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愛中的騙子 · 探親假

對五十七師來說，好像諸事不順。這個師開赴海外後，正好趕上在突出部戰役[1]中遭到重創；在太快補充了大量兵員而實力加強後，先是在法國東部，然後在德國浴血奮戰——一直表現得不算糟糕，但也不是特別出色——直到戰爭在五月份結束。 到了那年七月份，在作為占領軍那段服役期開始完全有望成為他們這輩子最美好的時光時——當時德國的單身女孩極多——倒霉的第五十七師全體官兵被裝上貨運列車拉回法國。 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納悶是不是因為自己是平庸的士兵，所以受到這樣的懲罰。百無聊賴地坐在貨車車廂里時，有人甚至講出了這個疑問，直到有人讓他們閉嘴。他們的目的地那邊，沒多少指望會有人歡迎或者得到什麼慰籍：當時的法國人出了名地討厭美國人。 拉著整支部隊的這趟列車終於停在蘭斯（根本沒人想去學會這個地名應該怎樣發音）附近一片陽光照耀的野草地時，那些人下了車，吃力地把他們的裝備抬上汽車，然後把車開到他們新的居住地——這個營地，由幾天前匆匆支起來的一座座深綠褐色帳篷組成，一座能住一個班。他們得到通知，要往平紋細布的床墊套里塞滿專門為此提供的一團團禾稈，把他們未裝子彈的步槍槍口朝下架到他們的帆布床的木頭床腿交叉處。亨利·R. 威多斯上尉——他態度粗暴、愛酗酒，是C連的連長——第二天早上把什麼都解釋了，當時他手下的人在本連指定區域的草地上（草長得深，已經變黃）集合，他對他們講話： 「照我的理解，」他開始了，一邊緊張地小步子來回走著，那是他的特點。「這兒就是所謂的重新安置營地。這一整片地區建了很多這樣的營地。他們會根據積分方案把人從德國調回來，拉到這些營地，再安排他們回國。我們要做的，我們要做的是那什麼，安排。我們在這兒一時半會兒走不了。我不知道我們有什麼職責，很有可能是供應和文書工作，我想。我一有更多消息，馬上會通知你們。就這樣。」 威多斯上尉曾被授予銀星勳章，因為去年冬天，他在齊膝深的積雪中，率領士兵發起了一次進攻，為他贏得了絕佳的戰略優勢，但是讓自己一個排的人死傷近半。甚至到現在，連隊的人還是怕他。 他們到了這個營地過了幾星期後——當時他們塞草的床墊已經睡平，因為露水，他們的步槍上面有點點銹跡——有座營房裡出了件好玩的事。一個名叫邁倫·費爾普斯的下士（他三十三歲，但是顯得比實際年齡老得多，入伍前是個煤礦工人）仔細彈掉一枝從陸軍消費合作社買的粗雪茄的菸灰後說：「哈，我希望你們這些小孩子別談論德國了。我聽夠了說德國、德國、德國。」然後他伸了伸腰，讓他那張不結實的帆布床在不平的地上晃了兩晃。他一隻胳膊墊在頭下面，以表示那是個平和的世界，另一隻胳膊懶洋洋地藉助雪茄來比劃。「我是說就算你們在德國，又他媽會幹嗎？呃？你們會去睡女人，睡女人，得上淋病、梅毒、睪丸腫，就這些，你們還會灌很多烈酒、啤酒，變得沒力氣，身材走形。對吧？對吧？嗯，你要是問我，在這兒要好很多。我們有新鮮空氣，有地方住，有食物，有紀律。這才是男人的生活。」 一開始，大家以為他開玩笑。好像至少過了五秒鐘——這段時間，他們目瞪口呆地看著費爾普斯，然後面面相覷，之後才爆發出第一波哄堂大笑。 「豈有此理，費爾普斯，『男人的生活』，」有人叫道，另外有人喊道：「費爾普斯，你是個混球，你一直是個混球。」 這番攻擊之下，費爾普斯掙扎著起來；他的眼睛和嘴巴露出了憤怒，讓人同情，他的兩邊臉上，都有一塊塊尷尬的粉紅色。 「……你那操蛋的煤礦呢，費爾普斯？那也是『男人的生活』嗎？」 他顯得無助，努力想說什麼，卻沒人聽，很快他顯得可憐。他的臉上顯然說明他知道「男人的生活」這樣的話如今會傳遍別的帳篷，引發一陣陣哄堂大笑，只要他還在這個連隊，這件事就會一直糾纏著他。 一等兵保羅·科爾比跟別人一起大笑，但笑聲未歇就離開了帳篷，他要按照那天下午約好的時間去見威多斯上尉。他身後的笑聲降低了，停息了，可是他沒感到什麼可惜。可憐的邁倫·費爾普斯這傢伙之所以被提升為下士，是因為他是突出部戰役後他們排僅剩的兩人之一。如果他再繼續鬧笑話，幾乎可以肯定他很快就會被降職。 還不僅僅是這樣。無論保羅·科爾比是否願意向自己承認，他至少同意費爾普斯那驚人之語中的一方面：在草地帳篷里這種簡單、有秩序以及無所事事的生活，他也開始喜歡上了。在這裡，完全不用去證明什麼。 科爾比是去年一月份在比利時加入這個連的眾多補充兵員之一，戰爭的最後幾個月里，他經歷了自豪、恐懼、疲勞和氣餒幾個階段。他當時十九歲。 科爾比走進作為連部辦公室的那座帳篷里，走到威多斯上尉的辦公桌前，立正，敬禮，然後說：「長官，我申請休探親假。」 「休什麼？」 「探親——」 「稍息。」 「謝謝，長官。是這樣，在國內，如果你家裡有事，有時候就可以休探親假——如果有人去世，或者有人病得很厲害或者類似的情況。現在在這裡，因為戰爭已經結束，他們允許休探親假，僅限於去看望住在歐洲的直系親屬——我是說不一定得生病還是怎麼樣。」 「哦，是嗎？」威多斯說，「對，我想我讀到過。你在這邊有親戚嗎？」 「是的，先生。我媽媽和我妹妹住在英國。」 「你是英國人？」 「不，長官。我是密西根州人；我爸爸住在那裡。」 「嗯，那我就不明白了。你怎麼會——」 「他們離婚了，長官。」 「哦。」威多斯皺了一下眉頭，顯然他還是不太明白，不過他開始在一個拍紙簿上寫字。「好吧，呃，科爾比。」他最後說，「現在，你把你的——你知道——在這兒寫上你媽媽的名字，還有她的地址，我會讓人把其餘的破事安排好。辦成了就會通知你，可是我最好跟你先講一聲，這裡的文書工作亂七八糟，我想你最好別抱太大希望。」 所以科爾比就決定不抱太大希望，那稍微減輕了他的良心壓力。十一歲以來，他就沒有見過他的媽媽和妹妹，現在對她們幾乎一無所知。他申請休假，主要是出於一種責任感，另外因為好像也別無選擇。可是現在有了兩種可能性，好的是這兩方面都非他所能控制： 順利的話，也許得經歷過分講禮貌和有著假笑及難堪沉默的十天。這段時間，她們都裝作他不是個陌生人。也許會慢慢去遊覽倫敦，打發掉整個下午；她們也許會想讓他看看要做的「典型英國事情」，例如吃用報紙擰著裹起來的炸魚和薯條，要麼去做英國人所做的其他典型的英國事情，會一再用表情來說明一切都多麼好，大家卻都在心裡數著日子過，直到結束。 如果請不到假，也許他再也不會見到她們；不過話說回來，很多年前他就讓自己無奈地接受了那一點，當時這件事要重要得多得多，事實上，失去她們在當時幾乎不可忍受。 「嗯，你媽媽是那種聰明的英國女孩，她們來到美國，以為街道上都鋪著黃金。」保羅·科爾比的爸爸跟他解釋過，解釋過好多次，經常同時手裡端著一杯酒在客廳里走來走去。「所以我們就結婚了，你和你妹妹出生了，然後很快，我想她開始琢磨，哎，這個國家的美好承諾呢？幸福快樂在哪裡呢？黃金在哪兒呢？你明白我的話嗎，保羅？」 「當然。」 「所以她開始變得不安分——媽的，她變得不安分，不過這方面，我就不跟你說了——沒過多久，她就想離婚。嗯，好吧，我想，那都是註定的，可是接著她竟然說：『兩個孩子跟我。』我跟她說：『等一下，』我說，『稍等片刻，英國女王小姐，咱們得講公道。』」 「嗯，幸運的是，當時我有個好朋友，厄爾·吉布斯，厄爾是個頂呱呱的律師。他跟我說：『弗雷德，在爭奪監護權上，她根本沒什麼好理由。』我說：『厄爾，只管把孩子給我要來。』他就去努力。厄爾盡他所能幫我，可是你要知道，你媽媽搬到了底特律，把你們兩個都帶到了那兒，所以也不好辦。有一次我去那兒領你們倆去看球賽，可是你妹妹說她不喜歡棒球，反正那天也感覺不是很舒服——天哪，那樣一件小事能帶來多少痛苦！所以那天只有你跟我去了布里格斯體育場看老虎隊比賽——你還記得嗎？你還記得嗎，保羅？」 「當然。」 「然後我帶你回到這兒跟我住。哼，你媽媽大發雷霆。只能這麼說她。她完全不可理喻。她已經給你們三個人買了去英國的船票，你要知道，她開著那輛普利茅斯牌小破車來到這兒，她甚至還不會開車呢。她一上來就大喊大叫，說我『綁架』了你。你還記得嗎？」 「記得。」 「嗯，那個下午過得很要命。厄爾·吉布斯和他太太當時正好在我這兒，可以說挽救了那一天——要麼說挽救了一半，我想。因為我們剛剛一起努力讓你媽媽安靜下來，厄爾就走到她跟前，跟她聊了很久。最後他說：『維維安，往好的一面看，適可而止吧。』」 「所以你看，她沒辦法，就開著那輛破車走了，你妹妹在她旁邊，我想幾星期後，她們就到了倫敦，就那樣了。就那樣了。 「嗯，可是我現在說的意思是，保羅，到頭來，事情還差不多算是圓滿吧。很幸運的是，我遇到了你的繼母，我們很般配。誰都能看得出我們很般配，不是嗎？至於你的媽媽，我知道她跟我在一起從來不快樂。當一個女的跟他在一起不快樂時，任何一個男的，保羅——任何一個男的——都應該知道的。管他的，人生苦短啊。我早就原諒她是我妻子時帶給我的痛苦了。只是有一件事我無法原諒她，永遠不能：她帶走了我的小女孩。」 保羅·科爾比的妹妹瑪西婭幾乎正好比他小一歲。五歲時，她教他怎樣在洗澡水裡吹一連串泡泡；八歲時，她踢翻了他的電動火車，那是想說服他紙娃娃更好玩，也的確是這樣；之後一年左右，他們一起嚇得發抖地互相挑戰，看誰敢從一根高高的楓樹枝上跳下去，他們跳了，但是他永遠都會記得是她先跳。 那天下午，當他們的父母在客廳歇斯底里吵架和那位律師大聲請他們有話好好說時，他從家裡看著瑪西婭，當時她在那輛普利茅斯牌汽車的副駕駛位上等，車停在行車道上，上面濺了一層泥巴。因為他很有把握沒人注意到他不在，他就出去看她。 她看到他過來時，搖下窗戶說：「他們究竟在裡面幹嗎？」 「嗯，他們在——我不知道。很厲害——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在幹嗎，不過我想會沒事的。」 「是啊，嗯，我也是這麼想的。只是你最好進去吧，保羅，好嗎？我是說我想爸爸不想看到你來這兒。」 「好吧。」他走回屋裡時，停了一下扭頭看，他們羞怯地很快互相揮了揮手。 剛開始，經常能收到來自倫敦的信——瑪西婭匆忙寫的快樂的、有時傻傻的信和他媽媽寫的認真而越來越不自然的信。 一九四零年「閃電戰」期間，當美國的每位電台新聞評論員都暗示倫敦到處一片瓦礫而且還在著火時，瑪西婭寫了封挺長的信，說明那些報道也許是誇大其辭了。東區那邊當然很糟糕，她說，那是「殘酷的」，因為窮人多數住在那邊，但是市里也有「很大片的地方」絲毫無損。她和他們的媽媽所住的離市內八英里的郊區那邊「極其安全」。寫那封信時，她十三歲，他一直覺著她小小年齡能寫出那樣的信來，真是聰明得不一般。 後來幾年裡，她慢慢沒了寫信的習慣，除了寄聖誕卡片和生日卡片。可是他媽媽堅持定期寫信來，不管他有沒有回覆上一封信，讀那些信也變得需要借用意志的力量——甚至打開薄薄的藍色信封和展開信紙都不容易。她寫信時的緊張感如此明顯，讓讀信也變得緊張；讀到她有意寫得高興的最後一段時，總是讓他鬆了口氣，他也能感覺到她寫完時，自己也鬆了口氣。她回到英國後沒過兩年又結了婚，她和新丈夫不久又生了個兒子，「你的同母異父弟弟」，她說瑪西婭特別喜歡他。一九四三年時，她寫信說瑪西婭「現在在倫敦，跟美國大使館做」，那樣說一個十六歲的女孩挺奇怪的，但是又沒有進一步詳情。 他從德國給他妹妹寫過一封信，裡面巧妙地在幾個地方提到他作為步兵參加戰鬥的情況，但是根本沒有收到回信。有可能是因為當時的軍郵不可靠，但是也有可能她只是疏忽了回信——那在他的感情中，留下一道小而尚未癒合的傷口。 現在，離開連部辦公室後，他很快寫了封信給他媽媽，說他在請假方面，一點辦法都沒有。寫完信並寄出後，他覺得可以躺到讓人想睡覺的、發霉的、幾乎空無一人的帳篷里他的帆布床上，輕鬆地伸個懶腰。帳篷里有條被踩得露出泥土的過道，隔著過道不遠，可憐的邁倫·費爾普斯這傢伙躺在那裡用睡覺來忘了他的丟臉事——要麼更有可能的是，他仍然感到丟臉，所以在裝睡。 接下來這個月的大新聞是C連這裡，可以簽發去巴黎的三天通行證，一時間，各座帳篷里開始響起尖叫和淫蕩的聊天聲。沒錯，法國人討厭美國人——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巴黎」意味著什麼。據說在巴黎，你只用走到街上的一個女孩（衣著講究，模樣一流，任何一個女孩）面前說：「寶貝，你做生意嗎？」她不做的話，會微笑一下說不；如果她做——要麼也許就算她不做，卻剛好覺得可以客串一下——然後哦，耶穌啊，上帝啊。 保羅·科爾比安排好跟喬治·米勒一起領通行證，米勒是個安靜而細心的小伙子，早就成為他在步槍班最好的朋友。他們去巴黎前的幾天夜裡，在他們低聲細語的談話（那已經成為他們友誼的一個特點）中，他遲遲疑疑地向喬治·米勒透露說他從來沒告訴過別人，甚至也不願意去想的事，即他這輩子還從來沒有跟女人睡過覺。 米勒沒有哈哈大笑。他以前也是個處男，他說，直到有天在碉堡里跟一個德國女孩在一起，那是戰爭結束前一個星期的事。他根本拿不准那算不算：那個女孩一直笑了又笑——米勒不知道她他媽的笑什麼。他緊張得還沒有真正插進去就泄了，那個女孩就把他推開了。 科爾比安慰他說那的確算是了——不用說，和他自己幾次愚蠢的摸摸索索中不管哪一次相比，都算數得多得多。他本來可以跟米勒提一下其中幾次，但又決定還是不要跟別人說了。 那是他們離開德國前不久，C連被分派負責兩百個俄羅斯難民——被俘的平民，德國人讓他們作為無償勞工，在某個小鎮上的塑料廠幹活。按照威多斯的命令，剛剛被解放的這些俄羅斯人很快被安置在似乎是鎮上最好的住宅區里——離工廠很遠的一座小山上乾淨、漂亮的房子——幾天或者幾星期前住在那裡的德國人，至少是那些未能躲開先頭部隊的德國人，則被安排住在勞工以前住的木板房。 在那個令人愉快的、部分曾遭到轟炸的小鎮上，步兵們也沒有多少事情可干，除了在舒適的春日裡四處閒逛或者偶爾做一下姿態，就像威多斯所說，讓一切「不失控」。一天下午日落時分，保羅·科爾比獨自在居住區的那座小山頂上負責放哨，這時一個俄羅斯女孩向他走來，對著他微笑，似乎是隔著玻璃看著他。她十七歲左右，苗條而漂亮，穿著那種洗壞了的廉價舊棉布裙，俄羅斯女人都穿那種裙子，她的乳房看著就像帶尖的熟桃那樣堅挺而細嫩。他只知道絕對要把她弄到手，卻不知道怎麼做。兩邊的山下，都一個人也看不到。 他微微鞠了一躬，希望是宮廷式的，然後跟她握了握手——那好像是跟她熟起來的合適做法，必須不依靠語言而做到——她一點都沒有表現出她覺得那樣做傻或者讓人摸不著頭腦。接著他彎下腰，把步槍和頭盔放到草地上，然後直起身子把她擁到懷裡——摸著她感覺真棒——吻她的嘴，她回吻他，舌頭伸過來很多，讓他激動。很快他就直接摸到她美妙的一側乳房（他撫弄得不帶個人感情，好像那是個帶尖的桃子），血液在他體內流動得也不順暢了，可是接著，以前那種不可避免的靦腆和極為尷尬的感覺再次出現，就像他每次觸摸哪個女孩時都會有的感覺一樣。 跟以前一樣，他很快找到了藉口：他沒辦法把她帶回那座房子，因為那裡會有很多別的俄羅斯人——要麼他是這樣想像的——他也沒辦法在這兒就占有她，因為肯定會有人來：反正卡車快要接他回去了。 那樣就好像沒什麼好做的了，只能緊緊擁抱後鬆開她，站在她旁邊，一隻胳膊還摟著她，好和她一起盯著看日落時分連綿的小山。他們以那個姿勢待了又待時，他想到他們也許能成為一部名為「戰勝納粹」的蘇美合拍大片中最後淡出部分精彩的一幕。接崗哨的那輛卡車真的來了時，他甚至無法騙自己說他感到生氣和沮喪：他是鬆了口氣。 二班有個說話不多的文盲士兵，名叫傑西·O. 米克斯——是排里四五個在每個月領餉時打個叉而不是簽名的人之一——那部偉大的蘇美合拍片淡出後兩天，傑西·O. 米克斯就完全占有了那個可愛的女孩。 「今天晚上可甭想找到米克斯這傢伙。」有人在排里的住處這樣說，「明天也甭想，後天也是。米克斯這傢伙，可是讓自己爽透了。」 但這是在法國，在一個天氣晴朗、充滿希望的早晨，科爾比和喬治·米勒來到軍士長的辦公桌前領他們的三天通行證。辦公桌左側一邊，有個滾動式保險套發放器，保險套是鋁箔包起來的，數量足夠，發放器的金屬底座固定在木頭上。你覺得需要多少，就扯多少個。科爾比讓米勒先去，是想看他需要多少個——六個——接著他自己也不自然地扯下六個塞進口袋，他們就一起出去等著湊夠坐車的人。 他們穿上了嶄新的艾森豪威爾式夾克，上面適度地佩戴著勛帶和漂亮的藍銀相間的鑲條，那是他們的作戰步兵徽章，他們還仔細把他們的作戰靴打了鞋油並擦亮。不過他們走得彆扭，因為兩人都在褲腿里塞了兩條從陸軍消費合作社偷的香菸，據說在巴黎的黑市上，香菸一條能賣二十美元。 進了市區，他們大開眼界。埃菲爾鐵塔、凱旋門——都在那裡，跟《生活》雜誌上的一樣，不管往哪個方向，一去都有好幾英里：有太多東西讓你忍不住停下來轉過身看，如此再三。 卡車把他們拉到美國紅十字會俱樂部，那裡會成為一個像家一樣的行動基地，提供宿舍、淋浴和一日三餐，還有些房間可以打桌球，還可以在坐著很軟的椅子上打盹。只是當門外有那麼多的神秘之事和挑戰時，笨蛋才會想在這裡待很久，不過科爾比和米勒同意不管怎麼樣，午飯還是在那裡解決，因為到了午飯時候。 他們想好接下來是把香菸處理掉，那倒不難。走了幾個街區，他們就碰到一個大約十四歲的板著臉的小個子男孩，他領他們到了樓上一間上了三道鎖的房間，裡面的美國香菸堆到了天花板。他不說話也咄咄逼人，很不耐煩地想趕快做完生意，從一大卷漂亮的法國鈔票中抽出幾張付給他們，那種做派，是要說明再過三四年，他也許會成為歐洲地下世界的要人。 喬治·米勒帶了照相機，想照幾張相寄給父母，所以他們參加了一個有導遊的大巴旅遊團，去了主要的代表性地方，直到傍晚才結束。 「我們應該弄張地圖。」他們終於擺脫那個喋喋不休的導遊後，米勒說，「我們去弄張地圖吧。」到處都有衣衫襤褸的老頭兒向士兵兜售地圖，就好像賣給小孩子玩具汽球。科爾比和米勒把他們那張地圖的好多折展開，靠在一處辦公樓的側牆上攤開，用食指在地圖上各個地方指指點點，兩個人同時開口，這是他們這天第一次意見不一致。 自從上中學時讀過《太陽照常升起》以來，科爾比就知道左岸那邊，最有可能遇到各種各樣不錯的事情。米勒也讀過那本書，但是他在帳篷里聽那些人說了幾個星期，所以更嚮往皮嘉爾廣場那一帶。 「嗯，可那邊全是妓女，喬治。」科爾比說。「你不想馬上去找個妓女完事，對吧？在我們還根本沒有嘗試更好的之前？」最後，他們達成了妥協：時間很多，他們會先去左岸看看，然後再去別的地方。 「哇，」米勒在地鐵站說；他一直擅長弄明白一些事情。「看出來這是怎麼用的嗎？你按下你所在地方的按鈕，然後按下你想去什麼地方，怎麼走的就他媽全亮了。在這座城市，你想迷路，得是個傻瓜才有可能。」 「是啊。」 科爾比很快就不得不承認關於左岸，米勒說對了。甚至過了兩個鐘頭，那裡無窮無盡的街道和林蔭大道都未能說明會遇到什麼不錯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在每一家裡面、外面都有很多座位的路邊咖啡館那裡，有幾百個人談笑風生，當中有很多漂亮女孩，但是她們很快避開的冷冷眼神，馬上說明她們屬於占多數的討厭美國人的那類法國人。如果你真的偶爾看到一個漂亮的女孩獨自走路，不管你有多麼膽怯不安地想跟她對上眼神，她看上去都像是在被問到是否做生意時，會從手袋裡掏出一個警笛使勁吹。 可是耶穌啊，基督啊，皮嘉爾廣場一帶，暮色初起時，那裡跳動的正是性的脈搏；在陰影里和每個人警覺的臉上，都絕對有種邪惡的因素。街上鐵制下水道井蓋冒出來的蒸汽在鮮艷的煤氣燈和電光招牌照耀下，馬上變成了紅、藍、綠幾色。在幾百個遊蕩著的士兵中間，到處都是女孩、女人，在走動，等待。 科爾比和米勒不趕時間，把什麼都看在眼裡，他們坐在一家咖啡館的一張桌前，慢慢品著高杯酒，侍者保證過那是「美國威士忌」。晚飯就不用考慮了——他們去過一下紅十字會，在那裡洗了洗，吃了飯，米勒把照相機留在那兒（這天晚上他不想顯得像是個遊客）——所以有一陣子，除了看著，就沒有別的事情可做。 「看到街對面跟一個男人出來的那個女孩嗎？」米勒眯著眼睛問。「看到他們了嗎？那個穿藍色衣服的女孩？還有那個這會兒正在離開她的那個男的？」 「看到了。」 「我敢向上帝發誓不到五分鐘前，我看到他們走進那扇門。狗娘養的。她給了那個男的五分鐘，不到五分鐘，她很可能會收他二十塊錢呢。」 「天哪。」科爾比喝了口酒，來驅除他腦子裡馬上出現的醜陋畫面。五分鐘又能辦成什麼事？單單脫衣服、穿衣服，不就需要那麼久嗎？早泄早成那樣，該有多麼可悲？也許她給他口交，可是根據在帳篷里無所不談的聊天，那應該需要比五分鐘久得多。要麼也許——這種可能性讓他心頭凜然一驚——也許那個男的在房間裡驚慌失措。也許在看著她準備好時，他突然知道他做不到他按說要做的，知道完全沒有希望嘗試，或者就連裝做嘗試的希望也沒有，就脫口而出，用中學裡學的法語說了些道歉的話，把錢塞到她手裡，她緊跟著他下樓，說了一路的話（粗俗的？鄙視的？毫不留情的？），直到他們到街上可以分手了。 至於自己，科爾比想最好不要去找街頭妓女——甚至不去找他有可能花了很久時間，根據年輕、健康和表面上性格溫柔程度挑選出來的。要做的，是去一間酒吧找個女孩——這一間酒吧或者另外哪一間——不管法語說得有多麼支離破碎，然後就是例行公事地請她喝酒。因為即使酒吧里的女孩不過是在休息的街頭妓女（要麼她們有可能是更高層次的妓女，索價更高？你怎麼可能知道區別在哪裡？）——即使這樣，你也有可能在最終上床前，至少感覺對方不是陌生人。 科爾比用了一兩分鐘時間，才讓侍者注意到他，他要再喝一輪。可是他轉過身時，發現喬治·米勒正在跟隔著幾英寸，坐在旁邊一張桌子上的女人說話，那個女人——你不能稱她是個女孩子了——衣著整潔、長相討人喜歡，從科爾比無意聽到的一兩個短語來看，她好像主要說的是英語。米勒已經把自己的椅子挪開去聊天，所以只能看到他的半張臉，可是科爾比能看到他臉上一片通紅和緊張、靦腆的笑容。後來他看到那個女人的手在米勒的大腿上慢慢來回撫摸。 「保羅？」米勒和那個女人起身要走時，米勒說，「哎，我今天晚上可能見不著你了，可是明天早上，我會跟你在那什麼地方見面，好嗎？紅十字會。要麼也許明天早上也不會，可是你知道。我們沒事的。」 「當然，沒事的。」 在皮嘉爾廣場周圍整個那片地方的其他酒吧里，都看不到有女孩或女人獨自坐著。保羅·科爾比對這點還是有把握的，因為他全去嘗試過——有幾間還去過兩三次——尋覓的過程中，他喝得太多，以至於從最初的地方走開了幾英里，到了完全是巴黎的另外一片地方，在那裡，歡快的鋼琴聲讓他走下街道，進了一間奇怪的美國風格小酒吧。在裡面，他和別的五六個士兵在一起，他們多數人顯然素不相識。他們站在那裡互相摟著他們的艾森豪威爾式夾克，扯著嗓門唱十聲部《滾過我》，鋼琴砸出旋律和裝飾性顫音。唱到第六或者第七段歌詞時，科爾比想到以此來結束在巴黎的第一天，也許挺難忘，但是到了唱完那首歌時，他不再有這種錯覺——顯然其他唱歌的也都沒有。 喬治·米勒說過你得是個傻瓜才會在這座城市迷路，可是保羅·科爾比在某個地鐵站站了半個鐘頭，按按鍵，弄出越來越複雜的用很多顏色的燈標出來的路線圖，直到一個年紀很大的人過來告訴他怎麼去紅十字會。到了那裡——誰都知道只有笨蛋才會想花很多時間在那裡——他爬上宿舍的床鋪，似乎那是世界上的最後一張床。 第二天情況甚至更糟糕。他宿醉太厲害，直到中午才能穿上衣服；然後他溜到樓下，去每個公共房間找喬治·米勒，明知道不會找到他。他在街上走了幾個鐘頭，兩腳酸痛，由著自己享受因為任性而帶來的些微的滿足感。說起來，巴黎到底有什麼很了不起和漂亮的地方？究竟有沒有人膽敢說它只是像底特律、芝加哥或者紐約，有太多臉色蒼白、表情嚴肅的人身穿西裝腳步匆匆地走在人行道上，有太多噪聲、汽車尾氣和太多絕對可惡的不講文明、粗蠻無禮的情況？有沒有人承認過操蛋的整個這裡讓他感到沮喪、困惑、厭煩，而且孤獨得要命？ 那天晚些時候，他發現了有白葡萄酒這種東西，它緩解並驅除了他的宿醉，把他的憤怒軟化成一種幾乎是愉快的憂鬱感覺。那種酒挺好，糖分少，酒勁不大，他在一間又一間安靜而讓人感到親切的咖啡館裡，喝了很多白葡萄酒。他在不同的桌子上找到不同的方式讓自己平靜下來，他很快開始納悶在一般的旁觀者眼裡，他肯定是什麼樣；就他記憶所及，那一直是他最秘密、讓他最煩惱、最不值得讚賞的思維習慣之一。隨著白葡萄酒一點點灌下去，他開始想像自己很可能看上去像是個敏感的年輕人，為了青春、愛情和死亡幾件事情而糾結——一個「有趣的」年輕人——趁著那種自尊感趨於高漲，他飄然回到住處，又睡覺了。 最後一天，是想法受限、希望凋落、感覺如此消沉的一天，整個巴黎都在這種消沉的感覺中被沖洗、沉沒，而他的時間越來越少。 午夜時分回到皮嘉爾廣場，再次喝醉，要麼更有可能的是自己跟自己裝作喝醉了，他發現自己幾乎分文皆無。他現在甚至沒錢去找嗓音最沙啞的中年妓女，他知道很可能他在自己的心底深處故意弄成這樣。接下來除了趕回市里那個陰暗的地方——部隊的卡車停在那裡——別的就無事可做。 並非真的指望你去坐第一輛卡車，你甚至可以錯過最後一輛卡車，誰都不是太在意。可是那些沒講出來的行為規則不再適合保羅·科爾比：全歐洲很可能只有他這一個士兵去巴黎待了三天，卻沒有跟女人睡覺。現在他毫無疑問了解了他不能再把自己的問題歸於靦腆或者笨拙，而是害怕，比害怕還要糟糕，是怯懦。 「你怎麼可能沒看到我留的話？」喬治·米勒第二天在帳篷里問他。米勒在紅十字會的留言板上給科爾比留了三次話，他說一次是在他們第一個夜晚分開後的第二天早上，還有兩次是後兩天早上留的。 「我想我甚至沒有注意有留言板。」 「咳，天哪，就在前廳，辦公桌旁邊，」米勒說著露出受傷的樣子。「我不明白你怎麼會沒看到。」 科爾比解釋說——邊說邊鄙視自己，說完馬上轉身走開——他並沒有真的那麼多時間都待在紅十字會俱樂部。 不到一星期後，他給叫到連部，得到通知說他休探親假的手續已經辦妥。後來沒過幾天，他一下子就到了倫敦的某個地方，他住進一處裡面說話聲音都低低的、有著迴響的紅十字會俱樂部，跟巴黎的那家幾乎一模一樣。 他花了很久時間淋浴，然後仔細換上另外一套完全乾淨的軍裝——拖延了又拖延，接著手指顫抖著撥那台用著費事的英國投幣電話，給他媽媽打通了電話。 「哦，親愛的，」那是她的聲音，「真的是你嗎？哦，真奇怪……」 安排好的，是那天下午他去看她，「用下午茶」，他乘坐一輛咯咯作響的通勤車去了她住的郊區。 「哦，哎呀，真好！」她站在那座整潔的半獨立式房子的門口說。「你這身漂亮之極的美國軍裝真精神。哦，親愛的，哦，親愛的。」她把頭側靠在那些紋章和戰鬥徽章上時，好像在哭，不過他拿不准。他說見到她他當然也挺高興，他們就一起走進一間小小的客廳。 「嗯，我的天。」她說，顯然已經擦乾了眼淚。「在這樣一座寒磣的小房子裡，我怎麼能指望招待好一位了不起的美國兵呢？」 可是很快他們就放鬆了——至少跟後來一樣放鬆——他們面對面坐在軟墊椅子上，一座小小的煤氣壁爐里的粘土加熱絲髮出啪啪響的聲音，然後變成藍色、橙色。她告訴他她的丈夫很快就會到家，他們的兒子也會，他現在六歲了，「極想」見到他。 「嗯，好啊，」他說。 「我的確試過想聯絡上瑪西婭，可是我打到大使館總機時，晚了不到一秒鐘；後來我又打電話到她住的地方，可是沒人接，我想她們都出去了。她跟另外一個女孩合住，到現在有一年左右了，你要知道」——說到這裡，她媽媽響亮地用一隻鼻孔吸氣，臉也轉過去一點，這種習性，讓記憶中的她忽然重現了——「她年紀不大，最近忙的事情可是多著呢。不過我們傍晚遲一點可以再試試，也許我們——」 「不，沒關係的。」他說，「我明天給她打電話。」 「好吧，那隨你了。」 在天很快黑下來的那個下午的剩餘時間裡，給他妹妹打電話就成了他唯一想去做的事，甚至在他媽媽的丈夫和他們的小男孩回來後也是。他媽媽的丈夫是個看上去筋疲力盡的中年人，他戴的帽子在他平平的、梳得很好的頭髮頂上，留下一塊整齊的隆起部分，他幾乎沒有試著寒暄兩句。而他們的小男孩好像遠遠不是極想見到他，因為他躲在那裡偷看、吐舌頭。 保羅喝茶，再來塊抹黃油的三明治好嗎？好的。他喝杯酒好嗎？哦，好的。他真的沒法多待一陣子，好跟他們一起吃頓小小的便飯（就是那種吐司片上放烤豆子）嗎？晚上也留下來好嗎？因為真的，房間足夠。他想怎麼都好。 他幾乎等不及離開那座房子，儘管在回市內的火車上，他一直安慰自己他沒有表現得沒禮貌。 他醒來後，因為要給美國大使館打電話，緊張得幾乎吃不下早餐。 「誰？」接線員說，「請問是哪個部門？」 「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在那裡上班。你沒辦法可以——」 「等一下……對，這兒：我們的確有位科爾比小姐，叫瑪西婭，在支付辦。我給你把電話轉過去。」嗡嗡和咔嗒幾聲後，又等了很久，電話線上傳來一個聲音，像笛聲那樣清澈，而且因為聽到是他而高興——那是個聽說話聲音就可愛的英國女孩。 「……嗯，太棒了。」她說，「你可以五點鐘左右過來嗎？是挨著主樓的第一幢樓，就在羅斯福塑像左邊，如果你是從伯克利廣場過來，你不會錯過的；要是你先到，我過半分鐘就會下來，要麼——你知道——要是你晚了，我會在那兒等你。」 他掛上電話後過了一會兒，才意識到她一次都沒叫他的名字，也許她也靦腆。 紅十字會俱樂部的地下室里，有個溫度過高的鋪子，裡面有兩個穿著汗衫的淌著汗、愛說話的倫敦佬，給他們兩個半先令，他們就會給你的全套軍裝用蒸汽熨一下，有很多士兵排隊利用這種服務，科爾比也選擇在那兒打發下午的一部分時間。他知道他的衣服並非真的需要熨一下，可是他今天晚上想收拾得漂漂亮亮的。 後來他從伯克利廣場走過去，他希望那是種漫不經心的散步，他力爭邁出的每一步都完美。那是羅斯福塑像，那是她的辦公樓；那裡的走廊上，在一群其他婦女和女孩後面一個人遊蕩的，是一個遲遲疑疑、帶著一絲微笑的大眼睛女孩，只可能是瑪西婭。 「保羅？」她問道，「是保羅嗎？」 他快步上前，把她大力擁在懷裡，讓她的胳膊動彈不得，自己的鼻子埋在她的頭髮中，然後把她盪離地面，讓她哈哈大笑——他做得挺好，也許是因為他教導自己要漫不經心走路的結果；等到她的鞋子又碰到地面時，她的確在哈哈大笑，各方面都表現出她喜歡那樣。 「……哇！」她說，「你可真是不簡單。」 「你也是。」他說，然後伸出胳膊讓她挽著走路。 在他們走進的第一個地方——她形容那是「附近一個挺好、有點小的地方」——他一直在暗自祝賀自己做得有多麼好。他言談流利——有一兩次，甚至又讓她哈哈大笑——他聽得專心，又心懷同情。只是有一件小事做得不好：他想當然以為英國女孩喜歡喝啤酒，可是她把給她點的改成了「苦味杜松子酒」，那讓他覺得自己笨，沒有事先詢問她；除此之外，他對自己的表現再也沒什麼挑剔。 如果吧檯後面有面鏡子，他肯定會在去衛生間時高興地瞄上一眼；他在舊地板上調整性地跺了兩腳，是為了讓褲子「垂下來」罩在他的作戰靴上，然後重新以漫不經心的方式從她身邊走開，穿過煙霧繚繞的人群，他希望她在看著。 「……支付辦是什麼意思？」他回到他們的桌前後問。 「哦，沒什麼。在一家商業公司，我想你會稱它為工資科，我是個管發工資的職員。哈，我知道了。」她這時說，臉上的笑容變得詭異。「媽媽跟你說過我在『跟美國大使館做』。我有幾次聽到她在電話上跟別人說，當時我還住在那兒；就是差不多在那次，我決定搬出來住。」 他一直很關注自己，以至這時給她吸菸點火時，才意識到她有多麼漂亮。還不僅僅是臉長得漂亮，她從上到下都不錯。 「……恐怕我們的時間很不湊巧，保羅。」她說，「因為明天是最後一天，然後我就要休假了，我根本不知道你要來，你要知道，所以我已經安排好跟一個朋友去布萊克浦那邊待一個星期。不過明天晚上，我們還可以聚一聚，你願意的話——你可以去我住的地方吃晚飯什麼的嗎？」 「當然。那樣挺好。」 「哦，太好了。一定要來。不會很豐盛，但我們今晚可以吃頓真正的晚餐來犒勞一下我們自己。要命，我餓壞了，你呢？」他猜不少英國女孩都在戰爭期間學會了說「要命」。 她領他去了她所稱的「挺好的一家黑市餐館」，那是個溫暖而關著門的樓上房間，的確顯得挺神秘；他們坐在那裡，周圍都是美國軍官和他們的女人，用叉子叉著厚厚的肉排，她跟他說那是馬肉。他們在那裡奇怪地互相都靦腆，就像兩個孩子在一座陌生的房子裡，但是後來不久在他們去的第二間小酒館時，他們談起了往事。 「挺有意思，」她說，「一開始我特別想念爸爸，就好像是一種病，但是後來變得我對他記得不是很清楚。最近嘛，我說不好。他的信好像很——嗯，有點唱高調，空洞，有點乏味。」 「是啊。嗯，他是個很——是啊。」 「打仗時有一次，他寄給我公共衛生署的一份關於性病的小冊子。那樣做，實際上不算很委婉，對吧？」 「對，對，不算。」 可是她記得電動火車和紙娃娃的事。她記得從楓樹上嚇人的那一跳——最糟糕的，她說，是跳下的過程中，得躲開另外一根可怕的粗枝——沒錯，她記得那天下午她獨自在車上等，而他們的父母在屋裡大喊大叫。她甚至記得保羅出來到汽車旁邊跟她告別。 那天晚上到了最後，他們又在另外一個地方坐著，她在那裡開始談起她的計劃。她也許明年會回到美國上大學——他們的爸爸也想讓她那樣做——不過也有可能她會回去結婚。 「是嗎？不開玩笑？跟誰？」 她當時對著他露出一絲微笑，那是他首次看到她臉上露出狡猾的神色。「我還沒有決定，」她說，「因為你要知道，有好幾個人求過婚——嗯，幾乎有很多。」她從手袋裡取出一個廉價的美國式大錢包，那種錢包裡面有很多一側固定在一起的塑料框，可以放照片，有一張又一張微笑或者皺著眉頭的照片，多數都戴著海外士兵所戴的帽子，是一系列美國士兵。 「……這是切特，」她說，「他挺好的；他現在回到了克利夫蘭。這是約翰，他很快就會回到德克薩斯州東部的一個小鎮；這是湯姆，他挺好的，他……」 大概有五六張照片，可是好像還有更多。其中一個曾獲得授勳，是第八十二空降師的，他看著挺搶眼，可是對另外一個服務及後勤人員——一個「藍星突擊隊」的——科爾比學會了對那些人表示出隱隱的不屑。 「哎，那又有什麼關係？」她問道，「我不在乎他在戰爭中做什麼或者沒做什麼；那又有什麼關係？」 「好吧；我想你說得對。」她收起錢包時他說，他仔細看著她。「可是呢，你愛這幾個人中的誰嗎？」 「哦，這個嘛，當然，我想是這樣。」她說，「可是話說回來，那樣不難，不是嗎？」 「什麼不難？」 「愛上誰呀，如果他挺好，而且你也喜歡他。」 這句話，讓他在第二天一整天裡考慮了很多。 第二天夜裡，他應邀「去吃晚飯什麼的」，他嚴肅而仔細地看看了她住的那套所配家具不足的白色公寓，認識了她的室友，愛琳。她看樣子有三十五六歲，從每次她眼睛一掃和露出微笑看來，顯然她喜歡跟一個年齡小她很多的人同住。一開始她讓科爾比感覺不自在，是在說他真是個「挺帥的小伙子」時，然後她對瑪西婭兌了酒而猶豫、大驚小怪，酒是用便宜的美國混合威士忌加蘇打水，沒加冰。 後來發現晚餐比他原來想像的還要湊和，是用午餐肉、土豆丁、奶粉做的砂鍋菜。他們都坐到餐桌前時，科爾比說了句什麼話讓愛琳開心大笑，而他根本沒想要說得那麼滑稽。平靜下來後，她眼睛閃著光，轉過身子對瑪西婭說：「哦，他挺可愛，你哥哥，不是嗎——你知道嗎？我想你說他說得對。我看他的確是個處男。」 有好多方式來承受極為難堪的情形：科爾比本來可以滿臉通紅地低下頭，要麼也許可以往嘴唇間塞一根香菸，點著，眯著眼睛，用眯得更細的眼睛打量那個女的，說：「是什麼讓你這麼想？」但他卻是哈哈大笑。在足以顯示了她們那樣以為有多麼荒唐之後，他還是笑了又笑；他坐在椅子上笑得緩不過勁，停不下來。 「……愛琳！」瑪西婭說，她也臉紅了。「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我從來沒有那樣說過。」 「哦，那，對不起，對不起，怪我。」愛琳說，可是等他終於恢復常態，同時感到有點反胃後，隔著上面放得亂七八糟的桌子，她眼裡仍然有一絲亮光。 瑪西婭的火車會在九點鐘從倫敦北邊挺遠的某個火車站開，所以她得趕快。「哎，保羅，」她在忙著收拾手提行李箱時說，「你真的沒必要一直送我過去；我還是自個兒去好了。」 可是他堅持要去——他想離開愛琳——他們就緊張地一起坐地鐵，也沒交談。可是他們下錯了站。「天哪，真蠢，」她說，「現在我們得走路了。」他們走路時，又聊了起來。 「我根本不知道愛琳發什麼神經，說那麼傻的話。」 「沒關係。忘了吧。」 「因為我只是說你顯得很年輕。那樣說很難聽嗎？」 「我想不是。」 「我是說誰會介意自己年輕呢，真是的——大家不都想那樣嗎？」 「我想是吧。」 「哦，你想不是，你想是。嗯，是真的——的確誰都想年輕。我現在十八歲吧，有時候我想再回到十六歲。」 「為什麼？」 「哦，那我就可以更聰明地處理一些事情了，我想；努力不去那樣追逐軍裝——英國還有美國的；我說不好。」 這麼說，她十六歲時就跟男人睡過覺了，要麼是跟某個大膽的英國皇家空軍的小飛行員，要麼是某個嘴上抹蜜的美國人，也許跟兩種人都睡過。 他走累了，拎那個手提行李箱也拎累了，需要運用意志力來提醒自己可是個步兵。後來她說：「哦，你看，我們趕到了！」他們跑了最後的五十碼進站台，跑過帶回音的大理石站台。可是她要坐的火車已經開走，下趟車要再等一個鐘頭。他們不自在地在一條舊長椅上坐了一會兒，後來他們又走到街上呼吸新鮮空氣。 她從他手裡拿過手提行李箱，放下來靠著一根電燈柱的基座，然後動作漂亮地坐下來，把她漂亮的兩腿疊了起來。她的膝蓋也漂亮。她顯得很沉著。她今天晚上走的時候，知道他是個處男——她永遠都會知道，無論她還會不會再次見到他。 「保羅？」她說。 「什麼？」 「哎，那些照片上的男孩只是跟你開玩笑——我不知道我幹嗎要那麼做，除了犯傻。」 「好吧，我就知道你在開玩笑。」即使這樣，聽到她那樣說，還是讓他鬆了口氣。 「他們只是我認識的男孩子，當時我經常去彩虹角，紅十字會俱樂部在那裡開舞會。他們都沒有真的向我求過婚，除了切特，那可以說只是開玩笑，因為他說我長得漂亮。要是我跟他較真，他會窘死的。」 「好吧。」 「剛才我跟你說我十六歲時追逐軍裝也挺蠢的——天哪，我十六歲時很害怕男孩。像我們這樣年齡的人言過其實地聲稱懂得更多——關於性之類，這你知道嗎？」 「不，不，我不知道。」他開始越來越喜歡她，然而又擔心如果繼續讓她說下去，她很快就會堅持說自己還是個處女，好讓他開心一點；那幾乎肯定是照顧他面子而說謊，所以會讓他感覺更糟糕。 「因為我是說，我們都還有整個一生。」她說，「不是嗎？就拿你來說吧，你很快就會回家，上大學，好多年裡都會有女孩子在你生活中來來去去，最後你會愛上某一位，不正是那一點，才推動這個世界轉動嗎？」 她對他一片好心，而他不知道是該感激她，還是讓自己的悲哀再加重一點。 「再說我吧，嗯，我現在就愛著一個人，」她說，這一次，她臉上完全沒顯得是開玩笑。「自從我們見面後，我就一直想告訴你，只是沒機會。我是要跟他一起去布萊克浦那邊待一個星期。他叫拉爾夫·科瓦克斯，他二十三歲，是個轟炸機上的腰部機槍手，不過他才執行過十三次飛行任務，因為他的神經出了點毛病，從那以後就進進出出醫院。他可以說是個小個子，長相滑稽，他想做的，只是穿著內衣坐著讀好書，他會成為哲學家，我可以說開始覺得沒有他我活不了。明年我也許根本不會去美國，也許會去海德堡[2]，因為拉爾夫想去那兒，唯一的問題，是他肯不肯讓我跟著他。」 「哦，」科爾比說，「我明白了。」 「你什麼意思，你『明白了』？你不是很會聊天啊，你知道嗎？你『明白了』，我跟你說的事情這麼少，你又怎麼可能『明白了』？天哪，就憑你那雙又大又圓的處男眼睛，又怎麼會看明白任何事情？」 他從她身邊走開，低著頭，因為好像沒有什麼別的可做，可是他沒走多遠，她就追著跑過來，她那雙小小的高跟鞋在人行道上聲音清脆。「哦，保羅，別走，」她叫道，「回來，請回來。我抱歉極了。」 他們就一起回到行李箱靠著燈柱放的那裡，但這次她沒有坐下。「我抱歉極了。」她又說，「哎，別送我上火車，我想在這兒告別。只是聽著，聽著，我知道你會沒事的。我們倆都會沒事的。特別重要的是要相信這一點。嗯，上帝保佑你。」 「好吧，上帝也保佑你，」他說。「也保佑你，瑪西婭。」 接著她胳膊抬起來摟住了他的脖子，有一陣子，她整個苗條的身軀貼著他的貼了一會兒，她泣不成聲地說：「哦，我的哥哥。」 之後，他一個人走了很遠，走得完全沒有漫不經心的樣子。他的軍靴後跟沉著而節奏均勻地踏著，他的臉上，是個心裡在考慮幾件事情、講究實際的年輕人的樣子。明天他會給他媽媽打個電話，說他已奉令回到法國，「職責所需」——這個短語，她既不會明白，也不會提出疑問，然後一切就結束了。在這樣一個複雜而說英語的大地方，在剩下的七天時間裡，絕對有理由期望自己能夠擁有一個女孩。 ---------------- [1] 又稱阿登戰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1944年在西線最大的陣地反擊戰，以德國失敗而結束。 [2] 德國西南部城市，著名大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