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社會生活概述 · 一　漢代社會概況

自春秋戰國時期奴隸社會制度解體，封建制度逐漸建立，到秦代統一中國之後，改變了諸侯割據的局面，設置郡縣，建立中央集權制度，真正形成了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為了邊境防禦，有時發生戰爭，但是有鬥爭，也就有團結與和平。當時在我國西北地區的所謂西戎，早已與諸夏人民友好往來。 漢朝建立，與北邊的匈奴雖然進行過戰爭，但不久就結親，和睦共處。又像在東南的南粵和閩粵，西南的夜郎、滇、嶲，都和漢朝團結在一個領域之內。 據最近考古學研究，我國古代各民族，多出於一源。如《漢書·匈奴傳》上說，匈奴「其先夏後氏之苗裔」。常璩《華陽國志·巴志》上說，四川的巴國「為黃帝高陽之支庶」。若東北鮮卑、烏桓諸民族，多為有虞氏之後。雖然傳說不一定可靠，可是彼此之間，互有影響，當是無疑的。至於西南各兄弟民族，也有從馬來亞來的，同處一個溫暖的大家庭內。各民族的形成，自然有他們的特點，文字語言也有差異，但也有其共同之處。總的說來，自秦統一中國之後，各兄弟民族人民「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攜手並進，共同發展了經濟和文化。以往的人，往往把各族人民習慣於國內的風俗服飾，說成是「華化」，是不夠妥當的，應該認為是兄弟般的各族人民，彼此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我們祖國的人民，最能夠吸取眾長，因之胡人中有漢族的風俗，漢族中也有胡人的風俗。在我國歷史上不是有過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龜茲國喜歡漢代的服飾習俗的故事嗎？漢高祖劉邦更喜愛楚國巴渝的歌舞。在漢代，早有著名的外科醫藥藥方的流傳，因為匈奴人尤長外科。尤其是在語言文字方面，漢族語言中已有不少兄弟民族的詞彙，如北京常用的「胡同」二字，就是從元代蒙古語言中流傳而來的。所以說，祖國文化的發展，不能全歸功於漢族，而是由各民族融和會通、共同努力的結果。 漢族名稱的由來 漢族這個名詞，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從漢朝建立以後，才形成起來的。在秦漢以前，只有「華夏」的稱呼，而很少看見「漢人」這種叫法。在秦代統一中國之後，威聲遠及西域，當時各地稱中國人為「秦人」。漢滅秦以後，鄰邦人民還稱中國人為秦人。[1]《漢書·匈奴傳》上說，漢代的降將衛律，為單于謀劃，教匈奴人「穿井，築城，治樓，以藏（五）谷，與秦人守之」。顏師古注說：「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顧炎武說：「彼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猶後世言漢人耳。」還有清光緒間在新疆溫宿州拜城縣發現的《漢劉平國治□谷關頌》石刻上載：「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以七月二十六日發家從秦人孟伯山、狄虎賁、趙當卑、萬口羌、石當卑、程阿羌等六人來，共作□□□□□□谷關，八月一日始斷山石作孔……」王國維先生作跋說：「匈奴、西域皆謂漢人為秦人。孟伯山等六人稱秦人，知劉平國非秦人矣。」[2] 到了什麼時候才通稱中國人為「漢人」呢？ 原來漢高祖劉邦入關破秦後，因為有楚懷王的「先入關者王之」的諾言在前，項羽就假借楚懷王的名義，封劉邦為漢中王，說：「漢中亦三秦之地也。」劉邦心中非常不滿意。《漢書·蕭何傳》上有一段對話。蕭何諫劉邦說：「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說：「何為乃死也？」蕭何說：「……語曰『天漢』，其稱甚善。」孟康註：「語，古語也。言地之有漢，若天之有河漢，名號休美。」臣瓚說：「流俗語云『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所以，當劉邦逐步勝利以後，就以漢作為朝代的名稱。可是當時的情況，除了秦朝而外，楚是東南方面的大國。由於楚地勢雄偉，人民奮勇，還有三閭大夫屈原所作的愛國的、綺麗、悲憤的詩《離騷》，文化的燦爛是可觀的。因之，當時就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歌謠。到了秦亡，楚漢相爭，楚的勢力仍占上風，尤其是楚國的文化，楚國的服飾和歌舞，真是人所愛好，南北共傳的。與楚霸王項羽對抗的劉邦，習染了楚俗，喜歡楚國的歌舞，說明了他們旗鼓相當，大有平分秋色之勢。自從劉邦不專用力謀而以智取，戰勝了項羽，取而代之，建立了漢朝。在漢代的建築中有「漢並天下」的瓦當，還有「唯漢三年大並天下」的銘刻，作為宣傳。因而秦人改稱為漢人，遂有漢族名稱的興起。漢族不過是各兄弟民族之一，若由此引申而為大漢族主義，那就是荒謬之論了。 「漢並天下」瓦當 新城市出現 事情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就以我國的方域而論，從北方蒼茫的沙漠到炎熱的嶺南，從西部的喜馬拉雅山到東海，領域是遼廓的。祖國人民在這塊地方上土生土長，辛勤勞動，不斷地墾殖漁牧，發展生產。到春秋戰國的時候，大部分奴隸和農民從奴隸主和封建領主統治下解脫出來，獲得了能自耕的土地，開闢了大量荒蕪的田園。各地方的工商業也逐漸繁榮，出現了新的都市。當時除了成周而外，在齊國有臨淄，趙國有邯鄲，秦國有咸陽，楚國有壽春等。據說那時臨淄已經有四十萬人，商業興盛，建築物鱗次櫛比，來往的人「肩相摩而踵相接，舉袂成幕，揮汗成雨」。邯鄲更是各類人士雲集，婦女善於精歌妙舞。各地方趨時的人，都要趕學邯鄲人走路的步伐姿勢，才覺得漂亮。至於燕、趙之歌和湘、楚、巴、渝之舞，真欲取鄭、衛之音而代之了。這些城市僅僅局限於中原地帶，而未開闢的荒野地方還是很多的。 自秦統一六國，情況便不同了，開馳道（驛道），築堤防，交通比以前便利多了。到漢定鼎之後，便出現了不少新的城市，《史記·貨殖列傳》里所舉的長安、中山、廣陵、番禺、宛、潁川等都會的繁盛的景象更是可想而知。《漢書·地理志》把全國分為十三郡，所建置的郡國以及出產鹽鐵的地區，羅列得極為詳明。 當時出現的繁榮城市，到底有哪幾處呢？我們可以舉漢桓寬《鹽鐵論》里的敘述，作為概括說明。《鹽鐵論·通有篇》說：「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菑［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再加上《史記·貨殖列傳》中所列舉的廣陵和番禺，漢代比較大的城市，可以說是羅列略備。到王莽時，為了平抑物價，管制物資，疏通有無，以利於國家歲收，遂以長安、洛陽、邯鄲、臨菑、宛城作為五都之市，設立五均六筦的官職，作為管理貨物中心的樞紐。那時，前漢政府建立在長安，長安是全國的首都。後漢的京城才建立在洛陽，長安與洛陽即所謂二京。關中、陝南一帶經過修治，開渠通運，特別在關中修治了白渠，引涇、渭之水，灌溉田地，穀物豐富，因之關中之地，號稱為「陸海」[3]。 由於關中是全國首都所在，人口眾多，所出產的糧食要供給長安市民需用，還是遠遠不夠的。因之，當時每年要從關東轉運四百萬石糧食來供應京師，還要把四川廣漢的物資和絲織品之類，運到長安，補充衣料的不足。所謂關東，指的是齊、楚，就是現在的山東、山西、河南、皖北等地方。關東富足，則關中自然富足；若是關東饑荒，關東饑民逃荒到關中，那麼關中必然承受不起這種負擔，就處於變亂狀態了。關東這一塊大平原上所出產的穀物，對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呀！（據記載，像關東的山西晉陽、太谷一帶所出產的小米，肥美無比，淇水的竹林，是不可勝伐的。）從西漢到東漢，出產布匹和絲綢（漢代叫作繒帛）的地方是山東的任城（濟寧）、河南的河內、四川的廣漢，除了四川的廣漢，另兩處也都在關東。王充《論衡·程材篇》說：「齊郡世刺繡，恆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織造出來的這些布匹、絲綢，不僅運到長安，供給漢代帝王將相們享受，而且匈奴和西域的王公貴族也酷愛國內的布帛、絲織品作為服飾，因之這些絲織品的原料和做出來的衣服流傳到玉門關以外的邊塞之下；又由西域新興的城市高昌，輾轉運輸到月支、大秦等歐、亞邊境一些地方，使這條交通大道成為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西北各國爭著要獲得我國出產的繒帛，所以《後漢書·大秦傳》上說：「安息欲以漢繒與之交市，故遮閡漢使，不得自達。」使國際間的貿易，出現了空前的盛況。 漢長安城門遺址 我國幅員遼廓，氣候寒暖不同，山區河流和平原地帶不一樣，所以物產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由於廣大勞動人民同心合力，突破了自然災害的困難，使生產有了發展。例如，在漢代甚至到東漢的時候，渤海灣上漁陽一帶還不能種稻；五原是遊牧地區，本宜於種麻，但是當地人民還不大會紡織，冬天無衣服可穿，就臥在絨毛細草堆中，藉以禦寒，不敢出門。西南的少數民族地區，種田植谷還在用刀耕火種的方法；尤其是江南盛產蠶桑之鄉，在漢代只能生產「越布」，還不能夠紡織絲綢，甚至到三國鼎立的時候，曹丕嘲笑東吳的國主孫權說：江東所做的葛布，怎能夠比上我們北方所產的羅紈綺縠呢？就在那時，曹丕的母親卞氏送給楊彪的夫人袁氏常山郡房子縣（今河北臨城）產的宮錦百斤、文絹百匹，說明了北方盛產絹帛的情況。關於當時生產發展的情況，前後《漢書》的列傳中都有記載，由於文章過長，姑不多引，唯有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序》概括得較為扼要，我不妨把原文抄錄在下面： 九真廬江，不知牛耕，每致睏乏。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燉［敦］煌不曉作耬犁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谷更少，（魏）皇甫隆乃教作耬犁，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又燉［敦］煌俗，婦女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貲。茨充（漢）為桂陽令，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貯衣，民惰窳，少粗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燃）火燎炙。充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織履，復令種苧麻，數年之間，大賴其利，衣履溫暖。今江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教也。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績織，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崔寔為作紡績織紝之具，以教民得以免饑寒。安在不教乎？ 還有《後漢書·張堪傳》說： 由蜀郡太守遷漁陽太守，乃於狐奴（今北京市順義縣、密雲縣）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雙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這兩段記載所敘述的事情，是真實的。當然改變自然、發展生產的主要動力，是勞動人民，而不是桂陽令和漁陽太守。勞動人民是創造人類財富的英雄，領導者自然是在關鍵上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在當時，如沒有當地人民迫切的需要和勞動人民群眾齊心協力的創造精神，那麼縱有桂陽令和漁陽太守的領導，要達到比以前更高的水平，也是不可想像的。 交通發展，邊塞經濟繁榮 有漢一代，不僅自然面貌有了改變，發展了生產，創造了社會財富，建立了新興的都市，而且在廣闊的天地里，這些山南海北的城市間，穿山越嶺，鋪平了道路，修治了溝渠；在城市與城市間，設立了十里一亭，五里一堠，每隔三十里建立驛站，把這些城市聯繫在一起。在邊塞上還設置了屯田、城障和烽燧，鞏固了邊防，使國家的軍隊和行商旅客，來往於從長安到西域的大道上，熙熙攘攘，絡繹不絕。 這種交通道路暢通的情況，在漢代初年尚不能如此，而是漢初繼承秦朝統一國內後修治道路的基礎，經過廣大勞動人民長期不斷地辛勤勞動，逐漸建設起來的。就以西漢初首都長安和東漢首都洛陽而論，當時到關東、關西以及到四川成都和到江南吳郡的水陸交通，還是有阻梗的。 例如從漢中到四川，褒斜道長二百五十八里，中間全是崎嶇不平的山路，到後漢永平六年乃修作橋格六百二十三間，建立了五個大橋，設置了郵亭驛站，行人車馬得以暢通無阻。這樣大的工程，凡用勞動力「七十六萬六千六百餘人，用瓦三十六萬九千八百四器，用粟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餘斛」，從永平六年動工興修，到九年大功告成。從此，由「益州東至京師，去就安隱（穩）」。[4]又如從武都到洛陽，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馬驢負載，僦五致一。虞詡乃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辨數十里，皆燒石剪木，開漕運道，川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費用，增產鹽米，戶口至四萬餘 。[5]從長安到潼關，修鑿了運河，並整治了黃河的砥柱，關東的糧食布帛可以運到長安，供給首都。[6] 開通褒斜道碑 又如江南的道路，也是崎嶇不平。在戰國時代，吳王要爭霸上國，才開邗溝（在今江蘇揚州附近）通江淮，可是「戰艦仍不能達，只能由海入淮。若從常州經鎮江向北至江岸，則只有陸路，沒有水路」，因為從丹陽到鎮江中間，有山路隔絕，即所謂「嶄絕陵襲，施力艱辛」。到三國孫權時，才開通從吳縣舟行過無錫、武進、丹陽到鎮江的水道。《典略》記載：「先主（劉備）鎮成都，拔魏延於漢中，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從成都到昆明，道路險阻，東漢到三國時，使用氂牛的西南各族人民，修治了道路，建立了亭驛，由成都到越嶲的道路亦遂暢通。 漢代從關中到九真、日南、交阯等七郡，貢獻轉運，必須從東冶、福建（泉州）沿海來往，「風波艱阻，沉溺相系」。鄭弘奏請開闢了經過零陵、桂陽的嶠（山嶺）道，經過辟山越嶺，使這條道路成為自東漢到六朝以來，去九真、日南的較為坦平的要道，比泛海而行要便利得多了。[7]總之，從漢初到三國，經過千百萬勞動人民的艱巨的勞動，開山辟嶺，修治了道路，陸可以乘車，水可以行船，初步奠定了國內交通的基礎。 至於西北邊塞上，從漢武帝到東漢明帝以前，經過歷次經營，在河西走廊新辟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並在海頭（羅布淖爾）建立了居延城市，「築遮虜障以衛之」，其後更移貧民，試代田於此。在東北則設有玄菟、樂浪、真番、臨屯、滄海等五郡。在東南平定了南粵、甌粵、閩粵，建立了儋耳、珠崖、南海等九郡。在西南則建立了越嶲等郡，並直達滇池。軍隊物資運輸和行人、車、馬、船隻，都可以暢通無阻。正如《後漢書·西域傳》所說：「立屯田於膏腴之鄉，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名走驛，不絕於日月，商賈販客，日款於塞下。」這些地方不但是邊防上的重鎮，而且是各族人民攜手合作、慘澹經營、互通有無，把繒帛運到塞外，又把匈奴北單于的牛馬運至塞下的轉運基地和貿易點。在這些郡邑里，曾製造了數牛駕駛的戰車，修建了眺望防敵的樓櫓，形成經濟繁榮、各族人民會合的城市，當時叫作胡市，也叫作合市。[8] 四川出土的漢代陶馬車 四川出土的漢代車騎臨闕畫像磚 邊塞上，尤其是河西走廊一帶，地廣人稀，土地肥沃，不但宜於畜牧，而且宜於種植，大批關東農民乃至商賈負販，都遷移到這裡來，把荒寒的區域，開闢為牧場，或改變為良田。從漢武帝開闢之時起，到東漢光武帝年間，這裡已成為繁榮的區域。正如《後漢書·竇融傳》說：「融自高祖以來，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忤逆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人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堡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為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不但畜牧和農業發展，而且是國際貿易和東西文化交流的地方，敦煌遂成為東西來往的要道，是歷史上著名的國際城市。除敦煌而外，其次就是張掖。據《資治通鑑》卷四十二說：東漢「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張掖）最稱富邑，通貨羌胡，市曰四合」。胡三省注說：「古者為市一日三合，姑臧殷繁，故曰四合。」漢朝與西域交往，始於漢武帝時，到王莽時中斷。東漢初建立，光武時還處於停滯狀態，到漢明帝以後，才又恢復。從此，「三通三絕」[9]， 但是，東西的交通往來，人民的往返貿易，始終沒有停止過。 甘肅武威出土的東漢陶望樓 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魏晉以後，十六國割據之際，西部各州人民不怕形勢的孤立和外族的侵略與壓迫，建立了高昌國。高昌國在天山南北沙漠地區，獨秀一枝。人民從事勞動，發展生產，仍保持著祖國的文化，優秀的作品還留傳到後代，聲名遠揚於歐亞。高昌國，從鞠嘉開始，傳了九代，達一百四十四年之久，最後歸順了唐朝，又實現了祖國統一的局面。[10]高昌的情形雖屢有變遷，然而在祖國的歷史上，一提到高昌文化，總是能夠引人入勝的。 漢代的四民 漢代的人民，究竟是包括了些什麼內容和成分？我覺得就是古人所說的四民。要解釋四民，我們還得就漢代當時的情況而論。《史記·貨殖列傳》上所說的農、虞、工、商，是「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就是說，生產糧食的是農；「出山澤之材者謂之虞」，即指採取礦產和搜集山貨的勞動行業；進行成品加工的是工；產品交換中起作用的是商。最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所說的「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的根本。稍後，才把虞合併到工中去。《漢書·食貨志》說的「士農工商」，其中的士指知識分子。就是說這時才把「士」這個名詞加進去。我認為「士」雖然不是一個階級，但是作為知識分子的士，思想是敏銳的，可為勞動人民服務，也可以為統治者服務，起了一定的推動社會進展的作用；班固把「士」置於四民之首，不一定對，但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 我們還從階級觀點來分析。自從漢代秦而興起，建立了新的封建王朝。新的封建王朝對於人民的壓迫和剝削仍然是殘酷的。大量的貧苦農民僅能夠自耕一小塊土地，用收穫物的百分之十五交納捐稅（後改為三十而稅一）。沒有田地的農民還要耕種富豪的田地，與地主對半分成。[11]剝削雖然嚴重，然比作奴隸的時代有鎖鏈、無人身自由要強得多了。農民們熱心耕種自己的田地，為了獲得田地上較好的收成，便提高耕作生產的效率。男子們從事田野勞動，到了收割以後，三冬之餘，便和婦女幼兒們在夜間油燈底下績麻、紡織以及打草繩、做麻鞋。一月是三十天，加上夜間的勞動（頂半天工作量），一個月就能得到四十五個工作日，這樣辛勤勞動，就使當時農村出現了桑麻盈野、年歲豐收、五穀滿倉的局面。[12] 至於工業，雖然農耕之暇，也做些自給自足的家內手工業，豪富之家設有手工業作坊，但主要的還數官營手工業。在漢代的長安及洛陽，中央政府裡面專營紡織業的有東、西織室，專營製造銅器、陶器的有宗正屬官的都司空、少府屬官的尚方令，在地方上則有齊地臨菑的三服官。三服是指春、夏、秋三季所用的衣服而言的。除此，河南陳留郡襄邑和四川廣漢有服官，其他各地有製造銅器、鐵器、治鹽的銅官、鐵官以及鹽官等。在這些機構中，既有工人師傅，還有巧工。師傅們指導巧工製作精巧細緻的成品。[13]手工業工人大半產生於失業的農民，尤其是來源於成千上萬被統治者處罰受髡鉗的刑徒，他們受著統治者的責罵和鞭撻。 我們看到漢代的銅器、漆器和陶器上，差不多都鐫刻有工人的姓名。為什麼其他器物上不記載姓名而這些銅器、漆器、陶器上刻有姓名呢？是為著表揚工人嗎？不是的。史乘上記載，「工以記名」，《四民月令》上說：「物刻工名，以覆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14]就是要監督工人製造出成品，而且事事要負責，還要按件出活，如期完成，不能拖滑的意思。儘管手工業工人們日受鞭撻，生活那樣艱苦，但用千百人的力量，做出一杯一棬精美的成品，卻仍歸皇家、王公貴族等統治者們享受，剩下來的次品才為人民衣食需用。 漢代政府推行重農輕商的政策，但是商人經營商品貿易，惠通有無，有其實際的權利，因之輕裘肥馬，過著奢侈的生活。其結果是農民卻過貧苦的生活，窮無立錐之地，甚至「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正如晉傅玄《傅子·校工篇》上說的：「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於公室，農夫憂於隴畝而墮溝壑。」[15]當然惠通有無，從事國內、國際貿易的商人，也是漢代社會上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至於士人——知識分子，在漢代有為帝王驅使制禮作樂的叔孫通，有為加強封建思想統治而提出尊崇孔子、罷黜百家的董仲舒，同時有破除迷信的樸素唯物主義者王充、王符、仲長統等人，還有傑出的文史學家司馬遷、司馬相如，有科學發明家張衡、馬鈞等，也有為王公貴族幫閒的蒯通、枚乘等人。助紂為虐的更不在話下，不能一概而論。 以上所述的農工商士，雖然各起的作用大小不同，但可以說都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是社會財富和文化的創造者，也是被統治和被壓迫的階級。這裡再談談統治階級的情況如何呢？ 自漢高祖登上皇帝的寶座，建立了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權。在這個政權內有統治國家和壓迫人民的行政機構，有軍隊和監獄。其統治人民的階層最高的是皇帝，其次是同姓和異姓的王公貴族、大臣、外戚、宦官，以及其他的大小官吏和御用文人，構成了封建地主階級施行政治的集團。繼劉邦而後，漢朝統治者為平抑民憤，禁止兼併，也打擊了長安和關東的地主豪強。如歷史上所說的涿郡的大姓東高氏、西高氏以及其他的大姓巨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爭，故有「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16]之語。所謂大姓巨族者，就是指從戰國以來遺留下來的奴隸主以及六國貴族豪富的殘餘，以及一批「從龍」新興的封建地主分子。 在封建統治階級內部，也有一定的矛盾和鬥爭，漢朝統治者就拿孔孟之道的「以孝治天下」來維護封建統治的秩序，如有同姓王和異姓王起來造反，就群起而誅之。在兩漢的皇帝中，除了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發展了農工業生產，保衛了邊疆，光武帝中興漢室，重視農民，釋放了奴婢而外，其他皇帝都不足論。漢武帝由於開拓邊疆，因而引起苛征暴斂，對於人民有其好處，也帶來了災難。光武帝釋放奴婢，清查田畝，做得也不徹底 [17]， 政治並不見清明。至於東漢明帝以後，多是些短命的皇帝，即所謂「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後」[18]。那時的政權操在外戚、宦官和權臣手裡，他們彼此互相爭權，政治亂得不成樣子。到了漢靈帝的時候，賣官鬻爵，貪得無厭。這些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必然導致社會上的動盪不安，終於激起黃巾起義。漢朝的江山早已應該亡掉了，然而還不至於馬上滅亡的原因，正像《後漢書·左雄傳論》上所說：「往事雖折，而來軫方遒，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為之。」就是封建地主集團維持著搖搖欲墜的漢王朝勢力。 漢朝地主階級的勢力和成分中，除上面說的，還有依附於地主階級的遊俠和說客。所謂「三游」，荀悅《漢紀》說： 俗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時，先王之所慎也。 荀悅批評未必確當，但是遊俠和遊說之士，確是依附地主階級的一個階層。再者還有從奴隸中分化出來而依附權門的，如霍光門下的馮子都等類狗腿子。從農民或奴隸以及庶族地主中乘時風雲上升而為地主階級中的重要人物者也是有的，但是數量很少；而身份逐漸下降，成為賓客的，為數愈多，如西漢時淮南王和梁孝王的賓客。地主豪門養客，到東漢之末已成風氣。賓客太多，也就不值錢了，就變成跟像破產農民降為與奴隸同等的「奴客」的情況相似了。 封建地主集團家天下的政治統治，使貧苦農民等廣大勞動群眾再也無法忍受的時候，便被迫起來進行鬥爭，如發展到西漢之末，就激起了以樊崇為首的赤眉、綠林的起義，打擊了西漢和新莽的封建統治。到了東漢的後期，以張角為首的黃巾軍，突破統治者的缺口起義了。他們指責統治者「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就是說，天下不再是劉家獨霸的了。歷次農民軍的起義雖然失敗了，但是他們正義凜然，使統治者不得不縮手縮腳，有所畏懼。當然，在平時剝削和壓迫尚不至於凍餒的時候，農民群眾就在廣闊的天地里辛勤勞動，發展生產，在物質財富和精神文化上，創造出新的奇蹟，推動社會的進展。 * * * [1]. 日本人稱中國人為「支那」亦從「秦」得聲，而法文Chine又從日文音譯。英文China則從法文轉去而變了音。阿拉伯人最早來到中國時，正值中國隋代，故阿拉伯文稱中國為AL-Suin。至於俄羅斯人至今稱中國為Кnтай（直譯為「契丹」），足見其對中國了解之晚近與淺薄。 [2]. 《漢書·蘇武傳》；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二十《劉平國治□谷關頌跋》。 [3]. 《漢書·地理志》。 [4]. 《金石萃編》卷六《漢鄐君修褒斜道碑》。 [5]. 《資治通鑑》卷四十九。 [6]. 同上。 [7].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二「小其」條；《三國志·蜀書·張嶷傳》；《後漢書·鄭弘傳》。 [8]. 《漢書·食貨志》《後漢書·孔奮傳》《後漢書·南匈奴傳》。 [9]. 《後漢書·西域傳》。 [10]. ［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論》。 [11]. 《漢書·食貨志》。 [12]. 《漢書·食貨志》。 [13]. 《漢書·地理志》《漢舊儀》。 [14]. ［東漢］崔寔：《四民月令》。 [15]. 崔寔：《四民月令》。 [16]. 《資治通鑑》卷二十七。 [17]. 《後漢書·光武帝紀下》《後漢書·外戚傳論》。 [18]. 《後漢書·皇甫嵩朱儁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