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愛中的騙子 · 問家人好
「嗯，我知道這好像挺滑稽，」那個年輕人在製圖板前站起身子說，「可是我想我們還沒有互相正式介紹過。我叫丹·羅森塔爾。」他個子高，塊頭又大，他的面孔說明了他很靦腆。
「比爾·格羅夫。」握手時我告訴他，然後我們都裝做安定下來。我們剛進雷明頓·蘭德公司，被安排坐在同一個玻璃格子間裡，這是在迷宮般的十一樓，光線明亮，人們都壓低聲音說話。時間是一九四九年春天，地點是紐約。
丹·羅森塔爾的工作，是為公司的「對外宣傳刊物」設計和畫插圖，這份刊物是份華而不實、讓人無法卒讀的月刊，名為《系統》，我的工作是為這份刊物撰稿並編輯。在做著他的工作中最精細的部分時，他好像也能說話、聆聽，我很快變得會幾個鐘頭乃至幾天不去理會工作，所以在他那張清清爽爽的製圖板和我的一貫讓人泄氣、放得亂七八糟的辦公桌之間狹小的空間裡，我們開始幾乎一直會你說一句，我說一句。
那年我二十三歲，丹比我大一歲左右，他說話帶著一種生硬、低沉的親切感，似乎保證他將永遠是個好夥伴。他跟他的父母和弟弟住在布魯克林，「前面一拐就到了科尼島，這樣說，能給你一個概念。」他最近剛從庫珀聯合學院的藝術學院畢業——這所學院不收學費，但是因為挑選學生極為嚴格而出名，我聽說錄取比例為十比一，問他是不是這樣，他說他不知道。
「那你是在哪兒上的學，比爾？」他問，這一直是個讓人難堪的問題。
我退伍時，美國大兵權利法案[1]提供的大好機會擺在眼前，但是我居然沒有利用——我永遠都不能完全想通是為什麼。部分是害怕：我上高中時成績糟糕，在部隊里，測我智商為109，我不想再冒著失敗的危險。部分是自負：我計劃儘快成為一名職業作家，那讓上四年大學似乎耽誤事，是浪費。另外還有第三個因素——這要費很大勁才能解釋清楚，但是可以用一種極為簡化的方式講出來，比害怕和自負的那些話容易講——在被問到我為什麼沒上大學時，我的回答頗為經常是：「我得照顧我媽媽。」
「哦，那就太糟糕了。」丹·羅森塔爾面帶擔心地說，「我是說，你錯過上大學太糟糕了。」他好像考慮了一陣子這件事，一邊用一枝細細的畫筆來回描，那裡籠罩著清新的香蕉油[2]味，格子間裡他那側，一直有這種氣味。後來他說：「不管怎麼樣，如果美國大兵法案給被撫養的妻子和孩子發補助，幹嗎他們不給被贍養的母親發補助？」
我從未深入考慮過這件事；更糟糕的是，我從來沒想到過這件事。可是不管我回答得有多麼前言不搭後語，含糊其詞，都沒什麼關係，因為他在我自傳中的黑暗地帶，又發現了一處沼澤區。
「你現在結婚了嗎？」他說。
「嗯哼。」
「那，誰去照顧你媽媽？還是你嗎？」
「沒有，她——嗯，她現在基本上恢復過來了。」我說，那是扯了個謊話。
我知道他不會再追問，他也的確沒有，辦公室友誼使得他不可能那樣。不過我在緊張地翻看《系統》的稿件時，也知道從現在開始，在丹·羅森塔爾旁邊，我得看好自己的嘴巴。
從我記事起，我媽媽就靠離婚贍養費生活。我爸爸一九四二年去世後，什麼都沒給她留下。剛開始，她做過幾份沒面子的辛苦工作——在一家研磨透鏡的作坊幹活，在生產百貨商店用的人體模型的租金低廉的大通間工廠里幹活——但是像那種工作，令人痛心地不適合一個糊裡糊塗、快速衰老、經常變得歇斯底里的女人來做，她經常自以為是雕塑家，至少像我自以為是作家一樣認真。我入伍那段時間，她作為「A類被贍養人」得到了一點實惠，但是不會很多。有一陣子，她跟我姐姐一家住在長島的郊區，可是在那座不快樂的房子裡，出現了個性衝突，很快導致她回到紐約——也就是到了我身邊。我姐姐給我寫過一封信來談這件事，似乎這件事情微妙得無法在電話上談。她解釋說她丈夫覺得跟岳母同住的「觀點」理論上挺合理，實踐起來卻困難重重，還說她相信我能夠理解。
所以就那樣開始了。我媽媽跟我靠我掙的很少一點實習期工資生活，我先是在一份行業刊物，然後在合眾社當改稿編輯，我們一起住在哈德遜街的一套公寓裡，那是她找到的。除了有種噬心的感覺，即對一個年輕男性來說，這不能算是一種具有冒險精神或者吸引人的生活方式，我一開始感覺挺舒服。我們相處好得讓人吃驚，可是話說回來，我們一向都相處得不錯。
在整個童年階段，我都佩服她把金錢問題不當回事的做法——也許有甚於佩服她對藝術的不懈追求，或者她如此頻繁地喚起我對她的愛，那一點讓她在我眼裡顯得不同尋常，覺得她挺不錯。如果我們偶爾被租住的地方趕出來，如果我們很少有穿得出去的衣服，有時會挨餓兩三天，等著我爸爸每個月的支票，那種艱辛，只是加強了她躺在床上大聲給我和我姐姐閱讀《遠大前程》時甜蜜的痛苦感。她具有自由精神，我們具有自由精神，只有一個由債權人或者「像你爸爸那種人」組成的世界，才不懂得欣賞我們生活中的浪漫。
現在，她經常向我保證說這樣安排只是暫時的——她肯定很快就會找到辦法「重新站穩腳跟」——可是隨著一個又一個月過去，她根本不去努力，也不去制訂什麼合理計劃，所以我開始失去耐心。這完全沒有意義。我不再想聽她滔滔不絕地說話，也不想跟她一起哈哈大笑；我覺得她喝酒喝得太多，發現她小孩子氣，而且不負責任——這是我爸爸說過的兩方面——我甚至不想去看她：小個子，背駝，穿的是有品位卻從來不是很乾淨的衣服，黃灰色的頭髮稀疏，亂糟糟的，嘴部肌肉鬆弛，一張臉上要麼是鬧脾氣，要麼是興高采烈的樣子。
她的牙齒好多年都有毛病，不好看，而且開始疼。我領她去了北診所，那是格林威治村一座古老的小小的三角形磚制標誌性建築，據說是紐約最古老的免費牙醫門診處。一位和氣的年輕牙醫給她做了檢查，跟我們說她的牙得全拔了。
「哦，不！」她叫道。
沒辦法在這家門診處做拔牙手術，他解釋說，可是如果她去那位醫生在皇后區的私人診所，他可以在那兒給她拔牙，並給她做副假牙，只收正常費用的一半，因為她是這邊的門診病人。
就那樣說定了。我們坐火車去傑麥卡，我一直陪著她，聽她在每次被拔掉一顆牙時，都發出咕咕噥噥的聲音，渾身發抖。看著那位醫生把一顆又一顆醜陋的牙齒放到他的小瓷盤子裡，讓我腳趾收緊，頭皮發麻。看著可怕，但是奇怪地也令人滿足。一顆，一顆，隨著每顆牙齒帶著血掉到盤子上，我想，一顆……一顆……一顆。她又怎麼能把這當作浪漫之事？也許到現在，她終於能夠接受現實了。
那天下午回家的一路上，因為她臉龐的下半部凹陷很深，她不想讓任何人看到。坐車時，她盯著車窗外看，拿一疊紙巾捂著她的嘴巴。她似乎完全被打敗了。那天晚上，開始疼得更厲害時，她在床上翻滾、呻吟，懇求我給她倒杯酒。
「嗯，我看這個主意不太好。」我跟她說，「我是說酒精會暖和你的血液，你要知道，你在流血時，這只能是雪上加霜。」
「給他打電話，」她命令道，「給那誰誰打電話，那個牙醫。打給皇后區的查號台。我不管現在幾點鐘，我快死了。你明白我的話嗎？我快死了。」
我按照她說的做了。「很抱歉打電話到您家裡麻煩您，醫生。」我說，「但問題是，我不知道我媽媽能不能喝點東西。」
「噢，當然。」他說。「液體是最好的了，果汁，冰茶，任何一種流行的汽水和軟飲料，那樣不錯。」
「不，我是說——你知道——威士忌。酒類。」
「噢。」他委婉地解釋說根本不建議喝酒。
最後不管怎麼樣，我還是給她倒了兩杯，我自己也喝了三四杯，一個人站著，以一種情節劇般的絕望動作趴在窗前。我想我永遠都不能活著離開那裡。
她拿到了新假牙，剛開始戴的不適感結束後，她好像年輕了二十歲。她經常又是微笑，又是大笑，在鏡子前面花很多時間。可是她害怕大家會知道那是假牙，她變得小心翼翼。
「我說話的時候，你能聽到我發出咔嗒咔嗒的聲音嗎？」她會問我。
「聽不到。」
「嗯，我能聽到。你看到裝假牙的地方有條很難看的小皺紋嗎？很顯眼嗎？」
「不，當然不，根本沒人會注意到。」
她搞雕塑時，參加過三個需要付會費的藝術組織：全國雕塑協會、全國女藝術家協會，還有個名叫「鋼筆與畫筆」的，那是本地格林威治村裡的一個女性俱樂部——我想那是很老、很老的格林威治村的遺留，當時的村里，有罩衣、焚香、帶交織字母的埃及香菸和埃德納·聖文森特·米萊[3]。在我的督促下，她不情願地同意不再向她在上城的那兩個組織交會費，可是她不肯放棄「鋼筆與畫筆」，因為對她來說，那在「社交上」意義重要。
我無所謂；這個俱樂部的會費並不多，他們有時舉辦畫作和雕塑聯展——很糟糕的下午，有茶和松糕、裂縫很嚴重的木地板以及戴著滑稽帽子聚在一起的女士——在這種展覽上，我媽媽很久以前一件布滿指紋的小型作品也許能獲得一項榮譽獎。
「你要知道，只是最近，他們才讓雕塑家加入『鋼筆與畫筆』。」她解釋道，解釋的次數遠遠超出了必要。「以前一直只是作家和畫家，當然他們現在可以改名字了，把雕塑家也包括進去，可是我們自稱是『拿鑿子的』」。她總是覺得那樣說很滑稽，笑了又笑，一邊想用手指遮住自己的牙齒——那是以前，後來是高興地展示她嶄新的假牙。
那段時間，我幾乎沒有認識一個跟我年齡相當的人，除了在格林威治村的酒吧里留連，想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後來有一次，有人帶我去一個小範圍聚會，認識了一個名叫艾琳的女孩，接著發現她像我一樣孤獨，不過在掩飾此事上，她比我做得要好。她個子高，身材苗條，一頭茂密的暗紅色頭髮，臉瘦瘦的，長得漂亮，有時候一臉提防而嚴肅的樣子，似乎世界正在強加給她什麼事。她也來自她所謂的「家道中落」的背景（我以前從未聽說過這個短語，就馬上把它加入我的詞彙庫），她的父母也是早就離婚，她也沒有上過大學，另外還是跟我一樣，她做一份白領的工作來謀生，在一家商業公司做秘書。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差別，她堅持說她喜歡自己的工作，因為那是份「好工作」，可是我想會有足夠的時間勸她別去那樣想。
從一開始，而且是接下來的整整一年時間裡，我們除了去上班，其餘時間幾乎都在一起。那也許不是愛情，但我們當時也不會被說服，因為我們一再告訴對方也告訴自己那是愛情。如果說我們經常吵架，電影則一次次證明了愛情就是那樣。我們無法躲開對方，不過我想過了一陣子，我們都開始懷疑這也許是因為我們倆誰都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艾琳想見見我的媽媽，我知道那樣做就錯了，可是想不出可行的拒絕辦法。不出所料，我媽媽不喜歡她。「嗯，她是個討人喜歡的女孩，親愛的。」她後來說，「可是我不明白你怎麼會覺得她很漂亮。」
後來有一次，艾琳跟我提到一個跟她同住一幢樓的讓人討厭的中年男人時，說「他在藝術的外圍有很多年了，張口閉口都是藝術，以至於他開始期望自己擁有那種特權，即成為從來不從事藝術工作的藝術家。我是說他是個藝術遊民，就像你媽媽那樣。」
「藝術遊民？」
「嗯，你知道，一輩子都在瞎折騰藝術，試圖用並非真正有才氣而且從未真正有才氣的東西來給別人留下印象——你難道不覺得那樣討人厭？你難道不覺得這是浪費每個人的時間？」
出於早已有之的忠誠，我努力為我媽媽辯護，說她不是藝術遊民，可是辯護得缺乏說服力、蹩腳、言過其實，要不是我們想法換了話題，可能又會吵起架來。
有幾天早上，我天亮後才回家，幾乎沒時間換件乾淨襯衫去上班，我媽媽會用一種悲劇性的注視來迎接我，有一兩次她說——好像我是女孩一方：「嗯，我當然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幹嗎。」那年晚些時候的一個夜晚，她控制不住地發了脾氣，稱艾琳是「你的那個下賤的愛爾蘭蕩婦」。可那並不是真的很糟糕，因為能讓我在鄙夷的沉默中站起身走出去，關上門，讓她納悶我還回不回來。
那年冬天，我得上了肺炎，好像跟我們走霉運的總體趨勢是一致的。我在醫院養病時，有次我媽和艾琳——那次之前，她們都巧妙地避免碰頭——發現兩個人乘同一部電梯，在下午探視時間一起進了病房，她們各自坐在一把椅子上，高高的鐵架床旁一人一邊，隔著我胸口遲遲疑疑地交談，而我的頭放在枕頭上。她們的臉長得極不相同，我看了這張看那張，老的和年輕人的，儘量為兩張臉送上合適的表情。
後來艾琳把我的病號服扯開一邊，往裡面瞅了一眼，開始用手按摩我肋骨上的肌肉。「他的膚色可真好。」她說，她說話帶著悅耳的假顫音。
「嗯，是啊，我一直這樣覺得。」我媽媽平靜地說。
「不過你知道最棒的是什麼？」艾琳說，「最棒的是他渾身上下，都是同一種膚色。」
要是我媽媽沒有選擇沉默，稍微垂下眼瞼，抬起下巴，就像一個寡婦被迫面對一個放肆的女幫廚，那就滑稽了。艾琳只得又把手放回大腿上，低頭看那隻手。
幾天後我出院了，不過先得讓一位溫和而顯得盡職盡責的醫生就充足的營養和正常的作息時間給我上一課。「你體重不足。」他解釋道，好像我不知道似的，好像我這輩子裡，長得皮包骨頭並非一直是個帶來尷尬的可怕根子。「你患過幾種肺病，你總體上的身體狀況說明你容易患上肺結核。」
我帶著盛洗漱用品的髒兮兮的牛皮紙小袋子坐地鐵時，不知道怎樣對待那句話，可是我知道這件事只能先放一放。眼前——而且是天曉得往後有多久——還有別的麻煩。
最可怕也是能想到的最糟糕的麻煩出現在一兩個月後，那是一個暖和的夜晚，在艾琳的住處，當時她說她想跟我分手。我們「談情說愛」（那是她的用詞）有一年了，好像根本沒什麼前途。她說她「還對別的男人感興趣」，我說「什麼別的男人？」時，她望向別處，回答得像謎一般，那告訴我這次架我是吵不贏了。
我知道我有一點占理——她不認識別的男的；但是她也有一點很占理，那就是她想要再次孤獨的自由，在她的電話旁邊等待的自由，直到有人邀請她去一個地方，那裡會有別的男人，然後從幾個候選人中，她會挑選出一個。很可能比我年齡大，相貌更好，穿著更好，銀行里有點錢，對自己的生活方向有想法，當然他也不會有一位媽媽在身邊。
所以就結束了。有一陣子，在帶著觀看悲劇的眼光衡量自己的情形時，我想我很可能會死。我還不到約翰·濟慈[4]的年齡，他也是個營養不良的肺結核患者，可是另一方面，我尚未有什麼資格自稱天才，所以我的死，很有可能唯其默默無聞而更讓人傷心——一個英年早逝的年輕人，一個無名戰士，也許除了一個女孩，從來無人哀悼。
可我還是按說要每天八個鐘頭為合眾社苦心撰稿，乘地鐵，留意我在街上到底往哪裡走，沒過多久就會發現，你先是得活著，然後才能做這種事。
有天晚上我到家時，發現我媽媽幾乎壓抑不住為什麼事情而快樂，得跟我說說。有一陣子，我看著她的臉，心裡湧上了不合理的希望，還以為好消息也許是她找到了一份體面的工作，但不是這樣。
「鋼筆與畫筆」俱樂部要舉辦一次晚會，她說，然後是開派對。這個俱樂部的每類成員都要唱首幽默歌曲或者演個小品什麼的，她被選中代表雕塑家那群人出節目。
當時收音機上在播一首愚蠢的廣告歌，給香蕉做廣告。一個帶著南美口音的女孩會出來按照拉丁風格的節奏唱道：
我是奇基塔香蕉，我——專門來提一提
香蕉長熟得以某種方式……
下面是我媽媽的戲仿，是為了逗樂「鋼筆與畫筆」俱樂部的女士，她兩眼放光，在我們那個破舊家裡的地板上，她敏捷地小幅度跳來跳去表演給我看：
噢，我們是雕塑家，我們——專門來提一提
你們對待雕塑家得以某種方式……
她當時五十七歲，我經常想到她瘋了——自從我記事起，就一直有人說她瘋了——但是我想必定是那天晚上，要麼是後來沒過多久，我決定脫身。
我從銀行借了三百塊錢給了我媽媽，解釋說全部由我來還，並費了好一番口舌告訴她，她得自力更生了。
然後我趕快去了艾琳的住處——趕快，好像是害怕「別的男的」也許會先到——問她願不願意馬上嫁給我，她說願意。
「我們倆挺滑稽的，」她後來說。「我們一點都不像，我們事實上共同興趣什麼的一點都沒有，可是當然有種——化學的親和力，不是嗎。」
「是啊。」
好像單單憑著化學親和力，在格林威治村邊上鄰近碼頭安靜地方的一間破舊公寓裡，我們挨過了一九四八年的夏天。
有時，我媽媽會又是低聲下氣、又是迫切地向我借二十塊、十塊或者五塊錢，直到我和艾琳開始害怕電話響。後來沒過多久，她開始接近自力更生。她當時在以打零工方式，給百貨商店做人體模型的頭部，在家裡工作——至少不再受僱於哪間工廠——可是她想讓我知道她也許很快就會有一件好得多的事。她打聽到全國女藝術家協會準備請一個人負責辦公室以及公關事務。那樣的工作不是很棒嗎？沒有要求這人得會打字，真是走運，但問題是她們很可能想讓她做一段時間志願者，然後才給她開工資。如果她得幾個月時間在那裡全職工作而沒有錢拿，她又怎麼去製作人體模特的頭部？到頭來事情總是不會圓滿，那不算諷刺嗎？
沒錯。
那年秋天晚些時候，我被合眾社炒掉了，因為總體上的不稱職，我想，不過在寥寥幾句親切的炒人談話中，沒有提到這個詞。接下來緊張地過了幾個星期，直到我在一份工會報紙那裡找到一份工作。後來春天時，雷明頓·蘭德公司雇用了我，在那個玻璃圍起來的乏味的小格子間裡，我跟丹·羅森塔爾一起偷懶、聊天的階段就開始了。
我一旦認識到不能跟他講太多關於我自己的事，我們就相處得挺好。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是要取得並維持他的好看法。
他說的話有很多是關於他的家庭。他跟我說他的爸爸是個男裝製衣業中的裁衣工，「在自學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績」，可是接著又說：「哈，媽的，說這種話，根本免不了會貶低那個人。你心裡會形成一幅畫面，一個滑稽的小個子整天趴在一台機器前面，然後整晚談論克爾凱郭爾。我根本不是那個意思。知道嗎？如果你跟某個人關係親密，如果你愛一個人，你想解釋，卻只會讓自己大出洋相。我說起我媽媽時，也是這樣。」
他為他的弟弟菲爾極感自豪，他當時在市里幾所高中那裡，是有名的天才學生。「他是我訂的，」他有一次說，「我七歲時，我跟我的父母說我想要一個小弟弟，不允許他們說不。他們別無選擇，就為我生了個小弟弟，那樣挺好，可是問題是，我當時沒意識到還要再過幾年，才能跟他玩，跟他說話，教給他什麼東西，當時跟他什麼都做不了，那讓我難以接受。儘管這樣，從他六歲左右開始，我就沒多少可以抱怨了。我們家裡買了架鋼琴，才學了幾個月，菲爾就彈起了古典音樂。我不是開玩笑。該上高中時，市里最好的學校任他挑。他在女生面前仍然很靦腆，我想他擔心這一點，可是女生在他面前，可是他媽的一點都不靦腆。破電話每天晚上都響，女生，只是打電話跟菲爾聊一會兒。噢，這個混蛋，這孩子條件好得很呢。」
有幾次，丹說他想他差不多準備搬出來自己住，他試探地問起我格林威治村內各處的房租水平，可是這些計劃根本沒有暗示他跟他自己的家人有什麼矛盾。好像更應該這麼說吧，考慮到他的年齡和所受的教育，他覺得人們如今會認為他應該搬出來，他想做應該做的事。
後來有一天早上，他打電話到辦公室找我，他的嗓音因為震驚和睡眠不足而沙啞，他說：「比爾嗎？聽著，我會有幾天不上班，我不知道會有幾天。我爸爸昨天夜裡去世了。」
他回來上班時，臉色很蒼白，好像縮小了一點。他在咕噥上班的麻煩事時，說了很多個「他媽的」；後來過了一星期左右，他想跟我談談他爸爸的一生。
「你知道裁衣工是幹什麼的嗎？」他問，「嗯，他整天操縱一台小機器。那台機器有一個自動刀片，可以說有點像是豎鋸；操作的人拿著也許有二十五層衣料——法蘭絨或者精紡毛料或者不論剛好是什麼料子——他根據某種式樣，比如袖子或者翻領或者外套口袋，操縱刀片把整摞料子切來切去。到處都有絨毛，鑽到你的鼻子，進到你的喉嚨，整個一輩子都生活在他媽的絨毛里。你能想像一個很聰明的人——一個非常聰明的人干那種活幹了三十五年嗎？除了他從來沒有被培訓過從事別的任何職業，沒有比這更好的理由，你想像得到嗎？啊，要命，足以讓你他媽傷透了心。五十二歲。」
丹那年夏天抽起了雪茄，他的襯衫口袋裡總是裝有好幾根，埋頭工作時，嘴裡總是叼了一根抽。在我看來，他並不是真的很喜歡抽——雪茄不時會讓他咳上一陣子——可那似乎是他為進入愚鈍而未老先衰的中年生活的準備工作的一部分，他在二十五歲時，就讓自己進入了那種生活。
「你知道我跟你說過的辦公室里的那個人嗎？」有天晚上我跟艾琳說。「那個畫畫的？丹·羅森塔爾？我想他在練習怎樣當一個老年人。」
「哦？你什麼意思？」
「嗯，他變得很——哈，我沒法解釋。我甚至拿不准我是不是說得對。」
她也很少能跟我解釋關於她的辦公室里人們的什麼事。我們的談話經常轉而承認我們根本拿不准我們是不是說對了，接下來會是沉默，直到為什麼事情吵起來。
我們不是理想的一對。現在覺得，我們結婚時太年輕，結婚的原因我們現在都覺得不夠充分。有時，我們會愉快地聊很久，像是要證明我們是好伴侶；然而即使在那時，她說話中一些矯揉造作的地方仍然讓我感覺不自在。她不說「是啊」，而是說「西啊」，經常是在香菸的煙霧中眯著眼睛時；她還說「如常」——我想那是會計部門的風趣話——不說「一切」，而是經常說「全體」，那是聰明而講究實際的紐約秘書的用詞，而她只允許自己成為那樣的人。
嗯，幾乎一直是這樣。在之前一年冬天，讓我大吃一驚的是，她去新學校[5]報名上表演課。到家後，她會上氣不接下氣地談到所學的東西，很急切地想談，根本不帶任何秘書腔；那是我們在一起最好的時光。那些個夜晚，誰都不會猜到這個可愛的戲劇藝術學生每星期四十個鐘頭，都是在一家名為博特尼工廠的紡織廠里辛苦工作。
新學校那個學年結束時，她上的那個班上的全體學生在第二大道上一間灰撲撲的舊劇院舉行了演出，觀眾主要是他們的親戚朋友。有選自大家熟悉的美國戲劇中有兩三個角色的一幕，其他學生選擇獨自表演，就像艾琳那樣。她挑選的，是輕鬆但並非沒有分量的一段——是一段較長、微妙而自成一體的獨白，來自埃爾默·賴斯的《夢幻女孩》——每個人都跟她說她的表演及獨白很棒。
那天晚上她表演得很出彩，以至於新學校為她提供了第二年的獎學金。這時問題出來了，她考慮了好幾天——她在公寓裡削土豆或者熨衣服時久久不出聲——然後宣布她決定拒絕這份獎學金。上了一整天班後晚上再去上學就太累人了。哦，這一年還不錯，挺有「意思」，可是繼續上就傻了：即使免費，也會在其他方面花很多錢。況且，沒人能通過這些無足輕重的成人教育課程，在表演方面學到很多。如果她真的想學——在任何專業意義上——她都得去全日制學習，而那當然不可能。
「為什麼？」
「你什麼意思，『為什麼』？」
「嗯，天哪，艾琳，你不需要那份工作，你明天就可以把那份破工作辭了，我能負責——」
「哦，你能負責什麼？」她轉身面對著我，兩個小拳頭架在屁股上，這種姿態總是意味著我們要大吵一架。
我愛那個只想告訴我「戲劇」事情的女孩，愛那個表演完《夢幻女孩》中的一幕後在雷鳴般的掌聲中，平靜而羞澀地站在那兒的女孩，而不怎麼喜歡博特尼工廠那個可靠的打字員，不喜歡那個不情願削土豆的人，不喜歡在熨衣板前皺著眉頭證明我們有多麼貧窮的那個動作緩慢、疲勞的女人。我絕對不想娶任何一個會說「哦，你能負責什麼？」的人。
沒錯，那次吵得很厲害，一直吵到把鄰居都吵醒了，也未能解決，而我們以前吵得最厲害時，都沒有這樣過。到那時，我們的生活，似乎全是磨損的神經和未癒合的傷口；我想那年夏天我們就有可能分手，而且這樣可能一勞永逸，如果不是我們得知艾琳有了身孕。
聽到有個孩子即將出世，丹·羅森塔爾從製圖板前快樂地站直身子跟我握手。然而那個簡短的儀式後，我們又都坐下時，他若有所思地瞄著我。「你怎麼可能當爸爸，」他問，「當你看上去還像是個小孩的時候？」
之後不久的一個周末，在秋天剛冷下來的一天，我出門在河邊一塊空地上收集碎木頭。我們住的公寓樓年久失修，不過我們有一座「管用的」壁爐。我只挑選能劈成適合壁爐大小的柴火的木板，我收集夠燒幾天的之後，就把木板扔過圍著空地的高高的鐵絲網。從遠處看，那圈鐵絲網也許難爬，可是松松垮垮的地方夠多，挺容易就有地方踩。我爬上去翻過來，剛剛跳到街上，就看到丹·羅森塔爾在向我走來。
「哎，」他說，「你爬過那道鐵絲網，動作挺漂亮嘛。你看上去動作很敏捷。」
那話說得令人愉快。我記得還感到高興的是，他看到的我上身穿著一件舊的部隊野戰夾克，下身是藍色牛仔褲。他穿著套裝、打著領帶，還穿了件樣子新的輕便大衣。
我們抱著木頭走回那幢公寓樓時——丹也抱了一部分，小心地不讓木頭碰到他的外套——他解釋說他這天來市里看望一個在庫珀聯合學院認識的朋友，發現自己有幾個鐘頭時間，所以剛才在格林威治村里走了走。他希望我不介意他順路來看看。
「咳，不會。」我跟他說，「這樣挺好，丹。上來吧，我想讓你認識一下我太太。」
除了住在那裡，我和艾琳事實上根本不算格林威治村的人。波希米亞人讓我們感到緊張。對我們來說，「時髦」這個詞，模模糊糊有種嚇人的言外之意，想到抽大麻（或稱「茶」，我想當時通常是那樣叫的）也是。我們參加的僅有的幾次派對上，別的人主要都是年輕的辦公室職員，跟我們一樣保守。
即便如此，那天下午我帶丹·羅森塔爾走進那幢房子並上樓時，我不覺為了他，在儘量表現得懶洋洋的，嘴裡嘟嘟囔囔，眯著眼睛。艾琳呢，她就是想努力表現，效果也不會比那更好——我們發現她靠在那張大大的沙發床上，穿著那件黑色的翻領毛線衫和黑色家常褲。我一直喜歡那套衣服，因為配她一頭長長的紅色頭髮很合適，而且也是因為它似乎把她關節處的線條柔化了。她有時候去上表演課時穿，我們晚上去聖里莫或者本地有名的其他酒吧安靜地坐上幾個鐘頭，她幾乎總是穿這套衣服。在那些酒吧里，我們儘量克服自己在那些小伙子中間不自在的感覺，那些小伙子跟他們膚色蒼白、長頭髮的女孩在一起，他們表現得懶洋洋的，嘴裡嘟嘟囔囔，眯著眼睛，他們整個一群群人不時爆發出一陣大笑，為了什麼事，我們很有把握是絕對不可能理解的。
如果你夠年輕，可能會讓你感到興奮的是去裝得不像是自己。如果我在翻過鐵絲網時動作敏捷，如果我在上樓梯時表現得「時髦」，那麼現在該表現出粗獷的一面了。我彎著腰，用大大超出必要的力氣，從壁爐里拖出一個柴架，在它鐵制的突出部分上，把那些木板砸開、劈開，把柴架也弄得咣咣響；後來等到那些木板變成容易收拾的長條時，我一根接一根拿過來在我繃緊的膝蓋上折成兩段或者三段。有些木頭上有一排排銹釘子，丹說「小心釘子」，可是我沒出聲，等於告訴他我自己會當心的。我這一輩子以前不是干過這種事嗎？我不是在部隊里當過步兵嗎？他以為我一直是個身穿白襯衫，待在辦公室的人嗎？哼，走南闖北的人，很少有不會做的事；這個相貌出眾的女孩讓他挪不開眼睛，他以為我還能靠別的什麼贏得她嗎？
不久我們就生起了挺旺的火。丹脫下外套，弄鬆了領帶；我們三個人姿態放鬆地坐了一圈，喝啤酒，我的裝腔作勢進入了一個安靜而「有趣」的階段。嗯，不，我對著火苗露出憂傷的微笑，跟他說我已經決定把我去年春天以來一直在寫的長篇小說先擱一擱。我感覺不對頭。「如果一件事情感覺不對頭，」我解釋道，「就最好別去管它了。」討論這門手藝時，我總是努力使用簡短而含義模糊的短語。
「是啊。」他說。
「我想在另一種意義上，畫畫也是這樣。」
「嗯，可以說吧。」
「另外，有幾篇以前寫的短篇小說我想收拾一下，然後到處去投投稿。得收拾一下，你知道的。你得反覆把它們拆開再組合起來。它們不會自己寫出來。」
「嗯哼。」
接下來我又說了很久，關於受困於一份全日制工作，完成真正的作品有多麼困難。我們一直想存點錢，好去歐洲生活，我解釋道，可是現在，隨著寶寶的降臨，沒多少機會可以那樣做了。
「你們想去歐洲生活？」他問。
「嗯，我們以前總是會聊起這種事。主要是巴黎。」
「為什麼？」
就像他問的其他問題一樣，這個問題也問得令人不安。沒有什麼真正的原因，部分是因為海明威的傳奇故事，還有喬伊斯的；另外一部分原因，是我想把我和我媽媽之間隔開三千英里的海域。「哦，這個嘛，」我說，「主要只是那邊生活費用要低很多；我們很可能靠少得多的錢就能生活，我會有更多時間來寫作。」
「你會說法語嗎？」
「不；不過呢，我想我們可以學習。咳，管他的，只是——你知道——整件事情大概只是個白日夢。」從我說話的聲音，我能聽出自己在支吾，所以儘快不再說話。
「丹？」艾琳問道。她那張被爐火映照的臉可以說是雖無心卻有調情效果的最佳臉龐，她也完全清楚什麼時候自己又征服了一個人。「庫珀聯合學院的錄取比例是十比一，真的嗎？」
「嗯，比例有各種說法，」他不好意思地說，沒太正視她的眼睛，「不過差不多是那樣吧。」
「太棒了。我是說那真的不一般。你去那兒上學，肯定很自豪。」
她完全毀了我的表演，如果說她沒有毀了我的那個周末；即使這樣，他們聊天讓我開始形成了一個似乎是挺好的主意。
又聊了很多，也喝了更多啤酒，後來她說：「你可以留下來跟我們一起吃晚飯嗎，丹？」
「哦，這個主意很不錯，」他說，「可是也許最好等到下一次吧，我早就該回家了。借你們的電話用一下好嗎？」
他打電話給他的媽媽，愉快地聊了幾分鐘；後來，他說了很多感謝、道歉以及保證不久再來的話之後就離開了，艾琳說他那個電話聽上去像是丈夫給妻子打電話。
「是啊，嗯，事情是這樣，你要知道，」我告訴她，「自從他父親去世後，他一直表現得可以說好像他的媽媽就是他的妻子。他有個弟弟，比他小七八歲，現在他表現得那個弟弟好像是他們的兒子。」
「哦，」她說，「嗯，那可以說讓人同情，不是嗎。他有女朋友嗎？」
「我想沒有。即使有，他也從來沒提起過。」
「不過我真的很喜歡他。」她說，一邊開始在廚房裡把鍋跟平底鍋碰得叮噹響，那是她開始做晚飯了。「和很長時間以來我遇到的任何人相比，我更喜歡他。他很——和氣。」
那是個很是精挑細揀的詞，以至於我開始納悶她幹嗎要挑這個詞，很快就認為是因為那個詞不是很容易就能用到我身上。
可是管他的。我幾乎等不及鑽進那個由摺疊式屏風在牆角隔出來的一隅，我的工作檯在那邊。我那部失敗了的長篇小說就放在那裡，部分是打字機打出來的，部分是潦草寫出來的；我準備先拆散，然後再組合起來，收拾好，然後到處投稿的幾個短篇也放在那裡。不過我的新想法完全跟寫作無關。
我一直有畫簡單漫畫的本領，那天夜裡，我在好多頁打字紙上畫了在雷明頓·蘭德公司十一樓工作的一些人的漫畫。對那些人，我跟丹每天都得耐心且友好地待之。我看著幾幅較好的畫吃吃發笑時，心裡肯定他會喜歡看到那幾幅畫。
我又用了幾個夜晚篩選掉較差的，把較好的幾幅潤色了一下。後來有天早上，我儘量顯得隨隨便便地把弄好的一沓放在他的製圖板上。
「這是什麼？」他說，「哦，我明白了：阿奇·達文波特，還有可憐的老格斯·霍夫曼。這是誰？傑克·謝里頓，對嗎？哦，我猜這是打字組的喬根森太太……」
他全部看了一遍後說：「嗯，這些畫得挺聰明，比爾。」可是我聽他把「聰明」這個詞當作貶義詞用的次數夠多，而不會把這當作好聽話。
「哈，沒什麼，」我說這話讓他放心。「我只是覺得這些畫——你知道——也許能讓你笑一笑。」
事實上，我本來希望這些畫起的作用比這要大得多。我已經想出了一個計劃，其中這些畫是最初的一步，現在他不溫不火的反應，好像讓我沒法跟他講其餘的。可是我的沉默並未持續很久。那天下班前——甚至是在吃午飯前，我想——我就把整個破計劃一五一十跟他講了。
現在有成百上千的美國人靠著大兵法案報名上法國的美術學校，我解釋說。當然有許多是認真的畫家，可是別的還有好多人根本不是畫家：他們就算達到專業要求，達到的方面也很少；他們公然揩大兵法案的油，以資助他們在巴黎生活。美術學校也無所謂，他們巴不得美國政府源源不斷出錢。我是在《時代》雜誌上讀到的，裡面還點了一所美術學校的名字，說那是「在處理這種事情上最隨便的一所」。
我現在已經決定去申請讀那所學校，以便繼續寫作。我跟丹·羅森塔爾講了，可是我需要一封推薦信。所以問題是這樣：他可以給我寫封推薦信嗎？
他顯得摸不著頭腦，也略微有點不高興。「我不明白，」他說，「讓我寫信？他們應該聽說過我嗎？」
「不，可是你可以很他媽有把握他們聽說過庫珀聯合學院。」
進行得不是很順利，這點再明顯不過，可是他同意了。他用他畫畫的鉛筆很快寫了那封信，遞給我讓我打。
他告訴那所學校我是他的一個朋友，在線條畫方面顯示了有前途，他希望支持我去申請；在第二段也是最後一段，他才提到他畢業於庫珀聯合學院的資歷。
「嗯，這樣挺好，丹。」我說，「非常感謝。真的，只是有一件事：你說我是個『朋友』，難道不覺得有點會削弱了整個——」
「咳，要命，」他頭也沒抬地說。我也許看錯了，可是我覺得他脖子上粉紅的顏色比平時更深了。「要命，比爾，得了吧。我說你是個朋友，可沒說我們是刎頸之交。」
即使他當時不喜歡我——我覺得他很可能是——卻沒有流露出這一點。令人尷尬的第一天過去後，我們之間又全都沒事了。
如今他既然見過了我的妻子，我們相熟日子裡的儀式中，便有了新內容。每天晚上，要麼至少我們一起離開大樓，到了我們必須分頭去乘坐不同公共運輸工具的路口時，他會靦腆地向我揮揮手說：「嗯，問家人好。」
好多晚上他都這樣說，過了一陣子，他似乎覺得需要來點變化，會裝作皺著眉頭說：「問候一下怎麼樣？」或者：「我們問候一下，好嗎？」但都不是很讓人滿意的替代語，所以他又用回了原來那句。我總是會說謝謝他，也跟他揮揮手，說「你也一樣」，或者「你也是，丹」。那樣略微說一兩句，似乎合適地結束了一天。
我一直沒收到巴黎那所「隨便」的美術學校的回信，他們甚至沒有確認收到了我的申請，所以我只能認為《時代》雜誌上登了那篇故事，肯定讓他們收到雪片般的來信，寫信者來自美利堅全國各地，都是些全無才氣的申請者，有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的人、失敗者、不開心的丈夫等等，在他們眼裡，「巴黎」開始意味著最後的光明希望。
後來幾個月里，丹跟我一起回家吃過幾次飯，艾琳很快發現他能讓她哈哈大笑。那樣挺好，可是我幾乎從來不能讓她哈哈大笑——好像從我們在一起生活的很早期以來，就沒有過——所以我感到嫉妒。後來有一天他走後的深夜時分，家裡只剩下我們兩個人，變得安靜得讓人不舒服，她指出我們從來沒有真正開過一場派對。她說在她變得太「大」之前，她馬上想開次派對，我們就開了——我想我們兩個人都特別害怕把什麼都弄砸了。
丹帶來了他在庫珀聯合學院認識的一位朋友，是個彬彬有禮的年輕人，名叫傑瑞，他還帶來了一個一言不發的可愛女孩。派對開得還行——至少挺熱鬧，氣氛很快就活躍起來——所以我和艾琳後來都能告訴對方派對開得挺好。一兩個星期後在辦公室，丹說：「知道嗎？傑瑞跟他女朋友快結婚了。還有件事情你想知道嗎？是你們開的派對起了作用。我不是開玩笑。傑瑞跟我說他們都覺得你們兩個人很——我說不好，誰知道呢？——很浪漫，我想，他們覺得管他的，我們結婚吧，所以就決定結了。傑瑞接受了一份工作，我想他在換種情況下，絕對不可能考慮，那就是去一所商業美術學校工作，是在英屬哥倫比亞北邊很他媽遙遠的地方。我不知道他去那兒能他媽幹什麼，我想是教愛斯基摩人使用丁字尺吧。可是現在不能回頭了。定好了。他媽的木已成舟。」
「嗯，那太棒了，」我說，「替我向他們道喜。」
「好啊，我會的，我會的。」然後他從製圖板那邊轉過椅子——他不常那樣做——坐在那裡，顯得表情凝重，在思考什麼，一邊仔細看著他那根雪茄濡濕的一頭。「咳，他媽的，我也想結婚，」他說，「我是說我並不是真的對那沒想法還是怎麼樣，可是有幾個障礙。第一，我還沒遇到合適的女孩；第二，我有太多別的責任；第三——要麼等一下，想想就會覺得，誰他媽還需要第三條呢？」
一九五零年元旦後不久，寶寶出生前沒幾個星期，全國女藝術家協會終於同意雇用我媽媽，起薪為一星期八十美元。「哦，天哪，真的讓人鬆了口氣，」艾琳說，我再同意不過。除了請她過來吃次晚飯「慶祝」，要面帶微笑卻覺得無聊外，現在好像我們可以無限期地不用再考慮她了。
後來我們的女兒就出生了。丹·羅森塔爾出乎意料地來醫院看望艾琳，帶來了鮮花，那讓她臉紅了。我陪他出去到走廊上隔著窗戶看寶寶，他鄭重地稱寶寶是個「美人胚子」；後來我們又回去，在艾琳的床邊坐了半個鐘頭左右。
「哦，丹，」他起身要走時，她說，「你能來真好。」
「是我的榮幸，」他告訴她，「完全是我的榮幸。我很樂意來產房看看。」
名為利維頓的著名長島住宅區開發項目最近開盤了，十一樓的幾位比較年輕的已婚男人一開始討論就是很久——他們每個人都跟別人解釋，好像是要說服自己——討論從很多方面說來，去那裡買房很划算。
後來丹跟我說他也決定在利維頓買房子，要是我沒有及時管住自己的嘴巴，本來可能會說但是你還根本沒結婚呢。他跟他媽媽還有他弟弟上個周末去看過了。
讓他對利維頓一見傾心的，是他們看的那座房子的地下室特別大，光線也好。「乾脆設計成個工作室吧。」他說，「我在那間地下室里走來走去，只想著哇，我要在那裡畫個過癮。我甚至可以做版畫，弄起一套印石版畫的工具，我想做什麼都行。你知道關於郊區生活種種的那些話嗎？說是你從市里搬出來，按說你的生活就會四分五裂？我對那些一點都不相信。如果你的生活即將四分五裂，去哪兒都會。」
另外有一次他說：「你了解哈佛嗎？」
「哈佛？不了解。」
「嗯，我想菲爾很有機會去那兒上學，也許甚至還能獲得獎學金。聽著不錯，可是呢，我對哈佛知道的只是名氣，你知道嗎？——外界的看法。那可以說就像帝國大廈，對嗎？你從遠處看，也許在日落時，它是這樣一座美侖美奐的建築。然後你進去了，你在較低的樓層走了走，結果發現那是紐約最差勁的寫字樓，裡面除了一些三流的保險經紀行和人造珠寶批發店，別的什麼都沒有。對一幢世界最高建築來說，根本沒道理嘛。所以你坐電梯一直到樓頂，讓你的耳膜發疼。你出去了，站在胸牆那裡往外看，往下面看，即使那樣也讓人失望，因為你在照片上已經看到過好多次。要麼拿無線廣播城綜藝劇院來說吧，如果你是個十三歲左右的小孩——那也一樣。我在部隊休假時帶菲爾去看過一次，我們都知道那是個錯誤。哦，看著七十八個漂漂亮亮的女孩子出來開始動作劃一地踢腿當然非常享受——即使她們在半英里外，即使你剛好知道她們全都嫁給了飛行員，住在雷戈公園那邊——可是我是說你自己在無線廣播城綜藝劇院發現的，只是在你坐的椅子操蛋的扶手下面，發現有很多皺巴巴的口香糖粘在那裡。對嗎？所以我不知道，我想我和菲爾最好去哈佛待兩天，可以說去打探打探。」
他們就去了，羅森塔爾太太也去了。回到辦公室後，對哈佛的一切，丹都讚不絕口，包括「哈佛」一詞本身的發音。「你想像不到，比爾。」他跟我說，「你得到那兒，你得到處走一走，看一看，聽一聽，把一切都看在眼裡才行。真奇妙，就在一個商業城市的中心，有這樣一個關於思想的小世界，就像差不多二十七個庫珀聯合學院合到一起。」
所以就安排好到了秋天，菲爾讓哈佛大學招生去上一年級，丹提到好幾次家裡人肯定會想念那個小孩。
有天晚上，我們一起離開那幢大樓時，他讓我們那段路走得慢悠悠的，好讓他把心事一吐為快，那好像煩擾了他一整天。
「你知道你到處聽到的『尋求幫助』這種話嗎？」他問道，「『他需要幫助』，『她需要幫助』，『我需要幫助』？好像我認識的每個人都在接受心理治療，似乎這是全國性的新熱潮，就像三十年代的大富翁遊戲。我在上學時認識這位朋友——聰明人，不錯的畫家，結了婚，有份挺好的工作。昨天晚上我見到他了，他說他想接受心理治療，但是花不起錢。說他去哥倫比亞大學的一間免費診所申請過，得做很多測試，還要寫一篇關於自己的狗屁文章，他們拒絕了他。他說：『我想他們覺得我不夠有趣。』我說：『你什麼意思。』他說：『嗯，我有種印象，是他們為治療那些受到母親溺愛的猶太男孩而忙得焦頭爛額。』你能理解那種事嗎？」
「不能。」當時我們在黃昏中，漫步走過一間間燈光輝煌的店面——一家旅行社，一家鞋店，一家午餐店——我記得我對每一家都仔細看了看，似乎那樣也許能幫助我集中思想。
「因為我是說首先說來，『有趣』是怎麼回事？」丹質問道。「我們都應該躺在一張沙發上跟人掏心窩子，好證明我們有多麼『有趣』嗎？那種世故我可不想達到。好了。」這時我們到了那個街角，就在離去之前，他向我揮了一下他的雪茄。「好了。問家人好。」
那年春天我都感覺很糟糕，當時更是每況愈下。我一天到晚咳嗽，乏力；我知道我在變瘦，因為我的褲子好像快掉下來；我睡覺時盜汗很厲害；白天我只想找個地方躺下來，而整個雷明頓·蘭德公司里，都沒有這種地方。後來有天午餐休息時間，我去了公司附近的一處免費透視點，得知我有嚴重的肺結核病。他們給我在斯塔騰島的一家退伍軍人醫院找到一張床位，所以我就退出了商業世界去休養，如果說不是退出了世界本身。
後來我讀到過在「心理所致」的疾病中，肺結核病高居前列：人們在艱苦得無法想像的情形下證明自己如何努力時，就會患上。這裡面也許很有道理，可是我當時只知道被鼓勵——即使由一個戴著消毒口罩的嚴肅的前軍隊護士命令——躺下來並待在那裡時，那種感覺甚是愉快。
一待就是八個月時間。一九五一年二月，我出院了，以後只去看門診，並被告知我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由退伍軍人協會認可的診所繼續治療。「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那個短語讓人聽著舒服，最棒的是這一點：我被告訴我的病符合「與服役有關的殘疾」，允許我每個月領兩百美元，直到我的肺部康復。這樁安排中，還有項追溯性條款，可以提供兩千美元現金。
我和艾琳以前從未看到過這樣的成功之光。有天深夜，我在試圖做計劃時，講出了心裡的疑慮，那就是是回到雷明頓·蘭德公司呢，還是去找份更好的工作，這時艾琳說：「哦，聽著：我們去做吧。」
「做什麼？」
「你知道，去巴黎。因為我是說如果我們現在不做，趁著我們夠年輕、夠勇敢的時候，到底什麼時間才會去做呢？」
我幾乎不敢相信她說的話。她當時的樣子，很像她在演出了《夢幻女孩》那一幕後，因為人們鼓掌而致意的樣子，她的臉上，也有以前那種秘書式的「堅強」模樣，說明她很有可能證明自己是個精力充沛的旅行者。
因為之後一切都發生得很快，接下來我記得清楚的，只是在「美國」號輪船上我們的艙室或者遊客「包艙」里，舉辦的那場人多地方小的派對。艾琳在一張上鋪上想給寶寶換尿布，但是不好弄，因為這個小房間裡擠進很多人。我媽媽也在，她坐在一張下鋪的邊上，不停地說話，跟每個人講全國女藝術家協會的事。有幾個博特尼工廠的雇員，還有另外幾個熟人，丹·羅森塔爾也在。他帶來了一瓶香檳酒，還有一個看著挺貴的套手木偶，樣子是只老虎，還要再過兩年，寶寶才會欣賞這樣的玩具。
關於這次時間緊張的聚會，我幾次聽到艾琳在電話上形容過是「我們在船上舉辦的小小soignée」[6]——我覺得那個詞用得不對，可是懂的法語又不足以糾正她。酒喝得很多，可是好像多數都進了我媽媽的喉嚨。她穿了件漂亮的春季套裝，戴了一頂美麗的有羽毛裝飾的帽子，很可能是專門為了這次而買的。
「……嗯，可是你們要知道，我們是唯一一家全國性機構，成員現在有幾千個，當然，在我們考慮她們的入會申請之前，她們必須提交證據來說明自己作為藝術家的專業水平，所以我們真的是個很……」她越是自個兒說得起勁，她的膝蓋就分得越開，她的前臂在膝蓋上一邊搭了一隻，直到坐在她對面的客人都能看到她襠部陰影里的那兜布。她經常犯這種錯誤：她好像一直沒意識到人們如果能看到她的內褲，也許就不會關心她戴著什麼樣的帽子。
丹·羅森塔爾走得最早，甚至在第一聲警告的汽笛鳴響之前就走了。他跟我媽媽握手時，說他挺高興見到她；然後他鄭重地轉身面對艾琳，張開了雙臂。
已經給寶寶換過尿片——也好像對別的來訪者都不關心了。「哦，丹。」她哭了，顯得既難過又可愛，她很快就軟綿綿地撲到他懷裡。我看到他粗粗的手指有三四次抓緊了她嬌小的背部。
「照顧好我的朋友，這個有前途的作家。」他說。
「嗯，當然，可是你也要保重，丹，好嗎？保證寫信？」
「那當然。」他告訴她，「那當然。不用說。」
後來他就鬆開了她，我馬上起來，陪他上樓梯去主甲板，然後走踏板。我們很快都爬得氣喘吁吁，所以在爬那條轉得很厲害、散發著油漆味的樓梯時，我們不趕時間，但他還是說了不少話。
「這麼說你會寄回來很多短篇，對嗎？」他問我。
「對。」我只是模模糊糊意識到我是暗示他在利維頓的購房計劃，我說：「去那邊，我要寫個過癮。」
「嗯，好。」他說，「所以到頭來，你還是不需要那家狗屁小美術學校。你永遠都不需要整天鬼鬼祟祟地冒充畫家，想歪點子，不用去跟一幫很『隨便』的法國人合謀揩美國的油。那就好，不錯。你會憑著你搞壞了的肺而掙到的錢，自力更生做整個這件事。我為你感到自豪，我是說真的。」
我們這時到了開闊的甲板上，在踏板旁邊的一堆人中間面對面站著。
「那好吧，」我們握手時他說，「保持聯繫。只是聽著，幫我個忙。」他退後一步穿上大衣，大衣在微風中拍打著，他聳肩，讓脖子旁邊的地方穿得妥順；接著他又走近看著我，嚴肅地告誡我：「幫我個忙，」他又說，「別搞砸了。」
我聽不懂他的意思，甚至在他擠了下眼睛，以說明他主要是開玩笑時，我還是不明白，直到我想到我擁有的一切，肯定是他曾經想擁有的——自從他的父親過世後，他讓自己不再去奢望。我有運氣、時間、機會，妻子是個年輕的女孩，還有自己的孩子。
此時船上的汽笛又響了一聲，低沉，有力，把十幾隻海鷗嚇得飛到空中。那是離開和啟航的聲音，這種聲音，能讓你喉頭髮緊，不管你有沒有想為之一哭的事。我從欄杆那裡，看到他厚實的背部往碼頭上下去。他離得還不遠，我還是能最後大聲說幾句輕鬆的話，會讓他轉身、微笑、揮手，我想大聲說：「嗨，丹？問家人好！」可是這一次，我總算管住了自己的嘴巴，我一直為此感到滿意。我只是看著他在被擋開的人群中越走越遠，走進碼頭上的重重陰影中，直到看不見。
後來我快步走下新漆的、能應付海上航行的樓梯，去讓我媽媽下船——不再有警告的汽笛了——然後就去把握自己的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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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美國1944年通過的一項法案，為退伍士兵提供教育、培訓、貸款、補助等。
[2] 由醋酸戊酯和通常為硝化纖維素組成的混合物，有類似香蕉的氣味，用作溶劑或調味劑。
[3] 埃德納·聖文森特·米萊（Edna St. Vincent Millay，1892—1950），美國女詩人、劇作家。
[4] 約翰·濟慈（1795—1821），英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
[5] 新學校（The New School）為紐約市的一所大學。
[6] 法語，意為「整潔」、「認真」，應是想說soirée（晚會）而用錯了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