發，世宗賜胡馬一匹，語弼曰：「此廄中第二馬，孤恆自乘騎，今方遠別，聊以為贈。」此胡馬皆西域所產，非來自北方，以其時之人，習稱西域人為胡也。
《齊書·魏虜傳》言：虜駕部知牛、馬、驢、騾。鍾離之捷，收其牛、馬、驢、騾，不可勝計。見第十一章第四節。《魏書·景穆十二王傳》：元誕除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為人患，牛、馬、騾、驢，無不逼奪。《北齊書·文宣帝紀》，言其時乘馲駝、牛、驢，不施鞍勒，盛暑隆冬，去衣馳騁。可見北方之畜，牛馬而外，兼有驢、騾、槖駝。而驢似尤多。《魏書·蕭寶夤傳》，言其北奔時遁匿山澗，賃驢乘之。《北齊書·楊愔傳》，言愔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儒林·權會傳》言：會初任助教之日，恆乘驢上下。《彭城王浟傳》言：浟出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腳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浟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可見官民無不乘驢。元嘉二十七年（450）之役，柳元景督義租，並上驢、馬，以為糧運之計。魏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公孫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坐征還。其伐蠕蠕，詔司馬楚之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等。蠕蠕乃遣奸覘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為驗耳，賊將至矣。」即使軍伐柳為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呂苟兒、陳瞻等反，楊椿為別將討之。賊入隴，守蹊自固。椿緩師不進。賊出掠，乃以軍中驢、馬餌之，不加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瞻。李弼之叛侯莫陳悅，勒其兵上驢、駝。見第十二章第九節。齊文宣之篡，宇文泰東伐，出長安，以諸軍馬、驢多死，引還。周武帝欲伐突厥，發關中公私驢、馬悉從軍。《本紀》宣政元年（578）。則驢之於轉輸，亦亞於牛而不下於馬也。侯莫陳悅之敗，獨乘一騾。亦見第十二章第九節。齊人使宇文護之母作書報護，述其叔遣奴迎護，護與盛洛乘騾同去。眭夸，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征為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內之廄中。夸遂托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出關。騾之於服乘，蓋又驢之亞也。橐駝惟沙磧之地用之，故呂光自西域還，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在中國，當較驢、騾為少也。《宋書·禮志》：「《晉令》曰：乘傳出使，遭喪以上，即自表聞，聽得白服乘騾車到，副使攝事。徐廣《車服注》：傳聞騾車者，犢車裝而馬車轅也。」蓋時以驢為小人所乘，見《秦漢史》第十七章第六節。故定製不得乘馬車者，則使乘騾車耳。賀若弼欲使陳叔寶乘騾車歸己，亦此意也。
各種車制，見於歷代輿服等志者，多備儀制，罕關實用。其最可貴者，為指南車及記里車。《宋書·禮志》云：「指南車，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遠使。地域平漫，迷於東西，造立此車，使常知南北。《鬼谷子》云：鄭人取玉，必載司南，為其不惑也。至於秦、漢，其制無聞。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亂，其器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博聞之士，爭論於朝，雲無指南車，記者虛說。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更造之而車成。晉亂復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義熙十三年（417），宋武帝平長安，始得此車。其制如鼓車，設木人於車上，手指南。車雖迴轉，所指不移。大駕鹵簿，最先啟行。此車戎狄所制，機數不精。雖曰指南，多不審正。回曲步驟，猶須人功正之。范陽人祖沖之有巧思，常謂宜更構造。宋順帝升明末，齊王為相，命造之焉。車成，使撫軍丹陽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劉休試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嘗移變。參看第二十章第二節。晉代又有指南舟。索虜拓跋燾使工人郭善明造指南車，彌年不就。扶風人馬岳又造。垂成，善明鴆殺之。」又云：「記里車，未詳所由來。亦高祖定三秦所獲。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車行一里，木人輒擊一搥。大駕鹵簿，以次指南。」案指南之用，海尤亟於陸。505近世西人，藉此以遍航世界。吾國當晉世已能用之於舟，為時不為不早。又測量舊法，506共有三端：陸以人行、車行，水以舟行遲速為準。三法之中，車之所量，最為精審。記里車若能廣用，亦可知通行道里精確之數。惜乎二者皆僅用之鹵簿也。車之最速者為追鋒車。《宋志》云：「如軺車而駕馬。」晉宣帝平遼東還，次白屋，有詔召之。三日之間，詔書五至。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四百餘里，一宿而至焉。石季龍造獵車、格獸車，507已見第五章第二節。事雖侈虐，然其制之高大，亦足異也。民間挽載，多用小車，謂之鹿車。《北齊書·神武紀》：高乾死，其次弟慎在光州，弊衣推鹿車歸渤海是也。《魏書·世宗紀》：永平二年六月，詔曰：「江海方同，車書宜一。諸州軌轍，南北不等。今可申敕四方，使遠近無二。」此詔規模頗遠大，然其不能行，則亦不待論矣。輦之變即成肩輿。《宋志》云：「輩車，《周禮》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後宮中從容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挽，或駕果下馬。漢成帝欲與班倢伃同輦是也。未知何代去其輪。」案《宋書·鄧琬傳》，謂琬取子勛所乘車除腳以為輦，可見輦之與車，其制仍極相近。既去其輪，則只得「以肩舉之而行，故曰肩輿。亦曰平肩輿」。508《通鑑》晉懷帝永嘉元年（307），梁武帝天監四年（505）《注》。其輿施襻，則謂之襻輿。《通鑑》梁武帝大清元年（547）《注》。案襻輿，見第十三章第一節。以八人舉之，則謂之八輿。《通鑑》齊東昏侯永元二年（500）《注》。《齊書·明七王傳》：江夏王寶玄乘八輿，手執絳麾幡，隨崔慧景至京師是也。桓玄欲造大輦，使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輿之，《魏書·島夷傳》。則八又不足言矣。其仍有輪而以人挽之者，謂之步輦，亦曰步輓車。魏尉元，大和三年（479），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後行養老之禮，以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又各賜步挽一乘是也。其時乘肩輿者頗多。《晉書·王獻之傳》：獻之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而入。《隱逸·陶潛傳》：江州刺史王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曰：「素有腳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轝之至州。此皆士大夫之暮氣，不復知以桀乘人車為恥矣。見《秦漢史》第十七章第六節。亦有以道險不可車行而乘籃輿者。《孝友傳》：孫晷，吳國富春人。富春車道既少動徑山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晷躬自扶侍是也。後世肩輿之盛行，大抵以此矣。又有用之軍旅之際者。《晉書·列女傳》：謝道韞，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為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梁書·韋叡傳》：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眾軍。又蕭淵藻為益州刺史，州民焦僧護作亂，淵藻乘平肩輿巡行賊壘。此則希有之事也。以人代馬，蓋取其可以即安，故梁武帝大同五年（539），賀琛奏南北二郊及籍田，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輅，蓋以帝年高故也。詔從之。祀宗廟仍乘玉輦。其雖駕馬而亦較安隱者，是為馬轝。蕭摩訶勸吳明徹帥步軍乘馬轝徐行，已見第十四章第九節。《晉書·劉曜載記》：曜攻仇池，疾篤，馬轝而還。及被禽，創甚，石勒亦以馬轝載之。《周書·崔猷傳》：大軍東征，大祖賜以馬轝，命隨軍，與之籌議。皆用諸軍旅之間者也。
士大夫拘於體制，多以徒行為恥。509故《南史·顏協傳》，謂其家雖貧素，而修飾邊幅，非車馬未嘗出遊。江泌見老翁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齊書·孝義傳》。則史以為美談矣。《齊書·王琨傳》：大祖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台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琨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應爾。」此特於國諱之時行之而已。然貧賤者及恭儉者，亦或步行。《晉書·孝友傳》：夏方，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此恭儉者也。《梁書·文學傳》：周興嗣，嘗步自姑孰，投宿逆旅；王籍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此貧賤者也。
路惟馳道為坦平，510然其勞民特甚。故宋孝武帝立馳道，前廢帝即位亟罷之。乃未幾而又復之，蓋以其功已立，勞民事已在前故也。《宋書·孝武帝紀》：大明五年九月，初立馳道，自閶闔門至於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於玄武湖。《前廢帝紀》：大明八年七月，罷南北二馳道。永光元年八月，復立南北二馳道。參看第九章第三節。呂僧珍常以私車輦水灑御路，則雖御路，亦不過較為平坦，其塵沙飛揚，亦與他路無異。蓋昔人不能善修路面也。路面不堅，故其路易壞。《宋書·張茂傳》：陸子真為海陵大守，中書舍人秋當，為大祖所信委，家在海陵，假還葬父，橋路毀壞，不通喪車，縣求發民修治，子真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善之。不為權幸所脅而勞民善矣，然橋路固所宜修，任其毀壞，亦非政理也。開通道路之事為史所特載者，大抵非以行軍，即以游幸。如慕容儁聞石氏亂，鑿山除道，入自盧龍，克薊城而都之。《魏書》本傳。魏道武之伐燕，於栗磾開井陘路，襲慕容寶於中山。及道武將北還，又發卒治直道，自望都鑿恆嶺至代。見第六章第八節。後道武校獵河西，又詔張黎發定州七郡卒萬二千通沙泉道。《本紀》大延二年（436）。高宗和平二年三月，發並、肆州五千人治河西獵道。高祖大和六年七月，發州郡五萬人治靈丘道。世宗正始四年九月，開斜谷舊道。皆見《本紀》。封子繪以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千里徑者，山阪高峻，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啟齊高祖，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皆其事。大抵虜之用民力，較中國為多，以其本無所愛於中國人也。至民間因交通而修路，或地方長官因便於人民往來而修路者，則史幾無所見。記載固不能無遺漏，然其事必極少可知。民政之廢弛極矣。
亭傳之制，漢末亂後，廢墜特甚。511《晉書·賀循傳》：江東草創，盜賊多有，元帝思所以防之，以問於循。循答曰：「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恆使徼行。漢制十里一亭，當今縱不能爾，要宜籌量，使力足相周。」可見晉時亭候，遠非漢世之比矣。《苻堅載記》：自長安至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英彥雲集，誨我萌黎。」此乃虛美之辭，當其時，度不過長安附近，或能修飾表面耳。《周書·韋孝寬傳》：孝寬以廢帝二年（553）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候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候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芘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此等政令，亦必不能行也。《梁書·張齊傳》：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所窮匱。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陳書·徐陵傳》：梁元帝承制江陵，陵通使於齊，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陵乃致書於僕射楊道彥曰：「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之儀。微騎兼行，寧望軒之禮？歸人將送，私具驢騾。緣道亭郵，惟希蔬菜。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為言；或雲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然則行旅所須於緣道者，不過糧食、蔬菜，而公家則並此而不能供矣。斯時上官出行，郡縣或有盛為供帳者，如《梁書·良吏·何遠傳》言：遠為武康令，大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盛供帳以待，遠獨設糗水而已是也。民間往來者，蓋多要結伴侶，或互相依託而行。《梁書·孝行傳》：荀匠，父法超，仕齊，中興末為安復令，卒於官，匠奔喪，每宿江渚，商侶皆不忍聞其哭聲，蓋附商人以行也。《宋書·王僧達傳》：元兇弒立，僧達自候道南奔。《通鑑注》云：「候道，伺候邊上警急之道也。512今緣路列置烽台者，即候道。」蓋亦取其為候騎所常經，或有薪米可資耳。亭候既廢，行旅之困苦如此，顧仍有以罷遣亭候為美談者。《梁書·范雲傳》：雲以齊明帝時，出為始興內史。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為神明。《南史·王淮之傳》：淮之玄孫猛，徙晉陵大守。威惠兼舉，奸盜屏跡。富商野次，雲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此又見設置亭候，亦有煩擾，或又徒有其名也。
驛道之當衝要者，供給或仍甚周備，此又不免於煩民。《周書·韋孝寬傳》：孝寬代尉遲迥為相州總管，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騎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餚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此等餚酒及芻粟，果何自來邪？《梁書·鄱陽王恢傳》：恢遷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資其騎乘，有用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北齊書·高季式傳》：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勛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皆可見其擾累之甚。故宋前廢帝省諸州台傳，《本紀》永光元年正月。亦為便民之舉也。大抵邊方之地，仍恃驛傳以通往來。故周靜帝初，豫、荊、襄三總管內諸蠻反，有焚燒村、驛之舉。《隋書·刑法志》載北齊律，盜及殺人而亡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可見驛戶之困矣。
譏察之政，多與稅斂並為一談。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以東境去歲不稔，詔停道中雜稅，並敕以仗自防者勿禁，見第二節。其一事也。《南史·循吏傳》：郭祖深，普通七年（526），改南州津為南津校尉，以祖深為之。由來王侯勢家，不忌憲綱，俠藏亡命。祖深搜檢奸惡，不避強御，動致刑辟。此為譏察之司，克舉其職者，然能如是者卒少，而多藉威權為擾累之資。甚至本以便民之舉，亦變為厲民之政焉。《齊書·顧憲之傳》：杜元懿請增牛埭稅，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僦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屢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所以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己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猶責。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寢，從來喧訴，始得暫弭。」然則牛埭初設，本所以利交通，收直原有定格，後乃變為婪索之資矣。513
《梁書·安成康王秀傳》：秀出為江州刺史。時盛夏水汛長，津梁斷絕。外司請依舊僦度，收其價直。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為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外司之請，亦顧憲之所云京師航渡之類，其事蓋亦易滋弊，故秀不之許也。過所之制，514北方仍有之。《晉書·劉毅傳》：毅辟司隸都官從事，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投傳而去。《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五月，詔軍警給璽印傳符，次給馬印。大和七年三月，以冀、定二州民飢，弛關津之禁，任其去來。《前廢帝紀》：普泰元年（531），詔有司不得復稱偽梁，罷細作之條，無禁鄰國往還。《神元平文諸子孫傳》：高祖、文明大後引見公卿於皇信堂。大後曰：「今京師旱儉，欲聽飢貧之人，出關逐食，如欲給過所，恐稽延時日，不救災窘，若任其外出，復慮奸良難辨，卿等可議其所宜。」元丕議：「諸曹下大夫以上，人各將二吏，別掌給過所，州郡亦然，不過三日，給之便訖，有何難也？」高祖從之。四日而訖。皆其事之可考者也。
亭傳既廢，逆旅之業遂大盛。515《晉書·潘岳傳》：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姦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敕宜除之。十里一官，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寧，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賈商。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惟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槅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迥絕，止乎人眾。十里蕭條，則奸宄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恆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只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歡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眾庶顒顒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岳之議，可謂深切著明矣，而至隋初，蘇威仍以臨道店舍，事業污雜，非敦本之義，奏高祖欲遣歸農，見《隋書·李諤傳》。何其見解之陳舊也。516亭傳既廢，行旅蓋惟客舍是資，其事隨處可見。晉明帝因王敦將舉兵內向，乘巴、滇駿馬，微行至湖陵，熟察營壘而出。馳去，見逆旅賣食媼，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追者至，傳玩，稽留遂久。桑虞嘗行寄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晉書·孝友傳》。梁武帝舉兵，至姑熟，柳憕與兄惲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憕與諸人同憩逆旅食，俱去，行里余，憕曰：「寧我負人，不人負我。若復有追，堪憩此舍。」命左右燒逆旅舍，以絕後追。齊文宣追由吾道榮往晉陽，道榮恆野宿，不入逆旅。《北史·藝術傳》。周興嗣投宿逆旅，已見前。此並可見往來要道逆旅之遍布。《晉書·儒林傳》：徐苗，曾祖華，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苗祖邵為魏尚書郎，華當系漢末人。又《劉卞傳》：少為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為亭子？」令即召為門下史。卞亦晉初人也。《鄭袤傳》：子默，出為東郡大守，直歲荒人飢，默輒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魏書·甄琛傳》：琛子侃，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毆擊主人，為有司所劾。則以地近京邑，亭傳或較整飭耳。要之如兩漢之世，行旅之多止亭傳者，魏、晉以後，幾不可復睹矣。史所載是時逆旅之主，亦有非以營利為事者。如《晉書·劉寔傳》言：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隱逸·劉驎之傳》言：驎之居於陽岐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驎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魏書·崔光傳》：光弟敬友，精心佛道。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饑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熱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此等或有要結之心，或以利濟為念，皆與以是為業者絕殊。可見偏僻之區，逆旅尚多未立。然此即至今日，亦尚是如此也。
逆旅既為牟利者所設，當時人之見，自未可以舍貴賓。國家賓館既不修，士大夫家又無復館客之事，故使節往來，江南多以僧寺停客。見《北史·李靈傳》。即貴人亦有寓居僧寺者。李翥、蕭大圜事，已見第四節。《北史·自序》，載李師上從駕晉陽，亦與友好同以僧寺為寓也。
以運載為業者，是時無之，蓋皆商賈所自營。《晉書·袁宏傳》言：宏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蓋惟米谷滯重之物為然，抑其自以此為業，或受顧於人，而為之奔走，尚未可知也。寄信亦無專業，故多托人攜帶。517《殷浩傳》：父羨，為豫章大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羨字。不為致書郵。」豫章、建業，一水可通，而托其致書者如是之眾，可見當時通訊之不易矣。公家則仍恃驛傳。《北齊書·神武帝紀》：自隊主轉為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函使蓋乘驛以奉書函者也。貴人亦有自置驛使者。《高歸彥傳》：歸彥拜冀州刺史，謀逆，詔段韶襲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逼，報之，便嬰城自守是其事。《北史·斛律羨傳》：羨慮禍，使人騎快騾迎至鄴，無日不得音問，後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養憂之，亦私驛之類也。
交通以水路為便，自無疑義，而轉漕尤甚。《魏書·刁雍傳》：大延五年（439），雍為薄骨律鎮將。七年（441），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谷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來往，猶以為難。設令載谷，不過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滯陷。又谷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今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舫。一船勝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擬於車運，十倍有餘。不廢牛力。又不廢田。」詔曰：「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今別下統萬鎮，出兵以供運谷。卿鎮可出百兵為船工。豈可專廢千人，須遣船匠。」《食貨志》云：自徐、揚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又收內郡兵資，與民和糴，積為邊備。有司又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恆農、河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顧車牛送京。道險人敝，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顧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顧價布五十匹。自余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顧絹三匹，市材造船。不勞采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顧作手並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顧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顧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並船上覆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並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惟達雷陂。其陸路從雷陂至倉庫，調一車顧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為便。」尚書崔休，以為「舟楫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請諸通水運之處，皆宜率同前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為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闕，且賃假充事。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閒月修治」。錄尚書高陽王雍、尚書僕射李崇等奏曰：「運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絕。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域內同行，足為公私巨益。謹輒參量，備如前計。庶徵召有減，勞止小康。若此請蒙遂，必須溝洫通流。即求開興修築。或先已開治，或古蹟仍在，舊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閒月，令疏通咸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案開通全國水路，談何容易？元雍、李崇之奏，言之大易，自然徒詫空言。然觀刁雍、薛欽之所較計，則水陸勞佚息耗之差，可謂相去甚遠矣，此誠言漕運者所宜留意也。《李沖傳》：高祖自鄴還京，泛舟洪池，乃從容謂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開戶而斗。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成淹傳》：高祖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等主舟楫。將泛泗入河，溯流還洛。軍次碻磝，淹以黃河峻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高祖敕淹曰：「朕以恆、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峻，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然則高祖之遷都，意亦貪水漕之便也。
海道往來，當時亦頗通利。518石季龍謀伐昌黎，欲自青州運兵糧，已見第五章第二節。桑虞，諸兄仕於石勒，咸登顯位，惟虞恥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後勒以為武城令，虞以密邇黃河，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職。此自今山東泛海至遼東西之路也。《宋書·朱修之傳》言：魏屢伐馮弘，或說弘遣修之歸求救，遂遣之泛海，此自遼東西通建業之路也。其餘海道交通，可參看第十六章第五節。
造船之技頗精。519《晉書·王濬傳》：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盧循、徐道覆所以能肆擾，何無忌、劉毅所以敗，宋武帝所以勝，實緣兵力厚薄之殊，而兵力厚薄之分，實決之於船艦之大小，已見第七章第五節。《南史·王僧辯傳》：陸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又造二艦：一曰青龍艦，一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並高十五丈。《隋書·楊素傳》：素欲平陳，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六百人。合諸事觀之，可見當時水戰，大艦實為決勝之利器。然亦有小而輕捷者，《梁書·王僧辯傳》言：侯子鑒等以鵃千艘載士，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趣捷過風電是也。史惟載戰陳之事，故但見兵艦製作之精，然以此推之，則民間運載之船，亦可想見矣。顏子推言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見上節。則北方所用之船，不及南方之大。此自川流大小之殊，非關造船技有巧拙。石虎徙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鍾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系以竹，牛百頭鹿櫨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則北方所造之船，亦不小也。虎欲伐慕容氏，命青州造船千艘。亦見第五章第二節。魏世祖神三年（430），聞王師將北討，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可見濱河、緣海之地，造船之業靡不盛矣。《梁書·安成王秀傳》：秀出為江州刺史。主者將求堅船，以為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所由：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似當時江行，船多窳敗者。蓋官所用船，或役民為之，技既不精，又出逼迫，故有此弊，觀上引刁雍之言可見。《晉書·藝術傳》：樊長賓為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而非其時造船之技，止於如此也。
造橋之功，河、渭為大。《晉書·武帝紀》：泰始十年（275），立河橋於富平津。《杜預傳》：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寮宴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魏書·於栗磾傳》：大宗南幸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船，構橋於冶阪。六軍既濟，大宗深嘆美之。又《崔亮傳》：除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僚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橋，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或曰「水淺不可為浮橋，泛長無恆，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象閣道，此即以柱為橋。今惟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號崔公橋。此等皆大工程，非官力不克舉，故獲見於史。此外小小津梁，為人民所自營者，則其事不可盡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