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時論集 · 望農林部早日起程
最近農林部鑒於蒙古新疆大沙漠的逐漸南侵，為保證西北各省，不使變為沙漠的世界，已經規劃沿著大沙漠的東南邊緣，即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八省的北部，連造長達一萬二千里，寬達十里的防沙長城林帶一條。計劃中的林帶分東西兩段，東段因大局不定，暫時不能進行，現已決定先從西段作起，並已簡派閻壽喬氏為甘肅段防沙林總場場長，閻氏於二月二十八日飛抵蘭州，正在準備開始工作。
在烽火漫天的今日，國人恐怕很少注意到這段消息，然而此事若果實現，其重要性將還在引人注目的許多大字標題的事件之上。今日一談起西北各省，在一般人心目中所引起的是一幅雨量缺乏生產萎縮的半沙漠景象，無意中好似承認這是天然景象，非人力所可奈何。大地之上是否有超乎人力所可挽回的變化，使沙漠一步一步地向南移動，是地學家尚不敢遽下斷語的一個問題。專就中國西北各省的情形而論，今日的枯乾景象是最近一千年間的一種發展，並且人為的因素對於此種發展最少要負大部的責任。關中之地，由西周以至隋唐，前後兩千年間，為中國的政治重心所在，文化的地位雖有時較差，但大體也可與中原媲美。「沃野千里」是戰國盛唐間對於關中的一致考語，古代西北的政治文化地位絕不是建於半沙漠狀態的基礎之上的。中國最早的高等文化雖然起於中原，不久姬周發祥西北，代殷商而控制天下。周衰東遷，秦人占有西周舊地，最後吞併六國，統一宇內。嬴秦西漢的大一統帝國，始終建都西北，以制東達朝鮮南近赤道的複雜局面。東漢遷都中原，自始即不振作，漠視西北，種下日後五胡亂華的禍根。胡蹄南下，中國大亂，南北分裂，長達三百年之久，最後再度統一天下的仍是建都長安的隋朝。隋雖短命，繼起唐朝仍是一個重心在西北的勢力，維持中國，前後又是三個世紀。由周興到唐亡，長逾二千年，中國可說始終是一個實力在西北的中國，即或沒有歷史明文的記載，我們也可毫無猶豫地推斷，當時的西北絕不是今日的西北。
西北的沒落，始自五代，五個小朝廷都是中原的朝廷。北宋建都開封，元明滿清建都燕京，無論是內地漢人自建的朝代，或遊牧邊民入主中國的朝代，無人再肯嚴重地考慮建都西北。這絕非出於偶然，萬無偶然的現象而前後延續千年之理。其實西北的貧弱，到唐的晚期已經開始，當時東北的所謂河北三鎮日愈盛強，勢力凌駕朝廷之上，這與其說是東北盛強，不如說是西北沒落，東北並未較從前強了許多，只是西北大不如前而已。西北如何竟致此種地步？簡單一句話，是吃了我們自古以來「靠天吃飯」的文化作風的大虧。華北原野，向非森林地帶，但沿山依河之地，洪荒時代的林木甚為可觀，可以影響氣候，可以調劑雨量，可以防止洪水，可以使農民有比較可靠的豐富收穫。然而對於國脈民命所寄託的些微林木，人民不知愛惜，國家不知培養，自然在長期間所生成的樹木，人力在短期間毫無計劃地砍伐殆盡。早在二千二百年前，孟子在談人性善惡時，已經附帶的注意到此種現象，並曾發生無限的慨嘆：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好一句「此豈山之性也哉」！孟子並非一天到晚專談仁義的空想家，他對於自然環境甚為注意，並且觀察得相當清楚。他所講的是山林較多的齊魯境內的情形，齊魯尚且如此，林木較少的地帶可想而知。內地的山成為童山，其惡劣的後果尚不明顯，靠近沙漠的西北之地，山木一盡，等於是邀請流沙南移。想到我們歷來的只知砍伐，不知培養，使我們不盡驚訝，西北的政治重心地位何以竟能維持到唐朝，它早就該枯縮到今日的境地了！今日西北的山上豈止無樹，有的山上連草也已不再生長。夏秋之間把草割掉，冬季無草可割，貧民挖掘草根，以應目前急需，春雨一來，將山面的一層薄土沖沒以去，山石外露，此山從此就註定的萬古要作童山了！我們幾千年來，如此無情地虐待自然，今日國家的貧困景況，安能說不是罪有應得？今日而談防沙造林，已嫌太晚。但無論如何的晚，遠比始終不作為強，唯願農林部坐言之後，趕快認真的起行。東北邊一時無從著手，只有暫緩，實際東北邊的造林需要也不似西北邊的迫切，西北邊必須及早搶救。我們不能希望西北短期間恢復古代「沃野千里」的形勢，但最少與日俱增的沙漠化的趨勢可以阻止，阻止成功之後，可再徐圖挽救恢復之道。
無情地砍伐林木，本是一個全國性的悲劇，西北的情形只不過最為嚴重而已。以富饒溫濕見稱的江南之地，也往往是同樣的遍山無木。據本月八日南京消息，農林部已經擬定首都造林六百萬株的計劃，並已開始實施，把全市分為四區，第一區青龍山，第二區幕府山，第三區八卦洲及七里洲，第四區其他宜於植林的各荒山。每區每日用難民二百人，以工代賑，限本月底種植完成。在近水樓台的首都，此事當可按照計劃實現無疑。但我們深望在觀瞻所系的首都與迫不及待的西北以外，農林部要儘可能的擬定實施一個全國造林的計劃。不必說北方與江南，連地近熱帶的雲南，除邊荒的區域外，也已感到林荒。例如昆明區，有所謂前山後山之說，據當地父老言，當他們青年時，較近的前山仍是昆明區木炭供應的來源，然而今日前山大部已平，木炭主要的不得不靠後山接濟。在全國各省中發現最晚的雲南，已呈此種景象，能不令人驚心？一般人往往視農林部為閒散機關，其實大謬不然。「農」的部分不必說，「林」的部分可作的事不知有多少，哪裡談到閒散？
烽火漫天的當中而談造林，有人或要認為不切實際，豈知這正是最實際的問題。「安不忘危」的一句成語，反過來講，也同樣的正確，我們處在目前的亂世，也當有「危不忘安」的抱負。戰亂的消息無論如何的強人注意，與民族長久生命密切攸關的問題仍是重要的問題。過度注視近在目前的形象，可使人發生錯覺，大小輕重的觀念因而喪失平衡。今日人心的苦悶，最少一部分是由於被眼前的一切塞滿所致。如能忘我忘身，高瞻遠矚，自然可以恢復透視力，不致再為近眼的一切所局限。從前歌德每遇環境過度混亂時，就故意的勉強自己去研究一個抽象的科學問題或一個不相干的歷史問題。這並非逃避現實，而正是追求現實，因為只有不動感情不關意念的超然問題，能使人透視清晰，認識現實。歌德絕無逃避現實的嫌疑，他如此作法，使他對於現實的了解力高於常人，因而控制現實。國家民族雖非個人可比，根本的道理仍然相同。我們如果少作以個人利害為出發點的自憐自嘆，多作為國家為後世的長遠打算，不僅國家民族大受其益，連我們自己也可收到頭腦清醒心地坦然的報酬。
（原載《周論》一卷十期，1948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