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國際關係 · 第二章 戰敗中的德國

法國占優勢的年代也正是德國最蒙受羞辱的年代。國內政治並不包括在本書的範圍之內。但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裡，德國的內政是如此直接地影響到國際形勢，因此我們在這裡必須就它們說幾句話。1914年以前德國處於議會民主與軍事獨裁的雙重統治之下。這種情況或許正適合德國人民所達到的政治發展階段。戰後對民主的普遍熱情席捲全國；並且從1918年11月的混亂中產生的政體是由社會民主黨組成政府的共和國，它的總統是一個從前的皮匠，名叫艾伯特。 「魏瑪共和國」（這種稱呼來源於魏瑪城，1919年在那裡召開國民大會批准了它的憲法）在最令人沮喪的情況下開始了它的存在。它到處面臨著無秩序、無政府狀態與貧窮匱乏。它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去批准凡爾賽條約；於是在德國人的心裡，它的名字也就和民族的恥辱連在了一起。1815年推翻了拿破崙的那些國家意識到，如果他們希望恢復了的王朝能夠在法國生存下去，他們就必須以關心和尊重的態度來對待它。但是1918年的勝利者們並沒有表現出這種明智。在德國鞏固地確立和平的魏瑪民主政治是符合勝利者的利益的。然而勝利者並沒有運用它們的力量去做每一件事情以增加魏瑪共和國的威信，相反他們卻使它遭受了如此持續不斷的羞辱，以致魏瑪共和國決不可能指望贏得德國人民的忠誠與愛戴。凡爾賽條約中的領土條款已在緒論中加以說明。本章將涉及該條約中的其他條款，這些條款構成了1920-1924年間德國的國際關係中的最重要的部分。 戰爭罪行和戰爭罪犯 英國和法國同樣熱衷於批准凡爾賽條約中關於「戰爭罪行」和「戰爭罪犯」的條款。然而，以往戰爭的勝利者們儘管無情地對待他們戰敗的仇敵，卻認為宣布道義上的任何罪名都是多餘的。但無論是英國還是法國的戰爭宣傳已經如此持續地強調德國的道義罪責（特別是德國侵犯比利時中立，放肆地蹂躪被占領土，以及通過空中轟炸和對商船的無限制潛艇戰殺害平民），致使公眾輿論要求對它的行為給予某種正式定罪；另外，堅持德國有犯罪行為的英國和美國的政界提供了一種他們認為是必需的證據，以證明這個和平條約的苛刻性是有道理的。根據賠款一章的第一條條款，德國必須對「德國及其各盟國使協約及參戰各國政府及其國民因德國及其各盟國的侵略，以致釀成戰爭之後果，所受一切損失和損害，承擔責任」。這一條款的意義重大。該條約的賠款條款是使大多數美國政界人士和一些英國政界人士感到極為疑惑不安的條款。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可能會由以後幾個世紀的歷史學家們去辯論。歷史的評判或許是有道理的，即在所有的交戰國當中，德國和它的盟國負有最大的責任。但是歷史的真實卻不能由國際條約所確立——尤其不能由戰勝國強加給戰敗國的條約所確立。但是當時的協約國政府為情緒所支配，未能認識到強行使德國承認罪行不能證明任何東西，卻必定會引起德國人心中更深的憤怒。德國的學者們開始工作以論證他們的祖國無罪，並天真地相信，如果這能成立，整個條約的框架就會崩潰。在協約國當中，人們也很快就認識到了戰爭罪行條款的毫無用處。但它從未被正式廢除，而是聽任它與條約本身一起滅亡。 條約關於戰爭罪犯的條款（那一章的標題是「罰款」）是更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的。其中第一條就是協約國「公開譴責前德國皇帝、霍亨索倫王朝的威廉二世是國際道義和條約的神聖性的最大破壞者」。前德皇將受到由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日本的5名法官組成的法庭審訊，他們將「確定懲罰」措施。在該條約即將生效之時，協約國正式要求荷蘭政府把前德皇（他在1918年11月避難於此）引渡給協約國。如同所預料到的那樣，荷蘭政府回答說，對他們來說，引渡一個「政治避難者」將有悖國際慣例；幾個月以後，該條約的這個最有名的條款之一便被置於腦後了。這是一個幸運的結局。由協約國的公開審訊很可能恢復前德皇在德國失去了的威望，並使他變成一個德國的民族英雄和殉道者。 根據後面的條款，德國同意向協約國軍事法庭交出要審判的、在德國被協約國指控為「從事違反戰爭法和戰爭習慣法的行動」的任何個人。無論怎樣合理的解釋，值得懷疑的是，是否能夠實施這個條款而又不會引起德國的革命。但是當人們發現協約國準備的名單中包括皇太子、興登堡、魯登道夫以及幾乎在戰爭期間德國方面的每一個重要人物的名字時，迸發出的憤怒情緒是如此激烈，以致使協約國根本不可能遵照這個名單提出自己的要求。德國與協約國政府經過長期的爭吵之後達成了妥協，根據這一妥協，德國政府同意把12名被告（他們被指控涉嫌有明確的彰明較著地違反戰爭法行為）帶到設在萊比錫的德國最高法庭，協約國政府則作為起訴人。審訊於1921年進行。6名被告被定有罪，並被判處有期徒刑。以後就再也沒有聽到有關該條約的這些條款的消息了。如果在群情激昂的日子裡，協約國政府同意做出相應的安排，而且如果他們自己也願意把被德國政府指控犯有同樣違法行為的他們自己的任何國民交付審訊，那麼整個訴訟程序或許會成為一種有價值的創新，並且會成為人類要求使國際法成為一種現實有效的法律的保證。 裁軍和非軍事化 協約國將要求使他們戰敗的敵人儘可能長時間地失去軍事行動的能力，這是他們的勝利所帶來的自然而必然的結果。在停戰協定中，德國已經交出了它的大部分艦隊和重型大炮。該條約對德國的軍事力量強加以長期的限制。它的陸軍被限制在由志願兵補充的10萬人之內（禁止徵兵），其海軍被限於六艘戰列艦以及與此相應數量的六艘巡洋艦和六艘驅逐艦。它不能擁有潛水艇、軍用飛機和重炮，也不能修建防禦工事。允許它保留的每一種戰爭物資的數量，以及能夠生產戰爭物資的工廠的數量也都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協約國的海、陸、空軍代表團——其成員人數曾達到近2000人，駐紮在德國以便監督這些條款的實行情況，直到1927年才最後撤離。德國人盡一切努力逃避嚴格實行這些措施。可能有相當數量的戰爭物資由於被隱藏起來而免遭銷毀；而且在每個地方都進行著秘密的準備，以便在一旦放鬆控制時重建德國的軍事力量。但是從整體上來講，可以這樣說，到1924年，德國裁減軍備的程度比起近代史上任何有案可查的裁軍都更為嚴厲也更為全面。 要記住的是，根據凡爾賽條約，萊茵蘭不僅永久非軍事化，而且被協約國占領15年。占領區的民政管理仍留在德國當局手中。但是一個由法國、比利時、英國和美國的代表所組成的協約國之間的最高委員會，有權就協約國的軍隊「為確保給養、安全和必需品供應等需要」發布公告；而且這些公告具有法律效力。儘管美國沒有批准這個條約，但是美國的軍隊仍然在萊茵蘭待到了1923年，而且美國的委員繼續出席最高委員會的會議，儘管他沒有表決權。 聯合占領萊茵蘭第一次把英法對德國態度的潛在分歧表面化了。這種分歧是自1920年以來歐洲政治生活中最令人不安的一個因素。在戰爭結束時，倫敦的反德情緒完全像巴黎一樣強烈；而且凡爾賽條約中的一些最令人反感的條款，即使不是英國政府授意提出的，也是英國政府全心全意地加以批准的。但是這種情緒在英國方面很快就減少了。當法國甚至對一個戰敗的德國都感到擔憂時，德國艦隊的毀滅卻使英帝國獲得了一種十足的安全感。英國不願看到任何一個大國在歐洲大陸處於壟斷地位是出了名的；而且允許法國將德國屈辱地完全踩在腳下將有違於這種傳統。英國的歷史悠久的以公平合理和騎士精神對待一個戰敗國的原則，與法國渴望完全合法地從德國身上榨取條約所規定的最後一磅肉的心態，是相互衝突的。當占領萊茵蘭南部的法國軍隊在一塊懷有敵意的土地上擺出一副征服者的神氣活現強大無比的樣子時，總部設在科隆的英國軍隊卻很快就與德國當地的居民建立了最友好的關係。儘管照理說英國的士兵是不受歡迎的客人，但是從整體上講他們又使自己成了極受歡迎的人；而且人們不斷注意到，英國的士兵也發現與他的前敵人的交往比和他的前盟友的交往更加令人愉快。於是發生一系列插曲的條件已經成熟，而這些插曲將在法國和英國的對德態度中打入一個楔子。 這些插曲中的第一個事件就是在法國的占領軍中僱傭了一支黑人部隊。法國的傳統並不承認種族歧視，而且法國當局也不太可能故意派黑人士兵去萊茵蘭以使德國人民受到進一步羞辱的打擊。但是德國人卻這樣看待這件事；並且知道他們自己的種族偏見甚至在更強烈的程度上受到英國和美國輿論的支持，於是他們不失時機地強調這種委屈。「黑色恥辱」以及斷言黑人部隊有惡劣行為，為德國的媒體提供了大量話題。自戰爭以來，英國和美國的輿論第一次堅決站在德國一邊反對法國。 第二個插曲是法國鼓勵的所謂萊茵蘭地區的「分離主義分子」的運動。由於未能在和平談判中成功地強行使萊茵蘭脫離德國，現在法國的一些將軍和官員便在法國政府的默許下，尋求通過引導當地居民脫離柏林當局並要求成立一個獨立的萊茵蘭德意志國家的方法達到同樣的目的。這個運動幾乎純粹是編造出來的。萊茵蘭的大部分地區併入普魯士已經有一個多世紀了，因此幾乎沒有一個萊茵蘭人妄想得到一種在法國庇護下的假自治。但是法國人找到或是向萊茵蘭輸入了一小撮德國的叛逆者，他們準備玩法國的遊戲以回報法國支付給他們的慷慨津貼；於是一個表面上的分離主義運動持續了三年。到1923年秋天，形勢向著丟臉的方向發展。在巴列丁奈特——它不是普魯士的組成部分而是巴伐利亞的組成部分——當地協約國最高委員會的法國代表宣布承認分離主義分子是一個獨立的政府；而為此目的由法國軍事當局武裝起來的分離主義者趕走了德國官員並接管了當地的行政機關。1924年1月根據一次多數投票（法國和比利時反對英國），最高委員會正式承認了巴列丁奈特的「自治政府」。這對英國的輿論和英國政府來說實在是太過分了。於是英國對法國政府施加了強大的壓力，在這樣的壓力下，法國政府只好指示它在萊茵蘭的代表們放棄對分離主義者的支持。結果是毀滅性的。整個運動在幾個小時之內就崩潰了。在巴列丁奈特的幾個主要城鎮都發生了騷亂；並且在軍隊能夠介入之前，20多個分離主義分子就被公眾處以私刑。1924年2月以後便沒有再聽到萊茵蘭的分離主義運動的消息了。 在此期間，在德國與協約國之間，以及法國與英國之間互相關係的第三個而且是最重要的事件，便是糾纏不休的賠償問題。現在我們便轉入這個問題。 賠償 在戰爭過程中，許多國家的民眾輿論都強調他們自己反對包含在大部分和平條約中的戰勝國強加給戰敗國的那種用「戰爭賠款」作為懲罰辦法的慣例。協約國政府順應了這種民意，並在凡爾賽條約中把他們對德國的要求限制在「對協約及參戰各國的國民和對他們的財產所造成的所有損失進行賠償」的範圍之內。但是這只是一種沒有實際意義的讓步；因為很快就清楚的是，德國的資源甚至連支付這種賠償也是不夠的。在規定由戰敗國要支付給戰勝國賠款這一問題上，凡爾賽條約和以前的和平條約的重要區別就在於，凡爾賽條約本身並沒有規定賠款的總數。這個問題留給了協約國的一個委員會，被稱為賠款委員會，去草擬賠款清單並決定支付它的形式。賠款總額將在1921年5月1日決定，在此之前德國應先支付的數額為10億英鎊。人們預期最後的支付至少要拖延30年才能完成。 在凡爾賽條約簽訂之前的協約國與德國代表團的互換照會中，協約國同意考慮德國可能提出的任何「一攬子解決它的全部債務」的建議，這樣一個建議將取代賠款委員會所建議的數額。對這個建議可能規定的條件的討論，以及對德國希望「以實物交貨（特別是以煤炭交貨）」——德國希望以此免除先支付10億英鎊——的討論，是1920年有關賠償問題討論的主要內容。當年7月在斯帕召開會議，德國總理和外交部長第一次以平等的身份在圓桌會議上與主要協約國的部長們一起開會。但是他們之間達成的唯一協定是確定在以後的6個月中關於實物交付煤炭的決定；而由斯帕會議在賠款問題上做出的重要決定是作為協約國自身內部的、迄今為止從未兌現的分配額。法國將獲得賠款的52%，英帝國為22%，義大利為10%，比利時為8%，餘額則留給其他較小的協約國之間進行分配。鑒於比利時受到的損害特別嚴重，將有權優先獲得1億英鎊。 德國政府對「賠款總額」的看法和協約國政府指望德國人會明智地提出的「賠償總額」的看法之間分歧太大，以致雙方未能達成一個協定；於是1921年3月，以德國未能完成預先規定的賠款的支付以及未能實施某些裁軍條款，協約國的軍隊占領了萊茵河東岸的三個城市——杜塞道夫、杜依斯堡和魯爾奧爾特。1921年4月27日，根據凡爾賽條約，賠款委員會決定德國的賠款總額為66億英鎊。至此在協約國中也終於形成了更為明智的看法，即認識到德國只能支付這個巨大賬單中的一小部分。儘管協約國政府還沒有足夠的勇氣公開宣布放棄他們要求的任何部分，但是德國的債務被分成了三個部分，並用「A」、「B」、「C」三種債務來表示。「C」種債務的總數為40億英鎊，由賠款委員會掌握，直到德國擁有支付能力之後才兌現，於是整個債務的2／3就這樣被無限期地擱置起來了。至於其他部分，協約國政府草擬了一個「支付時間表」，根據這個時間表，德國應當每年支付一億英鎊，再加上它的全部出口價值的25%。協約國把這個時間表交給德國政府時附有一個最後通牒，即如果到5月12日德國仍不接受，協約國的軍隊將占領魯爾盆地，這是德國冶金工業的心臟，是它的80%的煤炭和鋼鐵工業的所在地。德國爆發了內閣危機，並於5月11日接受了這一要求。 到8月，德國按時間表支付了應付的第一筆分期付款的5000萬英鎊；不過這註定是它在三年多的時間裡的最後一次現金支付。不久德國便陷入了通貨危機的痛苦之中，到1920年年中，馬克已經從它的正常值——20馬克兌換1英鎊下降到約250馬克兌換1英鎊。上述比價保持了一段時間，這主要是受到了外國投機分子的支持，他們輕率地認為終有一天馬克會回升到它最初的比價。但是1921年夏天，形勢就已經很明朗，德國將需要大量的外幣才能按照時間表履行它的義務，馬克重新開始了它的下跌過程。11月，馬克跌到了1000馬克兌換1英鎊的地步；而到了1922年夏天，馬克的下跌速度則是迅速而災難性的。 到此時，各國的財政專家們都承認德國用現金支付賠款的能力已經完全枯竭了。馬克對協約國已經一文不值；而且德國政府即使有支付的願望，也沒有辦法去購買其他的貨幣。英國政府要求對德國的所有現金支付給以兩年的延緩期。法國的公眾輿論則拒絕接受債務人能夠因此而逃避它應當承擔的義務，卻讓戰勝的協約國去承擔能壓死人的巨大的戰爭費用和重建的負擔。法國政府的欲望受到了1921年最後通牒的刺激。如果協約國占領魯爾區，不僅會增加法國的安全，而且德國工業的巨大利潤也會通過強制手段而流入協約國的國庫。這個計劃被似是而非地說成是一種「生產保證」（或「產品抵押」）政策，並證明對一些法國的政治家們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普恩加萊便是其中之一。1922年12月，德國由於一個小差額而未能完成已經達成協議的實物支付計劃；於是賠款委員會在反對英國代表的提案的同時，宣布德國是「故意違約」。這個做法的重要性就在於凡爾賽條約的這項條款，該條款使協約國有權「在一旦德國故意不履行條約的情況下」採取「各自政府認為是必要的那些措施」。 現在法國人決心進行嘗試的方式是很清楚的。1923年1月11日，在企圖獲得英國政府的合作或至少是同意的努力徒勞無功之後，法國和比利時的軍隊開進了魯爾。德國政府宣布實行消極抵抗政策。禁止德國人以任何方式與入侵者合作，並停止一切無償支付的賠款和實物。法國人則以各種方式進行反擊，並在占領的和非占領的德國領土之間畫了一條線，不許任何貨物通過這條線。占領區的不服從的官員和工廠主被趕走或被關押；還成立了一個機構從魯爾區的工業產量中榨取賠償。 英國政府認為法國和比利時的這種孤立行動是違反條約的行為，它的藉口並不充分而且沒有獲得協約國的批准；而且英國也不相信用這種方式獲得賠償支付的效力。法—英關係明顯地緊張了。在萊茵蘭的形勢也變得極其困難。1923年幾乎所有的最高委員會的決定都是由反對英國的多數票做出的；至於來自魯爾占領軍的〔法、比占領軍的〕決定，英國占領區的當局則拒絕執行它們。 占領魯爾使德國的整個經濟生活陷入停頓。在法國方面，從魯爾運出的煤和鐵也不足以支付占領行動的費用。在德國方面，最直接的後果是德國財政的完全破產。在占領前夕，馬克已經跌到35000馬克兌換1英鎊，整個1923年下跌一直在繼續，其價值有時隔一天就縮水一半。外國人用他的「硬」通貨以這種荒謬的匯率兌換馬克，用幾個便士就能在德國奢侈地過一天，用幾個先令就能週遊全國。到1923年底之前達到50兆馬克才能兌換1英鎊。 毫無疑問的是，馬克的最初下跌是由於德國政府沒有能力控制的因素——戰爭引起的經濟混亂，國家機器的無序運轉，以及最後協約國的要求。然而一旦這個過程繼續進行，德國當局很快就放棄了努力去阻止它。數額巨大而又沒有明確規定的賠款債務使德國不可能讓其財政機構正常運轉；並使它以任何認真的努力去這樣做的願望成為泡影；因為它的財政越是正常運轉，它就越是要更多地去支付賠償。德國當局以冷酷的滿足感注視著馬克的下跌速度，他們認為隨著馬克的下跌被沖走的是協約國最後的賠款希望。這個過程的最後階段提供了「通貨膨脹」這個詞的嚴格意義上的典型事例，即無限制地印刷紙幣，不計後果地保全對眼前資金的需求。 對德國來說，通貨膨脹是比凡爾賽條約更大的災難。每一種抵押契約，每一種帶有固定利息的投資，每一種以馬克結算的銀行賬目，都變得一文不值。所有的儲蓄都被一筆勾銷。這種打擊最嚴重地落到了中產階級頭上。貴族儘管已經窮困，但仍然擁有他的土地、他的牲畜和他的房屋。一小部分實業家和投機商人從通貨膨脹中發了財。工人階級習慣於現掙現吃的生活，他們根本也沒有什麼可以失掉的東西；並且為了適應價格的增長而對工人工資的調整速度比對職員和官員們的工資調整速度要快。中產階級則失去了他的積蓄，這就剝奪了使他高於無產階級的地位之上的那一點點差距，並使他因此而遭受了失去其社會地位的所有恥辱。他看不起工人階級，儘管他自己已經降到了工人階級的水平，他也輕視猶太人，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錯誤地）認為猶太人是通貨膨脹的暴發戶。從這種被剝奪和被降低了身份的中產階級當中，總有一天納粹黨將會從中吸收它的大部分新黨員。 無論如何，使德國完全崩潰的魯爾占領也是戰後歐洲歷史的轉折點。到1923年9月，德國的抵抗已經崩潰。在柏林，一個新的內閣剛剛掌權，古斯塔夫·斯特萊斯曼，一位迄今不為海外所了解的政治家，成為總理和外交部長；於是結束「消極抵抗」的任務便落到了斯特萊斯曼的肩上。但是這種退卻並沒有解決協約國政府的問題。在按照任何認真考慮的數額重新開始支付賠款之前，顯然將不得不徹底審查德國的財政情況；於是在該年年底美國同意與英國、法國、比利時和義大利政府一起任命一個「專家」委員會，它將完全從經濟的而非政治的角度去考察使德國的財政機構正常運轉的方法。為了避免刺激法國的敏感問題，在該委員會的審查範圍里沒有提到必須考慮德國支付賠款的能力問題。但是每個人都知道這是什麼意思。美國「專家」道威斯將軍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而他則是在該委員會被稱為道威斯委員會之後才為人所知的。該委員會於1924年1月在巴黎開始了它的工作。 斯特萊斯曼作為外交部長（他很快就放棄了總理職務而使自己專心於外交事務）以及道威斯委員會的成立是預示著時代精神正在改變的三個事件中的兩個。第三個事件發生在法國。法國人民也開始認識到占領魯爾是一個代價昂貴的錯誤，而且德國的破產就意味著「生產保證」政策的破產。法國自身也受到財政危機的威脅，越發需要來自德國的大量賠款支付；但是顯然要去嘗試獲得賠償的某些其他辦法。1924年5月的法國大選導致了左派的勝利。普恩加萊的內閣倒台了，代之而起的是赫里歐領導下的激進內閣；而該內閣上台的日子——1924年5月11日，可以看做是結束試圖通過武力確立和平的戰後第一個時期的標誌。後來，一些法國人竟然後悔放棄了普恩加萊的不惜任何代價強制實行條約的政策。但是在1924年，公眾則普遍認為並承認普恩加萊的政策已經失敗；而且認為如果繼續實行該政策將會引起法國和英國關係的公開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