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時論集 · 戰後世界與戰後中國

對於戰後的世界我們當然有種種的希望，但熱心不可過度，以免將來事與願違，失望而不能自拔。長期大戰所自然產生的心理疲乏，使人對將來容易發生許多的幻想，有意無意間常將自己不切實際的希望或他人另有作用的宣傳認為把穩的真實，因而看事太易，毫無根據的樂觀心理支配一切。除眼前的一時快意外，此種心理全無是處，並且可以發生嚴重的後果。第一次大戰時的各種口號，如「為民主的戰爭」，「消弭戰爭的戰爭」之類，當時何嘗沒有博得整個人類的熱烈信仰，但事後證明須要大打折扣，後來一部分的發展甚至與這些口號完全相反。抗戰中的中國，尤其在太平洋大戰初起的時候，許多人不免認為最後的勝利即將到來，到來後一切皆有辦法，無往而不順利。勝利當然是絕對必需的條件，但勝利後問題正多，今日所難想像的許多困難一定會不斷地發生。一時的熱情過去之後，最近大家多已感到將來問題的多而複雜，因而消極與失望的心情又時常流露。這正是當初過度熱心所引起的反應。我們若由一開始就保持合理的希望，當可免除此種自尋煩惱的心理起伏。我們試先推敲一下戰後世界的可能局面，然後再看中國在此局面中可有何種合理的希望與實現希望的方策。 戰後世界的第一個大前題，就是國際聯合組織的問題。羅斯福總統所創的「聯合國家」一詞，已被所有同盟國的人士所採用，大家無不感到此詞的意味深長，可見一種超國家的世界組織是多數人所企望的目標。但戰後若真要實現一個籠罩所有反侵略國甚至也包括戰敗而改轍的軸心各國在內的國際組織，事實上是一個非常艱巨的工作。大國各有自己的傳統，各有自己的最高國策，傳統國策間的矛盾，在非常危急之秋可以暫緩談起，危機一過，舊日的摩擦與恩怨必會重新抬頭。在過去任何一次大戰後的和平會議席上，當初並肩作戰的同盟國沒有不爾詐我虞，各為私利而爭鬥的，對於盟國的憤激有時可以超過對於當初敵國的仇恨。我們當然希望此次戰後可免過去的覆轍，但迄今為止，我們並未見到人性根本改變的跡象。歐美的盟國，以英美蘇為最強，三國之間，除美蘇過去尚無太嚴重的矛盾外，英蘇之間與英美之間歷來都有根本利益的衝突，若謂將來這些問題都可消弭於無形，恐怕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從前的英俄與今日的英蘇之間，問題非常複雜。一九一七年以前，英國嫌俄國太專制，俄國嫌英國太民主；今日英國又嫌蘇俄太激烈，蘇俄又嫌英國太保守。總而言之，兩方在心理上與精神上始終沒有互相信賴的基礎。主義制度的差異大半隻是互爭的口實，兩方即或有一天在名義上能互相同化，相猜相爭的現象仍不會消滅。黑海，巴爾幹以及整個的近東與中東，歷來都是兩國的角逐之場，將來這些問題也必仍是兩國關係的阻礙。對於此種情形，最少英國方面並不諱言。前任英國駐蘇大使，現任英國掌璽大臣的克利浦斯爵士，近來的發言非常率直，公開地承認兩國間仍多猜忌。他雖不肯指出具體癥結的所在，但我們由伊朗問題的解決遲緩，很可看出兩國關係徹底改善的困難，伊朗問題發生，英蘇合同進兵，已是半年以前的事。半年以來消息沉寂，直到最近英蘇與伊朗間的合作條約才正式成立。我們很可想見，半年來兩強之間必有不少的來往折衝，其內情恐怕非至戰後無從知悉。 英美之間的問題，與英蘇性質不同，在任何情形下英美大概也不致再正式地以兵戎相見。但這並不是說兩國間的問題簡單易決，更不是說兩國將來可以完全合作無間。例如在一九一四年以前，英國的海軍甲天下，有所謂「兩強標準」的海軍政策，那就是說，英國海軍的噸位最少要與世間任何其他兩國的總噸位相等。一九一七年美國參戰後，海軍驟強。到一九一八年英美勝利後，美國的海軍已與英國並駕齊驅。戰後英國屢向美國示意，希望美國減裁海軍，認為一片大陸的美國並無與海洋帝國的英國在海上勢均力敵的理由。但美國始終不肯接受英國的明言或暗示，照舊維持與英國同等的海軍。第一次大戰後兩國間的緊張空氣，根本都由此而來。最後在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席上，英國總算接受了既成事實，定了英美日三國海軍的五五三比率，這等於正式承認美國的海軍與英國相等，「兩強標準」至此已降格為「一強標準」了。現在第二次大戰又起，美國的海軍有超乎英國之上的趨勢，戰後美國的海上實力將要強於英國，恐怕是無可置疑的。英國在海上是否肯屈居人下，連「一強標準」也肯虛心地放棄，大值注意，將來這種局面很可能會引起英美間的心理隔閡，最少可以影響國際聯合組織的順利進行。再如南美一向是英美資本的爭勝之場，近年來美國的勢力日強，將來除非英國願意退出南美的場面，兩國間必不免仍有明爭暗鬥的舉動。美蘇之間，明顯的利益衝突尚不甚大，但思想與精神的矛盾也正與英蘇相同。美國對於宗教信仰自由的特別注意，蘇聯為得英美的接濟，對於宗教的壓力已經減輕。但這是否永久的政策，今日尚難斷定。戰後的蘇聯若又恢復當初的反宗教政策，絕不是美蘇合作的一種助力！ 上列種種的基本矛盾，可使我們知道，戰後的國際聯合組織，無論短期間的或名義上的是如何的美滿，最後的發展必有嚴重的困難。全世界可能會有一個暫時的整個組織，歐美三強都可以參加。但長久的與實際的組織，必有三分天下之勢，英國與大英帝國，美國與新大陸，蘇聯。英美之間的可能問題，大致尚為簡單，美蘇之間大概也不致有太嚴重的糾紛。但英蘇之間，除傳統的競爭外，必會發生歐洲大陸控制權的爭奪。可能蘇聯占有東歐，英國占有西歐，說定各不相擾。但除東西的界線根本難劃外，蘇聯占東，韃靼尼爾海峽與蘇彝士運河就都直接或間接地成了問題，英國決難安心。並且德國到底屬東或屬西，其問題之複雜今日尚難想像。納粹戰敗之後，德國內部必起革命，那個革命究竟是取英美的民主方式或蘇聯的共產方式，仍在未定之天，但這種革命的方式就必成為三強間的競爭焦點。第一次大戰後，英美視當初盟國而後來革命的俄國為仇敵，進兵干涉，已是怪事。此次戰後，英美一方或蘇俄一方會不會因德國革命的方式轉而視它為友而與它並肩對抗當初盟國的另外一方，這雖好似想入非非，但卻是極可能的一種發展。發展的過程若過度的不幸，整個國際的公同組織就會連暫時的與表面的實現都不能達到。戰後國際間的空氣，比第一次戰後還要緊張，並非不可能的事，雖然真能自主國家的數目遠少於一九一八年以後的世界。 戰後的中國，必須在此種變幻莫測的世界中，謀求自處之道。將來的世局，比過去還要嚴酷，所以第一前題，我們必須認清現實，決不可有一點的自欺自娛。我們首先須要明了的，就是中國並非強國。抗戰前我們的自卑心理特別發達，事事感到不如他人，而外國的事物則無不美滿。抗戰後，尤其近來因太平洋戰局的臨時失利而許多外國的發言人對我們大讚大捧後，我們又有一種與前相反的自高心理發生。無理的自卑當然不妥，但缺乏根據的自高更要不得，兩者都是精神不健全的表現。「四強」一詞，使許多人聽了得意忘形。外人先如此說，我們自己也就又驚又喜地拿來引用。我們在今日的情形下當然要以君子待人，相信外人如此說法並無不可明言的作用，但我們若認真起來，將來必吃大虧；即早猛省，還可免貽後悔。我們除地大人多外，其他一切強國的條件都極端的缺乏。輕重的工業與軍事的工業，純粹的科學與實用的科學，專門知識的造詣與一般知識的水準，專門的人才與一般的人才，凡此種種，我們無不落伍到可憐的程度，質既未達世界的標準，量更相差甚遠。我們只能利用抗戰的機會與戰後的局面，使這些必需的條件趕快具備，不久的未來真能既不自愧又不招侮的列於強國之林。別人硬說我們是「四強」之一，當然有他們的苦衷。今日與將來的和平會議中，我們不妨善用此種苦衷，但無論在朝與在野的人士，心中卻萬不可真的如此自信。 第二點我們要切實認請的，就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道理。這在今日好似已成老生常談，但實際不只許多甘心自外於國族的人不明此理，連自認為無愧於國家民族的人也往往未能徹底地認識國族的真諦。一切所謂世界主義、國際主義或階級利益等等，當初雖或是少數理想家的真言，但今日已都成為國際勾心鬥角中的虛偽口號。我們最多能把這些認為久遠未來的一種渺茫希望，決不可作為今日國策的起發點。熱血的青年容易接受動聽的口號，對此尤不可不慎。希特勒被打倒之後，可有更大的混世魔王出現。日本被肅清後，還會有比日本尤為可怕的侵略國家在。千萬年後的黃金世界，儘管如何的使人嚮往，目前的現實是立國於今世必須成為一個堅強的戰鬥體。只有真正的強國才有資格去談大同，那不過是闊人的奢侈品而已。弱國而談，國際主義，弱國而真信大同，是十穩的自取滅亡之道。中國二千年來的大一統局面，使一般人都無外交的經驗與外交的認識。春秋戰國的外交傳統，後人已經忘記，連讀書人也根本不能了解。今日歐美的外交技術，我們也尚未徹底地學習，所以多數人極易為別人的外交辭令或主義宣傳所騙，被人利用而放棄國族立場的人不必說，連忠於國家民族的人也常於無意間被人欺騙而不自知。我們一個最大的毛病是對內老練而對外幼稚。大一統的帝國，與近代化的國家不同，並無嚴密的組織，一切的公事多不認真。我們習慣於此種情形，所以對於一切人物皆知其在「作官」作戲，對一切言論皆知其為官樣文章，甚至對於真的人物與誠的言論也不肯相信。此種世情，連一個比較成熟的中學生有時也能明了。但對外人的言談舉動，即或是一個老於事故的人也時常去不折不扣地接受，也就無怪許多青年死心塌地地去受外人利用了。我們對外似乎不妨提出一個口號，就是「先小人而後君子」。正式的外交也好，國民的外交也好，都切忌弄假成真，辭令與事實必須分辨清楚。我們雖不妨希望各國將來都能改變過去的作風，卻必須提防他們不改，只能假定他們將來還是一仍舊貫，一切必須及早預防。對於任何的甜言蜜語必須加以研究，研究的原則就是言語愈發甜蜜就必愈發可疑。我們若拿對內的聰明轉而對外，就無大誤了。國事與私事不同，寧可誣枉好人，也不可自作好人而入別人的圈套，以致國家吃虧。抗戰後我們雖有自高心理的表現，但百年來的自卑心理仍未能全部剔除，對外人過度相信的心理，連正式負責的人士也仍有時刻預防的必要。今日要如此，將來和平會議席上尤其要如此。殷鑑不遠，就在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 以上兩點徹底地認清之後，將來建國的方案就容易決定了。根本的問題，當然是力的問題。實力的建設，是根本的條件，其他都是枝葉。軍備必須充實，且必須近代化。重工業與國防工業必須能獨立。我們此次抗戰可靠外來的接濟，下次對外作戰時也可能就無外援。靠人不如靠己，根本的國防尤其如此。在陸地上我們有現成的強大陸軍，但戰後必須設法趕快的高度機械化。我們萬不可因此次能以低劣的武器抵抗日本，就以為將來仍會第二次再有如此的便宜局面發生，我們此次誠然可說是精神戰勝物質，但精神抵擋物質，有它一定的限度，超此限度，任何熱度的精神也不過是徒供毫無代價的壯烈犧牲而已。日本在列強中是機械化強度最低的國家，我們此次抗戰的盛旺精神，加以地形的便利，可說正足抵住此種低度機械化的日本軍隊。我們的精神若略動搖，當然要失敗。但日本機械化的程度若略高一點，恐怕我們也就早吃大虧。英美在太平洋戰事中的失利，主因就是所能移用的飛機大炮與坦克車太少，進攻當然不能，連退守也往往談不到，大多時只有投降或被殲滅了。法國的戰敗與屈服，失敗主義與精神頹靡當然要負很大的責任，但法國武器的落後也是一個戰敗的重要因素。對於一九四〇年夏的法德之戰，今日雖仍不能作一個最後的判斷，但許多目擊其事的人都承認，法國一部的將官與大部的士兵仍然保有傳統的英勇，仍肯為國犧牲。但法國的飛機與坦克車少得可憐，簡直無從與德軍接觸。戴高樂遠在一九三四年就大聲疾呼，勸法國軍部徹底地採用機械化政策。法國不聽，戴氏的計劃徒供納粹去作參考，六年後拿出來在法國作一次大規模的試驗！法國的軍人若不過度的保守，若肯及時採用戴高樂的計劃，一九四〇年的法國儘管精神腐敗，也未必就會不到兩月而戰敗亡國。即或不能攻入德境，最少也可抵住德軍的進攻。我們當然希望人類不再打大戰，但中國將來若再打仗，對方一定是高度機械化的國家。國防可以久備而不用，卻不可片時沒有充足的國防。我們若不急速地發展重工業與國防工業，將來只有白白地去作英烈的犧牲，為異族的後世詩人留下一段悲壯史詩的資料而已。 陸空軍雖然重要，僅有陸空軍是不夠的。歷史上的中國雖為大陸國家，但今後的中國必須兼顧海洋，否則就只有永作他人所封閉的內地國。無海軍而成強國，是不可能的事。我們當初只要有僅足防衛海岸的小海軍，此次抗戰的局面就必大不相同，很可能日本根本就不敢起隙。海軍的建設，代價既大，時間又長，是建軍中最艱巨的工作。我們應當極力設法使日本德意的海軍作為我們戰後所得賠償的一部分。此點達到，決非易事，根本能否達到，或能達到如何的程度，都要看今後我們對於聯合作戰的供獻，戰事結束時中國軍隊擺布的形勢，與和會席上我們外交家的手腕了。但這只是一時之計，將來我們必須認真地自造海軍。製造軍艦，尤其是主力艦，只有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才能勝任。談到「力」的建設，由始至終都離不開工業化。一個工業落後的國家，在今日的世界絕無立足之地。 物力的開發與地域有密切的關係，所謂工業化並非漫無計劃的全國各地的平均發展，重工業與國防工業尤其要注意所在地的安全性。在去年十二月太平洋大戰爆發後，後方許多離鄉背井四五年的人士，都興奮地猜想還鄉的時日，以為日本不久失敗，大家就都可回到平津京滬漢粵各地的安樂家鄉。或者親戚骨肉仍在故鄉，或者田產家園遠在東國；即或親友已都來後方而鄉里亦無財產可言的人士，夢寐之中也無不憧憬多年不見的風光景色。這都是人情之常，不只可原，並且可敬。但此外恐怕或多或少還不免另有一種心情，就是回鄉享福的心理。除少數在後方曾發國難財的人之外，一般人流離失所，受盡了物價高漲與衣食艱難之苦，回想戰前故鄉的優裕生活，難怪令人神往。這一種心理，雖也很自然，卻就不很可原可敬了，除非我們願意中國將來仍似戰前的醉生夢死，把多年艱苦抗戰所得的結果全部付之流水，否則我們這一代的青年與壯年就絕不能再存享受戰前清福之念。一切可以節省的物力，將來都要用之建國，而建國的初步要著重於重工業與國防工業。兩者都不產生日常的直接消費品。正如第一次五年計劃時的蘇聯一樣，在偏重國防業與重工業的階段，社會的生活必然痛苦，因為一切的製造品都是武器或製造其他物品的工具，而非直供享受的貨品。我們中國，無論原料與人才，都極感缺乏，所以這種建設必定較蘇聯尤為困苦，大家對於生活享受的犧牲非達到人性所能忍受的最高點不可。抗戰時期，政府因有種種顧忌，只得聽任許多人去投機，去無謂的享樂，但大規模的建國時期，政府無需再如此的客氣，物資的統制必較今日為徹底。不只國內的製造要偏重國防與機器，國外的輸入也要特別嚴格的限制，不必需的奢侈品絕對禁止，國內所缺必需品的輸入也要減到最低的限度。談到此點，就又回到我們上面所講大家急於還鄉的一事。戰前各種的建設都集中沿江沿海一帶，因而不被破壞即供資敵，我們將來的建設要引此為戒。重工業與國防工業是國力的根本，特別要設置在比較安全的地帶。在立體戰爭的今日，無論國防如何的充實，沿江沿海或太近鄰國的地帶也不安全。由整個國際的局面來看，建設大西南，在戰時是一種口號，在戰後卻必須徹底的實現。我們將來一切基本建設，當以黔滇川康各省為中心。直接的國防建設，如炮壘、防線、交通路線之類，當然要特別注重江海一帶，這是國防第一線的必需條件。但基本的國防建設，只能有一小部分設在這些地方，作為急需的接濟站，主要的長久的供給來源，必須設在大西南。戰時遷來後方的技工，將來不只不當減少，並且必須設法大量地加多。我們一面要用種種優待的方法鼓勵原有的技工留在西南，一面要用速成訓練與初級工業學校急速地訓練大批的技工與中下級的工業幹部。可供我們建設的時限，並不太長，我們必須抓住機會，儘量利用。大家且莫急於還鄉，若把西南掉頭不顧，且防一二十年後再倉惶地到此來逃難！ 任何的建設都不能離開學術。西南既是工業建設的中心，也就當有幾個全國性的最高學府，作為人才的產生地。平津京滬漢粵的局面，將來必須恢復，並且也正因這些地帶以後仍是國防前線，有歷史有供獻的幾個原有大學仍須遷回，以支撐國防前線的局面，正如「九一八」後平津各校的支撐中原殘局一樣。但一部的人才，甚至少數並無必須遷回理由的學校，不妨仍留在西南，例如構成西南聯合大學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因為各自的歷史與北方需要的關係，將來仍須回到平津，但西南聯大卻不妨照舊地存在，作為西南學術建設的一個中心。四川的許多學校，也可斟酌各校的歷史與原來地的需要，決定去留。學校的去留或新校的添設，與人才有重大的關係。如聯大三校，原有的師資已感不夠，更何能分留一部與西南聯大？即以多數大學而論，一系只有一兩人支持場面，並非太例外的現象，因需要迫切而對大學教師的資格不事苛求，更是公開的秘密。癥結所在，當然是人才的根本缺乏。但過去人才產生政策的漫無計劃錯誤，對此也要負很大一部的責任。近代化所需要的各種人才，在過去與今日大致是由留學政策產生，清末民初的留學，失之漫無計劃，濫送學生，不問程度與準備，也不干涉各自所習的學科。抗戰前幾年的政策又失之目光淺短，急求近功，專送實科工科的學生，送時又不得其法，以致實用的人才未見增加，而文法與純粹科學的人才已經大鬧恐慌。我們若以世界學術的標準為標準，國內現有的人才恐怕還不夠維持五個像樣的大學。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就要因噎廢食，停辦高等教育，我們必須在不得已的情勢下，另想辦法。從長計議的留學政策即當劃定，人才應該平均地發展，若有所偏，寧可略偏於純粹學術方面。技術的人才，無論是工農各科的教師或工廠農場的技師，暫時不妨多聘客卿。只要管理之權在我，技術人才多用外人，並無大礙。蘇聯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就是採用此種政策的，其成功可由對德抗戰看出。大學文理法科的基本人才，卻非以自己的人為主不可，因為這是與國家民族的整個文化政策與文化行動有關的。但在萬不獲已時，也可聘請少數的歐美專家來協助。聘用客卿與留學政策，當然都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但建國專業的完成，最快也需一二十年的工夫，在此期間我們必須不斷地請外人協助或到外國學習。完善的計劃與認真的實行，可使此種不經濟的辦法收到較高的效果。 假定建國的事業能夠順利地進行，在進行中，尤其在將近完成時，我們對外須有審置周詳的最高國策。此事微妙，在全世戰火正熾的今日不便多說。但大體言之，我們的國策必須注重兩方面，一南一北，東四省是我們天然資源的寶地，是工業化所必不可少的地帶。工業的重心雖在西南，東北也須有第一線的工業建設。機械化的陸軍與空軍的建設，須特別注重此地。東北無論在過去與現在，國際關係都非常複雜，在將來也不會簡單，我們必須計劃周密，方能保障此地不再成為國際角逐中的犧牲品。國策的第二個方向就是南洋。南洋非我所有，我們沒有直接的政治計劃。但泰越與南洋群島是閩粵人的第二故鄉，在海外華僑的一千萬人中，南洋約占七百萬，南洋過去的開發與今日的維持多是華僑的功勞。在許多商埠的人口中，華僑或占絕對的多數，或操經濟的實權。例如在新加坡，華僑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四，在西貢占百分之二十七，在海防占百分之二十四，在巴達維亞占百分之十七，泰京曼谷的華僑，據官方的統計為百分之三十二，但許多自認為華僑的，泰方硬說他們是泰人。實際華僑約占百分之九十。最近南太平洋戰局的失利，因為華僑的關係，中國比英美荷蘭尤為關心。並且由久遠的立場來看，中國二千年來歷史的主流就是向南的發展。南北朝以下的正史中汗牛充棟的記載，可說大多沒有搔到癢處，皇帝的起居注，大臣的言行錄，制度文物的技術問題，幾乎都全不相干。先秦的中國是黃河流域、淮水流域與長江北岸的中國，長江以南仍是不甚重要的邊地。自秦漢向南拓土後，六朝時代是江南之地完全中國化的時期。隋唐時代閩粵之地才變成中國不可分的一部。雲南到明代才與中國合為一體。而由明代起，中國又開始向南洋開拓，大規模開拓的一個最大功臣就是一個雲南人，三寶太監鄭和。以二千年來的自然趨勢而論，南洋與中國的關係可說是有必然性的。我們將來要建設海軍，除一般的作用外，主要的著眼處就是南洋。東北與南洋，中國必須永久把穩，方有光明的前途。 （原載《當代評論》第二卷第五期，1942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