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社會生活概述 · 四　人民生活中的住行

房屋建築 我國遠古時代，人們穴居野處，後來為避風雨，從窯洞中遷移出來，用辛勤的雙手，建築了房屋；又從土階茅茨而提高到蓋清廟明堂。巍峨的宮闕和美麗的園囿，高樓大廈，飛閣連雲。 西安出土的漢代齒輪 古代房屋的營造是由簡單而到精緻的。蓋房子修牆開始是用「板築」，後來就用經過燒制的磚瓦土墼（甓）。漢武帝時期，在長安杜陵南山下有燒磚瓦的數千人規模的窯場 [1]，因而就有非常宏偉壯麗的長安城和長樂、未央等宮殿與陵寢建築。考古發現的遺物有「層欄疊宇」的支架起來的柱子上的斗拱，有用作建築房屋的楔形磚石，作為起重轉動的銅製軸承、人字形齒輪，以及望若長虹的拱橋和疏通城市內地下污濁髒水作下水道所用的瓦制水管。 一堂二內之制 據《漢書·晁錯傳》說：「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這就是說，一般人家有一明兩暗的房子。四川的漢代畫像磚上所刻畫的富庶人家，除了房屋而外，有小小的庭院。 當然一堂二內，也因貧富而有不同。王充《論衡·別通篇》說：「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內，內中所有，柙匱所贏，縑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故名曰貧。」富人所住的房屋，不但是一堂二內，而且是如《淮南子》所說的「高台層榭，接屋連閣」了。 四川漢畫像磚上的庭院圖 屋內陳設與用具 關於屋內方位形式，據《釋名》所記：「室中，西南隅曰奧，是不見戶明、所在秘奧的地方。西北隅曰屋漏，每有親死者，輒徹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灶煮沐，供諸喪用，若直（值）雨時則漏，遂名之為屋漏。東南隅曰，是幽暗的地方。東北隅曰宦，宦是養的意思，東北陽氣始出，布養物也。中央曰中霤［溜］，古者寢（復）穴後室之溜，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溜下之處也。 」鄭玄注《禮記·月令》說： 「中溜， 猶中室也。土主中央，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為溜。」我覺得室中央的溜，就是古代人民穴居野處時的火塘。 河南鄭州出土的陶住宅（描摹圖） 古代鑽燧取火，春夏取榆柳之火，秋冬取松柏之火，還有取火於日光的。據《周禮·秋官》司烜註：「天燧，陽燧也，亦名金燧。又以金銀為鏡，凹其面向日取火，故名鑒燧。」這時候的勞動人民，已經知道由太陽光取火的能源知識。畢竟在古代取火是不容易的，取了火來，必須置諸火塘里，使不易滅。這種情況，到了漢代，雖一般已無火塘，但是取火還是有困難的。如《漢書·蒯通傳》說：「……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鬥相殺，請火治之。』……」又東漢梁鴻和孟光因為燒飯，家中缺火，孟光欲向鄰家乞火，梁鴻急勸她不要去，說：「不因人熱。」由此可見漢代取火尚不甚普遍，還不是家家有火的。 灶多擺在東西邊的房間裡。房間的壁上，還開有窗戶，有方形的、長方形的、圓形的。[2]那時，紙還沒有普遍應用來糊窗戶，富人可能用縑帛、絹布來糊窗戶，有施以流蘇的綺窗。貧苦農民居住的瓮牗，則只能避風雨，談不到講究室內的光線問題。 在室內土地或磚地上，鋪的是蓆子，亦名作莞。莞是用草或蒲葦編成的長八尺見方形的席，因質量優劣不同，有硬席和軟席之分。席鋪在地上，能夠移動。尊貴的客人，一個人可坐專席；平常的客人，兩三人坐一席。安富尊榮的貴族紳士可累坐八九層席。在學校中，講學時候，每人坐一席，但主講人講得入情入理，駁倒別人學說的時候，就可以奪人之席。如東漢時的學者戴憑，解經不窮，可以重坐五十餘席。[3]至於一般的寒士，如薛惇則就「坐無完席」了。 四川漢畫像磚上的坐席授經圖 屋子裡的用具，主要是床。床比較低矮。講究的人在床周圍還設屏風。《漢書·陳萬年傳》說：「萬年嘗病，召（其子）咸教戒於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 床的來源和意義，《釋名》說： 人所坐臥曰床。床，裝也，所以自裝載也；窄長而卑者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 榻是由北方胡地傳來的，因為窄長，占地面較小，可以隨便移置，即所謂「徐孺下陳蕃之榻」[4]， 客去可以把榻懸掛起來。其後乃有胡床。胡床的製作，始於趙武靈王時。漢武帝喜坐胡床，至東漢靈帝尤喜歡坐胡床，吃胡食（類似吃西餐），胡床才普遍地推廣起來。胡床亦作繩床，是可以摺疊的，就好比現在的馬扎。因為室內有了床榻和胡床，自魏晉以後才由踵足席地而坐，漸變而為垂足而坐的高坐，至唐宋以後才有椅子。 南京晉墓出土的陶坐榻與憑几 當時沒有桌子，只有憑几。憑几是一種窄而長，圓形的憑依物。幾的種類有「天子玉幾，冬則加綈錦於其上，謂之綈幾。公侯皆以竹木為幾，冬則以細罽為橐以憑之，不得加綈錦」。[5]其後才發展為憑依和放置物品等各種各樣的用途，甚至可以作為防身的武器。三國時東吳有一名將，孫權欲試其勇，在請其赴宴會的時候，坐立未定，使人暗投以兵器。他措手不及，以憑几御之，時人服其勇。[6] 因為古代在室內是席地而坐，為了潔淨，入戶時必先脫履和襪。到戰國以後才不脫襪而脫履。《周禮·曲禮篇》說：「戶外有二人履，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又侍於長者，履不上於堂。」秦二世胡亥幼年的時候，極為淘氣，「秦始皇時，嘗詔置酒饗群臣，且召諸子賜食。食已，諸子先罷，胡亥下階視群臣所脫履有新而美者，皆踐敗之而去」。[7]這也可作為升堂脫履的證明。當客人來拜訪的時候，主人必須躡履（穿上鞋）出迎。據《漢書·雋不疑傳》，「勝之徙履起迎……不疑［盛服］據地」，就是穿著禮服跪在地上。 室內禮儀 賓主進屋，必先伏地再拜行禮，名為「（音簪）頭」，晉摯虞《決略錄》說：「小會殿就席，皆頭而後坐。頭，伏地也。欲起亦先頭。」賓主行禮之後，然後就坐。坐亦叫作跽，是把兩足踵置於臀下，形同於跪。趙翼《陔余叢考》卷三十一引朱熹著跪坐拜說： 古者坐與跪相類。漢文帝（聽賈誼的談話）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諸所謂坐，皆跪也。蓋以膝隱地，伸腰及股卷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隱地，以尻著蹠，而體便安者，坐也。今成都府學所存文翁禮殿刻石諸象，皆膝地危坐。兩蹠隱然見於坐後帷裳之下，尤足證之。 若是伸著兩腿坐在席上，像南粵王尉趙佗魁結箕踞而見漢朝的使臣陸賈，和後漢河間相沈景「到國謁河間孝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恃不為禮」。這種箕踞簸倚式的坐法，是大不恭敬的。 漢朝統治者對於賓主進屋入座的席位，也是很講究的。「布席」是有等級的。漢景帝宴會時與慎夫人並席而坐，侍臣爰盎就把慎夫人的席位擺在下面，因為皇帝與嬪妃並坐是不合禮制的。[8] 又《漢書·王尊傳》說：匡衡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同在一室內，主坐床上，而客坐床下的席位。例如，《東觀漢紀·馬武傳》說：「馬武稱疾，見楊政，對幾據床，欲政拜床下。政入戶，前排武，徑上床坐。」這也是不合禮的。 室主人要傳餐吃飯的時候，侍女們俯身屈膝，舉案進食，絡繹不絕。漢代古樂府相和歌辭譏諷這種豪強有勢人家說：「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9]遼陽市棒台子發現的第二號墓壁畫，有宴飲圖的畫面，正中畫兩方榻，榻上各坐一人，旁有侍者傳遞食物。頭後用墨筆書「大婢常樂」。兩主人坐榻均置於紅色帷帳內，紅帷高結，朱帶下垂，內露五彩短簾，壁右上方高懸一輪明月的外景。從這張圖畫中，可以知道漢末到魏初，已由席地發展到踞坐方榻，並可以看出統治階級盡情享樂豪奢的情況。 漢時的廣大貧苦大眾所住的房屋，幾乎是坐無完席，他們雖然仍席地而坐，可是已沒有那種繁文縟節了。這種席地而坐的風俗在秦漢以後相當普遍，一直影響到日本和朝鮮。日本人民至今還保留有席地而坐的習尚。 室內裝潢 至於室內的裝潢和陳設，屋頂上安置著施以文采的天花板叫作承塵，牆壁上畫著五彩山水人物，就是後來唐代的壁畫。牆壁上面還施以壁帶。《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說：「琅邪孝王京……好修宮室，窮極技巧，殿館壁帶（壁中之橫木也），皆飾以金銀。」曹操就利用壁帶張掛張芝所寫的草隸（書），以鑑賞草聖張芝的優美書法。屋內起居之間，還設有層層的帷帳和屏風。《後漢書·馬融傳》說：「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座間設有雁足燈和青玉五枝燈。「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龍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炳爛若列星，而盈於一室」。為了夜間行路照亮還有行燈。 漢長信宮燈 漢雁足燈 門戶上面設有鋪首，畫著飛禽走獸類或獰猛的人物（就是神荼、鬱壘，以防禦妖怪和盜賊，即後來的門神），有的是圖案畫。門上除了雕畫鋪首而外，在朱門上設了漚丁（釘）。有朱門當然是貴族住家。漚丁每排是九個，隨尊卑地位不同，依次遞減。漚丁也被認為是可以防禦惡鬼的。門戶之外，設有像屏風的罘罳。《釋名》說： 罘罳，屏之遺像。漢西京，罘罳合版為之，亦築土為之，每門殿舍前皆有焉。於今郡國廳前亦樹之。 漢畫像磚中的鋪首 祠堂與厚葬風 封建統治者為了傳宗接代，保持其萬世罔替的江山，對榮宗祭祖、建立祠堂，也特別重視。《漢書·韋玄成傳》說： 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並為百七十六所。又園中各有寢、便殿…… 因之形成建立祠堂的風氣。皇親貴族、地主官吏，莫不建立祠堂，以維護其封建宗法傳統。 王符《潛夫論·浮侈篇》說：「廬舍祠堂崇侈上僭，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屬縣各當遣吏奉車馬，帷帳貸假侍客之具，競為華觀。」這些貴族官僚生前極盡享受奉養，死後還想騎在人民的頭上，過驕奢淫逸的生活。他們不但活著要享樂，死了還要上天堂，把這些奢侈品帶到地下棺材裡去，遂養成厚葬之風。王符還說：「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鏤玉匣，檽梓楩楠；良家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這種風氣經西漢楊王孫反對厚葬，曾想以身作則舉行裸葬 [10]，到了後漢統治者覺得奢侈得太不像樣子，便下了禁令。但是他們當中的某些人自己不能身體力行，而要叫別人聽他們的命令，自然是一紙空文，虛應故事，起不了任何作用。由於厚葬風氣盛行，那些奸商負販，遂有專門製造「桐馬偶人」的。「器用如生人的泥車狗馬」，雕飾得極為逼真和精細，作為陪葬的用品。 武梁祠石刻闕銘 東漢地主豪門競相厚葬，成為一種風氣，商人負販就拿這些隨葬用品，囤積居奇。地主豪門死了人，要用著的時候就要出高價，才能買到。商人們因之大發橫財，真是駭人聽聞。[11]《後漢書·趙咨傳》中記載，趙咨深感厚葬之非，就說道：「國資糜於三泉，人力單于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自生民以來，厚終之弊，未有若此者。」據調查，解放前後全國各地發現的漢墓約有兩千多處。魏晉以來史籍上所記載的漢代古墓也是屢見不鮮的，如酈道元《水經注》所記載的：《濟水》篇有漢平狄將軍扶溝侯朱鮪墓，北有石廟； 《洧水》篇有弘農太守張伯雅墓，獲小城東有司徒盛允墓碑，延熹中立；《比水》篇有漢日南太守胡著墓；《滍水》篇有漢安邑長尹儉墓；又《濟水》篇金鄉山有司隸校尉魯峻墓，水南有漢荊州李剛墓。唐宋而後，漢墓歷代皆有發現，到清乾隆以來所發現的山東金鄉武梁祠石室的漢畫像，孝堂山、兩城山的石刻漢畫像，河南南陽石刻漢畫像，四川成都附近所發現的漢畫像磚，乃至長沙馬王堆軑侯墓的漢畫，和出土的文物，以及洛陽附近所出土刑徒磚，把當時貧富懸殊的現象，豪門貴族奢侈的生活，和勞動人民被殘酷壓榨的情況，無不如實地反映出來。當然，那些做下里作的賈販，為投豪門貴族的嗜好，把平日生活用具，甚至淫穢猥褻的圖畫和玩物，與送葬不相干的東西，也埋葬進去，更可以看見東漢地主階級奢靡的風氣。這些遺留下來的漢代繪畫，內容大都是當時的統治階級為了維護其封建社會的秩序和滿足自己的享受和嗜好，宣揚君君、臣臣封建思想和中庸之道的法寶，用來維護封建宗法社會的傳統。對於勞動人民，他們則視為統治者的奴僕，使他們從思想上不敢來反抗。男女本來是平等的，可是如班昭作《女誡》，提倡男尊女卑，三從四德，來蒙蔽愚化人民。但是，勞動人民是有志氣的，他們在這些繪畫中創作了勇於徵服自然的燦爛的畫面，如羿射九日。此外，有勞動人民耕種、紡織、煮鹽、鼓鑄等發展生產的圖畫，使歷史上已經被遺忘了而又極為雄偉的可泣可歌的故事，從而在漢代石刻中保存下來。勞動人民創作的精神，於此可以概見了。 漢畫像磚中的農獵圖 漢畫像磚中的捕魚圖 漢畫像磚中的舂米圖 首都長安的建設 房屋的建置，連接起來，就成為櫛比鱗次的熱鬧的都市。在漢代，有長安和洛陽兩個大的首都。西漢建都於長安，東漢建都於洛陽，即所謂東西二京。其他還有臨淄、任城、邯鄲、太原、成都、昆明等大的都市，遍及全國。在歷史上最有名的長安，城牆總長六十五里，經緯各十五里，城內除了巍峨的宮闕、寺廟、官署、園囿而外，有通衢街肆（大的叫作街，小的叫作里），以及官吏和市民所住的住宅。四周圍著高大的城牆，開列了十二個城門。從東南向西北數，第一個門為霸城門，門為青色，故又叫作青城門。青城門外有廣陵人邵平種瓜的瓜園，瓜味甚美。邵平在秦朝曾封為東陵侯，到漢代成了布衣，以種瓜為業，因之號為東陵瓜。其次就是清明門（藉田門）、 宣平門（東都門）、洛城門（高門） 、 廚城門 、便門（橫門） 、覆盎門（端門、杜門）、鼎路門（安門）、 平門（西安門） 、 章城門（光華門） 、 直城門（直門） 、雍門（西城門）共十二門。洛陽也建有上東、上西、雍門、廣陽、開陽、谷門等十二門。東漢時，在開陽門外建立有大學校，就是「鴻都太學」。太學前刻著有名的熹平（172—177年）時的石經。每個城門口都設有城門樓，環繞著城門的土台就是後來的瓮城。城外四周圍環繞著護城河。我們設想在兩千年前，登上長安城門樓四望，可以看見宮闕崇峙，閭閻撲地。再往遠眺，就可以看見幽美的曲江和青翠的終南山，在春暖花開的時候，真是百花鬥豔，綠柳蔭濃。長安之春何等美麗，引人入勝呀！班固《兩都賦序》所談的「建金城而萬雉，呀（音段，大的意思）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列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張衡《西京賦》所說的「廓開九市，通門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12]形容當時繁榮的景象，是很到家的。 漢熹平石經殘石 《三輔黃圖》說： 《廟記》云：「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又有柳市、東市、西市，當市樓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之。直市在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即秦文公造。物無二價，故以直市為名。 市肆之外，有住人的八街九陌。大的叫街，長安有香室街，夕陰街、尚冠前街等。小巷叫作閭里，「長安閭里一百六十個，室居櫛比，門巷修直。有宣明、建陽、昌陰、尚冠、修城、黃棘、北煥、南平、大昌、戚里」等里，萬石君石奮就住在長安的戚里。洛陽則有長壽、萬歲、上馬等街。[13]仲長統《昌言·理亂》篇說：「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14]這種豪族所居的宅第，與貧民所住的陋巷，可以作貧富懸殊的對比。 這裡要附帶說及的就是闕。晉崔豹《古今注》說： 闕，觀也，於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可遠觀，人臣將朝，至此則其闕，故謂之闕。其上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示四方。蒼龍白虎。玄武朱雀，並畫其形。 《廣志》說： 闕，缺也，門兩邊缺然為道也。 這種闕的建築，不但用之於帝王的宮殿里，而且在陵墓的外邊建設有兩個石闕或三個石闕。就是官僚地主的住宅庭院，見於四川漢畫像磚中的，也設有闕。闕是為了可以登高瞭望、看宅護院的。 除了闕的建築，還有塢壁。據勞幹《居延漢簡考釋》說：塢壁，就是邊塞上圍著烽燧台所建築的壁壘。實際上，到西漢後期郡國各地方皆建有塢壁。其初是統治者為了保衛邊疆設置有塢壁，與儲藏食糧財物的邸閣同時並存。《後漢書·西羌傳》說：「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順帝紀》：「永和五年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後來各地的豪族大姓為了保護其掠奪得來的財產，怕農民造反，無不建立塢壁，派人看宅護院，監視人民的行動，以崇高其威嚴。《後漢書·馬援傳》「繕城郭，起塢候」，注引《字林》：「塢，小障也，一曰小城。」在王莽末年，地主大姓就逐漸地建築起塢壁來。《後漢書·李章傳》說：「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又《後漢書·董卓傳》說：「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為三十年備。」自己曾對人說：「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雖有這樣高厚的塢壁，然終逃不了燃臍的下場。 漢畫像磚中的鳳闕 漢「郿」字瓦當 漢代的賈區，就是市井，或者說是市廛。應劭《風俗通》說：「俗言市井者，言至市鬻賣，當須至井上洗濯，令鮮潔，然後市。案二十畝為一井，今因井為市。」在一個市井的賈區，周圍設有闤闠，闤是市之牆垣，闠是市之門戶，裡邊開設著店肆。崔豹《古今注》卷上說：「肆所以陳貨鬻之物也，肆陳也；店所以置貨鬻之物也，店置也。」在東、西二京等大都市內，有好些個熱鬧的賈區和市肆，小縣城則僅設有一個賈區。至於村鎮上，只有在丘墟的空場上作定時的集會，即所謂趁墟。在四川廣漢出土的東漢市井畫像磚和新繁出土的東漢市井畫像磚，就表現了漢代郡縣賈區的具體形象。至於班固所形容的「九市開場」，比這小市井要繁盛得多。從廣漢的漢畫像中看出，市旁邊有樓，樓上置有鼓，凡是開市和閉市的時候，監門的卒吏擊鼓，以時啟閉。新繁的漢畫像中，所畫的市井比廣漢的要大一些，前一排是肆，是做買賣的房屋，後面的是廛，也可以說是倉庫，為貯藏物品的地方。廛設於交通要道的驛站上，為行軍儲備之用。貯藏糧食物品的大倉庫，叫作邸閣，是由官府所建置，見於王國維先生所著的《觀堂集林·別集·邸閣考》。在市中心區所建築的樓閣是管理賈區的「街彈」所居住的地方。店肆中間行人走路或立而聚談的地方，就是班固在《西都賦》中所說的「貨別隧分」的街市。《周禮》地官里宰注有「若今街彈之室」，疏云：「漢時在街置室，撿彈一里之民。」這等於清末、民國初年的警察和今天的公安部門來維持街道上的秩序，以防發生事故。1930年間，河南魯山縣發現有漢都鄉正衛彈碑殘石，碑文中有「紀彈之利」語。近人許敬參解釋：衛，即《漢書》張晏注「監門軍之正衛」；彈，即街彈。我認為衛彈可能是人名，然確有街彈這個設置，因之不能不加以說明。至於長安是漢代的首都，還設有維持地方治安的執金吾這個官職。金吾就是大棒。《古今注》說：「以銅為之，黃金塗兩面，謂為金吾。」維持治安巡城的御史手裡執著大棒來督責行人，只有到過元宵佳節的時候，叫市民盡情歡樂，看燈遊玩，所以叫作金吾不禁之夜。 漢畫像磚上的市場圖 亭障關隘 都亭和鄉亭 長安的十二門外和洛陽的二十四街及十二門設有亭。亭在漢代是一種普遍的設置，在都市所建立的叫作都亭，在鄉間所建立的叫作鄉亭，或曰郵亭。《風俗通》說： 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語有亭留、亭待，蓋行旅宿食之所館也。亭亦平也，民有訟諍，吏留辦處，勿失其正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說：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盜賊。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衛宏《漢舊儀》說： 設十里一亭，亭長亭侯，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奸盜。亭長持三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盜。 漢高祖劉邦初起兵時曾做過泗上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現代的薛城）治之」[15]。亭的職責主要的是「求捕盜賊，承望都尉」。亭長下面有兩名卒，「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楚東海之間，亭父謂之亭公，卒（求盜）謂之弩父」[16]。劉邦就是被派去戴著竹皮冠追捕盜賊的。漢代的亭長或亭父，一般「皆冠赤幘，衣絳衣，持兵械及繩」。亭長多是由「材官樓船」（工兵和水兵）和年五十六歲以上的退伍軍人，回到鄉里才得當選。亭長或亭父的職責為課射練武。求盜亦名游徼，也叫作循行（漢畫像上有循行這個名詞），出去遊行查訪，刺探人民的行動。附帶著我們要說的還有伍伯。《釋名》說： 漢畫像磚寺門擊鼓圖 五百，本為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行當道伯中，以驅除也。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 這就說明亭長、亭父的設置，是統治者專為鎮壓人民和監察人民的行動；而伍伯是專為貴族官吏馬前車後執杖舉旗跑來跑去供驅使。亭是為統治者往來便利，到處可以供給食宿，而不是為人民的。 亭的建築規模，至少較一般人民所居住的一堂二內之制的房屋較為大些。都市的亭，且建築有樓閣，以供官吏住宿，亭壁間畫有人物圖像，如在王莽時曾為著通緝漢光武帝劉秀的哥哥劉伯升，把他的畫像懸掛在亭的壁間，作為告誡。又如勸課、農桑時，就在亭的牆面上懸掛訓令，立定製度，布告給農民。還畫有鳥獸、祥瑞圖像之類，可壯觀瞻。亭的庖廚里飼養著雞、豕，以供膳食。亭旁邊還立鼓，以警戒出入。我記得有一幅曲阜漢石刻畫像上畫著一隻小狗，在那裡聽著擊鼓。最近在四川彭縣漢墓中發現墓磚上有「寺門擊鼓」的圖畫，就更為確切了。 《漢書·尹賞傳》如淳注說：「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余，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顏師古注說：「即華表也。」現在古建築中尚可以看見這種形象。 漢代亭的設置，東到樂浪，西到居延，是很普遍的。《後漢書·大秦國傳》引《漢書》說：「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寇警。」這種亭當然不是到處建設得都這樣的精美。《後漢書·左雄傳》說：「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這是說明統治者修繕亭傳是專為著外表的美觀來迎接來往的官吏，以誇耀其政績；而一般平民要得亭長的款待，是沒有份的。亭長就是專為著迎接官吏和欺壓小民的。《後漢書·逢萌傳》說：「（萌）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嘆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作亭長的須看來往過客，其行動是否闊綽，或者是否是上邊所指定的使亭長接待的官吏。如果行客穿的衣服襤褸就要遭到亭長的青白眼。晉皇甫謐《高士傳》說：「桓帝以安車征韓康。康辭安車，乘柴車先行至亭。亭長以征君當過，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車，以為田叟也，奪其牛。」又《後漢書·趙孝傳》說：「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趙）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漢畫像磚上的亭長迎候圖 逆旅 亭既然是專為接待官吏而設的，那麼為了其他行人的便利，私人遂設立了逆旅。《太平廣記》卷五十九引《集仙錄》說： 梁母盱眙人也，寡居無子，舍逆旅於平原亭。客來投憩，咸若還家。客還錢多少，未嘗有言。 又《漢武故事》記載： 上嘗至柏谷，夜投亭宿，亭長不納。及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穡，何夜行動眾？此不欲為盜則淫耳。」上默然不應。因乞漿，翁曰：「正有溺，無漿也」。以此深刻地嘲諷了忝居人上、遊手好閒的統治者。 當時各地方的官吏除了住宿於郵亭，還侵占了私人所經營的逆旅。應劭《風俗通》說：「大匠應慎上言：『百郡計吏，觀國之光，而含逆旅，崎嶇私館，貢篚之物，朽濕暴露』。」 大概逆旅這種設備，其來甚久，始於秦漢，到了晉初仍普遍地流行，「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姦淫亡命，多所依湊」。晉武帝想把它廢除掉，改為「十里置一官樆，使老小貧戶守之」。潘岳上疏諫曰： 謹按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值，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堯之命，而舍於逆旅。」魏武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近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槅寫鞍，皆有所憩」……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樆之所乏也。[17] 從這篇文章中，頗可以看出當時逆旅的情況。 驛 《釋名》說「驛馬三十里一置」。所謂「三十里一置」，置就是驛，也可以叫作郵。許慎《說文》：「郵境傳書舍也。」《風俗通》：「漢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大概是十里一亭，三十里一驛。為了傳遞文書，還設有驛馬。《後漢書·酷吏王溫舒傳》記載：「（王）溫舒為河內太守，令縣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凡三十里有驛，舉天下為千六百三十九驛。」這種亭驛幾乎遍及全國。從長安一直到西域的海西，以及國內重要交通地點，都設有亭驛。 烽燧之制 為了保衛邊陲，防禦敵人入侵，要塞還設有烽燧，即所謂亭障之制。在西域邊區，建立烽燧，駐紮軍隊，建築了塢障，如同小城一般。塢外邊四周圍皆埋有尖木樁，作為防衛的障礙物，叫作「虎落」。守衛烽燧的官吏，有戊己校尉和候官，他們率領大批戍卒，每月支領現金和穀物，並可帶家屬，家屬也領有贍養的費用，如居延漢簡有《戍卒家屬廩名籍》。但是戍卒守衛、出征，家屬只能在烽燧塢壁之內。徐苹方著有《居延考古發掘的新收穫》，載於《文物》1978年第1期，可以參考。 新疆羅布淖爾烽火亭復原示意圖 《漢書·賈誼傳》說：「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後漢書·馬成傳》說：「（成）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東觀漢紀》說：「隧候之事雖殊，其地則一也。」又《後漢書·王霸傳》說：「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關隘 各要害地區還設有關口。在漢代，為了保衛首都長安，在華山之東的崤函地帶，設有函谷關，在關以東叫關東，以西叫關中。身居關中，靠近都城，就覺著很為榮幸。漢武帝時樓船將軍楊仆，南征北戰，自以為立有大功，恥為關外之人，就請政府把函谷關由現在河南靈寶縣遷移到河南新安，由西往東移關約三百里。[18]在漢代國都的東北部沿著秦代的長城，設有居庸關（居庸關在漢代還是一個水陸交通的道路），西北部設有嘉峪關。出西域的要道上還設有玉門關和陽關。 玉門關遺址 凡是來往行人，經過關者，必須持有通行證，當時叫作傳。 《後漢書·禮儀志》說：「傳以木為之者謂之棨，以帛為之者謂之。」漢魏以後用紙做的叫作過所。在西域邊區屯戍的士卒，到市場上去買賣應用的物品，必須經過烽燧上官吏的許可，領取符傳。據《居延漢簡》（編號36、3）上記載：「官封符為社市賈□（區）……過鳴河裡廣地為窺私市張掖酒泉。眾□行合已□□……門鄣河津金關毋苛止錄後便敢言之。」這可見當時符傳的形狀。屯戍的戍卒入市買物尚須持許可證，那麼一般人士的入關更需要持通行證了。如今發現漢代士大夫和一般人民過關，所持符信的樣子叫作「棨信」，由士卒高插在棨戟上，以便把守關口的戍卒可以看見，取此昭信，而便於檢查。西漢青年軍事家終軍從江南到長安，經過函谷關，就把他所持的去掉，顯示了求取功名入關的決心。[19] 《說文解字》說：「燧，塞上亭守熢火者也。」又說：「熢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是燧指亭燧的建築，而熢（烽）指其所舉的候表。燧常就亭而設置，每燧相去之間約十里。在城鄣（郭）里復加築燧台以通烽火。據《通典》烽燧篇稱：「台高五丈，下闊二丈，上闊一丈。」台面廣丈四尺。就是上面所說的亭障之制。從近人勞幹《居延漢簡考釋》所編次整理的敦煌諸候隧的名稱，如玉門都尉下有大前都候官，西部候下有富昌、廣武、步昌、凌胡、厭胡、廣昌、大前都七燧，就可以知道當時在地理上候燧位置的分配。烽燧的形狀，《漢書·賈誼傳》文穎註：「邊方備胡作高土櫓（為無頂之屋），櫓上作桔皋，桔皋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又張宴註：「於晝舉燧，夜舉火也。舉燧有四種方法：一曰表，或作熢，以繒布為之，色赤與白；二曰煙；三曰苣火；四曰積薪。」《通典》兵五說：「城上立四表以為候視，若敵去城五六十步，即舉一表，沖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牆舉四表。夜即舉火如烽。」《唐六典》：「凡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其放烽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隨賊多少而為差焉。近畿烽二百七十所。」到了唐代，邊塞上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唐代詩人杜甫的詩句「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20]，描寫日暮烽火的形象，真是精細入微了。 交通運輸工具 在漢代，全國除了設有亭障郵傳，還辟有廣闊的大道，即所謂馳道。馳道由長安到各郡國，四通八達，雖不能說是路的兩旁「隱以金椎，樹以青松」，可是由西南部的益州，「東至京師，去就安隱（穩）」，東北可以直抵幽燕。[21]登到長安的城樓上，可以遠望去趙國邯鄲的要道。[22]漢景帝的宮妃才人們，有許多是燕趙佳人、邯鄲歌妓，常登到宮闕的城樓上，在蒼煙迷茫中遙望邯鄲的家鄉。東西各地的貨物，雲集京師，燕趙巴渝的歌舞，都來到都下，這都全憑車馬和其他水陸交通工具了。 陸路交通運輸工具 交通工具是逐漸發展起來的。當西漢初年，丞相還只能乘牛車，自漢武帝時通西域以來，大宛的駿馬，所謂汗血天馬來到長安，在國內迅速繁殖起來。《漢舊儀》說： 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馬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擇取教習。給六廄牛羊無數，以給犧牲。 民間也有養私馬的，還有驢、騾、駱駝，多用之於騎乘和駕車。[23]到後來，也都成為載重行遠的工具。 漢陶牛車 漢代的馬車與牛車是有所區別的。馬車是一種小車，用以載人；牛車是一種大車，用以載物。到了漢末，天下大亂，兵馬倉皇，馬數驟減，牛車之用漸廣，遂代馬車而做乘人的車。這種牛車修飾得很為講究，而且安穩，一般仕女們都喜歡乘牛車，於是漢末洛陽河邊上，就看見那些遊手好閒的士大夫們乘著牛犢車去遊春了。[24] 漢代車的種類是很多的，當時乘車也有等級的，所謂「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級」[25]。《後漢書·輿服志》記載，皇家御用的有玉輅、乘輿、金根、安車、立車等類。都市內一般官吏以及市民所應用的有軺車、輜車和駢車。原來漢代的車有立乘和坐乘之分，軺車就是一種立乘輕便的車子。《漢書·平帝紀》說：「立軺並馬。」是兩匹馬拉的車子。服虔注說：「軺音遙，立乘小車也。」《釋名·釋車》說：「軺，遙也，遙望也。四向遠望之車也。」但是近來發現的漢石刻或磚刻畫像軺車也有坐乘的，因為軺車四面沒有帷帳，就是坐著也可以眺遠的。後來又發展而為兩面有扶手橫板的軺車，叫作施耳軺車。軺車是一種無頂的敞篷車，若是遇到下雨，就沒有辦法，所以在車廂當中設一如傘的車蓋，安插在車廂的中間，有雨可以避雨，無雨可以遮太陽，並隨時可以取放下來。《周禮》夏官疏說：車蓋有兩種意思，一為御雨，一為表尊，就是分別等級，顯示尊貴。平常的車蓋高大約三尺，大官僚們，如河內太守黃霸，皇帝為了表示對他的重視，命他所坐乘軺車的車蓋高一丈 [26]，比尋常的車蓋要高三倍。車蓋既然可以取下來，在途中遇見朋友的時候，就可以坐在一起用來遮太陽，彼此談心，所以在當時有「白首如新，傾蓋如故」的諺語。至於有篷可以載重、可以臥息的車，就是輜車和駢車。《釋名》說：「輜、之形，有邸曰輜，無邸曰。」邸就是後轅，因為四面都有屏蔽，所以《釋名》又說是「婦人所乘牛車也」。漢代的安車就是輜、車的一種。還有一種輕車，就是用於戰爭的戎車。車上無蓋，中心豎立大斧的叫作斧車。還有武剛車，也是作戰用的車輛。《漢書·衛青傳》說：「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從五千騎，往當匈奴。」在軍隊中特設有一種車身狹而長的快車，叫作追鋒車。《資治通鑑》卷七十四載：「司馬懿疑京師有變，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至洛陽四百餘里，一宿而至。」 漢石刻畫像輜車橋行圖 武梁祠漢畫像鼓吹車 漢木軺車復原示意圖 總之，車輛的使用大有貧富懸殊的區別。桓寬《鹽鐵論》散不足篇說：「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中人之家猶且如此，貧苦的農民就無法乘車了。 在西漢晚期，勞動人民創造發明了用人力推著走的獨輪車，叫作鹿車。《太平御覽》卷七七五引《風俗通義》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也。」史樹青認為：在我國井上汲水多用轆轤，或稱鹿盧，是輪軸類的引重轉動器，那麼鹿車就是一個有輪軸的車，應劭所解釋的未免有些望文生義了。這種見解是正確的。因為這種鹿車不用牛馬而能行走，一個人可以推運，所以俗稱這種車為不吃草的牛（木牛），能流轉的馬（流馬）。[27]諸葛亮在西蜀與蒲元、廖立集體研究，為了解決山區崎嶇山路的運輸問題，就採用這種獨輪車，於是傳說諸葛亮發明了木牛流馬，而實際上是積累勞動人民經驗而創造出來的。當時貧寒的讀書人坐不起輜，就多乘這種鹿車。《後漢書·列女鮑宣妻傳》：「宣之妻桓氏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又《後漢書·獨行列傳·范冉》：「冉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晉劉伶常著袒服而乘鹿車。若是連鹿車都沒有的，則只有自己挑著擔子行路。《後漢書·趙孝傳》說：「孝常白衣步擔（擔），從長安還止郵亭。」貧寒士人生活尚且如此，那麼勞苦大眾行路就更難了。 漢畫像獨輪車 水上運輸工具 漢代造船業已相當發達。漢朝政府在長安設立有船司空，為官營手工業專門造船的機構。唐王勃《滕王閣序》說：「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舳。」青雀、黃龍都是漢晉以來所使用的船名。 在軍事上用的有樓船，漢代楊仆曾做過樓船將軍。狹而長的小船叫作艨艟，以為衝突敵船之用。在江上航行最快的叫作赤馬船，船身是正赤色，其快如馬，這就是沿及到明代所使用的大紅船 ，也叫作滿江紅。[28]撐船的船夫穿黃色衣服，戴黃色帽子，通常稱為黃頭郎。[29] 當時造船已經用糧食的重量來估算舟船的載重量。《釋名》卷二十五釋船說：五百斛以上還有小屋，曰斥候，以視敵進退也。三百斛曰。，貂也，貂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二百斛以下曰艇。艇，挺也，其形徑挺，一二人所乘行者也。如近來在長沙漢墓中所發現的木船模型，棹達十六個，至少有二十人才能駕駛。廣州漢墓中發現的陶舟模型，舟尾有舵，舟首有錨，舟上設有頗多的艙房，看來可以航海。[30] 漢代木船復原圖 漢陶舟 在漢畫像磚上，還有畫著釣魚的小舟，漂蕩水上，頗有悠然的神氣。又《後漢書·鄧訓傳》說：「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箄上以度河，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可知今天我國西北黃河上游所用的皮筏子，是由漢代流傳下來的。 總之，在漢代，我國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等，確實相當發達。這都是當時勞動人民自己創造的。但是我們看到，在封建社會內等級制度很嚴，處處待遇不公平，地主官僚住的是高樓大廈，吃穿是錦衣玉食，勞動人民卻住的是蓬戶瓮牗，吃的是粗粒糠秕，衣不蔽體。勞動人民衣不得暖，食不得飽，顧不到在居住和交通等項問題上發展其積極性。千百年來，勞動人民在最低的條件下過日子，是苦不堪言的。由於階級壓迫，人身不得自由，加重了時代的局限性。我們回顧歷史，明了「大輅之制，始於椎輪」，後繼之人要繼承先業，更向前發展，把社會更往前推進一步。若是光對在古代墳墓里發現的帝王將相奢侈的用品讚嘆不止，而沒有注意到當時封建社會貧富懸殊、不平衡的現象和勞動人民的傑出創造精神，那就不是以主人翁自居，就是被統治者牽著鼻子走了。為了發揚祖國文化的傳統，正如郭沫若同志所說「加強自己的勞動，為今天和今後，創造出更新更美的世界」，是頗為正確的。 * * * [1]. 《後漢書·董卓傳》《東觀漢記》。 [2]. 王仲殊：《漢代物質文化概況》，《考古通訊》1956年第1期。 [3]. 《後漢書·戴憑傳》。 [4]. 《後漢書·陳蕃傳》。 [5]. 《周禮》。 [6]. 《三國志》。 [7]. 《資治通鑑補》。 [8]. 《漢書·爰盎傳》。 [9].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相和歌辭九·相逢行》。 [10]. 《漢書·楊王孫傳》。 [11]. 《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 [12]. 《昭明文選》。 [13]. 佚名：《三輔黃圖》等。 [14]. 《後漢書·仲長統傳》。 [15]. 《漢書·高帝紀》。 [16]. ［東漢］應劭：《漢官儀》。 [17].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一。 [18]. 《漢書·楊仆傳》。 [19]. 《漢書·終軍傳》。 [20]. 《杜工部詩集》卷六。 [21]. 《史記·賈山傳》《漢鄐君開褒斜道摩崖刻石》。 [22]. 《漢書·張釋之傳》。 [23]. ［西漢］陸賈：《新語》。 [24].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 [25]. 《後漢書·輿服志》。 [26]. 《漢書·黃霸傳》。 [27]. 史樹青：《有關漢代獨輪車的幾個問題》，《文物》1964年第6期。 [28]. ［清］魏崧：《壹是紀始》卷二十，舟車類「滿江紅始於明」條。 [29]. 《漢書·枚乘傳》注。 [30]. 王仲殊：《漢代物質文化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