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國際關係 · 第十二章 歐洲以外的世界

到1936年底，形勢已經變得很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強制性的全面安排已經失去了任何有效的基礎；而且我們將不得不考慮隨著可怕的行動而摧毀條約是如何顛覆了這些條約旨在確立的秩序的。但是，由於本書幾乎與其他每一本論述這個主題的書一樣，看起來不成比例地對歐洲的事務給以了太多的關注，因此在我們回到人們仍然關注的焦點問題之前，本章有助於恢復平衡；因為比起任何其他的領域，國際政治領域中的領導權不論好壞都仍然在歐洲的手中。現在我們要討論的一些國家在本書中只是稍加提及。其他一些國家則已經給以了過多的敘述；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唯一需要的是對近來的歷史發展作一論述。 中東 被人們簡稱為「中東」的、位於從東地中海延伸到印度西北邊界的那一系列複雜的國家，1919年以後變成了一個持續沸騰的地區並發生了一些驚人的變化。在這些國家當中，土耳其深思熟慮，放棄了伊斯蘭的宗教和傳統，並且通過將自己與穆斯林世界的分離，承認它的志向是成為一個近東和歐洲國家，而不是成為一個中東和亞洲大國。伊朗是東半球幸運地擁有最豐富的石油儲備的國家之一，在1925年篡位的專橫的國王禮薩·汗的統治下一片繁榮。阿富汗缺乏自然資源並夾在蘇聯的中亞地區和英屬印度之間，享受著有點危險的獨立，然而，由於1934年允許它加入國聯，其獨立地位得到了加強。 其他中東國家是前土耳其帝國的阿拉伯行省，它們的命運已經得到敘述。在所有這些國家中，阿拉伯民族主義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中的主要問題。將主要的阿拉伯領土在英國與法國的委任統治之間進行劃分，使那些期待著建立統一的阿拉伯王國的阿拉伯領導人極度失望。英國政府進行了一些努力來減輕這種失望情緒。漢志國王海珊的一個兒子成為伊拉克的國王，而另一個兒子成為外約旦的埃米爾。但是，由於不同地區的阿拉伯人之間——從文明開化的城鎮居民到原始的遊牧民——存在著傳統和發展的巨大差異，因此使問題變得更為複雜。阿拉伯的政治統一仍然是一個未來的夢想。但是，在戰爭當中為了使土耳其人為難，協約國刻意鼓勵阿拉伯的民族主義，而這種民族主義在戰後曾多次使阿拉伯人民捲入與委任統治國和生活在他們中間的非阿拉伯少數民族的衝突之中。 伊拉克作為英國第一塊委任統治領土，其地位從一開始就不同尋常。從沒有正式授予英國對伊拉克的委任統治，取而代之的是英國和伊拉克之間的一個得到了國聯批准的條約，在該條約之下，英國承諾「在收到請求……並且不損害伊拉克的國家主權的情況下」，向它提供「建議和幫助」。伊拉克對英國的重要性部分是由於它所擁有的豐富的石油資源，部分是由於它處於從歐洲到印度的直飛航線上的有利的地理位置。然而，英國的大部分輿論反對無限期地延長英國對一塊幾乎處於亞洲內陸領土的統治；伊拉克則受到鼓勵而期待著那一時刻，用國聯盟約的話來說，就是「能夠自立」的時刻的到來。這個結果終於在1932年達到了。委任統治得以結束，伊拉克與英國簽訂了為期25年的同盟條約，並成了國聯的成員國。伊拉克的獨立引起的最困難的問題是它的非阿拉伯少數民族問題，其中以庫爾德人和亞述人的問題最為重要。不幸的是，伊拉克加入國聯不到一年，在亞述人當中發生了騷亂，並導致了500名亞述人被伊拉克軍隊屠殺的慘劇。這個獨立國家大家庭的新成員——同時也是國聯的第一個阿拉伯成員——的持續穩定，看來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保留富有經驗的英國顧問們，他們繼續在政府的許多機構中幫助伊拉克政府。 英國在亞洲的第二塊委任統治領土被約旦河從地理上和行政區域上分為兩個部分，巴勒斯坦位於河的西岸，而外約旦在河的東岸。外約旦是一個純粹的阿拉伯國家；它的國際關係的歷史只限於偶爾與它的鄰國發生的邊界爭端。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卻出現了比其他任何委任統治地區都更為嚴重的問題。 有關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條款（這是為了履行英國政府1917年對猶太人的承諾）規定，委任統治國的責任是「將該地區置於那種將確保建立猶太民族之家的政治、行政和經濟的條件之下，同時保證巴勒斯坦所有居民的公民的和宗教的權利」。即使協約國政府在戰時並沒有鼓勵阿拉伯民族獨立的渴望，這個責任可能也是很難完成的。但是，對猶太人做出的保證和給以阿拉伯人的更為含糊的承諾（無論對錯，這種承諾被認為包括巴勒斯坦）之間相互矛盾，給未來帶給了嚴重的麻煩。1919年巴勒斯坦的居民幾乎都是阿拉伯人，估計大約不足70萬人。委任統治制度的建立使巴勒斯坦成為猶太人公認的中心，並因此而使這個地區向猶太移民打開了大門。在最初幾年中，猶太人的移入相對謹慎，但是當經濟危機籠罩整個歐洲時，猶太移民迅速增加，而德國的納粹革命開始之後，更多的猶太人離開德國湧入巴勒斯坦。到1934年底，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已經達到30萬人，而且如果當局不進行嚴厲的限制，移民人數還會進一步增加。猶太移民把西方的文明帶到落後的東方的土地上。柑橘的生產變成了建立在現代化生產線上的繁榮的大規模的產業；巴勒斯坦也很有希望成為中東的商業中心。猶太人的城市特拉維夫的建立和海法港的發展在現代世界中堪稱奇蹟。在整個經濟危機期間，巴勒斯坦是一個國內外貿易都飛速增長的地區。 在這種繁榮的浪潮中，非猶太居民也分享一杯羹。1919年到1934年，非猶太人口上升到90萬人，所以他們仍然以3∶1之比在數量上超過猶太人。但是，阿拉伯農民缺乏訓練，目光短淺並缺少資金，不能和猶太人相抗衡，而且發現他們在自己的家園裡已經令人煩惱地降到了低人一等的地位。如果小衝突忽略不計，在1921年、1929年和1936年都發生了導致幾百人死亡的、嚴重破壞和平的騷亂。關於這些騷亂的最為嚴重的事實是，它們不是針對著猶太移民的到來損害了阿拉伯人的利益並隨之帶給阿拉伯人的苦難，而是針對著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之家的整個原則。 1936年底，英國成立了一個皇家委員會去調查阿拉伯人騷亂的起因並提出建議。他們的報告於1937年7月發表，建議將這個地區一分為三：聖地永久地處在英國的控制之下，同時在加利利 [2] 和沿海的平原建立猶太人的主權國家，其餘的部分與外約旦合併成為一個阿拉伯國家。這個計劃遭到了各方面的攻擊，而且在提交給國聯委任統治委員會之後也沒有獲得它的支持。與此同時，暴行仍在繼續；不僅猶太人和英國人遭到謀殺，就是阿拉伯人也被謀殺，如果他們被認為是支持這種妥協的話。英國任命了另一個委員會去調查這個計劃的可行性；但是1938年該委員會的報告極為堅決地反對這種分割方案，使該計劃最終作廢，於是英國政府在倫敦召開了一個會議。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代表分別獲得邀請，並分別就他們的情況向英國政府陳述意見；如果有可能，以後將在一個聯席會議上制定解決問題的方案。但是沒有達成協議，於是英國政府決定強制實行它自己的解決辦法，該辦法的妥協的基礎，是規定五年之內猶太移民限制在每年一萬人的數字之上。與此同時，通過更為嚴厲的軍事控制而成功地恢復了秩序；但就整體而言，穆斯林世界也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安撫。對他們來說，巴勒斯坦本來就是他們的阿拉伯祖國的最根本的部分。然而在大部分的西方世界，特別是在說英語的國家的新教徒，他們熟悉《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敘述的歷史，但是對自彼拉多 [3] 時代以來小亞細亞的事態發展知之甚少，他們同樣確信巴勒斯坦自然應該屬於猶太人。另外，殘忍的逐步升級的種族迫害看來也使向猶太人提供某種避難場所成為一種國際需要。 委任統治本身規定把法國的委任統治領土一分為二：敘利亞和黎巴嫩。黎巴嫩是與敘利亞和巴勒斯坦邊界相鄰的狹長海岸，其居民中的大多數是阿拉伯的基督徒；這塊領土實行的是共和政體，在得到委任統治國通過定期的干預而給以支持的情況下繼續發揮作用。黎巴嫩的基督徒由於其宗教信仰而遠離了阿拉伯的民族主義運動，他們似乎對法國的保護而提供的安全是滿意的，儘管也稍有微詞。 另一方面，敘利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卻證明就像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主義一樣強大有力。在伊拉克，英國以犧牲少數民族為代價組建了一個統一的國家。在敘利亞，法國實行相反的政策，法國從敘利亞劃出原有的主要由非阿拉伯人居住的三個區域。其中的兩個區域——沿海的拉塔基亞和南部的德魯茲山區——置於法國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第三個地區——北部的土耳其人居住的行政區亞歷山大勒塔——成為一個自治省，處於敘利亞政府的名義上的宗主權之下；1939年6月，作為法國的整個地中海政策的一部分，法國簽訂了一個協定，根據該協定法國把這個行政區的大部分，即亞歷山大勒塔的桑賈克，割讓給了土耳其，條件是土耳其人要放棄對敘利亞的所有其他要求並停止在該國中的宣傳。這種肢解政策激起了敘利亞阿拉伯人的強烈憤慨。不時發生嚴重的反抗事件，最嚴重的事件發生在1925年，當時法軍炮轟了大馬士革；而且，從1933年起，敘利亞的憲法被完全停止實行。1936年，法國政府與敘利亞領導人之間開始了新的談判，並於11月以英國—伊拉克條約為藍本簽訂了一個條約。該條約批准之後，敘利亞將要求法國支持它加入國聯。但是批准條約的時間拖延得太久，以致到1939年初，大馬士革發生了民族主義者的暴動，於是協約國最高專員發布法令解散了議會並將行政權置於「五人執政委員會」的手中——法國控制了敘利亞的國防。 在阿拉伯半島，這一時期最令人矚目的事件是前內志的蘇丹伊本·沙特的崛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伊本·沙特支持協約國反對土耳其，同時他也接受協約國的津貼。在和平協定中他並沒得到承認。但是，在這個遊牧人口居住的邊界模糊的地區，他通過不斷的蠶食和有力的管理擴大了他的版圖；1926年他打敗並驅逐了漢志的國王海珊，兼併了漢志的領土並自封為漢志和內志的國王，隨後整個國家的名字也變成了沙烏地阿拉伯。伊本·沙特明確地實現了他的要求，被公認為是最強有力的、獨立自主的阿拉伯的統治者。沙烏地阿拉伯並沒有申請加入國聯。但是在1936年，它通過與伊拉克、外約旦和埃及簽訂條約而鞏固了它的國際地位。阿拉伯國家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團結，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是由於擔心義大利在阿比西尼亞得手之後的野心；而同樣的前提也使英國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關係增加了誠意。 儘管「中東」這個術語在通常情況下並不包括埃及，但是在這個對講阿拉伯語國家的簡短地概述中也必須提及它。蘇伊士運河的開通使埃及成為大英帝國交通的中樞；而且在戰前的大約30年中，儘管土耳其在名義上是埃及的宗主國，但埃及卻一直處於英國的占領之下。當1914年12月土耳其捲入戰爭的時候，土耳其的宗主權被取消，並宣布英國成為埃及的保護國。戰爭之後，風起雲湧的民族主義潮流使英國很難再維持這種保護國的地位；於是1922年，在與埃及的民族主義領導人達成協議的努力失敗之後，英國發表了一個宣言，承認埃及的獨立，但保留了英國對該國的國防權利、保護外國人和少數民族的權利以及英國與埃及聯合保持對蘇丹的主權。緊隨這個宣言之後的是對外國的一個通告，宣布任何外國對埃及事務的干涉都將被英國視為對其自身安全的威脅。 從這個宣言中產生的混亂形勢使雙方都陷入了困境。它們不止一次地企圖通過簽訂一個條約來使局勢正常化。但是直到1936年，當時義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勝利激起了英國與埃及改善它們之間互相關係的強烈願望，這些努力才獲得了成功。根據1936年8月簽訂的條約，英國承諾：在某些條件下，從埃及內陸撤出英國的軍隊，英軍只在運河區內駐紮；英國幫助埃及確保廢除治外法權條款，即廢除在這個國家的主要外國的國民所享有的治外法權；支持埃及成為國聯成員的要求；與埃及官員共同管理蘇丹。 在1937年5月8日蒙特勒召開的會議上，這些承諾得到了履行，當時有關各國宣布放棄他們的治外法權；5月26日批准埃及作為一個主權國家進入國聯。1938年埃及與英國談判了一個關於供給英國軍隊的協定，這些英軍是在以前的條約中留下來保衛蘇伊士運河的；於是儘管埃及堅持其獨立地位，但仍然完全忠實地履行它對英國的義務。 遠東 1933年3月日本退出國聯，使遠東的局勢日益緊張。日本很快鞏固了它對滿洲的征服並堅持它作為東亞主導國家的地位。它的第一個重要的政策宣言包括在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對新聞界發表的聲明之中。該聲明在談到日本「在東亞負有特殊責任」之後，明確宣稱「除了中國以外，沒有任何國家處於與日本共同承擔維護東亞和平的責任的地位之上」，而且日本「反對」由外國單獨地或聯合地援助中國的任何行動。這種反對涉及「在技術或財政援助的名義下」採取的行動（諸如近來由國聯提供給中國的）以及以提供戰爭物資或貸款，或以派遣教官或顧問的形式提供的軍事援助。該宣言後來被稱之為「日本的門羅主義」，在隨後的一些場合得到多次重複。1935年夏天，面對中國人的被動的抵抗，日本企圖將中國北部的幾個省份從中國其他部分分離出去的努力失敗了。但是在毗鄰滿洲的一條狹長的中國領土上，當地的日本軍事機關成功地建立了一個名為「冀東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權；隨後他們進一步通過蓄意干預中國海關當局活動的辦法，在這一重要的地區慫恿大規模的走私貿易——這是一個巧妙的花招，目的是將非法的利潤流入日本商人的口袋並使中國政府的資源枯竭、威望受損。1936年在中國的一些地區不時發生的謀殺日本人的案件，證明了中國人被激起的強烈的仇恨之感。 在中國內部，對日本的擔憂起到統一力量的作用，儘管比人們所希望的效果更慢而且更不完全。在華中地區，在鮑羅廷離開很久以後，許多當地的蘇維埃政權仍然是南京政府方面的眼中釘肉中刺，而且廣大的區域仍然在中華蘇維埃政府的控制之下。1933年以後，這些地區的大部分重新為南京政府所吞併。有組織的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仍然活動在中國西北；但是根據1935年共產國際大會制定的政策，現在這些武裝力量並不尋求推翻南京政府，而是加強和支持南京政府在華北的抗日行動。在華南，1936年夏天發生的反對南京政府的武裝起義沒有獲得支持，最終遭到了半獨立的廣州政府的鎮壓。在南京和廣州之間的合作似乎比近年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密切。於是到1936年底，在南京的中國政府在蔣介石將軍的領導下，逐漸加強了它對華中與華南的控制，並繼續保持著它對華北抗日的影響。12月，在西北前線發生了一場短命的叛亂；蔣介石本人被造反的軍隊羈押了幾天。然而，叛亂者的屈服反而加強了他的地位，於是中國似乎走上了統一之路，統一在抗擊日本侵略的旗幟之下。 但是1937年7月，日本軍隊和中國軍隊在北京附近發生衝突，並進而引發了一系列事件；於是在沒有宣戰的情況下，戰爭開始了。北京的人口被疏散，繼續抵抗的中國人逐漸撤退到黃河一線，同時，日本的海軍和空軍進攻了上海。到這一年的年底，日本人不僅占領了上海，而且攻陷了首都南京。空中轟炸使大量手無寸鐵的民眾遭到大屠殺，而且，不知是出於事故還是出於錯誤的熱情，日本的轟炸還附帶炸傷了英國駐華大使並在長江上游炸毀了一艘美國船隻和一艘英國船隻。但是歐洲事態的發展迫使英國將自己的憤怒限制在外交抗議的層面，而美國則接受了日本的道歉。與此同時，在中國代表把事實擺在國聯面前的情況下，國聯正式譴責了日本破壞條約義務的無理行動，並請求國聯成員國考慮它們各自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幫助侵略行動的受害者。 儘管日軍在裝備和訓練方面占有優勢併到處繼續大舉進攻，但中國的抵抗意志依然高漲。首先，已經成為臨時首都的漢口及其衛星城鎮於1938年7月陷落，然後到10月，日軍出人意料地輕取廣州。日本逐漸控制了所有港口，致使中國軍隊只能依靠他們能夠通過陸路得到的來自蘇聯的供應，或通過滇越鐵路的進口，或通過一條新建的滇緬公路獲得來自緬甸的英國的物資。到1939年底，日本人切斷了滇越鐵路；滇緬公路運輸壓力過大；而且不再能夠指望蘇聯的援助。但是中國繼續抵抗。 日本占領滿洲引起了蘇聯方面的嚴重憂慮並迫使它考慮各種對策。主要有以下幾種。首先，蘇聯尋求並獲得了美國政府的正式承認。其次，通過出售給日本（名義上是出售給「滿洲國」）橫穿滿洲的中東鐵路的俄國的股份，以減少與日本發生摩擦的機會。第三，它擴大了蘇聯在中亞的影響。由許多不同民族雜居的中國最西部的省份新疆，長期以來實際獨立於南京政府，並成為相互爭奪的當局進行周期性內戰的戰場。1933年，蘇聯軍隊和飛機介入一次當地的衝突，並使南京政府承認當地中國的地方長官能夠恢復秩序並重建他的權威。一時間蘇聯在新疆的政治和經濟的影響達到了頂峰。1936年3月外蒙古——儘管在名義上仍然處於中國的主權之下，但實際上自1921年以來就已經成了蘇聯的一個共和國——與蘇聯簽訂了一個同盟條約，規定一旦遇到外國侵略，雙方相互保證給另一方以援助；而且大約與此同時，史達林直截了當地告訴一位美國記者，日本對外蒙古的任何干涉都將意味著與蘇聯的戰爭。於是，就像日本在「滿洲國」建立的前哨基地一樣，蘇聯在新疆和外蒙古也擁有了前哨基地，儘管蘇聯對當地政府的控制不像日本在「滿洲國」的控制那樣直接。 美國與世界政治 1930-1933年的經濟危機在許多國家中導致了比美國更為災難性的後果。但是它在國家職能的普遍觀念上引起的變化，任何地方都不如美國的變化更為直接也更為激烈。在危機爆發之前，除了唯一的保護關稅的條款之外，美國保持著幾乎純粹的自由放任主義和不限制私人企業的原則。國家干預工商業仍然被普遍認為是不受歡迎的，非美國式的，甚至是不道德的。但這場危機暴露了這種觀點的明顯謬誤之處。當工業和金融的整個結構搖搖欲墜，十分之一的人口處於失業狀態時，勞資雙方都指望國家的救濟；於是羅斯福總統的施政歷史便成為一種在新的基礎上重建美國經濟生活的長期努力。當經濟開始復甦時，保守的勢力試圖重申他們自己反對最終被稱之為「新政」的政策。美國憲法授權國會「管制國內外貿易」。這只是一個能夠涉及諸如價格控制和規定勞工狀況等問題的有點牽強附會的解釋。政府對控制工農業以及保護勞工的一些更為激進的措施被最高法院裁決為違憲，並不得不被取消。但是1936年11月羅斯福總統以壓倒多數重新當選表明，大多數美國人是如何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國家調控的新原則的。 1933年以後的一些年中，國內的和平變革占用了美國政府的主要精力，以致外交事務降於次要地位。日本在滿洲冒險的最初影響是鼓勵美國與國聯合作。1932年夏天，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宣布，一旦巴黎公約受到破壞或受到破壞的威脅時，他們自己贊同美國政府與其他政府進行協商；而且在1933年5月出席裁軍會議的美國代表團宣布，一旦達成裁軍公約，美國政府將同意在未來的突發事件中與其他政府進行協商，並且不會阻礙它們可能決定採取的任何行動。但是，當裁軍大會失敗，歐洲和太平洋的形勢變得更加陰暗和更加危險時，美國的輿論卻迅速轉向了孤立主義方向。1935年12月在倫敦召開了海軍會議來研究當倫敦海軍條約於該年底到期時將產生的形勢。1934年底日本已經根據條約規定，提前兩年發出要終止1921年華盛頓五國海軍條約的通知；而且已經證明不可能讓日本繼續接受華盛頓條約的比率，或把它的艦隊限制在低於英國和美國艦隊的任何比率之上。倫敦會議的唯一結果是在英國、美國和法國之間達成了一個協議，規定事先通知他們彼此建造的或得到的戰艦，並限制不同類型戰艦的最高噸位。到1936年底，各締約國在其他方面將不受限制。 自1935年初開始，美國政府在國際事務中的主要目標就是避免捲入戰爭的任何可能性。在這一年，遵循減少它的義務的政策，美國決定從菲律賓——這個美國在西太平洋上的唯一基地——撤退，並且承諾在10年試行期滿之後讓這個島國完全獨立。同樣重要的是1935年夏天通過的中立法案，該法案授權總統，在戰爭爆發的情況下，禁止對交戰雙方出口戰爭物資和關鍵性產品。總統在義大利—阿比西尼亞戰爭中行使了這種權力；1936年2月對該法案的一個修正案進一步規定，在未來的戰爭中這種禁運不僅是可選擇的而且是強制執行的。該法案對交戰國附加了禁止貸款的條款，但意味深長的是，它把美洲的共和國排除於該法案的實施範圍之外。 與美國方面力圖把他們自己從歐洲和遠東的政治麻煩中孤立出來的做法相伴隨的，是他們同樣明顯的要求與其他美洲國家拉近關係。許多年以來，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各國中存在著對美國的傳統的不信任。門羅主義被廣泛解釋為含有美國為了維持秩序和保護外國人的生命和財產有權利並有責任去干涉中南美洲事務的意思。於是1903年古巴和美國之間的條約明確給以後者為了這些目的而進行干涉的權利。美國的海軍陸戰隊甚至從1912年起就駐紮在尼加拉瓜，只有一次短期的間歇，而自1915年以來就一直駐軍海地；但在其他國家沒有進行長期干涉。泛美會議（它的第一次召開是在1889年）並沒有消除被直率地描繪成「大棒」政策和「金元帝國主義」政策所產生的怨恨。 大約在1930年，部分是作為經濟危機的後果，美國的輿論開始脫離在中南美洲進行干涉的政策。1933年初，美國海軍陸戰隊撤離尼加拉瓜；而且就在那一年3月羅斯福總統的就職演說中，他宣布「美國致力於睦鄰政策」，這些話被認為預示著傳統態度的明確改變。同年，阿根廷共和國發起了一個新的公約，規定放棄侵略戰爭並且不承認利用武力造成的形勢。該公約受到美國的歡迎，並由許多美洲的以及一些歐洲的國家所簽署。1933年底在蒙得維的亞召開的第七次泛美會議是美國國務卿發表和解講話的機會。第二年人們就看到美國從海地最後撤軍並廢除了1903年美國與古巴的條約。1936年12月，在羅斯福重新當選總統之後不久，他便親自出席正在布伊諾斯艾利斯召開的第八次泛美會議，以此向拉丁美洲表示出非同一般的注意力；這次會議通過了一個條約，它規定：一旦發生威脅任何一個美洲共和國和平的事件，簽字各國將「在它們之間協商採取和平合作的方法解決」。儘管在1930年代有兩次戰爭損害了南美洲的形象，但在美洲大陸的國際關係比以往的任何時候都變得更加真摯友好。 與此同時，在美國的領導下，把美洲共和國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一致，以及阻止它們捲入其他國家的戰爭的雙重趨勢繼續發展，而美國自身也進一步發展了旨在保持中立的立法。1935年的法案條款和其後對它的修正案只採用了兩年；1937年又通過了一個新的中立法案。它重申在武器出口和貸款方面實行禁運。它禁止武裝美國商船，也禁止美國公民乘坐任何交戰國的船隻旅行——因為對他們的傷害可能使美國捲入戰爭。它授權總統對禁止用美國船隻向交戰國出口物資有自行決定權，根據「現款自運」的原則，那些能夠運輸這些物資的國家在付款之後將自行解決運輸問題。總統還被授權允許把物資運到「與美國接壤的土地上」——換句話說，可以運到加拿大——因為不可能從中斷運輸中產生衝突的理由。 然而，避免在歐洲承擔政治義務並不意味著完全的孤立。美國的輿論幾乎一致同意與歐洲的經濟合作政策，就像與其他大陸的經濟合作政策一樣。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充分利用於1934年首次通過、並於1937年重新續訂3年的「互惠貿易協定法案」，與包括大多數美國對外貿易夥伴在內的22個國家進行談判，以解決涉及在相互降低關稅和限制對貿易施加其他限制的最惠國待遇的基礎上的貿易協定問題。他相信經濟民族主義在最終導致戰爭的政治危機的發展過程中是一個主要因素，並認為在最大可能自由的、併兼顧合理的保護關稅的基礎上重建多邊貿易，將比單純的政治和領土的重新安排更能夠阻止獨裁政權、侵略與戰爭的重現。 在遠東，美國也表現出反對1934-1937年減少承擔義務的政策的跡象。總統有意避免承認日本在中國的軍事行動所造成的戰爭狀態，因為這樣的承認將導致中立法條款的實施並中斷美國對中國的援助。在中國人進行的戰鬥中，美國對他們表現出了明顯的偏愛，並通過進出口銀行使他們可以得到貸款。美國政府堅決拒絕放棄它在中國的任何傳統權利並在中國的通商口岸和水域完全保留著它的海軍和陸軍力量。1939年7月美國發表聲明宣布廢除日美通商條約，於是該條約於1940年1月最後終止。在國會以及這個國家的權勢集團的強烈要求下，美國與日本的貿易關係一直處在過一天算一天的基礎之上，而且對日本進口實行禁運的威脅或實行歧視性關稅的威脅也一直作為對日本進一步侵犯美國權利的一種威懾。在菲律賓群島和在美國國內，也一直存在著日益發展的、反對根據法律到1946年就要兌現的菲律賓的完全獨立的運動。在此期間，對菲律賓貿易的特惠待遇將繼續發展，要求政治和軍事撤退的對該法案的修正案也被反覆討論。 大英國協 在嚴格的字面意義上，英國與其自治領的關係不是國際關係，因此不屬於本書論述的範圍。但是由於這些自治領是國聯的成員（印度也是國聯的成員）並擁有獨立的外交權，因此在這裡必須提及它們的一些情況。 1919年，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聯邦和印度第一次作為國際社會的成員出現，當時它們依據自己的權利簽署了凡爾賽條約，但是它們並沒有按照正確的字母順序出現在其他簽字國的行列之中，而是被一起排在了「英帝國」的標題之下，這一事實表明國際社會並沒有把它們作為獨立的主權國家來對待；但是國聯盟約的第一條款使國聯向「一切國家，自治領或殖民地」敞開大門，這就顯然打算考慮它們所處的特殊地位。當愛爾蘭自由邦 [4] 在1923年申請加入國聯時，它的申請得到了國聯大會的批准，理由是「愛爾蘭自由邦是一個自治領，是組成英帝國的一部分，與其他已經是國聯成員的自治領具有同樣的情況」。直到1926年才打算進一步闡明自治領的地位。同年帝國會議規定，大不列顛和自治領「作為英帝國範圍內的自治共同體，彼此地位平等……以共同效忠英王而聯合，在大英國協中是自由聯合的成員」；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把這種地位建立在法律和憲法的基礎之上，該法案獲得英國議會的投票批准並為自治領所接受。 但是從這種定義中產生的國際形勢並非沒有受到這種模稜兩可的解釋的影響。英國政府（1926年以後它的正式名稱是「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的英王陛下政府」）始終堅持，無論是國聯盟約本身還是在國聯成員之間簽訂的國際協定，都不適用於大英國協的成員相互之間的關係。然而，這一看法一直受到愛爾蘭政治家們的攻擊；而其他自治領則基本上避免對這個原則問題表態。當1929年大英國協的所有成員簽署國際常設法院的「非強制性條款」時，這種分歧是非常明顯的。英國在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追隨下發表了一個保留意見，拒絕接受大英國協成員之間的爭端。加拿大和南非聯邦發表了同樣的保留意見，但附有一個聲明，暗示他們並不認同這樣的看法，即這樣的爭端本身是屬於國際常設法院的權限之外的。愛爾蘭代表團則根本就沒有對這樣的爭端發表保留意見。關於該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存在這樣的疑問（幸運的是該疑問註定停留在學理上），即如果大英國協的一個成員訴諸戰爭從而違反了國聯盟約，大英國協的其他成員是否要履行盟約第16條所規定的義務。 儘管存在這些理論上的困難，但是在基本問題上並沒有什麼重大的意見分歧。一些外國人認為國聯的章程給了大英國協6個投票權，並對此感到擔憂，但是實際上，這種擔憂被證明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在具體的問題上——只有這些具體問題才需要在日內瓦以大多數贊成票來決定——大英國協的成員是很少完全站在同一立場上的。在財政和經濟問題上，自治領和印度完全捍衛它們自己的國家利益並不惜反對英國的利益。在政治領域阻止印度的獨立行動；而且證明，大英國協成員之間的差別是強調的重點不同而不是本質的不同。加拿大自我感到安全並與美國接壤，強烈要求把保衛其他國聯成員的安全限制在最小程度。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似乎過於遙遠，以致長期以來不關心國際事務。但是它們時時擔心日本，並總是對任何批評它們的排斥有色人種的移民政策表現敏感。南非聯邦或許更強烈地關注安全問題，並且是少數幾個在1936年7月反對取消對義大利制裁的國家之一。愛爾蘭似乎更為關心確立它們獨立的原則而不是實行它們自己的國際政策。三個自治領——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南非聯邦管理著委任統治領土，它們每年向國聯提交有關這些委任統治領土情況的年度報告。1927年以後行政院的一個非常任理事國的席位總是由大英國協中的一個自治領所擁有。 1939年戰爭的爆發最終表明，這些自治領並不認為它們自己應當自動地遵循英國的領導，它們每一個成員都根據自己的權利、遵從它對自己的聲譽和利益的判斷而採取行動。 * * * [1] 巴勒斯坦北部的古羅馬地名。——譯者 [2] 彼拉多是古代羅馬統治的巴勒斯坦南部的審判耶穌的總督。——譯者 [3] 1922-1937年。——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