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時論集 · 對國民大會獻言
首屆國民大會的第一次會議即將召開，此次會議的主要任務為選舉總統副總統，成立新的政府，此外是否能有其他的重要表現，事前尚很難說。但國事緊急，世局逼人，國人多有惶惶不可終日之感，首屆的國大必須認真地有所作為，方能收拾人心，扭轉大局。大選無論如何重要，只是一時的作為，國大的長久責任與根本責任是代表全體人民襄贊政府，督促政府，批評政府，指摘政府。襄贊有它的地位，督促也屬必需，但作為人民的喉舌，批評政府的錯誤，指摘政府的弱點，在一切有關國家的事務上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那才是人民所付託於國大的核心使命。在過去，因為沒有代表人民監督政府的正式機關，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政府往往考慮不周，動作或失之操切，或失之遲緩，鑄成大錯而不自知，或雖知而已難補救，國家民族不知吃了多少不必需的大虧。此種現象，今後不能再容發生；若再發生，政府中人不能逃責，國大代表也將無從辭咎。我們僅就觀感所及，舉出兩端，獻與國大諸公，供作今後監督政府的參考。
第一，明是非。是非不明，今日已達極點，這恐怕是人心萎靡不振的最根本的原因。「官吏貪污，政治無能」，這已是喊的人喊疲，聽的人聽疲的呼聲。凡屬頭腦清醒的人，都知道此種呼聲，無論是出諸國內，或來自國外的，尤其是來自國外時，往往是別有作用；任何人都知道，多數的官吏是清白自守的，是努力從公的，絕無貪污或無能的嫌疑。但我們必須承認，貪污與無能是確有其事，並且程度相當嚴重，嚴重到叫一般國人難再忍受的地步。別有作用的渲染，我們僅可指明攻擊，但自我批評，自我檢討，自我改革，在今日已是刻不容緩的要圖。在抗戰時期，還有一二地位較高，靠山較硬的貪官遭受嚴峻的處分；勝利以來，這已成了不可想像的事。發國難財的人，尚有的在國法前喪生，但何曾聽到一個聲勢赫赫的發復員財的人受過國法的制裁？日本人所留給我們可以作為工業化的基礎的一個工廠網，已在復員大員的接受之下煙消雲散，連許多私人的財產也連帶遭殃，公私攪在一起，大量的流入接收者的私囊，至今沒有下落。這是就接收中的「貪污」而言，尤其令人憤慨的是接收中的「無能」：敵人所建設的一個整個體系，接收者把它割裂支離，未入貪污者的腰包的部分也被一批愚不可及的無能者破壞殆盡。想到百年良機的平白錯過，能不令人痛哭而長嘆息！對於這些可憐的無能者，或者不便苛責，但最少今後不當再委以重任。至於那些貪污者，於情於法，都在不赦之列，不僅對於本人要盡法以繩，連當初推薦他們或任用他們的人也當連帶負責。政府在過去縱容姑息，國大如果稱職，如果盡責，如果對國人真有交代，就必須徹底澄清，不顧情面，不畏權貴，儘可能的向大頭下手，必須責成新的政府嚴懲貪污，小來頭的人可以從寬發落，大來頭的人必須不惜當為「殺一警百」的對象。制度的更革，新政的創立，都很好，但都緩不濟急；若欲挽回人心，非重治貪污不可。好話已經說盡，任何的好話今後也已聽不入耳，只有不打折扣的行動能使喪失反應的人心再度振奮。物窮則變，今日已到非變不可的時候，任何近乎作文章的變都不會再發生效力，要變就必須腳踏實地地變。必須如此，埋沒已久的是非才能重見天日，國家大勢才能真有轉機。這是國民大會所須堅持不放的第一要義。
第二，知獨立。上面所講的是對內的問題，現在要談一談對外的根本立場。我們弱，我們窮，又加上十年來不停地對外作戰與內部戰亂，使我們有心無力，在許多方面對國際強有力者不能不低頭。但低頭與作尾巴不同，作尾巴是受制於人的表示，低頭是待機而動的態度；前者是被動的，後者是主動的。一心一意要毀滅我們民族與文化的國際勢力，我們當然要誓死反抗。但千方百計要抓我們就範的國際勢力，我們也不能就認為恩人。大勢所迫，我們在國際上或者不能不站在一邊，但這並非我們就可死在所站的一邊之謂！一個國家儘管貧弱，但立國的最低立場卻不能放棄；有的侮辱，有的逼迫，是在任何情形下也不能接受的。例如雅爾達秘密協定，本是強有力者所唱的雙簧，壓迫我們非跟著去唱不可。但試想，在全球戰爭尚未結束，德日兩大強敵仍然拚死作戰的當中，以盟國自居的國家是否能用武力強迫我們接受條件，政府諸公，尤其直接負責外交的幾位要人，究是受了何種的麻醉，而輕易接受這種使十四年的抗日完全喪失意義的國際陰謀？壓力如果太大，我們為何不敢把秘密公諸全世？在當時各盟國的，尤其英美兩國的輿論，絕無承認此種最可恥的賣友行動的可能，也絕無因此而容許他們的政府背棄中國的可能。其實何需真正宣布秘密？我們只要微露此意，英美就非馬上打退堂鼓不可。即或退一步想，我們接受如此重大的犧牲，究竟從慷他人之慨者的口中與手中獲得如何的確切保障？及今看來，我們是一點保障也未要求，只是仁至義盡地為「盟友」犧牲，請問這是出於何經何典的外交！
一個國際陰謀的教訓還不夠清楚，繼之而來的第二個國際陰謀我們又囫圇吞棗的一口咽下。主要的代表國際陰謀，僅是附帶的代表國內陰謀的政治協商會議，我們竟又不能察覺，把別人的甜言蜜語當作肺腑之談，把別人的黃金釣餌當作真可到口的養生補品。而實際所收穫的，是人心分裂，軍心渙散，混亂是非的宣傳瀰漫全國，不要國家的武力乘機坐大。等到混亂、分裂與對立的局面已經發展到最適當的地步時，漁翁把金餌收得影信無蹤，準備反身報命。但漁翁善於作戲，在反身之前，仍然對著你的臉把你痛罵一頓，口頭所罵的是「頑固」「反動」，心裡所罵的是「可憐」「蠢貨」；面部的表情是失敗的憤怒，內心的情境是勝利後的微笑。然而國內有幾人已經看出憤怒背後所藏的微笑，一年以來日愈顯明的發展是否仍然不足使外交當局認識這個世間最可怕的微笑？
可能真是仍不認識，一直到如今，我們的尾巴主義仍然是神氣十足。例如對於幾個月前發生政變的暹羅，我們第一所要考慮的應當是寄人籬下的華僑的利益與安全，只要事實證明新的政權穩定，我們就該不問別人如何，自己率先對它承認。此種對己有利，對人無損的行動，我們為何竟不敢作？為何必須等到最近，別人已決定承認之後，我們才敢表示承認新政權？連在這一點小事上，我們都無獨立自主的立場，請問我們是否已經決定以身作則，自動地放棄主權，以求大同世界的早日實現？國無實力，辦外交本是最難最苦的差事，頭腦冷靜的人無不對我們這個貧弱國家的外交當局深表同情。但實際的困難是一事，因氣餒而自己製造的困難另是一事。如果更進一步，純因認識不清而舉措失當，誤國之罪實屬難辭。外交人員必須早日擺脫「好好先生」的作風，此種作風在私人的關係上已經不足為訓，在爾詐我虞的國際社會更是萬要不得的懦弱表現。中國是獨立國，無論如何弱，事實上無論如何的受牽制，但內心的獨立精神卻必不可放棄。這是國民大會今後所當督促政府，儘可能地保持於不墜的第二要義。
對內剷除貪污，對外保持獨立，這是今日全國國民最低的兩條要求，也是全國國民所賦予國民大會的雙重使命！
（原載《周論》一卷十二期，1948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