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南北朝史 · 第十九章 晉南北朝人民生計
第一節 物價工貲貲產
欲知一時代中人民生計情形者，必先知其生活之所費，次知其所入幾何，以供此費，為有餘，抑為不足？若有餘者，其餘財用諸何方？而其俗之侈儉可知矣。一切費用，若能均以錢幣計算，自為最便。苦於前代，錢之為用，不甚普遍；晉室東渡以後，又南北分離，幣制既不統一，又皆不甚整飭，公家所鑄之錢，不得民信，民間乃以他物代之；其所以為代之物，又不能畫一；故其計算極難也。
語曰：「食為民天。」欲知人民生活情形，自宜首知其谷價，而欲知谷價者，又必先考其度、量、衡。歷代度、量、衡制，略見於正史之《律曆志》，然與民間所用，實不甚相符。《隋書》所載晉、南北朝度制，以晉荀勖准《周禮》所造，即所謂晉前尺者，為計算之准。此尺與《漢書·律曆志》所載王莽時劉歆所造之銅斛尺，後漢之建武銅尺相符。魏杜夔所用之尺，較此長七氂。江東所用，謂之晉後尺，當此尺一尺六分二氂。宋民間所用之尺，傳諸梁、陳者，當此尺一尺六分四氂，魏氏所用之尺，分前、中、後三種：前尺當晉前尺一尺二寸七氂。中尺當其一尺二寸一分一氂。後尺，亦即後周民間所用，當其一尺二寸八分一氂。又有所謂東魏尺者，為高齊所沿用，當晉前尺一尺五寸八豪。後周保定中，詔遣大宗伯盧景宣等累黍造尺，從衡不定。後因修倉掘地得古玉斗，事在保定元年（561），見下。以為正器，據斗造律、度、量、衡。其所造者，謂之玉尺。《隋志》云：俗間見玉作名為玉尺，見鐵作名為鐵尺。與相承一銅籥雲是蔡邕銅籥者，校計相符。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氂。當時因此大赦，改元天和。《志》云：「百司行用，終於大象之末。」然又云：「平齊後以宋氏尺同律、度、量，班於天下。」則玉尺僅官司用之而已。此尺以鐵作，俗間名為鐵尺。《志》又載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等議，謂「今之鐵尺，是大祖遣蘇綽所造，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平齊之始，已用宣布，因而為定，彌合時宜」，則鐵尺初非取諸宋氏。不知周氏諱言之而妄云為蘇綽所造邪？抑綽之所造，實取正於上國也？《志》又云：「未及詳定，高祖受終。」則其尺亦未嘗行也。量法：《隋志》引魏劉徽《九章商功注》：謂王莽銅斛，當魏九斗七升四合有奇。又云：梁、陳依古斗。齊以古升五升為一斗。後周武帝保定元年五月，晉國造倉，獲古玉升。五年十月，准為銅升，班之天下。依甄鸞算術：玉升一升，得官斗一升三合四勺。開皇以古斗三升為一升。大業初依復古斗。稱法：梁、陳依古稱。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為一斤。周玉稱四兩，當古稱四兩半。開皇以古稱三斤為一斤。大業中依復古稱。案魏孝文、齊神武、周武帝，皆有釐正度、量、衡之舉；隋煬帝大業三年（607），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尤為曠然一大變革；然實皆未行。《魏書·本紀》：大和十九年（495）六月，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北齊書·本紀》：天平三年（537）八月，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周書·本紀》：建德六年（577）八月，議定權、衡、度、量，班於天下。其不依形式者，悉追停。《隋書·本紀》：大業三年四月，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案《魏書·張普惠傳》：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征綿、麻，上疏曰：「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萬姓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職，奔走以役其勤。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其道。今宮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絹、布匹有丈尺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重，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並欲厚、重，無復准極。得長、闊，厚、重者，便雲其州能調絹、布，橫發美譽，以亂視聽。今若必復綿、麻者，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複本幅、度。其在庫絹、布並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大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後普惠表論時政得失，又以審法度、平斗尺為言；而任城王澄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亦以律、度、量、衡公私不同宜一為首。二人之論，皆在明帝之初，距大和十九年（495），不過二十年耳。則謂改制之始，民樂輸將，後乃稍離其本，不過遜順之辭，實則大和之詔，初未嘗行也。《通典》言梁武帝五銖錢實重四銖三參三黍，其百文重一斤二兩，齊文襄五銖錢實重五銖，百文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較其多寡、重輕，兩相符合，而《左氏》定公八年《正義》，謂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隋志》謂其以古稱一斤八兩為一斤，此即公家定製，與民間所用，實不相符之證。後周則觀《志》言其平齊後即班宋氏尺於天下，而達奚震等仍以為言，而可知其令之不行矣。歷代之度、量、衡，蓋無不徒有其名者。《晉書·律曆志》言：荀勖新尺，惟以調音律，至於人間，未曾流布，故江左及劉曜儀表，並與魏尺略相依准；又言裴以醫人命之急，而稱、兩不與古同，為害特重，宜改治權、衡，不見省；其明證也。《左氏》定公八年《正義》，謂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為一；蓋據當時實在行用者，約略言之也。度、量、衡器，初非概由官制，民間自製，自不能無「增損、訛替」。語見《隋志》。而前世取民，多以實物，官司恆利於度之長，量之大，衡之重；民間交易，權操於豪強、商賈，其所利者，亦與官司同；故增損、訛替之餘，度必漸增其長，量必漸增其大，衡必漸增其重。《日知錄》云：「《漢書·貨殖傳》：黍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貨耳。《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一尺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三斗為大斗，十斗為斛。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凡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其大者。按唐時權、量，是古今、小大並行。大史、大常、大醫用古，他有司皆用今。久則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廢矣。」《大斗大兩》條。自注引《通典》載諸郡土貢，亦有用小斤、小兩者，然皆湯藥之用，如上黨郡貢人參三百小兩，濟陽郡貢阿膠二百小斤是也。愚案《晉》、《隋書》《律曆志》引《九章商功法程》云：「粟一斛，積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積一千六百二十七寸，菽、合麻、麥一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據精粗為率，使價齊而不等其器之積寸也。以米斛為正，則同於《漢志》。」然則隨物之精粗、貴賤而異其度、量、衡之器，民間本有此法。久之漸趨畫一，取其一器以為正，如量粟、菽、麻、麥皆用米斛。而度量衡之長、大、重，亦隨之而增矣。此較增損、訛替者，所增為巨。《齊民要術·作醬法》云：「豆黃堆量不概，鹽曲輕量平概。達奚震及牛弘等言：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於黃鐘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鐘之律，不動而滿。」堆量、輕量；或概、或不概；或撼、或不動；雖同用一器，所得多少，又自不同。此等皆隨俗而殊，斷難畫一。故計算曆代之物價，總只能得其大較之大較也。商業興盛之國，交易皆集於都會，小都會又取准於大都會，則度、量、衡及錢幣等，皆易於畫一。以農業為主之國，交易分成多區，區各有其取正之所，商人勢不得不屈於其俗，欲定一尊甚難。中國歷代，皆欲畫一度、量、衡及錢幣，而皆徒有其名，蓋為此也。以大較之大較言之：南朝之量與衡，視為與古略相放，北朝之量與衡，視為於古二而為一，或當相去不遠也。據《隋志》所載尺法，惟東魏於古，二而為一，尚有奇零，余皆不逮頗多。然此系官家定製，民間所用，未必如是。正恐二而為一，由來已久，而官家乃從而用之也。又《梁書·庾詵傳》，載詵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蓋以詵之米為己之米，己之米為詵之米也。魏大和五年（481）班祿增調，《魏書·本紀》言谷二斛九斗，《食貨志》言粟二石九斗。皆可證斛、石仍同。然《肅宗紀》：孝昌二年二月，詔有能輸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賞一階，入二華州者，五百石賞一階，地方儲積，固有多少之殊；運轉亦有難易之別；官家須用，亦有緩急之不同；然酬獎之厚薄，似不應縣殊至是？則北方斛、石，似又因地而不同矣。此等亦難於詳考也。
度、量、衡既略明，又宜進考其時之幣價。漢獻帝初平元年（190），董卓壞五銖錢鑄小錢，實為錢法一大變。其後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造四銖錢。三年（456），用徐爰議，收銅繕鑄，私鑄始甚。前廢帝即位，改鑄二銖；又用沈慶之說通私鑄，而錢法大壞。史述其弊，至於「斗米一萬，商賈不行」。梁武帝鑄五銖及女錢，二品並行，亦卒為私錢所亂。後廢銅錢，更鑄鐵錢，大同後遂至積如丘山，交易者不復計數，而惟論貫。北朝大和十九年（495），始行五銖錢，後世宗又鑄之，其行皆不廣。肅宗以後，私鑄轉甚。亦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迄於齊、周，無以善其後。本節所論幣制，宜與第二十章第四、五節參看。以是言之，其時物價，宜極騰貴。顧史所載者，與前世並無大殊，錢價仍遠較後世為貴，其故何也？曰：當時錢幣之為用，本不普遍；惡錢雖與好錢並行，蓋皆減折行使；論物價者，仍以好錢為準，而史從而書之，故覺其物價無甚變動也。《晉書·食貨志》云：「董卓鑄小錢，貨輕物貴，谷一斛至錢數百萬。參看《秦漢史》第十六章第四節。魏武作相，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谷賤無已。」夫民間果其通用，豈魏武一令所能罷？此觀於歷代私錢之難禁可知。蓋董卓所鑄之小錢，本已廢而不行矣。《志》又云：「黃初二年（221），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至明帝，乃更立五銖錢。」錢之用便於谷、帛，不待再計而知。民間果其通用，更豈魏文一令所能廢？《志》又載晉末桓玄議廢錢，孔琳之駁之，謂「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350此言最合事情。琳之去魏世近，蓋必有所見，非慢然言之也。《晉書·張軌傳》：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為貨，息穀物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為段。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准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此為琳之之說之鐵證。蓋前世錢貴，民間零星交易，並不甚用錢，參看《秦漢史》第十六章第四節。故錢之用，惟於商賈為最切，商賈不行，即寖至於廢矣。《晉志》載琳之之議又曰：「魏明帝時，錢廢谷用既久，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錢廢谷用既久」句，《宋書·琳之傳》作「錢廢谷用，三十年矣」。《南史》作四十年矣。三、四二字，未知孰是，古人好舉成數，逾於三十，即可言四十；又其言數不甚精密，雖迫近四十，仍可言三十也。而既久二字，則必為後人所改，蓋作史者疑自黃初之世，至於明帝之時，不及三十年，而不知琳之此語，乃上溯漢獻帝時言之也。此亦足證董卓所鑄小錢，自致於廢，而無待於魏武之令也。即謂有待於魏武之令，自初平元年（190）至建安元年（196）魏武作相，亦不過六年。宋自孝建三年五月鑄四銖錢，下逮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罷之，及其明年三月斷新錢專用古錢，亦不及十年也。參看第二十章第四節。《隋書·食貨志》云：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似鐵錢至梁亡始廢。然其為用見於史者，僅《陳書·沈炯傳》，謂其為宋子仙所逼，令掌書記，王僧辯購得之，酬所獲者鐵錢十萬而已。此蓋破敗之餘，銅錢闕乏，又或吝惜不出，而非其時鐵錢之果行也。然則積如丘山，適足見其壅塞不行而已。當時短陌大行，最貴者京師以九十為陌，次則八十、七十，末年乃以三十五為陌。此即錢日貴，物日賤，向值百錢者，落至僅值九十、八十、七十，甚至僅值三十五也。錢日多而物日賤，錢之不行可知。魏肅宗初，任城王澄上書論當時錢貨，謂大和五銖，不入徐、揚之市，河北且無新造五銖，與此正可參證。大和五銖，不可謂之惡錢，且猶如此，況於梁之鐵錢哉？齊初，孔覬上《鑄錢均貨議》，言：「盜鑄者摩澤淄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皆淄染，不復行矣。所粥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淄染更易。反覆生詐，循環起奸。」觀此，知當時私鑄雖甚，而私錢之廢而不行者亦多；且新舊二錢，判然異價；論物價者，安得不以舊錢為主？又宋文帝時，江夏王義恭欲以大錢一當兩，沈演之議，謂：「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今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鏹所布，爰逮荒服，悉皆流行之矣。」此說謂晉世錢貨不行之地尚多是實，其謂宋世流行，則不過故甚其辭，以伸己說，故《隋志》謂梁初尚惟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也。錢且不行，況於新鑄？其論物價之辭，必以舊錢為主，更不待言矣。
然則當時幣價，果何如邪？案《齊書·王敬則傳》載竟陵王子良啟，謂「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惟劬，斛直數倍。今機杼勤苦，匹栽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恤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翦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困於所貿。鞭棰、質系，益復無聊。」又謂「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為損上，今為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子良傳》載其啟，又謂「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棰革相繼。」然則當齊初，好惡錢之相比，為以兩當一，或以十七當十。與所謂斗米一萬，商賈不行者，相去何其遠邪？足見此等情形，即有之亦為時甚暫也。物直自永初至元嘉，殆減其半，至齊初則僅十之一矣。合梁世短陌之數觀之，略可見其時物直降落之情形也。
銅錢而外，金、銀亦略具錢幣之用。前世用金，皆以斤計，此時則多以兩計，詳見第二十章第五節。即其通行漸廣之徵。漢世黃金一斤直錢萬。晉、南北朝之世，史無明文。然史亦未言其相異，則其比直或無甚變動。黃金一斤直錢萬，則一兩直錢六百二十五。新室幣制，銀八兩為一流，直千，見《秦漢史》第七章第二節。當金價五分之一。是時若無變動，則銀一兩直錢百二十五也。
金、銀為用不廣，錢又不足於用，所資以交易者，實惟谷、帛為多。宋世周朗，亦主廢錢幣用谷帛者，其言曰：「自淮已北，萬匹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不患其難。」可見北多用帛，南多用谷。351欲計布帛之直，必先考其長、廣。《宋書·律志》謂「布幅廣二尺七寸，四十尺為匹」，較《漢書·食貨志》所云「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者少廣。《魏書·食貨志》云：「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匹。」則與《漢志》符同。又云：「六十匹為一端。」案大和班祿之先，戶以九品混通，各調帛二匹，又各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詳見第三節。一匹二丈，則六十尺。蓋因有是調，乃有一端之稱也。352前世多言布帛，南北朝之世，則多言絹、布，蓋以絹為絲織之總名。353《北齊書·李元忠傳》云：元忠貢世宗蒲桃一盤，世宗報以百縑，又載世宗書辭曰：「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上言縑，下言絹，其明徵矣。是時銅錢日少，故絹價日廉。《晉書·石勒載記》：勒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百姓私買，則中絹四千，下絹二千。魏大和十九年（495）行錢，內外官祿，皆準絹給錢，絹匹為錢二百。永安二年（529）鑄五銖，官欲貴錢，出藏絹，分使人於三市賣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蓋官賣止收好錢，私市兼收惡錢。普泰元年（531），天下調絹四百一匹，此則利於多取，其時絹價未必至是也。《北史·房謨傳》云：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匹，征錢三百，人庶苦之，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可見四百為多取也。自石勒之時，至於魏世，絹價約落至十分之一，亦頗與南朝情形相似矣。
史所載谷價，多在饑荒喪亂之時，實不足考人民生活情形，晉、南北朝谷價異常者：《惠帝紀》：元康七年七月，關中飢，米斛萬錢，時直齊萬年之亂。大安二年十月，公私窮蹙，米石萬錢，時直張方之亂。《懷帝紀》：永嘉五年六月，百姓飢儉，米斛萬餘，時劉曜、王彌陷京師。《愍帝紀》：建興四年十月，京師飢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時劉曜自前月逼京師。《成帝紀》：咸和四年正月，蘇峻子碩攻台城，城中大飢，米斗萬錢。《魏書·僭晉傳》云：谷石數萬。咸康元年（335），大旱，會稽、餘姚尤甚，米斗五百。《石季龍載記》：時眾役繁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貴，金一斤，直米二斗。《呂光載記》：光之稱酒泉公，谷價騰踴，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呂隆之將亡也，姑臧谷價踴貴，斗值錢五千，人相食，餓死十餘萬。《魏書》本傳同。《禿髮氏載記》云：隆為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群下議之，其尚書左丞婆衍侖曰：「今姑臧饑荒殘弊，谷石萬錢。」則尚未至如《隆載記》所言之烈。蓋其初危急時，與後極困弊時，谷價又有不同也。《宋書·沈演之傳》：元嘉十二年（435），東諸郡大水，民人饑饉。吳、義興及吳郡之錢塘，升米三百。《前廢帝紀》：大明八年（464），去歲及是歲，東諸郡大早。甚者米一升數百。354京邑亦至百餘。餓死者十有六七。一升，《南史》作一斗。案《孔覬傳》言：大明八年（464），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南史》亦同，則作斗者是也。《梁書·武帝紀》：天監元年（502），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庾革傳》亦言革以是時行會稽郡事，時承凋敝之後，百姓凶荒，所在谷貴，米斗數千，人多流散。《侯景傳》言：景圍台城時，食稍盡，米斛數十萬，人相食者十五六。《南史·景傳》云：景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人。爾後米一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者。《魏書·島夷傳》云：城內大飢，人相食。米一斗八十萬。皆以人肉雜牛馬而賣之。軍人共於德陽前立市，屠一牛得絹三千匹，賣一狗得錢二十萬。皆熏雀掘鼠而食之。案谷價之翔貴，由於水旱者實少，由於兵亂者特多且甚，此以見人禍之更烈於天災也。其稍近於常情者：《晉書·食貨志》載戶調之式，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此恐亦僅能取諸戶主。課調既愈遠而愈輕，則二十八文，必尚不及米五斗之價。此大粗略；且遠夷情形，亦與中國不同；不足以考谷價。《齊書·豫章王嶷傳》：嶷為荊、湘二州刺史，以谷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此條最可考見南朝谷價。荊、湘為產米之區，參看第二十章第一節。谷斛不及百錢，余瘠薄之地當較貴，則當在百錢左右也。梁天監四年（505），大穰，米斛三十，其必病農，自無疑矣。然《魏書·食貨志》言：天興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隋書·食貨志》言：東魏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谷斛至九錢。魏初絹匹，假依石勒時中絹為四千，斛得錢約五十，其斛儻與古量相同，已去天監之世不遠。東魏之世，斗、稱於古，既已二而為一，則古斛一斛，僅得四錢半，不惟視梁之米斛三十為廉，且較漢宣帝時谷石五錢猶下矣。豈其所謂斛，猶以古斛言之邪？然南北朝時，不論南北，糶價皆賤，則似不足疑。此當時論者，所由多以傷農為慮也。
日食之量，在前世為人五升，已見《秦漢史》第十五章第一節。晉、南北朝之世，似亦無甚差殊，此固不應有異也。《晉書·食貨志》載鄧艾論屯田之語曰：「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北，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十萬之眾，五年食三千萬斛，則人年食六十斛，以三百六十日除之，日得一斗六升余，此似乎大多。然《宋書·樂志》載晉成帝咸康七年（341），散騎常侍顧臻表諫伎樂之語，謂「兵食七升，忘身赴難」。又《宋書·劉勔傳》，載勔策攻縣瓠之語，謂「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則人歲食米二十四斛。以三百六十日除之，日得六升又三分升之一。則與五升之數，相去不遠矣。《後漢書·伏湛傳》注引《九章算術》云：「粟五十糲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為糲。」鄧艾之語，蓋據粟言之，一斗六升粟，得糲九升許，以稍精鑿之米言之，則亦與顧臻、劉勔所云相去不遠也。《梁書·何胤傳》：胤謂王果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陳書·孝行傳》：司馬嵩丁父艱，日食薄麥粥一升。張昭及弟乾，父卒，並日食一升麥屑粥。此為衰者、毀者之食，不能以例常人。《梁書·江革傳》：革為元延明所執，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齊書·孝義傳》：崔懷慎孤貧獨立，宗黨哀之，日斂給其升米；所以為至觳之養，免死之周也。此升皆近於古。《北齊書·庫狄伏連傳》：附《慕容儼傳》後。家口百數，盛夏之日，料以食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若為南朝之量，必不能支。蓋謂盛夏可以少食，故又略減於古之五升。亦足證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也。
《晉書·何曾傳》云：曾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355子劭，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大官御膳，無以加之。讀史者皆以為極侈，其實亦不盡然。《北齊書·韓軌傳》：子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然則萬錢為宴客之侈者。曾乃日食之，劭則又倍之耳。若尋常之食：則《宋書·衡陽王義季傳》云：義季為荊州刺史，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米二斛，錢一千。並制豐啖肉。豐所啖肉，未必更由官給。然則日得錢三十三，足以啖肉，且不闕於甘旨之養矣。《顏氏家訓·治家篇》云：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朝夕餚膳，以十五錢為率。遇有客旅，更無以兼。獨食月得四百五十錢，略半於義季所以周續豐者，亦不為甚儉矣。《南史·褚彥回傳》云：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鰒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雲可得十萬錢。何曾所食，設有若彥回時鰒魚者，但一味，已去萬錢十之三四矣。故史事苟記載真實，而又參互詳考之，無甚遠於情理而不可解者也。
衣料：布帛價已見前。《宋書·沈懷文傳》云：齋庫上絹，年調巨萬匹。綿亦稱是。期限嚴峻。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亦三四百。此雖異常之價，然二者橫調既同，價之增當亦相近。假以絹一匹為錢二千五百，綿一兩為錢三百五十，則綿一斤之價，當絹二匹又二十五分匹之六，絹匹三百，綿斤當得六百七十二文矣。《齊書·褚淵傳》：淵死後，弟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大祖所賜淵白貂坐褥，356壞作裘及纓。白貂蓋為名裘，當時之貂，亦產於今之吉、黑。《魏書·勿吉傳》曰：其父母春夏死，立理之，若秋冬，以其屍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失韋傳》曰：亦多貂皮。間關至中國殊不易。《三國志·鮮卑傳》注引《魏書》謂其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天下以為名裘，其地尚較勿吉、失韋為近也。質價固非賣價，然淵甚貧，所質必與賣價相近，以是度之，裘亦不能甚貴也。
《宋書·后妃傳》：明帝陳貴妃，家在建康縣界，有草屋兩三間。357上出行，問尉曰：「御道邊那得此草屋？當由家貧。」賜錢三萬，令起瓦屋。則以草屋改為瓦屋，每間所費，為萬至萬五千錢。《蔡興宗傳》：父廓，奉兄軌如父。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軌。廓亡而館宇未立。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補宅直。造價若倍於改為，則五十萬之貲，可得屋二十五間或十八九間也。造屋所費如是，買宅價亦相近。《齊書·王琨傳》：琨罷廣州刺史還，宋孝武問還貲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南史·呂僧珍傳》：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千萬買鄰為虛言，百萬買宅為實語，則其所費，倍於蔡廓耳。廣州固仕宦者膏腴之地，季雅亦以豪舉稱，故其所費較多也。崔慰祖賣宅四十五萬，與蔡廓起宅所費略侔。桓閎弟子曇深，為臨城縣，罷歸，得錢十萬，買宅奉兄，見《南史·桓護之傳》。則其人以行義稱，故其所費為獨少也。《晉書·石勒載記》：勒將營鄴宮，其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怒，欲收之。其中書令徐光又諫。勒為之止，而嘆曰：「人家有百匹貲，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勒時中絹之價為四千至千二百，下絹之價為二千至八百，已見前。百匹市宅，以中絹計，為錢十二萬或四十萬；以下絹計，為錢八萬或二十萬；亦與南朝相去不遠也。
《晉書·食貨志》言：惠帝盪陰反駕，囊錢三千，似至儉矣。然《魏書·蕭寶夤傳》言：寶夤脫本衣服，著烏布襦，要系千許錢以奔虜；又《司馬楚之傳》言：有上蔡董毛奴，齎錢五千，死於道路；則當時民間行旅，原不過齎錢數千，惠帝亦儕於氓庶耳。《魏詠之傳》言：詠之生而兔缺，聞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遂齎數斛粟西上，以投仲堪。晉世布價，十倍齊初，粟價亦當十倍，數斛粟亦當得數千錢也。《習鑿齒傳》：桓溫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問國家運祚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溫不悅，送絹一匹，錢五千文。星人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高義，乞為標揭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匹，令仆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鑿齒曰：「君幾誤死，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貲，是聽君去耳。」以蕭寶夤、魏詠之所齎例之，溫之所贈，亦未為薄也。
不徒以為行貲不為菲也，即以為棺價亦然。《齊書·劉祥傳》：祥從祖兄彪，以崇聖寺慧首鬀頭為尼，以五百錢為買棺材，以泥洹轝送葬劉墓，為有司所奏。又《張融傳》：遺令以三千買棺。《梁書·劉歊傳》；歊著《革終論》，欲死後以一千錢市治棺。二人固主薄葬者，然歊論言「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則亦非過於儉者。然則當時棺價，極亦不過數千錢耳。
後魏賈思勰著《齊民要術》，雜載物價頗多，今摘錄如下：《種瓠篇》云：破以為瓢。其中白膚，以養豬致肥。其瓣以作燭致明。一本三實，一區十二實，一畝得二千八百八十實，十畝凡得五萬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錢，並直五十七萬六千文。用蠶矢二百石，牛耕功力直二萬六千文，余有五十五萬。肥豬、明燭，利在其外。《種胡荽篇》云：春種者五月子熟，拔取曝干格柯打出，作蒿盛之。冬月亦得入窖。夏還出之。但不濕。亦得五六年停。一畝收十石。都邑糶賣，石堪一匹絹。秋種者十月足霜乃收之。一畝兩載，載直絹三匹。《種桑柘篇》云：一枝直十文。此上有奪文。胡床一具直百文。十五年任為弓材，一張二百。亦堪作履，一兩六十。裁截碎木，中作錐刀靶，一個直三文。二十年好作犢車材，一乘直萬錢。欲作鞍橋者，生枝長三尺許，以繩系旁枝，木橛釘著地中，令曲如橋。十年之後，便是渾成柘橋。一具直絹一匹。欲作快弓材者，宜于山石之間北陰中種之。其高原、山田，土厚、水深之處，多掘深坑，於坑之中種桑柘者，隨坑深淺，或一丈五，直上出坑，乃扶疏四散。此樹條直，異於常材。十年之後，無所不任。一樹直絹十匹。《種榆白楊法》云：榆：三年春，可將莢葉賣之。五年之後，便堪作椽。不挾者即可砍賣，一根十文。挾者鏇作獨樂及盞，一個三文。十年之後，魁、碗、瓶、榼、器皿，無所不任。一碗七文。一魁二十。瓶、榼、器皿，一百文也。十五年後，中為車轂及蒲桃。一直二百。車轂一具，直絹三匹。其歲歲料簡剝治之功，指柴顧人，十束顧一人，無業之人，爭來就作。賣柴之利，已自無貲。歲出萬束，一束三文，則三十貫。莢葉在外也。況諸器物，其利十倍。歲收三十萬。砍後復生，不勞耕種，所謂一勞永逸。能種一頃，歲收千匹。惟留一人守護，指揮處分。既無牛耕、種子、人功之費，不慮水、旱、風、蟲之災。比之谷田，勞逸萬倍。男女初生，各與小樹二十株。比至嫁娶，悉任車轂。一樹三具，一具直絹三匹，成絹一百八十匹。聘財、資遣，粗得充事。白楊：一畝三壠，一壠七百二十株，一株兩根，一畝四千三百二十株。案當作根。三年中為蠶，五年任為屋椽，十年堪為棟樑。以蠶為率：一根五錢，一畝歲收二萬一千六百文。歲種三十畝，三年九十畝。一年賣三十畝，得錢六十四萬八千文。周而復始，永世無窮。比之農夫，勞逸萬倍。去山遠者，實宜多種，千根以上，所求必備。《種棠篇》云：八月初天晴時，摘葉薄布，曬令干，可以染絳。成樹之後，歲收絹一匹。《種穀楮篇》云：三年便中斫。指地賣者，省功而利少；煮剝賣皮者，雖勞而利大；自能造紙，其利又多。種三十畝者，歲斫十畝，三年一遍，歲收絹百匹。《種槐柳楸梓梧篇》云：楊柳：三歲成椽，一畝二千六百六十根，三十畝六萬四千八百根，根直八錢，合收錢五十一萬八千四百文。百樹得柴一載，合柴六百四十八載，載合錢一百文，柴合收錢六萬四千八百文。都合收錢五十八萬三千二百文。歲種三十畝，三年種九十畝。歲賣三十畝，終歲無窮。箕柳：至秋任為簸箕，五條一畝，歲收萬錢。柞：十年中可雜用，一根直十文。二十歲中屋樽，一根直百錢。《種紅花藍花梔子篇》云：花，負郭良田種頃者，歲收絹三百匹。一頃收子二百斛，與麻子同價。既任車脂，亦堪為燭。即是直頭成米，二百石米，已當谷田，三百匹絹，端然在外。此皆當時物價間可考見者也。
力作者以一人一日之所作，為計算之單位，此乃事理之自然。今俗語工夫二字，358專指時間言之，乃其偏端之義。溯其原，則夫指人力；工亦作功，謂一人一日之所作也。《宋書·孝義傳》：王彭，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哀之，各出夫力助作磚。此為夫字之義。《晉書·文帝紀》：帝將伐蜀，謀眾曰：「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劉曜載記》：曜葬其父母及妻，遊子遠諫，謂：「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皆以一人一日所作為一工也。庸力者即准此論直。《齊書·王敬則傳》：敬則為會稽大守。會土邊帶湖、海，民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為錢。送台庫以為便宜。竟陵王子良啟言：「塘丁所出，本不入官。均夫、訂直，民自為用。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台。租賦之外，更生一調。」均夫者，通計全工須用人力若干，均之各家。訂直者，定一人一日之作，所直若干，有不能力作之人，許其出直以為代。史言士庶皆保塘役，士人未必能力作，必許其出直以為代也。民間訂直，或不必皆以見錢，敬則則一以見錢計直而取之，故云評斂為錢。《東昏侯紀》言其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為直，斂取見錢，其所為亦猶是也。民間有以夫力助人，亦有借人夫力而以夫力還之者。又有技藝者，其顧直與徒能力作者不同。《宋書·孝義傳》：吳逵，經荒饑饉，系以疾疫，父母、兄弟、及群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時病困，鄰里以葦席裹之，埋於村側。既而逵疾得瘳。親族皆盡，惟逵夫妻得全。家徒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磚，期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其志義，葬日悉出赴助。逵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畢，眾悉以施之。逵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焉。逆取謂暫未給直。施之則不取其直。傭力報答，則以夫直還夫直也。又郭原平，性閒木功，庸賃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為人作匠，取散夫價。父亡，以為奉終之義，情理所畢，營壙凶功，不欲假人。性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閒練。又自賣十夫，以供眾費。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每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曾暫替。所余私夫，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本性智巧，既學搆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赴，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夫日助之。散夫，蓋別無技藝，僅能力作之人。原平既閒木工，此即所謂作匠，原不應取散夫之價，故其取之為謙虛。搆冢雲取賤價，蓋亦指此。客為依人之稱，兼具隸屬之義，故晉世佃客、衣食客，皆注家籍。參看第十八章第四節。十夫客受取買主之貲，蓋亦同於奴婢，故有自賣之名。所異者，還其買價，即可自贖耳。《宋書·自序》言：世祖出鎮歷陽，沈亮行參征虜軍事。時營創城府，功課嚴促。亮病其以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謂：「比見役人，未明工作，閉鼓乃休。呈課既多，理有不逮。至於息日，拘備關限。」公家役民，程課之法，亦必本諸習俗。彼此相況，則民間庸顧之法可明。雖受顧直，而其日可不工作，是為息日。非息日者，工作亦有定時，往必後於未明，罷必先於閉鼓。息日若未往之先，既罷之後，工力自仍為所自有。此時力作，是謂私夫。故原平得庸賃以養母，又得聚以自贖也。庸力得直，可使農民於稼穡之餘，別有所入。無常職者，尤恃此為日食之資。程課寬嚴，平直高下，於民生舒蹙，所關實大。《齊民要術》言：指柴十束顧一人，無業之人，爭來就作；又言柴一束三文；則日得卅錢，已為顧直之優者矣。其《種紅花藍花梔子篇》又言：「一頃收花，日須百人。一家手力，十不充一。但駕車地頭，每旦當有小兒、僮女，百十餘群，自來分摘。正須平量，中半分取。」則指物顧人，自為當時通法。蓋由民間錢少故如此。日得錢三十，准諸谷價，不為不優。然此尚須賣出柴始得錢，而主人亦不更給食，故其平直如此耳。顧臻言「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泰之戲，日廩五斗」，此蓋當時伎樂庸直。伎樂之藝，自更優於匠人；且為侈靡之事；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自古然矣，故其所得亦較優也。
李悝盡地力之教曰：「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此言計算農家生計，最為清晰。不足四百五十，合粟十五石；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假亦以粟十五石計；則五人終歲，當得粟百八十石，乃可勉支，此為至儉之率矣。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當得粟九十石。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為一，當得粟六十石。南朝斛、石，去古不遠，米斛以百錢計，當得萬八千錢；絹匹以三百計，當得六十匹絹也。今試本此，以觀其時人之所入。晉世，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食俸日五斛。大康二年（281），又給絹，春百匹，秋絹二百匹，綿二百斤。元康元年（291），給菜田十頃，騶十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奉日五斛，年得千八百斛，恰十倍於農家五人終歲之計。絹三百匹：依石勒時中絹官定之價，為錢三十六萬；私價百二十萬。下絹依官價，為錢二十四萬；私價六十萬。綿二百斤，據前所引沈懷文說，一斤之價，當絹二匹又二十五分匹之六，依石勒時中絹官價，斤得錢二千六百八十八；私價得錢八千九百六十。下絹官價，斤得錢千七百九十二；私價得錢四千四百八十。以二百乘之，為錢五十三萬七千六百，或一百七十九萬二千，或三十五萬八千四百，或八十九萬六千。合綿、絹二項，為錢六十九萬七千六百，或三百九十九萬二千，或五十九萬八千四百，或百四十九萬六千。以粟斛千錢計，又得八百九十七斛六斗，或二千九百九十二斛，或五百九十八斛四斗，或一千四百九十六斛。菜田一頃，所入不易計算，以再食俸一年計，又得千八百斛。奉、綿絹、菜田三項合計，其所入，為四千四百九十七斛六斗，或六千五百九十二斛，或四千一百九十八斛四斗，或五千有九十六斛。當農家五口之計，二十四倍又百八十分之百七十七有六，或三十六倍又百八十分之百十二，或二十三倍又有八十分之五十八，或二十八倍又百八十分之百五十六也。特進，食奉日四斛；春服絹五十匹，秋絹百五十匹，綿一百五十斤；菜田八頃，騶八人。光祿大夫，食奉日三斛；春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綿百斤；菜田六頃，田騶六人。大子大傅、少傅同。尚書令，食奉月五十斛，絹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綿七十斤；菜田六頃，騶六人。依此可以類推。《晉書·會稽王道子傳》，謂其時軍旅薦興，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蓋以上公而受兵卒之餉，宜乎其窮蹙矣。《魏書·薛虎子傳》：虎子除徐州刺史，上表言：在鎮之兵，資糧之絹，人十二匹，蓋月得一匹。匹以錢二百，谷以斛五十計，月得谷四斛，歲得谷四十八斛。《劉芳傳》言：芳常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跡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則侔於谷四百餘斛。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宜矣。若論貲產之數，則貧民所有，不過數千。《齊書·顧憲之傳》：西陵戍主杜元懿請增諸埭稅，憲之議言：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是也。富人則有千萬倍於此者。元嘉北伐，有司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之民，家貲滿五千萬，僧尼滿二千萬者，並四分換一，過此率討；詳見第八章第七節。《南史·張敬兒傳》：敬兒誣襄陽吳泰與袁同逆，收籍其家，僮役、財貨，直數千萬；359此尚苞括各項資財。若《晉書·郗鑒傳》，言其子愔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宋書·蕭惠開傳》，言其自蜀還資財二千餘萬；《齊書·豫章王嶷傳》，言其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曹虎傳》言其在雍致見錢五千萬；《南史》作七千餘萬。又云：悉厚輪大郭，他物稱是。則尚非其貲產之全。其貪積最甚，若梁之臨川王宏者，見第十二章第五節。則其貲財，更不可以稱計矣。財多如此，故其用財亦無節限。《齊民要術》言：男女嫁娶，得絹百八十匹，粗足充事。絹匹二百，不過錢三萬六千。《宋書·武帝紀》言帝儉德，諸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晉書·卞壼傳》：言壼廉潔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既已數倍或十數倍於平民。而劉敬宣女嫁，武帝乃賜之錢三百萬。蕭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范，女又當適世祖子，發遣之資，須應二千萬，乃以為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則更不成語矣。婚嫁一端如此，其餘諸事，又可推想也。
第二節 豪貴侈靡
晉、南北朝貴人豪族之侈靡，實為其時風俗之大弊，第二章第一節，已略言之。此蓋自古以來，操治理之權者，積漸墮落，以至崩，非一人一事之失也。《晉書·文六王傳》：齊獻王攸奏議，言「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王導傳》：導言：「自魏氏以來，迄於大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奸人乘釁，有虧至道。」足見晉初之弊，皆沿自魏朝。而魏世之弊，則又有沿諸秦、漢者。《江統傳》：統轉大子洗馬，上書曰：「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360漸染相放，莫以為恥。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面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夫商賈之事，古之士大夫，莫不視為大恥，今乃以大子之尊，而公然為之，封建之世，治人、食於人者之節概，掃地盡矣。此其所以五胡一起，遂如土崩瓦解而不可止歟？
當時奢侈之事，觀史之所載，殆無不出於意表者。如王濟食晉武帝，供饌悉貯琉璃器中，已見第二章第一節。《石崇傳》云：崇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三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嫉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采耀日，如愷比者甚眾。愷恍然自失矣。琉璃、珊瑚，乃西域、南海之物，既路途遙遠，又喪亂荐臻，宇縣分隔，致之甚艱，而晉初君臣，乃能多致之如此，其驕淫矜誇，可以想見。當時以奢侈聞者，如竟陵王楙、何曾、夏侯湛、任愷、賈謐、賈模等，其事跡皆見《晉書》本傳。王濬功名之士，而史稱其平吳之後，不復素業自居，玉食錦衣，縱奢侈以自逸。習俗之移人，可謂深矣。奢侈之極而無以供，則不得不競為聚斂。如義陽成王望、《望傳》云：望性儉吝，而好聚斂。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望孫奇，亦好畜聚，不知紀極。遣三部使到交、廣商貨，為有司所奏，貶為三縱亭侯。和嶠、杜預稱嶠有錢癖，見《預傳》，亦見《嶠傳》。《王濟傳》云：嶠性至儉。家有好李，武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王戎等是也。《戎傳》云：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恆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又云：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恆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儉以持身者，殆為鳳毛麟角。當時以儉稱者：如高密王泰、下邳王晃、劉寔、山濤、華恆等是，皆見《晉書》本傳。然泰子新蔡王騰，史稱鄴中雖府庫虛竭，而騰資用甚饒。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數尺。人不為用，遂致於禍矣。甚至身當戎馬之際，日迫危亡之機，而猶不能自振焉。如羅尚，史稱蜀中風謠，謂其富擬魯、衛，辭固多誣，見第三章第六節，然謂尚不富亦不可得也。又如王浚，361《裴楷傳》言石勒簿其官寮、親屬，皆貲至巨萬。浚之所以敗，未必不由此也。流風所被，則雖賢者亦不能獨立，而不得不隨俗波靡矣。如杜預餉遺洛中貴要，苟晞厚遺都下親貴是也，見第二章第一節。劉毅等數劾奏何曾侈汰無度，武帝一無所問。益州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大守楊宗及唐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蓋其視貪侈，亦習焉而不以為怪矣。曷怪其口言節儉，而卒不能董之以齊斧哉？參看第二章第一節。
當時之貴戚、功臣，非惟侈靡而已，其敖很又特甚。如石崇因其帳下泄其作豆粥、韭蓱齏及御牛之法而殺其人，又吹笛小不韻而殺其伎是也。驕侈之極，則見惡於人，而身亦不免。《晉書·何曾傳》言：曾每宴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饌。又云：人以小紙為書者，362敕記室勿報。曾子劭，驕奢簡貴，亦有父風。劭庶兄遵，性亦奢汰。遵四子：嵩、綏、機、羨。史惟於嵩無貶辭。於綏則云：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札簡敖。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於機則云：性亦矜敖。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為主，令鯤拜勢，懼傷風俗。」機不以為慚。於羨則云：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板疾之如仇。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得謂之偶然乎？《石崇傳》云：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伎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曰：「在所擇。」使者曰：「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返，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夫其所以召禍，亦未始非其敖很有以致之也，豈真以一伎哉？孔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當時貴勢中人，輕淺寡慮如此，而欲任之以家國之重，安可得乎？此其所以五胡一起，遂如土崩瓦解而不可止歟？
元帝渡江，奢侈之風，未之有改。363《晉書·紀瞻傳》云：瞻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玩焉。《謝安傳》云：安於土山營墅，樓觀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侄，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則雖賢者亦不免焉。安弟石，遂以聚斂無厭，取譏當世，不可謂非父兄之教不先也。武人如陶侃、劉胤，見第三章第三節，第四章第三節。世族如王國寶等，國寶，述之孫，坦之之子也。史言其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家。不知禮義者，自更不足責。恭謹志節之士，不隨俗波靡者，如周、卞壼、褚裒、庾冰、桓沖、王恭、殷仲堪等，其為鳳毛麟角，亦與西晉之世無以異也。南方之豪，其貪縱鄙吝者如周札等，亦與北方之士無異。《札傳》云：性貪財好色，惟以業產為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仗，外白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敝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為之用。此與新蔡王騰，可謂雙絕矣。《謝安傳》言：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以為珍膳。頂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群下未嘗敢食，於時呼為禁臠。364江東之窮困如此，而北來新人，溺於故習，南方舊族，率其弊俗如此，欲求振起得乎？
凡政治，每隨風俗為轉移，而欲以政治之力，矯正風俗者，則往往僅能收效於一時，此事之無可如何者也。然使懲勸有方，亦尚能收一時之效。而晉、南北朝之世，則並此而無之。《晉書·范寧傳》：寧上書曰：「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併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蒱博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敖誕成俗。」其弊可謂深矣。然不贍者豈不窮而思反，合第十二章第五節所引賀琛之言觀之，而知整飭之非遂無術也。乃謝石之死，范弘之議諡曰襄墨，此徒以虛名貶斥，而時尚不能用，況其進於此者乎？《王述傳》云：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賂遺，而修家具。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為當時所嘆。犯法至千三百條，而猶為當時所嘆，可見時俗之波靡矣。而王導之徇私縱惡，其所犯，又奚翄千三百條而已哉？
縱侈之為，固多出於貴勢，然紀綱既紊，則亦將延及平民。《宋書·周朗傳》：世祖即位，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曰：「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365瓦金、皮繡、漿酒、藿肉者，不可稱紀。至有列以游敖，飾兵以驅叱，不亦重甚哉？且細作始並，以為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366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傭賣之身，制均妃後。一袖之大，足斷為兩；一裙之長，可分為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官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先宮閫。」梁武帝中興二年367（502）下令曰：「自永元失德，國命朝權，盡移近習。販官粥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台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368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驕艷競爽，誇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可見侈靡之風，漸染氓庶矣。武人不知禮義，所欲者不出於聲色貨利之間，故開創之後，不繼之以文教者，敝俗必不能革。劉穆之，宋開國元臣也，而自奉不免奢豪；參看第九章第七節。《宋書》本傳云：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嘗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自此以外，一豪不以負公。」王鎮惡，亦當時名將也，而入關裒斂無極。《鎮惡傳》云：是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此後貴戚、武人之倫，抑更不足論矣。宗室中如梁之諸王，已見第十二章第五節。此外如宋南郡王義宣、竟陵王誕、齊蕭景先之子毅、陳始興王叔陵；世族如謝靈運、虞悰；國戚、功臣之後，如宋之徐湛之、何勖、孟靈休，齊之到等；史皆言其縱侈。武人如沈攸之，見第九章第九節。張敬兒，見第十章第一節。魚弘、羊侃，見第十二章第五節。又沈慶之、夏侯夔、孫瑒等，其事跡皆見本傳。世族既驕淫矜誇，其人遂不足用，乃不得不任所謂佞幸者流。此輩出身雖微，而既小有才，能把握事權，則其勢焰熏灼，臧污狼籍，又非世族之無能為者比也。參看第九章第三節，第十章第四節。開創之君，大率多有儉德，然不一再傳，即複流於縱侈。參看第九章第七節，第十章第四節。甚至迫其臣以貢獻，369《宋書·后妃傳》云：大宗為後廢帝立江皇后為妃，諷朝士、州郡令獻物，多者將及百金。始興大守孫奉伯止獻琴書，其外無餘物。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南史·齊武帝諸子傳》云：南康王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大尉王儉因請婚。武帝悅而許之。群臣奉寶物、名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為之報答，亦如此。蓋幾成例舉矣。《崔慧景傳》云：每罷州，輒傾貲獻奉，動至數百萬，武帝以此嘉之。《垣閎傳》云：孝武帝即位，以為交州刺史，時交土全實，閎罷州還，貲財巨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朝，必限使獻奉，又以蒱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魏書·島夷傳》云：梁武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責其上禮。獻物多者，便雲稱職。所貢微少，言其弱惰。故其牧守在官，皆競事聚斂，劫剝細民，以自封殖。多伎妾、粱肉、金綺。百姓怨苦，咸不聊生。梁武未必貪取於下，然其政事既廢弛，則積習亦不易改也。或取之以樗蒱，370樗蒱永日，最為惡習，然在當時，几上下皆習之。《晉書·陶侃傳》言：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可見東渡之初，此風已甚，後乃更借之以取財。《桓玄傳》云：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於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園、宅者，悉欲歸己。猶難逼奪之，皆蒱博而取。當時如是者必非玄一人。《南史·朱修之傳》云：修之立身清約。百城貺贈，一無所受。惟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輒與佐史賭之，未嘗入己。可見時俗漸靡，不以為非。《顏師伯傳》云：孝武嘗與師伯樗蒱。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得盧。」爾日師伯一輸百萬，此與逼奪又何異邪？且此風無間南北。《魏書·食貨志》：和平二年（461）冬，詔出內庫綾、綿、布、帛二十萬匹，令內外百官分曹賭射，此已為非禮。《北史·王思政傳》：周文帝曾在同州與群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樗博取之。物盡，周文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則其惡風全與南朝無異矣。或徑出於劫奪。《齊書·到傳》：
資藉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愛仗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罪，付廷尉，將殺之。入獄數宿，須鬢皆白。免死系尚方。奪封與弟責。由是屏斥聲玩，更以貶素自立。又《劉悛傳》：悛既藉舊恩，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余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朝，欲獻之，而世祖宴駕。鬱林新立，悛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悛付廷尉，將加誅戮。高宗啟救之，見原，禁錮終身。又《張欣泰傳》：父興世，元徽中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感病卒。群下效之，相驅成俗。《南史·王僧達傳》：為吳郡大守。吳郡西台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北齊書·文襄六王傳》：漁陽王紹信，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床坐。大守鄭道蓋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為起？」乃與長命結為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為姊妹。責其闔家幼長，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此亦與劫奪無以異也。觀於南北朝之弊風，而知罔不小大，草竊奸宄之非虛言也。京邑如此，邊方自更無忌憚。《宋書·劉秀之傳》言：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大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寮，並京邑貧士，出為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羅研言蜀中之民，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見第十一章第四節。蓋有由也。《南史·梁宗室傳》言：鄧元起在蜀，崇於聚斂，金玉珍物為一室，名曰內藏，綺縠錦繡為一室，號為外府。此蓋蕭淵藻誣衊之辭。參看第十一章第四節。《梁書》無此語，蓋知其不足信而不之采也。然亦必宦蜀者貪取已甚，乃能為是誣辭也。梁、益如斯，交、廣更不必論，其屢招外寇而激起土人之怨叛，亦宜矣。參看第十六章第二、第三節。
侈費甚則所入雖豐，仍苦不足，乃不得不厚自封殖。梁臨川王奪人田宅、邸店，已見第十二章第五節。石崇之敗也，有司簿閱崇水碓至三十餘區，371倉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財物稱是。其倉頭，蓋即使管治田宅、水碓等者，非以供使令也。參看第十八章第四節。田園之盛，觀前所述謝氏世業，即可見之。見第十七章第二節。而此曹又多封固山澤，詳見下節。《齊書·虞悰傳》，言其治家富殖，奴婢無游手。《魏書·畢眾敬傳》，言其善持家業，尤能督課田產，大致儲積。知當時豪富之徒，能持籌握算若王戎者，為不少矣。沈慶之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興。」鄭羲西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此蓋田舍翁所不忍言，商賈人所不屑為，而當時士大夫，訟言之公行之而不以為恥。「民之輕死，以其奉生之厚」，蓋亦有迫於不得已者在邪？梁之蕭琛，頻蒞大郡，不治產業，有闕則取，不以為嫌，此所謂隨身用度，悉仰於官也，古人如此者多。此已為賢者。周王思政不營貲產，嘗被賜園池，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命左右拔而棄之，亦尚不失武士之風。若乃徐勉，雖居顯貴，不營產業，家無蓄積。嘗為書誡其子崧曰：「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眾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則一人而已矣。
既以不足為患，自不得不流於吝嗇。372案當時士夫，家口率多，參看第十七章第二節。江南士夫，又無田業，惟資俸祿以為食，見《顏氏家訓·涉務篇》。其患不足，理固宜然。治生纖悉，容或勢不得已，非盡可以為譏議。《南史·王琨傳》云：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盌，輒雲此酒難得。鹽、豉、姜、蒜之屬，並掛屏風；酒、漿悉置床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此非其性癖，即必有所不得已也。《陳書·沈眾傳》云：眾性吝嗇。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養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558），兼起部尚書，監起大極殿，怛服布袍、芒，以麻繩為帶，又攜乾魚蔬菜飯獨啖之。朝士共誚其所為。眾性狷急，於是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以眾素有令望，不欲顯誅之，後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吳中賜死。眾之死，有他故否難考。假其不然，亦以狷急致禍。史所采者積毀之辭，不足信也。《魏書·崔亮傳》：亮從父弟光韶，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粗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嗇。然又云：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仆不知也。」竟不納。則光韶必非矯嗇之人也。又《張烈傳》云：弟僧晧，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敝，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晧尤好蒲弈，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則其兄弟皆非不用財之人，特不好飭車服耳。清節易招嫉忌；欲沾潤澤而不得者，尤易造為誣謗之辭；不可不分別觀之也。然如北方之崔和，埋錢數百斛，母思堇惜錢不買，而其子乃盜錢百萬亡走；又如《顏氏家訓》所云鄴下領軍，朝夕餚膳，以十五錢為率者，見上節。後坐事伏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敝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則雖欲不謂之為吝嗇而不可得矣。然真有儉德者，亦易見毀於人。朱修之之去荊州，秋毫無犯。計在州然油及牛、馬、谷、草，以私錢十六萬償之，可不謂廉乎？乃其《傳》又云：性儉刻，少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修之未嘗供贍。嘗往視姊，姊欲激之，為設菜羹粗飯。修之曰：「此乃貧家好食。」致飽而去。先是新野庾彥達為益州刺史，攜姊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耗公家之財以奉其姊，孰與躬履儉素，與九族同之之為愛人以德？史之所云，謂非惡直醜正得乎？《魏書·良吏傳》言：杜纂歷任好行小惠，疏食敝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己，終無受納，為百姓所思。夫輕財潔己，終無受納，廉吏也，惟儉可以養廉，非疏食敝衣，安克致此？而乃以為誣矯，不亦難乎？然則清德之士，若宋之孔覬、顧覬之；齊之劉善明；梁之周舍、徐勉、江革、到溉、顧憲之、孫謙、夏侯亶；周之蘇綽等；終不能謂非賢於人者也。
北方之俗，大體較南方為儉。《顏氏家訓·治家篇》云：「生民之本，要稼穡而食，桑麻以衣。疏果之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373但家無鹽井耳。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其明徵矣。然此亦以大較言之，若居要勢者之侈汰，則北朝初末未減於南朝，且恐其縱恣尤甚。虜本不知禮義，惟以富厚相夸。觀其兼併他國，惟事略奪；有來朝貢，則肆誅求可知。《魏書·食貨志》云：自大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鎮，收穫珍寶，府藏盈積。又云：自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魏書·蠕蠕傳》云：大和元年（477），遣莫河去汾比拔等來獻良馬、貂裘。比拔等稱：「伏承天朝珍寶，華麗甚積，求一觀之。」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繡、器物，御廄文馬、奇禽、異獸，及人間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歷觀焉。比拔見之，自相謂曰：大國富麗，一生所未見也。觀此記載，而索虜之風尚可見矣。374職是故，其人亦惟知貪取。元志晚年耽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375器服珍物，冠於一時，及在雍州，逾尚奢侈，聚斂無極。元暉在宣武世，深被親寵。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天下號曰市曹。出為冀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屬，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公孫軌之死也，大武謂崔浩曰：「吾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為將，受貨縱賊，使至今余奸不除。其初來單馬執鞭，及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劉潔既居勢要，擅作威福。拔城破國，聚斂財貨者，與潔分之。其敗也，籍其家產，財盈百萬。視俘掠所得為利藪，而君臣上下，共朋分之，此真鮮卑之文化也。其嬖倖閹宦之縱恣，實亦更甚於南朝，讀第十一章第一節、第十二章第二節可知。《周書·儒林傳》載樂遜陳時宜之言曰：「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營第宅。車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習澆薄。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失。」又言：「其時富貴之家，為意稍廣。無不資裝婢隸，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眩耀街衢。使行者輟足，路人傾蓋。」而《藝術傳》載黎季明上書，且謂「漢文帝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曾不如婢隸之服」。是時關中實較東方為貧瘠，而其侈靡猶如此，而東方之俗可想矣。
第三節 地權不均情形
晉、南北朝時，豪族貴人，可謂極其奢侈，問其財自何來，則地權之不均，其大端也。近人錢氏穆曰：漢世租額，系十五稅一，或三十稅一。魏、晉租額，則《晉書·傅玄傳》言：玄於泰始四年（288）上便宜，云：「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眾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歡樂。」又《慕容皝載記》：皝以牧牛給貧家田於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記室參軍封裕諫，謂「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是魏、晉收租，以什六、什五為常，什七、什八為酷，蓋私家租額本如是，官乃從而效之也。至一人所種田數，及其所入租數，則可據屯田之制推之。《三國·魏志·鄧艾傳》，載艾策屯田之語曰：「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除眾費外，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四萬人歲完五百萬斛，是人歲輸百二十五斛，此蓋取其全數。《宋書·良吏·徐豁傳》：豁為始興大守，上言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魏李彪請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人，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事在大和十二年（488），尋施行焉，見《魏書·食貨志》。則半取之也。王莽謂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十稅五，是時之政府，實自為豪民也。蓋大亂之後，農民無所託命，不得不依附豪強，豪強遂因而虐取之，田雖非其所有，而取之遂同於其所有。至於屯田，則政府將無主之田，收為己有，分賦軍人耕種，土地之所有權，又移於政府手中，故其取之又同於私租也。晉武平吳，制戶調之式。《晉書·食貨志》述其制云：「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占田合百畝，即古一夫百畝之制。其外二字，承上綿、絹之輸而言，乃百畝之內以七十畝為課田，非百畝之外別給以七十畝，此仍是十七之稅。其時又有官品占田之制：品第一者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族，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見第十八章第四節。東渡後仍襲其制。《隋書·食貨志》謂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其佃谷，皆與大家量分。客皆注家籍。此非授強宗豪旅以私占之權，乃括其先已私占者以歸於公，而為定一私占最多之數耳。此時租稅：《晉書·食貨志》云：咸和五年（330），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畝稅米三升。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大元二年（377），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已下，口稅三斛。八年（383），又增稅米口五石。畝稅三升，為十分取一，則口稅三斛，乃視為有田百畝。然王公有田必不止此數，其取諸佃戶者，亦必不止什一，則仍獲邀寬典也。
魏之所以救是失者，則為孝文時所行均田之制。《魏書·食貨志》云：「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沒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余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奴各依良。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分雜蒔余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恆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癃殘無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民田，恆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民希之處，隨力所及。官借民種蒔，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授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准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惟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恆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大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此為井田廢墜以後疆理土田之一大舉。其所由然，則與豪強爭民也。均田之制，與三長並行。三長之制，《食貨志》述之云：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征斂，倍於公賦。大和十年（486），給事中李衝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余若民。三載亡愆，則陟之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案人帛四分之一匹，則一丈。粟五斗。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案人帛八分之一匹，則五尺。粟二斗五升。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案耕牛一頭，所出當奴婢一口所出十之四，則為帛二尺，粟一斗。《晉書·食貨志》：杜預上疏，請分典虞、右典牧種牛付兗、豫二州將吏、士庶，谷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所分兼及士庶，必無全取之如前所言為百二十五斛之理。以六十斛計，則牛力五倍於人矣。故魏之所取於耕牛者至薄也。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為降。案未娶者四之一則一丈，奴婢八之一則五尺。牛二尺。大率十匹為工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內外百官俸，此外雜調。民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書奏，諸官通議，稱善者眾。高祖從之。於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詔曰：「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公罔私。富強者併兼有餘，貧弱者餬口不足。賦稅齊等，無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眾寡之別。雖建九品之格，而豐埆之土未融。雖立均輸之楷，而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懷深慨。今改舊從新，為里黨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煩即簡之要。」初百姓咸以為不若循常，豪富併兼者尤弗願也。事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沖傳》云：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沖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大後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秘書令高祐等不以為然。大尉元丕，則謂：「此法若行，公私有益。」而眾又咸稱：「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戶，新舊未分，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閒月，徐乃遣使，於事為宜。」沖曰：「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又駁之。大後曰：「立三長則課有常准，賦有恆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而不可？」群議雖有乖異，然惟以變法為難，更無異議。遂立三長。公私便之。案《食貨志》言：大和八年（484），始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匹。如所言，以依舊制而征斂倍於公賦計之，苞蔭之家，可贏得帛七匹，絮四斤，絲二斤，粟四十石。若如新制所收，除完官調外，盡入苞蔭之家，則苞蔭三十家者，可得帛二十六匹半，粟四十石；苞蔭五十家者，可得帛四十六匹，粟八十石，宜乎其富厚矣。此均田之制，所以為與豪強大爭其民也。《李安世傳》載安世疏曰：「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肆其侵陵，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群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陵奪矣。」《傳》云：「高祖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案均田之制，376在大和九年（485），三長之立，在其十年二月，《疏》雲三長既立，而《傳》雲均田之制起此，似乎有誤。竊疑此《傳》所云均田，非指九年定製，乃三長既立，民返舊墟，豪強不便而捍格之，猶欲肆其侵陵劫假之舊，安世乃復以為言，魏朝從之，立為年斷，使事久難明者，悉屬今主，俾貧民亦有田可耕，以是謂之均田也。世皆謂西晉戶調之式，元魏均田之法，惟大亂之後，土田乏主，乃可行之。今觀魏之授田：一夫一婦，不及百畝，必土廣民希，乃許隨力所及；狹地則有以桑田為正，不給倍田，人別減受之法；即未至此，而同時授田，亦必先貧後富；可見中原之地，閒土無多。377蓋其所授者，本即其人之所耕，特其所屬，並不分明，豪強獲倍賦之利，則聽其耕種，及其不獲苞蔭，則將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而爭之，以如是而獲直，則田復為其所有，而可遂其侵陵劫假之私也。然則均田制之所為，不過於細民所耕種者，確定二十畝為其所有，此外又給之以四十畝，俾免其求乞於豪強耳。此均田之制，所以為與豪強大爭其民也。然政府於豪貴之多田者，亦不奪之。錢氏又云：「丁牛有限，而奴婢無限，又授田率一倍再倍。以一夫一婦、十奴、四牛計，其田已在千畝外。又北齊河清三年（564），令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案亦見《隋書·食貨志》。據此以推元魏，可見奴婢受田者之多；且北齊尚有限制，而元魏則無之。又《常爽傳》謂三長皆豪門多丁為之，則政府之於豪強，雖奪其隱蔽私斂之權，初未嘗使之屈居人下也。」雖與豪強大爭其民，而其行之初不甚激，此其所以不至激成相抗之局歟？然舉數百年來私擅於豪強之土地、人民而悉出之，終不可不謂之賢矣。以上引錢氏之論，見其所著《國史大綱》第十九、第二十兩章（商務印書館本）。惟皆系推衍其意，非錄元文耳。
《顏氏家訓》謂北土風俗，率能恭儉節用，以贍衣食，鹽井而外，閉門而為生之具已足，已見上節。又云：「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378悉資奉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為之。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種，幾月當收；安識世閒余務乎？」《涉務篇》。然則江南士夫，其于田業，實遠在北方之下。《南史·江秉之傳》：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即之推之說之證也。前節所引沈慶之、虞悰等善於經紀者，蓋不多覯矣。然雖不自經紀，而務廣其封略者仍不少。《梁書·后妃傳》：天監十一年（512），高祖於鐘山造大愛敬寺。大宗簡皇后王氏父騫，舊墅在寺側，有良田八十餘頃，即晉丞相王導賜田也。高祖遣主書宣旨，就騫求市，欲以施寺。騫答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高祖怒，遂付市評田價，379以直逼還之。此其一事。此或出於保守先業之意，然亦有藉以營利者。《晉書·李班載記》：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己所余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380雄納之。《梁書·武帝紀》：大同七年（541），詔謂：「頃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价僦稅，以與貧民。傷時害政，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與豪家。」詳見第十二章第五節。此即所謂豪強侵陵，分田劫假者。故雖不能自行田作，而以貴勢逼奪民地者仍有之。如顏延之啟買人田，拒捍余直，垂及周年，為尚書左丞荀赤松所奏是也。大抵膏腴之地，爭奪者多，貧瘠之區，則又皆棄而不顧。孔靈符以山陰土地褊狹，民多田少，表徙無貲之家，見第十七章第四節。而江夏王義恭謂緣湖居民，魚鴨為業，及有居肆，理無樂徙。義恭以是駁靈符，適足證山陰之田，盡為豪富所擅耳。《晉書·隱逸傳》：郭翻家於臨川，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又可見荒瘠之區之無人過問也。
土田而外，豪富之于山澤，占據尤多。《晉書·職官志》言：「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錫，始平之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為屬國。」則山澤之不容封禁可知。此等禁令，歷代有之。如《元帝紀》：建武元年七月，弛山澤之禁；《安帝紀》：義熙九年四月，弛湖池之禁皆是。《宋書·武帝紀》：先是山湖川澤，皆為豪強所專，小民薪采漁釣，皆責稅直，至是禁斷之，即義熙九年（413）事也。先一年，武帝至江陵，下書曰：「州、郡、縣屯田、池塞，諸非軍國所資，利入守、宰者，今一切罷之。」381其整頓不為不力。然文帝元嘉十七年（440）詔言：「山澤之利，猶或禁斷。」則禁令等於具文矣。《宋書·羊玄保傳》云：玄保兄子希，大明初為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頹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托。漁采之地，亦又如茲。」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澤，強盜律論，臧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常熂爐，種養竹木、雜果為林；及陂湖江海，魚梁、鮆場，常加功修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臧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336）壬辰之科。」從之。此制可謂極其遷就。然大明七年七月詔言：「前詔江海、田池，與民共利，歷歲未久，浸以弛替，名山大川，往往占固，有司嚴加檢糾，申明舊制。」則猶之具文也。齊高帝初即位，崔祖思陳政事，即以「時罷山澤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專擅」為言。建元元年四月，詔：「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略山湖，大官池籞，官停歲入，優量省置。」鬱林王之立，亦省御府及無用池、田、邸、冶。梁武帝天監七年（508），有「公家屯戍，封熂者悉開常禁」之詔。大同七年（541），又「禁公私傳屯邸冶，爰至僧尼，越界禁斷」。詳見第十二章第五節。然凡所禁止，實多成虛言。《晉書·劉弘傳》：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今公私併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王湛傳》：子承，遷東海大守。小吏有盜池中魚，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眾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承族子嶠，王敦請為參軍。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洲荻，以問群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採，未知其可。」敦不悅。《梁書·傅昭傳》：出為臨海大守。郡有蜜岩，前後大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陳書·宗元饒傳》：遷御史中丞。時合州刺史陳裒，臧污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乞米。元饒劾奏之。《南史·任昉傳》：出為新安大守。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為大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絕。吏人咸以百年未之有也。此官吏之固護者也。《晉書·刁協傳》：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為京口之蠹。《宋書·蔡興宗傳》：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又幸臣近習，封略山湖，妨民害治，興宗皆以法繩之。《孔靈符傳》：靈符家本豐，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為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坐免官。《謝靈運傳》：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為田。大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大守孟，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興岯崲湖為田。又固執。靈運謂非存利民，正慮決湖多害生命，信佛。言論毀傷之。與遂構讎隙。《梁書·顧憲之傳》：行婺州事。時齊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城、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答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無禁。此貴豪之固護也。南方如是，北方亦然。《晉書·石季龍載》記言：季龍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慕容載記》言：慕容評性貪鄙，障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苻堅載記》言：堅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姚興載記》言：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群臣咸諫。興曰：「能逾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齊文襄秉政，亦禁貴豪之家，不得占護山澤。可見其情形與南方無異矣。
第四節 侈靡之禁
侈靡之禁，歷代有之，惜行之不以其實。此固非政令所能為，然告朔餼羊，其意亦不可不知也。晉武帝即位之歲，即下詔大弘儉約；後又禁雕文綺組非法之物；已見第二章第一節。《李重傳》云：泰始八年（272）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已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其法亦可謂嚴矣。其時名臣議論：如劉頌雲382：「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人數殷眾，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將近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群臣乃服采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此言實得古人制禮之精義。又言：「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為之，雖少有費，而計終已大益；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恆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此防名為興利，實以自潤者，亦言督責之術者所不可廢也。傅玄言383：「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天下之大，兆庶之眾，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蒞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系名於大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眾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亟定其制；而通計天下，若干人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為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為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今文武之官既眾，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麵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谷，可以無乏矣。為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果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此言大偏重農業，自不脫古人見解。然其言分人授事，則仍得合全社會而通籌之意，與一任其遷流所屆，而不能加以控馭者不同。後世之人，知此義者鮮矣。抑計天下之人，他途皆取裁足，余盡驅之歸農，似大不自由，而背於社會進化之理。然當大亂之後，四海困窮，生眾食寡，為疾用舒，自為當務之急。暫舉天下之人，迫使盡出於生利之一孔，固亦事勢應爾，未可訾其狹隘酷烈也。惟此等論議，必也小國寡民，可由人力控馭，乃能行之。衛文公等破敗之後，易於復振，即由於此。在後世，則往往徒托諸空言耳。然行之以文者仍不絕。
苻堅因其諸公引商人趙掇等為國卿，而立非命士以上不得於都城百里內乘車馬，主商、皂隸婦女不得服金銀、錦繡之制，已見第十八章第一節。《劉曜載記》：曜禁無官者不得乘馬，祿八百石以上婦女乃得衣錦繡。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非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姚興載記》：興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是雖夷狄之君，亦知制度之不可無也。南北朝諸主中，齊高帝最崇儉節。宋順帝昇明二年三月，帝上表禁民間華偽，凡十七條。武帝雖不能自克，然於法令，亦能踵襲前規。永明七年四月，詔：「婚禮下達，人倫攸始。晚俗浮麗，歷茲永久。宜為節文，頒之士庶。如故有違，繩之以法。」十月，又詔：「三季澆浮，舊章陵替，吉凶奢靡，動違矩則。可明為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如復違犯，依事糾奏。」海陵王延興元年（494），申明織成、金薄、採花、錦繡履之禁，則雖篡奪紛紜之際，此等禁令，亦不廢弛矣。梁武帝於中興二年（502）下令述齊末之侈，已見上節。於是減損浮費，又命外詳為條格。陳文帝天嘉元年八月，詔：「非兵器及國容所須，金銀、珠玉、衣服雜玩，悉皆禁斷。」宣帝大建十一年十二月，下詔非軍國資須，多所減省。並敕「內外文武，車馬宅舍，皆循儉約，勿尚奢華。違我嚴規，抑有刑憲。具為條格，標榜宣示」。後主即位，亦詔鏤金銀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采華之屬，詳為條制，並皆禁絕。是雖淫侈之主，亦能奉行故事也。虜朝亦多此等禁令。魏世祖太平真君九年十月，以婚姻奢靡，喪葬過度，詔有司更為科限。高宗和平四年十二月，又詔有司為之條格，使貴賤有章，上下咸序，著之於令。高祖大和二年五月，又詔：「朕今憲章舊典，祇案先制，著之律令，永為定準。犯者以違制論。」世宗延昌二年九月，以貴族豪門，崇習奢侈，詔尚書嚴立限級，節其流宕。《獻文六王傳》：高陽王雍領司州牧，表請王公以下賤妾，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為釵帶。犯則鞭一百。《周書·崔猷傳》：猷以大統時遷京兆尹。時婚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又廛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繡者。猷請禁斷。周武帝建德二年九月，詔頃者婚嫁，競為奢靡。有司宜加宣勒，使咸遵禮制。六年九月，初令民庶以上，惟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余悉禁斷。朝祭之服，不拘此例。皆其事也。此等皆朝廷之政令，亦有以有司而行諸一地方者。如晉范粲為武威大守，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偽，北齊蘇瓊為南清河大守，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中禮是也。然其為效彌微，則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空言無施，雖切何補？歷代禁奢之政，似皆有名無實矣。然此特在今日為不可行，若一旦社會組織，渙然丕變，則其義仍有不可不知者。此固勢不能行，非謂義不當爾也。而歷代於違禮之物，不惜加以摧毀，384絕不顧惜物力，則其陳義尤高。《傳》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歷代奢麗之物，苟皆視作文明，其可珍者何限？然今竟安在哉？雖欲惜之，亦惡得而惜之？況夫社會組織，苟極安和，此等物自將日出而不窮，其宏壯，其工巧，皆將十百千萬於古而未有已。故此等物，除以為古蹟而保存之外，他無足取。而至其時，則人人共享其利，與前世及今日，徒足少數人之淫慾，而竭多數人之血汗，或且糜其頂踵以為之，且因此而更引起少數人之淫慾者，大不同矣。不足非天下之公患，天產與人工所為之物正同，又何恤而不摧毀之，以為矯正風俗之助哉？晉武帝焚雉頭裘，已見第二章第一節。此事讀史者以為美談，其實若此之舉，歷代初不止一二。《晉書·陸雲傳》：雲拜吳王晏郎中，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言：「武帝訓世以儉，屢發明詔，厚戒豐奢，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齊書·明帝紀》：建武二年十月，詔罷東田，毀興光樓。《皇后傳》謂大祖毀宋明之紫極。周武帝建德元年十二月，幸道會苑，以上善殿壯麗，遂焚之。六年正月，入鄴，詔曰：「偽齊叛渙，竊有漳濱。世縱淫風，事窮雕飾。朕菲食薄衣，以弘風教。追念生民之費，尚想力役之勞。方當易茲弊俗，率歸節儉。其東山、南園及三台，可並毀撤。瓦、木諸物，凡入用者，盡賜下民。山、園之田，各還本主。」六年五月，詔曰：「往者冢臣專任，制度有違。正殿別寢，事窮壯麗。非直雕牆峻宇，深戒前王，而締構弘敞，有逾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毀撤。雕斫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又詔：「京師宮殿，已從撤毀，並、鄴二所，華侈過度，誠復作之非我，豈容因而弗革？諸堂殿壯麗，並宜除盪。甍宇雜物，分賜窮民。三農之隙，別漸營構。止蔽風雨，務在卑狹。」《魏書·長孫道生傳》言：道生廉約，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切責之，令毀宅。此皆毀壞宮室者。諸奢侈之物，宮室營造，工力實為最多，而猶不惜毀壞，他更不足論矣。《宋書·周朗傳》：朗上書論革侈麗之俗曰：「自今以去，宜為節目，若工人復造奇技淫器，則皆焚之而重其罪。」文惠大子薨後，齊武帝履行東宮，見大子服玩過制，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梁武帝受相國、梁公之命，亦焚東昏淫奢異服六十二種於都街。陳宣帝大建七年四月，監豫州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裘各二，詔於雲龍門外焚之。此皆與晉武帝之焚雉頭裘無異。梁武帝天監四年正月，有司奏吳令唐傭鑄盤龍火爐，翔鳳硯蓋，詔禁錮終身。《魏書·韓秀傳》：子務，為郢州刺史，獻七寶床、象牙席。詔曰：「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類矣，可付其家人。此詔當出宣武。」此二者雖未毀其物，然其絕之之深，亦與毀其物者無以異也。
第五節 借貸振施
晉、南北朝之世，民間借貸，利率頗巨。《晉書·張駿傳》言：駿境內大飢，市長譚祥，請出倉谷與百姓，秋收三倍征之，則其時民間利率，必尚不止三倍。《魏書》言駿以谷帛付民，歲收倍利，利不充者簿賣田宅。385《北齊書·盧叔武傳》言：叔武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較，而歲歲常得倍余。蓋平時借貸，自春及秋，償之以倍，饑饉之時，則有過於三倍者也。《魏書·高宗紀》：和平二年正月，詔曰：「刺史牧民，為萬里之表。自頃每因發調，逼民假貸。386大商富賈，要射時利。旬日之間，增贏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潤屋。為政之弊，莫過於此。其一切禁絕。犯者十匹以上皆死。」《北史·齊本紀》言：後主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征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周書·蘇綽傳》：綽為六條詔書，見第十四章第五節。其六均賦役曰：「財貨之生，其功不易。必須勸課，使豫營理。如其不豫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己過。棰朴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民，於是弊矣。」其所言，即魏和平二年（461）詔旨之所誡也。此等乘人之急者，其利率，又不可以常理論矣。
貴豪借貸，有為數頗巨者。387《晉書·庾敳傳》：劉輿見任於東海王越，人士多為所搆，惟敳縱心事外，無跡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眾坐中問敳。敳乃頹然已醉，幘墮枕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周奉叔就王敬則換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二百斛，並金鉿等物。梁武帝在戎多乏，就曹虎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又帝為荊州諮議時，劉之遴父虬，隱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匱乏，遣就虬換谷百斛。之遴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躓士，云何能得舂？願與其米。」虬從之。及帝即位，常懷之。此等非以市恩，即由懾勢，與尋常借貸，實不盡同。至尋常借貸，則為數仍微，且多以物為質。388褚淵以白貂坐褥質錢萬一千，已見第一節。淵從父弟炫，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並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為質。謝弘微曾孫僑，嘗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庾詵，鄰人有被誣為盜者，被劾妄款，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為其親，代之酬備。孫騰、司馬子如嘗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及卒，又以金蟬質絹，乃得斂焉。祖珽亦嘗以《華林遍略》數帙，質錢樗蒱。此等蓋皆謹守民間借貸之法者。若其所負非一人，而為數頗巨者：則有若宋蕭惠開為益州，府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為責主所制，不得俱還，惠開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之，此恐其初亦不免恃勢乞取。褚淵之沒，負責數十萬，則其位高而家本貧。庾丹父景休，罷巴東郡，頗有資產。丹負錢數百萬，責者填門，景休怒，不為之償。既而朝賢之丹不之景休，景休悅，乃悉為還之。《南史·梁宗室傳》。丹蓋好交結者。夏侯道遷子夬，沽賣飲啖，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負，猶數千餘匹。則其人本無行之徒也。宋江夏王義恭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已見第九章第四節。《南史·劉秀之傳》：秀之徙丹陽尹。時賒買百姓物不還錢，秀之以為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用。當時所謂民間債負，蓋多兼賒市言之，389非必盡貸金錢也，然其倚勢取求則一矣。
其真民間借貸，則為數甚微。390《南史·宋武帝紀》言：帝微時，嘗負刁逵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被執，王謐以己錢代償，乃得釋。《魏書》《刁雍》及《島夷傳》皆同。惟《北史·雍傳》作一萬。宋武雖貧窶，猶是豪傑之流，真閭閻細民，零星乞貸，必尚不及此數也。富人亦有能棄券已責者。《宋書·王弘傳》：弘父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又《顧覬之傳》，言其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綽曰：「我嘗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廚。覬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喪累日。《齊書·崔慰祖傳》：料得父時假貸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焚之。魏崔光伯亡，其兄光韶悉焚其契，已見第二節。《北齊書·李元忠傳》：家素富厚，其家人多有舉貸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責。此皆以錢物出貸者。《魏書·慮義僖傳》義僖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谷數萬石貸民，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北史·李士謙傳》：士謙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余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責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明年大熟，責家爭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此則以穀物為貸者也。此等人實不能多，而豪勢且有恃官力放責者。391宋游道劾咸陽王坦、孫騰、高隆之、侯景、元弼、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征酬價，雖非指事臧賄，終是不避權豪，此借官之名以放責者也。陳元康放責交易，遍於州郡，為清論所譏，此恃官之勢而放責者也。《北齊書·慮潛傳》云：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征責。又《循吏·蘇瓊傳》：遷南清河大守。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為征。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敬。研雖為責數來，無由啟口。此則自放責而倚官力為之徵償者也。若民間豪右自行征償者，則刁逵之執錄宋武，其一事矣。皆可見責主之暴橫也。
當時僧寺，實為借貸之所。392褚淵以白貂坐褥質錢於招提寺，已見第一節。《南史·循吏·甄法崇傳》：法崇孫彬，嘗以一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不受。僧寺本以施濟為事，施濟不能遍及，乃推而為借貸，此亦便民之舉。然在財產私有之世，惟牟利之事，為能遍行，能常行，此則事之無可如何者。故僧寺之借貸，亦漸變為求利之舉焉。《魏書·釋老志》：永平二年（509）冬，沙門統惠深上言：「比來僧尼，或因三寶，出貸私財。」是其事。如道研者，蓋即其人也。
借貸者既多有質物，受其質者，自亦必有券契與之，使得憑以取贖。《齊書·蕭坦之傳》：坦之死，遣收其從兄翼宗。檢家赤貧，惟有質錢帖子數百。《通鑑》胡三省《注》曰：「質錢帖者，以物質錢，錢主給帖與之，以為照驗，他日出子本錢收贖。」齊東昏侯永元元年（499）。此即後世當票之權輿矣。
公家借貸於民者393：宋元嘉二十七年（450），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民及僧尼，並按貲財，四分換一，以充軍用，已見第八章第七節。蕭穎胄之起兵，史亦言其換借富貲，以助軍費。晉、南北朝時所云換者，即今所謂借，既以換為名，自無不歸還之理，此頗類今之公債。魏宣武帝延昌元年五月，詔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飢人。又樊子鵠為殷州刺史，會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勒有粟之家，分貸貧者。此雖以官力迫人出貸，而公家不以債戶自居，不得以公債為比也。
振施之事，豪富之家，亦頗能行之。《晉書·裴楷傳》言：楷每游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物，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郗愔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超又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為起屋宇，作器服，畜仆豎，費百金而不吝。泛騰嘆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蕭惠開自蜀還，貲財二千餘萬，悉散施道路，一無所留。崔慰祖，父慶緒為梁州，家財千萬，慰祖散與宗族。鄧元起，少時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此等皆徒為豪舉，其所惠，實不出於宗族、故舊之間，不則所識窮乏者得我耳，真能爰及矜人者鮮矣。其所施較廣者：宋徐耕，元嘉二十一年（444）大旱，民飢，詣縣陳辭，以千斛助官振貸。嚴成、王道蓋，大明八年（464），東土飢旱，各以谷五百斛，助官振恤。吳明徹，侯景寇京師，天下大亂，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飢餒。乃白諸兄曰：「當今草竊，人不圖久，奈何有此而不與鄉家共之？」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李士謙，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年飢，罄家財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田糧種子，分給貧乏。凶年散谷至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十年。此則足當任恤之目者邪？然亦非有力者不能為也。若乃崔懷慎，孤貧特立，宗黨哀之，日斂給其升米；沈約少孤貧，干宗黨，得米數百斛；此則合眾人之力以濟一人，真為平民之互相救恤者矣。
振恤之政，古代本有恆典。爰及後世，事多廢墜。其新起者，則多溺於佛說，欲事布施。此固不失慈愛之意，然小惠不遍，執政權者，不能修明舊典，而惟小惠是務，實不能無譏焉。《宋書·禮志》云：「漢安帝元初四年（117）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八月按比，方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秕泥土相和，半不可飲食。按此詔，漢時猶依月令施政事也。」讀此文，而知宋時此等政事，無復存焉者矣。《魏書·釋老志》：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粟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至於儉歲，振給饑民。其意蓋欲以僧曹行振恤之政。然中國佛寺，權力之大，貲財之富，均非歐洲基督教會之比，故其所成就亦微。《齊書·文惠大子傳》云：大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梁書·武帝紀》：普通二年正月，輿駕親祀南郊，詔曰：「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者，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又於京師置孤獨園，394孤幼有歸，華發不匱。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分收租賦。」《南平王偉傳》云：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其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恤之。大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斂。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為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乏絕者，即賦給之。《南史·昭明大子傳》云：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振賜，人十石。又出土衣絹帛，年常多作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斂，則為備棺槥。《梁宗室傳》：始興王憺子暎，為北徐州刺史，嘗載粟帛游於境內，遇貧者即以振焉。此皆以布施行小惠。《魏書·高祖紀》：大和二十一年九月，詔曰：「可敕司州洛陽之民，年七十已上無子孫，六十已上無期親，貧不自存者，給以衣食。及不滿六十，而有廢痼之疾，無大功之親，窮困無以自療者，皆於別坊遣醫救護。給醫師四人，豫請藥物以療之。」其意，亦與梁普通二年（521）之詔同也。惠而不知為政，天下之人，豈能耕而食之，績而衣之邪？然如北齊後主，武平七年正月，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飢。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以操切之道行之，其無濟於事而易以滋弊，抑更不待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