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訪中國茶鄉 · 第一章

初見中國，第一印象——登陸香港——港灣概況——維多利亞城——中國城，赤柱 與小香港——香港島概況——暴雨的威力——「歡樂谷」——中國人罷市以示抗議——山頂風光——氣候——島上的植物——少數幾種土生動物——定居點的一些不健康因素——中國居民的特點——形形色色的外國人——香港作為貿易口岸的發展前景 1843年七月六日，從英國啟程四個月後，中國的海岸第一次進入到我的視線當中。儘管我經常聽說，這一地區的山丘都很貧瘠、荒蕪，但我還是沒想到，這些山丘是如此荒涼。從船上看過去，到處都是一派似乎燒焦後的景象，裸露的地表上，花崗岩石和紅土隨處可見。樹木稀少，勉強成活的一些，也不堪它用，只能用做柴火，倒也正好滿足了這一帶中國人對木柴的需要。樅樹似乎比較適應這片土地，山坡上到處都是。但因為土地貧瘠，再加上中國人對樹木的砍伐，這些樅樹外形矮小，如同灌木一般。難道這片土地就是我在英國常聽說的「花國」[1]？一個遍布茶花、杜鵑花與玫瑰花的國度？ 經過幾小時的愉快航行，在穿過一些島嶼後，我們最終到達了美麗的港灣——香港，我們的船就停靠在維多利亞新城前面。香港是我見過的最好的港灣，港灣呈不規則形狀，長大概有八到十英里，最窄處只有兩英里寬，其餘則有六英里寬，到處都可以停靠船隻，是船隻避險的理想之地。在港灣南面，是香港山，北面則是中國大陸的山體，港灣就嵌在兩者之間，被四周的山體掩蔽著，即使遭遇最猛烈的風暴，船隻也完全不用擔心安全。 新建的維多利亞城就坐落在香港島的北部，沿海岸鋪開，並隨著山勢向南陡峭抬升。這時候的維多利亞城還顯得有些奇特，從海上看去，也不太規整。但隨著各項城市規劃的實施，更多漂亮房子建起來，這個小城市將成為一個很美的地方。等到我1845年12月份離開中國的時候，維多利亞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新房子、新街道，就像變魔術一般豎立起來了。一些大型市政建築，比如供士兵居住的軍營已接近完工。商人們的堅屋華廈也建了不少，還有一些正在建造當中。維多利亞的西側還建了一個中國城，主要是中國人居住其中。沿著海岸鋪了一條路，美麗的皇后大道，長約數英里，路兩邊新起了很多漂亮的房子，很多很不錯的商店，比起廣州的商店來，它們可能還有點遜色，但肯定和澳門的已經不相上下了。事實上，很多澳門的商家已經把他們的事業轉移到香港來了。自從英國人離開澳門以來，原來做生意的那塊地方已經沒什麼價值了。香港的市場也很興旺，在這兒，你可以找到從大陸運來的中國各地的產品，比如中國土產的水果、蔬菜等；雞、鴨、野鴨、鵪鶉、野雞；各種各樣的肉類；事實上，只要你有錢，不管你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什麼樣的東西都可以買到。 此外，像英國的西紅柿、豌豆，以及其他一些外國蔬菜，也是一年四季都有大量供應。 在新城之外，島上僅有兩個值得一提的中國村鎮。它們都在島的南邊，以前叫做香港仔和赤柱[2]，後來被總督德庇時爵士[3]改為斯坦利和阿伯丁[4]， 其實就是兩個漁村而已，阿伯丁位置更重要一些，所以政府在這兒一直駐紮了一支軍隊。 香港島是珠江口最大的島嶼之一。從東到西，全島大概有八英里長，最寬處也不過六英里，最窄處則只有三英里，形狀很不規則，向海中東邊突出一塊，西邊伸出一截，但也因此形成了很多海角與港灣。試想一下，一個狹長的島嶼，多山，從山頂伸向海面的斜坡上，高高低低地均勻分布著一些深溝大壑，這些溝壑，從山頂陡插入海，從上到下越來越寬，也越來越深。在山洪長年的沖刷之下，或者是山體崩塌的結果，這些溝壑中裸露出一些巨大的花崗岩石塊。溝壑中溪水充沛，中國人充滿詩意把此地稱作「香港」，更準確地說，「香江」——馥郁芬芳之江，正是從這些溪水而得名。可是在雨季，傾盆大雨之下，這些小溪暴漲成山洪，以萬鈞之勢從山間衝下，衝垮一切。1845年5月，維多利亞就經歷了這麼一場暴雨，雨水造成的損失是驚人的，很多房子被毀壞了，不久前花巨資建好的馬路被衝垮了，下水管道也沖裂了，很多橋樑以及公共建築都被徹底毀掉了。《香港人報》報道上面這場水災說：「水災給那些新修的馬路以及正在修造中的房子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倘若雨水再肆虐一兩個小時，很多房子就要被泡塌了。雨水還給人民生活帶來很多不便。五點鐘的時候，整個皇后大道，從市場入口一直到市場裡面，都被泡在兩到四英尺深的洪水中。上山的那些街道，此時都還在不斷為皇后大道這個大「湖」輸送水源。特別是卑利道[5]，洪水從山上衝下來，把它面前的一切都裹挾而去。水退之後，卑利道就如同一條幹涸了的河道，上面布滿了石塊與建築殘骸。從皇后大道通向海邊的各條道路也都泡在了雨水中，通向灰泥商行的那條街道有好幾個小時都急湍橫流，路兩邊的房子靠著匆忙壘起來的土牆才勉強逃脫厄運。大概六點的時候，雨勢雖然減弱了一些，但這條道路在之後的一段時間內仍然難以通行。有位苦力，試圖淌過德己立街，卻被馬路上的急湍沖得無法站穩腳跟，幸虧他及時抓住了一副床架。新近建好的下水道無法將洪水排走，造成了巨大的損失，附近一所新建的房子，進水達三英尺深，好幾段牆都被衝垮了。地勢較高的街道，其明溝系統也遭到破壞，有不少甚至是被徹底摧毀，只留下一點點痕跡讓人還能看得出此地曾經是街道。律政司司長辦公樓的外邊原本有一條路，遠處傾瀉而來的水流使得這條路也變成了一條河，水流咆哮著衝破辦公樓廂房的屋項，將辦公室的大部分東西都席捲而去。大半條皇后大道都被兩三尺厚的泥、沙覆蓋，幾乎所有的排水溝也都被淤塞了。軍需部的橋樑被沖跑了，黃泥埇[6]的橋樑也消失得不見蹤影了。有幾個中國人埋在垮塌的房子下面，失去了生命。 聽說薄扶林村[7]也有山洪暴發，衝垮了一處茅棚，裡面住著一些修路的中國苦力，除了三位因攀上樹木得救，其餘的苦力都失蹤了，很大可能是被衝到大海中去了。」 島上可供耕種的平地很少，嚴格說來，只有維多利亞東邊兩里外的黃泥埇這一塊平地，英國人把它叫做「歡樂谷」，可它也不過二、三十畝而已。此外便是山腳下的小塊土地以及山間的一些梯田，加起來也沒多少。過去，中國人常常在黃泥埇種些糧食和蔬菜，但這個地方很不衛生，政府擔心，種植所需用水遭到污染後可能傳播虐疾，於是禁止本地人在黃泥埇種莊稼，並且開始著手把這塊土地排乾。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看出，島上的生活完全仰仗中國皇帝治下的大陸來供應，至於供應與否，則全看他的喜怒了。現任總督德庇時爵士就職後不久，就在香港立法院的建議下通過了一項法律，要求島上現有居民，無論英國人還是中國人，都必須登記在籍，接受大英帝國派出總督的管理。出於其對外國人一貫的猜忌心理，中國人認為這條法律不像字面上那麼簡單，是為了欺壓他們而制定出來的。於是他們行動起來，反抗這條法律，所有的買辦和其他頭面人物為此召開了一個會議，決定切斷對香港的供應。接下來的幾天，一切都停了，苦力們不幹活了，裝運物資的船也停航了[8]。他們想用這種罷市的方式來逼迫立法會改變法律。最終他們成功了，立法會改變了登記法令，新條令更能照顧中國人的感受。 山頂景色極其壯觀，讓人印象深刻。高高低低、荒涼、粗糙的群山連綿起伏——海拔最高可達兩千英尺左右。極目遠眺，海面上散布著很多與香港島類似的島嶼。山的一側，美麗的香港灣就躺在我們腳下，港灣中擠滿了各式各樣的船隻。山的另一側，則是浩瀚的南中國海。 香港的氣候很不好，不論對歐洲人還是對中國人來說，這兒的天氣都已證明對身心不利。七月、八月是最熱的兩個月，溫度計顯示的最高氣溫可達94華氏度，最低也有80華氏度。日夜溫差通常在10度左右。冬天的時候，氣溫有時可掉到冰點以下，但這很少出現。只要太陽一出來，外出的話就必須帶上遮陽傘，如果你硬是不帶的話，必將為自己的愚蠢行為而後悔，因為這兒的空氣實在是太乾燥了，讓人難以呼吸，又找不到什麼東西來遮擋直射下來的陽光。但冬天如果寒潮到來，北風吹面如割，屋中又必須生火取暖。實際上，一年四季，這兒的氣溫都是變化無常的。 島上的植物還是讓人很感興趣的，特別是若干年以前，當這些本土植物還不太為人所知的時候。迄今為止，平地上我見到最漂亮的是某一紫薇屬植物，有兩到三種，花色則或紅或白或紫。夏天，當此花盛開的時候，它們就相當於我們的山楂花，但又比山楂花開得更絢爛。海岸附近野生著很多這樣的花。 更高一些的地方，在岩石縫裡，漂亮的龍船花到處盛開，在香港的陽光照耀下，紅色的龍船花是如此的鮮艷奪目。山谷之中則生長著各種蕨類與藤蔓灌木，沒什麼觀賞價值。但在流水不斷的岩石之間，我們發現了漂亮的唇柱苣苔，開著毛地黃那樣的紫色花朵，非常優雅，我很快就把這種植物選送給了皇家園藝協會，如今，在英格蘭的很多花園，你都可以找到它的身影。 島上樹不多，東一棵西一棵的。樅樹較為常見，中國沿海各處都有分布。杉樹香港較少，大陸則很常見。烏桕樹也是地產物種，但本地人卻不知道利用烏桕果。各種各樣的榕樹也很常見，有一種叫垂葉榕的，樹形很美。有幾種竹子長得也很好，配合周圍的生長環境來看，很是賞心悅目。 中國人只關心果樹的種植，在一些地方，有很好的果園，種有芒果、荔枝、龍眼、王枇、桔子、香櫞和柚子等。 儘管香港有不少本土的灌木、樹木品種，但整個島給人的感覺還是很貧瘠很荒涼。要想改變這一面貌，島上的土質是個很不利的因素。不過，政府的雄心，乃至居民們個人的努力與品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這種先天不足。幾年之後，香港，或者說維多利亞新城，將展現出與今天很不相同的面貌。我們只需看看香港已經發生的一些變化，就可以推知不久的將來了。前些時候顛地先生[9]、大法官凱恩先生[10]、渣甸先生[11]、馬齊森先生[12]在自家土地上，以及司徒瓦先生在那條上山的路上，都種了一些樹，如今這些樹已經長得很漂亮了。 島上地產的動物種類並不算豐富。我經常看到野山羊在人跡罕至的危岩峭壁上吃草。此外還有野鹿與狐狸，但很少見。鳥類則只有兩三種翠鳥，一些小鳴禽，以及少量斑鳩等，樹林、灌木給它們提供了藏身之所。大陸上的鳥類更多，當地人捉了很多野雞、鷓鴣、鵪鶉、鴨子、水鴨、丘鷸、鷸等，拿到香港市場上來賣。香港島的山中難得見到這些鳥兒的身影，一旦它們現身香港，就說明它們在大陸身陷囹圄了。對於中國的窮人們來說，幸運的是，水裡的物產比陸地上的要豐富得多，每天送到市場上出售的的魚類品種，多得讓人難以置信。魚，與米飯一起，構成了中國人的主食。 沿著海岸線有很多花崗岩採石場，這些採石場給維多利亞新城的建設提供了石料。 島上很多地方的花崗岩都處在風化過程中，有些聰明人士據此推斷說，這也許就是島上流行 「香港熱」的原因，這種惡疾很難治癒，業已奪走了好幾百人的生命。 秋天八、九、十這三個月，很容易讓人生病。1843年我初到此地，島上籠罩著一片愁雲慘霧。有個叫「西點」的地方，建有幾個軍營，看起來好像與別處無異，但對於大多數駐紮在此的士兵們來說，這兒卻是一個傷心之地。 死亡率是如此之高，以至於總司令薩爾頓勳爵[13]不得不把那些倖存的士兵們撤出來，把軍營推倒。前面提到的黃泥埇，也就是所謂「歡樂谷」，是另一個高發病率的地方。我的一個旅伴，戴爾先生，以及他的合伙人，希望出來在新天地大展一番拳腳，住在歡樂谷，沒幾天，他們就染上病，再過幾天，就去了那個「永遠沒有回程的未知國度」。島上的其它地方，當時認為更安全一些，其實發病率也很高。 死去的人員中包括璞鼎查法官以及令人尊敬的馬儒翰先生[14]，他當時擔任中文翻譯一職，父親就是大名鼎鼎的馬禮遜博士。璞鼎查法官才出來不久，受政府委派正打算回英國，卻不幸染病身亡。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但用不著再舉例了，這些已經足夠證明，我們這個新的殖民地，當時的狀況有多糟糕，這種熱病又是多麼兇險，只要染上，就很難治癒。醫生們能夠開出的唯一處方就是趕快到澳門去，離開香港。 當時，島的南邊據信比北邊要更安全一些，維多利亞新城不幸位於島的北邊。人們普遍相信，新城應建在南邊，因為西南季風的緣故，南邊的空氣更新鮮，而北邊因山地的阻擋，大部分西南季風都吹不進來。但是，這一說法很快就被證明錯了，駐紮在南邊香港仔的軍隊，發病死亡率比那些在維多利亞城的還要高得多。 維多利亞的本地人口主要有小店主、商人、僕人、漁民以及苦力，各色人等混雜在一起。體面一些的中國商人都不願意把家安在這兒。如果這種局面不改變，我們不幸就只好和這個國家最下賤的人為伍了。城裡到處都是小偷與強盜，最近因為建立了強有力的警察隊伍，他們才收斂一些。 在沒有警察之前，一到晚上，就有盜匪拿著刀槍闖入民宅，將值錢的東西洗劫一空。這些膽大妄為的盜匪甚至連總督也不放過，有天晚上把總督府也搶了，另外一次則偷走了哨兵的槍支。這些武裝歹徒，有時人數可達100人之多，他們來去自如，沒人知道他們從哪兒來，又落腳在什麼地方。幸好這些偷搶事件現在很少發生了。我在島上以及附近大陸上閒逛的時候，發現本地居民們還是挺友好、文明的。我到過附近的峽谷、山地、村莊、鄉鎮， 從我與他們的交往中，我傾向於相信他們是這樣的人。但箇中原因，也許是因為我身上沒有他們所想要的，我總是非常小心，身上不帶任何值錢的東西，而我的衣服，經過在岩石與樹叢中的跋涉之後，即便對這些中國人來說，也是一點吸引力都沒有了。 自從香港被割讓給英國之後，島上的外國人口有了很大變化。以前，這兒只有幾個商人，互相知根知底，都是些很正直、很高尚的人。現在，來自各個國家的人，從英格蘭到雪梨，成群結隊來到這個天朝上國，混雜在一起。 作為一個貿易地區，我擔心香港不太容易獲得成功。華南的大部分進出口業務都必須在廣州進行，現在也還是如此，至少現在還看不出來將這些業務轉到香港來的可能。但是，對於很多商人來說，香港可以成為一個很重要的據點，特別是對於那些從事鴉片生意的商人。香港也可以成為各洋行的總部所在地，因為華南已經與英國、印度開通了汽船班輪，香港可以很方便地獲得英國、印度市場的最新消息。 而且，香港雖然有這樣那樣的不好，但如果再發生一場新的戰爭，香港的重要性也許就將得到確認。英國人不會忘記自己在澳門為了尋求葡萄牙的保護而付出的代價，他們不希望同樣的情況再次發生。讓自己的生命與財產庇護在飽經槍林彈雨、高高飄揚了幾百年的米字旗[15]之下，對英國人來說，並不是一點吸引力也沒有。 * * * [1] 譯者按：原文是「flowery land」。中華之「華」原意指花，福瓊應該知道「華」字的本意，所以這兒故意用花國來表示反諷。 [2] 譯者按，原文「Chuckchew」，應是「赤柱」的音譯。 [3] 譯者按，有時也譯做戴維斯，著名漢學家。 [4] 譯者按，斯坦利，原文作Stanley，即赤柱村所在，從英國首相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Stanley（斯坦利勳爵）得名，斯坦利於1841年擔任英國殖民大臣；阿伯丁原文作Aberdeen，其地即香港仔村所在，從曾經兩任英國外相的喬治·漢密爾頓-戈登George Hamilton-Gordon（第四代阿伯丁伯爵）而得名。福瓊以Stanley對應香港仔，以Aberdeen對應赤柱，順序顛倒。 [5] 譯者按，原文Peel Street。查香港輿地文獻，普遍認為這條道路是從1930-1935年間的香港第18任總督Peel爵士而得名。依福瓊此書，則Peel Street之名於1844年便有了。 [6] 譯者按，原文WANG-NAI-CHUNG，即黃泥埇，正式的英文名應為Wong Nai Chung。 [7] 譯者按，原文POKFOWLUM，現在一般叫做Pok Fu Lam。該村原名又為薄鳧林。 [8] 譯者按，德庇時曾在1844年8月透過訂立《人口登記法例》，設置總登記官（Registrar General）和總登記官署（1913年改稱「安撫華民政務司署」），對全島進行殖民地成立以來，第一次的人口普查和戶口登記，結果錄得全島人口共23,988人外，又不論洋人華人，一律徵收人頭稅，每年洋人5元，華人1元，事件引致大批華人搬離香港島，而隨後各界停工罷市，人頭稅方才暫緩執行。 [9] 譯者按，原文Dents，疑即英國人Lancelot Dent, Dent & Co(顛地洋行，也叫寶順洋行)的老闆。大鴉片商人。 [10] 譯者按，即1844年任香港總巡理官的William Caine。 [11] 譯者按，原文Jardine，疑即怡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的老闆William Jardine. [12] 譯者按，原文Matheson，疑即怡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的合伙人Matheson. [13] 譯者按，原文為Lord Saltoun, 即Alexander George Fraser, 17th Lord Saltoun (1785 – 1853)，曾參與英國與拿破崙的滑鐵廬戰役，後來又參與了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率英軍攻打鎮江，後駐守香港。 [14] 譯者按，原文J.R.Morrison，即John Robert Morrison，中文名馬儒翰，或稱小馬禮遜，著名傳教士與漢學家馬禮遜之子。 [15] 譯者按：作者在這兒引用了THOMAS CAMPELL(1774-1844)《英國海軍之歌》中的詩句：Whose flag has braved a thousand years, the battle and the bree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