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史論集 · 上古中晚期亞歐大草原的遊牧世界與土著世界（公元前一〇〇〇—公元五七〇）
在本年一月高等教育部委託復旦大學在上海召開的世界上古史教學大綱討論會中，曾談到大綱中是否需要亞歐草原遊牧部族與土著世界關係一章的問題，主張要此一章的理由有二：
（一）世界史應當是全世界的歷史，由於史料的關係，我們不得不側重土著國家的歷史，但遊牧世界大約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以後，最少在個別地方，已開始超越了原始社會的階段，已開始有了初步的階級分化，已開始有了國家的雛形。既然如此，我們在名為「世界史」的課程中，就不當把它漏掉。
（二）上古史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難以捉摸各國各區之間相互聯繫的問題，由於當時生產力的低下和交通工具及交通方法的簡陋，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又由於史料的缺略，最少從表面上看，各國各地似乎主要地是在各自發展，不僅沒有近代交往頻繁、世界基本上一元化的現象，連中古時代那種比較密切的相互聯繫也不容易發現許多。但即或是在上古時代，世界的發展在很高的程度上仍然是脈絡相通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已另文論及，此處不贅，見《南開大學學報》（人文版）一九五六年一期《對世界上古史改分區教學法為分段教學法的體會》。除根本原則問題外，我們又有把整箇舊大陸的所有重要部分聯繫為一體的一個現成媒介，就是遊牧部族，尤其是公元前一〇〇〇年以下開始特別活躍的遊牧部族。土著國家的居民一般的是固定不動的，相互之間的征伐也往往局限於世界的一隅。只有遊牧部族是自由自在地東西馳騁，同一個部族可以在先後不遠的兩段時期與中國和歐洲都發生直接關係，東西的交通路線也在很大程度上經過這個遊牧世界。所以我們如果以遊牧世界為主而觀察全世界，會發現永遠站在土著立場所不能見到的許多歷史景象和歷史關係，這對於全面掌握歷史是有幫助的。因而，以此為內容的一章，應當列入上古史的教學大綱中，最好是編為最後的一章，在某些方面使它有概括全局的性質。
會中經過討論，承認這樣的一章是需要的，但由於資料缺乏，認為目前就把這一章列入，會造成實際教學中的困難，最後會中決定把與此章有關的內容定為「參考資料」，並建議在此方面曾作嘗試的教研組把已經掌握的資料撰成論文，提供大家參考。南開大學在過去三年中曾就此問題作過初步的試探，會中委託南開先行撰寫。我們接受了這個任務。我們的經驗仍然極不成熟，沒有把握的地方很多，下面勉強寫出，無論在思想性方面，在整個的結構和取材方面，或在任何細節細目方面，都誠懇地希望能夠得到大家的幫助和指教。
一、性質與目的
本章以遊牧世界及遊牧土著之間的關係為主題。前此的學習都是以土著世界為主，對於遊牧部族最多是附帶論及。現在我們要換一個方向，要試圖站在遊牧部族的立場來看土著世界以及整個世界。這個問題是有它一定的複雜性的。土著居民都在固定的國家疆界之內生活活動，一國一地的歷史有它比較分明的輪廓。國界當然不是長久不變的，居民當然不是永世不移的，但土著世界的變動面和固定面之間可說是有比較容易捉摸的辯證統一性可尋的。遊牧世界的歷史則不然。它當然也是有規律性的，但它的規律性最少在表現的形式上是與土著世界不同的。要全面地了解遊牧部族的歷史，我們就必須隨時東西穿插，由中國經中央亞細亞、印度、波斯而達西亞及東歐的這一個廣大的原野，這是大大小小的遊牧部族出沒無定、相互激盪、由極東到泰西往往形成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一個整體世界。不僅各遊牧部族內部的關係如此，它們與土著世界的關係也往往是如應斯響地東西呼應，往往在東西相隔萬里以上的兩端先後同時形成土著國家的嚴重威脅。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其中必有根本的原因在；只是因為遊牧部族沒有文字的記載，我們僅能由土著各國的內部情況解釋這個問題，而無法通過掌握雙方的情況而全面地了解這個問題罷了。
我們今天實際只是通過遊牧土著的關係而認識遊牧部族的歷史，遊牧部族本身的歷史我們是所知甚少的。這種關係史的意義極為重要，它幫助我們體會遠在上古時代世界各國各地之間的密切聯繫。
本章特別著重上古時代中期以下的一段歷史。公元前一〇〇〇年以前的遊牧土著關係，我們所知更少，可在土著國家有關的各章中附帶論及，無需另闢專章。但自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起，遊牧世界內部開始發生比較根本的社會變化，階級對立和國家機器開始出現，自此不再是較小的遊牧部落與土著國家發生接觸或衝突，而是具備國家雛形的較大部族聯盟在漫長的疆界上與土著國家對立鬥爭。這個局面，一張一弛，前後延續了一千年以上，到公元四五世紀間而土著世界的堤防全部被突破，由中國到西歐形成了一個世界性的遊牧部族大遷徙，在這個大遷徙的過程中也就在全世界範圍內結束了世界史的上古階段。
二、遊牧地帶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由蒙古到烏克蘭的草原地帶，其中包括乾燥的平原、高原和一些錯綜複雜的山嶽丘陵，但大體上是一望無際的深草原野，就是上古時代的遊牧世界；以今日的政治地理而論，其主要部分都在中國和蘇聯兩國的國境之內，另外又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全境、阿富汗的大部和伊朗的一部。
這一個大的世界，沒有固定的和清楚的名稱；如有名稱，一般地也是土著國家為它起的。中國自漢代起，稱它為西域。西域一詞有廣狹的兩種含義：狹義的西域是由河西走廊到蔥嶺以東之地，大致等於今日的新疆，廣義的西域意義不定，隨著中國政治勢力、文化影響、對外貿易關係的時伸時縮，一切中國以西的地方都是西域。
印度對遊牧世界，似乎沒有定名。希臘羅馬稱它為塞其提亞（Scythia），稱其人為塞其提人（Scythae），「塞其提」可能是當地人的自稱，希臘人不過是模仿當地的發音而把它希臘化而已。中國也知道這個名詞，特稱蔥嶺以西的許多部族為塞種或塞人。希臘的所謂塞其提亞也有廣狹二義：狹義所指，限於喀爾帕提山（Carpates）至頓河（Tanis）之間的草原，廣義的塞其提亞東延無定，正如中國的西域一詞的廣義範圍西延無定一樣。
以上是地名。關於族名，中國歷代所接觸的遊牧部族甚多，各有專名；希臘當初雖然泛稱一切遊牧部族為塞其提人，但到晚期，特別到羅馬興起之後，也是不同的部族各有專名。這都待下面交代。
遊牧部族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主要地可說是在於它們入侵土著世界後而引起的世界歷史變化。史學研究的對象，以土著地帶為主，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下，土著地帶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中心，歷史的主要發展和文化的主要貢獻均在此地帶。此一地帶的發展雖然也不平衡，但最前進的社會都在此出現。最早進入階級社會的，是土著世界的一些地方，而遊牧世界此後仍然長期地處於氏族社會的階段。
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可作為土著遊牧兩大世界最後分化對立的時限。中國、印度、兩河流域、埃及四大河流地區，至此都已進入以農業為主的氏族社會晚期或階級社會初期的階段，而同時亞歐大草原的自然景象也確切出現，個別孤島式的地方雖然仍可保留一點農業，但基本上農業生產已成為不可能，舊有的畜牧也不能維持，唯一的出路就是改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遊牧世界出現了。
隨著遊牧世界的出現而來的，就是遊牧土著的對立和鬥爭，遊牧部族是經常要侵掠土著國家的。遊牧世界生活較苦，部落之間慣於互相侵掠，對於在它們看來是特別富庶的土著國家進行掠奪，那更是當然的事情了。除了經常的邊境紛擾外，在上古時代遊牧對土著的侵伐曾經出現過三次高潮：第一次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以下的幾個世紀，第二次在公元前一五〇〇年以下的幾個世紀，第三次在公元三〇〇年以下的幾個世紀。前兩次是否曾影響到中國，待考，但由印度到歐洲都曾引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兩次部族移徙，可與由印度到歐洲各土著國家的歷史合講。第三次的移動，並且上溯到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階級開始分化時期以下的遊牧部族發展史及其與土著地帶的關係史，是本章所要說明的主題。
遊牧地帶，就自然條件言，是自成一個世界的，南北都有屏障：往北不是難以穿過的原始森林，就是令人難以為生的苔原，往南則是延綿不斷的山脈。過了南界的大山，就是富於誘惑力的土著世界。由東而西，沿著山脈有一些隘口可以通過，也是歷史上遊牧部族侵入土著國家的必經之路。在中國的北邊，經過陰山，通過雁門，可以進入晉北；在西北，通過玉門、陽關，可以進入黃河上中游以及一部蒙古平原的地方。經過今日阿富汗境內的興都庫什的各山口，可以進入伊朗高原和印度河流域。經過高加索山，可以進入亞美尼亞高原以及更南更西的地方。最後，經過多瑙河下游的河谷，可以進入巴爾幹半島，由巴爾幹又可以很容易地轉入小亞細亞。在上古時代，以至到了中古時代，這都是遊牧部族不只一次地向土著世界湧進的通路。
使遊牧部族能夠經常在邊境向土著世界侵掠的，主要的是它們牽掛較少的來去自如的生活方式，他們可以主動地選擇比較弱的據點進行襲擊，所以也就可以以少勝多，小股的人甚至可以一掠而逃，使土著國家較大但是也較集中的隊伍處在措手不及的被動狀態之下。除了這種生活方式的基本情況外，馬的使用更加增強了遊牧部族的襲擊能力。
草原世界的文化，由一個重要方面言，即由交通動力方面言，可稱為「馬的文化」。馬為遊牧世界馴服的畜種。馬的使用，可能在遊牧生活方式出現之前已經開始，但馬的潛在力量的徹底發揮，則是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後遊牧部族的貢獻，土著世界的各國當初似乎都未馴馬，土著國家的用馬都是先後由遊牧部族學來的。
野馬本是人類漁獵採集生活階段的一個獵取對象，後來到了馴畜時，馴馬在最初也只是為吃馬肉，不久又發現馬乳可食。馬既已馴服之後，就又成了一個重要的勞動力，可以馱物載重。有車後，馬又輓車。但在上古時代，馬仍是特別貴重的畜類，土著地帶一般的車輛，用牛或用驢拉的較多，只有在中國用馬拉車是比較普遍的。至於在遊牧世界，用馬輓車是當然的事。遊牧部族居住營幕，移動時一般是把整個的營幕駕在車上，成為「行屋」。
遊牧部族又用馬拉一種輕便的車輛，上陣打仗，就是中國所謂「戎車」。這似乎是大草原西部各族於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發明的，此時它們開始入侵西亞各土著國家，戰車一時成了他們所向無敵的一種武器，許多大大小小的土著國家都被征服。中國同時或稍晚也有了戰車，似乎是自製的，並非學自遊牧部族。中國在上古時代大概是獨自發明戰車的唯一土著國家。
最後，遊牧部族開始騎馬，並且騎在馬上作戰，就是中國所謂「騎射」。這也是西方遊牧部族、特別是塞人的一種發明。騎射大約是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出現的一種新的作戰技術。在此以前，一般地無人騎馬，騎驢的也不多見。至於牛，由於軀體構造的關係，根本難以乘騎。到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塞人初次解決了乘騎的一切技術問題，除作戰外，馬從此成了遊牧世界有革命性的一個交通工具。在近代科學交通工具發明以前，馬是人類最快的交通工具。善騎的人騎著良馬飛跑，在短距離內是可以與火車競賽的。生產力低下、地廣人稀的遊牧世界，生活中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交通問題，人們經常地相互隔絕；雖然可以相互侵擾，但若要大規模地組織聯繫，那就極為困難了。交通問題的解決，是在廣闊範圍內組織聯繫的一個先決問題。自從騎馬之後，遊牧的人們可以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自由馳騁。至此，遊牧部族才有可能建立具備國家雛形的較大部落聯盟，最少在西方塞人的地方此時開始見到階級的分化和早期國家的建立。遊牧世界建立國家，是比土著世界最先進的地方要晚兩千年以上的。
已是土著世界經常威脅的遊牧部族，至此成了土著各國防不勝防的大患。現在他們騎在馬上，來去如飛，土著軍隊的被動地位更為加深了。
以下我們先講西方的遊牧部族，就是與希臘人接觸較多的塞人或塞其提人。
三、塞人與希臘
塞人的語言屬於何一體系，不詳；他們內部的語言是否統一，甚至是否屬於一系，也待考。我們只知道由中央亞細亞到黑海北岸，稱為塞人的部族甚多，各部相繼得勢。與希臘人最早接觸的一種稱為其美里人（Cimmerii），至公元前七世紀又稱為塞其提人，到公元前三世紀開始盛強的部族又稱為薩馬提人（Sar-matae）。三種人都泛稱塞其提人或塞人。
由希臘人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知道塞人生活的輪廓。他們的物質生活主要靠牲畜，馬牛羊是他們主要的財富。由於樹木缺乏，畜糞就是他們的燃料。衣服為皮製或呢制，營帳也是如此，原料都來自牲畜。
他們的軍事生活也以牲畜、特別以馬為主要物質條件。他們吃馬肉，飲馬乳，但馬的關鍵地位是它的軍事工具資格：先拉戰車，後備乘騎。塞人作戰的武器，以弓箭為主：車戰階段已是如此，騎戰階段更是如此，飛馬急馳時而準確發箭，成了塞人以及其他遊牧部族的一種特殊技能。另外，他們有短刀、長矛、斧鉞，供作交戰之用。
塞人的服裝與他們的軍事生活密切相關，特別是到有了騎射之後，服裝的製造原理完全是為了適應馬上作戰的要求。絝、長靴、馬褂、尖帽或風帽構成塞人的全套戎裝。頭飾或是高而尖的小帽，或是緊護頭部而披於背後的風帽，兩者都不兜風，沒有阻力，利於馬上奔馳。馬褂護衛上身，保持溫暖，同時又不阻撓兩腿的動作。長靴為兩腳及脛部禦寒，同時又擋住了內脛與馬腹的摩擦。絝為騎射戰術所必需；一般的騎馬可無需有絝，經常騎在馬上急馳的生活則要求穿絝。
人類服裝的歷史，看似複雜，原理實際甚為簡單。較寬的一條腰帶，是有了編織技術之後遍世各地的普遍服裝及基本服裝，冬季在寒冷的地區或者再披上一件獸皮。這種最原始的衣服，進一步發展，或者成為整體的長袍，或者成為上下兩分的衫裙，就是中國古代所謂「上衣下裳」。服裝不分男女，基本上是一致的。在熱帶和溫帶，服裝長期停留在這個階段上。在較寒之區，就亞歐大陸而言就是溫帶的北部及接近或進入寒帶的地方，兩腿後來加上脛衣，左右各一。脛衣，中國原稱為絝，就是後日所謂套褲。再後，套褲加腰，連為一體，成為開襠褲。較北的土著地帶，下衣的發展到此為止，再進一步的發展就是亞歐草原遊牧部族的事了。大約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塞人在騎射的同時又製成了合襠褲，就是中國古代所謂褌或窮褲。這當初雖是一種軍事性質的發明，塞人當然很快就發現窮褲的高度禦寒功用。窮褲和騎射不久就傳遍了整個的遊牧世界。
以上是塞人物質生活各方面的情況。在政治方面，我們只知道與希臘人接觸的塞人的政治中心在後日俄羅斯南部的地方，即黑海北岸的烏克蘭一帶。公元前八世紀他們已開始與希臘通商。他們是純遊牧部族，但同時他們又征服了當地一些經營農業的土著部族，並向他們征貢。塞人活動的範圍向西達到匈牙利高原，向南虎視希臘，馬其頓人經常在邊境上與他們鬥爭，特拉其（Thrace）東部是雙方主要的爭奪對象。
在社會性質上，塞人已進入氏族社會末期，階級分化已經開始，部落聯盟的管理機構已開始轉化為國家機器，對於土著部族的征服和征貢更加強了這種發展的趨勢。但與土著國家的希臘各城邦比較起來，他們仍是落後的，所以與希臘的商業關係是一種不對等的貿易。他們由希臘輸入紡織品和其他奢侈品；他們自己只有皮料和呢料，所以貴族特別歡迎希臘的紡織成品。作為向希臘交換的，以麥為主，這都是被征服的土著部族所納的貢糧。他們自己所養的牛馬，也輸往希臘。塞人世界經常見到希臘商人的足跡，遠達裏海以東也有發現。
較東的塞人，我們知道得很少。有一批塞人曾穿過高加索山脈，進入小亞細亞東北部，在公元前三〇〇年左右建立了滂陀國（Pontus）。他們改遊牧為土著，但主要地不是從事農耕，而是從事畜牧，以養馬為生。
在裏海以南也有一些塞人，與波斯人接觸，成為波斯的一個邊疆問題。在波斯歷史和印度歷史上，塞人稱為塞卡（Saca），與希臘文的塞其提是同一個名詞。
再東的一批塞人，部族的名稱為大夏（Daha），於公元前三世紀中期占領了中央亞細亞藥殺水（Jaxartes）及烏滸水（Oxus）流域的地方，建立國家，就是中國史籍中的大夏國。此地原為最東的希臘化地區。公元前二世紀是大夏的最盛時期。但到該世紀的後期，原處在當時中國西北的邊外、被匈奴驅逐而輾轉西遷的大月氏人最後到了這個地方，征服了大夏。這就是不久之後張騫所到的大夏。這個大月氏的大夏後來發展到印度河流域，公元一世紀中期建立了印度歷史上的貴霜王朝。
在公元前三世紀，以南俄為中心的塞人國家內部發生了政變，同種的薩馬提人攻敗了塞人，建立了新的政權。失敗的塞人，一部南逃到克里米亞半島。此後數百年此區的歷史不明，經過日耳曼人一度占領後，到上古末期和中古初期它成了斯拉夫世界的一部，塞人和薩馬提人都成了斯拉夫人，特別是東斯拉夫人的組成部分。
四、中國上古史上的遊牧部族
在上古時代與中國接觸最多的遊牧部族就是匈奴。正如塞人的種族和語言體系問題，今日仍難解決，匈奴人的種族和語系我們也仍不能判明。在生活方式上，他們基本與塞人一致，只在有些方面較塞人發展得稍為遲緩。
自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匈奴就在北方和西北方與中國接壤，由殷商到兩晉，前後一千五百年以上，雙方的鬥爭始終未斷。殷代稱匈奴為鬼，稱其地為鬼方，殷高宗武丁（公元前一二五〇年左右）曾與鬼方大戰三年。周當初在西北，稱匈奴為昆夷、混夷、串夷、犬夷、畎夷，有時也用殷名稱為鬼方或鬼戎；殷周之際，周人在西北也經常地與匈奴作戰。周太王（公元前一一二五年左右）大概一時曾為匈奴所敗，王季繼續作戰，到文王時周人才開始占上風。
西周時代（公元前一〇二七—前七七一年）中國稱匈奴為獫狁、犬戎、西戎。穆王曾敗匈奴（公元前九〇〇年左右）。厲王時（公元前八五〇年左右）匈奴入侵，一部諸侯及卿大夫乘機把王驅逐。宣王（公元前八二七—前七八二年）曾與匈奴發生過劇戰。幽王時（公元前七八一—前七七一年）匈奴捲入了中國內部的鬥爭，最後與一部諸侯戰敗並殺死了幽王，結束了西周時代。
以上的這些名詞，如鬼、昆、混、犬、畎、串、獫狁，實際都是同一名詞的音轉，只是漢字的寫法不同而已。西戎的西字，當然是就方位而言，不牽涉到音轉問題。這些同一名詞的各種音轉，就是戰國以下的匈奴。
春秋時代（公元前七七一—前四七三年），在中國匈奴的關係上，秦晉成了首當其衝的國家。秦仍用舊名，稱匈奴為戎或西戎，秦文公敗匈奴，收復了西周末年被匈奴侵占的岐西之地（公元前七五三年）。秦穆公（公元前六五九—前六二一年）降服了西北的許多匈奴部落，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秦穆公「霸西戎」。
晉國在習慣上開始採用匈奴各部族的專名而分別稱呼，如鮮虞、狄、無終等等。春秋時代三百年間，晉國屢屢與遍布在今山西省北部的匈奴作戰，其中一次戰役的經過，特別幫助我們了解殷商到春秋八個世紀間中國匈奴關係的一個關鍵問題，我們此處可具體交代一下。公元前五四一年，晉與匈奴在大鹵（今山西中部，包括太原在內）作戰，戰場狹隘，匈奴只有步兵，而晉軍以戎車為主，在狹隘的戰場上施展不開，晉軍的主帥於是臨時變通，叫所有的人都下車，編為步兵，結果大敗匈奴。
在戰國以前，無論是在當時中國的邊外或畿內與匈奴作戰，中國的記載中沒有一次提到匈奴以戎車或乘騎作戰，而由春秋晚期的大鹵之戰中，我們知道匈奴只有步兵。這是匈奴與草原西部遊牧部族大不同的一點，西部的人在一千多年以前已經車戰，並且把車戰法傳入西方的土著國家。而在東方，至遲到殷周之際，中國已有車戰法，而與中國接觸的遊牧部族反倒長期仍只步下作戰。此中的原因仍待研究，但它的影響卻是極端重要的。由殷到戰國初期，將近一千年的時間，中國基本上處在銅器時代，生產力不高，對於適於農耕的邊遠地區無力開發，所以雁門以南，玉門和陽關以東的大塊土地並未成為中原國家的田園，而是匈奴部族的牧地。只能作為牧地的乾旱之區不能改成田園，田園之區卻是可以作為牧地的。此時匈奴深入田園之區的內地，中國可說是處在劣勢的。但反過來講，中國善於車戰，在一般的戰場上中國的軍隊總是處於優勢的。所以匈奴儘管深入田園之地，卻不能形成生死攸關的威脅，大部的時期主動仍然操在中國手裡。假定匈奴也有車戰法，特別假定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後匈奴也開始騎射，歷史的局面就會大有不同了。下面講到戰國時代，我們更可明了此理。
進入戰國，中國開始用匈奴或胡的名稱，兩詞也只是不同的音轉。匈奴問題的嚴重化，是進入戰國以後的事。匈奴沒有經過一個車戰的階段，在春秋戰國之交，或戰國初期，匈奴開始騎射。關於此事的年份和經過，我們完全不知道，一定是公元前五〇〇到前四〇〇年之間的事，大概是由西方遊牧部族學來的，匈奴騎射，中國的邊疆從此就多事了。中國現在不僅在地勢上處於劣勢，在軍事技術上也處於劣勢了。過去匈奴徒步，行動遲緩，尚可防禦。現在胡騎倏來倏往，行動如飛，邊防幾乎可說已成了不可能的事。唯一的出路，就是中國在軍事上也匈奴化。
中國胡服騎射，何時開始，何地開始，已難稽考，所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其中必有誤會。趙王改制，據傳為公元前三〇七年事，但《戰國策》前此已屢次提到各國的騎兵。中國的胡服騎射，當在公元前四〇〇年左右，最初必是北方近胡的國家倡導的，後來遍各國。騎射必須胡服，胡服就是匈奴學自西方部族一整套馬上作戰的裝束。
所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大概是公元前三〇七年趙國大規模擴充騎兵的誤傳。此後不久，趙就以強大的騎兵進攻匈奴，占有了今日晉北及一部更北的土地。
但中國終究是土著國家，雖有騎兵，在漫長的疆界上對於胡騎仍有窮於應付之感。平坦之地不必說，即或是山地，也仍有路可通，胡騎仍可入襲。北邊的秦趙燕三國於是又採取了第二種措施，就是修築長城。步步駐軍為不可能，只有步步設防，長城就是延綿不斷的防禦工事，在一定的距離間設立防哨。馬不能逾牆而過，胡騎近牆時，哨兵總可見到，有足夠的時間調集相當的兵力抵禦或反攻。
胡服騎射對中國內部的戰術也發生了反作用，列國間的戰爭也成了閃電式的，不再像過去那種比較慢條斯理的戰爭。國與國的交界處也必須設防。春秋時代，列國間的疆界上，除少數重要據點外，根本空虛，國境線也不十分清楚。現在不同了，內地各國的國境線上也都築起了長城。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並六國，中國初次出現了真正大一統的局面。秦始皇計劃徹底解決邊疆的問題，公元前二一五年命蒙恬伐匈奴，占取河套，就是當時所謂河南之地。次年，增築長城，就是把過去秦趙燕三國防胡的長城連而為一，並相應地增修，把河套也圈入長城之內。這就是所謂萬里長城。同時，秦始皇又銷毀了戰國時代內地各國間的長城。
秦代中國對匈奴尚能採取主動，但秦末和楚漢之際情況大變，中國的大一統之局出現後不久，匈奴也初次實現了內部的統一。匈奴的單于冒頓（約公元前二〇九—前一七四年在位）西並大月氏，占西域，壓迫月氏人西遷；東滅東胡；北吞漠北；南向奪回河南之地，由遼東到河西建立了與中國並行的一個遊牧大帝國。公元前二〇〇年，方才又把中國統一的漢高帝攻匈奴，失敗，在平城（今大同）被困七日。此後六七十年間，中國無力解決邊疆問題，雖經常與匈奴和親，邊境之上始終得不到安寧。
經過七十年的休養生息，到漢武帝時中國才有反攻的能力，十年之間（公元前一二九—前一一九年）屢敗匈奴，又占取了河套（公元前一二七年），奪匈奴右地，即原大月氏之地，並進而經略西域（公元前一二一年），最後又斷匈奴左臂，即原東胡之地（公元前一一九年）。至此中國方有在安靖的環境下發展生產的可能。
匈奴的問題至此可算解決，公元前五十三年單于正式降漢。王莽時（公元九至二十三年）匈奴又與中國對立。但不久匈奴內亂，分為南北，公元五十年南匈奴又降漢，自此就經常駐防在今日晉北及呼和浩特一帶。此後中國又經略西域，並會同南匈奴合攻北匈奴，公元八十九至九十一年間北匈奴徹底失敗，逐漸西遷，從此就不再見於中國的史乘了。
此後二百多年間，經過漢末、三國、魏和晉初，南匈奴大致駐防原地，大概是度一種半遊牧半土著的生活。三世紀末，中國由於階級矛盾尖銳化，全國動盪，統治階級內部形成了八王之亂。公元三〇四年南匈奴乘機南下，引起了中國歷史上所謂五胡亂華。
北匈奴西移經過的詳情，無考。他們部族複雜，分合無定，沿路時常作或長或短的停留。有些部族到達中央亞細亞後，長期未再移動，後來與印度和波斯發生了嚴重的衝突。繼續西進的一支，四世紀晚期，即中國方面南匈奴南下中原之後的七十年，到了黑海北岸和西北岸，就是當初塞人以及薩馬提人政治中心所在的地方。此時此地已為哥特族（Gothi）的日耳曼人所占。三七五年匈奴戰敗併吞了偏東的東哥特，進而威脅隔多瑙河與羅馬帝國為鄰的西哥特。
西哥特及羅馬帝國都對匈奴深懷恐懼，經過磋商，三七六年羅馬容許西哥特人渡河，入居帝國境內，說是雙方合同抵禦匈奴。但羅馬官吏貪污腐敗，對西哥特人欺壓奴役，結果到三七八年引起西哥特人的起兵反抗，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哈吉安諾堡（Hadrianopolis）大敗帝國的軍隊，皇帝也陣亡，帝國的弱點整個地暴露。此時沿著多瑙河和萊茵河的帝國國境線上，滿是不同部族的日耳曼人，他們看到有隙可乘，於是蜂擁而入，引起了與五胡亂華相似的日耳曼人大鬧羅馬。
五、科爾提人、日耳曼人、匈奴人與羅馬帝國
科爾提人（Celtae）大概屬於公元前一五〇〇年以下向外遷徙的遊牧部族的一種，他們進入歐洲，逐漸西移，到公元前九〇〇年左右已到了高盧（Gallia），即今日法蘭西、瑞士、比利時三國的國境。他們向南越過高山，一方面進入義大利，占有了半島的北部，一方面進入西班牙，蔓延到西境各地。公元前五世紀，又逾海入占不列顛南部，並由此發展到北部的蘇格蘭山地和又隔海水的愛爾蘭。在羅馬強大以前，科爾提人已成為西歐大部土地的主人，進入義大利北部的科爾提人並曾長期與羅馬鬥爭，但到公元前三世紀初期他們已基本上被羅馬人打敗了。公元前一世紀中期，高盧和西班牙都併入羅馬的疆土，公元一世紀羅馬又征服了不列顛的大部，至此科爾提人的世界只剩下蘇格蘭和愛爾蘭了。
移入西歐之後，科爾提人已成為農業土著的部族，但生產和文化仍然比較落後，沒有能夠超越國家雛形的部落聯盟階段，所以當他們為羅馬所並後，很快地就接受了羅馬的生活方式；那也就是說，在文化上，在語言上他們不再是科爾提人，而已成了與羅馬人同化的拉丁人了。
緊隨科爾提人之後而向歐洲移動的就是日耳曼人（Ger-mani），到公元前一〇〇〇年稍前，他們已到了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南部及易北（Albis）、奧得（Viadus）兩河之間，易北河以西此時仍為科爾提人聚居之地。此後一千多年之間，日耳曼人不斷向外發展，最後形成西、東、北三支。西支就是自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開始渡過易北河與科爾提人爭土的一支，此支特稱為條頓人（Teutones）。他們的勢力後來達到萊茵河，到公元前一百年已占領了後日德意志的南部，並已開始與羅馬人爭奪高盧。西日耳曼人當初為畜牧及農業兼營的部族，但進入公元一世紀，也就是羅馬帝國成立後，他們已完全為農業部族，政治組織仍為部落聯盟的形式。
東日耳曼人於公元前六〇〇—前三〇〇年間越過波羅的海，沿著維斯瓦河逆流而上，發展到喀爾帕提山地一帶，成了後日的伯根第人（Burgundi）、哥特人（Gothi）、汪達里人（Vandali）、朗巴第人（Longobardi）和一些其他名稱的部落聯盟，其中的哥特人在公元二一四年前不久移植到黑海北岸和西北岸，取代了當地薩馬提人的地位。這就是一百六十年後首當其衝地為匈奴所敗的那一種日耳曼人。東日耳曼人的社會情況大致與西日耳曼人相同。
最後，北日耳曼人未向大陸移動，他們除仍居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南部、即後日丹麥地方的以外，又向北填滿了整個半島及冰島，形成了歷史上的丹麥人、瑞典人、挪威人、冰島人。這一支日耳曼人特別落後，到中古初期之末才開始建立國家。
羅馬帝國成立後，創業皇帝奧古斯督（Augustus）計劃征服日耳曼人，正如在帝國成立的前夕曾經征服了科爾提人一樣。但他這個計劃失敗了，公元九年在今日德國西北角的地方日耳曼人給予入侵的羅馬大軍一個殲滅性的打擊，自此羅馬就放棄了併吞日耳曼世界的計劃，在與日耳曼人交界的地方，甚至後來在不列顛島與科爾提人交界的地方，也如中國北疆一樣地修建起長城（Limes）。而與中國大不相同的一點，就是中國後來有能力越過長城，使邊防更為穩定，而羅馬基本上未能踏過長城線，始終處在防守和挨打的境地。恰巧再經過在東方失敗而移到西方的匈奴一衝，羅馬帝國的邊防一時就整個土崩瓦解了。
公元三七八年，西哥特人戰敗羅馬皇帝親自率領的軍隊之後，由於人民起義，由於日耳曼人侵擾，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的爭奪，羅馬帝國又混亂了十幾年，至三九四年才由皇帝提沃竇舍一世（TheodosiusⅠ）把帝國再度統一。次年他自己就死掉，臨死前指派兩個兒子在東西兩部分別即位為皇帝。此次的分立，事實證明為最後一次和永久性的分裂，帝國東部自此較為穩定地建立起封建局面，帝國西部則不久全為日耳曼人所占，通過了幾百年的氏族社會轉入階級社會的過渡時期，封建社會才開始成立。
第一種在帝國內部建國的日耳曼人就是西哥特人。他們三七八年在東方敗殺羅馬皇帝後不久，就轉向西方，最後於四一〇年八月在亞拉利克（Alaricus）的領導下攻陷了羅馬城。羅馬城的攻陷，除了日耳曼對羅馬鬥爭的一面外，尚有奴隸起義的一面：城不是直接攻破的，而是由於城內的奴隸打開城門而被沖入的。在羅馬城搶劫一陣並在義大利繼續游掠後，四一二年西哥特人進入高盧，並越山與早幾年到達的汪達里人爭奪西班牙（四一五—四一九年）。最後他們在西班牙和高盧的西南部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四一九年羅馬皇帝正式承認它為帝國國境之內的一個附屬國家。這是第一個如此合法化的日耳曼王國。
汪達里人於四〇〇年後渡過萊茵河，侵入高盧，轉西班牙。不久又被西哥特人所逐，逾海而入北非，立國（四二九—四三一年），到四三五年也得到羅馬皇帝的正式承認。四三九年，他們攻取了迦太基，定為都城。他們以北非的港口為基地，在西地中海從事海盜的生活，四五五年越海攻劫羅馬城。他們此次對羅馬城的搜劫，特別對建築文物的破壞，遠較四十五年前的西哥特人為粗暴徹底，帝國的古都從此就開始呈顯中古初期的殘破景象了。
伯根第人也於四〇〇年後侵入高盧，在東南部的羅丹諾河（Rhodanus），即今隆河流域立國。
東哥特人，最後在帝國境內立國的一種東日耳曼人，所占領的是義大利半島。進入四世紀後，羅馬城實際已不再是帝國的首都：凡只有一個皇帝時，他總是在東方；如有兩個皇帝，西帝開始坐鎮米丟蘭儂（Mediolanum），即今日的米蘭，這個阿爾卑斯山腳下的城鎮是較羅馬更適於作為指揮西部邊防的神經中樞的。進入五世紀，自四〇二年起，西帝的大本營又遷往臨海的拉分那（Ravenna）。所以當四一〇年羅馬城被日耳曼人攻下時，皇帝本人根本不在城內，整個的軍事政治機構實際都在拉分那，五世紀的一些皇帝都是傀儡，實權操在武人手中，並且都是投降羅馬的日耳曼武人。皇帝由他們自由廢立，義大利實質上也等於一個日耳曼王國。四七六年日爾曼軍人奧竇瓦卡（日耳曼拼音：Odovacar；拉丁音轉為Odoacer）廢掉最後的一個幼帝羅穆盧·小奧古斯督盧斯（Romulus Augustulus），乾脆決定不再立有名無實的皇帝。他通過元老院請求東帝承認他為羅馬主（Patricius），實際上就是義大利王。現在等於又添了一個帝國正式承認的國境之內的附屬國。這就是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歷史學者在思想上是形式主義地、在事實上是錯誤地誇大為羅馬帝國滅亡或西羅馬帝國滅亡的那件純粹幻想的「驚天動地」大事。實質上無論在當時或對後世，它的意義和影響都是微不足道的。
奧竇瓦卡所建立的小朝廷只維持了十三年，四八九年原被匈奴人征服吞併而現在又恢復獨立的東哥特人攻入義大利，到四九三年占領了整個的半島，此後半個多世紀之間義大利就形成了東哥特王國，它的國王對帝國仍沿襲羅馬主的稱號。
以上這四個國家都是東日耳曼人建立的，另外，西日耳曼人也在羅馬帝國境內開闢地盤，創設了兩個王國。
盎格婁、薩克森、猶提（Angli，Saxones，Jutae），三種原處在今日德國北中部的西日耳曼人，於五六世紀間占領了不列顛島的大部。到四〇〇年左右，多瑙河和萊茵河上的帝國門戶大開，到處都是日耳曼人打開的缺口，帝國開始有窮於應付之感，對於邊遠而隔海的不列顛無力照管，決定自動撤守。前後三十五年間（四〇七—四四二年），羅馬駐軍和拉丁移民都陸續撤回大陸。至此，不列顛島上已經沒有強大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政治上形成真空狀態，四四一年，羅馬人撤淨的前一年，薩克森人開始渡海移入不列顛島。此後一百五十年間，直到六世紀末，三種生活語言相近的西日耳曼人一批一批地移植島上，一方面奪占原來科爾提居民的土地，一方面相互爭奪，混戰狀態長期地籠罩島上，沒有統一的王國出現。
到五世紀末，西方只剩下高盧北部在名義上仍然直屬於羅馬帝國（當然是屬於拜占廷的皇帝，西方此時已無皇帝），但這塊地方也不能維持很久。四八六年原在萊茵河下游的法蘭克人（Franci）西侵，一鼓而占此地，並且很快地把勢力擴充到高盧的大部。
總結以上，到五〇〇年時，羅馬帝國西部的全部領土已經被六種日耳曼部族所奪占：在非洲的為汪達里人，在西歐大陸的為西哥特、東哥特、伯根第、法蘭克人，在不列顛島上混戰的為三個相近的部族。拉丁語部分的帝國土地已經全部陷落了。但希臘語部分的東方則基本上仍然完整，正如五胡亂華後的中國淮水流域以南仍然完整一樣。
六、遊牧部族的結局
公元三〇〇至五〇〇年的兩個世紀間，由太平洋岸到大西洋岸亞歐大陸的所有土著帝國都遭受到遊牧部族或半遊牧部族的嚴重破壞，遠東的中國和泰西的羅馬並且喪失了大量的土地。暫時地看，由表面現象上看，遊牧部族的威力是銳不可當的。但遊牧部族有它基本的弱點，決定它在與土著國家的鬥爭中最後往往要淪入劣勢。
遊牧部族的根本弱點就是人口太少、生產力太低，整個的經濟基礎過度脆弱。以遊牧或畜牧為主或僅有初步農藝的部族由於生產低下，與土著國家相較，人口根本不成比例。它們唯一的優點是牽掛較少、流動性較大，所以當土著地帶由於內部矛盾尖銳化而各種力量互相牽制、互相抵消，以致不能團結對外時，甚至一部力量聯合外力而對內鬥爭時，遊牧部族才可比較容易地乘虛而入，征服人口眾多，經濟比較雄厚的土著大國，否則它們就只能擾邊，而不能深入內地。
一般地講，遊牧部族只有在把較弱的土著地區征服後，才有可能另創新局。生產尚低、人口不密的古代國家如被征服，人口可以大部被屠戮、被奴役、被驅逐流亡，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可以全部被破壞，成為丘墟，原有的政治機構以及社會機構可以全被毀滅。在這種情況下，征服者可以另起爐灶，再經氏族社會而進入一種新型的國家階段。如公元前二〇〇〇年以下歷屆征服兩河流域的各部族，如公元前二〇〇〇至前一〇〇〇年征服古印度北部的雅利安人，如公元前一四〇〇年以下征服愛琴世界的希臘人，都屬於此類：原來當地的人口基礎、經濟基礎、政治基礎，以及包括語言在內的全部生活方式都被徹底粉碎，等於一種巨大的天災把一個地方削平，原地的殘餘人口和殘餘物質條件只能作為新局創造中的原始資料，創造的動力全部地、最少是大部地來自比較落後而社會機體完整的征服者部族。這在上古前半期，即生產力一般低下的銅器時代，是曾經不止一次發生過的使歷史臨時倒流的現象。
反之，對於經濟基礎富厚，人口稠密的土著國家，遊牧部族是只能搖撼而不能根拔的。他們可乘虛入侵，但最後或是被驅逐，或是被消滅，而最普通的則是被同化。在上古前半期的世界中，經濟最為富裕，人口最為繁盛的國家大概是埃及，尼羅河的特殊條件使埃及在當時富甲天下，所以公元前一七〇〇年前後入侵的喜克索人（Hyksos）可以統治埃及一百多年，但最後仍被驅逐，埃及仍然完整如故。這在上古前半期是一種例外的情況。到上古後半期，進入鐵器時代之後，情形大變，個別的土著地帶雖仍有被遊牧部族徹底毀滅的可能，但一般地講，特別是較大的國家，已根本沒有這種危險了。上古晚期中國和羅馬兩大帝國都曾大量喪土，但征服者最後都沒有能逃脫被逐、被殲或被同化的命運。
先看一看匈奴。公元三七五年到達黑海北岸，征服併吞並了東哥特人的匈奴繼續西進，占據了匈牙利高原，並以此為中心而在東歐和中歐建立了一個與羅馬帝國的北疆並行的帝國。到亞提拉（Attila）在位時（約四三三年—四五三年）匈奴帝國大強，敗取後日的南俄（四三五年），攻君士坦丁堡（四四五年），羅馬皇帝被迫納貢。西轉，攻入高盧（四五〇—四五一年），不僅威脅羅馬帝國，並且也威脅了已經進入帝國的日耳曼人。帝國與日耳曼人臨時結為聯盟，於四五一年六月在高盧東中部的卡塔羅尼之野（Campi Catalauni）打了一次大戰，匈奴失利，但並未失敗。次年，亞提拉的大軍侵入義大利。再次年，亞提拉死，匈奴帝國瓦解。至此，被迫編入匈奴隊伍將近八十年的東哥特人才又恢復了獨立，又過了三十多年才征服義大利，建立了東哥特王國。
四五三年後，西方匈奴的政治中心移到南俄，不久分裂消散。從此以匈奴為名的遊牧部族就不再見於歐洲歷史。
由中國邊外西遷而最後停留在中央亞細亞的一股匈奴，於四五五年左右沖入印度，不久破滅了印度北部的笈多帝國。大約在四八四年，匈奴又大敗波斯，並奪取了一部領土。但到五〇〇年以後，匈奴人失敗了，他們先被逐出印度，不久又被逐出波斯。波斯仍不放鬆，又聯合突厥人，驅逐占有烏滸水流域的匈奴人（五六三—五六七年）。此後數百年間，雖間或仍有小股的匈奴人在此一帶活動，但對波斯和印度已不再是嚴重的問題了。
在西方和中亞的匈奴尚未形成強大勢力以前，中國方面的南匈奴已經入主中原，至三二九年匈奴與羯人合流，統一黃河流域，稱為趙國。此種局面只維持了二十年，三五〇年以冉閔為首的中國勢力由內部攻襲胡羯，胡羯人大部被殺，一部逃散，從此以匈奴為名的有組織的力量就不再見於中國的歷史。
由中國到羅馬，強大一時的匈奴，不是被殲滅，就是被驅散，在歷史上並未留下顯著的痕跡。
匈奴人以外，侵入土著地帶的遊牧或半遊牧部族，在中國方面有氐、羌、鮮卑，在羅馬方面有各種日耳曼人。在五世紀間，羅馬帝國全部的西方領土已都被各族日耳曼人分別割據為王國。帝國政府（現在只有君士坦丁堡的一個政府）對此當然是不會甘心的，只要有可能，它必企圖收復西土，正如東晉和後繼的南朝屢次地北伐中原一樣。天下大一統的政治理論，在遠東和泰西兩大帝國中都已深入人心，不僅表現為統治階級的政治欲望，也表現為一般人民的政治感覺，晉宋的北伐和拜占廷的西伐可說都是歷史的必然。過去許多歷史學家富有事後的卓見，說他們根本沒有長久成功的希望。這種事後的聰明，實際並不說明任何問題，歷史的發展如果是按照百分之百穩妥的估計而進行，也就不成其為歷史了。我們只能說，假定南朝沒有北伐，假定拜占廷沒有西伐，那反倒是不可思議的，反倒成為必須解釋的奇特現象了。至於說北伐和西伐都有擴大剝削麵的因素在內，那也是不言而喻的。過去的統治階級，只有要有機會，無不企圖擴大剝削麵，所以此一方面的概括之論也不能說明什麼問題，我們必須具體地了解每一次的特殊情況。
我們上面不厭其煩地反覆申說，是因為新舊的歷史書中都充滿了對於拜占廷西伐的不著邊際之論（關於南朝北伐，過去和今天似乎還都未有怪論發生），唯一無人提出的就是西伐的必然性，而這正是此一問題的主要方面。制定並且推行西伐政策的皇帝為茹斯廷年諾（Justinianus，五二七—五六五年），在他的推動下，帝國又收復了汪達里人占領的北非洲（五三三—五三四年）和東哥特人占領的義大利（五三五—五五三年），並從西哥特人手中奪回西班牙的東南角和西班牙東岸外的島嶼。高盧的全部和西班牙的大部，帝國無力收復。我們由茹斯廷年諾一生事跡來看，他是一個有通盤籌劃的人。當時波斯盛強，羅馬與波斯交界處的邊防是相當嚴重的，西伐可能包含著以西方的人力物力支持東境邊防的一種想法。但他即或有此想法，那也是附帶的，主要地是他認為西土必須收復，而現在在能力上有此可能，所以當然一試。
所收復的西土，沒有能夠長久保持。北非洲保持最久。五六五年茹斯廷年諾死後沒有幾年，西班牙岸上的復土大部就又為西哥特人奪回了。五六八年另一種日耳曼人，即朗巴第人，由今日的德國進入義大利，很快就占有了半島內地的大部，帝國的勢力主要地限於沿海的城市。
到五七〇年左右，我們可以說，局面已經清楚，帝國是沒有驅逐或殲滅西方日耳曼勢力的希望了，這就最後確定了東西兩部的發展將要不同，東方可在穩定的中央集權統治下建立中古式的封建制度，而西方則須在落後的日耳曼部族統治下經過氏族社會轉入封建社會的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時期。
西方雖未為拜占廷所確切收復，但日耳曼人仍然不能逃脫第三種命運，就是同化的命運：義大利、西班牙、高盧的日耳曼人最後在語言上、在生活方式上都拉丁化，實際變成拉丁人。因為他們人少，生活簡單，最後必須接受多數人較為複雜較為豐富的生活方式。
但不列顛、德意志、斯堪的那維亞三地的情況不同，所以發展也不同。不列顛島上的拉丁人已經全撤，當地的科爾提人似乎人數不多，無力抵抗強敵，最後都被屠殺、被奴役或被驅逐，結果島的大部成了清一色的日耳曼族地區，所以同化的問題根本不存在。德意志和斯堪的那維亞向來不是羅馬帝國的領土，沒有拉丁人，拉丁化的問題當然也不會發生，而只有較為緩慢地轉入階級社會的問題。
中國方面，匈奴消滅後，經過一度混亂，鮮卑又統一了華北。南朝收復中原的企圖，每次都失敗了。但為數稀少而生活方式簡單的鮮卑人，處在中國人口和中國文化的大海中，只有浸化於中國機體之內的一條道路。四三九年鮮卑人的魏朝才把華北完全平定，此後不過三十年的時間，鮮卑人的同化進程已經很深，所以就已有條件使魏孝文帝（四七一—四九九年）有意識地、全面地、徹底地推行同化政策，用法律方式命令鮮卑人在語言、衣著、婚姻以及日常生活上都認真地追隨中國原來的居民。一些鮮卑遺老消極地甚或積極地表示反對，都不能阻止歷史的發展。後來邊地的鮮卑武人爾朱榮雖到洛陽大事屠殺放棄鮮卑生活方式的王公大臣（五二八年），也不能挽回歷史的大勢。此後又經過幾十年的政權變換，到五七七年北周統一中原時，北朝根本已是中國的政權，與南朝沒有分別。語言及生活方式的差別消除之後，南北統一的阻礙已不存在。南朝由於門閥勢大，中央虛弱，而北朝則中央集權的趨勢較強，所以最後（五八九年）是北朝併吞南朝，分裂了二百七十年的中國通過中國王朝身份的北朝再度實現了大一統的局面。
經過遊牧部族的一度侵擾和征服之後，到公元五七〇年左右，羅馬、波斯、印度、中國四大古國的局面都已澄清了。羅馬帝國已無重新統一的可能，東西兩部已註定要通過不同的途徑轉入封建社會。波斯、印度、中國在遊牧部族入侵以前都已先後形成封建局面，遊牧部族的入侵在三國都引起人民的遷徙和墾殖，而在入侵的遊牧部族方面則都經過了定居和封建化的一個過程，在三國封建的發展都加廣和加深了。印度和波斯的匈奴最後被驅逐，但也留下一部人口，使兩國原有的封建局面更豐富多彩了。
七、遊牧部族的歷史地位
以上我們把上古後半期一千六百年間的遊牧世界史和遊牧土著關係史作了一個概括的交代。最後，我們試圖估量一下遊牧部族在全部世界史上的地位。關於此點，我們可分兩個方面來考慮：一、遊牧部族對世界文化的貢獻；二、遊牧土著關係與上古史的結束。
關於遊牧部族的貢獻，主要的有三點。第一，就是馴馬的傳遍世界。除中國早期用馬，問題尚多不明，須待進一步研究外，其他古代世界所有土著國家的用馬，都是直接間接由遊牧部族學來的，而中國最末一步的對馬使用，即騎射法，也來自遊牧世界。
馬的使用，特別是馬的乘騎，不僅根本解決了遊牧世界的交通問題，也在極高的程度上改變了土著世界的交通面貌。在此以前，不只遊牧世界尚無具有國家雛形的較大部族聯盟出現，在土著世界也沒有創立過土地遼闊的大帝國。主觀上自認為概括全世、客觀上也的確統一了一個複雜龐大的自然區的世界性帝國，都是騎馬之後的事。公元前五五〇年左右波斯帝國成立，疆域由中亞達地中海海岸。公元前二二一年，秦並六國，隨後又南北拓土，大一統的中國初次顯露了後日的宏偉面貌。公元前三十一年羅馬帝國成立，除了把地中海變為帝國的內湖不計外，在陸地上混一了整個的西歐南歐、西亞和北非。這三個大帝國的成立，當然各自有它的經濟基礎，但無論帝國的創立或帝國的維繫都另有一個必需條件，就是戰馬和驛馬，尤其是驛馬。三大帝國成立後，都大修馳道或驛道，作為維繫帝國的交通網和神經系統，而在這個神經系統中日夜不停地來往飛馳的就是經過精選的良騎驛馬。交通不是一個國家建立和維持的決定條件，但卻是一個必需條件；一個大國而沒有解決迅速傳達消息和遞送公文的問題，即或勉強建成，也必然很快地瓦解。沒有近代交通工具，我們很難想像近代國家，尤其近代大國如何維繫；經濟基礎比較落後，民族意識比較薄弱的古代大國，如果沒有驛馬，我們將難以想像它們怎能存在。遊牧部族的騎馬術，是推進土著世界歷史發展的一個重大力量。
遊牧部族的第二個貢獻就是服裝。以古代世界歷史重心的亞歐大陸而論，進入公元前一〇〇〇年時，在服裝上，偏北的遊牧世界是上衣下褲（窮褲）。偏南的土著世界是上衣下裳（裙或套褲）。經過此後一千年以上的發展，遊牧世界的服裝已成為世界服裝的主要形式：通過騎射的傳入，通過遊牧部族的大量移入土著地區和參加了土著世界的歷史創造，整個溫帶的服裝都已形成了遊牧世界的風味。只有熱帶和部分亞熱帶地區仍然保留上衣下裳的古風。
以上兩點我們前面都已提到。遊牧部族的第三個貢獻就是他們作為亞歐大陸東西之間交通媒介的地位。自中國而中亞、伊朗、印度，而西亞、歐洲，交通和通商都須通過大草原的一部或全部。遊牧部族維持東西的交通，對他們自己也是有利的，過路稅形成他們一種重要財源。同時東西文化的溝通和交流，當然也經過這一地帶。陸上交通線外，還有經中國海、印度洋而達波斯灣或紅海的海上交通線，但海線成為東西之間主要的交通線，是十六世紀後東西航線大通之後的事。在此以前，陸上交通線始終具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上面是對遊牧部族歷史貢獻的估量。遊牧部族歷史地位的第二個方面，就是有關世界上古史結束的問題。上古時代各重要土著國家的歷史發展，儘管是有一定重要程度的聯繫性和一致性，但由於生產力的低下，由於交通工具和交通技術的簡陋，各國各區各自具有較高程度獨立發展和分別發展的一點，也是不能忽視的。與近代不同，在古代世界一系列較大國家或較大地區中，我們不能說何地何區是具有典型性或主導性的，所以在上古時代結束的問題上也不能以任何一地為標準，而只能抓住重大承前啟後作用的一種關鍵性的變化，作為上古、中古的斷代標識。六世紀末，五七〇年左右，由中國到羅馬擾攘了幾百年的遊牧土著關係的澄清，是最恰當的此種標識，所以我們把上古史的學習就結束在公元五七〇年的分界線上。
［原載《南開大學學報》（人文版）195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