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雜論集 · 歷史警覺性的時限
多年來中國學界有意無意間受了實驗主義的影響，把許多問題看得太機械，太簡單。以史學為例：一般認繁瑣的考證或事實的堆砌為歷史的人，根本可以不論；即或是知道於事實之外須求道理的學者，也往往以為事實搜集得相當多之後，道理自然就能看出來，實際恐怕絕不如此。歷史的了解雖憑藉傳統的事實記載，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種人心內在的活動，一種時代的精神的表現，一種整個宇宙人生觀應用於過去事實的思維反應。生於某一時代若對那一時代一切的知識、欲望、思想與信仰而全不了解，則絕無明了歷史的能力。對自己時代的情形與精神愈能體驗，對過去歷史的了解力也愈發增高。由另一方面言，一個時代愈發展緊張生動，那時代少數警覺性深刻的人對過去的歷史也愈發看得透徹。一個完全平淡靜止的時代，對於任何過去的大事都絕無明了的能力。歷史的了解是了解者整個人格與時代精神的一種表現，並非專由亂紙堆中所能找出的一種知識。
上面一段話或者不免過於抽象，意義不免過於晦澀，但我們舉出具體的例證之後，問題大概就容易看清了。在任何民族的生命中，歷史的了解力或警覺性都是為時甚暫的一種活動。中國秦漢以下的二千年間史料的豐富使人氣悶，以史家自命的學者車載斗量，但始終沒有一種歷史的作品，原因也很簡單。二千年來的中國社會，雖間或有小的波動，但一向絕無真正的變化革新。一人身處完全靜止的環境中，整個的人格，整個的心靈，也都是靜止的。此種人格所影射的一切也當然是靜止的，對過去真正停滯的時代當然看為停滯，即或對於活潑生動的時代也難以看出道理。因為人格中所完全缺乏的，絕難在外物中找到：正如宇宙中有許多顏色與音響為人類的耳目所不能見聞的一樣，因為這些聲色超過我們感官構造的範圍。一個患貧血症的人格，對於機械的史料或者還能做點排列的功夫，遇到富有意義的史料反要手足無措，二千年來對於戰國以前的歷史毫無辦法，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後世對於所謂三代文化的憧憬與崇拜，證明一些空虛無物的人格仍能感到戰國以前的偉大：但偉大處到底何在？卻是二千年來無人能夠了解的一件事。大致講來秦漢以下改朝換代的平淡故事，同化了全部的中國歷史，所以三代也不過是三個朝代而已。這是如何可憐的一種看法！
一個民族歷史警覺性的最發達的時間，不過二百年。前此是信仰混沌的階段，雖有歷史命運的嚮往，但無清楚的觀念，根本談不到對歷史的了解。此後則一切都糊塗渺茫，思想與想像都微弱到苟延殘喘的地步，正如我秦漢以來二千年間的情形。兩者之間有二百年的非常時代，是文化的最高峰，民族的事業達到頂點：向後回顧，來龍清楚；向前瞻視，去脈分明。這是人類心胸最開朗的時代。但絕峰之上，難以久留，明古知來的幸運階段轉瞬即逝。前此的心地光明一變而為一塌糊塗。這個短暫的幸運階段在中國就是戰國時代，在歐西就是今天。
中國的戰國時代，前後二百五十年。歐西自進到戰國後，也已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但歷史的了解力或警覺性並非與時代始終的。時代的初期警覺性仍甚微弱，到末期就又趨於模糊。真正發達的時期，還不足二百年。中國此期所遺於後世的唯一作品就是《左傳》。《左傳》是戰國前半期的作品，在當時可說是一部通史。殷商西周的事跡，當時已不十分知清。著者為慎重起見，由平王東遷後開始，敘述到著者生前的九十年間為止。全書的線頭雖然非常複雜，條理卻十分清楚，使讀者能夠身臨其境，對春秋時代整個的國際局面以及少數大國的內部狀態都能一目了然。當然只有大手筆才能有如此成就，但是大手筆必須生於大時代才能具有如此魄力。春秋時代雖然在前，但我們今日對它的認識遠勝過戰國，就是因為關於戰國時代沒有這樣一部偉大的作品。試想，若無《左傳》一書，我們今日對於春秋時代豈不也要如對西周一樣的恍恍惚惚？
歐西對西史的了解，由法國革命開始。法國革命前尚無名實相符的史學。今日唯一認為有史學價值的革命前的作品——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其價值在文字而不在史解。革命方興，了解力仍甚薄弱。到一八五〇年左右，歷史的警覺性才成了知識階級全部人格的一個不可缺的部分，少數哲學頭腦特別發達的人才對古往今來的一切有比較徹底的認識。由一九〇〇年到今天，歐西人的歷史意識可說已發達到最高峰。而今而後，只有倒退，難有再進一步的發展。法西斯主義興起之後，思想漸受統制。這種趨勢，只有日愈強烈，減輕的期望很小，消滅的可能絕無。此種非理性，反理性的新神秘主義，最多不過五十年後一定要成了籠罩整個歐西文化的彌天黑雲。獨立的思想漸被撲滅，歷史的了解也必同時消亡。史學的消滅與哲學結束是同一件事的兩方面。五十年後，歐西思想界一定要有類似雜家者出現，雜家是哲學發展的喪鐘。同時史學界也必要開始呈現司馬遷《史記》的沒落形態。太史公是中國古代偉大史學消亡的象徵。二千年來學術界對於司馬遷的崇拜，正是二千年間中國沒有史學的鐵證。《史記》一書，根本談不到哲學的眼光，更無所謂深刻的了解，只是一堆未消化的史料比較整齊的排列而已。後此的所謂史著，都逃不出此種格式，甚至連史公比較清楚的條理也學不來。文化精神衰退得一瀉千里真可驚人！
戰國時代為何能明白過去歷史，因為戰國時代的文化最為複雜，最為緊張；任何時代的任何事跡在戰國時代的心目中，都不至顯得生硬。反之，比較簡單鬆懈的時代，對於戰國時代根本無從了解，因為戰國的許多潮流與線索是其他時代的人所不能想像的。只有複雜緊張的戰國才能產生少數特別複雜緊張的人格，只有這種人格才能對古往今來的一切設身處地的去體會。此種能力，在春秋以上，在法國革命以前，絕無出現的可能。中國到呂不韋時代，歐西到二千年左右，這也就成為無人能夠想像的一種異能。
我們混沌的過了二千年的靜止生活。今日幸逢歐西的盛大時會，受了外力的渲染，又第二次的得有明了歷史的良機。深望國人善於利用機會，把埋沒二千年的歷史徹底尋出一個條理，不要終年累月的在訓詁考據中去兜圈子。中國只要不亡，此後千萬年都是我們可以盡情沉湎為訓詁考據的時間。真正明了歷史的機會，卻是一縱即逝，最多不過還有五十年的工夫。中國的亂紙堆，二千年來堆得太高，若必要把許多毫無價值的問題都考證清楚，然後再從事於綜合了解的工作，恐怕是到人類消滅時也不能完成的一種企圖！
尤有進者，歐西人無限的欲望與追求，使他們發現了許多古民族歷史。埃及、巴比倫、印度以及希臘羅馬的發展經過，今日歐西人所知道的，在許多方面比較古民族自己當初所知道的尤為清楚。這種擴大心胸的機會是如何的難得！有心的人，為何不抖去由堆滿敗簡殘篇的斗室中所沾的灰塵，來到海闊天空的世界大吸一口新鮮的空氣！
（原載《戰國策》半月刊1940年9月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