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方仲集 · 傳說上之三代井田制度考

——讀書札記之一 井田制度在三代時曾否實際存在，學者紛紜其辭。南海康有為（長素）先生曰「制土藉田實為孔子定製，但世多是古而非今，故不得不託先王以明權，且以遠禍矣。井田，孔子之制也。」（《孔子改制考》卷九，頁二十一，庚申年京師重刊本，）胡適之先生則以井田為孟子「憑空虛造的理想的烏托邦」（參看《胡適文存》第一集，卷二，頁二四七至二八四）。郭沫若先生則以為在周金中「尋不出有井田制的絲毫的痕跡」，且綜合已發現之周金的材料可斷言「周代自始至終並無所謂井田制的施行」（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頁二九九至三〇五），而以為或為先秦學者據羅馬之都邑田野劃分法而創立之說（同書，追論及補遺十七頁）。凡此種種，今姑置不具論。蓋以自經濟影響言之，井田制度曾否在三代時實際施行，尚未見十分重要。就令無此事實，然有此思想，有此傳說，則亦已為後世土地改革之所取法。漢之限田、名田、代田，建武（武帝時年號）之際之度（見漢志），王莽之王田（前漢書王莽傳），晉之占田，後漢之露田（魏志列傳），齊之給授田（隋志），唐之口分永業田（唐志），宋之限田（宋志），清雍正中年之井田（皇朝文獻通考），太平天國之均田（天朝田畝制度及日本稻葉君山著《清朝全史》），等等制度，何莫非以此傳說上之井田制度為藍本也。至如橫渠先生（張載）更欲「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朱熹皇朝（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四]，是則欲以私人之力量，為井田之試驗。故知井田制度只就其古來之傳說，思想之本身而考究之，亦不無相當之價值，固不必因其有無歷史上的真實性而忽之也。今茲之作，蓋欲就其古來各家之學說而研究之，諸家附會揣測之說，亦多在討論範圍之內，良以所注重者在其思想，而不在其歷史上之證據也。爰定凡例如下： （一）關於井田制度最重要之典籍，為孟子，王制，周官，公羊，穀梁，韓詩外傳，漢書食貨志，司馬法諸書，本文即就以上諸書所載比較而解釋之。 （二）井田之制，有謂起於三代前者。杜佑通典云：「昔黃帝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井，鑿井於中。」錢塘溉堂考古錄云：「井田始於黃帝，洪水之後，禹修而復之。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也，溝洫既定，不可復變，殷周遵而用之耳。」但三代以前識於此。之歷史究已渺茫不可考，故仍以斷自三代起為合。 （三）本文詳於孟子而略於其他各家。井田之說，孟子先言之：其他各書，疑皆演繹孟子而成（理詳後）；則孟子之說在歷史方面似較重要，故亦詳述之。此其故一。孟子泛論三代，其言雖簡約，然可辨證之處甚多，非若他書之限於周制，此其故二。王制井田之說，釋之者有清談泰王制井田算法解一卷載在金陵叢刻中。周禮井田之說，考之者有清朱克己井田圖考兩卷。此二子之作，皆窮經年之力而成。詳盡蔑以復加。此外則他家之考證亦多。故不復再為論列。至若公谷韓詩……各書之言，終莫能逃孟子周官之範圍，且亦乏新義，故亦不必細論。若孟子之論，則成為千古之聚訟；以科學之方法，析疑發覆，端待後人，不揣淺陋，亦欲稍識孟子之說之真義，而得以解釋之。今茲之作，乃其發凡。詳於孟子而略於他家，此其故三。抑且各家之說，既由孟子而來，則孟子之說既明，他家之說亦可思過半。此其故四。 （四）本文原為著者在清華大學經濟班上之學期論文，所注重者乃經濟之思想，至於歷史上之考據，則以時間及學力所限，未得多及雲。 （五）本文倉卒草成，錯誤必多。且為讀書札記性質，蕪雜 駁之處，所在多有。大雅君子，尚望進而教之。 廿年五月六日，初稿。 一 孟子說 孟子井田之說，見於滕文公問為國章。此外北宮錡問（萬章下），與「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梁惠王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梁惠王上）等數語，亦可為互證。茲先將孟子所論之三代井田制度（貢、助、徹法）分述如下： 甲，貢法 孟子曰「夏後氏五十而貢。」朱子注云：「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是為十取其一。龍子曰「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蓋謂不問樂歲凶年，均取足此常數也。然閻若璩（百詩）則以為龍子所言乃戰國諸侯之貢法，而非夏後氏之貢法，閻氏曰：「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上錯乎？」（參看四書釋地三續）是以禹貢解孟子者也。任啟運亦曰：「龍子所譏之貢是後世弊法，非禹本制，看夏諺興歌休助，當時何曾有取民之虐來？」（四書約旨孟子卷三頁四）則反證之理由尚欠充足耳。 禹貢甸服（即田賦之事）之法謂：百里賦納總（禾本全曰總），二百里納銍（刈禾曰銍），三百里納秸（半藳去皮曰秸），事（服也，於納總銍秸外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四百里粟（谷也），五百里米，蓋量地之遠近，以定賦之輕重精粗。今附： （注）禹貢本論堯制，然托為禹所手定之書，故亦可通夏制。又崔述（東壁）曰：「按五十而貢即禹貢之咸則三壤成賦中都也，禹承堯舜之後，故法皆因其後，與湯武承先世之業而崛起一方者不同，故凡經傳所傳夏禮，即唐虞之禮。此外無所謂夏禮也。」（考古續說卷一頁十七） 按：貢法似無公田，故不能謂為井田制度。 乙，助法 孟子述助制曰：「殷人七十而助。」趙岐注曰：「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其說僅就字面解釋，將貢助徹之區分混而為一，自是錯誤。朱熹注曰：「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黃葵峰所言亦略同。可知一夫授田七十畝，所耕則為七十八畝又七五。歸於公者恰為九分之一，因其在私田之外，助耕而得，故名曰助。但與「其實皆什一也」一語不符。後儒喜為古人辯誣，故有種種解說，如任啟運曰：「九一以田之形言，什一以歲入之數言。」（四書約旨孟子卷三）焦漪園曰：「九一以區數說，九區之中，把一區養君子，而野人收其八區。什一以分數說，十分之中，把一分賦君子，而野人得九。」桂含章曰：「九一以田之區數說，什一以田之畝數說。」以九一說是指田之區數，理固可通，但何以解說田之畝數乎？故知其為牽強附會之說無疑也。朱子曰：「竊料商制，亦當以十四畝為盧田，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然仍為十一分之一，仍非什一。況盧舍之說已為後人痛駁無餘（注），故朱子說亦不能成立也。 （注）吳昌宗引詩疏，讀禮疑圖兩書駁論，斷定朱子所說，只根據韓詩外傳與漢書食貨志而言，文多不具錄。任啟運亦曰：「愚謂為廬必因地形稍高爽處，萬無在田中之理，且如朱子之說，則夏公無公田，民皆露處耶？」問得甚有理。余詳後。 然孟子以為周人亦用助法，故曰：「詩云：（小雅大田之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朱子注云，「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蓋所取仍為九一，與「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一語相合。孫詒讓曰：「周雖行徹，不妨兼存助法。」不為無見。（說見後） 由上觀之：助法取民為九一，所謂「九一而助」是也。所謂「其實皆什一也」者，意殆約略言之也歟？ 丙，徹法 孟子曰：「周人百畝而徹。」徹之解釋甚多。今略舉各家之說於下： （一）徹取說 趙岐孟子注曰：「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取人徹取物也。」依此而言，則是貢，助，徹，均無分別也，故知其不確。 （二）徹助同義說 金鶚求古錄釋徹法曰：「助徹皆從八家同井起義，借其力以耕公田，是謂之助。」通八家之力以共治公田，是謂之徹，其說與朱子相近。惟朱子通力合作指八夫同井而言，金氏則指公田而言，是其差別之點也。黃葵峰說與金氏亦同，曰：「百畝者八夫各授私田百畝，又共授公田百畝也；徹者八家通出其力，以合作公田，惟據公田百畝所登之谷而收之於官也」，均以為徹有公田，實為錯誤。觀於孟子之言曰：「惟助為有公田」，則徹無公田可知矣。（參看崔適三代經界通考） （三）合作均分說 合作均分說崔適主張最力，且矛盾之處尚少，然實源於朱子，故詳論之，朱子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又云：「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兩說均誤，今請先辯正前說。依任啟運言：「孟子明言上農所食之別，若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則勤惰無分，安得復有食九人至五人之別？其不為許子齊物之論幾希。」則可知合作均分之說決不能存在矣。崔適亦曰：「果用徹而通力作之，計畝分之與，則八家共耕此九百畝之田，而君與民共分其粟，中外一也，安能指某田為公，而某田為私？果用助，而中為公田外為私田歟，則八家各自耕其百畝，而代耕上之十畝，十畝之粟以奉上，百畝之粟以自食，判然不相通也，又安得謂之通力而作，計畝而分乎？」（三代經界通考）。故知朱子之說，不但不能存在，且亦自相矛盾也。至於後說，亦不可通。考廬舍之說，源於穀梁傳宣公十五年云：「古者公田為居，並灶蔥菲盡取焉」。韓詩外傳又演述穀梁傳而有以下之記載：「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古者八家而井，田方百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公家為鄰，家得百畝，余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各得二畝半」。班固因之作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趙岐從其說，注孟子五畝之宅，謂：「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又注方百里而井一節云：「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為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何休注公羊，范甯注穀梁，宋均注樂緯，咸與班志同。按孟子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百畝皆屬公，何得以二十畝為民之廬舍也？八家同養公田，何得各取十畝治之也？且若公田僅八十畝，則八夫其耕田八百八十畝，以八十畝奉上，是亦不過十一分之一耳，仍非什一也，或又有強解所謂什一，乃為十與一之比者，更覺牽強。詩甫田鄭箋云：「九夫為井，井稅一夫」，是鄭亦謂公田百畝，而非八十畝矣。又據金鶚邑考云：「五畝之宅，皆在邑中，猶今之村落然。詩所謂『中田有廬』者，乃于田畔為之，以避雨與暑，大不容一畝，必無二畝半之廣，在公田之中也。」是則以普通常識觀之，二畝半為廬舍之說亦站不住也。今於討論徹之真義之際，附帶談論及之。 （四）通計稅額說 姚文田周官辨非曰：「徹之名義，似較徹取之義，尤為了當。然其制度何若，終不能明。惟周官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徹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入，無煩更出斂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令百一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谷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謂之徹者，直是通盤核算，猶徹上徹下之謂，並非通融之義，於此求之，則徹法亦可想見。」（見求是齋自訂稿）信如其言，則公田之存在，尚覺多事，反不如（七）說之直接了當耳。 （五）通年之上下地之遠近說 孫詒讓籀膏述林卷一徹法考曰：「周定賦之法，與貢助不同者有二；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以年之豐凶為稅法之差也。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皆無過十二』，此以地之遠近之稅法之差也。蓋無論井田與不井之田，皆以此二法通計之，以較其羸朒而之斂法，是謂之徹。徹之雲者，通乎年之上下，地之遠近，以為斂法。」孫氏訓徹為通，然在通徵稅之方法，而不在通貢助之制度。吾人對其以周官解釋孟子其方法正當與否，不能無疑耳。 （六）通貢助而為一說 鄭玄周禮匠人注曰：「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子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實本於此。然崔適三代經界通考云：「按：徹也者，民共耕此溝間之田，待粟既熟，而後以一奉君，而分其九者也；是故無公田無私田。助也者，民各自耕所受之田而食其粟，而別為上耕其田以代稅者也；是故有公田有私田。徹自徹，助自助，判然不能相兼，助則不能為徹，徹亦不能復為助也。……稅其田之謂貢；不稅其田而藉其力以耕之謂助；通其田而耕之通其粟而析之之謂徹，此貢助徹之法也。十夫有溝，八家同井，其經劃之形勢然耳。使溝間之田不稅，而但藉之以耕，亦不得謂之貢；使井中之田有稅，而不藉之以耕，亦不得謂之助。貢，助，徹，之名分於法，不分於形勢。既謂之徹矣，安得復有所謂行貢法行助法者哉」。又曰：「朱子集注云：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余按：謂鄉遂十夫有溝是也，謂用貢法則不合；謂都鄙用助法是也，謂通力而耕，計畝而分，則混助於徹。余欲易其文云：『鄉遂用徹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都鄙用助法，中百畝為公田，外八區為私田』，庶為分明易曉。」（孟子事實錄下卷）是以貢，助，徹，三者截然不同——蓋崔氏之意以為徹者乃「合作均分」之謂也。孫詒讓籀膏述林卷一徹法考云：「夫孟子綜論貢助徹之法而以為『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明徹之為法必善於貢，而不及助，則其立法之大要與行法之細目，必較然別異，非徒沿夏殷舊制可知，說以一代稅法之正乃不行於王畿，而唯行於邦國，其義亦有難通者，非所敢信也」，亦可為此說不能存在之證據。 附註：清人東垣何貽霈著成周徹法演四卷（載畿輔叢書內）亦主徹為通貢助為一之說。此書用周官王制司馬法各書演繹徹法之一切制度，極為詳盡。 （七）徹去公田九夫一井說 時人陳顧遠云：「我嘗考『徹』字有通字的意思，和『去』字的解釋；『通』和『去』在現時很不相同，然古時當無大異，所以孟子只說『徹者徹也』，可見『徹』和『通』和『去』字義上原沒有多大分別。那麼，徹的意思，大約是指把井田制度取消而通之為散地，每夫受田百畝，沒有公田。這徹字起初或作為動詞用，後又變動詞為名詞，成為一種制度上的稱號。我雖沒有正面充分的證據，卻有一個較有理由的反證。徹法是一夫受田百畝，以十畝所收，歸之於官，乃十分取一。所以論語『盍徹乎』一語，魯哀公便答道：『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是明指十取一而不足。……照這說：五十，百畝，既沒有什麼分別，不是徹和貢名異而實同嗎？徹和貢的大要處，本是一樣；不過貢是計五畝之入以貢上，徹是百畝裡頭取出十畝以為君耕，還帶有井田制度一點餘味。其不能成為井田制度的原故，因井田制度裡頭，八家同井，中有公田；這裡公田已徹，變成九家，每家從百畝內取出十畝助耕公家，只好說是一夫所有的賦田了。」（孟子政治哲學頁八六至八七）考陳說源於任啟運之說，任之言曰：「……至周而人益眾。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而於百畝之中，各取其十畝之入以為徹，故孟子曰：『惟助為有公田』，則周無公田，斷可知也。但此時君民相愛，故凶豐皆上下相通，到得後來，民心漸狡，於是百畝之內，名以十畝與君，而私其豐饒，上其瘠薄。君之所入日薄。於是魯宣公躬行田畝，取其十畝之最豐饒以為例，而民亦無辭。其後哀公又不復計歲之豐凶，而但以田定賦，此徹法之所以變為校歲之貢，而為什而取二者也。」（四書約旨）又云：「周無公田，詩曰『雨我公田』何也？商制公田在私田外，周制於百畝中取其十畝之入，則公田即在私田中」。（同書）又曰：「解徹法者，謂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就同井而通計，此斷非也。孟子明言上農下農所食之別，若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則勤惰無分，安得復有食九人至五人之別？其不為許子齊物之論幾希！此同井中或一人以兵戍出及有疾病死喪，則此八家通力助之，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疾病相扶持』也。其餘則否。然則名徹何也？以通乎上下而名之也。貢之法，校歲為常，特於省斂之時，權為損減；徹之法，則與年上下：年豐則君民同其有餘，年凶則君民同其不足也。看貢字助字都從君民起義可見。」（同書）則以為徹之徵稅方法，為通年之上下[參看（五）說]，而與貢之校歲為常者不同也。 由上觀之徹之真義，究未易驟明。以上各說，互有長短，未可盡非。求一較愜人意的解釋，余意仍以為最後一說是也[（七）]。 或曰：「孟子不云乎：『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考之朱注云：『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是則徹法之義，孟子已明告吾人，本不必硬為求解矣。」曰：「是不然！孟子此說，是否即為徹法，尚待考證。如任啟運曰：『言請者，孟子就滕言滕，言為滕計，當如此耳，非周原有是定法也。』註：『周所謂徹法，蓋如此』，是朱子約略計度之詞，原非正意。（四書約旨孟子卷三）又曰：『若謂請野節原是徹法，孟子要行徹法』，則『盍徹乎，一語可了，何煩辭費乎？』（同書頁八）可知孟子此說，未能遽即斷其為徹法之解釋也。至朱注理論上之不通，已詳前第（六）說，茲不具述雲。」 以上述貢、助、徹之大意已畢，今請更討論其附屬發生之問題。 其一曰：「三代之所謂貢，助，徹，三法，其授田之畝數不同者何歟？」關於此問題，後儒有種種解說：或曰：「夏時民多，殷漸少，周時至稀，故授田有多寡」。或曰：「夏政寬簡，一夫百畝，只稅其五十畝，殷政稍急，增稅七十，周政煩，畝盡稅之」。或謂：「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田尚少，故授田止五十。殷時漸廣，周大備，故日增。」考之實際，各說多不可通。蓋井田工程繁密，有一定之溝洫經界，若「取十夫有溝百夫有洫之地，而劃之為九夫之井：取方里而井之地，而易之以十夫之溝百夫之洫，勢必盡壞以前之封疆塗畛而別造之，民之擾不可勝言矣。又取他夫之田以益此夫，而復別取他夫之鄰田以益他夫，遞移遞益，舉天下之眾，皆囂然而不得寧，尚得為王政乎？」（崔東壁語，見三代經界通考）考蔡邕獨斷謂：「夏尺十寸，殷九寸，周八寸。」是可為三代尺度不同之證。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東田即詩之南東其畝也，言南則以廬在其北而向南，言東則以廬在西而向東。一說古帝都西北，墾田偏在東南；周，秦，漢，偏居西，中原稱東土，故云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孔疏謂：「古者八寸為尺。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52畝71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123里115步20寸，與此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經文錯亂不可用也。」而陳澔謂：古步實為六尺四寸，周步實為五尺一寸二分。周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156畝25步1寸60分寸之4，與孔疏當今東田152畝71步有餘不相應，疏義所算亦誤。由此推論，則三代井田面積之不同者，實因尺度之差，與畝法之異。今據陳澔所說，古步實為六尺四寸，周步實為五尺一寸二分推算之。假定夏制一百六十步為一畝，則夏之五十畝恰當周之一百畝。假定殷制一百十五步為一畝，則殷之七十畝當周之一百畝而稍強。孟子之言蓋以周之尺與步為準，而推算夏殷畝法，以其成數言之耳。是可見三代授田之畝數，名雖異而積實同也。 其二曰：「井田之法必方乎？」任啟運曰：「程子張子盡之矣！方者有之，要不方者居多也。蓋方是法不是形。古之九數，第一曰方田，以其事最重，而算亦最難，故為第一。若其田果方，則執度以往足矣，安用算乎！如今之法，橫五尺，縱五尺，謂之一步，何嘗不方？橫七丈七尺五寸，縱亦如之，謂之一步，何嘗不方？究其所謂方者，乃以東西並折半，南北並折半（如東十弓西二十弓則折作東西各十五），而以縱與廣交乘之，算方而田不方，故謂之方田也。或疑古井田未及江南，此江南法，不可以論古，則齊、魯、燕、趙、晉、衛諸境，余嘗歷之，其高高下下與江南無異。惟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差異耳。而江南之圩田，其平廣更勝於北，蓋從古此地即從古，此山川山水之性皆以曲而善走，即廣野平疇，其脈必自山出。大約中出者必中高，邊出者必邊高，斷未有百十里直如絲平如砥者也。孟子方里云云，亦舉一方以為例耳。如天子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而周畿內自陝而入河南，其地斜長而曲，以開方法計之，則西都約方八百里，八八六百四十，東都約方六百里，六六三百六十；總計之，得方千里耳。孟子言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古人所謂方者大約如此。漢儒溝洫之圖，只是畫個硬局，與棋枰相似，其實天下安有此地哉！」（四書約旨孟子卷三頁九） 任氏又曰：「古人立法，必度土之宜，因地之利，如左疆以周索，疆以戎索，此其疆里之大不同也。如左氏異義，或九鳩當一井，或九度當一井；如今折平相似，是人不必皆百畝。周禮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如今盪塘山竹地科則不同，賦不皆什一也，百畝什一，亦舉平土以見例耳。」是言百畝什一，為當時（周）稅法之常，然亦度土因地，而有出入者也。推之貢、助兩法，亦何不然？ 其三曰：「三代之貢助徹法，是否通行天下乎？」曰：「似不然！」崔東壁考古續說曰：「世儒皆謂成湯代夏，改徹為助；武王克商，改助為徹。余按詩大雅公劉篇云：『徹田為糧，度其文陽，豳居允荒。』則是周之徹法，始於公劉，不始於武王也。公劉當夏商之世，而已用徹，則是諸侯各自順其土宜，初未嘗取五畿之法，強天下使皆從之也。民既相安於徹法矣，是以文武皆因之而不改。……然則商之用助亦當如是。相土上甲微以前，本用助法，故湯因之不改，非取貢法而改之為助也。」孫詒讓云：「助本殷之正法，而夏小正云：『初服於公田』。是夏時已有公田，為助法之權輿；徹為周之正法，而篤公劉亦云：『徹田為糧』，鄭箋釋為什一之稅，是亦徹法之權輿。蓋公劉當夏之末造，雖未有司 載師之法，而其肇端，實在彼時。逮文武周公更斟酌損益之，而其法大備矣。知助法之不必始於殷，則可知徹法亦不必始於周，而周雖行徹，不妨兼存助法，亦無足異矣。九服之大，彊索不同，周承二代而貢助兩法容有沿襲而未能盡革者，先王以俗教安，不欲強更其區畛，故周詩有公田之文，非謂周邦國盡為公田也。」（籀廎述林卷一頁五）故知貢助徹三法，不過各為夏商周三代稅法之正宗，未必通行天下也。且知貢法未必始於夏，助法不必始於殷，而徹法亦未必始於周；而曰夏貢，殷助，周徹者，則以三法各為一代之正宗，其規制在當時始最周詳，故各以歸之夏商周耳。 又近代學者，又以為井田之制，並非土地公有，而僅為貴族私有制。故種田之農夫，乃為佃民，而非田主。其測想之正確與否，著者未敢遽下定論。且此已涉及歷史上之考據，超出本文範圍以外，故不多及。 以上之枝葉問題，既已討論完畢，則傳說上之三代井田制度亦可得其大概。以下再言孟子以後之各家井田學說。 二 王制說 孔穎達禮記正義引漢盧植說謂：「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但經陳壽祺辨正，以為盧說出於史記封禪書，據封禪書，文帝時所作王制，乃本制，服制，兵制，非王制也。且史記謂文帝所作王制乃關於巡守封禪之事，今王制中既毫無提及封禪，而說巡守者亦只有一端，可見二者只是名目偶同，並非一書。俞樾云：「王制者，孔氏之遺書，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者也。王者孰謂，謂素王也。孔子將作春秋，先修王法，斟酌損益，具有規條。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王是否指素王，實未易定言。王制是否由孔子「先修王法」所定之法制，亦難知之。唯為「七十子後學者」的儒家「斟酌損益」之記，則無疑問。至其出書年代，疑亦後於孟子。故其所言之田制，亦完全根據於孟子，毫無新義也。茲將此書中關於田制之記載抄錄於下，而與孟子所載之說比較之：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此則與孟子北宮錡問一章，幾乎一字不易。 又曰：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十萬為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按此節首句實源於孟子。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即此制也。以下各句乃演釋首句而成，毫無新義。王制又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夫圭田無征。」二語均不見於孟子。周禮：士田亦有徵，士田即圭田也。故又與王制異。 此外王制中有關於當時（周）四海內地遠近里數之統計，可資參考。（「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與「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兩節均為此等記載。） 又王制所載尺度里數，所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均不可信，已詳前。 孟子北宮錡問一章朱子注曰：「愚按此章之說（謂班爵祿之制），與周禮王制不同（按王制班爵祿說與周官制亦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曲為之解乎？」斯為得之。 三 周官說 周禮之來歷，人人言殊：賈公彥以為周公所作（儀禮序及序周禮廢興），皮錫瑞以為孔子所作（三禮通論），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至姚際恆著周禮通論十卷始斷定其為西漢末年之書，康長素先生更斷言其為劉歆所偽托（偽經考卷三上頁二十三至二十四）。各說中自以姚康兩說為是，蓋周官經六篇自西漢前未之見，史記儒林傳河間獻王傳亦無之，至王莽時（即哀帝時）劉歆始列序著於錄略。歆欲附成莽業，而為此書。則其出書年代，晚在孟子之後，可斷言無疑也。周官所言井田制較他書獨詳，然與孟子公谷王制之說多相反。今略論之：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並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以達於川，」按，鄭注曰：「田一夫之所佃百畝。」又曰：「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又曰：「此畿內采地之制……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不田稅夫。」是則鄭氏之意以為此即貢法也。然貢法無「井田」，故愚意以為此即徹法。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按：此處言十夫有溝，與上匠人所載「九夫一溝」之說不同。鄭康成注則謂：遂人所言乃鄉遂行溝洫之法，匠人所言乃采地行井田之法。鄭樵通志力排其說，然其言更多舛錯。清朱克己云：「竊謂十夫有溝，猶雲千畝之地有溝耳。溝本九夫所有，而雲十夫者，蓋一井九百畝，東畔為溝，自西而東，積至九井，共九溝，其極東一井，逼近澮水，井間三遂之水，直可入澮，故不復設溝。則是十井九十夫之地，僅有九溝，非十夫有溝而何？至於洫澮川亦然……然則遂人匠人之文，雖若有詳略疏密之不同，而其為井田之法則同，蓋匠人主分數，遂人主積數，讀者但勿以辭害意，則知周家田井之制，實通行於天下，而無鄉遂采地之別矣。」（朱克己陳基合訂井田圖考卷上頁三十一）（按：朱氏另有鄭氏溝洫井田圖說辨附載圖說七幅載在下卷可參考。）朱氏之說，亦頗有理。惟以為井田之制實通行於天下，則不無可疑之處。井田之地，必須於平地為之，若高原下隰之地亦為井田，則窒礙諸多，未見其可也。鄭司農眾釋小司徒云：「井牧者，春秋所謂井衍沃，牧隰皋者也。」——考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楚 掩書土田之法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瀦，周原防：牧隰皋，井衍沃。」可知古之井田但行於衍沃之地，非謂盡天下之地皆井也。鄭玄注亦謂：「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是只以井牧為標準，而山林藪澤之地，其制又各有不同也。馬氏文獻通考亦以鄭（玄）說為是，故曰：「行助法之地（此指匠人『九夫有溝』而言），必須以平地之田，分劃作九夫，中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環之，列為井字，整如棋局，所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為之疆理。行貢法之地（此指遂人『十夫有溝』而言），則無論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授之百畝，所謂溝洫者——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為之蓄泄。……是以匠人之田……必有一定之尺寸，若遂人止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為洫，千夫有澮；蓋是山谷藪澤之間，隨地為田，橫斜廣狹皆可墾闢……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其溝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依馬氏之說：則遂人所言，乃為不劃井田而但制溝洫之制度。似比「井田通行天下」之說為較近理。 至於授田之法，周禮言之特長，為以前各書所無，亦可見當時經濟思想之進步。今略述如次：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裡。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余夫亦如之。」（註：「萊謂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余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註：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眾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 以上為三等授田法之大概：此外尚有以階級而分之制度，其所授畝數為普通農夫田五分之一，如載師內之士田、賈田、官田是也，又有無稅之田，如藉田（見天官甸師），加田（夏官司勛），等等是也。今均不事細述。 至於田制之行政，約略言之，則為遂人司井田間之交通，近人司井田間之水利，草人稻人司生產暢導之責。此外有五正（如卿正黨正），四大夫，三師，二小司徒，一大司徒，其職在分配農地。今順及之。 四 公羊傳說 公羊至漢景帝時始由公羊壽與齊人胡毋子所寫定（見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其釋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曰：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注曰：『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畝案行，擇其善畝，谷最好者稅取之』）古者什一而藉。（何休注曰：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為公田）。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頒聲作矣。」 毛西河四書剩言（卷四頁十）曰：「公羊傳：『多於什一，大桀小桀；少於什一，大貉小貉』則似反從孟子語襲入之者。」蓋定論也。 此外尚應注意，則公羊之釋「初稅畝」，只及稅制，而不及田制耳。 五 穀梁傳說 唐楊士勛謂穀梁為穀梁赤所作。徐彥公羊傳疏則謂穀梁乃是穀梁氏之著竹帛者題其親友，故曰穀梁傳，當為傳其學者所作。四庫全書總目謂：疑徐彥之言為得實，但誰著於竹帛則不可考。阮元穀梁傳註疏校勘記序則引鄭氏「穀梁為近孔子，公羊為六國時人」之說，而斷定穀梁先於公羊。又謂其書非出於一人之手。陸德明釋穀梁傳註疏序（按，序為楊士勛所撰）謂：「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徑於子夏，為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按此二人均漢初人），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為郎，由是穀梁之傳大行於世。」綜合以上各說觀之，當知穀梁之書至漢初始寫定。穀梁之釋春秋「初稅畝」一語則兼及田制，其言曰： 「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集註：悉謂盡其力。）古者公田為居，井灶蔥韭盡取焉。」 徐邈注「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謂：「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是此時公田與井田之制仍在，其說當不可信。孔廣森注謂：「去公田而九家同井，每畝稅取其什一。」是則公田雖廢而井田仍在，且稅法亦由九一而減為十一，更不足信。魯宣公時當無井田制度存在，故知穀梁公羊均以孟子之井田制解春秋「初稅畝」三字也。 胡適之曰：「依我看來，『初稅畝』不過是魯國第一次徵收地租。古代賦而不稅，賦是地力所出，平時的貢賦和用兵時的『出車徒給徭役』都是賦。稅是地租——純粹的Land Tax。古代但賦地力，不征地租。後來大概因為國用不足，於賦之外另加收地租，這叫做稅。孟子不贊成稅（他曾希望『耕者助而不稅』），但他又主張『國中什一使自賦』。這可見賦與稅的分別，宣公初行稅畝，故春秋記載下來，其實和井田毫無關係的。」其言頗為切當。（參看胡適文存一集卷二頁二七一） 六 韓詩外傳說 漢文景時韓嬰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外傳言井田制云：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為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鄰，家得百畝。余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今或不然，今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構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谷巨，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此則憂時之論而托古以見意也。至其「餘二十畝共為廬舍」一語，乃由演述穀梁「公田為居，井灶蔥韭盡取焉」兩語得來。 七 漢書食貨志說 漢書食貨志之言曰：「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疆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壄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曰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班固漢書晚出，故其井田論尤為賅博，蓋乃參酌孟子韓詩外傳與周禮而成。其所言民受田歸田之幸，尤為以前各書所無。且對於耕種方法，言之獨詳。由是可見井田之說，至漢時而大備。據胡適之言，漢代的井田詳說，除食貨志外，尚有下列兩家：（一）何休公羊解詁。這又是參考周禮、孟子、王制、韓詩、食貨志做的。他不取禮的三等授田法，一律每人百畝，但加了一個「三年一換主易居」的調劑法。（二）春秋井田記。後漢書劉寵傳注引此書，所引一段多與何休說相同。（從何休公羊解詁一行起，均用胡適之原文。） 八 司馬法 司馬法一書，四部正訛謂為真偽相雜。姚際恆古今偽書考斷定其為後人偽造無疑。又謂其篇首但間襲戴記數語。可見此書之成，更在戴記之後。然司馬法今存之五篇，於井田制度毫未置喙。其論井田制者只見於逸文。逸文者，乃佗書所引，多不見於五篇中者也。（附註：漢志：「原書百五十篇，今存五篇，他書所引，亦有不見五篇中者，皆逸文也。」） 其言曰： 「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四匹馬匠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谷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 又曰： 「成方十里出革一乘。」（原註：「案有脫訛字」） 又曰： 「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從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從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百家，（愚按：此應為千字，想系印誤）。革車十乘，士百人，從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從二千人。」（錄自張澍二酉堂叢書道光元年初版） 此則行井田之制，而寓兵於農也。由上觀之：可知自井以上，有以四進者，有以十進者。說者謂以四進者為政治上之小單位，所以便軍事上之貢賦。以十進者為政治上之大單位，所以謀封建授受之便利。世又以為此為文王治岐之法雲。 （原載《廣東留平學會年刊》第二三期，19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