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國際關係 · 第三章 歐洲的其他風暴中心

在法國與德國之間的爭鬥占據了歐洲政治舞台的中心時，與這個主要事件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聯繫的其他衝突，正在歐洲的各個側翼爭鬥出結果。這些衝突可以分屬於三個標題之下：多瑙河國家，義大利和蘇維埃俄國。 多瑙河國家 1914年以前，中歐，或者更嚴格地限定為多瑙河流域的中部，是擁有5500萬居民的奧匈兩元帝國，在該國與黑海之間是小國羅馬尼亞。戰後多瑙河流域包括5個國家，按人口多少依次為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奧地利。這種面目全非的重新安排導致了海關關卡的林立和經濟生活的混亂，而多瑙河國家從未完全從這種情況中恢復過來。在1920-1924年這段時期內，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受到法國的保護才得以免遭這種劇變的最糟糕的後果；多虧了法國的軍備物資和法國的貸款，它們才得以在這整個時期之內保持了相對強大與繁榮。這些形成小協約國的國家，我們在第一章中已經作了論述。尚待給以一些說明的是多瑙河的兩個前敵國：奧地利和匈牙利。 奧地利共和國從一開始就具有人造的性質，這使它的永久存在受到懷疑。它沒有要存在下去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意識。它由舊奧地利帝國的說德語的人民所組成。但是這些德意志人——只要維也納作為一個講多種語言的哈布斯堡帝國的首都，他們就是哈布斯堡帝國的忠實臣民——從未指望看到德意志的奧地利成為一個小的獨立國家。新的共和國分為兩個部分：它的畸形發展的首都——幾乎包括了它的全部人口的1／3，其中社會主義者和反宗教的勢力占有優勢，以及它的受到強大的天主教影響的農村，還有幾個傾向於跟隨維也納領導的鄉下小城鎮。奧地利的主導民意在於它的居民幾乎一致的要求與德國合併的願望，這體現在他們時時進行的非官方的「全民公決」之中。在協約國看來這是一種無聲的訛詐。由於協約國（特別是法國和義大利）決心阻止奧地利和德國的合併，因此對它們來說，必須使一個獨立的奧地利有足夠存在下去的理由。 因此，這是一種政策而不是一種憐憫，這種政策就是要使奧地利成為從協約國政府領取養老金的人。首先，邀請中立國的合作建立了一個「國際救濟委員會」；奧地利的「賠款委員會」也放棄了由聖日耳曼條約賦予它的首要責任「在於對奧地利的所有資產和國家收入」的第一管理權，以便使發行以這些資產和收入作為擔保的「救濟債券」成為可能。1919-1921年間，奧地利政府以「救濟信貸」的形式獲得了大約2500萬英鎊。然後協約國政府打算把整個問題交給國際聯盟；而且在來自英、法、意、捷等國的大量貸款使奧地利的經濟繼續保持了幾個月的運轉之後，國聯的財政委員會制定出了一個重建該國的財政、穩定它的貨幣和發行國際信貸的完整計劃，該計劃於1922年10月為奧地利政府所接受。貸款議定書包括重要的政治條件。奧地利不僅重申在聖日耳曼條約中承擔的義務，即沒有國聯行政院的允許不得「轉讓它的獨立」，而且保證不加入與其他國家的可能危及這種獨立的經濟協定。在這個議定書的基礎上，一筆票面價值為3000萬英鎊的對奧地利的貸款於1923年春天得以向10個國家的投資界發行。這筆貸款由英國、法國、義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一些中立國的政府根據某種比例給以保證，而且到處都被大大地超額認購。這種輝煌的成功不僅在幾年內解決了奧地利的問題，而且為以後在國聯的主持下向其他歐洲國家發行貸款提供了一個先例。 匈牙利實際上比奧地利處於更好的狀態。它幾乎失去了戰前的一半人口和一半以上的領土。但是這在某種意義上成了力量的源泉；因為它現在沒有對政府不滿的異族人民。在經濟上，匈牙利是一個富有的農業國。按比例計算，它的城鎮人口不算太多。在政治上，大部分的民主形式得以維持。但是真正的權力掌握在由大小地主組成的統治階級手中，他們既控制軍隊又掌管政府。匈牙利農民的生活條件比任何其他現代的歐洲國家都更接近於農奴的地位。城市裡的工人階級不但人數很少也沒有組織；而且在1919年的一場流產的共產主義革命——當時貝拉·庫恩控制布達佩斯近5個月——之後，任何形式的革命宣傳都被嚴厲鎮壓。 自和平安排之後，匈牙利是僅次於德國的、對強加給它的條款極其憤怒並決心一有機會就廢除它們的國家。這種決心使它成了由於特里亞農條約而獲得了匈牙利領土的三個國家——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擔心的目標，而且正如我們所知，這是組成小協約國的原因。但是小協約國還為其他的恐懼所困擾。1918年11月廢黜了最後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國王卡爾四世，但是這並沒有破壞匈牙利人民對他們的君主的傳統忠誠。新的匈牙利憲法在形式上是君主政體；它的國家首腦的稱號是攝政，這暗含著以後復辟的希望。另一方面，被割讓的領土斯洛伐克、特蘭西瓦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的居民，儘管他們或許並不熱愛他們從前的匈牙利主人，但是也認為要保持對哈布斯堡王朝的纏綿不去的忠誠；於是小協約國政府也因此而擔心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的復辟會成為他們新的國民中潛在的騷亂根源。 小協約國的緊張並非沒有根據。1921年衝動而魯莽的卡爾曾經兩次嘗試奪回他的匈牙利王位。每一次他都未經通報就從他的居住地瑞士來到匈牙利，並顯然確信整個國家將增加對他的支持。但事實上，匈牙利政府並不打算面對一場因哈布斯堡王朝的復辟而將導致的與小協約國的戰爭；因此卡爾的出現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嚴重的進退兩難。第一次，他被勸說而悄悄離境。第二次，他被逮捕並交給了協約國處理，協約國將他送到馬德拉群島，從此他就在那裡生活。匈牙利政府在協約國的壓力下被迫通過了一項法律，即從匈牙利的王位上永遠排除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員；而卡爾的越軌行為的唯一結果，是小協約國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力量與團結的示威。六個月之後卡爾死於馬德拉群島，留下九歲的男孩奧托大公作為他的繼承人。顯然，在以後的若干年中，中歐將不再為哈布斯堡問題所煩惱。 現在重整財政的道路已經開通。國聯對奧地利發行貸款的成功提供了一種相似的援助匈牙利的辦法，儘管匈牙利的財政形勢不像奧地利那樣嚴重，但是也被戰爭和革命搞得混亂不堪。1923年國聯的財政委員會擬訂了一個重建計劃；第二年春天，便成功地向八個國家的投資金融界發行了1200萬英鎊的對匈牙利的貸款。它與奧地利的貸款有一個重要的區別：沒有國際保證；對這筆貸款的唯一保證是匈牙利政府的信譽。 義大利 義大利是制定和平條約的五個「主要協約及參戰國家」之一。然而像日本一樣，它的欲望被戰爭的結果所刺激，卻沒有得到滿足；因此在隨後的整個時期內，義大利必定像日本和前敵國一樣，被列為心懷不滿的和「製造麻煩的」國家當中。這種不滿情緒成了國際事務中的非常不安定的一個因素，所以我們必須對它不滿的原因給以一些說明。 首先，義大利像德國一樣，在1870年才形成了它現在的政治版圖。1848年的義大利半島仍然分為八個不同的國家，而義大利的統一隻是幾個熱衷於此的人的夢想。19世紀到20世紀，義大利仍然處於騷亂與冒險的青年時期。它還沒有養成古老國家的令人尊敬的熱愛和平的傳統。它只記得它是通過為統一而戰鬥才贏得了它的統一；因此它仍然指望通過戰爭去擴大它的權勢和它的領土。如果問為什麼義大利從一開始就不像其他大國那樣忠實於國聯，那麼一個回答就是，如果國際聯盟在19世紀就存在，而且如果它的盟約得到遵守，那麼義大利就決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家。 其次，義大利的不滿存在特殊原因。義大利在1915年加入協約國的時候向協約國勒索給它的價碼。根據倫敦密約，協約國同意義大利將在和平安排中從奧地利獲得由德意志人居住的南蒂羅爾、的里雅斯特和它的腹地、以及達爾馬提亞海岸，這裡（除了的里雅斯特城之外）主要由斯拉夫人居住。這筆交易明目張胆地違反了民族自決原則。這個原則是1918年由威爾遜總統提出並為其他協約國所接受而作為和平的基礎的。威爾遜拒絕承認倫敦密約。法國和英國在忠誠於威爾遜的原則和忠誠於它們的簽字之間存在分歧；於是在和平會議上便發生了長期的爭吵。威爾遜對南蒂羅爾讓了步，以犧牲一個敵國為代價做成了對那個地區的交易。但是他對新的南斯拉夫國家作為競爭對手而提出要求的那個地區 [3] 是無情而不妥協的。由於義大利將它的要求擴大到阜姆從而破壞了它自己原來的要求，因為倫敦條約並沒有同意把阜姆讓給它；當這個要求在巴黎遭到拒絕後，1919年9月一支非官方的義大利軍隊在詩人鄧南遮的率領下，並且是在義大利政府佯裝不知情的緘默情況下奪取了阜姆。1920年初，協約國不再管義大利和南斯拉夫的邊界爭端之事，而是讓兩國自己解決這個問題。雙方的談判拖延了幾年並經歷了許多階段。法國因支持南斯拉夫而招致了義大利的深深仇恨。直到1924年才達成了最後的協定。義大利把除了扎拉港（Zara）以外的整個達爾馬提亞海岸讓給南斯拉夫，而在其他地方，它獲得了比倫敦密約有利得多的讓步，包括擁有阜姆城。 與此同時，義大利和南斯拉夫——在此之前它們的關係已經在慢性惡化——在阿爾巴尼亞問題上又發生了新的爭端。1913年阿爾巴尼亞就被承認是一個獨立國家。但是在戰爭期間它陷入了全面的混亂。根據倫敦條約，同意義大利將獲得發羅那港並將負責指導阿爾巴尼亞的外交關係；到戰爭結束時義大利幾乎已經占領了整個阿爾巴尼亞。但是無論是面臨來自阿爾巴尼亞國內的反對還是面臨來自南斯拉夫人的反對，義大利人都不可能保持這種占領，南斯拉夫人把義大利在亞得里亞海東海岸的軍事存在視為對他們自己安全的威脅。1920年義大利的軍隊撤退了，而阿爾巴尼亞則被允許作為一個獨立國家進入國際聯盟。 但是仍然存在一個微妙的問題。作為義大利放棄它在倫敦條約中的利益，它要求協約國承認它在阿爾巴尼亞事務中的「特殊地位」。1921年11月，在巴黎接替協約國最高委員會的協約國大使會議，作為協約國政府的主要機構，通過了一項解決方案，其中宣布，一旦出現任何對阿爾巴尼亞獨立的威脅，英國、法國和日本政府將指示它們在國聯行政院的代表，建議把維持這個國家獨立的任務委託給義大利。無論如何，這個決議即使在形式上也不具有實際意義。這的確是一件荒謬的事。因為唯一可能威脅阿爾巴尼亞獨立的大國就是義大利自己。但是義大利將這一點解釋為承認它有權干涉阿爾巴尼亞的事務並把任何其他國家排除在外；於是這種聲稱的權力就成了南斯拉夫經常不斷的憤怒和擔憂的根源。 倫敦條約的第三款也使義大利產生不滿，並助長了它的那種認為自己並沒有得到其盟國的公正對待的情緒。該條款規定，一旦英國和法國以犧牲德國而增加了它們在非洲的殖民地，義大利也將獲得公平的補償，辦法是在它現有的非洲殖民地和毗鄰的英國和法國的殖民地之間做出有利於義大利的調整。這種承諾相當含糊，並為解釋它留下了很大餘地。直到1924年義大利和英國之間才達成了一個協定；在履行該協定規定的義務的過程中，朱巴蘭的領土從英國的殖民地肯尼亞轉讓給了義大利的索馬利蘭。事實證明義大利和法國之間達成協定是困難得多的。1919年根據倫敦條約第三款在北非的邊界修改並沒有使義大利的廣泛要求得到滿足；而且義大利的不滿一直持續到1935年，那時在法—意關係中又注入了另一個有害的因素。 1922年10月，當時義大利—南斯拉夫的邊界問題尚未解決，而義大利的政府形式卻發生了重要變化。它的民主政權由於未能維護國內秩序而喪失了威信，並被法西斯黨所推翻；於是義大利在法西斯黨的領袖本尼托·墨索里尼的個人獨裁統治下度過了20多年。這個事件具有兩方面的國際影響。從民主向獨裁的變化很快就被其他幾個歐洲國家所效仿，第一個效仿的就是西班牙；而墨索里尼的上台也預示著一種更具侵略性的義大利外交政策。無休止的不滿情緒曾經是戰後民主制的義大利外交政策的特徵。而在墨索里尼的統治下，在義大利決心利用其他大國的需要和困境為義大利自己牟取利益方面，這種不滿則變得更加野心勃勃，更加一意孤行，更加為自己打算。 墨索里尼很快就讓歐洲嘗到了他的本事。1923年8月，希臘的暴徒打死了劃定阿爾巴尼亞與希臘邊界委員會中的義大利代表和他的三個助手。義大利的艦隊立即炮轟了科孚島，打死了幾個平民並占領了該島，還要求賠償損失——這一要求得到了在巴黎的大使會議的支持。希臘完全被嚇壞了，而且由於首相文尼澤洛斯的倒台，希臘在歐洲沒有一個朋友，於是便貿然地同時將此事訴諸國際聯盟和大使會議。這種裁決機構的不一致使墨索里尼能夠宣布他不承認國際聯盟的司法權。後來通過私下的談判達成了一個協定，根據該協定，在設于海牙的國際常設法院就義大利要求的合理性進行裁決期間，希臘將把5000萬里拉的保證金交由該法院保管。但是，在最後時刻義大利政府拒絕了這種解決辦法；而希臘在大使會議的壓力下，被迫把這筆賠償直接支付給了義大利。這些行為顯示出來的意義在於：協約國政府並不準備通過國聯或其他途徑對它們的一個夥伴提起訴訟以保衛一個小國。 蘇聯 [4] 過去作為俄羅斯而為人所知的這個國家，1923年的正式名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1918年以後的年代裡，該國必須被列入歐洲政治生活中使人不安的國家的行列，儘管是出於完全不同的理由。直到1920年，內戰才告結束，在內戰中反對蘇維埃的武裝力量曾得到英國、法國、日本和（在短期內得到）美國政府的積極支持。在以後的許多年中，蘇維埃政府和協約國之間的關係繼續帶有相互敵對和互不信任的特點。這種敵對是固有的和不可避免的。自宗教改革以來，歐洲國家已經把它們自己並相互看成是完全獨立的國家單位。通過在另一個國家的人民中散布不滿情緒去破壞那個國家的安全，在戰爭期間或許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權宜之計，但這是完全有悖於正常的國家關係的原則的。蘇維埃的理論大膽地反對這些基本的前提。它否認蘇聯是一個國家單位。它把這個國家看成是與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相矛盾的過渡的政治組織形式。每一個優秀的共產主義者的責任是把已經在俄國獲得成功的同樣的革命推廣到全世界；而且由於第一代蘇聯領導人相信除非資本主義在其他地方被推翻，否則革命政府在俄國就不能保持它的存在，因此，在他們的傳教士般的熱誠中也存在著某種自私自利的因素。 然而，只要資本主義國家繼續存在，就需要為了實際的目的而在它們與蘇聯之間建立某種關係體系。儘管其總部設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簡稱「第三國際」）通過它在當地的支部去推翻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政府，但是蘇聯政府——它的領導人也是共產國際的指導者——卻努力與這些國家的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在整個這段時期內，這種雙重政策嚴重地困擾著蘇聯當局處理他們與外國的關係。 最初，蘇維埃政府只能與它的較小的鄰國建立正常的國家關係。蘇維埃政府放棄國家野心的真誠體現在它準備承認已經脫離俄羅斯帝國的新組成的國家。1920年它同芬蘭（曾經是俄羅斯帝國下的一個半自治的大公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它們的領土曾經是俄羅斯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簽訂了和平條約；接著在第二年與波蘭簽訂了條約。三個高加索國家——喬治亞、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卻不走運。它們當中或許除了喬治亞之外沒有一個擁有任何獨立的因素。協約國軍隊的撤退——在協約國軍隊的庇護下這三個國家在戰爭的最後一年已經成立——決定了它們的命運；它們的領土重新回到了蘇聯和土耳其。1921年初，蘇聯與土耳其、波斯 [5] 及阿富汗簽訂了友好條約。與波斯和阿富汗簽訂條約的結果，即使不是故意的，卻也鼓勵了這些國家抵制英國影響的壓力；於是一時間就活像是19世紀一樣，俄國與英國在亞洲的對抗好像就要重新開始。 列強仍然避開與蘇維埃政府建立正式關係。但是不能忽視與蘇聯進行貿易的可能性（儘管後者拒絕承認沙皇俄國的債務）。1921年英國與蘇俄政府簽訂了一個商業協定，並派出了一個「貿易代表團」訪問莫斯科。這個榜樣為義大利所效法；於是到第二年蘇聯已經有足夠的資格被承認作為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員，並被邀請出席包括德國在內的所有歐洲國家的經濟會議，這個會議於1922年4月在熱那亞召開。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希望利用這個會議使蘇聯和其他國家簽訂一個協定。但是由於法國和比利時代表團的不妥協態度而使這個希望破滅了，他們堅持要求蘇俄政府承認俄國戰前的債務作為與蘇俄進行任何談判的條件；而該會議的唯一結果是它的召集者既未預料到也不希望發生的。在該會議召開一個星期之後，德國和蘇聯的代表團私下在一個離熱那亞幾英里的海濱勝地拉巴洛會晤，並在兩國之間簽訂了友好條約。該條約的條款並不重要。但它的簽訂是一個重大事件。條約使蘇聯獲得了一個大國對它的最早的正式承認；而且該條約也是德國第一次企圖衝破凡爾賽各國對它的包圍圈的明顯努力。協約國對這個條約表示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正是它們自己把德國和蘇聯作為下等國家來對待的政策所產生的直接後果。兩個被排斥的國家自然聯手；而拉巴洛條約在這兩個國家之間確立的友好關係則持續了10年以上。 現在英國對蘇聯的政策不幸地變成了一種政黨政治的打羽毛球的遊戲。熱那亞會議之後不久就發生了勞合·喬治下台的事件，其原因被部分地歸咎於他「與布爾什維克調情」的政策。接下來上台的保守黨政府認為需要採取更為強硬的路線，而作為對保守黨政策的反應，於1924年2月上台的工黨立即同意正式承認蘇聯政府。整個夏天談判一直在倫敦進行；8月，英國和蘇聯代表簽訂了一個協定，規定相互放棄未解決的問題並給蘇聯政府一筆保證貸款。 與此同時，反對工黨對蘇聯的態度成為保守黨政綱中的主要內容。1921年的貿易協定包括一項條款，根據這項條款，蘇聯政府保證制止在英帝國領土上的任何形式的革命宣傳。無論是保守黨還是工黨政府都不接受蘇聯的觀點，即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是兩個完全獨立的實體，而且不能認為後者的行動是對上述保證的破壞的觀點。1924年夏天，保守黨不斷通過將注意力吸引到共產國際在英帝國中的宣傳的方法使工黨政府陷入困境；而且在1924年大選前夕，一份保守黨的報紙公布了一封聲稱是來自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的信件，信中他對英國共產黨如何引導在英國的共產主義宣傳給以指導。蘇聯政府堅決否認這封信的真實性。但是人們普遍相信確有此信，這有助於保守黨獲得壓倒多數的選票。這個事件，以及保守黨政府重掌政權，便破壞了批准夏天談成的協定的全部可能性。英國和蘇聯的關係再次緊張了，儘管並沒有實際的破裂。 然而，這種緊張關係並不是1924年底蘇聯的國際處境的象徵。英國對蘇聯的正式承認為義大利、法國、日本以及大多數歐洲國家所效法。美國是唯一仍然拒絕與蘇聯政府發生任何關係的大國。另外自1924年1月列寧逝世以後，在蘇聯方面也存在著在黨的綱領中將世界革命置於第二位的明顯傾向。有關「季諾維也夫信件」事件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在蘇聯的每個人都渴望否認它的真實性；因為無論是真的還是假冒的，在這封信中都不存在與迄今為止蘇聯領導人宣布的政策相牴觸的東西。1924年開始的托洛茨基與史達林之間的權力之爭其關鍵正是在這一點上。托洛茨基堅持傳統的理論，即蘇聯政府在資本主義世界中不可能無限期地保持它自己的存在，因此繼續革命是蘇聯行為的主要目的。史達林則主張新的政策，該政策最終被人們稱為「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政策。1927年將托洛茨基開除出共產黨的行動就是向世界宣布這個政策取得了勝利，而且儘管沒有正式放棄世界革命的希望，但是將不允許它干擾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建立正常的關係。於是，蘇聯終於接受了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那麼它完全回到國際社會便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 * * [1] 指的里雅斯特港及其腹地。——譯者 [2] 嚴格地說，蘇聯這一名稱是在1924年1月憲法批准之後才開始正式使用的，因此在此以前都應當稱為「蘇俄」。但作者在敘述1924年以前的歷史中，多次使用「蘇聯」一詞。為了避免繁瑣，本譯文照譯。特此說明。——譯者 [3] 今伊朗。——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