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國際關係 · 第八章 遠東危機

日本在遠東的地位可以與德國和義大利在歐洲的地位相比。它的自然資源不足以維持人口的迅速增長。它認為它被作為一個暴發戶來對待，而且其他大國妒忌地拒絕滿足它的願望。在華盛頓會議上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聯合施加壓力迫使它放棄它在戰爭中的戰利品並同意中國領土完整的原則。1923年一場災難性的大地震進一步迫使它放棄採取任何軍事冒險行動的打算。但1924年美國的移民法——該法案最終拒絕日本的移民進入美國——被認為是一個巨大的侮辱；而且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政策被幾個英國的自治領所效法。1925年，英國政府決定實行一項在新加坡修建第一流的海軍基地的長期計劃，似乎是對日本野心的另一個障礙。亞洲大陸仍然是日本擴張的唯一區域；是日本不僅能以平等地位，而且能作為征服者而出現的唯一地區。但是直到1931年9月，日本才重新開始發動華盛頓會議已經勸誘它放棄的進攻；在談到這個事件之前，有必要對在此期間的幾年裡中國與列強關係的主要線索予以評論。 華盛頓會議後的中國 1911年的革命使中國成為國內衝突的犧牲品；到1919年，廣州地區已經完全獨立於北京政府，該政府對這個國家的其他地區實行有名無實的統治。1922年在華盛頓會議召開的幾個月中，內戰爆發並蔓延到中國的整個北部和中部，這些地區分別屬於相互對抗的督軍或各省總督的權力範圍，在最北方，滿洲在精力旺盛的張作霖的統治之下實際成為獨立的地區。在中部，吳佩孚是幾個督軍中最有實力的，但從未能夠成功地統一這個國家。在南部，廣州是國民黨，換句話說就是民族主義黨的大本營，它由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們領導，他們曾在西歐或美國、或在中國的美國人辦的學校中接受教育，並吸收了民主和民族自決的思想。國民黨的主席孫中山在中國是最傑出的人物，他集幻想家和先知以及一個機敏的政治家的性格於一身。1923年孫中山成為廣州政府的首腦，他任用一個名叫鮑羅廷的俄國人作為他的主要顧問，後者很快在蘇聯的國際主義和中國的民族主義之間建立了有效的聯盟。 這些國內紛爭和中國政治中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反對外國控制——有極密切的關係。在19世紀，列強強加給中國一系列所謂的「不平等條約」，根據這些條約，中國不得不承認在中國的領土上生活和進行貿易的那些國家的國民享有許多特權。在這些特權當中，有兩項是最重要的。第一，中國的進出口關稅被協定限制在最高5%的水平上。第二，列強在中國享受治外法權。它們的國民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和中國法庭的審判，而且除了徵收那些間接稅之外不繳納稅款。在涉及外國人的案件中，無論外國人是作為原告 [3] ，或是作為被告，都由他自己國家的法官並根據他本國的法律審判。而且，中國同意在所有主要的港口劃出為外國人居住的區域；而且在一些港口的這些區域已經發展成在外國自治政府管理下的「租借地」和「租界」。在其他地方還有面積相當大的「租借地」，其租借權實際達到把主權在若干年的時期內轉讓給有關列強的程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這些特權已經令受過教育的年輕一代中國人深惡痛絕；而且在這場戰爭結束時，德國和俄國失去了它們在中國的特權，旨在取消其他國家的「不平等條約」的民眾運動迅速發展。華盛頓會議尋求用來對付這種民眾運動的辦法是維持〔中國民眾的〕早日減少這些外國特權的希望。特別是列強承諾召開特別會議，目的是批准在現有的5%的關稅上直接附加2.5%的附加稅，並最終使關稅增加到12.5%；另外，更有點兒含糊的是，他們保證建立一個委員會去調查和報告在中國的外國人和司法機構的治外法權問題。然而，華盛頓會議一結束，便再也沒有緊迫感去履行這些諾言了。內戰為這種拖延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而且在這種不安定的條件下似乎也不可能取消厘金（即對國內運輸的貨物徵收的稅），這是提高關稅的條件之一。 無論能為這種拖延找到多麼好的理由，它都使國民黨占了便宜。國民黨似乎成了中國民族獨立的鬥士。1925年3月孫逸仙逝世了。但他的逝世使他在中國享有了中國民族主義保護神的公認地位；而且他的名字成為反對外國控制的民族起義的象徵。在蘇聯的影響下，排外情緒發展成嚴重的毫不留情的仇恨。鮑羅廷盡其所能地將這種仇恨首先指向英國，這個「不平等條約」的最初倡導者，同時也是他自己國家的主要敵人。英國在中國利益的巨大發展使它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但是如果不是1925年5月在上海的公共租界發生的一個不愉快的事件，鮑羅廷的影響也許並不一定有效，當時中國學生參加一場和平示威遊行，反對在日本人所屬的紗廠的工人的工作條件，他們被英國官員領導下的工部局巡捕房〔的巡捕〕開槍射擊。巡捕房的這種過激行動似乎缺少正當的理由；而英國當局隨後對事件的處理更是火上澆油。一場遠為嚴重的開槍事件在幾周之後發生在廣州的英國租界。憤怒的浪潮席捲全國；並開始了一場抵制英貨的運動。 同時，在鮑羅廷的巧妙支持下，國民黨的影響不斷擴大，並對北方督軍的力量產生了崩解性的作用。1925年秋天在北京終於召開了修訂關稅的特別會議。但1926年初由於沒有與之談判的任何權威性的〔中國〕政府的出席，該會議被迫放棄了它的工作。北京儘管仍然是外國公使館的所在地，但已不再是中國的首都。重心已經向南方轉移。1926年10月，廣州的國民政府再次首先採取行動，在未等到列強批准的情況下，就在它控制的港口開始徵收2.5%的附加稅。 英國政府現在才明智地認識到，現在是與正在發展的民族主義的浪潮——中國唯一現實的力量——達成協議的時候了。1926年12月，它採取了兩個引起巨大影響的步驟。英國公使去漢口與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會晤——這是承認國民政府作為中國政府的第一個行動；而且在北京的英國公使館發表了一個備忘錄，強調英國政府同情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該備忘錄宣布強加給中國的外國保護的想法是不合時宜的，表示準備討論條約的修改，並建議各國應立即同意在全中國徵收2.5%的附加稅作為修改條約的第一步。 在這個被宣布的政策生效之前，風暴來臨了。1927年1月1日，國民政府把它的大本營從廣州遷到漢口，作為國家的首都，漢口處於更中心的位置。幾天以後，中國的民眾衝進漢口的英租界；於是一個師的英國軍隊趕到上海去保衛公共租界以免受到同樣的襲擊。2月，英國政府與國民政府簽訂了一個協定，從法律上認可在某些條件下，英國把漢口租界轉交給中國管理。這種妥協政策，通過保衛英國人的生命和財產的決心來調節，很快就被其結果證明是有道理的。事實證明，1927年在兩個重要的方面成為轉折點。 第一，1927年看到了鮑羅廷影響的突然的和戲劇性的結束。莫斯科的革命的國際主義和國民黨的愛國的民族主義之間的聯盟總是有些人為的性質。只要目標是把中國從外國的控制下解放出來，他們就能有足夠好的合作。但是在1927年初，國民政府已在漢口站穩腳跟並打算使自己變成全中國的中央政府時，國民黨便分裂成了兩派。左派的目標是繼續黨的革命傳統與鮑羅廷合作。右派受到英國新的態度的強烈影響，渴望獲得列強的尊敬和承認。恰巧這時右派發現了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蔣介石將軍，他並不贊同共產主義，也不尋求俄國顧問的幫助。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對抗的國民黨政府，並向漢口政府發出了一個開除鮑羅廷和共產黨員的要求。7月，這個要求得到執行。鮑羅廷和他的俄國顧問們被送回了莫斯科，而許多中國共產黨人被投入了監獄。政府所在地從漢口移到南京，之後南京一直是中國的首都。 第二，1927年親眼目睹了在中國的國際關係中的重大變化。兩年來，英國在中國對外國的憎恨中首當其衝。日本確實遵循著它在華盛頓會議上接受的自我克制政策，一直處於幕後，而它的貿易卻由於中國抵制英貨而受益。但在中國重建一個統一的國民政府的前景改變了英日雙方的位置，並且在英國和日本的中國政策方面也顯示了基本的不同。英國的在華利益只是商業的，它真誠地希望中國是一個有秩序的和統一的國家，只有在這樣的國家裡貿易才能得到繁榮。而日本對它的鄰居的事務的關心首先是政治的，它更希望看到中國的衰弱、分裂和無力與日本的霸權相抗衡或挫敗日本的野心。特別是日本討厭看到華北處於一個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的任何前景。 因此，當1927年5月國民軍隊北伐併到達距北京以南大約500英里的黃河之畔時，日本政府感到吃驚。日本軍隊在山東省登陸，並帶有阻止民族主義者前進的明顯企圖占領了某些戰略地點。這個行動表明，日本在華盛頓會議上迫於列強的壓力而放棄的對山東的野心仍然未死，這引起了全中國的強烈反應。前兩年表現出的對英國的敵對情緒現在轉而針對日本，輪到日貨受抵制了。面對日本的敵對，遠至北京的整個華北承認了國民政府的權威。但是關於滿洲，日本是堅決的；而且當1928年4月張作霖表現出要與南京達成協議的跡象時，他就在一場神秘的炸彈爆炸中被炸死了。很多人認為這是日本的一個陰謀。 於是到1928年中期，中國的形勢本身已經明朗化，而且為1931年的引人注目的事件布置了舞台。內戰繼續斷斷續續地進行著。在華中的一些省份，共產主義仍然有旭日東升之勢。在一些邊遠省份，國民政府的控制力是虛弱的或是不存在的。在滿洲，日本的勢力阻礙了與南京方面的任何合作。但名義上中國再一次統一在一個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在國際上，日本恢復了作為中國最主要的妖魔的角色；常常出現的對日本的擔心在中國對其他外國利益的態度方面起到了使之冷靜的作用。自1919年以來中國在處理國際關係方面所產生的摩擦，沒有一個時期像1927-1931年那樣少。 日本占領滿洲 準確地說，是什麼情況使日本決定採取第一個公然的侵略行動的日期是一個令人猜測的問題。在日本的文官當局和軍人當局之間存在長期競爭。二者都同樣渴望確立日本作為一個大國的地位。文職的政治領導人認為與英國和美國的意見協調一致就能最好地達到這個目的，而軍部（軍隊並不對文官政府負責而直接對天皇負責的事實使軍部的地位得到加強）則尋求把日本的偉大建立在軍事征服政策的基礎之上。文官一方在華盛頓會議上取得了勝利，並且在幾乎長達10年的時間裡有足夠的力量去抑制軍隊的行動。但自1927年以來，中國對日本利益 [4] 的挑釁性態度使日本生氣。那場經濟危機在1929-1931年之間砍掉了日本外貿價值的幾乎一半，存在著嚴重的國內動亂的危險。1931年夏天，在滿洲的中國土匪殺死一個日本官員的事件被用來煽動輿論；而9月，軍隊則把形勢掌握在它自己手中。這個選擇的時間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是英國正處於財政和政治危機的苦鬥之中。 根據結束俄日戰爭的條約，日本獲得了在滿洲駐紮大約15000名士兵的權利，以保衛南滿鐵路，這條鐵路線從橫穿西伯利亞的大鐵路向南到旅順港。這些警衛隊被限制在鐵路區域內，其司令部設在瀋陽。1931年9月18日-19日夜裡，一支日本的巡邏隊在靠近瀋陽的地方發現或聲稱他們發現一支中國士兵支隊打算炸毀鐵路幹線。日本警衛隊迅速動員，跟著就發生了一場小規模的戰鬥。作為這場戰鬥的結果，在瀋陽的一萬名中國士兵被繳了械或被解散。四天之內，瀋陽北部200英里之內的所有中國的城鎮——它們當中有一些遠在鐵路的區域之外，落入日本的占領之中。中國的省政府的首腦是張作霖的一個兒子，撤出了瀋陽，並在錦州保持一種虛幻的存在。到11月中旬，北滿的廣大人煙稀少的領土便落入日本人的手中。然後日本軍隊轉向南方，在這一階段的軍事行動中，日本使用了轟炸機。12月28日，錦州陷落。1932年1月4日，日本人到達了長城上的山海關——滿洲和中國本土的邊緣車站。 [5] 日本人完成了對滿洲的征服。 日本無視國聯行政院的窘境而堅決實施了它的軍事行動計劃，在這段時間裡的行政院幾乎一直在開會。中國政府立即根據盟約第11條將此事訴諸國聯——這一條款規定，只有獲得全體一致的同意，國聯的決定才能被採納，而且國聯在過去的所有成功都是在這一條款下取得的。 [6] 日本代表代表他的政府否認有任何吞併中國領土的打算，並解釋說日本軍隊的行動是由於需要保護日本人的生命和財產免遭中國土匪的侵犯。行政院重新使用它在希臘—保加利亞爭端中取得成功的方法，擬訂了旨在為日本撤退鋪平道路的決議。該決議說明，日本代表保證「只要日本國民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得到有效保護」，他的政府將「儘可能迅速地繼續把他的軍隊撤退……到鐵路區域」，並表示希望這種解決辦法和其他為「恢復正常關係」而制定的措施能夠迅速得到完成。1931年9月30日，該決議得到一致通過，而行政院則休會兩個星期，儘管擔憂但並非垂頭喪氣。 巴黎公約禁止利用戰爭手段；在華盛頓簽訂的九國公約要求其簽字國尊重中國的獨立與完整。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日本才如此頑固地堅持它的滿洲冒險行動不是戰爭行動，而是「警察行動」，而且它並不打算兼併中國的領土。然而在以後的日子裡，這種虛偽的理由變得越來越難以維持。當行政院在10月13日復會時，日本顯然不僅繼續破壞國聯盟約，而且破壞巴黎公約和九國公約；於是這立刻引起了美國的登場。美國領導人很快就意識到，日本的行動已經在爭奪太平洋的權力鬥爭中打開了新的一章。美國政府不僅以少有的熱情歡迎行政院的努力，而且以在北平和東京發出外交抗議來支持這些努力；並暗示行政院主席白里安，向美國發出參加行政院活動的邀請在華盛頓也並非不受歡迎。 行政院因這種討好的和令人意外的建議而感到興奮，於是犯了它的第一個錯誤。當白里安在行政院面前提出邀請美國政府派一個代表團出席行政院會議的建議時，日本代表團立即反對這個建議，理由是該建議違憲。國聯盟約第17條規定了非國聯成員國能夠被邀請出席行政院會議的唯一條件，而這種條件並不存在。在長時間的辯論之後，這種反對被駁回。理由是有點詭辯的，即行政院的其他成員國認為對美國的邀請是一個程序問題，它由大多數同意就能實行；於是10月16日，美國代表在行政院的會議席前就座，並宣稱他將只參加有關支持巴黎公約的討論。熱情是巨大的。樂觀主義者私下裡說，國聯即使失去了日本，但贏得了美國。但事態的發展很快表明樂觀主義是為時過早的。美國政府過於害怕在美國的反對國聯的輿論，以致不允許它的代表扮演任何積極的角色；於是當行政院在下個月復會時，美國的合作再次僅限於同行政院的各個成員進行私人的和非官方的會談。 同時，有關美國參加行政院會議的爭論已經擴大了日本和行政院其他成員國之間的分歧。雙方的態度都變得強硬了。日本要求與中國直接談判作為撤軍的預備行為，並拒絕通知行政院它的條件是什麼。而行政院其他成員國則繼續堅持日本軍隊撤退到鐵路區域作為談判的準備。10月24日，一個決議被提交表決，要求日本「在規定的下一次行政院會議的日期前」，即在11月16日之前完成這種撤退，但為日本代表的唯一反對票而否決。顯然調解已經失敗。盟約第11條的程序已經用盡。 然而，盟約第11條在國聯興盛的日子裡獲得的威信是如此巨大，而且如此不願意訴諸盟約第15條的程序——在該程序下能夠做出否決當事者投票的決定——是如此的強烈，因此沒有立即作出訴諸盟約第15條程序的決定。在巴黎召開的行政院的冗長會議從11月16日一直延續到12月10日，行政院繼續想方設法在第11條的規定下解決這個問題。結果是徹底的僵局。但是對失敗的公開承認被拖延了，原因是行政院一致同意向遠東派出一個國聯調查團去現場調查「影響國際關係，威脅到擾亂中日之間和平的任何情況」。對該調查團的權限的唯一限制是它不能「介入雙方的軍事安排」。該調查團由五大國的代表組成（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和義大利），它的主席是英國的代表李頓勳爵。 在李頓調查團能夠開始它的工作之前，形勢發生了其他引人注目的發展。中國用它的傳統武器——抵制日貨來回答日本的侵略；而且這種反日情感如此高漲以致事件頻頻發生。1932年1月底，發生了這樣一個事件，在上海的一夥日本僧侶被襲擊，其中一個被打死，該事件給了日軍一個理由去教訓中國人。大規模的日本軍隊在上海登陸，並利用公共租界作為它的基地，進攻閘北近郊，閘北受到空中轟炸並燃燒起來。但是長期占領上海並不是日本當前計劃的部分；而且李頓調查團於3月初到達中國也刺激日本希望結束這種不光彩的小事件。在經過有英國公使作為調解人而進行的拖長的談判之後，5月，日本軍隊從上海撤出。與此同時日本在滿洲鞏固了它的占領，辦法是建立一個傀儡的「滿洲國」，並任命前清王朝的最後遺族溥儀為其「執政」。在這一年的晚些時候，日本正式承認了這個「共和國」 [7] ，它實際上作為一個獨立國家被日本顧問管理著。 日內瓦的形勢也發展了。1月29日，在上海的戰鬥進行過程中，中國政府最終要求履行國聯盟約第10條和第15條，並乘此時機要求召開一次特別國聯大會。中國要求把該事件轉交給國聯大會的目的是明顯的。小國最擔心侵略，它們從一開始就表現出比大國更熱衷於對日本實行高壓政策並對日本進行強制制裁的打擊；而且在國聯大會中小國占絕大多數。特別大會於3月召開並聽取了許多精彩的發言。但是在它得到李頓調查團的報告之前它不能恰當地做出它的裁決，可是直到秋天，李頓調查團的報告才準備好。整個夏天，日內瓦處於裁軍會議的掙扎之中，賠款問題也正在洛桑得到處理，因此遠東問題在相當程度上被忘記了。 1709月底，李頓調查團的報告到達日內瓦，11月提交到行政院。它是一份冗長的詳盡的文件，不僅涉及滿洲事件，而且幾乎涉及了中日關係的各個方面。它毫不猶豫地拒絕日本力圖說明它對滿洲的入侵行為是合理的各種藉口，並宣布「滿洲國」的獨立是一個完全偽造的事實。在其他方面，它並不否認過去中國對日本的態度是不正確的和挑釁性的。它宣稱無論是恢復原狀還是維持偽滿洲國都不是對爭端的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並建議應在滿洲建立一種自治制度作為在國聯主持下中國和日本談判的結果。 李頓報告書依次被國聯行政院、國聯大會和一個國聯大會的委員會考慮，根據盟約第15條的要求，該委員會受託草擬一份報告的任務。這份報告緊密遵循李頓報告書的方針。它建議中國和日本應當在國聯大會成立的一個委員會的主持下談判日本軍隊的撤退和在中國的主權下在滿洲建立一個自治制度等問題。它提議國聯成員國應當拒絕在滿洲的現有政權；但它同樣拒絕任何原狀的恢復。 然而，這份報告的最重要的特點是它的那種技巧，它用這種技巧避免了任何可能引起的要求按照盟約第16條實行制裁的表示。它直截了當地講述了國聯盟約、巴黎公約和九國公約的義務。但它並未得出日本已經侵犯了這些義務的結論。它並未正式接受日本的關於滿洲的軍事行動只是一個警察行動的論點，但它引用並同意李頓報告書的看法，即「當前的事件並不是一個國家在沒有預先竭盡全力地利用國聯盟約中提供的和解機會便向另一個國家宣戰的事件，也不是由一個鄰國的武裝部隊侵犯一個國家的邊界的簡單事件」。這一段話的重要性是很明顯的。如果日本沒有訴諸戰爭，它就沒有破壞盟約，就不能提出使用盟約第 16條。事實上，從未討論制裁。在該報告中建議的唯一懲罰是最初由美國國務卿建議的懲罰，而且美國政府準備在這個建議的懲罰中給以合作：不承認「滿洲國」。 1933年2月24日，該報告由國聯大會投票。在出席的44國的代表團中，有42票同意該報告。暹羅 [8] 棄權，而日本投票「反對」；但是爭端雙方之一方的否決票不能影響一致通過這個報告。這個結果剛一宣布，日本代表團就全體離開了會場。一個月後，日本正式聲明終止它的國聯成員國的身份。 通過這個報告之後，國聯大會任命了一個委員會「注意形勢發展……並幫助國聯成員國協調它們之間以及它們與非國聯成員國之間的行動和態度」。蘇聯政府仍然拒絕與國聯的政治機構發生任何關係。美國政府真誠同意合作，並為該委員會任命了一個代表。但國聯的努力現在實際已經用盡。該委員會的考慮僅限於兩個特殊問題：對遠東的武器出口，以及不承認決議的實際結果。對於第一個問題，沒有獲得任何結果。英國政府有點缺乏邏輯地禁止從英國運輸武器到中國和日本。但是，當沒有人仿效這個榜樣時，禁運就被取消了；而且沒有做出進一步的努力去限制對雙方提供武器。至於第二個問題，該委員會解決了某些與一個不被承認的國家的複雜的郵政和商業關係問題，以及駐節在那裡的外國領事的地位問題。「滿洲國」享受了與外部世界交往的最大的實際利益，但它的存在並沒有得到除了日本以外的任何大國的正式承認。 對國聯的影響 日本占領滿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重要的歷史界標之一。在太平洋，它意味著重新開始曾經被華盛頓會議暫停的權力之爭。在整個世界，它預示著回到「強權政治」，自戰爭結束以來，「強權政治」，無論如何在其赤裸裸的形式上曾被擱置起來。自和平協定以後第一次大規模地進行了戰爭（儘管是在警察行動的藉口之下），而且巨大的領土被這個征服者所兼併（儘管是在一個獨立國家的藉口之下）。對國際聯盟來說，它的盟約和它的理想被嘲弄，其後果是不可預測的。很難反對這種結論，即國聯成員國（而且特別是大國，保衛盟約的主要擔子必然落在它們身上）並不準備抵抗由一個強有力的和武裝齊備的國家採取的侵略行動。 為了減輕這種失敗，可以強調許多理由。考驗到來的時刻是整個世界正在遭受大規模的和災難性的國際貿易萎縮時期。似乎有道理的緣由是，如果像盟約要求的中斷與日本的財政和經濟關係，將意味著無必要地惡化普遍的經濟災難。英國的海軍與日本相比，是一個國聯成員國擁有的唯一的第一流的艦隊；但如果日本用進攻制裁國家在中國的財產的方法對付經濟制裁，英國海軍是如此地遠離它的正規基地，因此幾乎不能提供足夠的防禦。不斷增長的看法是，這是一個例外事件，它不能作為一個慣例來對待。距離太遠了。盟約第21條的擬定者和洛迦諾公約的制定者明智地承認安全的區域性。任何國家都不能被指望對世界的其他地區實行制裁；而在國聯大會的報告中小心強調的中國的反常狀態，證明了未能嚴格實行國聯的規則是有道理的。並不因為國聯盟約已經在遠東失敗，就由此證明盟約在離家更近的地方也不是一個有效文件。在滿洲爭端的後期階段，這種令人安慰的看法似乎使除了中國代表團以外的每一個人都得到滿足，中國代表團傷感地說，「不能指望中國承認那些條約、盟約和已被接受的國際法原則的有效範圍停止在滿洲的邊界上」。 此外，國聯已經從滿洲事務中得到了無可爭辯的好處：美國的友善。的確，一個美國代表參加行政院的活動是一時的。仍然不能肯定的是如果經濟制裁得以實行，美國是否會在這些經濟制裁活動中與國聯合作。顯然，無論如何也不能指望美國的軍事合作。美國的國聯成員國的地位仍然十分遙遠。儘管存在所有這些限制，但美國的輿論對國聯的態度已經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美國政府公開歡迎國聯關於這個問題的每一個決定——這是美國政治中的一個新動向。如果不是美國參加裁軍會議的令人沮喪的結果，這個行動可能已經走得更遠了。 在滿洲爭端的進程中，國聯發現自己同時還要處理另外兩場戰爭——都在南美；而在這裡美國政府也鼓勵和支持國聯的行動。這兩場衝突的第一場是關於查科 [9] 地區的衝突，查科是多年以來在玻利維亞和巴拉圭之間爭奪的一個偏僻的無人居住的地區。1932年爆發常規戰爭，次年巴拉圭正式宣戰。這場爭端由國聯最初在盟約第11條款下、然後在第15條款下處理。幾乎所有的國聯成員國以及美國都對交戰雙方強加了對軍事物資供應的禁運。但每一種努力都證明是無效的。戰爭繼續按照它的進程發展，並於1935年底以巴拉圭的勝利而結束。另一場爭端起源於秘魯占領小塊哥倫比亞領土萊蒂西亞以及其毗鄰的土地。哥倫比亞依據盟約第15條訴諸國聯行政院，1933年3月，行政院發表了一個通告要求秘魯撤退。最初，秘魯無視這份傳票。然而不久，秘魯的國內事件使它有了一種更理智的心境；當年的下半年，一個國聯委員會訪問了萊蒂西亞並監督它回到哥倫比亞的管區。不過，無論是國聯在查科的失敗，還是它在萊蒂西亞的成功，都未能把公眾的擔心從更嚴重的滿洲問題和裁軍會議轉移開。 * * * [1] 原文為accused被告，但似應為accuser原告。——譯者 [2] 所謂的「日本利益」，實際上是日本憑藉不平等條約獲得的所謂「條約權益」。——譯者 [3] 在一些西方學者的著述中，常常把中國東北地區與中國長城以南的地區分割開來，將後者稱為「中國本土」。這是一種誤解。——譯者 [4] 實際上這裡所說的規定只有獲得全體一致的同意國聯的決定才能被採納的條款，是國聯盟約的第5條的規定，而不是第11條的規定。——譯者 [5] 1934年改稱「滿洲帝國」，「執政」改稱「皇帝」。——譯者 [6] 泰國的舊稱。——譯者 [7] 舊譯「廈谷」。——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