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時論集 · 歐美民族主義的前途
一九一四年間，甚至一九三九年間，任何人若說歐洲各國的民族主義有消滅的一日，必要貽笑大方。有人在兩次大戰中間的二十年間，在隨便的談話或學術的討論時，確曾提到此種可能，沒有一次不被旁人視為神經過敏或故作奇論。第二次大戰以來的歐洲突變，或者可使看民族主義有絕對永恆性的人，略為修改意見。有起必有落，有生必有死，今日歐洲的任何民族都沒有千年以上的歷史，短的甚至只有三百年，如荷蘭或比利時之類。如此短暫的現象，而定要認為萬古不變，豈非太不認識歷史？過去且不講，專看我們中國，先秦時代的齊、楚、秦、晉、燕、魯、宋、吳諸民族，而今安在哉？若說當時的民族觀念，不似今日西洋各國的那樣強烈，那只是數典忘祖之談，春秋戰國的民族主義絕不下於今天的歐美各國。因為文字的一致，語言分別的較少，先秦各國的民族主義在表現上或者不若歐洲各國的狂熱。但最少也與古希臘半島各國間的爾我之別同樣的清楚，由任何方面言，都是人類歷史上可備一格的民族主義現象。
宇宙間的一切，包括人生，包括人生一部的政治，是有節奏的，生死起伏是必然的。中國古語所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看似老生常談，卻實含有至理。這種古語並非只是觀察自然現象而得的結論，乃是深察一切事理之後所得的徹悟。明眼人在第一次大戰後，就可斷定歐美的民族主義已到了盛極轉衰的時會。民族主義自十五六世紀成立，到十九世紀已成為游漫全歐的熱潮，已獨立的大小民族集團當心滿意足，未獨立的無不以獨立為最高的要求。果然，經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後，可說一切被壓迫受限制的弱小民族都被解放，達到政治獨立的目標。至此民族主義已登峰造極，上無可上，只有走下坡路，有如今日大家所共見的情形。
至於專就民族主義講，為何必須衰退，其事談來話長，我們只能簡略地述說一二。封建時代尚無民族觀念，只有階級觀念，不必多論。十五六世紀以下，各國由國王統一，國王成了國家的象徵，所以才有「朕即國家」的名句。此時封建的貴族仍未消滅，但他們只能在國王統一之下維持地位。政治上活動的，仍以貴族為主，他們自視為國家的「人民」，也只有他們是「人民」，別人都不算數。這是最早的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的形態，是以貴族為中心的，此時中等階級，商人與知識分子，已經興起，也要參與政治，進入「人民」的圈內，但普通即或不遭貴族拒絕，也被貴族視為第二等公民。到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法國大革命爆發，推翻貴族，中等階級開始占了上風，成為不折不扣的公民，貴族或完全消滅，或也隨著中等階級作公民。農民，工人，以及其他的人，在心理上也都追隨中等階級，成為公民。至此可說是一國之內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公民，國家思想與愛國精神發展到鼎盛的階段。一百年後，到第一次大戰，而民族主義在民族自決的口號下征服全歐。但民族自決喊遍全世的聲浪，實際就是民族主義喪鐘的第一聲。第二次大戰已證明民族國家不能再照舊維持下去，今日的民族自決呼聲，已是尾聲，世人在心坎深處，已不再對它發生濃厚的興趣。在十九世紀，每一個獨立國都有自己的對外政策，政策也能多少得到他國的尊重。然而時至今日除了極少數的大國外，一般的國家根本談不到獨立的外交政策。試看歐洲大陸，除蘇聯外，是否尚有一國能說仍有政策？連法國恐怕都已沒有此種資格。再如拉丁美洲各國，也同樣的沒有政策可言，阿根廷想要自己獨當一面，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在世界上並不發生任何實效。一般的國家只有追隨某一個大國，若對某一個大國不滿，也沒有自由改變方針的可能，最多只能轉而追隨另外一個大國，但多數國家連這種選擇的自由也不能享受，地理或經濟決定它們只能依附限定的某一大國。國際情勢既然如此，民族主義豈不只是理論，民族自決豈不已成清談？
以上是專就國際實力中心已經限於少數力點而言，但若謂多數國家不能維持真正的獨立自由，是由於大國的太少與太強，那也只是真理的一面。另外還有一面，也很重要，但容易被人忽略：就是民族主義的衰退，是因各民族內部先有腐爛趨勢；並不限於小國，大國也受同樣的影響，不過靠實力尚可勉強維持舊觀而已。我們若作價值的判斷，可說這是民族墮落的現象，若只就事論事，不計善惡，可說這是一般人民心理變化的表現，這種心理變化，是都市生活的自然結果。在整個人類史上，不分古今，不分地域，文化都是興於城市，最後都是毀於都市。封建時代貴族已有聚於城市的趨勢，政治活動與文化潮流也都以城市為主。國家由國王統一之後，貴族與一部的中等階級在城市度政治的生活，作文化的活動。這些城市都是自然長成，所占面積不大，人口也不太多，大家可以互相認識，城市仍是一個有機體。但到大革命爆發，全體人民都成平等的公民之後，少數的城市，或舊有，或新建，急遽的擴大面積，大量地吸收四鄉的人口。大而無當之後，市民互相認識已不可能，時勢所趨，連同屋同院的人也可共住一年或多年而始終不交一言。經濟權有集中的趨勢，使得大多數市民沒有恆產，沒有恆業，因而也沒有恆心。傳統宗教的勢力至此大衰，知識的發達使得多數人沒有宗教信仰，但同時也沒有任何其他可以支配人格的基本主張，腦無所不知而心漫無歸宿。一人生在熙熙攘攘的都市之內，前後左右滿是人類，但仍覺得有如處身沙漠，寂寞至極，都市人民的追求各形各色的狂歡，正是內心空虛與苦悶的表現。空虛與苦悶，使得人漸漸對一切都喪失真正的把握與興趣，生活壓迫與多年習慣雖使他們克盡厥職，但一遇到非常的變故，往往就難以站穩。第二次大戰期間第五縱隊的遍滿全歐，與內奸充斥各國，直接的是民族主義的末路，間接的而尤其重要的是人心無主的明證。此種大的趨勢，是無從挽回的，若再遇到大不景氣或新的大戰，我們就必可見到民族主義與整個十九世紀局面的煙消雲散。曾經熱心於國家思想一百年的人民，現在已感到厭倦，無論物質條件如何，精神條件已不足繼續維持舊局。
西洋文化今日已發展到一個大的歧路口，民族主義的末落只是歧路口上一種彷徨的表現。與此相關的，公民漸漸完全變成群眾，是最嚴重的新現象。自主的是公民，由人擺布的是群眾，擺布的現象一旦普遍之後，歷史的趨勢就到了難以逆料的時候，我們只能說：「自今以後，任何事都可發生。」所怕的是發生的「任何事」不只是仍有舊理想的人所深惡痛絕，也是擺布群眾的人所始料不及。今後的歐美是一個變幻莫測的歐美，較第一次大戰後尤怪的怪事恐將連續不斷地發生，凡仍有冷眼觀察能力的人，必可得到豐富觀察機會！
（載《中央日報》，1946年2月12日，「現代」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