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雜論集 · 五四獻言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及其他首都各校的學生三千餘人所舉行的遊行示威，就動機與結果言，有雙重的意義：一為愛國運動，一為新文化運動。時間雖已過了二十九年，我們今日紀念五四，不僅是例行故事的紀念，就那雙重的關係講，五四仍有活的意義，仍大有紀念的價值。 愛國運動的五四，是由外交的刺激所引起。在第一次大戰期間，日本乘著國際的空隙，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並強迫自顧不暇的協約國承認它得以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在戰事結束後的巴黎和會中，中國雖以戰勝國之一的資格出席，但發現強國之間的秘密協定是支配國際的最大力量，戰勝戰敗的關係反居次要，我們的代表雖然力爭，仍不能改變山東問題的強權政治條款。當時普遍全國的憂鬱憤慨之情，我們這有過類似經驗的第二次大戰後的一代國人，應當不難想像與了解。但空的憂憤無濟於事，代表全國把憂憤之情發泄為有效的行動的，是當時政治中心兼文化中心所在地的青年學子。他們本於愛國的純誠，無需任何人鼓勵或領導，完全自動的聚有三千人之眾，到總統府請願，併到英美法意各公使館，表示國民的真正意見。首都的學生登高一呼，全國各界群起響應，上海學界首先繼北京後而罷課，全埠的商界並聯合罷市，無組織與無從用行動表示態度的一般人民，也無不對學生完全同情。宣傳的技術，當時尚未發達；謠言的製造，也尚未成為群眾運動的工具。學生所得的普遍同情，是完全自發的。也正因如此，所以效力特別大，到六月十一日，政府只得順從輿情，罷免親日的曹章陸三人，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在國民的督促與援助之下，也得以拒絕在和約上簽字。這是國民外交成功的顯著例證；無論今日或千秋之下，只要是一個中國人，必都承認這是學生運動的一大功績。 專就愛國的意義言，五四運動已是不朽。但以五四為機緣，引起對於舊思想舊傳統的重新估價，對於新思想新潮流的熱烈介紹，這就是所謂新文化運動。少數人雖然在言語上或行動上不免走極端，但運動的主流是正當的與健全的，在蔡孑民，胡適之，及其他各位大師的領導之下，智識青年用最開明的態度研究一切，批評一切，考量一切，希望對一切都能得到合理的與應合時代的新標準與新結論。當時對於一切學術文化問題都運用科學精神，也就是不顧一切的求真精神。在全部中國歷史上，能以大無畏的精神求真的，除了先秦諸子外，恐怕只有五四時期的少數有名學人與一群無名學子，及今思之，仍令人不勝其嚮往之情。來中國講學的英國哲學家羅素，在以友人的態度對中國作種種的逆耳批評之後，曾毫無保留的承認，當時中國學術界的自由探討精神，雖在以自由自豪的歐美各國也不多見。這在當時的確並非過譽，擯棄一切成見而唯真理是求的態度，的確普遍於整個的學術界。中國之能有今日，一部要靠新文化運動。對於今日的文化現狀，我們無人滿意，但我們開始追隨世界潮流，還是來自五四以後一批學人的勇於介紹與勤於研討。我們今日仍然落伍，但已知道落伍之處何在；在五四之前我們只是感覺自己落伍，而不知究竟如何的落伍。這種民族的與文化的自知之明，是五四運動的另一大的功績。 今日追憶既往，紀念五四，同時也當展望未來，發揚光大五四的精神與五四的事業。愛國運動是弱國的現象，強國無需公開的表示愛國，愛國就包含在國民的日常工作中。二十九年後的中國，仍是弱國；第二次大戰後的中國，在許多方面也頗似第一次大戰後的中國，仍在秘密協定，陰謀破壞，與花樣不斷翻新的強權政治之下委曲求全。時代不同，愛國表現的方式或也無需盡同，但凡屬國民，今日必有民國八年五月四日青年學子的心情，方能無愧於衷。講到文化運動，五四時期的熱烈情緒當然沒有永久保持的可能，但我們都當承認，文化運動尚未結束，文化運動的使命尚未完成，我們今日仍需珍視自由探討的精神，虛心學習。五四之後，是我們徹底近代化運動的開端，今日全國公認的建國需要，就是學理的新文化運動的具體化的表現。文化的巨流，曲折甚多，外相時變，但內里的線索是恆久的。我們紀念五四，須認清它的恆久部分，各盡所能，完成五四一代留給我們的重大使命。 （原載《周論》一卷十七期，1948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