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雜論集 · 有關馬克思的兩篇文件
一九二七年紐約「國際書店」出版了一本《馬克思：為人，思想家，革命家》（Karl Marx：Man，Thinker，and Revolutionist）一共匯集了十七篇文字，對於馬克思的為人、思想與活動作了一個概括的介紹。其中有兩篇，我們下面準備譯出，即達爾文給馬克思的一封信，和恩格斯報告馬克思病況及逝世的一封信。第二篇是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的次日對他的歷史地位的經典論斷。
兩篇文字前我們各加引論，第二篇有幾處也附加注釋。
一、達爾文致馬克思書
達爾文生於一八〇九年，比馬克思年長九歲，兩個人是同時代並且同輩分的人。達爾文死於一八八二年，次年馬克思逝世。自一八四八年歐洲大陸上的革命失敗之後，由一八四九年起，馬克思就長久地流亡於倫敦，此後三十餘年的時間，馬克思寫他的最重要的有全部歷史意義及世界歷史意義的革命作品的時候，同時也是達爾文在他自己局部的範圍之內，在生物科學的領域之內，寫他的帶有革命性的作品的時候。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與達爾文的《物種原始》，於同一年（一八五九年）問世。《資本論》第一冊出版的時候（一八六七年），達爾文正在準備他的第二本經典《人類原始》，此書四年後（一八七一年）也與世人相見。五年之後（一八七六年）恩格斯寫《從猿到人》，主要的就是根據這本書中的資料。馬克思無書不讀，並且都能取其精華，他在《資本論》中也提到達爾文，他顯然是曾經讀了達爾文的全部著作。
自一八五九年達爾文的第一本經典一出，立刻在英國以及全歐洲，甚至包括美洲，引起翻天覆地的論辯。馬克思雖然沒有參加這場論戰，他對於論戰的發展必定密切注意，所以達爾文在他的心中必定印象很深，然而他們兩人似乎向未見過一面。他們只有過一次人與人間的接觸。當一八七三年，《人類原始》出版後的兩年，《資本論》第二版印出時，馬克思曾贈予達爾文一本。達爾文收到贈書後立即寫信致謝，這封信是我們今天所僅有的兩人之間直接交往的一篇歷史文件。下面是原信的譯文：
一八七三年十月一日。
閣下：承你惠贈你的大著《資本論》，謝謝；我衷心希望我能更多地了解政治經濟學這一深奧重要的科目，使我更有資格接受你的贈書。雖然我們所研究的是如此的不同，我相信我們兩人都熱烈地希望知識領域的擴展，長久看來，這是一定會增進人類的幸福的。
查理·達爾文
這本必有馬克思親自署名的《資本論》，今天應當還在人間，但我們向未聽說達爾文的子孫或英國任何方面提到過這有種種不同的歷史意義的整整八十年前的一冊經典。
二、恩格斯致索蓋書
腓德烈·阿·索蓋（Frederick A.Sorge）是一個由德國移植美國的人，在紐約組織了美國一個早期的革命團體「共產主義俱樂部」（一八五二年），自第一國際成立後（一八六七年），他就領導美國方面的支部。第一國際總部移到美國後，索蓋任總部的書記。索蓋生年待考，他大概比馬克思、恩格斯都要年輕，他死於一九〇六年。馬克思、恩格斯對索蓋都很重視，雙方時常通信。馬克思最後一次生病，索蓋非常關心，有時認為寫信太慢，甚至打電報訊問病況。馬克思逝世的次日，恩格斯就給索蓋去了一封長信，把馬克思最後一次生病的前後經過與逝世時的情況，詳細報告一番，在信中並對馬克思在當時工人運動中的樞紐地位，予以透徹的說明，同時在信的末尾對於馬克思死後工人運動可能發生的錯誤路線，他也有一針見血的預見。恩格斯盡力抑制自己心中的沉重感，不因個人的悲痛而忘勞動人民的大事，然而字裡行間我們仍可體會到恩格斯沉痛萬分的心情。我們下面把這封信譯出，其中純講病況的一長段從略：
倫敦。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五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親愛的索蓋：
你的電報已於今日晚間收到。
多謝你。
我過去無法寄給你馬克思病況的經常報告。病勢忽好忽壞，不可能經常報告。現在把全部經過的要點告訴你。
（以下講一八八一年十月至馬克思逝世前的一年半期間的病況一段，從略。）
所以在過去的六周，每日清晨當我轉彎踏上他所住的那條街道時，我總是心懷恐怖，唯恐看到外窗拉下。昨日下午（下午是看望他最合適的時候），當我二時半到他家時，我發現大家都在哭，認為最後的時限已到。我問病情如何，並想叫他們多注意有希望的方面。他只有一次輕微的沖血，但病勢惡化的很厲害。我們那位忠誠的老倫姍——她曾一直像慈母維護生病的子女那樣無微不至地維護馬克思——走上樓去，下來告訴我，他已入睡，但是我可以上去看看。我上去看見他靠在那裡，的確是入睡了，是那個永不再醒的入睡。他的脈搏已停，呼吸已停。在倫姍離開他的兩分鐘內，他已安安靜靜地，並且沒有痛苦地逝去了。
凡是按照自然規律發生的事，不管是如何不幸的事，都帶有令人慰藉的因素。現在也是這樣。醫學的技巧可能叫他再度幾年拖生的生活；可能——為提高醫生們的威名——叫他一寸一寸地死去，而不是一下從他們的手中溜去。但是我們的馬克思絕不會願意忍受這樣的一個結局。繼續生活而望著許多沒有完成的工作，老在無望地想著完成它們，那對他將遠比安然地急速地死去為痛苦。他很欣賞伊比鳩魯的一句名言：「死亡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我們怎能希望這個巨人，這個天才，作為一個廢人去生活下去，成為醫學的一個點綴，但是也成為庸俗之輩的一個譏笑對象，這些庸俗之輩是在他強健的日子裡他曾經時常無情地打擊過的呢？不！結局如此是再好不過的；兩天後我們就把他送到他的夫人長眠的墓中，是再好不過的。
的確，由於已往全部的經過（對這些，我比醫生們知道地還要清楚），我確信其中只有一死與殘生之間的選擇。
但是無論如何，人類從此短了一頭，喪失了我們這一世代最偉大的頭腦。
無產階級的運動仍要繼續進展，然而我們已經不再有法國人、俄國人、美國人和德國人到緊要關頭不知其然而然地要請教的那位中心人物，並且是從而總可獲得清楚的和無可置辯的見解的那位中心人物，這種見解是只有天才和全學才能提供的。
各地的頭目，那些小有才的次等角色——更不必提那些招搖撞騙的人了——現在可以為所欲為了。最後的勝利是確有把握的，但是彎路的現象，暫時的和地方性的錯誤（在此前已經是無可避免的）今後就更要屢見不鮮了。
咳，我們盡我們一切可能的努力就是了！否則，我們活著是作什麼呢？當然我們不會灰心。
佛·恩格斯。
（原載《歷史教學》195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