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社會生活概述 · 五 文化藝術

古代先民在日常生活中和經過長期勞動後,覺得需要把自己所見到的事物記錄下來,於是逐漸產生了早期雛形的寫生畫和象形文字。他們在勞動當中,考察形勢,尋求事理,提高認識,推動生產不斷發展。他們在生產實踐當中,觀察事物最為真切,有真正的愛,也有真正的恨,有天真爛漫的思想感情,所以對一些事物和自然界美麗風景的感情流露極為自然。為了抒發感情,就要寫字、繪畫,還要唱歌、舞蹈,編成許多故事傳說,就成為文學和藝術了。歷代中外文學家、藝術家所寫出來的膾炙人口的作品,就是繼承了勞動人民的創作,經過集中、提高而成功的。 漢字的新發展 我國古代人民將狩獵得來的野禽野獸的肉,擺在一個木架子上,預備食品,從漢代畫像石上就可以看到整個豬的肉排列掛在木架子上的形象。這就逐漸形成了古代象形的字。木架下面專責一個人來記數,那就是字所以能夠形成的根據了。和合起來,就是字,即今天歷史的「史」字的象形字。史就是管理狩獵物品的小吏。 象形字後來就演變而為複雜的甲骨文字,和鐘鼎盤盂銘刻的篆字。因為時代相隔久遠,甲骨文和鐘鼎文就已很難認識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諸侯紛紛興起,稱王稱霸割據一方。各地方上的風俗和文化,也因為關隘隔阻而有所不同。所以,東方各諸侯國和西方各諸侯國的文字,雖然都是大篆,寫法卻不相同,尤其是後起的楚國的文字和西方秦國的文字,區別相當大。秦朝統一中國以後,所謂「車同軌,書同文」,用秦國所習用的小篆,廢止各國使用的大篆。文字既然統一,寫法也較有規矩,使用起來就比大篆較為便利。由於篆字筆畫繁複,一般人不容易認識,用來記錄事物、書寫文件,還是不甚便利,所以,筆畫繁多的小篆字便改為筆畫較省的隸書。隸書也叫八分書。到後漢,隸書又演變為草隸(草隸即章草,因為是漢章帝時所興起的)。《晉書·衛恆傳》說:「程邈為(秦)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系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因此傳說隸字是程邈所作。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甚確當的。清段玉裁注許慎《說文解字》敘說:「據《漢書·藝文志》:是時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者易,施之於徒隸也。」又衛恆說:「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這是說明隸書和草書(章草)都是當時人民所創作,官吏、獄徒因為寫起來便利而習用下來的。把隸書歸之於程邈,草書歸於章帝時的杜度,就可說是數典忘祖了。文字之興起,必須是為了書寫便利,容易普及,而書法的優美尚在其次。書法不在筆畫的繁簡,凡是適用的總是優美的。晉鍾繇《隸書勢》說:「鳥勢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煩文,崇此簡易,煥若星陳,郁若雲布。」尤其是刻石鏤金的手工業者,為了刻鏤的便利,往往把繁體字改寫為簡體字。有些地主階級的文人們說漢魏六朝的碑刻里多別字,清趙之謙曾著有《六朝別字記》。其實不是什麼別字,就是當時的簡體字,從漢代金石銘刻里可以證明這一點。如漢代尚方鏡銘里有「朱鳥玄武順陰羊(陽)」,「陽」省寫為「羊」。石刻中刻的「大吉羊」(祥)省寫為「羊」。銅華鏡銘「湅治銅華清而明」,「」省寫作「湅」。角王鏡銘「昭此明鏡成快意」,「照」省寫作「昭」。又石刻和鏡銘中,萬壽之「壽(壽)」字,有省寫作「受」字的。漢石刻中像這種例子很多,不勝枚舉。又漢代手工業者為了書寫數目字便利,一般人記賬是用籌算記數的號碼的。在居延漢簡中,發現有籌算的記數號碼,一作,二作,三作,四作亖,五作,六作丄,七作,八作,九作。這種寫法與宋元算草中的寫法完全相同,但和近代的寫法很相近。[1]可見在清末阿拉伯記數字尚未普遍使用以前,一般市民所用的所謂「蘇州號碼」,早已應用於漢代了。 我國古代文字創造含有六種意義,即所謂「六書」。據許慎《說文解字》敘:「六書」的程序: 第一是指事,就是把眼睛可以看見的事情,用符號記錄下來。比如用代表地平線,在上加一畫如,就是上字;下加一畫如,就是下字。 第二是象形,就是把可以看見和接觸到的實物畫出來。如勞動人民在田野里工作,首先可以看見的就是太陽和月亮,因之就把太陽畫成字,把月亮畫成字;地上的水,就依水紋形象畫成字,或字;水中有魚,就畫成字,也有畫成字的;水中有船就畫成一個字。象形文字,表達事物是最明確的,也是最原始的文字。 西漢甘泉山中殿刻石殘字 古代繪畫是從象形發展而來的。在周口店的山頂洞中,可以看到幾千萬年以前勞動人民所刻畫的人物和舟船,以及動物的形象。就是最近在河南鞏縣發現的山洞中,還有刻畫的動物如魚類的圖形。又如宋代書畫家米芾被貶官,帶著眷屬從汴梁到陳留,住在矮小如舟的一間小屋子裡。他給當時另一個書家蔡襄寫信時,在書信當中就畫了一艘小船,形容他所居住的湫隘,把不能用文字表達出來的真摯感情用圖畫繪畫出來。[2] 上古,人們從實踐中摸索出用畫線條的簡易方式畫出素描式的動物和圖案畫。到了周秦以至於漢初,繪畫和雕刻的工力益臻完善,如流傳下來的商周陶器,周秦時期的鐘、鼎、盤、盂等青銅器,以及秦漢的瓦當等類器物上鐫刻和彩繪的花紋,都能反映自然界的現象,如雲紋、布紋、席紋、雷紋、饕餮紋、如意紋、三角紋、蠶紋等類的花紋,以及狩獵魚鳥等各種勞動的畫面。器物的各種各樣的形式,布飾花紋的部位,也逐漸有了講究。例如,盛酒的爵,既可以插花又可以盛酒的觚,和盛食品的獻上,刻畫的花紋,有的擺在中間,有的在上部,有的在下部;圓形大腹瓦缶等類罐子,為了引人注目,有的將花紋擺在中間,有的陪襯在左右側面;瓦制的灶,有的把花紋或生物的圖像畫在上面的平面上,有的畫在立體顯著的地方,看去非常適宜和美觀,即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3] 工藝美術 到了漢代,製作工藝美術品已有千百萬的手工業工人。這些手工業工人,多數來源於刑徒,有些是從農民中分化出來的。在勞動生產之中,逐漸出現了如丁緩、李菊等大量的巧工和雕刻家。像武梁祠的題記所說:「良匠衛改,雕文刻畫,羅列成行,攄騁技巧,委虵有章。」同時出現了如毛延壽、陳敞、劉白、趙岐、劉褒等著名畫家。及到三國時期,吳興人曹不興,是當時一位出色的畫家。孫權叫他畫一張屏風,他偶然誤滴了墨,就畫成一隻蒼蠅。孫權以為是蒼蠅落在屏風上了,拿手指去彈它,原來是畫上去的 [4],可算畫得惟妙惟肖了。從這方面來看,可以說是由周秦到漢代,繪畫藝術技巧進展的過程中,從線條技術發展,由米字形交叉的長方格,而畫成多種類型的圖案畫,象徵自然界天地日月以及靜物、動物各種類型的狀態,又發展而為人物以及動植物寫實的畫像。無論畫一個老虎或一群車馬,或打獵的獵手與老虎搏鬥的場面,或隨從與車馬疾行的騎士(伍百),或手中迎風飄蕩的旗幟,無不是栩栩如生、神氣活現,表現了民間藝人創作的精妙。 從流傳下來的漢代石刻和磚刻畫來看,畫的人物是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客觀情況,但也有些涉及奇形異獸、鬼神迷信的畫面。 這些畫主要的缺陷往往是在石刻上把畫面畫滿,不留空白的餘地,而畫的人物故事擁擠在一起,層次頗為混亂。除了較小的畫磚上空白處較多,形狀較為分明外,至於大幅的石畫上,刻畫的內容往往繁複,沒有作整體布局的考慮,所以層次就不能井然,畫意也難以突出了。到了東漢後期,隨著技術的提高,就慢慢地糾正了這種缺陷。例如,遼陽市棒台子第二號墓壁畫所刻畫的宴飲圖中,在室內懸掛有帷帳,在窗簾外面,有高懸一輪明月的外景。又如四川蓬山一帶所發現的後漢三國時期的磚畫的庭院圖、庖廚圖,庭院圖中畫出住室房屋之外,沒有其他的亭闕,圍著短牆,院內還種著幾株楊柳。庖廚圖內畫著烹調宰割的形狀,層次分明,陪襯極為相宜,看了不致枯燥無味。這是民間藝人別出心裁地把繪畫藝術推進了一步。 壁畫及石刻磚刻畫像 這裡我們可以附帶談到漢代的壁畫。在漢代,上自朝堂殿閣、衙署廳室,到旗亭酒店,甚至民間的屋舍,大都有彩色畫像。像漢代皇宮裡,就有甲觀畫堂,畫著古帝王像。蔡質《漢官典職》說:「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殿,紫青界之。」據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說:「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托之丹青。」《漢書·景十三王傳》說:廣川王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褲長劍之像,在屏風上則畫有列女的畫像,上面敘述班昭的《女誡》。 統治者為什麼熱情於畫各種人物故事的畫像?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他們的目的,當然是為著享受和娛樂,尤其是為了維持封建社會的秩序。三國時曹植曾說過: 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忠節死難,莫不抗首;見放臣斥子,莫不嘆息;見淫夫妒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後,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鑒者,圖畫也。」[5] 所以諸葛亮由蜀進駐滇池以後,「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附錄云:「乃為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恤。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6]除了畫天地日月、神龍和歷代帝王將相的故事,還畫當時的從龍功臣。這種圖畫從廟堂推廣到各地方的官署。如漢光武帝建立東漢,即所謂「中興」,就在靈台麒麟閣上畫了中興二十八將圖像,又在郡府廳壁上同樣地畫了當地官吏的畫像。應劭的《風俗通》說:「尹,正也。郡府聽事壁諸尹畫贊,肇自建武,訖於陽嘉,注其清濁進退,所謂不隱過,不虛譽,甚得述事之實。後人具瞻,呈以勸懼。」這種風氣從而又發展到邊境。《後漢書·西南夷傳》說:「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因是「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炫耀之」。 當時知名的人士,也有人為他們畫像的。如東漢文學家蔡邕,為人有風采,因之「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7]。這是因為自從東漢的首都由長安遷到洛陽,南陽是劉秀髮跡的地方,河南遂成為政治中心和經濟繁榮的重要地區。山東的任城、兗、沂和四川的成都、廣漢,是生產富庶的地方,畫像之風也特別發達。畫像之風,東北推廣到遼東,西北到河西走廊,西南到滇池,東南到揚州廣陵。 尤其要說明的,漢代工業主要的是官營手工業,私人手工業作坊為數不多,因之其生產品不占重要位置。官營手工業製造紡織品的,宮廷中則有東西織室,地方上則有襄邑、臨菑和四川廣漢的服官;製鹽、鑄鐵的則有各地的鹽官和鐵官;製造銅器和鏡子的則有尚方令丞;燒窯製造陶器的則有都司空令丞等。官營手工業設置的目的主要是為著統治者的享受,並不是為著人民的應用。而且官營手工業主要是生產供應豪門貴族賞玩的奢侈品,它們往往是費百人之力僅製造出一幅彩畫和刻鏤精美的銅鏡,同時在器物或石刻上畫上帝王將相、神怪離奇的故事,提倡迷信神仙、長生不老,以維護封建秩序和道德,來麻醉自己,愚弄人民。所以我們在石刻、銅器、漆器上,可以看到各樣綺麗的圖畫,而銘刻了如「大富貴」「大吉羊」「宜侯王」,以及「尚方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萬世昌,樂未央,辟五兵」等吉祥和迷信的語句。漢代還培養了一批專門為統治者服務的有技巧的工人師傅,並有一批如毛延壽等以繪畫為職業的畫師。 民間雕塑 由於社會上所好尚,當時就有專門製造器物和買賣玩具的商店。王符《潛夫論·浮侈篇》說:「丁夫世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攜手遨遊。或取好土作丸賣之於(為)彈,外不足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又說:「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優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不僅是送葬用品,也是為活著的人玩耍而做的。這都是商人迎合地主豪門的嗜好而製造出來的玩具,乃至無益而有害的物品。所謂:「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這與勞動人民的手工業者是毫不相干的。勞動人民的手工業者不但創造了物質財富,製造出來了生產的工具,而且別具心裁地發揚了文學和藝術。就從地下發掘出來的漢代遺物和石刻上的畫像來看,當時的勞動人民中的藝術家,以豪邁的氣魄,刻畫出了各種各樣的圖像,景物當中還畫出了階級的不同和貧富懸殊的對比;不僅將勞動人民耕田、紡織、鼓鑄、製鹽、種芋、狩獵、打魚等辛勤勞動的場面表現出來,還將貧民向地主倉庫里交納租糧,地主向農民索債以及權勢豪門兇惡的面貌也暴露出來。這無異口誅筆伐!勞動人民創造的精神是何等的偉大呀! 民間的歌謠諺語 勞動人民在生產活動當中,要記錄工作程序,總結收穫經驗,把工作進行得更為完善,不但要會寫字和繪畫,而且為了表達其真摯的胸懷,抒發其被統治者壓迫得抑鬱不平之氣,以及心中愉快和煩悶的各種感情,就把所見所聞編成順口的話句,說出來或唱出來,那就是歌謠和諺語,也就是口頭創作了。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八十三,解釋雜歌謠詞說:「言者心之聲也,歌者聲之文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累累乎端如貫珠,此歌之善也。」這種歌謠和諺語,內容和形式是什麼?我們可以說,歌謠就是指民歌。《爾雅》說:「徒歌謂之謠。」徒是空的意思。徒歌就是清唱,是不用樂器伴奏的唱歌,可以道出人民的習尚。因之《韓詩章句》說:「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由這種無章曲的歌謠(徒歌)而加上了章曲,或另選了些詞句,被之於管弦,「因歌而造聲」,就成為樂府的詩歌了。至於「諺」字,劉勰《文心雕龍》說:「諺者直語也……廛路淺言,有質無華。」明楊慎說:「諺,俗論也。」俗論就是民間的俗語,因之就可以說是人民的口頭創作。有韻的就是謠,無韻直說出來的,就是諺。還有農民心裡對於統治階級懷著不滿的情緒,不敢公然講出來,私下互相傳說的,叫作嚨(原作「隴」)。漢代《城上烏》的歌謠中有:「吏買馬,馬具車,請為諸君鼓隴(嚨)胡。」「請為諸君鼓隴(嚨)胡」,也可以說是「請為諸君鼓喉嚨」[8],這也是歌謠的一體。因為人民所作的謠諺,出語自然,諷刺深刻,純粹是人民心中所願意說的話,就如風聲天籟,金石和鳴。那些沒有深厚感情的地主文人是說不出來的。 謠諺語調自然,沒有那樣文雅,經過文人雕琢和加工,就發展而為詩歌了。明楊慎說:「賈人之鐸,可以諧黃鐘;田夫之諺,而契周公之詩。信乎六律之音,出於天韻,五性之文,發為文章。有不待思索勉強者,此非自然之詩乎!」清宋長白說:「漢魏樂府詩歌,強半近於歌謠,起伏斷連,自有草蛇灰線之勢。六朝聲口韻秀有意為文,似之而實遠,唐人組織穠麗,人巧勝,天工薄矣。」[9]道出了樂府詩歌起於歌謠的來源和甘苦,說的是正確的。但是民間流傳的歌謠,因為時代久遠,互相傳抄,走了原樣,有的經過文人的修飾,一首歌謠,就有兩三種不同形式,有的甚至是地主階級的文人篡改過的作品,必須加以分辨。魯迅先生說:最明顯的例子是漢民間的《淮南王歌》,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漢書》和《前漢紀》記的就兩樣。一種是: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一種卻是: 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較起來,好像後者是本來面目,但是否已經刪掉了一些,也是說不定的。[10]魯迅先生指出的民間歌謠真摯處的所在,和分辨真偽的道路,是正確的。這首歌謠是當時人民諷刺漢代所謂「文景之治」時有名的漢文帝、淮南厲王兄弟二人尚不能相容的故事,撕破了封建統治者所謂友愛、仁慈的假面具。[11]這裡再舉一首沈德潛《古詩源》所載在漢代以前流傳最早的一首歌謠。內容是: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在這首古歌謠里,說明了勞動人民是鑿井耕田,發展生產,辛勤勞作,征服自然的主要力量,和他們反抗統治者壓迫的思想。「帝」可以說是指上帝,也可以說是指當時的封建統治者。「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12], 所以說「帝力於我何有哉」!民間的歌謠和諺語,意思是真誠的,內容是豐富的,都是結合著實際,從勞動生活當中耳聽目驗產生出來的。 我們姑且不分謠諺,而且把金石上銘刻的詞句,去偽存真,去其糟粕,存其精華,把統治者明顯地所加上去的都勾掉,綜合起來,民歌和謠諺約可以分為占驗晴雨、常說格言、描述大自然現象、諷刺和揭發統治者的壓迫、抒發人民胸懷,以及彼此相和等幾大類。 1.占驗晴雨類 農民種植莊稼,要占驗風雨,因此大略地識別了天文地理的現象,初步掌握了科學技術的經驗及知識。明楊慎《升庵外集·古今諺》曾把古人有參考價值的諺語集在一起,而把古人詩詞出於諺語的附在後面。我且不談古人的詩詞,而主要的是把諺語摘抄在下面: 月如彎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 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 照泥星出依然黑,爛漫庭花不肯休。 日沒胭脂紅,無雨也有風。 霜凇打雪凇,貧兒備飯瓮。 秋甲子雨,禾頭生耳。 雨灑上元燈,雲掩中秋月。 河射角,好夜作;犁星沒,水生骨。 春寒四十五,貧兒市上舞;貧兒且莫夸,且過桐子花。 舶棹風雲起,旱魃深歡喜。 蜻蜓鳴,衣裘成;蟋蟀鳴,懶婦驚。 天河東西,漿寒衣。 三月昏,參星夕,杏葉盛,桑葉白。 以下采自《四民月令》: 杏子開花,可耕白沙。 貸我東薔,償我白粱。 楊慎又把漢崔寔著《四民月令》中的農諺另列為一條,我把上面已經重複的不抄,而把有用的摘抄於下: 麻黃種麥,麥黃種麻。夏至後,不沒狗。(言種麻貴在夏至前) 但雨多,沒橐駝。五月及澤,父子不相借。 子欲富,黃金覆。(謂秋後種麥曳柴壅麥根也) 智如禹湯,不如常耕。 雲行東,車馬通。雲行西,馬濺泥。雲行南,水漲潭。雲行北,好曬麥。 未雨先雷,船去步歸。 鴉浴風,鵲浴雨。 春甲子雨,乘船入市。夏甲子雨,赤地千里。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風雪千里。 稻秀雨澆,麥秀風搖。 雨打梅頭,無水飲牛。 又清魏崧著《壹是紀始》載老農經驗語,有: 月色青,雨傾盆。月色黃,龍骨忙。(龍骨是水車) 雞早上棲,大雨滿溪。 豬蛇渡河,當夜滂沱。(天河中有黑氣,似豬蛇往來,主當夜有雨) 日珥抱,立雨到。 這部書里所引用的農諺,多半與楊慎《古今諺》相同,而且不注出處,多為漢以後的諺語,所以就不多引了。 農民積累了畢生耕作中總結的經驗,從客觀實踐中證明與氣象台上所測驗的效果有時頗相吻合,因之到現在還是有參考價值的。 2.常語格言類 農民和手工業工人在兩千餘年封建地主階級剝削壓迫之下,雖然受到統治者用儒家的倫常道德以及迷信思想所束縛,但是勞動人民是最英勇而有智慧的,不屈不撓地與統治者作鬥爭。他們以「橫眉冷對」的大無畏氣概,怒斥統治者,以「做人要做什麼樣的人」來要求自己。這雖然是純樸的家常語句,確實是至理名言。現將楊慎《古今諺》所記錄的較為真摯而似乎是未經文人粉飾的語句抄錄如下: 惑者知返,迷道不遠, 白刃交前,不顧流矢。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井水無大魚,新林無長木。(《鹽鐵論》) 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後漢書·左雄傳》) 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不立垂枝。 中規不密,用墜禍辟。 上求材,臣賤木;上求魚,臣干谷。 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 足寒傷心,民怨傷國。 有病不治,常得中醫。(《漢書》) 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史記》) 貴易交,富易妻。(《後漢書》) 作舍道旁,三年不成。(《後漢書》) 使口如鼻,終身不失;使口如耳,終身不殆。思無垢,忍無辱。(《說苑》) 屠者食藿羹,造車者多步行,鬻扇之翁手降暑。(《新論》) 取官漫漫,怨死者半。(《風俗通》引里諺。楊慎說:「罷軟之官,反害物也。」) 狼子野心。(《越椒子》)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漢書·東方朔傳》) 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史記》作「以管窺天,以隙視之」)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西漢王嘉引里諺) 人所歌舞,天必從之。(《後漢書·馮衍傳》) 嶢嶢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後漢李固《遺黃瓊書》) 幾事不密,禍倚人門。(《後漢書·鮑永傳》) 利令智昏。(《史記·虞卿傳贊》) 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史記·蔡澤傳》)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記·李將軍廣傳贊》) 《史記》中所引用的古諺還有: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 上面所舉的這些諺語,有戳穿統治者的陰謀詭計和世俗庸人的常態的,有概括勞動人民的英勇氣概和處理事物的明辨機智的,有指出勞動人民做人的方向和處世方法的,有反映群眾的觀念和知難而進、決沒有倒退思想的。當時比較進步的文人已引用了這些名言,使文章畫龍點睛,大生光彩,至今仍值得我們學習。 3.描述大自然類 勞動人民在廣闊的天地里,深刻體會到祖國山河的壯麗和優美,以樂觀的情緒描寫鳶飛於天、魚躍於淵的活潑潑的景色和風光。如《樂府詩集》卷八十六描寫長江三峽(《水經注》也有此記載):「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岩疊嶂,隱蔽天日,非到亭午夜分不見日月。其中有灘,名曰黃牛灘,江湍紆迴。」船行了一天又一天,晚上還可以看見黃牛灘。古代路過這裡的行人,就作了一首歌謠說: 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 「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餘里,山水紆曲,林木高茂。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行者聞之,莫不懷土(想家)」。在那裡打魚的漁人,就作了這樣的歌謠: 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 在三峽中行舟最危險的地方是灩澦堆,古代行路的人就作了這首歌謠來告誡行人: 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 灩澦大如牛,瞿塘不可流。 全國解放以來,清除了灩澦堆的障礙,長江上游的航行已暢通無阻,符合祖國人民千百年以來的願望了。 描寫北地沙漠風光的歌謠,如北齊斛律金曾作過一首《敕勒歌》,雖然時代較晚些,也可以作為一個例子。原歌本來是用鮮卑語寫的,把它翻譯了過來,仍不減漢代歌謠的色彩。歌詞是: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描寫祖國漠北的風光,是何等的蒼茫雄壯呀! 至於描述江南水鄉的,古代就有一首以「江南」作為題目的歌謠: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這首歌謠描寫江南水鄉池塘內無數的小魚在蓮花下游來游去,真是活潑有趣。六朝人所作的古詩《江南弄》和唐宋人的詩詞《江南好》與《憶江南》,都是導源於此的。 4.抨擊和諷刺時政類 勞動人民的愛和憎是鮮明的,對於統治者哪個是好人,哪個是壞人,哪個是稍差,哪個是窮凶極惡的分子,都瞭然於胸中。在統治階級的壓榨之下,他們並不是敢怒而不敢言,而是以坦率的性格、朗爽的語句,作公開憤怒的指刺。他們有的在統治者的淫威下,雖然不便作憤怒的聲討,也互相在作喁喁的私語,以表達疾惡如仇的胸懷。他們公開指責和諷刺漢初的灌夫擁有大量的陂地田園,家累數千萬,食客數十百人,橫霸潁川。當時老百姓作了一首《潁川歌》說: 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13] 又如後漢順帝時,大奸臣梁冀變亂朝政,殺害忠良,當時就有童謠說: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在後漢桓帝時,政治腐化,統治者橫徵暴斂,激起了涼州兄弟民族的反抗,朝廷命將出師,每戰常敗。人民憤怒不過,就作了首《小麥謠》: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置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 「鼓嚨胡」,上文已提及。據沈德潛《古詩源》注說:「鼓嚨胡,不說公言,私咽語也。」 還有一首譏刺漢桓、靈時政治腐敗,賣官鬻爵的《城上烏》的童謠: 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其義父既為軍吏,其子又為卒徒,往討胡人的意思)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奼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指靈帝的母親,宮稱永樂,好聚斂錢財)石上慊慊舂黃粱。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 這首童謠,指斥統治者,語詞隱晦,似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也是鼓嚨胡一類的歌謠。漢代明顯指斥統治者的歌謠,如前漢成帝時的: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鵲)巢其顛。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這是漢朝將亡,王莽將興時,抨擊時政的。 在前漢時河南汝南舊有鴻隙大陂(水庫)澆灌的田地極為肥美。當時有一個貪官翟方進,因為得不到陂中的良田,就把陂中的堤防決了,因之農民就托諸黃鵠編了這首童謠: 壞陂誰?翟子威(方進的別號),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雲者?兩黃鵠。 公然揭露統治者的罪行的,如前漢元帝時宦官石顯與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互相勾結,把持朝廷權力,當時人民就編了一首《牢石歌》: 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 漢成帝時,外戚王逢、王譚、王商、王根、王立等五侯同時並封,大起宅第,豪華已極。當時老百姓就作了《五侯歌》: 五侯初起,曲陽最怒。(王根)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台,象西白虎。 到了後漢桓帝時,宦官單超、具瑗、左琯、徐璜、唐衡當權,同日封侯,朋比為奸。當時人民就編了一個《四侯謠》: 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 在漢獻帝時,人民對董卓恨之入骨,就編了一首《董逃歌》: 承樂世董逃,游回郭董逃,家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重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 人民恨不得他立刻死去,又編了一首《京都謠》: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人民痛恨之極,真是所謂「千夫所指,無病而死」了。 漢桓帝時的大奸臣胡廣,因為依附梁冀,專以溫柔、諂媚取寵,官做到丞相。當時京師的人民就作了一首諺語嘲笑他說: 萬事不理,問伯始(胡廣的別號)。天下中庸,有胡公。 可見中庸之道是萬事不理,最誤人的。 還有痛斥當時選舉秀才孝廉制度的不良,及官吏貪贓枉法、貽害人民的歌謠,如: 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音涅),高第良將怯如黽(音滅)。 應劭《風俗通義》載有指斥貪官污吏的里語(歌謠)說: 縣官漫漫,冤死此半。(《太平御覽》第二二八卷) 可見,凡是毒害人民、違背人民意志的,人民就憎恨他。如東吳孫皓時要從建業(今江蘇南京)遷都武昌,就遭到人民斷然拒絕,遂編了這首童謠: 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 人民的意志是非常鮮明的。 可是也有稱讚當時官吏的歌謠,如歌頌漁陽太守的《張(堪)君歌》: 桑無附枝,麥穗雙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歌頌蜀郡太守的《廉叔度(范)歌》: 廉叔度,來何草(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褲。 我認為這都是指著當時的農業生產而言的,太守張君和廉君並不是作為主題的。至於漢桓帝時歌頌萊蕪長范冉的《范史雲歌》: 甑中生塵范史雲(冉),釜中生魚范萊蕪。 這是一首歌頌范君廉潔的歌。 以上所舉的幾首謠諺,無論是讚美和譏諷,都觀點鮮明,而且深刻,值得人們深思,因此流傳下來的頗多。[14]我覺得這類詩歌諺語有些是地主階級文人模仿農民歌謠的口氣而作的,遂開了後漢地主階級文人為了提倡清議、月旦人倫的風氣。 5. 抒發人民胸懷類 悲歡離合是人生之常情。勞動人民從切身感受中自然地抒發出來的感情,和反映這種感情的歌謠,最容易感動人。這類歌謠有的直述自己的感觸,有的是相和歌詞。由於是真情流露,故出語自然,絕無矯揉造作的虛情假意。所以說,鄭、衛之音比清廟、明堂之詩要高明得多了。漢代的鏡銘,我們讀起來就有這種感覺。如秋風鏡銘: 秋風起,予志悲;久不見,侍前稀。 相思鏡銘: 君有行,妾有憂;行有日,反無期。願君強飯多勉之,印天太息長相思。毋久……(下闕) 佳人鏡銘: 清湅(煉)銅華以為鏡,昭(照)察衣服觀容貌,絲組雜遂以為信,清光(曾)宜佳人。 這幾首鏡銘,寫得都很誠摯 。[15]據《古今注》說:古代有一老翁提壺亂流而渡,其妻追之不及,作了一首《公無渡河》之曲,也墜河而死。這件事被朝鮮津卒霍里子高聽見了,歸告其妻麗玉,麗玉傷之,乃作箜篌而寫其聲,名叫《箜篌引》。這是一首彼此相和的歌詞,原來的歌詞是: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 又《薤露歌》: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這首歌曲雖然過於感傷,然流露了真實感情。《悲歌》的歌詞則就豪壯了,歌詞是: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郁累累。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古樂府中,抒情的歌謠是很多的,大都是勞動人民從不同的悲歡離合的境遇當中表達出來的,但其中有的詩歌寫得很文雅,恐怕是經過文人潤飾的,如《艷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覽取為我(綻)。夫婿從門來,斜柯西北盼。語卿且勿盼,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累累,遠行不如歸。 又《董嬌嬈歌》: 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春風東北起,花葉正低昂。不知誰家子,提籠行採桑。縴手折其枝,花落何飄揚!請謝彼姝子,何為見損傷?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為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馨香?秋時自零落,春日復芬芳。何時盛年去,歡愛永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16] 漢代人民抒情的詩歌,我所抄的這些,也不過是樂府曲海當中僅嘗一臠。總之,勞動人民文學詩歌的創作是豐富多彩的,是文學藝術的源泉。地主階級的文人學士,別看他們寫得怎樣高明,而導源溯流,多取材於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民大眾的文海之中。如唐代詩人杜甫所作的《大麥行》:「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以及《兵車行》:「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等名句,都是由上面所引的《小麥謠》脫胎而來的。古樂府詩有:「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唐代詩人李白用其意衍為《楊叛兒歌》:「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寫得何等生動!唐代《竹枝詞》《柳枝詞》,也是由巴渝(今四川)的民歌演變而來的。唐代劉禹錫所作的《竹枝詞》有:「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踏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情。」[17]雖然詞意雙關,然未免流於纖巧,比古代的民歌出於純樸自然者,要略差一籌。至於宋人的詞,都是由於旗亭酒壁所唱的曲子而演變出來的。元曲更是元代通俗的作品。在明代,有人說明朝沒有什麼特殊的文學;若說有的話,那麼民間的歌曲《掛枝兒》和《打棗竿》,可算是有特殊風格的作品。雖然是句戲言,卻含有至理。[18] * * * [1]. 於豪亮:《居延漢簡考釋》,《考古》1964年第3期。 [2]. [明]毛晉:《蘇米志林·米元章》。 [3]. 雷圭元:《畫案基礎》。 [4].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5].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曹植畫贊》。 [6].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 [7]. 《後漢書·蔡邕傳》。 [8]. [明]楊慎:《升庵外集·古今諺》。 [9]. [清]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一。 [10]. 魯迅:《門外文談》。 [11]. 據《漢書》載: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長廢法不軌,漢文帝不忍置於法,乃載以輜車「處蜀嚴道邛郵,遣其子、子母從居」。長「不食而死」。後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文帝聞之,乃追尊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 [12]. [法]歐仁·鮑狄埃:《國際歌》。 [13]. 《史記·武安侯灌夫列傳》。 [14]. 參考[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明]楊慎:《古今風謠》、[清]沈德潛:《古詩源》。 [15]. 羅振玉:《漢兩京以來鏡銘集錄》。 [16]. 《古詩源》。 [17]. 參考《樂府詩集》《丹鉛總錄》。 [18]. [明]謝肇淛:《五雜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