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社會生活概述 · 二　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

漢「鼓吹種多」刻石 漢代是我國封建社會制度上升的時期。那時，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的人身依附關係比過去要放鬆得多，從西漢文景以後六七十年的休息，經過赤眉、綠林農民群眾的鬥爭，到東漢光武帝施行釋放奴婢、恢復工農業生產的政策，農業和手工業確實有了進步，超過了春秋戰國時期。所以，漢王朝在我國歷史上是一個比較繁榮昌盛的朝代。從歷史文獻的記載和解放以來考古學的新發現中，不但可以看出當時農業的發展，手工業製造品的精美，而且有著燦爛的文化，給祖國人民遺留了豐富而寶貴的生產經驗。 農業生產工具和耕作技術的改進 農業是廣大農民在長期辛勤勞動中，積數百年乃至千年的實踐經驗而發展起來的。所謂「大輅始於椎輪」，耕種始於播谷，說明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而是群眾的智慧，群策群力，通力合作，由粗到精，由用手而到用牛耕，由用耒耜到鐵制農具的製造，逐漸地豐富發展和積累起來的。 我國古代傳說，神農氏「斫木為耜，煣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1]。耕種始於后稷 [2]， 紡織則始於黃帝之臣伯余。《淮南子》說：「伯余之初作衣也，麻索縷，手經指掛，後世為之機杼，以便其用。」當然這種說法，將耕種和紡織的發明發展完全歸功於帝王將相等統治者了。清代文學家厲鶚就有懷疑，他說：「天下治物，創於臣，功歸於帝。」[3]臣就是指臣民，事物的創造者，應是直接實踐的勞動者。當然自古以來我國有不少科學技術的發明家，他們都是集中了群眾和前人的智慧，經過無數次實踐，才有所作為和取得成績的。唐代陸龜蒙寫過一篇《耒耜經》，認為耒耜是自從耕種五穀以來生民利賴的東西，是立國的根本。若是飽食安坐、遊手好閒的人，不求耒耜名（原作命）稱的意義，即揚子所謂「如禽者耶」。陸龜蒙曾親自參加過耕種，看見農具有犁、鑱等項繁多的名目，使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恍然若登農皇之庭受播種之法」，才知道自己學識淺薄，不覺「聳豎毛髮」，因而感覺到周遊列國的孔夫子，自以為「不如老農」，是一點也不錯的。 武梁祠畫像中的神農氏及耒耜 農民群眾在廣闊的天地里，與自然界作鬥爭，用雙手來克服天災人禍等一切困難，把荒蕪崎嶇的田地遍種五穀雜糧，植麻栽桑，變成為綠油油的田野，使河山錦繡美麗，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為了耕種，首先要造出耒耜等簡單的農具來，後來才用畜力逐漸代替了人力。 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殷商時代，我們祖先的先公先王中，有一個人叫作王亥，就能夠馴服野牛。到周代才使用牛從事於耕作和輓車。殷代龜甲文的卜辭中，為了紀念王亥「服牛」的功績，多記載祭祀王亥的事情。[4]《管子·輕重戊篇》說：「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自秦以來，農業逐漸地發展，到漢初，農業更加進步，已經普遍地使用牛來駕犁耕田，大概是三個農民用雙犁駕駛著兩個牛來耕種田地。然在漢畫像石上看，亦有一人耕地使二牛的。 陝西米脂出土的漢畫像石上的牛耕圖 漢代的三腳耬 漢代除了牛耕，還實行代田法。代田法是把每畝地分成可以通水的渠道，作為三圳，使田地每歲可以種休交替著使用。此時已有興修水利來灌溉田地和施肥的辦法。地頭上的溝渠上，駕起桔槔，取水灌溉田地。五穀收割登場碾打以後，用水碓來磨麵粉。到三國時人們又發明了水排，「韓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5]這樣做起來，每畝較沒有經過治理的「縵田」，收成要多一斛以上，搞得好的，產量還要增加數倍。故從漢初到漢宣帝時，歲歲得到豐收，即在統治者高壓和剝削之下，農民還得以有口飯吃，每石穀子僅值五錢。雖然是穀賤傷農，也說明了五穀豐登的現象。這種耕種方法，由內地逐漸推廣到邊境，像南方的九真、廬江地區的人民也開墾土地，鑄造田器，使用牛耕，生活富裕起來；西北敦煌地區的農民，逐漸改變落後的操作方法，使用耬犁來耕種田地，用力甚省，而生產的五穀較以前增加了五倍。[6]生產方法的改進，推動了全國農業生產的發展。 紡織業發展 人民生活的兩大要素，就是豐衣足食。足食而後，就要豐衣。古人所穿衣服的原料，一般都是麻葛，絲織品只是皇帝、后妃和官吏所穿的衣料。商人有錢，一穿上絲履，就算是躐等了。後來才較普遍使用繒帛和絲綢，因之就注意到養蠶和植桑。原來的桑樹，有高幹的樹桑，和矮乾的地桑（又名柔桑）兩種。 漢石刻畫像採桑圖 高幹的樹桑不便於採摘，而低矮的地桑（或柔桑）不但易於採摘，而且葉多嫩潤，營養價值很高，養出的蠶，能吐較好的絲。《詩經·豳風·七月》有詩句說：「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說明了這柔桑早在春秋時代，已經普遍種植。蠶的優良品種叫作「金蠶」。金蠶絲能織成質量高的絲綢。制絲要繅，都要經過艱巨繁重的勞動。把紡成的麻線和絲縷，擺在紡織機上，織時用手，一個手提綜，一個手穿梭，來回往復；經過複雜的程序，才能織成布帛。紡織技術後來慢慢地經過改進，將提綜的工作交給兩足，騰出兩手來輪流穿梭。腳踏紡織機發明之後，工作效率就比以前要提高得多了。織出來的布帛，提綜越緊、越密越好。綜密緊的，特別是上到十來綜的布帛，是供貴族和有錢的人穿的，粗的八綜（棕）布，是一般貧民以及把守邊關的戍卒所服用的。八棕布粗糙不堪，從近來在西北羅布淖爾等地發掘出來的遺物中，還可以看到那種粗布的形象。 漢石刻畫像紡織圖 經過無數職工數十年辛勤勞作，到了漢末傑出的科學家馬鈞，才發明了高效率的織綾機。在此以前用舊的織綾機，如前漢霍光妻顯，贈給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散花綾二十五匹，均出自巨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木鑷』，六十日成一匹，值萬錢。」織成一匹綾要費幾十天的時間，生產效率很低，成本很高。經過很長時間的反覆提煉，到馬鈞汲取前人的經驗，簡化了綾機的踏具，改造了綾機的綜運動機件。原來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躡就是踏具），六十綜者六十躡，馬鈞把它都改成十二躡，於是生產效率提高了四五倍。[7]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織成的布帛及原料——絲綜、麻線等，還須經過染色，敷上紅、紫、綠、藍、緇（黑）等各種鮮艷的色澤。這些顏色多半是從植物中提煉出來的，加上礦物中的礬石，融化配合而成。染紅顏色用的是茜草，染藍顏色用的是靛藍草。東漢時候，河南陳留一帶已栽種有大量的靛藍和茜草，因此漢代學者趙岐的《藍賦》說：「此境之人，皆以種藍染紺為業。藍田彌望，蔥蔚可愛。」 至於織成的繒帛，既精緻而且柔軟，所以漢代文學家王逸的《機婦賦》描寫機婦操作的經過說：「於是暮春代謝，朱明達時，蠶人告訖，舍罷獻絲，或黃或白，蜜蠟凝脂，纖纖靜女，經之絡之。」[8]經織女之手還要在繒帛上織出奇麗的花紋，敷上五彩繽紛的鮮艷顏色。漢史游《急就篇》形容繒帛色澤的鮮艷時說：「鬱金半見湘白，縹綠紈早紫硟，蒸栗絹紺縉紅，青綺綾縠靡潤鮮。」用現代的語言把它簡括地翻譯出來，就是：深黃淺白的湘素，在那裡閃閃（）地發光；青白蒼艾的紈綺，用縠石輾得平彰；黃若蒸栗的絹，紅若荔枝的繒，如火之欲燃；青色的綾羅，梁州的白縠，既有文采，又還潤鮮。絢麗斑斕的絲綢，粉白黛綠的色澤，何等光彩奪目呀！ 漆、銅、陶器製造和煮鹽冶鐵等手工業生產技術的提高 從西漢以來，為適應人民的需要，除了紡織業，其他手工業也相當發達。從現代發現的古器物和史書記載來考察，這些手工業的種類極為繁多，最引人注意的有制漆器、製鹽、鑄錢、冶鐵、冶銅器、造兵器、鑄鏡、造度量衡、造璽印、造陶器、造舟、造車、做木器、做竹器、編草、雕琢玉石、製造紙張筆硯等。《考工記》上記載有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搏埴等加工製造方法。這些工種大半都是官營手工業，如尚方、織室等類，也有農民業餘的手工業作坊。在都司空、尚方監統治之下的巧工、工人師傅和工奴等大批的手工業者，都是無家可歸的貧民，以及被責罰充勞作的刑徒，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他們製造出了極為良好優美的成品。在最近所發現的古器物中，如漢宮中所用金色燭台以及行燈之類，真是精彩耀目；銅盤銅盂之類，件件精緻；綾羅文綺，花紋奇麗，色澤鮮艷。這些物品，是集眾人智慧，而且是非一朝一夕之力所能製造成功的，就是一杯一棬，經過雕制和漆髹，要費數百人之力。從這些物品也可看出當時手工業的發達和某種手工業進行的程序，和做某一成品的精細分工。我們可以舉漢代樂浪王盱墓發現的漆杯銘作一個例子，漆杯銘說： 漢都司空瓦當 漢燈台 漢代的鐵農具 河北出土漢代鐵齒輪 漢代四川煮鹽圖 建武三十一年，廣漢工官造乘輿髹泊（漆）木俠紵杯，二升二合。素工伯、髹工魚、上工廣、淚工合、造工隆、造護工卒史凡、長匡、丞顓、掾恂、令史郎主。 最近發現的漢代古器物，不但品質優良，而且種類繁多，發現古器物的地點且遍及全國，說明了漢代開採礦產，搜集木材，以及設官製造的地方，已經相當普遍。我們不妨把《漢書·地理志》上所載有鐵官、鹽官以及有其他出產品的地方作一個簡表： 表1-1　漢代鹽鐵官及其他產品產地 從這個表里可以看出，產銅、鐵之區，凡四十六處，產鹽之區凡三十一處，產石油和石墨之區各一處，有服官和工官者八處，產漆之區一處，產木之區一處，產竹之區一處，產桔之區二處，畜牧之區二處。這不但可以看出我國之地大物博，採礦業發達較早，而且可以作為後人尋找礦產的途徑。 度量衡和天文歷算經驗的積累與發展 漢代農民和手工業工人不但發掘和擁有了大量的礦產和天然的財富，還製造出人民衣食的各種各樣精美的物品。為了使製造成品精益求精，更往前推進一步，勞動人民不但將工藝水平不斷提高，而且在技術方面有許多創造和發明。我不是說沒有科學家和技術家的功績，而是說科學家和技術家若是離開了勞動人民積累下來的實踐和經驗，則將是一事無成的。 古代的規矩 漢代的手工業者怎麼製造出這樣種類繁多的精美物品的呢？首先是有稱心應手的工具，即尺度和規矩。我們可從武梁祠後石室第五石上所雕刻的漢代圖像來看。 這幅圖片上刻畫著對面內向的人首蛇身的兩人互相糾結著，一個人手裡持著矩，就是方尺，另一個人手裡持著形之物，就是圓規。規的｜表示定中心的器具，向上的是用於畫圓的儀表，把安置在｜上，用—推移伸縮，使圓形運用自如，可大可小。其向上的｜和當為尖銳的形狀，不過石刻上年深月久，就變成粗線條了。這裡所說的矩和規，就是人們所周知的所謂「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矩本來是直矩，是分為九度的直尺。如用這個直矩向右折，上五下四，中間重複的地方便成了一個直角，叫作「倨句」。兩個有「倨句」的直角合起來便縱橫皆五，成為二十有五的積矩。我們還要說到把一矩的直角分開來的二分之一的半矩叫作「宣」。直角的分割變化無窮，因之勞動人民利用這個方圓角度的方法來製造交通的舟車、耕種和除草的鎛與鋤地的耰鋤等農具。[9]勞動人民無窮的智慧，製造了生產的工具。這也是我國的數學上勾股割圓的所由興起，在科學上建樹了馳名中外的成就。 武梁祠石刻畫像中的執矩圖 星象知識 古代農民為了耕種田地，發展生產，就要掌握什麼時候下種，什麼時候收割。明了一年中有春夏秋冬四時的更迭，才能夠不違農時。掌握春夏秋冬依什麼作為標誌呢？那就要看天空的北斗七星。在冬天下雪的時候，天上的北斗七星的斗魁下面的斗柄，由西經北往東移，那就是冬天快要完結，而春天又要來臨了。關於銀河星座中的牛郎、織女星，雖然帶有神話色彩，但是也可以說明人們已總結出夏、秋之間是牛郎耕地，織女紡織的時候。又如用晚上看見的參星，早上看見的商星，區分晝夜，等等。由此類推，在天空間可以認識更多的星宿。再如以赤道附近的恆星「中天」作為標準，也可以由日初黃昏時發現北斗七星的斗柄所指的方向作為標準，觀察四方的「四仲中星」，後來受五行學說的影響，在這四方之上又添上了「中宮」成為五宮。四中星後來又擴充到二十八宿，但仍舊分屬於「四宮」[10]，形成了初步認識天空現象的天文學的知識。在我國古代流傳下來的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星經，就是吸取了這些群眾積累的經驗，編纂而成的。 除空間而外，農民所最注意的便是時間。古語說得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說明了我國古代農民早有作息時間的觀念。但是一天裡要做些什麼，怎樣利用時間才能使工作提高效率，在計時的子、丑、寅、卯等十二時的方法還沒有劃分出來以前，只有拿日、月、星、辰、鳥、獸為識時的標準。（《夏小正》）最早見於史書記載的記一天早晚的名詞有「平旦」「日中」「日之夕」等。記夜裡早晚的，則叫作「夜半」「夜未央」「夜向晨」。以後慢慢地又把它劃分為甲、乙、丙、丁、戊，稱五夜。後來的五更，就是由此演變而來的。春秋戰國時代，把一天分為十二時，叫作「夜半」「雞鳴」「平旦」「日出」「食時」「隅（東）中」「日中」「日昳」「哺時」「日入」「黃昏」「人定」，雖沒十二支的名目，卻有劃分為十二時之實。及至漢代，才有以干支記十二時之法，時辰之名，所由興起。時是指時間，辰是指方位。把一天分為十二個辰次，就是說時間的移動在某個辰次上。如唐代小曲中還有「夜半子」「雞鳴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時辰」，等等，可以看出「夜半」「雞鳴」為時，「子」「丑」為辰的例子，鄉間的農民尚有「半夜子時」「日出卯時」「日入酉時」的習慣說法，就是時間加在辰次上的痕跡。 計時工具 用什麼工具來表達和計算時間呢？流傳下來的古代計算時間的工具和儀器大約可分為三種：一是日晷，二是表，三是銅壺滴漏。前兩種是用於白晝，第三種滴漏最宜用於夜晚。 表是八尺長的木棍或竹竿子做的，用來察看日影。所謂「日上三竿」，說明時候已經不早了。日晷是用石刻成圓形的器物。《說文》上說晷是日影。滴漏，《說文》上說：「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漏刻遇到了燥、濕、寒、溫，度數可能測量不準確。據桓譚《新論》說：「晝日參以晷業，暮夜參以星宿，財得其正。」可見這三種測日用具是相輔而行的。用竹木做的表最易於損壞，至於用石刻的日晷，用銅鑄造的滴漏，至今還有保存下來的，如清末大臣端方所藏漢代石刻日晷，就是一個例子。 漢銅漏壺復原示意圖 西漢初，每天時間劃分為百刻，每刻約合今十四分二十四秒。到漢哀帝時，漢規定為一百二十刻。王莽之後，因用法不便而中止。漢日晷是在刻有放射線條的圓形石盤中間開鑿一孔，置一銅製的箭，依日光照射產生陰影反映在所刻度數上，來計算白天的時間。這種指射時刻的箭，多半是由官府頒發（見《漢書·哀帝紀》），以表示慎重之意。在日晷的石盤上，僅刻有白晝的六十九刻，其餘的三十一刻，因屬於夜間，沒有日光的照射，雖有地方而無法計算。近人勞幹的《居延漢簡考釋》，曾以漢代夜半、雞鳴、平旦等十二時分法來計算，所列自平旦至黃昏屬於晝，從黃昏至平旦屬於夜，而平旦及黃昏為晝夜之際。晝時較長，每時得八刻又半，夜時較短，每時得八刻，於是晝時自平旦至黃昏恰得六十八刻，遂與端方所藏日晷上所刻的凡六十九刻為晝的刻畫方法，較為吻合。這種刻度與實際晝夜劃分的情況相比較，卻有些差異。若此石刻上劃分的度數，唯有在北緯五十一度，當今恰克圖、愛輝等地夏至一日方能如此。聞此石刻發現於內蒙古地帶，故其方位與當地的情況相合，因之只可說是時間的分配當以此為起始，規劃的晝夜度數則不能以此為斷。又晝夜漏刻因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亦有所更變。據《漢舊儀》所說：「夏至晝六十五刻則夏至夜為三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一刻則冬至夜為五十九刻。」又如立春晝四十六刻則立春夜為五十四刻，立秋晝六十二刻則立秋夜為三十八刻，較諸真夜為短、真晝為長。這個日晷上劃刻的晝六十八刻、夜三十二刻不過是作為標準，而隨時可以更定的。可以看出，漢代所刻的日晷，劃分於晝的為多，而劃分於夜的較少了，這也可說是科學由粗略向精密發展的一種表現。[11] 漢日晷刻石 漢延熹七年土晷刻文 自從有了刻漏劃分時間的新方法，不但便利農業的操作，而且應用於社會各方面。春秋戰國以來，在軍事上為了嚴明紀律，就利用了漏刻。例如，齊國的名將田穰苴，在軍門前「立表下漏」以約束軍士。到了日中，監軍莊賈還沒有到來，田穰苴就仆表決漏，立斬莊賈以徇，三軍之士皆為之震慄。又如漢昭帝死了以後，昌邑王劉賀急於繼承帝位，從昌邑馳車急往長安，「夜漏未晝一刻」[12]。刻漏的利用，一直到三國時代還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太史慈是東吳孫策較好的戰友，孫策大宴賓客，預備下盛饌，約定時間，「立竿見影」，來請太史慈，等候多時，到了那天日中，果然看到太史慈身穿白袍，騎著白馬，遠遠而來，孫策為之大悅。[13]這可見，有了刻漏，對於工作就便利多了。在漢代，測量日影屬於表一類的，還有一種叫作「土晷」用來測量日影的長短與時間的關係，由此而推測地球與天空間太陽的距離，發展而為量天的尺度，把我國的天文學推進了一步。 漢「會仙友刻石」 古代由雞鳴、未旦，改進而為干支計時的方法 [14]， 對於每日計時可算是推進了一步。當然還有能夠把一個月的日子排列起來的。古代計年月的方法，是按照月亮的盈虧而定的，月亮由虧到圓而又到虧，就是一個月。「一年望月九回圓」就應該從春、夏到秋、冬，月圓、月虧十二回就是一年了。早在殷商時代，把一個月的日子分為幾部分，都是按照著月亮的盈虧而言的。一曰初吉，是指著初一日到七、八日的；二曰既生霸（魄），是指著初八、九日以到十四、五日的；三曰既望，是指著十五、六日以後到二十二、三日的；四曰既死霸（魄），是指著二十三日到三十日所謂晦日的。[15]這只能是大約的計算，計時的數字還是不甚準確的。 到了漢代，對於月日的記載有較準確的數字，如在四川發現的石刻上有「漢安」，是後漢順帝的年號（142—144年）。又居延漢簡中有「六月十一日」「六月十八日」「五月十四日」等等，這可見用數目字記年、月、日普遍行於東漢之時，於是歷史事實的記載更為清楚可靠，尤其是對於年曆學有很大的貢獻。 度量衡 在農業生產中，必須掌握四時的寒暖、土地的肥瘠，才能夠把莊稼種植得更好，取得更大豐收，即所謂「不違農時，五穀不可勝食也」。五穀生產出來了，還必須檢查谷種的好壞和輕重，織出布來要審量布帛的長短，於是稱量穀物和布帛的度、量、衡器具因時而發明了。由於度量衡器具發明和廣泛使用，在從對銅製或瓦制容量器輕重敲打的聲音中，又產生出了音樂和其他的科學。 據漢劉向《說苑》記載：「度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為一分，粟者一黍也。」這就是說，度量權衡都是以一粒小米的輕重和長短積累起來而產生的。《漢書·律曆志》記載：「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最主要的是要把度量權衡搞得準確。 漢長安尺 斛（莽量） 第一是度。「度長短者，不失毫釐」。孟康註：「毫，兔毫也。十毫為厘。」清沈欽韓註：「厘，馬尾也，十馬尾為一分。」 第二是量。「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漢應劭註：「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孟康註：「六十四黍為圭。」清沈欽韓引《孫子算經》註：「六黍為圭，十圭為秒，十秒為撮，十撮為勺，十勺為合。」 第三是權。「權輕重者不失黍累」。漢應劭註：「十黍為累，十累為一銖。」劉向總結說，就是「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於算術」。這大概就是說我國古代算術所由緣起。 劉向接著用實物來作證明，並引申了這種說法，就是「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他以在音樂中發出宮、商、角、徵、羽五音當中最根本的聲音且律管最長的黃鐘作為標準。黃鐘的律管長九寸，加上一寸，便是一尺。以山西上黨縣所出產的顆粒圓而且重、顏色又發烏色的秬黍（小米），放在律管裡面，從一粒起，積累到一千二百顆秬黍的廣度，恰為九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就成為分、寸、尺、丈、引的五種累積的度數。因而，用銅製成了尺子來度量物品。清乾隆年間，在山西發現的漢建初慮虒（地名）尺，與上面所說的分寸頗為符合。不過，漢尺較短，只有營造尺的七寸二分。到了南北朝以後，因為北魏以來的統治者要增加徵收布帛，才開始增長。[16]劉向說：「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用黃鐘的龠（黃鐘的面積），來審度其容量。用「子谷秬黍」一千二百粒置在龠中，還拿井水作為水平準，量其平直，這就是一龠，合（兩）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就成為龠、合、升、斗、斛五種「嘉量」。這種嘉量是用銅器製成的圓形，直徑一尺，外旁邊有庣（有邊沿），上邊為斛，下邊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狀似爵（酒器），以縻（散）爵祿 」。從近來發現的「新嘉量」，可以看到它的形狀。這種銅器，敲打起來，還可以發出和黃鐘相似的洪亮聲音。「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也是因黃鐘之重而起的。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就成為銖、兩、斤、鈞、石五種權的制度。權是秤錘，用銅或鐵製成。已發現的秦權，輕重不同。權有大小，所謂「小大之差，以輕重為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如淳曰： 體為肉，孔為好），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由稱物質輕重的權，從而產生了衡。「衡運生規，規圜（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准，准正則平衡而鈞權矣」。以上所說的衡、規、矩、繩、准，叫作五則。這就是說：「規者，所以規圜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由）焉，以定法式。」 漢代科學家的發明和創造 《漢書·律曆志》里所舉度量衡的制度，都是以農民耕種所生產的穀物秬黍的顆粒作為基礎，而成為百工的法式和准規，逐漸產生了科學的萌芽。由這些用銅鐵木石所制的物品，從而發明了黃鐘，逐漸形成了五音和諧的音樂。在這個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正如漢代科學家張衡說的：「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所以他發明和製造出了「渾天儀」和「地動儀」。古代都是在竹簡和布帛上寫字和繪畫，雖然在西漢末或用破絮製造過粗糙的紙，即所謂「赫」，但還不能普遍使用。漢末劉熙《釋名》說：「紙，方絮也。」就是方塊的棉絮。自從後漢蔡倫積累了前人的經驗，開始利用樹皮、麻繩、腐爛的布帛和漁網，搗碎後造成紙（紙的出現，實早於蔡倫二三百年），後來的人繼續其業，精益求精，所造成的紙成色日佳，生產日廣，就普遍地為人們所利用。 除此之外，有上面所說過的三國時期的扶風人馬鈞，他製造了精巧的織綾機、指南車和抽水來灌田的翻車。能「使木人擊鼓吹簫，跳丸擲劍，緣倒立，出入自在」。晉代傅玄稱讚他說：「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為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他不自知其為巧，所以為世人所推重。因之張衡、蔡倫和馬鈞同為漢代的科學技術的發明家，對於社會都有很大的貢獻。這都是積累了千百年來人民創造的經驗，把它反覆實踐，精心製作而成的。當然，離開人民群眾的需要，不講求尺度的長短，閉戶造車而想出門合轍，亦是不可能的事情。 渾天儀模型 地動儀模型 指南車 翻車 陶風車 * * * [1]. 《漢書·食貨志》。 [2]. ［明］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一。 [3]. ［清］厲鶚：《樊榭山房文集·機神廟碑》。 [4].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九《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5]. 《三國志·魏書·韓暨傳》。 [6].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序》。 [7]. 《三國志·魏書·杜夔傳》注。 [8].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9]. 羅振玉：《武梁祠畫像序考》；程瑤田：《通藝錄·磬析古義》。 [10]. 夏鼐：《洛陽西漢墓壁畫中的星象圖》，《考古》1965年第2期。 [11]. 勞幹：《居延漢簡考釋之部》。 [12]. 《漢書·昌邑哀王傳》。 [13]. 《三國志·吳書·太史慈傳》。 [14]. 《三國志·吳書·太史慈傳》。 [15]. 《觀堂集林·生霸死霸考》。 [16]. 據《漢書·律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