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史論集 · 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質
本文的目的，主要的是要列舉並說明二千年來基督教會的宗派分化和宗派性質。要徹底說明宗派性質，必須結合經濟、社會、政治、歷史條件，作一種深刻的歷史唯物主義分析。這個工作，至今尚無人認真做過，也不是筆者所能勝任，同時也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負擔。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只準備作一種極概括的說明；說明是否正確，希望大家批評指教。
關於派別分化本身，也是複雜至極的，不可能在一篇短文中全部列舉，我們只準備把重要的分化，即或在歷史書中，或在實際生活中，遇到的機會較多的派別列舉說明。
原始的基督教本是公元一世紀羅馬帝國內部城市中勞動人民，包括獨立手工業者、奴隸、無固定職業的貧苦市民，以及其他地位不穩定、生活無保障的人民的一個反抗帝國統治的運動，是歷史上時常出現的以宗教方式反抗統治階級的一個人民運動。這個運動先在羅馬帝國東部，即希臘語地區傳播，後來向西傳到拉丁語地區。最初各城各地的信徒團體各自為政，後來各地發生聯繫，但地方與地方之間尚無統屬關係。
羅馬帝國的政府，先是想要撲滅這個人民運動。撲滅不成，只有承認它的合法性（公元三一三年）；由於它的力量的強大，最後並進一步加以利用，承認它為帝國的國教（公元三九二年）。自從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之後，統治階級的人士也開始大批進入教會，教會急劇變質，到成為國教時，基本上已是與帝國政府並行的一個龐大的統治機構。
成了統治機構之後，基督教教會隨著帝國經濟、政治以及對外關係的發展而發展，問題日愈複雜。原屬統一的教會，隨著帝國的希臘語區與拉丁語區的分裂趨向而也日趨分裂。東西的鬥爭，每次都有宗教信仰或信條為藉口，實際純為政治之爭。五六世紀間，東西的糾紛實際已經導致了東西教會的分裂，但最後的分裂是到一〇五四年才實現的。自此東部的教會，即所謂拜占廷帝國的教會，自稱為「聖、正、公、宗徒、東教會」，簡稱「東正教」，俗稱希臘教。西部的教會自稱為「聖、公、宗徒、羅馬教」，簡稱「羅馬教」或「羅馬公教」，傳入中國後稱為天主教。
東正教是與拜占廷帝國政府並行的一個宗教統治機構，而拜占廷的統治階級是以希臘人或希臘化的人為主的。除希臘人或希臘化的人之外，帝國還包括了許多語言不同、歷史不同、生活習慣不同的其他民族，他們對於希臘重心的拜占廷統治是時常反抗的，而在當時的條件之下，宗教的爭辯就成為最有號召力的反抗旗幟，在公元五六世紀間拜占廷帝國內部出現了各種異端，即在教義的某一點上與希臘正教表示分歧的派別，實際就是非希臘的各族人民用以反抗拜占廷統治的民族宗教，其中重要的有六種：景教、一性論派、一志論派、亞美尼亞派、埃及派、衣索比亞派。就反希臘統治方面言，這些派別都是有民族意義的進步運動。但一旦成功之後，它們也與希臘教一樣，都是封建統治的一種機構。並且由於希臘教及分化各派流行的地區並沒有自行發展資本主義，而是只到近代晚期才在西歐影響之下或多或少地有了資本主義，所以無論希臘教本身或分化各派都始終是封建性的宗教集團，沒有類似西方教會系統隨著資本主義的出現而發生的複雜分化現象。
西歐的羅馬教，在中古時代，與東正教一樣是封建統治機構，兩者只在表現的形式上有所分別。東方由於有一個強大的帝國政府，教會始終是一個處在第二位的輔助機構。西方由於沒有一個統一政府，所以超國界的羅馬教會能夠演化成為一個中央集權，與各國政府不僅分庭抗禮，並且企圖控制、甚至統治各國政府的一個宗教兼政治的權力機構。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羅馬教廷；教廷的中樞人物就是教皇。
中古晚期，西歐資本主義萌芽，發生了賦有資本主義性的革命，就是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在這個運動中，在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條件下，出現了三個大的改革運動，後來形成了西方基督教新派的三個大宗，即以德國及斯堪的那維亞各國為主的路得宗，以英國為主的安立甘宗，和當初以瑞士及法國為中心而後來傳播到荷蘭、英國、蘇格蘭以及其他各國的加爾文宗。此外有更為激烈，民主色彩特別濃厚的浸禮宗和公理宗，十六世紀已經興起，到十七世紀才形成較大的勢力，最後形成勢力的地方主要是在英國。十七世紀中期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又有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朋友會或公誼宗出現。十八世紀，由英國安立甘宗的國教中又分化出一個大宗，就是衛斯理宗。所以由十六到十八世紀的三百年中，在西歐共分化出路得、安立甘、加爾文、浸禮、公理、公誼、衛斯理等七個重要的宗派。此中特別可以注意的一點，就是除路得宗外，都與英國有關：或由英國發生，或在歐陸發生後而在英國得到重要的發展。這大概是由於英國在當時是資本主義發展最高的國家，所以一切有關的發展都與它有聯繫。
法國革命以後，進入十九世紀，隨著資本主義的高漲，基督教新教的派別分化層出不窮，反映資本主義社會各階層，各重要職業集團，以及地方性的不同利益和各種特點。這一段發展以英美為主，美國的地位尤其突出。法國革命以後，歐洲大陸各國的階級關係和階級矛盾，一般地不再表現為宗教的形式，而表現為社會主義的或反社會主義的形式。而英美不同，美國尤其不同。在英美，社會主義和反社會主義雖是階級矛盾表現的主流，但宗教形式的運動也形成一個重要的副流，在美國尤其不能忽視。
美國的宗教派別最為複雜，須待研究的問題特別地多。歐洲各國的移民把他們原來的宗教派別都帶到北美，所以歐洲所有國家的一切基督教派別在美國都可找到。同時，美國開發廣大新地的歷史和開發新地及發展資本主義過程中的各種錯綜複雜的階級關係和階級矛盾，在一百多年間據說產生了二百種上下的大大小小的基督教派別。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這一段歷史仍是歷史科學內部的一個缺門。在目前的條件下，只有美國學者能夠掌握足夠的資料，對此問題進行研究，但美國學者還沒有重視這個問題。站在教會的立場所寫的作品是有的，但那都不能說明問題。比較客觀的美國學者，有時在著作中觸及這個問題，但都不夠透徹。至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者，在美國是為數不多的，而這少數人都有更迫切的工作等待他們去做，無暇顧及這個問題。所以近代史中的這一個線索，只有留待將來才能釐清。本文對於十九世紀以至二十世紀美國的此一發展，不準備予以介紹說明。在比較專門的美國史的作品中，可以遇到這些派別，但在世界史的作品中很少提到它們。進入二十世紀後，它們有一部分傳入中國，但在中國的基督教中都只形成地方性的小派別，在新中國成立前我們一般人就很少有接觸到它們的可能，今後遇到它們的機會恐怕更要微乎其微了。
但十九世紀有兩個新的發展，我們必須一提，就是十九世紀中期的基督教青年會和十九世紀晚期的救世軍。後者是一個特殊的宗教派別，前者根本不是一個宗教派別；兩者都導源於英國，而在美國發展壯大。它們雖主要是英美的宗教運動，影響卻擴及世界的每個角落；傳入中國後，也曾活躍一時。
上面我們把兩千年來基督教的發生、發展、分化的過程作了一個概括的介紹。下面我們把已經提及的各派，逐一予以比較具體的說明。
先談東正教和東方各派，這主要是上古晚期和中古初期的問題。八世紀以下，一直到近代，基督教東方系統內沒有重要的新發展。
東正教就是原始的基督教教會，西歐的基督教（後來的羅馬教）還是從東方傳去的。在宗教信仰及教會組織上，東西兩部基本上一致。信仰的問題不必多談，有些問題在說明各異端派別時自然要提到。在組織上，全帝國分為很多教區，教區由主教負責主持，主教賦有神權。幾個主教之上有一個大主教或總主教，自有教區，同時又監督附近幾個教區的主教。在大主教之上，帝國內又有幾個宗主教（希臘Patriarches；拉丁Partriarcha），最後由於複雜的歷史發展的關係，其他的宗主教都喪失了實質上的地位，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和羅馬的兩個宗主教，東西對峙，在東西分裂之後，分別統轄東西的兩個教會。
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就是東正教的宗主教，統轄拜占廷帝國的全部教會。但由於有一個操持軍政實權的皇帝，這位宗主教在統治機構中只有退居第二位，東正教始終是在政府控制之下的一個宗教機構。
中古初期，東正教傳入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俄羅斯。南、保、羅三國直接或間接地都在拜占廷的統治控制之下，在宗教上當然也要服從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俄羅斯在政治上始終是獨立於拜占廷帝國之外的，但當初在宗教上仍是附屬於拜占廷的宗主教。十五世紀拜占廷帝國為土耳其人所滅，除俄羅斯外，土耳其帝國征服了所有信仰東正教的地方，並仍繼承拜占廷的政策，利用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為統治境內基督教信徒的工具。但俄羅斯至此自然不會再甘心在宗教上受制於一個異教政權操縱之下的宗主教，所以在中古晚期就產生了自己的宗主教。彼得大帝時，廢宗主教，成立至聖部，為政府機構的一個部門，統轄全國的教會。十月革命後，政教分離，俄羅斯東正教又恢復了宗主教，經過二十多年的錯綜發展，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蘇聯政府正式承認了這個宗主教的地位。
東正教在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上，不分國界，一向是統一的。宗主教的多少或有無，僅是教會行政的問題，不直接影響到各國教會和信徒的宗教生活。
現在我們再回到上古晚期的拜占廷，看一看這個帝國內部或邊境以外的各種異端。
第一派可以注意的異端就是中國史上的景教，創始人為五世紀初期曾任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聶斯托略（Nestorius），所以在歐洲文字的書中稱為聶斯托略派。此派與東正教的糾紛，發生在對聖母的稱呼上。東正教稱聖母為「上帝母」，景教主張稱為「基督母」，在這個問題上就分裂出新的派別來。景教先在拜占廷帝國內部活動，後來傳入波斯帝國。波斯內部原已有基督教的勢力，至此絕大多數信徒都皈依聶斯托略一派，乃波斯在政治上和民族上與希臘人的拜占廷帝國對立的宗教表現。他們在波斯自立宗主教，廢希臘語，而以敘利亞語為宗教語。此派在中古時代大事向外宣傳，勢力達到阿拉伯、印度、錫蘭島、南洋群島、中央亞細亞各地、中國。傳入中國為公元六三四年（唐太宗貞觀八年），在中國流傳甚廣，公元七八一年（唐德宗建中二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紀教義及在中國活動情況。此碑現存西安碑林，碑的側面列有波斯傳教士的名氏，所用的就是敘利亞文。作為一種活的語文，敘利亞文現已不存，但專家仍能閱讀。中國的景教後來消沒，印度的景教一直流傳至今，教徒集中在印度南部的西海岸。
一性論派（Monophysites），又稱雅各派（Jacobita），特別尊重六世紀的一位雅各·巴拉牒（Jacob Baradaeus）。東正教認為基督兼有神人二性，此派相信基督只有一性，即以神性為主的神人合一性。此派流傳於敘利亞、埃及、衣索比亞。一般特稱敘利亞的這一派別為一性教或雅各教。此派在敘利亞以敘利亞語為聖語。
一志論派（Monothelites）特別推崇一位歷史不詳的瑪倫（Marun），所以又稱瑪倫派。他們在信仰上與一性論派相近，認為基督的神人二性賦有統一的意志，東正教則認為神人二性的兩個意志相調協。此派盛行於黎巴嫩山與海岸之間的地方，大致就等於今天的黎巴嫩國境。他們在正式宗教活動中也用敘利亞語。
亞美尼亞派，就是亞美尼亞的基督教。歷史上的亞美尼亞今日分屬於蘇聯、伊朗、土耳其三國。三世紀末或四世紀初基督教傳入，六世紀中期脫離東正教而獨立。教義接近於一性論，而在神道學的術語中又創出與一性論不盡相同的一些詞句。此派以亞美尼亞的民族語言為聖語。
埃及教派，就是埃及的一性論派。特稱它為埃及派，乃是近代歐洲人的一個說法，所採用的是阿拉伯語稱埃及本地人的一個名詞：Kubt或Kibt。此派乃是未曾希臘化的埃及居民的基督教，用埃及語為聖語。埃及語與敘利亞語一樣，現已消滅，只有專家能讀。今日埃及、敘利亞、黎巴嫩的基督徒，在宗教活動中用阿拉伯語。今日埃及和敘利亞的居民，多數信仰伊斯蘭教，只在黎巴嫩基督教徒仍然稍多於伊斯蘭教徒。
衣索比亞派，就是衣索比亞國的基督教。對於這個國家，中國過去隨從歐洲人的習慣，稱為阿比西尼亞，現在我們尊重他們本國的習慣，改稱衣索比亞（原文Ityopia，希臘Aethiopia）。此地自古就受埃及文化的影響，五六世紀間基督教由埃及傳入，也屬一性論派。此地基督教教會的首領由埃及一性論派的宗主教任命，在教會組織系統上處於從屬地位。但衣索比亞的教會實際一向是半獨立的，今日更趨獨立。它的宗教語為本地的衣索比亞語。
以上這些派別，都自稱為「正教」或「聖教會」，我們所列舉的名稱都是反對者（特別是拜占廷帝國的官方東正教）給它們起的名稱，歷史書中為清楚分別起見，一般都採用這些名稱。「景教」一詞是中國在唐代所創。
現在談一談西歐羅馬教的系統，這主要是中古和近代的問題。
羅馬教在教義上與東正教實際沒有分別，但它們在上帝的三位一體論中強事造出一種分別。三位就是父、子、聖靈；在談到三位的相互關係時，東正教說是「聖靈由父而出」，羅馬教說是「聖靈由父子而出」，一字之差就成了東西分裂的焦點。這究竟是一個什麼問題，我們不必企圖去了解，古今沒有任何人真正了解它。真正的問題當然不在這裡，整個的鬥爭主要是一個政治鬥爭。
羅馬城的主教原是羅馬帝國西部的宗主教，但由於帝國古都及一些宗教傳說的歷史關係，這位宗主教從很早就說他在宗主教中有特殊的地位。五世紀末以後，西方不再有皇帝，更加強了這位宗主教的獨立性，不只在純宗教事務方面，在教會行政方面他也漸漸成為西歐教會的直接統治者和唯一統治者。那也就是說，他成了教皇。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當然不承認這一套，東西教會的分裂是必然的和無可避免的。
中古時代羅馬教的勢力普遍西歐和中歐，宗教語為拉丁文。至今全世界的羅馬教，包括中國的天主教，正式的宗教語仍為拉丁文。
中古晚期，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擯棄純封建性的羅馬教，另創合乎市民和新興資產階級要求的新宗教的運動，普及西歐，尤其是西歐的北部。各派在教義和儀式上與羅馬教的分別，是相當複雜繁瑣的問題，除為說明問題必須提及的部分外，本文不準備予以介紹。一般說來，它們在各方面都是比較簡單化的宗教；正如恩格斯所說，它們都是「省錢」的宗教。新時代的這些新的教派，不再有所謂宗教語或聖語，它們在各地都用地方的民族語甚至方言去從事宗教的活動。另外，所有新派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它們都不再承認教皇。
路得宗（德Luthertum；英Lutheranism）發祥於德國，普遍傳播於丹麥、瑞典、挪威、冰島，到近代美國也是一個路得宗盛行的地方。傳入中國後，由於派遣國家或派遣團體的不同，名稱也不一致；在中國內部也有新的發展，更增加了名稱的混亂。路得會、行道會、中華信義會、中華基督教會等等，都是路得宗在中國的名稱。
安立甘宗（Anlicanism；Church of England）原是英國的宗派；美國及英國各自治領以及殖民地，都有這一派的勢力。傳入中國後，在多數地方原稱安立甘會，自一九一二年後改稱中華聖公會。由於英國的資產階級是最富於妥協性的，是最熱中於一些封建殘餘的，在宗教上，英國國教的安立甘會仍然保持封建意味濃厚的主教制。
長老宗（Presbyterianism）又稱加爾文宗（Calvinism），創始於十六世紀的法國人約翰·加爾文（Jean Calvin），但後世此派的重心在英國、蘇格蘭、荷蘭、美國。此派當初是中級和中上資產階級的運動，在教會行政上比較民主，在宗教信仰上比較強調個人主義。傳入中國後，稱長老會、復初會（Reformed Church）等，近年又稱中華基督教會。
公理宗（Congregationalism）當初為中下資產階級的運動，進一步強調民主，一切宗教事務都由信徒通過會議討論決定，這就是「公理」——公眾管理。牧師對教徒負責，沒有絲毫的神權意味。此派傳入中國，稱公理會、倫敦會等，近年又稱中華基督教會。第二次大戰前後的一個時期，幾個性質比較接近的基督教新派，在中國趨向於合作以至組織上的混一，所以路得、長老、公理三宗都稱中華基督教會。
浸禮宗（Baptist Church）在性質上與公理宗根本相同，它的特點就是堅持行洗禮時必須全身浸入水中，只洗前額是不算數的。傳入中國，稱浸社會、浸信會等。
公誼宗或朋友會（Society of Friends）是十七世紀英國小資產階級和中下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和平等主義傾向在宗教上的表現。外人給他們起綽號為貴格人（Quakers），意即「抖盪的人」，形容他們禮拜時由於「神感」而身不由己地抖盪。他們自己有時也採用外人對他們諷刺的這個名稱。此派根本無牧師，信徒之間完全平等，宗教禮拜也沒有固定的儀式。他們反對一切尊稱和敬禮，信徒之間互稱「朋友」。他們拒絕當兵，實際上等於否認國家。在戰爭時他們同意參加救護工作。傳入中國，稱公信會、貴格會、基督教公誼會等。
衛斯理宗（Wesleyanism）又稱循道宗或循理宗（Methodism），創始於十八世紀英國安立甘會牧師約翰·衛斯理。他本想在安立甘會內部從事改革；不成，才另立宗派。十八世紀的英國國教過度形式主義化，忽視內心的宗教虔誠，而在一定範圍內宗教虔誠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事業和勞動情緒的。衛斯理宗就是特彆強調內心虔誠的一個宗派。傳入中國，先稱美以美會（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後又稱監理會、中華循理會、中華基督教循道公會、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等。
以上是十六至十八世紀的一些新宗派的情況，下面我們介紹一下十九世紀新興的兩個宗教機構，即基督教青年會和救世軍。
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一八四四年成立於英國，不久傳入北美，在美國異常迅速地發展壯大。青年會不是一個教會，會員亦不一定要是基督教信徒，但青年會的機構是由基督教新教各派的信徒聯合組成，聯合負責。青年會一般地只設在城市中，很少從事農村中的活動。活動的對象為青年、學生、工人上層分子及一般知識分子。活動的方式為遊藝、旅行、露營、各種學習和講演、不拘形式的宗教學習、公寓宿舍的供應，等等。正式提出的目的為增進青年的「精神發展」。十九世紀四〇年代正是英國工人和人民的憲章運動高潮方才過去的時候，也是美國工人運動方才開始的時候，青年會擔負了把一部分工人和可以進步的青年引上漠視現實、粉飾太平、消磨光陰於各種庸俗活動路上的反動使命。各地的青年會都由當地的資本家大力支持，各派教會所不能籠絡的青年有許多都被青年會席捲以去。十九世紀晚期，青年會傳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切國家，除開在資本主義國家所做的工作照樣去做以外，它又是培養買辦思想的大本營，並且利用一切機會去拉攏官僚政客和買辦資產階級，去做一些政治投機的勾當。青年會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的帝國主義背景，是較一切基督教新派都要顯著的。
救世軍（Salvation Army）一八七八年成立於英國，在教義上強調衛斯理宗的內心虔誠和內心覺悟，宣傳的對象為城市中的工人、一般貧民和無業失業的遊民。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教會，組織形式完全照抄軍隊，教士有大將及各級軍官、隊長之類，教徒稱正兵、副兵。會中注重紀律，有如軍隊。救世軍由英國傳遍全世，在各國都使一部城市貧民和無產階級模糊了階級立場、消磨了革命意志，在「內心虔誠」及「軍隊紀律」中去過一種幻想的和自我麻醉的生活。十九世紀七〇年代晚期，已到了帝國主義階段的前夕，救世軍在沖淡帝國主義階級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中，算是為新興的壟斷資本賣了極大的力氣。
青年會和救世軍，一個專門對付青年、工人上層分子和城市中的一般中級階層人士，一個專門對付普通工人和城市中的一般貧民；兩者合起來，是要對付一切可以革命的人民。十八世紀以上基督教新教各派的發生背景都相當複雜，十九世紀美國的各種新興派別還有待具體研究，唯有青年會和救世軍這兩個十九世紀出現的宗教運動，意義相當單純，它們是顯而易見地反工人運動和反社會主義的。這兩個運動都傳入中國，在新中國成立前基督教青年會的勢力遍及全國所有的大中城市，救世軍也插入多數較為重要的城市，在華北尤為活躍。
總括全文，兩千年來基督教是密切結合歐洲歷史的發展而發展的，到近代它又隨著資本主義而把影響擴及全世。在大的輪廓上，它各時代各階段發展的意義尚不難捉摸，但具體、細緻而科學的研究，仍有待歷史學界，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界進一步地努力。
（原載《歷史教學》1957年第1期）