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南北朝史 · 第二十章　晉南北朝實業

第一節　農業 後漢之末，九州雲擾，農業大喪，一時較能自立者，皆恃屯田，已見《秦漢史》第十六章第一節。晉初開創，於農業仍甚留意，蓋時勢使然也。《石苞傳》：苞為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巡行，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詔即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更練事業者。扶風王駿，代汝南王亮鎮關中，勸晉農桑與士卒分役。己及寮佐，並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遣普下州縣，使各務農事。此等舉措，具見一時君若臣之屬望於農。然其行之之效，終不能副其所期，何哉？官田收租大重，而民不勸，一也。見第十九章第三節。傅玄言：「耕夫務多種而耕暵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言：「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395《齊民要術·雜說篇》言：齊地大畝為一頃三十五畝，則當時北方畝制，亦不畫一。所寬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百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十斛。自頃以來，日增頃畝之課，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以還，或不能償種。」玄為御史中丞時陳便宜之語。案武帝即位，段灼上疏追理鄧艾，言其為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而《食貨志》稱其屯田之效曰：東南有事，大軍出征，資食有儲。《郤詵傳》言：詵母病，苦無車。及亡，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假葬。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隱逸傳》言：郭文，河內軹人。洛陽陷，步擔入吳興餘杭大滌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396區種菽麥，采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食有餘谷，輒恤窮匱。皆可見耕作精者收效之宏。然土曠人希之時，農民每好多占頃畝，官家所課之田，又以頃畝多少為黜陟，督課者遂務虛張其數以為功；而甫田維莠之弊作矣，二也。又豪強占奪，屯官亦各恤其私，疆理之道，遂至不得其宜。《束晳傳》：時欲廣農，晳上議，以為「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晳又言：「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遷徙西州，以充邊土。」則當時以大體言之，雖苦土滿，而土狹人繁之弊，仍在所不免，此皆調劑之未得其宜也。而豬、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可悉徙諸牧，使馬、牛、豬、羊，齕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是當時曠良田以為牧場也。又言：「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濘水停洿，人不墾殖。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為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蒲之饒，搆說官長，終於不破。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荊、揚、兗、豫，污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食貨志》載杜預咸寧三年（277）疏，言：「今者水災，東南特劇。下由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磽塉。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397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希，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雲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墾至。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送。時下都督，度支共處。各據所見，不從遵言。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瓮溢，大為災害？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觀此，而當時豪民、田官各恤其私，不顧大局之情形可見矣。利於此而害於彼，而害且余於其利，農業安得而興？三也。傅玄言：「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為四部，並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遍。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宜轉為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分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此在當日，實為當務之急，然未聞武帝能行之。而齊獻王言：「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眾；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宜嚴敕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考績黜陟，畢使嚴明。」傅玄言：「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征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為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束晳言：「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徒欲以操切之政，責諸守令而已。而不知勸課之效，非徒守令所能為也，亦何益哉？ 東渡以後，荊、揚二州，農業大盛。此蓋社會生計自然之演進，而政府之南遷，或亦有以促之也。《宋書·孔靖傳論》曰：「江南之為國盛矣。雖南苞象浦，西括邛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荊、揚二州。自漢氏以來，民戶凋耗。荊楚四戰之地，五達之郊，井邑殘亡，萬不餘一也。自元熙十一年398（429）馬休之外奔，至於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弗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棲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遷流，迄於大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及孫恩寇亂，殲亡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牣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據其說，農事之最盛者，實今兩湖間沼澤之區，及江、浙間之大湖流域也。《陳書·裴忌傳》：高祖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高祖遣黃他攻之，不能克。高祖謂忌曰：「三吳奧壤，舊稱饒沃，雖凶荒之餘，猶為殷盛，而今賊徒扇聚，天下搖心，非公無以定之，宜善思其策。」忌乃勒部下精兵，襲據吳郡。又《沈君理傳》：高祖受禪，出為吳郡大守。是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軍國之用，咸資東境。君理招集士卒，修治器械，民下悅附，深以干理見稱。韋載之策齊軍曰：「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可急於淮南筑城，以通東道運輸。」詳見第十三章第五節。此策於高祖之成功，所關實大。凡此，皆可見當時之財富，惟東土是資也。侯景亂後尚如此，況於平時哉？而荊楚自東渡以來，即能以其獨力，捍禦北虜；庾翼、桓溫等，且能因乘時會，震撼北方；亦必非徒以其兵甲之精也。實業之有造於國，詎不大哉？ 然荊、揚雖雲殷盛，而淮南北之地，則極荒蕪，此於恢復之無成，所關亦大。《齊書·徐孝嗣傳》云：是時建武。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曰：「竊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既殷，漕運艱澀。聚糧待敵，每若不圖。利害之基，莫此為甚。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修，咸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既嚴，戍卒增眾，遠資饋運，近費良疇，士多飢色，可為嗟嘆。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確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水田既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399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啟允合，請即使至徐、兗、司、豫，爰及荊、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台詳所給。歲終殿最，明其刑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略不可計。」事御見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史臣論之曰：「江左以來，不暇遠策。王旅外出，未嘗宿飽。四郊嬰守，懼等松芻。縣兵所救，經歲引日。凌風泙水，轉漕艱長。傾窖民之儲，盡倉敖之粟。流馬木牛，尚深前弊，田積之要，惟在江、淮。郡國同興，遠不周急。故吳氏列戍南濱，屯農水右；魏世淮北大佃，而石橫開漕，皆輔車相依，易以待敵。孝嗣此議，殆為空陳，惜矣。」可見屯田之策，於恢復之圖，所關實大也。《魏書·薛虎子傳》：虎子以大和四年（480），為彭城鎮將。上表言：「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即自隨身，用度無准。未及代下，不免饑寒。徐州左右，水陸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餘萬頃。若以兵絹市牛，分減戍卒，計其牛數，足得萬頭。興力公田，必當大獲粟稻。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非植，余兵尚眾，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惟須內庫。五稔之後，谷、帛俱溢。」高祖納之。又《范紹傳》言：世宗時，有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田兵二萬五千人，通緣淮戍兵，廣開屯田。八坐奏紹為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虜為之能收其利，而謂我不能為之哉？ 北方諸胡，知留心農事者蓋寡。惟苻堅，《晉書·載記》言其曾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又慕容皝以牧牛給貧家田苑中，已見上章第三節。案封裕言：「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饑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則當時流民之入遼西者甚眾。皝不能撫綏之，乃重征之以要利，亦可謂無遠略矣，然較之劉、石等之徒知虐取者，尚較愈也。《慕容寶載記》言：遼川先無桑，及廆通於晉，求種江南，400 平州桑悉由吳來。《馮跋載記》云：跋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惰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尚書紀達，為之條制。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此等皆較能留心民事者，然十六國中，殊不多見也。 魏起陘北，至道武之世，乃知留心農事。《魏書·食貨志》言：大祖經略之先，以食為本。使東平公儀墾闢河北，自五原至於棝陽塞外為屯田。初登國六年（391）破衛辰，收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漸增國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河種人工技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401各給耕牛，計口授田。《紀》在天興元年（398）。案明元永興五年（413），亦徙二萬餘家於大寧，計口授田。蓋北方土曠，故能如是也。天興初，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為畿內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是時戎車不息，雖頻有年，猶未足以久贍矣。大宗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415），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饉。帝以飢，將遷都於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於是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留農者。自是民皆力勤，故歲數豐穰，畜牧滋息。世祖屢親戎駕，而委政於恭宗。真君中，恭宗下令，修農職之教。此後數年之中，軍國用足矣。《恭宗紀》言其制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家以人力相貿，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二畝，償以私鋤功七畝，如是為差。至與小、老無牛家種田七畝，小、老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為率，各列家別口數所勸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種殖之功。又禁飲酒、雜戲，棄本沽販者。此等煩碎之政令，安能及於閭閻而收實效？史雲「墾田大為增闢」，亦不過緣飾之辭耳。《高祖紀》：延興三年二月，詔：「牧、守、令長，勤率百姓，無令失時。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無者。若不從詔，一門之內，終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大和元年正月，詔：「牧民者若輕有徵發，致奪民時，以侵擅論。民有不從長教，惰於農桑，加以罪刑。」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傷大半，耕墾之利，當有虧損。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其敕所在，督課田農。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庸於餘年。一夫制治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四年四月，詔：「今農時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眾。宜隨輕重決遣，以赴耕耘。」五年五月，又詔：「農時要月，民須餘力。其敕天下，勿使留獄、久囚。」案魏本一小部落，後來雖藉兵力，竊據中原，然實不知治體，其政令亦不甚能行，故至恭宗勸農，所留意者，仍不過畿內，至高祖世，乃勤勤誥誡牧、守，然以魏吏治之壞，此等空言，又豈能有驗邪？《韓麒麟傳》：大和十一年（487），京都大飢。麒麟表陳時務曰：「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於今者，動以萬計？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誇，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日多。貴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谷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以魏所兢兢留意之畿內，而其情形至於如此，虜之所謂農政者可知矣。 畜牧之利，北方確較南土為饒，此則地利為之也。402《魏書·食貨志》所言道武破劉衛辰所收馬、牛、羊之數，蓋張侈之辭。然《尒朱榮傳》，言其家世富有，牛、羊、駝、馬，色別谷量；見第十二章第四節。《北齊書·神武帝紀》：神武初見榮，說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群，將此竟何用也？」案此所記神武初見榮時事，皆飾說不足信，然緣飾之辭，亦必揣度當時情勢而為之，謂榮多馬，則不誣也。又《廣陽王深傳》，言其刺恆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可見北方之馬實多。《北齊書·盧潛傳》言：時敕送突厥馬數千匹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間馬，盡送官廄。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又可見南方之馬，多來自北方也。魏之服高車，徙諸漠南，此於魏之牧政，裨益甚大，詳見第八章第三節。《食貨志》云：泰常六年（421），詔六部民羊滿百口調戎馬一匹，亦可見北族牧利之饒。《志》又云：「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槖馳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即位之後，復以河陽為牧場，恆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後，天下喪亂，遂為群盜所盜掠焉。」案孝文南遷，主牧事者為宇文福。《福傳》言：孝文「敕其檢行牧馬之所。福規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千里為牧地，事尋施行，今之馬場是也。及從代移雜畜於牧所，福善於將養，並無損耗」。以吾民衣食所資之地，曠為異族之牧場，使得游牝其間，厚其力以猾夏，亦可哀矣。南北兵事之利鈍，步騎之不敵，實為其大原因；南方欲圖恢復，必有精騎以與虜決勝於中原；說已見第八章第七節及第十一章第四節。《隋書·賀婁子干傳》言：高祖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設村塢，敕子干勒民為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隴西、河右，土曠民希，邊境未寧，不可廣為田種。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疏遠者，請皆廢省。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只可嚴謹斥堠，豈容集聚人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高祖從之。案遊牧之民，所以難於制馭者，以其遷徙易，不易根剿，而其來犯又極飄忽故也。我之所業與彼同，則不足為憚。淮上之地，既易為虜所擾，耕鑿難安，曷不制其表為牧地，養馬以備與虜馳驅乎？此古人未發之策，然言國防者似可參證也。 山澤之利，雖已不可專恃，然亦有時而相需甚殷。杜預咸寧三年（277）疏曰：「當今秋夏，疏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谷，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泛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飢者，盡得水草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石季龍載記》言：其時眾役繁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貴，金一斤直米二斗。使令長率丁，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北齊書·盧潛傳》言：高元海執政，斷漁獵，而淮南人家，無以自資。可見疏食、漁、獵之利，亦與民生相關非淺矣。 喪亂之際，水利多不修舉，此與農事，所關最大。《晉書·苻堅載記》言：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暮而成，百姓賴其利。《魏書·高祖紀》：大和十二年五月，詔六鎮、雲中、河西及關內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十三年八月，詔諸州鎮有水田之處，各通溉灌，遣匠者所在指授。此等政令，其效如何不可知，然即以政令論，南北朝之世，亦不多見也。《周書·武帝紀》：保定二年正月，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灌溉，此事當較有實際。《魏書·崔楷傳》：楷因冀、定數州，頻遭水害，上疏曰：「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飢；幽、瀛川河，頻年泛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為運極。」欲「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堤堨，所在疏通，豫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堤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徑過，瀉其潟，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不。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蓺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余積。其實上葉御災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有舟艫。南畝畬菑，微事未耜。而眾庶未為饉色，黔首罕有飢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餒」。後世論者，每謂興水利即所以除水害，故溝洫實為治水要圖，楷之所論，已先發其義矣。河域水利，不如江域之饒，而文明啟發，轉在其先者？溝洫之修舉實為之，溝洫廢而水災興，隋、唐以後，北方遂仰給於江、淮矣，此古今升降之一大端也。而其轉移，實在晉、南北朝之世，喪亂與民生之關係，豈不大哉？然南方水利，雖雲得天獨厚，人工亦未嘗廢，觀會稽民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亦有丁功可知。見第十九章第一節。世豈有專恃天惠之事乎！又晉世水碓之利頗大。403張方決千金堨，水碓皆涸，見第三章第三節。實為常山覆敗之因，可見其與民生相關之切。然多為豪強所擅，石崇之敗，有司簿閱其訾產，水碓至三十餘區是也。見第十九章第二節。《晉書·魏舒傳》，言其遲鈍質樸，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可見豪貴之擅此者頗多，細民亦必不免受其剝削矣。南方則似無此利，故至祖沖之始創為之，而後亦不聞其推行也，見下節。 礦業，當此時代，實極衰微。南北朝之世，所以迄欲鑄錢而終不能善者，銅之乏，實為其大原，別見第四節。《齊書·劉悛傳》：悛於永明八年（490）啟武帝，言「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有燒爐四所。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其地即秦之嚴道，漢文帝賜鄧通鑄錢之處。近喚蒙山獠出，雲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南朝因鑄錢而開礦之事，惟此一見而已。《宋書·良吏傳》：徐豁，於元嘉初為始興大守。三年（426），遣大使巡行四方，並使郡縣各言損益。豁因此表陳三事。其二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戶。鑿坑采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崩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逋違。老少相隨，永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尋台邸用米，不異於銀，謂宜准銀課米，即事為便。」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丁輸南銀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烏語，不閒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為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奸巧，山俚愚弱，不辨自伸。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為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礦課之治累於民，及其有名無實如此。北朝礦利，亦極微末。《魏書·食貨志》云：世宗延昌三年（514），春，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礦，二石得銀七兩。其年秋，桓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礦，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詔並置銀官，常令采鑄。又漢中舊有金戶三千餘家，常於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後臨淮王彧為梁州刺史，奏罷之。又云：熙平二年（517）冬，尚書崔亮，奏恆農郡銅青谷有銅礦，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礦，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礦，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礦，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跡見在。謹案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冶利，並宜開鑄。詔從之。然亦徒因此而致私鑄繁興而已，見第四節。 此時農學，亦極衰微。《隋書·經籍志》載農家之書五種：《氾勝之書》二卷，《四人月令》一卷，後漢崔寔撰。尚皆漢人之作。《禁苑實錄》一卷，不著撰人名字。惟《齊民要術》十卷，為後魏賈思勰撰。《春秋濟世六常擬議》五卷，楊瑾撰。瑾始末不詳，或亦此時人也。《志》又云：梁有《陶朱公養魚法》、《卜式養羊法》、《養豬法》、《月政畜牧栽種法》各一卷，亡。《通志·藝文略·食貨豢養類》：卜式《月政畜牧栽種法》一卷。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云：此蓋承上文亦以為卜式書，未必真有依據也。案此三書及《氾勝之書》、《四民月令》，《齊民要術》皆引之，蓋其書採摭頗博。賈思勰固當時農學一大家也。前世農書傳於後世完好者，今亦以此書為最古。 第二節　工業 中國於工業，不甚重視，然巧思之士，亦歷代有之。在晉、南北朝之世，似當以祖沖之為巨擘。《齊書·沖之傳》云：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升明中，大祖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圜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鈞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車。大祖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焚之。案《劉休傳》云：宋末，上造指南車，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則休亦必有巧思。索馭驎之智巧，未知視沖之如何。其所為雖無成，然若沖之因姚興成制，而馭驎無所因循，則其製作實較沖之為難，不得以成敗為優劣也。《沖之傳》又云：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欹器獻之。《南史》同，而上多「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十四字，下多「與周廟不異」五字。案《晉書·預傳》云：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嘆焉。預所作若無成，必無由奏上；又周器形制無存，沖之所作，後人安知其同異？《南史》蓋雜采眾說而失之也。404《周書·薛憕傳》云：大統四年（538），宣光清徽殿初成，憕為之頌。魏文帝又造二欹器：一為二仙人共持一缽，同處一盤。缽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瓶，以臨器上。以水灌山，則出於瓶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欹器。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為鳧雁、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欹器。二盤各處一床。缽圓而床方，中有人，言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器形似觥而方，滿則平，溢則傾。憕各為作頌。魏文欹器，必非古制。杜預所作，宋末蓋亦已無存，沖之乃又以意創為之也。《沖之傳》又云：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游苑造水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沖之之才，蓋誠能利物前民者。建武中，明帝使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可謂用當其材，而會連有軍事，事竟不行，惜矣。《南史》云：沖之子暅之，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無以過也。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曆，時尚未行，梁天監初，暅之更修之，始行焉。暅之子皓，少傳家業，善算曆。可謂世濟其美矣。《梁書·江革傳》：革為鎮北豫章王長史。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途經下邳，遂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腳不拜。廷明將加害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暅同被拘執，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革罵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並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棰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暅還朝。祖暅巧矣，江革之氣節，尤國之寶也。 北方有巧思者，當以蔣少游為最。《魏書·術藝傳》云：少遊樂安博昌人。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為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思。遂留寄平城，以傭寫書為業。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為中書寫書生。405與高聰俱依高允。允愛其文用，遂並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驟被引命。屑屑禁闥，以規矩刻績為務。因此大蒙恩錫，超等備位，而亦不遷陟也。及詔尚書李沖與馮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諍競。積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後於平城將營大廟、大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准魏、晉基址。後為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齊書·魏虜傳》，謂孝文議遷都洛京，於永明九年（491），遣李道固、蔣少游報使。少游有機巧，密令觀京師宮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啟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輸之思。宋世陷虜，處以大匠之官。今為副使，必欲模範宮闕。豈可令氈鄉之鄙，取象天宮？臣謂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通和意，不許。然則少游是行，乃專為窺覘宮殿來也。《少游傳》又云：高祖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前將軍，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楫之具。及華林殿治，修舊增新；改作金塘門樓；皆所措意，號為妍美。又為大極立模範，與董爾、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雲。 此外巧思之士，如南朝之張永，已見第八章第七節。《晉書·石季龍載記》云：季龍游於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南史·齊本紀》云：東昏侯始欲騎馬，未習其事，俞靈韻為作木馬，人在其中，行動進退，隨意所適。其後遂為善騎。《陳書·長沙王叔堅傳》，言其刻木為偶人，衣以道士之服，施機關，能拜跪，晝夜於日月下醮之，咒詛於上。此皆能為機捩者。又《孫瑒傳》，言其巧思過人，為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魏書·術藝傳》云：高宗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製作。高祖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為要舟，水中立射。世宗、肅宗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安興並機巧。洛中制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為匠也。《恩幸傳》云：王叡子椿，雅有巧思。凡所營制，可為後法。正光中，元叉將營明堂、辟雍，欲征椿為將作大匠。椿聞而以疾固辭。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蓋溺於宴安者，非欲遠元叉也。又云：茹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於天淵池西，世宗悅之。見第十二章第一節。此等亦皆有巧思之士。若乃赫連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蒸土作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並築之。又造五兵之器。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又造百剛刀，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復鑄銅為大鼓、飛廉、銅仲、銅駝、龍、獸虎字避唐諱改。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此則徒為虐殺而已。史謂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薄，殘忍刻薄誠有之，工巧或轉未必也。 爭戰之世，能造兵器者必多，蓋以趨時用也。406《宋書·武帝紀》云：大軍進廣固，即屠大城，慕容超退保小城。於是設長圍守之。公方治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為也？」綱者，超偽尚書郎，有巧思。會超遣綱稱藩於姚興，乞師請救，綱從長安還，泰山大守申宣執送之。乃升綱於樓上，以示城內。城內莫不失色。於是使綱大治攻具。成，設諸奇巧。飛樓、木幔之屬，莫不畢備。城上火、石、弓矢，無所用之。此事或言之大過，然綱必機巧之士，則無疑也。《陳書·徐世譜傳》，言其領水軍，從陸法和與侯景戰，時景軍甚盛，世譜乃別造樓船、拍艦、火舫、水車，以益軍勢。高祖之拒王琳，水戰之具，悉委世譜。世譜性機巧，諳解舊法。所造器械，並隨機損益，妙思出人。其巧思，亦未必遜於張綱矣。《北齊書·方技傳》云：綦母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407以柔鐵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乃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截三十札也。此制，當尚勝於叱干阿利之百剛刀也。《魏書·食貨志》云：鑄鐵為農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牽口冶為工，故常煉鍛為刀，送於武庫。可見魏於兵器，亦甚留意矣。 此時公家銅、鐵甚乏，頗為考工之累。銅之乏，別見第四節。《晉書·刑法志》云：「魏國建，定甲子科，犯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南陽王模傳》云：模代河間王鎮關中。時關中饑荒，百姓相啖，加以疾癘，盜賊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鑄銅人、鐘鼎為釜、器以易谷。議者非之。模之所為，乃以銅代鐵，可見鐵之乏矣。然乏於官者必散之民，民間之械器，正可因此而益修也。《晉書·陶璜傳》：吳用璜為交州刺史。滕修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修從之，果破賊。《庾翼傳》言：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岳，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冀表陳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禁。可見鐵之多少，關係於工業者大矣。 《宋書·禮志》云：「天子坐漆床，居朱屋。史臣按：《左傳》丹桓宮之楹，何休注《公羊》，亦有朱屋以居，所從來久矣。漆床亦當是漢代舊儀，而《漢儀》不載。尋所以必朱必漆者，其理有可言焉。夫珍木嘉樹，其品非一，莫不植根深阻，致之未易。藉地廣之資，因人多之力，則役苦費深，為敝滋重。是以上古聖王，采椽不斫。斫之則懼刻桷雕楹，莫知其限也。哲人縣鑒微遠，杜漸防萌。知采椽不愜後代之必，不斫不為將來之用。故加朱施漆，以傳厥後。散木凡材，皆可入用。遠探幽旨，將在斯乎？」案漢人言舜造漆器，諫者七人，其言雖不足信，可見其時尚以施漆為侈靡之事，此則轉以為儉矣。408《齊書·文學傳》：崔慰祖父慶緒，永明中為梁州刺史，家財千萬。慰祖散與宗族。漆器題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則不獨宮禁用之，臣下之家，亦多有之矣。可見社會生計之逐漸進步也。 奇巧之制，來自西域者頗多。魏文欹器，疑亦西域巧工所制，仙人瓶缽等固皆西域意匠也。然此等奇技，惟淫侈之家，用為玩弄，故不久而即絕。何者？閒其事者少；且千金屠龍，成亦無益，故其傳不廣也。《北史·元韶傳》云：齊神武以孝武帝後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後入韶家。有二玉缽，相盛轉而不可出；馬腦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此等物果何所用之邪？王濟以琉璃器貯饌享晉武帝，帝色為不平，已見第二章第一節。《晉書·崔洪傳》云：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嘗燕公卿，以琉璃鐘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當時之重琉璃如此，以其來自外國，難得故也。《魏書·大月氏傳》云：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雲能鑄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則其技曾傳入中國矣。然《北史·何稠傳》言：稠開皇中累遷大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織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為之。稠錦成，逾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則琉璃之制，傳入未久而又絕矣。409稠以博覽古圖，多識舊物而能作波斯錦，則異物之可放制者正多。然不特實物不能久存，即圖亦終歸覆瓿，則一技之傳，非成為尋常之事，其物能供眾人之用，終必不久而旋絕耳。平心論之，其絕亦正不足惜也。 珍貴之物，果為眾人所能用者，則始雖為貴豪所專有，久必漸流於民間。《魏書·高祖紀》：大和十一年（487）十月，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杼者。魏初綾錦，皆由宮中婢使自造，見第十一章第二節。十一月，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410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府衣服、金銀、珠玉、綾羅錦繡，大官雜器，大仆乘具，內庫弓矢，出其大半，班賚百官及京師士庶，下至工商、皂隸，逮於六鎮戍士，各有差。此事與歷代以車服別貴賤之禁令正相反。可見其物果為眾人所能用，雖以法令禁之亦無益，此生計之情勢使然也。《隋書·地理志》言：魏郡雕刻之工，特雲精妙。又言梁州綾錦、雕鏤之妙，殆侔上國。知凡侈靡之地，富厚之邦，民間工作，亦無不精進矣。 第三節　商業 晉、南北朝之時，沿襲舊見，尚多賤視商業，發為崇本抑末之論。如晉武帝泰始五年（269），申戒郡國計吏、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魏恭宗監國，欲課農功，亦禁棄本沽販是也。詳見第一節。然商業總只有隨時而日盛。當海宇分崩，苛政亟行之際，往來既多艱阻，稅斂又苦煩苛，故惟有勢力者便於營商。王公大臣，外至方鎮，遂多乘時要利者。雖為輿論所鄙，弗恤也。411晉義陽成王望之孫奇，嘗遣使到交、廣販貨，已見第十九章第二節。宋前廢帝即位，詔藩王貿貨，壹皆禁斷。《沈懷文傳》言：西陽王子尚等，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為患遍天下，懷文言之，不聽，此詔蓋即為此而發，然無益也。《孔覬傳》云：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偽喜，謂曰：「我比睏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與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當時士大夫，鄙視商業之情形，可以想見。然《謝莊傳》言：孝武踐阼，欲弘宣風則，下節儉詔書。莊慮此制不行，言曰：「詔云：貴戚競利，興貨廛市者，悉皆禁制，此實久愜民聽。其中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法申恩，便為令有所闕。此處分伏願深思。無緣明詔既下，聲實乖爽。臣愚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則當時朝臣逐利之情形，亦與藩王無異矣。齊臨川王映為雍州，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以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邪？乃復求利？」似賢矣。然《豫章王嶷傳》載嶷啟言：「伏見以諸王舉貨，屢降嚴旨。少拙營生，已應上簡。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細所資，皆是公潤。臣私累不少，未知將來。罷州之後，或當不能不試營覓以自贍。」以嚴旨申禁之事，尚敢明文求乞，況於陰行違犯？無怪謝莊以聲實乖爽為慮矣。劉峻兄孝廣，為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為有司所奏，免官。王瑩少子實，為新安大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貨，還都求利。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盤頭，令卒予杖。搏頰乞原，劣得免。張暢為南蠻校尉，遣門生荀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亹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絕，遂不得去。褚淵，或餉之鰒魚，門生有獻計賣之，已見第十九章第一節。庾仲文在尚書中，令奴沽酃酒。徐度恆使僮僕屠沽。鄧琬起兵，史言其父子並賣官粥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其辭蓋誣，前已辯之，然其婢僕，安知不乘時要利邪？柳世隆為湘州，亦以在州立邸、興生，為御史所奏。當時無上無下，無內無外，可謂無不以販粥求利為事者矣。向靖無園田商貨之業，徐勉拒興立邸店，舳艫運致，見第十九章第二節。史安得不以為美談邪？ 南方如是，北方更甚。魏大和八年（484），始班官祿，已見第十九章第三節。《魏書·本紀》載孝文詔書云：「置官班祿，行之尚矣。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先朝因循，未遑釐改。朕永鑒四方，求民之瘼，夙興昧旦，至於憂勤。故憲章舊典，始班俸祿。罷諸商人，以簡民事。戶增調三匹，谷二斛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均豫調為二匹之賦，即兼商用。雖有一時之煩，終克永逸之益。祿行之後，臧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為更始，其大赦天下，與之惟新。」然則魏當未班官祿之前，實有隸官商人。蓋名為市買以供官用，實則有司藉以營利，可謂作法於貪者矣。其制雖隨班祿而罷，然積習既成，自難一旦革絕。恭宗禁民沽販，而高允即諍其販酤市廛，與民爭利，上行下效，貪風其安克戢？故其北海王詳，公私營販，侵剝遠近。劉騰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貴近如是，外方自將效尤。邢巒，志欲平蜀者也，而至漢中歲余，即商販聚斂。李崇，南邊之大將也，而販肆聚斂，營求不息。其緣邊州郡，疆埸統戍，惟有通商聚斂之意，驅其羸弱，販貿往還，袁翻之言，詳見第十二章第三節。抑更無足為怪矣。《封懿傳》言：鄭雲諂事劉騰，得為安州刺史，謂懿族曾孫回曰：「彼土治生，何事為便？」回答之曰：「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此等人蓋亦如鳳毛麟角矣。明帝正光三年（522）十二月，以牧、守店肆、商販，詔中尉端衡，肅厲威風，以見事糾劾。七品、六品，祿足代耕，亦不聽錮帖店肆，爭利城市。可見大小官吏，競行販粥。陳元康放責交易，遍於州郡，已見第十九章第五節。周齊公憲出鎮劍南，以裴文舉為益州總管府中郎。蜀土富饒，商販百倍，或以是勸文舉。又可見周、齊之朝，風氣無異於元魏也。 職是故，當時之達官貴人，多喜與商賈往來。苻堅諸公，引商人趙掇等為國卿，已見第十八章第一節。《北史·齊宗室諸王傳》言：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又段孝言掌選，富商大賈，多被銓擢，則此等事曾不足為異矣。《和士開傳》言其富商大賈，朝夕填門。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為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封隆之傳》言：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為義孝。而劉昉亦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楊愔傳》言：大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鄰宅，愔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可見不為此者之少矣。士夫之與此輩往來，不過利其貨賄，自不待言，而專制之世，富豪多以名器為榮，故亦樂於攀附。觀王辨祖訓，以行商致富，而當魏世，以出粟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大守可知。《隋書·辨傳》。故一至昏亂之朝，富商即夤緣並進，而官方為之大壞也。 此等巨賈，亦頗有勢力。劉道濟之亂蜀，實以費謙等限止商利之故，已見第八章第七節。其規模較小者：如《梁書·賀琛傳》言其伯父瑒沒後，家貧，嘗往還諸暨，販粟以自給。琛山陰人。《南史·恩幸傳》言：陸驗少而貧苦，邑人郁吉卿，貸以錢米，驗藉以商販，遂致千金。此等必躬逐微利，非如王公貴人，安坐持籌，而使門生、奴婢輩為之營運者矣。《梁書·王僧孺傳》：僧孺幼貧，其母粥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文學·劉勰傳》言：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粥者。此則販夫、販婦之倫也。《魏書·趙柔傳》：有人與柔鏵數百枚，柔與子善明粥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北史·寇儁傳》：家人曾賣物與人，剩得絹一匹，儁訪主還之。此等則偶然粥賣，並不得謂之商人也。 達官貴人經商，其事雖多見於史，然此特舊時史籍，只有此等人之傳記，故其事之可考者較多耳，非謂經商者皆此等人也。《隋書·地理志》言：洛陽俗尚商賈；丹陽小人，率多商販，市廛列肆，埒於二京；已見第十七章第五節。《北史·魏諸宗室傳》云：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人有年三十不識耒耜者，可見小民從事貿易者之多矣。抑亦非僅限於都會。桓玄與晉朝搆釁，斷江路，商旅絕，公私匱乏，士卒惟給粰橡。陳寶應載米粟與會稽貿易，遂致富強。《陶侃傳》言：侃遷武昌大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412侃令諸將作商船以誘之。生獲數人，乃是西陽王羕之左右。《莫含傳》言其家世貨殖，貲累巨萬。含，雁門繁峙人。然則南暨江海，北鄰沙塞，商路罔不通利，雖遭喪亂，曾不足以阻之矣。 南北雖雲分隔，商賈實無時而不通。石勒求交市於祖逖，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已見第四章第二節。索虜求互市於宋世祖，眾議不一，而時遂通之，亦見第九章第五節。《魏書·食貨志》言：魏於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可見其貿易實為經常之事矣。亦有無許通市之明文，而仍相交往者。《苻健載記》言：苻雄遣苻菁掠上洛郡，於豐陽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異賄盈積；《魏書·崔寬傳》：附《崔玄伯傳》。寬為陝城鎮將，弘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販貿來往，家產豐富是也。並有冒禁令而為之者。《北齊書·高季式傳》，言其隨潘樂征討江、淮之間，私使樂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崔季舒傳》言其出為齊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亦有臧賄事，為御史所劾是也。《循吏傳》：蘇瓊行徐州事。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渡。瓊以淮南歲儉，啟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飢，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此則名為利民，實則違禁圖利者矣。南北使節往返，亦為交市之機。《北齊書·李繪傳》云：武定初，為聘梁使主，前後行人，皆通啟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可見其習為故常。《崔暹傳》言：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經，則交市者尚不僅使臣也。惟其所市者，似以珍異之物為多。《魏書·李安世傳》言：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使任情交易。《北齊書·魏收傳》言：收託附陳使封孝琰，令其門客與行，遇崑崙舶至，得奇貨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又收之副王昕使梁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台，久之乃得釋；皆其證。其尋常笨重之貨，當仍由民間販粥耳。《周書·韋孝寬傳》言：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則當北方分裂時，彼此貿遷，亦不利於隔絕矣。 附塞部落，亦貿易多通。庫莫奚請市於馮跋；第七章第八節。又與魏交易於安、營二州；第十六章第十節。吐谷渾以商譯往來，故禮同北面；第十六章第七節。突厥以至塞上市繒絮，乃通西魏；第十六章第九節。皆已見前。慕容翰之奔宇文歸也，皝遣商人王車陰使察之。還言翰欲來。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劉顯之欲殺魏道武也，《魏書·本紀》言：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於眾中，帝乃馳還。慕容永之納窟咄，道武奔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賀乞援於慕容垂。安同者，遼東胡人。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侍子入洛陽。歷魏至晉，避亂遼東，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滅，屈友人公孫眷之妹沒入苻氏宮，出賜劉庫仁為妻，庫仁貴寵之，同因隨眷商販，亦商人也。長孫賀亡奔窟咄，同間行達中山。垂遣賀驎步騎六千隨之。同與垂使人蘭紇俱，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同隱藏於商賈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賀驎。當時商賈在北夷中活動之情形可見。413蓋惟此輩多往來於各部落中，熟習道路及各地之人情風俗，且多與其酋豪往還，故能知其機事，並可為間諜，可銜使命也。阿那瓌之返國也，其人大飢，相率入塞。瓌表請振給。詔元孚為北道行台，詣彼振恤。孚陳便宜云：「北人阻飢，命縣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可見通易相需之殷。《南史·河南王傳》言：其地與益州鄰，常通商賈。陶侃之守武昌，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可見近塞部落，皆利交易，南北正無二致矣。 域外通商，所至亦遠。414《梁書·中天竺國傳》云：其國人行賈，往往至日南、交趾。又扶南王嘗遣商貨至廣州，訶羅隨，元嘉七年（430），表求市易往反，不為禁閉；皆見第十六章第四節。可見自南方來者頗多。《北史·粟特國傳》云：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魏克姑臧，悉見虜。文成初，栗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又可見自西北來者之遠也。 諸外國中，西域與中國通商特盛，西域人在中國經商者亦頗多，實為極可注意之事，此蓋由其文明程度特高使然，西胡與中國關係之密，正不待唐、元之世矣。《隋書·食貨志》言：南北朝時，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參看第五節。即此一端，已可見西域貿易之盛。《魏書·景穆十二王傳》：京兆王子推之子暹，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台符，誑諸豪雲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可見涼州富賈之多。《周書·韓褒傳》：除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漁小民，同於仆隸。褒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可見通商為利之厚。又《韋瑱傳》云：除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御。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為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此又足征西域來者之眾也。齊後主欲為穆後造七寶車，遣商胡齎錦采市真珠於周，已見第十四章第四節。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征責，見第十九章第五節。此皆西域商人留居中國，仍以經商為事者。《周書·異域傳》言：周承喪亂之後，屬戰爭之日，定四表以武功，安三邊以權道。趙、魏尚梗，則結姻於北狄；廄、庫未實，則通好於西戎。由是卉服氈裘，輻湊於屬國；商胡販客，填委於旗亭。則其於國計，亦略有裨益。然《魏書·食貨志》言：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而遠蕃使客，不在斷限。爾後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稟食及肉，悉二分減一。415計終歲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蕃客何人，詎非商賈？則其耗費亦不少矣。其干亂政事者：北齊後主寵信胡戶，已見第十四章第四節。《恩幸傳》言胡小兒眼鼻深險，蓋其人雖習華風，形貌則猶未變其深目高鼻之舊也。高思好與并州諸貴書，言後主昵近凶狡，商胡醜類，擅權帷幄。案和士開之先，為西域商胡，姓素和氏，思好是言，蓋有所指。《魏書·李昕傳》：昕為相州刺史，以受納民財及商胡珍寶得罪，商胡之亂政，又不獨宮禁之中，朝寧之上矣。然《隋書·儒林·何妥傳》言：其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本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則好任用賈胡者，又不獨北方為然也。《魏書·崔浩傳》言：世祖攻蠕蠕，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疑深入有伏兵，勸世祖停止。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滅之矣。」世祖殊恨之。此說殊不足信。然北荒多有賈胡，則於此可見。阿伏至羅求擊蠕蠕商胡越者，實為銜命，見第十九章第九節。此亦猶安同之為道武使慕容垂。《宋書·芮芮傳》云：獻師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時有賈胡在蜀見之云：此非師子皮，乃扶拔皮也。此又細胡之倫也。商人之無遠弗屆，亦可驚異矣。 古者商業未盛，貿易皆有定時定地，416《易》稱神農氏日中為市；《記》言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是也。晉、南北朝之世，久非其時，然人心仍習於舊，故其立市猶有定地，而貿易之盛，亦或尤在農隙之時焉。《晉書·樂志》：《拂舞歌詩》云：「孟冬十月，北風徘徊。」「耨鎛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整設，以通賈商。」417此雖沿襲舊說之辭，亦或於當時情景，略有按合也。《晉書·地理志》：河南郡洛陽，置尉五，部三市，東西七里，南北九里。《齊王冏傳》，謂其大築一第館，北取五穀市。《隋書·食貨志》言：晉過江後，淮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此皆立市之可考者：然亦非謂市之外遂無貿易，故魏韓顯宗稱道武「分別士庶，使技作屠沽，各有攸處」，而又病其「不設科禁，買賣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也。無市之處，官為置市，亦足以廣招徠。《晉書·良吏傳》言：魯芝轉天水大守，郡鄰於蜀，數被侵掠，戶口減削，寇盜充斥，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是矣。《宋書·自序》言：沈邵出為鍾離大守，郡先無市，江夏王義恭為南兗州置立焉，蓋為此也。市皆設官管治，兼司收稅。《隋志》謂江東大市，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齊東昏於苑中立店肆，模大市，以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見第十章第六節。然其善者，亦足收平亭之效。《晉書·陸雲傳》言：雲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而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亦無二價是其事。其不善者，乃藉以牟利。《魏書·李崇傳》，言其子世哲為相州刺史，無清白狀，鄴、洛市廛，收擅其利，為時論所鄙是也。《齊書·竟陵王子良傳》：子良啟言：「司市之職，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並條其重貲，許以賈衒。前人增估求俠，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迴，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唇齒。愚野未閒，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凡求試谷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此陽慧朗所以為人所疾惡歟？見第十五章第二節。《齊書·良政傳》言：少府管掌市易，與民交關，有吏能者，皆更此識，此其意原在以才舉，然其後不流於聚斂者，殆未之有也。此時商賈之事，尚為士大夫所不齒，418故市亦為其所罕到。呂僧珍姊適於氏，住在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處，僧珍嘗道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為恥，則史以為美談；李輸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則雖商賈，亦共嗤玩之矣。見《北齊書·魏收傳》。然又未嘗不歆其利，此好立邸店者之所以多也。《隋書·李德林傳》云：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復改賜崔謙。上語德林曰：「夫人慾得將與其舅，於公無形跡，不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為營造。並覓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堰，為王謙宅替。開皇九年（589），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遇追蘇威自長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諂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賃之，德林誣罔，奏以自入。」李圓通、馮世基等又進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臧。」上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後出德林為湖州刺史，猶以罔冒取店為罪狀焉。可見店舍為利之厚矣。魏孝武給斛斯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誠不愧武士之風也。 第四節　錢幣上 晉、南北朝，為幣制紊亂之世，其所由然，則以錢不足用，官家乏銅，既不明於錢幣之理，政事又不整飭，鑄造多苟且之為，有時或且藉以圖利，私鑄因之而起，遂至不可收拾矣。此等情形，實歷隋、唐之世而未能大變，至宋世行用紙幣，乃又成一新景象焉。今述晉、南北朝幣制之略如下： 《晉書·食貨志》云：獻帝初平中，董卓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錢數百萬。魏武為相，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谷賤無已。及黃初二年（221），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至明帝世，錢廢谷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谷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案民間果其通行，豈魏武一令所能廢。當時錢之不用，實由兵亂積久使然，說已見第十九章第一節矣。自此至於江東，仍以錢少為患。《志》又云：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大者謂之比輸，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谷帛。孔琳之駁之，朝議多同，玄議乃不行。案自南北朝以前，時有廢錢而用谷帛之議，固由其時錢幣之理，尚未大明，然錢法之敝，實亦有以致之。錢法之敝，錢少而不足於用，以致錢貴物賤，其大端也。當此之時，欲善幣制，實非鼓鑄不可。然鼓鑄迄不能善，幣制之壞，遂與南北朝相始終矣。 宋高祖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錢，未果。見《宋書·范泰傳》。文帝元嘉七年（430）十月，立錢署，鑄四銖錢，是為南朝鑄錢之始。二十四年（447）六月，以貨貴，制大錢一當兩。明年（448）五月，罷之。見《南史·本紀》。《宋書·何尚之傳》云：先是患貨重，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尚之議曰：「伏鑒明命，欲改錢制，不勞采鑄，其利自倍。若今制遂行，富人貲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又錢之形式，大小多品。直雲大錢，未知其極。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中領軍沈演之，以為「采鑄久廢，兼喪亂累承，縻散湮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為患尚輕。今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襁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案此說非盡實，說見第十九章第一節。用彌廣而貨愈狹；加復競竊翦鑿，銷毀滋繁，刑禁雖重，奸避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室日劇。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施一令而眾美兼；無兼造之費；莫盛於茲矣」。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更鑄四銖錢。《前廢帝紀》：大明八年（464），去歲及是歲，東諸郡大旱，甚者米一升數百，升，當依《南史》作斗，說見第十九章第一節。京邑亦至百餘，餓死者十有六七。孝建以來，又立錢署鑄錢，百姓因此盜鑄，錢轉薄小，商貨不行。永光元年（465）二月，鑄二銖錢。九月，開百姓鑄錢。明帝泰始元年（465）即前廢帝永光元年。十二月，罷二銖錢。見《南史·本紀》。二年（466）三月，斷新錢，專用古錢。《顏悛傳》云：元嘉中鑄四銖錢，輪廓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案《何尚之傳》言民間頗盜鑄，此雲不盜鑄者，蓋雖有盜鑄而未甚也。及世祖即位，又鑄孝建四銖。三年（467），尚書右丞徐爰議：「貨薄民貧，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將至大乏。謂宜式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罰為品。」詔可。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民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製嚴刑，民、吏、官長坐免死者相系，《劉懷慎傳》：懷慎弟孫亮，大明中為武康令，時境內多盜鑄錢，亮掩討無不禽，所殺以千數。《顧琛傳》：大明四年（460），為吳興大守，坐郡民多翦錢及盜鑄免官。而盜鑄彌甚。百物踴貴，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沈慶之立議：「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雜式，去其雜偽。官斂輪郭，藏之以為永寶。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並禁翦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奸偽自止。」上下其事公卿。義恭及竣皆駁之。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駁之。然及前廢帝即位，卒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爐，如今之翦鑿者，謂之來子。景和元年（465），亦即永光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賈不行。大宗初，惟禁鵝眼、綖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復並斷，惟用古錢雲。案宋世圜法之敝，鑄造之不善，固其大端，而銅之乏所關亦巨。419惟銅乏，故議鑄造者皆不免愛銅，既減五銖為四，又減四銖為二，甚至欲以一為兩，名實溷淆，民聽眩惑，遂至不可收拾也。銅之乏，散入民間，以之制器，蓋為其大原因。三國時，吳鑄當五百、當千大錢，劉備亦鑄當五百大錢，已見《秦漢史》第十六章第四節。《齊書·崔祖思傳》：祖思言劉備取帳鉤銅以鑄錢。吳為產金之區，蜀為富饒之地，銅之乏且如是，況於他邦？蓋自董卓毀壞五銖，所鑄小錢，本不得民信，又為魏武所廢；至魏文則並五銖而廢之；其時民間用錢本少，又值喪亂，商賈不行；向為錢幣之銅，遂多轉而為械器矣。《齊書·高帝紀》言帝儉德云：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為飾者，皆改用鐵。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禁人車及酒器用銅。《北齊書·楊愔傳》言其一門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宅內有茂竹，其季父，為愔於林邊別茸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420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何遠素器物無銅漆，則史以為清操。可見上自宮禁，下至民間，以銅為器物者之多。蓋每經喪亂，則公家之藏，流入民間，而民間生計，後裕於前，遂能用之以制器，亦與金、銀之散入民間，同一理也。參看《秦漢史》第十六章第四節。《晉書·食貨志》：孝武帝大元三年（378），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輸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中國之銅已少，況又有流入異域者邪？梁武東下，用度不足，南平王偉時守襄陽，取寺銅佛，毀以為錢。北齊王則為洛州刺史，亦毀舊京諸像以鑄錢。此固軍旅倥傯之時，官方敗壞之際，然亦可見其時銅之難得也。 《齊書·劉悛傳》云：宋代大祖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482），奉朝請孔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為「三吳國之關閫，比歲被水潦而糶不貴，是天下錢少，非谷穰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患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為宜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不愛銅、不惜工之論，實與今之言泉幣者，立說相符。泉幣通行之後，用之者固皆計其數，不復論其重，當其未行之時，則民之信否，恆視其重輕之名實相符與否，此四銖、二銖之所以不行。五銖行用最久，准其輕重，亦為下令於流水之原。孔誠明於錢法之利弊者也。時議者亦多以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奸。大祖使諸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永明八年（490），恢啟世祖：蒙山有古銅坑，上使入蜀鑄錢，功費多，乃止，已見第一節。此時錢價之貴，十倍宋初；好惡錢相貿，好錢一當惡錢二，或十當其十七，已見第十九章第一節。 梁、陳相繼，圜法之素亂如故。《隋書·食貨志》云：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谷、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421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大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雉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本紀》事在四年十二月。《南史》云：用給事中王子云議。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惟論貫。商旅奸詐，因之以求利。自破嶺以東，422黃汝成《日知錄·短陌條集釋》云：破嶺無此地名，破或庾字之訛。案《志》言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乃指其都會之地，非謂盡其轄境。庾嶺在當時，恐非用錢之所。破嶺疑即破岡，見第八章第一節。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546），天子乃詔通用足陌。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三年，見《紀》。詔下而人不從，錢陌愈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陌雲。《南史·梁敬帝紀》云：武帝末年，都下用錢，每百皆除其九，謂為九陌。及江陵將覆，每百復除六文，稱為六陌。案錢幣貴於畫一，梁武顧不恤自亂其例，鑄女錢與五銖並行，蓋利於去其周郭？其後又議鑄鐵錢，蓋亦以銅少故也？《周書·藝術姚僧垣傳》：梁元帝嘗有心腹疾，以從僧垣進大黃得愈，元帝大喜，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錢十萬，實百萬也，則元帝曾鑄當十錢。然此外更無所見，蓋其錢亦未行也。 《隋志》又云：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於時人雜用，其價同，《梁書·敬帝紀》：大平元年三月，班下遠近，並雜用古今錢。二年四月，己卯，鑄四柱錢，一準二十。壬辰，改四柱錢一準十。丙申，復用細錢。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為貨。至文帝天嘉五年（564），改鑄五銖。《紀》在三年閏二月。初出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大建十一年（569），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陳書·本紀》：大建十一年七月，辛卯，始用大貨六銖錢。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案《志》言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又云：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蓋商賈用金、銀，人民自用鹽、米、布也。此亦足證當時錢幣之用，尚不周遍。 北朝圜法之壞，其情形亦與南朝略相似。《魏書·食貨志》云：魏初至於大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焉。十九年（495），冶鑄粗備，文曰大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準絹給錢。在所遣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練，無所和雜。世宗永平三年（510）冬，又鑄五銖錢。肅宗初，京師及諸州鎮，或鑄或不。或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貿遷頗隔。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大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粥亦異。便於荊、郢之邦者，則礙於兗、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詒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510），都坐奏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時被敕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末悉令斷之。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環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絕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縑，423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已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變易無常；且錢之為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謂今之大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為小，巧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尚有事，且依舊用。」澄又奏：「大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恆模，寧可專貿於京師，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為便。至於京西、京北、域內州鎮未有錢處，行之則不足為難，塞之則有乖通典。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大和及新鑄五銖，並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雞眼、環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惟大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大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者，罪重常憲。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市也。案魏大和、永平五銖，蓋所鑄甚少，不足周用，故河北竟無新錢，即京西、京北，亦有無錢之處也。在所遣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頗近今世自由鑄造之制，此私鑄之所以不行。既用任城之議，則通行之地稍廣，所需愈多。明年（511），又從崔亮議，於有冶利處開鑄。見第一節。私鑄遂因之而興。《志》云：自後所行之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彌賤。《肅宗紀》：孝昌三年正月，詔峻鑄錢之制。建義初，重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至永安二年（529）秋，詔更改鑄，文曰永安五銖。《魏書·楊侃傳》：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曰：「昔馬援至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後援征入為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書，入坐不許。以今況昔，即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析。」侃乃隨事剖辨。孝莊從之。乃鑄五銖錢，如侃所奏。《高謙之傳》：朝議鑄錢以謙之為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小大，輕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脫以為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為允，即乞施行。」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則初亦有鑄輕錢之議，而後未果行也。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利之所在，盜鑄彌眾。巧偽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遷鄴之後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奏革其弊。於是詔遣使人，詣諸州鎮，收銅及錢，悉更改鑄，其文仍舊。然奸僥之徒，越法趨利，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六年（533），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余皆準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私民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鑞，並不聽用。若有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錢，若即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百日為限」。群官參議，咸以時谷頗貴，請待有年，上從之而止。此時之操切，可謂至極，然不能禁絕私鑄，而欲稱其輕重以為用，亦只可謂之無策耳。《隋志》云：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絹布。神武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奸偽競起。此即《魏志》所云文襄奏革其弊者，事雖系之神武，謀實出自文襄也。《志》又云：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本紀》在天保四年正月。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製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豫州，輩類各殊。武平已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於齊亡，卒不能禁。又云：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北史·文帝紀》：大統六年二月，十二年三月，皆鑄五銖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亦見《周書·本紀》。時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錢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二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本紀》事在正月。初令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為戶。亦見《本紀》。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本紀》但云與五行大布並行。北齊圜法之弊，全與魏同，蓋承魏之敝，欲變焉而未能者。後周則思鑄大錢以救錢荒，而卒亦捍格，其為弊，又與三國時之吳、蜀及宋之文帝同也。 民間苦銅錢不足，公家及豪富人，則有藏錢頗多者。424《晉書·蘇峻傳》，峻陷宮城，得官省之錢億萬。齊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齊庫亦出三億萬。見第十章第二節。白曜之破東陽，獲銅五千斤，錢十五萬。此公家之藏也。江祿為武寧郡，積錢於壁，壁為之倒。曹虎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見第十九章第一節。梁臨川王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縣一紫標，如此者三十餘間。見第十二章第五節。曹景宗弟羲宗，富人向姓，以其為方伯之弟，豪強之門，出見錢百萬，以妹適之。魏崔和子軌，盜錢百萬，背和亡走。見第十九章第二節。梁南平王偉，於富僧藏鏹者，多加毒害。此豪富之所藏也。《晉書·王導傳》：子悅，先導卒。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數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齊書·祥瑞志》：永明七年（489），《南史·本紀》在六年七月。齊興大守劉元寶治郡城，於壍中獲錢百萬，《南史》作三十七萬。形極大，《南史》云：皆輪厚徑一寸半。以獻台為瑞。世祖班賜朝臣以下各有差。十年（492），齊安郡民王攝掘地，得四文大錢一萬二千七百十枚，品制如一。古人本有埋錢之風，當惡錢盛行之日，必更有甚焉者，此亦錢乏之一因歟？ 金屬為幣，其弊在於私鑄、私銷之難禁。終南北朝之世，幣制之壞，可謂皆由於私鑄。《魏書·辛子馥傳》：紹先孫。天平中，長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奸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可見豪右銅冶，胥為私鑄之媒。又崔嘗私鑄錢，見第十八章第一節。而南朝梁高祖從父弟昱，亦坐於宅內鑄錢，為有司所奏，下廷尉，免死徙臨海郡。臨川王宏之子，亦嘗盜鑄錢。又可見冒利而為之者之眾矣。不愛銅、不惜工之論，可以止私鑄，不能止私銷。若欲禁絕私銷，非如昔人之言，舉銅冶而盡禁之不可，此豈可行之事哉？此則以金屬為幣，無可救正之弊也。 第五節　錢幣下 銅錢缺乏之世，所以代之者，北方多用絹布，南方則兼用谷，已見第十九章第一節。《晉書·石勒載記》：勒鑄豐貨錢，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石季龍載記》：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谷麥；蓋所以省帛之用。則北方之用絹布，由來舊矣。《魏書·辛紹先傳》：紹先子穆，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為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返。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托穆與敬武。穆久訪不得。經二十餘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其廉信。又《馮元興傳》：齊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為大學博士，兼尚書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是收藏者皆用絹布也。趙柔賣鏵，索絹二十匹，後有商人與之三十匹，而柔不肯背約；寇儁家人賣物，剩得絹五匹，訪主還之，已見第三節，是賣買者皆以絹布也。《趙柔傳》又云：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是估價者皆以絹布也。《鹿悆傳》言：悆嘗詣徐州，馬瘦，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悆覺，問得禾之處。從者以告。悆大忿。即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還。則雖鄉僻之地，亦以絹為交易之資矣。此行旅所以多齎絹布為資，如《楊播傳》言：播弟津為岐州刺史，有武功民齎絹三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也。播弟椿，又嘗受命馳驛詣並、肆，齎絹三萬匹，募召恆、朔流民，揀充軍士，後未行。可見絹布為用之廣。若南方，則《晉書·魏詠之傳》言：詠之生而兔缺，聞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是緣途皆可以谷為用。此等事，北方記載絕罕見。河北交易，雖雲雜用谷帛，蓋以谷濟帛之窮，免於尺寸分裂而已。握粟出卜，以粟易械器，實為最古之俗，豈南方生計，演進較遲，故古俗之存者較多歟？孔琳之駁桓玄廢錢之議曰：「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為貧，用谷之處，不以為富。」以錢穀對舉，可見用谷處之多。南方論議，不甚病布帛之翦截，蓋為此也。若北方則此弊殊甚。《魏書·食貨志》云：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匹，六十尺為一端，此由調外又入帛一匹二丈，參看第十九章第一節。令任服用。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高祖延興三年七月，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檢察，與同罪。《肅宗紀》：熙平二年正月，詔遣大使巡行四方，絹布繒采，長短合式，亦為所奉詔條之一。任城王澄刺定州，禁造布絹不任衣者，此即其熙平初上表所云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者也。見上節。既以為交易之資，勢必至此而後已，禁之又何益邪？然當時官司之虐民，所調絹布，務求長廣厚重，實較民間之單絲疏縷，狹幅促度者，其弊為尤甚。張普惠表，已見第十九章第一節。《魏書·盧同傳》：同於熙平初轉尚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征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按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兼褒同奉公之績。調絹加長，至倍定式，而反獲奉公之譽，可為張普惠之言之證。辛穆轉汝陽大守，值水潦民飢，上表請輕租賦，從之，遂敕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為調；北齊蘇瓊，遷南清河大守，蠶月豫下綿、絹度樣於部內；此等循吏，蓋不易多覯矣。此亦以絹布代錢之一弊也。 金銀為用亦稍廣。舊日史家，率言漢世黃金多，後世漸少，由於佛事之消耗，說不足信。黃金之漸少，425實由流入民間者之漸多，已見《秦漢史》第十六章第四節。《晉》、《宋書·禮志》言：漢高后制聘後，黃金二百斤，夫人金五十斤，魏氏聘後、王取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穆帝納何皇后，孝武納王皇后，納徵皆以絹三百匹。魏與東晉姑勿論，西晉初之侈靡何所不至，而必舍金而用絹，足見當時黃金實少。蘇峻之陷宮城，官有金銀五千斤，可謂其細已甚。梁武陵王之多金，為史所艷稱，然實不過有金萬斤，銀五萬斤，見第十三章第四節。較之王莽亡時，省中黃金萬斤為一匱者，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各有數匱；董卓區區，猶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者；亦微末不足道矣。齊武帝，史稱其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稱計，此乃約略之辭，未必其藏金之果多也。而民間：則《南史·侯景傳》言其攻台城時，援兵至北岸，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才過淮，便競剝略，征責金銀；其後江南大飢，江、揚彌甚，百姓流亡，死者塗地，不出戶牖者，莫不衣羅綺，懷金玉，交相枕藉，待命聽終；此固非下貧之家，然民間多有金銀，則於此可見。《齊書·蕭穎胄傳》言：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黃鐵，莫有見者，及穎胄起兵，乃取充軍資；《魏書·釋老志》言：世祖之廢佛法，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皆豫聞知，得各為計，金銀寶物，及諸經論，大得秘藏。僧寺財自何來，寧非民間所布施邪？《南史·東昏侯紀》，言其潘妃服御，極選珍寶，貴市人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都下酒租，皆折輸金，又令富室買金；詳見第十章第六節。《魏書·任城王傳》亦言：靈大後銳於繕興，金銀之價，為之踴上；可見民間金銀交易，已極盛行矣。 前世用金，皆以斤計，此時則多以兩計，即可見藉以為用者之多。晉、南北朝之世，用金以斤計者：晉購石季龍首金五十斤。《元帝紀》建武元年（304）。祖逖遣參軍王愉使於石勒，贈以方物，勒遣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王彌與劉曜，阻兵相攻，彌長史張嵩諫止之，彌與曜各賜嵩金百斤。劉聰欲納劉殷之女，李弘引王基為子納王沈女，以見姓同源異，無礙婚姻，聰大悅，賜之黃金六十斤。詳見第十七章第一節。佛狸伐入寇，宋購斬其頭者賞金銀各百斤。《宋書·索虜傳》。鄧琬奉子勛起兵，傳檄京師，賜大宗金銀五百斤。梁陸杲子罩，為大子中庶子，以母老求去，皇大子簡文。賜之黃金五十斤。元略自梁返魏，梁武帝賜之金銀百斤。魏豆代田，以戰功賜黃金百斤，銀百斤。趙郡王干除冀州刺史，高祖密賜黃金十斤。抱睹生死，嶷之父。賜黃金八十斤，以供喪用。齊文襄烝於馮翊大妃，見幽，司馬子如全之，神武賜子如黃金百三十斤。《北史·后妃傳》。陳元康進慕容紹宗，遂破侯景，世宗賞金五十斤。時段韶留守晉陽，世宗還，賜之金十斤。案漢世賞賜，即有雖言金而實與之錢者，見《秦漢史》第十六章第四節。《魏書·術藝傳》：徐謇以療高祖，賜錢一萬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乃以絹二千匹、雜物一百匹、谷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匹與之。則古來賞賜，原未嘗不可以他物充代。大和為鑄錢之世，萬貫之賜，尚不能具，可見魏銅錢之乏。又《北史·高昂傳》：西魏賞斬昂首者布絹萬匹，歲歲稍與之，周亡猶未充，則又不必一時皆給。然則史所言賞賜、購募等，雖雲金銀若干斤，恐未必皆如數登與之矣。張茂以黃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獻劉曜。吐谷渾辟奚以金銀五百斤獻苻堅。《晉書》本傳。《堅載記》亦記其事，而作碎奚，《宋書》、《魏書》亦作碎奚，見第十六章第七節。乞伏熾磐貢黃金二百斤於魏，請伐赫連昌。沮渠牧犍尚魏武威公主，獻黃金五百斤。車伊洛亦以金百斤為獻。宋攻楊難當，難當奔上邽，魏假古弼節，督隴右諸軍，詔弼悉送難當子弟，楊玄少子文德，以黃金四十斤賂弼，弼乃留之。此等皆以地近西域，與往來，故多金，說見下。阿那瓌啟請還國，朝臣意有異同，瓌以金百斤貨元叉；周文使楊薦至蠕蠕，賜以黃金十斤，亦以蠕蠕稍徙西北，多與西域往來，故知以金銀為用也。苻堅滅張天錫，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則其數雖多，斂之固以錙銖。《周書·柳慶傳》言：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為一沙彌所竊，其人蓋大賈，故持金較多。《晉書·藝術傳》言：隗炤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卻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睏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為人卜筮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告炤妻曰：「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大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遂掘之，皆如卜焉。其言誕謾不足信。《隋書·藝術傳》言：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冤，以詣楊伯丑。伯丑為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之。其言之誕謾與隗炤事同，然言藏金不過數兩而已。梁元帝譎長孫儉，言埋金千斤於城內，見第十三章第四節。《周書·王思政傳》：思政為荊州刺史，州境卑濕，城壍多壞，思政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治，掘得黃金三十斤，亦必貴富者所埋矣。是時公家用金，亦多以兩計者：如宋明帝欲以金千兩贖晉熙王昶於魏；隋文帝踐極，遣賜蕭巋金五百兩，銀一千兩是也。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王機，求討桂林賊自效；侯景餉朱異金二百兩；則貴富人相贈遺，亦以兩計矣。《晉書·食貨志》言愍皇時斗米二金，而《帝紀》雲米斗金二兩，此為當時用金，多以兩計之確證。《石季龍載記》言：其時金一斤直米二斗，則又四倍愍皇時，米貴似不應至此。頗疑《載記》之斤字，實當作兩，非傳寫之誤，則載筆者習熟舊史言金以斤計重之文，下筆時偶爾失檢也。此疑如確，則凡他言金若干斤者，又安知其不有為兩字之誤者邪？史之言金，又有不著其為斤抑為兩者，如第十九章第二節所引：范寧言併兼之士，一宴之饌，費過十金；《謝安傳》言其肴饌屢費百金是也。漢時黃金一斤直錢萬，晉、南北朝之世，或無甚變動，說見第十九章第一節。何曾食日萬錢，時人已視為極侈，《范寧》、《謝安傳》所云，若以斤計則其所費，又將十百於曾，雖侈不容至是，其必以兩計可知。《北齊書·慕容儼傳》言：儼斬侯瑱驍將張白石首，瑱以千金贖之，《儼傳》之辭，全不足信，說已見前，即謂造作言語，亦當按切情勢，仍可考見事實，則以宋明帝贖晉熙王之事例之，亦必以兩計無疑。至如第一節所引會土膏腴上地畝直一金等，則系循行文之便，約略言之，不容鑿求其數也。黃金有常形制，或為挺，或為餅，已見《秦漢史》第十六章第四節。武陵王紀黃金以一斤為餅，見第十三章第四節。楊運長等密以金餅賜沈攸之佐吏，見第九章第九節。《北齊書·陳元康傳》言，世宗以元康進計征潁城而克，賞以金百挺。《祖珽傳》言：文襄遇害，元康被傷，使珽作書屬家累事，並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挺，惟與喜二挺，余儘自入。《北史·李幼廉傳》：《北齊書》之李稚廉。出為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橫，幼廉收系之，乾密通疏，奉黃金百挺。則挺、餅二者，晉、南北朝之世，固猶通行。竊意此等沿襲舊形制之金，其重必以斤計。此等惟公家或豪富之家藏之，賞賜、購募，贈遺、貨賂，間或藉以為用。民間所用，並是散碎，則皆以兩計。亦猶近世富家藏金薄、銀挺，人間尋常用碎銀也。 金銀零星使用見於史者，以兵亂時賞賜將士者為最多，即此可以推見民間使用之情形矣。宋明帝泰始三年九月，戊午，以皇后六宮以下雜衣千領，金釵千枚，班賜北征將士。《宋書·本紀》。《天文志》事在八月癸卯。休范之叛，皇大後、大妃剔取宮內金銀器物以充用。侯景之難，羊侃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以賜戰士。時有一小兒，請以飛傳致消息。乃作數千丈繩，綴紙於繩端，縛書其背，又題口：若有得送援軍者，賞銀百兩。《魏書·島夷傳》。陳高祖討王僧辯，密具袍數千領，及采帛、金銀，以為賞賜之具。淳于量、吳明徹等討華晈，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賊大艦，受其拍。周羅平山賊，宣帝賜之金銀二千兩。叔陵作亂，呼其甲士，散金銀以賞賜。賀若弼進鐘山，後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賜。及戰，弼躬當魯廣達，窘而復振。而陳兵得人頭，皆走後主，求賞金銀。弼更趣孔范，范兵勢交，便敗走，陳軍遂潰。任忠馳入台見後主。後主與之金兩縢，曰：「為我南岸募人，猶可一戰。」周武帝伐齊，齊王憲上金寶一十六件，以助軍資。及入并州，出齊宮中金銀，班賜將士。皆戰時用金銀賞賜之事也。徐陵之遷吏部尚書也，冒進求官者，喧競不已，陵乃為書宣示，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可見賞賜本以錢絹為主，不得已乃代之以金銀，又不得已，乃代之以官階矣。此等賞賜，必不能用鋌餅，必皆用金釵及器物等以充之，其物既小，分賦又多，其不能以斤計而以兩計，亦勢使然也。而民間之使用金銀視此矣。金銀本無用之物，貴族之寶之，大抵皆用為裝飾。裝飾有為禮制所許者，如晉之五路，皆飾以金；又漢自天子至百官，無不佩劍，其後惟朝帶劍，至晉乃代之以木，426貴者用玉首，賤者則以蚌、金、銀、玳瑁為雕飾是也。見《晉書·輿服志》。《齊書·輿服志》云：袞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宋末用繡及織成。明帝以織成重，乃采畫為之，加飾金銀薄，蓋反以為儉矣。然非禮之用實多。《齊書·蕭潁胄傳》：高宗墓儉約，欲壞大官元日上壽銀酒槍，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潁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未足為侈。」帝不悅。後與曲宴，銀器滿席。潁胄曰：「陛下前欲壞銀酒槍，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有慚色。曲宴銀器，固為非禮，元日上壽，又何以必用銀酒槍邪？宋明帝將殺吳喜，召入內殿，賜以名饌，並金銀御器，則金銀之器，又不徒宮禁中用之矣。然此尚非其至侈者。齊武帝至劉悛宅，晝臥，覺，悛自奉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則真駭人聽聞矣。然一時君若臣以金銀器物賞賜、貢獻、饋遺者殊多。如齊高帝送金釵二十枚與周盤龍愛妾杜氏，武帝以金鏤柄銀柱琵琶賜褚淵，王敬則以金鉿餉周奉叔是也。索虜不知禮義，故其奢侈尤甚。元嘉二十七年（450）之役，劉泰之等襲汝陽虜營，營內食具，皆是金銀，事見《宋書·索虜傳》。戰時如此，平時可知。遼西公意烈之曾孫庫汗，嘗從大武北巡，有兔起乘輿前，命射之，應弦而斃，大武悅，賜一金兔，以旌其能，此似偶然之事。然孝武在洛，以銀酒卮容二升許，縣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即以賜之；西魏文帝在天遊園，亦以金卮置候上，命公卿射：事見《北史·魏諸宗室》、《周書·宇文貴傳》。造次顛沛之間，而猶如此，則其以金銀器充賞，亦習為故常矣。臣下之藏金銀器飾者：黃權母吳，以金釧賂蔡樽妾，見第十八章第四節。梁廬陵王續臨終，上金銀器千餘件。徐君蒨侍妾數十，服玩悉以金銀。魚弘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有眠床一張，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為飾。陶侃宴陽斐，賓客三百餘人，器皆金玉雜寶，見第十二章第五節。阮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孝緒一無所納，乳人輒竊玉羊、金獸與之，見第十七章第二節，皆可見其所藏器飾之多。其北方：則周大祖破侯莫陳悅，左右竊其銀鏤瓮。周武帝克晉州，使招北齊行台右僕射傳伏，以金、馬碯二酒鍾為信，伏不受，後降，又以金酒卮賜之。可朱渾元歸齊，齊高祖使持金環一枚以賜。後主亦以金銀酒鍾各一賜慕容儼。其甚者：畢義雲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並造金銀物，因被禁止。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以餉元叉，見《北史·楊昱傳》。以孫騰、達奚武之功名，而騰盜府藏銀器為家物，武為大司寇，庫有萬釘金帶，因入庫取之以歸，幾於廉恥掃地矣。此等事本有禁令，然大抵成為具文。《宋書·禮志》言：諸在官品令第二品以上者，其非禁物，皆得服之，而純金銀器，列為禁物之一。第六品以下，加不得服金綾錦，金釵、鐶、鉺，及以金校飾器物，張絳帳。士卒百工，加不得以銀飾器物，張帳。奴婢、衣食客，加不得服金黃銀釵、鐶、鈴、鉺。諸王皆不得私作禁物，及罽碧校鞍，珠玉、金銀，錯刻雕飾無用之物。宋武帝永初二年正月，斷金銀塗。齊東昏侯永泰元年十一月，尚書令徐孝嗣議：王侯貴人昏連卺以真銀卮，蓋出近俗。今除金銀連鎖。自余新器，悉用埏陶。陳世祖天嘉元年八月，詔雕鏤淫飾，非兵器及國容所須，金銀、珠玉，衣服，雜玩，悉皆禁斷。後主大建十四年四月，詔禁鏤金銀薄。魏高陽王雍領司州牧，請王公以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奴婢並不得以金銀為釵、帶。此等法令，幾於無代不有，然觀法令之陳陳相因，即可知其久成具文矣。民間相與慕效，而金銀之流散者遂多。豪富之家，至緩急之際，乃亦藉之以為用，而其用愈溥矣。谷帛為幣，耗損殊多，且病滯重；銅錢不易周用，亦非把握可藏；以金銀濟其窮，以錢幣演進之理言之，自亦未為非計。然則金銀之流衍民間，實化無用為有用也。論者或反致慨於公家所藏之少，實為不達此義矣。 《日知錄·黃金》條引宋大宗問杜鎬曰：「兩漢賜與，多用黃金，後代遂為難得之貨，何也？」答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此本漫然之語，而亭林引《三國·吳志·劉繇傳》：笮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魏書·釋老志》：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謂鎬之言頗為不妄。《廿二史札記》承其說，謂後世黃金日少，金價亦日貴，蓋由中土產金之地，已發掘淨盡，而自佛教入中國後，塑像塗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窮鄉僻壤，無不有佛寺，即無不用金塗，以天下計之，無慮幾千萬萬；加以風俗侈靡，泥金寫金，帖金作榜，積少成多，日消月耗。《漢多黃金條》。夫金銀為貴重之物，用後仍可還元，亭林引《草木子》，謂金一為箔，無復還元；甌北述故老言：謂塗金、泥金，不復還本；皆非是。不能遂目為消失。抑且佞佛如魏獻文，可謂甚矣，而所耗亦不過六百斤，此於中國，奚翄九牛一毛？故謂黃金以佛入中國而耗損者，必非其實也。抑且中國之金，不徒不因與西域、南海通而有所耗損也，且必因此而增多。《晉書·大秦傳》云：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北史·波斯傳》，謂其賦稅准地輸銀錢。《高昌傳》云：賦稅計田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則銀錢自西海至高昌，皆極通用，故能流入河西。《周書·李賢傳》：賢為瓜州刺史，高祖西巡，使往瓜州，賜以銀錢一萬，蓋即因其通用而賜之。《北齊書·王昕傳》言：魏汝南王悅闢為騎兵參軍。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昕乃取其一。蓋亦自西域而來，可見其流衍之遠。然尚不止此。《晉書·地理志》日南郡象林縣云：自此南有四國，貢金為稅。所謂四國，蓋指日南所屬廬容、朱吾、西卷、比景而言。其俗至蠻野，何來黃金？而《扶南傳》亦言其以金銀、珠、香為貢賦。此外海南諸國，史記其產金銀，以金銀為器飾，來獻其金銀若金銀器物者甚多。其開化之程度，似未能至是。案《晉書·大秦傳》又言：其鄰國使到，輒廩以金錢，蓋凡商旅所通之地，皆可持金銀以通市易，故雖蠻野之國，亦知寶之，能用之，寖假且能取之於地矣。《南史·呂僧珍傳》言：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弗為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銀錢也。河西金銀之錢，流衍至南方非易，季雅曾為南康郡，此銀錢儻自交、廣來歟？此說如不繆，則《隋志》謂梁時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亦未必皆生金銀矣。李萬周之殺袁曇遠也，見第九章第四節。交州刺史檀逸被代，還至廣州，資貨巨萬。萬周誣以為逆，襲而殺之。遂劫掠公私銀帛。籍袁、檀珍貨，悉以自入。《梁書·止足傳》：陶季直祖愍祖，宋廣州刺史。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季直時甫四歲，獨不取。《陳書·歐陽傳》：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令以百兩還合浦大守龔蒍，四百兩付兒智矩。此等皆交、廣金銀之入中國者。427宋文帝之徵林邑，史雲因其所貢陋薄，見第十六章第三節。蓋未嘗無利之之心？故檀和之之克捷，所取金寶頗多。《齊書·東南夷傳論》，謂其商舶遠至，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牣積王府，見第十六章第五節。則其自貢獻、市易而來者，又不少也。《陳書·周文育傳》：文育與王勱俱下，至大庾，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此交、廣以金銀為貨之明徵。抑尚不止此。顏悛在蜀作金浴盆；鄧元起在蜀，亦致崇於聚斂，史有稱其以金玉珍帛為內藏之誣辭。皆見第十九章第二節。蜀中財自何來？觀武陵王紀之富，由於南開寧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谷渾，見第十三章第四節。而知其所由然矣。魏曹安表求擊拾寅曰：「拾寅今保白蘭，多金銀、牛馬，擊之可以大獲。」見第十六章第七節。吐渾安有金銀，而況白蘭？非來自西域而何自乎？蜀漢先主之入成都也，取城中金銀，以賜將士，其時賞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者，即各金五百斤，銀千斤。見《秦漢史》第十六章第四節。銅之乏，至於取帳鉤以鑄錢，而金銀之饒如是，何歟？《南史·齊高帝諸子傳》：始興簡王鑑為益州刺史，於州園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珍寶甚多，金銀為蠶虵形者數斗，則蜀之多金銀舊矣。果自何來哉？觀《秦漢史》言自蜀至印、緬之路之夙通，第九章第四、第六節。而其所由來，可以想見也。《魏書·食貨志》云：自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云：和平二年（461）秋，詔中尚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二寸。鏤以白銀，鈿以玫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茲器，錯用具珍。則魏之金銀，得自貢獻者不少。句麗貢金於虜，見第十六章第一節。又《邢巒傳》：巒於世宗初奏言：「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侈。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貲。逮景明之初，承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所獻貿，倍多於前。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貴常有餘，國用恆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為要須者，請皆不受。」世宗從之。則其買自賈人者，又不少矣。阿伏至羅之立，魏以金銀寶器奉之。見《北史·節義朱長生傳》。按朱長生，《高車傳》作可足渾長生。彌俄突之立，以金方一、銀方一、金杖二為獻，後又遣使獻金銀。北夷之知寶金銀如此，謂非與西域交往致然，其誰信之？西域之金銀，尚能至北夷，豈況中國？故曰：中國與西域、南海通，不徒金銀不致耗損，且必有所增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